社会政策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政策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段假期，一场天灾，一群人的行为，我们的“中国社会”复杂系统再一次表现出复杂的深层特征。我尚未找到合适的概念来涵盖这一深层特征。不过，它决定了复杂系统的三项表层特征，最近由经济学家奥墨罗德作了简要表述：（1）短期预测之不可能性；（2）新性质的自发涌现；（3）从同一初始状态可发生多重历史（Paul Ormerod，2005，“complexity and the limits to knowledge”，《Futures》vol. 37，pp. 721-728）。

在较早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各类“新知”中，关于“复杂系统”的知识与哲学或许是理论内涵最丰富并且政策意义最显著的一门科学。当我们面对复杂系统时，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它，不是沉迷于细节，而是直面“总体”现象。

借用桑塔费学派的简明语言，假设每一行为主体只熟悉它附近的局部环境并由此作出简单的适应性选择，那么，由大量这样的行为主体组成的群体将表现出复杂系统的特征。如奥墨罗德所论，这时，短期的群体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因为系统的另一特征是，不断地涌现出以往没有的性质；从而，系统的第三特征是，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换句话说，历史从来就是“非决定论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多元历史”观。

生活在具有上列复杂系统三项特征的社会里，我们每一个人怎样适应我们的生存环境呢？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密曾系统地把所谓“公正旁观者的合宜同情”原理运用于西方社会，并由此撰写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与稳态社会不同，在转型期社会，作为斯密原理的基础的“合宜的同情”――它对应于“一般均衡”的行为与情感，离散化为许多“局部的合宜性”――它们之间可以发生激烈冲突。今天，关于复杂系统的许多局部合宜性之间潜在冲突的研究，被称为“非均质网络”的社会科学或“网络物理学”。

基于“求生存”的本能和“要生存得更好”的欲望，在上述的复杂系统内，每一社会成员只熟悉与他相邻的社会成员们的行为和情感模式，在他熟悉的这些行为和情感模式中，他选择“最好的”。假如他如通常所表现的那样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么他会模仿“最成功的”――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选择”与“模仿”，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独立地选择，恰如没有人能够一模一样地模仿。

于是，我们看到，他选择“春节回家并且忍受拥挤效应”（学生和民工）；他选择“买车并且比不买车更多地污染环境”（都市白领）；他选择“制造或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并且由此获得金钱回报”（商人和学者）……概而言之，他选择“在名利场上更成功并为此而更深和更久地出卖良心”。

晚近的仿真研究表明，如果行为与情感的模式A对个体而言比模式B更成功，那么，在复杂系统内，只要采纳A的个体的总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模式A就会迅速取代模式B，而成为独占的行为与情感模式（参阅Martin Nowak，et.al.，2007，“the one-third law of evolutionary dynamics”，《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vol. 249，pp.289-295）。复杂系统的这一特征被称为“三分之一定律”，它广泛地出现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多年前已被诸如米尔格罗姆这样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并写入“管理经济学”教科书。

可是对于社会整体，三分之一定律意味着极大的麻烦――对交通运输系统，对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系统，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因为，自由市场所激发的行为与情感模式，几乎总是倾向于无限制地攫取资源――自然的和文化的，从而或迟或早总要引发社会成员旨在限制资源耗竭速度的集体行动。

篇2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机构;负向互动;社会控制;立法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8-0035-05

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展20多年来，运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究底在于政策性金融法律的缺失、缺位及相关立法工作的严重滞后。加强政策性金融领域的专门立法，依法治理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我国政策性金融运行、管理的法治化，无疑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呼声，从业界到学术界一直持续不断。专家学者从经济学、金融学和法学的角度，对政策性金融立法的理论依据、结构框架和国际经验等分别进行了先期研究（白钦先、曲昭光，1993;王伟，1994;吴晓灵，2003;段京东，2005;白钦先、王伟，2005;贾康，2010;王吉献，2015）。但是，从社会学视阈进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分析还比较鲜见。为此，本文运用社会学原理尤其是法律社会学及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的社会环境因素、社会控制的法律手段、法制体系及运作机制的构建等进行初步探究。

一、负向互动与越轨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生成的社会基础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互动，社会互动发生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之中，各行动者处于特定角色位置从而承担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经过对他人采取社会行动和对方做出反应性社会行动两个环节，这一互动过程才结束。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构成了制约与影响达到各自本身目标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情境下，各行动者只有在规范提供的相互影响框架内进行社会互动，那么这种互动才能得以持续;而一旦打破了规范，就会表现出负向越轨，互动难以进行，甚至被迫中断。如图1所示。

政策性金融领域各主体基于资本供求相互联系，表现出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行动者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农村企业等强位弱势群体。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资本的供给方，有通过出借资金获得收益的权力;中小企业等强位弱势群体是需求方，有自由选择低成本获取资金的目的。在政策性金融资源尤为稀缺的条件下，供需双方博弈过程中不断互动，整个政策性金融市场呈现出卖方垄断的特征。供需双方可以选择合作的互动方式，相互配合，为达到共同目的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可以共同获利，还会增加正的外部性。政策性金融的倡导与虹吸的基础功能便体现于此。政策性金融机构用直接的资金投放可间接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跟随从事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放款，当资金配套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再转移投资方向，开始新一轮的投资循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行动无疑释放出信号，表明了政府的扶持决心，这是隐性的国家担保，可以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降低其投资风险。两者协同投资的结果便会降低被投资地区和领域对政策性资金的依赖。若博弈双方在互动中形成对立的竞争性关系，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运用各自权力相互排斥，会影响政策性金融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拥有的政府背景决定了其享有得天独厚的优惠待遇。一旦政策性金融机构偏离政策性目标，无视经营原则，主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越位竞争于市场正向选择机制下的投资项目，盈利算其业绩，亏损由财政兜底，必然会产生将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人为加以混淆的动机。在这种负向互动下，强位弱势群体的资本需求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资本反而会逐渐流向单一盈利目标下的投资项目。由此可以看出，行动者之间的负向互动与政策性金融的宗旨背道而驰。按照机构设立的初衷，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主要载体，是国家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内在不足的工具。若其经营运作偏离了国家政策性目标，强位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发展权就难以得到保障。

从更深层次来分析，负向互动也极易导致政策性金融机构出现越轨行为（Deviance）。这里的“越轨”特指负向越轨，即破坏社会规范或违反群体与社会期望的行为（谢弗，2006）。与个人越轨相较，组织、机构违反规范的行为即群体越轨对社会规范的破坏更大。社会学家默顿的“手段―目标”理论认为，社会以文化传统方式界定了规范目标，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安排上缺少以制度设置方式规定的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当规范目标与规范手段之间失衡或不一致时，越轨行为或曰偏差行为、反常行为、失范行为就会产生。政策性金融机构因其性质及定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有着根本差异，业务范围理应依据明确的规范与之划清界限，充分发挥在各自业务领域中的比较优势，使金融资源的配置兼具效率与公平。在我国，有的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活动越位越轨即群体越轨问题相当突出，个别政策性银行凭借其特殊背景和特殊待遇，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将“市场化”与“运作”割裂，将市场化运作的手段同机构自身的根本性质、宗旨与职能割裂，不仅违法违规地同商业性金融机构展开不公平、不正当的市场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而且还将业务触角逐步延伸、扩张到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强调市场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性”本义本性，但不能断章取义地割裂政策性金融的宗旨和手段，更不能成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越轨经营并一以贯之的借口。市场化运作表层之下更亟须深层的制度设计，要解决的不单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问题，而是“可为和不可为”的难题，要从根源上防止越轨行为的产生。从约束和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行为的角度出发，为尽量减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负向互动，需要依赖一种稳定且持续的社会规范所提供的外部制约环境即法律制度。

二、法律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有效社会控制手段

个人或群体违反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的行为是越轨行为，缺乏合理规则的竞争是不公平竞争，并可能导致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会直接或间接地破坏社会秩序（王思斌，2010）。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旨在纠正社会成员（包括组织机构）的越轨行为，越轨行为也是社会控制的对象。在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E.A.Ross）看来，社会控制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指导、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社会成员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在自身价值观的指导下引发多维度、多方向性的社会行动，同时又会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为使互动朝着良性发展，得以持续，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有机统一。社会控制的基本功能便在于此，它为社会成员提供符合社会目标的价值观与相应的行为模式，制约彼此行为，协调互动关系;明确规定各自利益竞争范围，调节其利益关系。

另一位美国社会学、法学家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法律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使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法律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权威、最严厉、最有效、最普遍的社会控制手段，原因在于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以国家政权作后盾，由强有力的司法机构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这恰是其他社会控制工具不同时具备的。所以，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控制，不仅需要商业道德、组织纪律、社会舆论、群体意识，以及一般的机构条例、规章等来进行规范约束，而且迫切需要尽快上升到法律的最高层次上。法律的真正权威和效力不仅仅在于制裁，关键在于警示。

现代国家不仅越来越多地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律的制约范围，而且法律的社会控制这一特点在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中也体现得尤为全面彻底和淋漓尽致，其法律制度中普遍包含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目的、法律性质、经营范围、资金来源、监管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内部管理和处理外部关系设定了严格的法律框架。如日本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小企业发展所需长期资金，一般金融机构难以融通时，本公库予以资金融通;《日本开发银行法》同样在第一条中明确指出：日本开发银行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长期资金，促进产业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补充并奖励一般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明文规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特殊的公法法人地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以公法设立的法人团体。在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商业性金融之间竞争方面，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第20条确立了不得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原则，银行所从事的发放贷款、担保债务、购买公司债券、应政府要求取得资产要求权或进行投资等业务，只有在确认它们能产生利润以保证能够有投资回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规定了复兴信贷银行必须保持补充性与中立性两大原则，既要弥补商业性金融在诸多领域中的缺陷，又不得挟政策支持及政府优惠同商业银行不公平竞争。《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明确建立了稳定的财政拨付援助机制：该银行可以从政府借入资金……可以从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借入短期资金，用于满足现金流量需要或财务省规定的其他要求。针对监管机制，《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第12章则规定了：该银行由联邦政府指定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监督当局有权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该银行的业务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承担则严格规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职员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如日本《住宅金融公库法》第32条规定：公库的负责人在违反本法、融通法、保险法及基于上述法律的政令命令的，主管大臣有权将其解职。

我国政策性银行在20多年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权力寻租、定位不准、不良贷款规模偏大、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分散，甚至出现了超越政策性业务范围同商业性金融机构主动的、不公平竞争的越轨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织、运行和决策仅依据成立之初的内部章程，缺少专门的法律，使机构运作无序，监管也无法可依。“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作为稳定、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能够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越轨行为予以惩罚，并对规范行为做出正向引导。所以，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国际惯例与国内立法缺失的历史教训，呼吁我国加快政策性金融立法步伐，高度重视并采用法律这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在法治的框架内规范政策性金融改革。

三、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体系是实现法治化的前提条件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与教育功能为市场有效运转构建了一个有序的制度平台，同时提供了系统、完善的保障。立法的目的不在于对越轨行为的事后惩戒，而应注重事前的引导与警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当前，一些市场亟须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如政策性金融立法等法律制度安排仍然缺位，我国政策性金融现行的制度规则（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内部章程）也已滞后于发展实践，专门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治理与运行的法律尚属空白，法律的系统性、体系性还不强。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是保障和实现机构法治的基础，要实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政策性金融法制。法治也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政策性金融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政策性金融法治。从实现我国金融领域法治化角度来看，必须不加歧视性地将政策性金融上升到与商业性金融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重点做好政策性金融等领域的法规层级的完善和提升工作，构建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一）强化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国家建设与非市场治理机制

影响竞争行为、过程和结果的重要因素是竞争的规则。根据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的利益学说，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情境互动中，这三种利益不可避免会产生竞争甚至冲突，运用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即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决定、承认哪些利益，在什么范围内对其进行保障，如何保障。法律的社会控制最终目的便是以最小的成本消耗获得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反映出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念和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并实现社会的公平合理。这就要求政策性金融立法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干预或国家治理的主体作用，通过非市场治理机制公正地协调各方利益，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在宏观上对社会运行进行控制，既是人们的期望，也常常表现为政府的管理行为。尽管社会控制并不限于国家权力，但实际上，国家是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者的代名词。

（二）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制度基础和立法宗旨

从认识层面承认政策性金融是纠正政府失灵、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合理性的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与商业性金融一并缺一不可。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宗旨，就是充当政府经济与社会调节管理职能的工具，专门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各种形式的强位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担保及保险等方式的金融服务，补充并引导商业性金融，促进这些特殊目标群体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政策性金融的性质，则体现的是一种非营利公共性和社会合理性的属性。经济转型时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更应牢牢把握政策性或曰公共性的宗旨目标，所有经营运作手段都要围绕这个中心目标。从功能观点来看，政策性金融不单是政府财政的简单外延，而是具有信用性、有偿性和一定盈利性的金融制度安排，通过资本流动、资金有偿借贷等过程，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与“三农”、中小企业、国计民生领域等资金需求方建立平等的借贷关系。

在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明确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宗旨。立法宗旨是立法者创设法律所预期实现的目的。政策性金融立法，既不能偏离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的宗旨和性质，也要体现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行为和保障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即权益和责任有机统一。尤其是必须坚持和体现国家政策导向与战略意图，持续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履行扶持强位弱势群体的职能，弥补市场失灵。立法还要处理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已形成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利益关系，避免成为立法进程中的阻碍。

（三）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人治理结构

法律地位是法律赋予自然人、单位、组织等一定的人格，限定其在法律关系中可以独立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范围。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有明确了法律地位，才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各项活动，越过法律权限必然会受到相应惩罚。从建立目的和改革路径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属于特殊公法法人，应采用公司制，按照职责明确、制衡有效、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起由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履行职能的不同，其中董事会成员可由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银监会等有关部委负责人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行使政策性金融各领域发展改革中对重大事项决策和协调的权力，直接对国务院负责。这种管理体制下易于处理好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各主管部门的利益关系以及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效率。

（四）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和考核制度

政策性金融制度体系是包括政策性银行、保险、担保、信托、投资基金、资产管理等在内相互补充的机构体系和业务体系。立法中要协调好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济关系，即明确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防止其业务因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发生偏离，避免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交叉重叠。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绩效考核，要以实现国家政策程度为基础和前提，考核体系指标要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财务稳健度和国家政策实现度两方面设计，减少其片面追求盈利的动机和行为。要严格区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的部分，由政府财政予以补贴;经营性亏损部分必须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经济与法律责任。

（五）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问责追责机制

责任追究是法律对越轨行为的惩治，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与震慑力。可借鉴日本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实践，单独增设罚则一章，具体规定政策性金融活动中各责任主体所要承担的行政或刑事处罚等法律后果，理顺各自权责关系。在立法规范和依法监管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从终端到源头的问责追责倒逼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特殊金融机构，因此要对政府决策失误与政策性金融机构执行失误严加判别，建立公平的追责机制也应是依法治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2]白钦先，王伟.中外政策性金融立法比较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12）.

[3]段京东.中国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贾康.中国政策性金融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5]王伟.市场经济呼唤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N].河南日报，1994-09-19.

[6]王吉献.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立法问题研究――基于经济学、金融学和法学的综合分析[D].沈阳：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7]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吴晓灵.政策性银行应独立立法[N].国际金融报，2003-04-23.

[9][美]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M].赵旭东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10][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董世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by Law for Policy-bas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ang Wei Wang Manxue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篇3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农产品对外贸易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依附型农产品对外贸易、自主型农产品对外贸易和战略型农产品对外贸易〔1〕。当达国家基本上处于战略型农产品对外贸易阶段，其政策取向是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 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就是使一个国家从它的竞争对手那里夺走出口市场，从而获得垄断租金〔2〕。 具体表述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生产、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利润〔3〕。有人把这一政策也称作“战略通商政策”（[日]富浦英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属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性质，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高级形式。对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讲，实行这种贸易政策即有理论上的支持，又有其实施的社会经济条件。

二、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为“新贸易理论”。它们采用的是着眼于外部性和固定成本的不完全竞争（主要是垄断竞争或多家垄断模式）。其要点是：（一）在规模经济体制下，由相互专业化而带来的利益，贸易前在毫无差别的国家之间也会发生贸易（产业内贸易）；（二）具有规模经济性质的产业集中在某一国家而产生的效率，并在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的要素价格水平；（三）因国界对规模经济的限制，即使自由贸易，世界也难以恢复到被各国分割以前的最佳状态；（四）从动态上看，在以规模经济为前提的理论里，政府为超过外国而进行政府救助。在收益递增（即报酬递增）的积累过程中，其作为初始条件具有决定意义。一度因历史的偶然或政策干预而产生的变化，会变成长期稳定的活力〔4〕。

新贸易理论是由狄克西特（a.dixit）和诺曼（v.norman）、 兰开斯特（k.lancastes），克鲁格曼（p.krugman）、哈尔帕（e. helpman）和艾瑟尔（w.ethier）在一系列论文中提出的（[美]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最初是由加拿大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布朗德和斯潘塞（james brander ＆ barbara spencer）首倡的（1981），其后有伊顿（earon）和格罗斯曼（grossman）（1986），还有程（cheng）（1988年）。他们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上，与之相反的自由贸易顺理成章成为最优政策。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却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许多产业领域，贸易由少数垄断企业所控制。他们借助于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奕论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补贴政策对出口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建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

众所周知，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对政府补贴之举不屑一顾。道理很简单：一国无论实行生产补贴还是出口补贴，该国的社会福利状况反而会恶化，唯一的受益者是可以买到更便宜进口品的外国消费者。但是，如果存在着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上述结论即告作废。即补贴会使该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提高。现引用下图及表进行论证（图表1）〔5〕。

图表1 在有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争夺出口市场垄断的斗争：日本和欧盟面临的北美高清晰度电视机市场

收益(百万美元/年) 出口企业 政府 美国消费 世界

情况

1.避开(没有对这个市 0 0 0 0

场出口的出口商)

2.私营企业垄断地位(没 7500* 0 3750 11250*

有补贴,只是在a点的垄断)

3.有补贴的垄断地位( 14700* -8400 7350 13650*

一种补贴,在b点的垄断)

4.私营企业开展竞争(没 0* 0 15000 15000*

有补贴,企业在c点的垄断)

5.有补贴的企业展开竞争(双方的 0* -16800 29400 12600*

政府都进行补贴,企业在d点竞争)

＊表示有负的固定成本

图表1 说明了争夺北美高清晰度电视机的大量垄断租金的主要可能结果，与通常的双头垄断竞争一样，结果取决于谁先发制人，谁有外援，第二个竞争对手怎样做出反应。大体上讲这种垄断竞争有以下5 种情况：

1.避开，即两个竞争对手均未进入某一目标市场。

2.在a点的私营企业垄断地位， 即某一私营企业（如日本）首先占领了目标市场，形成垄断，则日本私营企业每年获利75亿美元，美国消费者每年获利37.5亿美元，世界总福利每年112.5亿美元。

3.在b点得到补贴的垄断地位（如欧洲私人企业得到每台400美元的政府补贴）后，假使该补贴使日本确信，在北美市场上他们竞争不过欧洲，欧洲企业大获全胜，不仅垄断了在北美的高清晰度电视机，而且还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补贴。如表中的第三种情况，欧洲纳税人损失了付给这些企业的补贴，但整个欧洲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获益（欧洲企业所代表的），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4.私营企业在c点的竞争。 只是让自由市场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自行运营，就会带来利益。但是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可能的供应商（在这个实例中只有两个），那也会产生问题。点c 说明了得到利益和产生问题的方式。利益流向消费者，双方企业损失了进入北美市场的固定成本，一方或双方最终都可能破产。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打算在其它地方获得赚钱的出口市场，它们就得先发制人，并向潜在的竞争对手显示，后来进入同一市场是不能取胜的。

5.在d点有补贴的竞争。 如果日本政府和欧盟同时补贴他们的高清晰度电视机部门，以使他们在北美市场上竞争，那么，他们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整个世界会获益。这样一场竞赛会带来激烈的削价竞争。日本和欧洲的企业会发现，他们的实际边际成本仅为1600美元/台，在公开竞争中，他们会把价格削减到该水平。从美国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这是最合算的交易，他们获得的消费者剩余直落到点d。 其结果是对世界有好处的，因为竞争解决了人为地限制供给的老问题。

上述这种双头垄断竞争还可以用其它图示方法表示，如夏申先生引用的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补贴效应〔6〕，美国学者克鲁格曼的以美国“波音”与欧洲“空中客车”的竞争为背景，对航空工业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分析〔7〕。到此我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作如下总结：

1.市场状态是不完全竞争市场；

2.存在规模经济；

3.垄断竞争双方而且是实力相当的竞争双方谁进入目标市场早，谁就有更大的竞争力；

4.政府补贴的强度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运用的一个重要条件。

5.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恰当运用会为一国带来更大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

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概括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创造贸易优势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三、当达国家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社会经济条件

农产品国际贸易既是一种经济贸易，又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国家安全、军事等问题的战略性贸易。因而，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均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而又具有“战略”特征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将农产品贸易作为政治、经济手段之一。而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政府行为创造更多的农产品贸易优势和贸易利益。这也正是这一政策广泛运用的动力。同时当今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为其实施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一）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基础

从工农产业协调关系看，发达国家工农产业的利益流向属于以发达的高利润的工业反哺农业类型，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需的政府补贴条件。

世界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进出口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的关系是：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时，出口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大于1；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0美元左右，进口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大于1〔8〕。当今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普遍超过这个水平。如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银行计算值）为：美国22240美元，加拿大20440美元，法国20380美元，英国17050美元〔9〕，因而，发达国家具备实行出口保护或战略性农产品贸易政策的经济基础。

（二）发达国家农业利益集团的处境及在议会中的作用是战略性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政治基础

发达国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小，就业比重也小。如1990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2％，加拿大为4％，法国为3％，英国为2％。其就业比重美国为2.85％、加拿大为4.22％，法国为5.58％，英国为2.12％。农业人均收入相对低于非农业。如1991年农业雇员工资相当于非农业雇员工资的比重，英国为87.5％，澳大利亚为68.1％〔10〕。

在上述条件下，按西方国家各利益集团参与保护或自由贸易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说明农业保护集团的政治力量。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如下：

保护主义者的平均净政治利益＝πp＝（bp/np）－cc

平常消费者捍卫自由贸易的净政治利益＝πc＝（bc/nc）－cc

其中：bp为生产者由于受到保护而获得的生产者剩余；

np为投票赞成保护的人数；

bp/np指每个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平均生产者剩余；

cp为争取保护的成本；

bc为消费者剩余；

nc为投票赞成自由贸易的人数；

bc/nc为每个典型自由贸易者的平均消费者剩余；

cc为争取自由贸易的成本。

使πp＞πc由下列因素决定：首先是各利益集团的规模。利益集团的规模越小，成功之后每个成员所获得的平均收益就越大（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即农业保护主义者获胜后每个人所获得利益大，因而为争取这种结果的动力就大。相反，消费者人数众多，获胜之后每个人所得利益较前者小，因而，为争取自由贸易的动力相对较小，从而导致前者获胜的机率大。其次，无票乘车问题给人数众多的消费者所带来的烦恼比农业保护主义者要大得多。某一集团无票乘车人数愈多，对该集团为争取成功的影响越大。显然，消费者集团的无票乘车者大于农业保护集团。另一方面无票乘车人数愈少，组织性愈强，对政府官员和政治侯选人的利益影响就大，从而又造成西方国家农业保护主义的优势。再次，农业利益集团往往会获胜，因为他们得到其他人的同情，即得到了如果政策有助于该利益集团，将不会因此而直接获益的那些人们的同情。当某个集团立即蒙受了巨大收入损失时，他们获得的政治上的同情往往是巨大的。而且多数人对少数人受到损失易于产生同情，也易于给予援助。发达国家的农业利益集团即是少数人的利益集团，而且也存在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偶然性收入损失，因而极易得到大多数人的保护。

（三）发达国家之间“农业保护的竞赛”，使农产品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断升级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农业成为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收入相对较低，因而各国均给予不同的保护。美国具有农业生产的天然优势，加之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之垄断了世界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市场。相对来说就挤占了欧盟等农业资源较少的发达国家的国外粮食市场，甚至部分国内市场，使得欧盟等国农业保护相对不足。

因而，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二者的农业均受到政府补贴，属于上述理论中的第五种情况，但实际上两国的保护程度不等，从而使这种情况转化为第三种情况，在b点得到补贴的垄断地位，即某一国（如美国）农业占领了世界农产品市场。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对方国如欧盟农业的萎缩或农民收入的恶化。对此，失败者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当年欧共体成立后，首先是对其农业加大保护力度，以与美国等国家相抗衡。此政策措施对欧共体农业的发展已起到了很大作用，不仅使欧共体农业得到发展，减少了进口，而且转变为净出口国。如欧共体自1975年以来小麦由净进口转变为净出口，糖和奶自1977年转变为净出口，奶酪自1973年转变为净出口，牛肉和小牛肉自1980年转变为净出口〔11〕。

欧共体这种农业保护政策深度的增大，使其与美国农业保护相当，甚至更多，从而达到有补贴的竞争状态。这种竞争状态因政府补贴的变动不断发生变化。如美国在1974年取消了农产品出口补贴，到了1983年因欧共体以价格补贴出口粮食，又恢复了农产品出口补贴措施。因而双方竞争的结果是双方企业损失了固定成本，政府也损失了补贴，而受益者是两国农产品进口国。

美国和欧盟这种农业支持已到了使政府财政难以承受的地步，因而，双方借“关贸总协定”谈判之机相互达成削减农产品补贴和关税计划，使二者结成了垄断同盟。但是由于这两个垄断同盟面很大，是难以长期协作和步调一致，因而农业保护的竞赛还将不断继续。

（四）食品作为“中心国”控制“外围国”的一种武器，导致食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化

当今能够大量出口粮食的国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欧盟（主要是法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1988～1989年度，从这些国家出口的粮食，仅小麦就达8900万吨，如果加上粗粮（主要是玉米），这些国家出口的粮食就达1.65亿吨，占整个国际粮食贸易额（约2亿吨）的80％。就多数年份来看，美国粮食出口约占世界粮食贸易的40～50％。它控制着全球五大粮食跨国公司：卡吉尔公司、康迪南特公司、路易特雷呼斯公司、邦奇公司、安特烈公司。它们的子公司分布于全球的各个角落。

与此相反，在二战后4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20亿，其中85％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数，因而严重缺粮。60个这样的发展中国家1970年进口粮食3000万吨，1980年进口9400万吨，10年粮食进口增长了2 倍多，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政策偏激，导致本国农业发展相对落后，为发达国家战略性农产品贸易政策提供了国际环境。其次是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有能力趁机占领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从而控制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就是急于搞工业化，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工业，农业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战后的“外围资本主义”拉丁美洲、非洲因工业化而忽视农业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实行的以牺牲农业的战略利益来发展城市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政策必然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从而导致其粮食贸易流向的大转换。曾是欧洲粮仓的前苏联在本世纪30年代可向西欧输出500吨粮食，而偏激的工业化战略使其80年代成了美国、加拿大、欧共体的粮食和畜产品的头号买主。1984～1988年，苏联共进口粮食1.84亿吨，高于1984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再如非洲国家，1991～1992年度谷物进口量为2005.1万吨，占世界总进口量的31.8％〔12〕。

最后，从经济理论上讲，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学家分析了拉丁美洲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的关系，从而提出了阿明的“依附论”、普雷维什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论”，弗兰克的“不发达发展理论”等，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心国”对“外围国”的经济剥削。这一系列论述对农产品生产贸易的大体结论为：农业生产为工业化服务，应走进口替代战略；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应不断减少其出口，实行出口替代战略。这一系列理论主张，导致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国内均实行以工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战略，对外实行以制成品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替代战略，从而从生产和贸易两方面削弱了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甚至大量进口粮食。这一结果为发达国家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实行战略性农产品贸易政策提供了市场。

前已述及，若发达国家因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而进行激烈的竞争，对如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粮食消费者是有利的，因为此种条件下的粮食贸易价格较低，但近年来发达国家借“关贸总协定”谈判之机，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不断削弱农产品出口补贴，使世界农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战略上，应不断调整政策，确保从新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相对大的利益。中国政府也应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以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又面向世界的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

注释：

〔1〕牛宝俊：《综论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三阶段及其特征》， 《世界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2〕［美］彼得·h·林德特著，范国鹰等译：《国际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3〕〔6〕夏申：《评析战略性贸易政策》，《世界经济》1995年第10期，第13～20页。

〔4〕［日］富浦英一， 谷静波编译：《战略通商政策的经济学》，《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3年第11期，第27～28页。

〔5〕同〔2〕，第277～278页。

〔7〕［美］克鲁格曼：《自由贸易过时了吗？》， 《经济展望季刊》1987年秋季号。

〔8〕同〔2〕，第362页。

〔9〕《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8页。

〔10〕根据〔9〕第208～209页、第233页和238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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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政策因素；中医医疗机构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7.02.003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7）02-0009-03

在当代市场经济与现代医学共同发展和竞争的背景下，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机构虽然已取得较大成果，但同时也受到现行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及认识等多种因素影响。了解和发挥好有利因素，逐步解决存在的阻碍是促进社会办中医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任务。笔者通过对推进社会办中医政策研究课题调研结果进行总结，归纳并分析影响社会办中医的政策因素，为今后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

1 现行相关利好政策

从历史经验和中外办医比较研究可知，社会办医事业的兴衰变化主要受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新医改以来，我国社会办医和社会办中医遇到了最好历史机遇，国务院、国家卫计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了一系列相关利好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如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鼓励和支持申办中医诊所或个体行医，对符合条件的零售药店，允许其转型举办为中医坐堂医诊所；国家中医药

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医药局重点课题（20154005）

通讯作者：庞震苗，E-mail：

管理局规划财务司《关于印发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中医药规财发〔2011〕49号）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机构，支持和引导中医诊所或个体行医的举办，积极推动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尤其中医诊所、中医门诊部的建设规范和连锁发展，以及探索执业中医师多点执业的方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54号）也明确提出放宽社会办医的门槛，鼓励社会办医，鼓励举办中医坐堂医诊所，允许医师多点执业等。

此外，国务院办公厅还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2015〕34号）对下一步如何大力推进社会办医，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指出要把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发展的重点，着重建设形成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多元化办医格局。

因此，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社会办中医法人和个人应该充分利用现行有利政策，加快贯彻落实到位。

2 不合理规定

目前政策层面尚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在准入审批、政策设计及实施等方面制约着社会办中医的健康发展。

2.1 政策不协调

不同部门的政策不兼容，政策规定相互冲突或要求不一致。如民政部门要求民办非企业单位须在名称前冠以相应的行政区域名称，这与卫生行政部门的登记要求相冲突；又如，社会办中医用地申请过程中出现循环审批现象，即申请执业许可证时需先期获得用地批准，但申请卫生用地时却又需先期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申报开展新的医疗技术，卫生部门要求该技术已开展一定例数，且有等级方面的要求，但有关部门却未对民办医疗机构进行评级，导致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

2.2 准入设置限制

区域卫生规划和选址距离规定的限定，阻碍了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的准入。如在区域卫生规划中，若该区域医疗机构已达到额定规划数量且无增加计划，则对新增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的申请不予受理；《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是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如《深圳市2010-2015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深卫人发〔2010〕75号）有“新增医疗机构与同类别医疗机构之间直线距离不少于500米”规定，此种选址距离限定严重阻碍了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的准入。

实际上，该规定中“同类别医疗机构”的定义，是指同类别中医医疗机构或西医医疗机构，还是指医院、门诊部、诊所、坐堂医药店这种类别的^分，皆未给出明确界定。

房屋产权及使用证明规定不适应城乡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规定，医疗机构申办者需提交用房产权证明作为医疗机构申请设置必备材料之一，但许多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的房屋为小产权房，无法提供房产证。

中医诊所连锁设置规定不完善。按照深圳市相关规定，中医内科诊所等中医二级科目诊所类别的申办人主体性质规定为个人，即医疗机构不能用公司法人名义，而只能以个人姓名申请设置名称，因此，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二级科目诊所无法实现连锁经营。

此外，还存在基层机构诊疗科目设置的规定不切实际、申请人主体性质与卫生技术人员配备要求不利于中医发展、卫生技术人员配备要求不切合传统中医服务模式、所有权归属不清晰及投资融资受限等问题，阻碍着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机构。

2.3 审批手续繁琐

根据上海市的相关规定，设置医疗机构需提供9大类资料，包括新开设医疗机构所在地区的人口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目前已有医疗资源的分布情况和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情况的详细阐述和分析，各类资信、工作证明，以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卫生部门、工商部门、地乡镇、村居委会和物业管理部门等多部门的审查意见。这些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犹如一道道门槛，难以逾越。

又如，以广州市某区为例，有关中医诊所的申请设置，首先是卫生行政部门审批2个月，接着是消防部门审批2个多月，环境影响评价部门审批3个多月，还有城管部门审批几周，再加上工商局、税务局的审批，办理完所有审批流程差不多需1年，其时间和租赁资金成本浪费惊人。

2.4 政策落实缺乏细则支撑

现行政策之间未形成有效配套的组合拳，缺乏操作细则，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落地难，导致一些基层单位推诿不作为。如《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医疗保障政策和基本药物政策要鼓励中医药服务的提供和使用”，但因政策间未保持稳定连贯，可能导致好的做法被迫停止。

如某城市在提升该地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曾规定：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中采用中医药服务项目进行治疗，将提高至少10%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相比于选择其他非中医药服务治疗方式），选择针灸进行治疗的住院患者，医疗费用可达到90%的报销比例；参加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的门诊慢性病和住院参保人员，采用中医药服务治疗的，可提高5%以上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然而，2014年医疗保险由人社部门统一管理后，该地区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被整合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这种新型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行方案并未明确提出鼓励提供中医药服务的意见细则和内容，因此，该市被迫停止执行此前已成功在新农合中实施的中医药服务鼓励政策[1]。

2.5 中、西医医疗机构未区别设置

现行政策要求社会办医疗机构在设置时必须提交环境保护如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在消毒、医疗垃圾、隔离、无菌操作方面也有硬性要求，这显然没有考虑到中医诊所的实际情况。

同时要求中医诊所须有独立中药饮片营业区，且面积不得少于50 m2，中药饮片数量不少于400种；独立诊室数量不超过2个，且建筑面积不少于10 m2等，这些要求脱离了市场经济在医成本上的考量。

此外，部分政策设计未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给社会办中医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和制约。如《执业医师法》颁布前未获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的师承或确有专长的中医从业人员医师资格认证出现空白，如按照社会办医的规定，他们就无法获得申请资格。

3 对策

鼓励和促进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必须解决过程中遇到的政策性问题。为克服目前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又管得过多”弊端，政府需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和职责进行反思，明确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的责任和权利边界，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切实管好必须管好的，放下由市场调节有效的所有事项，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3.1 明确政府职责，划清政府权力范围

就社会办中医而言，政府应将有限精力用于做好以下4件事：①只负责公立医院的设置；②通过财政专项补贴、医保支付等方式向一切可以为国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买单”；③负责审查发放执业医师执照；④监督所有医疗机构依法行医。其他事项则交由市场调节和行业内部进行控制管理，如民营的医院、门诊和诊所一律实行备案制，政府可通过完善监督检查制度以规范其运营活动，查处违法行医机构和行医行为。

3.2 简政放权，改革由市场调节和行业内部管控的审批流程

政府对社会办医学的许多业务性事项应该简政放权，如医疗设备的购置、临床科室的设置、新医疗技术的开展、医院投资额及其比例，以及涉及医保报销项目之外的其他医疗服务项目的定价等。政府管理上述业务事项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也无国际惯例可循，简政放权将有利于社会办中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3 加强各部委政策法规的协调性

社会办中医涉及卫生、税务、医保、工商、环保等多个政府部门，建议设置相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多个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医疗机构分类管理规则，协调解决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过程中出现的同一卫生医改政策，以及各地执行和监管部门解读不一、执行不协调的问题。

4 结语

我国在推进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的进程中，政策因素一直影响其健康发展，既有利好政策，也有许多不合理规定，制约了社会办中医的发展。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2015〕32号），其中明确指出，对于社会资本举办仅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传统中医诊所、门诊部，其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区域卫生发展规划不作布局限制。这表明，相关制约因素已受到主管部门的关注，并已出台或正在制定相应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政策，这将积极推动中医药事业新一轮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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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创意 社会网络 悖理

一、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日益成为了各国政府竞相追捧的“明星”产业。中国政府出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规定了重点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为影视制作业、出版业、发行业、印刷复制业、广告业、演艺业、娱乐业、文化会展业、数字内容及动漫产业，强调协调发展,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加强重点文化产业带建设，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然而，当前全国各地方政府在响应中央政府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同时，却出现了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在构建演化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二者间的“悖理”现象。该“悖理”现象的畸形胎生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背景，目前国内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的研究尚少，未形成相应的系统理论，这与当前中部二线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的实践发展不相匀称，严重脱离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因此，本文的核心是从文化创意产业涵义的界定出发，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方法衍生并催化出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进化生命周期过程，结合当前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的发展实践及进化过程，解决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发展过程中突显出的“悖理”现象。

二、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

Wellman认为，社会网络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即把“网络”视为是连接行为主体的一系列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它们相对的稳定模式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网络分析成为各领域正式的研究范式。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时期经济增值依赖的路径产业，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资源的易获得性、人才的集聚、空间区位优势使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产业集聚或产业园区的模式呈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高级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培育创意产业的功能是否健全以及园区内各行为主体间的互动频率是否通畅，将会直接影响到文化创意产业是否良性健康快速的发展。文化创意企业作为创意园区的核心行为主体，以信息、人力资源、研发（R＆D）为沟通路径载体，彼此间建立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关系，形成一种相互认知、合作关系和信任关系的社会网络。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类似于开放系统环境下的生态网络，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内的各个行为主体作为社会网络的利基元素，以市场作为能量交换、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创新扩散以及技术转移的媒介和载体，相互依赖、协同进化、互惠共生。

三、“悖理”的协同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的发展过程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合作博弈、协同进化。中部二线城市正处于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进化周期过程内的排斥期阶段，在该排斥期内，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行为利基体该如何保持与政府、文化创意园、合作者及供应链相关利益体之间的依存关系，实现彼此间的互惠关系和稳定共生成为了当前中部二线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跃进突破点。英国中型城市哈德斯菲尔德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所采用的发展形式是市场主导型加之政府宏观调控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创意城市”之父Charles Landry为该城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文化创意社会网络循环体系。中部二线城市可以通过构建文化创意的生成、转化、流动以及最终实现吸引大众的社会网络循环体系，利用该社会网络循环体系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弹性应变的能力，适时及合理的调整社会网络的利基体，通过柔性调节能够保证企业能够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保持一定的冗余度、抗压和康复的能力。由于中部二线城市文化创意产业自身发展中存在“低调理论”与“高调实践”相悖理，使得中部二线城市构建文化创意循环体系迫在眉睫。解决因文化创意产业社会网络自身发展所存在的结构洞问题，结构洞是指网络中的主体只和一些主体发生直接联系而与另一些主体不发生直接联系。后一种被称作为“结构洞”。

四、政策性建议

本文基于引用阻滞增长模型（Logistic模型）理论，对相互依存的企业并衍生到包括政府、合作企业、供应链链条的上下游环节之间以及园区内的依存关系的分析，从政府、园区内部的建设角度出发，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以期能够为中部二线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悖理”现象找到合适的平衡点，规避因“悖理”所带来的政策性误区和直接的经济利益损耗。

（一）政府主导的文化创意企业孵化器发展模式

文化创意孵化器是一种现实（物理集聚）或虚拟（整合服务提供）的空间，以建筑和设施为依托，吸引一定数量新创的中小文化创意企业齐聚,通过整合创业和创意资源，提供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支持，从而吸引创意产品和创意投资的需求方使用该空间，促进新创的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

（二）建立有效的文化创意企业社会网络评价体系

文化创意企业社会网络评价体系建立的目的，是考察和衡量文化创意企业的运营状况、资源的配置状态及质量水平，从而促进政府、社会以及文化创意企业行为主体自身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具体的说，通过评价体系的建立，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重要的管理决策的信息，从而达到以下目的。

参考文献

[1]John Scott.Social Network Analysis [J]. Sociology, February 1988；vol. 22：pp.109-127.

[2]徐潇潇，孟潇.文化创意产业的文献综述[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 (4):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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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建立起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至今仍在探索中徘徊。本文并提出了发展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扩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彼益面，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刚刚起步，到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发挥，关键就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就是为了保障年老农民的基本生活，因此在实施之初就不该设置门槛、把一部分农民拒之门外，而是役盖所有农村人口。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保险待遇应该确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以保障最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另外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区农民的收入情况存在差别，从而参保的承受能力各异，所以决定了在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上不能一刀切，不能实现全国统一的标准。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逐步建立起不同层次、标准有别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推动当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如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收人较高，农民具有较高的自我保障能力，如深圳市横岗镇的社会养老保险投保率已达96.2%.，其中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占70%，集体补贴的占30% ，而收人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俄，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供款能力较差，可以制定水平稍低的保障制度。

二、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

长期以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为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上世纪的半个世纪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为10000亿，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现代化的发展，目前工业回报反哺农业应是理所当然的，在亿万农民步人老年时，应该由政府从税收收人中拨出一定的资金给一子相应的社会保障，改变目前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在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前提下，可把财政今后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拿出大部分用于农村社会保障。

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和国际经验来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完善和政府给予的财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启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由于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因而举步维艰，有的地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发达国家，由于政府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得以建立和完善;正如温克勒在总结欧洲国家农民养老金的财政状况时说:“没有一个社会保障机构能光依靠所缴费用来承担农民养老余的支出。他们都需要依赖政府补助和其它方式来补贴”。例如，德国和奥地利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占70%。在加拿大有NISA账户，是指农场主社会养老计划，也叫收人稳定账户，每一个参加人都有个人NISA账户，包括基金1和基金2两部分，基金1是投保人自己存进去的款项及保险费，基金2是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每年向基金2中存人与个人相同数额的配套款项作为保险补贴。日本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份额在43 %以上，且有逐年增大趋势。波兰政府也负担农民老年金的2/3。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中，政府需要下大力担负起经济责任，并拿出相当的财力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支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每年8%左右的速度发展，近两年的发展速度在9%以七，到2020年，我国将进人小康社会，2050年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可以预期政府的财政收人在今后几十年内，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届时政府应有能力提供较多的财政支持。若省级地方政府对参保的农民实行如3%一5%的补贴，10亿元的保费收入政府也不过支出补贴300万一5000万元，省财政应能承担。若其他各级财政都能够补一些，则补贴可以大幅提高，还可以带动村集体对农民参保给予补贴，从而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政府的财政扶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经办机构的经费实行财政拨款，把农民的“养命钱”还给农民;二是政府从每年安排的社会保障支出中拿出一部分财力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直接补贴，以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三是从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农村社会保险基金，以弥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不足;四是调整扶贫资金的使用，将扶贫资金按适当比例提取转化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福利性”。 转贴于

三、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地位

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变化无常，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在这方面也没有规范统一的业务、财务及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这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普遍缺乏法律规定性，法律制度的欠缺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保险对象不明确、保险资金来源不稳定、保险管理方面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等，使农村养老保险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如果再不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统一立法，就会贻误大事。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进程是关系到农村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一个根本性间题。为了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正常运行，建议在拟定《社会保险法》的同时，拟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养老保险的性质、对象和标准;规范参保者权利、义务。并以法律形式明确诸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应遵守的原则、主要内容、管理体制、资金来源、支付标准、基金的运营情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监督及相关部门的责任等。各地应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再制定具体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保护。而通过立法是达到稳定政策的最好途径。

四、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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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 和谐社会 农村 挑战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失衡与脱节也在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谐社会要求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这给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人任务，其迫切性空前突出。

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下，我国农村各县工作的开展都是围绕经济发展进行开展，这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收到了极大的忽视，既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没能跟得上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的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突出的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工作对象更加复杂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比较单一，即都是农民这一群体，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这一群体本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这种分化导致农民群体变成了若干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以学历、财富、职业为典型特征，虽然从身份层面来看依然是农民身份，但是不同阶层的人群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有了更多的不同。工作对象的分化意味着不同阶层思想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工作环境更加恶劣

工作环境恶劣也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又一挑战，这里的工作环境不是指的物质环境层面，而是指的精神环境层面。在市场经理浪潮的冲击下，我国农村居民的道德观以及价值观同样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念已经在很多农民身上带有普遍性。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以及个性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扭曲与异化带给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挑战性。

3.工作基础更加薄弱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需要坚实的基础条件的支持，这种基础条件目前在农村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一方面是群众基础的薄弱，农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背景下，农村已经呈现出空心化的发展趋势，很多农村地区都只剩下了一些老人以及儿童。另一方面就是农村思想政治队伍基础薄弱，很多农村地区已经没有了专业或者兼职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这进一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1.重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观念是行动的前提基础，面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以及新挑战，政府应从观念层面有一个高度的认知，加深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或者借助各种培训活动的有效开展来加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观念层面的重视反映到实际中就是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物力以及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这对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提升而言，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注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多样化

工作对象与工作环境的变化对于农村思想政治的开展是一个重要的冲击，针对这种情况，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应更加灵活，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在建立在对农村实际情况充分调查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还是工作指导思想的制定都应立足于农村的实际情况。思政工作的具体开展应随时而变，根据农村居民的需求特点进行多样化的设计与开展，这样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3.加强农村思政工作队伍的建设

建立一支工作能力强，职业素养良好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已是应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应进一步的充实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通过政策方面的设置来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加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之中。与此同时，对于现有的农村思政工作人员应加强培训，通过不断强化的培训来提升工作人员的能力。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将会为农村思政工作的开展夯实队伍基础。

农村思政工作的改进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这更加要求农村思想政工作的开展迎秉承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工作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思政工作路径。

参考文献：

[1]郭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J].求实，2010（5）.

[2]李红妹.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J].老区建设，2009（10）.

[3]杨思璐.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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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结构调整；素质提高；作用发挥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3）02-0040-04

近年来，有关学者对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从不同的地域、层次等进行研究，但多数还囿于对其队伍指导现状以及作用发挥等分析，就队伍结构调整来促进整体素质提高等还较为薄弱。指导员队伍结构对体育健身指导运行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必须建立在队伍结构合理的基础上，否则其作用难以发挥。鉴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公益性、业余性以及人员来自不同年龄段、文化程度等特点，不妨从以调整队伍结构为主，并通过作用发挥上来补偿结构不尽合理上更为符合实际。如能大致理清并形成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队伍结构、使不同级别社会体育指导员基本上能够达成一种默契与共识，则对提高队伍素质、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将会助益无穷。

1 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结构基本现状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在这种情势下，社会对其作用发挥也越发受到关注。队伍的年龄、文化程度等结构与整体素质的提高显得更为迫切。

1.1年龄结构

据《中国群众体育现状况调查》：社会体育指导员年龄比例占得最高是41～50岁，占总数的31.43%，其次是31～40岁，占27.18%；50岁以上的占26.1%，其中9.23%是61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仅占15.27%。从年龄结构上可以看到，不仅其结构不甚合理，年龄偏高也影响了文化程度。

1.2文化程度

近年来，一些学者的调查表明，队伍的文化程度偏低较为明显。如初中以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平均占其总人数的18.10%，大专以上体育专业毕业的平均占队伍人员总数的3.78%，学过体育专业（包括大学、大专、中专等体育专业）占总人数的28.57%；其中还有9.04%是小学文化；2005年在对京、津、沪、辽等12省市22个地区的调查也得出社会体育指导员中体育专业仅占3.1%，其他人员均为非体育专业的结论；2009年对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抽样调查中也发现，队伍中文化程度小学的占2%，初中占13%，高中或中专占35%，与大专以上高学历的指导员相比，低学历占总人数的一半。从这里以看到，文化程度偏低不仅影响素质的提高，更对队伍结构的调整带来困难。

1.3指导年限结构

社会体育指导员年龄不仅偏大，而且从事体育工作的年限并不长。从事体育工作在5年以内的占29.38%，其中省市级占的最高，达到42.24%。而在10年以上的只占32.30%。可见，队伍的稳定性偏于短期与不稳定，是队伍结构难以调整又一重要因素，这都值得关注。

以上不难看出，尽管是从结构上着手进行调整，还是从作用发挥上进行修补，仍然有不同的见解与争议，但在如何发挥这支队伍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功能则应是理清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2 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现状

组织行为是在其运行中表现出来的培训、布局以及效率等。研究不仅承认队伍结构调整是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这一目标，而更重要揭示出在调整结构中如何结构现状，并从日常体育健身指导中行为如何探讨把结构调整放在素质提高的基点上。

2.1培训理念与课程设计上脱离队伍文化程度低的现实

受资金等限制，各级别的培训课时数较少，晋升国家级指导员前的集中培训只有一周左右、晋升一级的也大多在3～4天。面对年龄的、文化程度较低的体育指导员，纵使有更强的公益心与热情，也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要他们对健身指导的程序、内容以及不同项目技能的把握实在是力不从心。在对一级、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晋升培训的调查中，其反响尤为强烈。

此外，由于各地区气候、地理位置以及管理的差异，按照教材进行整齐划一进行授课，难免陷入宽进宽出的怪圈。培训不仅强调运动技术，更要注重在组织、管理知识的传授，而在短短几天根本实现不了的。可见，从一开始的培训上就已埋下了制约素质提升的不良因素。

2.2不同级别指导员比例失衡，晨晚锻炼点中布局不尽合理

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分为三级、二级、一级与国家级四个等级，不同级别所承担的指导各有不同。有研究表明，国家级的所占比例小，85%以上都是二、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从事体育工作在10年以上的只占34.30%，二级、三级指导员一般承担具体运动项目技术的指导，因而管理与宣传的义务尚不能发挥。

体育指导员通过体育行政部门的推荐进行指导的约占31.5%，有关单位聘请的，约占28.2%，自己找与朋友介绍共占40.3%。值得注意的是，指导员队伍中除了有35%的人取得资格后指导外，还有大多数指导人员从未经过专门机构组织的任何培训育认证。可见，比例失调、布局不尽合理是较为普遍的，它进一步制约了队伍作用的发挥。

2.3考核与激励机制乏力，指导率偏低

指导率是社会体育指导员每周或每月指导的次数，它是衡量队伍结构合理与否、素质高低状况核心指标。有学者也在宏观上对指导率统计表明，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率仅为59.11%，……我国有组织的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较低，参加社区、辅导站以及俱乐部的体育活动者只占总人口的18.4%，参加体育活动的群体绝大部分处于自发的无序状态。指导率偏低原因有很多，除了队伍素质、结构不尽合理，缺乏考核与激励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3 形成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结构失衡、素质不高的主要原因

3.1既有历史因素影响，也有管理乏力的原因

我国自1993年颁布《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并于1994年实施，至今将近20年。前文研究表明，队伍仍存在着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此外，公益性决定了更多退休人员有某些运动兴趣、专长并愿意传授他人的意愿，由于他们未受过高学历教育，难免体现出整体文化程度偏低等现状。

从现实上看，由于行政管理部门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政府陷入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中，影响了宏观管理和政策调控职能的质量。与其他领域相比，由于全民健身活动具有“业余性”等特点，与见到明显经济效益部门相比，就显得较“虚”，因此，在实际管理中就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现象。

3.2培训形式单一、继续教育缺乏

从课时量角度分析，二级指导员中的56.3%，三级中的75%的人认为培训时数偏少。管理机构中有72.2%的人也认为培训时数不太合适和不合适。二、三级培训由地级市（县）体育行政部门组织，从其课时量上看与队伍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较低的现实严重脱节。

课程设置缺少基础课与专业课之分，内容不尽合理，如传统气功类健身项目与步行、操类等项目的混为一体，缺乏授课针对性。此外，专业指导类的课程只占总时数的10%～15%，就连国际级与一级的培训只有80学时，其他级别则以自学为主。

3.3用于健身指导的“硬件”设施不足

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中有47.75%占据着国家级与一级指导员的是各级体委干部，而他们的指导率仅为33.33%，从中可以看出管理与占有资源的不合理体制。政府用于晨晚练点投入严重不足，场地狭小、器材不够，致使他们日常健身指导主动性不高，有的地区在体质监测、赛事交流上缺少让他们参与的机会，这也是指导率不高，积极性下滑不可忽视的“外因”。

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失衡，主要是对市民健身需求指数不清楚，即一个健身群体在每一个层面上需要多少指导员等不清楚，这与体育管理部门缺乏调查研究所致。

4 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结构调整与素质提高的应对之策

4.1从队伍现状出发，加大培训、考核及实施继续教育机制

为了弥补“50后”或“60”因缺少与体育专业相关知识的系统学习，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要聘请有关民俗、文化与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讲学授课，因为相邻的学科之间的影响总是存在的。

不同地域、晨晚练点的沟通与交流，并经常举办新项目展示、观摩以及赛事等活动也是提高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要支持体育管理部门为其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与经费的投入，确保专款专用，有条件的还可以进行跨地域、甚至出国的交流。

4.2根据实际，丰富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要结合成年人实际，除了对其必要理论、专项技能学习之外，还要增设“社会交往、人际沟通”等内容的课时比例，适当延长教学时间、增加讨论、切磋等情景教学。

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开展不同地域、地区的专项健身项目的展示、交流与观摩活动，这种“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是符合社会体育指导员群体需求的。另一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晨晚练点负责人希望能有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深入到基层去开办诸如“健康讲座”、“健身方法”及不同项目的技术指导等活动。

4.3赋予指导员协会相应资源与权限，发挥其日常管理作用

高质量的指导率是建立在队伍结构合理的基础上，要发挥好队伍的作用，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就必须放权指导员协会，使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政府部门要提供资源给指导员协会，使之每年至少召开至少一次交流会及观摩演出等会演活动，创造条件聘请有关专家授课，使继续教育成为调整队伍结构的依据。

政府部门要支持协会通过媒体及互联网等媒介对那些不为外界因素困扰、常年坚守在晨晚锻炼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给予物质或精神表彰。同时，政府及其他部门，园艺管理、公安、电力等也要给予大力支持与协助，为其提供良好的环境。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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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村 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 强制性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这13亿人口中，有8亿多是农村人口。现在农村人口呈现老龄化状态，针对这一情况，实施有效的养老保险机制，有利于快速实现现代化建设。保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运行，对于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完善社保体系以及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而言之，就是新农保，基本目的是保障农村居民年老者在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其基本的生活。建立个人缴纳费用法、集体资助、补助、政府进行补贴等相结合的多种筹资模式，养老待遇由社会统筹规定同时与个人的账号相结合，与土地的保障、社会的补助和家庭方面的养老这些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进行结合配套。养老保险是由社会统筹组织运行实施的一项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的保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前的老社保相比，新社保所具有优势特点是：

第一，筹资的模式不同。之前存在的老社保主要是农民自己进行缴费，也就相当于通过自我储蓄的模式获得保障。而现在的新社保则是通过个人缴纳费用、集体进行补助和政府适当的津贴多种模式相结合，筹资渠道多样化。在其中，中央财政的补贴是直接可以补贴给农民的。在取消农民的农业税、农业进行直接补贴、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等一系列的惠农利农政策之后，实施的又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惠农利农政策。

第二，老农保是农民自己建立自己的账户，自己享受自己储存的优惠。相比较新农保的支付结构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的养老金，一部分是个人账户所储存的养老金。这其中基础的养老金是是由国家的财政进行支付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60岁之后都将可以享受到国家的普遍实施的惠民养老金。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及建立的意义

针对当前的农村社会的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有必要的。

应对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客观需要。近些年，我国的城镇化加剧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涌入到城市打工发展，这直接导致了一大批年老者在城乡的滞留。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性，这一客观严峻的形势，让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入到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问题上。

之前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上存在着缺陷。1992年，我国实施了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当时的资金筹集是以“主要是个人的缴费，集体的补助作为辅助，国家的政策给予支持”等原则。这实际上就是农民的通过储蓄的方式获得养老保险，缺乏共济性。第一，保障的水平不足以满足农村养老的基本生活；第二，覆盖面狭窄，社会保险缺乏社会性；第三，政府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财政投入不够；第四，基金的渠道过于单一，保值增值难度大，存在极大程度上的贬值风险。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依然着重于家庭养老，但是劳动力流动大，农村家庭出现空巢现象，这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一方面，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城市中发展，家庭凝聚力削弱，成员之间的互助能力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家庭养老难以有效的满足养老的需求，这就导致了农民的养老问题既缺乏家庭的保障，又没有可靠的经济方面支持的“双困难”。

基于这些问题，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加快建立可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实现农民的基本权利，有效实现农民的减贫和缩小城乡的差距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重大的意义。加快健全具有我国的特色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

当前在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的保险制度，是采取政府引导支持，农民自愿的原则，但自愿选择的保险制度存在着“保富不保贫”的倾向。个人自愿缴纳的费用受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制约。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保险制度覆盖率较广，参加者多是一些较富裕的居民；不发达的地区居民尤其是那些贫困居民缺乏投保意识或没有能力投保，这就不能享受到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险，而这些人恰恰是最需要进行保障的人。普遍的一些年长者的投保意识淡薄，不能清楚理解社保的意义，不能让社会养老保险产生真正的保障意义。

针对这一问题，要加大对新农保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对新农保有清晰的认识，积极参与。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年老者很少有自愿参保的，进行强制性要求，让他们参保，对个人自愿费用的水平适当降低，能够让更多应该享受参保的居民享受到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实惠。通过现阶段的强制措施，逐步引导农民参保，让居民能够主动参保，真正享受到国家保障政策的意义。

四、结语

新型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是一项重要的惠民政策，保证其规范有效实施，让我们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实惠，促进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社会稳定发展，快速实现奔小康。

参考文献：

[1] 钱文亮.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2] 姜松余.我国农村社保制度建设和发展探索[D].四川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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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融资业务；经济发展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小微企业”越来越引起政府和市场的关注。“小微企业”在帮助解决就业问题、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推动科学技术进一步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小微企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吸收劳动就业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它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小微企业融资难己经成为制约其生存和发展的瓶颈。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由此可见，目前研究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对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接着阐释了小微企业的作用及本文的研究意义，对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综述，最后分析了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对其融资业务的影响研究。

二、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

我国小微企业发展总体呈现出较快增速的态势。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小微企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小微企业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出口总额以及交纳税收，均占全国的超过50%以上。

我国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增加就业机会、推进技术创新、增加财政收入、完善经济结构、促进市场竞争等方面。小微企业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实力，在国民经济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小微企业越成长，资金需求就越强烈，就越需要持续资金支持。然而，小微企业的融资大都很难得以实现。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小微企业融资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显著，政府扶持政策、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等仍然滞后于小微企业发展的需求。分析企业所处环境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从深层次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能满足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有效解决输入资金血液的融资问题，从而促进小微企业的生产和发展。

目前，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推动和改善了小微企业融资状况，但是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小微企业的作用及本文的研究意义

“小微企业”在帮助解决就业问题、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推动科学技术进一步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对策建议，对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就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理论意义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一些学者对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本文首先对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接着阐释了小微企业的作用及本文的研究意义，对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最后分析了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对其融资业务的影响研究。希望能够丰富与小微企业融资相关的理论，能够深化关于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研究，能够使相关的政策措施更加系统化和有针对性。

（二）实践意义

中国小微企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吸收劳动就业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它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小微企业融资难己经成为制约其生存和发展的瓶颈。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由此可见，目前研究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的研究对小微企业自身发展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对金融机构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方面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对政府制定关于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具有重要的咨询价值。

四、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综述

目前来看，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但真正能够有效融资的渠道极为有限，企业的融资需求仍然很难得到满足。小微企业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自有资金不足，融资困难，融资额度有限，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常的经营发展。下面，笔者将结合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实际提供一些分析。

（一）小微企业自有资金不足

自有资金是小微企业日常经营资金的主要来源，我国小微企业创建和发展主要依靠内部融资，而目前，我国小微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管理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利润水平低，企业的留存盈余积累不足，无法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自有资金规模的严重不足制约了小微企业发展的规模和运营的效率，但是这是小微企业自身的局限性引起的，由此可见，对外融资对于小微企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下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

（二）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不能满足众多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从我国投融资的实际体制来看，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仍为金融机构贷款，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不能满足众多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我国小微企业大部分将各类金融机构贷款作为获得外部资金的主要途径，这部分金融机构主要是各大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选择其他融资方式的比例较低。银行业对小微企业的关注度提高，但是在中小微企业中，往往中型企业中排位靠前的企业会被银行选为信贷对象，而小微企业一般无法得到满足。这是我国商业银行选择贷款对象的标准决定的。直接导致的后果是，许多企业即使能够得到贷款，也不能得到满足其业务需求的贷款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小微企业贷款占银行业发放贷款的比例较低。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在贷款发放的门槛设置方面应该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更多地为小微企业服务。

（三）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狭窄

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狭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小微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的仍为少数。企业理论上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但是由于发行企业债、公开上市、公开发行公司债的门槛非常高，小微企业很难满足债券发行条件。中小企业集合债发行规模较小，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低的现状。②上市融资对小微企业来说很难。我国大陆的股票市场虽然有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但是入市门槛高，小微企业很难从证券市场融资。③小微企业股权融资困难重重。我国股份有限公司注册门槛高，大量小企业被排除在外，微型企业更无法企及。

（四）小微企业获得政策性资金资助的可能性低

我国对于企业的政策性资金资助很多，但是真正惠及到小微企业的却寥寥无几。实际情况中，小微企业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对申请政策性资金程序不清楚。即使了解，由于名额有限，“中签率”低，能够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的机会很小。所以，笔者认为我国政策性资金资助应该更多地向小微企业倾斜，以起到扶持其发展的效果。

五、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对其融资业务的影响研究

根据上文的分析发现，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不容乐观，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正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体现。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严重制约企业了发展。造成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很多，下面笔者将从融资环境角度来分析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对其融资业务的影响。

（一）内部环境：企业自身实力、内部管理等

根据融资顺序偏好理论，企业在进行融资渠道选择时，首先考虑企业内部融资。因此研究企业的内部融资环境就尤为重要。影响企业融资的环境主要包括企业的实力状况、内部管理制度和信用记录。1、企业实力状况企业的实力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能力、财力、销售能力、管理者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等。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指企业输入的资源在一定时间内，并在先进合理的技术组织条件下，所能生产的一定种类产品的最大数量。销售能力是企业市场营销能力最直接的体现，也是所有市场销售行为结果的体现。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提高组织效率的能力。2、内部管理制度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是对企业内部管理活动的制度安排，包括企业的经营目标、管理组织以及各业务职能领域活动的规定。如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职责分配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企业管理制度是实现企业目标管理的有力措施和手段。3、信用记录我国的企业信用信息体系还尚未建立，目前企业的信用记录普遍认为是企业在银行是否按时偿还贷款的记录。银行会对企业信用进行评级。企业的信用记录是企业向银行机构贷款时审查的关键。

在企业成长周期中，小微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的不成熟，在融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麻烦，并主要源于其财务管理水平和信用等级较低这方面的原因。小微企业的信用缺失严重。小微企业的信用缺失主要表现在信用能力不足、信用意识淡薄、信用行为缺失这三个方面。

（二）外部环境：政策扶持、资本市场环境等

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的外部环境涉及多个方面，本文仅介绍研究企业外部环境中与融资关系密切的政策支持体系、资本市场、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以及信用评价体系。

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包括综合性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小微企业所处的资本市场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小微企业所处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准金融机构。

小微企业融资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策扶持、资本市场环境等。政府的扶持政策不持续、不系统，导致对小微企业的融资促进作用不明显，小微企业融资状况的改善，迫切需要政府发挥其职能作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通过制定政策、引导投资、规范行为等措施，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为小微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发展空间。

资本市场作用有限，小微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融资，导致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狭窄。小微企业服务系统不完善，影响小微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壮大，信用担保服务体系的发展滞后，使大多数小微企业在申请金融贷款时得不到担保，企业融资遇到了障碍。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有限，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尚未发挥资金导向作用，小微企业极少能够获得政策性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