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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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蒙古族；民间美术；传承保护

一、蒙古族民间美术保护的现状

（一）蒙古族民间美术的基本情况

伴随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来的文化和现代高科技的不断渗透，蒙古族的民间美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逐渐的已经有了淡出人民视线的倾向，许多蒙古族民间美术的传承人虽然可以忍受多年的学习之苦，可是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所学转变成可以带来实质的经济利益，往往不得已放弃自己真爱的美术艺术，这样的状况造成了诸多民间美术面临失传，而蒙古族地区别具一格的民间美术、民族服饰、风味独特的民族饮食、精彩绝伦的搏克比赛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急待抢救与保护。

（二）蒙古族民间美术在保护与传承中遇到的困难

虽然近几年我们把民族文化传承推到了重要位置，但是当地蒙古族文化却呈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商业色彩，导致原有的传统文化内涵被淡化或者过度开发，比如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原有的赛马、射箭、摔跤等活动已经被经济贸易和文艺演出所代替，许多人来是为了做买卖，已经失去了原来“那达慕”的意义。还有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蒙古刺绣、皮画等出现批量复制品，这些商品对蒙古族文化内涵研究放弃，作品缺少创新，生搬硬套，蒙古族民间美术所包含的精神内涵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传承，这往往成为变相破坏和摧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走出去，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当地旅游。为了与外地人做生意，进行交流，加上国家的推广普通话，学习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只会语言，不会文字，也不利于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

二、蒙古族民间美术保护传承的对策研究

（一）国家要为蒙古族民间美术传承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与政策支持

国家应该加大对蒙古族民间美术资金注入，同时设置专门负责人员，制定有效保护措施和具体实施步骤，才能更好地做到对蒙古族民间美术的保护和传承。之前诸多的民间艺术辛苦创作者，并没有受到重视，其收入方面也很微薄。相比于从前，现在国家对于蒙古族的民间美术已经开始逐步重视起来，府部门、博物馆、高校、热爱收藏的爱好者也都可以出资进行收藏，民间的艺术工作这的经济收录得到了极大的增加，同时，也将蒙古族民间艺术的地位不断提高，这对于蒙古族民间美术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另外，国家还应该为蒙古族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对科学与有效的措施进行鼓励，进一步推动蒙古族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

（二）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传承中的优势作用

1.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

教学活动不能单纯地依靠课堂上老师满堂灌的模式，现在的学生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探索与面对面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教学中应积极拓宽教学渠道、思路。例如学校可以与展览馆对接，采取将课堂搬进展览大厅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到展览馆参观学习，将展览大厅所展示的数量庞大的蒙古族剪纸、服装服饰、皮画、刺绣进行逐一解读与分析，以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使学生亲身感悟整个过程，唤起学生心灵的促动，由此生发出“初步认同、开始关注、逐渐喜欢、想去研究、思考文化”等一系列的由心到思维方式的改变。

2.大型公共场合展演活动

学校也可以与大型公共场所合作，如社区、机场、广场等，联合开展“蒙古族民间美术与现代生活展演”活动。学生可以把设计的蒙古族特色产品、包装、服装服饰、皮画、刺绣等设计作品或毕业设计展演给四面八方的人，展演也可以加入牧民日常生活场景、马头琴独奏、蒙古族刺绣现场技艺展示等，旨在以综合动态展演的方式将蒙古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历史、民俗全方位展现给四面八方的人们，让他们直观感受和了解蒙古族艺术之美，让更多的人了解蒙古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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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甘孜州 音乐 遗产 保护 现状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格萨尔王的故里、嘉绒文化中心、茶马古道中枢、康定情歌的故乡，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甘孜州也是中国第二大藏区，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0余项。其中，国家级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目，国家级舞蹈类3项，国家级传统戏剧类3项，省级民间音乐、舞蹈类55项，传统戏剧8项，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地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甘孜州也于2013年8月1日执行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充分发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

（一）遗产的地理位置及分布状况

甘孜州面积有15.3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本土藏族人口占78.4%，汉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25个民族，均以大范围聚居与小范围杂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州。甘孜州1市与17县中，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交通仍然不便利。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康定、九龙、甘孜、巴塘、德格、色达、道孚等地区。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有第一批申报国家级非遗产项目的巴塘弦子、玛达咪山歌和川族山歌。第二批申报成功的甘孜州得荣学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增加的甘孜锅庄、马奈锅庄。传统戏剧包含有德格格萨尔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省级项目中，甘孜有顶毪衫歌、康定溜溜调、扎坝嘛呢舞、热巴舞、甘孜踢踏、真达锅庄、木雅锅庄、丹巴阿克日翁（兔儿锅庄）、乡城恰热（疯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岚安锅庄、理塘锅庄、木雅藏戏、理塘藏戏，以及甘孜州色达文化旅游局申报的骨笛。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绩

1.《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和实施

2013年，甘孜州通过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标志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充分体现了甘孜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支持。该条例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为保护的规划实施等做了详尽的指导。比如拟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非遗档案与数据库，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准确采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对濒危遗产进行重点保护。该条例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传统民间医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时，条例对保护内容、经费支持、科研、保护团体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甘孜州采取多样的形式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甘孜州政府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甘孜州各市、县均设有文化局、文化馆，部分地区设置有非遗传习所。州各级政府部门在非遗项目申报，认定非遗项目传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比重大。同时，甘孜州还打造藏彝走廊民歌大赛、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等活动，加大了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活动。尤其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设立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展示、开发、利用的平台。2009年5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本地优秀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坐落在跑马山脚的博物馆共三层，第一、二层分别陈列藏民族服饰、农耕系列、唐卡艺术、经版印刷、藏医药类，展厅的三层为民族歌舞视听大厅，参观人员能在博物馆里感受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这也是非遗重要的保护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诠释了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项目，也意味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加了博物馆保护的模式。

除此以外，甘孜州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拓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途径。甘孜州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与西南民族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签署协议，甘孜州将为西南民族大学提供研发基地及教育培训实践基地等支持，而西南民大方面将则为对方提供培养、培训各类相关人才，中国音乐学院与甘孜州共同建设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实践基地。同时，甘孜州本土民族高校也专门设立了康巴歌舞音乐研究所，康巴文献馆等机构，力图在加强非物质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能够为藏区培养后备队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平台。

3.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甘孜州学者们对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极为重视，在涌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批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颇有研究的专家和学术研究团队。

杨嘉铭、林俊华、赵勇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杨嘉铭在《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亮点―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几个常识性概念》一文中，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提出宝贵的指导。林俊华主要从事四川藏区历史、文化、音乐研究，其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并获奖。其中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康巴藏族民间歌舞艺术的调查与研究》，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采录、整理详尽，同时对遗产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赵勇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其发表的《甘孜州音乐舞蹈类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述略》《川族民歌类型及特征述略在遗产的特点》等均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彭绍文、蔡川、王博等研究人员，开始对当地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初步研究，涌现部分研究成果，如：《甘孜藏区不同锅庄艺术风格异同研究》《川西康巴高原的明珠――“新龙锅庄”述略》《民族高校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化遗产优势述略》《民族院校音乐欣赏教学启示――保护、传承与发展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艺术》等。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即使甘孜州政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还有许多的难题。

1.生活与劳作方式的改变使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变质

在甘孜州调研与采访过程中发现，即使身处在高原地区的人们受到信息、交通等问题的阻挠，也挡不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当地生活习俗与劳作方式的冲击。往内地与城市迁徙，是大趋势。除去老人们熟知当地传统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青年一代，普遍不会演唱与表演，更谈不上对遗产的保护。

2.母语环境及文化的缺失与传承人老龄化增加了保护和传承的难度

甘孜藏区母语环境有其特殊性。州内有接近十种独立的语言，大多具有唯一性。多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歌，都具有母语文化特点，在音乐文化保护的同时，因为母语文化的消逝，音乐文化保护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如国家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玛达咪山歌由纳木日语歌唱，但其主要传承地甘孜州九龙县子耳乡会说纳木日语言的不足30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正能够参与的人数，在全国仅仅几十人。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将是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大难题。同时，在年龄结构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绝大部分传承人均为老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

3.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缺乏专业类人才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人才的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极少，能够完成文字记录、整理、采录等的传承人更是微乎其微。部分国家认定的传承人除在非遗传习所教习，接受研究人员、文化部分采录演唱或者展示，其余时间主要务农或者经商，没有成为专职人员。传承人在的文化水平和音乐素养极度缺乏，也缺乏这方面的培训。

同时，甘孜州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部分文化部门，几乎没有正规军，主要从舞蹈、歌唱者中吸纳，提拔部分文艺干部，缺乏音乐专业人才，更缺乏音乐类非遗保护专家。因此，如何解决传承和保护的人才缺口，提高传承和保护的意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结语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各部门需要更多的思考，不仅仅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憾保护的实施程度。本土高校则可以在加强传承人和学生的保护意识培训，进一步开发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和教材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随着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其努力，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必然能够迈向新的台阶。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年度四川省“高校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川教函【2011】659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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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提供主体的变化

在传统讲授式的课堂教学中，由于讲授方式的要求，学科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组织者。因此，课堂教学资源往往由学科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自身教学习惯对资料进行判断及选择。然而，这样的教学资源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习惯和学习心理，往往需要在教学活动结束后方能得到相应的反馈。这样的资源使用情况的反馈是滞后的。对于学生的学习而言，一旦教学资源出现问题，往往是无法弥补的。

在虚拟课堂教学活动的实现过程中，教师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教学内容的确定、学生学习活动框架的搭建等环节上。如地理教师根据地理学科学习框架与特点，选择可探讨性强、学生研讨兴趣浓厚的“旅游地理”作为学生网络学习的切入点，根据学生兴趣方向，为学生搭建“情迷胡同深处”、“游历文化遗产”、“寻访名人故居”、“探秘宗教文化”、“采撷农家民风”、“齐聚高等学府”、“行走经典场馆”、“考证非遗传承”八个研究平台。（如图1）由学生根据自身研究特长和兴趣选择相应课题小组展开研究。

图 1

在课堂研究过程中，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研究特长选择了除“采撷农家民风”、“考证非遗传承”以外的六个课题小组。从学生的选择中我们可以发现，学生避开了他们不熟悉、不便于开展调研的课题。这是他们根据学习实际做出的选择。此后，在学生自由选择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在虚拟课堂学习过程中，学习内容涉及的相关资源提供工作便主要是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需要进行寻找、比较、选择确定的。

在这样的学习活动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学习框架的搭建过程中，而教学资源的提供转而由学生实现。这既大大减轻了教师备课的压力，又大幅度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

资源形成成果的变化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课程资源通常是现成的、静态的，一般与教科书配套。课程资源的范围也是仅仅局限在课本和教科书中。这种狭隘的课程资源观使得教师往往忽视自己身边已有的资源，使他们不能真正地走进课堂与学生互动，将其价值发挥出来。

叶澜教授在《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一文中指出：“从更高的层次——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它所期望的实践效应就是：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也就是说，课堂教学需要在教学情境中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共同思考与共同发展中产生超出教师教案设计的新问题、新情况，即表现在言语、行为、情绪方式表达中出现生成性资源并对其加以合理利用，从而使课堂不断涌现精彩、鲜活的画卷。

虚拟课堂教学所提供的动态网络交流平台为生成性资源的形成搭建了平台。在虚拟课堂中，学生个人主动提供的资源、学生间相互质疑与解疑、师生间的共同探讨……都是课堂教学过程形成的生成性资源。

因此，我们在本次虚拟课堂学习流程中，设计了“赏古都（我推）——品特色（我推你评）——析成因（我析你点）——探发展（共析共探）”四个阶段，层层推进。

在“赏古都（我推）”环节中，学生借助头脑风暴的团体训练方式，使得个体的才智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讨论中学生思维高度活跃，打破常规思维方式产生了大量创造性的设想。

在发散性思维的训练基础上，我们又通过“品特色（我推你评）”的环节对学生进行自我设计的训练。该环节侧重要求学生根据一个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课题进行线路设计，并重点在于评析原因。这恰恰是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现有的知识水平而设计的教学环节。

在“析成因（我析你点）”环节中，教师引导学生对于生成性资源进行剥离、分析、归纳和总结。此时，学生回顾前期的讨论过程，形成了对学习资料的整理、对学习过程的反思、对研究对象的探究和对后期探究的规划（如图2） 。

资源效果影响的变化

新课程要求学习者应具有收集资料、归纳和整理信息、分析并获得结论的能力。但面对学校学习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学生会缺乏大量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教学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虚拟课堂向学生们呈现了一个开放式的课堂。在虚拟课堂中，学生可以自选时间和地点，轻点鼠标，随时随地搜集各种相关资源。由于网络通过文本、声音、图像、声音、影像、三维图形等多维信息刺激人的感官，因此，学生个人可借助网络所展示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模拟现实情景，将抽象的教学内容具体化、清晰化，这样不仅能够体验表象事物和现象，还能够加深对学科知识和问题的理解。同时，学生可通过虚拟课堂教学的多种手段，克服实证的限制，将学科问题以立体多维的方式展现，弥补了学科教学活动平面化的不足。

虚拟课堂不仅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突破了原有教材的结构限制。基于网络环境下的自主探究与合作研讨的课题研究打破了传统教材的线性结构，使学生完全可以依据实际需要选择教学内容，因而知识不再以“点”的形式呈现，而是以“流”的方式传递。虚拟课堂构建了知识网络体系，更加强调知识间的联系，从而活跃了学生的思维活动，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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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硬件投入，着力改善农村文化设施。按照“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的思路，连续三年投资100余万元，用于村级文化设施建设，实现了“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信息资源共享”三个全覆盖，初步构建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目前，全镇12个行政村，已创建县级一类文化村5个，二类文化村5个，三类文化村2个，县级先进文化村2个，农家书屋12个，创建率达100%。

2、搭建活动平台，不断增强农村文化活力。千方百计寻找文化活动赞助企业。绍兴县美得宝印染公司为全镇庆祝建党90周年红歌赛捐资1.8万元，绍兴县新宇漂染公司为迎国庆书画赛捐资1.5万元。今年，绍兴县天成印染公司为“庆五一迎五四”K歌赛暨全民才艺PK大赛捐款2万元，绍兴县亮剑机械公司又为书画才艺大PK捐款1.2万元。近年来该镇9家企业为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累计捐款10多万元，为活跃农村文化添缀了一朵朵绚丽之花，播下了一粒粒农民“文化种子”。

3、弘扬特色文化，积极打造农村文化品牌。作为“中国花木之乡”、兰花的祖地，漓渚有着悠久深厚的“花文化”。为此，该镇通过开展花系列校园文化、花系列家庭文化、花系列农村文化，特别是办好兰文化节（花卉节）这一漓渚农村文化的传统节会，实现了“以花养性、以花明志、以花立德”目的，打造了漓渚新时代“花魂”和特色文化名片。

4、培育文艺人才，努力促进农村文化繁荣。近年来，通过增强文化活动吸引力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加强对口辅导，表彰奖励文化骨干和优秀团队，涌现了歌咏、排舞、健身球、功夫扇、器乐、戏剧、书画等20多支民间文艺团队和一大批“草根”明星，文艺骨干数超过110人，其中2人获得省民间艺人称号，3人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杜志江、柴建华、张明等民间艺人还多次在省级以上农民书画大赛、绍剧戏迷大赛中获得金奖。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初步成效

1、推动了兰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随着兰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兰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家家种兰，户户卖兰”的可喜局面，涌现了上百户兰花大户，这些大户培育的兰花先后在国际国内兰展和兰博会上夺得金银奖250多枚。目前，全镇兰花基地已突破1000亩，年产值超过一个亿。同时，兰花山庄休闲娱乐活动、百合花浪漫婚纱摄影、兰文化乡村旅游热也随之兴起，并很快形成了兰文化三产。

2、加快了农村乡风文明建设。通过认真抓好“一月一场电影”，“一村一品、一村一场演出”等群文活动，鼓励企业冠名赞助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骨干在建设新型农村文化中的作用，打造了广场文化、绍剧、莲花落等一批极富漓渚特色农民欢迎的节目，促进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有力地推进了乡村文明，被绍兴市评为文明乡镇。

3、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举办“首届农民文化艺术节”、“排舞比赛”、“庆祝建党90周年红歌赛”、“美丽乡村书画赛”、“青年K歌赛”，“读好书征文”、“欢乐乡村”各村巡演，“全民才艺大PK”等系列文艺活动，实现了农村基层文化活动的经常化、阵地化，满足农民群众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4、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把文化建设作为平安创建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群众文化活动，引领群众把更多的闲暇时间投入到文化娱乐活动中，形成了团结一心、人人思进的良好局面，如今，“文化早市”和“文化夜市”成为普通漓渚农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各类民间矛盾纠纷，刑事治安案件很少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三、对村级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提高认识，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繁荣。经济建设是“显性政绩”，文化发展是“隐性政绩”；抓经济建设容易显山露水，抓文化难以立竿见影。文化建设关键在领导重视。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使大家愿意抓文化、喜欢抓文化、知道怎么样去抓好文化，让农民享受基本文化权益的愿望得到更好的落实。

2、健全机制，促进农村文化健康有序发展。要强化考核，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农村文化建设，用制度保证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要加强激励，对长期在农村一线工作并做出一定贡献的文化工作者应给予适当奖励和职评等方面的倾斜。要加强管理，在抓好农村文化繁荣的同时，要进一步管好农村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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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心理疏导;疗法

 

 

早在两千多年前问世的《黄帝内经》等典籍中已经蕴藏着许多心理疏导治疗学术思想。之后,我国的历代医学家的著作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心理疏导治疗思想。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心理治疗方法,心理疏导疗法从传统医学宝库中汲取大量养份,构建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些内容已成为现代心理疏导疗法的主导思想。 

 

1关于心理疏导疗法 

 

心理疏导疗法由南京脑科医院鲁龙光教授于1984年创立。它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着眼于完善自我、提高素质、发展潜能,应用性强、适应性广。不但适合各类心理障碍如各类神经症、心身疾病、性心理障碍等的治疗,也适用于普通人群提高心理素质,保障心身健康。心理疏导疗法将心理障碍的产生、发展形象地比作一棵树,这棵“树”分根、干、冠(枝叶三个部分。树冠代表各种症状,树干代表“怕字,树根则代表性格缺陷“,树”成长的土壤代表个人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在长期不良的培养下(包括部分遗传因素),使得个体的性格具有一定缺陷。在人生过程中,遇到不可避免的困难、挫折和应激时,难以适应,从而产生心理障碍,滋生出千奇百怪、不现实的“怕”字,进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所以,提高自我认识是治疗心理障碍的重要前提,针对“怕”欺软怕硬的特征,采取“习以治惊”的方法,是治疗心理障碍的重要技术。《黄帝内经》曰“惊者平之”,按照金元医学家张子和的解释“:惟习可以治惊。经曰:惊者平之,平谓平常也。夫惊以其忽然而遇也,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即出现“怕”之后,应习见习闻———多看看、多听听、多接触接触,对所怕的事物熟悉了,认识透彻了,慢慢就不再恐惧和紧张了。 

心理疏导治疗模式是:不知知认识实践效果再认识再实践效果巩固。该治疗是一个循环往复、逐步深入的认知改变过程。所以,其效果不仅仅是求得症状的消失,而是以远期效果的巩固为最终目标。

2心理疏导疗法的基本指导思想 

 

心理疏导疗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如辨证施治,因人施治;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病人树立坚强的自信心,主动、积极、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培养病人自我认识和矫正的能力,等等。临床实践证明,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帮助患者树立自信心,培养患者自我认识和矫正能力等已成为对疏导医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心理疏导治疗的重要原则。心理疏导疗法以辨证施治为原则,主张从每个案例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详细占有资料,反映个案历史变化的真实,具体地进行分析,施之以恰当的心理疏导;主张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反对治疗模式的僵化;提倡打破单一的、僵化的治疗模式,实现心理治疗模式的优化。心理疏导疗法通过临床个案的实际,不断积累、总结上升为理论,反过来再指导临床治疗,使之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使理论得到完善。该疗法继承和发展了中医治疗的原则,将辨证施治应用于每个心理疏导治疗的实践,取得了特殊的疗效。传统医学对心理治疗的重要意义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整体观念强调形神一体、心身统一,对于疾病不仅要看到局部病变,而且要看到病是发生在有思维的人身上的,故注重整体的调理。在诊疗疾病时,认为任何诊疗工作都应与心理治疗相结合。“心病还要心药医”。现代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证明,单纯依靠药物,心理障碍和心身疾病是很难治愈的,只有通过心理治疗,才能解决因个性等因素而产生的心理障碍。心理疏导疗法非常强调心理治疗的重要性,对于心理障碍,一般不主张用药,而是要“治神”,通过心理疏导治疗解决疾病。

3心理疏导治疗中的几种阻抗形式 

 

阻抗是心理治疗的伴生现象,阻抗本质上是患者对于心理治疗过程中自我暴露与自我变化的抵抗。在心理疏导治疗中,阻抗是最容易出现的、也是导致治疗失败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阻抗形式有很多,比如:为“怕”找借口,屈从于病态思维;以“我有病”、不适应、痛苦等为借口逃避正常的社会功能,如工作、学习、人际交往和生活;把所有的症状都归咎于外因,就无法深入地认识自己的根本原因———性格缺陷;。缺少面对挫折和克服困难的锻炼,缺乏独立处理事情、面对困难和做决定的能力,依赖性较强;过分依赖家长、医生、药物;逃避治疗,缺乏治疗的能动性。阻抗对于心理疏导治疗过程具有深刻的影响。只有加以积极的认识与控制,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反之,如果对阻抗现象不加理会,或处理不当,则治疗的进展与效果将受到阻扰。能否克服阻抗是心理疏导治疗成败的关键。阻抗是妨碍心理疏导治疗顺利进行的重要现象。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冲破阻抗的过程,心理治疗存在着阻抗与反阻抗的较量,由于阻抗自身的复杂性,要有效地解决患者的阻抗,必须不断进行实践和总结。 

 

参考文献 

[1]潘爱胜.“疏导心理疗法”科研成果评审会报导[J].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5,(1):12. 

[2]黄爱国,杜文东,陈建国.心理疏导疗法简介[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杂志,2006,15(2):182. 

[3]黄帝内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105,47,422,108,55,582,51,663,3,62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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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文学艺术概念辨析

民间文学艺术在英文中被表述为“folklore”，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W.G.Thoms在1846年使用的。②后来民间文学艺术被渐渐用于描述“民族知识”和“民族传统文化”这两种表达方式之下所涵盖的全部内容。时至今日，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指由某一地域内的族群或者个体所创作的，体现了该地域范围内成员的共同的文化传统，并由族群内成员口耳相传，不断发展演变着的各种有创造性的文学艺术成果。③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5000年的文明史造就了我国绚烂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有许多分类，例如民间山歌、民间剪纸艺术、民间诗词、民间舞蹈、民俗庆典仪式等。众多的民间文学艺术承载了民族的特殊记忆，是各地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一般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具有以下特征：

（一）创作主体兼具群体与个体

从民间文学艺术的总量来看，许多文学艺术表达形式都是由历代先贤倾注大量心血创作出来，并由后人根据个体的智力劳动不断加工创作，而发展成为今天所见的样子。在这期间，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由集体劳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之后再由个体进行艺术加工，逐渐流传。例如，流传于四川巴中市辖区内的“巴山背二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是由那些长途背运东西的背二哥在背运途中众人自发哼唱，互相唱和而成的劳动歌曲。此外还有青海甘肃地区的“花儿”，陕北的“信天游”以及一些民俗庆典等，它们最初都属于集体创作。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为，最初是个体创作，此后在大众中流传开来，经由众人不断加工改造，进而以不断演变。例如剪纸艺术。

（二）创作时间具有持续性

我国作为文明古国，造就了众多的民间文学艺术，而且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不断发展演变。某些民间文学艺术从创作流传，经历历代补充完善到现在已逾千年。仅以民间故事来看，“孟姜女哭长城”、“孔雀东南飞”等经典民间故事产生自两汉、魏晋，到现在仍然在普通民众中耳熟能详。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显著的长期性、持续性的特征。

（三）创作过程呈活态性

民间文学艺术扎根于民间土壤之中，从创作过程来看具有强烈的活态性。“活态”是指民间文学艺术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已经塑造成单一的、固定式的存在，而是存在于民众的使用和流传中，不是固定化的，而是具有强烈的可塑性。许多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历经千年，有相当多的能人贤士在其间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对其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离不开人的创作和塑造。活态性也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显著特性。

二、知识产权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互动

近年来，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对怎样保护民间文学艺术都存有相当多的争议。厘清这些争议，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问题的缘起

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市场经济的浪潮开始席卷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来自西方的强势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使得本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逐渐丧失了在经济和文化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从文化安全角度来讲，发展中国家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掀起了保护自身文化安全、反抗文化霸权主义的运动。从利益获取角度讲，全球化背景下对信息资源掌控的多少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大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使国家和社会承认其价值，也就是维护了这些民间文学艺术背后的潜在利益。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极不平衡。由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发达国家凭借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中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立法空白，利用先进的信息科技手段无偿获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知识，进而转化为其本国文艺创作、文化创新的智力资源，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民间文艺源流地的人们却没有获得丝毫回馈。这是严重的不正义。

鉴于此，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首先由非洲发展中国家牵头，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议题，至今成果丰富。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000年讨论成立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为将民间文学艺术的国际保护推向更高水平提供了有效途径。我国在推进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过程中，针对著作权制度是否适用于保护民间文艺也曾产生过巨大的立法争论，但是最终我国《著作权法》（1991）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⑥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尽管民间文学艺术的具体保护办法至今仍未出台，但著作权法（2010）修订时仍旧保留了这一条款。

（二）知识产权制度适用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正义性

近代知识产权体系是随着近代人权理论扩张、主体权利意识觉醒和工业化革命的创新推动而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宗旨在于激励创新，通过赋予权利人一定时期的专有权利让权利人获得与其投入的智力劳动相匹配的利益，以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但是就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著作权制度看，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为显著的群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导致用现行著作权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时产生了权利主体不确定、权利保护客体不确定、保护时间受期限限制等矛盾，与著作权法相冲突。有学者指出，当代知识产权哲学与民间文学艺术相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具体包括：功利论与民间文学艺术集体性的冲突；劳动论与民间文学艺术共创性的矛盾；洛克先决条件与民间文学艺术属于公有领域的解读；人格论与民间文学艺术的群体人格的矛盾；社会规划论与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信息封建主义的冲突。⑦从某些方面讲这些质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并不能得出对民间文学艺术只能适用公法保护的结论。理论作用于实践需要时间的考验。从知识产权的发展态势来看，通过知识产权法，尤其是著作权法体系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具有正义性的。

（三）正正义义理理论论的的原原初初和和演演变变

正义一词从产生之初便与法及法律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崇高的价值理念。从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开始，思想家们就不断对正义理念进行阐释。柏拉图认为，法是正义和公正的体现。亚里士多德最先对正义理论进行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分配正义”和“平均正义”的正义两分法。分配正义强调每个人各得其所。即正义意味着与某种标准相称的分配比例。平均正义则是指对任何人都同样的对待，平均分配权利。两者的区别在于，分配正义强调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平均正义强调对一切人都同等对待。⑧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认为，正义体现在使每个人承认那是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英国的霍布斯奉行权利主义正义观，他认为正义在于者手中，合法的掌权者将一些事情规定为正义的便指挥人们去做；把另外的一些事情作为不正义的从而禁止人们去做。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正义意味着一种体制，意味着对关系的调整和对每个人行为的安排，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能生活的更美好。于是正义便是满足人类享有某些东西或实现各种主张的手段。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又提出了“社会正义论”思想。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不管它有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种法律或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益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⑨因此，正义是衡量法律善恶最基本的标准。

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诸如计算机软件、数据库信息、植物新品种等已经被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同时，权利的多样化也在逐渐呈现，仅在著作权领域就产生了播放权、出租权、网络传播权等新型权利，这些权利均逐渐被纳入了各国著作权法的范畴。尤其是西方国家常常突破传统知识产权理论，将其扩张化以保护创新投入，这时就更具有特别涵义。可以这么认为，知识产权体系，尤其是著作权法体系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

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历程告知我们，现阶段的知识产权制度已不仅仅是在保护创新，同时也在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知识产权制度怎样变革，它都会在社会公众与知识产权权利人中间一如既往地充当调和剂，最大限度地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两种利益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仅从著作权法领域看，权利保护期、法定许可、合理使用制度就扮演着抑制著作权人的权利界限、维护社会公众合法使用作品的角色。当然从现今众多的民间文学艺术被无偿使用的情形看，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民间文学艺术利用过程中找到利益平衡点并合理分配基于各种利用方式产生的收益，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歪曲和滥用。

基于此，正是由于私权领域内的法律缺位导致利益关系分配不公，才出现了目前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困境。私法如若不对这些利益关系加以关注是极为不正义的。民间文学艺术由于承载了传统文化在流传过程中多姿多彩的信息，在现代市场经济浪潮中具备巨大的商业价值。许多民间文学艺术项目稍加开发便可创造出巨大的利润。⑩从反面角度讲，如果不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那么其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失传。一方面，对于这些民间文学艺术所代表的族群来说，失去的是与民间文学艺术产生伊始便具有的精神利益和这些民间文学艺术被商业开发利用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的消失则会让后代人永远丧失欣赏我国多彩的民族文化的机会。因此只有将民间文学艺术所涵盖之地族群的这种私权利益进行合理的保护，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动力，社会公众也才能够进一步获得分享众多民间文学艺术的机会。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6条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也从立法角度确认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族群法定权益的必要性。

法律具有局限性。“法律一经制定，便落后于社会”。诚然，知识产权制度适用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不是没有矛盾的地方。就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著作权制度看，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显著的群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导致用现行著作权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时产生了权利主体不确定、权利保护客体不确定、保护时间受期限限制等矛盾，与现行著作权法相冲突。因此要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法律的与时俱进便是十分必要的。要在已被广泛接受的知识产权框架内充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必须重新塑造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框架，打破已有的利益平衡关系。重塑绝不是现有制度而重来，对知识产权现有体系重来的做法是万万不可取的。在知识产权法体系内，重塑的本质是根据现有的著作权体系适度修正某些条文或创设新的权利形式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三、分类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然选择

在讨论选取何种保护方式的时候不应该有片面性，即在讨论的过程中只看到一种方式的优点而摒弃另外的保护方式。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实际出发，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采取分类保护，即“私法保护为主体，公法保护为先导，非政府组织保护为重点，公民保护为基点”的保护方式。

（一）私法保护为主体

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私法保护是必要的。

法律调整是指国家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以法的形式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对现实社会生活关系施加影响，以期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活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进行的基本分类。凡涉及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以及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

公法基本上是调整有关公权力配置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现代社会政府职能扩大的趋势下，政府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调控社会关系，促使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传统意义上“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政府管控一切已经变得不再现实，必然要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应该由私法调控的领域，公法就应该保持适当的克制，保持距离，不过多干预。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议题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正无孔不入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我国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也过多地丢失了自身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采私法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在这一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一直进行着不懈努力，以协调各国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立法。目前持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立场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分化出了两种保护路径：一是特别版权保护模式。持这种主张的学者认为，应该根据知识产权与时俱进的品质突破传统著作权法的框架，以将改进后的版权法适用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另一种是特别权利保护模式。目前有学者指出，应采用“改进的综合保护模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并提出应在立法时创设民间文学艺术权。

我们认为，在私法的范畴提出这种保护模式是积极并可行的。民间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属于民族记忆的宝贵财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开发必然会产生纷繁复杂的利益链条。如果私法不对这些利益关系进行确认，任由随意使用，那么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时间内，民间文学艺术一定会走向无序，走向衰落甚至消亡。

因此，私法的保护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民间文学艺术又不同于传统的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对于不具有作品形态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怎样保护，在法律层面是没有立法尝试的。如果设立一个民间文学艺术权，实际上是将一些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相关权利先抽象出一个“总权利”。在立法层面先肯定它，以摆脱目前国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相关纠纷案例中权利缺位的困境。然后可以根据这个“总权利”，再进行相应的立法配套措施。因此，私法保护应该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主体。

（二）公法保护

为先导之所以说公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是因为公法的特殊性。公法基本上是调整公权力关系的法律总和。针对我国文化保护的实际，如若缺少公法的公权性、强制保障性，文化保护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会更多。要以公法保护为先导，有以下考量：

第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抢救性工作直至最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评选，无一不是政府在其中起主导推动作用。同时从目前的保护工作进程来看，涉及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立法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物保护法》、《传统工艺美术条例》以及各地方政府颁布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些立法文件性质上大多以行政法规的条文为主，属于公法范畴。这些法律法规在维护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存续和发展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将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的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传承人正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与物质文化遗产显著的实体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即没有传承人，前辈辛勤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没有延续下去的桥梁。因此“传承”是一个动态的循环发展过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的基本途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认定是对其进行保护的前提。在我国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框架下，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暂行条例》等，均对传承人的认定、传承人的奖惩以及传承人的责任，有较为清晰的规定。这些仍然属于公法范畴。

第三，近年来有相当多的作品是根据民间文学艺术改编而成的，属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品。西部歌王王洛宾、刀郎等人的歌曲作品就是典型代表。围绕他们的歌曲作品引发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所有权的争议颇大。这些作品如果取得现行著作权的保护，那么在保护期限过后必然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公共财产。这一时期必然要由政府主导，规制公有领域作品的保护，由于这些民间文学艺术衍生品与原民间文学艺术的关系，也需要公法介入。同时对于一些通过歪曲使用、恶意诋毁、剽窃等不道德方式利用民间文学艺术的行为，用行政法规进行惩处也是必要的。因此，继续采用公法保护有以下优点：一是我国文化传统上政府影响力较为强大，能够快速对社会公众进行行为引导和政策指引。这是我们传统的特色，更是一种宝贵历史经验。二是政府在抢救性发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时较之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快地调动优势资源展开保护工作，特别是在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发生时显现得尤其重要。三是政府可以更快地推动国家立法机构开展必要的立法活动，从法律层面保证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四是政府可以适时调整文化保护政策，对文化宣传、文化教育进行制度安排。

（三）非政府组织保护为重点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的意译，英文缩写NGO。在中文语境中，非政府组织其实与我们常说的民间组织是等同的概念。一般认为，与追求特定利益且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是，非政府组织从事的是社会公益事业，包括环境保护、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非政府组织相对于政府机构有以下特点：（1）不以盈利为目的。（2）成员来自民间，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3）大多数成员具有专业知识背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志愿从事该组织的活动。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9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该法第37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服务。这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要特别指出，在现今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过程中，由于私权的缺失，导致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处于极为“畸形”的状态。原本私权应该积极介入的地带，缺失私权转而由公权力代替。而由政府机构代替民族群体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又有相当大的弊端：其一，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均有明定的法律职责。省、市（县）、乡政府主要是领导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各级文化主管机关的主要职责是落实文化政策、开展文化保护活动等。他们不可能专职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全部工作。其二，政府用于文化保护和建设均有专项资金，虽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保护资金有明显增加，但从保护工作的需要来看仍然是有限的。其三，因为其中的利益纠葛，政府机构代替族群进行保护容易导致官方与各地族群关系的紧张。而这些保护职能可以由非政府组织去完成。西南大学2009届法学硕士王庆曾撰文建议，应该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监理人，统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监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管育鹰博士建议，对那些传统上或地理上可以明确界定的保有某一民间文艺表现形式的族群，其权利可以由社区自己行使，即通过建立代表性机构管理民间文艺相关权利。同时，管育鹰博士指出，法律上应进行开放性的规定，允许民间自发成立相关机构，管理成员的民间文艺权利。这些观点都为非政府组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在此呼吁，应该进一步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

（四）公民保护为基点

以公民保护为基点，主要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三方面内涵：第一，文化教育内涵。建议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设立“文化遗产日”，是基于全面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更是为了向全社会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提高公众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因此“文化遗产日”实质也可看作是“公民教育日”。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文化保护、文化传承教育，既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立法宗旨，也是扩大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主体的重要举措。如果在全社会营造起浓厚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那么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必将得到更好的传承。第二，文化自觉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9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14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第20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第三，正当利用内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5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保护重在传承。传承就是要求我们继承前辈优秀的文化技艺和知识，领悟期间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我国民族众多，使用这些民间文学艺术时应尊重各民族的传统和信仰，注意各民族的禁忌和生活习惯。

篇7

[关键词]研究生;心理健康;自我维护

[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2 ― 0165 ― 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在2015年和2020年， 我国在校研究生规模将分别达170万和200万。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研究生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越来越重要。近几年来，研究生因心理障碍引发的各种心理、行为问题日渐增多， 抑郁、自杀、伤人、休学等现象时有发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与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急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研究生自身的积极调适。

一、拥有阳光心态

当前社会激烈的变化和竞争的日益加剧向研究生这一高素质群体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他们承受着来自经济、学业、就业、婚恋等诸多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应对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压力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总会出现。压力也是动力。但是压力能否转变为动力，对压力的态度是关键。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问题”就可能变成“机会”。正所谓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个体面临压力时的失态、失控无疑就是心态失衡的极端表现之一。阳光学说创立人清华大学吴维库教授这样说：“如果我们改变不了事情，那就改变对事情的态度;事情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换言之，拥有阳光心态，压力就有可能变为动力。何谓阳光心态？阳光心态是一种对事物积极、向上的态度。无论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拥有阳光心态的人总能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坚信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究会改变压力对自己的不良影响。首先要认识到心态的重要性，然后自觉修炼;其次，要多与心态积极的人接触，切身感受阳光心态的魅力;再次，要进行积极地自我暗示，克服自负性动思维的干扰;最后，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人，在助人的过程体验价值感。

二、培养积极情绪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而情绪对个体的影响却是双重的。正如日本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泷泽武久在谈到发展学生智力时所言： “不能无视情绪的作用。情绪交织在人的思维中，或者成为刺激，或者成为障碍”。因此，善于调节并发挥情绪的积极作用对于个体有着重要意义。

情绪可以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积极情绪即正性情绪或具有正效价的情绪，包括高兴、喜悦、兴奋、愉快、满足等。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个体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就容易构建心理弹性，进而增加持久的心理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要求，在人群中也必然受欢迎;反之，如果个体经常受到烦躁、愤怒、焦虑等负性情绪困扰，则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难以适应正常的工作、生活，久而久之也会影响心理健康。

积极情绪从哪里来？一是认知情绪。稳定而积极的情绪状态，来源于对自我情绪的清醒、深刻的认知。一个人能时刻认知情绪，是自我理解和心理领悟力的基础，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真实情绪，就只好听任情绪的摆布。只有在对自我情绪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情绪智力中其他能力的作用，如识别他人的情绪、处理好人际关系、更准确地决策自己的事业与生活、指导自己的成功人生等等。二是需要的满足。情绪是个体需要是否满足时的内在体验，当个体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积极或肯定的情绪，反之，就会产生消极或否定的情绪。显然，个体的需要不可能都得到满足，那岂不是说积极情绪难以拥有？其实不然。古语云：知足常乐。现代人的“累”很大程度上是欲望之“累”，适当的降低欲望的水平或者懂得取舍就容易获得满足。三是及时、合理宣泄消极情绪。调控情绪不是一味压抑消极情绪，而是视情境做到适时、适地、适量的情绪表现与宣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人都会生气，但是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表达生气可就不容易了。”听音乐、深呼吸、按摩头部、转移注意力、与朋友聊天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方法。四是运动。低强度、多趣味的有氧运动会使积极情绪明显增加。有研究表明，这种明显的效果至少持续60分钟;而消极情绪在运动结束后下降基线水平，并且在运动后60分钟内持续下降。五是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不但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会使人精力充沛，学习和工作的效率提高，使人充满自信，产生满意、愉快、自豪等良好情绪而睡眠不足时则会产生相反的情绪。

三、寻求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念，达成共识的是，它是指一种动态的、多维的人际关系。有关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的有主效果和缓冲器两种假设模型，主效果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如何，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必然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提高。缓冲器模型则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见，当个体遭遇威胁心理健康的事件后，能否及时从周围获得心理上的支持、物质上的帮助，将直接影响个体能否经受住打击或经受打击后能否快速恢复过来。有效的社会支持，可极大缓解个体挫折后的心理压力，使其产生被理解感和被支持感，进而产生应对事件的信心。对于研究生而言，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工作人员、辅导员、导师、同学、家人、朋友是有效社会支持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研究生遇到无法自己解决的困难时，应及时向相关人员倾诉或寻求帮助。如果身边恰逢没有可倾诉的对象，在QQ上发个说说排解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务必要注意措辞得当以避免不必要的道德争议与法律纠纷。

四、塑造健康人格

研究生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我国研究生教育一直注重于专才教育，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从而忽视了对其全面素质的培养，而且应试教育造成了先天不足，加之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得研究生的个性发展不足，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人格缺陷，比如，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和意志薄弱等多种人格缺失问题。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并不重要，了解得病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更重要。为什么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显然与个体的人格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人格是在一定的生理基础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煽等烁袷歉鎏逶谑视ο质祷肪澈头⑾终故咀晕业幕极存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由、和谐、开放、高效的人格模式，它是一种具有和谐的内部心理机制和行为上富有高效能的人格状态或境界。健康人格作为一种没有缺陷的人格，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价值目标，它能把每个体身上所有优良的人格特征都集聚起来。具有健康人格的个体必定会具有这样的特征：“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括，正视过去，面对现实，着眼未来，渴望迎接生活的挑战，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研究生在专业学习和研究之余，勿忘自身健康人格的塑造。

为了有效地塑造健康人格，研究生首先应当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人格的优点和不足，有针对性地对自己的人格特点进行调整、优化。其次，人格的发展和塑造过程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健康的人格只有在与人交往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研究生塑造健康人格，必须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要做到尊重并传承传统道德文化、关注他人的需要、真诚地赞美他人、多与他人沟通理解、保持个性自尊和独立等。最后，研究生还要强健体魄，因为人格发展的过程是体质、心理因素与智力因素协同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

五、阅读心理学书籍

心理学是现代人认识自己的一门科学，对于我们每一人都有用处。无论生活中的衣食足行，还是学习、工作中的为人处事，都离不开心理学，都需要心理学的帮助。人们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诸如，人的情绪和“脾气”是怎么一回事？压力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影响？人如何提高自己的记忆力？所谓人那么有“个性”又是怎么一回事？疾病与心理健康有关吗？……这些问题不胜枚举。心理学所涉及的方面渗透于各个领域中。有人总结说，世界有三大谜：物质起源之谜，生命起源之谜，意识起源之谜。心理学恰恰是探索意识起源之谜的科学，而且，这第三个谜很大程度上又和前两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也使心理学成为一个更加庞大而复杂的领域，也使任何人都可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的领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心理学类课程在高校比较受本科生欢迎。而目前，面向研究生开设的心理学类课程很少，这并不能说明研究生不需要学习心理学，恰恰反映了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缺憾。作为个体，遇到心理方面的困扰，除了寻求他人的帮助之外，自救也是很重要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平时注重阅读相关的心理学书籍，有些问题自然会豁然开朗，即使遇到困扰也可以有的放矢甚至对症下药。

心理学发展至今，内容已经极为丰富。为了对心理学有全面的了解，最好从一本心理学导论或普通心理学入手。另外，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职场竞争激烈，由此导致的压力、抑郁、焦虑等心理不适问题日益凸显，这就造成了社会上对心理自助读物的巨大需求。这方面的书籍也非常之多，选择依据就是能看进去的或者“对症”的。

心理健康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个体在一生中或多或少会遇到困扰心理健康的问题，也可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中。关注并注意维护心理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应贯穿于生命始终。

〔参 考 文 献〕

〔1〕吴维库.阳光心态〔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2〕积极情绪的概念、功能与意义.〔J〕心理科学进展，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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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干老师培训心得1

  20xx年8月14日，白沙县教育局举办了一期由校长、中层领导、特级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教学骨干教师参加的为期五天的暑期培训班，有幸请到了香港著名教授黄显华先生到我县讲学。我很庆幸参加了这次培训，并以认真、虚心、积极的态度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我知道培训不是要学到多少知识，而是理念的碰撞，结合校情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黄教授从不再教书开始，畅谈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历程，并把自己的研究的成果、经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前沿的思想、丰富的内容、灵活新颖的形式，使得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由教育者到学生的角色转换，并深有启发。

  一、精雕细琢设计培训内容

  1、循序渐进的原则。

  从怎样才算是‘理解’到怎样的学习才是‘投入’学习、怎样去学习问问题、怎样把教学内容心理化以适应学生学习到怎样去处理学生个别差异的教学,以及以什么方法进行课程和教学研究.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层次，循序渐进。然而我们的教学也应如此，必须符合知识本身的内在逻辑系统，符合学生的认识发展过程，如果拔苗助长，急躁冒进，还没把知识的大门打开，就想越墙而过，就会适得其反，会把学生领进知识的迷雾里，找不清方向，不知从何学起，也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

  2、饶有趣味的内容。

  每每上课伊始，黄教授都会安排一些活动，如单脚站立、开眼闭眼的反应和拇指、前臂活动与改变等，每个活动都富有寓意；课中还伴有故事、图画、案例等，非常有深意；课接近尾声时，还以简报的方式展示每个组的收获，异彩纷呈。这似乎回到了童年，我们就是孩子,孩子就喜欢这样生动、有趣、灵动的课堂，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有了丰硕的收获，这便是有效教学。

  二、别具一格的培训方式

  1、注重营造民主、平等、愉悦、安全的学习氛围。五天的培训课堂上，七十多岁的黄教授没有坐着授课、没有固守讲台，而是走到学习者中间去，时而亲切感人、时而幽默风趣。

  2、认真倾听学习者们的个性理解，尊重、鼓励学员们要做一个勇敢的中国人.其实，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能认真倾听学生的发言，倾听学生的心声，倾听学生的思维，那么不仅能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还可以尽可能多的掌握信息，如根据学生的需要用加法或乘法,让教学变得丰富；同时关注学生的不需要,用减法或除法,让教育变得简约。也只有当每个学生的个性都得到充分尊重来发展时，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教育目标。

  3、倡导小组合作学习方式。黄教授总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们小组成员间要互帮互助，如你看一下你们组谁还没有找到那份资料的、把你思考后的答案和你的组员说一说、你们组共同的答案是什么,就这样有意又无意的把合作的理念植入我们的大脑，并以行为表现出来。充分发挥了各小组的优势与各人的特长，做到了人人参与、踊跃表达。然而此次培训都是骨干教师或学校领导，自然会自觉的做到人人积极参与，可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却不然，特别是乡村学校，学困生面积大，每个小组中学困生几乎占了一半，也最不愿参与合作学习，老师也往往徒劳无功。通过教学实践，我认为合作学习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是一个内部需要的过程。首先组织分工、明确职责。在组建小组时，教师要对学生的性别、性格、气质特点、兴趣、能力等各方面作全面了解，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来划分，组内成员每人都有相对侧重的一项责任，担任一个具体的合作角色。如小组讨论的组织者、记录员、资料员、发言代表等，角色也可以适当轮换。其次，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需要来精心准备合作学习的内容。要有一定的趣味性、挑战性、可行性和探究性，要能显示出它与个体学习相比较更有优势。第三，注重对学生激励性的评价。失去了评价的制约，合作学习也将难以落到实处。对合作学习的评价可以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也可以是同伴之间的评价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评价的着眼点是不仅评价学生发言的答案正确与否，更要注意评价学生的合作态度、合作参与的过程、合作的精神、创新的意识等等。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走在教学的路上，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往往觉得问题看似在行为，其实根子在思想，只有思想变了，行为便会随之改变。所以，我们不仅要做松土的农夫，埋头苦干（求真务实），还要抬头看路（方向准确）、仰望星空（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成为一名可亲、可爱、可敬、可信的教师。

骨干老师培训心得2   

  6月25日，我又回到了熟悉的母校——华南师范大学。十天的研修学习，让我受益良多。教授们精辟的讲述，风趣幽默的课堂，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他们不厌其烦地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有着许多困惑的我们豁然开朗。

  一、《破冰之旅》，熟悉彼此

  《破冰之旅》让我了解到本次培训是“三位一体”（高校—教师工作室—市县培训机构）的省级教师培训培养系统。通过省级培训，促进中学生物骨干教师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形成鲜明的教学风格和教学特点，更好地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

  在《破冰之旅》研修课上，我们第六学习小组的学员们终于见面了！大家都很热情，不仅自我介绍，还把家乡的特长也“搬”出来了。我们推选了小师弟——汪斌担任组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共同完成了我们组的代表作“变形虫”。我们组的理念是：我们小组像变形虫的各个细胞器，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整体大于局部。这次研修课让我们小组的成员很快熟悉彼此，像多年的老朋友。

  二、通识培训，反思自身教学

  在4天的通识培训中，我们聆听了多位专家的精彩讲座。华附邹寿元老师的《中学教学科研的实践与思考》让我认识到中学教学科研的意义，他的“四个把”讲解得非常精彩：把课堂交给学生、把空间留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把精彩让给学生。他对“有效教学”有着独特的理解，有效：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其中有效益是最高体现。反思自身，我一直有点“惰性”，总以为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耘好就行了，对于科研、课题感觉遥不可及，也不愿意动脑子想。通过邹老师的讲解我才认识到：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教改，对于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是大有裨益的。而课题也并不是很深奥的，课题就在我们的教学中，课题实际是就是从问题来，而问题从反思中来，因此以后的教学中我要多写教学反思，让反思形成一种习惯。

  三、学科培训、夯实学科专业知识

  6天的学科培训，夯实了生物学科的专业知识，收获颇丰。刚开始一看安排表，别的学科都是“九三学社”，唯独我们生物学科例外，早上8点半，下午2点半，还有晚上的课！经过通识班主任的解释，使我们对生科院的领导和老师们充满敬意，这是何等的苦心啊！为了给予我们更多的知识，他们费尽心机，安排了与初高中相关的《植物生理》《动物生理》《细胞生物学》《生态学》《遗传进化》《微生物》《现代生物科技》等的教学难点和拓展以及教学评价等内容。其中黄秀明老师讲解的《动物生理》教学难点及拓展为我拨开了许多困扰在我心中的“云雾”。她讲解被动运输和主动运输非常生动，给我这个教了19年中学的一线教师深深地震撼。她把“单纯扩散”比喻为“一条河，像会游泳的人就自己游过去”；她比喻“载体蛋白”为“一个不会游泳的人需借助小船才能过河，这小船就是‘载体蛋白’”。她对“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的讲解非常透彻，收获很大。整整3个小时的讲座，让我们意犹未荆

  研修班学员是各个学校的教学精英，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每一次的交流、探讨、思想的碰撞都能给自己智慧的启迪，受益匪浅。

  骨干老师培训心得3

  20xx年6月27日至7月7日，我特别荣幸地参加了华南师范大学承担的广东省骨干教师省级培训，培训共进行了十天，这十天的紧张学习，犹如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拨云见日，使我们在一次次的感悟中豁然开朗，使自己在学生观、教师观、教学观，从几方面对中学教学提现了新的发展方向，最后得到结论：正确的教育理念是育人教书。此报告无疑是对当下教育弊端的一次警钟，更是对一线教师理念的一次纠正。

  二、完善了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了解了历史研究的前沿问题：

  教师是一个永远新的职业。这里讲的“新”主要指知识的更新与教学艺术的更新。作为历史老师，应是始终站在科学知识岸边的摆渡人，传承知识与文化；他应是学生灵魂的塑造师与精神垃圾的清道夫。所以，作为历史教师必须时时保持充电的状态，此次培训无疑是一次良好的机会。经过培训，就我个人而言，不仅在学科知识方面得到一次全面的补充。尤其是左双文教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前沿讲座，让我们有种全新的认识与了解，张庆海从一些新的角度对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三、学习如何成为了一个专家的型的教师

  中学教师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还应该成为一个专家型的教师，而这一点正是当今我们大多数中学教师所不具备的，我们更多的是实践，但不会总结，将这些实践形成文字，变成论文只更是我们所不善长的，这次培训有三位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阐述，分别是刘良华教授，宋德华教授，黄牧航教授，通过这些教授的讲座，使我们了解了论文的选题、论文的写作准备、写作的基本步骤、写作的基本要求、论文写作的常见的问题与纠正。黄牧航教授则对中学历史教师的基本课题研究进行专题讲座，让我们了解中学教师如何进行一些相对实用的课题研究方法、步骤。

  四、认识了全省的一些同行

篇9

[关键词] 中医药； 现代化； 国际化

Summary of develop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wenty years（1996―2015）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twenty years" committee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20 years. A great deal of basic and innovative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on basic theory of TCM， effective substance， efficacy evaluation， action mechanism， intracorporal metabolic process， safety evaluation，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quality standards. As a result， a series of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have been generated and promo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CM， supported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TCM and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CM.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oi：10.4268/cjcmm2016220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医学科学的结晶，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原创的科学思维。传承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路线，就是要将中医药的原创思维转化为原创成果，解决当前医学科学难题，并诠释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将中医药原创思维和丰富经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传统优势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屠呦呦研究员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掘中医药宝库的成功范例。

20 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中药产业已有一定产业规模。但是，支撑中药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薄弱，主要表现为：中药基础理论缺乏现代诠释，对临床和新药研发的指导价值发掘不够；中药药效物质、作用机制、体内过程等研究还不够深入；符合中药特点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还很落后，不能满足需求；确保中药“安全、有效、可控”的质量评控体系尚未完整建立，质量检测方法及控制技术比较落后；中药创新研究技术平台不完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创新中药品种相对较少等。

历经20年的快速发展，中药现代化成就斐然，现代中药产业已具规模，经济社会贡献度不断增长，国际影响不断提升[1]。与此同时，支撑产业发展的中药科技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医药科学研究水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药相关研究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4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8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二等奖40项[2]。将近20年研究成果及影响梳理归纳，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 中药基础理论的科学内涵逐步得到现代化的诠释与发展

为了科学阐释中药基础理论的深刻内涵，中医药研究者开始寻求与化学、生物信息、数学、计算机等科学工作者进行跨学科合作，特别是借助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方剂配伍理论、配伍禁忌、药性理论、毒性理论等中药核心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逐步得到诠释与创新发展。

1.1 中药性味理论研究 性味归经是中药的理论基础。通过系统研究，初步阐释了中药性味的本质及四性与五味的关系，包括中药同时具有性（气）与味；五味主要与中药的功效相关，四性主要与机体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相联系；四性可通过中药对机体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的影响予以评价归属，并探索出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可组合性”的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方法，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的性味评价方法相结合，建立了基于代谢组学生物标记物的中药寒热性预测模型，用于中药寒热温凉四性的归属评价[3]。

1.2 中药方剂配伍理论研究 在国家“973”计划3个项目支持下，丰富和发展了方剂配伍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组分配伍理论”[4]。从现代医药学的角度揭示了方剂配伍的科学内涵，并依据“突出主效应，兼顾次效应，减少副效应”的原则，建立“效应配伍”策略，建立标准组分、组分配伍、组效关系、优化设计方法和关键技术体系，指导经典名方二次开发和现代中药研发。构建了药性相关数据库及数字化中药组分库，并建立了基于组分配伍的组效、时效关系及多靶点整合调节作用的组分中药研制技术平台。“组分配伍理论”不仅为诠释中药“七情和合”配伍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开辟了一个重要方向，为创新中药研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对中药产业升级和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 中药毒性理论研究 中药毒性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用现代语言进行阐述，解决对中药毒性认识的不足和误解。中药毒性具有特殊性，通过系统研究，证明中药毒性强度在“有毒组分/成分药材毒性饮片毒性复方毒性”传递链上并不是等效传递的，打破了国外学者关于“化学成分有毒就推演到其药材有毒，并进一步认定含有该药材的中药复方制剂有毒”的不科学逻辑推理，有助于纠正当前国际上对有毒中药的一些偏颇甚至错误认识[5]。此外，通过对何首乌、大黄等的毒性证候以及毒性药效的相关性研究，用科学数据证明了“有故无殒”的中药毒性证候密切相关的中药毒性理论[6]。

1.4 中药配伍禁忌理论研究 在集成散在于历代的文献资料和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深化研究，系统揭示了反药配伍禁忌的内涵及主要表现形式；反药配伍的稀疏关系、潜害特点，宜忌转化关系及开放性特点；提出配伍禁忌的规避及趋利避害的原则方法等，构建了基于“十八反”的现代中药配伍禁忌理论框架，丰富和发展了中药配伍禁忌理论[7]。

1.5 中药炮制研究 通过对传统炮制理论、炮制技术、炮制工艺与饮片质量标准等研究，初步建立了传统中药炮制传承体系、炮制技术创新发展体系、中药饮片生产和质量保障体系，基本满足了中医药事业对中药炮制技术、人才及产品的需要，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2 符合中药特点的药效物质、药理评价、药代过程、作用机制、安全性及临床评价研究方法学体系已经形成

2.1 中药分析方法和技术进步 中药所含的化学成分是产生药理活性的基础。对中药复杂成分的认知，需要分析技术和方法的进步。通过20年的发展，多维气/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超导核磁共振等先进仪器设备和在线筛选、高通量/高内涵筛选、虚拟筛选、等效反馈筛选等活性筛选技术得到应用，成为解析中药的化学成分/有效成分（组分）的重要手段。针对如何快速、高效地从中药复杂体系中发现药效物质，研究人员创建了“谱效相关性筛选法”、“生物色谱法”、“成分敲入/敲出法”等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特别是针对中药复方药效成分的整体研究难题，提出了“等效成分群”理论与方法，根据“从整体中解析部分，从部分回归整体”的研究理念，通过化学成分群定向敲除、活性反馈筛选、等效性评价等方法与技术，在中药复方全成分表征的基础上，采用逆向比较“成分群”敲除前后原方整体药效的变化，反推“候选成分群”对整体药效的贡献度，经过多轮等效反馈筛选，从中药复方的众多成分中发现能基本达到原复方药效的等效成分组合[8]。目前该理论和方法在中药经典名方研发中得到应用推广。

2.2 中药药效评价研究 现代检测手段的发展，使中药药效评价从整体动物病理形态、基本功能评价向细胞、分子水平的直观阐释发展，为从多层次、多环节、综合评价中药药效作用提供了支撑。整体与局部研究相结合、体外与体内相结合、体内过程与活性评价相结合成为中药药效研究的主要模式。近20年来，针对不同疾病、不同病理环节、不同靶点，建立了系列动物模型，包括各种自发性疾病模型、基因工程动物模型、药物诱导或手术动物模型、模式生物模型等，也包括各种人源、哺乳动物来源细胞模型，较好地应用与中药药效作用评价[9]。一系列新技术得到发展应用，包括数据挖掘技术、基于作用靶点的筛选和评价技术、基于内源网络平衡评价技术、基于体液药理学研究方法评价技术（体液药理学，包括血液药理学、脑脊液药理学、组织液药理学等）等，成为中药药效研究的重要方法。

2.3 中药复杂成分体内过程研究 中药进入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规律一直是个难题，也是重大科学问题。针对中药多成分造成体内暴露和变化过程的复杂性，提出中药“药代标识物（PK Markers）”的概念，并创建了生物样品微量物质分析技术、中药体内代谢物富集和制备技术、“诊断离子桥联网络”、“相对暴露法”、“物质组代谢组关联网络”等中药复杂成分体内过程研究方法学体系[1011]。另一方面，针对一些“药效确切、机制不明”的中药，可通过分析内源性小分子物质群的改变等代谢组学研究手段来考察其药物机制和作用效果[12]。中药体内过程研究技术的进步，使体内过程的“黑箱”初步被打开。

《中药现代化二十年》编写组：中药科技发展20年概述（1996―2015年）

2.4 中药作用机制研究 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手段，我国科学家不仅阐明了部分中药的作用机制，更基于中药“多组分、多靶点、多层次、多途径”的作用特点及中医药理论的“整体观、恒动观、辨证观”思想，将系统生物学、“组学”（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表观遗传组等）、网络药理学等具有“整体性”、“动态性”的研究技术方法运用于中药作用机制的探索之中，取得了系列标准性成果[13]。例如，我国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了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分子机制[14]，丰富了APL靶向治疗的理论，对于推动其他类型白血病和实体瘤的分子靶向治疗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5 中药新药安全性评价规范化研究 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1999年颁布《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即GLP》（试行）（2003年正式实施），其后在2007年SFDA颁布的新药技术审评补充条例中明确规定中药新药1～5类的安全性评价研究必须在获得GLP认证资格的研究中心进行，这表明目前中药新药的安全性评价逐渐与国际规范接轨。对一些有毒中药的毒性成分、致毒机制、量毒关系、毒性分类、毒性预测等进行深入研究，搭建了关键技术平台，完善了中药安全性评价体系，对科学客观地评价中药安全性、促进合理使用中药起到了推动作用[15]。

2.6 中药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近20年来，根据中医药的临床特点，借鉴国际上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以及新药临床研究管理规范等经验，中药临床疗效评价技术体系不断完善，逐步与国际接轨。从中医临床评价研究的特点出发，建立了包括伦理审查、机构设置、研究中心和研究者管理远程数据获取、试验药品管理、数据核查和动态管理、数据分析等技术平台，形成了“现场与远程交互的三期四查”质控方法，即临床研究早期、中期、结题前三期；内审、二级监查、三级稽查与四级视察相结合，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大大提高了临床试验的质量。建立了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开展真实世界临床研究，催生了临床研究新范式的诞生，一种更加适合中医药临床特点的、临床科研一体化的临床研究模式已经在应运而生，使临床试验效率和质量得到提高[16]。

3 建成了中药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平台

3.1 中药制药技术发展 围绕着中药新药研发的各个关键环节，攻克了中药药效物质高效分离与鉴定技术、组分中药筛选与新药研发技术、中药超微粉碎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真空带式干燥技术、高速滴丸技术、中药经皮给药技术、中药缓控释技术、中药生产过程控制技术等一批制约中药新药研发与现代化生产的共性关键技术，有力推动了中药新品种研发和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培育了数十个年销售额过10亿的重大品种，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2 技术平台建设 随着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的实施，建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现代中药研究平台。如中药药效物质研究、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中药安全性研究、组分中药研究、中药（网络）药理学研究、中药临床评价研究、中药新剂型研究、中药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中药制药过程控制技术、现代中药数字化提取技术等。一些技术研究平台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实验室，研究平台标准化建设也逐步与国际接轨，对中药产业提质增效发挥了支撑作用[1]。

4 构建了符合中药特点的质量控制体系

4.1 中药质量标准研究 随着对中药药效物质及作用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现代化分析检测仪器在中药质量研究中的应用，确保中药“安全、有效、质量均一”的质量评控体系已逐渐完善[17]：在安全性控制方面，对中药内源性有毒成分以及外源性有毒成分（农药及重金属残留、真菌毒素、二氧化硫残留等）建立了高效、灵敏的检测方法；在中药鉴定领域创建了基于ITS2的中药材DNA条形码鉴定方法，为中药材物种鉴定提供了基因鉴定方法体系[18]；在有效性评价方面，从控制“单一成分”、“指标成分”过渡到“多成分”、“有效成分”、等效/主效成分；在质量均一性方面，建立了针对整体化学成分的指纹图谱一致性评价技术来评价产品批次之间均一性与稳定性。特别是针对中药质量评价中存在的“指标成分选不准、含量范围定不准、药效关联性不强”的短板，创新性提出“等效成分群理论”以及“以等效成分群为标示成分”等更加符合中药复杂成分特点的质量控制体系[19]。

4.2 《中国药典》收载的中药质量标准大幅度提升 构建了包含来源或制备方法、性状、专属性鉴别、安全性相关检查、浸出物检测、含量测定等项目的比较完善的标准体系，部分品种还建立了指纹图谱/特征图谱和多成分含量测定相结合的整体成分控制标准，使我国中药质量标准水平在很多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例如，《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收载中药2 158种，其中药材和饮片618种、植物油脂和提取物47种、成方制剂1 493种。无论是收载的品种，显微鉴别和TLC鉴别项目，HPLC含测项目及对照品、对照药材的数量均为国际植物药标准之最。新版药典还采用DNA分子鉴定法、生物效应评价法、LCMS联用法、指纹/特征图谱技术、一测多评法、薄层色谱生物自显影技术等新方法与新技术来解决行业难点问题，使得一大批中药标准已超越国际同类水平[20]。国家药典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积极推进中药标准的国际合作，我国学者也积极参加中药国际标准的制定，由中国科学家完成的丹参等9种药材27个标准已收入《美国药典》，中药质量标准研究有望实现“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目标[21]。

5 中药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

5.1 高水平论文显著增长 随着中药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学者发表的中医药SCI论文从20年前不到100篇增加到每年超过3 000篇，增长了30余倍，占国际论文的比例约从5%增加到35%，增长了7倍，主导世界中医药研究。不仅SCI论文数量有了显著增长，而且越来越多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杂志上。例如麻杏石甘汤加减银翘散的标准汤剂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研究结果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发表[22]，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的临床研究结果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上发表[23]，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分子机制的研究论文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上发表[24]等。还有一批高水平研究在JACS， Nature communications， Lancet等期刊上发表，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不仅带动中医药研究水平的提高，也扩大了中医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

5.2 中成药海外注册研究进展 随着中药国际化的推进，一批临床疗效确切、安全性高的中药产品以药品身份开展国际注册研究。如复方丹参滴丸（胶囊）（T89）将完成Ⅲ期临床试验观察，血脂康胶囊、扶正化瘀片、康莱特注射剂、桂枝茯苓胶囊也已完成Ⅱ期临床试验。还有一批中成药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国家注册销售。地奥心血康、丹参胶囊在荷兰通过传统药物注册获准上市，成为欧盟成员国以外获得市场准入的植物药先行者。

6 结论

近几十年医学发展理念发生了深刻变革，许多与中医药理念相一致。可见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其防病治病理念符合先进医学的发展方向，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中找到解决的思路和方法[24]。持续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发挥中医药在维护人类健康方面的特色与优势，是应对当今社会慢性病、复杂性疾病挑战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我国在医学科学研究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中药现代化实施20年进程中，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承担起了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任，开展了大量基础性和创新性的工作，取得了一批突出成就。但是，中医药的发展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还需要不断深化，现代化、国际化战略还需要持续推进。下一阶段，中药科学研究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坚持创新驱动，在继承中医药的原创思维，保持中医药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方法挖掘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催生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突破，彰显出中医药原创思维的现代科学价值。下一阶段，要坚持多学科结合、产学研结合，更加注重学科主导性发展和全球引领性发展。对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进行更前瞻的思考和全球范围的布局谋划，以世界领先、国际一流为目标定位，主动发起以我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主导国际中医药相关标准制定，大力开拓中医药领域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探索构建国际产学研合作平台和网络，为引领未来新医药学的形成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伯礼，张俊华.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J]. 中国中药杂志，2015， 40（17）：3331.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资办公室.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EB/OL]. [20161030]. http：// nosta. gov. cn/web/index. aspx.

[3] 匡海学， 程伟. 中药性味的可拆分性、可组合性研究――中药性昧理论新假说与研究方法的探索[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9， 11（6）：768.

[4] 张伯礼，王永炎. 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以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 [J]. 中国天然药物， 2005， 3（5）：175.

[5] 赵军宁， 杨明， 陈易新， 等. 中药毒性理论在我国的形成与创新发展[J]. 中国中药杂志，2010， 35（7）：922.

[6] Wang J B， Zhao H P， Zhao Y L， et al. Hepatotoxicity or hepatoprotec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for the paradoxical effect of the Chinese herb Rheum palmatum L. in treating rat liver injury [J]. PLoS ONE， 2011， 6（9）：e24498.

[7] 段金廒， 张伯礼，范欣生，等. 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思路与技术体系框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2， 14（3）：1537.

[8] Liu P， Yang H， Fang L， et al. Bioactive equivalence of combinatorial components identified in screening of an herbal medicine [J]. Pharm Res， 2014， 31：1788.

[9] 刘建勋， 任钧国. 源于中医临床的中药复方功效的现代研究思路与方法[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7）：1372.

[10] 郝海平， 郑超， 王广基. 多组分、多靶点中药整体药代动力学研究的思考与探索[J]. 药学学报， 2009，44 （3）：270.

[11] Yu K， Chen F， Li C. Absorption， disposition，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saponins from Chinese medicinal herbs：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more？ [J]. Curr Drug Metab， 2012， 13（5）：577.

[12] 王喜军.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的系统方法学――中医方证代谢组学[J]. 中国中药杂志，2015， 40（1）：13.

[13] 张伯礼. 系统生物学将推动中药复杂体系的深入研究[J]. 中国天然药物， 2009， 7（4）：241.

[14] Zhang X W， Yan X J， Zhou Z R， et al. Arsenic trioxide controls the fate of the PMLRARα oncoprotein by directly binding PML[J]. Science， 2010， 328：240.

[15] 高月，马增春，张伯礼. 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的安全性关注及再评价意义[J]. 中国中药杂志， 2012， 37（1）：1.

[16] 刘保延. 真实世界的中医临床科研范式 [J]. 中医杂志， 2013， 54（6）：451.

[17] 钱忠直. 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质量标准――解读2010年版《中国药典》[J]. 中国中药杂志，2010， 35（16）：2048.

[18] Chen S L， Pang X H， Song J Y，et al . A renaissance in herbal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from morphology to DNA[J]. Biotechnol Adv， 2014，32（7）：1237.

[19] 杨华，齐炼文，李会军，等. 以“等效成分群”为标示量的中药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4， 16（3）：510.

[20] 石上梅. 逐步完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控制模式――解读2015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 [J]. 中国药学杂志， 2015， 50（20）：1752.

[21] 吴婉莹，果德安. 中药国际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4， 16（3）：496.

[22] Wang C， Cao B， Liu Q Q， et al. Oseltamivir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erapy maxingshiganyinqiaosan in the treatment of H1N1 influenza：a randomized trial[J]. Ann Intern Med， 2011， 155（4）：217.

[23] Li X， Zhang J， Huang J， et al.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arallelgroup，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Qili Qiangxin capsul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J]. J Am Coll Cardiol， 2013， 62（12）：1065.

篇10

[关键词]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功能之美；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功能转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3-0035-14

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在其环境美学新著《功能之美》（Functional Beauty）中，为深入解决“功能之美”的问题，正面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即如何在特定对象的众多功能中确定其“恰当功能”；二是功能“转化问题”，即对象特定的内在功能如何转化审美特性而为欣赏者所感知。这两个问题对卡尔松的功能主义美学来说都是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深化环境美学很有帮助。卡尔松对这两个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本文愿就此作些简要的介绍与讨论。

一、功能不确定性问题

功能不确定性问题的提出针对如下事实：如果说任何自然、人造物均有其独特的功能，那么我们将会轻易地发现许多自然、人造物具有不只一种功能。那么，面对这种功能众多的复杂局面，我们应当怎么办？卡尔松认为，当一物似乎具有多种功能时，我们必须有效地区别“恰当功能”与“偶然功能”或“无限制功能”。这里的“恰当功能”概念乃是卡尔松自然审美“恰当性”问题之延伸，由其“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客观立场决定。

如果说自然、人造物具有多样功能乃是一个事实，那么哲学家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对这些功能做分类工作。该如何确定一物之恰当功能呢？功能研究的传统思路，便是根据一物之设计者、创造者的理性意图、预先设计来确定，这是一种意图主义的功能观，其理论可被表述为：

X具有功能F，当且仅当某人已然期望它实现F。①

这是功能确定最直接、简便易行的思路，也常常有效，特别是针对人造物。但事实证明，这种理论似乎只宜于处理简单的功能现象，而难以应对复杂的局面，因为日常生活中一物之功能常常会因人而异。某些天才的使用者会别开生面地使用一个常规器具，发现（实际上甚至是发明）其新用途，赋予其新功能，这种新功能往往会大大出于其设计者和制造者的事先预料与设计之外。比如，有人会把人们用以煎饼的平底锅当做电视卫星信息接收器来使用。那么，怎么对待这种现象呢？显然，由某物之设计者、制造者的预先设计以确定其恰当功能的思路已不足用，需要引入新的因素以完善之，于是就有了确定一物之恰当功能的意图理论之拓展版：

X具有恰当功能F，当且仅当S是X的设计者、制造者或使用者，且S已然期望X实现F，其意图属于某种意图K。②

但卡尔松指出，这种经过拓展后的意图理论仍然成问题，因而也不可取：

在我们将恰当功能从无限功能中区别开来的工作中，意图理论完全将我们置于徒劳的境地……意图主义将功能弄成一个不确定，甚至无意义的概念。③

为什么呢？因为使用者太多，每个使用者基于其特殊的意图与语境，均可能发现（发明），并主张他所肯定的功能为一物之恰当功能。于是，功能确定问题再次因多元主义而陷入怎么都成的自然主义状态。而在有关环境评价的讨论中，卡尔松就曾指出：环境评估者自身角色之不同会导致环境价值评估上的巨大差异。④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呢？卡尔松认为，可以接受生物哲学家的启发，走一条将功能自然化、客观化的思路。生物哲学家对功能的思考从观察自然界开始，并由此而形成一套有价值的理论，这是一种“纯因果性、非意图性分析”，“功能被理解为内在于对象自身和/或其当时、未来环境的物理特性”。⑤

生物哲学家提出了解释自然物功能的两种理论：“因果作用功能”和“选择效果功能理论。”⑥卡尔松认为后者在确定“恰当功能”中更优，因为它可被用于成功地区别恰当功能与无限制功能。据此，他以如下命题界定恰当功能：

特性X具有一恰当功能F，当且仅当X近来之存在，乃因其前代物由于现实F而提高了适应，使特性X的基因型得到延续而成功。①

选择效果功能理论是生物哲学家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用以阐释特定物种之特定属性以及器官何以长期持存，卡尔松则借此模型用以确定人造物之恰当功能。但是，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人造物往往数量巨大，而且其特性与功能之所以得到复制，并非像有机体那样是其遗传基因经环境变迁考验后，被自然史即物种进化史“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于特定人造物（工业产品）之特性及其功能满足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欲望，在市场流通环节上经受住消费者自主选择的考验，其设计、生产与经营者得到很好的利益回报，因而乐意持续、大量地复制此产品的结果。据此，卡尔松将上述自然界有机物“自然选择”的理论模型改造为一个关于人造物（工业产品乃其典型代表）接受“市场选择”后获得其恰当功能的新模型：

X具有一恰当功能F，当且仅当X类物近来之存在，乃因其前代产品由于现实了F，使X类产品在市场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或欲望而成功。②

这便是卡尔松为解决功能不确定性问题而提出的正面解决方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评价卡尔松提出的这一方案呢？

二、自然对象的功能不确定性问题

作为功能主义美学，即以功能之美为核心观念的环境美学，卡尔松需要确立如下基本认识：功能乃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环境中的普遍事实，它是某物特性对该物之特定价值效果；所谓欣赏一物功能之美，便是人类对一物所具特定价值效果的感知、理解与体验。

功能不确定性问题专用以解决一物之复杂、多样。在卡尔松看来，解决此问题之核心任务就是在一物之众多功能中，将其恰当功能从其偶然功能或无限制功能中区别开来。为了对卡尔松所提方案作出恰当评价，我们需要在更具体的语境下考察此问题。

首先要考虑自然对象的功能确定问题：如何确定自然对象的恰当功能？自然对象的功能乃是自然对象特性对于自然对象自身之生存与发展有益的功能，某些功能一旦被大自然确定下来，为该物种长期继承下来，就说明它们确实有益于该物种之生存与发展，不管它们如何复杂多样，都应当无可争辩地被确定为恰当功能。某物种的特定功能是否应当具有，该功能是否对该物种而言为恰当功能，这样的问题并不能由自然对象的审美欣赏者来解决，而当由物种进化史或曰自然史来确定。对自然对象而言，即使确实存在功能复杂性问题，也并不由此而存在功能不确定性问题。面对自然对象功能的多样性，我们只需要铭记一条原则：大自然总是对的，即便它也曾犯错，但在人类来到这个世界并有能力欣赏它之前，它早已从容地自我校正了。因此，对自然对象功能之美的欣赏而言，实际上并不存在功能不确定性问题，真正需要欣赏者所做的仅仅是正确、深入、细致地发现其功能，理解其特性与功能间的深刻内在联系，了解其功能实现的内在机制，进而深入地欣赏其功能之美。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面对自然对象的功能之美，环境美学家真正需要强调的是：提倡社会大众自觉地超越对自然对象“肤浅”的欣赏（形式主义地欣赏）和“不恰当”的欣赏（背离自然对象真实特性的欣赏），使自然审美欣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入到对象特性和功能层面的审美欣赏。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超越，如何才能使自然审美进入新境界？依卡尔松的思路，需要自觉地借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帮助。对自然对象功能之美的欣赏，就需要特别强调关于自然对象功能性的知识（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功能如何实现）的重要作用。

简言之，对自然对象而言，功能的确定问题，即是否应当具有某种功能以及某种功能是否恰当等问题，并不由人类来决定，而由自然史（进化史）来确定。人类于自然物身上所能发现的功能，无论多寡，原则上均当理解为恰当功能；只有极少数例外，比如雄性哺乳动物胸前之，可理解为物种进化史上的少量史前遗存，它并不能影响我们理解自然物功能的整体思路。

即使有人居然在自然对象上也发现了功能不确定性问题，甚至是不恰当功能，比如面对一只飞鸟，有人欲食其肉，有人乐赏其羽，有人则要崇拜它并以之为祖先图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这样的所谓自然对象的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均由其使用者——人类对自然物的图谋所引起。上述关于鸟的三种功能——食用、审美欣赏和宗教崇拜，总归为一种功能——自然对象对于人类的工具性价值，而非自然对象自身的内在价值。前一种价值从本质上讲并非属于自然对象自身之功能，而是由人类对自然物之使用而起之功能，因此也就并不属于自然功能论的讨论范围。

退而思之，即使自然物确实存在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卡尔松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对自然对象而言也无针对性，因而是不恰当的。自然物功能之具备、持存与实施，实在与人类群体的欲望和要求无关，与人类社会的消费市场选择无关，而与每个物种的遗传基因和环境变迁间的长期博弈——自然选择相关。所以，如果自然物确实存在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卡尔松就需要两个版本的解决方案：一是以自然选择解决自然物之功能，二是以市场选择解决人造物之功能。准此，则卡尔松所做的上述简缩与改编工作纯属多余。

自然对象又有两类，即有机物与无机物。卡尔松推荐的选择效果功能理论仅可用来解释有机界的功能现象，即某物种之特定属性及其功能何以产生，特别是何以被遗传确定为基因，为某物种所长期保持；但是，对无机物（诸如山石、河流）而言，无所谓持久的遗传特性，也无所谓功能受损，我们只能根据现实存在的物理因果影响效果来判定某物特定功能之有无。如果一块石头确实挡住了水流，将河水一分为二，我们就说此石具有分流河水之功能。如何有一天这块石头被风化了，我们并不能说它的分流河水的功能受损了，而只能说它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也就无所谓受损与否。换言之，无机物功能之评判乃是根据当下相关物之间因果影响效果而定，根据一物与其所处之更大环境——生态系统间之实现因果影响关系而定，而非指某种特性和功能是否为某物所长期具有或是否受损。准此，卡尔松纯以自然选择论自然之恰当功能又是在以偏盖全，至少是太抽象了，因为他没有顾及有机自然与无机自然之区别。

因此，对自然对象而言，功能确定问题实际上只是对自然对象功能的认知和理解问题，即人类欣赏者如何正确、深入地认识各类自然对象的功能，欣赏其功能之美。对有机自然而言，我们需要用自然选择理论来阐释某物种如何长期具有某种特性和功能，这种功能认知与理解实际上是历史追溯式的，即由其当下效果反溯其具此功能之原因——在进化史上经过了环境变迁之考验，益于该物种之生存与发展。对无机自然而言，所谓功能，乃据其当下物理因果影响关系认定：无机物间或无机物与其所属之生态环境，若在当下确实存在某种因果性影响效果，便认定其具有某种功能，反之则无此功能。同样，对无机自然物而言，所有已发现功能，均无恰当与否问题，因而也就只能认定其为恰当功能，即使此功能确实于人类有害，比如洪水泛滥冲毁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农田。诸多事例表明，许多在人类目中的自然灾难，从自然生态之整体、长期维持角度视之，便自有其道理，自有其好处，这当然是指自然自身之善，而非自然对人类之利益。

三、人造物的功能不确定性问题

与自然对象的情形相反，人造物之功能不确定性问题便是一个美学家必须正面面对、认真解决的问题。依照自然功能阐释理论模型，卡尔松改造出一个关于人造物的市场选择理论模型，这一模型的好处是益于追溯性地理解某物为何长期具有某种特定功能。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相对于自然对象之功能理解，人造物的功能阐释似乎更为复杂，因为这毕竟是人类自身创造之物，我们对它的应用也就更为主动。一种事后追溯式推理并不能直接服务于当下性判断。

所有人造物都是人类根据自身生命需要而有意识地创造且为自身服务的。对人造物而言，凡成功地实现了人类某特定预设意图者，便可谓之具有恰当功能。因此，对人造物我们便可确定此原则：人造物功能之本质内涵乃谓满足了人类之特定需要，又因人类是一种理性生物，因此人造物之一切功能当起于人类之自觉图谋。在此意义上，意图理论作为人造物阐释的原型当是可以理解的，在价值论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

卡尔松意识到人造物功能阐释的复杂性，比如设计者、创造者功能期待与使用者功能利用间的区别，因此对创造者意图理论进行了改造与扩充，使之具有更大的阐释力。但是，就人造物功能欣赏的实际需要而言，其情形远比卡尔松提倡的模型所指涉者更为复杂。

首先，我们必须依据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对人造物作最基本的类型划分，每一类型针对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服务于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活目的。比如，我们需要将人造物划分为物质生活用品、工艺品和艺术品三大类。前者满足人类的物质性需要，后者满足人类的精神性需要，工艺品则兼顾此两种需要。从原则上讲，设计者、创造者与使用者对这三种人造物的功能期望当基本相同，如果要说在功能方面存在期望差异，当只发生在更为具体的应用层面上。立足于服务人类生活需要的基本领域之划分，我们似乎需要分别发展出针对上述三种人造物类型不同的功能解释模型，每种理论模型集中揭示其功能的独特性。比如对于物质产品，我们对它产生物质的期望，希望特定人造物能满足人们特定的生理需求是十分恰当的；对于工艺品，我们一般同时要求它具备特定的物质，以及能赏心悦目的精神性审美功能；而对于艺术品，我们则基本上要求它有精神表现性，而不再对它有物质性要求。肯戴尔·瓦顿（Kendall L. Walton）正确地指出，只有当我们应用对象所属范畴去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的欣赏才是恰当的。①卡尔松正确地补充曰：关于一个对象的恰当概念应当是功能性的，即能正确地揭示出其基本功能。②上述三个类型（物质产品、工艺品和艺术品）概念便是三个功能性概念，因为它们分别指向三个不同的功能领域，能引导欣赏者以不同的功能心态期望之、欣赏之。在此意义上，何为恰当功能？唯有根据上述基本原则之划分，分别以符合对象功能特性的方式欣赏特定对象之功能者，其功能方为恰当之功能，其欣赏方为恰当之欣赏。

但是我们应当明白，上述三个类型概念对于人造物之功能划分也只是原则性的。具体到每一特定人造物，它到底具备、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情形会较为复杂。一方面，人造物的功能在客观上可以是多样的，有时会有不只一种功能；另一方面，人造物的使用者、欣赏者又可以根据自身的特定要求发现甚至发明出为其设计者和创造者所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对于前者，功能不确定性集中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区别。比如，对于一件可移动的微型雕塑作品，其作者所期望的主观是视觉的全方位可观赏性，是造型艺术功能，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另一种客观的意外功能——其使用者、拥有者生气时，会拿它来当做攻击他人的武器。此时，其功能发生了转变，即从精神产品变成物质产品。这种转变之所以可能，表面上看是由于语境的变化——艺术欣赏场景变成武斗场景，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人造物自身——它客观上具备可以给人带来生理伤害的物理性能。从理论上说，一件人造物的主观，即其设计者、创造与使用者所意识到的特定功能是有限的；但在客观上，随着应用语境的变化，人造物之使用者可以发现、发明和实施的新功能几乎是无限的。对这种客观性新功能之开掘，主要靠两种因素来实现。一种是几乎无限的新语境所刺激出的新需要。比如大雨突然降临，我们就产生了遮雨的新需要，这种新语境所激发的新需要几乎是无限而不可控的。另一种则由特定对象之物质性能所规定，它是新需要是否能实现的根本依据，因而并不是无限的。比如，用一件硬性的立体雕塑品来攻击或防止攻击是可能的，但如果有人想用一张宣纸上所绘的国画当做防身武器使用时，便会发现力不从心。因此，我们不能在语境论上陷入绝对化多元主义，正确的理解应当是：语境仅仅激发了对新功能之期望，这种期望最终能否实现，则根本地取决于特定对象之特性，特别是其特定的物理属性。

前面描述的是人造物之客观功能，其可能往往会大于其设计者、创造者和使用者的主观意识与期望，其功能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正表现在客观上其功能实施的不可规定性。但是，另一方面，其功能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又会集中表现在使用者对新功能的有意识开掘与期望，这种新发现、新开掘有时会大大越出设计者和制造者的预定意图。比如，欣赏者会将一件纯物质产品收藏、展示，将它作为一件工艺品甚至是能寄托、传达特殊精神趣味的艺术品来对待，这种对特定人造物功能的新开拓往往有意为之。比如，杜尚将一件纯物质性小便器签名后将它置于美术馆去展览，于是它就变成一件艺术品。此时，我们又可以说意图大于特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关键在于使用者对特定对象态度之改变。对一个物质性对象的物质性使用，比如用雕塑来攻击人时，其功能实现方式虽然可变，但并非无限，因为它毕竟还要受特定对象物理性能之规定；但是，当使用者把特定物质性对象当精神性符号使用时，这种有限能指——物质性对象的所指——精神性意趣之表达，便是无限的，因为作为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随意而不可规定的。

对人造对象功能的不确定性，卡尔松仅强调了一点，即对象之设计者、创造者与使用者意图间之距离。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将使用者意图补充进来，因此增加了意图理论的阐释力。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造成人造对象功能不确定性或复杂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现略作申述。

（1）当特定人造对象之性能实现其功能客观上呈现出多样性时，它可表述为：当且仅当特定对象I的特性P所实施之功能F不可限定时，其功能F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说，特性P可实施的客观功能均当视为恰当功能，虽然它是多样的。在此情形下，若一定要在此多样中选择出恰当功能，便只能引入其他因素，比如其设计者、创造者或使用者的意图。于是，我们就可发展出人造物恰当功能确定的第一个方案：当且仅当特定对象I的特性P所实施的功能F不确定时，当以其设计者、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特定意图I以确定之。

（2）当特定人造对象因其所处语境的多样性而造成功能不确定性时，可表述为：当且仅当特定对象I之特性P所实施之功能F为一常量，然其所处语境T成为必须考虑之变量时，其功能F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说，特定人造物可被放置的语境是无限的，因此，一旦语境成为考量人造物功能的主要因素，那么任何因语境变化而起之新功能，均当被视为恰当功能。于是，我们就有了解决人造物功能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方案：当且仅当特定对象I之特性P所实施之功能F为一常量，与特定语境T相符之功能F为恰当功能。

（3）当特定人造对象因其设计者、创造者特别是使用者意图而造成功能不确定时，可表述为：当且仅当特定对象I之特性P所实施之功能F为一常量，然其设计、创造，特别是使用者之意图I成为必须考虑之变量时，其功能F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说，面对特定人造物，其设计者、创造者与使用者的意图可以是无限的，因此，一旦此三者之意图成为考量人造物功能之主要因素时，那么任何由此三者所起之意图，一旦因与特性P相符而可实施之功能，均当视为恰当功能。于是，我们就有了解决人造物不确定性问题的第三个方案：当且仅当特定对象I之特性P所实施之功能F为一常量，由其设计者、创造者，特别是使用者之意图所设定之特定功能，因不违背对象特性I而可实施时，便是恰当功能。

这一方案为突出人类主体意图的重要性，对于对象特性对功能的规定性作用只作了消极性描述——不违背即可。如上所述，当人们将人造物当做符号对待并着意赋予其精神性内涵时，其符号性赋意的自由度相当大。

（4）卡尔松的方案已然显示，意图理论也会遇到困难，特别是当设计者、创造者与使用者的意图发生冲突时尤其如此。卡尔松方案所强调的市场选择实际上是使用者意图优先的方案，但此方案的弱点在于：他将众多使用者想象为一个整体，使用者能作出一致的选择。实际上，使用者是一个最为复杂的群体，他们对特定对象恰当功能的意见最易发生分歧，此种情形所造成的功能不确定性当表述为：当且仅当特定对象之特性与所处语境为常量，然其设计者、创造者与使用者对该人造物功能之意图相冲突时，该对象之功能便是不确定的。

那么，应当如何处理这种主要由使用者意图的多样性而带来的功能不确定性呢？此时我们仍需再回到最初所考虑到的前两个因素——对象特性与当下语境。当使用者意图陷入不确定性时，唯对象特性与当下语境可判定恰当功能。于是，我们就有了第四个方案：当对象之功能因设计者、创造者和使用者意图之多样性而不确定时，其恰当功能当由对象之特性与特定语境而确定。

为思路清晰计，上述方案分别描述三种决定性因素各自占主导作用并成为决定性变量时影响其功能的情形，但是，这只是在理想的思想实验状态下的情形。人造对象功能不确实性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在于：当上述三种决定性因素同时作用于某特定人造物时，其恰当功能的确定难度就会成倍增加。但是这种复杂性之描述当是技术性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人造物恰当功能确定的决定性因素已然被我们找到。因此，上述方案当大致有效，其主要思路可综述如下：影响特定人造物功能不确定性的三个关键因素为特性、语境与意图。第一个方案显示：当以特性为基础之对象功能为变量时，其恰当功能当以其设计者、创造者、使用者之特定意图确定之。第二个方案显示，当特性与意图为常量时，其恰当功能当以特定语境之规定确定之。第三个方案显示：当特性与语境为常量时，其恰当功能当以设计者、创造者特别是使用者之特定意图确定之。第四个方案显示：当人造物之设计者、创造者特别是使用者之意图发生冲突时，其恰当功能当以对象特性与当下语境确定之。

“功能”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何谓功能？当我们说某物I具有某功能F时，我们总是在自己的理性意识中将两个不同的事物X和F联系起来。“功能”一词的基本内涵是“作用”或“效用”，这种“作用”或“效用”可分两个层次理解。一曰人们发现了某物I具有功能F或某物I可以做F，这是对功能的最初描述。二曰人们意识到当且仅当某物I具备某特性Q时，才可以实施某功能F，即发现了某物I实现其功能的内在原因——特性Q与功能F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是对功能的深层描述。功能观念的背后是因果观念，功能现象描述的背后是因果推理。当我们说某物I具备某种功能F时，实际上是说：正是属于某物I的某特性Q，才是导致某物I实现其功能F的真正原因。

从描述功能现象到揭示功能之内在原因，正反映出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在事物之特性、要素与其功能间建立起（实际上是发现了）因果关系，乃理性动物认识世界的巨大进步。但是，一旦当人类在各类自然对象间发现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因果联系时，他们便被这种大自然的精准智慧所震惊：为什么当各类自然物需要某种功能时，它们就果然具备了这种功能？为什么各类自然对象的特性、要素与其功能间会存在如此精准的因果联系？这显然并非人类这种理性动物所为。虽然就人类的直觉而言，他眼前的各类自然物在理性能力方面似乎比人类要逊色一些，但这个世界仍然如此精准而有序，这是为什么？

作为理性动物，人类一旦在自然界各类对象中发现了特性、要素与其效用间的普遍联系，就会将这种自然秩序转化为文化智慧，转化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操作行为——自觉地利用自然特性实现自己的目的。经无数次试错后，人类可以成功地找到在特性、要素与特定效用间建立起因果联系的正确方式，并把它固定下来，将它作为必要的人生经验世代积累、传承下来。作为理性动物，人类对自己的绝大部分行为有充分意识，他的许多行为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于是，人类也就以自己所特有的理性方式理解自然——将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特性、要素与其特定功能性的因果联系理解为一种有意识计划、操作的结果。于是，其功能观念就由客观因果观（作为客观事实而存在的因果联系）转化为主观因果观（因果联系作为某一存在物有意识设计、创造之结果），这便是目的论性质的功能观，即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自然物特性、要素与其功能间的因果联系理解为某位类人的，即具有理性能力的神灵有意设计、创造的产物。所谓目的，即是理性存在物事先自觉规划、确定的特定效用。前目的论阶段的因果观念是一种客观因果论，它是人类先民对大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物特性与效用间因果联系的客观指陈。目的论功能观则是一种人化的（具体地说是拟人化的）因果论，它只是人类对自然秩序内在原因的一种主观推断与臆测，因为它以人自身这种理性动物为原型，所以是无意识间将自然人化后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一幅主观影像。

在前科学的古典时代，目的论乃功能论的典型形式、普遍观念。柏拉图关于自然的外在目的论需要假定一个超自然的最大、最后且唯一的存在物——主宰这个世界的万能上帝作为这个世界最终的目的性根源。亚里士多德则用内在目的观念解释自然界的功能现象，其功能观念具体地由构造目的论和程序目的论两部分构成。前者是指动物的每一个器官既有其自身的目的（功能），又服务于整个有机体之目的（功能）。后者可以其“四因”说中之“形式因”为代表：一事物之形式乃决定该事物产生、发展全过程之预定程序，它基本上决定了一事物之整个命运历程；用现代话语则可表述为：一事物之形式因乃是决定其整个生命性状、过程之基因。①

目的论给功能观念加上去的新东西便是有意规划、事前预定、自由意志的观念，这实际上是对整个自然界的无意识人化——理性化、意志化。这样的世界观在各民族的神话时代即已产生，各民族的神话、宗教中之神灵观念便是此思路之产物。哲学家所表述的目的论观念不过是神话、宗教神灵中所表达同一种观念后起的简约形式。

正是这种历史悠久、起源于人类早期文明阶段的对自然秩序的人化描述——目的论，使得意图功能论几乎成为功能观念“天然”的表达形式——没有理性意志参与其中的自然秩序，及其具体表现形式——自然界所普遍存在的功能现象是不可想象和理喻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自然功能、自然秩序的目的论描述似乎是在激赏自然智慧，但在骨子里，它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情结的一种朴素表达而已。

我们需要无数次地感谢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现代自然史观。代之以上帝在数日内创造世界的精致结构图，达尔文向我们呈现的是一幅有着深邃历史内容的自然发展史，其理论模型向世人表明：现代人类目中所见到的自然图景只是大自然之现在时、自然史之最新成果而已，故而我们人类只见到其精准秩序；但是，自然界本来并非如此，它自有其原始之简陋与混沌。某一物种之出现与定型，曾经历过无数次的试错与修改，在其自身内在特性保持（遗传）与对外在环境适应（变异）的永恒博弈过程中，每个物种都曾有许多特性、要素因经不起进化洪流的考验而被淘汰了。个体人类乃至人类整体在时间上是一种太有限的存在物，他无法完整地目睹自然史之大化洪流，而只能看到它的最新成果，于是，他便想当然地以为自然界从来如此，不由地赞叹其精致了。

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我们理解自然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即使没有一位超自然、万能、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之神——上帝的事先规划，大自然也能形成其内在秩序，而实现这种秩序的唯一要素便是时间——让自然界有足够长的试错时间，经无数次的试错，总会有正确的机率出现。今天我们眼中所见的大自然的精致成果——特性、要素与其功能间的严密联系，便是自然史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最后筛选的结果，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

生物哲学家告诉我们：目的论在当代生物学中又有复兴之势。我想，微观层面特别是静态层面的目的论，确实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有机自然物诸特性、要素间内在的复杂因果关系。比如在程序目的意义上将基因理解为特定物种个体从其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具备的生命过程预案，它大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因”。但是，当我们的考察视野一旦从当下的结构主义研究转化为自然史的动态考察时，这种目的论的预计就显得多余，因为即使是预设精准的物种基因，一旦遇到大的环境变迁，为物种之延续计，它也不得不作出各式调整，甚至会出现新旧基因之代替。可见，基因这一生命遗传密码即使再精巧，也不是恒定、一成不变的，只有在自然史、进化史的历史视野下才可见出：对功能论的现代阐释而言，目的论纯属多余，只会造成不必要的误导。

古典目的论对现代功能观念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用意图特别是设计者、创造者的意图解释人造物的功能。但如卡尔松所示，即使仅仅在人造物领域，仅从设计者、制造者意识的角度确定一物之功能也很可能是不准确的。许多情况下使用者可以“发现”甚至创造一物之新功能，这当然是依据使用者的意识决定的。比如，座落于现代城镇的一座很结实的古老教堂或军事堡垒，当人们不再将它用于宗教、军事目的，而将它用于商业或娱乐用途时，它的功能就改变了。如果它为此后起目的服务得很好时，我们便不能说这种新用途是错误的，虽然它并非其设计者、制造者原来所确定的用途。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情形，这就是“形象大于思想”这一命题所要表述的内涵。艺术家创造一个艺术形象，本有其确定的意图——用它来表达某种思想或价值观念，但是，艺术作品一旦在社会上流传，他所创造的形象在客观上就有多意性。它到底能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这要看其欣赏者的阐释。“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对文学经典无休止的改编现象，大概就体现了人造物功能确定的复杂性。

对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卡尔松总体上采取了两个思路。一是静态地分析。他不赞成仅从设计者意图角度确定一物之功能，而建议将制造者和使用者的视野也纳入进来，这样才能具有功能确定的完善视野。二是动态地看。他借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但是在讨论人造物时，他将自然进化语境改造为市场流通语境，其理由是：人造物在市场流通过程中，那些能充分满足市场需要的人造物之特性，会被大量复制并长期持续下来。换言之，对人造物而言，表面上看是特定物之功能，但本质上看，物之功能实际上是被物化、对象化了的市场（群体人类）之主观需要。

对于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卡尔松主要立足于人造物来展开讨论。这一方案一旦应用于自然物，问题便仍未解决，因为自然特性所服务者并非市场需要，并非人的欲望，而是自然物自身，于是卡尔松所提出的“市场选择”模式便整体失效。这说明卡尔松虽然走出了设计者意图的限制，但并没有从总体上走出目的论的局限。古典目的论所指向的是上帝，现代目的论所指向的则是人类欲望的转化形式——市场需求。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还需引入当代环境哲学所提倡的自然“内在价值”观念。自然物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内在价值目标，是解释、确定自然功能的最真实指标，一旦确立了这一指标我们便会发现，卡尔松所提出的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对自然对象而言纯属虚构。

话虽如此，卡尔松提出的功能不确定性问题整体上仍自有其理致。早在20世纪80年代，卡尔松就提出要解决自然审美中欣赏什么的问题。现在，当他的环境美学从特性论深入到功能论阶段时，在众多的功能中确定恰当功能是卡尔松的一贯思路，也为自觉、成熟的自然美学、环境美学所必需。

四、功能转化问题

如果说功能不是一种现象描述——某物具备某功能F或可实施F，而是一种内在机理揭示——某物I当且仅当具备了某特性Q时，方可实施某功能F；那么，揭示一物内部特性与功能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是科学理性探索的任务。但是，卡尔松研究的是环境美学，他所关注的是人对自然或人造对象功能的审美欣赏。在审美活动中，人们所调动的是自己的各式感官，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在审美的这种感性活动中，审美欣赏者面对感性对象，如何才能感知到审美对象的功能，特别是特定对象内在特性与其功能间的内在联系呢？用卡尔松的说法，此问题便转化为：对象之功能如何为审美感官所把握，如何转化为感性的功能之美？这便是卡尔松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功能转化问题。

对这一问题，卡尔松提出的原则性方案是强调功能知识之重要性：

如果日常生活对象的审美特征是一种功能之美，那么，对于这些对象的恰当审美欣赏，就要求我们具备关于这些对象之功能，以及这些对象如何实现其功能的知识。即是，对于日常生活对象之审美判断基于对其功能，以及这些对象如何实现其功能之真实信念，这样的判断是更好，或更正确的判断。①

卡尔松认为，有关功能的知识应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关于特定对象之功能是什么的知识；二是关于该对象如何实现其功能，功能实现内在机制的知识。相对于前者，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内在且更难把握。欣赏者只有理解了后者，才能看出对象之功能效应，发现特定对象的功能之美。对于刚出现的依靠新技术而设计的产品，对于完全陌生的动植物自然对象，欣赏者要恰当地欣赏它们，发现其功能之美，光靠自身极有限的日常生活经验还远远不够。只有来自相关专家对其功能以及功能实现内在机制的解释才最为关键，否则，一般欣赏者就不可能对此类对象进行恰当而富有意义的欣赏。此思路对卡尔松而言可谓其来有自。卡尔松的环境美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认知主义理论”，就因为他很早就一直强调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欣赏的重要作用：

如果有关自然事物的欣赏应当是对此类事物依其本来面目进行审美欣赏，如果科学知识确实能告诉我们自然事物实际上是什么，那么，对自然事物的审美欣赏就应当是依照诸如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那些概念、范畴和描述而对自然事物所作的审美欣赏。①

卡尔松将功能转化问题称为“功能之美现象学”：

完善的解决方案呼唤一种功能之美现象学：它是一种对特定途径的描述。经由此途径，功能不仅在我们的感知经验中“呈现”（show up）出现，也在我们的感知所体验到的审美特性中呈现出来。②

卡尔松所提出的功能之美转化问题，即内在功能机制如何转化为外在可直接感知的功能之美，这一问题在逻辑上似乎首先可理解为：对象如何将自己有关功能实现的内在机制以直观的感性方式直接呈现于欣赏者的感官？

如果说对于人造对象，我们可以向其设计者、制造者提出此问题：如何以最简约、直观的形式呈现其功能实现之内在机理，以便让欣赏者能直接地感知到其功能，欣赏其功能之美？那么对自然对象而言，我们便无法提出此问题，因为自然对象无法回答此问题，因而此问题本质上无效。面对这样的问题，卡尔松实际上也无能为力，他所做的工作只是描述和总结了可称为“功能之美”的类型。他认为，无论是自然对象还是人造对象，“功能之美”表现为多种类型。其中第一类便是“貌适”：

当我们应用功能范畴感知对象，将这些对象视为根本不具有反常特性，而是在一种很高的程度上，具有某种暗示了功能的可变特性时，我们就会将“貌适”理解为对象所拥有的一种审美特性。③

“貌适”是这样一种审美特性，它以最明快的感性方式呈现对象之特定功能。比如一把椅子被平均分配的三条或四条腿，在欣赏者看来就具有此“貌适”之审美特性。它一方面是审美特性，因为它是可感知特性；另一方面它又是功能性的，因为它确实可以确定一个平面，使椅子具有稳定性。最重要的是，它以最突出的感性方式向欣赏者暗示其稳定——使这把椅子看起来就能座，很可靠，因此看起来就很舒服、很美，此谓“貌适”。

被卡尔松列入与功能相关的对象审美特性名单中者还有简约、优美或优雅，它们都沿功能展开。简约谓欣赏者从对象实现其功能的要素及其结构中发现了对象实现其功能的经济性，无冗赘之物。优美或优雅谓欣赏者发现对象之静态要素或动态行为均精准、确当地实现了其功能，因其恰到好处而显得很美，即发现了对象之要素、行为与其功能目标的严格对应关系。换言之，特定对象之感性形式——简约、优美或优雅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智慧，即自然对象在漫长的历史进化长河中所选择出来的经济地实现其功能之形式。因此，这种简约之美，这种精准地传达其功能的优美或优雅的形式，便是对功能的最佳传达途径。它们通常看来是纯形式之美，但从功能的角度看则并非纯形式，而是对象内在功能的经济、准确的传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有意味的形式”，此“意味”之具体内涵便是功能。一切人造物欲具此功能之美，其设计者与创造者就必须自觉地向自然界学习此以简约、精准为要义之自然智慧。

有人怀疑“貌适”作为审美特性的合法性。卡尔松指出“貌适”有三种情形。其一，把“貌适”仅仅作为满足某人特定需求的象征。其二，“貌适”激发起人们对那些能促进人类终极利益之物的同情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其三，“貌适”是对对象自身之善的欣赏。卡尔松认为，“貌适”当以第三种情形为佳，因为只有此意义上的“貌适”方真正属于对象自身。

在结束讨论前，卡尔松提及一个新概念——“非功能美学”。他用此概念提示我们：功能美学不能光注意功能实现的积极情形，而当同时顾及功能未能实现之消极事例。对功能实现受挫的消极现象之研究，也当成为功能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其“非功能美学”的一个基本推论是：面对那些显然不能实现其功能的对象之表象，我们通常会感到不快。大多数情形下确实如此，但也有例外。比如，当我们面对破败的古迹以及设计独特的时尚物品（比如以破为酷的时装）时，我们的反应便并非消极，而是仍很乐意接受，为何？卡尔松以为，面对时装，我们所持的乃是一种形式主义趣味，换言之，是一种非功能眼光。一旦我们顾及对象之功能，我们的观感就会有所不同。面对残破古迹时的审美趣味也当大致如此。这可以说是功能美学所必须面对的一些例外，但是，这样的例外大致多发生于非机体领域。若在有机界，无论是自然对象还是人类自身，当我们明显地意识、感知到一种功能缺陷时，所起的当大致是一种消极性情感，而非纯形式。当我们处理这种与功能缺陷有关的特例时，实际上隐然涉及一个普遍性理论问题——美善关系：离善之后的美到底能走多远，善（功能）对美的底线规约作用。

卡尔松的上述讨论表明：功能之美转化问题在此实际上已被转变成功能之美的形态、风格问题。如果我们能明了功能之美的诸多类型，我们也就感知到了对象的风格之美。

卡尔松提出的功能转化问题对他所倡导的功能美学来说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果说对对象之外在表象的欣赏完全可以依赖审美感官，是一种浅层次的欣赏；那么，对于对象功能的欣赏，特别是对对象特定功能实现的内在机制——对象之特性如何实现其功能的欣赏，便是一种更为内在的严肃、深刻欣赏。这种对象之内在功能如何成为一种可感知之美？这便是卡尔松的功能美学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若作深入一步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转化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与审美对象无关的问题，因为就对象自身而言，它无需转化，也不可能转化。对象还是特定的对象，需要和可能转化者，唯欣赏它的欣赏者自身而已。因此，卡尔松所提出的功能之美转化问题对审美对象而言，便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这一问题要有意义，便只能是一个与欣赏者相关的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对象内在的功能性关系如何为审美感官所把握？这是一个审美认识论问题。一方面，审美毕竟是一种感性活动，最基本的事实是应用欣赏者的各式感官。另一方面，功能之美的欣赏又并非只是对对象表象之感知，需要别具一种由表及里地洞察其特性与功能间内在机制的当下悟性或审美直觉，正是此直觉能力使功能之美的欣赏成为可能，使对象功能之美的欣赏从形式上看仍然是感性的，但就其实质看则是一种有深刻内涵的智性精神活动。那么，欣赏者以感性心理要素、能力把握对象内在理秩序何以可能？

卡尔松对功能知识的强调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即在对功能之美的审美欣赏中，欣赏者完全凭借其感性能力（或审美感知）恐怕无济于事，而需要理性要素之补充，比如对功能知识的了解。功能之美欣赏中欣赏者需要具备功能知识的问题，实质上是审美欣赏这种感性活动中理性因素介入的必要性问题，是理性因素在审美感性活动中的地位和价值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卡尔松建构其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时即已提出，但他并没有以明确的命题形式表达出来。

感性审美活动把握对象理性的功能机制何以可能？在审美认识论范围内要解决此问题，逻辑上有以下两种方案。

其一，在功能之美欣赏中，单凭审美感知力、欣赏者的纯感官感知是不足以实现的，需要调动、引入理性因素以辅助之，比如有关功能知识的引入。卡尔松正如此理解。但是，理知识因素介入感性审美活动，逻辑上似又可作两种理解：一是介入后的功能知识已处于审美欣赏之中；二是介入后的功能知识并不在审美欣赏活动中，而处于其外，即将关于功能知识的获得理解为一种前审美的准备活动，是相对独立的科学理性活动，比如求知。若此，则功能知识的介入就可理解为：为了能恰当、深入地欣赏对象的功能之美，我们需要在审美欣赏之前就主动获取一些有关对象功能及其实现原理方面的知识，先作理性的知识储备。欣赏者带着这样的知识进入审美欣赏活动时，他对于对象就有更好的感知与理解能力，就可以成功地欣赏其功能之美。但是，这样的理解并没有解决转化问题，因为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进入欣赏过程后，这种预先获得的理知识是如何转化为审美感知、审美理解的？卡尔松对此并无深论。

其二，审美感性，即使仅就审美感官之感知而言，并非如传统见解所理解的那样，它并非仅是一种感性能力。审美感性本质上说并非理性之对立面，至少从能力而言，它并非非理性、无理性；相反，它同时也是理性的，也包括了理性能力在内，只不过它并没有采取在科学和哲学活动中所惯常采取的那种明确的抽象推理形式而已。如何描述和理解审美感性中所存在的理性能力？如何正确地揭示审美感性中的智慧因素？我们用另外的概念诸如悟性、直觉或直观，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因为这样的概念既呈现了人类智性思维的感性特征，同时也暗示了这种活动中的智力因素。要解决此问题，我们也许需要借鉴前人智慧：

一切动物，即令是最不完善的一种，都有悟性，因为它们全都认识客体，而这一认识就是规定它们的行动的动机。悟性，在一切动物和一切人类，是同一个悟性，有着到处一样的简单形式：因果性的认识，由效果过渡到原因，由原因过渡到效果[的认识]。①

集仙王质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青山影里泼蓝起，宝塔高吟撼晓风。”②

在叔本华看来，探测事物间因果联系的悟性乃是一种基础性智慧，连动物也有，否则动物便无法完成发现食物、逃避天敌的任务，亦即无法生存。在中国禅宗法师们看来，面前当下的各式感性对象、现象，正是呈现、表达深刻佛教智慧的恰当材料，色外无法，相外无智。据此，人类的认识论根本上就不存在感性与理性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目击道存”式的智慧形态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的分析思辨传统，而为佛教、儒家和道家智者所普遍应用。

如此看来，审美感知力中的直觉（或曰悟性），并非非理性，而是人类理性能力的特殊（即感性的）表现形式。因此，审美感知在理想状态下完全有能力通过对象的感性表象或审美特性直觉出对象内在的功能及其功能实现之机理。或者，我们需要对卡尔松的理论进行补充。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积累关于各类对象的功能知识，但是，一旦进入审美场域，起主导作用的便并非这些关于功能的理性知识，而是审美直觉。正是直觉将欣赏者在审美欣赏前所积累的关于功能的理性知识，在欣赏活动过程中以无意识的方式转化为一种审美感知，以悟性的形式当下、感性、直接地把握到了对象的功能及其内在机理。

从认识论角度讲，不宜将直觉理解为东方文化特例，而当理解为人类理性智慧的普遍形态，是一种在认识论、心理学形式上区别于分析之智的智慧形态。正因其在形式上是感性的，因此也就与审美有了特殊的内在关联，它对审美也就有了更直接、内在的建设性意义。更积极的表达也许是：审美本来就是一种直觉活动，人类的直觉智慧本来就源于审美，唯直觉智慧方可使人类感性形态之审美活动臻于精神生活之高境。若此，则自觉、正面地引直觉入审美，正可高效率地解决卡尔松所提出的功能之美转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