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民俗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民俗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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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嘉绒藏族；文化心理；语言和习俗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2-0072-02

嘉绒藏族是藏族的一支，主要分布在邛崃山以西的大小金川河流域和大渡河沿岸，约有37万人。人们倾向认为嘉绒藏族是唐代西山诸羌部落，在吐蕃东进时由当时驻军和家属以及商人同当地土著居民经过上千年的融合、同化而形成。在嘉绒藏族社区，藏传佛教有着圣神的地位。嘉绒藏族人将所发生的事情都当作佛的旨意，认为风调雨顺是佛的赐福，风、霜、雨、雪成灾是佛的惩戒，家中的灾难是拜佛心不诚招致的恶果或前世行恶太多佛对今生的惩罚；认为要使来世幸福，今世要天天念经拜佛，慷慨地向佛祖奉献。在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嘉绒藏族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心理，主要体现在他们特有的服饰、饮食、居住房屋、婚姻、生活习俗以及特有的节日和交往礼仪中。

一、嘉绒藏族的民俗文化

嘉绒藏族大多居住于石雕房，以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为主，不食马肉、狗肉和鱼肉，喜食自制的青稞酒、糌粑、奶茶、牛肉。

嘉绒女性在节日时节头戴四周绣有彩色丝边图案的头帕，姑娘的头帕均有花绣，边角垂吊有花穗、梳发辫。中年以上妇女一般不绣花，上身穿长套装，外搭肩披，腰着百褶裙，穿靴子，发辫上穿戴银饰中嵌有珊瑚、绿松石等珠宝的头箍，项链多为珊瑚和银项链，佩戴银质珠宝镶嵌的耳垂和戒指，手镯多为象牙圈和银镯，腰两侧悬挂银垂铃，行走时有一片银铃声，清脆悦耳。男人头戴金毡帽、狐皮帽或博士帽，外穿长套装，项挂珊瑚珠串，束腰带，佩腰刀，胸挂“嘎乌”，手戴戒指、手镯，脚穿藏靴。嘉绒藏族的民俗中最特别的是三口一杯的会客礼节，即客人先用右手无名指蘸点酒，向空中、半空、地上弹三下，表示敬天地和祖先，然后喝一口，主人会把杯子倒满，再喝一口，主人又会把杯子倒满，最后把杯子中的酒喝完。嘉绒藏族的结婚礼仪与一般民族不同之处是男家先给女家送酒一瓶，酥油一小碗，若女家接受了，就算定了婚，女家不索取彩礼，并且奉送大量的花带子及鞋垫以及大量的金银首饰之类的嫁妆。结婚那天新娘的亲友送新娘到男家，新娘、新郎和送亲的人一起围着锅庄转三圈，即算成婚。孩子一般从父姓，更多的是请喇嘛取名，有的贯上寨名，没有姓则以寨名代字辈。

二、嘉绒藏族的禁忌心理

嘉绒藏族世代居住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每天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由于交通闭塞、对外交流较少，因此仍然保留着比较传统和神秘的文化形态。但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嘉绒地区的支柱性产业，从而带动了交通的发展，加速了嘉绒社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嘉绒藏族信奉佛教，进入寺庙切忌不可大声喧哗、照相、涂鸦等。在嘉绒藏族社区藏民家中都设有经堂，经堂的位置是神圣的，设在家中最高的一层，在经堂上往往摆放着各种法器，供奉着各种佛像，客人是不可随意触摸的。在嘉绒藏族面前不能随意杀生，因为他们认为万物有灵。主人向客人进献哈达时客人应该躬腰脱帽接受。嘉绒藏族多信奉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所以在转经时一定要按顺时针方向行走。在草原看见的挂着红绸子的羊或牛，这是藏民“放生”的，不允许宰杀，任它自生自灭。在嘉绒藏族社区进门时不可用脚踩门槛。坐时可盘腿而坐或侧身坐，但不能伸直双腿脚底向人。嘉绒藏族不喜欢别人随意用手去抚摸头顶，头一般只有父母或得道高僧才能触及。嘉绒藏族人吃东西时大多用刀，用刀时刀尖不宜对向他人，一般指向无人的方向。嘉绒藏族有带刀的习惯，戴在腰间比较长的叫腰刀，吊在腰部右手方的叫吊刀，吊刀才是平常用来使用的刀，腰刀一般在节日时佩戴作为一种装饰，客人切忌不可去玩弄藏族人的腰刀，很多嘉绒藏族人认为腰刀一出就必须见血，非战争和打架，腰刀是永远不能在有人的地方拔出的。因为拔出就必有血光之灾。嘉绒藏族人通常满手都戴戒指，所以不能以汉族的戒指佩戴习惯来判定此人是否订婚、结婚。嘉绒藏族人不食马肉、狗肉、鱼肉，认为马和狗是有灵性的，是他们的朋友不可杀来食用；而鱼则是神灵，是水中之神，如果打来食用则可能水源枯竭。一般不杀生，认为杀生之人是作恶，下辈子一定会受到神灵的惩罚。他们还在“佛诞”的时候，在市场上购买那些用来宰杀的鱼，把鱼放回河里，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罪恶。

三、嘉绒藏族儿童社会化的特点

嘉绒藏族主要以农耕为主兼营放牧、狩猎、采药。在生产劳动中对孩子的社会化影响很大，从五六岁开始男孩子就跟从父亲去牧羊，父亲就开始教他骑马，让他识别各种山草药，教他辨别草地上的动物足迹，同时还教他们识别方向、看云彩的变化来判断天气。教他们下低弩、设套索、挖陷阱、训育撵山狗等，长大后还教他们唱山歌、播种。女孩一般跟从母亲学习织布、做饭菜以及挤奶、纺线等。藏族有一个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孩子的习惯，所以一般会做皮靴的孩子就有一个会做皮靴的父亲，会画唐卡的一般其父亲也一定会，所以他们的传统工艺才不会丢失。到了晚上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听老人讲诉传统的神话故事，从小就灌输给他们了许多关于藏族的传奇，所以在藏族人心目中“藏族”这个称号永远都是神圣的。佛教在嘉绒藏族人社会化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藏族人们都多做好事，因为他们相信干了坏事佛都知道，做好事将来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了坏事则只有转入地狱。所以嘉绒藏族人从小就教育孩子们要乐于助人，因为只有相互帮助、相互依赖才能生存，因此他们的私有观念淡薄，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风气极好，现在仍然存在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道德风尚。在嘉绒藏族社区孩子出生以后命名仪式都是在寺院举行，一般由喇嘛来取名，有的孩子从小就被送往佛学院，系统地学习佛教教理和修习佛经，所以嘉绒藏族人从小就形成了信佛敬佛的心理。

四、嘉绒藏族的佛教认知心理特点

嘉绒藏族数概念不强，比如许多长者不清楚自己的年龄，他们一般用藏历来表示日期，不说是2010年，而多用铁虎年来表示，对大小重量的区分也较为模糊，卖鸡蛋计个数而不论大小重量，不斤斤计较，还保持着上山打猎见者有份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有遇见的都可分而食之。

佛教对嘉绒藏族的认知心理影响极大。佛家多是教人从善，如戒恶、扬善、施以助人、普渡众生、行以善事等，同时，在心理和行为上，要求人们不贪婪、不自私、不起害人之心，也要不妒嫉、不执迷、不傲气，遵循众生平等，认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心有所悟，无论谁都可以成佛。因而形成了“一切皆苦”、“生死轮回”的特殊认知心理特点。

嘉绒藏族有崇尚白色的心理，在他们看来：白色，是一种吉祥色彩，天上飘动的白云，圣洁、美丽；圣山上的皑皑白雪，神秘、庄严；白色，在他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石碉楼的墙上用石灰或白泥画上了日月图案，与墙顶、门檐上的白石相呼应，加强了石碉楼的美感，有时他们还向白石祭拜，乞求平安，但对他们而言，白石只是物，不是神，是供奉给神灵的吉祥物。

嘉绒藏族向来有靠天吃饭的观念，即使水从田边流过也不会用来浇灌而任由它干旱，因为他们没有浇灌的习俗，只有求神问佛乞求上苍降雨。嘉绒社区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牛耕方式。牦牛是这里重要的生产工具，深受当地藏民的崇敬。如果家里的牛老了不能耕地了也不忍心宰杀，一般都会养到老死或者最后在头上系红线将其放生。嘉绒藏族以一个社区为单位，每家轮流下种，在开种前必须经过扯卦、测吉日和念经活动选好日子后才能下地干活。现在仍然沿用着最古老的撒播方式，撒种的人必须是一位做了父亲的男人，人们称他为“土地神”，由“土地神”来播撒种子，预示着来年的庄稼必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嘉绒藏族人较认为生、老、病、死、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是佛祖的驱使，甚至亲人被他人杀害也会得到僧人解释说他命中有此劫，只是借助于凶手的手而已，这是上苍注定的。另外东西丢了、牛羊不见也不报案而是询问僧人占卜其去向而寻找。病人病入膏肓一般较为年长的嘉绒藏族人也不会去看医生而是请喇嘛念经驱病。

五、嘉绒藏族的民族情绪情感特点

嘉绒藏族一般比较乐观，尽管生活水平低下，劳动比较艰苦，但总是乐知天命，喜好歌舞激情较高，面部表情丰富，善于使用肢体语言，热情好客且慷慨大方。

嘉绒藏族的节日盛多，每当有节气时他们就以村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烧起篝火、跳起锅庄、喝着青稞酒、烤着全羊。节日的气氛分外的隆厚。但要是受到强烈刺激则情绪爆发迅速，然而会很快平息下来，不易结成恩怨，若已结成恩怨则世代相传，直到有一天得到圆满的解决为止。对民族自尊的以及涉及方面的情感体验反应敏感而且强烈。一般需要易得到满足，以积极的愉快的情绪情感为主色调

目前，由于旅游开发，嘉绒藏社区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变迁与心理变化之间的互动，也使当地的民族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由于教育的发展，受过医学教育的学生不会因生病而去找喇嘛念经祛病，受过气象学方面教育的孩子绝不会因为干旱而求佛降雨。所以现代教育促进了嘉绒藏族社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发展。

注：本文得到黄远春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雀丹.嘉绒民族史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2]德吉卓嘎.试论嘉绒藏族的族源[J].研究，2004，（2）

[3]邓廷良.嘉绒族源初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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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生态立区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83-02

广西近年提出了“生态立区、绿色崛起”的战略思路，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确保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两不误”、“双促进”。在这一战略思路中，生态立区的建设需要生态价值观的指导，才能摆脱原有现代化遗留的负效应。生态价值观的形成与发挥功能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生态立区的建设过程正常、有序;另一方面则要以广西民族文化观，尤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来确保生态立区的量与质相结合。即，要生成广西传统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生态价值观指导生态立区建设。

一、现代性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的挑战

现代性必然对传统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一接触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现实与观念的双重层面上，少数民族生态价值观遭受着各种挑战。

（一）无限生产对刚够就好的挑战

在过往时期，少数民族基于与自然和资源的互动关系中，对待物的态度方面基本上处于一种“刚够就好”的观念，他们不奢求太多，也无法奢求更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朴素的生态式的价值观中不希望有太多的物质[1]。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当大家都一样时，获得更多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负担。现代性生产的目的是无限扩大，不是为了需求，越多就是好。当少数民族与现代性接触时，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现代性的质疑，被认为缺乏竞争，保守，根土文化严重，希望以现代性的“物关系”标准来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而改变他们的生态文化观。

（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挑战

少数民族的行为往往是一种价值理性，无条件地以自身的信仰为最高原则。不计较个人行为本身的得失与否，而是从集体主义出发来维护他们与生态的关系。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和资源交往关系中实现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人人和谐”的局面[2]。在现代性指引下，人们往往从有用性出发，有用的就是我的、好的，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并牺牲他人获得这种事物的权利，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利益是直接的、具体的、短期的，这符合现代工业以来人对自身当下肯定的价值态度，这个价值态度对少数民族那种间接的、潜在的、长远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三）控制自然对接受自然的挑战

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自然就是主体本身，不允许对自然进行破坏，对自然的破坏就是毁灭自身。这是一种消费当下、保有当下，甚至为未来消费做准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现代性则认为自然是可控的，越能控制自然，主体就越能体现其价值，越能够满足不断扩大的需要。现代性消费着未来，将未来的资源当下消费。从结果看，现代性更能提升当下人的生产生活质量，从而对那种与自然合一的文化形成了物质上的挑战。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对生态立区的价值

在现代性的挑战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日渐衰落。是否就应该随着这种挑战，让其消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风格，结构、要素、包括仪式性或象征性目标。广西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生态文化观，有着许多能够指导生态立区、作为生态立区建成的参照系、纠正现代性的后果的意义与价值。

（一）为生态立区过程建设提供指导

生态立区所强调的是通过生态保护与生态可持续性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经济社会发展原有模式。如何通过、如何促进、如何转型需要抛弃原有的GDP发展观，生成生态文化观，实现一种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广西少数民族有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经历，并积淀了朴素的生态观。如，“刀耕火种”，这种看似破坏自然的方式，实现着天然的循环生产。这些朴素的生态观能够为生态立区提供相应的指导。如在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优化生态林产业等方面，可通过提升朴素生态观中的循环生产理念来指导。

（二）为生态立区内容建成提供参照

广西生态立区要实现“经济与资源协调发展、生态产业发达、自然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这依然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内容框架。广西少数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有着一套评判标准。这套评判标准不是以工具理性而是以价值理性为原则。随着自然的负作用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认识到无序地、混乱地以改造自然的技术所对人与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当前也提出了生态技术，期望通过生态技术来控制自然。然而，“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态技术将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以期通过生态技术来达到与自然真正和解的目的并不能实现，至多只是暂时缓解了技术与自然的紧张的表面关系。少数民族的价值理性则能够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生成前提，从而为生态立区内容建成提供参照。

（三）纠正生态立区建设中的后果

生态立区是为了广西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繁，然而好的愿景并不一定导致好的成效。无限生产、工具理性、控制自然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必须形成一种不断自我纠正的机制。广西少数民族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资源的融合过程中则形成了一种朴素的自我纠正机制。如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信仰就是这种自我纠正机制的突出表征，崇拜青蛙的民族认知到蛙类对水稻的价值。其他方面，也体现着“与人为利、人人为利”的情况，以最好的食物接待客人是利他的表现，共同分享收获是节约的形式（如猎获一头野猪时，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费完，见者有份的习俗则防止了食物变质，并能够形成个人及单个家庭在缺少食物时容易获得与分享他人的剩余产品），这些实为纠正生产生活中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社会维系断续的情况出现。学会运用少数民族的纠正机制是生态立区建设中意外后果回归常态的一种方法论。

三、全面吸取少数民族朴素生态文化观的路径

只有因地制宜地进行有利于本国、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探索才能够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要全面吸取少数民族朴素生态文明观的精华，用以指导广西生态立区的建设。

（一）善于学习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广西少数民族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生不息，并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生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这值得我们去研究、提升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观，值得我们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来反省、反思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学习少数民族，就是要学习他们那些包含着丰富生态伦理智慧的思想，那些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维持，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加强与少数民族双向交往

这里所说的交往是广义上的，既包括一般的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也包括制度（commerce）变化与变革，后者是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框定。从广西少数民族与现代性的交流来看，外出打工、规模种养等已经越来越成为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之一。当然，这对少数民族聚集地生态造成的困境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制度方面来说，广西少数民族有着自身的制度文化，如南丹县大瑶寨瑶族的“油锅制”，苗族的“议榔制度”等。然在制度交往方面，往往是地方政府制度单向的、简单的进行，缺乏制度交往的双向性和特色，少数民族的制度优势没有被利用、运用在生态立区建设中。因而，在生态立区过程中，须改变原有的交往方式，实现与少数民族的自觉交往、共同创新制度。

（三）保存与延续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是生态立区的宝贵的生态文化，也是国家和世界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保护与延续广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是实现生态立区建成的积极因素与有利前提。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方面，不以开发为借口进行破坏性的建设，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要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并加以提升，之所以要提升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观是一种朴素的生态观，简单挪用很难适应生态立区建设的指导要求;要以“特色的”为重心开展生态立区建设等。只有这样才能在保存与延续广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的同时，创新与增进生态立区的生态价值观内容。

四、结 语

十以来，中央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给广西生态立区建设带来了新机遇。在新的机遇中，广西要把生态立区这一重大项目完成好，除了利用好国内、国际各种实体性资源，还必须利用好广西自身的各种优势资源，特别是要以自身独有的生态文化优势为抓手，尊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结合现实利用好它、发挥好它，只有这样才能奠定生态立区的文化基石，推进美丽广西建设。

参考文献：

[1] 庾虎.广西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重人文环境研究[J].文化与传播，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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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理念；模式；机制

大湘西地区主要是指湖南西部的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等地，三个市州辖25个县市区，国土面积53196平方千米，居住着土家、苗、侗、瑶、白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在当地居民的共同劳作和生活交往中，大湘西地区形成了大批优秀且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这些民俗文化资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在居住、饮食、服饰、礼仪、节庆、民间艺术等各方面，湘西民俗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承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支。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作为一种高层次旅游产品，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大湘西因其拥有丰富且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应旅游发展趋势也迅速加入到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进程中来，部分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并为大湘西地区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出现了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大批游客的涌入不仅打破了大湘西原有封闭的文化氛围，干扰了大湘西民俗文化原有质朴的秩序，还加速了大湘西地区服饰、语言、建筑以及生活习俗等民族传统文化的变异，导致某些传统文化特征被同化或消失等。主要表现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形式结构单一且雷同、开发设计层次低、市场调研环节薄弱、地域文化特色挖掘不够等，严重阻碍了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发展步伐。因此，如何解决好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成为促进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理念

(一)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发展必须以不破坏或少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为前提，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性，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协调性，保持经济效益的可持续获得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一旦过度开发，不注重保护就容易受损乃至消亡，因此，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正切中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要求。当前，湘西旅游产品的开发依旧以粗放型的开发方式为主，部分地区将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数量型的增长和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促使开发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的前提下，对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盲目和过度开发，导致大湘西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基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的提出，对于指导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所强调的是，通过对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内的各种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对旅游业发展方式和规模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保持旅游开发地环境的协调性和文化的完整性。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具体思想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二)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的具体思想体现

1、保护与开发相结合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是在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开发活动的，只开发不保护，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只剩下没有灵魂的存在物。而只保护不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就得不到有效利用，文化内涵得不到永续发展。因此，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应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思想，做到保护优先、有序开发。在遵守旅游社区土著居民的文化演进规律、、民族习俗等前提下，采取严格保护措施，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最大化的目标，促进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合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规律，有序地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只有适度的开发和有效的保护相结合，才能使大湘西民俗文化资源得到应有价值体现的同时实现当地人民求发展的长久愿望以及满足外地游客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旅游需求。

2、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兼顾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在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中是相互影响，紧密结合的整体性关系。从经济角度看，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者要尽量用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或在相同投资的情况下，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从社会效益看，为旅游者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或人文素质教育创造条件；从文化效益看，开发是将区域民俗文化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保护和保存。获取经济效益是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目的，但决不能为了扩大民俗文化旅游业而片面、无视科学规律地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忽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而应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注重不能损害当地的社会安定、人际关系的和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可持续开发理念贯穿整个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全过程，真正实现大湘西民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发展。

3、科学统筹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是一项涉及范围较广的复杂工程，开发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旅游客体，还包括旅游主体和旅游介体。因此，要协调好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减少甚至避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所产生的问题，则必须坚持科学统筹的思想，从整体的高度进行协调。一方面，既要协调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主题的科学定位和形象宣传，还要协调好相关经济部门之间的配合；另一方面，又必须统筹到文化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资源本身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还应涉及到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协调配套。只有坚持科学统筹的思想，才能把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三者有条不紊地开发好，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二、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模式

(一)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概述

模式(Pattem)是指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模式是对某一类问题的一种指导，在一个良好的指导下，会得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有助于完成任务，有助于作出优良的设计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兴起，如何选择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合理开发，日渐成为学术界感兴趣的课题。通过对历年学者们关于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相关研究的认真梳理发现，传统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原地浓缩模式。它属于一种原地模拟型开发模式，一些少数民族村落或民俗文化丰富且独特的地区，由于旅游进程的加快，已在建筑、服饰、风俗等方面有所淡化，使得游客不能完全领会当地民俗文化的风韵，故当地政府或开发商运用人工方式，有意识地修建一些反映当地民俗文化的主题公

园。②原生自然模式。以民俗文化村落为典型代表，它是一种就地展示型民俗村落，有村民的介入，是一座活生生的民俗露天博物馆。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居住、饮食、节庆等，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的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民俗文化的需求。③资源凝聚模式。以民俗博物馆为代表，它是一种静态的开发模式，对传播民俗文化，满足旅游者体验民俗文化需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④短暂表现模式。由于一些特定的民俗文化只存在于很短的时间，如民俗传统的节庆活动、流动性的民俗文化表演活动等，采取此种模式，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外，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吴必虎、余青提倡引人生态博物馆模式，即将整个社区作为一种开放的博物馆，对社区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以各种方式记载、保护和传播社区的文化精华并推动社区向前发展；马晓京“针对生态博物馆的模式”，提出了“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的构想”，并提出了小规模发展、游客限制、局部开发的原则；师杨振之则根据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得“前台、后台”理论，提出了“前台、帷幕、后台”的旅游开发模式，并主张通过利益再分配，用前台创造的“收入”补偿后台因丧失发展机遇而付出的代价。从实践来看，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形式，它忽视了市场化运作的重要性，所以效果不容乐观，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要实现既定的目标还任重道远。民族生态旅游村模式有其合理的部分，但其“局部开发”和“小规模开发”的局限性不能满足民俗旅游地发展经济的需求，也无法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民俗旅游开发的根本矛盾。而“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由于其主张利益再分配方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很难调动起前台开发民俗文化旅游的积极性和保护民俗文化的责任感，以及压抑后台保护区居民求进步和发展的需求，注定该理论在实践中得不到具体运用。因此，选择何种开发模式，还需要学者们以新的理论视角对民俗文化旅游进行探讨，使理论研究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

(二)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一体化开发模式

无论是传统的原地浓缩模式、原生自然模式、资源凝聚模式及短暂表现模式，还是学者们提出的生态博物馆模式、民族生态旅游村、“前台、帷幕、后台”模式，通过对其认真的梳理和分析，都有其各自适应开发的优势及不足。而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实践中，由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及自身地域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套用哪一种开发模式，或教条地照搬书本上固有的开发模式，这样只会将民俗文化旅游业引入绝境，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最终造成资源的浪费乃至枯竭。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时，如何寻得一种既能发展地区经济，又能将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是现阶段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急需实现的主要目标。

鉴于上述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在选择何种模式作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时，应根据大湘西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禀赋状况及其将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结合考虑，在明确开发的内容、层次、重点等问题的基础上，有区别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模式既不固定是一种开发模式的单独运用，也不是多种开发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根据旅游开发地具体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运用一种或多种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分层次、有重点地进行综合开发，从而形成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点、线、面全方位结合的一体化开发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要素的功能，从而形成整体合力，更好地实现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模式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开发模式，不仅有利于丰富科研理论，提升旅游价值，还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持续旅游发展模式。

三、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机制

(一)改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区域合作力度。

由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资源隶属于湘西州、张家界、怀化等三个不同行政区，缺乏一个涉及旅游发展各部门的统一管理机构，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空间协作性差，整个大湘西地区没有形成联动优势，从而影响民俗文化旅游规模的形成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大湘西地区要打破行政区划体制观念的束缚，促进三地市政府间交流合作，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指导能力，协调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资源规划和开发，防止盲目和无序竞争。尽快建立一个涉及整个大湘西地区旅游业的主管机构，来参与制定和完善民俗文化旅游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地方政府编制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规划，加强对特色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以及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使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向着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迈进。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经营方面，则根据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市场属性进行综合规划，发挥区域联动优势，实现市场共享、共同经营。此外，可以利用整个大湘西的力量和联合优势，加快湘西州、怀化与张家界旅游资源优化整合，以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民族风情旅游资源，来提高张家界旅游区的旅游资源丰富度、组合度和整体优势度，实现整个大湘西地区人、财、物和各种民俗旅游要素的最佳利用，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赢得广泛的市场和创造最大的效益。

(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明确产权所有关系。

社区居民作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所有者和参与者，本应享受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实惠和成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主体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社区居民无法获取民俗文化旅游所带来的效益，挫伤了他们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积极性，以至于使更多真实的民俗文化正悄然失去。为此，大湘西地区必须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完善民俗文化旅游相关者的利益协调机制。培育合格的利益相关者，使其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同时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协调；另外，建立合理的产权结构，做到权、责、利公平清晰，让社区居民直接参与民俗文化旅游的经营，通过享有完整的产权，行使使用收益。此外，政府还应建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产权评估体系，对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进行合理有效评估，为社区居民参与产权划分提供明确的依据，从而保证社区居民应得利益不会被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强势主体所侵占，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积极性，推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坚持市场化运作机制，提升整体营销水平。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或开发出来，必须按照市场的一般经济规律，广泛参与市场竞争，只有被旅游者所认可和接纳，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才能真正实现它应有的价值。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要想创造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必须坚持市场化运作机制。当前，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分强调资源导向型开发，忽略了对旅游消费市场的深入分析和调查。因此，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机制，认真分析和掌握旅游者的偏好，运用市场细分策略，把旅游者按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水平及其兴趣爱好等分成若干目标市场，根据各个目标市场特点，正确进行市场定位、产品定位和价格定位，从而突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特色和个性化，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化立体式的营销手段，精心策划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宣传主题，调动旅游企业和媒介的积极性，实行联合促销活动，提高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营销水平。如媒体宣传、文艺作品促销、节庆促销、电子商务促销等多种促销方式。快捷、方便、现代化的营销宣传体系对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体形象的推广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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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模式思考

(一)生态旅游的发展阶段模式由于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中供求关系不够明确，多以短期利益获得为导向，致使旅游产品已难以满足现代生态旅游者的需求，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景区生态旅游资源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更好的发挥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后发优势”，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旅游景区首先选择重点景区进行旅游项目规划，通过政府和旅游公司强有力的外力推动，走总体规划、突出主题、规模发展、特色开发、梯度开发和持续发展之路”［3］。比如四川省九寨沟景区制定一系列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项目规划，然后有步骤的实施开发，获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走在我国自然景区旅游发展的前列。

(二)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旅游项目发展资金的短缺、社区(村寨)居民参与度不高和基础设施不完善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以“社区(村寨)参与为主驱动力的“政府+公司+社区旅游协会+旅行社”的经营模式”［4］，是目前较为适合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保持较为完整、民族风情丰富多彩的地区开发旅游资源。该模式引进社区参与理论，策划动员社区(村寨)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规划、开发、旅游互动和利益分配过程，不断激发居民的积极性为主要内容的互动模式。该模式既能较好地解决旅游发展的各种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又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生态旅游创建了一种较好的发展模式。以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生态旅游景区为例，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同类景区的前列，获得了较好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二、梵净山地区生态旅游现状

(一)生态资源现状1、奇特的自然景观和稀有植物资源。梵净山地层古老，山区层峦叠翠、坡陡谷深、飞瀑悬泻、溪流纵横;境内群峰高耸，溪流潺潺，山青水绿;“梵净山主峰上空水分较易凝结，形成变化万千、形态各异的云海景观，其中以旷世奇观的‘梵净佛光’最为典型”［5］;该地区拥有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以珙桐、紫薇王等稀有植物最为著名，形成世界上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基因库。但是由于交通、资金和开发力度不够等原因还没有在生态旅游资源市场中形成自己的品牌。2、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梵净山地区村寨居住了大量的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居民。这些少数民族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上刀梯、纸包火、钉鸡、白马悬蹄、口含红铁、滚龙、傩戏”等特殊民俗活动，还保持着土家族、苗族的花灯、龙灯、走马灯、祭风神等原生态民俗资源。到目前为止，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还没有完全融入景区发展规划中，致使民俗文化开发力度不够，没有在贵州省的同类人文生态旅游中展示黔东民族风俗文化的独特性风情，未能有效地将民俗文化整合成生态旅游的品牌资源。3、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梵净山地区佛教历史源远流长，距今1000多年前唐代时期周边已有寺庙和简单的佛教活动。到明万历初年(1573年)佛教活动空前繁荣。梵净山又是全国著名的弥勒道场，它与文殊道场五台山、普贤道场峨眉山、地藏王道场九华山、观音道场普陀山等同为中国佛教五大名山和道场。梵净山佛教文化活动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与五大佛教名山的名气不相匹配。梵净山佛教文化宣传力度还不够，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佛教法会或佛教文化宣传长效机制。

(二)生态旅游管理现状一个地方旅游形象的好坏，不仅取决于旅游资源是否丰富多彩，还取决于良好的旅游管理。梵净山生态旅游是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的，当地村寨居民非法利用与不合理开发保护区资源已成为保护区管理的主要问题。首先，居民参与生态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的积极性不高。梵净山景区村寨的多数居民不知道或者不清楚自己在梵净山旅游开过程中，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更多的是为游客提供简单旅游商品加工，景区多数居民通常情况下利用自身的居住条件开设宾馆或者进行简单的饮食加工，很少有人参与比较高档的旅游商业活动。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为生活所迫到浙江温州、广东深圳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自谋生计。其次，居民参与景区旅游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在梵净山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通常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能从旅游开发中得到实惠，大多数人只会感受到发展旅游带来的社会生活成本增加”［6］(如物价上涨、拥挤等)。部分居民在追求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的驱使下，不愿意或者拒绝与游客分享本民族的特有“风情”，甚至对于游客的“经常打扰”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这对旅游环境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再次，社区(村寨)居民缺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当地居民是与当地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关系最密切者，也是梵净山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之一。世代靠山生活的当地村民，经常深入山林获得其生活必须或者有较高市场价值的资源以满足生活需要或者转手卖给游客，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梵净山固有的生态环境，不利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社区参与对梵净山生态旅游发展的启示

旅游经济欠发达的梵净山景区可以走一条以原生态、纯风俗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将社区(村寨)居民纳入到旅游景区生态旅游规划、开发活动中去。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或设计梵净山旅游景区的发展:

(一)利用景区(村寨)居民信仰维系生态资源多样性政府和旅游公司应当深入当地村寨了解村民的民族风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利用他们对山神、图腾、神灵的崇拜来维系少数民族地区稀有物种、动物资源的多样性。首先，对山神、图腾的崇拜在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居民的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地村寨居民对梵净山原生态的自然资源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尊敬与崇拜。其次，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视白虎为本族人的祖先，将白虎供奉在家中以求神灵保护。利用少数民族的信仰减少人为对梵净山景区稀有动植物资源生存环境的破坏，维系稀有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再次，利用“风水林”在居民心中的影响来保护原生态森林。苗族村寨村民通常都把一些视为影响整个村寨的前途和居民命运的山林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对任何破坏“风水林”的行为都是零容忍。

(二)充分利用黔东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打造旅游文化品牌黔东地区保存了数千年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以“勤劳”、“淳朴”等特点而闻名。把土家族、侗族、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纳入到生态旅游文化资源规划和开发中，积极引导当地村寨居民参与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塑造。依据土家文化、侗族文化、苗族文化等原生态人文旅游资源，设计各种专题旅游项目:比如土家族的迎亲中戴花、妆郎、陪十姊妹、上头、找莫毕(土家语)、哭嫁歌、抢喜把、换花鞋、跨七星灯、安床、抢床、滚喜床、踩门槛、迎亲拜堂等嫁娶系列活动;侗族的“玩山”、走寨、“行歌坐夜”、抢花炮等民俗系列活动;苗族的祭祖、嫁娶、图腾崇拜等系列活动;设计旅游项目时，需要求投入感情，真正进入角色，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针对游客的个性需求，设计游客直接参与旅游活动项目:比如农家乐、工艺制作、纺织制作、体育竞技等，让游客参与其中，在玩中体会异域风情，以达到让游客产生“流连忘返，难分难舍”情怀的目的。

(三)积极引导社区(村寨)居民参与生态旅游项目开发由于生态旅游自身特征能满足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需要，从而使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成为国内外旅游学者研究的热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既能增强当地居民的自豪感，又能为生态旅游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依托社区(村寨)民俗资源强化社区参与功能梵净山生态旅游需要吸纳当地人参加管理，保证当地居民切身利益，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只有建立“政府、旅游公司、社区(村寨)”良好互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1、引导社区(村寨)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规划与开发。“政府或者旅游公司需要对居民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明白生态旅游的价值以及会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懂得参与旅游规划和设计的重要性，积极参与生态旅游初级阶段规划，及时使他们了解旅游规划及其进展情况”［7］。同时，开发获得的利润应该返还投资者和当地社区，这样做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生态多样性。2、把社区(村寨)居民塑造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当地居民是与当地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之一。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体应是当地居民或社区，应使他们成为当地环境的自觉保护者和管理者。为此，必须在生态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提供给当地居民优先参与的机会。3、确保社区(村寨)居民分享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大量的事实证明，社区(村寨)居民从旅游中获得的发展机会越多，收益就越大，参与旅游发展的热情就会越高。社区(村寨)居民参与利益的分配包括:不断增加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保证本地居民优先被雇佣的权利，旅游商品尽量采用本地原料进行加工等。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让当地居民切实感受到自己的利益与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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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8日上午，带着浓浓的民俗文化韵味的2014年（北大资源）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在青岛文化街隆重开幕。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本期糖球会会期10天，共分为三个会场，分别为青岛文化街会场，包括青岛文化街、沾化路、滨县路；市北区社区会场，包括社区文化广场、贮水山儿童公园；青岛海云庵会场，包括海云广场、糖球广场、嘉禾路以及周边区域。期间将举办文体经贸活动48项。

据主办方统计，今年萝卜・元宵・糖球会开幕首日共接待游客30万人次，现场销售萝卜110吨，萝卜、糖球等各类小吃等总交易额达到了310万元。

回归传统，凸显节会本源

同去年的节会时间14天相比，今年的萝卜・元宵・糖球会在时间上做了压缩，采用的是“3天萝卜会+4天欢庆元宵社区大舞台+3天糖球会”的模式举办。新的模式主要体现的是定位的创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的萝卜・元宵・糖球会主要是定位于“彰显民俗特色、培育文化认同”，突出节会的群众性，让节会走进社区，扩展节会空间，通过社区层面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互动，提升群众对民俗文化的认知，扩大节会的外延。

在活动策划上，组委会创新引进了俄罗斯舞蹈、马戏表演、吴桥杂技表演、天津高跷表演等各具特色的民俗项目，设置了“青岛大院”和“齐鲁民艺汇”两种不同风格的景观设计与民间工艺展示相融合的项目，举办“鼓舞市北”锣鼓秧歌表演赛、“元宵乐”民俗大展演、老宝贝老物件展览等活动，整个节会文化活动项目没有重复，点面线相结合，加大了市民的参与度的同时，更加突出了民俗文化内涵和特色。

市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样的时间安排也是经过了会前对各个部门、群体的调研论证后，从安全和节俭办会的角度出发。“既是民俗就有其特定的起源，节会也是有传统的时间，像萝卜会就是正月初九到正月十一，糖球会就是正月十六到正月十八。节会的商贸效益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停留在‘吃文化’上面，民俗文化活动也应该有更多的传承和发扬。”

全面提升节会“含金量”

尽管今年萝卜・元宵・糖球会商贸活动时间被压缩，但是影响力没有打折。首先是在招商门槛、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治安安全等方面依旧是监管重点。像原先的昌邑路、海云街、兴中路都取消了招商计划，更多的力度则放在了对知名餐饮企业和有实体店面的业户引进上。

市北区还首次采取了食品快检的监管手段。“通过高科技监管手段，我们监管部门专门配备了一批食品快检装备和20多项快速检测试剂，可以吊白块、苏丹红、甲醛、农药残留、瘦肉精等多种项目现场快速检查。但凡发现有违规的商户一律都会列入节会‘黑名单’，以后都不允许其进入。”市北区监管部门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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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幼儿生长生活的场所，利用社区资源能使幼儿在真实的环境中探索学习，开阔视野，得到发展，也能使园本课程特色化。我园坐落于古运河边，闻名遐迩的古运河有着悠远的历史，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我们组织幼儿在古运河边巡游，走一走水弄堂、跨一跨清明桥、坐一坐小木船、看一看大码头，使幼儿充分感受到浓郁的民俗民风民情。

1.社区资源，丰实课程内涵

我们充分利用幼儿园的地理优势，结合古运河南长步行街区的开发，在园本课程活动中我们带领幼儿参观民清时的评弹书场、丝绸博物馆;看民间艺人编织竹椅竹凳、捏制面人;看糖年糕、豆腐花、糖人等民间小吃制作工艺并品尝，增长了幼儿的知识面。通过系列的亲身体验，使幼儿对古运河片区的环境有了充分的了解。

位于古运河边、紧邻幼儿园的南禅寺也是一块重要的社区资源。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宝贵资源，多次组织幼儿参观南禅寺，每年的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南禅寺里都会热闹非凡，“猜灯谜”、“舞龙舞狮”、“杂耍”等孩子们平时看不到的民间习俗都会登台亮相。我们及时抓住这一契机，带孩子们来南禅寺看一看、玩一玩、逛一逛，使孩子们能亲身感受到民间节庆的热闹场面，体验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回到园所，孩子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浓郁的社区资源丰富了园本特色课程的内容。

我们还主动与街道、居委会取得联系，吸引有专长的社区人员参与到幼儿园特色课程的开发：社区剪纸大师奶奶来园为孩子们现场表演精彩的剪纸艺术;竹笛爷爷为孩子们带来悠扬的笛声;社区婶婶为孩子们准备演出的机会与场地。在社区领导的支持与协助下我们还与社区联合举办了“亲亲古运河环保小卫士”、“我教社区爷爷奶奶学电脑”、“爷爷奶奶教我念童谣”等活动，多彩的活动增加了特色课程的元素。

2.家长资源，充实课程内容

幼儿园的家长有着不同的知识和成长背景，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幼儿园教育教学的支持者。在园本特色课程的建设中，我们充分利用家长资源，发挥家长学校的作用，与家长取得密切联系。如锡剧传唱特色课程建设中，我们利用职业是锡剧演员的家长来园给孩子们现场表演锡剧，指导老师及幼儿学唱锡剧;把爱好锡剧的家长也请进园，请他们给孩子们说戏、唱戏、演戏，让孩子们能亲身感悟到无锡地方戏曲——锡剧的魅力。

我们还充分发挥家长的聪明才智，发放民间游戏征集稿，广泛征集家长创编的民间游戏及童谣，使民间游戏和童谣在幼儿园开花结果。同时我们也邀请家长来园参加各项亲子活动，使家长们能参与到园本课程中，感受到园本特色课程的魅力。

3.名人资源，拓展课程外延

江南水乡无锡有着浓郁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传承无锡文化的热心人士，他们热爱家乡文化，热衷于传承家乡文化，我们从中挖掘有效的人文资源，为构建园所特色课程服务。

王全大老师是全国有名的摄影大师，也是拍摄运河第一人，相机里的古运河别有风味。我们邀请王全大老师作为我们家委会成员，热心的他无偿为孩子们带来了他拍摄的各种角度下的古运河、南禅寺、南长街等照片，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孩子们跟着摄影师审美的脚步感受运河文化的美。

古运河文化研究会曹荣之老师致力于古运河文化的研究，他积极参与我园特色课程的开发，更将自己研究的专著赠送给老师们，增加老师们对古运河文化的了解。

陈老师是著名的锡剧表演艺术家，也是全国梅花奖得主。我们在家委会成员锡剧院院长的联系下得到了陈老师热情的帮助。陈老师从说、唱、演，一句一句悉心教授;老师们从示范、还课、点评、表演，观看锡剧表演、感受锡剧人物唱腔、体验服装化妆，领略到本土戏曲文化的魅力。锡剧传唱活动一课三研，陈老师帮助教师探索教学方法，在锡剧专家的引领下老师们开始了锡剧进幼儿园的积极尝试。与锡剧专家的互动交流使每一个教职员工进入了锡剧的殿堂，也促使老师们对锡剧进入幼儿园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同时，锡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等与我们的小朋友锡剧迷粉丝亲密接触、同台表演，也极大地鼓舞了孩子们唱锡剧的热情，使锡剧传唱特色课程项目得以深入发展。

社区文人及文化名人的加入为幼儿园特色课程的建设添砖加瓦，使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

二、民俗环境资源——园本课程的着力点

我们将民俗文化融入到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的各个环境之中，积极创设民俗文化氛围，让幼儿感受到浓厚的民俗文化生活和学习环境、人文环境，使我园的园本课程的园所特色环境，感受民俗文化的丰富和精髓。

1.园内环境，体现民俗化

进入幼儿园的主干道，就能感受到了浓浓的水乡气息。园门外的大幅“水乡风光”喷绘图、巨幅的江南水乡图展现在青砖绿瓦的门厅玻璃墙上;门厅上方悬挂着蓝印花布的帷幔;大厅内悬挂着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的具有民俗特色的灯笼;走廊边挂着古运河上的景点介绍;走廊内孩子们自己手绘的线描画将江南水乡的韵味一览无遗;楼梯角可以看到孩子们平时最感兴趣的游戏——弄堂游戏的照片及游戏说明。园内的每一面墙，每一条走廊，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浓浓的运河韵味，散发着运河所特有的文化魅力，体现了园所文化特色，这样的环境也在不知不觉中熏陶和感染着幼儿，与幼儿进行了有声和无声的对话。

2.专用室环境，呈现儿童化

内涵丰富的“小阿福民俗博物馆”是我园的特色工作室，也是孩子们流连忘返的地方。在这里，有许多老师和家长收集的藏品和玩具，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抛一抛铁环、转一转陀螺、赏一赏小伙伴们精美的作品……

富有水乡韵味的“小阿喜泥工室”里，孩子们用惠山泥制作的小桥、小船静静地摆放在展示柜上组成了“清晨的水乡”图，泥工室里琳琅满目的工具、孩子们稚拙的作品丰富了工作室，使工作室尽显水乡园所特色和儿童的特色，特色环境的创设以无声的语言丰富了特色课程的内容。

3.班级环境，凸现个性化

各班都结合园所文化主题、班级课程主题以及时事 、时令特点，精心创设师幼互动的班级环境。每个主题的过程都体现了师幼互动的过程。如：区角内教师自制的民俗区域游戏材料，让孩子玩出了快乐;各角色游戏区域让孩子童年生活更精彩;“亲亲古运河”、“锡剧小舞台”、“蓝印民俗风”等使班级环境、班级游戏环境、区域环境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浓厚的儿童化，也体现了环境课程的“以生活为本，以儿童为本”的理念。

三、特色活动资源——园本课程的关键点

民俗、民风、民情的内涵博大精深，有许多内容难度较大，是学前幼儿无法领悟的，这就需要我们老师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及教育资源的意义来进行筛选，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加工改造，把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内容纳入园本特色课程。在课程实施中我们注重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出发，重视幼儿兴趣的培养，努力将复杂深奥的民俗文化资源儿童化。

1.童谣吟诵活动，传承无锡方言

现如今家长的年轻化以及普通话的普及，无锡方言几乎从孩子们的生活中逐渐退出，为保护无锡民俗文化的精髓，拓展和丰富幼儿语言发展的途径和手段，提升幼儿的语言智能，我们通过趣味化、儿童化、情境化、游戏化的童谣吟诵活动，让孩子们从学讲无锡话到喜欢讲无锡话到自如地用无锡话交流。

在园部组织的“无锡方言进课堂”活动中，老师们生动地演绎着一个个童谣经典活动，如小班的“小阿福聊天室”，中班的“我来讲劲头”、“阿福阿喜报天气”，大班的“阿福阿喜说新闻”、“无锡方言大PK”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我们逐步将组织教学活动的主动权、话语权交到了孩子们手中，让他们在活动中自主表达、自由交流、自发对话、轮流主持，使无锡方言在孩子们稚嫩的口中显得更加妙趣横生，赋予了园本课程更大的活力和生长空间。

2.锡剧传唱活动，传承戏曲经典

锡剧艺术作为无锡市地方戏曲，已拥有150年发展历史，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无锡的文化财富，也是江苏乃至全国的艺术珍宝。我园紧紧抓住这一具有地域特色的、本土化的地方戏曲，逐步培养幼儿的艺术感受力、审美力、表现力，我园被荣膺“无锡市锡剧传承特色学校”后，为更好地开展锡剧传唱活动，我们走进了锡剧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江南大学、南禅寺社区，在“观看锡剧演出”、“与锡剧专家面对面”、“畅谈锡剧研究体会”、“锡剧传唱一课三研”等活动中，逐步找到了“锡剧传唱”与“幼儿自主体验式学习”的抓手，让孩子们通过各种感官去欣赏、感受、模仿、表演锡剧的韵律美、服装美、妆容美、舞台美、肢体美、情境美，萌发幼儿对美的鉴赏力、感受力，最终达到表现、表达、表演能力的提升。

随着园本课程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不仅仅将该课题研究的点局限在一堂锡剧活动上，而是将“锡剧”渗透到一日生活各环节中，使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浸润着戏曲文化的熏陶，其参与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进一步激发，一听见锡剧就会自然地唱起来、跳起来、演起来。

我园还积极拓展幼儿学习途径，让幼儿登上锡剧大舞台，为他们带来不同的学习体验。2012年无锡市首届“小小红梅奖”少儿锡剧邀请赛上，我园作为唯一的幼儿园参赛代表团队，“小红花锡剧队”选手演唱锡剧《红花曲》选段“一峰更比一峰高”，稚嫩童声中融合着锡剧韵味，孩子们专注的表演引来了现场评委的叫好与掌声，并获得金奖的好成绩。2013年在“薪火相传”小王彬彬锡剧演唱活动中，我园幼儿与锡剧名家小王彬彬一起同台演出，获得一致赞誉。

3.弄堂游戏活动，传承民间游戏

我们儿时玩的弄堂游戏已经渐渐远离现在的都市，我们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将一些优秀的弄堂游戏进行搜集整理，确定促进幼儿发展的活动目标，以及适合幼儿阶段游戏的玩法及指导要点，改编设计了100多个充满童趣、深受幼儿喜爱的游戏，让这些弄堂游戏，在幼儿的一日活动中展现其独特魅力，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愉悦幼儿身心，并促进其动作、语言、社会性等发展。

特色活动资源不断丰厚了我园的园本特色课程，其构建的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满足了幼儿的个性发展、促进了幼儿的全面发展，逐步成为我园课程构建的主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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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民俗文化概念及文化生态

民俗文化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人与环境互动的风俗传统。从文化资源的整体来看，民俗文化是展现地域风采、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载体，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民俗学视角来探讨民俗文化，主要从其构成要素来分析，一方面民俗文化是对传统物质文化生活的传承，比如某一民族区域的生产、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特点等;另一方面是对民族社会生活的传承，主要包括民族区域内的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礼仪习俗、家族文化、语言艺术及游艺竞技习俗等内容。民俗文化旅游是对文化旅游的深化和发展，对其定义和阐述尚未获得统一的界定。有学者从“民俗”与“旅游”的结缘上，提出民俗文化旅游是以民俗事象为主要载体的旅游活动;民俗文化旅游是借助于民俗来开展旅游项目，并将某区域的民俗事象和风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一步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并将其鲜明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呈现给游客，以增强其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民俗文化旅游就是以某特定区域民俗事象为资源来吸引异地游客从事体验和观赏活动的总和;民俗文化旅游是建立在特定区域民族文化传统风俗资源基础上，以保护和开发旅游产品为主要方式，并以展现地方民族性风俗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产业。从广义来看，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民俗与文化的统一体，既要强调民俗旅游的生命力，又要开发民俗文化资源。随着生态旅游发展趋势的日益突显，民俗文化旅游的生态性特征更是受到普遍的关注。藉于民俗旅游、生态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民俗、文化、环境、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将民俗文化、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融合，从而构成以文化为核心，强调文化与环境的生态和谐，从而实现对地域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传承。

1．2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民俗文化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并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得以传承。民俗文化在逐渐被抛离原生态的生存环境下，作为被观赏的对象，并在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下，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一种产品，在越发需要给予保护的生存空间里，尊重和延续原生民族的有形、无形文化，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民俗文化与旅游活动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生态化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借助于生态旅游的发展思路，将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作为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模式，既能够满足游客对地域性民俗文化的精神需求，又能够实现对民族区域自然和生态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来看，民俗文化旅游将民俗文化的整合与保护作为旅游资源，增强了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提升了生态旅游的文化品质，从而为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和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构建成双赢局面。

2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

我国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迅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势头也是显著的。特别是基于民族区域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如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山西民俗文化旅游、江西民俗文化旅游、内蒙民俗文化旅游、云南民俗文化旅游等资源的开发，更是将民俗文化旅游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产业，在展现民族文化风采、弘扬民族文化上，其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既能够满足游客对文化空间“求新、求异、求知、求乐”的心理需求，又能够从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中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到来，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发模式上逐渐形成了民俗观赏、民俗活动、民俗商品、民俗服务四大类型，并从民俗文化资源基地建设到产品服务包装、设计，以及民俗文化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2．2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国际化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趋势，对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在资源开发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不仅使得原本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失去吸引力，还造成对民俗文化的污染，降低了民俗文化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民俗文化资源整体开发上缺乏有效规划，特别是依据常规开发模式，无法从历史学、文学、艺术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全面挖掘，仅仅在民俗文化基础上重视“旅游牌”，难以从旅游资源的规划上体现科学性、文化性、时代性。浅层次的文化宣传、一味地追求民俗文化项目，同质化、模式化、公式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民俗文化旅游的品质，还带来资源的浪费。二是在民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显得落后，特别是对于偏远民族区域旅游业来说，由于交通不便导致的游客数量不足，不仅无法实现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也制约了区域旅游业的有效发展。三是在民俗文化旅游投入上力度不足。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是丰富的，而缺少有力的资金投入又是现实问题，因资金投入不够而使得民俗文化资源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四是在民俗文化旅游人力资源管理上显得不匹配，特别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水平较低，如导游人才的缺乏，旅游资源开发专门人才的不足，不仅难以支撑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也给民俗文化旅游带来发展瓶颈。五是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上轻保护现象普遍。开发旅游资源是一把双刃剑，在处理开发与保护问题上，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盲目开发，不仅对环境资源造成损耗，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带来灾难。为此，积极分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不足，协调好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推动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作为高层次的生态文化旅游，在推进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上，既要遵循文化传承的规律，又要协调好旅游产业的有序化发展思路，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科学性、可持续性。

3．1文化生态视角下规划好民俗文化旅游的建设目标

科学规划是实现民俗文化旅游生态化发展的前提，其设计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处理好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在规划上首先要平衡好生态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及自然环境的关系，注重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多样性、完整性，以及文化传承的延续性，在维护民俗文化生态资源不枯竭的前提下来促进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的健康发展。二是处理好旅游资源开发、社区居民、游客等多方利益平衡。作为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者，要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做好开发者、当地居民、游客多方的利益分享与公平，既要组织好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又要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旅游利益的合理分配，并在积极地改造自然、合理控制利用的基础上，维护好民俗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三要从生态民俗文化开发中体现生态教育的目的，作为以民俗旅游为导向的文化资源开发，要平衡好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关系，通过对生态民俗文化的合理开发来传播和促进各方面人群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提高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自觉意识。

3．2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好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生态化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需要从其区域自身特点来进行分析，结合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特殊性，从生态民俗文化实体的开发、参与性民俗活动的开发、民俗精神文化的开发、民俗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等方面来进行研究。对于以景观实体为特征的民俗文化旅游设计，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对于原生态民俗村寨的挖掘与保护并重，在展示民俗文化的过程中要强调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二是对于人造民俗文化景观的开发上，要在文化移植的同时，注重对民俗文化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挖掘，并能够从鲜明的民俗文化氛围中，运用多种表现手段来增进游客对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三是对于生态博物馆的开发上，要从自然资源的整体性，民俗文化的思想性，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上来进行全面开发。对于参与性民俗活动的旅游设计来说，重在引导游客的参与，强调游客从亲身体验中来获得对民俗文化的精神感受。如对于一些民间节庆活动，从活动内容的组织上要积极健康，并能够在展现民俗文化的同时，让游客从参与中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鲜明性和差异性;对于民族餐饮文化，在体现“食”的同时，也要赋予其新的审美价值，如引入礼仪、禁忌、艺术等文化内涵，既展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又对地方民俗特色饮食文化进行了宣传;对于民间文艺如戏曲、绘画、雕塑、歌舞等资源的开发，则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意义，以及传统文艺的鲜明特征上来进行丰富和宣传。

3．3文化生态视角下保障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篇8

[关键词]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

近年来，我国民俗文化保护及研究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提出了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博物馆、参与式保护等实践模式和保护理念，但由于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认识上的偏差和执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已有的保护模式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在原有的保护模式之外，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探索新的保护方式成为民俗文化领域十分迫切的话题。在此背景下，民俗文化的档案化日益受到民俗文化保护部门的重视。

一、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的动因

民俗文化档案化是指依据档案学原理，通过文字、录音、摄影、录像及数字化等记录手段将民俗文化转化成档案予以保存，并以之为依托加以再现、复原和创造的过程。民俗文化档案化为民俗文化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思维和视野，这一理念与实践方法的出现，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民俗文化多样化保护的客观要求

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命题的提出，首先是构建完善的民俗文化保护体系的需要。从实践来看，在几十年摸索与借鉴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博物馆、参与式保护等模式，对于保持我国民俗文化及其生态空间的相对稳定，并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其内在的不足与缺点也逐渐凸显。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民俗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在环境发生着各种交流与碰撞，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快速兴起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外来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借助现代信息网络渗透到民族地区，打破了当地文化赖以生存、传承的独立、封闭格局，对民族文化地区产生强烈冲击，使得民俗文化即使在上述模式的保护之下，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弱化、衰微乃至消亡现象，亟需我们在原有的保护模式之外，寻求一种更为持久有效的民俗文化保护模式。文化财产积累主要靠人类“共识符号系统载荷”的社会信息。[1]从文化与文献的关系考察，无论哪一种形态的文化都可以转化为文献的记载。而档案与档案工作，正是物化的记忆与记忆的物化。面对在诸多努力之下仍将濒临消亡的民俗文化，我们唯有通过文献将其物化，有目的、有选择地加以固化、保存，与其他保护方式相结合，构建起更加立体、完善的民俗文化传承体系，使其得以超越个体生命和时空范围的局限，成为社会群体的记忆，绵绵不绝地无限延续。[2]可见，民俗文化的档案化保护是应对当前民俗文化保护困局的迫切需求和现实选择。

（二）新形势下档案部门转型的需要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民族记忆，传承民族传统，强化民族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档案部门是保存和管理国家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保护民俗文化，是档案部门的基本使命，也是其文化属性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长期以来，我国档案部门参与文化建设与保护，其着眼点往往过于突出文化的政治性、历史性，且多以汉族文化为，这种文化中心主义视野下的民族文化构建由于缺乏趣味性和草根性，离社会日常生活较远，很难获得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与参与，在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的社会趋势下，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和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而，以更加民本、人文的姿态来参与民族文化建设，实现由国家范式向社会范式的转型，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档案部门适应社会变革和档案服务生态变化的必然选择。档案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及档案部门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档案馆（部门）所保存的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个人的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集体记忆”。[3]这种根源感、身份感和集体记忆的提供离不开档案部门对民间生活百态的聚焦、关注与收集。参与民俗文化保护，深化档案部门的文化建构在新形势下由以政治文化、士文化为主向与民本文化、乡土文化并重的格局转化，构筑具有普遍意义和代表性的社会记忆体系，既是对档案机构身份本质和使命的理性回归，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档案部门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途径。

（三）信息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可靠的

术支撑

从文化向档案转化的过程及其特征来看，民俗文化的档案化首先离不开相应的记录技术和档案管理经验的支撑。民俗文化的档案化保护，其核心与难点即在于保存民俗文化的活态场景，即对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的动态、全景记录和呈展。这就需要综合运用包括文字、声音、图像及其组合在内的多种记录手段。以往的民俗文化传承与记录多以文字、录音、摄影为主，其所形成的载体中，书籍的生霉、录像（音）带的老化、录像色彩的蜕变等，都会不可避免地使所记录的民俗文化信息出现失真，[4]加上记录手段固有的缺陷，难以起到既传形又传神，全面完整地呈现民俗文化各个侧面及其生存环境的目的。信息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这种局面。在信息化环境下，数字化的图文扫描、立体扫描、全息拍摄、数字摄影、运动捕捉等技术为民俗文化信息的采集提供了全新的记录手段，使得其能够真实、形象地捕获民俗文化的全部场景；而数据库、磁盘阵列、光盘塔、光纤和网络连接以及一系列相关规定、协议则为民俗文化的存储、传播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通过这些先进的技术，不仅可以把诸种民俗文化物象编辑转化为数字化的文本、图像和影像，保存于数字磁盘、光盘等物质介质中，而且还可以利用多媒体网络数据库来管理和利用，实现传统意义上的保护方式所不能达到的展示要求与保真效果，[4]全景式地展现民俗文化的不同侧面及其变迁过程，使民俗文化得到安全、长久保存，为民俗文化的研究、保真或复原提供真实依据。不仅如此，借助于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还能实现民俗文化跨时空的大范围传播，改变民俗文化因受外来强势文化冲击而面临的传播颓势，为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创造有益的社会环境。这些，都将有力提升民俗文化保护的整体水平。

二、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的原则

民俗文化的档案化保护是一项任务繁重、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的文化记忆工程，要实现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的目的，需要一系列科学原则的指导。

（一）持续协同原则

民俗文化是各民族民众在其日常生活中相沿习成、深度共享的生产生活形式，具有地缘性、复合性、开放性等特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本身。这就决定了民俗文化是一幅活的图景，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生活的变迁而不断地演化、嬗变。要达到用文献载体准确、完整反映民俗文化历史演化过程全貌的目的，实现对民俗文化的有效保护，就需要包括档案部门在内的相关机构对民俗文化进行动态、持续的关注与跟进，不间断地实施记录，这样才能保证记录的全面性和持续性。同时，民俗文化的档案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政府、档案机构、文化组织、技术部门以及当地社区和民众的广泛参与与密切配合，形成职能清晰、分工合理、协同高效的多元主体合作体系，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的恰当性和有效性。另外，从构建民俗文化保护的立体体系的角度看，民俗文化档案的建立必须注意与民俗文化村、民俗博物馆、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等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局面，才能发挥保护民俗文化的最佳效益。

（二）全面多样原则

全面多样性原则指的是对民俗文化的档案化转化除了需要持续跟进以保持时间序列的连续之外，还在于民俗文化档案构建、征集的完整性。换言之，就是要在民俗文化的横向层面，力求整体多元、广阔覆盖，构建起内容丰富的民俗文化全景图，力争全面、综合记录、反映民俗文化的各个层面。从民俗文化的构成来看，民俗文化的档案化记录既应包括民众的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社会组织、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民俗、民间观念、民间文学、宗教及巫术、婚丧嫁娶及房屋建筑等具体文化形式，更要注意记录、跟踪影响民俗文化变迁及其效果的文化生态场景。从民俗文化档案的构成来看，则应根据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及其保护的具体需要，构建、征集多种形式的民俗文化档案，既要有文字形式，也要有图像形式，还要有多媒体档案等，做到形象生动，趣味突出。具体到某个民俗文化物象的保护、开发方面，则应对其发现、识别、认定、保护、开发等过程进行全程记录，保证档案资料的完整。

（三）差别平等原则

以往的民俗文化保护

、开发，参与主体往往是政府、企业等“外来者”，这样的参与模式很容易因立场和视角的差异而忽视当地民众的感受和意愿，引发真正的民俗文化保护主体的缺位，造成在保护客体与对象（轻重缓急，有无必要）的选择上的失误和失衡。民俗文化档案化保护应破除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禁锢，树立差别平等的理念。坚持每种类型、每个地区的民俗文化都有受到保护的权利，都有受到保护的机会，不管是什么民族，生活于何处，起源于何时，只要是其形成的民俗文化，这种公平对待的权利和机会就应得到保障。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同的民俗文化由于地域、历史等因素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保护需求，在档案化转化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文化特点和民族特色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式，体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原则。易言之，民俗文化的档案化决不是要搞平均分配，而是要在不同民俗文化的情况特征和保护要求之间寻找适度平衡，做到合情合理，实现保护效益的最大化。为此，要在追求全面性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优先关注那些最具原始性、典型性和濒危性的民俗文化，首先实施记录和抢救。并且，这种评价与选择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当地民众的广泛参与充分考虑当地民众的情感和生活需要为前提。

（四）易获取性原则

民俗文化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民俗文化生态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因此，保障传承民俗文化主体的当地民众的信息获取权利应该成为民俗文化档案数据库建设的基本目标。这就要求，首先要保障民俗文化档案在物理上的可取性。在保管、利用过程中树立平等、开放、服务的理念，保障本地区民众能方便进出民俗文化档案的保管场所。在民俗文化档案的载体选择上，多选择cd、磁带、dvd及图书等，方便民俗文化信息的流通与传播。其次，要保障民俗文化档案内容的易获取。在民俗文化档案库的构建过程中，应充分照顾本地民众的语言特色和风俗习惯，引入双（多）语字典，使用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民众的参与下建立便于检索和浏览的档案数据库界面和开放的元数据框架，方便地区民众对民俗文化档案的表述、查询与利用。[5]此外，在民俗文化档案数据库的建立过程中，建立长效的标准化规范，包括数据格式的标准化、描述语言的标准化、著录规则的标准化及通信规则的标准化等，将有利于促进民俗文化档案信息的高度共享，扩大对民俗文化信息的获取。

参考文献：

[1]蔡俊生，韩林德.文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杨毅，张会超.东巴文化之档案化探析[j].学术探索，2006，（1）.

[3]特里·库克.189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m].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1996.

[4]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5]胡立耘.本土知识数字化的伦理考量及建设原则[j].宁夏社会科学，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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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根据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结全我们庆阳的民俗文化特色，对学生进行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一、引领学生寻根求源，感受民俗文化的历史魅力

庆阳地区的香包、社火和庙会，历史久远，形式丰富多样。这些已经成为当地喜闻乐见的主要民俗文化活动。作为土生土长的庆阳青少年来说，早已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了。但若要问起他们对于这些民俗的历史知识，却知之甚少。他们只是跟随着乡村群众凑凑热闹，觉得好玩而已。当然这些民俗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很少有专门的述著。这对于现代青少年来说，如同早已过时的“古董”，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鉴于此，我特意结合语文教学中综合学习活动，设置了“回归乡土，走进民俗”的专题活动，并且设计了“选择自己最喜欢、最熟悉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谈谈它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要求学生以解说员的身份向老师和同学介绍）通过查阅资料、询问父母、采访村民等方法，让学生了解庆阳的民俗文化，追寻历史渊源，探究这些民俗活动中所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学生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我进行了归纳，在班级内举办了“说说家乡民俗”的专题黑板报，进行交流，资源共享。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关注家乡的民俗文化传统，为家乡的民俗文化发展献计献策。

二、鼓励学生参与活动，感受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涵

“正月里，过大年，秧歌社火闹翻天。”社火是庆阳乡村民间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许多乡村的学生，小时候都参加过这种民间娱乐活动，对“社火”有着亲身经历的感受。但对于这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活动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知之甚少，甚至有的同学只看到其迷信的一面，认为是一种单纯的敬神祈福活动，却没有从中发现深厚的传统文化意义。社火之所以安排在春节以后，我想这不仅仅是为了增添节日的热闹气氛，还与北方的农耕文化有关。春节期间，大地封冻，田间地头无农事可做，正是一年中难得的农闲时节。在风吹雨淋中苦了一年的庄稼汉，这时也能享受这短暂的休闲。于是祖祖辈辈口传心授的社火活动，也正好填补了他们精神上的空白，成为表达激情、寄托愿望的精神安慰。

逛庙会，看大戏，是我们庆阳的又一大特色民俗。庙会都以寺院或庙观为依托，以某神的“生日”“坐化日”或“显圣日”为正会日定期举行。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集祀神、娱乐、交易于一体的“庙会”文化。凡遇庙会必有大戏助兴。唱戏首先是为了酬神，每次庙会的“神戏”必不可少；其次人们借此进行娱乐活动，戏迷们也好过一把戏瘾。每日唱两场戏，戏台前总是拥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庆阳的庙会还是地域性物资交流的市场。每到地方庙会进行时，各路商贩闻信赶来，商贾云集，摆摊设点，搭棚营业，时新货物，琳琅满目。庙会也是当地饮食文化的综合反映。这期间孩子们总能从大人那得到零用钱，可以买自己向往已久的玩具，也可以大饱口福地解解馋。对于乡村学生而言，他们认识和接触这种民俗活动有着切身感受。许多的学生在自己的作文中都对当地的庙会有过精彩的描写。如果能加以引导，让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些民俗活动中，更多地了解当地民俗的文化内涵，那么，家乡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不仅成为写作的好素材，也能激发起他们更加热爱家乡的感情。

三、倡导学生积极宣传，保护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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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多元民俗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厚的精神内涵，其中包含着许多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就青藏高原多元文化这一整体而言，善、慈悲和爱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儒释道三大民俗文化圈中最主要的精神内核。与人为善、与自然为善是青海各民族一直恪守的传统。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特质。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青海各民族生活在青藏高原，高原环境对青海民俗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及其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环境的严酷使得高原上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更加敬畏，更加珍爱。牧民将草原视为生存的根本，禁忌任何破坏草原的行为；农民将土地视为生存的根本，收获之时举行仪式，感谢土地的馈赠。人们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自然环境，在藏族的观念中，藏区处处是神山圣水，人们将这些赋予神性加以崇拜，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自然神灵祭祀仪式和习俗，如转神山、神湖活动，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的蒙藏民族有祭祀青海湖的习俗。通过这样的习俗和仪式告诫人们，神山、圣水地域内为神圣之地，不得随意破坏和污染。蒙古族也将草原、土地视为地神之所在，禁忌任何对土地的不敬行为，每当牧民转场放牧时，一定会把生活留下的污迹打扫干净，受到破坏的草皮加以修复。土族每年的播种和收获时节举行仪式，祈祷神灵降福保佑，感谢自然的馈赠。撒拉族的“地震神话”故事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从自然，人要和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任意破坏自然最终会受到惩罚，其习惯法中也明确规定禁止滥砍滥伐、滥捕滥杀，严禁一切污染水资源的行为。

高原生存的艰难使得高原上的人们对生命更加亲近和珍爱。把人、自然和一切生灵放在了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因而就不会对大自然无限度的索取，对动物无限度地杀戮。他们以对待神灵的情感敬畏和崇拜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形成了“敬天惜地”的自然观。这种对待自然的观念和态度对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多元文化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人与人、社会的和谐传统与特质。青海各民族普遍奉行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对物质财富追求相对淡薄，减少了人际交往中的利益之争，形成了互助、协作、和谐的道德风尚和社会文化氛围。如藏文化中普遍将“慈悲、善良、自谦、和平、尊人、义务、知足等作为做人的原则”，［2］藏传佛教“三因说”强调自然、神与人和谐相处，形成了宇宙万物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论，随缘任运、顺从自然、知足安适、忍耐克制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出世的姿态，远离争名夺利、好斗争强、谋取认识富贵的恶习，而追求顺从、忍让、清贫的生活倾向”。［3］儒释道文化“都要求信众止恶从善，善于分辨善恶、是非、真假，从而保持身心清净；……要有平等、真诚、慈悲、宁静的心态和温和、善良、恭慎、节俭、礼让的五德气质，涤荡欲、憎恚、焦虑、不安、疑惑等心智方面的骚乱不净。”［4］伊斯兰文化中也有很明显的和谐理念和内涵，如“你们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古兰经4：36），要求信众以和平善意待人，要诚信、宽容，提倡与人为善、与邻为伴、以诚相待、公平相处等。这些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信念和教义不仅能净化人的心灵，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还是青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青海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互补互惠，形成了团结友好、互相帮助的良好传统。如在经济方式上，藏族、蒙古族以牧业生产为主，为高原居民提供了大量畜产品，汉族、土族以农业生产为主，补充了畜牧经济的天然不足，回族和撒拉族的商业经济则非常发达，他们奔波在高原各地，在牧业区和农业区之间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高原特有的民族经济互补模式。如在循化地区，“撒拉族不足的粮食、柴草需要文都、道帏等地的藏族农业区和回民供应，而藏族需要的蔬菜、果品、茶、布、工艺品等则由撒拉族和另族转运过去，并将藏族牧业区的羊毛等畜产品转运到外地。”［5］在经济互补的过程中，各族人民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和谐共存的传统，这种优良传统是青海和谐社会构建的坚实的历史和社会基础。

青海是我国一个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区域，有着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悠久历史传统。正如班班多杰所言：“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北与西域、北方草原接壤，处于中原、、西域、北方草原民族四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带，历史上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这里长期碰撞、交融，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且互相浸润、涵化，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亲缘关系，生动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多元他者’、‘因缘和合’、‘和而不同’的相处原则。”［6］在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青海各民族人民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彼此交融、，形成了“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和谐传统和特质。

二、青海多元民俗文化的重叠认同

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彼此沟通形成相互依赖，彼此尊重，形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局面。青海多民族、多宗教影响下的多元民俗文化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和采借，构成了青海民俗文化的多元认同网络。作为青海民俗文化载体的青海人，在多元民俗文化的场景中，其身份具有多重社会属性，如国家属性、民族属性、地域属性、宗教属性等，认同体系是重叠的。

首先，青海各民族的每个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应超越于其他认同之上。每个民族对国家拥有强烈的情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其次，文化往往跟一定的区域相关，既是同一民族的人，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各民俗文化圈内的成员隶属于不同地区，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国家、家乡、故乡、出生地拥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距离的越来越远体现的越来越强烈，认同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对故乡人和故乡文化情感也越来越浓烈。在世界范围内认同的是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认同的是青海人，在青海范围内认同的是某个州县的人，在州县又认同的是某个乡村。这种认同的具体表现是对认同对象的成员及其文化的熟悉感、亲切感、安全感以及强烈的依赖感和归属感，人们在建立地域认同时往往会淡化甚至忽视民族归属、宗教归属等。再次，青海是多民族地区，族群认同是其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的成员对自己和他人的民族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和定位，在交往时会互相认定对方是什么民族，或强调自己是什么民族，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守本民族的禁忌，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对各自的民族文化也有强烈的热爱感和自豪感。最后，青海作为多宗教地区，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宗教对青海各民族的影响较深，三大民俗文化圈内的各民族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建立起了文化认同，如藏、土、蒙古及部分汉族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同和尊崇，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和尊崇，汉、土族对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认同与尊崇，这种宗教认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和文化认同，如信仰同一宗教的民族，其相互通婚的比例较高，社会交往也较密切，反之，信仰藏传佛教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的族际婚姻较为少见。

“从历史时期以来，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互相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7］青海各民族多元民俗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体现在的吸纳与采借、饮食文化的兼容并蓄、服饰文化的取长补短、文化艺术的共有共享等多个方面。［8］青海各民族间形成的这种文化共生与融合现象是和谐社会关系建设的前提条件，有效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观的生动诠释。

三、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内聚力

文化凝聚力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特定文化对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统摄力、吸引力、感召力以及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亲和力、向心力。文化凝聚力和内聚力是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潜在动力。文化凝聚力和内聚力能够塑造道德规范和进取向上的价值观。青海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凝聚着青海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青海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钟敬文先生说：共同的民俗信仰和习惯常默默地把跟别的成员的行为、心态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想象不到的、神秘的文化凝聚力。它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纤绳捆束在一起，它也把现在活着的人和已逝去的先辈联结在一起，而且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五大洲的华人也团结在一起。

青海的多元民俗文化圈自形成以来，便具有规范社会群体、维系和凝聚社会群体成员的功能，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向心力。首先，优秀民俗文化塑造道德规范和进取向上的价值取向。青海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曲艺、仪式礼仪等民俗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哲理、伦理、道德，是民众生活经验的积累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在无形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凝聚着人心，劝诫人们向善避恶、和睦相处，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向上进取的道德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传统节日民俗和共享文化事象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在全国性的节日中，各族人民的节日饮食、仪式、庆祝活动大同小异，大家在和谐统一的欢乐气氛中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凝聚了人心，加强了团结。而在民族传统节日中，本民族成员们聚集在一起，膜拜同样的神灵，举行同样的仪式，展演自己民族的文化，无形中加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再次，优秀的民俗文化传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如伊斯兰教文化圈内的回族、撒拉族、保安、东乡等民族，由于都信仰伊斯兰教，对彼此的认同感很强，凝聚力也很强。最后，优秀民俗文化增强社会的内聚力。过去，青海的民间组织较多，广大农村的许多村庄都是以宗族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单姓村，宗族组织的势力较大，如撒拉族的“孔木散”，而以寺院和清真寺为核心的宗教组织影响也较大，如回族撒拉族的“者麻尔提”。此外，还有一些为举办社火或庙会而临时组织的民间组织和民间宗教组织，如汉族的火神会、土族的排头和嘛呢会等。这些民间组织不仅起着维系宗族、社区的社会秩序，规范和约束成员行为的作用，还加强了宗族、社区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强化了宗族和社区的凝聚力。

民俗文化既是社会生活的普遍存在，又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规范、维系和凝聚社会群体成员的作用。文化“却像一只无形的手，无形中支配着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意识，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往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9］民俗文化具有规范性和维系性，它对社会群体的“软控”是一种有力的深层控制，它对社会群体文化心理的维系更是根深蒂固的。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