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十篇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1

摘要：心理矫治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和运行状态直接决定了社区矫正的效果，开展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正必将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更顺利的开展，将监督管理与教育矫治有机结合，实现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矫正目标，更有效帮助矫正对象融入社会，减少其再犯可能性，实现我国的刑罚改造目的。

关键词：心理矫正；社区矫正；司法行政机关；心理档案

一、前言

心理矫正也叫心理矫治，在心理学领域中是指心理治疗者运用心理学知识，借助于特定的手段和语言方式对有心理问题的人的治疗的专业术语。社区心理矫正作为社区矫正的一种方式，是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层面矫正和引导的一种方法，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手段，

心理矫治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正亦是衡量社区矫正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将监督管理与教育矫治有机结合，实现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矫正目标，更有效帮助矫正对象融入社会，减少其再犯可能性，实现我国的刑罚改造目的。

另外社区心理矫正符合刑罚人道化和人本化的价值取向，真正走进矫治对象的内心，与矫正对象共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这是司法实践贯彻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符合国际刑罚理念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社区心理矫正制度现状

1、立法现状

社区心理矫正是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从无到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这是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正式开展的标志。随后北京、江苏等省市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2005年，“两院两部”联合《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8个省（市、区）。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明确提出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和被裁定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可谓意义重大，使得社区矫正制度正式进入刑法典。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精神，地方制定的细则更加具体。例如《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第十四条：“司法所要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各种矫正活动。（三）根据矫正对象的需求，结合犯罪原因、心理类型、现实表现等制定心理矫正方案，进行心理咨询引导，矫正其犯罪意识。”，《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规定：“心理矫正专业志愿人员通过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疾病治疗等方式，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心理矫正。”安徽省的《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对更进一步对心理矫正的执法主体做出规定，第五十八条：“司法所可以运用心理学方法和手段，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矫治社区矫正人员的不良心理，促进其心理健康，提高矫正质量和效果。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由心理学专家、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等组成的心理矫正工作者队伍，指导、参与司法所开展心理矫正工作。”

2、心理矫正的实施现状

（1）社区心理矫正实施方式

通常意义上的社区心理矫正方式主要有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等

笔者调研了东升园司法所和学院路司法所这两所基层司法所，其社区心理矫正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明确规定，矫正之前对该犯罪人进行调查评估。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调查评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置于社区的危险性，结合犯罪人认罪态度、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形成调查报告，这个报告会成为对其进行心理矫正的重要依据；

②司法所和社区在接收服刑人员之前，也会对他们做一项综合测评，要求填一些表格如危险程度可能性评估量表、社区矫正对象自陈量表、矫正对象风险评估综合评分表等，这些测评包括对其心理问题的评估，然后根据测评的结果将这些服刑人员分为几种类型，通过这个类别标准在日常的心理疏导和教育过程中对其采用不同方式；

③此外北京市各区在政府主导下都成立了“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也称“社区矫正中心”（community correctional center），它是帮助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和刑满释人员克服危机、提高环境适应能力的一种过渡性住宿式社区矫正机构，主要为他们提供食宿、基本就业和教育咨询、心理辅导与咨询、经济帮助、继续治疗、辅监督工作等服务。据东升乡司法所的警官介绍，区司法局会定期组织服刑人员去海淀区中途之家进行心理辅导与心理教育授课，中途之家有专业的心理矫正人员制定心理矫正方案，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咨询；在社区矫正对象进入社区之前，也会组织他们在中途之家进行服刑之前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健康教育。据学院路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介绍，一旦发现辖区内的矫正对象在服刑过程中产生可能有大的心理波动或是有心理问题需要咨询和治疗的，会将他们送到区的“中途之家”接受专门的心理矫正治疗。

（2）社区心理矫正执法主体

①司法行政机关工作者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公安机关负责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第三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日常工作中承担大量社区矫正任务的是各个基层司法所。

以笔者调研的这两个基层司法所为例，东升乡司法所管辖地域较小，辖区内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目前有六名，五名是被判缓刑人员，一名是监外执行人员，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是调任至司法所多年的一名狱警，还有一名司法助理员和两名协管员协助矫正工作；学院路司法所所辖区域大，目前在社区服刑人员有近百人，除管制刑以外的其他四类社区矫正对象均有，正式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五名，配备若干司法助理员和协管员，基本上每个司法所都会配备一到两名狱警，日常的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就是由这些派驻在社区的狱警来完成，在这些司法所所辖社区，日常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心理教育工作主要也由他们来完成，由于专业所限，他们的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正方式更多的是一种简单的通过语言上的说服教育和对服刑人员心理状态的观察来对其不良情绪进行平复。

3、社会工作者

“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之一。”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是社区矫正制度建立的最初构想，也是社区矫正的最终目标。社区矫正工作仅仅依靠司法行政机关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社会上吸收更多的人员来充实社区矫正队伍，协助社区矫正工作，在东升乡司法所和学院路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主要依靠的社会力量是服刑人员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居委会与服刑人员日常联系较为密切，社区矫正协管员也往往由居委会的人来担任，司法所工作人员定期都会去居委会了解服刑人员日常生活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若是其情绪或心理有大的起伏和波动，居委会和司法所工作人员会一起制定方案，对其心理进行评估，进行说服教育或是帮助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使其心理保持健康的状态。

4、社会志愿者

社会志愿者由各行各业人组成，满足了社区矫正工作综合性的要求，具有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所不具有的优势地位，从我国目前其他公益行业志愿者队伍来看，主要由在校大学生、退休人员和专业人士等组成，东升乡司法所由于人少工作量少，目前没有社会志愿者参与心理矫正工作；笔者从学院路司法所了解到，在其辖区，平时定期会邀请附近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或心理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来社区做义工，内容包括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疏导和针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授课。

三、目前社区心理矫正所存在问题

1、立法不够完善

虽然社区矫正办法和各地的社区矫正工作细则等规范将社区心理矫正明确写入，但只是泛泛的规定，并没有一个效力层级高的法律规范去规定心理矫正中的具体程序、不同的心理矫正方式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加以应用等操作性强的东西，使得社区心理矫正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基本上由各地司法机构自己摸索，难免会出现适用手段不适当的情况，影响心理矫正的效果和权威性。

2、经费缺乏保障

稳定的经费来源才能保障社区矫正这项严肃的执法工作能有条不紊的开展，从我国近十年来各试点地区实施来看，各试点都尚未建立起正式的经费保障体制，其主要办公经费仅仅依赖政府拨款，笔者调研的两个基层司法所来看，政府并没有社区矫正专门经费，社区矫正所需经费都从司法经费里出，在矫正工作中需要用到经费的再由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去报批，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效率，基本的社区矫正经费都无法保障，更不用说其中的心理矫正活动了。

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距较大，各地的相关部门从政府那得到的经费也是相差很大，鉴于各地政府对社区矫正重视程度不同，办公经费的具体数目并没有任何的相关规定，以至于很多地区的基层司法部门工作环境软硬件的配置都比较差，譬如在东升乡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其他司法所人员共有一间办公室，学院路司法所有自己的专门的社区矫正办公室，但是两者均没有专门的进行心理矫正的地点，若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正的话必须将其送到区的“中途之家”。

3、社会对社区心理矫正意识过于保守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少民众对体现人道主义的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治工作并不支持，民众对服刑人员有歧视，使其产生难以融入环境之感，容易心理上出问题。在调研过程中，东升乡司法所的张警官反复提到了影响矫正工作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对这些矫正服刑人员的包容度度要提高，大家都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会不自觉地与其疏远，主要表现在社区矫正期间服刑人员就业情况普遍不好，比如东升乡司法所辖区内一位社区服刑人员找了个保安的工作，结果没几天就因为有过犯罪记录而被辞退容易，这样的社会歧视会加剧服刑人员对社会的疏离感，影响矫正效果。

4、缺乏专业的社区心理矫正人员

从社区心理矫正工作性质出发，其需要的是具备一些特殊知识如心理学、社会学的工作者，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心理方面的教育指导。但是，在社区矫正实践工作中，司法工作者很多都不具备这些专业的知识和技术，笔者调研的这两个基层司法所内都没有专业的心理人员担任社区矫正人员，建立专门的社区心理矫正队伍势在必行：

在社会人员方面，首先我国将司法行政机关的专门人员称之为心理矫治工作人员，而将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团体和其他志愿工作者排除在外。而日本等社区矫正开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将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者范围定位很广，如将心理矫治人员定位在保护司、改造保护法人、民间社会志愿者组织。尽管我国的民间组织、志愿者可能没有日本等其他一些国家成熟，但是赋予这些组织和个人以心理矫治专门人员的地位是有助于我国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的；

其次由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开展的心理矫治工作大部分是由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临时培训上岗，相较专业的心理矫治工作者而言，社区矫正工作者在专业知识方面存在欠缺，没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很难进行好专业的心理疏导和心理矫治。

最后我国尚缺乏社会工作者管理相关制度，无法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权利和职责，具体来说，从对社会工作者的聘用到解除社会工作者，包括中间的考核、培训等环节，都需要合理完善的制度去规制。

四、解决和完善方法

1.完善社区矫心理矫正立法

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社区矫正予以明确规定，在《社区矫正法》中应该增加心理矫正的内容，包括较为详细的社区心理矫正操作流程，是心理矫正工作更加规范化，从而能指导各地矫正工作办法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实施；或制定社区心理矫正工作实施细则，以使社区矫正中的心理矫正这个制度具体化；

2.加大社区矫正的财政投入和人员投入；

政府应该加大社区矫正财政投入，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另外，国家应当大力宣传社区矫正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公众募集社区矫正资金，避免社区矫正制度由于经费问题而趋于形式，不能落到实处；

我国应借鉴美国等西方心理矫治成熟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聘任专门的心理矫治人员，为其设立专门岗位和固定编制，并且为了保证矫治工作人员的工作稳定性和固定性，司法部和和其他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关应当就岗位设置、机构级别、隶属关系、人员编制、专职人员的职称待遇等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可以实施社区心理矫正人员注册资格制度规定心理矫正人员需要哪些资格才能从事这一工作并发给证书。

3.建立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心理档案

心理矫正档案是通过心理测评、心理咨询等方法积累起来的有关被矫正人员个性特点、缺陷、矫正过程及其效果等方面心理资料的系统记载，反映了被矫正人员的心理矫正轨迹，对综合分析及预测其未来的行为倾向，具有重要意义。心理矫正档案既可以动态跟踪被矫正人员的心理状态，保证心理矫正的效果，也可以为开展日常管理、教育学习、公益劳动等提供参考依据，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因此建立社区被矫正人员的心理档案非常必要。各社区还应加强信息交流，摸索心理矫正的新模式新办法，建立社区心理矫正网站或交流社区心理矫正工作报告，组织开展心理矫正科学知识讲座，及时国内外心理矫正方面的最新动态及科研成果，交流各自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促进社区心理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结语

社区矫正制度发展多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和成绩，为我国降低犯罪率，使服刑人员尽快回归社会做出了制度上的保障，民众也慢慢地熟悉和了解这一刑罚手段。然而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社区矫正力量单一，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社区矫正开展程度差异大，群众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排斥与孤立等等，我们需要出台更具体的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工作中的探索，将这一刑罚手段继续完善。（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姜祖侦：《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会隔离;社会服刑人员

社区矫正，主要是针对一些社会危害性比较轻微的刑事犯罪分子，通过不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经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其监管、教育和帮扶，使其获得重生，回归正常的生活。社区矫正的宗旨是通过采用比监狱内管理较为轻松的教育感化方式使矫正人员再不脱离社会的前提下获得重生，回归正常社会。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自2012年3月1日实施以来，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积极投身到社区矫正工作中，通过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同时也创新了一整套社区矫正工作方法，达到了社区矫正的目的。

二、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不足

社区矫正工作在稳步推进发展过程中，积极开创新思路、新方法，达到了较好的矫正效果，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但是，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社区矫正教育形式单一。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所在接受社区矫正人员之后，首先应当根据该矫正人员被判处的刑罚种类、犯罪情况、悔罪表现、个性特征和生活环境等情况进行评估后，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目前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普遍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活动，所以工作的重心更多的放在对矫正人员的日常管理及控制层面，只求能够将人盯住，不脱管漏管，认为这样就实现了矫正的目的，而忽略了对矫正人员的教育和帮助。同时，教育形式也较为单一，主要是每月一次大课式的宣读教育，教育内容也仅仅局限于当前形势和法制教育，对文化和心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缺乏。

（二）社区矫正教育制度落实不到位，影响了教育质量。社区矫正的本意是让社区服刑人员纠正错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矫正因犯罪给社会和个人留下的阴影，同时通过社区矫正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所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规定了许多教育矫正内容，如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公益劳动，集中学习，为矫正人员提供心理矫治，并要求为每一位社区矫正人员量身定做一套矫正方案等等，但在实践中，限于条件，这些制度往往都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导致社区矫正人员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仍然不能得到真正的改造，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使社区矫正流于形式。

（三）缺乏一支专业性强的社区矫正教育队伍。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所以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也相对较高。目前，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大多是一直从事司法助理员工作和承担着司法所长的职务，而司法所不但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任务，还承担着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制宣传、安置帮教、依法治理、矛盾纠纷排查、综治、维稳等九项工作职能，社区矫正是司法所所有工作的重点，而且社区矫正人员逐年递增，现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偏少，一般一个司法所为2人，这些工作人员职级待遇不能落实，没有执法权，特别是对社区矫正工作专业素质欠缺，监管水平跟不上，制约了社区矫正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刑罚执行力度欠缺，没有达到惩罚教育的效果。社区矫正不同于监狱内刑罚执行，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内执行刑罚，必然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不能对矫正人员剥夺人身自由实施24小时全天候的监管，这样必然就会存在监管的空白点。社区矫正人员在日常的矫正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听指挥、不服从管理的情况，而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主体，是没有执法权的，那么矫正对象违反矫正规定之后，司法行政机关只能依赖于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这样程序过于繁琐，不便于操作，并且处罚也很难及时有效的落实，使得惩罚空泛无力，这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使其产生法律不过如此的心理，没有让社区矫正体现出刑法执行的严肃性，进而就有可能让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产生对翻了藐视的错觉，甚至不计后果而重新走上犯罪之路。

三、今后社区矫正发展的新举措

（一）认真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制定详细的矫正教育计划方案。完善审前社会调查的工作内容和程序，了解和掌握其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点、认罪悔罪态度及将来接受矫正后的监督情况;与调查对象的工作单位或者其所在的村（居）委会见面，掌握其日常表现、社会交往、群众评价情况及接受矫正的条件等情况，制定详细的矫正教育计划方案，降低社区矫正适用风险，以期达到矫正教育的目的。

（二）在日常矫正过程中，夯实工作基础，避免矫正教育工作流于形式。在社区矫正人员入矫时，应首先组织社区矫正人员、社区民警、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负责人、社区矫正对象及其近亲属参加宣告仪式，在宣告仪式上应明确社区矫正对象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起到震慑作用。在日常的矫正工作过程中，应建立健全矫正人员的矫正档案，同时，在矫正人员进行思想汇报时给予不同程度的引导，帮其稳定情绪，重拾生活信心。按规定对矫正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公益劳动、技能培训等专项教育的学习和培训，从解决矫正人员实际困难入手，依法维护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帮扶档案，定期开展帮扶走访，尽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帮扶促教育感化，提高矫正成效。

（三）在矫正过程中公检法及其他相关单位应互相配合，共同落实各项社区矫正工作措施。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公检法及其他相关单位应当配合工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研究解决这一段时间矫正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协调相关单位和部门，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适当的就业指与培训，为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提供工作就业机会，为社区矫正人员遇到的其他问题提供指导和帮助，提高社区矫正质量。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采取多形式的培训，提高一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刑罚执行专业水平和实战能力，能在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做到：矫正流程清、法律政策清、对象动态清、风险趋势清、帮教措施清、考核奖惩清。

综上所述，我们在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应不断创新教育方法，即时发现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配合各方力量，使矫正教育工作能够在不出现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当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3

论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 司法所 执法权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全面试行，许多方面还处于探索之中，特别是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还面临一系列困惑和问题。本文通过对济南某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的调查，旨在总结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有益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一、c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概况

（一）c司法所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c司法所坚持专门机关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以司法所工作者为核心，其他机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辅助、社会志愿者补充的“四位一体”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1.专业矫正人员为核心。司法所专业矫正人员2人，在矫正工作中处于核心位置，全面负责辖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帮扶工作，对矫正人员各方面表现进行考核，提出奖惩建议。同时负责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矫治工作。

2.其他机关、部门配合。司法所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积极取得公安机关的配合，依托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加强对矫正人员的监督考察，对违反监管或重新犯罪的矫正人员，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协调民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帮助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矫正人员向民政部门申请列入城乡低保范围，争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为矫正人员提供职业培训机会，帮助推荐就业。

3.社区居委会辅助。司法所依托辖区社区居委会，将部分矫正工作下移，在居委会的辅助下，共同完成对本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司法所解决矫正人员的思想、生活问题。

4.社会志愿者补充。司法所吸纳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组成社会志愿者队伍。通过开展各种专业辅导、咨询，参与到对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工作之中，推动矫正人员的积极转变。

（二）c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流程

1.社区矫正适用前调查评估。司法所认真开展适用前调查评估，严把社区矫正“入口关”。通过走访被告人、罪犯家庭、工作单位（就读学校）、同事（同学）、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单位和个人，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等进行调查了解。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调查材料，对于被告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是否具有再犯罪危险性、是否可以实现有效监管、是否可以适用社区矫正进行全面分析，把不适于社区矫正的人员及时反馈给相关机关，从源头上避免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情况的发生。避免了社会可能遭受到危害性，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社区矫正质量，提高了社会安全性。

2.交付、接收，建档管理。司法所密切与法院、监狱的工作衔接，做好接收的各项工作。做到及时接收社区矫正人员，组织宣告；根据矫正人员的实际情况、人身危险系数，划分a、b、c三类人员，制定不同的矫正方案；为矫正人员建立个人档案，做到档案盒、档案内容、格式、材料放置顺序、案卷装订规范统一，档案内容详实，每份档案都包含社区矫正人员考察表、矫正方案、思想汇报、阶段考核奖惩材料、鉴定材料等。

3.矫正实施。为了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性，司法所以“三个结合”的工作方式落实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三项工作任务。

第一，坚持监管和帮扶相结合。一方面，对矫正人员严格监管，要求矫正人员定期报告；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等措施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情况；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在特殊时段、重大活动期间加大这种跟踪监管。另一方面，对于各方面有困难的矫正人员积极帮困扶助，通过解决矫正人员的实际困难，激发他们认真矫正的积极性。

第二，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司法所不定期召开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等各种课堂教育，同时，组织矫正人员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如组织矫正人员到交通要道帮助维持交通秩序、帮助罪犯与受害人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帮扶、谈心活动等。

第三，坚持专门矫正机关和社会力量相结合。司法所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同时，积极与矫正人员的家人、朋友、单位、学校建立密切的联系，通过与他们签订协议书等方式，促使他们参与到矫正过程中，通过这种至亲的教育力，极大的促进了矫正人员自觉自愿矫正犯罪心理，不再重新犯罪。

4.解除矫正。矫正期满，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作出书面鉴定，组织解除社区矫正宣告；向社区矫正人员告知安置帮教有关规定，与安置帮教部门做好交接工作。

二、c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所执法权缺失与自身资源匮乏

1.执法权缺失，难以实现社区矫正的监管职能。在实际工作中，c司法所会面对一些“棘手”的矫正人员，他们在“司法所没有执法权”的思想下，无视司法所监管，出现不及时报到，不服从管理、不汇报工作等现象，对于这类矫正人员，作为有责无权的司法所只能运用说服、教育等柔性的手段进行教育，即便是给予其警告，威慑力也不足。而具有法定执法权的公安机关只是监管的“配角”，这种角色定位使他们的矫正工作流于形式，工作没有主动性，双方的合作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

2.自身资源匮乏，难以适应繁杂的矫正工作。c司法所辖区面积大，矫正人员逐年增加，但司法所的人员编制始终是2人，工作人员每天疲于完成对矫正人员的监管、教育、帮扶安置任务，完成上级司法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众多工作，管理事务多头，很难持续跟踪和全面落实对特定对象的监管、教育、帮扶，工作难以做细、做深。

（二）社会参与力量不足

1.社区居委会发展滞后。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是距离矫正人员最近的组织，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落脚点。将社区矫正工作和居委会工作竞合，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独有的特色，将部分矫正工作下移至居委会，可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矫正工作做实、做深、做真，也可有效地缓解司法所人员不足的困难。但是目前社区居委会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

2.社会工作者队伍缺位。社会工作者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能为社区矫正提供专业服务的专门人员，他们的的角色定位和专业性容易与矫正人员沟通、交流，容易走入矫正人员内心世界，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完成对矫正人员的教育、矫正，因此，他们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但是目前司法所社区矫正中社会工作者队伍缺位。

3.社会志愿者队伍作用发挥有限。《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会志愿者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司法所要积极组建社区矫正社会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三）社区矫正实施效率、深度不足

1.监管手段陈旧，效率不高。目前，c司法所对矫正人员的监管，主要是通过定期汇报、实地调查、通讯联系等传统手段和方式进行，这种“人盯人”的传统方式耗费了司法所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监管力度并不强。随着矫正人员的不断增加，这种传统的监管手段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需要。

2.教育矫正工作力度不足。对犯罪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矫正是社区矫正的重要内容，是促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犯罪人的犯罪心理矫正，可从根源上矫正犯罪人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从c司法所工作运行来看，教育矫正工作力度不足，矫正效果难以深入。表现为：第一，存在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对矫正人员的监管和帮扶上，而对矫正工作投入明显不足。第二，教育矫正方式针对性不强。c司法所矫正人员差异较大，有小学没毕业的，有知识分子，有高官、有市井之徒，每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有很大的差别，现有的矫正方式主要是组织讲座、报告，听汇报、交流，公益劳动等，以这些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矫正，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第三，缺乏对矫正人员的心理矫正。由于相关专业知识欠缺、心理矫正资源不足等原因，c司法所没有对矫正人员的犯罪心理进行专业的心理矫正。

三、完善建议

1.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我国应该结合多年来我国开展社区矫正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尽快制定一部《社区矫正法》，从法律层面对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主体、适用范围、条件、程序以及各机关之间职责、相互间的协调等作出明确规定，畅通各部门衔接渠道，统一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解决矫正双主体问题，明确执法权归属，解决目前司法所社区矫正的执法困惑问题，为司法所监管任务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为社区矫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4

    许多权威的专家教授、司法工作者以及海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建立社区矫正警察队伍持赞成态度,有的地方也建立了社区矫正警察试点,如何建强一支社区矫正警察队伍,又如何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司法行政系统包括社区矫正警察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内的两支队伍整体素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而且很多专家和学者看重的是作为刑罚执行环节的严肃性,偏重于司法在法制体系中的地位,从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属性角度看,赋予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警察身份,更为符合刑罚执行的执法属性,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以更好地维护社区安全,减少不服管教的情况发生。这一观点更加侧重于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刑罚是一套完善的程序,需要对每一个环节认真细致的执行才能扞卫司法公正。

    目前社区矫正还处于试点阶段,各方面还不成熟,成立社区矫正警察的地方也不多,大部分都只是基层的司法所所长带着司法助理员在工作。总结来看,即通过社区矫正警察队伍的建立来规范社区矫正执法体系,提高社区矫正队伍的整体素质;偏重社区矫正在司法环节中的严肃性;赋予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警察身份,更为符合刑罚执行的执法属性,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以更好地维护社区安全,减少不服管教的情况发生。无论是抽调的监狱人民警察还是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人民警察这一身份的震慑作用已经得到实践证明,更好地维护了社区安全,减少了不服管教的情况发生,保障了稳定有序的社区矫正秩序。综述以上观点,大部分的实际工作部门都认为应当设立社区矫正人民警察队伍,不仅是为了用这种警察身份更好地帮助他们工作,更是为了给一个他们真正需要名分,这真的是仅仅为了出于司法工作的需要,提高执法效率吗?但在众多法制较为完备的西方国家中,他们并不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人民警察,不也照样能很好地履行社区矫正的工作职责,高效地对罪犯进行矫治工作吗?而我所指的不应具有警察身份的就是原本的司法所内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

    在我看来,社区矫正虽然作为刑罚执行机关,是构成整个司法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其也在司法工作中有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设立社区矫正人民警察并无必要,在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时候不能全部都依靠自身的身份去解决各种与服刑人员的问题,工作方法同样是很重要的。

    一、国家公务与社区成本开支上涨

    警察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分,其经费开支是由国家财政进行预算并统一管理。增设一个新的警种就意味着增加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那么整个财政体系中关于公务系统的分配比例就会做出相应调整,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不利的掣肘。公务员的支出在国家财政占有的比例每一年都是30%以上,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而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投入又位于世界倒数行列,相反地,这变相地增加了罪犯的数量和犯罪的概率。那么这就将会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不仅是对这之前提到的经济领域产生不利条件,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各种方面,对社会的发展进步造成极大的阻碍。而警察数量的激增势必会带来警察系统内部的人员安排、岗位比例等问题。

    社区矫正这个模块的警种设置后的公务经费开支势必会增加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又形成了新的财政收入的“消费点”,这种后果将会给司法机关添上更加浓厚的经济色彩,对法律、司法本身的高尚形象的维护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这也同样不利于社会舆论对现代法制进行积极导向,从而进一步影响其对服刑人员的矫治工作。执法人员不具备警察身份不是照样能够依法对矫正服刑人员进行有效矫治吗?所以根本没有这种必要再去增加不必要的开支了。

    二、现有警种设置更加繁杂

    中国的警察包括武警和人民警察两大类。“公安”广义上是指人民警察,分为公安部门管理的公安警察(即狭义“公安”,包括治安、户籍、刑侦、交通等)、国家安全部门管理的国家安全警察、劳改劳教部门的司法警察以及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司法警察四大类。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对适用社区矫正的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人的监管考察归属公安机关。因此,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公安机关仍然是法定的非监禁刑和非监禁措施行刑与监督考察的执行机关。正因为如此,如果一旦增设社区矫正警察这一全新警种的话,在没有做出充分评估试点实验的情况下传统警察体系会受到冲击。而增设社区矫正警察仅仅是更好地管理社区、提高罪犯矫治效率的话,更会引发社会舆论的热议,会希望将监狱、劳教系统的人民警察进行抽调来完成社区矫正的任务,完全没有必要增设警种来完成司法环节中的一个任务。我国的法制进程不断迈向新的高度,正在努力地探索建设法治社会,如果一遇到推动社会法制进程进步的情况就改变职业性质、开设新警种的话,那么我认为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会有越来越多的警察种类出现,这样不但不利于社会安定,诱发争相成为警察的不良社会风气,而且还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纵观世界多数国家,为实现矫正对象在社区中更新改造的目的,警察在社区矫正中均不承担执行主体任务,而由专门的矫正机关负责具体执行事宜。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向国外借鉴先进的社区管理经验,不设专门的社区矫正警察,把执行社区矫正的任务分派给本来的社区的执法工作人员。

    三、引发社区民众心理问题,甚至恐慌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我国民众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大多比较陌生,对将罪犯置于社区内进行改造表示不理解,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祟,他们对矫正对象普遍存在防范心理,认为和犯人一起生活会给自己的带来负面影响而引发担忧与不安。我们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受重刑主义的影响深远,加之之前的国家的严打刑事政策,直接导致了非监禁措施较少地得到判决和适用。而作为一个有着重刑文化传统的国家,在监狱中行刑是在我国占有重要的地位的刑罚体制。善恶报应的思想使司法工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不将犯罪分子关在监狱,反而让其在社会上任由其“矫正”的这一刑罚新理念。服刑人员在社区服刑本就对社区剧名造成了不小的影响,2005年5月12日武汉市市七个中心城区成为社区矫正的试点区,千余名轻刑罪犯将在社区内“服刑”,过着和普通居民一样的生活。此消息在市民中产生极大反响,不少市民担心:这些轻刑犯还会不会继续犯罪?会不会对自己造成侵害?

    此外,如果再加上社区里存在的社区警察,民众的心理变化将更为突出。此时的社区原住居民就会感觉他们自己住进了监狱一样,他们会认为大量社区服刑人员自由地游走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同时又置于警察的监督之下,从而使得民众认为自身安全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就像是一头头饿狼进入了羊圈一样,虽然有猎人保护羊群,但它们还会生活得安心吗?而对于随时存在于社区中的警察不仅是对服刑人员的监管,更会使得民众认为是对他们自身的监视。不仅不利于他们更好的融入这个即将适应的、接纳他们的社会,而且会更进一步地激化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与执法者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心理问题。这些可以避免的问题就不必再耗费更多的精力去做,最后才发现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

    四、增加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负担

    在社区中服刑的人员较之监狱罪犯有着很大的区别,我认为一是体现在社会危害程度上,其次是体现在社会矫正制度的理念及逻辑皆发端自刑法教义学意义上的社会防卫和特殊预防理论。简而言之,特殊预防之理论的核心是对犯罪人的教育矫正的刑罚目的,这种理论前提预设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受自然和社会因素所决定,人之犯罪并非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行刑的目的并非依犯罪行为而对应惩罚,而是降低危险的犯罪人对社会侵害的可能性。既然如此,那么社区矫正管理模式相对与监狱就要做出相应的区分,应集中体现在行刑场所、行刑目的、管理人员、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上。不应只是简单地表现在社区与监狱的不同以及社区服刑人员与监狱罪犯的身份不同,所以社区应在以上的四个方面都要与监狱做出明显的区分。

    如果在社区中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警察的话势必会给社区服刑人员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此时的社区就像极了一个高度仿真的监狱,又将逐步和社会接轨、犯罪心理在不断矫治改变的罪犯拉回了刑罚执行场上。以犯罪者的权利维护为制度核心, 尊重和维护被矫正者的权利是社区矫正的核心价值。社区矫正把惩罚作为一种道德教育,一种促使犯罪者领悟他们的错误行为的道德特征的思想交谈, 目的在于社会性地使用惩罚, 以增强犯罪人生活的机会或赔偿所造成的损害。社区矫正特别关注并尊重个人权利在社区范围内的扩展, 尤其要警惕国家权力过分积极地对社区矫正的强制性侵入,我国社区矫正实验性实践中存在着国家官方权力对矫正对象正常生活过度干预、矫正工作措施的随意性大等问题, 如若不然,这就像是告诉一个快要走出沙漠的人说你所看见的水源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势必会增加服刑人员疲于与社会同时协调与斗争的情感与心理,这种做法显然与社区矫正的目的背道而驰。

    五、“执法”并不能成为设立警种的依据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

一、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社区矫正的意义

（一）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我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并且呈现出再犯罪率高的特点，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目前，青少年犯罪已经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我们可以主要从生活环境上来分析。笔者认为，影响青少年生活环境的有两大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家庭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地方，家长的生活习惯以及处事方法对青少年都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如果家长存在暴力倾向或其他心理缺陷，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作用。家庭氛围也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如果家庭不完整或者家庭生活不和谐，更容易使青少年产生叛逆思想。家长的教育方式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方式呈现出两个极端，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使青少年产生自私自利，为所欲为的生活习惯，另一些家长对孩子不管不顾，使青少年感受不到温暖，产生自卑，自暴自弃的畸形心理。

就社会因素而言，目前我国对法制的宣传力度还不够，青少年不能正确的意识到犯罪的严重性以及法律的严格性，如果青少年在心底并不畏惧犯罪的后果，那么就容易冲动行事，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由于文化市场管理的不够规范，各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会使一些辨别能力弱的青少年受到侵蚀。网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更是为青少年传播了大量的暴力、色情信息，使青少年的心理受到严重污染，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意义

既然触犯了刑事法律，必然要接受相应的刑事制裁。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形成了区别于成年人犯罪的处置机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现阶段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矫治措施仍是将其集中在相对固定且封闭的场所进行管理，尚缺乏独立、协调、统一的教育矫正机制。我国的监禁刑执行制度缺乏人性化，容易连带剥夺犯罪分子的其他合法权利，许多犯罪人在监狱中的人格尊严权，身体权等人身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传统的监禁刑容易使罪犯在监狱中交叉感染，其固有的弊端也阻碍了犯人的再社会化如果对犯罪的青少年予以关押，使之与社会隔离，更容易出现交叉感染以及再犯罪的现象。相比较而言，社区矫正则有利于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基本人权，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行之有效的社会化方式。

青少年社区矫正，是针对已满14周岁但不满25周岁的青少年犯罪人或者违法者在判决、裁定或者决定所确定的期限内置于社区内进行的矫正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英国法学家莫里森认为：“监禁会让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不可能教给少年犯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 [1]这很好地表达了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重要性。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有着较强的学习能力，如果将青少年犯罪人放在社区中，通过教育，有助于更好地使其改正不良的思想和行为，矫正后的青少年仍可以重新走上社会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总之，对触犯刑事法律的青少年实施社区矫正比处以刑罚有着积极意义。社区矫正可以有效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降低刑罚成本，又使青少年与社会有了更近接触，避免监禁刑对其负面影响，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改正自己、回归社会。

二、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立法的缺失与缺陷是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存在的最大问题。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在立法层面上存在很大的缺陷。“我国不存在法律层面的社区矫正立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难以满足矫正工作的需要，并与原有的法律制度存在矛盾，试点地区的矫正工作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 [2]不仅如此，“社区矫正机构主体的合法性地位没有确立，按照我国的法律，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社区矫正机构由于不是公安机关，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其次，社区矫正内容没有具体化，操作性不强。” [3]

其次，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方法过于死板。主要表现为：（1）管理方式死板，社区矫正系统和制度不健全。（2）缺乏对青少年的教育，仅仅按照规定将青少年犯罪人安置在社区中，而不对其进行相关教育，导致矫正效果不明显。（3）对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工作缺乏人性化，即便是社区矫正，也让青少年犯罪人与社交活动隔绝，这对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4）忽略对青少年的心理矫正，不能从根本上对青少年犯罪人进行矫正，不仅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容易导致再犯。

再次，目前我国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足。要想切实关注每一名青少年犯罪者的思想动态，必须有一对一的人员监督、教育和管理，但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短缺，目前大多数的社区矫正均采用集体教育的方式，很难产生实际的矫正效果。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中大部分是学历偏低，无专业知识和经验，不懂电脑，缺乏创新性，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的中老年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上岗前有的仅仅参加1至3天的速成班学习，有的甚至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培训。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责任感，因此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难以胜任这一工作。如果管理人员敷衍了事，那么服刑矫正人员就会更加肆意妄为，更何况是正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这很容易导致青少年犯罪人缺乏相关的教育和科学的管理，仅仅以达到服刑时间作为服刑目的，在思想上没有认错改过的进步，再次回归社会容易再次犯罪，导致社区矫正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对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立法层面

首先需要立法机关尽快的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社区矫正工作有法可依。明确规定各个工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完善社区矫正体系，使整个社区矫正系统良性运行。并且可以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逐渐加强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法律规范中所占的地位，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让社区矫正工作达到更好的效果。“国外的社区矫正有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是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如美国在明尼苏达州1973年由州议会通过了《社区矫正法》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针对社区矫正专门法律。第二种是将社区矫正相关法律规定在刑事执行法中。如俄罗斯联邦的《刑事执行法典》。第三种是设置单行的社区矫正法规，如日本的《缓刑执行保护观察法》，我国香港的《感化〈缓刑〉令》等。加拿大1992年通过了《安大略省缓刑法令》。” [4]这些国外的立法方式及经验都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存在积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根据国情选择最适合的方式来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

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青少年社区矫正法》，从法律层面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做系统的规定与规范，确保青少年社区矫正实践的有法可依。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英国的青少年社区矫正起源于19世纪中叶，其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颇具特色。英国具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监督机构。英国建立了专门负责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管理监督机构，并且设有非政府组织：全国未成年人司法委员会，由负责缓刑的公务员、教师、警察和卫生部门的相关人员组成，主要从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刑罚的适用、负责与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协调。同时设有归内政部直管的缓刑局，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的工作。内部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并且为了有效的进行监督管理，一般一个社区矫正官负责8―10个罪犯。此外，英国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处罚机制。如果青少年在矫正过程中出现违反社区矫正管理制度的行为，由治安法院审理，根据情形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处罚。笔者认为，这些做法中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

（二）矫正方法的完善

对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应以教育为主，因此要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上海市的相关做法值得学习。《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指导手册》中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六个特征，并针对这些特征提出了矫正的目标，即一方面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罪人员的法制教育，增强未成年犯罪人员的法律意识，让其从根本上明白自身的错误所在，避免再犯。另一方面要督促其参加学历教育或是参加相关的就业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以便其能更好的适应社会。

与此同时，对青少年的心理矫正也不容忽视。“心理矫正是指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技术，对人的心理与行为障碍进行矫正和治疗。社区矫正中的心理矫正工作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矫正和心理治疗，以配合教育改造，消除其不良心理，促进心理健康、重塑健全人格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矫正工作质量和效果的一项工作方式。” [5]由于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特殊时期，容易存在认知偏差、情绪不稳定、自控力较差、叛逆心理等特点，因此我们要从青少年自身出发，了解其过去的生活环境，对当前的心理状况进行测试、总结其在矫正过程中的认知变化。在心理学的理论指导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针对青少年个性特点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感化教育。对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如病理型偏执人格、有严重自杀倾向的服刑人员），应通过心理疏导改变其错误认知，改善其社会交往，采用家庭治疗法改善其家庭关系，采用认知疗法及理性情绪疗法，完全宣泄其负面情绪，辅之辨证行为疗法，缓解其自杀倾向。目前，我国北京，上海，江苏等地都正在积极探索心理矫正的方法，2008年11月18日，泰州市首家社区矫正心理辅导工作站在市区海陵城东街道司法所成立。这标志着泰州市社区矫正工作已经从单一的行为矫正拓展到心理矫正。工作站成立以来，提升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高度，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这标志着心理矫正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顺利进行，需要增强青少年犯罪人之间以及青少年犯罪人与社会的互动。通常而言，犯罪人都会存在害怕被歧视的心理，很多犯罪人在社区矫正期间都不愿意与人接触，总觉得低人一等。这对青少年的改造甚至成长都是极其不利的，应该多开展一些犯罪人可以参与的活动，青少年也还算是孩子，哪个孩子不爱玩，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多一些自由玩耍的时间对他们的成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另外，要发挥家人，朋友，邻里等社会支持的作用，发动这些人到社区矫正工作中，他们的加入会让青少年犯罪人有归属感，可以让青少年犯罪人化自责为动力，有利于他们树立新的人生目标。还可以定期让青少年犯罪人参加公益劳动，培养其公益意识、促使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增强社会责任感，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

此外，还应加强网络的运用，使整个社区矫正系统更加规范化。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媒介，很多信息通过网络传播的效果更为突出，如果可以建立一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平台，便可以将在社区服刑的青少年与大众的距离拉近。这样一来，便可以通过网络使社区矫正工作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动员众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可对社区矫正工作起到宣传，监督作用，并且有助于预防犯罪。同时，还可将办公自动化系统将各级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志愿者以及犯罪人紧密的结合起来，实现网上办公。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之外，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生动的案例，以以往社区矫正的成功案例为主，使青少年犯罪人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自己，从而更好的改善自己。

（三）矫正工作队伍建设

对矫正方法的完善意味着社区矫正工作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并且对这些工作人员专业程度的要求也更高了。

一方面，应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筛选和培训，尽可能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具备较强的法律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应了解社区中服刑人员的特点，总结矫正规律，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采用科学的矫正方法，建立和健全领导体系。除此之外应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培训机构，在学校开设社区矫正的相关课程，培养社区矫正专业人才，尽快扩大社区矫正专业化队伍的规模。还可以聘请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从事矫正的兼职工作，使服刑人员接受更为专业的教育，以达到更好的矫正效果。

另一方面，要为青少年犯罪人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广泛的招募志愿者，如在校大学生，退休教师，退伍军人等有一定素质的人员来扩大社区矫正工作的队伍。尽可能做到每一个青少年犯罪人员对应一个志愿者，毕竟在青少年犯罪人看来志愿者是管理人员以外的人，志愿者可以让犯罪人更加轻松，表现出最真实的思想，更有利于对犯罪人的全面了解以完善改正方式。在此基础上根据每一个青少年犯罪人的年龄、家庭情况、犯罪原因、心理状况和思想情况等制定出更为完整的个性化矫正方案。当然志愿者的加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矫正工作者严重缺乏的现状。

总之，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一旦因一时失足触犯刑律，应该尽量采取合理有效的惩罚与矫正措施。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尚处于建立和完善阶段，有关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制度也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及各位学者针对青少年成长和犯罪的特点，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措施，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以助其尽早地且更好地实现矫正、回归社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好公民。

[参考文献]

[1]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373.

[2]王顺安.社区矫正法律问题[J].政法论坛，2004（3）.

[3]蒋欣宏.论我国缓刑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出路[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4）.

[4]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英国社区矫正制度[J].中国司法，2004（11）.

[5]金碧华.对财产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工作的探讨――以社区矫正对象Z为典型个案[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9（1）.

本文获国家创新项目经费资助，系2013年度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现状及改进”的成果。

法制经纬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行政吸纳社会；功能替代；合作；发展；撇弃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3－0056－10

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迁，由此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热切关注和讨论。主流的做法是运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问题，其中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是两个主要的理论框架[1]。尽管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之间有很大不同，但二者都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在权力分化的基础上，市民社会强调的是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法团主义突出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交换与合作[2](p.2)。

然而，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并不清楚。在转轨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两方面中都各有若干不同因素在不同方向上相互交织和作用。这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充满了冲突和妥协[3]。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国家与社会的融合为视角考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既不是“国家中心的”，也不是“社会中心的”，而是“国家镶嵌在社会中”。肯尼思·W·福斯特（Kenneth W.Foster）的研究发现，不仅官办组织利用它们与国家之间已有的密切联系来提高社会参与，而且一些自治的民间组织也在主动寻求被国家的行政体系所吸纳[4]。赵秀梅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了“权能互授”的概念来分析政府与草根NGO的合作：国家需要体制外的资源来提供公共服务，草根NGO需要依靠政府的权威来获得进入社区提供服务的合法性[5]。她在研究NGO回应政府管理的策略时还发现，NGO与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互动区域[3]。沈原在考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演变过程中发现，尽管从形式上，它具有“社团法人”的身份，但若从本质上看，它依然具有共产主义组织的结构和性质，由此提出了“形同质异”的概念[6](pp.177201)。张紧跟、庄文嘉发现，在国家的底线控制与草根NGO的夹缝求生的互动过程中，NGO产生了“非正式政治”的行动策略[7]。

康晓光、韩恒借鉴了金耀基的“行政吸纳政治”①的分析范式，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以此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领域的变迁。他们把行政吸纳社会的方式归纳为“限制”和“功能替代”。“限制”是为了防止社会组织挑战政府权威，是为了继续垄断政治权力，而“功能替代”是通过“延续”、“发展”、“收编”、“放任”等策略，发育出可控的社会组织体系，并利用它们满足社会的需求，消除自治的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从功能上替代那些自治的社会组织，进而避免社会领域中出现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最终达到消除挑战势力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目的。他们认为，“功能替代”是一种更为精巧的控制手段，通过主动回应来自社会的需求，从功能上替代被统治者的自治诉求，从而达到通过替代实现控制的目的。政府不但赢得了权威政体的稳定，也赢得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8](pp.287288)。

本文认为，行政吸纳社会是一种具有较强解释能力的分析范式。然而，康晓光、韩恒已有的研究主要是站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形态层面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实际上，行政吸纳社会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那么作为一个过程，这就需要研究者去进一步分析探讨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在实践形态中，政府运用了哪些策略，每一种策略的运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遵循什么样的逻辑，彼此间存在哪些内在的联系？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以一家社会组织与政府在社区矫正服务上的合作为例，对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进行了考察。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

（一）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属于个案研究。本研究以HZ组织（一家工商注册的草根NGO）和A市B区司法局在心理矫正服务上的合作为例。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可以提高个案研究结论的可外推性[9]。

在本案例中，首先，互动过程持续时间长。目前中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才刚刚起步，大多数项目的合作程度较浅。而HZ跟B区司法局自2003年10月份开始合作，迄今历经了3个项目周期。其次，案例中有多类主体参与，既有政府部门——A市司法局、B区司法局、C街道以及C街道司法所，又有民间发起举办的社会组织——HZ，还有官办社会组织——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和深度观察法，通过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实地观察，并结合二手文献资料探寻HZ与B区司法局的互动过程。

访谈时间跨度从2006年7月一直持续到2010年6月。

（二）案例介绍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型模式，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10]。在A市，矫正对象主要是用于具有A市正式户口，长期固定居住在试点区县的五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

2003年4月，A市作为试点城市之一，了《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和《A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同年7月1日起，开始在A市所属的B区等三个区县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到2005年，社区矫正工作扩展到A市所有的区县。

HZ与B区司法局在社区矫正服务上的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合作阶段（2003年10月至2005年2月）、发展阶段（2005年3月至2007年3月）和撇弃阶段（2007年4月至今）。

在合作阶段，B区司法局为HZ提供一定的办公条件，HZ负责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普查、心理咨询等有关心理矫正的服务。期间，司法局和HZ合作成立了C街道社区矫正实验基地。

在发展阶段，B区司法局举办了“民办非企业”身份的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同时，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下设“HZ心理工作室”，工作室由HZ进行接管。B区司法局通过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向HZ提供办公条件和7万元/年的服务购买费用，HZ提供心理矫正的相关服务。

在撇弃阶段，在HZ进行机构战略调整和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进行社会化改制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冲突，司法局最后撇弃了HZ，同时成功地吸纳了HZ心理工作室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到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工作。最终，司法局成功地以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替代HZ向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社区矫正服务。

三、合作

合作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互相配合，共同提供公共服务。合作策略的运用贯穿双方的整个互动过程。当然，合作需求的存在为双方的合作创造了可能。当时，HZ在进入社区的过程中遇到阻碍。B区司法局不具备向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矫正服务的专业能力。有了合作的需求，还需要有合作空间的存在。A市司法局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制定的“整合并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指导思想为双方的合作开辟了空间。此外，熟人的介绍则进一步为双方的合作清除了信任障碍。对司法局来说，合作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司法局从中学习到了“社会的方式”。

（一）合作的需求

HZ是一家工商注册的“草根NGO”，成立于2003年4月。HZ的组织定位是提供社区服务。然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HZ发现，没有政府的协助，组织难以进入社区开展工作，政府已经控制了社区的公共生活。这使得HZ在项目实施中要花费大量精力与政府打交道。

事情到了2003年7月底有了转机。媒体上一则关于A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在招募有心理学背景的志愿者的消息，让刚刚成立不久的HZ发现了与政府合作的契机。因为，HZ有专业优势。在发起成立HZ之前，Hy等人已在一家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工作了八年，具有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机构还拥有一批具有心理学背景的志愿者。HZ可以此为契机进入社区，从而实现开展社区服务的机构使命。

与此同时，A市按照政府一贯的行政传统正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他们以行政组织为依托，在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组建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通过下发文件、召开会议等方式进行资源动员。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这种方式动员的资源不能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司法局发现，一些社区服刑人员不知怎么跟社会接触，对社会比较胆怯，需要对他们进行心理调整。然而心理矫正是一项专业服务，原有的行政体系没有专业能力提供此类服务。为此，司法局需要借助“社会的方式”来提供心理矫正服务。

（二）合作的空间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会的参与。A市司法局为此了红头文件给予政策支持。《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确定了“整合并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工作指导思想。与此同时，司法局在大众媒体上刊登招募有心理学背景的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消息。

但是，司法局当时并没有考虑社会组织的参与，他们的初衷是与作为个体的志愿者合作。因此，当HZ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找到A市司法局寻求合作时，司法局不知如何应对，当时既没有对应的部门来负责这件事，也没有人愿意跟HZ商谈参与事宜。对于司法局来说，与一家志愿者组织合作，比跟分散的志愿者个体合作，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大得多，更何况HZ还是一家工商注册的草根NGO，双方之前没有任何合作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Hy动用了自身的人际关系，通过在A市司法局工作的一个朋友引荐，A市司法局消除了对HZ身份和动机的疑虑，并把HZ推荐给了所属的B区司法局去具体实施。尽管司法局没有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经验，并且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也是计划之外的，但由于这种模式原则上符合“整合并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指导思想，再加上中间人的介绍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双方的信任障碍，降低了合作的风险，B区司法局和HZ的合作进程开始启动。

（三）学习“社会的方式”

司法局没有跟社会组织合作的经验，他们对社会组织的工作理念和运作模式之前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自我学习和适应能力。政府善于从对方那里学习吸收，并愿意通过实验去检验新的工作模式。双方的合作过程对司法局来说是一个学习“社会的方式”的过程，司法局不但加深了对社会组织的了解，还学习到了社会组织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

1什么样的社会组织

B区司法局平日很少接触社会组织，更何况面对的是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什么是社会组织，HZ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B区司法局。为此，在达成合作意向前，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正是在双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双方的合作才最终达成。HZ先去司法局正式交流了三次，之后B区司法局的主要领导到HZ的机构所在地进行实地调查。他们考察了HZ的人员、资金、办公条件、以往项目实施情况等方面内容，对HZ的背景和工作能力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2社会组织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

双方的第一次接触，迥异的工作方式就产生了碰撞。在合作之前，双方都遵循各自的行为逻辑做事。当HZ拿着一份全是表格并且是横向打印的建议书提交给司法局时，司法局对此表示惊讶，认为应该按照计划书就不应该有这么多表格，格式规范应该是竖着打印，所谓的建议书应该改成计划书，于是“我们把建议书修改了很多稿，一步一步探讨，直至得到司法局的认同，并把它改名为社区矫正工作计划”②。

为谨慎起见，合作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双方商定先作为一个试验项目合作一年③。司法局为HZ提供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库房作为办公场所，配备了办公桌、电话等基本的办公用品，并承担水电费用。但是其他的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成本等花费均由HZ承担。

此时，双方的合作还处于试探阶段。HZ的工作并没有被纳入到司法局社区矫正的工作范畴，HZ的心理服务工作对司法局来说是额外的而不是分内的，社区矫正的工作体系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运行。双方在该项目中的运作体系是两条线，没有整合在一起，司法局要做的就是要求街道司法所配合HZ的心理服务工作。

在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矫正服务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工作理念和方式与政府发生了冲突。

一是在工作理念上。在HZ提供心理矫正服务的过程中，需要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协助。然而HZ招募的有心理学背景的志愿者大部分都是社会在职人员，他们只能在工作时间以外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服务。这刚好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相冲突。志愿者认为司法所工作人员没有牺牲精神，而司法所工作认为志愿者给他们增添麻烦。

二是在工作方式上。HZ认为，在心理矫正过程中，社区服刑人员的身份是平等的来访者，不是罪犯，因此要对他们的谈话保密。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不能在现场参与他们的心理矫正工作。只是在谈话结束后，HZ会把谈话的纪要交给司法所。在合作之前，司法所主要依靠街道和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派出所、狱警、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以及街道治保主任是社区服刑人员主要管理主体。社区服刑人员首先要去街道报到。街道会向他们宣读社区矫正条例，并告知相关的要求。之后社区治保主任负责监督社区服刑人员的动向，向司法所打报告。可以看出，司法局更注重的是行为矫正，而不是心理矫正。对于HZ的心理矫正工作方式，司法局工作人员认为他们过于保密，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从中可以发现，双方的工作方式截然不同。

3社会组织建设的试验

心理矫正不仅仅是单纯提供心理咨询，要使社区服刑人员能够真正地融入社区，更重要的在于改变社区服刑人员所在社区的环境，要转变社区干部、普通居民以及社区服刑人员家属的想法，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当HZ在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矫正服务的同时，试图进入社区进一步开展工作时，没有街道的配合，HZ的工作遇到了阻碍。前一段时期试验的结果发现，HZ的参与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没有社区的配套支持，心理矫正的效果大打折扣。

2004年2月份，HZ向B区司法局提交了建立社区矫正实验基地的建议书，试图将街道、司法局以及HZ三方融合到一起，将心理矫正和行为矫正充分地结合起来，使HZ能够真正地融入到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中去。出色地完成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HZ和司法局的共同目标。司法局采纳了HZ的建议，并选择了C街道作为实验试点。该实验为后来政府采取的发展策略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后来成立的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雏形。

2004年3月，C街道社区矫正实验基地成立。基地领导小组是实验基地的决策层，由B区司法局局长、C街道主任和HZ负责人三方组成，负责决策和组织协调。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专家协助配合工作。司法局基层科、街道司法所、HZ心理矫正项目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治保主任组成基地的工作小组，负责工作的具体落实。相应的例会制度也正式建立起来，各方每个月都有一次有关工作进展的正式沟通。

有了基地领导小组的协调，双方的合作豁然开朗。HZ得以进入社区开展工作，他们对街道干部、参与社区矫正的狱警、派出所民警等人员进行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建立平等尊重的人本理念，以及有关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等内容的培训。HZ还组织邀请有关专家对社区矫正的各方参与者进行需求评估，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为接下来制定针对性的社区矫正计划奠定基础。HZ希望通过培训和评估使各方达成共识，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订行动计划。

C街道社区矫正实验基地是一次社会组织建设的尝试，除了法律身份，拥有了社会组织的基本雏形。直到2005年2月，随着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成立，该实验基地在实现其探索价值后也随之解散。

四、发展

经过不断的磨合和调整，双方在社区矫正上的合作获得了成功。合作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模式和运作方式被A市司法局采纳并在全市推广。2004年7月，A市司法局局长在“B区社区矫正总结暨表彰大会”上就特别强调HZ的参与是B区社区矫正工作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B区司法局获得了“A市社区矫正先进集体”，HZ则获得了“B区社区矫正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由于在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社区矫正服务上取得的成功，司法局此时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社会的方式”，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更加充分地利用“社会的方式”。2005年2月，B区司法局发展了一个同样能够运用“社会的方式”提供社区矫正服务，但是依附于自己的社会组织——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

与此同时，HZ为了获得机构的法律合法性④，也为了机构能够获得更大规模的政府购买服务，主动寻求被A市司法局收编，但司法局出于对收编风险的担忧，最终拒绝了HZ提出的被收编要求，转而让B区司法局来成立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撇弃HZ，而是通过下设“HZ心理矫正工作室”的方式，继续与HZ合作提供社区矫正服务。

（一）构想中的“A市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收编策略运用的失败

收编，是指政府把社会自发成立的组织纳入政府管理体系[1]。但收编的成功需要满足的条件是：一是该组织值得收编，它要具备政府所没有的能力或独特的优势；二是该组织愿意被收编，并且政府也可以控制得住。

HZ一直苦于找不到“婆婆”而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工商注册。HZ虽然没有社会组织的“形”，但其工作理念、方式以及追求的目标都是地地道道的“社会的方式”。可以说，HZ是一个“质同形异”的社会组织。法律合法性的缺乏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比如缴税问题、公信力问题等。

2004年下半年，司法局开始考虑正式购买HZ的服务。但由于涉及服务购买，财政拨款只能走社团、民非或者基金会，而HZ是工商注册，法律不允许。

“我当时专门到市财政局咨询了这个问题。市财政局给我的答复是这样的：如果是在民政口注册，不管是社团、民非，还是基金会，财政就可以按照特定的项目资金拨款给你，市财政局也可以提供免税发票。你是工商注册的，肯定不符合这个体系”②。

因此，在合作过程当中，HZ不断跟A市司法局和B区司法局沟通，希望能够挂靠在司法局下面。如果找到了业务主管单位解决了法律合法性的问题，那么在服务购买的资金拨款以及提供心理矫正服务时行政合法性的问题也会一并解决。

“所以我就跟市司法局协商，看能不能注册成‘民非’，这样就有操作的空间。然后，我们再签订专项项目的合同，这样就可以进行财政拨款，开专门的免税发票”②。

与此同时，司法局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考察中发现，这些国家的社区矫正主要通过一个大的全国性的社会组织来负责实施。考察回来后，A市司法局有组建社会组织实施社区矫正的想法。

市司法局的想法与HZ不谋而合。2004年下半年，即在开展C街道社区矫正实验基地工作的同时，HZ和市司法局一直在商量组建A市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事宜。主要内容为：由市司法局组建A市社区矫正服务中心，HZ转型为专门做社区矫正的一个社会组织，全面接管A市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市司法局向HZ提供约200万/年的购买费用。然而，在方案的最后论证阶段，出于对HZ在提供社区矫正服务能力方面的担忧，该项目还是遭到了否决，HZ寻求身份合法性的努力终成泡影。

A市司法局当时请了两个司法界的权威来论证（成立A市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方案）。当时合同都拟好了，副局长都签字了。但是到这最后一关的时候给否决了。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组织不具备承担这样的工作的能力。论证结论为：目前不具备成立市级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可行性⑤。

最终，A市司法局决定不成立市级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转而把这笔200万的资金拨付给各个社区矫正试验区县，再由区财政进行配套，筹建区级社区矫正服务中心。

（二）成立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发展策略的运用

“发展”是一种较为积极主动的策略，是指政府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发展新的组织形态来满足新的需求。发展需要各种创新，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种创新的思维和把想法落实到行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社会领域逐步放开，但这种开放是一种有限的开放，在社会服务的供给方面，相对于政府来说，社会组织是杯水车薪。

1观念的转变

司法局观念的转变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司法局对HZ一开始是不信任的。在合作初始阶段仍旧是试探性的、小规模的和局部的试验。政府对于HZ的能力依旧持怀疑的态度。直到C街道社区矫正实验基地的成立，HZ从中体现出来的独特优势完全得到了司法局的信任。在摸索的过程中，HZ也在积极主动地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观念。2004年6月底，在A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一周年的工作交流研讨会上，面对司法部、A市司法局、A市以及各个区县相关部门的领导，Hy花了50分钟⑥向他们展示了近一年来HZ在心理矫正中的成果、体会以及建议。Hy所阐述的社会组织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给当天的研讨会注入了一支新鲜剂。“社会的方式”引起了热烈的回应。

在进行了近一年的合作之后，司法局在观念上已经接受并认可了HZ在社区矫正中的参与，并开始考虑如何更加充分地运用这种“社会的方式”了。

而就在2004年年初，A市司法局组织了一些区县的司法局和市里的相关部门到欧洲考察社区矫正工作。7月底，他们又到加拿大进行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考察。考察归来之后，他们抛弃了加拿大的“中途之家”模式，试图从管理教育矫正的角度成立一个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服务性帮助的服务中心。

从后来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创立以及中心各部门的设置可以看出，司法局既受到了HZ的影响，也受到了国外社区矫正模式的启发。

2社会组织运作能力的提升

有了态度的转变还不够，还需要有把想法落实为行动的能力。司法局能力的提升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HZ工作方式的学习，二是组织建设的实验。

政府非常善于学习。除了合作过程中HZ对司法局的工作理念和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双方还逐步完善了定期沟通和交流制度，在相对正式的会议以外，他们还有非正式地不定期的沟通和讨论。

他们的主管局长Dy说，“Hy，你隔一段时间就来跟我谈谈，因为你有好多的想法，咱们可以多谈谈，探讨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他觉得有些想法挺好，慢慢地就变成他们的想法了”⑦。

另外就是组织建设的实验。2004年3月，C街道社区矫正实验基地成立，这就是即将成立的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雏形。只是在实验基地中，HZ作为独立的主体正式地进入到了组织决策层，而在社区矫正服务中心，HZ只是接管其中的一个部门，只对本部门的工作有发言权。基地成立后，HZ与政府的沟通更为畅通，HZ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HZ和司法局都看到了组织创新所带来的好处。2004年11月2日，B区司法局在向A市司法局汇报建立“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构想和实施方案时，就指出，“与社会团体合作的经验”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优势。

B区申报成立区级社区矫正中心具有下列优势：一是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二是具有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三是基础工作扎实；四是富有创新精神；五是具备与社会团体合作的经验⑧。

3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成立

2005年2月21日，以“政府出资，团体运作，面向社会招聘，购买专业服务，实行资源共享”为模式，由B区司法局举办，B区司法局主管社区矫正的副局长Dw担任法人的“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中心的登记管理机关是B区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是B区司法局。中心下设HZ心理工作室、就业部、教育培训部、办公室（含临时救助工作）四个部门，面向B区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回归社会辅导、心理矫正、教育培训、临时救助和项目研究与开发等工作。

人员招聘。中心工作人员由B区司法局负责招聘⑨。中心成立以后，B区司法局招聘了三名社工，其中一人负责办公室，是街道推荐来的，属于“4050”人员，另外两人是司法口退休的老干部，负责就业部和教育部的工作。HZ心理矫正工作室采取向HZ整体购买的形式，有全职工作人员、专家和志愿者若干名，由HZ负责招募。

资金来源。A市财政和B区财政各拨50万元给B区司法局，作为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启动资金。中心的资金完全依赖于司法局。资金的支出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办公设备、水电费用、中心注册资金、“社区矫正中心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等；人员工资主要是司法局聘请的三名社工的工资，中心主任和副主任都是公务员编制，不从里面拿工资；购买服务费用，主要是指HZ心理矫正工作室的支出。中心的财务由司法局财务室代管。

治理结构。中心设立了理事会，其成员由司法局的局长、副局长和基层科科长组成。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B区司法局主管社区矫正的副局长Dw任中心法人，并兼任中心主任。

就这样，一个“形同质异”的社会组织成立了。从“形”上看，它具有社会组织的身份，但从“质”上看，即从治理结构以及资金和人员控制上看，其实质是司法局行政职能的延伸。

（三）下设HZ心理矫正工作室：合作策略再运用

B区社区矫正中心成立后，司法局和HZ的合作模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矫正服务中心设置有四个部门，分别是办公室、就业部、教育部以及HZ心理工作室，工作室由HZ接管，B区司法局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与HZ合作提供心理矫正服务。

这是非常巧妙的一个组织设计。在组织结构中，“HZ心理矫正工作室”是一个很独特的部门，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HZ心理矫正工作室”与HZ的“心理部”完全重合（参见图1）。

图1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与HZ合作方式图

2005年2月，HZ与B区社区矫正中心正式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服务购买协议。2006年3月，双方再次签订为期一年的协议。协议规定：矫正中心每年向HZ支付12万元的服务购买费用，其中5万元以提供办公场地、办公设备等物的形式支付，另外7万元以资金的形式支付给HZ，用以支付心理矫正工作者的工资、专家的咨询费。工作室人员由HZ负责招募、签订用工合同。

“我们的心理矫正员工在司法局提供的办公室（HZ心理矫正工作室）上班。他们基本上不来HZ工作B10，只有周一例会的时候他们过来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走了。我是每个月下去一次到他们的现场办公，考察工作，听他们的汇报。但是有时候特别忙的话可能就两个月才下去一次。基本上他们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团队，他们和司法局接触得更多，和Z（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兼矫正中心副主任）接触较多。他们更多的是在政府部门下面工作”⑦。

与HM街道社区矫正实验基地不同，HZ在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只是负责心理矫正部门的工作，仅在心理矫正工作上有与司法局共同决策的权利。司法局通过“HZ心理矫正工作室”的设置，利用了HZ的核心优势，达到了对于司法局来说最好的结果是：既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也消除了收编HZ的风险。

五、撇弃

在发展阶段，B区司法局通过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与HZ合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心理矫正服务。截至2006年底，HZ心理矫正工作室有4名全职人员、8名专家和督导、28名专业志愿者B11。双方的合作有条不紊，一步步地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然而，到了2006年下半年，HZ开始进行机构的战略规划调整。同时，A市司法局要求各个区县必须对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进行社会化改制。两家机构都面临转型。期间，HZ和司法局矛盾凸显。最终，2007-2008年度的合作无法继续，B区司法局一方面撇弃了HZ，另一方面却对HZ进行局部收编，HZ心理矫正工作室团队的大部分成员被司法局吸纳到了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

（一）HZ的机构战略规划调整

从2006年9月开始，HZ先后组织了九次组织战略规划研讨会和分部门讨论会，并于2006年底完成战略规划的修改工作。战略规划的调整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HZ自成立以来在心理服务领域的投入和回报不成比例；二是志愿服务能力建设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三年多的时间HZ投入心理服务方面的资源占机构的60%，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是得到的资金不足15万。随着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志愿服务的发展，公民社会市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能力建设需求，而能够提供与之相匹配服务的机构极少。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由于HZ在志愿者能力建设方面独树一帜，被越来越多的志愿组织所认可，同时也引起了资助者的关注和支持，三年来HZ在志愿服务能力建设领域中得到的资助超过120万元，因此促进了机构整体发展B11。

基于此，HZ在未来三年里将优先发展的领域从心理服务转向志愿者能力建设。对于“HZ心理矫正工作室”，HZ决定在2006-2007年度的协议完成后，减少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同时要求司法局增加服务购买费用。

（二）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社会化改制

早在2005年4月底，A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工作的意见》就为矫正中心的社会化改制埋下了伏笔。《意见》指出：（矫正）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主任面向社会招聘，由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兼任中心主任的区县、街道（乡镇），在中心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以后，要逐步对兼任中心主任的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整，以保证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按照民办非企业的运行规律开展工作B12。随后在2006年3月底，A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建设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为便于对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管理和考核，中心主任应当由招聘的社会工作者担任，目前由司法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中心主任的区县要尽快调整B12。到了2006年底，A市司法局对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社会化改制要求更加紧迫⑦。

基于此，2007年年初，B区司法局找到HZ协商矫正中心将招聘主任事宜。

（三）撇弃：当合作无法继续

撇弃是从合作策略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策略，有合作才有撇弃。撇弃也不是随意的。当政府觉得不再需要跟社会组织合作也能把原来的事情做好时，撇弃策略便应运而生了。

Hy一直觉得现有的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行政化痕迹太浓。她认为矫正中心实际上相当于司法局的一个部门，这样做不好社区矫正专业服务工作。当HZ得知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社会化改制消息时，Hy向B区司法局表明了HZ的态度：一是B区心理矫正工作已经步入正轨，HZ心理矫正工作室只保留两名全职人员即可维持心理矫正服务工作。因机构战略转型，另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将转向HZ志愿者能力建设领域；二是如果要保留“HZ心理矫正工作室”的现有工作团队，司法局要增加服务购买金额；三是由HZ工作人员担任矫正中心主任；四是由Hy担任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法人代表。可以看出，HZ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第一，钱。HZ三年来在心理服务领域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即使后两年实行了购买服务的方式，但每年12万元的费用不够运作成本。

第二，身份。HZ至今还没找到“婆婆”，2004年底的努力功亏一篑。现在恰逢矫正中心社会化改制，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第三，控制权。HZ希望借此机会掌握B区社会矫正服务中心的主导权。

然而，这四个建议对司法局来说无疑是“夺权”。购买服务的费用属于财政拨款，是重要的公共资源，更何况司法局认为HZ在社区矫正中补贴一些资金是应该而且承受得起的B13，司法局不会轻易妥协。此外，HZ提出的这种被收编的方式则是直接要求司法局分权给司法行政体系以外的人。收编独立的社会组织，政府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B14，一旦该社会组织出现政治问题或者合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政府就要承担责任。出于对收编HZ政治风险的考虑，B区司法局拒绝了HZ的收编要求。

“他们（B区司法局）说得也很坦率。他们说，这件事是有政治风险的。这个事如果给别人做，一旦出了事（指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或者提供社区矫正服务过程中志愿者人身出事），谁来负责，是我来负责，还是你来负责”⑤？

此外，HZ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忽视了“HZ心理矫正工作室”的四名全职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此时，有两种前景摆在他们面前：一是HZ从“HZ心理矫正工作室”裁去两人转到志愿者能力建设领域工作；二是双方合作无法继续，“HZ心理矫正工作室”被撤掉。这种不确定性让这些员工感到不安。2006-2007年度的“HZ心理矫正工作室”执行主任Hx就不想从中退出。她认为这是她的事业，她觉得HZ对她“有太多的不信任在里头”B15。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局巧妙地利用了HZ内部的矛盾，撇弃了HZ，同时把Hx和“HZ心理矫正工作室”团队的核心成员以及大部分志愿者吸纳到了社区矫正服务中心。2007年五一长假过后，HX以及“HZ心理矫正工作室”的其他三名全职工作人员向HZ提出辞职。没过多久，Hy收到志愿者发来的信息，心理矫正工作暂停了一段时间的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又开始做心理咨询服务了，而召集人是Hx。

（四）国家的烙印：从全面控制转向有效控制

2007年7月份起，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正式筹备“社会化”改制。然而这个“社会化”仍旧是表面的，改制后的“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依旧是“形同质异”的社会组织，只不过这次更有“形”了。

主任招聘。2007年10月22日，Dw作为矫正中心法人跟Hx签订了两年的用工合同，聘用Hx为B区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主任。原来“HZ心理矫正工作室”的其他三名全职工作人员中，其中一人留在矫正中心，另外两人找了其他的工作，但继续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矫正中心的咨询服务。此外，中心又另招了两名工作人员。目前，矫正中心共有全职工作人员4名，专家以及志愿者大部分是原来的“HZ心理矫正工作室”的成员。与此同时，“HZ心理矫正工作室”改名为心理部。

治理结构。矫正中心目前有理事4名，分别是B区司法局局长、B区司法局副局长兼矫正中心法人代表Dw、矫正中心主任Hx、司法局矫正科科长。

至此，在“社会的方式”上，国家的烙印发生了改变，政府对新建的社会组织开始从全面控制转向有效控制。政府不再在一线管理矫正中心的事务，转而交给聘用的中心主任。Hx与HZ最大的不同是，Hx作为个人，对政府来说是较为可控的，而HZ是一个组织，相对风险较大。同时，Hx又掌握矫正中心工作所需的大部分社会资源，通过聘用她能达到跟购买HZ服务相当的公共物品供给的水平。但矫正中心的决策权司法局不会放手。矫正中心目前的理事会构成说明，矫正中心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司法局手中，只不过决策权上移了，控制的方式由行政化领导转变为理事会领导而已。

“中心发展的方向司法局要把握住，但是它又不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领导它。所以只能以理事会的方式来领导它”B16。

六、结论

研究者发现，“合作”和“撇弃”也是重要的功能替代策略。在本案例中，政府分别使用了合作、发展、收编和撇弃四种功能替代策略。需要指出的是，合作、发展、收编策略属于并行的三个策略，撇弃则是由合作策略衍生而来，处在下一层次。

合作，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互相配合，共同满足社会需求。合作不能凭空产生，当政府和社会组织依靠各自的资源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时，才会产生合作的需求。但仅有需求并不意味着就会建立合作关系，还需要有合作空间的存在。体制的开放为双方的合作开辟了空间。在当前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合作的空间主要是由政府来提供。同时，合作过程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吸收新知识的过程。

发展，是指政府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创造出来新的组织形态来满足社会需要。发展也是一种创新，发展需要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个新的组织形态。政府已经习惯于通过行政化的手段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也乐于接受这种服务供给方式。因此，发展策略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观念，需要政府具备运作新组织的相应能力，为此，政府进行了社会组织建设的实验。

收编，即政府把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纳入政府管理体系。成功的收编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该组织能够比政府提供更高效的公共物品，值得政府去收编。其次，该组织愿意被收编，并且收编之后政府可以控制得住，即社会组织收编后的风险对政府来说是可承受的。

撇弃，即抛弃社会组织，不再与之合作。撇弃是从合作策略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策略，有合作才有撇弃。撇弃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当政府觉得不再需要跟社会组织合作也能把原来的事情做好时，撇弃策略才会产生。

研究者还发现，策略会随着项目的进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转换。合作策略贯穿项目始终；由于收编策略运用失败，催生了发展策略；在发展阶段，合作和发展策略同时使用；在撇弃阶段，收编策略再次运用失败，双方的合作破裂，由此衍生出了撇弃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此时，发展策略所产生的官办社会组织已经完全从功能上替代了草根NGO。我们看到，各种策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不同的功能替代策略在实践中得到了组合性地使用。

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始终保持着务实和积极学习的态度，并能够理性地运用自身的权力和占据优势地位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政府不仅有愿望还有能力去主导整个吸纳过程。最终，国家采取“社会的方式”进入社会，但进入社会的国家已经不同于“纯粹的国家”，国家拥有了“社会的身份”、“社会的理念”、“社会的工作方式”，以及“社会的资源”，而“社会的方式”又深深地打上了“国家的烙印”。凭借这种方式，国家充分动员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构建了“行政吸纳社会”的体制。

（导师康晓光教授对本研究提供全面指导，韩恒副教授和杨宝博士提供许多有益的观点，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注释：

①金耀基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的概念，并以此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政治结构。他指出，香港政治的奥秘在于“精英吸纳”以及通过这种“吸纳”消除精英阶层的政治民主化诉求。

②HZ负责人Hy访谈，2008年1月9日。

③当时并没有心理矫正的概念，后来HZ把社区矫正的工作概括为行为矫正和心理矫正两大块，行为矫正主要由政府提供，包括就业培训、教育、监督管理等内容，心理矫正主要是指志愿者提供的心理服务。

④高丙中（2000）把合法性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法律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他认为，近两年国家强化社团管理的措施对所有社团都提出了充分的合法性要求，其中法律合法性被作为整合的核心，而其他三种合法性既是法律合法性的前提，也分别是国家和社会发挥各自影响的渠道。但他同时认为，就目前来看，一个社团的成立，只要能够符合一种合法秩序，还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持续下去。

⑤HZ负责人Hy访谈，2008年4月29日。

⑥按照研讨会的议程，本来只给HZ安排了15分钟的发言时间。

⑦“我们也知道中心要招聘主任，因为市局下了死命令，所有政府官员不得兼任民非的主任，必须要退下去，这是一道死命令；第二道死命令是必须要契约化的购买服务。”HZ负责人Hy访谈，2008年1月10日。

⑧区司法局：《B区社区矫正工作动态》（2004年合订本，第56页）。

⑨根据《A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工作的试行意见》的规定：区县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专职社会工作者由区县司法局会同有关部门招聘。

B10HZ机构办公室和“HZ心理矫正工作室”分别在A市不同的行政区，两地相距较远。

B11HZ：《在能力建设中发展——2006年年度工作报告》（第10页，第28～29页）。

B12Ah：《A市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培训教材》（第129页，第192页）。

B13Bw认为，既然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组织奉献一些是应该的，同时HZ可以从基金会申请项目经费。但Hy说，HZ无法从基金会申请有关心理矫正的项目，基金会不向NGO资助此类项目。垫付的资金主要来自Hy个人和HZ每年做其他咨询、培训的服务收入。

B14康晓光、韩恒提出的“行政吸纳社会”的范式，是基于国家整体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和论证，而本项研究是一个个案研究，对应的国家是一个政府部门，它追求的是部门利益。整体和部门的利益差异使得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出现了异化，但这种异化是正常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整体国家和部门国家的共同逻辑。对于一个国家整体来说，它会根据各类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种类对它们实施不同的“吸纳”策略；但是对于一个国家部门来说，在行政吸纳社会的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异化为“各类社会组织的风险最小化”，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物品种类异化为“各类社会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最大化”。行政吸纳社会的目的对于一个国家部门来说是为了以最小的风险提供最大程度的公共物品。

B15原HZ心理矫正工作室负责人，后B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负责人Hx访谈，2008年1月18日。

B16B区司法局副局长Bw访谈，2008年1月22日。

参考文献：

[1]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J].Social Science in China，2007，(2).

[2]张静.国家与社会[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赵秀梅.中国NGO对政府的策略：一个初步考察[J].开放时代，2004，（6）.

[4]Foster，W.KennethAssociations in the Embrace of an Authoritarian State:State Domination of Society?［J］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1，（34）.

[5]赵秀梅.基层国家和自治社会的结合——对一个社区民工服务组织的考察[J].开放时代，2008，（4）.

[6]沈原，孙五三.“制度的形同质异”与社会团体的发育——以中国青基会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为例［C］∥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7]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8，（2）.

[8]康晓光，韩恒，等.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M].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社，2010.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 社区矫正 服刑人员 少数民族地区

作者简介：冯淑红，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大学。

社区矫正在我国开始于2003年7月，截至到2011年底，已有31个省市、自治区积极开展了社区矫正的实践与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多不足与问题，尤其是如笔者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地域、经济和文化特点的限制，在实行中更是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实施情况及不足的分析，借鉴成的功经验，对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提出合理建议。

一、社区矫正概述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起源于美国，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自2003年实行至今，通过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截至2011年9月，社区矫正工作已覆盖全国88%县市区和83%的乡镇（街道），累计纳入社区矫正的社区服刑人员近79万人；累计解除矫正43万多人；现正接受社区矫正的有35万多人，并以每年8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

内蒙古自治区2004年以来开展自治区社区矫正工作。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2062名，解除27178名，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14884名，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地域、经济和文化特点的限制，在实行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笔者所在地区的社区矫正实施情况及不足的分析，借鉴国内的成功经验，对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提出合理建议。

二、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的不足

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社区矫正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社区矫正认知程度低

少数民族地区地域宽广、人口分布较松散。地广人稀和少数民族种类复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矫正的宣传效果。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当地的社区矫正认知程度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城市来说更加的低。

1.群众对社区矫正认知程度低 。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于社区矫正认知程度低，通过调，查，听说和了解“社区矫正”的比例非常小，而愿意协助配合社区矫正的群众则是少之又少。

2.司法人员不乐观。由于没有独立的社区矫正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司法人员同时还要担负着其他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有限，导致效果不明显，有些司法人员对于社区矫正的前景持不乐观态度。

3.社区矫正对象不配合。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践中矫正对象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社区矫正对自己的帮助，常表现出不配合的情况。

（二）缺乏专业的和少数民族社区矫正人员

目前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基本由兼职人员构成，而兼职人员由于自身的工作生活原因，没有过多的时间精力、专业知识、丰富经验等，远远不能够达到要求。真正的少数民族或真正熟悉少数民族传统、观念、生活习惯的社区矫正人员又很少，导致一些少数民族犯产生抵触心理，无法达到社区矫正的初衷。

三、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区矫正的合理建议

（一）加大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宣传力度

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制度的认知度的提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从而得到更多社会志愿者的支持和参与，使得社会影响力得到扩大。

1.要加大社区法制宣传教育和社区矫正具体工作的结合，从而使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矫正认知程度得到提高，只有让社区居民能够真正的了解社区矫正的有关知识，才能够从心里上消除社区居民对矫正犯的敌视和排斥。同时，要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要将宣传工作真正的深入到各少数民族，要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对其进行宣传，特别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社区。

2.要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体的合作，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对社区矫正宣传进行普及教育。宣传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和少数民族的电视台、电台合作，或者考虑在电视、网络、报纸中增设少数民族专栏，定期对少数民族人民进行宣传。

3.要转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思维方式， 使得他们不局限于传统的观念和固有的做法， 提高自身对社区矫治工作的认识水平， 鼓励他们创新工作方法，寻找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工作模式，适应本地区发展的要求。在工作中，要对少数民族犯一视同仁，不能有民族歧视，对于不通汉语的少数民族要配备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

4.要多关心社区矫正犯，利用一切和社区矫正对象接触的机会，给他们培训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和注意事项。要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社区矫正的关注和理解，鼓励他们参与到社区矫正实践中来。

5.宣传范围要具有广泛性，宣传海报、宣传媒体、宣传内容尽量要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二）构建适合本地区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社区矫正模式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如果只是简单的适用和照搬照抄别的地区的传统的矫正模式是行不通。应该根据各民族特点，建立不同的适合各民族的个性矫正模式。 一是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建立特殊的专门面向少数民族的矫正机构。少数抿嘴地区如果使用常规的社区矫正方法，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建立适合少数民族的矫正机构，用适合少数民族的特点、习俗的方式来工作。

二是配备专门面向少数民族社区矫正的工作队伍。目前，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的主要是司法所，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不会说少数民族的语言，看不懂少数民族的文字，不懂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真正听得懂说得出少数民族语言、熟悉少数民生活习惯、有少数民族工作教育改造经验的工作人员却不多。因此，有必要配备这样的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就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改造效果。

三是加强建设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队伍，在少数民族社区矫正犯相对集中的地区，鼓励或者聘请在当地生活时间比较长、有威望、有权威的少数民族当地人员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可以考虑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酬劳，对他们进行法制宣传，进行社区教育培训。这样对少数民族社区矫正犯的教育，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是在社区矫正中要尊重各民族的习惯，保障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保证民族权利。在社区矫正具体的实施工作中，一定要先了解各民族的习惯和风俗等，在实施过程中，要尊重当地习俗，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三）建立专业的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的矫正队伍

1.专业的社区矫正官。目前，兼职人员完成了大部分的社区矫正工作，但是兼职人员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可能把投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并且大多数的矫正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所以应该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官。

首先，应由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根据社区矫正人数和规模来对社区矫正官进行定岗定编。其次，要根据不同犯罪类型的特殊性制定社区矫正人员的任职和考核条件，选拔具备丰富相关经验和知识的人员组建社区矫正队伍。再次，要根据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特点，培养一定的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官。

2.社会工作者。可以考虑在矫正队伍中加入各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成功人士。他们的知识和阅历能够激励矫正犯，激励矫正犯积极向上。同时，要保有一定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的比例。

3.社会志愿者。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志愿者也是社区矫正制度中主要的矫正主体之一，目前我国先进城市的志愿者工作也在完备，应该招聘一些志愿者，来协助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制定具体的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细则和规定

我国各个省市的情况不同， 在立法出台后， 都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适合本地的社区矫正管理办法。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在2008年4月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社区矫正工作流程》。但是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各个盟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根据国家立法和内蒙地区的规定，各盟市根据本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制定适合自己地区的实施细则。从制度上完备各个盟市社区矫正的各项配备机制。

1.危险评估机制。在进行社区矫正前，应先根据犯罪性质、个人特点、社会危害性、犯罪历史、家庭环境等综合因素，对犯罪人进行综合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根据报告确定矫正犯个性化矫正计划及实施方案。

2.分类矫正机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应严格实行分开管理，根据矫正对象的犯罪性质、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对矫正机制进行分类。 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害性较大的矫正犯，适用一些严格的矫正机制；对于一些犯罪情节不严重、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害性不大的矫正犯，可以使用一些相对而言宽松的矫正机制。在设置分类矫正机制的过程中，也要在详细统计矫正犯具体情况基础上，针对民族不同习惯、传统特点进行分类矫正。

3.配合和监督机制。矫正机构工作需要各有关各部门互相配合，密切配合，不能互相推诿，可以考虑由社区矫正机构对矫正犯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给出是否使用非监禁的书面材料。法院在量刑时考虑调查报告，并在判决之后直接将罪犯移交给相关的矫正机构。

同时要加强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机制。应该通过立法，规定检察机关的监督规范性文件，来规范和监督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内容和方式等。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全面试行；问卷调查

[作者简介]林秀玲，李文亚，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系2008级本科生，河北保定071000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1-0138-04

到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我国推行已有八年，从广东、北京、上海等一些省市先头部队的试点，到全国部分地区社区矫正服务站的建立，社区矫正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阶段。课题组针对社区矫正全面实行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对全国社区矫正服务站试点的其中两个(广东省和安徽省某区两个社区矫正服务站)进行了走访调查，对两地区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喜忧参半。课题组成员对两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先后经过了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整理材料等程序。笔者从社区服刑人员(50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10名)及社区公众(100名)三个角度对社区矫正一线工作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一、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治效果

从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出发，我们期待的是通过刑罚的实施，使罪犯得到教育改造，获得新生，顺利回归社会。与监禁矫正相比，社区服刑人员自我人权保护意识较强，且对工作人员的认同度较高。

(一)　社区服刑人员自我人权的保护意识较强。从收回的50份问卷来分析，其中20％的人员觉得服刑期间几乎没有人权；70％的人员觉得有一定的人权，比如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等权利；10％的认为没有人权，犯罪了就应受惩罚。由此可以看出社区服刑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在矫正期间内，服刑人员在主观上能认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加上大多数社区工作人员也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在客观上也增强了服刑人员的人权意识。

(二)　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认同度较高。调查问卷表明，大部分服刑人员抱着一种改过自新的心理，认同社区改造的工作方法。其中36人没有产生过抵触心理；11人基本上没有抵触心理，认同并接受改造；2人偶尔抵触工作人员；1人曾和矫正人员发生冲突(详见表1)。从总体来看，服刑人员在心理上还是很认同工作人员，认为他们方法得当策略适合，而且在朝夕相处中渐渐地增强这种认同感，从而形成一种自在的关系。服刑人员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价值观。

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的认识

从社区工作人员的角度看，他们对矫正工作的认识不同于服刑人员的。大多数工作人员能认识到社区矫正的优势，但认为对社区矫正的资源利用度不够。

(一)　普遍认同社区矫正的优势效果。调查问卷中，对社区矫正所具有的优势，6名工作人员认

对社区矫正前途的看法，收回的问卷显示，80％的工作人员认为很好，能够减少监禁刑的判决；20％非常支持，认为本不是很大的罪名，改正就好。因此大部分工作人员还是比较看好社区矫正的前景，只是认为有关个人待遇、集体关注等方面存在被冷落和忽视的现象。

(二)　认为社区矫正资源利用度不够。在被问及我国现有的社区矫正资源状况时，矫正工作人员谈了许多问题。其中，30％的人认为我国社区矫正人力资源不足，应该建立以专业人员为主、以志愿人员为辅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20％的工作者认为目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合力还不够；40％的人认为社区矫正凸显社会化的诸多环节薄弱，应加强社会辅助力量的建设；10％则觉得管理模式经验化，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在矫正策略上的应用上不够灵活。目前，我国现行矫正资源非常缺乏，在矫正人力是以经验型人才为主，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年轻工作人员少。在被走访的10名工作人员中，80％是经验型的，学历水平中等；20％的年轻人，是创新型的，学历在本科以上。社区矫正人才资源的缺乏导致在策略、方法上的革新受到极大限制。因此，培养更多的社区矫正专业人才，壮大社区矫正队伍，同时培养高水平的志愿者，协助社区矫正工作的进行，应该是未来社区矫正服务改革的方向。

三、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看法

两地区100名被走访社区民众年龄跨度较大：15岁以下有11名，15―25岁的43名，15―25岁的25名，35―45岁的12名，45―55岁的5名，55为更人性化，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2名认为充分利用了社会的有限资源；2名觉得缓解了监刑的负面压力(详见表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区矫正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权，启迪了服刑人员关注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一直以来，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等占主流地位，社区矫正服务的新型方式的试行未尝不是我国司法制度人性化的一个方向，因为它更加注重“人”的概念和更关心“人”的想法。一65岁的3名，65岁以上的1名。调查对象从事各个领域的不同工作。就社区民众而言，社区矫正制度是一项新制度：对其了解和接纳还处于低层次的阶段，社区矫正试点的推行开始将这种新型矫正观念植入到社区民众心中。

(一)　对社区矫正制度的了解程度。问卷显示，将近一半的民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比较陌生；30％的民众只是曾经听说“社区矫正”；只有10％还有点了解。可见，社区矫正制度从试验点推广到其他各省市的宣传力度上还存在许多疏忽和漏洞。而任何一种制度的实行，必须先让民众了解才能深入民心。

(二)　对社区服刑制度的接纳程度。在被问及社区矫正制度能否在我国全面实行时，60％以上民众认为很可能；30％左右觉得一定能够全面推行；只有10％左右认为不可能实行。由此可知，对社区矫正制度的普遍实行，绝大多数人抱着积极的态度。但有一部分人不太看好，主要是对此了解不深，因为情节严重或较重的大多被送进监狱，很少有执行监外刑。因此，社区民众觉得此项制度对犯罪惩罚较轻的有54％，适当的占23％，惩罚过重的只占16％，其他的没有回答问题。我们认为，随着教育的大众化、专业化，社区矫正制度会逐渐为人们熟知，而这有待于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部门及法律工作者，积极倡导社区矫正理念，鼓励民众多提建议，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四、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两区社区矫正服务站的走访调查，虽然肯定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某些现行制度的优势，但是也发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和需要大为改进的地方。

(一)　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在大城市很少有因资金不足而开展不了社区工作的，但在基层司法所却确实是其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国家没有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司法所没有钱配备车

辆，甚至连社区矫正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以下摘自某司法所所长的访谈记录：“基层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没有任何的经费保障，这是我们工作开展的瓶颈。特别是安置帮教、法制宣传教育，上级要求高(卷宗、谈话、回访、追踪等等)，所需经费都来自我们微薄的工资。”∞由此可见，资金不足是基层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最大障碍，当前需要做的是引起国家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令其加大对基层司法所资金的投入，以保证工作的有效运行。

(二)　社区服刑人员情绪不稳定。服刑人员接受矫正，增强了社会的认同度，在对待矫正工作者的态度上也发生明显的改变，但在与矫正工作者的接触中产生矛盾的现象还存在，可见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压力。部分服刑人员在一定时间内会产生自卑心理，主观上不太愿意和工作人员接触，加之沟通不畅，心理一时还不能适应，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的效果，致使工作人员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降低。

(三)　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不完善。从社区工作人员对现行矫正制度的优势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潜力很大，其中工作人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未来应该更加注重服刑人员的心理和精神需求，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在此问题上，被走访调查的工作人员认识比较明确，但对目前许多制度上的问题满意度较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为止没有明文规定社区矫正工作归司法局或司法所管，立法上的缺陷和不足导致其实际工作出现不少困难。

2.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没有被纳入警察的行列，导致工作人员的缺乏威慑力。从采访中可知，服刑人员内心一般比较害怕警察，警察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威慑力，而现在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却不是警察，对他们来说没有权威，在执行上没有威慑力。

3.由于社区矫正服务站所属部门比较模糊，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受到影响。在现实的执行中，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局的权力没有划分好。特别是检察院，既是检察机关，又是监督机关，检察院与司法所在其管辖方面没有明确化，谁监督，谁管理，分工不清。社区矫正工作原是归属公安机关管理，现在比较模糊，所以司法局、司法所在工作中经常处于被动状态。

(四)　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不够。部分社区民众对现行的社区矫正制度有些了解，而且表示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并希望尽快出台相关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和法规。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相当部分社区民众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一制度，新政策、新制度的出台，也忽视了他们参与和建议的权利；社区矫正知识的缺乏，会降低民众参与的热情；不明确的目标，会引起民众的跟风和不满。五、社区矫正服务站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两城市都处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前沿，推行几年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要全面实施还存在明显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　加大经济的支持力度，实现资金渠道多元化。调查中发现，两区社区服务站经费严重不足，许多良好的规则以及矫正工作所需的硬件，因为款项欠缺不能而很好地实施。对此，国家应当加大经济支持力度。服务站也可以拓展经费的来源，如依靠民间资本、自主积累等，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　增设专门机构。服刑人员和矫正工作者虽然关系还算融洽，但调查显示，他们认为社区矫正对本人帮助不是很明显。因此，工作人员还应该变换工作思维，加强对服刑人员的心理辅导，如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等，以帮助矫正对象在心理上接受社区矫正。

(三)　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由于社区矫正的某些规范的不确定性，所以基础工作人员无法放开手脚去做，效率不高。目前有关社区矫正方面的内容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法律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因此，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才能为社区矫正工作有效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增设刑种。调查发现，如果社区服刑人员对法院所判结果存在不服或是不理解，矫正的过程就难免消极。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刑罚易科制度，建立本国特色的刑罚易科规范，使社区服刑人员很好地适应角色转换，准许受刑人符合一定条件时得为易刑处分，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最佳的行刑效益。

2.建立听证程序。听证程序是民主性和公开性的一个标志。在裁量中引进听证程序，对维护矫正的公正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保护社区服刑人员充分的人权。通过引入正当程序权利，保护被矫正人员的权利，以免社区矫正服务过程中出现暴力冲突。

3.完善立法规范。在社区矫正的试点中，有要求服刑人员参加社区义务劳动，而我国现有法律中还无此规定。如果有人提起异议，显然无法证明这一要求的合法性。两地区矫正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就是因为某些规范的欠缺和不确定性，不能放开手脚去做，效率自然不高。所以，完善立法规范实乃当务之急。

(四)　加大宣传力度，壮大社区矫正队伍。从问卷调查中可知，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了解不多。要让社区矫正这一理念深入民心，就应加大宣传力度，如借用法制宣传日，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同时，社区矫正的实施仅仅依靠社区矫正人员显然有限，还应壮大其队伍，组成一个由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的社团。因此，需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民众了解更多知识，只有真正认识和了解社区矫正的优势和好处，才能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社区矫正的队伍来。

[参考文献]

[1]张传伟.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趋向[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2]柯庆贤.刑法专题研究[M].台北：三民书局，1998.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9

关键词：社区矫正；监督对策；心理矫治；强化立法

刑罚执行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刑法修正案（八） 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既是对社区矫正试点试行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司法行政机关履行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职能，积极推进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履行好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职责，笔者试就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对策加以探讨，以期指导检察实践。

一、经费保障

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与经费保障。落实和执行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组织机构，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专门的组织机构管、有专职工作人员抓。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齐配强人员，理顺管理体制，健全工作制度，努力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通过“招录、招聘、招募”方式，建立由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组成的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定期开展政治业务培训，着力提高综合素质。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并根据工作发展需要，建立动态增长机制。

二、建立数据系统，有效管理罪犯信息。

开通社区矫正监管信息系统，是检察机关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一项新举措，对检察机关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进行，防止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预防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关于做好全国社区矫正信息系统录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社区矫正机构认真组织，扎实做好全国社区矫正信息系统录入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检察院监所科与所在地司法局积极沟通，统一目标，共同努力，实现了社区矫正监管信息联网。从此以后，社区矫正相关部门把信息及时录入系统，检察院对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实现了优势互补、信息共享。

社区矫正信息监管系统最大的优点在于实现了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动态监控，只要上网进入系统的“矫正地图浏览”栏目，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就一清二楚，如有新增对象输入，系统会提示查看，可在第一时间掌握新增监外执行罪犯的基本情况。检察院正式接通司法局社区矫正监管信息联网平台，实现了对社区矫正信息的实时查询、监督。

通过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了社区矫正数据的动态管理，切实提高了监督效率。

检察院加强与公安机关、司法局和法院等部门的联动，建立全区监外罪犯详细、全面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对监外罪犯的监管情况和检察监督等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并实施“网络定位管理”，对监外罪犯监管的检察监督工作实现电子化和规范化。

为使数据库信息详实，内容丰富，检察院依托在辖区乡镇、街道设立的检察联络室和检察联络员，定期深入乡镇村组、街道社区，对矫正工作开展现场实时监督，既解决了监所检察人员紧张的问题，又提高了监外执行检察工作的质量与效果。

三、严格管理

1、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信息化工作，近年来，司法部按照“统筹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分类管理、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原则，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国家有关信息化建设规范和相关行业标准，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司法部2013年1月制定出台了《社区矫正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和《社区矫正人员定位系统技术规范》（以下简称“两个规范”）。“两个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基本框架、基本流程、数据采集、编码规范、数据交换规范以及系统安全规范等，进一步明确了全国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框架，规定了社区矫正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为研发社区矫正工作相关业务应用系统提供了依据，有利于实现全国社区矫正信息的资源共享和交换。

督促落实“严管”社区矫正人员手机定位监控制度。通过手机定位监控，创新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方法，提高监督的科技含量和效果，监所检察部门不定期到基层司法所检查，运用手机定位系统对重点管理的矫正对象划定活动的范围，进行实时定位、跟踪检查。探索技术防范手段，建立社区矫正移动管理平台，实现对重点矫正对象的定位监控，有效维护了监管安全。部分省市实行电子手铐，提高了监管效果。或开发集定位跟踪、轨迹查询、实时预警、信息提示和报表自动生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矫正工作移动信息管理系统。

2、全程监督，不留空白

针对拟判处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检察人员提前进行谈话教育。对在押期间表现进行考察，通过抽查在押人员的监控录像，开展一对一的谈话教育，稳定在押人员情绪，调整在押人员焦虑状态，并记录在《对拟判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羁押期间表现情况表》中，鼓励在押人员改过自新。

搭建由乡镇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街道干部、行政村社区矫正联络员和志愿者等五支队伍为主体的基层监管网络，实现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全方位监督。建立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包括工作例会、接收登记、管理教育、工作汇报、谈话教育、法治教育、公益劳动、走访巡视、现身说法、联合检查、受理矫正对象控告举报申诉、考核奖惩等制度，保证了社区矫正工作有章可循。

把入矫、在矫、终止矫正等各阶段的司法矫正工作纳入监督视线，实现了检察监督与社区监管同步进行。

重视对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的监督检察，维护监外执行活动的严肃性。坚持一月小检察，半年大检察，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年终全面检察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通过检察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有效防止脱管漏管情况发生。 落实动态监督制度。每月保证4至5天的监督检察时间，深入镇、村全面了解社区矫正工作实情；每季度召开一次公检法司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每半年组织一次联合检查，督促相关工作的落实。

采取四查、四听、四见面方法，积极开展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四查”即查负责监管的司法所是否将监外执行人员列为重点人口管理，是否建档立卷，各种法律文书是否齐全；查有无对保外就医期满或刑满执行完毕的服刑人员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查监管制度是否落实；查罪犯是否认罪服法，有无违法违纪行为。“四听”即听监管部门对监外执行人员及其接受监管情况的意见；听各治保主任的意见；听当地群众对监外执行人员的反映；听监外执行人员本人的情况汇报。“四见面”即与司法所管教人员见面；与当地党委、政府分管政法综治的领导见面；与当地帮教组织负责人见面；与监外执行人员见面，了解他们近期的情况。

明确“三及时、四落实、五清楚”工作要求，即通过日常检察监督，及时掌握监外执行罪犯的思想动态、监管表现和矫正改造情况，做到“任务、岗位、人员和责任”的四个落实，实现对矫正工作“环境、关系、动态、台账、档案”的五个清楚。

3、督促落实委托异地管理矫正制度。

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委托异地管理的重要性。相对于监禁矫正，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置在“社区”这一相对开放的环境里进行教育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目前，人户分离，异地就业就学等现实情况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难题。在迅速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小区建设加快，人户分离的社区矫正人员数量激增，社区矫正管理难度加大，个别人会钻空子逃避改造，形成新的问题隐患。只有充分发动、利用和整合社会上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共同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教育，才能真正体现社区矫正设立的根本出发点。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可以减少矫正机构与社区矫正人员之间的对立面，消除社区矫正人员的抵触心理。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多层面介入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引导教育，并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社区基层组织、家庭、单位等可以共同为社区矫正人员营造一个宽松的改造环境，使他们重新扮演“正常”角色，促进他们与社会之间尽快实现互融，从而达到积极、良好的矫正效果。

社区矫正人员在居住地接受社区矫正，由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这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总结各地社区矫正试点、试行工作经验作出的规定。所称居住地一般是指社区矫正人员能够连续居住六个月以上的居所所在的县。居住地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社区矫正人员应当有固定居所，由其本人或者与亲友共有、承租，或者其他人、单位愿意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社区矫正人员能够在此居所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2.社区矫正人员在居住地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或者有亲友、其他人、有关单位为其提供生活保障。不能确定居住地的，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矫正。以居住地为执行地主要有以下三个考虑：一是符合社区矫正的性质和特征。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活动，要求严格监管，预防再次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社区安宁。同时，社区矫正人员在社会上接受监管、教育和帮扶，需要具备基本的生活、工作、学习条件。不管是户籍地与居住地一致的本地人口还是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其生活基础与居住地密切相关。如果以户籍地作为执行地，对于大量流动人口来说，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仍然要外出就业。以居住地为执行地有利于有效监管，也有利于社区矫正人员顺利融入社会。二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户分离的情况日趋普遍。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形势下，我国已经提出按照居住地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将公共服务与人口居住地挂钩。三是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根据《监狱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由居住地执行机关执行。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人员，刑法明确规定，离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经执行机关批准。以居住地为执行地符合有关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具体要求。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变更居住的县（市、区、旗）。社区矫正人员因居所变化确需变更居住地的，应当提前一个月向司法所提出书面申请，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批。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征求社区矫正人员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后作出决定。对于在外地打工经商的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督促办理异地委托管理，防止矫正人员私自前往外地造成脱管，重新犯罪。

4、积极开展心理矫治与法制教育工作

以人为本。对待矫正对象采取生活中不嫌弃、思想上不放弃、政策上不歧视的原则，力争用真情打动每一名矫正对象。

建立“社区矫正阳光教育所”，实行“检察员、司法员、检察联络员”三员一体的社区矫正工作格局。每月利用相对固定的时间，按社区、楼区分类别、分批次对矫正对象开展集中教育。

矫正为本，着力探索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帮教新方法和新途径。为提高矫正效果，开展个案矫正和以初始教育、常规教育、解矫教育为内容的分阶段教育。各区（县）成立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专门为所管对象提供教育、技能培训、心理矫正等帮扶服务，并力争每个区（县）建立集教育、技能培训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培训基地。

积极探索心理矫正方法，对矫正对象实施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积极探索激励教育方法，激发矫正对象自觉接受矫正的积极性。长期聘请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矫正工作，对思想悲观、消极情绪严重、抵触心理较强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加强心理矫正教育，培养矫正对象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人格。社区矫正中很多服刑人员是初犯，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只是脾气暴躁、情绪一时失控等个性不良造成的；还有一些未成年犯是因为在单亲家庭缺乏关爱和温暖，对生活理解发生偏差而犯罪；也有些罪犯是由于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受不良思想意识、亚文化的影响，心理不稳定甚至扭曲而走上犯罪道路。认知偏差等心理问题造成的犯罪必须要进行心理治疗。因此，在服刑人员中普及心理知识，开展心理咨询，重视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是教育矫正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服刑人员一入矫，司法所就应当对矫正对象进行全面测试。发现有心理问题，及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疏导或心理治疗，同时找出形成其不良心理的原因，根治诱因。教育的方式可以是在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中加入心理治疗项目，也可以是在集体教育活动中对矫正对象给予特殊的关注和引导，逐步培养矫正对象形成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人格。

创办社区矫正教育学校，通过这一矫正工作新平台，为矫正对象开展学习、谈心、汇报思想情况等活动提供了固定场所。

进行个别帮教，配合社区矫正干部对严控对象上门进行谈话、教育和监督，常敲警钟，促进其提高守法意识，有效预防重点对象思想“回潮”重新犯罪。

为零距离贴近社区矫正对象，在重点乡镇成立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室，建立了检察官约见制度，每月对辖区内重点矫正对象约见一次。

教育方式多样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角度、多层次、分阶段的教育工作模式。多角度，是通过组织社区服刑人员上法制课、到监狱实地参观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公益劳动和文体活动开展引导教育，与有关部门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感召教育，激发他们树立社会责任感。多层次，是重视家庭影响，对家庭关系存在问题的，从缓和矛盾入手，间接地教育社区服刑人员；分阶段，是将教育分为入矫、常规、解矫前三个阶段，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分析，确立各阶段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实施个案矫正。

实施分阶段教育。根据矫正期限分为初始矫正、常规矫正、解除前矫正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开展不同形式的教育。把每月5日、15日、25日作为社区服刑人员的集中学习、谈话、公益劳动日。将公益劳动基地设在敬老院和光荣院。坚持“集中和分散相结合，以集中为主”的原则，合理安排公益劳动，实行公益劳动记分制，并作为奖惩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

5、关心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就业，解决困难，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安心改造成为社会新人。帮助矫正对象联系就业单位，是检察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措施。为矫正对象就业牵线搭桥，让他们重走正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注重建立帮扶解困体系。积极协调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探索建立就业安置生活保障制度，为有就业愿望但无职业技能的矫正对象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为老弱病残、无生活来源的矫正对象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安排相应困难补助；为有就业愿望、暂无工作的矫正对象，提供过渡性就业岗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社区服刑人员的职业培训、推荐就业和社会保险接续纳入工作范畴。

6、科学分类 分类管理

采取分类、分阶段教育，教育与帮助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教育也必须要遵循教育的原理，实施分类、分阶段教育。所谓分类教育，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分类，如根据服刑人员的风险程度、犯罪类别等进行分类，然后施以不同内容的教育。如诈骗、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等财产类犯罪，多是道德偏差导致其犯罪，违法犯罪是道德底线的突破。对这类矫正对象就要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劳动意识和价值观培养教育、奉献教育、高尚人格教育，爱岗敬业、认真履行职责的职业道德教育，矫正其出现偏差的道德体系。再如，所有服刑人员犯罪都存在法治观念淡薄法律知识欠缺的问题，有的是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正确处理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关系导致犯罪，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教育，使其明确哪些行为是犯罪，哪些行为不是犯罪，自己享有哪些权利，自己与他人的权利边界在哪里，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所谓分阶段教育，则是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行为特点和需求变化，将教育矫正过程分为入矫教育、常规教育和解矫前教育三个阶段。矫正对象接受矫正后两个月内为入矫教育阶段，解除矫正前一个月为解矫前教育阶段，中间时段为常规教育阶段。入矫教育阶段，针对矫正对象在心理上存在的自卑、封闭、逆反等特点和行为上存在的抵触、试探、被动参与的状况，教育内容要着重对矫正对象进行社区矫正有关法律法规、矫正期间应遵守的纪律进行教育，社区矫正性质、任务、方法的教育，及矫正期间的权利义务教育。常规教育阶段，则针对服刑人员已适应社区服刑生活，心理状态趋于稳定，对未来生活考虑较多，对文化知识、职业技能、法律知识需求较多，教育内容转为思想、法制、文化、职业技能、劳动养成等教育。解矫前教育阶段，针对矫正对象在行为和心理上存在的松散、应付的特点，教育内容应转变为形势、理想、前途教育。只有根据矫正对象的不同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教育和帮助结合起来，先为矫正对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他们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寓教育于帮助之中，这时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成效。

安全为先，着力健全环环相扣、科学有效的重点人防控机制。运用《社区服刑罪犯综合状态评估指标体系》量表进行危险评估，实施分级管理。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和现实表现，分为严管、普管、宽管三个管理级别，加强对重点人、重点时期、重点时段的管理。对重点人做到“基本情况明、矫正思路清、个案措施强”，定期分析思想动态，排查不安定因素和隐患，制定应急预案，做到衔接到位，不脱管、不漏管，把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落实值班制度，及时掌握重点人的活动情况。介入审前调查工作。在适用缓刑和裁定假释前，人民法院委托县（区）司法局对罪犯的家庭情况、交友范围、再犯可能性、犯罪原因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意见，作为裁量时的参考。司法行政机关则能够提前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情况，制定针对性监督管理措施，降低重新犯罪的风险性。

对经反复做工作仍不能消除危险的重点服刑罪犯，成立以司法所长牵头，抽调社区民警、矫正社工、社区干部、志愿者、重点矫正对象家属组成的矫正小组共同管控。

7、建章立制，夯实基础。一是建立检察工作流程制度。检察院制定《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办法》，明确了“职能衔接、矫正介入、执行变更、期满宣告”四个主要矫正环节的检察内容和操作程序，适时完善了相应的监督流程。二是建立矫正衔接工作制度。检察院在开展核查纠正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加强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监督机制建设，牵头组织相关机关制定《非监禁刑罚执行衔接工作规定》，从监外执行的判、交、送、接、管、帮、罚等环节建立衔接制约机制。三是建立专题联席会议制度。

突出重点，强化监督。他们将监外执行罪犯的交付执行、变更执行、司法奖惩、期满宣告等执法活动，作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重点，综合运用检察建议、检察公函、纠正违法、查办案件等监督方法，并积极借助信息网络平台的研发应用，不断提高监督能力和实效。

8、开展适用非监禁刑检察，积极把好社区矫正入口关。

正确运用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职能，后建议法院对主观恶习深、社会反映不好的罪犯不适用非监禁刑罚，保证了社区矫正适用的质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并具体规定了调查评估的基本内容和程序要求。

认真开展矫正处遇监督，积极把好处遇关。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处遇检察，建议对确有悔罪表现、社区群众反映较好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奖励，如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对没有悔改表现、严重违反监外执行法律法规的，依法监督建议收监。

9、多渠道网罗矫正教育人才，打造一支专业化的矫正教育队伍。在西方，从事矫正教育工作的人，更多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他们并非是隶属于政府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而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经过系统专业训练的专业矫正教育者。因此，借鉴西方社区矫正的成功经验，开展矫正教育工作首先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矫正教育队伍。这项工作应当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首先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项工作；其次政府要舍得投资，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上各类专门组织、专业工作者承担该项工作；再次社会各种组织要强化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最后公众可以作为社区矫正志愿者为这项工作出力献策。队伍组建好后，还应当建立严格的培训、管理、考核制度，健全管理机制，稳定工作队伍。相信通过多渠道网络人才，打造一支专业化的矫正教育工作队伍，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工作定会取得不菲的成效，实现社区矫正减少重新犯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为社会管理创新积累成功的经验。

四、要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工作配合与衔接。社区矫正工作综合性强，涉及部门多，任务艰巨，司法行政机关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与工作衔接配合十分重要。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作配合，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和人民法院的委托，认真做好审前社会调查，对拟宣告缓刑罪犯是否对所居住社区有重大影响、拟决定假释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及时提出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报告，为依法正确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依据。接受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保障刑罚正确执行。加强与公安机关的配合衔接，对脱管、漏管等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的社区矫正人员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对重新违法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争取社会各有关方面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加大考核、问责力度，强化监督和责任追究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机关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应加强与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的衔接，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并对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执行本规定的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环节进行重点监督，发现违反本规定的情形，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凡违反规定，致使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漏管、脱管，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强化立法，转变司法理念

社区矫正相继在2011年、2012年写入刑法修正案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有待细化。现行主要依靠《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这与现实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司法部于2012年6月召开了《社区矫正法》立法专家座谈会，对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讨论。相信很快时间，社区 矫正运行会上升到法律层面。

社区矫正人员心得体会篇10

【关键词】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矫正对象；再犯率；机构设置；监督执行；教育矫正

研讨会由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助理王蔚主持，关保英副院长致词，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姜爱东局长作主题发言。由于此次研讨会参与发言的代表人数较多，本文不可能详尽每一位代表的观点，故本文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重点阐述他们关于社区矫正的观点和看法。

一、全国社区矫正的回顾与展望

姜爱东局长用权威的数据给与会代表介绍了社区矫正的基本情况：2009年上海政法学院举办过社区矫正工作研讨会，同年中央批准社区矫正在全国试点，试点省份20多个，社区矫正对象20多万。现在社区矫正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除之外的其他地方以乡镇街道为标准全面覆盖，目前社区矫正人员60多万，比2009年增加了40万。上海政法学院的社区矫正中心以刘强教授为代表对社区矫正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社区矫正法》的论证，全国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的建设，他们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

社区矫正工作目前在我国的发展形势：一是社区矫正工作现在全面开展，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大幅度增加。到第一年的10月底全国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66.5万人，累计解除矫正100万，现有社区服刑人员超过66万，这是最新的数据。今年净增加近10万，现在每月社区矫正机构要接收3万社区矫正人员，解除矫正2万，主要是人民法院判决的缓刑的社区矫正人员。判处缓刑的罪犯数量大幅度增加，监狱扩大假释、保外就医或暂予监外执行的这部分人增多。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率保持在0.2%左右，没有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特大案件。

二是社区矫正执法水平制度建设有新的进展。今年5月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的通知》，各省市司法局司法厅非常重视，社区矫正部门还按照部署制定了预警方案。各地积极加强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执法工作规范、处罚程序规定、调查取证实务规范三项社区矫正制度，为社区矫正依法规范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截止到10月底，全国有30个省市司法厅局经所在省市编办委批准设立社区矫正局处办，目前只有与河南还是在基层。全国91%的地市、州司法局和87%的县市司法局单独设立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全国省地县预计从事社区矫正专职的工作人员有9980人。从事社区矫正的社工有7.1万人，社会志愿者有60.1万人，但人数还不够。去年11月司法部联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现在全国28个省级市、72%的地市中、62%的县市将社区矫正财务纳入统一财政计算。2013年全国各地社区矫正经费达到8.43亿元。各地非常重视社区矫正场馆设施建设，像北京、上海、江苏等省普遍建立了社区矫正的中心，一些地方还在乡镇建立了阳光驿站，在村居建立社区矫正工作站。这些场馆集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扶功能于一体。上海提出了非常低的再犯率，取得这样好的效果社区矫正的场馆功不可没。年初，司法部出台社区矫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和社区服刑人员定位信息规范。全国各省区市78.3%的地市、州和77%的县市区都开展了社区矫正信息化工作。天津、江苏等10个省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联网，信息化的发展也是社区矫正十年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区矫正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总结社区矫正发展的同时我还应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不容忽视的困难，满打满算社区矫正十周年，施行才四周年，机构队伍力量和社区矫正的繁重的任务不相配套；社区人员的素质和承担的社区矫正的职责不相适应 ；社区矫正的专职队伍和社会力量的协作配合与非监禁刑罚执行的综合性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另外，全国一些地方的社区矫正经费还没有达到很好的落实，更主要的是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任务繁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的提出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确立新的目标。下一步社区矫正的实务部门要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拿出措施拿出办法。

二、中国社区矫正特色与改革创新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张荆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吴宗宪教授参与了本轮发言交流，张荆教授在题为《社区矫正的北京特色及主要问题研究》的发言中通过介绍他参与的国家课题一项调研，全方位阐述课题的基本情况、北京社区矫正模式的基本特点、“北京模式”的问题和对策。

张荆教授指出：2012年1月两院两部颁布《关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后，全国社区矫正工作有趋同的现象。北京和上海作为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头羊，对全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京模式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缺点。此次调查有3教授牵头、5副教授还有研究生参加，访谈了55位人员，举行13场座谈会。

（一）北京模式的特点主要概括为四点

1. 维稳理念下的严格管理

北京属于特殊区域――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社区矫正首先要考虑首都的稳定，所以在开始运行时就是一个行政化的执行措施。严格管理社区矫正对象，提升管理机构的快速反应能力，处置突发性的，防止脱管、漏管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是维护北京的基本保障。只有稳定才能进行社区矫正。

2. 监狱干警全程参与社区矫正管理

相关文件中，北京模式规定了监狱干警全程参与，包括会见时必须着警服等等。从2003年7月，市监狱局和劳改局首批派31名干警，以后是一名副局长负责整个全程工作，一名正局长来统筹，9名后备干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北京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到2008年，全市共抽调411名干警，轮岗回单位是54名，全年从事社区矫正的有351名，其中干警领队（副处级）全市有18名，分布在18个区县。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管理体系。2012年底，全市有313个司法所达到了每所一警，对于矫正数量较多的司法所可以达到一所两警。现在正在努力扩大逐渐变成一所两警。

3. 40、50协管员的社区矫正参与

从社会参与角度来讲，他们主要是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两类，但是无论工青妇还是工会，他们的参与率是很低的，基本维持在5%左右。主要参与主体是40、50人员，他们的岁数都在40到50岁之间，退休或下岗一年以后，需要一个社会公益组织帮助，通过面试和笔试，必须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工作责任心，能够使胜任社区矫正工作，把他们叫做协管员。协管员在上岗之前要在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为期两周的上岗培训，培训合格以后颁发协管员的聘书，并且要支付劳务费。在丰台调研时了解到2013年5月份支付的劳务费是1700块钱左右，同时缴纳五险一金。因为他们是40、50人员，会有买断的钱以及退休以后每月的退休金，所以1700块钱可以维持生活。随着队伍的相对稳定，总体的参与率是在98.7%左右。

4. 阳光中途之家建设

与上海的阳光驿站不太一样，它是司法部门直接领导的事业单位，一般是副局长做中途之家的主任，具有很强的行政化。2007年底，朝阳司法行政系统率先成立了阳光中途之家，2008年奥运期间投入使用。根统计，2013年底，北京16个区县已经建立了阳光中途之家，总面积达17381平方米，运转良好。2013年8月，根中途之家5周年的会议上公布的数据，5年内共接受64人，平均入住时间是5.2个月，刑满释放人员（三无人员）占到94%，同时了解到刑满释放人员与社区矫正人员是有区别的，因为刑满释放人员是自由人，在入住中途之家为避免出现人权问题会有申请手续。接收的64人中50岁以上的有37人，占57.8%，15名患有心脏病、癌症、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疾病，患疾病的比例比较高达到23.4%，27人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占42.1%，这是北京的特色。

（二）北京模式的问题和建议

1. 科学评估与理念变革

北京强调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危险性，在警力与装备方面会增加投入，这些人之所以会进行社区矫正，是因为判断他们对社会没有危害，那么他们到底具有多大的危险性必须进行科学预估，如果把他们预估到过于危险的话，在制定形势政策的时候就会出现偏差，所以进行客观的危险性评估非常重要。另外从社区矫正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人类从肉刑到自由刑，最后到对轻刑犯的社区矫正，世界共同的一个理念就是人道主义，在北京维稳理论的前提下可否把这个理念提升至与世界的理论同步。

2. 探索社区矫正自身的规律

因为北京社区矫正是来自监狱教育教养工作联络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从事监狱管教和劳教工作，他们的基本思路是按监狱的改造方式来进行，在起步时迅速把监狱的管理方式用在管理社区矫正对象上是有效果的，但是十年以后就应该探索社区矫正自身的规律，完全使用监狱的累进制、惩罚制，强制性管理未必符合社区矫正的开放式规律。

3. 突破民间参与率低的“制度瓶颈”

美国的社区矫正来自鞋匠，日本来自于慈善家，是从下而上的发展过程，中国则是从上至下的过程，目前民间的参与率是非常低的，要考虑如何提高民间的参与率，毕竟社区矫正是开放的、以民间为主体的制度。

4. 强化阳光中途之家的救助功能

现在管理、管制强调比较多，但总体来讲，目前北京中途之家的控制力比较高，运转相对单一，可以强化其救助功能方面，比如将对三无人员的救助的时间从半年延长到一年。

5. 改革狱政管理制度，形成社区矫正的规模效益

从调查看，北京从2004年到2013年1月积累的社区矫正人数平均到每所18人左右，人数并不算多，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不以社区矫正工作为中心就显得不专业，这种情况下可以改革某些狱政管理，比如，监狱可以减少减刑和扩大假释。参考日本2011年的数据，51%的人是假释人员，这些假释人员来到社区以后基本上都进入到了社区矫正的范畴，占总数的81.1%。现在在基层的社区矫正对象形成不了规模，甚至有些所就管两三个人，没有必要提供警力和物力，这样的话就会使它出现很多问题，狱政制度改革或许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6. 转变社区矫正的政府拨款方式

目前常见的拨款方式是人头费。按照社区矫正对象的人头费进行财政拨款可能更加科学。

7. 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的上移

民间参与率低是因为公权力的触角已延伸至街道，这样导致民间退得越远，建议在区县一级建立专职的司法矫正官，给民间参与社区矫正留下空间，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