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教育制度范文10篇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教师教育制度；改革阻抗；实践逻辑；惯习；利益

在世界教师教育改革潮流的驱动下，中国教师教育改革也逐渐从话语转换进入到课程更新、制度创新等实质性阶段。然而，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传统封闭定向式师范教育体系的种种缺陷，越来越强烈地呼吁建立开放、综合、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实践中的种种改革创新之举频频遭遇阻力。教师教育改革遭遇哪些又为何遭遇那些阻力，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将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事件”的教师教育改革，置于现实的宏观与微观的交织脉络和行动主体与场域的互动关系情境中，依循社会学“转向背后”的研究旨趣加以审视，试图揭示教师教育改革实践的困境所在。或许，对事实的清醒认识远比单纯的应然畅想更有利于促进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制度的刚性与实践的弹性

制度是一种规则体系，但制度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又并非固定而静止，对行动主体并不仅仅具有规约作用。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就是循环往复地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结构能使人有所作为，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1]任何实践活动都是行动主体自身惯习与其所处场域互动的结果。由此，制度不是简单施加给行动主体的强制性因素，而是具有内生性。同样，教育制度根植于人们自身的教育利益和理性计算，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和妥协的结果。而不是命中注定或脱离需要和实情的纯理性设计或抉择的结果。[2]教师教育及其改革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其自身具有的内在逻辑甚至会与改革倡导者和参与者的主观意愿截然不同；观念的逻辑不同于实践的逻辑；并非观念转变了，理想的教师教育就会实现。

仅以开放教师教育的制度创新为例。《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教育行动宣言》指出：“我国教师教育已进入了一个从数量满足向质量提高转变的历史时期，鼓励师范院校综合化和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时间，或升格或合并或新组建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勇挑教师教育的重担。这一改革动议的初衷是为了克服独立设置的封闭性教师教育体制的弊端，增强竞争，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水平高、创新氛围浓等优势，激活师范院校的办学活力，提高基础教育教师的专业素质，向高层次、高水平的教师教育迈进。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由于大学发展的文化传统、制度建设、功能导向等因素，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大多定位在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追求办学层次和社会影响的迅速提高上；即使成立了教育(或师范)学院，其职能和工作性质大多未发生根本变化，既不具备原来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的职能，也并未积极参与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而且在发展中始终要面临培养模式的封闭与开放、课程结构的学科性与教育性、职前与职后的“割据”与一体化等两难问题。[3]据对全国五十多所综合大学的问卷调查，绝大多数参与教师教育的综合性、非师范类高等院校并无意参与中小学师资的培养和培训，而是把目标定位在培养研究型理论工作者和高教师资上。综合性、非师范类高校参与教师教育的这种定位，无助于增强师范院校的竞争力和办学活力，甚至无法保证我国基础教育教师素质的提高。由此带来的教师教育文化建构的困难，实际上更遮蔽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特质，也远离了多元开放的教师教育制度改革的本意。

实践并非一个有清晰边界的行动，而是生活世界中基于实践感生发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正如布迪厄在《实践感》一书中指出的，[4]实践感具有即时性、紧迫性、模糊性和流变性。实践行动中，实践者需要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迅速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而实践的逻辑并不完全遵从纲领性的制度规则，实践往往是前认知的、模糊不清的。实践的即时性和紧迫性排除了理念倡导和制度规定的行动路线；实践的模糊性和流变性又使实践本身具有了自身的逻辑，并且实践过程中的诸多环节都是不可分割的。正是由于教师教育实践者具有制度设计者不曾具有的实践感，使得刚性的制度在运作执行中每每遭遇实践弹性的阻抗，现实中的具体操作并未如理念倡导者和制度设计者所预计的那样依循其策划的完善的教育行动路线和方式，而是具有了更多的变通性。

二、理想的清晰性与惯习的缄默性

传统师范教育一直存在“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甚至在上个世纪初我国开办师范教育时就潜伏存在了；而这一争议聚焦于如何认识教师职业性质。其实，“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是“一个真实的假问题”。“真实”是因为它确实长期存在于师范教育的现实中；“假问题”是因为对“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理解有偏差，把本来不对立的范畴对立起来了。事实上，“教学是一门学术性的事业，它虽然从已知开始，但不限于已知，最好的教学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改造和扩展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也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教师不仅要善于创造一种求知的共同基础，而且通过各种活动，把学生与自己都推向创造性的方向，教学同样需要教师的创造性。[5]

这似乎从理念上解决了以创造性为主要指标的教师教育是否具备学术性的争议，理念的清晰很容易使人们认同这样的观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消解这一对矛盾的内在张力，而应该在其限度内维持这一必要的张力……就让我国教师教育在‘师范性’和‘学术性’这一对矛盾张力作用下发展和完善。”[6]然而实践行动更多由行动主体基于自身场域和内在惯习而生发，具有强烈的缄默性和前意识性。在教师教育的实际改革操作中，一旦涉及教师教育模式选择、教师专业化教育课程方案制定、课程内容取舍等具体事务，这对矛盾在现实中的顽固对峙就异常凸显；“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的影子随处可见，比如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毫无疑问，教师教育专业具有“双专业”的特点，而这“双专业”之间，从课程结构的角度看，在普通文化课程、学科专业课程与教育专业课程，教育理论课程、教育技能课程与教育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之间，如何保持均衡的比例，委实一大难题。学理上逻辑严密的课程分类并不能为实践提供清晰的课程设置标准。强调“学术性”的人主张，教师教育应加强学科知识的深化，提高学生的学科探究能力，在课程方面削减“大而无当”、“空洞无用”的教育类课程，强化学科课程，依学科专家的模式培养教师；强调“师范性”的人则强调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和专门性，现有课程设置并未体现出特有的“双专业”性，学科专业课程与教育专业课程的比例严重失调，应加强教师教育的专业化，设置独立的教师教育体系，加大教育专业课程的比重、门类，强化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教育教学技能的培养以及教育实践，以增强教育专业知识的地位。[7]

尽管理念上容易得到某种程度的共识，改革理想所指引的方向也明确而清晰；然而，日常行动中的惯习却是缄默而强大的，体现在日常的语言、思想及整个实践方式之中。我国由单一封闭的师范教育体系向多元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的转型中，改革遭遇的种种阻力与障碍，很多都源于这一“真实的假问题”。而这一“真实的假问题”之所以顽固存在、难以冲破，就在于实践惯是源于真切的客观事实。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必须面对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长期以来师范院校与同级普通高等院校相比，确实存在“学术性”与“师范性”“双薄弱”的问题，双方都渴求得到加强；二是，无论从既存制度体系还是从学习者的时间．成本等市场检验的尺度看，学习者只能在有限的四年本科学习年限中去完成“双专业”的学习任务，无疑是繁重的，学习者要想在与其他学科学习年限一样的条件下又经过专业化的培养训练，成长为专业性很强的合格教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何况教师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职业，其实践经验需要在长期实际工作中体验和积累，不可能在职前四年教育中全都获得。总之，四年学习年限不足以很好地完成教师专业化的培养任务。基于这两个事实，在课程结构、内容方面的争论最终就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又“相安无事”的“假争论”，课程设置之争背后恰恰是学科地位和学科利益之争，而教师教育实践依然循着传统的轨迹行进。

三、知识的霸权性与控制的辩证性

针对改革中面临的瓶颈即教师专业标准的问题，近年来关于加强教师专业标准研究与制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确实是顺应教师专业化国际趋势的重要举措，也有助于使教师资格认证更科学、更合理、更规范，确保教师职业真正成为一种专业。然而，我们可以依循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作如此追问：究竟是谁在制定教师专业及其相应的课程标准?谁在确定课程结构与内容?谁来评定课程结构是否合理科学?这样追问下去必然会触及领域的划界与捍卫。

所谓“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其实不过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然而一旦分工，就意味着极其有限的社会总体资源不得不面临“切割蛋糕”的命运，某一利益群体的资源获得必将意味着另一利益群体的资源丧失。依据布迪厄的阐释，场域是各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种关系构型，是由已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竞争空间，行动者根据其在场域空间中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8]。于是，不同场域中的行动者就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来强化自身所处集团的重要性，而贬斥他人为从属地位。

就我国近年来教师教育改革的导向而言，不难发现，对传统师范教育大力鞭笞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教育理论界，主张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声音也主要从这里发出，强调重新设计和建构一套适应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及其标准要求和实施模式，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师范教育课程结构不科学不合理的状况。结果如今“教师教育专业化”给人的印象就是加强对教育理论类课程的重视、加大教育理论类课程的学习内容和时间。这显然源于这些改革倡导者自身所处场域及其知识背景。问题的关键是，正如福柯等社会学家指出的，知识与权力的二位一体性致使这些“知识人”把持着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主导权，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教师教育机构资质认证标准等一系列关涉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中，见到更多的是这些“知识人”的活跃身影，而另外一个“知识人”群体即大学体制内学科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者以及广大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声音都微乎其微。然而，整齐划一的标准面对参差复杂的现实场景时，必然局促而窘迫。比如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只提供了教师教育机构设置课程的基本框架、内容范围和使用方法及其要求，并没有规定具体开设哪些课程，原则上是各类教师教育机构可根据标准开发、设计和设置适合本单位教师教育的具体课程、选择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因此，虽然人们都认同传统师范教育存在的问题，比如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结构，但若真正削减学科课程而增加教育类课程时，却障碍重重。然而权力又并非总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常常也会自下而上地流动，即“控制的辩证法”(吉登斯)。实践中一旦关涉课程内容与学时的改革方案，必然遭遇各方力量激烈的争执，这时拥有强势话语的往往是学科教育场域中的人，教育理论者反而因改革精英们的缺席而陷入“替罪羊”的尴尬处境。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症结并不在于是从各学科建设的视角还是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视角对待教师教育课程，而是涉及到在综合化道路上各学科的建设与重组，甚至各院系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这有力地证实了任何教育改革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场域中进行的，不同层面的人关心教育改革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教师教育改革同样存在各种力量不同程度的博弈。

四、理想的虚泛性与利益的切身性

尽管改革精英们拥有强大的言说阵势，出于各种原因追随并参与这种改革言说的人也越来越多(近年来关于教师教育改革的林林总总的文章即是明证)，但理念的言说毕竟只是一种宏大叙述，真正具有切身感的还是利益。个人在一定教育制度框架下所追求的利益即教育利益，指“教育所能满足个人欲望的大小或数量。个人具有不同的欲望，希望能获得满足；这些欲望不论是审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或物质的，一旦能从教育中获得满足，便会享有教育的利益。教育利益有审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心理利益及物质利益等。利用现有教育制度为自己捞取教育利益是司空见惯的，因为任何教育制度一旦产生都会带来各种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如就业机会、福利待遇、学习条件等，也包括政治一文化利益如身份、地位、理想、信条、名誉、权力、权利、资格等，还包括内在精神利益如个人能力、成就欲望、自信心、内在平静等)，产生特殊的受益群体，出现各种“制度掘金者”如制度依赖者、钻制度空子者和搭制度便车者。[2]

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教师教育的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这必然是一个聚讼纷争的过程。教师教育改革不仅涉及教育场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态度、价值观，更涉及这些群体与个人的利益。改革意味着权力、利益与资源的调整和再分配，必然会触动不同群体成员的切身利益，形成改革的阻力，而来自于利益集团的阻力往往最顽强也最富破坏力。如果说“学术性”与“师范性”孰轻孰重的理论争议更多是从学理上争夺话语权，那么，实践中二者的纷争往往更多从各自利益出发，教师教育的改革纷争也就演绎成一场利益的权衡与争斗。比如在已经或正在走向综合化的师范院校内所进行的教师教育改革，要走出封闭定向式师范教育的窠臼，拓展开放非定向式教师教育，关键是全校范围内教师教育资源的整合与重组。然而，恰恰是这个问题关涉了复杂纷乱的利益交织，使得实质性的教师教育改革举步维艰。

众所周知，传统封闭性的师范教育由于教师教育专业活动与其他学科专业活动是混合且附着在一起的，使得教师教育资源处于分散状态；而没有独立的专业团体，教师教育专业又不可能真正获得发展。面对这一矛盾之境，教师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便是构建新型的教师教育组织，关键在于形成独立的教师教育专业团体，把附着于相关学科专业的分散资源集中起来，这在目前最迫切也最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师范院校综合化进程中，分散在各院系的学科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力量和资源逐渐被削弱，相关人员逐渐成为缺乏归属感的“边缘人”；教育学专业一方面无法冲破与其他专业问的壁垒。无法将各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的二级学科纳入自己的专业体系，另一方面也有埋头于自己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迹象。这种现状非常不利于师范院校综合化和教师教育专业化。

然而一旦要扭转这种现状，必然涉及各相关院系的既得利益，如目前各学科教育硕士的招生与培养将归属于谁?很多院系长期耕耘并已形成品牌的面向中小学的期刊杂志将归属于谁?等等，这些问题追根究底还是利益之争，也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利益。在师范院校综合化的路途中，现有教师教育资源已经成为各院系发展学科和学术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弃之无疑是一大损失。教师教育资源整合的改革动议遭遇的最大阻抗便是这种为了捍卫自身利益甚至希望在改革利益的蛋糕切割中获取更大份额的心理动机；而且由于这种利益诉求涉及的不是单个院系而是师范院校内部众多的院系，这些利益群体从捍卫自身利益出发往往倾向于抱成团一致对“外”(即整合教师教育资源的机构或组织)，努力扩大着“内群”的利益增值。随着中国社会整体上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下降，教师教育改革中涉及的这种多层次复杂利益的矛盾交织已不是靠行政条令和“红头文件”可以解决的。这愈发使得教师教育资源整合的改革难上加难。正是由于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操控，教师教育很快成为综合性大学各院系、部门争抢的“大蛋糕”，其结果只能是严重背离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目标，也有违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改革初衷，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空耗，更使教师教育改革裹足不前，停留于表面抽象的措辞表达，呈现“雷声大雨点小”和“仪式化改革”的虚假繁荣。

“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历史性转换的实质，就是以新型的教师专业组织活动于大学的学科专业体系中。一旦这种新型的教师教育专业组织体系建立起来，传统教师教育运作模式导致的种种困惑和矛盾将会消解。”[9]而这显然需要抛弃“小群体”的利益，树立“以大局为重”的观念，切实整合全校范围的教师教育资源，本着“共建共享，互赢互利”的原则，树立专职教师教育机构的专业理念，确立专业学院的地位，确保教师教育知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惟此方可谋求教师教育的专业地位和教师教育整体实力的提升。

事实证明，教师教育实践的变革，仅仅从观念、制度的层面着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直面教育行动与实践过程本身，正视行动本身的复杂性、情境关联性以及内在的实践逻辑性。真正与时代精神及教师教育的内在本质相契合的改革理念的力量无疑将是强大的，也给人以思想共鸣与热情感召并指引改革发展的方向。在教师教育改革理念的引导下，教师教育的现实正发生改变，然而现实的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自有其内在的实践逻辑。任何教育变革都并非真空中的试验，必然与特定场域及身处其中的行动主体的思维惯习、利益权衡等紧密联系。“改革的进行需要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需要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需要行动主体的积极的全身心的投入，需要在社会既有的规则基础上运作，需要在原有经验基础上进行不断地反思与重建。”[10]教师教育改革同样不是某一方力量或个人的美好意愿所能简单决定的，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创生过程；教师教育改革的真正推进，需要我们有勇气去揭示这一纷繁复杂的真实过程，有智慧去采取种种圆通的策略穿越重重阻碍，更需要有一种精神和胸怀真正献身于教师教育这一崇高的事业。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康永久．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3]于忠海．综合性大学发展教师教育的“两难性问题”及其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9)：68－70．

[4][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叶澜．一个真实的假问题——“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的辨析[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9，(2)：10－16．

[6]母小勇．论“教育学术”视野中的教师教育[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8)：61－64．

[7]课题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设计与实施[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3)：23－28．

[8]皮埃尔·布迪尔，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2

(一)第一阶段(1978～1984年):恢复发展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趋势下，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在职培训却在曲折中缓慢发展，甚至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后，随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小学师资培训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为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质量，适应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80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对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计划的制定与调整、培训的目标与要求、培训体系的恢复建立、教学计划的制定与培训教材建设、考核制度的建立、办学条件的改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1983年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小学在职教师进修工作的意见》，对小学在职教师进修提出明确的“学历达标”要求，并就规范培训标准、提高培训质量、进修后的待遇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两个文件对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在目标确定、体系构建、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结业考核、基地建设等方面确立了发展方向，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逐渐走向正常化。但在培训目标和任务方面偏重于学历达标和学历补偿，培训内容以教材教法过关为重点。总之，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二)第二阶段(1985～1998年):探索转型期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教育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也开始步入一条改革探索之路。为了贯彻落实《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争取在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要求，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6年2月印发了《关于加强在职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师资培训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为落实“只有具备合格学历或有考核合格证书的，才能担任教师”的要求，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试行办法》。总体而言，在90年代以前，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但仍然是以“补差补缺”为主要特征的学历补偿教育。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1990年10月23～26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四川省自贡市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启了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进入新阶段的序幕，即在继续开展教师“学历补偿教育”的同时，开始向“教师继续教育”转轨，并逐步进入转型、实验阶段。自贡会议后，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1年12月印发《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对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指导思想、任务、原则、内容、形式与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1996年9月，第五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九五期间，师资培训工作要在完成部分教师学历补偿任务的同时，及时转向面向全体教师的继续教育”。以此为契机，教育部制定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规定(草案)》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开发指南》等指导性文件，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构建完善的教师继续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开始由前期的“学历补偿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补差教育”逐渐转向以注重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为导向的“继续教育”，并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法规、制度建设、模式探讨、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实验，如以普遍开展“教师基本功”训练为培训突破口、强调骨干教师培训的高标准与高要求等，为下一阶段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三)第三阶段(1999～2009年):跨越创新期

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8年12月，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勾画出了教育发展的新蓝图。《行动计划》的第二项“工程”就是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为核心的“跨世纪园丁工程”，明确提出将“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要加强师德建设”作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目标。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把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作为师资培养、培训的重点;着重开展以培训全体教师为目标、骨干教师为重点的继续教育。由此，新时期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将主要围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主线展开。为了给“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1999年9月，教育部正式《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提出“参加继续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使中小学师资培训工作有了立法保证。2000年3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方案(1999－2002年)》和《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的意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正式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是“跨世纪园丁工程”的子工程，它为新时期教师培训工作注入了新的内涵。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把教师培训工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不仅促进了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如现代远程教学、继续教育电视节目、计算机网络教室等)将把教师引向自觉进行终身学习的新高度。将教师继续教育视为一项系统工程，把继续教育推向了全面推进、全方位实施的新高度。这一阶段，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确立了以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为目的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以“面向全员、突出骨干、倾斜农村”为方针的工作重心。继续教育在模式、机制、体系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将信息技术培训作为全员培训的突破口，将高科技运用于继续教育之中等新举措，为继续教育注入了新的内涵，充分体现了终身教育的理念。

(四)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深化发展期

“十一五”期间，义务教育在全国已经全面普及，并进入巩固普及成果、着力提高质量、促进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2010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指出推进“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必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其中加强师资均衡配置是关键。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阐明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继续教育的目标与方向，即以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目标，以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整体素质为工作重点，以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教师培训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师培训，全面提高教师素质，教育部、财政部决定从2010年起实施“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即“国培计划”)。2010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指出实施“国培计划”不仅是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对教师整体素质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国培计划”的实施为广大农村教师和紧缺薄弱学科教师接受更多高水平培训提供了机会。［1］2011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应按照“统筹规划、改革创新、按需施训、注重实效”的原则，以提高教师师德素养和业务水平为核心，以提升培训质量为主线，以农村教师为重点，开展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努力构建开放灵活的教师终身学习体系。在这一阶段，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主要特征是:注重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由各级政府主导，以“项目”形式整体推进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在培训目标上，突出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尤其是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逐步构建开放、灵活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和终身学习体系，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向纵深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深化发展的新阶段。

二、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变迁的思考

(一)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

1．教育政策文件的陆续颁布为继续教育改革与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改革与发展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都与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紧密相联。1985年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8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等，这些政策文件所营造的制度环境，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导向与护航的作用。

2．“终身学习”逐步成为教师继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理念

从已颁发的继续教育政策文本来看，早期的在职教师培训倾向于“学历补偿”、“学历达标”任务的完成，随后的继续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对教师的全面能力、整体素质的培训，越来越注重教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有学者将这一变化过程概括为:“补偿性”继续教育———“能力型”继续教育———“实验型”或“整合型”继续教育———“工程型”或“素质型”继续教育。［2］也就是说，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不再仅仅是对单个教师进行“补差补缺”的即时性工作，而是与整个国家命运兴衰息息相关的系统工程。继续教育工作正在逐渐成为国家开展的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能够为基础教育提供服务、促进素质教育深入发展的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可持续性的工作;继续教育也正在逐渐成为基于“终身学习”理念的所有教师的共同意识与自觉行为。

3．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逐步成为继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争取在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在此之后，只有具备合格学历或有考核合格证书的，才能担任教师。”到1999年《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方案(1999－2002年)》提出“面向全体中小学教师，突出骨干教师培养，以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为目的。”再到2010年“国培计划”提出“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为促进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师资保障”，从不同历史时期对在职教师培训的目标任务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在完成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与学历补偿培训任务后，逐渐转向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教学及研究能力等整体素质为主要目标的培训。基于目标转向基础上的继续教育在培训内容上越来越偏重于与教师教育专业特色相关的“条件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促进教师专业性发展的主题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虽然在制度上不断完善，但在发展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内涵界定仍比较模糊，目标定位尚不十分明晰，在模式构建上并未形成关联主体的共同认识。在实践层面上，教师教育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仍存在脱节，职后继续教育与受训者本身需求不甚一致，投入不足与培训效能低下并存，培训形式上重集中理论讲授而实践取向严重不足，继续教育的评价体系与考核机制仍不甚完善，等等。分析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与策略，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课题。

(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分析

1．继续转变观念，努力促进继续教育的终身化

随着终身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应着力在转变观念上下功夫，致力于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学习与自我教育能力。因此，首先应转变在职教师的观念。在知识更新日益迅速的今天，学会学习与终身教育日益成为个人适应社会、提升工作能力重要而必不可少的有效手段。因此，中小学教师应时刻保持危机意识，认识到不断学习与自我发展的必要性，并自觉产生学习的内在动力，积极、主动接受继续教育，自觉加强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努力实现知识、能力与人格的整体优化与完善。其次要转变培训者的观念。作为负责继续教育工作的院校和有关单位，应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增强终身学习的紧迫感与使命感;在培训工作中，逐步树立全民素质的教育观，将提高素质贯穿于培训工作全过程;增强继续教育的质量意识，突出培训工作的社会效益;构建“能力型”主导的继续教育体系，将提高受训者的能力和素质与培育“终身学习”意识与行为有机结合。

2．推进法规制度建设，实现继续教育的法制化与规范化

加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和规范继续教育工作，以保障继续教育的顺利开展。一是要加强继续教育的立法工作，通过立法，明确中小学教师依法享有的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同时也规定教师必须履行接受继续教育的义务，使参加继续教育成为中小学教师自觉和必须的行为。二是建立和完善继续教育相关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中小学教师轮训制度、教师资格证书更新制度、继续教育学分制度、继续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等，引领继续教育健康发展，确保继续教育培训质量的提高。三是制定激励性的政策，鼓励教师进一步提高专业能力和责任意识。增强继续教育的吸引力，使中小学教师自觉自愿参与在职培训，就有必要将提高教师素质与改善教师待遇相结合，建立激励性的制度，譬如将继续教育与教师的考核、评聘、晋级、加薪相结合，以激励中小学教师自觉、主动地参加继续教育。

3．深化改革，创新继续教育的体系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一个须“进行多维度、多视角观察分析的特殊现象”，是一种“有别于职前培养、反映国家意志并得到全社会和教师群体普遍认同、具有明确价值取向以及多样化实践特征的在职教师教育活动的总称”。［3］构建体系化的继续教育制度，是深化继续教育改革的方向:一是构建继续教育的目标体系。继续教育目标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提升教师的终身学习能力，着眼于提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水平，着眼于培养教师具有健全的人格与独特个性。二是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培训体系。应致力构建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相衔接、基地培训与校本培训相结合的一体化培训体系，实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在教师教育(培养、任用、进修)概念上的融合与升华。三是构建继续教育的内容体系。继续教育在内容上应构建融“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文化知识”于一体的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四是构建开放、多元的教学与评价体系。在教学形式上，应构建课堂面授、专题讲座、自学研修、课题研究、教学研究、社会考察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开放教学体系;在评价机制上，应建立指标多元、方式方法多样的评价体系。

4．合理借鉴与吸收，促进继续教育的国际化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制度改革；教师教育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师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封闭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日益开放，综合多元的教师教育格局日渐形成，初步实现了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的制度变革与转型，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然，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需要认真地总结与审思。

一、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职能有所削弱

在由封闭型师范教育向开放型教师教育转型的过程中，一大批师范院校通过内涵与外延的双重扩张、更改、扩展，晋升为多科性或综合性高校，师范院校的数量因此急剧下降。据资料统计，“1999年的166所教育学院中，有2l所合并到高等师范院校，有10所改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有34所并人综合性地方院校”“1999至2007年，我国高师本科院校由87所增至97所，开展教育硕士培养的院校由29所增至57所，师范专科学校由140所减至45所”。其中，有些是师范院校之间的合并；有些是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机构的重组；有些是师范院校并入综合性院校；有些是师范院校兼并其他院校；有些是师范院校在原有基础上的转型与升级；等等。与此相应，相对独立专门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上被打破，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及其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师范院校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功能和作用。然而，教师教育改革转型的步子迈得过快，不少学校急功近利、盲目升格与扩容，既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也缺乏特色与活力，结果导致一窝蜂、趋同式的无序竞争。这不仅使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有所削弱，制约了教师教育的改革进程，影响了教师教育的健康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向中小学输送充足的优质师源，影响到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

一些师范院校跻身于非师范综合性大学以后，开始还是举全校之力办教师教育，后来则积极性下降，将教师教育降格为其个别二级院系的职责，教师教育的基本职能被弱化，沦为综合大学另类单一型的教育学院、教师学院和教育系的教师教育制度。一些师范院校经过合并、兼并，升级为综合性师范大学以后，其主要精力也是放在向外延式、多科性与综合化的发展方面，而对如何利用自身在培养中小学教师方面的深厚基础和丰富积累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热情，教师教育同样被置于其二级的教育院系内，虽然学校的名称和类型变了，但陈旧老套的师范教育模式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有资料显示：全国30多所省级以上的重点师范大学，甚至一些地方师范院校，也都陆续走向综合化，且对非师范专业的建设情有独钟，不断扩大非教师人才的招生和培养规模，努力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综合影响力。1995年，一般地方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与师范专业之比平均为1:3，省属以上重点师范大学的比例在1:1左右；至2007年，非师范与师范之比则达到2:1至5:4左右。本来，国家引导高等师范院校转型，旨在开放和加强教师教育，进一步扩大和充实其教师教育的实力，使其能够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在教师教育方面的传统优势和特色，进而在更高层面、多学科综合的学术平台上培养高素质教师；但在实际运作中，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的主要职责和功能反而被弱化，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二、普通综合高校的教师教育工作没有到位

在由单一定向的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向所有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都可以培养教师转型的过程中，一些非师范综合性大学相继设置教育院系，参与教师教育，或兼并一些师范院校，组建担负教师教育任务的二级学院。但是，它们对国家改革师范教育体制、开放教师教育政策的认识远没有到位，其举办教师教育的宗旨在于填补学科空白、完善学科门类、加速综合化进程、提升综合化水平，进而挤入名牌或一流综合性高校，而不是凭借综合大学的学科优势及其科学和人文底蕴着力提高教师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同时，其学术至上的办学传统也决定了它无意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方面下工夫。

因此，无论在教师教育的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和师资队伍建设上，还是在教师教育的教学研究和实践资源积累等方面，这些大学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且长期远离基础教育，对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实际，特别是对2001年以来基础教育如火如荼的课程改革情况了解不多，缺乏从事教师教育的实践和经验。这种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课程改革与教师教育改革有点相似。布鲁纳认为，当年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失败，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一线教师的培训缺乏必要的重视，以致中小学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内容和意图没能充分学习和理解，缺乏足够的课程与教学领导力。其教训十分深刻，值得警诫。

从国际教师教育的进程来看，定向的教师教育体制转变为开放多元、综合规范的教师教育体系，在综合大学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建设专门性的教育研究生院、教师学院或教育学院、教育系所等机构承担教师教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一国的教师教育范式总是受其特定的教师教育文化所制衡，并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程度相适应。近代中国的师范教育，肇端于晚清的洋务运动，后经民国数十年的变更及新中国前期的大规模调整，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已建成融清末和民初师范制度之长、层次分明而日臻完备的师范教育体系。即使在经历了最近20余年的改革以后，截至2005年，全国仍有65％的中小学师资由保留原校名的154所师范院校培养，另外35％的教师教育任务，则由206所综合性院校承担，而这些院校大都出身师范，系由师范院校改头换面或合并升级而成，实质性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综合性大学寥寥无几，远未能达及当初所设定的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和专业水准的本宗。三、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教育资源严重流失

在由老三级师范向新三级师范或二级师范转型即取消中等师范层次和增加研究生层次的过程中，大量优质的教师教育资源流失，突出表现为中等师范学校数锐减，小学新教师的质量不如从前。前些年，为提高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学历层次，一大批中师相继分流，有的被裁撤，有的被合并，有的升为专科，有的则改为普通学校。起源于清末初级师范学堂、有着百年历史积淀和优良传统的中师教育资源流失殆尽。小学教师需要的是宽广而综合的人文、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能力、性格和情感素养，特别是在艺术方面，最好能有所专长，能歌善舞，能适应儿童活泼的天性，富于爱心、童趣、亲和力与教育情意。然而，师专的高等学校性质及其专业分科、课程设置和专深知识教学目标的导向，其重视理论知识灌输而忽视临床实习实践和操作技能培养的传统，与中师的素质培养模式有很大不同，既有悖于当前国际教师教育综合化的潮流，也不符合小学教师教育的要求，不利于优秀小学教师的培养。

过去的中师毕业生，虽然接受普通教育的水平较弱，但都是从各地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且经过了严格的中等师范教育训练和掌握了较好的小学教育知识技能。现在的师范专科生却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高考队伍中学业成绩相对较差的一部分学生，只达到专科的录取分数线。他们进入高校以后，学习能力、可塑性和艺术素养等大都不如中师生。他们毕业到小学工作以后，专业技能水平和综合教育素养也大都赶不上中师生。取消中师本来是要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和水平，结果却将中等师范学校长期形成的培养小学教师的一套好的传统和做法及其最可宝贵的教学资源丢弃，而未能有效地将其有机结合到高师教育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实践中来，加以弘扬和光大。更为尴尬的是，二至三年制的师范专科教育一直停留在基础知识教学和应用知识教学混合实施的初级阶段。同一单位时间内，学生既要修满文理课程的学时学分，又要完成教育课程的学业修习，两头都吃紧、不深不透，不仅文理学科专业的知识学习难以到位，而且从事教育和教学实际工作的能力也得不到充分训练，处于世人所一直诟病的半吊子状态。难怪许多小学校长反映，现在的高师毕业生反而不如中师毕业生那样适应小学教育。

四、教师进修院校的教师教育水平亟待提高

在由教师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前重后轻且分离脱节向两者协调统一的过程中，不少教师进修院校和普通师范院校合并，试图实现教师职前职后教育的并重与对接。但是，其着力点仍然是教师职前培养的拓新和升格，教师的在职教育则由其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处)负责，而其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处)一直将工作重心放在包括教师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学历补偿教育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小学教师的在职研训基本处于副业地位，其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质量评价等也大致是照抄职前教育，没有自己的特色，不仅知识陈旧，实用性不强，原本与基础教育联系密切的优势丢失，而且受经济利益驱动，功利化的取向也十分突出，教师的非学历继续教育退居次要，教学质量没有实质性提高，更未能充分体现统筹规划和分步实施教师职前职后教育的初衷。也有一部分教师进修院校没有与普通高校合并或被兼并，继续承担教师的在职教育。此外，还有大量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有的已与县里的教科所、电大、教研室等整合，有的仍保持独立，但大都还承担着培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任务。毋庸置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中，这类教师进修院校的一度恢复和快速发展。为应急性提高在职中小学教师的学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教师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其办学水平已不能满足基础教育的需要，特别是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日显落伍，理论水准和实践经验都跟不上。

一方面，其成人教育性质决定了这类院校缺少普通高校那种宽实深厚的科学人文底蕴、充满活力的学术研究氛围、严谨规范的教学育人传统及其自身教师的进修提高制度，因而这类院校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和后劲及其知识更新和理论提高等，都赶不上普通高校的教师。另一方面，这些院校的教师长期在“上面”，对中小学一线课程和教学改革情况的了解还不如参加培训的学生(员)。本来，中小学教师的入职教育及其今后漫长的在职研修提高，与其职业生涯和专业发展紧密相连，是教师职前职后教育链条中的主要环节，也是教师教育终身化的基本内容。较之于教师的职前教养，其时限更长、难度更大，因而，对给其提供职后继续教育服务教师的要求也更高。

反观这些年的教师教育改革，情况刚好相反，教师教育者的水平大打折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教育部2008年5月的《0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99.1％，比上年提高0.23个百分点；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97.18％，比上年提高0.84个百分点；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89.30％，比上年提高2.84个百分点。尽管其学历层次和水平的要求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相对偏低，但这却为广大中小学教师从学历补偿的困境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提高专业素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广大教师进修院校加快实现教师的学历教育向学历后教育转型、加强与中小学合作、建立基础教育联盟，从而将教师的职后继续教育与其专业自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极佳的机遇。然而，各级各类教师进修院校的现况远不能适应这样的挑战和要求。

五、各级各类院校的教师教育模式落后单一

在由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教师教育学制与模式的改革、教师教育学科与专业的建设、教师教育水平与质量的评价、教师职业标准与资格的认证、教师专业自主与持续的发展等，都缺乏相应系统而操作性的设计和实效。除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加强教师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试行4+X长学制和分阶段培养模式，即按照综合大学的教师教育模式，前四年进行通识教育、文理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教育，后一年、二年或三年进行教师职业训练和教学专业教育以外(当然，4和X之间的分段培养，也有一个如何衔接与融合的问题)，绝大多数高师院校还是沿袭四年制本科低层次混合培养教师的模式，即在四年的时间内完成综合性通识教育、文理学科专业教育和教师专业教育，其中还包括必不可少的教育见习和实习环节。无论是教师教育的学制改革和学时延长，还是其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教学方式等，特别是在教师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及教育实践课程建设方面，都还没有得力举措，远远落后于基础教育发展对高素质、高学历教师的需求。

尽管我国已出台不少有关政策，但是在借鉴国外经验而实施的面向社会开放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特别是面向非师范毕业生的教师专业资格考核方面，还积存不少问题。198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对合格教师颁发资格证书”，同年9月国家教委下发《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试行办法》，宣布在全国实行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制度，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5年12月《教师资格条例》、2000年9月《(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等系列性法规政策颁布，2001年1月全面启动教师资格认证工作。但是迄今为止，教师的资格认证一直没能很好地与教师的专业教育有效衔接起来。教师的考核标准要求太低。内容过于简单狭窄，形式也十分单一。考试合格即可获得证书，且全国通用，长期有效。对从教人员学历学位的要求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水平，认证测试只有《教育等》《心理学》《普通话水平》等少数科目以及几乎是流于形式的所谓面试、试讲和说课，既没有实际教学情况考察，也没有科学人文素养、学科专业知识、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基本技能、教育实践能力等综合考查，更没有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教师的专门性考核。教师资格证没有级差、类别、时效和年限，没有定期考核、更新制度。认证工作远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提高教师职业的专业水准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标杆和导向效用，认证体系亟待完善。

上述五个问题，既与教师教育改革的原旨和思路相背离，也与现阶段基本的国情和实际有距离。我国必须运用改革创新的战略思维，寻求科学的解决之道。

第一，应以国际经验为参照，推进教师教育的本土化。既注意开阔国际视野，充分关注国外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态势，积极学习别国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又注意其适切性，努力寻求教师教育的本土化，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教师教育发展道路。

第二，应以师范院校为主体，推进教师教育的开放化。既强化师范院校的主体职能、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又坚持教师教育的改革开放，由低水平、单向度的师范教育转向高层次、多向度的教师教育。

第三，应以综合性大学为依托，推进教师教育的大学化。总结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百年经验，有一条基本规律，那就是随着基础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提升教师培养规格；概观世界各国教师教育的演变历程，也有一条发展通则，那就是随着义务教育程度的升级而逐步实现教师教育的大学化。因此，应加大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力度，改进培养模式，逐步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专业水准。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制度改革；教师教育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师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封闭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日益开放，综合多元的教师教育格局日渐形成，初步实现了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的制度变革与转型，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当然，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需要认真地总结与审思。

一、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职能有所削弱

在由封闭型师范教育向开放型教师教育转型的过程中，一大批师范院校通过内涵与外延的双重扩张、更改、扩展，晋升为多科性或综合性高校，师范院校的数量因此急剧下降。据资料统计，“1999年的166所教育学院中，有2l所合并到高等师范院校，有10所改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有34所并人综合性地方院校”“1999至2007年，我国高师本科院校由87所增至97所，开展教育硕士培养的院校由29所增至57所，师范专科学校由140所减至45所”。其中，有些是师范院校之间的合并；有些是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机构的重组；有些是师范院校并入综合性院校；有些是师范院校兼并其他院校；有些是师范院校在原有基础上的转型与升级；等等。与此相应，相对独立专门的师范教育体系基本上被打破，在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及其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师范院校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功能和作用。然而，教师教育改革转型的步子迈得过快，不少学校急功近利、盲目升格与扩容，既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也缺乏特色与活力，结果导致一窝蜂、趋同式的无序竞争。这不仅使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有所削弱，制约了教师教育的改革进程，影响了教师教育的健康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向中小学输送充足的优质师源，影响到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

一些师范院校跻身于非师范综合性大学以后，开始还是举全校之力办教师教育，后来则积极性下降，将教师教育降格为其个别二级院系的职责，教师教育的基本职能被弱化，沦为综合大学另类单一型的教育学院、教师学院和教育系的教师教育制度。一些师范院校经过合并、兼并，升级为综合性师范大学以后，其主要精力也是放在向外延式、多科性与综合化的发展方面，而对如何利用自身在培养中小学教师方面的深厚基础和丰富积累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热情，教师教育同样被置于其二级的教育院系内，虽然学校的名称和类型变了，但陈旧老套的师范教育模式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有资料显示：全国30多所省级以上的重点师范大学，甚至一些地方师范院校，也都陆续走向综合化，且对非师范专业的建设情有独钟，不断扩大非教师人才的招生和培养规模，努力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和综合影响力。1995年，一般地方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与师范专业之比平均为1:3，省属以上重点师范大学的比例在1:1左右；至2007年，非师范与师范之比则达到2:1至5:4左右。本来，国家引导高等师范院校转型，旨在开放和加强教师教育，进一步扩大和充实其教师教育的实力，使其能够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在教师教育方面的传统优势和特色，进而在更高层面、多学科综合的学术平台上培养高素质教师；但在实际运作中，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的主要职责和功能反而被弱化，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二、普通综合高校的教师教育工作没有到位

在由单一定向的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向所有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都可以培养教师转型的过程中，一些非师范综合性大学相继设置教育院系，参与教师教育，或兼并一些师范院校，组建担负教师教育任务的二级学院。但是，它们对国家改革师范教育体制、开放教师教育政策的认识远没有到位，其举办教师教育的宗旨在于填补学科空白、完善学科门类、加速综合化进程、提升综合化水平，进而挤入名牌或一流综合性高校，而不是凭借综合大学的学科优势及其科学和人文底蕴着力提高教师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同时，其学术至上的办学传统也决定了它无意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方面下工夫。

因此，无论在教师教育的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和师资队伍建设上，还是在教师教育的教学研究和实践资源积累等方面，这些大学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且长期远离基础教育，对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实际，特别是对2001年以来基础教育如火如荼的课程改革情况了解不多，缺乏从事教师教育的实践和经验。这种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课程改革与教师教育改革有点相似。布鲁纳认为，当年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失败，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一线教师的培训缺乏必要的重视，以致中小学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内容和意图没能充分学习和理解，缺乏足够的课程与教学领导力。其教训十分深刻，值得警诫。

从国际教师教育的进程来看，定向的教师教育体制转变为开放多元、综合规范的教师教育体系，在综合大学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建设专门性的教育研究生院、教师学院或教育学院、教育系所等机构承担教师教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一国的教师教育范式总是受其特定的教师教育文化所制衡，并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程度相适应。近代中国的师范教育，肇端于晚清的洋务运动，后经民国数十年的变更及新中国前期的大规模调整，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已建成融清末和民初师范制度之长、层次分明而日臻完备的师范教育体系。即使在经历了最近20余年的改革以后，截至2005年，全国仍有65％的中小学师资由保留原校名的154所师范院校培养，另外35％的教师教育任务，则由206所综合性院校承担，而这些院校大都出身师范，系由师范院校改头换面或合并升级而成，实质性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综合性大学寥寥无几，远未能达及当初所设定的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和专业水准的本宗。三、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教育资源严重流失

在由老三级师范向新三级师范或二级师范转型即取消中等师范层次和增加研究生层次的过程中，大量优质的教师教育资源流失，突出表现为中等师范学校数锐减，小学新教师的质量不如从前。前些年，为提高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学历层次，一大批中师相继分流，有的被裁撤，有的被合并，有的升为专科，有的则改为普通学校。起源于清末初级师范学堂、有着百年历史积淀和优良传统的中师教育资源流失殆尽。小学教师需要的是宽广而综合的人文、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能力、性格和情感素养，特别是在艺术方面，最好能有所专长，能歌善舞，能适应儿童活泼的天性，富于爱心、童趣、亲和力与教育情意。然而，师专的高等学校性质及其专业分科、课程设置和专深知识教学目标的导向，其重视理论知识灌输而忽视临床实习实践和操作技能培养的传统，与中师的素质培养模式有很大不同，既有悖于当前国际教师教育综合化的潮流，也不符合小学教师教育的要求，不利于优秀小学教师的培养。

过去的中师毕业生，虽然接受普通教育的水平较弱，但都是从各地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且经过了严格的中等师范教育训练和掌握了较好的小学教育知识技能。现在的师范专科生却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高考队伍中学业成绩相对较差的一部分学生，只达到专科的录取分数线。他们进入高校以后，学习能力、可塑性和艺术素养等大都不如中师生。他们毕业到小学工作以后，专业技能水平和综合教育素养也大都赶不上中师生。取消中师本来是要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和水平，结果却将中等师范学校长期形成的培养小学教师的一套好的传统和做法及其最可宝贵的教学资源丢弃，而未能有效地将其有机结合到高师教育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实践中来，加以弘扬和光大。更为尴尬的是，二至三年制的师范专科教育一直停留在基础知识教学和应用知识教学混合实施的初级阶段。同一单位时间内，学生既要修满文理课程的学时学分，又要完成教育课程的学业修习，两头都吃紧、不深不透，不仅文理学科专业的知识学习难以到位，而且从事教育和教学实际工作的能力也得不到充分训练，处于世人所一直诟病的半吊子状态。难怪许多小学校长反映，现在的高师毕业生反而不如中师毕业生那样适应小学教育。

四、教师进修院校的教师教育水平亟待提高

在由教师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前重后轻且分离脱节向两者协调统一的过程中，不少教师进修院校和普通师范院校合并，试图实现教师职前职后教育的并重与对接。但是，其着力点仍然是教师职前培养的拓新和升格，教师的在职教育则由其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处)负责，而其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处)一直将工作重心放在包括教师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学历补偿教育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小学教师的在职研训基本处于副业地位，其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质量评价等也大致是照抄职前教育，没有自己的特色，不仅知识陈旧，实用性不强，原本与基础教育联系密切的优势丢失，而且受经济利益驱动，功利化的取向也十分突出，教师的非学历继续教育退居次要，教学质量没有实质性提高，更未能充分体现统筹规划和分步实施教师职前职后教育的初衷。也有一部分教师进修院校没有与普通高校合并或被兼并，继续承担教师的在职教育。此外，还有大量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有的已与县里的教科所、电大、教研室等整合，有的仍保持独立，但大都还承担着培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任务。毋庸置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中，这类教师进修院校的一度恢复和快速发展。为应急性提高在职中小学教师的学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教师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其办学水平已不能满足基础教育的需要，特别是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日显落伍，理论水准和实践经验都跟不上。

一方面，其成人教育性质决定了这类院校缺少普通高校那种宽实深厚的科学人文底蕴、充满活力的学术研究氛围、严谨规范的教学育人传统及其自身教师的进修提高制度，因而这类院校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和后劲及其知识更新和理论提高等，都赶不上普通高校的教师。另一方面，这些院校的教师长期在“上面”，对中小学一线课程和教学改革情况的了解还不如参加培训的学生(员)。本来，中小学教师的入职教育及其今后漫长的在职研修提高，与其职业生涯和专业发展紧密相连，是教师职前职后教育链条中的主要环节，也是教师教育终身化的基本内容。较之于教师的职前教养，其时限更长、难度更大，因而，对给其提供职后继续教育服务教师的要求也更高。

反观这些年的教师教育改革，情况刚好相反，教师教育者的水平大打折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教育部2008年5月的《0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99.1％，比上年提高0.23个百分点；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97.18％，比上年提高0.84个百分点；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89.30％，比上年提高2.84个百分点。尽管其学历层次和水平的要求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相对偏低，但这却为广大中小学教师从学历补偿的困境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提高专业素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广大教师进修院校加快实现教师的学历教育向学历后教育转型、加强与中小学合作、建立基础教育联盟，从而将教师的职后继续教育与其专业自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极佳的机遇。然而，各级各类教师进修院校的现况远不能适应这样的挑战和要求。

五、各级各类院校的教师教育模式落后单一

在由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教师教育学制与模式的改革、教师教育学科与专业的建设、教师教育水平与质量的评价、教师职业标准与资格的认证、教师专业自主与持续的发展等，都缺乏相应系统而操作性的设计和实效。除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加强教师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试行4+X长学制和分阶段培养模式，即按照综合大学的教师教育模式，前四年进行通识教育、文理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教育，后一年、二年或三年进行教师职业训练和教学专业教育以外(当然，4和X之间的分段培养，也有一个如何衔接与融合的问题)，绝大多数高师院校还是沿袭四年制本科低层次混合培养教师的模式，即在四年的时间内完成综合性通识教育、文理学科专业教育和教师专业教育，其中还包括必不可少的教育见习和实习环节。无论是教师教育的学制改革和学时延长，还是其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教学方式等，特别是在教师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及教育实践课程建设方面，都还没有得力举措，远远落后于基础教育发展对高素质、高学历教师的需求。

尽管我国已出台不少有关政策，但是在借鉴国外经验而实施的面向社会开放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特别是面向非师范毕业生的教师专业资格考核方面，还积存不少问题。198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对合格教师颁发资格证书”，同年9月国家教委下发《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试行办法》，宣布在全国实行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书制度，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5年12月《教师资格条例》、2000年9月《(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等系列性法规政策颁布，2001年1月全面启动教师资格认证工作。但是迄今为止，教师的资格认证一直没能很好地与教师的专业教育有效衔接起来。教师的考核标准要求太低。内容过于简单狭窄，形式也十分单一。考试合格即可获得证书，且全国通用，长期有效。对从教人员学历学位的要求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水平，认证测试只有《教育等》《心理学》《普通话水平》等少数科目以及几乎是流于形式的所谓面试、试讲和说课，既没有实际教学情况考察，也没有科学人文素养、学科专业知识、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基本技能、教育实践能力等综合考查，更没有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教师的专门性考核。教师资格证没有级差、类别、时效和年限，没有定期考核、更新制度。认证工作远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提高教师职业的专业水准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标杆和导向效用，认证体系亟待完善。

上述五个问题，既与教师教育改革的原旨和思路相背离，也与现阶段基本的国情和实际有距离。我国必须运用改革创新的战略思维，寻求科学的解决之道。

第一，应以国际经验为参照，推进教师教育的本土化。既注意开阔国际视野，充分关注国外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态势，积极学习别国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又注意其适切性，努力寻求教师教育的本土化，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教师教育发展道路。

第二，应以师范院校为主体，推进教师教育的开放化。既强化师范院校的主体职能、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又坚持教师教育的改革开放，由低水平、单向度的师范教育转向高层次、多向度的教师教育。

第三，应以综合性大学为依托，推进教师教育的大学化。总结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百年经验，有一条基本规律，那就是随着基础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提升教师培养规格；概观世界各国教师教育的演变历程，也有一条发展通则，那就是随着义务教育程度的升级而逐步实现教师教育的大学化。因此，应加大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力度，改进培养模式，逐步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专业水准。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5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河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全面提升教师素质，提高全县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适用范围：

1、凡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均应根据本人的任职要求，参加相应的继续教育培训。未达到国家规定学历者，必须先参加合格学历培训。

2、继续教育是指对中小学教师进行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教育。一般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修养、专业知识扩展和更新、教育理论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补充和教学实践研究、教育教学能力和技能训练及法制教育等。

3、继续教育要坚持按需施教、分类指导、讲求实效、学用结合的原则，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先进性。坚持多渠道、多层次的办学形式，以业余、自学、短训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努力提高培训质量与效益。

二、中小学继续教育分类：

1、新教师培训：对新分配到中小学任教的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毕业生，使其尽快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培训，在一年实习期间，培训时间为120学时，其中由教师所在学校培训时间不少于60学时。

2、教师职务培训：按教师现任职务的任职要求和高一级职务部分要求进行的培训。培训时间为每年72学时，五年一个周期。

3、骨干教师培训：对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教师按骨干教师的要求和现有骨干教师按学科带头人的要求进行培训。培训时间在教师职务培训每年72学时的基础上，另加50学时。

4、应急培训：根据工作急需进行的专题内容的培训

5、提高学历层次培训：对已达到国家规定学历的中小学教师进行高一层次学历的培训。参加这一类培训的教师，免予参加同期教师职务培训。

三、目标要求：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要切实做到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师德修养和法制观念，补充必要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依照职务级别提出如下的目标要求：

1、高级职务教师：通过学习和研讨，熟悉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知识和信息，完善知识结构，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提高独立开展教学研究、解决教育教学中实践问题、总结教育教学经验且能进行经验科学研究的能力，并使其成为学科带头人，部分教师成为教育教学专家。

2、中级职务教师：通过学习和进修，扩展和更新知识，学习和研究所任学科的教法、学法，广泛了解本学科的教改信息，提高准确理解教材、处理教材的能力，成为完全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骨干，部分教师成为学科带头人。

3、初级职务教师：通过进修和学习，提高其政治思想和专业理论水平，学会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工作，自如地驾驭和处理教材，成为胜任本职工作的教师或骨干教师。

4、试用期教师：通过培训使其热爱教育事业，熟悉大纲和教材，掌握教学常规，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使之尽快适应教育教学工作。

四、管理措施

1、发证：根据省人事厅制定的《河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制度》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实行证书登记。中小学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继续教育学习的时间、内容、成绩均由培训学校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上确认登记，《证书》是中小学教师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证书》由省人事厅统一制发，教师进修学校负责办证，人事行政部门和行政教育部门负责验证及管理。

2、接受继续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凡在任职年限内未被安排进修的教师，有权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县教育局要督促落实。同时中小学教师要服从任职学校和培训单位的安排，努力完成继续教育培训任务。

3、主管部门及其职责：教育局是全县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教育局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本辖区中小学教师教育的规划和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政策精神；实施加强教师进修学校建设的有关意见；负责本级教师进修基地建设。会同同级人事行政部门审验《证书》；指导、检查和评估本辖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

4、教育督导部门要把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列入督导内容，保证继续教育政策的贯彻执行。

5、培训机构：教师进修学校是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机构。承担全县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各乡镇教委、县办民办各学校也要确定本乡镇、学校的继续教育培训基地。

6、对任职学校的要求：中小学教师任职学校要将继续教育工作列入学校的工作计划，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继续工作的精神，制定本校教师培训计划，切实保证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合理安排教师参加各类进修活动，解决好工学矛盾。通过以老带新、教研活动、组织自学等多种形式，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

7、经费保障：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经费按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责落实。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收费按《关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收费的批复》（冀财综字[1999]第10号；冀价行费字[1999]第4号）执行。

8、奖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对在继续教育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违反本规定，侵犯教师继续教育权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批评或行政处分。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6

第一条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国家和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

第三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指对取得教师资格的中小学在职教师为提高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进行的培训。

第四条参加继续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保障中小学生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实施。

第六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按需施教、学用结合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注重质量和实效。

第七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原则上每五年为一个培训周期。

第二章内容与类别

第八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要以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修养；专业知识的更新与扩展；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技能训练和现代教育技术；现代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

第九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分为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

（一）非学历教育包括：

新任教师培训：为新任教师在试用期内适应教育教学工作需要而设置的培训。培训时间应不少于120学时。

教师岗位培训：为教师适应岗位要求而设置的培训。培训时间每五年累计不少于240学时。

骨干教师培训：对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教师按教育教学骨干的要求和对现有骨干教师按更高标准进行的培训。

（二）学历教育：对具备合格学历的教师进行的提高学历层次的培训。

第三章组织管理

第十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制定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学基本文件，组织审定统编教材；建立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评估体系；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

第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制定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配套政策和规划；全面负责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实施、检查和评估工作。

市（地、州、盟）、县（区、市、旗）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负责管理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

第十二条各级教师进修院校和普通师范院校在主管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具体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教育教学工作。

中小学校应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并组织开展校内多种形式的培训。

综合性高等学校、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参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

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社会力量可以举办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机构，但要符合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保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质量。

第四章条件保障

第十三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在地方教育事业费中专项列支。地方教育费附加应有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培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人均基本费用标准。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经费由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不得截留或挪用。

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和其他教育机构教师的继续教育经费，由举办者自筹。

第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保证对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的投入。

第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的教师队伍建设。

第十六条经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批准参加继续教育的中小学教师，学习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学费、差旅费按各地有关规定支付。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

第五章考核与奖惩

第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考核和成绩登记制度。考核成绩作为教师职务聘任、晋级的依据之一。

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成绩优异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违反本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继续教育的中小学教师，所在学校应督促其改正，并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个体差异义务教育制度分析危害措施

“教育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在教育界非常流行。著名老教育家陈鹤琴提出这句名言是有其特定的条件或环境的，是融合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有机统一。单从字面上看，好像是与我们现代教育工作的初衷相对而提出的一个对立的立场观点。好像在为我们工作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找借口，推责任。可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上片面地理解这句话，也不能因为这句话而放弃那些我们主观上认为不好教育或不可教育的学生，对其弃而不管，不履行作为学校、作为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主观上就放弃对这些学生的培养和努力。应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尊重事实为原则，从教育的最终目的出发，统筹分析、综合看待这句话。我认为，其真正的意思是说：单一的教育方式应对所有的学生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其实对我们目前现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很有针对性，站在充分认识学生存在个体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现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的可行性提出了一些置疑，或是说，向现行教育制度的完备程度提出了挑战。

我国知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一次报告中说：“教育的问题应分两层：一是教育制度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教育制度作为一种独立于个人意志的非人格化的机制，从运作的角度诠释教育并维持着教育秩序。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义务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话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也可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随着认识上的这种提高，我国将更有成效地实施和普及义务教育。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全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在短时期内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工作也已初见成效，但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普及义务教育工作还有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影响和阻碍着教育工作，特别是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任何教育制度都会存在着不完整与欠缺，任何教育制度都会过时，教育制度绝不是一劳永逸地都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教育发展，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因此，进一步完备现行加年制义务教育制度是我们教师工作者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必须要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这是推动教育这项立国之本、发展之基的事业，符合时代要求、持续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针对学生个性差异的问题研究

作为一个完整的班集体，都会包括各种各样的学生，高智商的，低智商的，行为品德端正的，捣乱调皮不断的，这种个体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学校和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学校要好名声，老师要好成绩，家长要好孩子。为了这些目的，学校在努力，教师在努力，家长在努力，学生在努力。然后，这所有的努力，可并不都是正面的，也并不都是有益的，所产生的效果也并不都是积极有效的。当然，我们应该追求“更好”，但首先必须防止“更坏”。因为教育制度、体制的任何改革变化，受影响最深、最直接的“当事人”莫过于学生。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事关重大，因此有关制度、体制的变化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举措一旦失当，哪怕只有“短短几年”，但对受影响的那一茬学生而言则很可能是“贻害终身”。我们不能脱离开教育工作的初衷，而片面地追求一些表面的、虚假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我认为，应当坚持四个必须：一是必须正确面对、勇敢承认学生个性存在差异这个不争的事实。我们都知道，人的大脑具有明显的趋向性，由于遗传基因的作用，人脑的各个区域生来就存在发育上和生理上的差异，这也就决定了通过后天的培养与训练，有些人可以成为画家、音乐家，有些人可以成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而有些人则会成为球场明星、歌坛巨星、棋坛高手，有些人则是一事无成，庸庸碌碌，更有甚者天生愚笨，虽不能归为呆傻一类，但却心智不开。二是必须正确理解学生在学习上主观能动性的决定作用。俗话说，真理再往前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没有错，但过了头就会变成谬误。按照哲学的观点，学生的学是内因，教师的教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学生学不学、学得好不好关键在学生，教师“一相情愿”是不行的。学生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而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求教师教好所有的学生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一个弱智儿童可能会在父母付出千万倍的心血之后变成一个“钢琴家”“指挥家”，但我们决不能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面对几十名、上百名学生的普通教师，因为一个教师要面对的是一个班甚至几个班上百名学生，任何时候教师都不能教其一而放其余。三是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我们必须承认也必须面对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事业发展水平而言，并非每一个学生将来都能进入被人们喻之为“成功之门”的大学校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是满富学问、而对于其它技能和知识一无所知的人。社会需要科学家、理论家、学者，同样也需要工人、农民、商者，也需要有运动员、歌唱家、活动家，促进人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人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需要。四是必修正确审视择校这个似错似对的问题。当我市刚一宣布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学生就近入学时，所有的家长和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们都以为该松口气了，可是事实呢，都说更紧张了。因为每个学校都有一定比例的推荐生、优秀生可以进重点中学，这样一来，不仅学业一点不能放松，同老师和学校的关系也成了重要的关键因素，这比起靠自己的考分来择校则有着更大的心理负担和社会活动运作空间。于是，学校内减轻的负担，孩子们又到学校外重新补上。

二、忽视学生个性差异的危害性

在没有正确认识学生存在个体差异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制定的一些教育制度应该说是不健全或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有害的。表现在：

1、造成学习环境的混乱，影响了多数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

因为个别生厌学或对学习不感兴趣，导致每天上学只是来混，应付差事，作作样子给家长看，给老师看。课上说话、睡觉、看闲书，课下打闹、嘻戏、总惹祸，更是把自习课当作娱乐休闲课，打扑克，听音乐。这不是杜撰，也不是夸大其词，这是每天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大多数普通学校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据调查，存在这种现象的占普通校的80%。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这些学生的眼中，学校是娱乐场所，同学是玩伴，老师在也罢，不在也罢，好像都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他们的眼中，就好像是周围的空气，完全被忽视掉了。可以想象，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学生做作业，出错率肯定高；在一个时常出现意外状况的环境中，学生听老师讲课，接受率一定下降；在一个总是担心谁会出怪招的环境中，学生自习，效率高不了。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

2、影响了教师积极性，限制了教师教书育人职责的充分发挥

当教师真的好苦，学校要调查家长对教师的评价，上级领导要评价教师的工作，所有人都会盯在教师所教的成绩上。总而言之，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不完善、不健全的不争事实面前，可对教师的要求却出奇的高，教师成了教育事业成败、学生学习成绩好坏的关键。学生考砸了，要扣老师的工资；学生惹祸了，要老师承担一定的责任，学生出事了，老师是第一责任人。这样的制度，这样的体制，怎能让教师们甘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更别提什么积极性了。各种各样所谓的校规、师德规定了这样那样的师德师范行为规范，什么不能批评学生，要好言相劝，什么不能大声和学生说话，要和声细语。种种限制条件，让基本的教育工作根本无法正常开展，更提不上给学生创造一个安静、有序的学习环境。

3、影响了班风和个别学生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里不是想把个别学生比作老鼠屎，而是说的一个道理。一个班集体里，总有个别学生给班集体抹黑，今天和其他班的同学打起来了，明天因为升旗仪式上嘻嘻哈哈被德育主任“提审”，还时不时地把任课老师气得说不出话来。无论这个班在其他方面做得再好，这算是一个有着良好班风的班集体吗？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坏容易学好难。这两句话对于心理和生理都处在生长发育关键时期的中小学生尤其适用。正因为一个班里有一个，甚至几个不爱学习整天混的学生，每天过着自诩为是清闲的日子，还时常嘲笑同学们傻学不开壳。久而久之，让个别同学产生了思想上的波动，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看一看，比一比，自己苦学，人家悠闲，渐渐地，对学习失去兴趣，成为混族中的一员。

4、逼着校方和教师去造假

教育评价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学校管理措施和教师教学行为上的偏误。当前现行的教育评价制度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评价取向上陷入了“价值制度化”的泥潭，评价制度已经完全置教育培养人格的目标而不顾：对学生而言，能否升入有名学校并获得较高学历是判断他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对教师的评价，作为评价主体的学校领导出于对学校进行更好地管理，把教师的评价结果与奖励、惩处等物质利益直接挂起钩来；对学校的评价，受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亦往往被用具有显现性与可比性的学生考试成绩或升学率作为表彰学校业绩的唯一标准。上级要指标，兄弟学校间要较量，班与班之间要比较，没办法，弄虚，造假，夸大，隐藏，各种各样的伎俩全用在了教育这项神圣且关系国家生死存亡和兴衰荣辱的事业上。

三、正视学生个性差异的教育措施

我认为，应该正视学生存在个体差异这一不争事实，围绕这个事实，制定教育制度，采取教育方式。

1、缓解压力，多路育人

因材施教，是我国教育的传统，从孔夫子开始就提倡“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根据学生个人的实际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多形式、多层次、多途径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这是以学生为本，对每一个学生都负责的一种态度。应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确定不同的目标，只要你进来了，学习了，就保证你学到本事出去，成为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一是缓解学校的压力。限制择校，不要逼着校方为了所谓的声誉而去攀比那些没有意义的指标、数据。二是缓解教师的压力。合理考评，不能将学生的优劣转化为教师工资奖金的高低。三是缓解学生的压力。切实减负，让学生学到真知，做好真人，还教育以真面目。

2、舍短求长,造就天才

有些学生好动、多问、聪明、好奇，但不善于跟人交流，上课不安分，稍不如愿就和人打架，令人头痛。其实这是典型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这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病因不明的儿童行为疾病。但是这些孩子在某些能特别引起他们兴趣的学科上具有“天才”素质。据研究，著名科学家牛顿、雕塑家米开朗基罗都曾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如果能对这些孩子理解、宽容，不用现有的纪律要求他，不强迫他们学习不感兴趣的内容，按照其特性选课并为其提供特殊升学政策，真的可能培育出天才。一个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11岁孩子，对音乐有超乎寻常的感悟力，陌生的曲子听一遍就可在钢琴上演奏。家长特意要求学校只让他学习数学、英语、音乐三门课程，结果他就被美国某著名音乐学院录取，走上了成功之路。

3、因势利导，寓教于“动”

因为中小学生处在生长发育的特殊时期，他们的注意力不能持久集中，感知也常受外界因素干扰，尤其是那些后进生，让他们安静听课既煞费苦心，收效也甚微。所以必须要采取“调动全身学习”的教学方式，即通过耳、眼、嘴、手、脚共同参与活动，特别是有韵律的活动，将知识的概念传入大脑，从而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知识点。有意识地让孩子们动起来，促使他们在“动”中学习，可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我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根据学生身心实际发展水平，遵循由易到难逐步提高的顺序进行。二是坚持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原则。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个性差异及身心发展水平，确定教育内容和要求。运用适当的方法，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使孩子按照德、智、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健康成长。三是坚持要求一致，教育统一的原则。在对学生进行课堂教育中，全体同学互相配合，协调一致，使学生的品德和行为按照统一的要求发展。四是坚持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原则。教师关心爱护自己的学生，可以培养孩子良好品德和行为的感情基础，没有这种爱，就谈不上教育，就难以达到好的教育效果，但爱而不教，管而不严，自然也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必须把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五是坚持身教与言教统一的原则。教师在教育学生过程中，不仅要善于用说理的办法，同时也要以自己的行为给学生做出榜样。也就是既重视言教，又要注意身教，把二者统一起来，使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

4、当留则留,当严则严

每个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把孩子送到了学校，要让自己的孩子学有所知，学有所长。这同样是学校的责任，老师的职责。当对于那些升级考试不及格，明显存在许许多多知识漏点，对一学期内教师的授课内容掌握不到50%的学生来说，试问：如果让他们升入下年级，为了他们好，还是害了他们？我想，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害了他们”。因此，一是必须完善留级制度，使学生清楚还没有把应该学得的知识学到手，是不可能升入高一年级的，这是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归根到底对学生有好处，是为了让学生对基础知识有一个更加充足的积累。二是严格毕业证的发放制度。毕业证书是一个标志，是对学生获得小学或初中应该具有的文化知识的一种认可，不能是人就给，也不能天天上学了，出勤率100%就可以得到的，要有合理的规范，要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要求。三是要严格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制度。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职责，可以说，在学校里，老师就是学生的父母，肩负着对学生教育和管理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保证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需要，是为国家培养更多合格人才的需要。

5、爱心培育，理解万岁

尽管我们很不愿意针对正在发展、成长着的中小学生提及“差生”、“后进生”这样的字眼，但我们确实也回避不了这类学生的存在。虽然这类学生在广大学生群体中是很少的一部分，但他们经常表现出的对教育教学秩序干扰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既然我们不能回避他们的存在，我们更不能排斥他们，必须寻找有效的教育转化他们的对策。“在功利主义驱使下，我们的教育失却了一些最不该失却的东西：爱心、关怀、理解。“理解教育”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注后进生、关注学生非认知因素发展、关注全体学生进步、关注素质教育具体化的新教育模式。就是用教师的情感来填平师生间形成的情感沟堑，在学校营造浓厚的“理解教育”氛围。对学生而言，学校不应该只有硬性的课程、硬性的作业和考试的分数，它还应该是一个让学生的个人潜能得以充分挖掘、发挥的场所。每个学生的身上都蕴藏着独特的个人潜能，教育的责任在于把它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以不断提升他的生命意义。通过祖母的爱心、严父的耐心、慈母的细心和益友的诚意、良师的创意，激发起学生努力向上的精神力量，树立起自尊、自信、自强的心理品质。

在这里，不是对现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的一种批评，算是对某些观点和做法的一种质疑吧！有疑问，就会有创新，才有进步。表面看上去圆满的事物，但实质上未必真实，这就像一个长期放在温室里的大苹果，从外表乍看上去很是新鲜，但仔细观察，却有点点斑驳，细细品味，或许有种苦涩。仅以此文，来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我们现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给予更多的关注、思考和探究。

参考文献：

[1]李崇爱.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的教育制度缺陷及其阻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10）

[2]上官子木.素质教育的困境.光明日报.1998-8-4

[3]雷颐.学生不是改革实验的“白老鼠”.中国新闻周刊,(207)

[4]林希.我在海外教中文：因势利导寓教于“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1-18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8

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第一批支持农村教育教师欢送会。实际上，本次欢送会也是动员会和培训会，并在*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几年来，上级教育部门一再坚持和强调建立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20*年，市政府办公室就明确提出执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今年，教育部又专门发文重申加强城乡教师交流，我市也进入实质性操作的第一年。从全局的角度看，实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有利于建立正常的教师交流机制，有利于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以，建立并实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十分正确，富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其可操作性也是不容置疑。

在实施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的具体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完全可以理解。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努力程度或者说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何。所以，我们坚信，有广大教师的支持与配合，实施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一定会取得预计的成效。而你们成为我市第一批全职支教的教师，是勇敢并富有奉献精神的先行者与勇士，你们的所作所为必将引起全系统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到目前为止，首批支持农村教育全职支教的共有26位，其中女教师占了三分之一，年纪最大的50多，最小的不满30岁，学校领导3名；涉及11所学校，其中有普通高中2所、职业高中1所、普通初中4所、小学4所；覆盖了语文（7人）数学（4人）外语（4人）物理（4人）生物（1人）音乐（4人）体育（1人）美术（1人）8个学科；受援学校20多所，超过全市中小学校总数的六分之一。从基层学校的需求看，实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制度既能够带动农村教师的专业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学校的师资结构矛盾，所以，我们也坚信，同志们分赴各自支教的受援学校，一定会得到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当然，良好的愿望变成信服的事实，必须以扎实的行动、卓越的成绩作为保证。在座各位代表了你所在的学校，也代表着市区的所有教师，你们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真可谓荣辱与共。我曾经在久隆镇新港村担任两年党支部副书记、李成飞科长也曾经在农村学校工作并下派基层学校任职，当我们回顾这一段人生历程时，总感到终生受益，获取了人生的一大财富。我们相信，同志们肯定会正确面对支教，万分珍惜这一特殊经历，去收获特殊的教坛硕果。

刚才，听了教师代表与受援学校负责人的发言，我们对做好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借此机会，我们向在座各位提三点希望：

1、满腔热情投身支教工作。我们市区教师到农村学校工作一年，从时间上看并不算长，只占教育生涯和人生旅途的几十分之一，转瞬即逝；但是，一年时间也并不算短，毕竟有300多天，面临家校远离、气候变化、适应环境等诸多困难。各位老师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咬紧牙关，挺过去就是艳阳天。让我们一起记住：态度决定一切，耕耘必有收获，坚持就是胜利！同时，我们希望大家抱着学习与反思的心态到受援学校工作，既要扬长避短，又要取长补短，在虚心好学中提高支教工作的实际效果，提升自身的整体素质。

2、自觉接受受援学校管理。全职支教教师由受援学校管理，其考核结果影响到在座各位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涉及受援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对支教工作的评价。所以，遵守纪律、尽职工作、服从管理是对支教教师们的最基本要求。

3、出色完成支教工作任务。要对照要求，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受援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为了所在单位和市区所有教师的声誉，也为了自己的职称评定与专业发展、修养提升，每位同志都必须出色地完成支教任务。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9

论文摘要：高师音乐教师教育质量，既不单纯地指向于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成，也不单纯地指向于从事音乐教育活动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的娴熟，而是主要体现在教育机构所培养的人才综合素质的高低及其可能显现的程度。在社会监控和高校自律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构建完善的教师教育质量的制度保障体系，是教师教育质量获得根本保证的必由之路。

目前，高师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面临生源状况不尽如人意和师资水平不高的双重危机。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面临的困境与其教育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因此，提高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需要稳步地进行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制度的保障机制。

一、提升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需要有制度做保障

教师教育质量是教师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而音乐教师教育质量既不单纯地指向于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完善，也不单纯地指向于从事音乐教育活动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的娴熟。虽然目前对音乐教师教育质量还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从音乐教育的现实需要上看，音乐教师教育质量主要体现在所培养的人才综合素质的高低及其可能显现的程度。目前，人们对音乐教师教育质量的要求，包括对专业知识的特定要求，对专业技能的特定要求，对从事音乐教育职业的基本道德、职业意识要求，对职业理想、职业追求的要求，对促使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和谐转化为育人、娱人活动的特定能力要求。而实践表明，音乐教师教育质量的诸多要求，在传统的封闭式的教育制度框架内，实现提高的空间十分狭小。

面对现实的严峻挑战，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对音乐师范生培养制度进行了创新，鼓励教师打破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做”的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在新制度的激励下，我院建立了研究型学习环境、实践研究性学习制度。建立研究型互动式学习模式，旨在体现其教学主体与教学目的的不同，其独特之处是学习的小组模式和互动模式。小组模式即以小组为学习的单元组织；互动模式即教学活动采取有利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小组之间交流互动的方式。通过采取小组模式和互动模式，最大限度地优化教学环境。实践表明，建立研究型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提高音乐教学实践能力，使学生加深对音乐的内涵把握以及对本专业职业价值的理解。

在传统音乐教师教育制度下，经过数年的职前教育，仍有一批音乐师范毕业生难以适应基础音乐教育水平迅速提升和不断变革的需要。为培养服务基础音乐教育的合格音乐教师，我院制定了教学开放性制度，即根据基础音乐教育的需要和现代音乐教师教育的新理念，对课程进行改革。其改革的主要举措有：一是压缩与基础音乐教育关联较少的课程的课时数，同时，大量开设新课程。要求学生加强自主学习时间，再配合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活动，使学习时间得到充分保障，以此优化音乐专业知识教育、音乐教师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三大板块的整体结构。二是拓展并优化音乐教育学的课程结构，构建内容更加宽泛的音乐教育学学科群。如开设“钢琴伴奏”“教育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省级优秀中学音乐教师示范课”等课程。三是加强学生阶段性学习效果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期中专业会演和“周周练”班级艺术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并汇总上报，从而引发学生对现存教育问题的思考，促进教育活动的改善和提高，形成了教师教育质量的良性发展制度。

实践表明，激励性、开放性的教学制度，有利于激发教师教改的积极性，有利于强化教师对音乐教师教育制度创新的认识。由此可知，提升音乐教师教育质量需要有制度做保障。当然，制度包括外部的制度和内部的制度。在目前的办学条件下，外部制度是提高音乐专业教师教育质量的基础，内部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程度是教师教育质量提高的根本保障。

二、提升音乐教师教育质量的制度保障

影响音乐教师教育质量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生源状况和师资水平。因此，提升音乐教师教育质量制度体系的完善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1．构建优质生源保障的制度体系。优质的生源依赖于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的保证，就没有可预见的、有秩序的行动。可以说，进行音乐教师教育制度创新，是师范音乐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客观要求。教师教育制度是否健全，对能否实现教师教育质量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

生源的优质化得益于正确的办学理念与制度的创新，为此，我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在众多高校音乐专业扩大招生规模时，我院仍坚持适度的招生规模，强化质量第一的办学理念，以吸引优秀生源为要务。第二，建立“教育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吸纳校内外专家和来自社会一线的管理人员参与我院诸如招生计划、专业设置、课程开设等决策过程，实现了培养规格与社会需求的对接，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第三，就外部制度而言，优质的生源，依赖于国家和社会完善发展教师教育的战略。优先发展，不仅体现为办学条件的优先，还体现为实行师范生教育制度的优先。应该说，教师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是吸引优秀生源的重要保证。就内部制度而言，应该通过实行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的“合理流动”，鼓励一些非师范专业的优秀学生，调整到师范专业学习。同时，也允许一些缺乏教师特长的师范学生进入自己喜欢的非师范专业学习。

此外，我院还重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注重学生对课堂教育实践科目的学习和教育教学的实践成绩，加强教师专业的实践技能训练，着力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为基础教育输送高质量应用型的合格教师。注重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实践方式，加强视频案例、课例研究、角色扮演、现场教学、综合示范能力等教学环节的训练，加强对学生教育实践设计的评估与指导。不断规范对学生的教师入职培训和考试，完善其教师入职教育的质量保障机制。确保学生在获得教师资格证书之前，修满规定的实践性学分，完成教育教学技能的各项训练，达到入职从教的基本标准和要求。

教师教育制度范文篇10

学生在高中阶段所接受的教育种类和质量直接决定其能否迅速实现角色的转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整个人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但是，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并未因此受到家长、社会、企业的应有重视，这与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师的管理制度息息相关。而加入WTO又对我国的中级技术技能人才的规模和质量提出了时代要求。对整个民国时期（共38年）职业教育实践的历史进行分期，各家有不同的学术立场，陈青之、周予同、付春杨、任平、米靖等学者均有各自的观点。为了能够结合百多年前的国际环境、国内政局对中等职校教师教育制度的影响因素，笔者将民国职业教育分为两个时期———民国初期（1912—1926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民国初期有两个时段值得我们关注：1912—1918年的实业教育及1919—1926年的职业教育。1912—1918年为民国初期的实业教育时段（因留日学者归来居多，民国政府模仿日本职业教育），职校教师来源于实业教员讲习所；实业教员养成所以造就“甲种实业学校教员”为宗旨，分农业教员养成所和工业教员养成所两种，修业年限为4年。所有学科目标参照农、工两种专门学校规程办理，但须酌加教育学、教授法等科目；学生无需交纳学费，但毕业后须在本省服务3年。此养成所附设在性质相当之专门学校内，其经费由省款支给。1919—1926年为第二个时段（爱国民主人士和政府开始模仿美国、德国职业教育），其时，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之外，教育社团是一支重要的教育改革力量，以由黄炎培、庄俞、顾树森、陶行知等人倡导的职业教育运动为代表，这一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成立）和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1922年成立）通过各类文章与活动就职业教育制度的改进发出了政府治理之外的强音。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党国利益驱动下的中等职业教育，代表了社会上层少数人的利益，彼时政府的中等职校教师政策价值取向的出发点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中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错位，反映出南京政府逐渐走上集权化与专制化道路，最终失去了国民党建党初期尚能代表人民之先进性，终因不能带领中国人民在二战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实现大多数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最终走向失败。

民国初期（1912—1926年）中职教师教育制度形成的权力文化价值因素

在1912—1918年的7年间，资产阶级与复古派斗争，有三次复古运动，每一次复古都引起一次战争，权力斗争造成政局纷乱，教育凋敝零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北京复古派袁世凯、黎元洪战火不断，军阀混战导致民国教育部长频繁更换，政出多门。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为中学生求救济，当重职业教育”，曾将职业教育作为解决中小学生出路的方法。其后，民国各教育部长多因与组阁政府政见不合，使教育管理部门形同虚设。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没有规定人民的受教育权，1914年，民国初期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人民“有应任官考试及从事公务之权”。“学而优则仕”是复古派的教育管理思路，民国初期普通教育强调的“考试做官”的封建理念仍被写进宪法，而代表实业救国、技术立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职业教育理念无法进入政府当权者的视线。可见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受制于政治需要并且屈从于社会工具价值取向。身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等五项教育宗旨，他认为，实利主义教育是富国的手段，世界的竞争不仅仅在武力，尤其在财力，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发展国民经济，国家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国内这一时期战火不断，而国际上恰逢一战期间，英、法、美、日、俄等东西方列强放松了对当时中国的控制，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得到一段发展的黄金时机，抱“实业救国”理想的民族资本家们对中国技术技能人才强烈渴求的社会现实，使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成为当时的教育思潮。民国政府出资兴办的职业教育，远比不上民族工商资本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大，官办与私立之间对职校师资管理出现扦格，使得中等职业教师教育制度的形成处于现实困境。例如，各省实业发展不平衡，对甲等职业科教师的需求不同，政府对地方职校教师有任职资格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对职教师资及待遇、薪酬等问题，各省府难以趋同。1913年，中国模仿日本明治时期学制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得以建立，该学制分纵向与横向。纵向三段是指小学、中学、大学，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高中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横向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民国二年（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实业学校规程》对实业学校的教员资格作了如下规定：甲种实业学校教员之资格，一为在国立专门学校毕业者；二为在外国专门学校毕业者；三为在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者；四为在教育部认定的公立、私立专门学校毕业、积有研究者。乙种实业学校教员之资格：一为在甲种实业学校毕业者；二为在师范学校毕业者；三为有高等小学校正教员或副教员之许可状者；四为在乙种实业学校毕业、积有研究者。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均为三年毕业，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各类。高中设普通科及农、工、商、家事、师范等职业科。综合分析《实业学校规程》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员的资格认定和当时的学制安排，可以发现，从事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工作的教员必须持有高等专科以上文凭，且需具有实际能力。这里形成一个怪圈，持有高文凭的人，从学校到学校，教学从书本到书本，自身却缺乏实业经历和实际操作能力。例如，医科毕业生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充任教员，但由于缺乏临床经验，无法诊断病情，一个没有给人看过病的医生，怎么能教会学生看病？而一个有技术技能和实践经验的中等专业医科毕业生，如果想通过职业成就提高社会地位，却为政府的教师入职资格政策所不允许。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令》（又称“壬戌学制”）颁布。“新学制”不仅吸收了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而且揉合了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智慧结晶，这种探索、讨论的理论成果，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基本适应，克服了《壬子癸丑学制》完全抄自日本、不顾中国社会和心理的弊端，能够考虑到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比较有弹性，但仍然需要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加以修正。“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完全混合……为推广职业教育计，得于相当学校内设职业教员养成所”，虽然职业教育的名称在学制上正式取得了地位，但实业学制与普通学制混合这种“纸面游戏”实际上是以普通教育的思路管理职业教育，这就形成民国初期职教师资政策在价值上肯定、而在行为上不趋同的矛盾，并非真正有利于发展职业教育。民国初期职校教师制度的实质是民国政府对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职业教育实践的不认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业科教员管理制度分析

（一）甲等职校教员入职资格与教员构成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学制上基本承袭了“新学制”。1928年5月15日，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检讨了“新学制”的得失，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戊辰学制”不再提倡综合制，即职业中学单独设科，与普通中学分别设置。1932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职业学校教员由校长聘任之。1933年教育部颁定的《各省市职业学校学科师资登记检定及训练办法大纲》，确定了职业教育师资的资格及培训要求。1935年修正后的《职业学校规程》规定：职业学校教员包括专任教员和兼任教员两种，兼任教员不得超过专任教员的1/4。按照所教课目的不同，职业学校教员又可分为普通科教员和职业科教员。普通科教员任职条件与普通中学相同。至于职业科教员，《职业学校规程》规定：高级职业学校职业科教员须品格健全、对于所任教学科有专长学识、且符合下列资格之一：（1）职业师资机关毕业，有一年以上职业经验者；（2）国内外专科学校、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专修科毕业后，有两年以上职业经验者；（3）有专门的职业技能，曾任职于机关相当职务四年以上且卓有成绩者。政府以教师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专兼教师构成的比例，增加了教师聘用的弹性。同时，也允许在实业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破格踏入职业教师行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业学校师资不足的局面，以适应当时社会对于新型技术人员的需求，满足实业发展的需要。

（二）南京政府时期甲等职校教员聘任制度

民国时期，教育社团是政府之外一支重要的教育改革力量，具有民间教育智库的作用。教育社团集结了众多的教育界精英和实业界精英，致力于推动国民政府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于“职业陶冶、职业学习、职业指导、职业补习、农村职业教育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因此，彼时由公立职业学校和私立职业学校共同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当时，一些在国内或国外受过医科教育的人士纷纷在上海办学并任教。民国十八年（1929年），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规程》，为奖励创设私立职业学校，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颁布《私立职业学校立案备案补充办法》，“倡导私立职业学校以满足青年毕业后就业和社会对初、中级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职业学校教员由校长开具合格人员详细履历，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后由学校聘任。采取校长聘任制的人员编制办法，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工作热情，但同时校长的素质则对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及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民国时期私立学校占学校总数比重较大，官方培养的“合格教师”数量不足与现实职教师资匮乏形成矛盾。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领域还是继承了传统的官本位观念，过分强调学历和正规科班出身，忽视职校教员应具有的技术技能水平，导致甲等职业教育教员的来源成为问题。例如，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除其主办者李平书和留美归国医生张竹君两人具有相应的专业资格，分别担任中西医教学外，所办私立职业学校主要依靠“延请名师，分授中西医学及各学科”。该校规定，学生毕业时“按照科学考试”，合格者除行医外，即已具有该校任教资格，“如院中助教需人，须留堂充当教习，薪水优给”。而私立医科学校没有经过教育部门许可，直接允许毕业生在同级别学校任教，是民国政府的教师入职资格制度所不允许的。但是，社会对中级技术人才的现实需求大于民国职教专科机关的师资供给。所以，民国职业科教员管理实行两重审定，一曰学历审定，二曰实际教学能力审定。中学教员和师范学校教员由高等师范毕业生（包括经过一定培训的同等学历者）担任。中学按地区组成相应的教师检定委员会，负责对学历申请通过者进行实际能力检定，合格者授予许任状方可出任教员。从表1反映出的民国公、私立职业学校的占比情况可以发现，民国政府的公立职业学校比重小，发展速度缓慢，说明政府对当时社会需要技术人才的状况缺乏职教政策的准备。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校教员资格培训制度

1933年，教育部颁布《各省市职业学校学科师资登记检定及训练办法大纲》，确定了职业教育师资的资格及培训要求。此《大纲》将职业学校师资分为甲乙两种：“甲种高级职业学校职业学科师资，乙种初级职业学校及补习学校职业学科师资。各省市教育厅局调查本省市现在及最近将来各职业学校所需职业学科师资之种类，分别登记、鉴定及训练”。到1937年抗战前，民国时期的职校教师教育制度化基本完成。抗战爆发后，在“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其中“职业教育因抗战事业亟需中级技术人才，故受到国民政府的相当重视”。1940年3月，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围绕战时中等教育出现的问题讨论解决方案，其中指出，关于职业教育的困难主要是师资问题和社会仍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观念的问题。为此，会议议决做出“拟请特设职业教育师资训练机关，培养职业学校师资以应目前需要案；请明令公布职业教育之重要内容，以转移社会观念，并唤起青年注意案”。1940年又颁布《津贴职业学校专科教员及导师薪给暂行办法》，规定对工农科专任教员之津贴，除原薪外，每名每年还有额外的补助。南京国民政府以此经济手段，促使社会转变轻视职业教育的观念。同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职业学校职业教员进修暂行办法》，对于符合进修条件者，由教育部给以进修奖学金，使有关教员休假到学术或事业机关进行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或进修，此外还通过暑期讲习会，邀请有关专家联系职业学校实际进行学术与技术方面的指导。”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职校教员培训制度，对职业科教员进行培训提高的措施，在提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对于社会需求倾向于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职业教育，接受政府培训的师资力量可谓杯水车薪。

民国职校教员教育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一）民国初年内战不断，权力斗争使得职校教员

教育制度缺乏形成的天时在民国教育地图上，东北有日本伪满洲国的渗透教育，东南有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教育，西北有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边区教育。权力斗争造成政局纷乱，教育凋敝零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价值观方面难以统一，民国初年教育界力图跳出清末教育发展的思路，以资产阶级的要求构建新式教育，运用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教育思想加以指导。民国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明显带有模仿日本的痕迹。民国十一年（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新学制”吸收了德国职业教育制度，揉合了美国职业教育制度。相对于职业教育所面对的地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均衡等状况具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在价值观上的扦格，使得中国的职业教育难以正常发育。发展职业教育需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德位相配的本土价值观念，而这些都是形成民国职业科教员管理制度所缺乏的天时。与国民政府相比，日本在殖民台湾的50年奴化教育中，大力发展初等教育，着重职业技术教育，限制发展高等教育。日本殖民者在台湾修建了铁路港口、工厂电站、水利灌溉等大量基础设施，同时还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到1945年，台湾被交还时，台湾的工业化程度远远高于大陆，是亚洲除日本以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个反面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庞大，社会管理人员后备队伍充足而中等技能技术人才资源匮乏的社会人才结构并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二）职校教员封闭僵化管理，缺乏关于国际竞争

对技术人才需求的敏感度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竞争格局发生变化，1946年，作为战胜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出席缔约筹备活动，并没有敏感意识到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是通过数量庞大的技术人才资源实现的。的造成中等职业教育教师政策决策主体单一，教师政策价值目标错位，寻求家族私利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价值目标与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价值目标对立；“考试做官”功利价值取向的普通教育与技术立国及提高农工劳动者素质的公益价值取向冲突，是民国时期中等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主要社会政治原因。民国时期的中等教育管理体制难以健全，民国政府主导的是“行政定向、封闭运行”体制。基于社会的矛盾与压力，又由于受爱国文教界人士的批评与推动，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职业学校法》、《职业学校规程》等相关法令，多次强调对校长任用资格的检定与甄别，多次强调校长不仅要品格健全，才学优良，而且还应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业绩。职校教员须由校长聘任，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保证职业学校的校务管理与教学质量，其实质是对国民政府僵化的科层控制的模拟，如图1所示。

（三）民国职校教员制度缺乏逻辑起点和完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