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文化意义范文

时间:2023-11-22 18: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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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的文化意义

篇1

论文摘要以乡土文化的认识视角观察,中国传统音乐不仅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以其鲜活的、动态的方式昭示和外显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是推动乡土文化发展的根源和 墓因。实施乡土文化教育、传统音乐教育的价值与意义,一是唤醒民众文化的自觉意识;二是弘扬民族文化精神。 

    一个多世纪来,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传统音乐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乡土音乐文化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且正在迅速消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忽略民族精神,藐视民间音乐内容与形式,不把民族音乐文化建立在自己的母语音乐教育基础之上,就会象风筝飘断了线一样,漫无目的地在世界文化中飘泊、流浪,直至消亡。 

一、乡土文化与传统音乐 

      “乡土文化”作为一个含有时间因素的空间概念,是特定地域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定生活模式。从大的方面看,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发展动因!人类文化不是通过遗传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这就决定了民族文化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人类的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人类的早期,与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教育,是通过口头和行为传授的形式,传递着原始的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的丰富,特别是由于文字的出现,人类文化单纯靠口头和行为传播的形式已不能胜任,人类社会有了专门传授文化的机构的需要,于是学校教育便产生了。教育传递着文化,使得新生一代能较为迅速、经济、高效地古有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使一个人从毫无文化内容的“自然人”变成一个具有鉴赏、创造文化能力的“文化人”。如果人类文化不从前代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人类文化的保存、积累与发展就将化为泡影,民族的文化就无从谈起,人类文化就不会如此丰富,人类社会就更谈不上发展、进步。 

      “文化总是既作为人类在人本身的自然及外部自然的基础上、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之总合而存在,又总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而演化。倘若择取乡土文化的认识视角观察,中国传统音乐不仅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以其鲜活的、动态的方式昭示和外显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是推动乡土文化发展的根源和基因。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往往是口耳相传,依靠的是听觉、视觉和记忆,从具体的音响中得到感受与体悟,这种传承方式便于即兴创作,便于思想情感的表达,也便于在民众中间流传,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中国传统音乐中也有依靠乐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但其口传心授的方式最为重要。虽然不依赖于乐谱而容易散失和遗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它却极大地扩展了人的继承与创造能力。 

      因此,可以说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之宝!近几年大批的中国传统音乐种类被列为省市国家,甚至联合国的保护计划,专家、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予以了诸多的关注。窃以为,实施乡土文化教育、传统音乐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最起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1、唤醒民众文化自觉意识。一个民族的发展延续至今,是一代代人继承、创新的结果。由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特殊,文化深受政治运动与西方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艰难过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增长,对于“我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具有人类学色彩的文化追问频繁闪现,文化界的自觉意识日趋高涨。费孝通先生说:“我曾用‘文化自觉’来形容中国文化在新的世纪所要承担的使命,‘文化自觉’就是要求我们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展望世界,对于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有‘自知之明’。作为中国文化发展集团中特殊一员的中国传统音乐,也随着国家政策不断调整以及主流媒体、专家学者的奔走呼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音乐界萌发着音乐文化自觉的强烈意识。近几年,提出“乡土音乐教育这一概念”,就可看作这一举措的积极响应,它既秉承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主流血脉,又体现了中国多民族、多地域风格的现实个性。 

    2、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毋庸置疑,提倡乡土音乐教育就是为了凝聚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所以,通过学校或社会教育,积极延承民族文化,对传统音乐遗产先继承、吸收,后传承、发展,则是对乡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最有效的措施。所谓“积极延承”,就是既要继承乡土文化传统的东西,也要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创造新的东西;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既要延承乡土音乐文化的“文脉”,也要有选择地延承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人脉”,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物质表象,也要注意延承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如果通过大家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民族音乐文化必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感召力成为维系国人世代延续、和谐共生的精神纽带与支柱。 

二、乡土文化与高等音乐教育 

      从音乐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音乐从产生、发展至今,始终并行发展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即雅乐与俗乐。这两种不同的音乐形态都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大的背景之下。两种文化就像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与黄河,脱胎于一个母体,而又各自成长、壮大,八千年历史积淀,使得民族的血液里充满着传统文化的精髓。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西学东渐,我们在大量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传统文化虽自然发展,然而己明显落后于西学在中国发展的步伐。回首过去一百余年的学科发展,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如音乐的中西问题、传统文化如何发展、如何创新?新时期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传统音乐?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等等。近几年来,音乐学界就此曾有广泛深入的讨论。然而讨论过后,如何提高国民认识和如何实施民族音乐文化振兴,则是一个我们面临的首要困难和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领域,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鱼待解决? 

      首先,拓宽、加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面认识。只有先占有文化,然后才能创造文化。文化不但是一个一个动态系统,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文化发展具有客观自在的规律,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如何继承发扬母语文化,得益于我们对于母语文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建立在对母语文化全面整理和高度提炼之上的。近现代学术意义上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理与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虽然己有六七十年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也由于其他原因断断续续,且主要从民族民间音乐的角度进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方位的研究逐步展开,经过20多年来的积累,成果丰硕,领域不断拓宽,并且形成了若干个研究的分支体系。但是面对浩若烟海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这些又显得极其单薄。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在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在快速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需要也越来越旺盛。如何使国民深入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如何使人民自觉不自觉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这首先要看音乐学科、学术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前的几代研究工作者从传统音乐的品种划分归类、每一个歌舞种、曲种、剧种、乐种研究都有了一个深入的研究,有些成果甚至还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水平。如果仅从音乐的结构与织体、音乐品种的体裁与形式、音乐研究为音乐创作服务这一个层面加以分析、概括与认识,虽是必须的,但不是全面的。笔者以为,这是从纵向的角度,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区域音乐研究就很有必要,且当务之急。 

      民间音乐的地域风格形成因素很多,如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人口变迁、战争灾荒、行政区化、风俗习惯等等,这就使得中国的民间音乐形成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文化区域。我们如果无视中国民间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就会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认识以偏带全,认识上陷入狭隘的境地。如果开展乡土音乐文化教育就只能介绍一个品种,体验一种风格,没有结合地域文化特征,就容易使人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所以,对于地方音乐加以区域性的总结,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和视角,在己有音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研究,集中编辑一系列乡土音乐教材势在必行。至于如何编写,从什么角度考察乡土音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笔者以为,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从某个角度来说,地方的行政中心往往和文化中心、经济中心重叠在一起,所以,现阶段也可以以行政区作为单位,编写地方音乐课程,如各省都可以编写本省的民间音乐概论。这方面有些省市已有相应的教材成果出现,例如已经出版的《山东民间器乐概论》等,有些省市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其次,对高校音乐教育的重新审视。高校本身具有传承知识的功能,其责任是“传承文化、开启民智。”要想振兴我们的民族音乐事业就应首先从高校的音乐教育入手。地方高等院校首先应承担起乡土音乐教育的责任。对于地方高校来说,最好、最直接地传承我国传统音乐的方式就是保护、弘扬当地的乡土音乐。大学具有研究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功能,可以培养一批传统文化的接班人。我们对中国乡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还相当有限。加之一百余年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中母语教育的成分比重较少,使得在高等音乐教育中,母语教育的比例严重失衡。出现了以下问题:1、几乎没有涉及到本地乡土音乐教育的内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中,仅有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少数几门课,且居于附属地位,甚至可有可无。学校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这种表面化的、知识性的,与其是说传承民族文化,不如说是乡土音乐文化遗存面临着被摧毁、被遗忘的绝境。2、音乐教育的师资不合格。由于几十年的重西轻中、重技巧轻文化的恶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学子,使其大量文化素养不健全的师资进入到高等音乐教育行列中来,如小课课时不够,以兼带民族音乐概论或是中国音乐史课程充数,授课中没有深入的体会,只能照本宣科,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篇2

关键词:乡土文学;生态意识;现代化;社会变迁

生态问题的由来不是新近才发生的,可以说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伴随着生态问题。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一度追求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的破坏则是其严重的代价。这使得人们不断反思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以实现社会持续发展的愿望,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在诸多探讨生态问题的范式中,文学的重要性也在日益显现,并发挥了其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学题材中,中国乡土小说对生态问题的反思值得一提,“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五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乡土生态小说’思潮及其‘生态主义’倾向”[1]乡土小说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其社会功用,“传达生态危机给人类造成的不安与思考,构建新的生态的情感空间与审美形态”[2]。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乡土文学扼守乡土文化的筋脉,从乡土社会的变迁中,阐发对生态意识的认知。

一、我国生态文学研究回顾

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研究对于我国文学界来说可谓是“舶来品”。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生态文学研究最初也是聚焦于梭罗、爱默生等西方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强调自然环境、大自然以及天人合一的灵性――一种人类在自然中并通过自然能够也应该拥有的生命力”[3]。可见,生态文学作品的主要要义旨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早期书写生态环境的作家更多的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来找寻人类的生存之道。

在随后的研究进程中,生态文学家对生态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入,人类中心观念发生变化,生态文学研究(也称为生态批评)的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生态批评是一个由强调地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构成的兼收并蓄的群体,该群体试图证实人类(及其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互联性”[4]。生态批评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生态文学的名称也各不相同,被频繁使用的术语主要是“绿色文学”、“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而后国内文学界对“生态文学”这一术语达成共识。

从学术词语的共识达成以及研究领域的逐步扩大可以看出,国内学界中生态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人们的生态意识在不断提升。“所谓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5],为使人们的自然意识和精神境界达到一致的高度,为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陈旧观念,生态文学研究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内涵在不断的延伸。

二、中国早期乡土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书写

中国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以来就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即“乡土文学是作家故乡恋的形象的艺术记录”[6],故乡则是乡土小说创作中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不过是“乡愁”更直接的表彰,通过对现世人与自然、社会生态之关系的观念性揭示,试图构筑起一个“家人一体”、情感与精神得以安顿的生态乌托邦的世界”[7]。世界范围内的乡土小说创作之初更多的是对农业社会的歌颂,大多描绘的都是一种静态的“田园牧歌”式乡土社会,很少涉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工业文明参照下的‘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8]。在讲求风俗画和地方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则一度形成乡土书写与城市书写两个二元对立的局面,但在早期乡土小说创作中,在农业社会还比较稳固的形态下,乡土小说更多的是坚守人文意识的书写。

在中国乡土小说发展历史中,小说创作者对故乡的那种眷恋之情不可谓不深厚,尤其表现在对乡村社会的诗意描写上:沈从文笔下山清水秀的湘西田园景色、孙犁笔下白洋淀荷花映照下的无限风情、“山药蛋派”笔下的苍凉却有力陕北风光等,都有着乡村社会中独有的风土人情。沈从文、孙犁等人笔下的乡土社会中,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人与自然诗意的栖居,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沈从文等作者所处的时代工业文明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不可抵挡之势,农业文明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还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虽说在农业社会中也存在毁林开荒、水土流失这些生态问题,但这并没有形成在当时社会中广泛关注的焦点。这也使得在那一时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作者更多着力描绘其记忆中乡村社会中良好的生态环境,宣泄的是乐观的生活气息,凸显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但工业文明的不可阻挡态势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生态问题也引起了新一代乡土作家的重视,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

三、现代化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社会是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依托和温床,这是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历史产物。在工业文明席卷世界的强势劲头下,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也无可厚非。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上至国家意识层面,下至百姓普通生活,都与现代化紧密相连,而现代化体现在中国整个社会中,最直观的反应就是城市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这就导致了一种无奈的现实:中国城市化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碰撞。用冉云飞的话说则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论证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9]。乡土社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同一地方的居住者大多都具有亲缘关系,是一种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还谈到中国乡村社会的“礼治”,他认为乡土社会中传统的效力很大,“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为前提”[10]。在这种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在传统的束缚下大体上都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但现代化的进程则打破了中国这种固有的乡土社会格局。

现代化带来的影响我们都有目共睹:乡村建设日益智能化、规范化,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漠、乡村环境状况恶化、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导致乡村人口锐减,城市压力增加等等,这些对传统社会都是不可逆转的冲击。植根于乡村社会文化的乡土小说也就回不到“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书写,生态问题在近年来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

四、新时期乡土小说生态意识变化

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高歌猛进,乡土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故乡早已不是人们记忆中那个故乡了,乡土的地方特色在逐渐模糊,异域风情也在日趋被城镇化所统一,乡土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的流变。

在现代化进程驱动下的社会变迁洪流中,生态问题成为乡村社会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典范意义上的现代乡土小说,其题材大致应在如下范围……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11],生态问题列为乡土小说中的一大题材,可见其深刻的文学意义。在现代化的影响下,文学创作者更多着力于以文学之力来引起社会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使人们反思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以期重构一个理想的人类生存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

罗斯尔顿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认为:生态整体观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有人严厉批评罗斯尔顿所主张的“牺牲个体的利益而满足整体的利益”,认为其破坏了对人类个体的尊重,视其为“生态极权主义”和“环境法西斯主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是否可以做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高度来考察问题呢?生态问题显然不是理论或者认识问题,而是人如何对待自然的现实或者实践问题。生态也就是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就是通过人类实践不断向自然本身的复归。

著名生态思想家泰勒《尊重自然:生态伦理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对待自然的四个最基本行为准则: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重建正义原则。人类如何与自然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是值得警惕的。姜戎的《狼图腾》一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一部乡土小说,书中人狼的博弈揭示了其背后严重的生态问题,人与狼争夺生存资源的结果让人感叹,也促使人们更多的思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生存之道,对促使人们更多的关注整个自然界,注重生态的持续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此书的畅销也说明了其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生命平等意识和生物种群共存共生等生态主义思想在社会中引起了重视。

五、新时期中国乡土小说中生态意识书写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学在中国文学界中可谓是后起之秀,在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是一重要的创作来源。生态文学内涵丰富,争议不断,但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和探讨产生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12],这也对乡土小说中生态描写的价值定位有指导性的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社会以至于个人都在不断的力求改善这种情况。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更多的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有其自身的观察视角,生态意识的书写也是时代背景下的强力召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大力倡导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与生态的和谐正是响应国家号召的现实写照。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中,文学也具有牵一发一员而动全身的力量。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后,精神上的提高对整个社会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文学作品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有其独有的功用,乡土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它对揭露生态环境危机,塑造人们的生态意识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过于关注人类自身利益,但人类本身就不是独立于自然界而存在的,人与万物都平等。海德格尔说过:“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牧人”[13],著名女性生态学家罗斯玛丽・卢瑟也提出要使人的意识转到地球意识,这些都在不断的要求我们要具有像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这种高尚的情怀。中国乡土小说中生态书写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引导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状况产生共鸣,以形成关注整体社会,改善环境的生态意识,迈向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大地与天空、神性与道德四位一体”的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1][2]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J].学术月刊,2010 (1).

[3][4]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M].赵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92-294.

[5]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2009(3).

[6]春荣.新时期的乡土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3.

[7]王杰泓.原乡情结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

[8][1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9.

[9][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87.

篇3

一、乡土景观的概念

乡土景观最常见的解释是具有地域性、本土气息的景观,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追求复杂的形式,不接受新型技术的创新,遵循本土的环境气候、风俗文化,形成一种普通寻常的生活环境。江南水乡、黄土高原、蒙古草原等这些不同地区的乡土景观构建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自然景观,但乡土景观却不包括高楼林立的建筑群和新型住宅区。乡土景观是创造者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为满足当地人日常生活的需求,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气候环境创造出来的,因此乡土景观是具有一定目的性和自发性的自然或人造景观。

二、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

乡土景观体现了当地的特色,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乡土景观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意义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面对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为了在精神上帮助人们缓解压力、放松心情,乡土景观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存在。在乡间踏青、嬉戏娱乐,可以使人们的精神得到很好的放松,乡土景观设计也无疑是利用了这一点,与城市景观设计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晚饭的餐桌上是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果蔬,这何尝不是对劳碌了一天的身体与心灵的慰藉。乡土景观设计使人们精神得到满足,返朴归真,符合现代人的心理需求。

(二)乡土景观对历史文化的意义

中央电视台cctv1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无疑唤醒了匆忙生活的人们一颗温柔敏感的心,唤醒了对诗词的向往,对田园生活得向往。如果一个人有一颗温柔敏感的心,那么他一定是善良、勇敢、认真生活的人。属于寻常百姓的乡土景观无疑也能唤醒人们温柔敏感的心,它是一种文化的沉淀,将地域的历史文化用建筑景观的方式记载下来。我们触摸到这一片土地,仿佛触摸到历史的车轮,过往景象历历在目,唤醒我们尘封的心,使我们更加勇敢认真地生活下去。

(三)乡土景观对地域特色的意义

一张独具特色的明信片都能代表一个地方的特点,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乡土景观。乡土景观是特定区域的乡土文化,是对当地风俗的传承与保存,要使现代的景观中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何不将地域特色运用其中。乡土景观体现着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环境,现代景观设计师可以将其作为设计参考,从独特的设计角度出发,形成别树一帜的设计理念,丰富拓展城市景观,为人们打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乡土景观对人们情感交流的意义

人们对城市的影响大都是“冷森森的钢筋水泥”。如何使现代景观多一点灵性与人性,使冷冰冰的建筑物也能慢慢温暖城市人们的内心,现代景观设计师可以将乡土景观融入现代景观中,为人们搭建情感交流的平台。相比于乡土景观,城市景观的表现形式往往过于单调,缺少一些感性的思想在内,呈现出来的形式往往并非是生动自然,给人的感觉并非是可亲温和。设计者对景观应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将乡土景观融入现代景观中,把独特的地域文化融入城市中,使现代景观更具灵性,有利于人们情感的交流,开拓出现代景观设计别树一帜的设计理念。(五)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思想的意义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一切设计师的设计灵感均来自于自然,各种发明家的发明创造也均来自于自然。大自然的山水、声光、草木和各种动物使乡土景观拥有更加独特迷人的风格,虽没有现代设计严谨的科学理念,也没有创新新型的设计风格,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乡土景观的深沉热爱。乡土景观浑然天成,像一块璞玉一样不经雕琢已熠熠生辉,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现代景观设计也不断地从大自然中,从乡土景观中提取设计灵感,开拓设计思想,不断地在努力丰富城市人们的生活内容。乡土景观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存,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习惯风俗,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设计师无论是有没有基于科学的设计经验,抑或是有没有基于现代的科学理论和设计方法,现代景观设计想要达到一种理想的景观,需达到天地、人、神灵的和谐。乡土景观的多样化给现代景观设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设计思路,现代景观设计师正在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充满灵性的内心不断丰富着城市现代景观,返朴归真,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现代人们的情感交流构建更多的平台,为促进城市建设不懈努力着。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就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研究,首先对乡土景观的概念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而后主要针对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借鉴应用进行深入研究,从乡土景观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意义、乡土景观对历史文化的意义、乡土景观对地域特色的意义、乡土景观对人们情感交流的意义、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思想的意义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希望通过本文不同层面的分析研究,抛砖引玉,能够让大家对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借鉴应用上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建议。

作者:常玺强 单位: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郑文俊.乡土景观保护路径探析[J].长春理工大学校报:科学出版社,2013,(12).

篇4

1.1乡土文化的定义

何谓乡土文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定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就是发端并积淀于一个特定的地域,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总和,包括民风民俗、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名沿革、历史变迁、语言文化等。还有的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就是乡土社区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它包括农业知识、技术知识、医学知识、民间文学与艺术知识以及诸如信仰、亲属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等神圣与世俗生活知识等。我们认为乡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乡土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乡土物质财富和乡土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乡土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乡土观、文化观为指导,以调适乡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点而形成的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总和。乡土物质文化包括乡土山水风貌、乡土聚落、乡土建筑和民间民俗工艺品等;乡土精神文化包括乡土孝文化、乡土宗族家族文化、乡土生活习惯、乡土传统文艺表演、乡土传统节日等;乡土制度文化包括乡土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乡约乡规、乡存共荣的意识形态、乡土价值取向、乡土行为方式等;乡土生态文化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地理环境的大气、地形、地貌、土壤、湖泊、河流等自然山水以及形成生物链条的动植物种群等。乡土文化是特定区域的共性文化积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又涵盖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

1.2乡土文化的内涵特征

我国乡土文化源远流长。乡土文化是华夏民族得以繁衍生息的智慧结晶和精神寄托,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优秀的乡土文化既表现了乡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等,体现了乡村和谐为美的社会伦理思想,强调了人与人的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睦到社会和谐,又体现了乡民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社会进步的文化价值观,还体现了乡民勤劳、朴实、热情、开朗、健康的品质特征,民族性情尽显其中,更体现了乡民崇尚劳动、尊亲敬祖、敬老敬贤等传统伦理观念。所以,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制度的还是生态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已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因此,乡土文化具有以下内涵特征:

1)乡土文化具有强大的延续力。

纵观世界上各个主要的农耕文明,大都发生过中断或衰落,唯有我国的乡土文化从未中断过,它一脉相承直到今天。

2)乡土文化是一种农耕型的文化。

这种形态的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使农民群众形成了重农、尚农的思想,而且在社会心理和行为上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3)乡土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

它总是能够积极地吸纳和融合异质文化,而不是盲目地排斥或应付。

4)乡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

这种和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1.3乡土文化与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关系

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灵魂,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乡土文化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与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之间的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的。新农村人居环境受乡土文化的影响,又是乡土文化在物质环境和空间形态上的体现,是乡土文化的写照。由于乡土文化具有延续性的特质,因此可以根据需求从乡土文化当中找寻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素材来获得设计的思想源泉。同时,乡土文化作为乡土生活方式的一种载体,在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设计时也是对新的乡土文化的创造和完善。即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一旦形成,就会对该地域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新的乡土文化情景。不同的乡土文化反映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上会产生不同的人居环境风格。

2乡土文化的作用

乡土文化使设计者在认识理解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过程中转化为设计理念,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文化根基。

乡土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记录着乡土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殊性,承载着乡村的历史和传统,聚集并沉淀为一定的社会密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原生态文化。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必须从中吸取营养,寻找设计灵感。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模式或载体的选择,只有与当地的乡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由此可见,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根基。

2)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导向作用。

乡土文化导向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乡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乡土精神文化,发挥着无形的导向功能,能够为设计者提供方向和方法,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行为起导向作用,引导他们面向农村美好未来,以农民、农业、农村即“三农”整体利益为重,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业为重,使设计者自发地去遵从,把“三农”与设计者的意愿和愿景统一起来,从而促使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更加符合“三农”的实际需要。其次,对农民、农业、农村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导向作用,引导农民、农业、农村树立大局观念,支持和配合设计者对新农村人居环境的设计。因此,乡土文化就像一个无形的指挥棒,使设计者自觉的按照农民、农业、农村要求去设计人居环境。

3)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

乡土文化具有传承的作用。乡土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薪火相传、稳定延续下去。今天的乡土文化,是建立在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优秀的乡土文化凝聚了乡民世世代代的智慧,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乡土文化的传承表现为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等方面的传承。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不能无视这些宝贵财富的存在,不能离开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否则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对乡土文化的传承要批判继承,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对于符合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要求,又积极健康向上的内容,应继承和发扬,对不符合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要自觉加以改造或剔除。

4)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指导调适的作用。

乡土文化中有乡土奋斗目标、乡土的行为规范和乡土的共同价值观,这些都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有着强烈的指导作用。它让设计者明白自己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哪些地方该发扬,哪些地方该规避,为设计者指明了调整和适应的方向。通过这些指导从而提高设计者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约束力,使设计者明确工作意义和工作方法,从而提高设计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的运用

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挖掘乡土文化元素,尊重当地自然与人文印迹,坚持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实现人居环境设计与人的天人合一。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3.1对乡土物质文化元素的运用

乡土物质文化中有乡土山水风貌、乡土聚落、乡土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以及乡土地貌、乡土气候、乡土植被、乡土材料、乡土色彩、乡土符号等元素。它是在乡土地域范围内自然产生,且能被设计者利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带有乡土文化的真实性和朴实性,对节约新农村人居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作用。如对乡土色彩的运用。设计者在进行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前要深入了解当地农户的风情民俗,体验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场所精神,运用乡土地貌色彩、土壤的色彩、植物生态、人文内涵、天空、大地、山林、水体等自然物质实体固有乡土色彩,挖掘出当地的乡土色彩,并运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去,使得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富有乡土气息,创造出独具匠心的色彩映像。乡土色彩对整个造型赋予了乡土个性语言,它是造型要素无法取代的。又比如对乡土符号的运用。设计者将乡土符号作为物质载体,再结合当地的风情民俗,并以艺术的造景手法运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从而设计出能真正体现乡土文化特色、个性突出、生态和谐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还比如对乡土材料、植被的运用,呈现出的是自然美。取材于大自然的石材、植物、木等自然材料,通过造景手法处理使普通的材料变得不普通,利用地产的瓜、果、梨、桃等水果或蔬菜作为绿化设计素材,使之成为新的景观观赏对象。同时那些乡土建筑凝聚了历代民间建筑设计师的灵感,体现了民俗风情与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设计者应重视保护乡土建筑,注重从乡土建筑的布局、墙体、屋顶、门窗和其他细部中吸取地域元素,让新农村人居环境与乡土建筑和谐共生。

3.2对乡土精神文化元素的运用

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看得见的东西是它的物质文化存在形式,那些看不见的是乡土精神文化,它飘离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载体之外,隐藏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形式的背后,透过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物质文化所反映出的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审美情趣、设计理念、设计思想、创作手法、设计方法等,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乡土精神文化。而这些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乡土精神、农耕传统、地域风情和民间技艺是乡土精神文化的精髓,可以作为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主题和设计理念,通过新农村人居环境载体设计,去营造空间环境,不仅能体现乡民的意识观念、审美情趣、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同时还将反映蕴含在其中的深层次的乡土精神文化内涵。因此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乡土精神文化特征的表达,重在意境、神韵、场所精神的塑造上,在潜移默化中将地方的风俗遗存、生活模式、传统空间格局传达出来,作为一种乡土精神文化特色的见证。

3.3对乡土制度文化元素的运用

乡土制度文化介于乡土物质文化与乡土精神文化之间,相对于乡土精神文化而言,更具有外观的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它既起着规范乡民行为和办事规程的作用,也起着规范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作用。乡土制度文化为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提供了共同的设计准则和设计规范,这些共同的设计准则和规范反映了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共同意愿。同时,乡土制度文化是非物态文化,它的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乡土纪律制度、乡土道德准则、乡约村规等,有利于增强设计者的文物保护意识,了解乡村的发展历程,知晓先人留下的文物古迹,促使他们增强保护文物的意识,使之合理利用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资源,以乡土制度文化为切入点,引导设计者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设计。如以乡土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为物质载体,引入当地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乡土材料,如古井、水车、石磨、古树等器物和农耕文化的簸箕、斗笠、锄头、风斗等原生态的生产农具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充分展现乡村特有的艺术美。

3.4对乡土生态文化元素的运用

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应有效利用乡土生态文化元素。因为“环境的背后蕴含着千百年来生态演进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它是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经过了千百年来的改造,深深打上了人的实践的印记,成为‘人化的自然’”。然而,目前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缺乏对生态文化必要的尊重,对其运用还比较薄弱,大多以损害乡土生态文化为代价,过度的设计已造成乡村资源浪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是发展乡土生态文化、建设乡土生态文明的需要,设计者必须站在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的高度,有效地运用乡土生态文化资源,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遵循生态的原则,遵循生命的规律,把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动、微生物、土壤、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土地、人口、体制、文化、历史等组成一个多维的复合生态体进行设计。也就是说,设计者要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去充分考虑,合理安排乡村土地及地上的物质和空间,创造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优化和美化的乡村人居生态系统,为农户创造安全、健康、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

4结语

篇5

论文摘要:文章区分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主张用乡村题材小说来囊括新时期以来全部的乡村小说创作,这既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使这一文学流派能够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对改变当下乡村小说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视角有着警示意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数量繁多,姿态各异,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刁、说”这几种不同的称谓,指称的不确定性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使得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着众说纷纭、界定模糊、各抒己见的现象,不利于这一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这几个称谓往往被任意使用,很少顾及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新时期以来以乡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笔者认为“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比较适合。因此,当下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甄别清理,为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从而使这一文学流派的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学对乡土文学构成了巨大威胁,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甚至有人惊呼“乡土小说”将会灭亡。勿寸这一文学流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厘定,使其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眼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在以农村和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鲁迅与“乡土小说”的关系是直接的。首先,他以(故乡》、(风波》、(孔乙已)等一大批精美的“乡土小说”创作对后来者起到了规范和号召作用。其次,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给以正式命名和对其一系列特点进行的理论概括无疑成为这一范畴的定型化和普遍化的重要依据。他在称许寮先艾、许钦文、王每彦、裴中文、黎锦明、李健吾等人的小说创作时说:.‘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中文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田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对于其成长以至蔚成流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曾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冈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以周氏兄弟的研究为基石,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所胃‘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日严家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解释了乡土文学,该条写道:.’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从以上的阐释中洲门可以看出,无论“乡土小说”创作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小说”这一历史的文学概念应具有如下基本艺术特征:一,特定的美学内涵和外延:以“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特征作为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以乡村生活为其基本描写内容,以农民为其主要观照对象;二,比较单一固定的主题格调: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是其基本的主题表达;三,特定的情感特征:以既眷念又批判的情感体现出对乡土复杂难言的情感态势;四,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法: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进入到新时期以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乡土小说”的艺术特征已不能囊括现实创作中全部的乡村}J、说了。有鉴于此,一大批学者对“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修正与厘定。“乡土小说”,不能仅仅单纯地看作是书写原乡情韵,揭示乡土地域风情的小说,只要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乡土情结,乡土意识,都可以称作“乡土小说”。丁帆、金汉、陈继会、雷达、贺仲明等学者就持这种“乡土小说”的传统提法以囊括所有描写城乡生活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但笔者认为,“乡土小说”就是“乡土小说”,它是一个有着独特美学内涵的历史的文学概念。如果我们不顾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作状况而对其妄加“改造”,不但遮蔽了“乡土小说”原有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决定“乡土小说”存亡的内核性特征,还会使原有“乡土小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这无异于取消了“乡土小说”存在的合法性。

“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侧重题材范畴的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术语。如果说鲁迅的论述为“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奠放了一块基石的话,那么茅盾的论述则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基调,并且成为批评“乡土文学”的重要依据。或许是因为茅盾的特殊身份和背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乡土文学”的一般称谓,而是更着重“农村生活”这样的字眼。他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是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的展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日茅盾在这里批评的是“乡土文学”缺少的是“革命性内涵”,而这又正是因为缺少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期待把这些明确的思想和生活内涵纳入“乡土文学”,以拓展其表现的生活领域和艺术视野,从而起到配合左冀文学革命运动。其后40年代,大盆的“乡土文学”创作基本上以茅盾的理论为指导。“乡土小说”抹杀了其“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特征(只有赵树理除外),与“农村题材小说”合而为一了。这些作品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为当时的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寻找合理的注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与骤雨》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被划分为各个题材领域一一对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成为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农村阵地。就连主张用宽泛的“乡土小说”概念来涵盖中国现当代乡村生活小说的丁帆也认为:“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大量反映农村社区生活的作品,是不能称其为乡土小说的,充其盆亦只能是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失去了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给人的审美辰足。’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概念,是一个烙上了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政治学用语。实在和文学相去甚远,因此不宜用它来充当涵盖新时期以来所有乡村小说创作的概念,应该放弃使用这一概念。

“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是一个中性词,意指作家言说的客观对象,以此来区分“乡土”和“农村”这两个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的“想象性构成物”。相比于“乡土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既有较长的存在历史,又未在其存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内涵规定与外延限制。它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可以涵盖“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称谓。凡是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都可称作“乡牛创预材小说”。可以看出,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是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符合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小说的发展趋势。赵园、段崇轩、周水涛等许多学者现在已开始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本文认为涵盖新时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其内涵和外延实际变化发展的考虑:

首先,“乡村题材小说”比“乡土小说”具有更加广阔的内涵和更加开放的外延。在传统的界定中,“乡土小说”主要指以农村包括乡镇生活为题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乡土小说”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纵观所有’‘乡土小说”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强调“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几乎是所有乡土小说史家都坚持的。然而,随着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新时期以来有许多描写乡村的小说并不具备“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小说虽然以乡村为描写对象,但小说并没有显示出某种乡土气息。例如,(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天下荒年》等作品描写了乡村生活,但这些小说的艺术魅力不是来自于乡土风情,而是来自于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展示和对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矛盾的精辟分析。其次,还有一部分以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描写农民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展示农民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故事基本和农业生活无关,已经无法展示出乡土色彩了。如(到城里去》、《白菜萝卜)、《民工》、《泥鳅》等。最后,80年代后期,以马原、余华、残雪、苏童、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的“先锋小说”往往只把乡土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发生地而存在,这些作品大多依托西方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对社会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自然忽略了对乡土地域色彩的表现。如(虚构)‘(一个地主的死}‘(山上的小屋)、(米)、(敌人)等小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可见,“乡土小说”已无法涵盖以上这些小说的内涵。再从外延来看,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是农村,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小说的地域范围发生在城乡结合带,甚至是城市。如刘醒龙的小说(白菜萝卜》和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因此,“乡村题材小说”所要面对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变化性的广阔空间,这既包括原有的广裹乡村原野,又涵盖了正在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城市空间。同时,作品所面对和表现的“人”,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包括了那些长期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乡镇千部、艺人以及那些还未来得及脱去“土”气的城市农民。例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乡长》、《扶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展示了“乡镇干部”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在农村的生活,而(白菜萝卜》、(都市里的生产队》、(败节草》等一类作品所描写的是农民以不同的身份在城市中的生活。

其次,“乡村题材小说,"t匕“乡土小说”包容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传统的“乡土小说”主题内涵比较单一,基本是在静态的乡村生活中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作家们是站在乡村外审视乡村的,以启蒙和政治改造作为书写乡村的基本姿态是明确而稳定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被城市吞食,城市文明日益进逼乡村,城乡之间的影响日渐加深,乡村不再成为封闭自足的叙事资源,“‘乡村题材小说”由此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虽然像《清水洗尘》、《梅妞放羊》、(孕妇和牛》、(清洁的日子》等作品在封闭自足的乡村书写中显示出传统“乡土小说”的品质,但更多的作品显示出的是更加丰富“多元”的主题格调。《陈免生上城》、《老井)、《黑骏马》等作品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愚昧落后,对农民身上固有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人生》、(平凡的世界》、(哦,香雪》等通过对两种文明冲突的描写,表现出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乡村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缺陷。(大树还小》、(黄昏放牛)、(九月还乡》等作品展现了乡村因经济劣势导致的文化劣势,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严重担忧和焦虑。(乡村情感》、(黑蜻蜒》、(跪乳》等作品在批判城市道德时虔诚地讴歌传统美德的乡村文明,表现出很强“文化守成”倾向。(瓦城上空的麦田)、《神木》等作品展示出城市的冷漠无t清,金钱对人心的腐蚀,表现了城市空间下农民异化的现代性主题。“乡村题材小说”主题“多元”的格调还体现在作家“价值依托的多样化”。“价值依托的多样化”在此“既指乡村小说创作的核心价值依托的多元化,又指乡村小说家个体在具体创作时对多种价值意识的兼容并包”。圈例如,从(黑蜻蜓》、《跪乳》等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对“仁”等传统道德精神的眷念,而(乡村情感》、《天下荒年》等作品既认同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和十七年阶段形成的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价值意识,又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精神;(歇与山庄的两个女人》、《城的灯》等作品则对城市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同。总之,新时期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开阔的视野,“乡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格调。

再次,部分“乡村题材小说‘’的乡土情感与“乡土小说”的情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来自乡村,因此有着城乡两方面的人生体验。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是自我得以确立的根本,他们不可能轻易割断与乡土的情感联系,在文化上也难以逮然摆脱乡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文明又远远优于乡村文明,对于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些作家来说,认同本土文化意味着肯定自身生活方式的低劣与不合道德标准,因此形成了他们对乡土的双重姿态,即既眷念又批判。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小说作家对乡土的情感也随之改变:一,情感空缺。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作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他们缺少乡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作品中的乡村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非现实中的乡村,他们不关心乡村本身的存在,小说只寄托着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基本上不对乡村倾注情感。二,情感变异。长期以来,乡村小说作家始终对城市怀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不能适应城市文明而形成的。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作家们对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城市文明不再一味地排斥,而是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逐渐意识到城市化将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三,情感超越。李洱、韩东、毕飞宇、魏微、红柯等更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已超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出更现代的创作理性。(石榴树上结樱桃)、(扎根》、(玉米)、(一个人的微湖闸》等作品用一种“个体”言说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描绘生活的本真状态,表达着自己的切身感受,传达着各自的价值判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叙写着中国的城乡关系。

篇6

关键词:乡土历史素材 课堂教学 具体应用

笔者认为,乡土历史素材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突出爱家乡和爱祖国的思想原则;摆正乡土素材和课本教材的关系,对课本教材进行补充;要真实可靠,还要生动可读。

一、对乡土历史素材的理解

乡土历史素材是以记述乡土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教材,从广义上讲包括当地从远古到近现代历史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科技、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历史沿革和地域特征,狭义上主要侧重古往今来发生在当地而又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历史名人和历史古迹。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依托乡土历史素材,把课本历史知识和乡土历史素材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是新课程教学的必然选择。

金华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江南邹鲁”“文物之邦”之称。在文学、诗词、戏曲、书画、科学等方面人才荟萃、代有名家。在历史名人遗迹方面,有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革新词坛的张志和、诗僧贯休、抗金名将宗泽、南宋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和陈亮的“永康学派”名噪全国、元代名医朱丹溪创立滋阴学说、明代宋濂为文质朴、清代戏曲家李渔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近代的陈望道、邵飘萍、施存统、曹聚仁、冯雪峰、吴晗、艾青、黄宾虹、施光南、严济慈等都是世界级名人;在历史遗址和出土文物方面,有距今约10000~9000年的上山文化遗址、金华永康庙山遗址、金华永康太婆山遗址、金华武义大公山遗址、金华婺城区的山下周遗址和青阳山遗址、金华铁店窑遗址、太平天国侍王府遗址、金华八咏楼遗址、金华城隍庙遗址、金华天宁寺遗址等。这些乡土历史素材,为历史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二、乡土历史素材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设计和应用

1.乡土历史素材要突出爱家乡和爱祖国的思想原则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乡土历史素材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激发学生树立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志向。因此,历史教师在设计和应用乡土历史素材的过程中,这个目的要十分明确。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要很好地体现爱国主义教育、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人生观教育的原则。

如学习时,组织学生学习《邵飘萍和》素材,介绍邵飘萍在“五四”运动前后是与学生运动联系最紧密的报人。从运动的酝酿、爆发、经过、结局,邵飘萍无不参与其中,以其“铁肩辣手”的固有风格,为呼号鼓吹。通过学习这个素材加深了学生对的理解,培养了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2.要摆正乡土素材和课本教材的关系,发挥乡土历史素材的补充作用

乡土历史素材的设计和应用要明确并把握乡土历史素材和课本教材之间的关系,发挥乡土教材对课本教材的补充作用,这种补充应该是对课本教材主要内容的补充,要避免喧宾夺主。因此,教师对补充什么、如何补充,应仔细加以考虑,按照有利于突出课本教材主要内容的基本要求,精选既富有教育意义,又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古迹等作为乡土历史的素材。

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内容时,组织学生学习“陈望道和《共产党宣言》”的乡土素材,补充介绍共产主义运动传播和发展的启蒙人陈望道及中国最早的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等内容,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3.乡土历史素材要真实可靠

乡土历史素材的设计和应用要坚持科学性原则,要注意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一些带有地方色彩的事迹,经过长期流传,可能也会带有传奇和神话色彩。因此,对有疑点异议又尚未弄清的材料不能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素材的选用要防止因为家乡感情而主观杜撰,任意夸大或掩饰,更不要哗众取宠而作惊人之笔。

在介绍学习家乡文明初期的遗存时,要根据考古权威数据和发掘文物为依据,如实介绍金华浦江上山文化遗址、金华永康庙山遗址、金华武义大公山遗址、金华婺城区的山下周遗址和青阳山遗址等早期文明遗存情况。

4.乡土历史素材要生动可读

篇7

关键词:绘画艺术;油画创作;中国传统文化;异域;艺术作品;中国乡土油画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缘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浸染,中国当代乡土油画在题材上的最大特点是关注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以农民为主题表现中国文化最基础最深厚的内在特质。不同于长期泛滥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虚假粉饰和伤痕主义流派作品中的迷茫忧伤,中国当代乡土油画作为一种清醒健康的艺术方式开始出现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油画艺术的视野,并引导中国油画艺术向注重挖掘乡土背后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展。以罗中立和陈丹青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努力挖掘乡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成功地引领中国当代乡土油画走向巅峰。至21世纪,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但艺术家对当下农民生存状态的思考没有变,作品中蕴含的人文关怀的特质没有变,忻东旺、徐唯辛等当代著名画家把关注底层民众的深挚情感融入在一个个饱含人文精神的主体形象中。由于乡土油画自身固有社会性与民间性特点,它一直传承着关注现实关注民众的传统艺术精神,因此不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对现实人文的关注是中国乡土艺术家的必然选择。

转益多师,融汇中西,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当下许多中国乡土油画家的共同梦想与追求。中国当代油画的发展正如詹建俊先生所言,为了弥补艺术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在艺术反思的基础上于改革开放之初自然形成两股潮流,“一方面是沿着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脉络作横向的、在艺术观念与形态上的探索与拓展,另一方面是向西方传统写实绘画作纵向深化的、在技艺与语言上的学习与研究”[1]。毋庸置疑,没有对西方油画艺术手法的研磨与借鉴就没有中国油画,而没有中国艺术精神的传承与融入也没有中国油画的今天。中西方艺术精神与艺术手法对中国乡土油画影响深远,在中西艺术不断的碰撞与交融中,中国油画艺术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就此意义上说,异域与传统是中国乡土写实油画不竭的艺术源泉,两者偏一不可。

一、乡土油画与西风东渐

对西方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不断探索与借鉴成就了20世纪的当代中国乡土油画艺术。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现代艺术运动在绘画、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发展迅猛,这一个性解放运动强调个性表达与个人创造,从而引导了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其中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以具象而又自由的语言表现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的内容,影响了世界画坛。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油画从历史反思走向艺术反思,文化艺术思潮激荡翻涌,中西文化艺术碰撞激烈。在这文化思潮波起云涌的新时期,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受到了中国画家的青睐。

上世纪80年代,陈丹青和罗中立是中国当代乡土油画的领军人物,他们从西方写实画派风格寻求艺术突破,为乡土写实油画语言的纯化和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陈丹青的《组画》采用法国19世纪自然主义画家米勒的写实手法,择取最普通而真实的生活细节,以强烈的现代意识探寻人民的生存历史和生存体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受到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响,采用极为精细逼真的笔法,刻画出一位饱经风霜磨砺、如今依然苦苦挣扎在贫困和卑微当中的中国农民形象。《组画》和《父亲》纪念碑式的视觉冲击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在当时人们心中激荡起了巨大的涟漪,其艺术手法借鉴的巨大成功与选材上的直面现实为新时期乡土油画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

罗中立的留学经历使其较早对西方各种现代艺术思潮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促使他思考自己油画创作的学术定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罗中立深受表现主义影响,实现了由《故乡组画》的诗意风格到《过河系列》的表现风格的语式转变。在绘画语言上,他从民间原始艺术汲取营养,借鉴非洲木雕的造型和拉美表现艺术的风格,追求粗犷、朴拙的原始意味。在色彩构成上,罗中立作品偏好用深黑与深蓝、紫与红来控制画面,特别是运用白、黄和粉绿等线性笔触语言对物象进行书写、分离,使得绘画语言具有强烈的书写意味和相对的独立性,加上主观平面化和强烈装饰性的空间处理特点,因此罗中立作品既有浓厚的乡土意味又具有现代性的表现意味,从而形成了具有东方表现性特征的乡土绘画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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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 ;乡土资源;教学平台;途径

一、“乡土化”资源范畴界定

乡土资源包含的范围较广,可以是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乡土化”资源主要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引入地域特色和乡土元素教育载体;在众多的乡土化资源中“红色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载体之一。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凝结的思想、政治、文化、精神产物,也是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物化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具有思政育人意义的历史遗存,并以物质的(旧居、旧址、遗迹等)、信息的(标语、文件、书信等)、精神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等)等形态表现出来的教育资源。

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只是课堂教学,忽视了实践教学,如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高其实效性,是每一个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推行“引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思路,采取“乡土化”资源教学路径就是一个良好的教学途径,比如在《中国近现代纲要》的实践教学中融入红色资源,让学生们参观渭南渭华起义纪念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爱国主义专题的讲解中,让学生走进乡村,了解农村,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怀,让学生切实体会思想政治理论课厚重、朴实的物质内容。

二、“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意义

1、激发学习兴趣,深入理解教材内容

引入乡土资源教育,通过考察、走访、研究与分析等方式,将学生生活的体验融入到课程内容,延伸课堂教学,开拓学生视野,以培养学生主人翁责任感和热爱家乡的使命感,将教学收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如在讲授《西方经济学》时可以结合陕西省周至县的猕猴桃以及礼泉县的苹果等近年来的价格的变化让学生理解价值规律的意义;在《中国近现代纲要》的教学中组织学生参观西安事变旧址让学生亲身感受西安事变的过程及历史意义等;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核真正深入学生的灵魂深处。

2、乡土资源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

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利用乡土资源,用红色资源武装学生头脑,利用延安、秦岭等陕西乡土红色资源,通过重温历史事件、了解优秀文化遗产等的方式,感受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奋斗历程,树立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激发学生的奋发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明确自己的神圣历史责任和使命,自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3、乡土资源有助于学生成长成才

将“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通过挖掘本地区的“乡土化”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开展综合性学习,使学生在乡土文化的熏陶中,提高综合性学习的能力,对于增强学生的信念教育、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路径

1、第一教学平台——彰显课堂教学特色

第一教学平台即课堂教学,教师采取“乡土化”教学模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按专题进行讲解,针对每个专题再去挖掘“乡土化”资源的结合点,如教师讲解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可以挖掘、借鉴陕西省文史馆以及各地的党文史馆、纪念馆等资源,使课程内容充实、饱满,使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用鲜活的历史人物再现历史事件,彰显特色课堂教学,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

2、第二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基地常态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离不开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但目前因经费、安全规章制度不健全、无法保障等原因没有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落到实处的“挂牌”基地不乏其数。再者就是实践基地教学的细节工作不到位,不能简单地将学生带到实践基地,请一个导游讲解一下就算实践教学了,要让学生在实践基地进行调研、走访,记录信息,亲身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体会新农村建设的历程,在怀念历史,展望未来的过程中,提升人格修养,从而坚定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坚定自身的使命与担当,只有将“乡土化”资源物尽其用,才能真正做到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3、第三教学平台——网络教学信息化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指导学生是信息化时代教学的必然要求。乡土化资源如何和网络教学结合,切实发挥这种教学手段的作用是一个需要亟待探讨的课题。网络信息技术指导教师可以利用QQ、MSN、E-mail、微博、课程网站等对整理好的乡土化教育资源课件在课程网站或教师微博或QQ空间进行上传,以及将以往的学生实践学习情况的照片、视频、成果进行上传,学生可以依据兴趣选择性学习;而且实践表明这种将“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教学的效果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

4、第四教学平台——研究式教学

深入开展研究性学习,走进农村,感受乡土知识。乡土知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的地区自然人文环境条件下的变异和发展,学生们通过乡土知识的学习可以了解很多书本中没有的知识,丰富视野、陶冶了情操。学生们可以采取抄录碑刻、参观纪念馆、访问耆老、记录兴趣点和知识点等方式,为立项选题研究积累素材,如“延安精神的如何引领新时代的青年”、“志愿者扎根西部的源动力”等课题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依据学生的所学专业、兴趣爱好、选题上给以指导,让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研究问题,培养学生的研究特质,一旦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如书法专业的学生可以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书法精髓与人格魅力;服装设计专业可以研究一下红军部队的服饰变迁;中文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革命文献的整理研究等,这样的实践教学可以大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综上所述,将“乡土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结合教学内容挖掘“乡土化”资源的地域知识,依赖“四个教学平台”进行全方位的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中聆听理论知识的魅力;在实践教学基地亲身体验“乡土化”资源地域特色;在网络教学中可以将课堂虚拟化,学生随时都可以访问这一平台,方便学生的同时也拓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空间;在研究式学习中最大可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实践中调研、钻研、求证知识,真正从课堂中走出去,带着疑问学习和实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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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宿;乡村建筑;在地文化

1 民宿当下的定义和发展状况

1.1 民宿的定义

“民宿”一词发端于日语“Minshuku”,这种多数以闲置乡村房屋作为主要设施,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提供家一样氛围的体验,分布于乡间的住宿形态。在台湾地区比大陆地区起步更早,学者们认为民宿指代的是有主人长期生活在内的经营性家屋空间,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提供旅客乡野生活之住宿处所。

前不久,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召开,《北京市旅游条例(草案修改稿)》提交审议。此次草案修改稿中,明确了民宿的概念:民宿,是指利用自有住宅,结合本地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生态资源及生产、生活方式,为旅游者提供休闲旅游住宿场所。

1.2 民宿国内的发展状况

国内民宿的发展。种类很多,如浙江莫干山地区民宿、厦门鼓浪屿为代表的家庭旅馆等。目前国内民宿特点:从空间分布上来说,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发展进度来看,民宿行业整体处于起步阶段,少数地区发展相对成熟,整体市场行情火爆。从类型上来说,除农户自营的传统民宿外,外来者租赁经营的民宿占据较大比重。

1.3 民宿的发展背后的隐忧

许多国内学者对于“民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给予高度的关注,并探究了应对策略。尤其是乡村民宿总体呈现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周玲强、黄祖辉(2004)指出一些农户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盲目抄袭豪华饭店改善硬件设施,从而陷入了城市化误区。例如,王显成(2009)指出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的载体,在发展中存在着缺少规划、破坏乡村地景风貌,缺乏民宿在地文化内涵,缺乏前瞻性、整体性的地域整合规划等问题。

2 乡村民宿在地文化的内涵

2.1 乡村在地文化的内涵

现代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使都市人对乡土文化产生强烈的回归情愫。这种回归不是单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乡愁,而是对快速、嘈杂、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一种逆反。乡村的最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性,而回归乡村实际上是对富有乡土文化内涵的乡村意象的向往。引用前人对乡村在地文化的界定:“在乡村中的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乡村独有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系统。”在表现形态上,乡村在地文化是一种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根源于乡村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通过建筑、服饰、家具、农用设施等有形物质与民风习俗、思维意识、民间艺术等无形精神要素,在寻常朴实之间传递着传统文化。

2.2 乡村民宿在地文化的内涵

民宿发源于乡村,乡村在地文化是民宿的灵魂。民宿的乡土区位所带来的地域文化正是民宿的核心竞争力。国内大多数乡村民宿是在当地农民闲置房屋上改造而成的,在建筑形态上具有浓厚的乡村生活风貌,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传递着不同地域的乡土文化特色。民宿建筑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传统乡土建筑。除此以外,民宿主人与客人之间存在较多互动,不少民宿提供管家服务,将客人视为到民宿来做客的朋友,力图打造家庭式服务与细节关怀,这种人情味浓厚的主客互动正是根植于乡土文化的朴素人际交往形式。由于地缘和亲缘关系,乡土文化在农村人心目中一直存有一种朴素道义和情感义务,而这种人际关系在人们转向城市生活以后就不复存在了。民宿的服务提供方式在主客之间产生一种很强的情感联结,很多游客乐于选择民宿也是出于这种富有人情味的独特体验。

3 乡村民宿在地文化的表达形态

乡土文化一般表现于乡村的建筑、服饰、家具、农用设施等有形物质与民风习俗、思维意识、民间艺术等无形精神要素。对乡土文化的回归就是将当地乡土文化的物质和精神要素通过民宿的载体予以传承,在运营民宿的同时,保护当地传统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构建,则是以民宿为平台,植入在地文化理念和形态,在乡土生活范式、农村新移民文化方面构建新型的乡土文化。

3.1 遵循生态环保的设计原则

民宿旅游作为乡村旅游的一种类型,对乡村环境有高度的依托,而且与农业生产是相互促进的,在民宿旅游中游客消费的更多是一种原生态的环境,其周围要具有乡村意象。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以尊重的态度对自然及人文环境进行规划设计,使人为的建设对自然环境产生加分的效果;尊重多样化生物的生存权,避免自然生物栖息地及迁徙路径被破坏,保护生态环境的完整;减少地形地貌破坏,用最少人为设计来达到设计的目的。

3.2 统一规划整体布局原则

作为民宿设计者,要有统筹全局的意识,要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和旅游业发展规划的前提下,选择自然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乡村发展乡村民宿。同时要按照“因地制宜、彰显特色、合理布局、有序发展”的要求,布局规划乡村民宿发展重点区块,重点在沿江、沿路、沿景“三沿”区域、历史文化村落、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布局乡村特色民宿,发展乡村特色民宿。

3.3 彰显乡土特色和地域文化原则

利用周边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的独特性与专属性,围绕鲜明的主题定位,在民宿建筑风格设计、室内装饰,做好深度策划,打造极具创意和景观美学概念的特色民宿,充分体现主人的创意和心意。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加大对传统艺术、传统民俗、人文典故、地域风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力度和传承。室内摆设、用品和室外小品布置要体现乡土情调,注重淳朴民风的保持和发扬,做到人居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融合,要突出体现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符号。

乡村民宿在保护乡村历史建筑、维护乡村聚落形态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应该作为保护与传承乡土文化的载体,重新唤起农村居民对以本土建筑、器物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从而挽救正在日益减少的乡村意象和日益衰败的乡土文化。在民宿的建筑结构、风格、式样和材质上,既要适应现代人们的生活需求,又要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态承受能力,体现当地特色以及蕴含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 金铭,咖啡知己.民宿:传统乡村新血液[J].中华民居-中国民族建筑合刊(2016年1、2月合刊),2016(6):10-15.

[2] 葛姝,赖红波.台湾民宿业品牌网络推广及对上海的借鉴[J].设计,2015(20):142-144.

[3] 唐文跃.地方感――旅游规划的新视角[J].旅游学刊,2008(08):11-12.

[4] 王战野.民宿经营的乡野性建构――以乡村之家民宿联谊会为例[D].东海大学,2006.

[5] 蒋佳倩,李艳.国内外旅游“民宿”研究综述[J].旅游研究,2014(4).

[6] 龙肖毅.民居客栈概念评述[J].今日科苑,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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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赵本夫;《无土时代》;城市化;乡土文化;文化冲突;叙事者;反城市主义

中图分类号:1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166-05

赵本夫以《卖驴》《天下无贼》等作获得了读者的关注。其小说创作主题一直关注现实问题并有着自己的思考。新世纪以来的“地母三部曲’一《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与《无土时代》共计80余万字。如作者所说,《黑蚂蚁蓝眼睛》写的是文明的突然断裂,《天地月亮地》写文明的重建,而《无土时代》写的则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追问。但《无土时代》(2008年)实难归纳为乡土文学或都市文学,如果可以的话,倒是在文学体裁上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有着神似之处,即它是一则文学寓言。不过,就《无土时代》而言,关注的是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与叙事者文化心理根植的问题。

一、“无土时代”的城市化隐喻

赵本夫《无土时代》中的“木城”只是一座寓言化的城市。小说标题为“无土时代”,而小说中的城市却叫“木城”,在此意义上,如果“木”没了“土”,那“木城”只能是枯萎的“死城”,因而“无土”的寓意所指,即中国在城市化发展中,人类越来越远离土地与自然的事实。城市皆为人造,而“人造”却与“自然”相对。小说中的木城人失去了对土地的记忆,花盆则成了他们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木城人对季节、夜晚、方向的感知麻木,这与贾平凹《怀念狼》《白夜》的叙事主题非常一致。小说在虚与实、抽象与具体、城市与乡村的构想中,“木城”指向的是文化生态的理想之城,否定的是纯粹的人造水泥森林。小说中写到“大地是城市的本源,是城市的祖先”。在对大地宗教感的原始崇拜中,作者认为“关注大地,就是关注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关注大地上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关注文明对大地的影响和文明进程中人性的变异”。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是对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的总体概括。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从“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促发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心灵的阵痛与调适。就《无土时代》而言,“无土”离“乡土”与“故土”渐行渐远,在都市的喧哗与躁动中,乡土故园似乎成为边缘的沉默风景。不过,就《无土时代》的文化价值诉求与定位而言,显然与“寻根文学”有着文化心理的潜在共通性,其“向后看”的心理动机是“未言明的反城市情绪”,理论资源是“农耕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说”,小说叙事形式上的空间与时间的“置换”,使得‘时间的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虚化’的前提,因而具有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上的优先性”。小说通过草儿洼方村长由乡进城的“乡村见证者视角”与“城市访客”的“陌生化视角”,一方面叙说了乡村社会正在失去“地气”与“人气”,另一方面,叙说了木城郊区苏子村正在“被城市化”,因而草儿洼与木城的时空意象的并置,在时间的“回望”中存有农耕文化的怀旧情怀。

《无土时代》叙述主题与王安忆的《华舍住行》及《上种红菱下种藕》颇多一致。后者在抵抗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际,营造了古典诗学的乡村时间,继而在时间的对抗中寄寓着人类永恒的乡愁。不过,她也很无奈的“自我解构”到:“文学忒虚无了,我只能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同样,与贾平凹的《土门》相比,后者的“仁厚村”被城市化吞噬了,主人公梅梅虽然理智上认同了现代文明,但情感上却难以接受城市化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她只能在“母亲子宫隧道的尽头”才看到“神禾塬”。“神禾塬”只是重返“玄牡之门”的诗学构想,因而“土门”不过是乡土之门、家园之门的代言词。从词源学上说,“门的最原始的意义是家园”。“门”又称“户”,户即“护”的本字,因而家园的“门”意味着“防卫”与“保护”之意。它与“人造之城,’相比,“土门”存有农耕文化的自然胎记。其实,“土门”意象并不新奇,陶渊明《桃花源记》云:“从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在隐喻性解读中,“桃花源”的“便舍船,从口入”何尝不是重返“母亲的子宫”呢!因为“世上的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以《无土时代》为代表的“无土时代”家园主题的叙事,从“无土”转向“有土”的重返大地自然,其实是在敬畏自然的心灵法则中,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意栖居地。

二、“无土时代”的反城市主义话语

从叙事学角度说,无论叙事者如何伪装自己,但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在说话。巴赫金指出:“艺术家为形成确定的和稳定的主人公形象而进行的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与自己的斗争。”在“离乡一进城一返乡”的空间迁徙中,“木城”的天易已不再是“草儿洼”的天易,作者将其分裂成天易、柴门、石陀三个人物面影的扇面,但在精神血脉上都还是草儿洼的后裔。小说在扑朔迷离的“探秘”过程中,石陀这位“木城隐形人”的真实身份最终得以解蔽,即“天易=石陀=柴门”,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种植情结”,因而,寻找“石陀”的过程也就是寻找农耕文化记忆的美学历程。

(一)石陀的精神面影

石陀在政协会议上建议“拆除高楼,扒开马路”,如是话语无非是“反城市主义”的集中体现。进城后的天柱和天易,他们都有极强的“种植情结”,这无疑是眷恋农耕文化的体现形式。特别是石陀深夜身穿蓝布长布衫,在僻静幽暗的城市街道开凿水泥路面,俨然是木城的“文化守夜人”。从认知叙事学上来说,石陀为什么是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开凿路面种下谷物呢?实际上,行动时间的“黑夜”与地点的“僻街”之选择,无不体现出他思想上的激进与行动上的退却,因而“反城市主义”终究还是文化心理层面上的。当然,石陀身为政协委员,其政治身份的“边缘”与“游离”,就已在权力话语的罅隙中表明他只有“建议权”而无“主导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石陀的做法是否就具有普世价值呢?‘嗔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城市化难道就是社会发展的歧途?人类真的错了?其实,在小说文本中,叙事者是以“介入叙述”的方式担当了社会“立法者”角色,因而石陀、天柱、方全林等人物设置,不过是其心灵镜像的一个个投影。以小说文本为中心,从叙事者到作者,内中则始终存有一根未剪断的“脐带”,它的母体就是作者,作者在《天地人》一文中有着这样的心理自白,即“因为和城市生活保持着距离,不是不能进入,而是根本不想进入”。细想起来,“不能”和“不想”是两码事,前者

是“他者”因素的限定;后者是“自我”因素的心理排斥,体现的是“城市梦魇”与“乡土根植”情感对立的难以调和,美国学者阿诺德・柏林特在《培植一种城市美学》中指出:“工业社会的城市,到处都是缺乏特征的办公楼、商业区、市郊住宅和购物广场。这些地方并不生产标准化和无个性的居住者,而是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满。”

在人物意象塑造上,小说中的“天易几乎一出生就属于另一个世界,早慧而又愚钝、早熟而又懵懂,喜欢在夜晚追赶星星,在蓝水河里和奇形怪状的鱼们嬉戏,喜欢伏在地上谛听大地的呼吸”。因而他的“寡言”“木讷”“孤僻”“犯傻”“既是天才又是”等人物性格的雕刻,内中存有道家哲学“大智若愚”与“大巧若拙”之美。另外,天柱去龙泉寺拜佛,佛说天易与草儿洼的大瓦屋家没有俗缘,只有生身之缘,巧合的是,天易娘也认为儿子的出走是“天意”。根植在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如果说道是“修身”,佛是“治心”,那么天易在“身心双修”的佛道情怀中,无疑则是“身心分离”的颇具文化寓言意味的人物符号。小说中通过梁朝东的跟踪“探秘”,发现他深夜拿着玫瑰潜入了象鼻山,而不是公园、茶馆、酒吧等现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因而,空间选择的别样,旨在叙说他在逃脱“城市白夜”的文化重压,向往的则是乡野自然的宁静与安详。特别是在城乡时空“交叉蒙太奇”中,天易娘的死、扣子与刘玉芬的出走、草儿洼的千年神龟的消失,以及以草儿洼为代表的“即将消逝的村庄”等意象,都具有文化寓言意味,因而在农耕文化的哀伤与巡礼中,隐喻的是一个时代的远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土时代》的叙事主题与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外祖父的死与白塔的坍塌颇具异曲同工之妙,前者虽为城市化时代的寓言,后者虽为“第三世界文学”的寓言,但总体上都给人一种莫名的文化失落感和坍塌感。

(二)天柱的精神面影

木城的城市化将“方圆几百里的地方给毁了”,天柱认为“木城修造那么多的高楼是造孽”,于是他对进城的方全林村长说:“有一天我要把整个城市变成庄稼地。”在天柱眼里,城里人种花、种草其实是对祖先种植的记忆,就是木城的城里人,在他看来三代以前都是农民,因而“种植情结”不过是农耕文化记忆的一种本能。不过,天柱却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天柱的木城绿化队也是由草儿洼的农民工所组成。在“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地将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的小说叙事中,他们最终在木城种下了三百六十一块麦田,在这场窃喜、尽兴、刺激的种植劳作中,石陀就是其中的一员。小说的结尾,木城种上了高梁、小麦、玉米等作物,在双休日,木城的马路上行走的也是马车而不是汽车。其实,农耕时代的“器物”与“作物”的空间移植只是思想表现的感性形式,而作者所极力表现的恐怕则是农耕文化的心灵移植。小说中的“木城”是虚构的,《木城晚报》则是虚构的虚构,但就是在《木城晚报》上却刊出了两条惊人的消息:“其一:据一赶毛驴的老汉称,昨夜凌晨三时,数万只黄鼠狼在子午大道上集结,毛驴惊惧不敢前行。半小时后,黄鼠狼又突然消失了。其二:据网上报道,在中国的其他十多个大城市中,也相继发现了玉米、高梁和大豆……”因而,小说中的“城市田园”无疑是敬畏与亲近大地自然的文化心理表达。

(三)谷子的精神面影

自从天易失踪后,通过谷子的“探秘”视角得出,他曾去过小镇、山村、海岛、码头、沙漠、荒原等地方。基于自然景观与人造之城的对立,谷子的西行之旅,其实是石陀精神血脉的人。谷子在玉门关巧遇“女巫”与在阿坝偶遇“白衣老人”,他们似乎很清楚谷子在寻找石陀的踪迹,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的?其实,这只是叙事者在“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中所虚构的文学场景,旨在突出柴门作为农耕文化幽灵的存在形式。西部景观如阿坝、黄河第一湾、九寨、羌寨、敦煌莫高窟、月牙泉、鸣沙山、玉门关、戈壁荒滩等,虽说地理景观虽有差异,但内中却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是远离喧嚣的、人造的都市社会,从而在都市逃离的远观中荷载古典气息的隐逸之心。在工业与后工业文明社会中,谷子心灵镜像的对西部的乡野、旷野的迷恋,特别是西部边地风景的高山峡谷、原始深林、积雪和冰川、大草地等,在叙事者“去粗取精”与“去陋取纯”的心灵淘洗后,业已成为“心灵避难所”的文化诗学空间。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一体两翼”发展,现代化为“一体”、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两翼”,在“无土时代”的城市化发展中,人类却越来越远离大地、自然、乡村,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处于悬空的家园漂泊中,《无土时代》的小说标题显然是城市化进程社会特征的高度概括。有“城市化”就有“反城市主义”,这是社会现代化与审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不过,根植在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在文化心灵还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反城市主义”都突出表现在对都市工商业文化形态的否定上,不过在否定之后又表现出对大地、自然、荒野的向往。在工业与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精神家园似乎永远“在路上”,或者说“生活在别处”。“无土时代”中木城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生存和谐,不过也正是在不和谐中,人类有了家园意识的觉醒与复归,因而小说中“寻找”意象与乡野、荒野意象的“重复”,成了“过程美学”心灵净化的仪式。在纵向比较上,西方工业文明起步比中国早,但西方学者却认为“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不同的是,在乡土中国,积淀在文学之乡中的儒释道思想,山水诗意情怀、人格境界象征等,虽经五四以降的“启蒙文学”“乡土文学”“寻根文学”等审美现代性批判,内中有其“恶魔性”“迟滞性”与“劣根性”等文化陋习因子存在,审美主义“大用”使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托身得所”。

三、叙事者“城市”书写的文化心态

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自现代乡土文学伊始的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师陀等,到当代文学史上知青文学作家张承志、铁凝、王安忆、史铁生等,寻根文学作家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等,再到“后乡土文学”的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等,以及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时代中“后乡村文学”作家的刘亮程、韩少功、迟子建等,在城乡情感结构上,身在都市而心系乡野成为其文化心理的惯常表达,文学镜像中的乡土故园、女性大地、自然田园等意象,几乎成了抵御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线希望,成了澄明人性、挽救社会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小说家不是都市的颂扬者,相反却是其批判者。不过,在纵向比较上,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通过对伦敦城的长期研究,倒是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按照一种荒谬的逻辑,都市生活提供的益处越大,都市文人对它的诅咒也越多”。

在《无土时代》的文学寓言中,置身木城的石陀认为“城市把人害惨了,城市是个培育欲望和欲望过剩的地方,城里人没有满足感没有安定感没有安全感

没有幸福感没有闲适没有从容没有真正的友谊”。并且石陀假借柴门的话说“人类在发展史上最大的失误是建造了城市,那是个罪恶的渊薮”。因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离开乡野已经太久了,为什么不重回大地,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特别是石陀在政协会议上说:“木城人所有身体和精神的疾病的产生都源于不接地气。”因为在水泥森林的城市中,“人和大地隔开了,于是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才有了丑陋的城里人”。源于木城不接地气,又远离自然乡野,因而作者构想了三百六十一块“城市麦田”。实际上,这种构想并不新奇,因为早在1983年,英国学者霍华德就在其《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写到:“事实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城市和乡村必须结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进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因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和“城市――乡村”(Town-City)实则是城乡文化整合后的理想之城,将城市社会与自然美景有机整合起来。在中国城市化进城中,文学叙事不乏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文学构想,如贾平凹《土门》中的“神禾塬”,“神禾源”其实就是一座“田园城市”,内中的社会场景是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城乡区,它是城市,有城市的完整功能,却没有像西京的这样那样弊害,它是农村,但更没有农村的种种落后,那里的交通方便,通讯方便,贸易方便,生活方便,文化娱乐方便,但环境优美,水不污染,空气新鲜。”因而,《无土时代》中的“城市麦田”与贾平凹《土门》中的“神禾塬”,无疑都带有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思想印迹。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无土时代》的“反城市主义”昵?实际上,石陀的文化心理并不奇怪,因为20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由“古典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蜕变中,即“中国这一百年来社会之变形,在基调上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然而社会形态的转变,并未带来文化观念的“与时俱变”,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乡村高于城市”。因而对都市工商业社会产生了“抵抗情绪”。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持续文化传统的最古老的国家。”固然何谓叫,国文化传统”?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费孝通先生认为这种文化传统实质上是“五谷文化”与“土地文化”。因而,在数千年农耕文化的地基上,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最重,确为中国的事实。’根植在农耕文化传统中,重义轻利观念,再就是对人的文化身份的“士农工商”的惯有划分,如章太炎所说“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入劳身苦形,终岁勤动”。[20[(314)这使得从农耕文明转向工商业文明进程中的“恐变症”并非个体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群体现象,因为“小农心态往往认为都市生活是‘腐化的’,而农村的愚昧则是‘民风淳朴’,因此一切都得还原到原始状态”。以农耕文化的道德依据为制高点,城市是万恶之源,因而,猜疑,有时是仇恨,尤其是道德义愤,经常表现出文学的“反城市主义”的思想倾向。反观“五四”以降的中国乡土文学,无论是沈从文式的乡土抒情,还是鲁迅式的乡土批判,乡土作家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心理紧张关系,使其惊骇与梦魇的,并非“城市”本身,而是叙述者对都市工商业文化形态的心理厌恶与恐惧,用作家莫言与刘醒龙的小说创作来说,就是“血脉在乡村一侧”是其文化心理的最终依据。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史上,很多作家标榜自己是“乡下人”“农民”“地之子”。问题是,既然那么痛恨、诅咒城市,那何不“返身回家”成为乡野村夫一员呢?对于此项疑问,西方学者萨缪尔哟翰逊的观点倒是有借鉴意义,即“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愿意离开伦敦的,一个对伦敦厌倦的人,对生命也就厌倦了;因为生命能付出的一切,伦敦皆有”。[22](336)在此意义上,《无土时代》中叙事者文化心灵向度上的“重返自然”与“重返乡土”,恐怕更多的是在强调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归属感与家园归依感。不过,在对城市持有“敌意”与“质疑”之际,不妨看看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如果(城市)最后的目的地只能是地狱,那么一切都没有用,在那个城市的底下,我们将被海潮卷进越来越深的漩涡”。如果要避免“地狱”带给人的痛苦,其解决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23](166)《无土时代》中对“城市文明病一c丑陋的城里人”‘城市暗娼”“烂街”等都市镜像的描摹,无疑是为石陀的“反城市心理”找到坚实的现实依据,用石陀的话说,那就是“城市错了,从垒上第一块砖墙就错了。城市是人类最大的败笔,城市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恶性肿瘤”。其实,如是文化心理的再现,是叙事者农耕文化心理根植所带来的心理惊恐与文化伤怀。不过,“寻根文学”作家阿城曾说过:“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因而,处于文化转型期的“恐变症”,用加拿大学者保罗・谢弗的话来说,就是“很难想象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地方在坚持这种或那种方式的认同和文化认同时没有经历过惨痛遭遇。虽然就长期来说,这往往能带来积极的结果,但就短期来说,这往往是极为惨痛的经历和一个痛苦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