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医学概述十篇

循证医学概述篇1

关键词：　血液循环; 血管区; 血管体; 还原论;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epistemological view of the ancient medicin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blood circulation probably is the ideological root-cause of the defects of the biomedical model.The Discovery of Blood Circulation Theory is a perfect modern science paradigm but an embodiment of mechanical philosophy in Harvey's time,which results in losing the wholeness of the body.Basing on the system theory,the angioholisty view is proposed.The angioholisty as a node means gluing different issues which are supplied by the same source artery together into a functional whole,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angioholisty is regard as edge,the nodes and edges present a network model of body.The ancient medicine of simple materialistic,the blood circulation of mechanism,and the angioholisty network of complex science constitute a cognitive process with negation and re-negation.

Keyword：　blood circulation; angiosome; angioholisty; reductionism;

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包括恩格斯等人在内均把哈维发现血液循环视为现代医学的开端。今天中国初中的生物课本中就已经向学生讲解血液循环的内容。心脏作为一种提供机械力量的“泵”、动脉血管逐渐分支成为毛细血管网并逐渐汇合成为静脉、毛细血管网内血液与实质组织发生交换作为三个主要特点构成一个“血液在封闭的管道内循环流动”的图像，这就是现代“血液循环概念”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呈现给大众。概念是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凝聚着人类全部认识成果，也是人类认识的新起点。在概念的内在矛盾中包含着尔后的判断、推理和理论体系演化的一切萌芽[1]。

从认知角度看，血液循环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当前人类去研究人体功能时的一个思维的出发点。初中生物教科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讲解呼吸气体交换和血液循环；中学生的大脑认知内存在血液循环概念之后，再去学习其他人体结构功能。因此，所有的人体医学概念都离不开血液循环。正如洛克曾在其《人类理解论》中说：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因此，任何现代人所观察到的人体结构，必然先通过内心预设的血液循环概念来反省所感知的人体结构，这个认识过程非常自然，如同潜意识，这样一来，人们对人体的理解才能够与血液循环概念底层的哲学认识论不冲突。

在血液循环概念提出之后，紧接着人类就把心脏+血管（动脉和静脉）管道+毛细血管+血液综合为一个整体，命名为“心血管系统”，也叫循环系统。之后又相继提出消化系统、运动系统等概念。系统为最高的人体层次，人体分为九大系统；在系统之下为器官；器官之下为组织；组织之下为细胞；细胞之下为细胞器、囊泡；再之下为分子、原子。在人体层次建构过程中，对器官、组织的认识都是以实体结构为主，功能表现以实质功能为主，而把血管+血液看作是独立于器官实质之外的，专属于心血管系统的下级器官、细胞，进而建立了以各个器官实质的生理病理为特点的现代医学体系。今天我们到医院去，看到的招牌都是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等名字，具有按照器官实质分类的特点。从分科特点也可以看出，现代医学的一切内容都是建立在血液循环概念基础之上的。

1977年恩格尔曾经提出对当前的生物医学模式批判[2]，但并没有指出血液循环概念与身心二元论和还原论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没有指出血液循环概念必然会导致生物医学模式的出现，或许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把血液循环作为观察认识人体的起点而不能自知、反思、质疑，也就不会再思考是否能够不使用血液循环概念去观察事物。这种现象正如同波普所说：一切观察都充满理论，绝没有什么纯粹的，不偏不倚的脱离理论的观察[3]。

血液循环概念如同一个变色眼镜一样，久戴而不自知。因此，必须首先提出新的、而且完全不使用血液循环概念的人体认识理论，才能有新的人体认识，才能促进新的医学模式的发展。笔者通过工作经历发现中医的穴位和西医命名的皮穿支在全身分布上具有高度重合性[4]，在进一步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认识到中西医的差别起源于血液循环概念的提出。借助于最新的现代解剖学认识（血管体概念）以及中医、数学物理学科的一些知识，本文尝试提出对血液循环的批判并提出一种新的人体认识理论。

1、 早期人类对人体的认识方法

通过医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即使在血液循环发现之前，中西方的古人研究人体也都是从解剖开始的，古人并不是像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不重视解剖。既然进行人体解剖，必然会观察到脏器和血液，中西方古代医学家描述过人体的大体解剖结构，但都把医学的重点放在思维的抽象性上，通过对解剖结构的高度抽象的总结来构建人体功能体系，成为一种自洽的医学基础理论。

医学史中记录了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解剖内容。比如中医《灵枢·经水篇》说：“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这段话证明了中医进行过很多次人体解剖实验，对尸体和活体都做了详细的观察，并提出“大数”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概念。例如，医学史记载古埃及的赫罗菲卢斯先后进行了600多次人的尸体解剖；古罗马的盖仑使用与人类的身体构造相近的猿猴进行解剖，他的《论解剖学的步骤》一书的记载和描述非常详实而准确，也非常接近当代的《解剖学实习指导》的内容[5]。

古人必然会观察到肉眼可见的心肝脾肺肾等人体内部脏器以及血液、大脑等人体组织，但受限于古代技术条件，古人无法观察到诸如“血液在一个封闭的管道内循环流动”这种事实，古人不可能沿着解剖-组织-细胞这种越来越精细的观察之路继续前进，于是古人把“抽象思考”作为医学的发展重点。如在中医里，侧重解剖的脏腑概念演变成了按照抽象功能划分的藏象学说；中医的“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的抽象认识方法，至今依旧在使用，并且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古人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古希腊人提出的“四元素说”、古代印度人提出的“五元素说”等学说一样，本质上都是对人体进行高度抽象思考后得出整体性理论。

通常，构建完成人体认识理论后，解剖就不是医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解剖学就慢慢不被医者重视，不再进行诸如“如何解剖”之类的思考。这一点在今天也同样发生，例如，今天的心脏内科医生基本上不懂四肢运动系统的解剖；现代医生已经习惯于按照天然的包膜间隙作为分割器官的边界，很少有医生想过把不同包膜内组织看作是一种“器官”。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掌握了抽象思维方法的医生会认为认识理论的重要性要高于解剖，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要正确于肉眼观察到的事实，比如与哈维同时代的一名生理学家费尔纳尔就认为：“对事实的采纳必须要以一个先验的思想为依据，在认识人体生理机能的过程中看到和体验到的事实只有通过思想的反省才能被接受，只有切合其先验理论主题的事实才具有价值。”

哈维提出血液循环概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认可，直到显微镜发现了毛细血管网。很多人认为是显微镜证实了哈维的预测，笔者认为这个说法过于狭隘。显微镜的出现，让人类的观察能力进入更细微的世界，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知识广度和深度。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血液循环的提出之所以被公认是现代医学开始的标志，一方面因为血液循环概念先知般地给出了一个“细节画面”，另一方面也因为同时期显微镜发现带来的知识量的井喷，这些知识连同血液循环概念构成了一个更大更详细的画面，血液循环概念能够把这些画面更好的分类和组织；而中医的藏象、经络概念由于其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始终无法使用显微镜所发现的海量的细节，因此无法更进一步发展。

2、 血液循环概念的成功经验

2.1、 确立了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精神

把观察和实验结合起来成为事实，并且让事实停留在“确定性”层面上，摆脱神学和权威的影响。在当时，神学对医学的干扰很大，如塞尔维特提出心、肺之间的小循环学说，被宗教裁判所视为异端判处火刑；同时，当时特别迷信权威、按照经院哲学模式训练出来的教授并不亲手进行解剖，而只照本宣读盖仑的解剖学论述，由助手按他所读的内容进行解剖。这种场景与科学实验精神无关，反而是佐证权威、强化权威的一种规训过程。

2.2、 确立“数学论证、模型、假说、验证”的科学方法

哈维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已知左心室每分钟跳动次数乘以心脏跳动时泵出量，这样得出一小时的泵血量是体重的3倍。这个血量显然任何器官都无法容纳它而不被胀破，只能是循环。“我们不得不称之为血液循环运动，就好象亚里士多德说空气和雨在天空中竞争着循环运动一样。”假说-验证模式也成为后世医学研究的“范式”。

2.3、 与当时的科技水平、科技思想紧密互动

当时是机械论思想盛行的时期，哈维提出来的就是一个机械模型，把心脏比喻为一个位于中心的“泵”，并与宇宙模型做类比，心脏像太阳一样位于中心。对存在毛细血管的预测并不是哈维书籍的主要内容；哈维尝试过用机械论的思想解释消化系统和运动系统，都以失败而告终。

3、 血液循环概念的局限性

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血液循环概念已经成为新的“先验思想”，人们已经不再对人体解剖方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无人意识到血液循环概念在一开始出现时就具有的先天局限性。

3.1、“科学”的形而上

实际上，还原论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1977年恩格尔在评判现代生物医学模式时使用的“还原论”一词来自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的“reductionism”（还原论）；还原论用来指这样的理论主张：“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现代医学的每一个术语都是一个“直接经验的名词”，医学研究的对象往往放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方便研究者能够“逐个”的研究其变化的过程。

形而上表现为现代医学的“解剖”与“功能”是分开描述的。现代医学的解剖实质种类虽然多但依旧可数的，但是功能种类却不可数，在现代医学里，描述功能必须基于一个明确的实质。如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肾脏的功能是产生尿液”。仔细辨析这句话就会发现：尿液是一种客观的实质，离开“尿液”这个实质，我们无法描述肾脏的功能。如果想描述肾脏对心脏的影响，只能通过借助某种物质的传递来描述，如肾脏内的肾素经过血液循环到达心脏对心肌有某种作用。因此，现代医学里的“功能”，实际是一种联系，任意两种实质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功能”的种类就很多，因此只能挑重要的来说，比如提到肾脏功能就想到“泌尿功能”，而肾脏各种内分泌的作用往往被忽视。相比较而言，中医的功能描述，比如“脾主运化”，并没有依托某一个具体的解剖实质，也没有局限在某一个具体实质内容内，“运化”只是一种运动特点。

现代医学以“直接经验名词”命名各种解剖结构，用各种结构之间的联系作为各自的作用机制，即“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个器官的生理学，进一步建立了以解剖实质变化为标准的病理学，从而形成了现代医学的各个分科门类。因此，当前医疗中的一些问题也就必然产生，包括恩格尔所指出的“这一模式假定疾病可以利用可测量的生物学的（身体的）变量标准的偏离来进行完全的解释”。在这种认识方式下，现代医生必然选择去依赖仪器产生的“精确”数据，而不关心整体情况以及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

例如，肾动脉狭窄会导致高血压，但颈动脉狭窄通常不导致高血压而只是导致头晕。现代医学的解释就是肾内存在肾素，肾动脉狭窄-肾缺血-肾脏内肾素血管紧张素启动-血压升高是一个链条式反应[6]。实际上，这些链条的前后因果性并没有得到严格性的证明。有很多例外的情况，比如外伤性肾脏萎缩并不会导致高血压，有一些肾炎也不会导致高血压，这时就无法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的反应链条来解释，就选择另外一个反应链条来解释，而实际上，肾素-血管紧张素的链条依旧在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医学理论只停留在物质层次，以物质的关联性为解释疾病的方法。生物学机制是一种生物物质概念的列举或排列，并不能像数学物理概念一样可以通过演绎推理发展出来。

对疾病现象进行解释时，往往找一个特异性物质或者找到某个物质的某一种链式反应过程，然后把这个物质的物理量变化作为疾病原因，以及下一步治疗的靶点。而实际人体中，物质种类繁多、数以万计，每一种物质都参与多种链式生化反应；现代医学的解释只能选择最主要的一个机制，其他的非主要情况往往被忽略。在找不到特定的生物物质，或者参与的生物物质种类太多时，就无法确定主要路径，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案，生物学解释就变得苍白而无用。

在以物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时，数学在医学领域的作用就只能限于“数学统计”这一门类，而强调运动、相互关系的数学分析、逻辑推导等学科在生物学医学领域毫无用武之地。

3.2、 以不恰当的方式分割了整体

血液循环诞生的时代，正是机械论盛行的时代[7]。因此，血液循环概念下的人体结构具有机械论的特点，器官划分以客观存在的腔隙（或者包膜）作为标准。哈维在提出心血运动论时坚信：“通过器官不同的结构可以推知不同的功能，相应地，相同的器官结构不可能会有不同的功能。”[8]因此，血液循环视角下的器官都有一个客观腔隙或者都被一个包膜包裹而其他实质组织有明显界限。而没有客观腔隙的都归为一个器官，比如全身皮肤作为一个器官，深筋膜算作皮肤的一部分，而实际上筋膜和皮肤的生物性质差别非常大，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器官[9]。

器官要发挥功能必须有活性，即血液在器官内的流动以及器官的新陈代谢，血液和血管的功能也是器官功能的一部分；也就可以说，血液的组织实质和血管组织实质是器官解剖实质的一部分。尽管现代医学中的器官并没有明确阐述器官概念是否包含血管+血液，但是存在“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这种概念时，在描述器官时必然侧重于器官的解剖实质，而非血液+血管+实质这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与中医对比，二者差别非常明显。在中医中，器官实质和藏象是两个层次的概念，中医对解剖实质的描述较少，实质脏器的概念通常不使用。中医常用的是藏象概念，比如肾藏，不是肾脏，功能是“主水主生殖”，也就是肾藏不仅仅包括肾脏实质还包括了睾丸功能。

如果要创造新的人体理论，需要创造一套新的医学术语，不能使用原有血液循环概念中的术语，也不能使用中医概念体系中的术语。现代医学词语内涵过小、过于偏重解剖实质，而中医词语的内涵过大。笔者新造一个“血管体，英文angioholisty”用来作为一个基本的专用词语，其内涵不同于既往中西医概念体系中的术语。

4、 血管体概念的解释

随着科技进步，外科医生吻合血管的口径越来越小，因此，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显微外科。显微外科医生致力于将人体自身的某一块组织移植到另外一个组织区域来修复人体，最常见的缺损是外伤导致的四肢的骨骼和皮肤缺损。针对组织移植的挑战，1987年澳大利亚解剖学者Taylor等[10]提出了“angiosome”概念。人体皮肤的每一支动脉均有一个明确的供血范围，分支呈树形分布，所到之处即称之为解剖学供区（anatomical territoiy），有人把angiosome翻译为“血管区”，显然“血管区”是一个血液循环概念体系中的解剖学术语。

在angiosome概念之上，把血管+血液+实质组织三者看做一个整体，侧重功能，而非解剖边界，提出一个新概念，中文翻译为血管体，英文为angioholisty,angio通常用来表示血管，holistic意思为“整体的”，hoslism意思是“整体论”，angioholisty意思是围绕血管的所有成分的功能整体。在这个原则下，肾脏是一个肾血管体，心脏是一个冠状动脉血管体，可以按照人体解剖中血管的名称命名出大大小小的血管体。

血管体概念有以下几个特点：（1）整体性：血管搏动+血液组织的交换+器官实质组织作为一个整体，血液也可以看作血管体与外界联系的一个介质。血管体概念比中医的藏象概念要更小、偏实质，而比原来的解剖实质概念要大、偏功能。（2）动态性：血管体是一个血液不停由动脉进入同时由静脉流出，同时进行新陈代谢物质交换的整体，观察这个整体不能是物质的绝对数量而是差值，包括差值的变化以及差值的比例值，比如氧气在入（动脉）和出（静脉）之间含量的差值。（3）同质性和异质性：所有血管体都有一些共同的参数，比如含血量、耗氧量等等，都是同一种性质，叫同质性。在血液循环概念下，各个器官只有各自的个性化标准，比如肝脏的指标是转氨酶的数值，肾脏功能的指标是尿素的含量，这就是异质性。在血管体概念中，各自个性化指标依旧可以使用，但多了一项“差”指标，比如血流量差、耗氧量差，比如肝血管体出入时氧含量的差值，血糖的差值等等，用“差值”来表述功能。（4）联系性：血液循环概念下血管+血液是一个独立的心血管系统，神经也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在血管体视角下，血液循环和神经一样都是一种连接结构，而具体的血管结构特点、血液信号特点和神经信号特点则是一种连接的方法和种类。以药物伟哥（西地那非）为例，伟哥能够治疗肺动脉高压和阳痿，那么肺和阴茎这两个部位就有了一种连接，虽然这种连接的具体结构内容是什么还有很多未知，但是对同一种外界刺激（可以是药物，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比如针灸）的同一类反应，就是一种连接结构存在的外在表现。（5）生成性：由受精卵发育到胎儿，可以看做是受精后的复杂系统的一个演化过程。既往胚胎学研究都以器官发育为主题进行研究。胚胎血管有两种发育行为，一个血管新生和血管发生，血管发生与神经发育是并行伴行的。可以把人体看做先发育为一个个微小的血管体岛，这些岛在胚胎发育两个月后开始新生为各个人体器官，也就是说这些血管体在胚胎早期就已经各就各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成人的血管体位置反向推断其早期血管岛的位置以及基因表达特征。同样，在成人后的人体必然遗留早期血管体发育过程的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可以表现为某种连接性，这种连接性就是伟哥能够治疗阳痿和肺动脉高压的原理。

5、“血管体”与当前科技前沿技术的关系

使用血管体概念去理解人体，为当前各个新兴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其中两门学科可能关系最大。

5.1 、光声成像技术

光声成像是近20年来新兴的一门技术，主要利用光声效应来成像。短脉冲光源作为激发源照射生物组织，生物组织吸收光能以后产生光致超声信号，携带组织光学吸收信息的超声信号被接收后，利用成像算法反演出生物组织吸收结构的可视化图像。光声成像技术可以通过直接测量血红蛋白含量、红细胞流动速度可实现对血氧饱和度、血液流速、力学参数等的成像和数据化。在当前技术状态下，光声成像设备已经能够辨认出人体的血管体并进行血管体“差值”的测量。随着这个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把人体按照血管体来划分并进行血管体之间的数据运算就可以成为现实。或许将来医生想知道肝功的数值并不需要抽血，而只需要对肝脏进行无创的光声成像即可，甚至更进一步，通过体表的血管成像来全面了解内脏的生理状态[11]。

5.2、 复杂系统科学

当前系统生物学比较成熟的是生物网络研究：基因调控网络、化学反应网络、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研究者借助组分之间的相互连接并构建一个静态的路线图，从而进一步研究在动态时形成的交通流以及控制方法[12]。

使用复杂网络技术也可以构建一个人体血管体网络，研究内容可以包括：（1）血管体系统的结构和层次：血管体分为几个层次，以多大口径血管或者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层次，各个层次血管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机制及其对应的网络的拓扑结构是什么。（2）动力学研究：比如血管体节律是什么。（3）控制：人类精神意志如何控制血管体，药物如何控制血管体，针灸如何控制血管体。（4）生成机理：受精卵是如何发生为一个血管体早期岛，即将基因网络与血管体网络结合起来。

6 、总结

血管区（angiosome）概念最早由皮瓣外科医生提出，是因为显微外科学者需要描述复杂组织块的游离移植。其他医学学科并不面临这个临床问题，对血管区不熟悉，甚至认为血管区的概念没有价值。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血液循环发现前的那些医生身上（比如上文提到的费尔纳尔）和现今的某些中医医生身上，他们认为当前对人体解剖和功能认识都已经定型，已经非常正确，只需要做一些微末的补充即可，没有必要再继续思考人体认识的方法问题了。现实中，除了外科医师偶尔在本专业报道几例解剖变异之外，人体大体解剖结构研究领域很少再有。当前医学的研究重点是在分子层面，比如蛋白质研究、基因研究等等。那么，今天医学界疯狂地寻找各种疾病的特异性分子与几百年前医生有关灵气性质的辩论，在思维认识方法上有区别吗？

由“血管区”到“血管体（angioholisty）”是一次思维跨越。“血管体”并不难以理解，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时代，各国的古代医学提出了多种人体结构理论，比如中医的藏象、气血营卫等学说，都是把观察到的解剖实质、血管、血液三者看做一个整体。“血管体”是人类对人体结构的最早的直觉认识。哈维提出的血液循环是对人类早期直觉认识的一次否定，而血管体视角是对血液循环理论的一次否定。从古代医学的器官到血液循环视角下的器官再到血管体，也是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

相比于血液循环概念的成熟，现在血管体视角非常稚嫩，没有成熟的临床应用。血管体和血液循环概念类似不同的眼镜；血液循环“眼镜”虽然很强大，能够观察到很多细节，但血管体“眼镜”会给人类呈现一个全新世界，更重要的是，人类要有更换“眼镜”的能力，不能让“眼镜”局限了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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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NGEL G.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J].Science,1977,196(4286):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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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AYLOR G I,PALMER J H.The vascular territories(angiosome)of the body:Experimental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J].Br J Plast Surg,1987,40(2):113-141.

循证医学概述篇2

由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于2002年首先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试行，现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献[1]。《要求》产生于现代医学伦理学观念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深入人心、而循证医学正迅速传播的医学变革时期，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要求》明确提出本科医学生的“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而医疗实践有赖于最新的有效的知识和信息。”根据《要求》的精神，笔者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从2009年5月开始尝试对在院实习医生进行循证医学教学的同时，阐述其内涵的现代医学伦理观念和临床意义，试图通过临床实习这种非正式的伦理学教育方式来强化医学生的伦理意识。在2010年实习医生进入临床的岗前教育中正式加入“循证医学及其伦理观”等专题讲座，使其在入科之前就植入“循证与伦理实习”的理念。

笔者所在医院实习医生分别来自青岛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虽然各院校教学内容不尽相同，但医学伦理学均是必修课。为了解实习医生对伦理学和循证医学的认知现状，入院培训时笔者针对性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医学伦理学淡忘者几乎为半数。进一步询问原因可知各医学院校的伦理学教育大都采用传统的、简单的、刻板的说教方式，学生普遍感到抽象而乏味，考试结束便束之高阁，进入临床的大多数实习医师对医学伦理学只停留在模糊的医德规范的概念上。对实习医生开展循证医学临床教学时阐述其医学伦理意义是一种教学尝试，对于刚入临床的实习医生，将伦理学与循证医学教育结合起来，有助于理解两者在医疗行为中的作用和价值。现从多方面论述这种结合的优势和意义。

1教学的支撑点——从临床实际剖析循证医学的伦理内涵

1.1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

循证医学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客观地理解病人的内心感受和需求，主动维护病人的医疗选择权和决定权。这种仁爱之心和同理态度是医务从业者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医术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动力。

1.2体现平等和公正原则

循证医学的信息交流体现了资源共享的平等和公正原则，有利于缩小现行医疗体制下不同级别的医院和不同水平从业者的差距。

1.3以试验数据为依据

循证医学强调以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数据为依据，最大程度地减少临床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实现追求卓越的医德意愿。

1.4核心是为病人服务

循证医学的核心是为病人选择当前最新、最可靠、最合理的诊疗证据。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促进医疗决策科学化，以求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1.5可使从业者自觉转变为追求终身教育

循证医学可使从业者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的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2]

2教学形式——提高了规格，有利于教学相长

循证医学从简单解决医疗问题上升为探讨伦理问题，或为了解决伦理问题而争论如何处理医疗问题。这种辅车相依的复杂现象在临床随处可见，也正是临床实习医师的困惑之一。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循证依据和伦理依据的综合评述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临床教师有较高专业和医学哲学的素养，同样也要求学生迅速脱离单一的书本教育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嘉言懿行与学生的感悟会产生心灵上的互动，增强彼此的互信和对各自职责的承诺。

3教学内容——扩大了视野，贯通了伦理与医疗之桥

实习医生需要学会用“用道德价值和原则检验此范围内人的行为”[3]。密切联系实习场景所处的医患关系、医患心理及社会舆论等，但在淡忘或轻视的情况下，即使一如既往进行了入院前医德医风教育，大多数实习医生也不会将所学伦理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将循证医学与伦理学并重地进行探讨，使现实中的价值判断和因果剖析更加丰富直观，笔者并不摒弃曾经的教材，相反，是让实习医师重温这些教材的重要概念，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结合临床现实，在实践循证医学中领悟其伦理蕴意，并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4教学方式——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

近年的本科实习医生基础知识扎实而联系实际不足，求知欲和自主意识均较强，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学业上多有偏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教学活动会积极参与，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同时对两门看起来“无关又无用”课程感兴趣，甚至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拮取和剖析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并采用逻辑推理对两者进行链接，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鞭辟入里的讲坛才能激发好奇心，满足求知欲。实践循证医学的步骤是提出问题-查询证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笔者也循此方法，即“循证教学”，讲课中时常面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伦理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教师在医德教育中的作用就是体现在其问题设计要击中矛盾的要害，并产生碰撞，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4]对初学者来说，临床伦理问题常常不能给出标准答案，教师只需把握住原则，重要的是实习医师在参与讨论医疗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过程中，完成了医学伦理意识的培养和医德素质的提升。

5教学效果——强调实用性

循证医学概述篇3

[关键词] 循证医学 体外循环

健康网讯: 高绍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外科，湖南 长沙 410011） 随着临床医学、医学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计算机互联网等学科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国内外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 —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循证医学是指遵循证据的医学，提倡在个人经验、患者的需求和已存在的客观科学依据基础上作出医疗决策，倡导根据个人临床经验和研究依据处理病人［1］。是负责、明确、明智地利用现有的最好证据来决定不同患者的诊治措施［2］。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即病人的处理，治疗指南和医疗决策的制定等）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依据基础上作出，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按EBM的定义，临床实践应有科学依据，强调按证据办事。循证医学中的证据主要指临床人体研究的证据，按质量和可靠程度可分为五级（可靠性依次降低）。一级：所有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二级：单个的样本量足够的RCT结果。三级：设有对照组但未用随机方法分组。四级：无对照的病例观察。五级：专家意见。在治疗方面，国际公认大样本RCT和RCT的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 SR，或Meta 分析）结果是证明某种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最可靠的依据（金标准）。但在没有这些金标准的情况下其他非随机对照试验的临床研究及其SR也可作为参考依据但可靠性降低。SR是按照特定的病种和疗法，全面收集所有相关、可靠的RCT并进行科学的Meta分析从而得出综合可靠的结论，即这种疗法究竟有效、无效或还需进一步研究。目前发达国家已将SR和RCT作为制订治疗指南的主要依据。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的转变是21世纪临床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循证医学中的理论和方法用于体外循环（CPB）中，能使CPB的实施更科学、更安全、更客观。 按照循证医学的基本精神，为了保障临床医疗决策的科学性，要求医生将临床经验和科学依据结合起来，通过以下5个不同的步骤得以实现：⑴ 针对具体病人提出临床问题，在CPB中就是CPB实施方案的选择；⑵ 根据以上的临床问题与专业，不断学习新知识，然后有效地检索、搜寻回答有关问题和最可靠的证据，如通过Cochrane国家图书馆（目前全世界共有13个国家15个中心5000多人参加Cochrane协作网，成立了40 多个综述组，开展了200多项系统综述。发表了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方面的系统综述，指导了临床和预防决策实践。通过电子邮件、光盘、软盘、因特网发表Cochane系统评价数据库资料—Cocherane Libray［3］）、MEDILINE等进行检索；⑶ 批判地评估新研究成果，对所获得的证据进行真实性和临床实用性的严格评价；⑷ 将真实可靠的研究结果用于指导具体病人的处理；⑸对应用的效果进行再评价［4］。 今天的CPB，以传统经验为主，高年资传低年资，根据以往的个人经验再加上教科书和医学期刊上零散的研究报告为依据来处理病人。其结果是一些真正有效的方法因不为公众所了解而长期未被临床采用，如：改良超滤，洗血球机的应用，温血灌注等。一些实践无效甚至有害的方法因理论上推断可能有效而长期广泛使用，如CPB中某些常规药物的使用。循证医学实践即重视个人临床经验又强调采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证据，两者缺一不可。而这种研究的依据主要强调临床研究证据，循证医学的医学模式对CPB方案的选择和实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它可以促进CPB设计科学化，促进CPB的发展，提高CPB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紧跟科学发展水平，促进CPB的研究，以解决不断出现的临床难题。我们要积极参与到从经验医学逐渐向循证医学转变的变革中去。 虽然循证医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但是医学界却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灌注师也很少注意临床证据，在工作中，还很难摆脱那种以经验和推论为依据的模式。循证医学主张某一行为的正确与否，应该用其结果来衡量，在CPB中，应注意停机后的效果，病人手术后恢复好，恢复快，CPB对机体的副作用小、破坏少，才是有效的最佳的CPB方法。 循证医学的实施并不是对以往的经验医学模式的全盘否定，它作为一种新的方法与标准决不能代替传统的基础训练与学习。如果忽视个人的临床专业技能和经验，临床实践将有被外在证据左右的危险，因为再好的证据也不一定适合或适用于某一具体病人，应该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案、研究结果进行辨证的分析和评价。结合具体病例采用有效合理实用和经济可承受的证据。如果没有适时使用当前最好的研究证据，临床实践就将有陈旧过时、弊大于利乃至危及病人的风险。循证医学并非要替代临床医生的技能和经验，而是以此为基础，将医生的临床经验与当前最好的证据相结合，促进其发展和更加完善。因此，我们应该辨证地对待循证医学［5］。参考文献：［1］张美，陈战海，柴铁. 循证医学发展概述及如何参与循证医学［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 2000,2（4）: 241-242.［2］Fugelli P. Clinical practice: between Aristotle and Cochrane. Schweiz Wed Wochenschr, 1998,128:181-188.［3］田新玉，腾书瑶. CochraneLibrary-循证医学数据库 中华图书馆杂志2001,10(6): 19-66.［4］周曾芬, 施德明. 循证医学-21世纪的临床医学［J］. 云南医药. 2001, 22(3): 232-235.［5］刘爱忠, 孙振球. 应该辨证地对待循证医学. 医学与哲学 2003, 24(6): 27-28. 来源：体外循环杂志

循证医学概述篇4

古代医师的中医临床实践，主要构建在辨证论治、整体观等经典哲学思维之中；其疗效评价主要围绕个体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测评，从而为医师的后续诊疗决策提供依据,这是中医辨证论治核心理念之一。针对个体患者的治疗效果主要采取两种优化策略：其一，患者对用药后自身的感受及体验进行报告；其二，医者对患者“神”的状态及各种临床表现进行评估，并对疾患病机转归进行推断。基于此，中医历代医案、医话等典籍文献，对不少疾患的疗效评价均有相应记载[1-3]。然而，先前中医临床实践评价，多数侧重于个体患者诊疗的传统临床研究，这过程尚未从群体层次对相关临床疗效进行综合评价。临床疗效是中医临床实践的导向，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近十年随着临床流行病方法学的广泛推广,中医临床实践从群体层次进行相关探索，陆续开展了不少临床试验研究。从设计方法层面，强调病证结合，不乏系列研究报道[4-5]；从评价指标层面，对现代医学公认标准进行辨证吸纳，兼合患者报告结局（PRO）、生活质量（QoL）等多参数分析[6-7]，并辅以临床研究涉及的过程管理、质量控制、数据统计与监管等专业技术人员[8-9]。这过程进一步促进了中药新药研发和新型诊疗技术的探索，特别针对慢性重大疾患诊疗采用中医介入的诊治调理，及在SARS等传染病防治的积极效果[10-11]，均为社会大众所推崇。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近些年临床研究实践为传统中医药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其从经验医学进一步导向循证医学的转化发展。临床流行病学，作为现代临床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学之一，其多从群体层面、采用量化科学方法对临床疾患进行系统探索研究，有助于临床相应研究成果的提炼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临床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为我国中医学与西医学所同步引进。1983年，原华西医科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及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广州中医学院）建立了3个部级的临床研究设计、测量与评价（Design,MeasurementandEvaluationinClinicalResearch，DME）培训中心，并在1984年4月于原华西医科大学召开第一届部级DME学术研讨会，为我国DME工作的开展揭开崭新的一幕。于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成为我国中医系统临床流行病学最早构建的平台之一；以赖世隆教授、梁伟雄教授等为代表的方法学团队，首倡在中医药领域开展临床疗效评价研究[12-13]，并著书《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学》等教材，成为当时国内相关人才培养、学术推广及科研咨询服务的培训中心。随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等陆续成立了中医临床评价、循证医学等相关专业委员会，通过系列学术推广交流，人才传承培养，进一步在发展中促进优化。基于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的推广，我国中医药领域陆续围绕各学科重点病种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研究，促使传统经验医学提升至循证医学研究，有效的综合推广当前的临床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医临床实践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近年的普遍共识认为，中医临床实践或绝大多数卫生保健行为，均应基于当前最优证据（循证）而使决策科学化[14-15]。然而，这准则通常受累于卫生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及差异性，因后者涉及到临床医师对证据的解读及证据如何为诊疗决策提供依据等。基于此，把循证医学方法应用于卫生保健决策，这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忽略或淡化了中医临床实践证据与医学伦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在中医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决策的盲目或偏倚；然而，鉴于中医临床实践本身内在的、既存的不确定性，在证据量化分析环节有必要对其伦理合理性进行充分评估，从证据、伦理、社会效应等多层维进行整合优化，统筹兼顾，为中医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中医临床医学循证及其证据解读

中医临床行为实践，从理想情况下均应基于证据而力趋决策科学化；否则，这过程将会沦为决策层面的任意、臆想或权威武断等。然而，循证医学最初仅在20世纪后期才作为临床研究方法引进应用于临床医学，并在随后迅速占据中医临床各专科领域，被不少研究者视为当前临床医学与实践标准化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当前冠以“循证”标识的文献报道几乎无处不在，尽管他们声称采用了循证方法进行研究，然而其结果提示存有相当大的潜在异质性。循证医学实践一般可简化为以下5个步骤，见图1，其核心内涵在于：临床实践过程的医疗决策，必须最大化的基于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依据[16-18]；而中医临床诊治决策过程，应充分考虑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具体的医疗环境和患者的价值偏好取向，见图2。在中医临床实践层面，上述循证思维模式特别侧重于当前最佳证据、临床专业知识与经验、患者需求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化的过程，亟需中医临床医师从多层维对疾患进行有针对性的把控，兼统筹协调当前的医患关系；旨在致力于构建临床医师和患者之间和谐的联盟诊治关系，尽可能的让患者获取最优化的生命质量及诊疗结局。图1循证医学实践五步骤分析1.提出拟弄清楚的临床问题2.全面检索证据相关的医学文献3.对文献进行有针对性的严格评价4.把最佳成果应用于临床决策5.对决策效应及评价能力进行总结•关键词•期刊检索系统•电子检索•手工检索•其他补充来源•肯定最佳证据：个体化的临床应用•无效或有害：停止/废弃•不确定的证据：提供进一步研究计划•疑难•重要ⅤⅣⅢⅡⅠ•有效性•适用性•重要性•临床正/负效果•提高临床水平•继续教育前后比较、评价自身的临床能力和水平图2临床实践与医学循证决策模式ABCDD具体的医疗环境最佳证据循证医疗决策患者价值取向假想上述这过程依次对证据层次进行分级，且与中医临床实践证据推荐强度相衔接，那么，此类治疗决策优化多数偏向于系统评价、Meta分析及随机对照（RCT）试验。可什么是中医实践医学循证所涉及的“证据”？对此类证据的确切定义，当前却很少有研究者提及。加拿大McMaster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教授R.BrianHaynes早前曾较详细地阐述循证医学证据结构“5S模型”[19]，其中，涉及对“某些研究类型的系统观察”的概述，即针对某一具体临床问题，全面检索搜集相关文献（一次研究证据），并从中筛选出与纳排标准相匹配的合格文献，借助统计学原理及方法，对此类纳入文献作进一步综合研究而产生的新文献（二次研究证据）。然而，此类证据怎么对诊疗决策提供依据，这流程仍有待理清。当前多数中医临床研究倾向于对研究效应值进行估算，并把此类估算值相关的“不确定性”范围以统计术语（如置信区间等）表示。此类中医临床实践声称结果“真实”，然而不一定是确切的“事实”，也无法适用推广至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彼时的证据表明推论，或许随后便被新发现的证据，替换或取代。上述这些效应量以概率的形式出现，并未能转化或确保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均恒定的效应值。从本质而言，上述的中医临床实践涉及的“证据”通常为狭义的定义，对某一特定中医药干预行为是否可应用于某临床语境下等问题进行临时阶段性的判断。然而，这过程仍存有其他证据成分需要纳入作全面综合评估。对当前系列证据的获取，并不意味着其适用于医疗卫生保健涉及的所有专业人员的临床实践。从伦理合理性层面分析，某些证据类型并不具备科学适用性，如某些研究者提出构想：针对抽烟给人体带来危害进行RCT试验以作后效评价，可此类研究被禁止开展，因不符合相关伦理学原则。为此，在当前的临床实践仍存有亟需进一步探讨的不确定性或研究层面的“灰色区域”。

中医临床循证研究与医学伦理合理性分析

循证医学方法应用于中医临床实践，从某种程度而言，其本身蕴含着一个道德层面的考虑，即推广或废止其应用的伦理合理性。当前既存的观点多数想当然的认为，应该大力推进中医临床实践循证研究的进程，因医学循证其证据最优化的基本价值理论是正确的。然而，中医临床医学循证化的过程，在当前陆续出现了不少的质疑；倘若中医临床实践涉及的决策证据其本身既存着固有的问题，是否会在伦理层面对循证决策科学化造成影响？中医临床循证研究的过程存有质疑，多数在于其理论片面的认为，中医临床实践只有通过医学证据循证化的过程，才能让结论趋向“事实”的潜在可能最大化。然而，在循证医学证据校正与偏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证据循证化过程并非必然导向医疗结局科学决策本身（如有利/不利结局等），见图3；而此类不确定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对既往医疗决策最优化的理念带来系列争议。鉴于中医临床循证化过程其初衷在于追求决策科学化，保障患者接受当前最佳治疗及健康获益；可上述此类治疗效能（不）确定性的存在，让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决策过程是否与相关伦理原则相符备受质疑。在对医学研究相关证据进行提炼合成过程中，存有不少潜在影响的偏倚因素，通常包括实施测量等技术层面的偏倚、文献发表偏倚、经费资助来源等所致偏倚，特别涉及开发性试验、商业利润导向为主的治疗研究。如，针对轻中度抑郁病研究评价，对接受抗抑郁方药提取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干预研究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其一，从技术偏倚层面分析，这过程更偏向于药物干预，因试验药品本身容易模拟操作、更易接受双盲等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而心理治疗等相对复杂的过程，则几乎无法符合双盲等研究条件。其二，从发表偏倚层面分析，这在两种干预方法研究中均有存在，可其效应更偏向于药物治疗。因药物的介入与心理干预法相比较，前者治疗疗程相对较短；而较短的治疗疗程可让患者更容易的完成这一项研究，从而增加试验的统计效能。其三，从经费资助来源所致偏倚层面分析，与心理疗法相比，将有更多的试验研究偏向于新药的研发；特别涉及到商业利润获取、专利权保护等，这将进一步促进着新药试验的开展；而对从事心理治疗的相关研究者，并未有此类效益导向的心理与激励机制。在此背景下，药物研究进度继续扩大，而心理治疗法研究的进度则相对偏缓。随着时间推进，很可能产生更多的药物治疗相关的研究文献，且此类研究数据多存有显性的统计意义；而心理治疗法相关的文献则越趋偏少。上述两类证据量化的综合推断，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即与抗抑郁方药提取物治疗相比，心理干预法相对无效或效果不显著。其次，即使对心理治疗法的效应量偏低，可通过证据解读（如当前既存证据不足或其他因素影响）使之合理化。然而，基于循证医学方法进行科学决策，药物治疗则更偏好地被研究人员推荐应用于各种临床语境下，因为这抉择过程更贴近趋向于当前最好的证据（即循证决策）。可药物治疗“真实”作用，或许并未如循证推导出的这般显性有效，而心理疗法干预则可能比当前已获取的证据效能更优。基于此，上述这类推荐建议或许是患者接受治疗的最佳选项，也可能并未能改善患者疾患症状、或对患者幸福安康产生获益效应。因此，循证医学决策所依据的证据推荐，在临床实践过程亟需作进一步严格的权衡评价。上述语境下的伦理分析，仅从个体层面阐述中医循证医学实践对患者医疗行为产生的潜在效应。然而，在社会层面，循证医学同样对中医临床实践不乏影响。如，当前为众多临床研究者所关注的是中医药系统卫生决策者或政策制定者，参照或冠以所谓的最佳循证证据推荐建议，间接的剥夺社会公众某些基本健康保健服务。此外，其他社会效应还包括：中医实践循证研究可能会导致某些临床医师出于巩固或维护权威而牺牲特定组群的健康利益；或循证化过程加剧着经费资助所致的偏倚、及其对中医医学研究证据的影响等；上述问题尚有待进行广泛的社会探讨。

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医学伦理的整合思维

笔者认为，循证医学方法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对当前中医临床实践及证据不确定性进行优化。此类不确定性存在不同的维度，如源自于医学临床数据本身的问题，在知识随处可见之处，却缺乏知识的普及；而循证医学则致力于推崇终身学习与继续教育等策略来减少此类的不足与匮乏。基于此，不确定性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知识层面的不完整；而相关研究旨在填补或减少此类不完善之处。然而，这是一个值得终身投入、止于至善的事业。当中医临床实践亟需为诊疗抉择提供参考时，或许当前相关证据尚未充分成熟，或对既存证据的解读尚未能达成一致；此类情况下则有待对循证医学方法与医学伦理合理性之间，进行整合评估以作进一步决策。在中医循证临床实践中，常存在某些结局指标其测量阴性或难以作出判断，此类本存在的证据其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或淡化。基于此，相关结局测量评价从某种程度而言并不涵括其完整的、真实的依据。其次，在中医临床实践涉及证据产生及传播过程中通常会遇到某些价值或利益冲突，而循证医学针对此情况多数并不能进行有效的解释或协调。基于循证医学伦理层面的考虑，遵循文中阐述的循证研究五步法可作优化处理，最大化的确保为某一中医临床诊疗行为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撑。当然，这一过程主要设想构建在理想的、合乎伦理学的道德高度层面而展开；然而，此类伦理层面的解读，在当前尚需作进一步细化。循证医学在其本身价值“中性”层面，往往给人一种错觉的感性认识，即通过循证研究系列步骤的严格评价，中医临床实践证据数据量化的解读似乎得到了强化；然而，这过程并未充分考虑到多重因素效应，如所提出的中医临床问题价值本身及此类价值可能影响证据解读的方式等。反之，在循证医学价值“中性”理念中，那些纳入作中医循证研究的文献，通常被视为“事实”累积的一组数据集合。然而，这是非常理想的、概念化的构想；特别当前对发表文献，存有相当大的干扰影响因素（如中介论文等），可以很轻易地避开严谨的文献评价工具等关键技术把控。此外，在循证医学的讨论中，相关的价值理念通常仅存在于患者层面（如患者价值取向等），并试图结合于一个基于证据、可看似与价值无关的临床抉择依据。然而，事实本身包含着主观臆测（如此类中医临床诊疗决策是否充分顾及患者当前的最佳舒适与幸福受益）；特别置身于纷繁的外界事务，大多数公众对这过程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相对而言，这过程与“价值”之间的甄别，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往往被研究者所边缘化。因此，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医学伦理之间的关系，绝不单纯的直接了当或不存疑惑。对于那些从事中医药循证医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却很少谈及伦理效应的师资研究人员来说，亟需引起高度重视。笔者认为，这在当前有必要、且有义务采取确切的措施，对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伦理合理性之间进行优化整合，双管齐下，统筹评估。这过程需要对中医临床实践的不确定性效应作进一步阐述；同时也需要时间、资源、政策等多方位整合，以对那些从事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临床医师其价值理念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深化，规范中医药循证研究及科学决策的实践行为。

循证医学概述篇5

1．1儿科实习共4周实验组在PBL教学法的基础上开展循证医学教育。第1周:由固定的教师进行循证医学基础知识讲座和示教，对一实际病例操作演示、分析、讨论，按如下步骤进行:①提出临床问题;②检索回答相关问题的最佳证据和资料;③根据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评价文献的原则，简单讲述Meta分析方法，严格评价研究证据的真实性和临床重要性;④应用研究证据结合临床专业知识、病人的选择解决问题，指导医疗决策，在临床上实施结果;⑤评价实践后的效果，进一步提高。再联机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外文PubMed、中文维普和CNKI检索系统)，让学生熟悉、掌握网络医学技术。授课时间为周二、周四晚上7:00-9:00，每次共120min。第2周:每位学生结合其分管病床的病情提出一个主要的临床问题，按查阅的中、英文关键词进行文献查阅，然后对被查阅的文献作批评性评价，寻找相关证据并进行小结，经多次接触临床病例，结合查阅的相关信息和有效的临床信息对病例进行分析讨论，做出判断，观察效果，写出心得。第3周:重新提出新的临床问题，同第2周。每周1次(周三晚上)，共2次，每次120min。第4周:由同一位教师进行效果评价和考核。包括学生出科理论与操作考试成绩，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病历书写能力，病案分析能力，与病人沟通能力)，自学能力(其文献检索能力包括Pub-Med运用，查阅中文资料能力，查阅英文资料能力，批判性评价，对Meta分析了解);学生问卷调查，专门设计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对开展各组教学方法的态度(赞成、不赞成、无所谓)，对自学能力的提高(有帮助、无帮助、不清楚)，对临床实践能力的提高(有帮助、无帮助、不清楚)。对照组按LBL教学法带教，不另外进行上述活动安排。第4周考核评价同实验组。

1．2文献检索示范病例小儿长程发热的诊断、激素治疗小儿喘息性疾病、新生儿感染性休克的治疗、小儿急性心功能衰竭的治疗。

1．3循证医学实践教育的部分内容①循证医学的概念及发展;②循证医学三要素。医师技能、患者需要、最佳证据;③重视POEMs(针对患者的证据)文献，避免DOEs(针对疾病的证据)文献;④循证实践的五个步骤: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系统全面查找证据，严格评价证据、综合分析证据，用于决策，后效评价决策效果;⑤举例检索。PICO检索(P:patientorpro-blem，I:intervention，C:comparison，O:outcome);关键词/主题词检索、导航检索、临床查询;⑥文献分级。系统综述、荟萃分析(Meta分析)、随机对照试验、一般综述、多中心试验、评价研究、有效性研究、对比研究、临床试验、临床指南、病例报告、队列研究、横断面研究、血清流行病学研究、同行会议共识、基金项目。

1．4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效果评价从四方面进行:学生出科考试成绩、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以及学生的问卷调查情况。①出科考试包括理论和技能操作考试，成绩各占50分，满分为100分，理论试卷每轮从儿科试题库中抽样出题，技能操作按儿科实纲要求抽考，每轮学生难度一致;②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三项，每项满分为100分。病历书写按实纲要求评分，分值内容包括病史采集、主诉、现病史、体格检查、病史小结、诊断及鉴别诊断等方面。病例分析从病例特点、诊断及诊断依据、鉴别诊断、辅助检查、治疗及预后等方面评分。医患沟通能力从给病人家属交待病情和治疗方案的详略、要点、逻辑性、语言表达及沟通效果等方面评价;③文献检索能力从查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Medline等数据库运用、批判性评价、查阅中文资料能力、查阅英文资料能力、对Meta分析了解等方面逐一评分，满分100分。上述每一项成绩的评定由同一位教师客观公正地进行，该教师未参与授课和带教，且不知道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组情况(在盲态情况下评分)，以排除主观因素干扰。其中，优:90-100分;良:80-90分;中:60-80分;差:60分以下。最后比较两组各项成绩的优良率，即成绩为优和良的人数比率;④学生问卷调查。专门设计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对开展各组教学方法的态度，对自学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的提高是否有帮助，比较两组的赞成率和有帮助率。

1．5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研究结果

按照课题设计和安排，该研究过程相对较顺利。实践运行中，每年年底(第29-40周)学生由于考研复习、报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找工作、春节放假等原因请假，使此期间儿科实习时间不足4周。但实验组所有学生基本完成了第一周循证医学讲座和示教环节，第二周结合临床观察提出一个主要的临床问题，课后按查阅的中、英文关键词进行文献查阅环节，并初步学习了通过多次接触临床病例，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并收集有效的临床信息对病例进行分析讨论，做出判断。

2．1两组实习学生出科考核情况比较儿科实习结束后考核结果显示，理论与操作考试成绩优良率实验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93．3%∶91．5%，P＞0．05)，两组比较，病历书写优良率(100%∶80．0%)、病例分析优良率(100%∶72．9%)、医患通优良率(86．7%∶66．1%)和文献检索优良率(100%∶0)，差异显著(P＜0．05，如表1所示)。

2．2两组实习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比较结果显示，实验组对该教学方法全部持赞成态度，而对照组对该教学方法的态度24人(40．7%)赞成，18人(30．5%)不赞成，17人(28．8%)无所谓，赞成率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实验组全部认为对临床实践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提高有帮助，而对照组14人(23．7%)认为对临床实践能力的提高有帮助，41人(69．5%)认为无帮助，4人(6．8%)表示不清楚;55人(93．2%)认为对自学能力的提高无帮助，4人(6．8%)表示不清楚。两组学生认为对临床实践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提高有帮助率差异显著(P＜0．05)。

3讨论

PBL教学法作为促进医学教育的措施，已被教育界和广大医务工作者认同［4］。而开展循证医学教学活动，是PBL教学模式的深入。它不仅教给学生技术，更教给学生科学治病的概念，促进学生全面提高素质［5］。开展循证医学教学实践，能使学生通过大量的病案诊疗实践，将医学知识、科学思维、各种技术操作、创新能力与发现形成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使学生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6］。临床实习中，病历书写和病案分析能较好地反映学生的临床逻辑思维和语言组织能力，与病人及家属的良好沟通有利于疾病诊治的顺利开展。因此，学生的病历书写能力、病案分析能力和与病人沟通能力能综合反映其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资源的丰富为实现循证医学教育提供了条件，而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能反映其一定的自学能力。该研究结果表明，在儿科实习中应用基于PBL教学法的循证医学教育，与LBL教学法相比，对学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学生的肯定。例如:激素治疗小儿喘息性疾病，两组学生首先查阅了第七版《儿科学》教材，采用的是2003年修订的GINA方案，而目前国内采用的最新方案为2008年修订版，第八版《儿科学》教材已进行了修改。实验组学生通过进一步查阅文献，针对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小儿哮喘，结果发现，Bousquet等的meta分析，Zhang等的RCT研究结果均显示增加吸入激素的剂量并不能增加中重度持续哮喘的疗效。因此，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本知识，而且通过查阅文献，自学了新知识，拓宽了知识面，加深了知识的难度。在书写病历和分析病案时内容自然就更全面，质量和水平也就更高。同时在与病人家属沟通时显得自信，也容易得到家属的信任，沟通效果自然会非常好。同时，循证医学的医疗模式也是人性化的医学实践过程。它有效地融合了患者的价值观和意愿选择，使医师不仅要关心疾病能否治愈，生存期有多长，还须关心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加重视治疗的全面合理性［7］。例如:科室曾收治两名leigh综合征患儿，实验组学生查阅文献后，全面了解了该病的治疗方法。该病为线粒体疾病，无根治办法，以对症保守治疗为主。

循证医学概述篇6

关键词：证候；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5.07.005

中图分类号：R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5）07-0014-03

虽然证、证候及其相关概念在中医古典医籍中屡见不鲜，但多限于疾病临床特征阐释，并与诊断与治疗实践密切相关，而现代中医证候研究借助于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数理统计学、天文学，以及其他相关交叉学科技术与方法，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研究意义等得到极大拓宽与深化，并在证候概念、证候标准化、证候动物模型等研究重点领域呈现出趋向性。

1 证候概念研究

证候概念研究一直是证候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焦点，从证候及其相关概念的语义辨析，如对“症”“证”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532002）

“证候”涵义辨析[1]；到证候概念形成的哲学思辨，如证候概念形成的辩证逻辑分析显示，证候形成过程经历了从经验积累到前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进而与原有理论体系相融合的基本环节[2]，再到证候特性的现代科学诠释，如证候概念内涵的诠释认为，证候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等特征[3]。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证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有观点认为，证候内涵应该是简单的，绝没有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内涵[4]，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证候属于复杂系统科学概念，应采用多学科交叉理论及方法，从时间及空间维度，阐释证候概念的不同层次涵义。笔者认为，证候概念既要着眼于证候本身及其解构单元研究，又不能脱离中医病症整体，从考察疾病整体特性出发，有助于把握证候的共性特征，而综合不同系统疾病证候个性特征，是全面揭示证候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必要条件。若能借鉴现代医学对疾病发生、发展、演变机理的系统生物学认识，对证候研究体系的构建更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2 证候标准化研究

证候作为辨证论治理论的核心，其标准化是规范中医药学术理论体系的首要任务，证候标准化主要体现在证候概念标准化、证候名称标准化、证候分类标准化、证候诊断标准化等。目前，证候名称及分类标准化研究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证候名称与分类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以及其他证候标准化研究成果，如《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等，但由于研究角度及知识体系差异，证候标准化成果间彼此仍有出入，使证候标准使用者莫衷一是。抛开证候标准化成果本身不谈，如何使其得到中医学界广泛认可和应用，更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程。由于现代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学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建议侧重向中医药教育推行证候标准化研究成果，逐步构建证候标准化乃至中医药学标准化体系。而证候分类标准化及证候诊断标准化研究，在挖掘古典医籍病证分类及临床诊疗经验同时，还应基于循证医学研究理念，注重紧密结合证候临床流行病学，合理设定证候分类及证候诊断标准。

3 证候动物模型研究

借助于证候动物模型来阐释中医证候实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中药药理机制，是实现中医药客观化和科学化的创新举措。证候动物模型采用单因素或多因素中医病因造模方法，或结合西医疾病模型，在实验动物上复制中医证候表现，如以0～1 ℃冰水刺激建立大鼠寒凝血瘀模型[5]，用慢性束缚方法建立大鼠肝郁脾虚证模型[6]，以半高脂饲料结合声、光、电刺激法建立大鼠气滞血瘀模型[7]等。但证候动物模型自身的局限性使其科学性受到一定质疑：①证候与疾病互为关联，但证候动物模型却将两者截然分开，先以手术、药物、理化等方法模拟疾病模型，再模拟证候模型，这有悖于临床证候实际表现；②证候造模方法差强人意，尤其是情志疾病的证候动物模型，难以模拟人体真实证候表现；③缺乏公认、客观、稳定、可重复的证候动物模型及指标验证体系；④大多数中医证候形成受内外因素影响，虽然证候动物模型也采用多病因造模方法，但只是模拟外环境因素作用，仍不能有效整合内外致病因素的综合作用。尽管目前的证候动物模型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对于中医证候生物学物质基础的筛选及评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建立符合中医病因病机特点的证候动物模型，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之一。

4 证候生物学实质研究

以现代生物学技术揭示证候实质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有力手段，其研究思路首先是进行疾病证候分类，探讨客观指标与证候相关性，并筛选证候生物学标志物，如脏腑证候实质、阴阳证候实质、寒热证候实质、血瘀证候实质、表观遗传学证候实质等[8]。然而，随着对单一指标及有限指标群阐释证候系统性特征缺陷认识，以及系统科学被引入中医药现代研究领域，近年来倡导以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学技术平台开展证候实质研究[9]。虽然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及语言诠释中医证候属性及特征十分必要，但这种研究理念不应无限地应用于中医理论范畴的各个层次，而应明晰其适用性及局限性，如探寻阴阳、寒热等辨证纲领性概念的证候生物学标志物，其结论能否真正说明阴阳及寒热共性特征，或是以偏概全，只是某一脏腑、组织的阴阳及寒热个性特征，值得进一步商榷。所以，在证候概念内涵、证候分类及诊断标准化、证候动物模型等研究取得突破进展前，证候生物学实质研究证据尚缺乏足够力度。

5 证候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证候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采用横断面调查进行，以德尔菲法设计证候专家调查问卷，获取临床专家对疾病证候特征的认识，如通过编制SARS中医证候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专家调查问卷，以德尔菲法调整问卷结构及内容，以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转移概率矩阵等方法，归纳SARS证候特征及演变规律[10]。或以临床流行病学试验设计，如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队列研究等，结合证候量表，采集患者症状、体征及舌脉信息，通过中医师证候判定方法，或统计分析方法，获取反映疾病的证候要素特征及其靶位，如以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观察840例儿童肺炎用药前后证候类型变化[11]。虽然已开展的多系统疾病证候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对丰富疾病证候分布认识、提高临床辨证准确性及针对性等具有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研究水平及质量参差不齐、研究细节设计不够规范、研究实施不够严谨等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有：①证候调查问卷或证候量表设计的代表性及合理性。问卷或量表设计应切实反映研究目的，不应使证候信息采集者及被采集者对条目及量表内容产生歧义。②样本含量。通常证候研究需要大样本含量获得较高统计效能，但限于研究规模、人力及财力，目前开展的证候流行病学调查仍以小样本含量为主，少见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基础上的疾病证候特征调查。③证候信息采集的规范性及严谨性。采集者及被采集者应认真负责地填写、回答问卷或量表内容，并遵循规范化的信息采集流程及标准。④证候分析方法。应充分考虑研究设计、数据类型、样本含量等因素，选择适宜的证候分析方法，如小样本数据可选择随机森林或支持向量机方法。

6 证候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证候研究主要目的是有效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以提高临床治疗的效力及效果，但证候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一直是中医药临床研究难以取得共识的瓶颈问题。随着2002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12]的颁布和实施，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改善的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症状程度描述、症状赋分标准、症状评价标准等难以实现客观化，其合理性备受质疑，临床应用渐渐受到限制。因此，采取症状表现的“是”与“否”判定，或将症状的变化程度划分为加重、无明显变化、减轻、消失4个等级[13]，成为避免证候疗效评价主观因素影响的有力措施。随着数理统计方法与中医药学的不断交融，新的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及理念不断涌现，如基于相似匹配测度[14]、结局指标相关性[15]、疾病中医证候分类[16]等，丰富和拓展了中医药证候疗效评价的思路与方法。

中医临床实践历来强调个体化的辨证论治原则，但目前的证候疗效评价仍为固定的群体证候疗效评价模式，缺乏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及研究实例。应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方法学，并重点开展辨证论治个体化干预过程的临床信息采集与复杂数据分析方法、中医药个体化疗效评价方法研究，明确个体化临床信息采集是实施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的前提。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试验设计、非线性重复测量的证候数据分析方法是实现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的关键环节，但需要在评价技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引起证候研究者的切实关注。此外，现代中医证候临床研究普遍采用病证结合评价模式：①强调中医证候/症状改善，如感冒；②强调疾病疗效指标改善，如糖尿病、血脂异常等；③强调疾病疗效指标及中医证候/症状同时改善，如冠心病。因此，针对疾病类型不同，实施证候疗效评价也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证候疗效评价需结合药物流行病学、循证医学、文献评价、数据挖掘及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以解决证候疗效评价的复杂系统科学问题。

7 结语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现代中医证候研究广度和深度呈扩大趋势，证候临床研究正在从整体评价向个体评价转变，证候研究方法正在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这要求我们应不断对已取得的证候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及集成分析，也要不断对证候研究的不足进行反思，及时修正证候研究发展方向，最终使证候研究成为揭示传统中医药科学本质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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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概述篇7

慢性心力衰竭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最终归宿，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由于其最主要的病理解剖学改变为长期静脉压增高所致的器官充血性改变，故也称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但由于并非所有患者在慢性心衰初期和发展过程中都有容量负荷过重(即充血)改变，故“慢性心力衰竭”比“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更恰当准确。由于慢性心力衰竭终晚终末期只有“心脏移植”替代一途，故现代西医治疗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主张早期(心肌重塑期甚或其前期，或者舒张功能不全期)干预，以期降低猝死率，改善远期预后，提高相对生存率及生活质量。而中医学在治疗上仍沿袭传统辨证论治观念，灵活有余，远期干预性、预见性不足，即治疗的切入点尚未发生转变。笔者认为，中医治疗的发展，要应用现代西医的循证医学证据，病证结合论治，以期扬长避短，从而降低猝死率，提高生活质量及相对生存率，改善远期预后。慢性心力衰竭的中医药治疗潜在优势应体现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治病求本，缓治其本方面。

1　慢性心力衰竭现代西医药物治疗观念综述

心衰西医治疗药物归类如下：1．利尿剂；2．ACEI或ARB制剂；3．正性肌力药物(包括洋地黄类与非洋地黄类)；4．B受体阻滞剂；5．醛固酮拮抗剂；6．血管扩张剂；7．治疗严重室性心律失常的药物。上述7类治疗药物，只要适应证明确，临床应用于改善症状均有效，但大样本循证医学的证据表明，能预防性降低猝死率、改善远期预后、提高相对生存率的只有ACEI制剂、B受体阻滞剂、醛固酮拮抗剂3类药物，其他类药物益处不明，甚或导致了猝死、相对死亡率的增高，特别是静脉较长时间用药明显增加了死亡危险。综观上述，能改善慢性心衰长远预后的3类药物均为阻断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药物，为缓慢起效的口服类药物，为能逆转心肌重塑的药物。用中医理论论述，即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缓治其本之道。

2　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临床经验理论探讨如下

2．1　未病先防，阴病治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如以邪气为阴，正气为阳而论，阳虚阴盛，阳微阴弦为心衰之病因病机，即临床表现为病理产物水湿痰瘀之阴盛为患见证，而反推阴盛患病乃正虚阳弱之故，则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为其未病先防之治法，治本之法，在劳力性气短微促、心悸乏力时即可防治性应用，最好用于喘咳、水肿症状未明显甚或未见时。心主血脉，行血载气，为阳中之太阳，心阳可资脾阳，助肾阳而化湿利水，心阳、脾阳、肾阳运化正常，则气行血畅，湿化水行，痰瘀无以生，则喘咳、水肿未必见，出现亦可消除。故扶阳之道――益火之源，包括温通心阳、健运脾阳、滋补肾阳、益气助阳。

2．2　既病防变，祛邪安正――邪去正安，阴平阳秘：

心衰临床表现为病理产物水湿痰瘀之阴盛为患见证，主要见喘咳、水肿之阴盛证(西医谓之充血)症状特点，阴盛证为主时则当急治其标，治以燥湿利水，化痰祛瘀，理气活血，同时不忘益气扶正，即祛邪安正；阴盛得以消除(阴平)，则阳气当可自复(阳秘)，正所谓邪去则正安，病情当可控制好转。

2．3　缓治其本，平衡阴阳――扶阳抑阴，消阴复阳

阳虚阴盛，阳微阴弦为心衰之病因病机，临床病理产物为水湿痰瘀，而阴盛乃正虚阳弱之故，故扶阳抑阴为其治本之法。但扶阳不能过，过之则温燥耗阴而折寿；反之祛邪亦不能急，急则伤正致变症变病丛生而夭折或猝死(此与循证医学证据――能改善慢性心衰长远预后的3类药物均为阻断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药物，均为缓慢起效的口服类药物，均为能逆转心肌重塑的药物的理论吻合；而利尿剂，正性肌力药物，速效、强效血管扩张剂，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等对抗性治疗未必能改善预后，甚或导致了猝死、相对死亡率的增高)，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故扶阳益火应不忘滋阴填精，阴中求阳，以使水火互济；祛邪消阴应不忘益气助阳，则阳生阴化，从而正能胜邪，阴平阳秘，其病乃治。

3　中医药治疗潜在优势思考

针对慢性心衰症状、靶点及靶器官的治疗处理上，中药见效不如西药快，西药口服不如静脉给药快，但正如现代循证医学证据所表明，西药针对性强、见效快、静脉给药等用药及其途径对降低猝死率、改善远期预后、提高相对生存期方面并无益处，而能改善慢性心衰长远预后的3类药物均为能阻断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口服类的、缓慢起效的药物，为能逆转心肌重塑的药物。而中医学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治病求本，缓治其本等理论观念，正吻合了改善慢性心衰长远预后为阻断神经内分泌系统类、口服类、缓慢起效类药物的理念，从而从理论上说应该能阻断其恶性循环，逆转心肌重塑。其具体治则治法：阴病治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祛邪安正――邪去正安，阴平阳秘；缓治其本，平衡阴阳――扶阳抑阴，消阴复阳等理念从整体观念、阴阳平衡的高度上来概括病因病机及治法用药，吻合了现代循证医学证据表明的能降低猝死率、改善远期预后、提高相对生存期的阻断神经内分泌系统药物机理。特别是对不能耐受ACEI制剂、B受体阻滞剂、醛固酮拮抗剂3类药物导致的诸如咳嗽、低血压、肾功能不全、哮喘诱发、心动过缓、传导阻滞、高钾血症、乳腺增生症患者，更有广阔应用空间。中医药能对整体阴阳调整平衡，并利用其综合治疗作用及灵活加减性，一定程度上的阴阳双向调节性，补ACEI制剂、β受体阻滞剂、醛固酮拮抗剂的不足，减少其毒副反应，纠正其不能耐受性，或替代不能耐受ACEI制剂、B受体阻滞剂、醛固酮拮抗剂患者的治疗。

临床上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中医归属喘病、水肿、心悸、胸痹范畴)历史悠久，疗效明确肯定，长期应用未发现明显类似于西药之毒副作用，相对性地降低了死亡率，提高了生活质量及相对生存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临床缺乏对逆转心肌重塑、改善远期预后方面的研究对比，缺乏大样本循证医学的有力支持依据，故笔者认为目前中医药治疗的优势还只是潜在的，转化为临床具体实在的优势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还需走较长的路，需我们所有的中医同仁作出合作性的共同努力来达到。

循证医学概述篇8

［摘要］“微观辨证”概念的提出是中医临床诊治、循证医学发展和中医证候学发展的需要。“微观辨证”产生的可能性是由于中西医结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微观辨证”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微观辨证”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中医证候尚未规范化、微观指标单一性与整体性的矛盾、微观指标与证候对应的非特异性、疾病对“微观辨证”产生的影响、“证”本质研究与临床治疗脱节等。并提出“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过程，由若干相关的主、客观指标组成，这些客观指标应包括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微观辨证; 证候; 四诊; 中西医结合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BSTRACT The suggestion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needs of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an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CM. The possibility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ight b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s well 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has its superiority and limit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developing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uch as lack of standard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contradiction between single microcosmic index and the entirety， nonspecific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cosmic indexes and syndrom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sease on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ssence study of TCM syndromes and the clinical practi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cept of TCM syndrome is a certain pathological process during the onset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 composed of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exes. The objective indexes include the macrocosmic and the microcosmic indexes， the entirety and the part.

KEY WORDS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微观辨证”的产生存在着必然性和可能性，并体现了一定的优越性、局限性。客观地评价“微观辨证”对于中医诊断学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1“微观辨证”概念的提出

1986年，沈自尹［1］首次明确提出“微观辨证”的概念，并定义：微观辨证在临床收集辨证素材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从而为辨证微观化奠定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危北海［2］指出微观辨证主要是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方法，对各类中医证型患者进行内在的生理、生化、病理和免疫微生物等各方面客观征象的检查分析，旨在深入阐明证候的内在机理，探讨其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提供可作为辅助诊断的客观定量化指标。匡萃璋［3］认为所谓微观辨证，实际上是企图用某种或某些生理生化指标作为描述证候的内在依据的一种方法。郭振球［4］认为微观辨证是以中医经典辨证为向导，四诊“司外揣内”宏观辨证，结合应用现代新科技，深入到细胞化学、神经递质、激素、免疫乃至基因调节，以阐明病症传变规律的一种辨证方法。“微观辨证”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测手段，是中医宏观四诊的深化和扩展，对“证”的诊断起辅助作用。“微观辨证”不可能独立于“宏观辨证”而存在，应该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2“微观辨证”产生的必然性

2.1“微观辨证”是中医临床诊治的需要 临床疗效是一种医学是否优越的重要评判标准。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体系利用四诊的方法进行辨证，对于很多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但是也有一些“潜隐证”，临床无“证”可辨，所以结合和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对其进行诊断成了中医诊疗的必然趋势。如传染病、肿瘤初期，虽无临床表现，但经现代手段确诊后，可推论其病机属“毒”、“热”等邪所致，可选用具有抗病毒、抗肿瘤等作用的解毒清热类药物予以“截断”治疗；肝炎、肾炎等疾病恢复期，即使无相应症状和体征，现代中医也可针对其检验异常进行辨证治疗。因此，“微观辨证”首先是提高中医疗效的需要。

2.2“微观辨证”是循证医学发展的需要 　循证医学是近十几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它所追求的是临床疾病的诊疗方法都应该遵循充分的科学依据，提供证据和应用证据是它的主要研究内容，被认为是临床实践和决策不可替代的可靠方法。中医传统辨证是通过四诊收集证据，以外测内，以常衡变，将诊查结果作为辨证、立法、用药的依据，与循证医学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医总体来说仍然属于宏观地表象地认识事物的范畴，对症状和体征的把握有很强的主观性，无论在临床治疗上还是基础研究中，重复性较差，很难以此做出系统评价，更不能为临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5］。因此，“微观辨证”通过对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影像学诊断、病理学诊断、基因诊断等)的运用，使传统四诊视野得以拓宽，使中医诊断和临床疗效的评价更加客观化和科学化，使临床诊治水平得以提高，顺应了循证医学的需要。

2.3“微观辨证”是中医证候学发展的需要 中医证候学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证候学研究也是发展中医理论的一项巨大的工程。“微观辨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阐述证候发生的机制和发现可用于辅助临床辨证论治及进行疗效评价的客观指标，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医传统四诊方法的主观性强、定量分析困难、统一标准难以形成等不足。中医病证的诊断缺乏“金指标”，其疗效很难被国际认同。20世纪90年代，WHO和美国国立神经精神疾病研究所发表了两个特别报告［6，7］，对国际脑血管病研究现状进行评估，除在流行病学部分摘录了中国的资料外，无中医药的内容。这固然和我国的一些研究资料未能进入国际资料库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学的缺陷，尤其是中医辨证论治未能得到承认。因此，“微观辨证”的方法可以开拓中医证候学研究的思路；“微观辨证”通过对“证”的客观把握，有助于提高中医疗效的显示度以被世人所公认。

3“微观辨证”产生的可能性

3.1中西医结合的环境 中西医结合的产生是“微观辨证”产生的基本条件。建国以来，由于对“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大力支持、研究基地的广泛开办、研究人员的积极培养等各种条件的具备，中、西医人员的隔阂逐渐消除，为中西医结合事业提供了一个极为宽松、健康而有利的环境，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与临床各项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为“微观辨证”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2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微观辨证”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医学影像学检查、内镜检查、实验室检查、病理组织学检查、甚至基因检查等先进技术，旨在从器官水平、细胞水平、亚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等较深层次上辨别证候，从而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一定客观依据的辨证方法。从概念上我们可以看出用于“微观辨证”的检测手段，除了传统的四诊之外，还包括现代医学，乃至现代科学的一些深层次的手段，也可以说是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现代科学的发展势必会对“微观辨证”的产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2.1现代科技对中医学研究思维的影响 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医学不断向微观、宏观领域延伸。微观方面：如分子生物学、放射免疫学以及超微结构研究技术、各种影像技术等，都在医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宏观方面：在强调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前提下，重视社会、心理因素与人体生理因素的相互作用。这客观地促进了中医宏观理论和现代微观检测手段的结合。结构与功能的统一长期支配着医学的研究。在现代科学影响下，医学对机体结构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分子、基因水平，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改变与它的功能活动密不可分。对中医的研究，也向着因果性探索的方向进行。如“证”本质的研究也是如此，已不再局限于线性关系，而主要是从非线性网络关系出发，这不仅使“证”本质的研究成为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同时决定了该研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3.2.2现代科技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 现代科技如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模糊数学等都为中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工具和手段。以下仅举数学和生物化学为例说明。（1）近代数学。科学的认识需要在定性的基础上提出定量的分析和依据，定量是定性的深化和精确化，中医学也不例外。近代数学向中医学渗透，与中医学结合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应用数理统计、集合论和模糊数学、泛系理论等［8］。近10余年，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中医学的研究中，如测定正常值，通过各种医学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学差异检验、相关与回归分析等，以及建立中医证候诊断数学模型。因此，引进现代数学的方法有助于解决中医诊断标准化和客观化的问题。（2）生物化学。生物化学在中医药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还只限于少数单位的生化指标的测定。目前，已经出现了全面研究的新局面。利用生化指标对四诊中的舌、脉象，八纲中的阴阳、寒热、虚实以及脏腑、气血的本质等进行了研究。如通过对20多种疾病的研究，发现阴虚者血浆cAMP占优势，阳虚者血浆cGMP占优势。

3.2.3现代科技对中医诊断客观化的影响 当代新的科学技术如计算机技术、超声技术、核物理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并逐渐结合在中医体系中，推动了中医诊断的客观化。（1）舌诊的客观化研究。舌诊研究中用标准色列、比色板作为舌诊辨色的客观指标。舌活体显微镜检查、舌血流量测定、电镜观察、舌印片脱落细胞学检查等，有助于阐明各类病理舌象机制。如：舌微循环异常与舌质紫暗的出现率与高血压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舌质以紫暗瘀斑舌为多；肺心病患者随血氧分压的升高，舌质的变化可由暗紫至绛紫至红绛至鲜红，而血中二氧化碳分压升高则出现相反的变化，舌质由鲜红转变为青紫；阴虚程度和红光舌的程度呈正相关，红光舌的色红程度和低血钾呈线性相关，这些都是对舌诊客观化的探索。（2）脉诊的客观化研究。对脉诊客观化的研究在于进行了形式多样的脉象仪的研制。从心血管功能、血流动力学角度探讨了脉象的形成机制，建立了一些脉图的分析方法，基本确定了临床常见单一典型脉象的脉图特征与参数，探讨了常见病证与脉象、脉图的关系等。此外，纤维胃镜、X线、B超、CT等影像学资料亦有助于中医辨证。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1982年制定、1986年修订的血瘀证诊断标准将实验室指标纳入其中，1999年修订的小儿脾虚证诊断标准（草案）亦将实验室指标作为参考。但由于舌诊仪、脉诊仪、腹诊仪等仪器本身获取的信息量不够、欠灵敏，与临床实际运用还有较大的差距，故应用于中医诊断的客观指标仍然有限。

4“微观辨证”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4.1“微观辨证”的优越性 “微观辨证”作为“宏观辨证”的必要补充，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中医临床诊疗以及中医证候的基础研究之中。

4.1.1阐明证候的病理生理基础 辨证不仅是对机体外在证候与功能的认识，也是对其内在生理、生化、病理基础的认识，通过“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二者之间在临床上的相互结合，可以逐步寻求各种“证”的微观过程。例如，对肾虚证的病理生理基础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等内分泌功能有关，也与免疫功能、自由基、脂质代谢、能量代谢、机体水盐调节机能、微量元素等有关。中医辨证重点是从整体把握人体的机能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医学科学工作者，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对四诊内容进行了深化和扩展，即从人体的不同层次和水平（系统、器官、细胞、亚细胞、分子等）去阐明证候在结构、代谢、功能诸方面的物质基础，并寻找对证候具有诊断价值的微观指标，以期建立证候的诊断标准［10］。这是对“证”微观层次的探索。

4.1.2辅助中医临床的早期诊断 “微观辨证”多用在“无证可辨”（指有病而无证）、证候不太明显（有若干症状而未能构成证）、证候复杂以致辨证困难的情况，也有助于辨析在某些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微观的变化而未能形之于外的所谓的“隐潜性证”［1］。“微观辨证”可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率，并正确地指导治疗。内窥镜、X线、CT、超声波等影像学检查内容，可分别对脏腑色泽、形态、位置及体内积聚、痈疡、水液停聚等情况进行直接或间接探查，以弥补由外揣内之不足，为脏腑、气血病变提供更加可靠的辨证依据。中医对某些病轻而无临床症状可辨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肾炎恢复期等通过“微观辨证”，利用现代医学的一些检测手段，发现其潜在证候，可弥补以往中医对这些疾病的无症状情况下诊治的不足。

4.1.3促进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 如上所述，对“证”的微观基础进行大量探索性的工作，求得具有规律性的内容，以期总结出“证”的定性定量的诊断标准，可以促进中医辨证诊断规范化和标准化。例如近年来，对血瘀证、脾虚证以及中风病证候的诊断标准的制定都是将微观指标纳入中医“证”诊断标准的尝试。

4.1.4有助于临床疗效的客观评价 中医学卓著的临床疗效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医药的疗效主要体现在整体调节上，其疗效评价体系以主观感觉性指标为主，临床病情资料指标量化不够，诊断与疗效标准欠规范与客观。因此，对中医疗效的评价不应只满足于症状的改善，还应有被公认的指标以增强说服力。“微观辨证”的应用有助于中医证候的疗效评价体系的科学制定，以利于提高中医药疗效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微观辨证”弥补了“宏观辨证”之不足。将实验室指标纳入中医辨证，实行“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相结合，可以提高中医诊断水平；探讨中医证候的病理基础，可以将现象与本质、功能与结构统一起来；揭示脏腑、气血的本质，探寻各种证候的微观指标，有利于中医诊断的客观化、规范化。

4.2“微观辨证”的局限性 “微观辨证”虽可以在较深层次上认识和辨别“证”，但“微观辨证”无法脱离现代医学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和机械性。因此，实行“微观辨证”必须坚持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不能简单用一些现代医学微观指标同中医“证”划上等号。中医的“证”都有其明显的整体性，任何一个微观指标都难以全面阐释“证”的本质，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部分问题。所以，实行“微观辨证”必须强调多指标合参、同步观察，这样才能对各种“证”的认识更趋全面并使“微观辨证”研究不断深化。

5“微观辨证”发展存在的问题

“微观辨证”一经提出就招致了众多的争议，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5.1中医证候尚未规范化 证候规范化包括“证”名称的规范化、构成“证”的症状的规范化、“证”分类的规范化以及“证”诊断标准的规范化等。若中医证候的这些相关概念没有进行规范，就会导致“证”的相关性研究（包括基础与临床）可能出现差异，因而“证”的规范化研究便成为“证”本质研究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证的规范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始，进行了许多工作，但仍未解决根本问题，即从此类研究最初所提出的4项内容（证候概念、证候分类、证候命名、证候诊断）与1个目的（形成各地统一的标准）来看，现况是4项内容均未达到统一。目前“证”本质研究仍然在缺乏统一标准的状态下进行，这无疑是“微观辨证”发展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5.2微观指标单一性与整体性的矛盾 中医“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都有其明显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每个证候都必定涉及到多个器官或多个系统的病理改变，这些改变具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物质基础；而通过各种现代医学检查所获得的某种微观指标却有其明显的专一性及客观性，只能阐释“证”本质的一个方面，而无法概括“证”的本质。如：肝郁气滞证就涉及到现代医学神经内分泌、血液动力学、微量元素以及免疫等多个方面，其中任何单独一项检查都不可能穷尽肝郁气滞证的本质。所以，使“微观辨证”合理有效地运用于临床就必须强调多指标合参。微观指标如何选择，从哪个层次上选择才能与中医某个“证”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才能与“证”的诊断具有相关性，这是“微观辨证”发展的一大困惑。

5.3微观指标与证候对应的非特异性 微观指标与证候之间的对应是非线性的关系。至今尚未找到具有相对排他的某一或某些理化指标可以作为某一证候的判断标准［11］。在以微量元素为指标的研究中，肺气虚证血清锌低下，与脾气虚证、脾阳虚证的情况相似［12］。在肾阳虚证研究中被采用的24 h尿17羟类固醇指标，在脾阳虚证中其含量值降低，在胃阴虚证中亦降低［13］，表明该指标与上述证候关系的非特异性。

5.4疾病对“微观辨证”产生的影响 “微观辨证”的研究还面临另一大困扰，即如何将“证”的微观指标从病的微观背景下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要能够辨析某一微观指标的改变不是病的普遍影响而是“证”的特异结果，而这又恰恰是“微观辨证”研究中必须预先解决的问题。如肾炎病都有高黏状态，而肾炎病中的血瘀证与非血瘀证如何区分？其它如冠心病、肝硬化等疾病都有这种现象。

5.5“证”本质研究与临床治疗脱节 沈自尹［1］把“辨证微观化”定义为：“辨证微观化，则是综合了多方面微观辨证的信息，结合中医传统的宏观标准，并通过临床方药治疗的反复验证，以期逐步建立辨证的微观标准，并用以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简言之，是探索各种证的微观标准”，这个概念中明确强调了“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的建立需要通过临床方药治疗的反复验证。现在有很多研究只是对某种病或某几种病进行一次辨证，然后再进行某项指标的检测，最后经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这种没有经过治疗反馈的研究方法不切合临床，只有一组有序的症状（体征）通过一组有序的药物治疗后取得疗效，这组症状（体征）才能称之为“某证”。“微观辨证”需要经过不断的诊断、治疗实践的反馈、修正过程才能逐渐发展完善起来。

6对中医“证”定义的思考

纵观中医辨证体系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到繁、由宏观到微观的综合集成的过程，是对病、证实质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微观辨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中医证候的微观分析，顺应时代的潮流，有着光明的未来和广阔的前景［14］。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证”的概念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进行了表述，从新的角度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证”的内涵。日本有地滋提出“证是由遗传因子或遗传因子加上环境因子所形成的临床上的综合病理、生理变化的反应以及针对这种临床表现的治疗依据［15］。”申维玺等［16］提出“中医的证是机体在致病因素的损害作用下，某些组织细胞的基因表达调控失常，诱发性表达产生一些蛋白质和肽，如细胞因子等，组织中这些蛋白质和肽的含量、生物学活性相对或绝对升高，破坏了细胞因子网络调节系统的自稳态平衡，引起神经、内分泌系统也发生相应的继发性改变，在体内产生一系列异常的接连病理生理生化反应，从而引起证的证候和实验室改变，即中医的证。”郭蕾等［17］提出证候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的复杂巨系统。

不难看出：中医“证”不仅包括传统四诊所能收集到的宏观指标，同时也包含了传统四诊所无法掌握的微观信息，反映了中医证候的复杂性特征。因此，笔者提出，“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过程，由若干相关的主、客观指标组成，这些客观指标应包括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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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牛建昭， 陈家旭.对异病同治内涵的思考［J］. 中医药学报， 2003， 31(4): 12.

11郭蕾， 王永炎. 论中医证候中的复杂现象及相应的研究思路［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4， 10(2): 35.

12谭茹.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肺气虚证与微量元素关系的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 1991， 18(7): 810.

13张祥德. 脾虚证尿17酮和17羟的初步观察［J］. 中医杂志， 1986， 27(5): 9.

14郭振球. 21世纪微观辨证学发展的趋势［J］. 中医药学刊， 2001， 18(1): 46.

15徐木林， 王秋琴. 证的定义［J］. 辽宁中医杂志， 1999， 26(4): 147149.

循证医学概述篇9

1 现行中医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1.1 编写主导思想

1.1.1 重理论还是重经验 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中医学源于经验,一些专家认为,中医学教材编写在主导思想上存在重经验轻理论的倾向,为此,学生所学到的也只是中医的经验和技术部分,而不是中医的理论,有把中医退回到几千年前经验水平上之嫌。

1.1.2 侧重理论还是侧重思维方法 一些专家认为,中医学的宝贵在于其辨证论治思维,这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所在,中医临床疗效与辨证论治水平有密切关系。而现代中医专业学生辨证论治水平下降,多数毕业生不能真正运用中医为主的方法治病,主要应归咎为中医学教材编写在主导思想上只注重理论阐述而忽视了思维方式表述。

1.1.3 模仿现代医学教材设计中医学教材,忽略中医学的综合性、非分科性 由于现代医学的巨大影响力,有批评家认为,中医学教材从诞生起就存在着模仿西医学教材模式而忽视中医学特性的先天不足[1],有的教材甚至把中医西化,内容与形式不相吻合。

1.2 编写内容与结构

1.2.1 内容重复 这是一个老问题,原因也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中医分科的模糊性,中医的每一个分科尽管有其独特性,但在基本理论、理法方药等方面存在很多共性。按现行中医临床分科编写教材,必然导致各自为政,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关联,或出现逻辑概念上的矛盾,内容前后不一致,内容重复,甚或一证多种治法和方药等,割裂了中医本身的系统性、综合性及整体性等。

1.2.2 内容陈旧与临床脱节 许多专家反映,现行中医教材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如《中医儿科学》教材所选的传染病病种已不适应临床需要,《温病学》教材仅反映出清代水平。而《中医内科学》疾病的选择也未能结合流行病学变化,如风湿性心脏病目前临床已很少见,其他原因引起的心脏瓣膜病则有所增加,教材应将慢性心脏瓣膜病作为章节内容,而不宜再将风湿热及风湿性心脏病作为重点编写内容,以免与临床脱节。再如有关“支气管哮喘”的诊断要点,临床上已经采用了“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而教材相关内容却与之不符,明显落后于临床。目前,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已有相应的诊治指南,而现行《中医内科学》教材几乎未体现与此相关的内容和要点,使学生进入临床毕业实习后深感跟不上临床的步伐。

1.2.3 如何反映学科发展 一些专家认为,现行教材未能真正反映当代中医学科的发展水平,增加了过多的一家之言,造成教材臃肿,学生和教师无所适从,而有些内容又缺失,如《中医内科学》循环系统对常见的心肌疾病及心包疾病基本没有涉及;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如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性肠病也缺乏。学生进入临床后,感觉现有教材远远不能满足临床参考的需要。

1.3 编写技术

关于中医学教材编写中的技术问题,也是专家反映较为强烈的一个方面。

1.3.1 学科逻辑与认知逻辑相悖 如历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在内容组织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先抽象后具体的“演绎框架”,在反映中医学学科逻辑的同时,却难以适应学生的认知逻辑,造成学生的学习困难。

1.3.2 概念表述 中医学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不清晰,中医学教材中概念表述常不规范、不准确、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等现象相当普遍。不但降低了教材质量,也影响了中医学理论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1.3.3 内容表述 如《中医内科学》第2版教材每个系统均未编写系统概论或总论,不利于学生对系统疾病的了解与学习,不利于学生掌握每个系统疾病的学习重点、学习方法及诊治新进展。

1.3.4 文献引用 现行中医学教材为突出自身特点,存在引用古代文献过多的问题,降低了教材的可读性,违背了“通俗易懂”的原则。

1.3.5 教材体系统筹建设 如“传染病”已作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的单独命题内容,且已有《传染病学》教材出版。如果这部分内容仍放在《中医内科学》教材中,不利于学生对传染病的系统认识与学习。

2 新知识观及对中医学教材建设的启示

教材是传授知识的载体,选择何种知识材料编入教材与知识观相关。知识观是指关于知识的本质、起源、种类、范围、标准、获得等问题的观点的总和[3]。新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及开放性等特征;在知识的获得上,知识是个人经验的统合,是个体主动的心理建构的产物;在知识的价值上,所有的知识都是有价值的,人类所有经验、知识形态都有其相对的真理性和价值[4]。为此,新知识对于中医学教材建设,可给予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2.1 理论知识与应用知识

现行中医学教材的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学科逻辑编排知识系统结构,缺乏科学系统设计的知识应用结构,着重知识的传授,而技能的训练比较薄弱。

2.2 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

中医学本身源于实践,升华于经验,脱离了感性知识犹如缘木求鱼。但是,有些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过多强调中医学的理性特征,强化概念与原理的论证,而弱化了感性材料的使用。

2.3 事实性知识与方法性知识

注重知识的内容还是注重产生知识的方法,反映了不同的知识观。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因此,中医学教材在选择事实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应该选择方法论知识,着重于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能力。

2.4 知识的稳定性与开放性

教材越编越厚是目前中医学教材编写的顽症。面对知识爆炸,如何既能反映当代中医成果,又不无限扩容,其核心知识的稳定性与延伸知识的开放性选择显得格外重要。

2.5 知识的逻辑组织与心理组织

如前所述,知识是个体主动的心理建构的产物。为此,中医学教材不能完全照搬学术着作模式,完全按照中医学本身内在的逻辑发展 组织知识,而应考虑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材要善于设疑问,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3 “精诚计划”教材建设构想与实践

针对现行中医学教材存在的问题,结合新知识观给予的启示。本校自2007年,在实施教育部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精诚计划”中,将教材建设作为改革的核心与突破口,开展了教材建设探索。

3.1 教材建设的目标

中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作为传授学科理论载体的教材,既要符合自身学科特点,又要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倡导自主学习、重视创新精神与能力学习,倡导师生的共同发展等新思想、新理念。为此,“精诚计划”教材建设的目标是:①依据中医学形成的特点和认知规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理法方药统一原则;②依据中医学思维方式、学术内核,“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原则;③依据中医学与中医传统文化密切的关系;④依据现代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环境、社会)对中医学的要求;⑤依据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中医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综合素质高、创新意识强、实践能力强的,具有中医学理论、临床研究与应用创新潜质的人才[5]。

3.2 教材建设的定位

3.2.1 教材与“学材”的统一 传统意义上的教材一般是作为教学用的主要素材,具有助教性质。现在有一种新观点,即应将教材定位于作为学习用的主要学材,具有助学的功能[6]。笔者认为,教材和“学材”是统一的,尤其考虑到中医学科的特殊性,因此将“精诚计划”教材的功能定位为教材与“学材”的统一。

3.2.2 从范例到“案例”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的高等教育目标。要实现这些基本教育目标,教材就不再是所有学生必须完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教材仅仅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和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构建意义的中介和案例。作为案例,教材内容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不仅是范例,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对教材内容进行反思与批评。为此,“精诚计划”教材为克服中医学教材或内容陈旧重复,或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等问题,精选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内容,编写成为“案例”式教材(非狭义的案例教材)。

3.2.3 灌输与内化的统一 由于中医学知识特殊性,与学生的知识背景和认识方式有较大的差距,所以,“精诚计划”教材建设的宗旨首先是夯实基础,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一要清晰,二要反复灌输,强化学生对理论的认识;其次是将“死知识”内化为“活知识”。由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有一个循序渐进过程,所以,教材内容对基础知识的阐述应由简入深,从易到难,循环往复,直至内化为学生自己的“活”知识。

3.3 教材编写的原则与内容框架

3.3.1 编写原则 突破原有中医学课程划分法,依据中医学形成特点、思维方式和学术内核,重组中医学知识体系,调整通识教育与医学教育、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符合中医学学术特点与认知规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以中医临床诊疗的基本思维模式为依据,以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一体性为经,以具体辨治体系为纬,构建中医重组的基础课程,并编写一套中医学教材。

3.3.2 内容与框架 “精诚计划”中医基础课程模块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法学》、《中医辨治学总论》、《中医辨治学各论》。其中《中医基础理论》维持现有体系,讲授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构建中医的思维框架;《中医诊法学》教授学生如何通过四诊收集中医辨证可靠的临床资料以及中医症状学的相关内容。《中医辨治学》则教授学生如何进行辨证论治,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介绍中医辨证的基本理论,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药物炮制等;方剂的基本理论,如以法统方、君臣佐使配伍规律等。各论以脏腑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为主线,论述每一证候的辨证要点,治则、治法,常用中药及方剂。

循证医学概述篇10

    ［摘要］“微观辨证”概念的提出是中医临床诊治、循证医学发展和中医证候学发展的需要。“微观辨证”产生的可能性是由于中西医结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微观辨证”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微观辨证”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中医证候尚未规范化、微观指标单一性与整体性的矛盾、微观指标与证候对应的非特异性、疾病对“微观辨证”产生的影响、“证”本质研究与临床治疗脱节等。并提出“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过程，由若干相关的主、客观指标组成，这些客观指标应包括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微观辨证; 证候; 四诊; 中西医结合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BSTRACT  The suggestion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needs of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an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CM. The possibility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ight b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s well 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has its superiority and limit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developing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uch as lack of standard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contradiction between single microcosmic index and the entirety, nonspecific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cosmic indexes and syndrom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sease on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ssence study of TCM syndromes and the clinical practi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cept of TCM syndrome is a certain pathological process during the onset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 composed of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exes. The objective indexes include the macrocosmic and the microcosmic indexes, the entirety and the part.

KEY WORDS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微观辨证”的产生存在着必然性和可能性，并体现了一定的优越性、局限性。客观地评价“微观辨证”对于中医诊断学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1“微观辨证”概念的提出

1986年，沈自尹［1］首次明确提出“微观辨证”的概念，并定义：微观辨证在临床收集辨证素材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从而为辨证微观化奠定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危北海［2］指出微观辨证主要是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方法，对各类中医证型患者进行内在的生理、生化、病理和免疫微生物等各方面客观征象的检查分析，旨在深入阐明证候的内在机理，探讨其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提供可作为辅助诊断的客观定量化指标。匡萃璋［3］认为所谓微观辨证，实际上是企图用某种或某些生理生化指标作为描述证候的内在依据的一种方法。郭振球［4］认为微观辨证是以中医经典辨证为向导，四诊“司外揣内”宏观辨证，结合应用现代新科技，深入到细胞化学、神经递质、激素、免疫乃至基因调节，以阐明病症传变规律的一种辨证方法。“微观辨证”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测手段，是中医宏观四诊的深化和扩展，对“证”的诊断起辅助作用。“微观辨证”不可能独立于“宏观辨证”而存在，应该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2“微观辨证”产生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