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意义十篇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1

关键词：人文管理；科学管理；实践意义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主要是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而兴起。两种理论关注教育管理中的知识问题、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围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就高校教育管理而言，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显然是普遍追求和采纳的观点，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观也具有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主要观点

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实在教育管理领域对实证主义科学管理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管理观。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观不重视组织及其结构，而是关注组织中人的因素；不关注人的理性因素而是关注非理性因素，对人的理性关注的不是认知理性，而是价值和伦理理性。概括来讲，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科学的教育管理理论以人的主观价值为基础。任何科学研究都不是纯客观的，研究者的主观价值不可避免地渗透于研究的全过程。同样，人的主观价值取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教育管理过程。第二，教育管理组织不是一个纯自然的客观实体，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社会实体。组织结构并不是教育管理的重心，对人的管理才是核心。因此，只关注组织结构而忽视组织中的人，是对教育管理组织不全面的认识。第三，管理和决策不仅涉及人的认知理性因素，还涉及到人的非理性因素，如主观价值、伦理、情感、意志等。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方面，而进行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第四，教育管理者应具有真正有用的管理理论。技术培训是不可或缺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教育管理中复杂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有时候仅凭技术型的解决是不够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不仅要为他们的理负责，还要我他们的主观价值、伦理行为和非理负责。因此，应该对管理者和决策者进行以价值为导向的技术培训。

二、高校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的误区

近年来，我国高校普遍意识到了人文管理的重要性，但总体来看很多高校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方面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误区，亟待进一步讨论和厘清。高校教育管理中人们习惯将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对立起来，似乎两者是水火不容的。然而从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的发展史看来，这两方面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两种教育管理观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混沌同意、并肩战斗、针锋相对、渐趋融合的发展过程。落实到当前的高校教育管理，应该是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逐渐融合的过程。科学管理体现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的科学精神，人文管理强调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对人的价值、尊严、人格的重视。高校教育管理中出现的另一问题是，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并非对立的个体，而是统一的整体，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着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相对立的情况。这种片面和曲解不仅反映了高校管理者需要加强管理队伍理论知识学习，更应该在实践中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点，实现理论认知与实践运行的统一。

三、高校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的实践意义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耳熟能详，然而在实践操作中却鲜有用到好处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同样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处于尴尬境地。高校管理者应该深刻认识人文管理的实践意义，采取相应措施在实践中落实贯彻。教师既是管理学生的主体，又是学校管理的客体。教师的双重身份要求高校管理者需要尊重教师的人格。管理者要相信教师既能很好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也能很好地完成学生的课堂管理。对教师的管理应该转变观念，充分发挥和调动教师积极性，让教师在教育活动和管理活动中更好的展示自己的才能，为教师营造一个和谐健康的育人氛围。学生是一个有个性、有尊严、有主动性、有发展潜能的个体，对学生的管理也需要贯彻人文关怀。要坚决反对强制式教育、填鸭式教育，不考虑学生感受，甚至任意践踏学生的尊严的不人道行为，应该让学生在教育中体验到快乐和幸福感，得到情感的鼓舞，实现知识和人格的全面发展。管理者应该在制度制定和具体的管理活动中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个性，重视加强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第三方面要注意的就是课程管理的人文化。培养创新人才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授予，而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开发学生的潜力和创造力，要在课程建设和课程管理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什么、怎么学、何时学，学生应该对这些问题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权。应该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需求，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从而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课程内容还应该坚持通识教育的原则。人才的全面发展应该接受科学、人文等各方面的知识。通识教育应该以学生兴趣为中心，把知识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加以整合，把知识结构加以综合。既考虑学生的兴趣、能力、需求，有考虑到社会需要和课程本身的逻辑统一，从而使学生得到均衡发展，实现自我。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无疑是高校教育管理的理想模式，作为高校管理者应该更加深入的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地实现高校教育管理的科学化、人文化的融合和统一。

作者:王勇 张楠 单位:长春工程学院外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孙锦明，凡．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及其实践价值探析———兼谈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J］．中国教育学刊，2008，02．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2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人道主义；剧变；社会主义文艺

在十月革命纪念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依旧为《列宁在十月》、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经典之作而心潮澎湃。而当我们的目光触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一作品时，引发的是深刻的思索。对于这部作品，再去给它定性为“反对十月革命”的禁书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但在反思前苏联文学这一研究的趋势下，对这部作品的过誉却是错误的，如果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标准，对这部作品进行标榜更是不辨实质。

进而回顾剧变，那场灾难造成人类解放历史上不可挽回损失，戈氏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葬送了科学社会主义，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在全球化的当下有着更为紧迫的使命。文学创作不能不问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者、理论者，更应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

一、《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局限性评析

客观而论，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更多的是个人化情绪的流露。正如蓝英年所论：“一场伟大的暴力革命不可能像精密仪器那样不发生误差”，而帕斯捷尔纳克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反映出伟大时代的人民的精神面貌，只是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一个侧面”。表现了日瓦戈这样一个俄国旧知识分子的生活悲剧，帕斯捷尔纳克以同情的笔调描述日瓦戈面对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所感到的迷惘和困惑，从抽象人性论立场出发表现革命过程中的缺陷和失误，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一部分旧俄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内心感受。

评论家从宗教、诗学的角度来分析《日瓦戈医生》并肯定其中的人道主义，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研究偏差的所在，《日瓦戈医生》中的人道主义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为指导，以先进的理论来正确分析方能把握研究的实质。

（一）《日瓦戈医生》对十月革命认识的局限性

我们先分析十月革命的意义，毋庸置疑，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我们不仅能区分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革命战争，也能分辨帝国主义、反动派肆意挑起的非正义战争；我们不仅能正确看待革命中的主流，也能客观对待革命中偶然的必然性，因而宏观地把十月革命看成是人类社会伟大的新生。

但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主人公日瓦戈后期思想的变化，表达了他对十月革命矛盾而猜疑的心理，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局限所在。看不到革命和突变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他把十月革命同过去的一切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暴力行为等同起来，他否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否定革命阶级对异己阶级的武装镇压，对十月革命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有评论者错误把帕斯捷尔纳克的论断“红军像白军一样残暴”视为人道主义的体现，但这恰恰反映了帕斯捷尔纳克人道主义抽象性的弊端，进一步也反映出作为评论者，其实也有一个立场的实质：不能认真透彻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至于不能作出正确的评论。

(二)《日瓦戈医生》人道主义和马列主义人道主义观的对比

为了进一步批驳《日瓦戈医生》中人道主义的局限性，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科学观点，来评价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人道主义认识，深入理解其中的局限性。

帕斯捷尔纳克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真诚、仁慈、博爱，反对一切暴力，主张“以善为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他认为暴力不仅不能消除世界上的丑恶，反而滋长和纵容了人们心里的那种“沉睡的兽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

其实，暴力是客观存在的，因而要对暴力作具体和历史的分析。恩格斯指出：“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口号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这是一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恩格斯关于人道主义的认识，反映出对人道主义的评议应有具体的背景，因此，帕斯捷尔纳克的永不言暴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实践而成为虚无。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社会本身永远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它“永远按着自我改进的规律发展，永远自我改进，自我变化”，因此，任何理论、任何战争、任何流血牺牲都无助于社会的发展，所谓的革命不过是那些“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和自我克制的天才制造的”，实质上是对历史和人民的一种愚弄和欺骗。

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看法，正吻合了抽象的人道主义理念，把善恶看成是先验的超阶级的，人与人之间只有人道的和不人道的差别，而没有什么阶级的差别，这从根本上抹杀了人的社会与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把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舍弃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状况，这个人只能是抽象的人，只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类，由此派生的“人性”、“人道”等价值观念只能是抽象的，因为普遍、永恒的“人性”、“人道”是根本不存在的，对无产阶级来说，消灭阶级压迫是“人道”的；对资产阶级来说，压迫无产阶级也是“人道”的。

帕斯捷尔纳克强调个人的价值，要求爱护人、尊重人的个性。但他认为革命一方面破坏了个人的生活，使“所有同社会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一切“统统化为灰烬”；另一方面革命又使人们“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这使他们“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这样就扼杀了人的个性，使人变成了机器。

帕斯捷尔纳克的人性观依旧在强调“个人”的解放，其实质落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凭借关于人的解放的抽象议论，人的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而且真正达到“个人”的解放，只有在这样一个联合体中，“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而，帕斯捷尔纳克所理解的个性，来自一种构想的虚空。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列宁的这一论断，不仅指出了用历史辩正唯物主义分析事物的重要意义，而且揭露了唯心主义关于“人类天性”的虚假之处。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帕斯捷尔纳克反对一切暴力的认识是泛人道主义的。因而，在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对派武装力量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时候，他不理解革命政权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既反对白军的暴力也反对红军的暴力，把暴力和毁灭看成一回事。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一个概念、原理虽然具有理性的抽象品格，但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精神的抽象符号，恰恰相反却都是现实社会关系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具有历史的具体性结合历史具体性方能抓住事物本质。而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最根本的局限性就是不能以具体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二、社会主义文艺坚持党性原则的重要意义

（一）作为社会主义创作者和评论者，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为指导，具有客观的写实精神

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观是基督教义中的抽象概念，这决定他以一些所谓的“永恒的范畴”标准去观察现实，仅仅把人道主义作为衡量革命的标准，忽视革命的历史意义，帕斯捷尔纳克必然会走入了历史的迷途。正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人道主义的错误认识，使得他在小说中，不知不觉地和自己的悲剧主人公融为一体，他不仅写了日瓦戈的悲剧而且还写了拉拉的悲剧，帕沙・安季波夫的悲剧和杜多罗夫、戈尔东的悲剧，他把这些人的悲剧看作是知识分子被毁灭的象征和个体价值被毁灭的象征。帕斯捷尔纳克是在以一个有很深的个人成见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观察和描写十月革命这个历史阶段的，他在书中表现出来的也完全是一个带有偏见的俄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现实。

而作为社会主义评论者，不能因为“左”的文艺理论带来的伤痕，而弃文学的党性原则于不顾。前苏联评论家对《日瓦戈医生》的看法在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过度诬蔑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却矫枉过正。前苏联评论家对《日瓦戈医生》立场有如此评价：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日瓦戈的立场和行为完全是用另一种尺度来衡量的。这不是意志软弱的知识分子、和平主义者的‘消沉’，而是力图以全人类的观点评价、看待革命事件和国内战争的尝试。这个所谓‘全人类的观点’也就是作者提出的‘人的自我生存的价值观念’，它使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主人公把革命事件看做是对生活的自然进程的粗预，使他们看到的是“在斗争中倒下去和无辜牺牲的人们，天各一方的家庭，被弄得支离破碎的命运，沉重的物质损失，人类共同生活道德准则的破坏和对‘个人意见价值’――亦即每个人的个性价值的‘信念’的普遍‘丧失’”。这些评论和戈尔巴乔夫所强调的“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记的名字和空白点”的言论是有着必然纠葛的。正是在戈氏的鼓励下，文学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和发掘热，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不知遗落在何处。

反思剧变，探讨文艺创作、评论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我们不难得出启示：作为社会主义创作者和评论者，应该以先进马列主义为文艺指导思想，克服主体认识的局限性，以进步的认识论来反映和评价文学的真实性。

（二）以剧变为戒，批判抽象的人道主义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中的领导地位

剧变惨痛教训之一是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错误滥觞于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的错误思想，如果赫鲁晓夫不错误地引发“解冻”文学的暴露潮流，正确地引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准则，前苏联文学与前苏联革命建设历史会向着健康的道路而进。

但赫鲁晓夫的错误直接引发了戈尔巴乔夫的其“新思维”中提出的“全人类价值优先论”，从而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戈氏把全人类价值与民族的、阶级的价值，割裂、对立起来，将“人道的社会主义”奉为准则，对作品不作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以错误的暴露论来提倡抽象的民主与自由，鼓吹多元论，叫嚷放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口号，其实质就是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时期鼓动许多文学刊物，用大部分篇幅连篇累版地发表过去受过批判或遭到禁止的作品，形成了一股长达六七年之久的“回归文学”浪潮，这种在一段较长时间内集中地和大量地发表以往作品的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在新的批判浪潮和“回归文学”这两股浊流的冲击下，社会主义文学的阵地丧失殆尽。

文学作品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晴雨表”的敏感作用，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中的领导地位，是衡量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准。“人道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不对此作科学分析，势必会以抽象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学说，以至于毁灭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础。牢固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从根本上保证文学健康发展。

（三）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认真学习马列经典，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而努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大量的精辟阐述，在全球化的当下，我们深入理解经典，起到正本清源、充实、提高的重要作用。如：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学伟大使命的经典概述。列宁针对资产阶级鼓吹文学的“非党性”，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作为社会主义的创作者与评论者，我们提倡以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注重文学的政治性和党性原则，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努力。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的：“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谨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参考文献]

［1］《日瓦戈医生》[M]译本前言,蓝英年,张秉衡译，漓江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6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

［3］陈晓春.《帕斯捷尔纳克的迷误》[M].《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

［6］《列宁全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

［7］李毓榛.《〈日瓦戈医生〉在苏联的种种看法》[J].《日本学论坛》，1990年第2期.

［8］章桀.《关于苏联文学政策的思考》[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3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1)04-0017-05

我们知道，雇佣劳动概念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由此出发，马克思相继提出了生产价格、利润、平均利润、利息和资本的有机构成等概念，通过对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完成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严格的经济学分析和批判。然而，文本显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在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出发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同时，又重新提出和使用了“劳动的异化”。这种情况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而随着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由此出现了把《资本论》予以“人道主义化”、进而是“人本主义化”的解释思潮。这种情况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前者以M·吕贝尔、伊·费彻尔等人为代表，后者则以卢卡奇、弗罗姆等人为代表。按照他们的理解，在马克思数十年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中，一直到《资本论》的写作，他都没有放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所做的，不过是使这一理论更加深入和细致化而已。

历经人道主义思潮、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实践本体论的争论，国内学术界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所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批判主要局限于哲学原理或唯物史观的层面，以“实践”或“生产”为基础性概念而展开，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学语境。事实上，开人本主义的解释思路之先的卢卡奇当时并没有看到《1844年手稿》，他主要是从《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在哲学原理和唯物史观层面，卢卡奇和我们持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的许多学者并无根本分歧，我们甚至可以由实践唯物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释。因此，暂时撇开一般的哲学争论，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入手，通过一些具体的文本学分析，或许能为上述争论理出一种新的场地。

一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劳动实际上是他在还很不熟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用以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人本主义哲学概念。（注：参见孙伯＠①：《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对《1844年手稿》的有关阐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兼有社会认知和主体价值批判两种功能。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首先在社会历史观的视域中解构了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从而通过清算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哲学，创立了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理论线索的唯物史观。他已经意识到，采取异化等概念来进行历史分析事实上只能涉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现象层面。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把一切现实的关系都宣布为异化的”，只能把“这些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6-317页。）随后，以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继承为基础，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文本中，当马克思重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时，他开始以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点展开分析和批判。只是由于尚未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原理，这里的雇佣劳动概念还主要是一般地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价值的劳动。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不但没有再使用异化劳动概念，他甚至连“异化”这一概念都很少提及。只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讽刺和嘲笑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在否定性的意义上提到一次“外化”。他说：“大家知道，天主教的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的经典著作原稿上写了一些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正相反的态度对待了法国的不信神的作品。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5页。）这表明，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以前，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彻底地否定了异化劳动概念的社会认知功能。因此，有理由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以下简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只是在主体价值批判的意义上提出并使用劳动的异化概念的。那么，仅仅在主体价值批判的意义上，劳动的异化概念和《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是否有根本的区别呢？回答是肯定的。为了清楚地说明这种区别，我们首先对马克思在前后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主体价值设定作一些必要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界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202页。）因此，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包含着双重的对象化特征：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原料）的对象化。一方面，发生活动的对象化，通过对象化、人的愿望、构思和意图的客体化和物质化得以实现。没有这一情况，就不可能有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人通过劳动即通过“消失在产品中”的活动而维持其肉体的生存，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方面，自然界物质从原料状态变成今天人们常常讲的“第二自然界”即构成社会环境的对象。因此，主体活动的对象化，同对象性和客体之被提到社会水平，同自然资源、能量和信息的社会历史化紧密相连的。对于上述这种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他的有关分析和阐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而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着详细和简略的不同。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在把劳动概念一般地规定为体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对象性活动的同时，他又赋予这种对象化活动以先验的价值设定。也就是说，在《1844年手稿》中，劳动对象化实际上有着二重含义，即它包括劳动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对象化和“真正的人”的“类本质”的现实确证方式。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明确清除了他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人本主义价值设定。劳动的对象化依然被赋予了主体价值设定，但这种设定仅仅限于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个性发展而言，它不再包含人的先验类本质对象化的含义。马克思认为，劳动活动之体现为对象性结果，同时意味着劳动者能力和劳动者主体意识（自觉的劳动目的）的“外化”，而通过这种对象化，劳动者主体不断超越自己本身的自然界限，发展自己的个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又将这种对象化称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及其在客观的物质材料上的显示。很显然，无论就其基本含义和实际批判功能而言，这里所说的“人的内在本质”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类本质”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根据对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不同价值设定，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虽然同样以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非人道性和它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为现实指向，但是他对劳动的异化的规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判定劳动异化的方法论和标准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有关劳动异化的内容的不同理解。在《1844年手稿》中，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为方法论根据，马克思着眼点主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理想统一关系，因此，它判定劳动异化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历史的。通过把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理想化，以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先验价值悬设，马克思认为，所谓“异化劳动”，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工人”、“谋生的活动”，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而在《资本论》中，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方法论指导，马克思则主要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时提出“劳动的异化”的。也就是说，一般的主体价值判断是以对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象化劳动之所以异化，并不是因为和人的先验的类本质相背离，而是因为对象化劳动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实际性质使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上的基础和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6页。）。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所谓“劳动的异化”，仅仅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伴随着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而产生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本身的支配和奴役现象。他说：“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9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所以马克思又把劳动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看作同义词。

二

劳动的异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又以何种方式而消亡？在《1844年手稿》中，由于其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制约和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马克思提出了但却没有解决上述问题。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通过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的社会历史分析，对此作出了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物化”：一种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即劳动产品的生产；另一种物化则是指商品经济中劳动的社会性即抽象劳动的物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形式的物化是指，在商品社会中——他的前提是以私有制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彼此全面依赖的和相互漠不关心的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而，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实际上只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又把这种物化称为商品拜物教现象或商品生产关系的异化，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页。）正是由于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商品生产过程的实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不是劳动产品对自己的具体有用性，而是它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不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交换价值。但是由于竞争的自发性和由此而来的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动，交换价值的确定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而不断变化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控制和支配着每一个人的活动。“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因为商品的价值形式必然发展为货币，劳动的社会有用性物化为货币，这样又产生了货币拜物教或金钱拜物教。在货币这种纯抽象财富的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为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了，它作为一种抽象人格，同商品生产者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也即仅仅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情况下，由于商品生产关系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仍然处在直接统一的关系中，或者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同时从属于另外一些人，或者劳动者本身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所有者，虽然作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形式的商品和货币已经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和支配着商品生产者，但这种异己性还没有在生产体内部表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的直接对抗。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由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已经从货币发展为资本，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采取了全面的物化形式。与此相对应，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了。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二者通过劳动力买卖的方式重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知道，与简单的商品生产过程相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本身，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增值和保存这些条件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460页。）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在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条件下，物化劳动成为活劳动的统治者和支配者，这就是劳动的异化。版权所有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价值增值过程和实际的劳动过程不过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与《1844年手稿》中那种从人的先验类本质出发的纯粹的主体价值判断相区别，他认为，劳动的异化和劳动的物化一样都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历史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的物化同时就是劳动的异化。当然，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否定从人的先验的类本质出发的纯粹的主体价值判断，只不过是要把这种主体价值判断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事实即客观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并不就意味着否定主体价值判断本身。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必须把劳动的物化和劳动的异化区别开来。劳动的物化是指劳动产品的生产，是从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这种物化是人的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的异化则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发展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后果。也就是说，劳动的异化只存在于“个人的活动”不表现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即只存在于个人劳动只有迂回曲折地通过交换才表现为社会劳动的历史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劳动的物化才同时就是劳动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以私有制和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的废除，因而也就是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归公共所有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的计划性的实现，“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了这种异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1页。）

具体说来，消除劳动的异化现象的现实可能性存在于何处？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客观地发生和存在的，因此，它也必须是在这种经济结构本身创造出客观的物质条件以后才能得到消除。在他看来，在其现实性上，个人个性的充实而自由的发展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能力的发展和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加为前提的，而这又是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

三

这样，在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这一现象时，必须同时避免两种观点：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马克思这样写到：“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存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里，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的观点一同升入天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谈到劳动的异化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化的消除而消除以后，也即在未来的人类社会第三种形态中，活劳动在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马克思提出了“真正自由的劳动”。在其表层语义上，这一概念好象只是《1844年手稿》中“自由自觉的活动”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个人自主活动”的另一种说法，但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文本中的主体价值视域中，“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和“个人自主活动”这三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和实际功能却有明确的区分。关于后两个概念的不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马克思从“真正的人”的“类本质”出发先验本体设定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概念，“个人自主活动”是马克思根据对人类历史各个发展阶段个人个性的活动方式的概括提出的唯物史观概念，但总的说来，这两个概念皆担当着主体价值尺度的方法论功能。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真正自由的劳动这一概念却主要是一种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分析为理论基础的价值理想，它既不一般地指称人类历史各个阶段上个人个性的活动方式，也不蕴涵任何先验的人本主义含义。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所规定的“真正自由的劳动”，只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上即人类社会第三种形态中出现的个人以个性实现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的描述，“真正自由的劳动”是以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方式为社会历史基础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动化生产成为普遍的形式，活劳动不再直接地参与产品的生产，人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的。在这里“(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3页。）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4

[关键词]浪漫主义文学 文学意义 流程分析

一、文学意义在文学的整个流程

文学意义在文学的整个流程经历了四个方面的增生和变化,这四个方面分别是现实、作者、本文和读者。文学意义的逻辑建构,也要在这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文学意义的第一个层面是现实,在文学意义中都有现实的影子,任何文学意义,都只能来源于现实并在现实的读者中实现。作者在创作作品时激起他的原动力只能来源于现实;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他所能阐释的意义也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现实和读者本人的现实。所以,意义的生成首先来自于现实。但现实的概念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的“语言论转向”中,随着对语言力量的认识,现实的概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语言不仅构成了人类交往的工具,更构成了人类的现实本身。“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不进入语言的实在,意即还没有进入人类的视野,因而不可能构成对人类的影响,语言构成了社会,同时也构造着人类的现实。而个人要进入社会,首先要学会这个社会的语言,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教化过程。结构主义也指出,如果人类不拥有语言,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构成意义。个体能产生的经验只有经过语言系统的命名和定位以后,个体方能明了这种经验,因而经验也是一种语言事件。这些都说明了语言为个体的生存划定了一定的生活空间,是人类现实的组成部分。从意义流程的全过程来看,这种创作冲动的产生意味着“原初意义”在语境中的触发和产生。当然,这种“原初意义”离不开语言的构造力量。作者将这种创作冲动转化为具体的文字操作,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在这个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演变过程中,作者的“原初意义”经由文字的传达和表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者预留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文学的意义事件在其产生之初,就已预留了许多作者的意义踪迹。当代许多西方文论流派倾向于毁弃作者对作品的作用,认为“作者已死”,但他们抹杀不去作者对本文的先在性和作者和作品的血缘关系,只要作者的生产权还在,其对意义的预设就不能无视。

二、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现代化与民族化是鲁迅构建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双重方向。代表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论著计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等。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核心表述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就显示出鲁迅作为文化巨子的对于前辈学人的飞跃式超越精神与整体性推动浪漫主义建构步履的功勋 鲁迅在“物质”与“灵明”的冲突中坚守“灵明”；在“个人”与“众数”之间选择“个人”,这就超越了“短视”型的现实功利价值,而立意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建构浪漫主义诗学时对道家文化的借鉴途径,其一是老庄的反异化精神；其二是道家文化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主体自由诉求。二者都着眼于“物”与“我”的关系。鲁迅对社会、科技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物”对“人”的压抑、物质文明对主体精神的挤压、美感的丧失、人的灵性的失落、道德的堕落等时时抱有警怵之心。这种浪漫主义思想主张就与道家文化中的反异化思想资源极为接近。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带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征,而明显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从博克到康德,从黑格尔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无不认为主体受到了外在异己力量的残害,因此,在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过程中,往往伴随有恐怖、痛感与神秘惊悸的成份在内。而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中并不包含这种惊悸恐怖成份,看不到恐怖和神秘的宗教意味。

三、 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

“自然而然”的道家(尤其是庄子)到注重个性自由、主张感官享受的明季市民浪漫潮流,再到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都用意于打破等级森严的社会壁垒,在平凡人生中寻找生存的快乐与满足,追求个人的解放与精神的飞腾自由。其中,庄子的泛神论对浪漫主义美学影响深远,它以自身雄奇奔放、绚丽无羁的艺术风格标示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道家文化中的泛神主义艺术“强调的是在一切现象里观照太一实体和抛舍主体自我。主体通过抛舍自我,意识就伸展得最广阔”,个人“消融在一切高尚优美的事物中”,“诗人……忘却了他的自我,同时也体会到神性内在于他自己的被解放和扩张的内心世界；这就在他心里产生了东方人所特有的那种心情开朗,那种自由幸福,那种魂游大悦”。这就从艺术发生学角度强调了道家泛神主义的创造性功能,其核心就是“物我交融”。

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广度在读者社群中产生的轰动指数而言,毫无疑问,创造社诸子的创作达到了成功的巅峰;而如果从文学史角度来评价其影响的深度及其艺术造诣所达到的高度而言,三四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则超过了20年代的创造社。如果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是一种富有反抗精神的“狂飙突进”式的浪漫主义的话,那么,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写作则是一种“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而后者更加贴近于“效果史”意义上的道家文化,因为其体现的是道家式的“静”态的欣赏与玩味。郁达夫曾说：“自己大约因为从小的教养和成人以后的习惯的关系,所嗜读的,多是些静如水似的遁世文学。现在寂寞无聊,明知道时势已经改变,非活动不足以图存,这一种嗜好应该克服扬弃了,但一到书室,拿起来读的,总仍旧是二十年前曾经麻醉过我的,那些毫无实用的书。”事实上,早在20年代就有废名在抗争呐喊型的创造社式的浪漫主义写作之外另辟了一方“世外桃源”,他把古老的农村当作理想中的伊甸园,以怡然自适的心态导引读者认同与欣赏原始、朴讷、静谧、封闭的乡村文明,从而在文学史家那里获得了“素雅的浪漫主义者”的称誉。

参考文献：

［1］石玉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实力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024-02

党的十报告中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经验中，提出文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并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中，也提出要不断使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地位，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人民，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增加文化软实力，不断探索和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当代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军事的竞争与对抗之外，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越来越重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是参与全球化的文化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1]3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在近代中国的革命与发展中，历史多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作用。我们的革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代社会的发展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代中国要不断提升文化实力，要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的发源和起源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来自西方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起源，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国界，它是全人类的普遍性真理，是人类普遍性的文化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激活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从它的传入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都在不断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注入精神和活力。所以，在当代中国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就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来巩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我国教育和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

我们在文化发展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使人民群众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开放性，自觉地理论与实践结合。而且马克思主义是前人积累的结果，是在继承人类文化中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在批判一切旧的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源头活水、根本之木，我们的文化建设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处理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坚持文化建设的主要原则。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随着无产阶级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而随之成为俄国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需要为俄国革命政权提供理论上的说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和文化建设问题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2]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所以就必须要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和文化建设问题。既然我们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就应该将这一理论创新发展、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为意识形态教育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在文化发展建设中发扬光大，使之融合为一体，渗透到文化事业中去，水到渠成。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当代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不断加强，各个国家间的合作来往日益密切，从主要的经济合作与往来，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文化外交开始占据一定的比重。在全球化趋势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的主体性越来越重要。作为我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现实意义不容小觑。各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交往与合作，在交往合作中取长补短，吸收其他的先进文明和文化以及有益的经验，而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也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主流文化、主导方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齐心协力，才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根本途径。所以，我们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坚持国家思想工作的主体，坚持自己的文化建设的主体内容、形成和方法，使其具有本质特色，以独立自主的文化面貌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应对全球化的文化战略。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3]我们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时也要时刻紧紧围绕这一要求，不断探索创新多样的实现路径。

（一）以理论为基础、以教育为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以理论为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的生活中，多读原著，多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文化建设的媒体和媒介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该把它们充分地利用到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中去。我们可以在报纸杂志上以故事的形式开辟马列原著专栏，让原著更贴近读者的心理，我们也可以利用现代的网络，适应当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总之，从传统的领域到现代的领域，全方位立体化地展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宣传和建设，首先要让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走进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把理论推广开来，让我们的文化建设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有了坚固的理论奠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将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具有了强大的依托和支撑。

在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应该要充分利用好教育这一主要的环节。教育是传播文化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现代化的社会，学习已经成为了人们终生的事业，终身学习的概念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教育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主流的文化，成为一个大的文化氛围，而不是局限于教室里、课本上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成为一种文化的力量，用教育来推广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成功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

（二）紧跟时代特征，结合当代现实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活的理论，不是一潭死水，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避免将它变成僵硬的教条的经卷文本。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时代和背景与我们现代有着很大的差别，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主题的转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有了创新的理论。我们将它充分地巩固和发展，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中要紧跟时代特征，结合当代现实。

紧跟时代特征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把握时代的脉搏，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代的潮流一致，跟上时代的脚步，不应该裹足不前，守着原有的资本。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如此。我们的文化建设要适合人类的环境，使用国际竞争机制与体制。

结合当代实际就是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符合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4]69。我们的文化建设要能够反映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观念，更应该是这种政治和经济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是观念形态上的政治和经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三）结合人民生活，形式创新多样

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所必须坚持的方针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主要的是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也要坚持这“三贴近”的原则。

文化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人民群众不理解，不接受，不赞成，那么这样的文化就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得到的，来自于群众的理论，终究还是要回归到群众中去。

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很多人都会认为是单一的理论学习和教育，这是一种误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多样的丰富的，它的文化形式也同样是多元的多彩的。娱乐的歌舞文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都可以采用，书本上的平面的马克思主义将借助这些创新多样的形式跳跃起来，成为立体的生动的文化思想，融入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通过多种路径不断将它实现，不断地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更强的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徐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发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余一凡.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6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意识形态；宏观政治；微观政治；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07-08

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的剧烈变化以及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改变了西方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苏共二十大、“布拉格之春”等历史事件使人们感到实践与理论的巨大差异，正如法国大革命引发人们对启蒙理想的检讨一样，这些历史事件也迫使人们反思斯大林主义，重新打量经典马克思主义可能存在的缺陷。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其后的意识形态批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思潮。许多学者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过于简单化，它难以完整解释西方工业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挫折、法西斯主义的盛行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复杂历史现象。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从黑格尔的角度挖掘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因素，逐渐成为许多学者的重要工作，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向文化研究的转换。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从英国的文化研究到德国的文化批评，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到英美后殖民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方式讨论政治和权力渐成大势。但是，早期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和修正而存在的，因此具有较明显的宏大叙事特征。不过，从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怀疑、对差异性的强调开始，文化研究逐渐偏离宏观政治，而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推动了文化政治的这种微观化趋势，并为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经受了“后”思潮洗礼的西方后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越来越把文化本身作为目标，挖掘其中存在的政治意蕴和权力关系，并把这种政治内涵视为政治实践本身，把文化政治化，呈现出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实践的倾向。后期文化批评试图从体制内来期待文化对资本主义进行自然的批判和改造，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一、早期文化批评的宏观政治意识

与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较严格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基础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这种倾向的批判，体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某种程度的修正和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强调。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等历史背景相关。西方学者逐渐从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都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向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转移。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它在经济决定论之外，弥补了文化这个维度。不过，这种弥补并没有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人的设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仍旧设定为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框架依旧存在。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这一框架，而是要强化其历史实践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则是强化这种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因为在卢森堡、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早期代表人物看来，阶级和阶级意识并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因此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还不能决定阶级意识的生成。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无产阶级就很难作为一个真正自觉的政治力量来有效地推进历史进程。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实际上也有所意识。按照他的比喻，自然的经济事实使得德国农民仅仅是一些装在袋子里的“土豆”，有着相似的地位，但却彼此碰撞，不能成为一体。言下之意，要使得他们成为一体，对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现”将必不可少。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力量就是“物化”，把人的生存状态自然化为纯粹的经济事实。劳动的分工、技能的专门化破坏了人们对整体的想象，当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被物化、被机械化，他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因此，工人阶级要促成行动，就必须首先抵抗那种“粗糙的经验主义”和“经济宿命论”，从整体性出发，造就整体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强调表达了对物化意识的反抗，也暗含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更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作为整体的“社会”或“实在”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意识形态问题将会进一步凸现出来。但二人都没有涉及如何造就阶级意识的问题。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可看成是对这个问题较具体的回答，直接指明了意识形态问题与文化机构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存在两种主要霸权形式，即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两个方面虽然相互关联，但却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文化霸权”在这里是作为政治霸权的基础和前提的，“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一个特定的掌握霸权（hegemony）的政党，不仅具有集中阶级力量的作用，同时也是人们形成自觉的自我（政治）意识的基础。当然，政党的这种作用不是通过权力来强制实现的，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通过强制得到。因此，政党在这里的“霸权”首先就应是“文化霸权”：“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它们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制定出与之相符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做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尽管葛兰西没有明确否定文化的科学性质，但文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性质却在这个概念中得到了揭示。葛兰西从社会变革实践的角度强调了文化领域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权力争夺的首要场所。相对于柯尔施，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高于社会政治，在西方市民社会里尤其如此。

文化或意识形态之于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也为英国文化研究所看重。工人阶级文化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主题。只不过他们看重的不是那种被认为是统一的阶级文化或阶级意识，而是看到了一个阶级内部的文化复杂性。但不管怎样，汤普森认为“阶级”并不是某个由于经济地位就自然而然形成的东西，阶级既形成于经济中，也形成于文化中。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等内容是工人生活中重要的经历，这些经历与他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并与经济生活一起构成了他们的历史经验的整体。正是在这个经验的整体中，逐渐形成了关于阶级的自觉意识。汤普森大量讨论了宗教、道德观念、通俗文化、文学以及激进的政治宣传等文化形式，以及它们在这种觉悟形成中的作用：“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同样，霍加特通过自己对工人阶级“有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调查和描述，通过对俱乐部、期刊和工人中流行的故事的分析，指出了这些不同生活侧面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认为这种文化感觉的共同性，使得工人阶级的文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明确看到了文化在塑造共同阶级意识方面的作用。总体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区别：如果说阶级经验诞生于生产关系的话，那么阶级意识则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或者说，文化作为一种价值方式和观念形态，对阶级意识的塑造和形成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并不抱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直接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消费欲望相关，更像是一种实现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工具。阿多诺认为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的怀疑和否定，而不能再继续采用黑格尔那种包含了肯定的否定。无论阿多诺的否定多么激进，其所谓“彻底的否定”主要是作为一种逻辑学和认识论而存在的，而不是指革命实践。他自己也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历史观。马尔库塞主张从文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阻止革命的发生，使革命力量被分散、意识被同化、意志被消磨，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用“物质消费”这一“虚假的需求”压抑和掩盖了“”的其他需求。由于马尔库塞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因此人的解放在实质上就是“”的解放。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文化上的革命，都必须深入到心理层次，把受到掩盖和压抑的释放出来，归还人的生命力，把被消磨的意志重新调动出来。因此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的“人的解放”实质上仍旧是文化层面的而非经济层面的解放。

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更具有现实的适应性，而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正面去讨论工人阶级文化的，它围绕的显然是马克思在讨论阶级“再现”时就提出的、由卢卡奇和葛兰西放大了的阶级意识问题。尽管有这些区别，他们的讨论同卢卡奇和葛兰西一样都有明确的宏观政治特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集团的对立仍旧是基本的政治模式，并且都坚持工人无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正如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说到的，卢卡奇尽管有些后马克思主义倾向，但仍然坚持工人阶级的“同一性”。虽然他不认为历史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但历史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操控，这“显示出他力图控制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而对于葛兰西，其“文化霸权”概念本身就是宏观政治的概念。有学者指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组织或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一个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权力关系”。尽管文化的方式是一种非“武力”的方式，但其“侧重点恰恰在于以非武力的方式达到对权力的服从”。因此文化在这里被当成宏观政治的一部分来看待。同样，英国文化研究对工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的关注也是自始至终的，汤普森的“集体的觉悟”，霍加特的“共同文化感受”，威廉斯的“感觉的结构”等，都是为了从文化的角度来阐明这种整体性的形成及其特征。汤普森甚至直接把文化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他认为文化是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阶级斗争。而“阶级觉悟”就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他也明确反对那种否定阶级存在的说法，认为那不过是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的结果。同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整体上也是从宏观政治角度出发的，目的在于促成现实的社会改造。霍克海默说：“对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建立的理论，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特征概括它，但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持不屈不挠的批判立场，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范畴都属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中得到的，而是在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的。”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一样，被看成是革命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对“单面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目标明确，并且坚持“革命主体”的存在，认为客观上产业工人阶级仍旧是革命主体，只是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革命性正在消失，因此“革命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工业社会的‘新左派’肩上”。正如西姆在评价马尔库塞时所说，马尔库塞善于在大众政治消失的情况下，发现那些可能给资本主义带来变革的潜在力量。他的目标是寻找和铸就一个真正的新的历史主体。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对西方学术界的资本主义批判影响深远，但对现实的学术批判不可能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改造实践本身。资本主义一如既往，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一方面人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却面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制度的固化。因此回溯到资本主义的开端、深入到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来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而这也正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西方文化自审与文化批评的微观化

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西方文化根基的问题。阿多诺的“怀疑主义”对普遍真理和体系性的拒绝，马尔库塞对的解放的强调及对启蒙理性的怀疑等，都触及到西方文化思维，但这种反思意识还不甚明确，也意味着他们还不可能真正放弃宏观政治，放弃阶级和历史主体。真正越出宏观政治、跳出阶级对立视野的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他们把资本主义批判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结合在一起，不仅从深度上延伸到西方文化思维，同时在广度上也扩展到几乎一切文化形式和日常生活实践，对今天欧美“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得此后西方文化研究的政治特点与早期的文化研究有了很大不同。可以说，法国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西方文化自检和现代性反思潮流之所以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相融合，是因为这种自检本身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这种对传统的自检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根基的批判性反思。对这一根基的批判本身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一文化自检的核心也正在于对一切压制性关系的批判和否定，这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人的解放在目标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当然，这种结合也可以看成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思。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的代表。在萨特那里，存在主义意味着对主体确定性的否定，而基于人的理性的主体确定性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前提。存在主义观念中的主体是自由决定的，有着更多的偶然性和生存的情境性。据此，萨特从意识角度分离自我与他人，“他人与我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微妙但却根本的变化，他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经验集合体，已然溢出了我的经验”。人是历史的、社会的，而非一种抽象的综合体。在萨特看来，人是自由选择的，是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萨特对经验和现实性的强调是对教条和抽象概念、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权威进行反叛的一种方式。他说：“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启发性的：同它的具体研究相比，它的原则和它以前的知识显现为调节性的。在马克思那儿，永远找不到实体……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势的‘分析’的重视。”同时，“存在主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研究经验，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具体的综合；它只有在一种运动的和辩证的整体化内部才能想象出这些综合，而这种整体化正是历史，或者――从纯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哲学-的-变异-世界’。在我们看来，真理在变化，它已经和将要变化”。我们看到，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与存在主义的“融合”，主要是从一个更加灵活的、富于变化的矛盾和差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承认生存的偶然性、个体的自由决定，也就意味着集体性的不可能。既然如此，“阶级意识”恰恰成了超个体存在的东西。萨特的这种观念意味着政治实践向个体行为的转换，体现出政治的微观化趋势。西姆在评价萨特时认为，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体中，存在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萨特的学说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不仅如此，相对于存在主义而言，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坚决否定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和宏观政治所带来的压制，萨特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一定的“后学”特征。

与此相似，由于结构主义在索绪尔语言学那里首先揭开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真相，从而为反抗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提供了可能。阿尔都塞、马舍雷等从结构主义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压制性问题，这也是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基础。戈德曼观念中的“同构”能解释这个基础。他认为一部作品的各个组成成分既作为独立功能出现在作品范围之内，也同时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之下，这种共同的“世界观”，就是意识形态。正是以“同构”思想为前提，现代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结构主义充满争议，并与一个特定的西方历史时刻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自责、一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拒绝和一种力图寻找新模式的现代主义的焦渴。古老的价值观不再得到尊崇。任何在西方历史中受到压制的事物，结构主义都表现出极端的敏感。”阿尔都塞接受了结构主义的这种反压制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批判上，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给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个人主体是在无意识水平上被意识形态塑造和决定的，而文化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也就是说，即使是人的无意识，也会通过文化的方式受到意识形态环境的先在影响。既然如此，人的生存的政治性在人的无意识领域里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也很难找到不具有意识形态作用的文化，或者说，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本身就是文化的某种内在性质。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几乎就是意识形态的研究。例如，阿尔都塞在谈到哲学时就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因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做是政治思想家”。当然，他也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直接的政治立场和哲学家们所持有的政治观念，因为“构成哲学的政治针对着并萦绕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即不是组织、巩固和捍卫这个领导权，便是同这个领导权进行斗争的问题”。

显然，阿尔都塞所说的政治不是现实的政治，而是那种微观化的、通过广泛的文化生活方式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制和反抗，例如他的弟子马舍雷所认为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批评。马舍雷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表象体系，它提供了我们关于现实的幻象，并且建立了一系列必然的形象：“人类”、“自由”、“上帝的意志”等。“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原始的幻象开始的”，其直接载体就是语言。马舍雷说：“幻象的语言，是作家的原材料，也是日常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源泉。日常意识形态在我们内心中刻下烙印，把我们卷进这一无形的、没有穷尽的话语流，同时把我们塑造成型。”但是这种号称揭示了各种“真相”的、表面自我同一的各种真理话语，其实是内在地分裂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是封闭的，有限的，但它却错误地宣称在自己的范围内它是无限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马舍雷看来，文学的作用就是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生产加工，并在“加工”过程中暴露其矛盾，但这种暴露不是直接的，而批评的作用就正在于通过症候性的阅读来揭示文学文本是如何暴露意识形态矛盾的。显然，这里的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都体现了阿尔都塞所说的那种文化形式的斗争，只是更倾向于文学和日常意识形态的领域。

马舍雷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已经看到意识形态所称的必然性和无限性是虚妄的，这与福柯和德里达对西方文化的真理观的理解是一致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可以称为“理性”和“真理”的霸权。“真理是指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归路、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划的程序。”当然，这个“真理”与通常我们所说的真理有一定的区别，它与“深层”知识和权力处在同一层次，是一个抽象的潜在要素，我们不能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的超结构角度去看待这一真理，“恰恰相反，真理、知识和权力是使资本主义模式成为可能的条件”。福柯通过对人文科学的“考古”，发现了各种“真理”话语系统中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福柯称之为“话语权力”。“真理”（话语）权威的建立是通过“规训”的作用，而不是因为其自身的自我同一和无限性。换句话说，权力生产了“真理”（话语），“真理”（话语）又反过来强化和生产了新的权力，这是一种以真理和科学面目出现的、更加深层的文化控制方式。与阿尔都塞倾向于哲学、马舍雷倾向于文学和日常意识形态不同，福柯揭示的权力斗争涉及到的则是几乎所有我们赖以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欧阳谦指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阶级和国家为核心的宏观政治概念遭到质疑，一种围绕日常权力关系形成的‘微观政治’构想脱颖而出”，而“福柯的新政治观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微观政治构想。他以权力谱系学为基础，着力揭示了微观权力的种种形式，由此重新定义了‘权力’和‘政治’，提出了微观政治的基本构想”。

与福柯相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谈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语音中心主义”更具有文化的广泛性。在德里达看来，关于我们的意识和思维的稳定性和客观性，都来自于“起源”神话，即相信任何意识、符号、语言、话语体系等都有一个可靠的、客观的“起源”与之对应。但德里达认为，人从无意识开始就是由一种充满“差异”的“书写”结构来“反映”世界的。“书写在普通的意义上，从差异开始，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是存在的结构和前提。因此，它不是一个你可以任意为之的东西。”因此，与传统符号概念强调反映世界的透明性相反，德里达看到的是各种“异质性”：“异于所指的东西绝不是暂时存在的，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它也是一种与能指序列反向或者平行的细微差异。”而这些差异是人那干差万别的存在的情境性产生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情境性就是人的欲望和权力。在德里达看来，符号的客观所指在传递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抽空，是不可追溯的，真正得到传递的恰恰是主观的人的因素。德里达指出，问题在于，真理的历史掩盖了其书写性质，掩盖了其身上的欲望和权力，相反，以客观的假象树立了各种中心主义的神话：“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不同于我们将要加以解释的形而上学转向），一直是书写的堕落以及书写处在‘充分’言说之外所遭受的压抑。”当然，这里的书写所遭受的压制不仅存在于哲学领域，而且是包括所有标榜客观性的符号系统。德里达使我们看到了几乎贯穿于所有文化领域的欲望与权力。这种欲望与权力、控制与反控制当然也不可能只存在于普通意义上的政治领域，而是存在于所有力图实现话语说服力和权威性的地方，因此这是一种极为广泛的微观文化政治。它既是我们生存的现实状况，也是我们生存的前提条件。

阿尔都塞和马舍雷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文化，指出了意识形态对现实的虚假反映和对主体的塑造作用，并进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使人们在哲学和文学这样的重要意识形态领域看到了微观的权力斗争。而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把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揭示了所有以客观性为基础的真理、知识系统存在的人的主观因素，尤其是权力和欲望。而这种真理、知识系统正是西方理性文化的根本形式，同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和合法化基础。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呈现出广泛的文化政治化趋势，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资本主义批判学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微观政治的泛化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把文化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影响下，话语批判在西方当代诸多学术领域盛行，其中包括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社会运动”以及英美的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话语批判很少与现实的实践关联，而是仅限于文化研究领域。一方面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但另一方面其关联的纽带却再也不是早期文化研究的那种以现实改造为根本目标的宏观政治。由于以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性思想的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揭示了宏大叙事的压制性特征，对传统本质主义的批判也使得人们尽量避免政治的集体性等问题。因此，像“阶级”和“主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再也难以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对象来谈论，文化批评的政治内涵也就仅限于纯粹的话语领域。不过，由于福柯和德里达所涉及的文化政治的广泛性，文化批评的政治有可能涉及到所有的符号领域，呈现出政治的泛化趋势。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批评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文化政治的泛化特征，那就是把媒介符号消费本身作为权力斗争的方式。例如，基于霍尔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洪美恩等人的媒介受众研究，受众对于媒介文本的多义性解读被看成是一种“意义生产”。类似于马舍雷说的文学生产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破坏，这种多义性的生产也被看成是一种对统治意识形态规训意图的颠覆。在费斯克看来，批评的任务就是“发展文本分析策略”，以识别那些“逃离了主导文化生产者控制的潜在意义”，并且弄清楚那些符合“被支配的亚文化成员”的而不是“主控文化群体”的利益。多义性解读作为一种阅读普遍现象，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斗争”和“颠覆”的内涵。费斯克甚至说：“作为符号学家，我坚信意义是我们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改变社会结构的主要动力来源。”

不过，文化的泛政治化并不真的意味着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齐泽克就曾严厉地批评福柯权力观念的神话色彩：“因为人们永远也不能这样到达权力――将微观过程与权力幽灵分开的深渊依然处于未连接状态。”约翰・麦高认为后现代主义“既不能从反原旨批判中，也不愿意从它所批判的人道理性中去形成民主伦理，结果，它往往只得放弃民主政治理想而循入让・弗朗科（JeanFranco）所说的‘策略性的文本游戏’”。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 文化安全 集体主义 保护基因

目前学术界在保护文化安全的措施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强调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民族文化。笔者从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角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凝炼出了集体主义这一核心价值理念，提出用社会主义文化基因来保护中国文化安全，即用集体主义价值观来维护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安全。

中国文化“马西中”的结构

从文化基因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整合了中西方文化而形成的。在政治文化方面，它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在经济文化方面，它吸纳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文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传统文化方面，它激活了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既守住了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又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①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狭义的定义是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广义的定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后人对它的丰富和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理论文化和政治制度文化两个方面。在政治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中华传统的和谐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一份宝贵的资源，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在不断传承着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传统的和谐文化主要包括：

其一，“中庸之道”，它是和谐文化的哲学基石。《中庸》一书明确界定“中”与“和”概念的本质：中庸是天下的根本，和合是天下的准则。北宋程颐的解释更为明确：“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②

其二，“天人合一”，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理念”。它反映的是天与人之间的和谐运动，主张人类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其三，“贵和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理念”。“和”代表平和、融合、协和、和睦、和平等文化理念，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墨家提倡“兼爱非攻”，道家提倡“无欲”、“无争”，这些思想都是为了实现“和”的社会环境而提出来的。

西方的市场经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经济特色就是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物，个人本位是西方文化理念的核心。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L. Berger）也赞同这一点：“个人自治的根源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它要比现代资本主义早得多。”③

个人主义被放在文化演进与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中考察时，正如伯杰所说，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是欧美现代化市场经济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先经过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洗礼表达为个性解放、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的文化理念，接着这些文化理念为人际间形成契约关系提供了条件，由于契约关系明确界定了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这就又向制度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基因，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得以弘扬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文化理念，是西方近现代社会最终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内在力量。

中国文化的安全现状

文章涉及的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安全，关于它的内涵在学术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看法。从广义上讲，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认同、语言符号、等免于威胁的状况。从狭义上讲，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认同、国家形象等免于威胁。两者的区别是后者内涵局限于政治文化，而前者内涵则更为宽泛。结合当代中国的宏观文化结构，目前国内的文化安全突出表现为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民族传统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受到了来自国际与国内两方面的挑战。

从国际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从未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攻击和颠覆的主要对象。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它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侵蚀从未停止过。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多次修订，至今仍在使用的《行事手册》（又称为《十条戒令》），其中第一条就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④

从国内来看，除了西化思潮与西方和平演变相呼应外，还出现了新儒学等思潮，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破坏了儒家思想的道统，使中国文化‘花果飘零’。它认定，在当代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⑤这些现象和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并不安全。

价值观文化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入了市场经济，也就吸纳了西方文化形态的长处和优势。从文化价值方面看，对西方经济文化的吸纳，必然引入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文化发展模式：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其中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伴生，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在中国，从封建社会的群体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都强调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社会本位价值观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西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等价交换原则代替了大公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对个人来说，见利忘义不再受到谴责，见义勇为反而引起误会，个体的个性自由得到了张扬，社会公德却被忽视，“范跑跑事件”引起了公德伦理的争议，“郭美美炫富”引发了红会公信危机；对经济主体来说，为了追逐物质利益，罔顾社会责任，践踏社会公德，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如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不断出现，这些价值危机的负面现象若不能得到及时的遏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社会公民将会出现价值迷茫，整个社会将失去价值向导。

传统文化安全。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更是民族的身份名片。从民族精神的角度看，民族精神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性格和精神风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如爱国主义、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尚德务实、重义轻利、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市场经济的引入，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美德受到了冲击，“向前看”变成了“向钱看”；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等封建糟粕重新沉渣泛起；家庭美德正被异化，“养儿防老”，正演化为“养老防儿”，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民族美德正受到西方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销蚀，东西方“两个老太太”的故事成了消费主义的有力证据。

从传统节日的角度看，节日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传统文化给了我们同样的生活习惯，让我们过着相同的传统节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腊八等，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体现着美好的民族理想，凝结着深厚的民族情感，承载着绵绵的民族血脉。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中国传统节日受到了西方文化节日的巨大冲击。在西方国家文化扩张、价值观渗透的图谋下，在节日经济红利的利益驱动下，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等迅速登陆中国，“过洋节”成了青少年的时髦，而极具教育意义的传统节日却被忽视。

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文化的保护

集体主义保护了意识形态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集体主义的文化理念。简而言之，公益优先的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一种方便的比喻，文化基因是指特定文化现象之中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而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这种理念精神就是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保护作用，体现在它的自私性特点上。基因的自私性是说基因都是利己的，每个基因都只复制自己。例如植物要尽力散布自己的种子，动物要努力地繁衍自己的后代。同样，集体主义文化基因也有自私性。它要本能地排斥和批判个人主义文化，复制集体主义文化，这样它才能发扬壮大。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机体里，扮演的就是人体内免疫基因toll基因的角色。在1995年德国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哈德因在果蝇体内发现了一种toll基因而荣获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而在2011年10月法国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因为发现了该toll基因具有免疫功能而成为生理学诺贝尔奖得主。这种toll基因在人体的两道免疫防线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人体的第一道免疫防线（先天性免疫）中，它扮演着免疫应答感应器的角色，起着“监视与识别各种不同的病原菌、抗御和限制病原菌对宿主的伤害”⑥的作用；如果入侵者冲破了第一道防线，进入了家门，在人体的第二道免疫防线（获得性免疫）里，toll就直接参与第二道防线的战斗，激发T细胞产生免疫应答，“制造出抗体和‘杀手’细胞等‘武器’，消灭已被感染的细胞及‘入侵者’”。同样，在社会主义文化基因里，集体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内核，它尽可能地传播和复制自己，宣传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无产阶级文化观，而且同时它还兼具toll基因的角色。

集体主义文化基因要监视、识别、批判各种非社会会主义文化理念，抗御和限制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机体的伤害。在国外，它要对西方所标榜的“人权”、“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保持警惕和批驳；在国内，它要抵制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观，应对和驳斥各种非难、攻击、颠覆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观念。

集体主义守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和谐文化的价值内核是一种群体主义或整体主义文化，而群体主义或整体主义价值观正是集体主义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历史表现形态，中国的集体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群体主义的积极内涵进行了吸收和借鉴，如爱国主义、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观念。中国的集体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真实的集体”思想的简单移植，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群体主义的有机融合，因而当代中国，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就守护了中国传统文化。

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守护了“天人合一”和谐理念。“天人合一”思想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把人类看做一个整体，主张人类与自然界也就是和谐相处。这是一种站在人类高度的集体主义。这种人类集体主义对“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守护主要表现在对生态危机的应对上。生态危机危及的是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民族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全人类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能化解危机，拯救自己。于是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就以科学发展的时代观念出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为集体主义在新的时代下开辟了新的场域，也守护了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

集体主义改造了市场经济文化。市场经济产生于个人主义文化之中，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文化基因。把西方的市场经济移植到社会主义体制之中，这不仅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造，也显然是一项庞大复杂的转基因工程，这项转基因工程首先要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资本主义的体制外切割，然后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实现拼接重组，最后形成既带有西方市场竞争优势，又兼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最终把它导入社会主义体制中，实现与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方面，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约束了私有制的发展空间，规制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是从生产开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分配关系，“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⑦恩格斯也说：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⑧。公有制实质上是集体主义文化在经济制度上的一种表达，坚持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另一方面，集体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改造还表现在道德领域。在道德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核心是为人民服务，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行为准则是“八荣八耻”，这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它们对市场经济中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现象起到了抵制作用，从而保障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健康运行。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本文系作者博士基金启动项目“集体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十报告辅导读本》，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②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4页。

③[英]伯杰：《资本主义革命》，吴支深、柳青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70页。

④“美意图搞垮中国的《十条戒令》”，《党政干部文摘》，2000年第10期，第33页。

⑤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0页。

⑥张田勘：“没有免疫就没有生命―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揭示免疫系统的奥秘”，《文汇报》，2011年10月11日，第12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5页。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8

关键词：多元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趋势；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信息科技革命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由此引发了人们思想认识及文化的多元化。国际上各种思想和思潮也都粉墨登场，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种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的情势一方面给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蓬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混乱，思想越来越分化，价值取向也越来越多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认识也在淡化，甚至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可以出现多元论。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如果我们不去积极主动地整合各种合理的社会意识，凝聚一切积极的思想力量，就会影响社会和谐，甚至会出现社会动荡。“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草，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

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淡化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由一元结构趋向多元结构，政治也从传统的高度集权迈进现代的民主法治。与此相适应，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多元格局。这种多元文化交汇一体的局势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带来巨大影响。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必然会带来行为方式、行为结果的多元化，这就给时下“意识形态淡化论”提供了看似合理的借口。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各种社会思潮及其代表的价值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文化与价值信仰的取向。在我国，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2.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化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封建意识形态某种程度的复活，西方社会各种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侵蚀，社会上一度出现了“价值迷失”、“价值错乱”、“价值扭曲”现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价值的多元化、复杂化问题凸显，迫切需要建立核心价值观，以主导社会思潮的走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在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更为丰富

在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把它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解，在多元化背景下不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无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灵魂，但它只是处于主导地位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部内涵。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推进，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领域的活跃带来了文化领域的活跃，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开放，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突出情感因素

从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来分析，意识形态的核心构成指向政治思想体系并以之为中心。但同时，意识形态也包括观念、理想、信念、价值观、世界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以表现一定社会中人们的利益、意志、愿望和要求为内容，其基本功能就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以巩固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说理，不仅仅作为维护社会健康地运行的重要保证，更是一种情感的认同。在今天，意识形态感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说服力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注重理论彻底性的同时，更要注重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即实现意识形态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爱国主义、荣辱观这些本质上道德情感的内容包含其中，表明我们在应对当代意识形态新变化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多元化背景下要加强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就不能用传统“灌输”的方式，而更应该突出其情感因素的作用。

二、多元文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带来的启示

1.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反对多元化。目前，从国际上看，围绕社会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争论比较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没有停止。从国内看，社会矛盾的复杂和思想观念的冲突，人们在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我们在肯定社会意识多样性的同时，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动摇，强化其主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积极吸取多元文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带来的新鲜血液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各种形式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不可能在孤立封闭的环境中进行， 它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的冲击。而只有经过风雨洗礼、经过挑战后的意识形态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和说服力，就必须积极应对西方社会思潮，不断吸收其中的有益思想、观念， 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会导致僵化， 最终被社会成员所遗弃。

3.多元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辩证地批判多元文化，从中吸取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积极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的包容性。那么这些思潮和文化很多，我们用什么标准去判断这种思潮和文化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我们说实践是一个标准，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来判断。这就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是非判断标准。如果不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辨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就很难引领多元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而多样化的文化以及思潮也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的

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从建立之初起，就开始把所有的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都扫光的，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吸取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完善起来的，并且越来越具有实践特色、名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并不能说各种社会思潮对它没关系。我们现在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要吸收各种社会思潮以及思想文化，提供营养。这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当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一个引领的问题，有很多途径需要寻找，这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是不完全矛盾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根本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一新思想、新观点，不仅把建设和谐文化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指明了方向。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极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和变革，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使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沉渣泛起，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观念也乘机而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荡十分突出。特别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渗透的压力。在新形势新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极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在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人们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必然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不同观念的冲突。面对人们思想活动的诸多变化和新情况，《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在我们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上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打牢共同价值观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指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我们党必须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反映了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尽管在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在当代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价值体系，才是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要求的价值体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人们个体的、集团的价值选择、价值认同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相协调，这样才能够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打牢共同价值观的基础。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为指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的指导地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意识出现了多样化倾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在这个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必须指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决不是允许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更不允许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追求的社会理想。但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使关于社会和谐的理想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把握上，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实现的。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反映了在科学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和实践，都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基础。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支柱和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和方向。有共同理想，才能有共同步调。这个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共同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的梦想和追求。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这条道路，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不论哪个社会阶层、哪个利益群体的人们，都能够也应该认同和接受这个共同理想，并且为这个理想而共同奋斗。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这一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和方向，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支柱和动力。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引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指明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支撑起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层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世界，是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并引导现实社会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决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必将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形成万众一心、共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

五、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旋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基本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成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进取，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由贫穷走向富裕，靠的也是这样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还是要靠这样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割断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在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今天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支撑。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当代中国人民又形成了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大胆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改革创新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反映了时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创新变革的要求，同时又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价值的科学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代中国社会形成的新的文化价值的科学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对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认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把握

了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六、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基本内容，指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确立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和素质为基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达，它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事业发展、社会和谐的目标和追求，必须确立普遍奉行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要求，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有先进性的导向，又有广泛性的要求，贯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覆盖各个利益群体，涵盖了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的方方面面。良好的道德对形成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社会主义风尚具有重要的作用。道德是基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光荣与耻辱等一系列价值评价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规范。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道德价值产生和形成的内在客观规律，将社会主义道德的历史传承性与时代性融为一体，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一新的命题及其科学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已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价值体系，表明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稳定功能，必将对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根本地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崭新课题，实践好这个课题，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把铸造灵魂、突出主题、把握精髓、打牢基础的基本要求，从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撑。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以更好更多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文化产品，推进和谐文化建设，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建设和谐文化中的根本地位。

参考文献：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读本）[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1）.

人文主义的意义篇10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独立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阐述,丰富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二、独立学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需要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和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并存的现实,给我们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当前,在我国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许多新问题悄然出现,主要表现为:从部分师生日常的思想动态方面来看,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倾向于意识形态多元化;从价值取向上看,轻理想、信念、责任和义务,重名利、地位、报酬和权利;从人才的培养上看,在人才、干部的评价、培养与考核上,过于注重学术造诣,降低政治标准;从精神文明建设上看,在学校文明建设中,只注重追求娱乐氛围,缺乏政治思想导向意识。这些现象虽属个别,但实质是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独立学院的主导地位。因此,就需要我们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维护我国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大学生的健康价值观提供了思想保证。大学生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他们的价值观正确与否,直接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继有人以及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在各国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是风云激荡,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立足国内现实、把握时代潮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充分吸收一切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和谐精神的文化成果,使高校师生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入学习者、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加强独立学院思想道德建设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提高当代大学生思想素质的需要。从总体上说,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总体是好的,许多学生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奉献精神、诚信意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远大的人生理想,正确的人生态度,崇尚科学和知识,渴望成才。但是,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代,思想观念正确与错误交织,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错综复杂。如果不对这些问题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处理,势必会使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加强独立学院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加强师德建设的需要。“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广大教师要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加强师德修养,把个人理想、本职工作与祖国发展、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甘为人梯,乐于奉献,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努力做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老师。”这是同志在新形势下对师德建设提出的殷切希望和要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主导作用,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从而为巩固高校师生共同思想的基础提供有力了的保证。

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独立学院和谐校园文化的需要

作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和内在规定的高校和谐文化,包括浓厚的学术氛围,丰富的文化生活,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校园环境和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既是独立学院的发展目标,也是学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更是党和人民对高校的一种期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有利武器。高校作为思想文化的生产、传播和集散场所,首当其冲地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些社会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给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提出了难题。在当前条件下,我国独立学院校园里存在的社会思潮,有的是违背社会主义的,这些社会思潮势必会影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抵御高校不正确社会思潮泛滥的有利武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的社会思潮,有助于校园文化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统领校园文化建设,并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繁荣的、先进的校园文化环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的社会文化是目前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进而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尊重差异性,包容多样性的和谐文化建设方针原则的指导,积极培育先进文化、反对落后文化和反动思潮,这是当前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