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十篇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1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取向　经济法基本原则　内在逻辑性　经济引导行为　经济救济行为

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不同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的法律部门，它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规定抽象的法律关系的程度，而往往是直接将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置换为法的规范。这样就会产生如下消极影响：首先，过于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只会造成经济法效力普遍性和适用弹性的弱化，甚至会出现经济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来实际应用上的麻烦。其次，经济法的独立与兴起，客观上需要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但当代经济法学难以满足经济法律部门发展的需要，具有相当的滞后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法及其理论也处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笔者将对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核心问题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对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一、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逻辑关系的一般理

论法理学告诉我们，法律作为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性文件，都有其追求的具体理想目标，以达到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目的，这就是法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讲，它可以包括法的自由价值、法的平等价值、法的安全价值、法的秩序价值、法的正义价值以及法的效益价值等。法的原则是指“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①，它不像法律规则那样，没有设定具体的事实状态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法的原则可根据适用领域的不同划分为具体原则和基本原则。其中具体原则是指用于某一特定社会关系领域的法律原则。而基本原则是体现法律的基本精神，贯穿于法律全过程中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在价值和功能上比具体原则更重要和广泛。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具体原则在适用的本身领域内就会变成基本原则。法的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都是法律的抽象性规定，二者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表现在：（1）价值取向是基本原则的基础，是基本原则的本质内容。

法的价值取向作为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对法的基本原则存在巨大的指导意义，决定了基本原则的规定方向和内容。例如，法的自由价值的存在就决定了会有以自由为本质内容并服务于自由价值的自由原则的出现。（2）基本原则是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价值取向是法这一社会存在物的内在理想，它往往需要一定形式的表达。基本原则恰恰是对法的价值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总体图景的一种展现。（3）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统一于法的实现。价值取向在于引导法律的理想目标的合理实现，基本原则也同样是为了指导法律的实施和应用，二者共同统一于实现的一致性。

二、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的逻辑分析

（一）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的涵义

经济法价值取向是经济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要追求的具体的理想目标，是一般法律的价值内在于经济法领域而形成的特定的第二层次的价值。它是在法的自由、平等、安全、正义、效益价值基础上形成的，并包含有这些基本价值倾向，但却不再仅仅是这些价值的一般表述，经济法价值取向已上升到了一种特殊理想的高度。同样，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而规定于或者寓意于经济法律之中的对经济立法、经济守法、经济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它体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并贯彻于有关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一切环节之中。

（二）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内容———建立在经济法律行为基础上的分析

本节内容的展开是建立在笔者对整个传统经济法理论体系的突破基础上的。即通过对经济法律行为的分别定性来达到对经济法价值取向的深层阐释。笔者认为，当今经济法学界不论是李昌麒教授的“干预说”，还是杨紫煊教授的“协调论”，都没有抓住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主线索问题，因此造成了经济法律体系不严谨、不稳定的弊端。现代法学正在从规范重心向行为法学发展，而同时只要稍加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整个经济法法律体系都自觉不自觉地围绕两种经济法律行为展开与完善，即经济引导行为和经济救济行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各种关系中，不论是市场管理关系（市场秩序关系）、宏观调控关系还是社会保障关系都完全可以按照这两种不同的行为而分为两类。经济引导行为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协调发展而进行的一种主动积极的事前指引和导向行为。而经济救济行为是指国家对有关市场秩序的问题并非预设某种导向性规范和行为，而是充分允许其按民商法规范运作，只有当其中出现危害公平良好的市场秩序问题时，才会对其进行一种事后的补救和规范行为。也就是说，整个经济法领域只有事前和事后两种法律行为。

由以上经济法律行为的种类和性质而引出了与其相一致的经济法两个特殊价值取向：

1、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以经济引导行为为基础）。“法和效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法与其所确认分配、保护和促进实现的社会效益的关系。”②经过经济分析法学的不懈努力，大多数法学家已经将效益作为了法的价值观之一。作为经济法律行为之一的国家经济引导行为是依法引导、促进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因此，经济法的效益观必将包含与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的经济效益这层含义。同时，经济的社会效益层次。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单单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③。经济效益是经济法效益观的基本起点，是法区别于多数公法的特征，而社会效益则是经济法区别于同样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价值的商法的特征所在。单纯追求经

济效益并非经济法的特有价值，而单纯追求社会效益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对经济法效益的定位，不应将二者孤立化，而是要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2、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以经济救济行为为基础）。自由与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法律的任务就在于使二者达到和谐的程度。经济法是社会法，始终将公私法融为一体，因此，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必将成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现代民商法与有关资源、产业配置的经济引导行为规范共同建立并维持经济自由的市场，然而这种经济自由的最终保障并不是这两种规范本身，而是以经济救济行为为内容的经济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及产品质量法等。此类经济法律规范本身并不创设一定的经济秩序，而只是在民商法与经济引导行为规范维持的自由市场受到冲击和破坏时，才进行第二性调整，以恢复正常的市场自由秩序。经济自由是出发点和归宿，而经济秩序是为经济自由而设，二者不能截然分开。

对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理性地把握好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之平衡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对于部分学者所主张的将“实质正义”④作为经济法价值之一的特点，笔者实在难以苟同。如前所述，经济法的价值只能为经济法所特有，是区别于其他部门的法的重要方面。法，以追求并实现正义作为其天职和精髓。无论哪一部门，它们所共同但却不能为哪一部门法所专有的基本价值之一即为正义，经济法当然也不例外。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的校正正义中发展出了形式正义。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就形式正义的法而言，只要能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而不管法律调整所产生的后果平等对待和针对各主体设定形式正义的具体标准均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要采取对于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平但求达到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这种措施或手段既可以是法律规定对于不同的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得模糊、不具体，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的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诚然，经济法在进行资源、产业等的引导行为和自由市场的救济行为过程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包含有实质正义的内容并采取相应实现实质正义的措施，但并不能排除其他部门法的实质正义价值取向。例如，民商法中的对老、弱、病、残者及未成年子女继承财产“特留份”的规定，以及保险合同等一系列格式合同中的争议解释要有利于弱者的原则都是实质正义价值的一种体现。因此，将实质正义作为经济法特有的价值取向实不可取。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根据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的逻辑关系，价值取向决定基本原则的内容，基本原则是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因此，根据上述经济法的两个价值取向，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可表述为权责利效一致原则、平衡协调原则。

1、权责利效一致原则。权责利效一致原则是作为经济法价值取向的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共同体现，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经济法主体所承受的权力（权利）、利益、责任和效益必须相一致，不应有脱节、错位和不平衡等现象存在。权责利效一致原则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要求权责相当，共同平衡地体现于经济法律规范的模式中，不能失衡、畸轻畸重，以免权重责轻诱发专权擅权，或者权轻责重，令人畏缩不前。第二层次是由平衡的权责分配模式而引出的经济法律后果，即利效的问题。经济法本身的经济性要求其规范及行为必须使利效能体现权责的要求，达成权责利效的实质一致。权责利效一致原则是贯穿于经济法的整体和始终的根本原则，它既是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统一的天然反映，又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演化与要求。

2、平衡协调原则。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平衡协调原则不同于单纯以引导为主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也不同于单纯以救济为主的公平竞争原则，而是贯穿于整个经济法领域的总的基本原则。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法的立法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法执法的经济引导行为和经济救济行为正是以平衡协调为其基本坐标，在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统一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之下，发挥其引导和救济功能的。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是事关经济法法律部门独立性及其社会法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是经济法的核心和灵魂。而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严密的逻辑关系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根本切入点。

参考文献：

①张文显著：《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②孙国华著：《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③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价值；效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经受住这种大风大浪的考验,必须依靠良好的法治环境,因而加强法治建设对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民法作为调整市民社会的法,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对民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民法基本原则问题予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立法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民事活动和处理民事问题的根本准绳；另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人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与全部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但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上，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疑异的。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它是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国家民事政策的直接反映，最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原则的这一效力表现在: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准绳。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其二,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准则。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其三,基本原则是裁判民事案件的依据。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判决,都不能违反基本原则。因此,基本原则的约束力决定了法院可以依基本原则裁判案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多处提到”民事活动”,因此它只是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

（一）从法哲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是克服民事法律局限性的有效方法。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采取严格立法方式和模糊立法方式。前者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效率性等优点，但同时又表现出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后者虽然具有灵活性和周延性等优点，但赋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司法腐败，使”法治”变为”人治”，从而被实践所摈弃。由此，法律的价值选择是极为艰难的。顾全了效率与安全，个别公正和周延性便难免会牺牲；而顾全了别公正和周延性，却又牺牲了效率和安全。这就是民事法律的局限性问题。而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的引入将法与人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将严格归责与自由裁量结合了起来，将个别公正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从而弥补了严格立法的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缺陷。因此，它是解决民事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的有效方法。

（二）从功能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差不多是民事法律全部价值的负载者。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它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保障法律的灵活性的作用，由于基本原则的模糊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通过解释基本原则，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新要求补充到法律中去，以使法律追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实现法律的灵活价值；第二，它以模糊性实现着法律的简短价值。具有模糊性的民法基本原则使法律的外延成为开放性的，这样法官可将社会生活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则源源不断地输入于法典之中。因此，模糊性规定出现于立法，必然使法律条文的数目减少。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只有156条，这与基本原则的作用密不可分。第三，它还保障着法律的安全价值。由于基本原则具有实现法律的与时俱进的进化功能，法律不必经常修改而保持相对稳定，实现了渐进式的、生长式的发展，从而保证了法律的安全性。

（三）从实践价值的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如下功能：首先，立法准则的功能。在制定民事基本法时，民法基本原则产生于具体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之先，再以其为准则制定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因此，民法基本原则是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的基础和来源。其次，兼具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民法规范是从民法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性，因此，民事活动的当事人首先应以民法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民法规范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当事人即应自觉以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法官此时可以直接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审判规则。再次，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是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须对所应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阐明法条的含义，确定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无论法院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均不能违反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也是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当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在不能从现行法获得依据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裁判案件。

（四）从法律的贯通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法的范畴，甚至成为其他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指导原则的变异形式。例如，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国际法上的平等互利原则以及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为商法、经济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国际法上的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原则；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原则以及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民法为万法之法，”民法内容已经成为其他类法的前提或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民法基本原则也应渗入其他法律，甚至成为其指导原则。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起草的工作，而民法基本原则在其中具有体现民法文化和民法理念的功能，可以取得高屋建瓴、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微观把握宏观的效果。因此，重视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对于民法典的起草，乃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完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3

【关键词】行政程序 价值体系 法律原则

一、引言

  行政程序之于行政法的意义和必要性，就如同法治、基本权利保障等近代法律原理的意义和必要性一般，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法治理念在当代社会和 政治 领域的不断深入，其自身的价值已经开始朝多元化方向 发展 ，从而逐渐实现对整个国家权力的系统性制约。作为法治传统要义之一的法律保留原则应该具有多大的射程范围？判断这种效力射程的标准又是根据何种上位阶标准？这在行政法理论中应当是一个值得继续攻关的问题。此外，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质性内涵来源于宪法的权利规范，当基本权利之间相互发生冲突时，如何判断基本权利之间的优先顺序？这种价值判断的基准及其需要考虑的因素到底包括哪些？对诸如此类带有价值选择和判断的问题的正确回答，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施行过程中的关键所在。一个具有成熟理性的立法者不应该忽视这些具有内在规定性的问题，否则会导致法治的基本理念、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以及正当程序原理之间的冲突，从而影响行政程序立法和施行的法律效果。

  其实，价值选择和判断是一个关涉到法律原则的问题，尤其涉及到如何在立法过程中正确地安排法律原则的位置，实现规范化表达。我们不能指望未来所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是一部事无巨细的规则集合，更不能期望它能对丰富多样的行政活动都做出规范性的程序设置。规则的有限性与行政活动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然而，立法者却希望能够创制“逻辑上封闭之体系”，希望未来的“法律裁判可以仅运用逻辑工具，不需 参考 社会目标、政策、道德准则等，直接由已预设的法律规则中演绎得出”，[1]这种僵化的实证主义的法律思维模式没有看到现实社会的复杂和多样性，依据此种法理观点所制定的法律必然会在实施后遇到不可克服的缺陷，无法借助法律的内部力量进行自我修复。因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要寻找一个具有开放性特点的法律概念作为整部法律的指导思想，于是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法律原则”这个法理概念的身上。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建设与法治主义、基本权利保障等不无关系。但是，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合理建构必须与诸多的法律原则有机地结合，方可在法理论体系上发挥衡平功能，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形象；反之，如若行政程序价值体系没有建立或者建立不合理，将导致法律价值体系紊乱，法律原则的功能意义将无法实现。

  因此，如何在现代法治主义发展的趋势下架构行政程序法的价值体系，实现正当程序理念的规范化和合理化，使行政程序法能够应对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挑战，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中务必要正视的核心理论问题。简言之，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审慎思考在未来所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到底该安排哪些法律原则，使其能够协调法律规范在行政和司法上的正确适用。

  二、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构造与法律原则

  （一）法律原则在法理论中的意义

  法律原则是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在各法律部门中都存在着自己特有的法律原则，也有通行于所有法律部门的普遍性法律原则。法条乃至法律规定构成的法规范，并非是一个没有价值追求的存在。相反，自从价值法学明确提出法律概念具有储存价值的功能以来，法学家和法律实务家发现在法律规定背后隐藏了价值，[2]所谓“整个法秩序（或者其大部分）都受到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3]这种存储于法律规定中的价值准则为法律原则或者法伦理性的原则，并描述性地定义为“在从事法律规范时指示方向的标注，依凭其固有的信服力，其可以使得法律的决定正当化”。[4]借助法伦理性的原则，才能把握并且表达出法律规定和法律理念之间的意义关系。

  法律原则既然表示法律规定的内在价值，因此，它不是法律规定本身，不直接涵射案件事实，须被法律规定或法条承载。“法律原则不一定由法条直接宣示，部分法律原则明白地规定于宪法或其他法律中，有些则可以从法律规定中借助整体类推或回归法律理由的办法来推求出来。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中的价值或实际的法律思想，是法理念在 历史 发展阶段的特殊表现，并借助立法和司法不断地具体化”。[5]由此可见，法律原则的具体化的途径基本上就归属到了立法者或司法者的手中，这也是现代立法的核心任务所在，即对一国法律体系中那些指导性的法律原则，通过立法程序使其得到具体化，这种立法的最后成果便是现时代中种类繁多的部门法律。

  对法律原则的具体化的结果是众多规则的出现。于是，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区分问题也是我们在构建行政程序价值体系中必须明白的问题。法律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并不是因为它将促进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 经济 、政治或者社会形式，而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6]这是法律原则作为一种指示性思想的起码内涵，从此我们可以发现它与法律规则的区分主要是逻辑层面上的，因为“规则是对预定的事件做出一个固定的反应”，[7]而且“规则在适用时是以完全有效或者完全无效的方式，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既定的，那么或者这条规定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或者该规则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8]与此相反，“法律原则在指导我们在如何对一个固定事件做出反应时，指导我们对特定因素的考量”，“原则告诉我们是否要适用一条规则时应该考虑什么，并为如何适用那条规则提供指导”。[9]这是对法律原则和规则的一个简洁而中肯的比较分析，用意旨在于提示我们，在建构行政程序价值体系时要更多地从法律原则的功能和益处出发，尤其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处理一部法律文本中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关系及其比重问题。

  （二）不同行政领域中的程序价值体系对法律原则的要求

  法律原则具有开放性能力，已经是一个法理上的理论常识。然而，由于行政程序领域始终是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行政活动的无所不在使得与之有关的决定条件极其多样化了，统一的程序类型无从寻找，制度合理性的一般评价也变得非常困难”。[10]因此可以说，在不同型态的行政领域中适用同一个法律原则进行程序合理性的评价既不符合行政活动的现实，也不具准确的操作性。法律原则之所以能够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生长具有意义，关键在于其自身的开放性及其内涵中的显现的评价基础。[11]但是，“诸多的法律原则之间可能彼此矛盾。因此，与规则的适用不同，原则只能以或多或少的程度被实现”，“在诸原则相互矛盾的情形下每一位原则应当向其他原则让步，直到两者都可以达到‘最佳的’实现（最佳状态命令）”，其中暗涵了法益衡量的要求，“最终是取决于个别原则在由此等原则构成的体系中价值如何”。[12]在法律原则相互存有矛盾的情景下，我们必须将视线投入到行政领域的具体环境中，察看行政程序价值体系化对法律原则的具体要求和价值定位。

  传统的大陆法系行政法学，肇始于十九世纪末期自由国家、消极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观念，人民对国家的期待以及行政自身的角色都是极为有限和微小的，而且通常强调行政的优越性和优先性，致使传统行政法学的内容体系主要以警察行政和税务行政等权力行政为中心构建。行政程序的观念尚不发达，更没有对行政法体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法律原则的体系化功能也就无法得到适当发挥。进入到二十世纪后，国家观念发生重大变迁，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的双重诱导，积极国家、社会国家以及福利国家的观念开始流行，国家和行政的角色开始复杂化，行政任务不断趋于肥大化，人民对国家行政的依赖程度较之以前大幅度提高。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环境、医疗卫生、经济交易秩序以及社会福利等诸多新兴社会问题的产生，极大地加重了国家和行政的角色及责任。行政法学的发展除了在行政手段和目的以及内容上做了重大的改变之外，在法体系合理化的程序上也逐渐趋于精细化，其典型说明便是部门行政法理论与法体系的渐次独立化。这种行政法学个别行政领域化的发展趋势造成的影响之一便是在各自的行政领域中发展出自己所需求的更加精致化和特殊化的法律原则，对传统行政法律原则的普遍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说是修正了传统的行政法律原则和手法。例如法律保留原则在面对环境行政、社会福利行政等新类型的行政任务领域时就不得不做出一定的修正。此外，伴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行政活动的方式除了传统的权力行政之外，新增加了非权力行政方式的比重。行政活动方式的多元化，也必然要求思考传统的行政法律原则的普遍性特点是否真的成立。

  行政领域的个别化和行政活动方式的多元化二者加合起来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要求就更加细致，法律支配与民主支配的论证体系 自然 也需要精细化。这是现代行政法学所面临的挑战。在程序合理性的要求下，传统抽象的、一般性及概括性的法律原则的体系化成果已经稍显粗糙，难以对行政领域个别化后的程序价值体系提供合理恰当的法理解释。因此，在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必须要依据各个行政领域的特质、型态，及与公民权利利益的影响关系等，在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构建中注意一般化与特殊化的合理界分，从而实现法律支配与民主支配的论证体系的科学性配合”。[13]这种新的构建要求必然要依赖法律原则的体系功能，使我们能在法律原则存在冲突的行政领域中，“认真探寻有关原则份量的强弱，根据所欲达成的价值目标进行选择”。[14]

  在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呈现个别行政领域化的趋势下，为了谋求价值体系的一贯性，我们有必要在行政领域基本类型化的模式下，分别探讨其中所需求的核心价值原则到底为何。

  1．权力行政与消极行政的行政程序法制系统，应当优先重视人权保障原则，以此原则为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核心基础。传统的权力行政，特别是警察行政以及税务行政，其通常采用的行政手段大都是单方性的纯权力运用，系以行政与公民之间相互的不对等关系为前提，而且此中行政又多属消极行政。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应当首先注重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以该原则所承载的价值指引程序保障规范的设置与运行。消极行政中的程序保障规范以人权保障为主要理念，这是近代法律原则的要求，自然属于行政程序保障体系的核心基础，更应该是具有优先性的保障领域。法治先进国家在行政程序法制建设进程中，一般所采用的保障方式有：在做出不利决定之前进行通知或者告知，赋予相对人陈述意见的机会，决定附记理由以及决定基准与裁量基准的制定和公开。

  不过在权力行政领域中存在着特殊形态，即行政立法与行政计划领域。程序保障的价值要求在法律原则的顺序上发生了一定的冲突，即从权力行政的角度观察似乎首先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原则，但事实上，此类领域中更应当以行政公正公开以及民主化为核心原则，乃至公民参与原则的价值份量也在一定情况下超越了人权保障原则的份量。因此，程序保障的规范性方式可以考虑赋予相对人以行政立法提议权，立法听证等方式。

  2．非权力行政与积极行政的程序保障，应当重视公正公开及公民参与。在非权力行政上，特别是环境行政，社会福利行政等积极行政领域中，通常采用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非权力的手法，其中渗透的价值追求是寻找国家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对等关系，促进行政的民主化。因此，在这些行政领域中应当重点以行政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公正性，甚至是公民参与原则为程序保障的核心原则，指示程序保障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在这类行政领域中之所以采取不同于权力行政程序保障中的原则，关键在于积极行政上的程序保障根源于现代行政民主化的法律原则要求。因此，在非权力行政程序价值体系中具有优先地位的应当是公开公正原则，其保障的规范性手段主要有听证会、公听会等。

  当然，在非权力行政领域中也并非没有权力行政的身影。如在社会福利行政领域中，给付的撤销是基于权力的力量而为的措施，其性质是不利处分，此时作为核心 法律 原则的公开公正原则便发生一个暂时性的让位情况，人权保障原则跃居而上，成为此类权力行政的指导性思想，程序保护措施也应当相应地改变为上述权力行政中的规范保障方式。

  三、我国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病理分析

  源于西方法治语境中的 现代 行政程序已经进入我国行政法论理体系当中，但是其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与其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不相称的。在我国尚未制订行政程序法典的背景下，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讨论还没有深人到应有的理论层面，更何况，在“现代行政程序的条件导向非常强，其目标和手段的选择都受到大幅度的限制；只要具备一定的程序要件，就必须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决定……行政程序的决定者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在政策运用方面又具有极大的能动性”。[15]行政程序的这种条件导向性需要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结构中方可完全适用，既具有一个逻辑上的实证关系：如果a则b，其前提是成熟社会的存在。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构的转型时期，程序要件的稳定性相对而言是不存在的。一方面，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中行为失范的大量存在，要求提高国家控制力；另一方面，国家控制行为必须要契合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因此，程序规则的确定性寻求就始终在一种两难境地中步履蹒跚，这亦是我国行政程序法难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价值问题转化成程序问题固然可以对于人权保障水平提升有所益处，但是一味地追求行为方式的程序化，唯恐不会造成法律价值傍落、或者说对法律的开放性品格未必不是一个打击。规则在处理生活现实方面的能力有限性，必然要求在法律中植入一种创造性因子—法律原则，以此来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结构，仅有如此，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才不会落空，法律自身的价值体系才会处于一种鲜活的状态。反之，一旦法律原则被虚置，程序的价值体系便有失落的危险，而法律原则的虚置情景在我国现实的行政程序法制系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反观我国行政程序法制的 历史 发展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前，立法实践中主要关注行政实体性问题，忽视程序要件的建设。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颁行，我们发现在每一部法律文本中，立法者都要写入几项固定的法律原则，期望以此来指导和规范行政活动。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行政事务存在着业务垄断的情形，这就造成了行政程序条件导向性的程度降低。在这种环境下，就需要发挥法律原则对行政程序价值体系形成的实质性推动力。然而，在我国已经制定的行政法律中，文本对所表述的法律原则没有进行份量和意义的比较和权衡，更没有对法律原则之间的协调关系做出规范性说明，从而造成价值体系混乱和顺序的错位。这或许就是立法者为何要在同一个部门法律体系中反复表述同一项法律原则的缘由。

  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造成价值体系错乱的关键原因是行政程序法制忽视了一个核心的基础性程序原则—公民权利保障原则，却相对地重视行政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致使整体程序保障规范有失衡平及价值顺序颠倒。理想的行政程序法制，应该包括公民权益保障程序、行政公开公正程序以及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程序，其中公民权益保障原则是近代法律理性的核心要求，应当具有超越性地位，成为其他行政程序原则的“母体性”原则。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 科学 建设不能舍弃此原则，而径行进人到派生性法律原则的领域。

  对于权力行政的领域， 自然 是要以人权保障为首要原则，其他原则只能具有补充性地位，特别是对公民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要严格遵守人权保障原则的程序要求，而不能将其他原则置于人权保障原则之前。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该法第五条第2款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人格尊严”。按照上述的理论认识，这是明显的原则错位现象，其将造成行政程序价值体系的进一步混乱。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是一种特征明显的权力行政，其应当首先顾及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其次才可谋求公开公正的法律和社会效果。要克服这种价值体系混乱的局面，必须要倚靠对法律文本中所设置的诸法律原则所指涉的法益进行科学衡量。

  四、结语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4

法的原则，即“法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①。当原则被系统表述时，所表述的是蕴涵于活动自身的某种东西。原则通过系统得以明确，并因而成为明智行为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原则上和以其为原则的活动，构成了一种逻辑关系。从事这些活动就应该是按照它们的原则行事②。行政法同其他部门法一样，也需要其原则，尤其是其基本原则。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讲，行政法相较于其他部门法更迫切的需要自己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

首先，从形式上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行政法有重要的统一规范作用。行政法因其调整范围的广泛， 行政法规范的性质繁杂， 行政法规范变化的频繁等原因，一直以来无法制定统一的法典（虽然某些国家曾经试图构建行政法法典，如荷兰，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为了使行政法不至于成为杂乱无章的堆砌，这就需要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一规范作用。

其次，从行政法的内在价值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行政法规范有特殊的整合价值。广泛复杂和多边的行政法规范，使其难以用统一的法典形式来表现，而只能分散于众多的单行法中。行政法基本原则可以使其在变化中保持相对的稳定，能够保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使行政法规范之间的冲突得以调解；对行政法的良性运作有着导向作用③。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确立

也正是由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以上特点，使得行政法基本原则相较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显得更难制定。学界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也有众多不同意见。所以笔者认为，要理清行政法基本原则到底应该包括那些内容，理清什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 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的问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这一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行政法作为部门法的根本特征，反映出行政法的基本矛盾和行政法的根本价值追求。

在此，我们认同周佑勇教授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定义，也即，行政法基本原则应该是指，贯穿全部行政法规范之中，对行政法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它体现着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和行政法的主要矛盾，是现代民主宪政精神的体现④。这一定义体现了行政法基本原则所应具有的外在和内在标准。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外在标准

首先，行政法基本原则应该具有法律性。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法的原则，首先必须是一种法律准则，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或原理。同时，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已经是由原则中心主义到规则中心主义的转变，复归到规则中心主义到原则中心主义，以此应对日渐繁复的社会生活，从而实现社会正义。同样，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法律效力而可以普遍适用。违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行为与违反行政法规则的行为同样构成违法行政行为。

其次，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基本性。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法的基本原则，它是行政法领域中最高层次的，比较抽象的行为准则，是其他行为准则的基础性或者本源性的依据。它不是具体的行为准则即行政法规范，而是存在于或体现在行政法规范之中，是对行政法规范的抽象和概括。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是贯穿于全部行政法规范之中，是全部行政法规范所反映出来的共同准则，而不是某一类或者某一方面行政法规范所反映出来的特殊准则⑤。这一点也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行政比例原则能否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关键因素。

再次，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特殊性。所谓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特殊性是指，其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行政法这一部门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与其他部门法共有的一般原则。当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特殊性也不能做机械的理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不仅反映行政法自身的特点，同时还反映其他行政法部门的共同要求，而且，法律原则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因此，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能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有相通之处。这一点在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上体现的尤为明显⑥。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在标准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呢？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更好的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内涵，才能判断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与否。学界目前普遍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所以能成为基本原则，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同时它还反映了行政法的基本矛盾⑦。从这层意义上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以体现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和基本矛盾为根据。在此我们就要明晰何谓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和基本矛盾。

首先，行政法的根本价值是法的正义价值。沈宗灵先生认为，相对于法的具体原则而言，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或法律部门的神经中枢⑧。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同样必须体现行政法的根本价值。

那么何谓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呢？我们知道法律有其共同追求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效益等。行政法虽然有其特定的规范对象和制度内容，但是其对法律价值的共同追求并没有例外。在此诸多价值中，正义，总是被认为是一个能综合，包容和指导其他价值目标的最高的全局性的价值目标，法律的其它价值必须统一于正义这个目标中，只有正义的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由此可见，法的基本价值就是正义价值。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法律价值的载体，其所蕴含的价值就是法的正义价值⑨。

按照现代法正义的集大成者罗尔斯的观点，法的正义包括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体现作为法的根本价值的法的正义的三个层面。法的正义价值也正是我们讨论行政比例原则能否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又一关键。

其次，行政法的基本矛盾是行政与法的对立统一。我们知道，行政法就是规定公共行政服务活动、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实质就是调整行政权与法之间的关系。行政法基本原则就是对行政与法的关系的集中体现。关于行政与法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有不同的提法，有人认为行政与法是相等同的，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区别；有人认为行政优于法，法要受到行政的制约⑩。

实际上，从现代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来看，人民主权原则已然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共同追求。人民主权在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就体现为法律至上原则。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则应该坚持法律主权原则。这是因为，法律是被视为人民公共意志的表达，根据主权在民原则，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其管理活动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由此看来，在行政与法的关系上应当是行政依附于法，行政决定于法。法对行政权力具有绝对的规制作用。

总的来说，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法决定并规制行政的理念直接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就是行政应当受到法的控制，将其运用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中，就是行政法治，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从总体上概括应该就是行政法治原则。具体而言，其应当包括法的形式正义、法的程序正义和法的实质正义。

注释：

①李龙主.法理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② 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③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④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⑤ 张树义.行政法学新论[M].时事出版社，1991。陈端洪．中国行政法[M].法律出版社，1998。

⑥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法律出版社，1985。

⑦黄贤宏.吴建依.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再思考[J].法学研究，1999（6）。

⑧沈宗灵.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5

（一）课在全书的地位：本课是全书的重点课123

1第一课是全书的起点课。本课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是学习经济学的入门钥匙。

2第一课的基础知识是全书教学的理论基础。

3学习本课知识，有助于学生正确熟悉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国家的经济政策，正确熟悉社会上的经济现象。

（二）本课在第一课的地位：

学生生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活中时时要和商品打交道，懂得了商品﹑货币﹑价值规律，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提高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学习有关货币的知识，使学生能对货币有正确熟悉，抵制拜金主义和“金钱万能“的腐朽思想。学好商品经济理论，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自主观念﹑开放观念﹑平等观念﹑：效率观念﹑竞争观念等，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为国家需要的有用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我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所以必须对价值规律有较深的理解，才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正确熟悉。这部分是本课的重点。对价值规律要有正确熟悉的理解，应明确以下几点。

1价值规律是商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它既不是人类社会所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存在价值规律。共有的规律，也不是某一个社会特有的规律，而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

2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3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按价值规律办事，否则就受到惩罚。但是，人们也可以利用价值规律来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生产发展。

（三）教学目标及确立的依据：

：1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2着重培养学生综合概括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

依据：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在实际生活中价格和价值往往是不相符的，要使学生正确熟悉这一问题，必须提高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不管价格怎样变化，离不开商品的价值，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看，商品交换是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3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改革开放意识，并进行思想平的教育，使学生树立对待价值规律的正确态度

依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经济建设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学好商品经济理论，有助于理解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熟悉，帮助学生树立自主观念﹑开放观念﹑平等观念﹑效率观念等。

三重点﹑难点及确立的依据

（1）重点：价值规律的含义，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我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所以必须对价值规律有较深的理解，才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正确熟悉。所以这部分是本课的重点。

（2）难点：等价交换的原则，既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在等价交换的问题上，理论上讲商品交换应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而现实生活中，真正按等价进行交换的商品很少，不等价交换到处都是。

三教学方法及学生分析

（一）采用“研究性”教学法。

思想政治课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在本节教学中，根据教材特点和新大纲要求以及学生实际情况，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采用“研究性“教学法，教学过程始终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教学理念，并运用现代教育手段来完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具体环节如下：

1、学生自学：布置阅读，指明阅读任务（导读提纲），指导学生归纳教材内容，并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知识结构图表。

2，组讨论：针对阅读中自己发现的问题，先在小组内部交流，集体讨论解决；小组讨论不能解决，由组长作好记录，并总结发言。讨论期间，教师巡视并参与讨论，及时了解讨论情况。

3、精讲释疑：根据组长发言，引导跨组交流，教师视情况精讲释疑，点明并突破本课重难点。实践巩固：通过练习、小测以及其他实践活动，实现知能转化

（二）采用“研究性”学习法及学生分析：

本课采用“研究性”教学法中实际上已包含了学法。根据“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其参与教学活动的爱好。学法指导侧重于阅读方法指导和讨论指导两个环节。

由于学生存在着智力和性格等差异，因此，教学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来组织相应的学法指导。对于独立性好、表现欲强的学生，在自学环节，可以提高要求，进行精读；在讨论环节，由其带动其他同学讨论。而性格内向、依靠性较强的学生则适当降低难度，多鼓励，指导得更细、更深入些，增强其自信。

总之，“授之以渔”、分类指导才能终其一生，使学生各有所获，因为――“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

（三）教学手段

1表格是科学性和标准化的结晶，也是现代信息处理的常用手段，通过对教材表格化处理，既直观地展现教材内容又培养学生的科学性与创造性。通过对教材的表格化处理，既直观展现教材内容，又培养学生思维的科学性与创造性。

2图片﹑多媒体课件﹑录像演示，加深对学习对象的印象，演示教学能使学生获得生动而直观的感性熟悉，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和实际事物联系起来，形成正确而深刻概念；能使学生通过观察和思考，进行思维活动，发展观察力﹑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四说教学设计：见下表

步骤环节教学内容学生活动教学手段教师语言时间

1复习导入货币的两大职能上台演讲背景音乐有实力，当然有魅力！3分钟

2自学导读价值规律的含义动手设计、上台展示结构图表背景音乐有创意，当然有潜力5

3讨论质疑等价交换的原则讨论、记录并发言背景音乐课题――创造的先导！10分钟

4精讲释疑价格变化影响供求关系变化（1）发言（2）辩论录像：中国彩电价格大战价值规律，尽显英雄本色！15分钟

5实践巩固本框小结课堂练习上台表态做练习结束曲经济大潮中你预备好了吗？11

6课外作业课题：律现实生活中1分组调查2撰写调查报告我们一定能做到，我们做的会更好！1分钟

从上表可见，教学设计依据启发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这是“研究性”教学法的灵魂和生命。在时间安排上，把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在教师语言上，引用电视广告语，极富鼓动性和渲染力，较好地处理了学与导的关系；在学生活动上，学生有多次上台机会。具体设计思路如下：

1、复习导入环节：由学生完成，通过学生上台演讲，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学生说得出口，才能写得出手。同时，教师还能藉此检测上节课教与学的效果，及时补遗纠错。用于接班上课，以此形式导入，更能一下子打破僵局，拉近师生距离。

2、自学导读环节：让学生把自行设计的结构图表通过实物投影仪打上大屏幕，更让学生得到成功的体验和创造的愉悦。

3释疑环节：组织学生辩论是本课一个亮点。这是对“研究性”教学法的一个创新尝试。通过播放录像、展示图片及资料展示，让学生感受到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学生作理性思考，4：通过总结，动之以情，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并趁热打铁，邀请学生上台作简短表态，落实本课觉悟目标，并形成高潮，进而自然过渡到本课小结部分。整个教学过程，有知识的碰撞，有情感的共鸣，有创造的愉悦，有神圣的使命感――知、情、意、行在和谐的背景音乐中悄然转化！

5，布置作业下课，是本课的堂外延伸部分，带着课题去调查研究，在接触生活，了解生活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在大量的感性熟悉的基础上，概括分析出对价值规律的理性熟悉，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及协调配合的合作精神。同学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了研究：（1）我国彩电价格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彩电价格下降是好事还是坏事？（3）面对彩电价格下降，康佳等国内9大彩电骨干企业领导人聚集深圳，公布成立彩电价格联盟，对彩电实行最低限价销售，甚至还打算进一步制定联合限产方案，那么彩电价格联盟的实质是什么？假如这种联盟得以形成，其后果又会怎样？（4）作为彩电生产厂家，如何面对当前的彩电价格战？在确定了课题研究方案后，同学们分头收集资料，进全市个大商场家电部抄录各彩电生产厂家不同型号彩电价格，了解哪些品牌﹑哪种型号彩电市场行情好，知晓各生产厂家最新决策动向，回来后共同讨论分析整理并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撰写论文。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6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规范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规范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指导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能的根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主导思想和核心观念，是在行政法调控行政权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体现着行政法基本价值理念，是整个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界定

首先，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体现法治精神，即行政行为应体现合法性。我国已建立起包括行政组织人员法、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救济法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行政基本法，一批部门性行政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以及治安、工商、质量、金融、药品、食品卫生等具体执法领域的部门行政法。行政法是仅次于宪法的独立法律部门，是宪法的实施法，是动态的宪法又称“小宪法”。①行政法实践着制度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法治”原则是核心。因此，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当然应该体现制度的“法治”的基本精神，简单地概括即是要保障公民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实现公民各项权利的法治化。所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其自身部门法的基本特征。归纳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必须与宪法基本原则区分开来，但又必须与其保持一种母子法的关系。②坚持强化行政法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让一切行政行为都在合法性原则框架内进行，对于建设法治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反映法的基本价值。法的基本价值有很多种，不同的学者作了不同的概括，但合理、公平、自由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已被当今学术理论界普遍肯定。所有法律部门都应体现法的价值理念，作为独立部门法的行政法也应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精神，但我们不能否定法的价值在法律体系中应有其特定的价值排位，也就是说哪项价值更具有根本性。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深入发展，政府积极参加社会事务的管理，通过依法行政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生问题，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断出现，很多矛盾和社会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解决，社会的稳定就得不到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更没有保障。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政府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使得公权与私权经常接触，出现权利和权力冲突的现实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很有可能出现政府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为借口越过楚河汉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通过各种方式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加以限制是非常必要的。“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助推法治政府的建设，以保护公民权的实现。”③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合理性原则应是行政法的重要价值原则，即通过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以及使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得以维护，实现合理的法的价值目标。

行政法从近代诞生开始就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法，而不是权力本位的法。到今天，它依然以权利为本位，只是这种作为“本位”的权利内容发生了变化，即由“自由权本位”发展到“福利权本位”——政府只能从尽量不干预公民权利发展到为权利提供服务。我们显然不能从政府这一职能变化中得出结论说行政法的本位已经确实发展为了行政权利本位。④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作用

当今我国社会行政事务复杂多变，无论立法者多么高明，也不可能事先预见今后所有的问题，无论法条制定得多么精细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通过立法者事后补充立法漏洞或者修改法律去平衡个案中的不公由于过于迟钝而显得不切实际。⑤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对弥补法律漏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本原则就是法官用以弥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武器之一。法律原则是法律共同体基于公平、合理等基本价值的信念而形成的比较一致和稳定的行为准则，原则往往是有弹性的，这一点使它不同于必须适用的规则。法律原则可能载于法条中，但很多情况下只表达在教科书和论著中，甚至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中，法律原则作为行政法渊源的地位并未确立。参阅一些中国行政法学教科书就会发现，大多数教材都只是把宪法、法律、法规、法律解释等成文法列为行政法的渊源，很少有主张法律原则应当成为行政法渊源的。其实，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直接调整行政法律规范的最主要、最具普遍的法律原则，贯穿于行政法律规范的最主要、最具普

遍价值的法律原则，贯穿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

根据上文中论述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内容的界定标准，综合分析国内学界一些观点，可将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归纳为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两个方面。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发展和完善行政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功能。⑥

维护行政法体系的统一、协调与稳定。行政管理领域和行政活动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行政法律规范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由于调整性质相同的社会关系同属于一个法律部门，这些广泛、多样和复杂的法律规范必然要体现统一的基本精神，彼此之间要相互协调。同时，虽然行政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具体行政法律规范易于变动，但从总体上讲，行政法又要维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正是体现行政法的基本精神，能够统一协调不同的行政法律规范。这种法理功能主要是通过统率、指导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及废止工作，保证不同层次的各种行政法律渊源的协调一致来实现的。

保证行政法律规范统一协调实施。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行政法实施的复杂性。如果没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率和指导，其混乱无序状况无法设想。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行政法律规范的统一与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保证他们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要求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实现行政法的调整目标。二是为准确地理解、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提供依据。如何保证人们对行政法律规范准确理解，是保证准确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前提。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贯穿于行政法律体系，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起统率指导作用的基本原理或准则，有助于人们认识行政法的实质准确理解行政法律规范，从而保证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准确和统一。三是能够发现并及时纠正行政法体系中的不协调现象，防止发生有悖于行政法整体调整目标实现的事件。

弥补行政法律规范的疏漏，保证行政法律关系得到有效调整。对于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我国来说，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社会情况的不断发展等主客观原因，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也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使一些有必要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必要的调整。这种疏漏或不足如不及时弥补，往往会严重影响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有序和谐发展。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则可以弥补这种疏漏或不足，供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适用或遵守，以保证既能发挥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这些领域的主观能动性，又能防止发生有悖于行政法整体调整目标的事件，从而实现科学构建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⑦

综上所述，行政法是控制行政的法，相比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最具时代精神的部门法，因为它调整的是行政主体与公民的关系。由于社会发展新情况的出现，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行政法最重要的应该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行政机关具体行为过程的最基本准则，在社会发展日益迅速和行政领域全面膨胀的现代社会，如何更有效地控制行政权成为政府面临的新课题。传统的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规范来约束行政行为已满足不了社会发展，通过发挥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来调整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已成为我国政府的新诉求。（作者单位：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年，第5页。

②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③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页。

④［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⑤朱维究，吴华：“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兼论21世纪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政法评论》，2002年第4期。

⑥高轩：“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7

【论文摘要】分析国内学术界的一些理论观点，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应包括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体现着法的根本价值和我国宪政制度的根本要求。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规范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规范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指导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能的根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主导思想和核心观念，是在行政法调控行政权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体现着行政法基本价值理念，是整个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界定 首先，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体现法治精神，即行政行为应体现合法性。我国已建立起包括行政组织人员法、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救济法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行政基本法，一批部门性行政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以及治安、工商、质量、金融、药品、食品卫生等具体执法领域的部门行政法。行政法是仅次于宪法的独立法律部门，是宪法的实施法，是动态的宪法又称“小宪法”。①行政法实践着宪政制度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法治”原则是核心。因此，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当然应该体现宪政制度的“法治”的基本精神，简单地概括即是要保障公民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实现公民各项权利的法治化。所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其自身部门法的基本特征。归纳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必须与宪法基本原则区分开来，但又必须与其保持一种母子法的关系。②坚持强化行政法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让一切行政行为都在合法性原则框架内进行，对于建设法治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实现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 其次，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反映法的基本价值。法的基本价值有很多种，不同的学者作了不同的概括，但合理、公平、自由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已被当今学术理论界普遍肯定。所有法律部门都应体现法的价值理念，作为独立部门法的行政法也应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精神，但我们不能否定法的价值在法律体系中应有其特定的价值排位，也就是说哪项价值更具有根本性。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深入发展，政府积极参加社会事务的管理，通过依法行政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生问题，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断出现群体性事件，很多矛盾和社会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解决，社会的稳定就得不到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更没有保障。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政府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使得公权与私权经常接触，出现权利和权力冲突的现实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很有可能出现政府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为借口越过楚河汉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通过各种方式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加以限制是非常必要的。“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助推法治政府的建设，以保护公民权的实现。”③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合理性原则应是行政法的重要价值原则，即通过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以及使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得以维护，实现合理的法的价值目标。 行政法从近代诞生开始就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法，而不是权力本位的法。到今天，它依然以权利为本位，只是这种作为“本位”的权利内容发生了变化，即由“自由权本位”发展到“福利权本位”——政府只能从尽量不干预公民权利发展到为权利提供服务。我们显然不能从政府这一职能变化中得出结论说行政法的本位已经确实发展为了行政权利本位。④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作用 当今我国社会行政事务复杂多变，无论立法者多么高明，也不可能事先预见今后所有的问题，无论法条制定得多么精细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通过立法者事后补充立法漏洞或者修改法律去平衡个案中的不公由于过于迟钝而显得不切实际。⑤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对弥补法律漏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本原则就是法官用以弥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武器之一。法律原则是法律共同体基于公平、合理等基本价值的信念而形成的比较一致和稳定的行为准则，原则往往是有弹性的，这一点使它不同于必须适用的规则。法律原则可能载于法条中，但很多情况下只表达在教科书和论著中，甚至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中，法律原则作为行政法渊源的地位并未确立。参阅一些中国行政法学教科书就会发现 ，大多数教材都只是把宪法、法律、法规、法律解释等成文法列为行政法的渊源，很少有主张法律原则应当成为行政法渊源的。其实，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直接调整行政法律规范的最主要、最具普遍的法律原则，贯穿于行政法律规范的最主要、最具普遍价值的法律原则，贯穿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 根据上文中论述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内容的界定标准，综合分析国内学界一些观点，可将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归纳为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两个方面。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发展和完善行政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功能。⑥ 维护行政法体系的统一、协调与稳定。行政管理领域和行政活动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行政法律规范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由于调整性质相同的社会关系同属于一个法律部门，这些广泛、多样和复杂的法律规范必然要体现统一的基本精神，彼此之间要相互协调。同时，虽然行政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具体行政法律规范易于变动，但从总体上讲，行政法又要维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正是体现行政法的基本精神，能够统一协调不同的行政法律规范。这种法理功能主要是通过统率、指导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及废止工作，保证不同层次的各种行政法律渊源的协调一致来实现的。 保证行政法律规范统一协调实施。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行政法实施的复杂性。如果没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率和指导，其混乱无序状况无法设想。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行政法律规范的统一与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保证他们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要求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实现行政法的调整目标。二是为准确地理解、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提供依据。如何保证人们对行政法律规范准确理解，是保证准确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前提。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贯穿于行政法律体系，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起统率指导作用的基本原理或准则，有助于人们认识行政法的实质准确理解行政法律规范，从而保证适用和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准确和统一。三是能够发现并及时纠正行政法体系中的不协调现象，防止发生有悖于行政法整体调整目标实现的事件。 弥补行政法律规范的疏漏，保证行政法律关系得到有效调整。对于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我国来说，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社会情况的不断发展等主客观原因，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也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使一些有必要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必要的调整。这种疏漏或不足如不及时弥补，往往会严重影响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有序和谐发展。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则可以弥补这种疏漏或不足，供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适用或遵守，以保证既能发挥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这些领域的主观能动性，又能防止发生有悖于行政法整体调整目标的事件，从而实现科学构建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⑦ 综上所述，行政法是控制行政的法，相比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最具时代精神的部门法，因为它调整的是行政主体与公民的关系。由于社会发展新情况的出现，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行政法最重要的应该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行政机关具体行为过程的最基本准则，在社会发展日益迅速和行政领域全面膨胀的现代社会，如何更有效地控制行政权成为政府面临的新课题。传统的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规范来约束行政行为已满足不了社会发展，通过发挥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来调整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已成为我国政府的新诉求。（作者单位：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年，第5页。 ②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③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页。 ④［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⑤朱维究，吴华：“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兼论21世纪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政法评论》，2002年第4期。 ⑥高轩：“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⑦张正钊：《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9页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8

关键词：法律价值；功利主义；公平；秩序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5-0097-08

自上世纪末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法治日渐凝聚为全社会基本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在规则之治层面的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此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体系”这一全新命题，不仅愈发丰富了法治的内容，更开示出一种鲜明的立场，即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将重点聚焦在全面推进和深入践行法治，使得表征良善之治的法治理念及法治原则，全方位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的运作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法治作为一种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其正当性已不证自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良善的法律，探讨何谓良善的法律必然牵涉到法律价值问题。因此，在大力提倡法治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和检讨古往今来的知识人对法律价值这一法理学基本问题的追问与玄思就显得尤为必要。法律价值作为价值判断在法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现有研究中通常基于道义论的先验主义视角和唯理主义认识论来进行论述。这导致法律价值常常止于诸多教条式的形而上学命题，不免显得空洞或相互矛盾。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与道义论相对立的哲学流派，为法律价值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迥异于道义论的视角和方法：一方面，从经验主义出发，功利主义使法律价值理论更具现实关怀，更契合日常生活的逻辑；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为法律价值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判断标准。

法律价值具有何种耦合因素（名目、子项），历来存在诸多争论。1这主要是源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法律文化不同，导致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认知有别。但考虑到法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律价值作为与法治密不可分的话题，势必呈现出一般或普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研究法律价值的经典文本，《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便将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个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考察，这三个要素集合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一般认识。人们希望法律能够确保社会秩序，同时希望法律能够促进公平；而公权力在维护良好秩序、增进民众福祉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不合理不合法地限制个人行为和言论自由的可能。因此，人们期待法律能够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内，进而使得任何逾越法律界线的行为都归于无效。一般而言，公平、自由、秩序三要素是西方学界对法律价值基本观念的主流看法，它们构成了法律价值研究的最小公分母，同时也可视作是人们认知法律价值的逻辑展开。由于学术界对自由要素的探讨较为繁多且深入，因此本文着重考察公平与秩序这两个要素。

一、法律价值的内涵开示：公平

（一）公平是法律价值的伦理基础

公平一词是一个不断嬗变的概念，其基本语义包括正义、公正等，在有些哲学家的著述中，就直接用正义、公正来表征公平，或者直接将公平等同于正义抑或公正。探讨公平何以能成为法律价值的伦理基础，需要明确公平因素关系到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关系到公民是否服从共同体的问题，因而是一个先验命题。正如自然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所展示出的，它将伦理道德视作法律的根基所在，并凭借道德来检视法律的正当性；法律实证主义虽然不断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分离这一命题，但“开放社会”和“自由批评”的理念明确伦理之于法律具有先在性或基础性。因此，哈特认为，法律的出现与成长是以一定的道德背景及道德动机为基点的，可以说，如果脱离了特定的道德支配，法律也就无从产生。1英国学者鲍桑葵更是直接指出了法律价值与正义的因果关系，认为法律附有某种公认的并值得人们去维护的价值，对这些价值的违背被视作有损公共利益的罪恶行为。法律涉及对正义的维护，区分出正当行为与错误行为，并要求人们以此去理解及评价它。法律的一个主要理想即在于承认正义。2因此，将公平作为探求法律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察，并以此作为法律正当性依据，有其现实意义。

（二）伦理基础之一：共同体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中专门讨论公正的问题，亦即探讨正义的问题。他指出公正是指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的品质”，因此该种公正属于个人伦理范畴。

亚氏还考察了公正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公正是守法和平等，相对地，不公正即是不守法和不平等。3展开来讲就是，首先，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而守法的公正是德性的一个侧面表现，守法就是公正；4其次，合法的行为之所以公正，是因为经过立法者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都是公正的；再次，法律能够促进共同体以及个体的进步与幸福，而这些“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的行为”5就是公正；最后，法律“要求我们实行所有德性，禁止我们实行任何恶。为使人们养成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而建立的法规也就是使人们养成总体的德性的规则”。6这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线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与美勒托进行的辩论也从一个侧面明确法律能够使青年人“学好”；而“好”的含义，恰恰就是信奉国家的诸神，遵循神谕，并促进城邦共同体的幸福。1因此，公正的理念以促进他人利益为首要法则，做到公正即意味着行整体的善，即时刻以城邦的共同体的利益为首要目标。

在亚里士多德所给定的知识架构中，公正属于个人伦理的范畴，存在总体公正与具体公正两分；总体公正以共同体这一整体为基础，其构成成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依靠德性维系；2具体公正是公正在各构成成分上的体现，具有多种形式，但与总体公正之间是总体与个别的关系，意味着个体与共同体是单纯的天然服从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亚氏明确总体的德性基本上就是法律要求的行为，亦即从逻辑上契合了他在《政治学》中所开示出的法治定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模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3概括起来也就是包含“良法之治”和“普遍服从”两重意义。“普遍服从”讲的是法律至上权威性的问题，在近现代的表达就是法律主治。由于法律体现德性的要求，因此，立法者必须是具备德性的人物，惟有如此才能制定良好的法律。而且守法的公正就是德性，所以“普遍服从”的依据不单是法律的强制力，还因为法律背后的德性教化，意指法律的目的在于促进共同体的幸福。另外，亚氏还谈到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回报的公正等三种具体的公正形式。在私人交易的矫正正义中，法官或法律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是公正的人，只是考虑行为所招致的伤害和不公正，而法官致力于平复行为给双方之间产生的不平等。4由于矫正的公正既要符合不多不少、各得其所，又要讲究得失有道，实质上是蕴含着意思自治的理念，实质上是现代民法“填平”原则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公正与行为主体的品质是否公正（身份法）无关，而是与该实行行为是否公正（契约法）有关，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身份法与契约法的分离倾向。

（三）伦理基础之二：功利主义原理

公平原理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在西方伦理学视阈中，公正这一概念逐渐从对个体道德的评价向对社会制度的评价转移。欧洲法律传统（如罗马法和衡平法）普遍认为，正义构成了一切合法统治的基础。正义在此种意义上是国家法律，特别是制定法的检验标准。5但这些法律传统都更多关注正义的形式，至于正义的实质内涵，则随着社会的演变而不同。也有观点指出，在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知识体系中，正义主要是被用作评价人的行为。但到了近现代，正义的概念基本成为一种用以评价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并被当成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因此，人们对公正的认识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随着价值立足于对共同体的整体判断演变为立足于对个体情况的判断，亦即价值的主观化趋势，化解自利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利害冲突、使人人都能从制度中受益成为道德伦理的主要调整目的。7因此，法律价值中的公平因素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强调共同体整体公正的德性伦理演变为重视规则或制度伦理。也就是说，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正在逐步转变成以功利主义为基础。

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边沁用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阐述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基础。功利主义原理（或曰“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承认主宰人类两大因素（快乐和痛苦）的地位，将其视为凭借理性与法律来构建幸福世界的制度基石，并宣称用经验主义的立场来排斥逻辑推论和雄辩术在伦理科学当中的作用。1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的叙事同样充满着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边沁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截然不同，带有一定的契约论色彩。不同于国家主义者，他反对抽象的共同体利益，认为在共同体“确有意义时”，是指“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2而共同体的利益就是“组成共同体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因此明确快乐主义不再是主观性的道德学说，而把视野拓展到与参与各主体相关的全体利益，从而提升了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祛除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德性服从关系，并为共同体奠定民主制基础。而符合功利原理的政府措施背后都应当具有符合功利原理的法规和命令，亦即提出了政府行为合法性与功利主义相契合的问题。3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业已展现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的理论雏形，使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转变为个体对共同体的正当性判断问题。边沁宣称，功利主义语境下的判断标准适用于私人的每项行动和政府的每项措施，而这一标准的适用前提是政府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正如格老秀斯所认为的那样，国家之于国家的自然法即是国际法的源头，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则是进一步发展并体现了“私权神圣”的理念，将自然法的观念与国际法的发展相契合。尽管边沁并没有明确提出功利原理是政府措施的指导思想，因此很难说边沁笔下的功利法规和功利命令是英国法的全部，也没有足够的依据说政府的所有措施都必须符合功利原理的要求，但就应然状态而言，功利原理的出台，以及功利法规和功利命令的提出，使法律价值当中的公正因素近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变。边沁的功利原理标志着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进一步明确了个体的独立地位，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与幸福，标志着利益划分原则在道德和法律领域的崛起。

二、由“分”到“合”的自然法嬗变

由于公正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随后才是注入法律的价值，因此单纯看待边沁的功利原理，似乎还不能够完全理解法律价值体系与仁慈和爱的联系。很显然，将法律价值与仁慈和爱等“超法律”价值联系在一起，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强势，也有法律自身的要求，即道德法律化的趋势。但道德法律化与以公正为基础的法律实践所不同的是，公正只是一种价值理念，而法律化的道德业已成为一种法律规范。这样运作导致的后果，事实上有利有弊。好处是法律能够起到敦化风俗的作用，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的释读，这实际上起到了维系共同体德性的作用。坏处是道德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正所谓“法律不强人所难”，以及“法律对不仁无可奈何”，道德一旦与法律发生规范联系，即意味着上述法谚失效，道德以法律为界限被化约为可以施加强制和不能施加强制两种，也就失去了某些性质。因此，将道德融入法律程序当中所能起到的效用，尚且比不上法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效用大，而这恰恰是经验主义的技艺所营造的法律效果。4

但法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只是一种法律运作的技术，这种融实践与本体价值于一身的技艺，背后实际上彰显着西方社会从公共（血缘、地域）到个人的消解过程。这从法律与爱的关系中也可见一斑。从普遍层面来说，西方社会法律与爱的联系，与“政教合一”的追求密不可分。这又往往导致西方法律价值在公正面前变得不可逾越，演变为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古典政治哲学认为法律作为共和国德性的体现，是法律与公民宗教融合的表现；而在基督教后的西方社会，即使法律不对人的内心施加强制，但宗教的教化作用使道德法则变成了爱的双重告诫，即爱上帝，爱世人；为此卢梭疾呼破除教会统治的共同体需要公民宗教复归，从而使得个体以政治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为依归。正因此，西方法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对特定情况下一般主体“见死不救”设立入罪标准，对“可否根据一个非义务性不作为提讼”作出了肯定的说明，成为了能否因为爱而赋予其法律强制力的说明。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强调共同体对于个人的优越性，正是因为社会原子化的命题不可避免地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嬗变中上演。1

这种社会原子化的命题，有学者曾用带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分”来形容，但是又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因素。现代社会法律（“人在法”）的伦理基础，是人域秩序，是一个“互助协合和利益冲突的同构体”，2而现在普遍适用的实在法是“以恶制恶”的身份法和契约法的总和。在社会的演变趋势是从共同体演变为集合体的背景下，主体的区分意味着秩序的产生；于是符合这种情况的正义第一层级是分构的正义，第二层级是分配正义，即各得其所，第三层级是交易正义，即信守契约，这些都是“分的正义”。因此“人在法”的本意是把人类社会区分清楚，于是契约法把“分”作为定纷止争的手段，“分”就是“合意、妥协、和谐、同构”，而身份法把“分”作为层级差序的基础，即男女、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3身份法背后带有高度的政治化，以“某种理想化的善或强势价值观意识形态化，并以善来修饰所有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此即中国传统的“礼”的理念。4即便是以“善”为核心理念的伦理法，也因“在”的特化进化而不断收缩着范域，即使是血缘这样的“亲其所亲”的对象也都被突破，最终身份为契约所笼罩，人们“或只亲非对象的自己，或只善自己”。5简言之，就是只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人类的德性或者道德观念都被弱化和消解；而从社会来说，整体的社会秩序被瓦解，并立足于个体进行新的秩序重构。这种新的秩序重构，正是西方“再造社会”运动的滥觞，有学者称其为“合”，也就是在人们放弃原质性的善的时候，“将善的领域由血缘扩大到地域，及至人域”。6

这种从个体重新演变为集体的“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正重新证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类比哈特的说法，具体的契约权威是第一性规则，同时对双方课以权利义务。普遍的公正伦理是验证契约权威是否正当的第二性规则，这是“善”的具体化和体系化，也是中西方关于公正以及正当性证明的契合。同时，构建人际秩序的正义成为首要目的，取之有道、用之有理的摄取正义成为主导，与之同行的还有生态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正义、同构和守恒的正义、互养互助和循环的正义，以求达到天人和谐的目的。7尽管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法文化在正义观念上的宣示，但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它已经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再造社会模型。这些模型更多的是对当前西方社会结构构成因素的再组合，比如有学者列举出的“伙伴关系”、“契约关系”、“权力关系”、“冲突关系”等，然后法律在不同社会关系中起到不同作用。8这些描述多半未能突破当前西方社会的多元构成，也与中国传统主张“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社会的演变与法律的价值、公正的关键连结点就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法律规则本身成为自己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人类本性所要求的，与为整个社会谋求普遍利益的实用性观点越来越一致了”9，而这正是边沁功利主义因成员“谋求最大幸福”而共同体得以“谋求最大幸福”理念的根本归宿。

三、法律价值的内涵开示：秩序

（一）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中，寻求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治理规则至关重要。所谓的治理规则，或称之为秩序，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规则秩序的实效性，旨在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因而需要为规则秩序的效力提供理论支持，法律实证主义正是将法律作为社会治理规则之全部或基础的思想流派。法律实证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抑或社会事实。1因此，法律实证主义以社会事实和社会结构（也就是广义上的秩序）作为前提，探讨法律价值与秩序因素的内在关联，首先要回顾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情况。

（二）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

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认定为制度事实，由此推导出谱系命题、因袭命题和分离命题这三个命题。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谱系命题，它认为法律效力最终是某种社会事实的功能，这种社会事实使法律成为一种“制度事实”，因而能够统一法律权威的事实与规范。2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而且可以为人所认识，因此这种认识是一种经验式认识。因袭命题凸显了法律的因袭特质，认为社会事实凭靠某种社会惯例而取得权威性，也恰恰是这些社会事实将效力赋与法律，因此判断法律的正当性不能根据先验形式，而是依据社会习惯，因此法律源自社本身。分离命题主张在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相分离，这与自然主义的重叠命题相对应。分离命题经常被认为与谱系命题有着必然联系，因之判断法律作为社会事实的事例并不涉及道德评价，因此法律并不一定需要符合道德要求，亦即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出于偶然。

（三）“者命令”：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嬗变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9

一、 浅谈我国民法应确立的基本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核心价值的体现,是贯穿于民法始终的基本规则,是民法实施发挥其功能的核心与基础。我国的民法基本原则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则: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自愿原则,守法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

平等原则,主体身份的平等是民法中的平等。是指不论自然条件和社会处境如何,其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摩擦时,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平衡来均衡双方利益。

自愿原则,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指进行民事活动的时候,要确立民事主体自由的基本准则。

守法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参与民事活动的时候要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法律没有进行具体规定的部分,要遵守国家政策的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当下,民事主体要按照市场制度的互惠行为进行活动。约定时,要诚信不欺不诈、童叟无欺;约定后,要按约定履行条款的相互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总成。是指民事主体进行的一切民事活动都应当遵守公共秩序以及当地的民族风俗。在现代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他是维护国家利益以及道德风俗观念的重要保障。

二、 浅析民法基本文由收集整理本原则的必要性

首先,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法的价值。民法的价值是从经济学范畴中得来的,经过了哲学到法哲学的十多年洗礼之后,已经成为研究话题的热点。法律蕴含的价值包含公平、公正、正义、效率、秩序以及安定性等价值要素。而就目前近代民法的要求而言,安定性是民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因为,确保了法的安定性,是有利于使社会维系在一个稳定的法律秩序中。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民法的最高价值是主要是追求社会利益。而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守法原则也恰恰符合了民法价值中的能够维系一个稳定的社会法律秩序。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也能够体现出民法的价值,在司法行使过程中,法官是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和民法基本原则作出判定的,而民法的价值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使得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均衡,从而能够作出较为公平的判定。

再次,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行使能够更好的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的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核心,主要强调是人本主义,其倡导的是公平自由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民法是赋予自然人各项权利的,包括人格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物质权等等。其基本原则也坚持了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同时,司法适用中的禁止权力滥用原则,法官也坚持民法的基本原则,以正确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做到“以人为本”。

三、 简述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适用

1、平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2000年5月,一名顾客将某快餐店告上法庭,原因是,该快餐店广告写宣传:“每位18元,公务员16、儿童9元、当天生日者免费就餐”的字样。同时也进行了消费,但是该顾客认为,自己同国家同国家公务员在吃饭就餐的时候属于平等身份,故要求返还差额的两元钱。但是该案在受理过程中,将原告的上诉驳回,原因是,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公务人员在消费时商家不能给予优惠,也没有规定对不同消费者的不同收费方式。因此驳回了诉讼请求。

就此案例看,快餐店的行为的确违反了民法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但是,该案件中的法官却以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而驳回起诉,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应该按照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直接作为判决依据,予以处理。

2、 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篇10

 

关键词: 价值权衡/阿列克西命题/滥用职权  

 

      一、价值权衡方法的导入：阿列克西命题

      法律适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法官通过精密地权衡不同位序或分量的价值、利益而做出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价值权衡方法的运用，就无从得到正当的裁判。行政法解释与适用过程中更是需要考虑各种复杂价值之间的博弈与冲突，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目前还没有完全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价值权衡方法以资实践之用。但显然已经意识到此种方法对于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实现正确的行政法裁判的意义：比如就笔者的阅读，我国已经有学者型法官注意到“行政法裁判过程的利益权衡本质”，并对“利益衡量解释方法”进行了初步讨论[1]。最新近的一个行政诉讼的研究成果也站在“实质法治”的立场下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作为方法的价值衡量”并检讨了学术界相关的研究[2]。然而，整体来看，对于权衡或衡量的方法究竟如何运用，其应该遵循怎样的步骤、顺序，运用何种具体的手段才能有效的开展，尤其是结合行政法上的具体、微观问题来展示其实践意义的成果尚不多见。可以说，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上是“看到了问题的重要”，但缺乏实践理性的具体支撑。本文就意图从法解释学中的价值权衡方法切入，将其在行政法解释学中的运用进行初步的介绍，并重点以法官在个案中对于如何判断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为例，详细演示价值权衡方法运用的顺序、步骤与思考要素，以求具体化对相关理论的认识。当然，价值权衡方法也并非在理论上不曾受到非议，然而本文的研究也将表明，真正按照理性的程序与思考方式进行的权衡，完全可以避免武断与片面，获得妥当的法律裁判结果。

 

      （一）价值权衡方法的知识考古与系谱定位

 

      客观而言，以探寻法官裁判之正当性为题旨的法学方法论，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构成就是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3]然而，对于法律规范在个案中如何进行解释，是否一定要斟酌与参考案件中的价值或利益，此种衡量方法则是一个被现代性图示所遮蔽，又在19世纪客观论的解释目标倡导下得以复苏的方法。

      法律（解释）判断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权衡具体的利益与价值才能做出，这带有古典实践哲学的思考痕迹，这种方法可以溯源到亚里士多德强调情境中的正确性的实践哲学与中世纪人文学者维科主张的“论点学”。[4]然而，在18世纪概念法学占据支配地位的年代，这种古典法律思维被唯理论的哲学立场所遮蔽。萨维尼即指出：“法律解释是对立法文本的一种重构与还原”，也就是法律解释更多是在个案中对理性立法者已经清楚阐明的含义的一种还原，因此带有鲜明的考虑现实情境之客观论解释立场的衡量方法并无容身之处，这会被认为侵略了立法权。自19世纪利益法学一出，后期耶林、赫客（Heck）等从民法解释规范中冲破概念法学的天国，提出“每一条法律之目的都在于其背后的利益”，利益衡量方法逐渐又取得了正当性。当然，利益衡量与价值衡量还不尽相同，正是德国20世纪评价法学在对于利益法学的反思基础上，带有明显的新黑格尔主义伦理学立场的理论家们进一步发现，如果让法官仅仅从利益出发来衡量并确定一条规范的内涵，显然不能实现客观的价值秩序[5]，由此在当代法律解释学的发展上，价值衡量逐渐取代利益衡量成为更为鲜明的价值权衡方法。

如果我们简要地在法解释学谱系中做一个知识定位，则可以说，法律解释学可以通过解释立场划分为客观立场（强调法律解释应该满足具体现实情境的需要）与主观立场（强调法律解释应该忠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文义解释、逻辑——体系解释（外部解释）、历史解释都是典型主观立场下的解释方法，而客观目的解释则是典型的客观论立场下的方法。那么，在客观目的解释中，如果对冲突的目的权衡并非具体的利益，而是要探寻个案中法律规范所蕴含和体现的客观价值，则是一种价值衡量的解释方法。因此，简要而言，价值权衡方法是当代客观论解释立场下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阿列克西命题之出场

      站在法解释论的立场，当代对于宪法与行政法解释学贡献最大、最体系化的权衡理论，应该是德国法学家阿列克西的“原则权衡理论”[6]。“原则权衡理论”的核心命题认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是不同的，在个案中，如果法律解释是由于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其本质是原则储存的价值发生了冲突，对于价值冲突不能用排序的方法（也就是谁更有效）来解决，只能用“权衡”的方法来解决。阿列克西是在讨论德国宪法时提出这个重要主张的。在他看来，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都是一些高度抽象、充满价值判断的法律规范，而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1958年著名的“吕特案”中宣称：“基本权主要是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御权，但在基本法的各个基本权规定中也体现了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被视为宪法上的基本规定，对各个法领域具有一种”辐射效应。”[7] 并对该案冲突中的价值进行了权衡。

      笔者以为，当行政法解释面临不同价值的冲突，就进入到行政审判中最经常面对的疑难情景，所谓行政法解释中的疑难，以阿列克西的问题意识来说就是：在慎重思考后，仍然同时存在着支持和反对某一个法律解释方案的相反的理由[8]。这个原因归根揭底是由于行政机关意图实现和维护的公共政策与法官所要恪守的法律正义之间发生了冲突。比如，在紧急状态下，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政府针对特定人做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决定，并有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而某个相对人不服，提出“滥用职权要求撤消”之诉，那么法官该如何在该案中解释“滥用职权”？这个时候简单的恪守规则本身或一味迎合行政政策都无法正当化法官的解释，正确的做法就必须既坚持正义性考虑，又要分析具体行政行为本身，从而做出权衡，以尽量在不同方面实现这两个价值。我们先来看看阿列克西的法律原则理论有哪些基本命题以及他是如何进行价值权衡的。

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由三个命题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