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就业研究报告十篇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1

自2009年3月起,《WTO经济导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历时8个月对中国2001-2009年期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统计、分类、入库、评估。在从结构参数、技术参数和对象参数等18个方面对报告进行定位和分类的基础上,从结构完整性、内容实质性、绩效可比性、报告可信度、报告可读性和报告创新性等六个维度对报告进行了系统评估和研究。

《报告研究》以2001年1月1日-10月31日在中国大陆的5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主,同时涉及2001年以来的社会责任报告。致力于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构建一个了解中国社会责任报告整体状况、学习和借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优秀实践的专业平台;发挥社会责任研究咨询机构的专业优势,帮助中国企业提升编制与社会责任报告的能力;推动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良好沟通,以实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持续提升。

会期间,新华社等媒体对本刊副社长、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主任殷格非进行了专访,本文为专访现场笔录。

为企业编制CSR报告提供参考

记者:这个研究针对2001年到2009年所有的社会责任报告,历时8个月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决定进行这样深入的研究,以后是每年都进行一次综合的研究,还是每隔几年都要进行系统综合的深入研究呢?

殷格非:我们做这个工作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从2005年就开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当时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报告,但是我们预测中国肯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最近这几年在国际国内场合,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中国究竟发了多少报告呢?通常都是一个人说一个数字,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在同一个场合非常尴尬。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历年的报告,能收集到的尽量收集到,而且建一个数据库,供大家研究使用。

第二个想法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写报告,就是把别人的拿过来参考。但这样有很多问题,因为现在报告越来越多了,没有哪个公司能把所有的报告都拿过来读一遍,我想这部分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量确实是很大。

我们花了8个多月来做这个工作,一个是收集工作比较麻烦。要打电话联系,有的人说我以前的都没有了,几年以前的找不到了。收集还只是一部分的工作,真正重要的是每一份都要去读,但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读它、判断它?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评估系统。据我们统计,从2001年1月1日到10月30日中国共了5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实际上收集到541份报告,还有40多份收集不到,这541份我们读完、评估完了以后,会给企业提供一个参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帮助那些想写报告的企业,给他们推荐具体的案例,同时让他们总体上对中国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

CSR报告对内对外两方起作用

记者:这是首次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于公众了解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帮助?《报告研究》对企业发展又有什么帮助?

殷格非:应该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做社会责任工作的一项新实践,做企业社会责任要有一个很透明的管理,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跟它的社会责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是靠企业自己本身就能实现的。它必须要跟利益相关方共同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会责任报告,跟它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取得利益相关方的认识、认可,直至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真正作用,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对内它提高社会责任管理,对外就是刚才说的起到一个沟通交流的作用。所以对内来说,一个报告不是几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公司的很多核心部门都涉及到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比财务报告更丰富,不仅包含了财务报告的内容,而且超越了它。编制报告的过程也是社会责任的理念在公司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责任实践全面总结的过程,所以在内部最终会提高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

我们做这个研究是提供给企业做参考的,不是说只看几份报告,而是全面研究。企业会知道各种报告都写得怎么样,哪些方面是报告出彩的地方,也会推荐一些我们认为不错的报告,供大家参考。这是我们做这个研究很重要的目标。当然我们也会开展一些这方面的培训,每年都在做。就是为了帮助中国的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方面做得更好。

记者:这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中涉及到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央企,将来会不会有更多外资企业,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参与到这个报告当中?

殷格非:我们收集的报告中,大部分确实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这跟我们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历程有关系,为什么这几年发展很快呢?一个是有中央企业带头,比如说国家电网公司在2006年首先中央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国资委又出政策鼓励,希望中央企业带头来做社会责任。现在,国资委不仅仅倡导,而且还要求中央企业三年之内都要社会责任报告。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开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在这次研究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少量的外资公司、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专门针对中国运营区的报告,不是像过去仅仅是翻译过来的,以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会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潮流中来。

记者:请问在做这个研究调查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让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这个调查的重要性?

殷格非:难度最大的是怎么去构建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因为如果体系有问题的话,参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不能出来一个结果误导大家。这个是最大的挑战,我们也会在以后通过不断的研究来提高这项工作的水平。

责任运营模式创造价值

记者: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没有促进作用?责任为什么能够创造价值?对于企业把社会责任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当中,您有什么建议?

殷格非:社会责任最终产生的是一个价值观的变化,就是说企业以前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现在为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观的改变,是社会责任产生的根本。价值观变化以后,衡量企业成功的标准也在发生改变,不仅仅是为股东赚了多少钱,而是为整个利益相关方创造了多少价值,就像上交所讲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就是为股东、员工、供应商、银行、政府各方面加起来的总价值并平衡好各方利益,才是这个公司成功的标准。如果企业能形成这种文化,它最终的社会责任就达成了,我觉得这是以后很多企业长期要做的一项工作。

我们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责任竞争力,就是说企业尽了社会责任以后,是可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的。从2005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出一本责任竞争力的案例集。很多人认为社会责任是负担,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公司运营模式,也叫责任运营模式。社会责任带来公司价值、理念的变化以后,其实公司的经营模式也要发生改变,对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也要重新衡定。以前纯粹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价廉物美是一种竞争规则,只要东西质量好,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就占有优势,现在这个规则正在发生改变,价廉物美只是前提,只有是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价廉物美,才可能在这个市场中占有竞争优势。产品价格便宜、质量好,但是如果克扣工人工资、污染环境,在未来就没有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对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竞争规则应该加入新的元素,公司要具有竞争优势,必须要考虑社会责任这个因素。用责任的理念来导向之后,还可以创造新的市场和机会,直接给公司带来价值。

记者: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殷格非:国外的很多企业十几年前就报告了,它的实践当然会比较丰富。中国社会责任报告从内容来讲比较偏向于社会方面的内容,这可能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有关,强调“社会”这两个字。所以社会方面的内容,在整体报告里面比较偏重。

普遍来说,中国企业的环境内容报告比较薄弱,而跨国公司更多把报告考虑到日常的运营过程当中,特别是跟它的战略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需要提升的地方,现在很多企业还是为了报告而报告,没有真正把报告同公司的目标、宗旨、战略、体系融合起来,这需要时间。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01-2009)》“四大发现”

发现一:发展迅速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受到空前重视。

2009年的各类社会责任报告达582份,是2008年169份的3.44倍,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占全球报告总数比重由2008年的5%左右,预计增长到2009年的约15%。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迅速发展,主要源于:1.先进企业的示范带动。2.政府政策的有力引导。3.社会力量的积极推动。4.企业意识的不断提升。

发现二:起步阶段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水平不高,约一半报告还处在起步阶段,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欠缺,报告指标覆盖率和国际化程度不高,与回应利益相关方要求和体现公司价值尚有一定差距。

1.约一半报告处于起步阶段。

2.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欠缺。

3.报告指标覆盖率不高。

4.报告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发现三:差异显著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无论在报告质量方面,还是在主体的构成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1.报告的质量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报告质量与企业规模正相关,领袖型企业报告的质量相对较高;

二是中央企业报告的质量远高于所有报告的平均水平;

三是不同行业报告的质量存在较大差异,采掘、金融保险和电力行业报告质量处于领先水平;

四是成长型企业、民营企业中有部分报告质量较高,但大多数报告的质量有待提高。

2.报告主体的构成存在巨大差异

一是东部地区了373份,占68.95%,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

二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了377份,占报告总数70%以上;

三是制造企业了272份,约为其他所有行业报告的总和;

四是上市公司了465份,占85.9%,非上市公司的报告的数量仅占14.1%。

发现四:潜力巨大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几年报告的数量将会持续大幅度增加、质量会显著提升,报告成为国际通行商业语言的趋势明显,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

1.报告数量将持续增加。未来几年,随着企业对社会责任认识的深化,以及外部力量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2

【摘要】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鉴证应运而生。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涵义、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助推我国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正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为了满足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对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自2006年以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正逐年上升，目前中国百强企业中78%的公司报告企业社会责任，较以往有了显著的增长（KPMG，2015）。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的兴起与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改善信息质量、提高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归纳总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相关研究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涵义

鉴证业务是指注册会计师对鉴证对象信息提出结论，以增强除责任方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鉴证对象信息信任程度的业务，其包括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和有限保证的鉴证业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VeriSustain（2009）定义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为通过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14种风险类型（涵括经营道德、环境、社会和员工等方面）进行评估，并从中发现问题、找出隐患和风险，进而帮助公司发现优势找出差距，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的过程。AA10001鉴证标准（2010）将其定义为由专门的鉴证机构进行，通过遵循一定的方法及流程，依据相应的评价体系和原则，对各个组织公开的数据、流程等方面的信息作出评估并提供鉴证意见，以增强组织公开披露信息的可信性。国内学者也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将其定义为有会计师事务所或社会责任领域专业服务机构对报告内容是否达到相关鉴证标准提出专业意见（李增泉，2012），并提出相应的结论，以增强除责任方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报告的信任程度（阳秋林等，2013）。

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类。

现有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目前法律环境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Simnett et al（2009）和李正等（2013）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环境越完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与此同时，Perego（2009）和Kolk et al.（2010）的结论却完全相反，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环境越差，企业越愿意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以提高可信度。τ诰济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将会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Joyce，2005），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肖荣，2011）、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李正，2013），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而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是通过公众、媒体、地区信任度等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产生影响。公众需求与压力越大（Simnett et al.，2009；Kolk and Perego，2010）、所处地区信任度越高（李正等，2013）的上市公司，选择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可能性更大，而被媒体曝光负面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公司，则较为不愿意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李正等，2013）。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内部因素，学者们主要从企业规模、负债水平、财务绩效、报告标准选择、所处行业、公司治理和董事会规模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社会绩效、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和按照GRI标准编制社会责任报告与其鉴证行为正相关（于雪莲等，2016；殷红，2016），而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股权成本较高的企业、上一年度鉴证过的企业（殷红，2016），以及具有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上市公司（阳秋林等，2014）具有更倾向于提供社会责任报告鉴证。

三、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经济后果

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尚不丰富，然而就已有研究而言，目前研究方式主要以问卷调查、访谈、实验研究法和档案研究为主，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过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可以提高披露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水平，从而影响报告使用者（Hodge et al.，2009；Gary Pflugrath et al.，2011；阳秋林等，2013；孙岩，2012），并对相关利益者和经营管理者作出的评估和预测具有重要作用（Edgley et al.，2010；O’Dwyer，2011）。此外，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企业不仅可以获得积极的市场反应，增加价值相关性（李正等，2012），起到良好的信息传递作用。

四、结语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相关研究，学者已从其涵义、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总体来看，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未来相关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从制度层面探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因素，此外还可以研究企业进行社会责任鉴证的动机。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经济后果方面，还较为薄弱，未来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如研究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等。

参考文献：

[1]Perego P.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oosing different assurance providers：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26（3）：412425

[2]Roger Simnett；Ann Vanstraelen；Wai Fong Chua.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Accounting Review，2009，84（3）：937967

[3]李正，官峰，李增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3，3：102112

[4]孙岩.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清晰性、第三方鉴证与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一项实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2（4）：97104

[5]肖荣.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11

[6]阳秋林，毕立华，李冬生.基于事件研究法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市场反应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13，03：7073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3

关键词：社会责任报告 所有权性质 政治干预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三聚氰胺”、“紫江矿业”、“富士康跳楼”和“塑化剂”等事件的涌现，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有关部门了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或指导意见，主要有：《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2005），《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6），《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08），《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在以上规范或指导意见的引导下，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呈现井喷式发展，从2007年24家到2009年的371家，而2011年截至6月30日已有531家上市公司了社会责任报告。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能增强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从而有利于公司资本成本的降低（Dhaliwal et al.， 2009； Cormieret al.， 2009）和公司价值的提高（Orlitzky et al， 2003； Barnett， 2007； Mackey et al， 2007，温素彬和方苑，2008）。既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司有利，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其报告质量呢？近年来，随着各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以及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投资意愿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此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结论，有的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增加企业价值，有的研究发现没有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结果通常显示社会责任报告（CSR）的披露行为受到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Gray et al.， 1995， 2001； Hackston and Milne， 1996；Reverte，2009，李正，2006；沈洪涛，2007；马连福和赵颖，2007；刘冬荣等，2009）。信息披露和公司所在国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因而不同的经济-社会机制将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形式和质量。中国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使得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区别于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两个显著的差别：首先，从1992年开始中国就进行了市场化经济改革，但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当地政府仍然行政干预当地企业；其次，中国经济主体虽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但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在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民营经济非常活跃。因此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时必须考虑上述两个特定制度环境。基于此，本文考察了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及其质量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通常显示，社会责任报告（CSR）的披露行为受到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Gray et al.， 1995， 2001； Hackston and Milne， 1996；Reverte，2009） 。大部分研究表明公司绩效好、规模大、负债比率高、媒体关注度高和所在行业是敏感行业的公司更倾向于披露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Cormier and Magnan， 2003； Cormier et al.， 2005； Hackston and Milne， 1996； Reverte，2009；李正，2006；沈洪涛，2007；马连福和赵颖，2007；刘冬荣等，2009）。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没有考虑公司所在地或所在行业制度环境对公司社会责任行为及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Campbell（2007）运用制度理论分析了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进行社会投资的影响，但并没有实证研究。而Maignan and Ralston’s （2002）比较了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四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各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

（二）国内文献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具有不同于欧美国家或者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环境，由于由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我国经济中还保留大量的国有成分，同时改革开放虽然已有30多年，但政府干预经济仍然存在，地区间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樊纲等，2009），另外不同行业的管制程度也存在差异（陈斌，2008）。国内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转型经济中政府干预这个制度因素对企业行为产生很重要影响（夏立军、方轶强，2005；方军雄，2008；程钟鸣等，2008）， 同时国有企业与其他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上存在差异，国有企业不仅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目标还需考虑社会目标，因此有必要考察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及其质量的影响。Li and Zhang （2010）发现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所有权分散程度与社会责任绩效负相关，同时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的国有企业越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但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其次他们对社会责任的研究也没有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另外他们也没有考察不同行业制度环境的影响。介于此，本文将研究中国特定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其报告质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按照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分别进行假设。由于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原有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致使中国还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之一――60%左右的上市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Li and Zhang，2010）。Smith等（2005）表明各国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通常有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目标，国有企业需要非常重视社会福利，因而国有控股企业不仅需满足股东价值最大化还需满足其他社会目标。2008年1月，国资委在颁布的“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持续提高盈利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另外，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国有企业更容易从政府那获得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Kornai， 1993； Li and Zhou， 2005； Brandt and Li， 2003）。在2000年之前，国有企业相对其他类型企业更容易获得上市发行股票资格（Gordon and Li， 2003），同时也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Sapienza， 2004）。作为获得政府支持的交易，国有企业相对其他企业也更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同时，国有企业的高管层通常由政府任命，对于高管层而言更加看重的是政治上的提升，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典型的高管层和股东之间的问题。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进行考核时，其中就包括对环境和安全方面的非盈利指标，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层而言，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声誉资本，也会热衷于满足从事社会责任投资从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总之，国有控股公司相对其他类公司更愿意也更需要执行或报导社会责任投资行为，因此，本文可提出如下假设：

H1：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更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越高

关于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Jones（1999）认为一国的经济越发达，那么该国公司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同时Maignan and Ralston’s （2002）比较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四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各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由于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企业可利用的资源越多同时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加认同，因而西方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越发达企业越愿意从事社会责任投资（Welfold， 2004）。而亚洲等新经济体国家由于经济不发达但出于高速增长阶段，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较差，公司治理环境也较差、社会文化等都有别于西方国家，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公司的社会责任不同于发达国家， Chapple and Moon（2005）在对亚洲七国的实证研究中就发现人均GDP与社会责任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对西方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而言，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开放时间不一致，这就导致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差异，各地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在经济发达的沿海东部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等），主要通过市场来分配资源，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而在西边偏远省份（比如，贵州、和青海等），资源的分配还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干预经济非常严重。在政府干预较严重的地区，民营企业要想获得上市资格非常困难，同时资源和政策也不向此类型企业倾斜，因此上市公司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政府干预较少，以市场为主体分配资源，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获得国有企业类似的待遇，因此其他类型企业发展迅速，可利用的资源也较多，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消费者的认可，这些地区的此类型企业比较愿意从事社会责任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5月20日中国四川汶川地震时，广东省的一家民营企业――加多宝集团（其主导产品是王老吉）在此次事件中捐赠了1亿元，本次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带来了后来王老吉的火爆销售。因此，政府干预会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以及社会责任信质量，本文可提出如下假设：

H2：政府干预越严重，企业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

同时考虑到企业性质，可进一步作如下假设：

H2a：对于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越严重，企业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

H2b：对于非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越少，企业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变量可以分为企业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前者反映企业自身的特征，包括企业的公司规模、盈利状况、财务杠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等（Li and Zhang，2010），后者主要是指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包括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程度和行业特征等。为了检验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等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性以及信息质量的其中：（1）被解释变量：CRSD是虚拟变量，“1”代表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0”则表示公司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Score表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在本文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得分来自于企业社会责任专业咨询机构――润灵公益事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LCCW）正式的对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得分。润灵环球（RKS）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权威第三方评级机构，该机构自主研发了一套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其评价体系对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以来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满分为100分，其中整体性评价M值权重为30%，满分为30分；内容性评价C值权重为50%，满分为50分；技术性评价T值权重为20%，满分为20分，得分越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越高。（2）解释变量：Cgov衡量企业的所有权性质，“1”表示国有控股公司，“0”代表非国有控股。Gint衡量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干预水平，在本文中采用樊纲等（2009）的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代表当地政府的干预水平，市场化指数越高表示政府干预越少。（3）控制变量：第一，公司特征变量。已有的研究通常表明公司绩效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通常呈正相关（Orlitzky， 2001），本研究用ROE表示公司绩效。建立在成本理论基础上，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为了减少成本以及降低资本成本，将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本研究用D/E表示财务杠杆LEV。Cowen et al. （1987）也表明由于大公司受到社会的关注越大，因此规模大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本研究用资产负债表中期末总资产Assets来表示公司规模Size。Johnson and Greening（199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本研究用Ishare表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第二，行业特征变量。Cowen et al（1987）和 Gao（2009）都发现公众的压力会迫使一些行业的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其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公司和消费者密切相关的公司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本研究中用IEsen代表环境敏感性行业，如果为环境敏感性行业赋值为“1”，非环境敏感性行业，赋值为“0”；用ICsen代表消费敏感性行业，如果为消费敏感性行业赋值为“1”，非消费敏感性行业，赋值为“0”。除此之外，Campell（2007）认为公司所在行业的竞争环境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由于供应商和消费者可选择性较小，公司声誉和顾客忠诚度不会影响其销售和经营，因此该类公司倾向于较少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用Imon表示行业是否为垄断行业，如是则赋值为“1”，非垄断行业赋值为“0”。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具体见表（1）。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自1999年壳牌公司在我国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以来，我国企业陆续开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真正实现规模增长是2008年。考虑到Wang et al. （2011）在研究中发现在2008年9月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前我国的投资者并不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但之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才受到公司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以及我国上海交易所在2008年底才出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因此选择2009年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期。根据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的监测结果显示，在2010年年报披露期间，沪深两市共有471家A股上市公司在披露2009年度年报的同时同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170家为深交所上市公司，其中有6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分别是乐普医疗、探路者、莱美药业、北陆药业、以及吉峰农机，301家为上交所上市公司。总共有132家公司选择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其中深市有74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沪市有48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考虑到金融类公司财务报表的特殊性，与Haniffa and Cooker （2005）思路一致，剔除了金融类（SIC代码为I开头）的29家上市公司，最终研究样本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非金融类公司为442家，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后其余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非金融公司样本为1279家，总共研究样本为1721家上市公司，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行业分类则以《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划分为标准）见表（2）。从表（2）可知，我国2009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集中在采掘业（B）、石油、化学、塑胶、塑料（C4）、金属、非金属（C6）、机械、设备、仪表（C7）、医药、生物制品（C8）、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D）、建筑业（E）、交通运输、仓储业（F）、批发和零售贸易（H）和房地产业（J），这和Reverte（2009）和Clarke and Gibson-Sweet（1999）的研究相似，他们也发现对环境有较大影响和对消费者有较大影响的行业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中所采用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数据来自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2010年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得分，财务数据、行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所有权性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数据来自RESSET数据库，政府干预水平来自樊纲等（2009）《中国市场化指数――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7年报告》。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可能呈现不同的公司特征、行业特征，因此本研究首先采用SPSS16.0对这两大样本变量的均值进行T检验，然后再对变量进行中位数的非参数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可知，不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的差异检验都表明，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公司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公司在政府干预水平Gint、公司绩效ROE、机构投资者持股Ishare、公司规模Imon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与前面样本分布结果相似，披露社会责任公司所在行业更多为垄断行业或是对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另外还可知，相对未披露公司，披露社会责任公司规模更大、绩效更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越高，而更多为国有控股公司（支持假设1），但政府干预水平确较低（此与假设2相违背），为了证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影响因素，首先需要对影响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的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由表可知，企业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从相关性结果初步显示，国有控股能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支持假设1），但政府干预水平越低，社会责任披露质量越高（此与假设2相违背）。同时还可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公司财务杠杆、公司规模都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在5%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另外公司所在行业是否是垄断行业和环境敏感性行业也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披露的质量。

（三）回归分析 本研究用前述回归模型来证实前面的假设，并且分别对全样本、国有样本和非国有样本分别进行了研究，（1）运用模型（1）检验所有权性质、政治干预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关系，其实证结果见表（5）。由表可知，企业性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支持假设H1的前面部分，即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另外，从全样本的分析中可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干预程度并不高，因此并不支持假设2的前面部分，同时从国有样本的实证结果可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干预程度仍然相对并不高，也就是拒绝了假设H2a的前面部分，而非国有样本的实证结果中可发现，政府干预并不影响非国有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即也拒绝了假设H2b的前面部分，该结果与Li and Zhang（2010）相似。同时，从表4可知，控制变量会影响公司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公司规模越大，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越高，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另外，影响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变量会存在差异，如：政府干预程度和公司所在行业是垄断行业是影响国有控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主要因素，而公司绩效是影响非国有控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主要因素。

（2）为了检验前述假设中所有权性质、政府干预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用模型（2）对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全样本、国有样本和非国有样本分别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6）。从结果可知，企业所有权性质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拒绝了假设H1的后面部分，即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并不会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另外，政府干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因此并不支持假设H2的后面部分，同时从国有样本的实证结果可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所在省份的政府干预程度不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也就是拒绝了假设H2a的后面部分，而非国有样本的实证结果中可发现，政府干预会影响非国有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政府干预越多，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越低，因此支持了假设H2b的后面部分。从表6还可知，控制变量会影响公司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其中公司规模越大，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公司所处行业是垄断行业和消费者敏感的行业，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另外，影响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变量除了政府干预造成的影响不同之外，行业是影响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司绩效是影响非国有控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主要因素。

（四）稳健性检验 在政治干预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的回归模型中本文对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测，所有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表明模型共线性问题较弱。除此之外，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使用其他的政府干预指标，Li and Zhang（2010）使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作为地方政府干预的变量，Welfold（2004）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司可利用的资源越多同时受到外界的关注也越多，因此地方经济水平与公司社会责任披露之间正相关。另外，程钟鸣等（2008）使用樊纲等（2007）编制的我国各地区“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得分指标作为政府干预的变量。因此本文也利用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的人均GDP和樊纲等（2009）编制的我国各地区“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得分指标作为衡量政治干预的指标代入模型1和模型2中，得出了与表（4）和表（6）相似结论。 （2）考虑到前面研究中发现公司绩效ROE是影响非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其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与Reverte（2009）相同，本文还把公司绩效的另一指标ROA代入有关模型，也发现RO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支持ROA与非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正相关关系。（3）本文还采用TobinQ作为公司绩效的变量，发现TobinQ高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上研究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无实质性差别。限于论文篇幅，结果不予赘述。

五、结论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润灵公益事业咨询有限公司（RLCCW）的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其评价得分着重考察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企业性质和政府干预两个因素对其的影响。研究中发现：（1）国有企业和受到政府干预较少的企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国有企业这种企业性质并不会带来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提升，政府干预越少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同时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其报告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绩效，企业绩效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同时披露质量也就越高。（2）以上结论也就表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政治驱动下的行为，该种行为并不会带来社会责任披露信息质量的提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宋献中和龚明晓（2006）发现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基本没有决策价值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引导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提高社会责任报告质量，首先需要政府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行政干预，同时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规范，对上市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指导，鼓励更多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本文系广州市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研究――以广州企业为例”（项目编号：10Y78）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本与企业多元化战略”（项目编号：09JYC63009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程钟鸣、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2]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7）》，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3]方军雄：《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4]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2期。

[5]马连福、赵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3期。

[6]沈洪涛：《公司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07年第3期。

[7]宋献中、龚明晓：《公司会计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研究――基于内容的专家问卷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

[8]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9]温素彬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10期。

[10]Barnett， M.L.. Stakeholder Influence Capacity and the Variability of Financial Return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11]Campell， John L..Why Would Corporations Behave in Socially Responsible Ways？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12]Cormier， D.， M. Ledoux， M. Magnan. The Informational Contribution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for Investors. Working Paper ， SSRN， 2009.

[13]Cormier， D.， M. Magnan， B. V. Velthov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Quality in Large German Companies： Economic Incentives， Public Pressures or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5.

[14]Mackey， A.， T. B. Mackey， and J. B. Barne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vestor Preference and Corporate Strateg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15]Orlitzky， M.， F. Schmidt， S. Rynes.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anization Studies， 2003.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4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01

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定义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最早是英国学者利文・谢尔顿在1924年提出的，但是企业社会责任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不断为股东创造价值时，还要对一些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消费者、政府、环境等。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就是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用一种报告的形式进行说明，是指企业应说明企业对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及环境等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经营活动给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并对履行情况进行总结及提出改进措施，并将这些行为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详细的披露。

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现状

通过对比和研究近几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可以发现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一些现状：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自身社会责任，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3年前十个月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为1525份，较上年同期增长14.1%；由于企业更多考虑可持续发展，披露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也较以往有很大的改善；行业间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存在差异，主要受各行业所服务的对象所影响；从社会责任报告整体来看，披露利益相关方信息较多，对于企业负面信息披露较少，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信度降低，从而失去社会责任报告应有的作用；社会责任报告比较关键的绩效数据披露还存在不足，有的企业这方面的量化指标较少；社会责任报告披露需要不断创新，故创新成为改善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所面对的问题；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同时更多的参考了相关的国际准则，使我国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水平不断提高。

三、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影响因素

有的企业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但有的企业也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及都披露的内容也可能存在差异，对于披露不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如何披露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1.外部因素

法律法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强制要求或规定，则该企业就会为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而驱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向外界传递企业遵守法律法规的良好形象。

社会文化：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存在差异，使得企业在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时考虑该国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不同阶层的人们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获取的信息也不一样。

地区发展程度：对于比较发达的地区，信息更加开放，竞争也更激烈，企业需要向外界传递更多的信息，让外界了解企业，企业也就会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外界可以获知企业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是否值得外界信赖。

2.内部因素

公司规模：公司的规模越大，那么公司就越注意自身的社会形象和企业声誉，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就越高，在做出相关决策时，需要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越多，信息质量也会提高，公司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行业属性：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由于受到行业性质的影响，例如煤炭、电力、钢铁等行业，对环境影响较大，故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时候会适当的增加某些方面的信息，以体现出该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感；同样的，其他行业也会披露属于该行业特性方面的相关信息。

治理层结构：公司治理层不仅要为股东服务，还应该为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服务，不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各利益相关者为了其自身利益，会要求进入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时披露所在利益集团的相关信息。

股权集中比例：对于股权比较集中的企业，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通常不愿意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而对于那些股权比例比较分散的企业，由于各个股东都要求保护自身利息，则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就高，自愿性披露可以维护小股东合法权益。

企业业绩：企业的业绩影响着企业是否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当企业有好的经营业绩或良好的发展前景，则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性就较高，可以提高企业的声誉；反之，当企业经营困难时，企业也就不愿意过多的披露相关信息，进而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性就降低。

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是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应该加强自身社会责任意识，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企业内部得到充分重视；要使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同时企业应该结合外部和内部因素，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内容及内容的质量进行改善，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提升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研究的水平及深度，从影响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因素来分析，有助于引导企业将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实现各方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马连福，赵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7（3）.

[2]吕立伟.企业税收保值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履行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2006（8）.

[3]郭恒泰，张鲜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对策与建议[J].财务与会计，2011（10）：52-53.

[4]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06（8）：324-325.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5

【关键词】统计；分析报告；决策研究

统计分析报告是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包括一些逻辑推理方法），对统计资料和有关情况进行研究，用确凿的统计数字和简洁明确的文字，来反映社会经济现象情况和问题的一种应用文。撰写统计分析报告的重要意义：它一是表现统计成果的最好形式。以文字形态来表现统计成果，可用表格式、图形式、文章式等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以文章式——统计分析报告为最好。作为区级统计部门，拥有着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统计数据，我们利用各统计专业统计资料开展分析研究，为更好更及时地为区委、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则是数据汇总后统计工作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笔者认为，搞好我区统计分析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选题

主要是指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大量的统计资料中选择一个我们要研究和反映的对象，确定分析研究的范围，确定分析的视角、切入点，确立研究的主题，解决要写什么的问题。一是根据占有的数据材料和掌握的情况，确定所要分析的问题。二是要从实际出发，紧密围绕区委区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问题，突击重点，突出特色，确定重点研究课题。三是突出一个“新”字，抓住热点、难点、疑点问题。

二、统计分析报告的结构

统计分析报告的结构，在过去有个约定俗成的格式，就是“一情况二问题三建议”三步曲或叫三段式，由于统计分析报告的内容广泛性，出现了一些新模式。有的统计分析报告是情况、问题、根源、预测、建议五个部分，有的是情况、问题、根源、建议四个部分，有的是情况、问题、根源，有的是问题、根源、建议，还有是两个部分，即情况、问题，或情况、建议。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从整体结构来说，大体上分为标题、导语、主体、结尾几个部分。在文章的每一部分之间，有时可以用简朴的文字作为内容的过渡，可以使整篇文章完整、严谨、和谐和自然。

三、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

（1）对比分析法。对比法是统计分析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对比，才能正确认识事物、揭露矛盾。（2）动态分析法。动态法是通过对动态指标和动态数列的观察分析，揭示事物或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情况及其规律的一种分析方法。（3）分组分析法。分组法是利用统计分组分析事物之间的差别和特点，分析事物的内部构成及其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和变化规律的一种分析方法。（4）因素分析法。该法也称指数法，是利用指数体系的数量上的对应关系，从数量上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变动中各因素变动的影响程度的一种分析方法。（5）平衡分析法。平衡分析法是分析研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各方面是否按比例协调相对平衡发展的一种分析方法，是辩证法在统计分析研究中的具体应用。（6）相关分析法。相关法是研究经济现象之间数量依存关系的一种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报告必须正确使用并善于综合。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6

关键词：上市银行 社会责任 审计报告

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责任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对银行社会责任的审计是帮助人们了解银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对银行社会责任审计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人们了解银行社会责任审计的现状，另一方面可以完善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审计监督。上市银行作为银行业的优秀代表，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表率性。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主要从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实践需求、审计主体、审计内容和审计标准界定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

实践需求研究方面，Carol.A.Adams和Richard Evans（2004）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从而减少审计期望差，降低相应的审计风险；Matthew Haigh（2006）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实务中，需要制定标准化的报告模式。

审计主体研究方面，Johnson（2001）指出，在美国，对公司进行社会责任审计的机构主要是投资基金组织和社会公共利益监督机构。投资基金组织审计的目的一是确保资金投向有社会责任感、道德水准高的企业，二是促使公司遵守投资者的要求，社会公共利益监督机构审计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投资者、政策制定者、雇员更好地做出决策提供信息，同时也对公司起到监督作用。

审计内容研究方面，Carroll（1979）作了较系统的经典性研究。他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模型，建议从三个维度进行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第一个维度是社会责任的种类，依据对公司的重要性排列，分别为公司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得以自主决定履行责任（即慈善责任）；第二个维度是公司应对社会问题时采取的哲学；第三个维度就是公司社会责任所维系的社会问题。

审计国际标准研究方面，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标准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社会责任国际公布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推出的关于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的ISO9000、关于环境保护体系的SO14000，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的ISAE3000，社会与伦理责任研究所的AA1000标准等。

（二）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审计学界于1980年代中后期将“社会责任审计”这一概念引入国内，并对其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主要从社会责任审计的概念、审计主体、审计内容等方面展开。

在社会责任审计概念方面，阳秋林和李东生（200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是以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由专门的审计机构积极主动地接受政府、社团和社会个人的委托，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对企业所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进行有效审计，审查和监督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刘长翠（2006）认为，社会责任审计是审计组织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进行的独立审查和评价。总的来说，我国社会责任审计的定义比较宽泛，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社会责任审计主体方面，周晓惠和许永池（2011）指出，应当构建我国社会责任的双主体联合审计模式，即国家审计机关和社会审计机构联合审计，并实施信息共享，避免社会责任的重复审计。

在社会责任审计内容方面，黄溶冰和王跃堂（2008）在SAS000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社会责任审计内容划分为包括对股东、员工、消费者、政府以及生态环境的责任等属于必须披露的内容以及慈善活动和公益活动等属于自愿披露的内容。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知，中外学者对社会责任审计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社会责任审计的实践、主体、内容、标准和方法等方面。在审计主体研究中，国外研究主要描述是哪些主体在审计、他们各自的审计目的是什么，国内研究则主要描述哪些主体来执行审计更好；在审计内容研究中，国外学者是从更抽象、更宏观的层面研究，如经济、法律、哲学等，国内学者则是从具体的应当披露的内容来研究；在对社会责任审计的实践、标准和方法研究中，学者们只是作了探索式的研究，并没作更为深入的分析，但是，学者们提到的诸多研究领域是可以尝试的，比如，社会责任审计标准，应选用或者建立什么标准更能满足审计报告对象的需求，同时，在研究社会责任相关问题时，可以借鉴学者们的思路，结合自身研究问题的特点来进行分析，比如可以对社会责任审计的主体进行归类分析，可以对社会责任审计主体选用的标准和使用的审计方法进行分析，以及可以对其出具报告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等。总之，社会责任审计的研究空间很大，很多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二、我国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分析

（一）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上市银行包括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宁波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等共16家银行。由于审计过程的复杂性和不可观察，笔者选取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鉴证报告作为观察和分析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情况的载体。本文选取以上16家银行2010年至2012年的社会责任报告的鉴证报告作为样本，试图在对鉴证报告进行详细阅读和观察的基础上，做出相关分析。

以下是对这16家上市银行的统计数据分析：

1.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情况分析。2010-2012年，16家上市银行都了社会责任报告。由表1可知，2010年只有50%的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报告经过审计，社会责任报告经过审计的银行的比率近三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69%和71%，但比率并没有达到100%，即不是所有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都经过审计。

2.社会责任报告审计主体分布分析。由表2可知，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报告的审计主体中所占比例最大，咨询机构所占比例很小，审计主体比较单一。

3.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标准分析。由表3可知，2010-2012年的共29份社会责任审计报告中都提到了采用的审计标准。在这些审计报告中，审计主体选择的标准并不统一，大部分都选用ISAE 3000标准，且占比逐年增加，只有小部分选用BV标准，因此，有关社会责任审计的标准并不统一。

4.社会责任审计报告对鉴证的说明分析。由表4可知，只有较少的社会责任审计报告对审计对象提出了“完善意见”和“其他观察”，分别是5份报告提及“完善意见”，3份报告提及“其他观察”，其余报告均未对此做出表述。所以，各审计主体出具的审计报告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只有少数项目上存在差异，报告要素并不统一。

5.社会责任审计报告构成分析。由表5可知，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报告的基本结构包括标题、收件人、日期、地址、签名等内容，咨询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内容除个别项目外基本相同。

（二）研究结论

上市银行业作为金融服务类行业的优秀代表，经独立第三方审计的社会责任报告有利于树立其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同时也有利于利益相关者更全面地了解上市银行。2006年，中国建设银行了第一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报告，2007年，中国建设银行了商业银行第一份经第三方鉴证机构审计的社会责任报告。随后，我国各上市银行陆续经过第三方鉴证机构审计的社会责任报告。相对于其他行业，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的实践一直处于较好的水平。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上市银行在社会责任审计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第一，不是所有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经过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第二，社会责任报告的审计主体趋于单一；第三，社会责任审计报告运用的审计标准不统一；第四，社会责任审计报告的要素不统一；第五，没有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社会责任审计报告的对象。

三、对我国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的建议

在我国，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审计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存在一些问题。针对上述分析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一）政府要加强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的引导和监督

虽然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披露和审计相对于其他行业已经达到较好的水平，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松对上市银行的引导和监督。相反，政府应加强对上市银行的监督，督促未进行社会责任审计的上市银行积极进行社会责任审计，同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制度安排，对上市银行在社会责任审计方面进行积极引导，激励上市银行提高社会责任审计的质量。

（二）实行政府和社会双主体联合审计模式

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主体趋于单一，大部分都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很容易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如果出现对其不利的社会责任审计的规定，它们可能联合起来消极执行，这不利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的发展。引入政府审计后，一方面可以打破垄断的局面，另一方面政府审计能够积极推动相关规定的执行。同时，政府审计由于其自身的权威性，其在对上市银行进行审计时可能更易开展工作，尤其是对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实行政府和社会双主体联合审计模式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可行方法。

（三）建立一套适合银行业的统一的社会责任审计标准

从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审计机构选用的审计标准并不一致，导致获得的审计结论缺少应有的可比性，不利于利益相关者利用审计结论分析各上市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优劣。因此，统一社会责任审计标准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报告审计主体在进行审计时，对审计指标的选取、审计方法的选择和审计报告内容的表述更加统一。

（四）规定统一的社会责任审计报告要素

目前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报告的要素并不统一，例如，一些审计报告将鉴证方法单独标明，另一些却在报告编制基础里进行说明；一些审计报告提及完善意见和其他观察，另一些却未对此做出任何表述。这同样降低了报告的可比性。统一的报告要素不仅便于读者进行比较，而且可以使审计报告的框架更加趋于一致，因此，规定统一的报告要素也十分必要。

（五）将其他利益相关者作为社会责任审计报告的对象

除咨询机构没有收件人外，其他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的收件人都是董事会。既然是社会责任报告，那么此报告的利益相关者都应是报告的对象。因此，独立的第三方审计者应当将利益相关者纳入报告内容，并与其建立有效的沟通，从而增加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信赖程度。

四、结语

我国的社会责任审计研究起步较晚，理论不完善，并且本文只选取了我国16家上司银行最近三年的鉴证报告，样本量有限，因此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审计的研究，笔者认为，应建立和完善银行业社会责任审计的理论框架，借鉴实证研究方法，并且进行跨学科研究，如哲学、经济学等，从而丰富社会责任审计的理论与实践基础。Z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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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7

[关键词] 受托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13. 020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13- 0034- 04

1 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作为经济实体显现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职能，同时，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盈利模式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食品安全、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员工健康等问题层出不穷，给资本市场敲响了警钟。由此，市场各利益相关方对于企业的关注也从单纯地注重盈利转向包括客户关系、环境责任、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责任的范畴。企业也从单纯地注重自身利润最大化转向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进而转向以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为依托的社会信誉和品牌效应的建立和维持。

2006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2005年社会责任报告》，开启了上市公司相关社会责任信息的先河，并以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将其作为企业定期报告的组成部分，自此，各部门相继了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和规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2006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年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规范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2007年12月，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履行并定期社会责任信息提供了法律指导。在这些规范的指引下，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经历了从无到有，且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但是，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监管的松动以及法律规范的不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不高，存在重大隐瞒以及避重就轻等很多问题。本文旨在将企业社会责任回归到会计受托责任的本源，并结合会计角色的演变，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制定社会责任披露体系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2 文献综述

2.1 受托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

受托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耦合，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David（1968）在其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拉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孟凡利（1990）提出应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衡量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并进行计量和报告，这种会计行为上升到了整个社会层面，而不是仅基于股东的角度。Donaldson和Dunfee（1994）提出了综合性契约论，认为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契约，与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等合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是明显的，而与普通消费者、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不明显的。刘玉廷（2010）认为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社会大众等都以一定的形式向企业投入了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财务资源、社会资源等，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是广义上的委托人，而企业是个利益相关者的受托人，因此基于受托责任观，企业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将其以一定的形式呈现给利益相关者。

2.2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范围较广，涵盖内容、形式、效用、监管、审计等方面。在其内容与模式上，沈洪涛、金婷婷（2006）首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发现不同的公司在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上有着显著的随意性与不一致，而监管当局并未给出有力的监督。李正、向锐（2007）界定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6大类内容，通过分析指出指数法是评价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最佳方法。李新娥、彭华岗（2010）以2008年中国100强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企业声誉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杨海燕（2010）基于英国经营与财务评述（OFR）的相关理论回顾，阐述了英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要求，指出其完善的披露体系对于中国有借鉴意义。许家林、徐荣（2011）则提出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社会责任报告模式，即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形式以及以事项法和REA模型为基础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形成系统。

3 企业受托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3.1 受托责任观

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志是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这种制度下，作为出资者的股东无法亲自经营企业，需要寻找合适的经理人来处理企业的日常事务，于是出现了委托人和人，继而产生了委托理论。受托责任观就是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问题，在理性经纪人的假设下，经理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自身目标可能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背离，进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损害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这就是委托制度下产生的问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定期的信息披露加以缓解。经理人，即受托人在股东，即委托人的授权下从事经营，定期向委托人报告企业的财务成果、经营状况和现金流量等信息，作为所有者对于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因此，为解除受托责任，经营者有义务如实向所有者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这给企业信息披露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3.2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受托责任

契约是委托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委托关系本身是一种契约，规范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现代企业内部存在着多层级、多环节的委托关系，不仅限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还包括与下层经营者、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等合同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等非合同利益相关者。按照综合契约论的观点，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以某种形式向企业投入了资源，各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委托人，都有权利要求企业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因此，解除经营者受托责任的方式就从传统的向股东披 露受托责任信息，转而向各利益相关方披露受托责任信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这种转变尤为典型。上市公司以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其广义上的出资人不仅包括机构投资者、控股股东等，还包括广大中小股民，他们与大股东一起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乃至整个社会都为股票的上市及企业的后续经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制度环境，因此上市公司在进行信息披露时更应该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诉求，尤其是披露与非合同利益相关者关系密切的社会责任信息。　3.3 受托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现代企业处于复杂的受托责任网络中，如果将这种复杂的受托责任分层，至少包含3个层级的受托责任，首先是资源提供者与企业高级管理者之间的受托责任关系，广义的资源提供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社会等，其次是高级管理者与中基层管理者之间的受托责任关系，这种受托责任关系的成立建立在企业内部章程与契约的基础上，有赖于公司治理的有效建立与运行，再次是中基层管理者与企业员工的受托责任关系，这三层受托责任关系决定了企业经营决策与发展战略的建立和实施是自上而下贯彻，自下而上反馈，也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一个综合的受托责任反映系统，解除各个层级的受托责任有赖于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因此，完善的社会责任披露体系能促进受托责任履行的良性循环，并通过信号传递机制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

4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分析

4.1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

根据《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和中科院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近年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4.1.1 报告数量平稳增长但是所占比例依然较小

从2009年至2013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年数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从2009年的661份增加到2013年的1 874份，相较2012年的井喷之势，2013年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平稳增长，各年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如表1所示。据初步统计，我国至少已有2 000家企业和组织了社会责任报告。此外，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增加明显，2013年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313份，同比增长41%①。

虽然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逐年增长，但是披露数量相较资本市场千万企业来说仍然微乎其微，其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

4.1.2 报告质量良莠不齐，且缺乏独立审查

中科院选取了2011年-2013年期间典型行业的1 0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研究，在研究的1 0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从披露的信息量来看，10页以下的报告数量下降，30页以上的报告数量所占比重最大。从披露的次数看，报告的连续性较好，第五次的企业数量最多。从披露的质量看，可比性、创新性、可读性和结构完整性均有所提升②，说明在证券交易所、财政部以及国资委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的引导下，我国企业整体的社会责任披露意识有所提升，但是，从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来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也为数不多，在披露了社会责任的上市公司中，报告的质量也良莠不齐，大部分缺乏一定的标准，形式不规范，在格式和内容上存在许多缺失，社会责任的管理情况依然较差。与企业年度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相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目前没有独立的第三方作为鉴证机构，缺乏第三方的审查，可信度较低。

4.1.3 披露性质上报喜不报忧，且缺乏可比性

从各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看，大部分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都是对社会责任履职较好的方面的定性信息，对于一些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声誉影响的负面消息则没有披露或是避重就轻，不利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范化。此外，大部分公司定性结论多，定量披露少，缺乏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且没有突出行业的特点，导致信息的可比性不强。

4.2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改进建议

4.2.1 规范企业社会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

在内容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06年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社会责任报告应至少包含职工保护、环境污染、商品质量、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与指引的差距以及原因、改进措施与具体时间安排等方面。因此，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至少应该包含环境、员工、社区、消费者以及一般社会问题。在形式上，理论上存在着3种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编制简单的概括性叙述报告进行描述，比如现在大多数上市公司采用的方式，这种形式的优点是简明扼要，但是缺乏对货币信息的定量描述，可信程度不高。第二种形式是在年度报告中直接加入社会责任信息，这也是目前部分上市公司采取的做法，这种形式节约了企业的编报成本，但是这种形式下的社会责任信息一般较为框架性和总括性，信息含量偏低，不利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入分析。第三种形式是披露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即将社会责任会计作为单独的体系，对企业的社会经济事项进行确认和计量，然后将企业的社会信息以报表的形式进行列报，这种形式有利于监督企业全面地管理社会责任，但是履约成本较大，可理解性差。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和上市公司的现实，可以鼓励上市公司采用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同时强制上市公司至少应编制叙述性社会责任报告，对于非上市公司，则不强制其将社会责任信息与年报信息分离。

4.2.2 引入第三方独立审验机构

如前所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相比于年度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而言缺少第三方机构的审验，受托责任观为社会责任报告的审验提供了理论支持，独立的第三方审验有助于增强社会责任信息的可信性，监督企业如实、全面地反映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助于投资者降低信息甄别和筛选成本，同时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社会责任履行良好的企业可以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审验的方式与其他企业区分开来，提高信誉和知名度，激励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5 结 语

本文以受托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视角，阐述了委托理论、受托责任关系和利益相关者网络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支撑，分析了我国现行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改进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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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8

一、个人生平简介

罗伯特·休·格瑞（Robert Hugh Gray），是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领域著名的会计学家，也是一位名特许会计师，现担任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社会与环境会计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Research ，简称CSEAR）主任、研究生中心主任、会计学教授，并兼任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研究员、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会（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简称ACCA）社会和环境问题委员会（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Committee）成员。格瑞曾于1991至2007年担任《社会和环境会计》（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Journal）杂志编辑，他还担任了多达14种会计期刊的编辑部委员会委员，这些期刊包括《会计组织和社会》（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会计、审计和经责杂志》（Accounting， Auditing and Accountability Journal）、《环境会计和管理的发展》（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和《英国会计评论》（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等。因其对会计行业的突出贡献，2004年，格瑞被选为英国会计协会会计名人堂14位创始会员之一，并在2009年英女王生日宴会上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二、理论与实务主要贡献

格瑞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他不仅编著了多本著作，并发表有大量的论文，其数量达250余部（篇），且大多均是围绕着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这一主题。格瑞撰写的著作主要包括《环境会计》（Accounting for the Environment）、《财务会计：实践与原理》（Financial Accounting： Practice and Principles）和《公司社会和环境报告的变化与挑战》（Accounting and Accountability：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porting）等，他的论著已经被翻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八种语言，在会计和社会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亦被学术界广泛引用，但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他主著的《环境会计与管理》（Accounting for the Environment，2001）和《社会与环境会计》（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Sage Library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2010）两书。

（一）《环境会计与管理》（2001） 《环境会计与管理》（Accounting for the Environment）一书由格瑞和简·贝宾顿（Jan Bebbington）合著，既是环境会计方面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该领域里最具影响和权威性的教科书之一。该书初版于1993年，第一版曾经被翻译为日文和西班牙文，第二版于2001年出版，2004年11月本书经王立彦、耿建新等译为中文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纳入“经济与管理经典教材译丛”公开发行。第二版的《环境会计与管理》提高了对该领域新出现的研究著作的重视并显示出了在经营中建立环境发展规程的困难的认识。本书从环境管理到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会计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概括，综合了本学科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两方面的主要发展成果，并着重介绍和解释了目前与会计人员有关的环境问题。该书共组合为四个部分计15章：第一部分是主题导论，包括第1、2两章，分别阐述了企业与环境对会计和财务的挑战和企业与环境的议程、态度和行动；第二部分是管理信息与会计，包括第3～9章，分别阐述了组织的绿化，环境政策，环境审计和管理系统，会计与能源成本控制，对废弃物、包装物和再循环物成本的核算与控制，投资、预算和评估和生命周期评估与物质均衡；第三部分是外部关系，包括第10～13章，分别讨论了绿色金融，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财务报表以外的环境报告和社会会计与报告以及外部“社会审计”；第四部分是未来的方向，包括第14、15两章，分别阐述了面向未来的会计和报告与范例的改变。该书的基本内容如下：（1）企业与环境对会计与财务的挑战。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们已经目睹了经济活动的激增、企业组织在规模和实力方面前所未有的壮大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也看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人类自身的健康状况都在不断地下降，以至现在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所有的群体都必须对他们的活动进行反思，评价这些活动产生的影响，然后努力探寻怎么样才能使这些活动与环境构成良性发展循环。强烈的外部环境问题和内部企业变革的需求迫使传统的会计与财务必须要做出改变。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会计人员为什么必须对环境危机予以特别的关注。首先，企业和会计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企业将要对日益增加的环境问题的需求作出反应，就需要会计来推动。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企业组织所从事的环境发展方面最显著的两个方面（环境管理系统和环境报告）都需要会计师的全力支持才能有效地运行。其次，从更细微的角度来说，正是会计惯例和当前会计关于利润、成本的基本假设才使得经济上的成功和失败与环境危机毫不相关。尽管由于受到现存财务信息系统约束的影响，会计人员并没有被看做是企业革新的主要源泉，但是随着对组织压力的日益增加，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对企业迅速变化的需求仍将会导致对会计人员活动进行变革的迫切需求。（2）管理信息与会计的关系。“如果你不能对它计量，那你也就不能对它实施管理”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会计在公司管理及管理信息输出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许多公司，会计人员很好地定义了环境的政策和目标，这使得他们可以在环境的计量、分析和控制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由此也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成功地实施有效的环境管理依赖于经理人员可获得信息的质量。尽管公司更多地依赖于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传统类型的管理信息，但是对于新信息的需求（诸如排放物、管制标准的符合数据、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的程度，以及产品处置的影响）和对现存系统诸如能源和废弃物等一些领域内容的某些重新关注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迄今为止，许多企业只是从环境回顾中获取一些非正式的信息，原始数据的缺乏导致企业在环境管理实践上存在着很大的难题。毫无疑问，会计和财务系统在提供更好的信息和帮助管理决策方面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问题就是该如何去实施。从短期看，会计人员可以关注那些已经在环境管理政策中明确的业绩考核事项，考虑它们在现存会计和财务系统运行中的作用。从中期来看，会计人员需要对计划和预测系统进行重新定位以适应环境改善的目标和它们的财务内涵。从长期来看，生态会计或自然资源会计将得到发展，它们将提供有关环境账户来反映所有的生产成本，甚至包括那些不能进行货币计量的领域。（3）环境会计的外部关系的协调。会计师在环境管理中之所以起了一定的作用，是由于环境事项具有潜在的商业影响。如，土地污染会影响到资产和负债，在违背协议或者发生清理要求时会产生成本等，这些都是和会计师利益直接相关的项目。可以这样说，环境会计及其报告其实就是对外部的各种关系进行协调的产物。正如货物和服务的供给和购买一样，资金的供给和购买也受着不断发展的环境事务的影响。银行越来越关注贷款的安全性和借款方的潜在还款能力；保险公司越来越关注商业上是否可保；对一些投资社团而言，有证据表明他们不仅在决策是否购买股票时执行一些环境上的标准，而且在兼并、收购和MBO时也充分地考虑到环境标准的关键性作用。公司面临的不仅有不断增加的短期限制性条款，还有因为环境创新而不能提供传统意义上的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率而产生的吸引资金的困难，要吸引到这些资金就越来越需要附上环境状况的报告，环境会计及其报告已经成为影响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现，公司有在报告中披露虚假环境信息的强烈动机。财务会计以及尤其是财务报表中的利润数字在每个环境危机的中心都有可能撒谎。会计在环境事项中是如此不明确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行业以及一个经济体可以用利润和增长等形式来显示积极的“成功”因素。而与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则是蓬勃发展的外部社会审计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显然在诸多涉及到环境问题的事项中，会计与会计师不仅要参与其中，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担当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协调外部与外部各相关者的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角色也不能被忽略。（4）面向未来的会计和报告应当兼具可持续性、经管责任和透明度。可持续性是指人类必须确保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果人们把参与可实施的活动作为一种前进的方法，必须力图对可持续性作出某种真实的解释，而可持续性能够用可获得真实世界的权谋的多种方式清楚地进行表达。对可持续性的报告，最终必须是关于公司正在减少（或增加）后代人可选择权程度的报表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就是一项深奥复杂的任务。而且，它表现为三种主要方法，通过它们使组织以一种可行、系统，且潜在地有助于报告的方式力图接近这个目标。这些方法是盘存法、可持续成本法和资源流量法，前两者是试图报告可持续性，而后一个是试图接近可持续性的报告。但同时，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精髓也必须要在一个经管责任和透明度兼具的框架下才有意义。环境和社会的经营责任和透明度的本质是，社会和环境事物要是托付在已经过于沉重的公司的手中，那就太复杂了，也是极为困难的。要求公司接受，甚至更多地影响我们未来的决策，不但是不合理的，而且这些决策要用独特的和理性的方法做出，也没人有这方面的信息。如何履行这种环境和社会的经管责任，并获得各种所需信息，这些问题在原则上可能会相对简单地得以解决。但是，这些并不会得以妥善解决，同时，公司也不会愿意接受要求这类披露的立法的必要性。因此，对自发的环境和社会经管责任机制发展的信心是错误的。像所有在报告和经管责任方面的实质性发展一样，它们依然需要规则。

（二）《社会与环境会计》（2010） 《社会与环境会计》（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Sage Library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一书，由罗伯特·休·格瑞、简·贝宾顿和苏·格瑞等主编，该书综合了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领域有关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重要文献，因而可以说是该领域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学者对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心汇编，内容综合了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两方面的前沿研究文献，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应用指导性。所选文章大多是在该领域内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在研究方法上均具有明显差异性和较强创新性，书中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和学术观点，既可为人们了解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起源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可对未来深入研究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在该书的内容编排上，作者将其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争论和冲突以及实践、创新和未来可能的突破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为5章，主要是概括前期学者所做的理论研究，包括早期的社会会计研究的理论成果以及在外部环境和报告披露方面所做的研究。第二部分则在前述基础上，介绍了领域内的研究进展情况，分5章来进行论述，内容涵盖了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实证研究等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合法性理论、媒体议程设置等相关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等。第三部分是争论和冲突部分，作者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较大争议的研究文献，这部分设为4章，介绍了会计学者围绕社会会计认知所进行的激烈交锋以及从生态和女权视角讨论了会计和环境问题等。第四部分是实践、创新和未来可能的突破部分，编者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全面地揭示了社会与环境会计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样设4章内容，针对社会与环境会计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证据再反馈于理论研究，如碳交易、利益相关者对话和互联网等。可以说该书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与环境会计研究问题，既有体系构建等比较宏观的探讨，又有专注于某个问题的研究，其层次体系分明，结构合理。因此，该书对于那些有志于在社会与环境会计领域从事研究和实践者来说，它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本书的核心内容如下：（1）早期理论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学者关注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直到70年代，才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理论研究与探索。格瑞将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近20年时间的一系列研究归纳为早期成果，从形式上看，早期以规范性研究为主，从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未来发展方面。如卡瓦斯里·拉玛纳森（1976）创造性地从基于社会契约的角度完整地构建了一套包含有相互联系的目标和概念在内的公司社会会计理论框架体系，将社会会计与财务会计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安东尼·霍普伍德（1978）认为社会会计尽管已经得到了长远的发展，也引起了社会的大量关注，但依旧只是停留在概念性阶段，实践性的缺乏以及多样化的诉求导致其理论体系显得过于单薄，这使得人们很难对其未来做出一个长远的规划。戴维·所罗门斯（1974）指出，尽管社会会计有其积极的方面，但从技术上而言，客观地对公司社会绩效进行评价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个人的主观判断将仍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只有在该领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人们或许才可以要求公司如报告财务绩效一样来报告社会绩效。理论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雇员和就业，这在早期的诸多文献中都有所涉及。早期的理论研究也涉及到了雇员就业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如埃里克·弗拉姆豪茨（1972）首次发展了一套完整的计量模型来探讨如何衡量作为正式组织中的人的价值问题。詹姆斯·帕克（1971）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可以通过扩大会计信息报告范畴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他认为，生态问题可以视为社会的成本，这种成本是由于社会资本分配扭曲所造成的外部经济无序问题导致的，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信息不足。可以通过联合会计师、经济学家、工程师、政治家、科学家及社会学家等多种社会资源形成一个团队，来共同解决社会生态问题。除主流的规范性理论研究以外，早期学者也进行了少量的实证研究，如阿瑞·乌尔曼（1985）研究发现围绕美国公司的社会绩效、社会披露及经济表现这三者关系的诸多实证研究结论并不相一致，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他指出，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关键术语定义的失误以及实证研究数据的缺失等三个方面。作者建议采取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和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的措施来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总的来看，早期的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研究以规范性为主，内容涉及了体系构建、发展趋势、雇员与就业、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在今天看来，这些研究成果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也造成了时至今日，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虽然研究甚多，但却依然不能与传统的财务会计相提并论。（2）研究进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迅速，已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全面开展。这阶段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相关理论的形成与完善以及环境与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针对研究方法的改进，詹姆斯·格斯里等（2006）指出，尽管内容分析技术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很有用，但使用范围较窄，仅限于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作者试图将内容分析技术的使用范畴扩大至囊括社会环境会计的多个方面。此外，由于内容分析技术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作者提倡在利用内容分析技术的同时结合其他辅助方法一起使用。有关相关理论的形成与完善，罗伯·格瑞等（1995）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可用于解释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报告。前者从公司管理层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认为公司持续的存在需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报告可以被视为这二者联系的桥梁，而后者则强调公司的价值取向需要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相符，否则公司活动的合法性将会被公众质疑，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报告可以作为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诺埃尔·布朗等（1998）讨论了在议程设置理论和合法性理论框架内，媒体对公司环境绩效关注度与公司年度报告内环境绩效披露程度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罗宾·罗伯茨（1992）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很好的用来分析公司社会责任行为和披露，公司当前的社会责任披露水平取决于前期的公司经营绩效、利益相关者权力以及公司针对社会责任所采取的战略因素。关于社会责任与环境报告的发展，诺拉·布尔（2002）指出，公司环境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合法性理论和结构性观点，其发展过程可以使用支配性维度和—结构属性的交互作用来进行解释。布伦丹·奥德维耶（2002）认为，既然基于自愿披露的完全反映公司社会责任的社会报告在短期内并不太可能出现，那么就应当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确保公司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报告，从而将社会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罗伯·格瑞（2006）通过对诸多涉及公司经济业绩、公司社会及环境绩效、公司社会及环境信息披露这三者间两两关系研究的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出现了结论相悖的现象。作者认为，综合这些结论，可持续发展报告能否改善公司行为的答案并不确定，除非能搜集到比现有文献更加完善的数据，否则这个问题将不太可能得到肯定的答复。从形式上看，当前的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研究范式已逐渐由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转向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从内容上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已不仅限于探究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趋势、理论体系等，一些主流理论如利益相关者理论、合法性理论、媒体议程设置理论等得到完善，无论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更倾向于采取这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研究成果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更强。（3）研究争论。前期的争论更多的集中于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本身的认知上。如李·帕克和安东尼·G. 普西提围绕社会责任会计所进行的激烈交锋。二者冲突源自普西提（1986）对帕克的观点所进行的评论。他质疑了帕克的观点，认为社会责任会计并不是仅仅因为多元化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需求扭曲了信息的交流，社会责任会计只是当中一个方面。李·帕克（1991）则对普西提的观点予以了回击，他归纳并评价了他与普西提（1986）以及格瑞（1991）在对待社会责任会计时风格迥异的观点。他认为自己采取的是功能性观点，普西提采取的是政治性观点，而格瑞采取的则是平衡的观点。他反驳了普西提的结论，认为其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且观点过于极端和片面，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在帕克（1991）对自己观点提出批评后，普西提随后就发表了《社会责任和广义语用学》一文，针对帕克和格瑞对自己的质疑一一进行了回应。他明确指出，自己不接受帕克和格瑞对自己观点的批评。作者坦承自己与两位学者在社会责任会计认知的某些方面的确存在分歧，但同时他也指出将不同的观点整合成类似的见解，以及纠结于字面上的批评对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并没有太大帮助。托尼·廷克等（1991）质疑了格瑞等学者的中间路线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一种一直都合适的做法。作者使用了近三十年来美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从中间路线的变化、宣扬的优点以及政治无为主义等三个方面否定了格瑞的观点。一些学者跳出了就会计论会计的思维模式，从生态和女权主义的视角对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弗兰克·比尔金（1996）就从生态的角度探讨了会计问题。他指出，当前的会计概念和方法都只是排他性的使用一种方式来理解的产物，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这就要求人们采用生态会计整体论来为我们提供新的方法和研究思路。克莉丝汀·库珀（1992）对女权主义者所做的会计分析进行了评价。作者赞扬了女权主义者为会计的发展和研究所做的贡献，但同时作者也认为，过度依赖于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会使人们产生一个并非合适于绿色会计的评价。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对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持欢迎态度，露丝·海内斯（1991）在《自然的估值》一文中就痛斥了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她呼吁人们尊重自然环境，放弃使用一切会计形式进行度量的做法。综合研究争论和冲突的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国外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已进行了40多年的研究，但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依然存有较大的争议。作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在于人们并没有解决理论体系的问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理论基础做支撑。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和传统的财务会计在计量手段、方法、对象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人们在构建完整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时，必须重新审视公司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且要合理定位会计在其中的作用。（4）实践及研究创新。在全书的最后一部分，格瑞总结了自2000年以来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新成果。贝宾顿等（2001）质疑了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对可持续发展所做的的定义，认为其概念不够清晰。两位作者通过实地检验得出两点重要结论：其一，是由于人们并不清楚什么才是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其反面，也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来对可持续发展成本进行计量；其二，是当公司采取可持续发展路线时，其商业行为不会再和以前一样，我们需要转换思维模式。迈克尔·约翰·琼斯等（2000）认为传统的公司报告剔除了那些没有明显市场价值的环境因素，报告并不能全面反映公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作者从栖息地、植物群和动物群三个方面将自然资产分别划分为关键资产和非关键资产，并使用会计手段来记录、估值和报告，进而构建起一整套模型来衡量自然存量。卡罗尔·亚当斯（2004）认为，公司报告绩效与实际绩效间的差异可以被视为衡量公司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程度，通过强制报告守则、更高标准的审计准则、对跨国公司的强制性审计要求以及彻底改革公司治理体系等多项措施可以提高公司报告的负责任程度。简·贝宾顿等（2008）指出，全球气候变暖正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由此衍生出的如碳交易市场等，对传统的会计事项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如碳交易限额的定价以及环境资产和负债的确定等。通过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两方面所做的区分，作者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会计事项，需要在已有的社会会计基础上通过设立新的社会账户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通过格瑞对近十年的文献梳理，发现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研究已不仅限于研究对资本市场上股东财富的影响，部分还涉及到了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影响的研究，一些比较前沿的工具也在最近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包括了经验研究、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证研究等多种，并且提出了一些操作性更强的建议。

三、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的未来

（一）规范研究 就规范研究而言，合理建构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体系仍是未来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虽然当前的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研究已有一些理论基础，但还未能够形成一套完整且得到各方认可的理论体系。要注意到，就领域本身而言，社会责任会计并不是对传统财务会计的补充扩展，而是有别于传统会计的一个新方向。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来构建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已经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及时将来自于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及其他社会学科的思想和理论以及来源于实践的新证据补充进来。正如管理会计领域的重要学者安东尼·霍普伍德（1978）所分析的，需要重点关注社会会计如何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及经济的发展相联系，包括社会会计在内的所有形式会计的发展可以通过社会内部的咨询和参与来进行，雇员、贸易联盟、中央及地方政府及其他的利益群体都应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二）实证研究 就实证研究来说，由于环境和社会责任会计关注的是公司对相关利益者的社会责任，需要突破仅限于资本市场的研究，由于公司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针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层面、多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另外，某些重复性实证检验的结论差距较大，容易造成混淆，如阿瑞·乌尔曼（1985）、罗伯·格瑞（2006）等所做的分析。除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外，样本数据的选取和指标衡量存在差异也是问题的原因，如何形成一套高质量的数据体系和评价指标将会是未来思考的方向。正如罗伯·格瑞（2006）所得出的结论，除非能搜集到比现有文献更加完善的数据，否则结论不一致的问题将不太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三）整合报告研究 如何响应罗伯·格瑞在《环境会计与管理》一书中的呼吁，在可持续性框架下，形成更具透明性、更负责任的公司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也是未来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方面，近期兴起的公司整合报告研究就是一个不错的回应。此外，笔者发现，针对报告的第三方验证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多，国内是受限于法规并未强制要求以及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影响，国外在实务上虽早已制定了包括GRI、AA1000、ISAE3000等在内的多项审验标准，但围绕第三方验证所进行的文献却也依然不多，相信这会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课题编号：11&ZD145）》与2011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西方会计思想演进研究》（课题编号：2011LJ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沈洪涛：《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的目标与理论基础——国外研究综述》，《会计研究》2010年第3期。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9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 动机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5-0087-06

引 言

2012年6月1日，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公布了15家中央企业2010年度财务收支等审计结果。除了企业在财务、利润等方面的违规外，引起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这些中央企业，如宝钢集团、中石化、中石油等在环境方面的违规情况。应率先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中央企业在这方面尚且做得不够，则其他企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吸收多年的经验教训后，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西方企业不可缺少的议题。而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整体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在当今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与优势的利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迫使我们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驱动机制进行研究。

本文在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变量后，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进行了研究，并借鉴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相应成果，以此来研究以前年度哪些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产生了影响，希望借用交互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

一、文献综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CSR）

1924年，美国学者Oliver Sheldon最早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他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应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第一次将道德因素加入到公司社会责任中。Howard R.Bowen（1953）、McGuire（1963）、Sethi（197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遵循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且有义务按照社会价值观的要求进行决策。其后，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具体层次进行了划分（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1971；Carroll，1979；Gallo，1980、2004；Isabelle & David，2002）。其中，Carroll的“金字塔”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而现代学者们已默认“金字塔”模型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流模式。

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晚，内容不完善。学者（葛家澎和林志军，2001；卢代富，2001；李淑英，2007；徐尚坤，2007、2010；龚天平，2008）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范畴、内涵、特质等进行了界定。杨晓智（2006）从儒家理论出发，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儒家理论的共同点。周绍朋（2007）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是要构建和谐企业，而构建和谐企业的本质在于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

从以上可以看出，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是在追求企业自身利益的同时，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兼顾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威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划分，利益相关者包括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员工、股东、消费者、社区等）和主要的非利益相关者（自然环境等）。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其相关研究

根据商务部《WTO经济导刊》的统计显示，2011年全年，中国共了898份社会责任报告，比2010年增长了18.2%，逐步形成社会责任报告机制。2007―2011年五年中，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平均得分率从50.81%增长到了60.90%，表明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状况处于稳步前进的态势。

一方面，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会影响股东的认知；另一方面，股东从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去感知有用的信息（Dierkes & Antal，1985；Gray，Kouhy & Lavers， 1995）。Cowen（1987）通过对134家美国公司年度报告中所包含的社会责任信息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所在的行业、公司是否存在社会责任委员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正相关。Gelb & Strawser （2001）发现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好的披露情况是正相关的。Erica Yip

et al.（2011）发现在CSR报告和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Tiago Melo & Jose Ignacio Glan（2011）通过构建多阶段回归模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品牌价值的关系，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强有力的无形竞争力。

公司规模、负债比率、盈利能力等会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情况（沈洪涛，2006、2007、2008；李正，2006）。田志龙等（2009）认为企业决策的经济动机、道德水平和采购商压力构成了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董海军和（2011）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与自身的变量属性存在不相关性。还有部分学者（黎友焕和魏升民，2011；章辉美和邓子纲，2011）通过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动态博弈模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分析。

然而以上文献中，大多考察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和企业披露形式，未有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否为对象进行研究。本文尝试从这方面入手，并根据信号传递理论考虑了信息披露滞后性的影响，寻求更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Vaani Anand（2002）、Tiago Melo and Jose Ignacio Glan（201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升企业声誉。Schwaiger（2004）认为，声誉是企业的一种稀缺资源，且不具有模仿性，故而能形成企业强大的竞争力。根据Preston

and OpBannon（1997）的“资金提供假说”，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因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的，只有实力足够强劲的公司才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存在，使企业除管理层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只能掌握部分公司信息。因此，业绩表现好的企业会自愿披露更多信息（特别是社会责任信息），从而与其他业绩表现一般的企业区分开来，通过向外界展示自己是好的社会公民，提升企业形象，进而获得更多投资者的青睐，刺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盈利能力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按照信号传递理论的内容，一个公司对外部披露的信息越多，公司及其投资者之间相互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就会得到弱化，从而帮助投资者作出更为理性的决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信息传导机制的一种，能及时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明智的投资者会综合考虑社会责任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影响，重新衡量企业投资价值。根据Fama and Miller（1972）的研究，外部融资能够弥补企业盈利能力的现金流量不足的缺陷，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以及企业投资活动的需求。因此，企业会出于融资需求考虑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国内学者对此也存在共识。

翟华云（2010）借鉴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的观点对融资需求进行定义，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预算软约束环境下，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公司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即社会责任信息质量高、外部融资需求较高，因此他认为这些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是为了解决融资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融资需求。

委托理论的观点是：委托人和人相互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成本的产生：人寻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委托人寻求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高级管理层出于自利原则会谋取除应得报酬外的额外收益：将企业资金用于个人在职消费或者其他用途。Forker（1992）指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责集于一人时，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存在负向影响。董事长通常被认为是大股东的代言人，代表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指导和监督，而总经理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管理者，当董事长和总经理职责分离时，为了降低成本，总经理将自愿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是为了降低成本。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在样本的选择上借鉴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告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以披露的100强系列（国有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外资企业100强）企业为研究对象，涉及的行业共14个，包括电力供应业、电力生产业、保险业、交通运输服务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与加工、一般采矿业等30多个行业小类。在考虑样本必要数据的可获得性后，本文剔除了没有上市的企业以及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企业。在考虑样本数据的可比性后，剔除了未能连续三年上榜的企业，选取2011―2013年的数据，最终确定240个样本公司数据。

本文样本的数据来源主要有四个：一是查找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和和讯财经网，确定企业是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①；二是根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公布的“中国国有企业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中国民营企业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外资企业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确定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三是从RESSET金融数据库获取样本企业的财务数据；四是从企业年度报告中获取有关公司治理的数据。

（三）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文以企业是否社会责任报告为标准来判别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考虑到信息传递的滞后性，如果T+1年企业了社会责任报告，则表示信息披露状况为1，否则为0。以此来判别哪些因素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传递的动机。

2.自变量

每股收益（EPS）直观反映了普通股股东的收益，便于投资者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进行比较，且本文所选研究样本均为上市公司，因此本文选定每股收益指标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为使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会自愿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现金流量债务总额比（NOCFTL）将企业现金流量和债务总额相结合，能够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该比率越高，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换言之，当企业现金流不足以承担企业的债务负担时，就需要借助外部和内部融资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本文以现金流动债务总额比作为衡量企业融资需求的指标，该指标越小，表明企业融资需求越大。现金流量债务总额比低的企业融资需求高，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企业中存在三层关系：第一层关系存在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第二层关系存在于董事会和高管之间；第三层关系存在于高管和各部门经理之间。本文研究的是代表大股东利益的董事长和代表高管的总经理之间的关系。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UNIF），不存在成本；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时，总经理为降低成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3.控制变量

已有的研究基础表明，企业规模、行业性质、股权结构等因素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从而影响本文对披露动机的研究。因此，本文选取股权集中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规模、控股股东性质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

表1是研究变量的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CSRPERFt）取自社科院公布的“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是以现有理论为基础，参照责任管理、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四部分内容构造的，并参考了ISO26000等国际社会责任指数和社会责任报告，构造出分行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再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报告、企业官网搜集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得出企业的初始得分。最后通过对评价指标的正向奖励分、负向惩罚分、社会责任管理创新实践的特别加分三个项目的调整，得出最后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参见图1）

（四）模型设计

为了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传递的动机，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β5CSRPERFt+β6SIZEt+β7STATEt （1）

本文以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研究其披露动机，基于所得变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dist+1）为哑变量，故选择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利用Logistic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并不表示系数的大小，而是各个变量的真实作用，即相应的比值比（odd ratio）。以此来表示各变量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作用大小，揭示披露动机。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社科院对社会责任发展类型的划分（见表2）和表3提供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到研究样本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均值为35.63，说明整体处于企业社会责任起步者的阶段，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已经开始，但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刚开始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鉴于研究样本为100强系列数据，可见我国在推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研究样本量总共为240，其中有效样本数为240。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均值为0.75，表明研究样本中75%的企业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披露，说明我国100强系列的企业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报告的意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研究样本每股收益的均值为0.64，高于上市公司的整体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所选样本均为我国各领域的100强企业，因此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现金债务总额比平均值为0.11，由于长期债务不须用短期现金流量偿还，总体来说维持该比值是合适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发生率仅为0.15，说明样本企业在进行管理的时候注意进行分权。同时表明大部分研究样本存在成本的问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研究降低成本动机是可行的。样本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0.47，符合我国企业由大股东控制的特殊国情，也说明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代表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是合理的。研究样本中，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规模）均值为25.08，且最小值为19.53，表明研究样本均为总资产上百亿元的企业，综合实力强。

（二）交互分析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类型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类，发现卓越者数量最少，仅3家，占比1.25%；领先者共42家，占比18.75%；追赶者67家，起步者41家，旁观者数量最多，共87家，占比36.25%。可见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没有随着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的大幅增长而提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大多数企业可能只是顺应时代的需要了社会责任报告，而忽视对社会责任信息实质性内容的披露，更可能是企业没有重视对社会责任实践活动的践行。因此，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路还很长。为了进一步分析控股股东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检验该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否合理，本文对控股股东性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交互性分析，结果如表4。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央企业共102家，占比42.5%，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卓越者的3家企业全部属于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立较为完善的领先者中，中央企业为30家，占比为71.43%，远多于非中央企业的12家；追赶者企业中，中央企业和非中央企业数量几乎各占一半，未显示有明显差异；而在起步者和旁观者类型中，两种类型的企业数量差距很大：特别是在旁观者中，中央企业仅有24家，占比27.6%，而非中央企业为63家，占比72.4%。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要远高于非中央企业，说明在我国，中央企业积极响应了国资委的号召，承担了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表率意义。

关于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显示：102家中央企业中，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和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比为78，而在非中央企业样本中，这一数量比为103，未见显著差异。可以认为，控股股东性质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将控股股东性质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从控制变量中剔除，得到模型（2）：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从表5可以看出，各变量的VIF（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1，但是最大的VIF值也没有大于10，且1/VIF值均较大，说明模型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变量特别是解释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四）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企业是否社会责任报告作为因变量，如果在T+1年企业了社会责任报告，则为1，否则为0。因此，采用Logistic二值响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6。

从表6中可以看出，LR chi2（5）=16.61>11.07，且P值=0.0053

Pseudo R2值为0.062，远小于1，但这与线性回归中的R2值存在很大不同：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Pseudo R2只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模型的正确性。这可以用典型的贷款投资理论来解释：在典型的贷款资产组合中，违约风险在0.05%到5%之间，即使能够准确估计每项投资的违约风险，最终也会存在许多因素使观测值与预期的结果不一致，因此，也不能奢望Pseudo R2会趋近于1。只有当借款人存在两种情况：一类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很低（0.1%或者更低），另一类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很高（99.9%或者更高），Pseudo R2值才有可能接近于1。而这对典型的信贷组合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Pseudo R2值仅为0.062，但从统计学上考虑是不会对模型造成不利影响的。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EPS）的OR值exp（EPS）=2.0383，Z值为2.11>0，表明二者是正相关关系。表示企业的EPS（盈利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发生比（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不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比率，下同）相应增加2.0383倍。事实证明，企业的盈利能力会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意愿，进而证明本文的假设1：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的动机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结论1：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是为了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解释变量NOCFTL的OR值为0.0730

结论2：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是为了获得融资需求。

解释变量（UNIF）的OR值为0.4026

结论3：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是为了降低成本。

解释变量（TOP1）的OR值为5.6905，Z值为2.06>1，表明二者是正相关关系，且P值为0.04，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发生比相应增加5.6905倍。即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意愿越强。研究结论支持了前文的假设。

结论4：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控制变量（SIZE）的OR值为1.0393，但P值为0.621，说明结果并不显著，无法验证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性。而基于对已有研究结论的了解，企业规模会影响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正向或负向）。这可能是所选样本造成的特殊性，本文选取了不同领域的100强企业，企业整体规模较大（企业平均总资产上百亿元），企业规模差异较小，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表3）也证实了这一特征。因此，研究关系的结果并不显著。

结论5：不能验证企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及不足

（一）本文研究结论

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文通过模型（1）证实盈利能力好的企业具有更大的意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这有力证明了“资金提供假说”。信息不对称促使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从而通过信号传递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模型（3）证实了这一观点。

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趋利性决定了企业作出的任何决策都是有目的性的。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从而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的信号（企业是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的），建立起企业良好的形象。企业形象得到提高，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消费者持续购买、供应商稳定合作……这一系列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是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之二是为了融资。企业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进行项目投资时会由于现金流量的不足而进行融资。从融资对象上看，包括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从融资性质上看，包括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涵盖了对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以股东和债权人为例）的部分，当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通过披露的信息了解到企业对股东：能够提供满意的投资回报率、有良好的企业信誉、向股东真实全面披露企业信息、具有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对债权人：能够及时归还足额欠款、按照合同约定使用借款、让债权人有机会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达到融资目的。

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之三是为了降低成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委托理论的产生，企业的所有者将经营权委托给人，人寻求自己的薪酬、工作时间及舒适度的最大化，而委托人寻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二者利益的冲突导致企业所有者采取措施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弱化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导致成本的产生。当董事长和总经理职责分离时，总经理（人）为降低成本，会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谋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企业股权集中度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因为笔者认为所有的股东都是专业、明智的：股东愿意和那些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交易，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向外界传递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控股股东性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

（二）本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以企业在T+1年是否公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衡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标准，如果企业在T+1年了社会责任报告，则为1，否则为0。因此，采用Logistic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由于研究样本的限制，最终仅确定240家企业变量。样本量的不足可能导致Logistic二值响应模型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进行下一步研究时应考虑扩大样本量。其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理论，研究的仅是企业出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企业也有可能基于政府或行业的强制性要求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这些都是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在下一步研究时可以考虑加入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最后，仅以企业是否单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衡量标准，而没有考虑其他的披露方式，如企业单独在自己的网站或通过其他途径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在进行下一步研究时，可以考虑从这方面入手进行更精准的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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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贺成冲， 黄娟，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10] 彭正银，赵安川.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社会就业研究报告篇10

一、企业价值报告革命的提出

现行企业财务报告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以财务资源和财务状况为核心，忽视了企业未来财务潜力、企业核心能力等信息的披露，导致企业财务信息披露不全面；二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忽视了企业现行价值等信息的披露，影响企业财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和信息有用性；三是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为主体，以财务报告附注为补充，形成企业财务三表报告体系，形成供给主导型信息披露体制；四是以货币计量为手段，忽视了其他计量手段的运用，使许多重要信息拒于信息披露门外；五是以定期信息披露为方式，忽视了企业适时信息披露，致使财务信息披露模式单一。

自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年发表《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以来，企业财务报告改进就成为国内外财务会计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与此同时，国际会计学界对现行企业财务报告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传统财务报表现在比过去更不能反映创造财富的资产，财务报告正陷入加速失去其有用性的困境。还认为有相当大数量的资产被历史成本会计低估了，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资产分类并没有被完全确认，并且问题还在变得越来越糟，且对财务会计和公司报告跟不上商业活动的变化步伐而深感担忧，因而财务报告势在必改。西方国家对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上，并认为不相关的财务信息对投资者决策无用。葛家澍教授也早在年就认为：财务会计核算本来是经济核算，但多年来被成本所取代，从成本回归价值，以促进财务报告能够真正披露企业的价值，可能是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方向。

二、企业价值报告研究设想

我国对全面损益报告、现值会计计量等与企业价值报告相关的会计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与国际比较还有很大差距。企业价值报告作为企业财务报告改进的主要方向和根本目标，它涉及企业财务报告改进、企业现值会计系统、企业财富变动计量、资产价值评估等理论与实际的重大问题，其未来的研究应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企业（财务）核心能力与企业价值研究。企业财务报告改进的目的是改变现行通过报告企业盈余，间接报告企业价值的状况，而直接报告企业的公允价值与财富变动。但企业价值在外界环境（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不变的前提下，取决于企业的可持续盈利成长率，也就是取决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最终取决于企业的核心能力。可见，企业（财务）核心能力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是企业价值报告研究的前提。企业无形资产、企业研究与开发、企业价值链、企业组织创新、企业人力资源、企业客户关系、企业治理结构、企业家的才能等企业核心能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如何计量这些影响是未来财务报告改进研究的重点之一。国内外会计学界将企业无形资产、企业研究与开发会计一直作为研究重点，我国又将企业财务核心能力研究列为十五规划重点研究内容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企业经济收益与财富变动研究。现在广泛使用的会计收益显然与经济收益的概念背道而驰。随着会计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发展，会计学家们和会计职业组织正在试图扩展会计收益概念。全面收益是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引起的权益（净资产）变动。它严格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过程，采用了与传统净收益确定即收入费用观不同的资产负债观。真正全面的收益是经济收益，也许经济收益在现行以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上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但人们不应放弃对以企业价值为基础的财务报告的探索。因此企业经济收益与财富变动研究仍将是企业财务报告改进研究的重点。

企业现值报告基础与现值会计技术研究。现行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企业财务报告局限性分析表明，企业财务报告改变历史成本基础，关注价值计量，并研究引入企业价值和财富变动的可能性是企业财务报告改革的方向。企业现行价值和财富变动作为企业财务报告的基础，如果取代现行的成本基础，将极大提高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企业现值会计是企业现行价值的计量技术，并非完整的企业会计系统，也非企业价值报告本身，而是企业价值报告的基础。企业价值报告涉及企业价值和财富变动的确认和计量，包括确认和计量目标、对象、基本假设、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只有通过企业价值和财富变动的确认和计量才能找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而企业价值和财富变动的确认和计量必须以企业现值会计为基础，应用企业现值会计技术。所以，企业现值报告基础与现值会计技术研究将是未来财务报告改进研究的重点。

企业未来报告体系研究。传统会计报告有三个基本方程：即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收益；现金流入－现金流出现金净流入。这三个基本方程与历史成本计量密切联系，也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基础，从而构成企业财务报告体系的三表结构。为了建立企业价值和财富变动财务报告的理论与方法框架，有必要对现行企业财务报告体系进行改进。首先将这三个基本方程改为：资产价值负债价值股东价值；期末企业价值期初企业价值企业经济收益；期末股东价值期初股东价值价值变动财富变动股东经济收益。相应地提出企业资产负债价值表、企业全面损益表和企业财富变动表的基本框架体系。现金流量表的地位将下降，不再是企业未来的主要报表，而是企业价值报告体系的基础性报表。由于新的三表报告结构体系是全新的信息披露体系，目前还没有深入研究，可以预见，它将成为企业未来报告体系改进研究的重点。

企业价值报告的披露方式研究。提出企业资产负债价值表、企业全面损益表和企业财富变动表的基本结构与披露框架，只是企业财务报告改进的一个方面。为了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还必须对企业价值和企业财富变动信息及其披露的形式、载体、时间、方式、信息量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个性化报告、会计数据库报告、核心能力报告、适时信息报告和事项报告将越来越受重视。而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企业相关利益集团寻求更直接、更相关、更简化、更有用的企业信息披露方法，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未来相当时期内仍然是企业财务报告改进研究的重点。

三、企业价值报告革命的意义与困难

构建企业价值报告对企业财务报告的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均有重要意义。首先，我国已经加入，随着现值技术的完善，必然要与国际接轨。国际会计学界对企业价值报告的研究风起云涌，并将其称之为企业财务报告的“第二次革命”，我国研究企业价值报告，有助于我国会计最终采用现值计量，为企业价值报告和财富变动信息披露创造条件，拉近与国际的差距。其次，企业价值报告研究，涵盖了企业现值计量、企业价值估计、无形资产评估、企业核心能力报告、企业财富变动确认等，可以为企业价值和财富的确认和计量提供依据，在企业定价和投资决策中得到广泛应用。第三，企业价值报告研究认为，企业财务报告有用，其可靠性是基础，相关性是保证。相关不仅体现在历史信息方面，更体现在企业未来价值和财富变动信息方面。因而，企业价值报告研究有助于投资者决策，有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第四，企业价值报告研究提出的企业价值报告与财富变动信息披露方法框架，涉及企业财务报告目标、对象、基本假设、内容、形式、载体、时间、信息量等各方面，提出的企业资产负债价值表、企业全面损益表和企业财富变动表的基本框架体系，可以完善企业财务报告理论与方法，为企业财务报告改进提供新的思路，从而为我国修订企业财务报告准则提供参考。第五，企业价值报告研究认为，知识与能力是企业价值和财富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知识与能力在现行会计系统中没有得到相应体现。但企业价值报告将知识与能力作为企业价值和财富变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会计报告系统中予以披露，因而可以真正实现将知识融入报表的设想。但是，构建企业价值报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巨大难点：

第一、企业价值报告会计计量基础的选择和企业价值、财富变动信息披露对信息质量可靠性的冲击与对策，以及如何解决现值计量的可靠性、可操作性和经济性。企业价值报告会计只能采用现值会计计量基础，而现值计量的准确性取决于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估计的准确性和贴现率选择的准确性，如果估计和选择的准确性受到怀疑，其信息的可靠性则受到冲击。如果增加估计和选择的投入，则其可操作性和经济性又受到冲击。因而必须在可靠性、可操作性和经济性三者之间进行抉择，它取决于现值计量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