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的概况十篇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1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为我国在21世纪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海洋开发的脚步逐渐加快，与此同时，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给海洋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海洋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因海洋环境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案件也常有发生，民事领域的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责任越来越受重视，而且有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主要救济途径的趋势，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一、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一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类似，符合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但目前，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表现在四个方面，即(1)损害事实;(2)损害行为的违法性;(3)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种观点忽视了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性;随着无过错原则的运用与发展，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有学者提出了两要件说，即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三要件说。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三要件”的观点较为妥当。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应由以下三要件构成：污染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二、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是海洋环境侵权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切侵权法律关系都是以法律主体实施侵权行为为前提，否则责任主体也无从谈起。

 

该行为既可以是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也可能是非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无过错责任原理，笔者认为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的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不必具有违法性。

 

(一)排除行为违法性

 

行为违法性，即行为人对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违反，如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等。对于“行为违法性”的问题，法律之间存在矛盾，理论界观点也并不完全不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有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必须具有行为违法性，即行为对现行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违反。

 

从环境污染与侵害的特点与事实状态看，随着实践的发展，由于法律与标准固有的滞后性、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及一定时期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某些符合标准的排污行为，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或者在特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也可能引起海洋环境污染。对于这种“合法排污”、“达标排污”行为，如果依据行为违法性原理，那么环境污染侵权者则可以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为理由，规避自己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因海洋环境污染受损害方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行为的合法性不应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绝对理由。

 

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此规定没有规定关于违法性的要求。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与此相对应，《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规定也明确表明，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不限于对违法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只要造成损害事实，无论致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是否违法，都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全社会治理和改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权益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排除行为违法性将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二)排除违法性的特殊情况

 

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排除违法性”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突破和发展。但是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如果不区分情况，将一个民事主体的合法行为一概而论的被认定为侵权，让行为者对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是欠妥当的，会使得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生活的行为人缺失安全感，也有违禁止事后法的原则。在承认“排除行为违法性”的前提下，如果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定，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应考虑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合法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1.海洋环境污染的发生，行为符合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却造成了污染的后果，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对待，由行为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单位承担各自的责任。

 

2.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完全的意外因素等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应当由因合法行为造成海洋污染侵权损害者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或海洋环境保险给予受害人以救济。

 

三、损害事实

 

(一)损害事实概述

 

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关于损害事实的规定，但若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初衷出发，损害事实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是暂时未发生，将来才显现出来的事实，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事实指的是因海洋环境污染导致的他人人身、财产和合法的环境权益受到损害的一种事实状态。损害事实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侵权责任发生的根据。即必须遵循“无损害，无责任”，让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损害事实。

 

(二)损害事实范围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事实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其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其污染表现为广阔的受害空间范围、不确定的受害对象、民事权益广泛受害和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等方面。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财产、人身、生态和其他损害。

 

1.人身损害，即损害到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如致伤残、致死其他疾病等，同时包括对公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妨碍所造成的损害。海洋环境污染造成人身损害具有潜伏性，因为海洋环境污染对人身的损害大部分是通过食用海产品等间接造成的，不易及时被发现，而是逐渐显露。

 

2.财产损害，主要是财产本身的毁损，使其丧失价值和使用价值，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如海水污染致使海洋渔业减产或绝产，海水污染致使被污染海域无法使用，创造新的价值，也属财产损害的范畴。

 

3.海洋生态损害。海洋生态损害，是指因为环境因素遭到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进而引起的人们利用海洋和享有美丽、舒适海洋环境的利益遭到损害。《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章突出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这体现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四、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论

 

在民法的侵权责任关系中，因果关系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引起损害事实，二者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即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但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因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并不是绝对的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所以将其表述为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推定因果关系

 

现实情况中，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常常会出现“一因多果”或者“一果多因”的现象，相关法律对此缺乏明确、详尽的规定，现今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各自采取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式。

 

严格因果关系作为传统民法中侵权责任构成的必要条件，指的是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内在的联系。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特殊性，某些海洋环境污染，若要求由求偿人承担严格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有可能陷入论证困难，无法保障诉讼的效率，更难以维护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无法及时的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制止。因此，笔者认为，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应当采用推定因果关系。即在污染环境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行为人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海洋环境的物质，而在其排放后，排放物所及范围内，海洋环境遭到污染，致使人身或财产遭受到损害的，即可推断该危害的发生是由行为人排污行为所致。

 

在英美法中称推定因果关系为“事实本身说明问题”，即推定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可：(1)行为与损害均已发生;(2)损害在行为所影响范围之内;(3)行为在先而损害在后，无该行为时即无此损害。

 

相比于《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也被广泛承认和适用，而今后的立法中还应对推定因果关系作出明确规定。

 

结语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学者对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解释，和拓展分析《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中确定构成要件及主体等问题的适用。对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问题进行体系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为进一步从理论上设计出一套系统的、立足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符合中国法制环境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范，为国家宏观层面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2

[关键词]海洋核污染 放射性监测 药物防护 生物防护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T5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0-0210-01

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导致了太平洋核污染，就泄漏进入太平洋的铯-137的活度而言，该起事件是迄今为止发生的单次核污染事件最为严重的一次。由此引发的人们关于海洋核污染的关注也是前所未有，海洋核污染的主要来源、危害，以及如何监测和防治成为人们研究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党的十明确提出将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中之重的背景下，海洋核污染的问题应该更加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一、海洋核污染的途径及其危害

核污染是指核设施在正常运行或事故情况下大量放射性物质外逸进入环境造成的放射污染。其危害来源于放射性核素发出的α、β和γ射线对公众或其他生物的辐射损伤，常常被称之为放射性污染，海洋核污染的严重性在于除却核辐射、原子尘埃等本身引起的污染之外，这些物质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此生污染也非常严重。

海洋核污染的来源广泛（由于大气环流的原因使得任何地方的核污染都可能导致海洋核污染），如海洋或者海洋沿岸的一些核设施发生故障排放出的放射性物质（事实上，这些海洋中或近案的核设施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也会排放相关放射性物质，只不过其量小危害性小），又如一些核试验也会引起海洋核污染。由于放射性物质具有其独特的特点，放射性物质都有一定的半衰期，在衰变的这段时间里会一直持续的产生一定的射线，从而造成持续性危害。

海洋核污染的危害性很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海水的流动性使得海洋核污染的扩散性较强，如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海洋核污染的危害范围将不可想象，带有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染水流入海洋后会逐渐扩散至全球。如在日本福岛核危机发生之后，在福岛附近，除了局域性的回流以外，最主要是一条起源于台湾外海，沿着冲绳群岛、日本岛东侧，向东北方向的洋流。放射性物质会随着这条洋流的运动，远离陆地，进入太平洋深处1。

海洋核污染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这主要是由于海水在太阳照射下会蒸发形成云，下雨以后放射性物质就会随着雨水进入土壤，地面的植物、农作物以及家畜等都将受到影响，最终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人群受到核辐射危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儿童受到核辐射的危险度为成年人的4倍，儿童长期在核辐射区域生活极易患癌症、白血病以及腰痛、高血压、失明等疾病，而且发病潜伏期一般为5至10年。一般来说，胎儿细胞分裂是最快的，辐射的影响就会越明显；儿童受辐射较大的儿童若干年后得甲状腺癌的概率要比普通儿童高出3-5倍；青少年甲状腺功能正常，代谢活跃；老人甲状腺功能相对青壮年不活跃，代谢较迟缓。二是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会导致海洋生物死亡并影响生物的生殖能力，放射性物质对于经过的鱼类会产生灼伤，而且对于污染物经过地方的生态系统会造成次生污染。

二、当前海洋核污染的主要监测技术概述

通常情况下，海洋环境中的放射性核素活度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一般为l一104Bq/kg或1―104Bq/L。在常规环境样品的放射性活度分析中，大量样品的浓缩、分离和提纯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对该原理的认知和利用，对于当前海洋核污染的主要监测仍然是基于对放射性物质的监测，也就是常说的放射性监测，这主要是因为核污染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放射性物质的所产生的射线造成的污染，在寻找污染源的过程中，对放射性物质进行监测不但能够较好的发现污染源，亦能够对海洋核污染的防治找到突破口。

当前对海洋核污染的监测主要包括两个大类方法，一是对大气中放射性核素的分析，二是对海洋中放射性核素的分析。

一般来讲，131I、134Cs、137Cs等是空气中的主要放射性核素，针对这些核素的监测方法主要是利用体积较大的气体采样器采集相应的样品之后，采用高纯锗的γ能谱仪对相关核素进行测量，并分析这些放射性核素活度在监测的空气区域里的变化情况，以此来判断核污染在监测区域的扩散情况和强度。

对于海洋中的放射性核素而言，主要包括90Sr、137Cs、134Cs、58Co、60Co、110mAg、54Mn等。对这些放射性核素的监测是海洋核污染的重要监测方法，不同的核素由于其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属性，因此在监测的方法上也存在区别。90Sr是钚的裂变产物，沉淀法、离子交换法、溶剂萃取法等都是90Sr测定的一些方法，其中溶解萃取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方法。”137Cs在海水中的含量甚微，在测定前必须进行浓集。目前，在海洋研究中常用来浓缩分离铯的方法有六硝基二苯胺钾法、硅钨酸盐法等等。针对58Co、60Co、110mAg、54Mn等核素的分析多采用γ核素的联合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方法并不是绝对的，针对不同的核污染和海洋的具体生态环境，可以灵活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可以采取几种方法联合监测以提高监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海洋核污染的主要防治对策研究

一是要加强对核污染的源头控制。要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尤其是近海的相关核设施，存在隐患的要坚决整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要立即停止建设；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这些举措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安全毕竟是涉及民生的大事，从安全第一考虑，慎对双刃剑。

二是要从战略层面对核能使用做出规划。严格控制能引起核污染的原料生产加工使用；通过立法限制核的使用和核原料的买卖，交易；使用核能源要确定其安全性，以安全最大化为原则；加快核能的科技研究，更深入的了解其原理，以更好的掌握和利用核能。

三是在具体的防护中多管齐下。穿防护服、药物防护和食物防护结合起来，促进核污染防护的科学合理进行。这主要是针对海洋核污染对人体的巨大危害而言的，一个人如果被暴露在辐射范围内，立即换一套衣服和鞋子，把他们放在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中，封闭袋口，然后采取彻底的全面的淋浴。又如药物中，WR-2721氨磷汀作为防核辐射药显示了良好的核辐射防护作用和使用的安全性。

四是严格防止海洋核污染范围的扩散。如在日本福岛核事件发生之后，随着核污染扩散至海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加强对日本海产品的检验。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国纷纷加强对日本海产品的检验。这就充分说明对于核污染的扩散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否则会对大面积地区造成严重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玉敏，李红，朱春来等.海洋核污染与放射性监测技术[J].舰船科学技术，2010，32（12）：76-79，83.

[2] 陈立奇，何建华，林武辉等.海洋核污染的应急监测与评估技术展望[J].中国工程科学，2011，13（10）：34-39，82.

[3] 何召壮.从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看跨国核污染的国家责任[D].中国海洋大学，2012.

[4] 邹本川，赵德兴，尹相淳等.关于向海洋核污染控制的讨论[C].：9页.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3

关键词：海上溢油污染 生态损害 因果关系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宽广的海洋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因陆源污染及对海洋的不当开发，海洋污染所造成的生态损害触目惊心。特别是石油污染，因其污染范围的广泛性的持久性，对海洋生态影响巨大。

一、海上溢油生态损害的概念及特点

（一）“生态损害”的法学界定

生态损害是最近才提出的一个概念，首先是从司法实践中提出来的。“生态损害是指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中未遵循生态规律, 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超出了环境容载力而导致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的任何部分或任何多个部分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整体的功能发生严重不利的变化。”也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是“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中未遵循生态规律，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超出了环境容载力，导致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或功能发生严重不利变化的法律事实。”归纳可得出生态损害主要是人们在开发环境资源时未注重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环境的功用受损。

随着时展，生态损害日益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生态损害一旦发生，对整个生态系统会造成重大的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二）海上溢油事故生态损害的界定

海上石油污染对海洋生态环境有重大的影响。海上溢油生态损害是指：“因海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海底输油管道、石油运输、船舶碰撞以及其他突发事故造成的石油或其制品在海洋中泄露而导致的海域环境质量下降、海洋生物群落结构破坏及海洋服务功能的损害。”

一个完整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包含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它能带给人们的不仅包括各种海产品和矿藏资源，其生态价值也不能为人类所忽略。海洋生态系统以各种形式满足着人类发展的各种需求。然而，海上溢油污染事故却对海洋的生态造成巨大损害，严重影响海洋各种价值的发挥。

（三）海上溢油生态损害的特点

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发生后，对污染范围内的生态易形成毁灭性打击，治理费用巨大而且生态恢复的时间长。

海上溢油生态损害呈现出以下特点：①风险性大。世界范围内对能源的需求使石油运输量和石油开采量不断增长使溢油风险不断加大，事故发生的几率上升。②危害性大。海洋溢油事故一般具有突发性，即突然有大量对海洋生态有害的石油物质进入海洋生态体系，造成海洋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存和繁衍。③生态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海洋价值的生态价值涉及面广，使得生态价值评估带有科学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在遭受生态损害后，索赔变得异常困难。

二、海上溢油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总体来说，赔偿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由于立法上的不同，国内外对生态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也有所不同。

（一）国际上的相关规定

美国《油污法》中规定，联邦和州政府可以得到的损害赔偿明确分为三部分:①重建、复原、更换或取得受损自然资源的类似等价物的成本；②自然资源在进行重建期间价值的减少；③评估这些损害赔偿的费用。

我国加入的《修正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中第2条第6款规定：“①对环境损害(不包括此种损害的利润损失)的赔偿, 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②预防措施的费用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这里的恢复措施可认为是规定了提起生态损害赔偿的合法依据。

从国际法的规定上看，油污损害是包含生态损害赔偿在内的。

（二）我国相关立法对生态损害的规定与不足

我国有关海洋溢油污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中。因后者立法较早，已难以适应时代需求。《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也不完善，只在部分条款中有相关内容。

《海洋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大多数海上溢油事故的赔偿情况并不理想，即使索赔成功，也只对清污费和渔业资源损失进行赔偿，很少考虑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生态损害赔偿索赔主体的模糊性及生态价值的评估规定的原则性，使海洋环境所遭受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规定严重不足。

（三）海洋生态损害所应承担的赔偿范围

海上溢油事故所造成的损害范围和赔偿范围之间，并不是总是重合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尽量使受损害范围与赔偿范围趋于一致，从而为海洋生态损害侵权纠纷提供赔偿标准，避免侵权人的无限责任，有利于赔偿的实际履行,保障的海洋生态权益。”

根据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实践，国家海洋监管部门作为索赔主体可提出索赔的范围大致包括:①合理的预防或减轻污染损害的措施费用和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和损害的费用；②环境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③利用该海域的所得的期待利益损失。

三、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法律问题

要挽回海上溢油事故的生态损害所造成的损失，不可回避的是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各种法律问题。

（一）生态损害赔偿的索赔主体

我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索赔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由于我国海洋环保相关部门之间的职权在立法上存在交叉，造成各部门之间存在权责不清的情况。

笔者认为，在相关管理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有为公共利益的考虑，带有公益诉讼的性质。在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中，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行使权利等方面与私人参加诉讼应当有所区别。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4

论文关键词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海洋环境　现行法律

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一）石油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渤海、黄海海域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开发利用海洋石油资源必不可少。渤海海域的康菲溢油事故造成了渤海海域的大面积污染，对渤海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影响，渤海海域的海洋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黄海也蕴含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随着海上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海上溢油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海洋环境污染的风险加大。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青岛市黄岛区作为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基地之一，大炼油发展较为迅速，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在海上运输石油以及石油储备过程中，管理不当容易造成石油对海洋环境的破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东营石油资源较为丰富，在蓝色经济区规划中，东营的目标是建成石油产业聚集区。在发展石油产业过程中，以及通过海上输出石油时，一旦石油泄漏会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二）港口建设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目标是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港口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靠近渤海的东营、滨州、烟台、威海等城市，都在积极谋划建设自己的出海通道，力争建成有着一定吞吐能力的大港口。在莱州湾海域，作为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烟台龙口市，其规划为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龙口港的吞吐能力需要不断的扩大，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烟台也正准备对烟台港进行扩容。青岛作为黄海之滨的港口城市，借助于蓝色经济区的平台，正在建设千亿吨港口董家口港。东营、滨州、威海等地也在谋划建设新港口。不难看出，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磅礴发展中，港湾的建设史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一部分，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的基础设施。码头建设需要填海造地，需要在海岸带开展工程建设。因此，在海洋工程建设中必可避免地会对渤海、黄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会对海洋污染造成污染或者破坏。

（三）海域使用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中，要建成九大核心区，其中包括丁字湾海上新城和潍坊海上新城，七大区包括“海州湾重化工业集聚区”、“前岛机械制造业集聚区”、“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滨州海洋化工业集聚区”、“董家口海洋高新科技产业集聚区”、“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东营石油产业集聚区”。海上新城的建设需要填海造地以解决新城建设中的土地问题，七大区的建设需要一定的海域使用。加之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海洋养殖产业的发展等因素都会对渤海与黄海海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海砂是一种海洋资源，开采海砂资源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海砂可以作为建筑或者工业原料使用，其有着较高的经济价值。渤海、黄海海域有着较为丰富的海砂资源。近几年，随着海砂资源的日益重要，一些不法分子过度开采海砂资源，对渤海与黄海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不仅会影响一些鱼类的生长，还会对近岸的海岸环境造成影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环境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很容易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

（四）陆源污染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有黄河流入渤海，其他较大的河流有弥河、潍河、胶莱河等河流，其他河流不计其数。这些河流沿岸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河流中排放污染物，河流中的污染物随着河流汇入渤海、黄海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不可否认，生活垃圾、工业废料的倾倒对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2010年我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陆源污染已经成为污染海洋环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过程中，陆源污染对山东半岛海域环境的影响将成为主要的因素。加之，沿海地区的陆地垃圾的倾倒、工业废水的直接入海，都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发展蓝色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对陆源污染的防治，减少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的破坏。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不足

（一）相关法律制度原则性强，缺乏可操作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保护环境的基本法，它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和制度做了相关规定，为我国环境保护指明了总体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法律中的很多规定都只是一种原则性或者概括性的指引，在现实中不能运用到实践中去，缺乏可操作性。相对于具体的规定而言，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不能被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这些原则性的规定，相当于“沉睡中”的条款，不能在保护海洋环境的实践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应当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定，能够在实践中被很好地运用到具体实际中去，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法律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作用。

（二）海洋环境立法滞后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反映，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实践中，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海洋环境的状况日益下降，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峻的海洋生态环境需要法律作出相应的反映。在法治社会，法律作为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是最重要的一种引导人的行为的手段。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滞后，已不符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现实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从2000年修订以来，只有《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配套的实施细则与配套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也是在十多年之前颁布，至今没有对其进行修改过，相关的规定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对海洋环境进行保护的要求。相关的内容不完善，法律制度缺失，很多问题在法律上存在空白或者漏洞。

（三）责任形式单一，处罚力度不够，法律责任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章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规定的法律责任中，主要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等，其中在这些责任形式之中，运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形式就是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对违反法律规定者也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其责任形式主要是罚款、警告、给予相关人员以行政处分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中的法律责任形式也大都局限于这几种形式。因此，从法律规定的这些责任形式中可以看出，违反保护海洋环境的相关规定，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大多是罚款等行政责任，而且这种行政处罚的方式比较单一，处罚力度不够，使得以罚款为主要方式的处罚，在实践中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力度不够，不能起到相应的震慑效力，保护海洋环境的效果不是很好，很多违反规定者宁愿被罚款，还是去污染海洋环境，是因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所造成的，使得一些企业违反规定排污。同时，这种以罚款为主要处罚方式过于单一，并没有其他的责任承担方式与其配合使用，造成不能保证处罚力度，处罚的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四）缺乏政府监测机构向受害者提供信息和资料

海洋环境受到污染后，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利益受损的企业和个人如果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害者应当提供受到损害的证据。由于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监测涉及到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物的浓度，以及海洋环境的特殊性，对于海洋污染证据的收集需要借助于高科技设备，并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受害者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受害者不具备收集证据的条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相关知识也不了解，导致无法收集到相关的证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公众可以向政府部门及其监测机构索要监测资料的权利，也没有规定政府部门及其监测机构有向受害者提供监测报告的义务。因此，受害者一旦利益受到侵害，缺乏必要的污染证据，不能利用法律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损害必有救济，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使得海洋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维护。

（五）缺乏损失鉴定评估制度的规定

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海洋环境污染受害者要维护合法权益，对污染者要求赔偿，应当举证证明自己损失的大小、造成损害的原因。对于利益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一般没有能力很难出具关于损失的证据。但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设立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鉴定评估机构，受害者无法向海洋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寻求鉴定，使得海洋污染受害者难以收集损失大小的证据。　也就不能对相关的损失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5

一、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厘定

(一)海洋环境侵权的特征

海洋环境侵权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导致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破坏，从而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以及环境权益或者公共财产损害的行为。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海洋环境侵权有迥异于一般环境侵权的特征。

首先，海洋环境侵权行为主体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主体。造成海洋环境损害的原因包括油污污染、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倾污污染、船舶污染等。所有这些行为的主要实施者都是商人，包括商事组织和商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环境污染方面的行动力相对较弱，影响亦不广泛，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主体的营利性和职业性不仅造成其侵害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也使侵害方式更具有隐蔽性，导致诉讼中的取证困难。其次，海洋环境侵权损害后果更为严重和复杂。海洋环境侵权的发生与工业社会人类对海洋不当利用密切相关，科技进步催生并扩大了事故风险。由于海洋污染自身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潜伏性，人类对海洋开发和利用一旦失控，其损害后果往往跨越地区和代际，威胁着当代和后世子孙的生存环境。

最后， 海洋环境侵权对象兼具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海洋环境侵权中，除造成海洋生态及环境损害，还会对相当地区不特定多数人的相关权益在一定时间内造成直接或者间接损害， 前者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后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本质上仍为个体相关的私人利益。此外，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均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因此，一旦对海洋生态及环境造成破坏，不仅会导致国家财产损失，还可能侵害国家利益。

(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界定

公益诉讼通常是指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审理，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由此可见，要界定公益诉讼的范围，首先应弄清楚公益的概念，对海洋环境公益的理解和把握是厘清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范畴的前提。

社会生活本源上是由私人领域、国家领域以及介于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所构成，不同领域内的主体享有不同的利益。在国家领域，海域是一种国有财产， 国家基于《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规定对海域享有所有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海域在我国属于公有之物，是在国家主权之下抽象的资源，而非具体特定的物， 因海洋环境污染会造成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所以应将其纳入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

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还存在不特定的多数人基于私人权利的聚合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海洋与大气、土壤、森林一样，除却经济价值，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海洋环境侵权会对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权造成损害，因此与海洋环境及生态相关的利益，即表现为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属公益诉讼的范畴。

此外，在海洋资源具体利用上，个人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海洋资源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用以满足私人人身和财产上的利益，而海洋环境污染通常也伴随着私益损害。这类私益损害通常涉及人数众多，原告除了提起私益的损害赔偿外，还有包括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等有助于公益的诉求， 不仅对债权人自身利益进行救济，也救济了与债权人处于同样处境的不特定之案外人，因此有上升为公益诉讼的可能。学者称此类诉讼为非纯粹的民事公益诉讼。这类诉讼通常需借助于私益损害提起，诉讼目的上虽有维护海洋环境公益的成分，但诉讼根本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公益，属于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综上，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应有三种类型， 即涉及国家环境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各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对象不尽相同，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也应有各自的特点。

二、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国家利益辨析

从概念上分析，国家利益 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 与之相对的概念是集团利益、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二是指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指的是政府利益或政府代表的全国性利益。笔者所探讨的国家利益是指后者，是与整个国家秩序有关的利益，是国家整体上的利益。国家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并存在的，其本身无特殊的利益，公共利益即是其利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应等同于公共利益，但国家是由国家机器组成、由政府作为代表的，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又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这种独立的利益往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出现，因而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分离的。我国海域归国家所有， 国家依照宪法和民法对海域享有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表现为全民所有。按照民法理论的内在逻辑，全民所有只是一个经济或社会意义上的概念，不能成为特定个体权利上的法律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全民所有的国家利益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应属公益的范畴，对国家享有的海洋权益的侵犯，应由公益诉讼制度加以救济。

(二) 原告资格对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评析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认可了海洋环保行政机关在国家作为主体所享有的海洋利益受损时(如清污费用、生态治理费用以及国家水产资源的损失等)， 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我国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分管部门是国家和社会环境事务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有资格代表国家维护海洋环境利益。当海洋生态及环境受到破坏，损害国家利益时，具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能的海洋环保行政机关， 也有义务采取措施保护国家海洋资源，救济受损的国家利益。此外，在救济国家海洋利益过程中，海洋环保行政机关由于工作职责与环境事务密切相关，资源丰富，搜集证据能力较强，在承担国家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职责上有着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由海洋环保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既可以更好地发挥环保行政机关对环境质量的监管职能，表明国家和政府对环保公益诉讼的态度，还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滥诉的出现，将环保公益诉讼的效率和公正相统一。相比之下，无论是个人还是环保组织，由于其所代表的利益都各有偏向，并不适合代表国家提起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

⒈举证责任。如前所述，海洋环境公益的损害大多发生在商主体的营业过程中，案件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侵害方式也较为隐蔽，使得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被告双方处于一个相对不平等的地位，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等方式，减轻原告举证责任，加重被告证明责任。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鉴于原告是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可以利用公权力进行调查取证， 甚至对原告施以行政处罚，如果采纳与环境私益诉讼或者其他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会造成双方地位的失衡及公权力的滥用。所以，涉及国家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应采用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以平衡各方利益。

⒉处分原则的特殊性。与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国家对海域的所有权中兼具私法权能和公法权能。具体而言，包含三层结构：第一层结构是私法权能。在这一层面上，它与物权法上的所有权无异。第二层结构是公法权能。其主要包括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立法权、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第三层结构是宪法义务。国家应当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使其私法权能和公法权能。基于此，以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既是其作为海域所有人的权利，也应是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所承担的宪法义务。因此，原告在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上，应不同于一般私益诉讼。具体而言，在此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对实体权利的处分不应仅依意思自治原则，更应以公法上对海洋的管理保护等义务为依据。对于诉讼程序的启动与退出，不能完全交由原告自主决定，必要时法院可强化职权主义模式。

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之一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但何为社会公共利益，理论和实践中未能统一。然而，在公益诉讼制度中所论证的公共利益，必须是明确的、客观的和可以描述的，否则便无法进行法的适用， 以致诉讼中权力的滥用， 可能给社会公共领域带来另一种伤害。因此， 需要对社会公共利益内涵做出合理的界定。基于罗尔斯《正义论》中对公共利益的论述，社会公共利益应具有两个特点， 即公共性和不可分性。所谓公共性是指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数量上难以精确量化，也无需量化，利益主体不能是封闭在某个小圈子中的，而是开放的。因此，区别于由特定多数人享有的集体利益，也区别于全民所有制下由全体国民共同享有的利益，以上两者受益人数虽多，但利益主体特定，不符合公共性的特征。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可分性是指公共利益享有主体虽为不特定的多数人，但其本质是整体上的利益，为多数人共同所有，而非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作为公共物品，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和行使并且对其有不同的评价和感受，但也无法改变其无法分割的事实。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应指海洋生态及环境利益， 鉴于海洋环境污染的长期性和潜伏性，这类生态及环境利益的主体不局限于当代人，还应涉及后世子孙。因此，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共利益的诉求应有预期性，不仅针对过去还应指向未来。

(二)原告资格对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评析

我国现行法律只赋予环保组织对侵犯海洋生态及环境的行为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将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有关组织做了具体界定，基本认可环保组织针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环保组织作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当事人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多数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国家中环保组织都是最普遍的原告。与普通公民相比，环保组织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标而设立，具有组织性和专业性，可以弥补公民在资金和知识上的欠缺。此外，由于环保组织自身的非营利性，在维护海洋环境公益时并无自身特定的利益追求， 可以作为海洋环境公益的代表，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标，而普通公民的利益太过分散复杂，在海洋生态及环境代表性方面有所欠缺。与国家机关相比，作为具有独立性的非政府组织更具中立性， 与污染者并无利益上的牵连，通过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还可监督和弥补政府在海洋环境公益维护方面的不足。

鉴于海洋生态及环境涉及社会公益，而我国环保组织的能力和素质良莠不齐，需要对环保组织的公信力加以审查，以防诉权滥用伤害社会公共利益。曾有学者提出：我国可以借鉴欧洲国家的一些经验，采取国家认可的方式，由国家认可少数经过注册，成立已经有一定年限，有一定社会影响，有一定人员和资源的环保团体具有公益诉讼权，在环保团体发展更为完善后，再将起诉权放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审查环保组织获得原告资格的正当性及合法性，虽略为机械，但不失为一种良策。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

⒈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仅规定环保组织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但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总体而言，海洋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系商行为所引发的消极后果，被告经济实力强大，掌握着大量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证据，原被告地位悬殊，原告举证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后果受各种偶然性、时间性影响较大，需建立一套合理的举证责任规则，以实现维护海洋环境社会公益的目的。

一方面， 如果证据为国家相关机关所掌握，相关机关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5条所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予以必要的协助，促进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目标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环保组织举证能力相对加害方较弱、距离证据较远、收集证据手段匮乏等因素，可参照《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针对环境私益侵权的标准，由被告承担因果关系证明、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等事由的证明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原告不需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原告仍需对被告实施了侵害海洋生态环境行为及该行为造成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⒉处分原则的限制。处分原则是我国民诉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指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实现民事实体法的立法宗旨， 民事诉讼法中的处分原则是民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和延伸。但此类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是子孙后代的生存利益，并非为民事实体法中原告可随意处分的私益，与普通私益诉讼不同，应对原告处分权加以积极限制，不能像私益诉讼一样，任由原告随意处分，以防止海洋环境公益由于原告不适当行为而无法得到维护。具体而言， 在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中，在不违背司法中立的情况下，法院应适当强化职权主义模式， 对涉及海洋环境公益等重大事项，即便当事人并未主张，法院也应依法查明，最终判决并不局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受到一定限制，原则上并不适用自认制度，原告在诉讼请求放弃和对方诉讼请求的承认以及调解等方面的权利也应加以限制甚至排除。

⒊裁判效力的扩张。民事诉讼涉及当事人私权处分， 裁判效力原则上只能约束当事双方，对第三人并无约束力。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甚至是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直接受海洋环境污染影响的人也并非均有机会及能力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因此应允许其既判力扩张至案外人。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海洋环境公益及受海洋环境污染影响的其他主体的权利，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既判力扩张上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按照既判力扩张理论，无论其判决对第三人有利还是不利，只要符合既判力扩张的条件，既判力均得扩张至第三人。但在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诉讼中，由于其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及原被告双方在证据搜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其判决仅有单向扩张的效力。即只有在原告胜诉的情况下，既判力才可扩张至相关案外人，如果原告败诉，其他享有起诉资格的主体仍有权针对被告的行为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四、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一)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特征分析

通常情况下，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在诉讼请求和目标上有严格的区分，但由于海洋环境兼具公益和私益，在维护私人利益的海洋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除却私益上的损害赔偿请求外，还会提出诸如停止排污、恢复原状等与海洋生态及环境相关的诉讼请求。从本质上讲，此类诉讼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权益诉讼，是私益诉讼，但发起人的诉讼目的有指向公共利益的成分(虽诉讼请求表现为追求私益)，无论案件结果如何，其可能间接产生一定的公共利益的影响，故诉讼已带有一定公益色彩。严格来说，这类诉讼是兼顾公益和私益的混合性诉讼，①因此称其为非纯粹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

(二)原告资格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理解

鉴于这类诉讼本质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私益诉讼， 在诉讼目的上有指向维护公益的因素，私人利益首当其冲受到损害，为保证受害者的处分权，原告应限定在直接受海洋环境侵权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允许其他组织或者国家机关等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介入，可能会侵害到受害者的处分权。如前所述，海洋环境侵权具有商事责任的属性， 受害方在证据收集等方面较为弱势，如果受害方无力起诉，国家机关或者环保团体可用支持起诉的方式提供必要的援助，但无权代替受害方起诉。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中，许多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将公民排除在公益诉讼主体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第55条是对公益诉讼赋权性规定，其目的在于突破传统民事诉讼中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赋予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同时，该条并非排除性规定，没有剥夺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只是在起诉条件及效果上与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不尽相同。

如前所述，海洋环境兼具公益和私益双重价值，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既会造成海洋生态及环境的损害，也会造成因此遭受损失的债权人的私人利益的损害，在此种情况下，遭受私益损害的债权人可提起兼顾保护私益和公共利益诉求的民事诉讼。具体而言，原告并未突破传统诉讼法上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在私益请求上，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起诉条件，只是在诉讼请求中除却私人损害赔偿等要求，还涉及海洋环境公益的内容，如要求停止某些危害海洋生态及环境的行为、将污染恢复原状等，旨在实现当今或未来海洋生态及环境利益救济。这种诉讼是借助维护私益目标提起的，应符合私益诉讼的条件，即起诉主体应是直接遭受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相关权利人，如沿岸受损渔民等。在诉讼请求上，除去因海洋环境污染而遭受的人身及财产损害外， 还应兼顾维护海洋生态及环境公益的诉求。

(三)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规则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6

关键词：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量

中图分类号：S5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732027

前言

辽宁沿海横跨黄海、渤海2个海域。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绥中县万家镇红石礁，岸线长约2110km，占全国海岸线长度的12%。辽宁省海域面积（大陆架面积）约1.5×105km2。辽宁省海域有30多条较大河流分别注入黄海和渤海。由于河流多，带来大量有机质及泥沙，水质肥沃，是各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的良好场所。同时也将大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污水带入海区[1]。陆源污染物通过入海排污管道、沟渠及河流等途径直接进入海洋，对近岸海域环境影响较大[2]。本文通过对2010―2015年辽宁直排海污染源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掌握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情况，为辽宁省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提供基础数据，为海洋环境保护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监测概况

1.1 监测范围

直排海污染源的监测范围为通过辽宁省大陆岸线和岛屿岸线直接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日排水大于或等于100t的污水排放单位，包括工业源、畜牧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市政污水排放口等。

1.2 监测频次与项目

不少于每季度1次。列入国家、省、市（县）重点污染源监测，监测频次大于每季度1次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各类直排入海的排污单位（或单元）监测项目按照《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3]的规定执行。

2 监测结果与评价

2.1 污水排放达标率

2011―2015年，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达标率分别为33.3%、68.8%、50.0%、53.3%、74.2%，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达标率最低，为33.3%，2015年达标率最高，为74.2%。超标项目主要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和总氮。

2.2 入海污水量

2011―2015年，辽宁省直排入海污水总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见图1。2012年和2013年直排入海污水量略有增加，2014年和2015年有所下降。2013年直排入海污水量最高，为58737.6227万t，2011年最低，为41620.54万t。

直排海工业污染源、直排海生活污染源和直排海污水综合排放口占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比例如图2，由图可见，工业和综合污染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2011年2014年工业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最大，2012年、2013年和2015年综合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最大。

2.3 入海污染物总量

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氨氮、总氮和总磷。2011―2015年，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表现出“N”形变化趋势，2013年达到最高值，2014年为最低。各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入海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辽宁省2011―2015年直排海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见图3。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辽宁省2011―2015年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达标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污水总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工业和综合污染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表现出“N”形变化趋势，各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入海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

3.2 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并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措施与建议：加强对沿海地区直排海污染源的监督管理，对超标排放企业和单位加大处罚力度，并彻底清查，全面整顿，直至污染物排放浓度全部达标；推广清洁生产和废水循环利用工艺，减少污水排放，保证企业治污设施的配套建设和正常运行，确保直排入海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加强直排海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依据科学、系统的分析，进一步为直排海污染物总量的削减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严登华，何岩，王浩，等.辽宁近岸海域水质演化及对近海陆域生态水文格局的响应[J].海洋通报，2004，23（3）：54-60.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7

审计6班17011056 黄董文希

【摘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其中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是促进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下绿色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审计理论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探讨了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框架，探索海洋资源绩效审计发展现状，并通过案例分析印证理论框架，最后从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完善审计技术方法和重视绩效审计评价四个方面提出可行建议。

【关键词】海洋资源环境；绿色发展；绩效审计

Research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Auditing of Marin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bstract: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to the constitution, in which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The goal of the marine resour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le achieving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ing of marine resource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rine resource performance auditing, and confirm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case analysis, combining audit theories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green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team, improve the audit technology and methods, and pay attention to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Key words: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green developmentperformance audit

目录

摘 要…………………………………………………………………………………………i

Abstract ………………………………………………………………………………………ii

一、引言 ………………………………………………………………………………………1

二、文献综述 …………………………………………………………………………………1

三、理论研究 …………………………………………………………………………………2

（一）相关概念…………………………………………………………………………2

（二）理论基础…………………………………………………………………………3

（三）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理论框架………………………………………………5

四、我国海洋环境资源审计现状分析 ………………………………………………………6

（一）实践情况…………………………………………………………………………6

（二）实践评价…………………………………………………………………………6

五、案例分析 …………………………………………………………………………………7

（一）SZ市的背景概述 …………………………………………………………………7

（二）审计目标…………………………………………………………………………7

（三）审计内容及范围…………………………………………………………………7

（四）审计结果…………………………………………………………………………8

六、新发展理念下优化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议 ……………………………………9

（一）健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法律法规…………………………………………………9

（二）加强人才培训和审计队伍建设……………………………………………………9

（三）完善审计技术和方法……………………………………………………………9

（四）以财政财务资金为牵引，同时更加重视绩效评价………………………………9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一、引言

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并且浪费和污染现象严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作为水资源利用的一部分，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能源产业等主要海洋经济产业都必须依托在良好的海洋资源环境上，若不加以管理和监督，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这些产业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加强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强化海洋环境污染源头控制，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同时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本文在新发展理念的视角下研究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兼顾海洋资源利用的经济性、效益型、效果性以及公平性和环境性，望有助于我国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文献综述

对于水环境审计，国外起步早于我国，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已发展较为成熟。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在上世纪就陆续颁布了关于水环境保护的法律，加拿大在水资源利用保护环境审计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就是得益于较早关注环境问题并提供法律支持，如《海洋废弃物倾倒控制法》、《加拿大水法》等，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审计实践方面，国际注册环境审计师委员会了相关实务准则，INTOSAI在2001年还颁布了一项指南，专门指导审计人员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工作，该指南海阐述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为我国政府执行环境审计提供思路。在我国也已有多部关于水环境的立法，但环境审计的主要法律依据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骆良彬（2019）认为，审计法虽然赋予了国家审计机关监督财政财务收支合法合规性的责任，但审计机关对于公共环境管理绩效水平的评价依据仍然不足。我国虽然起步晚，但在审计实践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就，2001年至2007年，审计署对“三河三湖”进行了水污染防治情况审查；2009年，我国颁布了《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为我国水环境审计的发展明确方向。

海洋资源审计是水环境审计下具体的一类，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理论的研究还较少，而更多针对是资源环境审计这一大门类。这里列举一部分学者的研究。Ernst（2001）根据环境管理、服务、能源以及生物多样化为水利相关行业建立了四个层面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Gray（2010）从环境、社会和可持续方面的角度出发，指出当前环境审计鉴证实践的一些弱项；Boiral（2010）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审计为研究方向，分析和批判了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相关理论。国内对于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研究近年来会相对多一些，胡文霞（2018）阐述了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主客体、内容和重点以及标准，搭建了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实施框架；张奇琦等（2020）基于PSR模型对海洋资源审计评价体系进行了探究；彭兰香等（2015）创造性地将PSR与绩效棱柱理论，针对浙江省“五水共治”绩效审计构建了评价体系。

再具体到水资源绩效审计，我国早已有了很多实践，但理论研究也仍然较少，从而也限制了实践的发展。李璐（2012）认为我国水环境审计报告虽然有绩效字眼，但内容上大部分还是财务的合规性问题，还未更进一步在合规性的基础上分析制度政策的合理性、评价环保资金的效益性等等；韩杰等（2018）认为水环境绩效审计是对社会各界给予水环境保护采取的措施通过统一指标体系进行鉴证评价，并给出建议；史金鑫等（2019）指出，审计机关应当在监督财政财务资金收支过程中，考虑环境效益问题，把环境绩效审计当作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力工具。大多数学者的态度表明，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将发展为环境审计的主流，并且将更多的关注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上去。

三、理论研究

（一）、相关概念

1.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指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本文研究资源环境方面的审计，所以将更加关注绿色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代价便是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实不仅是我国，国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牺牲环境效益来换取经济利益的，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大会就提出要持续关注绿色经济，即相比于以往，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也关注社会环境效益，对于环境责任不能再是零成本。这几年，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也作出了许多努力，获取了一些成就。2017年，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首次奖建设“美丽中国”加入到本世纪中叶的强国目标中去；2018年，党的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所蕴含的内涵，就是要摒弃以往先开发再保护的错误思想，区别于单纯保护生态环境下的发展，而是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有机统一，将资源资产、经济资产与财富有机统一，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水资源审计及海洋资源环境审计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相对于十几亿的人口来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为解决水污染严重、水资源匮乏的问题，我国加大了对水利建设、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投资，于是相关水资源的审计也尤为重要。根据世界权威机构WGEA的定义，水资源审计是环境审计的一部分，同样也可以包括财务真实性审计、合规性审计以及绩效审计等方面。海洋资源环境审计又是水资源审计的细分，主要是针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海洋资源治理和海洋资源收益等内容进行审计。

3.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

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简单来看是资源环境审计和绩效审计的结合，但其中理论联系学术界还未有确切定论。从广义来讲，绩效是指人对委托人期望的履行情况，委托人对人的全部期望组成了绩效的内容，即绩效审计就由真实性审计、合规审计和效益性审计的加总。那么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就是委托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利用方，即涉海相关部门、企业及人员在涉海资金管理利用、相关法规政策制订与执行情况及目标达成和资源使用效率情况进行鉴证评价。从狭义来看，即把真实、合规和效益相独立开来，认为绩效审计是根据审计目标来确定的，把效益性审计单独称为绩效审计，这样情况下，绩效审计的核心就是鉴证、提供目标达成情况及资源利用是否效率的相关信息。具体到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就是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专项资金真实、合规审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资金使用时候具有效率，是否同时有益于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

（二）、理论基础

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来研究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除了最基础的受托责任理论，学界中认同的理论还有可持续发展论、资源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

1.受托责任理论

审计因受托责任产生而产生，在本课题中，受托责任主要是受托管理资源环境的责任。根据我国性质，自然资源理应归全体公民所有，但个体公民是无法对如此丰富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于是各级政府则受托管理这些自然资源，并有义务向委托人说明其行为过程及结果。作为独立的监督者，审计机关应接受这些资源财产所有者的共同代表，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委托，对公共资源的管理者进行监督，这就是自然资源审计的三方关系。将该理论应用于本课题，海洋资源无疑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的特点，各级政府及有关企业在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为了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过度开发、忽视保护或事违规利用，危害环境的同时也危害了资源所有者——公民的利益，所以审计机关应推进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相关项目建设的资金筹集、使用情况，有关资源的战略规划情况，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监督，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资源要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对后代人发展对资源的需要构成危害。建国以来，在我们经济力量不够雄厚的时候，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对资源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并引起了严重的代际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为弥补以往的过失，我们往往需要花更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去修复环境。但其实，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反而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因此，政府应该重视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环境绩效审计。对于海洋资源，虽然海洋幅员辽阔，但我们目前有能力利用的资源只有一部分。另外，水源具有流动性，一定区域的污染很有可能蔓延出去，造成恶性循环。因此，绩效审计应当充分关注各海洋资源管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海洋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长远战略的制订提供有用信息。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原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主体对其他个体造成的非市场行为，但其实经济学家们并未统一外部性的定义。现在，外部性早已不光光是生产领域或事消费领域中的问题了，而是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空间概念，即代内和代际的外部性，代内的外部性就是要考虑资源是否合理利用和配置，代际的外部性则是要解决我们人类代际之间对资源环境利用行为的影响，这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基本相似的。海洋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且并不具备绝对的排他性，使得经济主体在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并不会自觉得加以保护，对资源的再利用造成阻碍。这种行为是无法自发调节的，必须借助国家审计的监督力量。

4.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该理论认为环境中蕴含着资源，有资源就一定有价值。环境资源价值是指环境资源本身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当这种价值表现为总经济价值，则可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学界对环境资源价值已有一些评估方法，基于“支付意愿”理论，人们可以通过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价值评价法等方法对一定区域的环境资源做量化评价，分析这些资源在合理期间内对经济带来的价值，甚至可以把资源的损耗、环境的破坏作为影响因子加以考虑，这就能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设计提供一些思路。

（三）、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理论框架

1.审计客体

对于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审计客体一定是受托管理海洋资源的相关部门和领导人员，主要包括沿海地区的政府部门，涉及海洋开发和保护的部门如海事局、水务局、渔政等部门，当然，涉海资金流动轨迹上的所有部门和企业也都可以延伸作为审计的对象。

2.审计主体

审计主体通常包括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本文认为政府审计最适合作为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主体，这一结论的得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中，政府部门本身作为审计客体，从权力等级上来讲，审计主体就应该是上级审计机关或特殊情况下的同级政府审计机关，也只有政府审计有必需的强制力。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海洋资源环境的特点，海洋流域大、影响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广、涉及的资金量庞杂、需要的专业技术难，而民间升级和内部审计的专业领域、人员设施配备可能不足以应对如此庞大的项目，所以依靠政府资源调动、人员培训、资金调配的能力，在合理的成本效益下实施审计工作。

3.审计目标

从宏观上来看，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就是维护海洋资源的利益，保障海洋资源环境安全，并能够促进海洋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和发展。若更多从绩效审计鉴证和评价功能去思考，在制定目标时还可以考虑对绩效信息的真实性的鉴证和相关绩效水平的提高。

4.审计内容和重点

根据WGEA在2001年的指南，本文将海洋资源环境的绩效审计内容概括为五部分，分别是对政府涉海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的审计、对政府针对海洋环境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的审计、对政府其他项目对海洋资源环境造成影响情况的审计、对海洋环境管理监管系统的审计和对计划的海洋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及保护政策和项目可行性、科学性的评估。针对具体项目的审计重点，可以从“5E”理论出发来考虑。经济性可以是海洋资境治理资金预算是否合理、各项经济资源的利用是否节约；效率性主要考虑成本效益，投入资金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是否有不必要的支出；效果性反映目标执行结果，比如有关海洋的资源环境管理政策是否有效执行、环境治理项目是否达到改善环境目标等；公平性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影响，比如说代际公平，资源环境的管理利用和保护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否有只开发不保护的现象；环境性反映环境影响，要评估政府涉海项目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水质等情况的影响大小、范围，从而合理开发、有效保护。

四、我国海洋环境资源审计现状分析

（一）、实践情况

下面简单例举2018年的几个审计项目：

浙江省嵊泗县审计局对全县海洋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审计。此次审计重点关注了东部乡镇的贻贝养殖情况，并发现存在养殖海域未批准私自启用、违规扩张养殖海域而阻碍航道等问题，同时发现海洋局与渔业局在海洋特别保护区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完善的问题。后期整改中，该县一是细化了法规，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并与环保、边防等部门联合执法，推进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双重保护；二是追回了欠缴的海洋生态补偿金、海域使用金等未收款项，加强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绩效。

深圳办在Y省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将审计重点确定为海岸带管理、围填海项目和海水养殖，旨在推动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此次审计发现了违规下放围填海项目管理审批权、优质海岸线资源被占用、无序粗放建设、海水养殖入海排污造成局部污染等众多问题。

山东青岛省围绕海洋资源资产基本情况、海洋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海洋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及修复情况进行了审计工作。此次审计重点落在了胶州湾保护、渔业养殖清理、排污总量控制等的专项资金审查，对涉及污染防治的海洋渔业执法、涉及海岛海域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等情况的责任落实，并且利用了卫星遥感技术等创新技术方法。

（二）、实践评价

从审计署官网公布的审计信息来看，近年来，审计机构越来越频繁地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进行审计或是在临海省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中关注海洋资源利用。我国海洋资源审计的内容和范围也越发丰富，涵盖了海洋资源政策、资金使用、资源开发保护和收益等方面，但是也可以发现，这些审计工作大部分围绕了专项资金使用真实性、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合规性，而通过量化绩效评价指标来对工作绩效做评价考察的实践较少。海洋资源，甚至自然资源管理，目的就是要兼顾开发和保护资源，在当期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所以推行绩效审计是趋势，即在合规和财务真实性审计的同时，还要关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五、案例分析

（一）、SZ市的背景概述

SZ是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示范市，其地理位置优越，共有东西两大港口群，将近260公里的海岸线分隔开。西部港区水深港阔，四通八达，可与国内沿海及世界港口相通；东部港区海面开阔，风平浪静，是华南地区的天然优良港湾。

据统计，2005年，SZ港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了亿吨大关，同比增长20%。2017年完成货物吞吐量2.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约2520万标箱，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枢纽港。到2018年底，SZ港共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239条，形成了完善的班轮运输结构。尽管SZ市港口建设水平世界领先，海洋经济总量持续上涨，但其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生产风险突出等问题。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建设绿色港口，国家审计决定对SZ市开展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绩效审计，以护卫经济发展。

（二）、审计目标

本次审计是为落实“十八大”提出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要求，为实现海洋经济良性发展而开展的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绩效审计。直接目标是为了鉴证和提供有关政策执行情况、各项涉海资金使用效益、海洋环境治理及生产安全风险防护情况等方面的信息，识别绩效差异，寻找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最终提升海洋资源利用的绩效水平。

（三）、审计内容及范围

本案例审计对象主要为市海洋局、海事局、市财政委、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及市水务局等相关单位。部分审计内容如下：

一是海洋综合管理法规体系的建立和执行情况。2012年，市政府将海洋综合管理职能划入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从机构上实现了陆海的统一。下一步就是要积极推进海洋管理的立法和制定海洋规划。由于海陆统筹涉及多部门分工与合作，所以需要建立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区分职责、明确责任。另外海洋整体发展规划完善与否也是审计的一方面，从过去偏重对陆地的开发，到现阶段对海洋经济资源利用的重视，需要对本市海域整体利用和规划，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对海洋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利用，使得投入资金达到最优效益。

二是海洋污染的防护与治理情况。本市设立了113个海洋监测站点，形成了全市海域监测站网，定期公开数据、公告。本次审计应对这些海洋监测站点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对生成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检查。同时，审计组了解到该市海洋污染主要来自陆地，因此对入海口排污情况，及相关责任单位如市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海洋局等在海洋污染情况的监控、防治和管理等方面通力合作情况也要做绩效评价。

三是海上及港口生产安全突发事件的防控情况。对于海港，每日货轮来往频繁，针对海面溢油事件的处理能力一般都是审计的重点之一。另外，对其他海上危险化学品泄露的处理能力和相关装备物资的储备情况也是审计需要关注的方面。

（四）、审计结果

第一，海洋资源规划布局缺乏战略性。检查文件发现，该市在2004年制定了《SZ市海洋功能区划》对2005～2010年的海洋资源开发作出了指导，但随着国家战略布局及相关功能区划的标准发生变化，该市《功能区划》未能及时修订，同时也未按《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要求制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配套规划。对于SZ市丰富的海洋资源，管理部门应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长期利用和保护规划，以及中短期功能区划及产业布局，做到在保护中利用海洋资源，在绿色发展的指导下发展海洋经济。但是审计发现实际规划严重不足，以沙滩资源为例，东部海滩约有50余个沙滩，仅个位数合法取得海域使用证，开发海水浴场等旅游产业，其余海滩无人管理或被私自使用，并经常能看到垃圾在未经批准的沙滩上堆砌，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

第二，部分海域污染严重，污染排放严重超标。审计组以海水水质标准为评价依据，发现西部海域海水水质标准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1倍以上，远差于东部海域。经过了解，该市海域污染主要来自于陆地，即污水排放。检测结果显示，15个入海排污口中有6个排污口排放超标，这表明海陆共治维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投入建设的排污管道、污水处理厂、监测站点等设施的使用绩效低下。追责到有关部门，审计组发现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海洋局等相关部门在污染防治方面并没有相互协调合作，从而导致污染防治的海陆脱节，违规现象暗中滋生。

第三，面对突发生产安全问题能力存有缺陷。首先，面对海面溢油的意外情况应对能力不足。SZ港运输等业务发展迅速，常有上万吨级别的邮轮停靠，万一发生溢油事件，溢油扩散出港区外，可能对海洋生态和资源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SZ港能够处理的溢油吨数应大于邮轮油舱破损的最大溢油量，才能保证安全，然而根据调查，该市海域油污清除能力仅在50吨左右，远低于标准。另外，SZ港对危险化工物品泄漏的防控抢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应急设备库的建设也还没有启动。目前海事等部门仅有一些初级的检测防护设备，应急部门相关人员的应急处理技术和能力不足，这方面隐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六、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优化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议

（一）、健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法律法规

我国还没有一套专门指导水环境审计的准则。政府审计依据《审计法》开展工作，但对水环境审计工作针对性不强，对于水资源的特殊性，应该专门制订一套水环境审计准则为理论指导。我国已有的一些与水资源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如《水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等，都是以治理环境，绿色发展为出发点的，可以作为审计标准应用，但这些法律多是阐述合规性问题，并未提供相对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国应针对水环境绩效审计建立绩效评价指标库，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层次综合评价资源利用绩效水平，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

（二）、加强人才培训和审计队伍建设

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不同于常规的财务审计，不仅需要审计人员懂得财会和审计知识，还要要求审计组中有如环境工程、化学、水利、地理等跨专业人才。对于现有审计人员，应定期组织培训，更新知识；对于疑难问题，还应当合理利用专家工作。同时，审计机构应该与海事局、环保局、水务局这类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共享信息，这样可以大大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

（三）、完善审计技术和方法

针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审计涉及面广，不仅仅是海域内资源，海岸带、港口，甚至城市内排污管都可能在审计范围内。在自然资源审计中，最常见到的就是遥感技术，通过空间图像与数据信息的结合，可以帮助捕捉审计疑点。另外，根据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涉及的数据种类多、变化快等特点，可以将海域开发利用、海岸线开发治理等相关矢量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建立一个动态的信息数据管理监控系统，这样可以全方位的评价资源管理绩效。在海洋污染防治中，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跟踪审计，并适当评价治理绩效，提出优化意见，提高治污水平。

（四）、以财政财务资金为牵引，同时更加重视绩效评价

资源环境绩效评价是发展趋势，并不是要我们忽视财务审计，对于一个庞大项目，财政资金流转到哪里，相关责任就落到哪里。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中，对于环保专项资金、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的审查可以帮助审计人员快速发现疑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但是，财务审计并不是终点，不能以“配套资金未及时拨付”、“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这样的字眼评价绩效，而是把资金的筹集、拨付、使用、管理作为绩效评价的一个方面，融合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去综合考虑。比如在评价海洋资源开发环节的绩效水平时，可以考虑资金拨付率；在资源利用环节，可以计算海洋产值增值量占投资的比重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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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概况篇8

[关键词] 环三都澳 近岸海域 环境现状 水质评价

近年来，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全面推进，宁德发展机遇和优势日益凸显，发展后劲和潜力不断增强。省委、省政府对宁德发展，特别是对环三都澳区域综合开发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并把它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东北翼的一个重点开发的主体功能区，明确要求该区域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布局中发挥“拓展一线”的骨干作用，为壮大闽东北一翼作出贡献。这就为环三都澳区域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加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当前环三都澳区域综合开发还存在历史原因、管理体制和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瓶颈制约。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近岸海域污染，保护该海域环境质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环三都澳区域地形复杂，原有海岸开发工程较少，因此水质资料相对缺乏。随着海岸工程的增多，为反映该海域水质状况以确定海洋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水质现状监测和评价是极其必要的。

1 水质监测概况

1.1 监测时间与站位布设

本次调查于2009年8月6日、8月7日、8月27日及8月28日，进行4个航次采样监测。共布设个6监测站位，站位编号和经纬度见表1，具体站位布设见图1。

表1 监测站位经纬度

1.3 质量保证措施

1.3.1采样时保证样品不受污染，石油类采样时，必须带手套采样，且保证手套未被绞车或钢丝绳的机油沾污；

1.3.2为保证分析结果准确可靠，每批样品至少测定2个全程序空白值，且每批样品均做10%以上的现场平行样，10%以上的质控样，10%以上的加标回收率测定。

1.4 评价项目

评价项目为：pH、DO、COD、活性磷酸盐、无机氮、石油类、铜、铅、锌、镉、汞、砷,共12项。

1.5 评价标准[1]

海水水质根据《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进行评价，超标情况分析统一采用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为评价标准。

1.6 评价方法[2]

1.6.1评价方法

采用单因子判别法，即某一站位海水中任一评价项目超过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而不超过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该站位水质即为二类，以此类推。

1.6.2水质富营养化评价

富营养化指数E的计算公式为：

E＝COD×无机氮×活性磷酸盐×106/4500。

式中:E为富营养化指数；CODMn为化学需氧量含量(mg/L)；DIN为无机氮含量(mg/L)；DIP为活性磷含量(mg/L)。当E>1时,表明水体呈富营养化，E值越高，水体富营养化越严重。

1.6.3有机污染指数评价

有机污染指数计算公式为：

A=CODj/CODs+DINj/DINs+DIPj/DIPs-DOj/DOs

式中：A为有机污染指数；CODj、DINj、DIPj、DOj分别为CODMn、无机氮、活性磷及溶解氧的实测值；CODS、DINS、DIPS、DOS分别为CODMn、无机氮、活性磷以及DO的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值[3]。

2 水质现状评价

2.1 海域水质状况

4个潮期监测数据统计结果表明：环三都澳二类水质比例为83.3%，三类水质为16.7%，该海域水质状况为良好。详见表3。

由表3知, 6个监测站位有5个监测站位达到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且铜、锌、镉、汞、砷、石油类、CODMn指标均达《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一类水质标准；DO、无机氮、活性磷部分站位达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他站位达二类标准；铅全部站位达二类海水水质标准；19#站位小潮期pH值超过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达三类标准，小潮期高平潮和低平潮分别为7.55和7.62，其他站位达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总体而言水质状况较好，但已受到污染。

2.2 富营养化指数评价

表4富营养化指数计算结果

由表4可知,21#站位E>1,，其他站位均 E

2.3 有机污染指数评价

表5 各监测站位A值计算结果

由表5可见,各监测站位A值都已大于或接近于1,平均值为1.7，说明该海域开始受到有机污染，有机污染需加以控制。

3 结论与建议

3.1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站位污染物指标除pH值外，其他指标均达二类海水水质标准，19#站位pH值超过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达三类标准。同时通过富营养化指数评价法和有机污染指数评价法均得出环三都澳总体而言水质状况较好，但已开始受到污染。

3.2由于三都澳澳内口小腹大，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海湾，水域面积714km2，其唯一的出水口宽度却仅为2.6 km，水域内分布了许多岛屿，水动不活跃，利于回淤物质堆积，从而近岸水交换能力相对较差，一定程度上滞缓了污染物的扩散。沿岸生活废水和渔业养殖废水的岸边排放及滩涂渔业养殖，对水体污染也有一定影响。

3.3 为保护好该区域近岸海域的环境功能，确保海域水质不遭到污染和破坏，保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之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对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提出以下建议:①加强对陆源污染物的管理和控制，避免新的排海污染源的产生，并优化沿岸水产养殖业结构；②根据海域纳污能力，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制度，沿海城市要建立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实行达标排放。排海废水集中采取深水潜没排放，且排污口应选择在三都澳口外；③健全海洋环境监测、管理系统，进一步开展该海域海水水质、海底沉积物及海洋生物中污染因子的调查和监测，了解掌握环三都澳海域污染机理、弄清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研究环境受到污染的程度，为加强环三都澳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的基础资料；④合理开发利用，确保海域滩涂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有效防治近岸海域水环境污染。

三都澳是世上少有的天然良港，也是宁德市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希望所在。因此，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环三都澳海洋生态环境，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性发展道路，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国家环境保护局.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7.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9

我国海洋环境问题及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海洋经济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海洋空间为活动场所的经济活动；二是以海洋资源的利用为对象的经济活动。按照海洋与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不同，海洋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狭义的海洋经济，是指包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丰富资源、海洋的广袤水体以及海洋的广阔空间的经济活动的总称；（2）广义的海洋经济，是狭义海洋经济的延伸，指为开发和利用海洋而产生的相关产业；（3）泛义的海洋经济，不仅包括上述两个层面，还包括海岛陆域的经济活动（海岛经济）、海岸带的陆域经济活动和河海体系中的内河经济（沿海经济）。

（一）海洋环境问题

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我国经历了起步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

1．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陆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尤其是工业废水的处理手段还非常欠缺，直接排放到海洋中，给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海水养殖、海洋石油开采等形成的污染，造成海水水质恶化，近海生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海洋的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此时关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洋环境污染的来源和治理措施、海洋环境保护和评估、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如孟伟和张淑珍以水环境中的深圳湾为例，提出了开发海洋物理环境容量的意义，指出有机污染物（主要指COD）的物理环境容量主要受海域水动力条件的制约［2］；倪轩认为，世界各国沿岸海域遭受日益严重的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沿海工业和海洋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海洋污染物的增多，这不仅使得海洋的自净能力几乎丧失，给海洋生物资源带来巨大灾难，而且更严重的是人类的健康也面临极大威胁［3］。

2．初步形成阶段。由于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海洋环境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渔业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海平面变化及影响、海洋灾害的危害和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和治理对策、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研究成果包括：巴登在分析海洋领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海洋污染的现状和未来走势，运用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和生态毒理学方法研究了海洋污染问题［4］（P45－103）；陈亚瞿认为，渔业的发展受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加剧的危害，造成很多江、河、湖、海的渔业水域遭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5］；王伟洁和吴长江认为，山东省渔业资源丰富，品种繁多，但是由于污染源的大量增加，渔业发展的水域环境质量显著下降，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渔业生产受到了挑战［6］；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杜碧兰等提出了海平面上升的恶果，认为如果海平面上升30厘米，长江三角洲及江苏和浙江沿岸大概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将被淹没［7］（P5－20）；翁盛深以汕头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加大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8］。

3．逐步完善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更广泛关注，主要的研究领域有：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特殊生物品种及区域的分类保护。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斌提出了我国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肯定了国家相关部门在管理国家海洋事务、监督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重要工作［9］；徐祥民和马英杰认为，海洋特殊区域是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渔业水域、重点海域、海滨风景名胜区、海洋生态示范区等，并建立了一整套海洋特殊区域的保护体系，对特殊海域进行分类、集中整治和保护［10］；韩永伟、高吉喜等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改变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恶化现状、保护渔业资源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具体措施［11］；高振会提出在未来的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技术和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12］；王美珍以环杭州湾为研究对象，认为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发展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抓住环杭州湾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进行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13］。

（二）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对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方面的定量分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可文在《中国海洋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3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其中，关注海洋经济的资源环境的发展是该指标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资源环境系统包含的变量有：自然资源存量、海洋污染排放、海洋污染带来的损失、海洋灾害带来的损失等指标［14］（P59－138）。张德贤等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5个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资源子系统、海洋环境子系统、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其中，海洋资源与环境子系统主要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率、海洋污染面积比重、海岸倾倒数量等指标［15］（P12－60）。韩增林和刘桂春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中建立了海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分别为海洋资源承载能力、海洋资源发展能力、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以及智力支持系统。该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模型，共包括5个层次共48个指标。其中，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子系统包括的指标变量为：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强度、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强度、滨海海域的水质质量指数、赤潮发生的年频率、海域内年原油泄漏量、海洋环境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海洋水体环境质量标准、海洋水体污染物背景值、人均海洋环保费用、海域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入海废水排放达标率、海洋环境保护法规数目、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数目等［16］。

冯晓波等在《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证研究》一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海洋资源利用能力和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该体系共包括4层16个指标，其中重点考虑了海洋环境承载力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包括的指标变量有：工业废水处理、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海洋自然保护区个数、滨海观测台站等指标［17］。狄乾斌和韩增林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一文中建立了包含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发展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其中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中包括资源总量、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海洋经济子系统中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两个方面；社会发展子系统中包括人口增长、生活质量、科技潜力三个方面。该指标体系共包括28个指标［18］。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关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而针对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建立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将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改进目前研究的不足，建立一套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希望通过该体系的设计，使该指标体系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能够具体用于指导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改善，用于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

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环境污染与海洋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忽视环境保护的过快海洋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高污染和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问题，这样不仅会大大削弱我国海洋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还将面临不断加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海洋经济增长不应该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必须在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与约束下进行，即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密不可分。本文将海洋生态环境因素作为衡量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建立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由目标层、因素层和指标层组成，共包含4个因素层和18个指标，具体的指标见表1。

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T由4个因素层组成，分别为：海洋污染程度（E1）、海洋环境治理（E2）、海洋经济损失（E3）、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E4）。海洋污染程度因素层描述的是海洋受到的各种污染和侵蚀，包含8个指标，分别为：（1）海洋污染面积比重I1，考察海洋受污染的面积占整个海洋面积的比重；（2）海洋主要污染的超标程度I2，考察海洋受污染程度的严重性；（3）水质质量指数I3，考察海洋海水的水质情况；（4）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量I4，考察废水这种主要海洋污染物的单位面积的排放量；（5）工业污水未达标排放率I5，考察排放的工业废水的污染强度；（6）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量I6，考察固体废弃物这种海洋污染物的单位面积的排放量；（7）海洋生物多样性I7，考察海洋中生物的品种多少，是否受到了污染；（8）海岸侵蚀比重I8，即海岸侵蚀的面积占总海岸面积的比重，考察海岸作为不可再生资源而遭受的破坏程度。

海洋环境治理因素层描述的是人们在改善海洋环境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做的努力，包含4个指标，分别为：（1）单位海域面积污染治理费I9，考察单位面积的用于治理污染的经济投入；（2）污水处理率I10，考察废水作为主要污染源在排放之前的无害化处理比例；（3）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I11，考察用于海洋污染处理的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4）减灾防灾投入I12，考察为避免和防治海洋灾害而投入的成本。海洋经济损失因素层描述的是由于海洋环境的恶化导致的海洋面临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成本损失，包含2个指标，分别为：（1）海洋污染直接损失I13，考察海洋污染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2）海洋环境灾害损失I14，考察由于海洋生态破坏而导致的海洋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因素层描述的是海洋经济在后续发展中可能的能力大小，包含4个指标，分别为：（1）人均海洋环保费用I15，考察用于海洋环境保护费用的人均值，反映未来环保发展的经济支持；（2）海洋科研人员占海洋从业人员比重I16，考察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科技研发的研发人员的多少，反映未来在研发上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利用；（3）海洋科研支出占GDP比重I17，考察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科技研发的支出比重，反映未来科技经费的投入；（4）公众的海洋环保意识I18，考察公众对于海洋环境保护的认识。

评价方法选择

在学者们对于指标体系的研究中，较常见的评价方法有多种，包括投入产出法、模糊评价法、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等。由于本文构建的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多指标综合模型，其评价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和简便性，因此，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icess，AHP）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在经济决策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萨第（Saaty）教授提出，它是一种“无结构决策问题的建模”，对于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具有可行性。本文采取指标处理、指数权重赋值及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数计算三个步骤来完成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过程。1．指标处理。由于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的18个具体指标具有量纲不同的特点，所以必须经过指标的标准化处理之后，变换成无量纲的指数化数值，再进行计算和加总，即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取阈值法作为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2．指标权重赋值。指标权重赋值是层次分析法运用的核心，也是影响一个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最重要步骤。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首先需要将每个层次的各个因素进行比较和赋值，构造模型各层的相对重要度判断矩阵。

海洋污染的概况篇10

关键词：渤海湾溢油；海洋环境执法；海洋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76-02

2011年6月4日，山东半岛北部渤海上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对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也给周边海产养殖等渔业经济和渔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失。2012年4月27日，国家海洋局宣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和解结案。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计支付16.83亿元，用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渤海环境保护。至此，经过农业部和国家海洋局的官方索赔，包括之前农业部与康菲公司及中海油行政调解后达成的13.5亿元渔业赔偿与资源修复在内，两家公司总计为溢油事故支付了30.33亿元人民币的赔偿和补偿款[1]。然而，与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溢油事故的处理过程和结果相比，渤海湾溢油事件的进展却显得异常缓慢，获赔数额也相当有限，暴露出我国海洋环境执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下面，笔者拟就我国海洋环境执法问题略陈一孔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事件回顾

2011年6月4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接到康菲公司报告，称蓬莱19-3油田B平台附近海面出现油膜。直到7月5日，国家海洋局才首次就渤海溢油事件召开新闻会，正式披露溢油事故事实。海洋局海洋环境司相关负责人认定康菲公司为事故责任方，对康菲公司罚款20万元，此时，离事故发现已经过了一个多月。7月13日，国家海洋局才责令康菲公司立即停止两个出事平台的油气生产作业，而溢油面积却一直不断地在扩大。7月28日，国家海洋局要求康菲公司“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责令其在8月31日前彻底封堵溢油点。但是，康菲公司没有兑现“确保海上溢油不登陆、确保不影响环境敏感区”的承诺。8月31日，就在国家海洋局要求完成“两个彻底”的截止日期这一天，康菲公司向国家海洋局提交报告，表示已经按照国家海洋局的要求，完成了“两个彻底”。然而，国家海洋局第二天即认定，康菲公司“两个彻底”没有完成，从而下达了蓬莱19-3油田全面停产的通知，责任全油田停止回注、停止钻井、停止油气生产。

自事故发生开始，渤海湾溢油事故已告一段落。其间，我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对康菲公司下达过限期治理的决定，要求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彻底排查并切断溢油源，彻底消除再次发生溢油的风险，甚至责令“三停”（停注、停钻和停产），但终究不能使溢油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可以看出，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措施明显“偏软”，不能有效阻止溢油产生的二次污染。同时，依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只能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事故处理依此进行处罚，不仅不能对渔民渔业资源和国家海洋生态损害进行应有的赔偿和补偿，反而是对康菲公司的一种纵容。因此，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在这样一起污染事故面前显得十分的无力和无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我国海洋环境执法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二、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概况及其缺陷

（一）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概况

海洋环境执法是指相关的海洋环境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职权执行该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一种行政活动。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渔业污染事故；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及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2]。可以看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执法权，是按照区域和行业管理的原则划分到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5个部门共同行使的，按照“统一监督管理，分工分级负责”的原则构建成了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体系。

（二）缺陷不足

1.执法力量分散

如前所述，目前至少有五个部门有相应的海洋环境执法权，再加上中央和地方的区分，执法体系显得十分复杂。而且海洋、海事、渔政部门还建立了专门的执法队伍，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海洋环境管理职权。由此，形成了多部门共同执法的格局，造成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分散。而环保部门却常常难以出海执法，更不能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指导。因此，缺少统一的海洋环境执法，各个部门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容易造成重复建设，执法资源的浪费等情况，信息难以集中，诱发执法冲突，故而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如关于海洋环境监测站点的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海洋环境监测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并向国家环保部门提供数据，”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却一直未向环保部门提供相关数据，国家环保部又开始建设自己的海洋监测站点，导致目前我国拥有两套海洋环境监测网络，而双方监测数据常常不统一，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浪费[3]。在渤海湾溢油事件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开始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到环保部、渔政部等先后加入到污染事故处置当中，事故处理进展异常缓慢。由于各执法队伍互不统属，部门之间缺少协调和沟通，不仅造成重复执法，导致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也使得海洋执法机关的执法效率低下、能力不强。

2.执法依据过时

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主要依据是1982年颁布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该法第85条规定：“违法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目前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条例中所规定的最重的处罚。该法于1999年第一次修订，2013年进行了部分修改。但当时制定的处罚标准显然已经十分落后于经济发展了，且后续的修改也未能改变这一过低的处罚限额。20万元的罚款，对于像康菲公司这样的跨国石油公司来说太低，根本无任何威慑力可言。对比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支持，英国石油公司对溢油事件损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赔偿墨西哥湾灾民1亿美元，并接受美国政府200亿美元的处罚，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对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受害者进行赔偿。所以，与英国石油公司赔付的400亿美元相比，规定的20万元罚款实在不值一提。故过低的处罚标准，造成污染损害责任者的违法成本太低，无法对污染损害责任者形成威慑，也是间接造成此次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3.执法权限过低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权限，应当由相关的法律严格授权。纵观我国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授予海洋环境管理机关行政强制权。故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只能局限于行政许可、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等常规手段，而不具备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所具有的冻结、查封、扣押、强制划拨、没收等强制执行手段，更无法像公安机关那样可以对人身自由采取强制措施[4]。这是造成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权限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限制了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不利于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处理中，7月13日，国家海洋局即责令康菲公司停止出事平台生产作业，并要求康菲公司完成“两个彻底”，然而直到8月31日，康菲公司仍没有完成，反而以各种谎言搪塞。国家海洋局因此才责令康菲公司“三停”。纵观整个执法过程，海洋环境执法部门只是类比适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29条的限期治理和第39条规定的限期治理责任（包括罚款，停业和关闭三种处罚方式）。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此种执法被戏称为“口头执法”，公众普遍认为执法的措施“偏软”，不能有效地防止污染的进一步扩大。因此，执法权限过低也是我国海洋环境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

三、完善我国海洋环境执法体制的建议

渤海湾溢油事件暴露出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存在的巨大漏洞，因而完善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刻不容缓。为了有效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保护海洋环境，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统一海洋环境执法力量

如前所述，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较分散，总体上还比较弱，难以适应海洋环境执法的需要。如何解决此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统一交由某个部门统筹管理，并组建相应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但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5个部门中，除环保部外，其他部门都是一职多能，且在行业管理的模式下都有自己的归属行业，存在自己的部门利益。故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交由其四个中的任一部门负责都难免受到行业利益的影响，以致不利于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然而环保部又缺少一个专门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不能有效地进行海洋环境执法。鉴于此，笔者建议可以在环保部下设专门的海洋环保局，将另外4个部门的海洋环境保护执法权限全部移交海洋环保局行使，由该局全权负责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加强海洋环境执法队伍的建设，整合海监、海事以及渔政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建立一支专门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全面负责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工作，并交由海洋环保局直接领导。这样就可以彻底根除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分散的问题，从而提高执法的效率和水平。

（二）加大违法惩罚力度

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罚款幅度为“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相对于污染损害责任者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及其所获得的巨大利益而言，这点惩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本起不到惩戒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借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经验，在责令《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违法者限期治理期间，同时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顿；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或者治理措施无效的，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最高罚款额是一百万，鉴于海洋污染的特殊性，可以将最高罚款数额提高到一百万、两百万甚至几千万[5]。对于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将罚款额的最高额提高到损失数额的30%，并且不规定限额，甚至可以借鉴国外按照违法次数、违法时间来累计计算罚款的制度。此外，对于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甚至可以依据《刑法》第338条追究污染事故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三）改革海洋环境执法权限

如前所述，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权限过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没有被授予行政强制执法权。要解决此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设计：一是通过修改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形式授予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行政强制权，使其在处理违法行为以及收集违法证据时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等强制执行手段。这是因为我国海域辽阔，且海上情况易受海上天气、交通等因素的影响而复杂多变，加上船舶的流动性，有时候案件还涉外等等，导致难以收集和固定违法证据。因此，扩大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权限，能保障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提升其执法的效果；二是在我国海洋环保机关长期派驻公安海警人员，与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开展联合海洋环境执法，以便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在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时由海警提供协助[6]。比较而言，前种设计更为合理，便于节约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有利于高效、集约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的建立。

参考文献：

[1]徐沛宇，康菲和中海油合计为渤海溢油事故赔偿30.33亿[EB/OL].[2014-09-08]http：//.cn/roll/201205

02/020711962616.shtml.

[2]王灿发，黄婧.康菲溢油事故：反思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J].行政管理改革，2011（12）：39.

[3]马英杰，董莹莹.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不足与完善对策[J].海洋科学，2007（12）：17.

[4]王超锋.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