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十篇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1

一、民俗学意识中的城镇小说文化创作意识

新时期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有着比较透彻的民俗学意识维系。新时期小城镇小说中的民俗学意识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的过程。《水葬》《惨》《菊英的出嫁》等作品含有一定的民俗学描写，被视为现代文学阶段民俗描写的代表作，《水葬》等作品的作者对于客观的民俗的关注是一种无意注意，作品的整体描写并非从民俗学角度切。“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废名他们的创作有着丰富的民俗学内涵，但是他们并非具有清晰的民俗意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的乡风民俗描写是指向乡村乡土，而不是乡风民俗本身，他们并无意发掘乡风民俗的深层内涵，而是构建与都市对峙的世外桃源，虚拟寄寓。京派文化作家们的描述的人文景色，如古代犹存的“边城”、恬静的“竹林”、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桃园”、菜畦城垣等，以及笔下冰清玉洁或古道热肠的人物，如“翠翠、三姑娘、琴子、陈老爹”等。但这些阐述并不是用于展示风物风情之异，而是为了反对工业社会的骚乱，用来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很明显，作家们的整体阐述不是指向民风乡俗本身，不是构造作品的民俗学内容，不是参照民俗学事项本身，不是揭示民风乡俗的文化底蕴，而是指向作家的精神家园和作为心理乡土的乡村。正因为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的风俗民情阐述不是指向风俗民情本身，而是乡村乡土，所以我们明确的认为他们的风俗民情描写不是完全出自民俗学视角，他们的描写暂时还没有得到民俗学意识的支撑，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民俗学意识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普遍出现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的普遍出现，受到许多因素的驱动，如 “文化热”、西方文化学思想涌人、“寻根”思潮的勃兴、工业时代到来、传统风俗在时代背景中的蜕变与磨蚀等等。作家们开始有意识的考察民俗事项，有意识地发掘民俗事项下所蕴藏的文化素质是民俗学意识支撑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显著标志。在许多作家笔下，民俗本身成为观感对象，在许多情况下，民俗事项被意象化。到了80年代初期，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老棒子酒馆》等作品展示自己的民俗学角度，带有某种幽雅的夸张成分。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的民俗学意识开始慢慢走向深刻。举例、民俗和地区的关系、文化与文化圈和民俗乡民的关系、文化与生态、民俗等这些话题开始引起部分作家的关注。像莫言的《红高粱》从地域、文化传承、经济等角度发掘了民俗民风背后久远的民族性格基因，解读了高密乡剽悍刚烈的民风。《那五》《俗世奇人》《白鹿原》《小巷人物志》《马桥词典》等作品的产生，也揭示着民俗学意识的新发展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创作意识。在这一创作意识的指引与带动下，作家们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的发现和沉思的文化考虑。

二、小城镇小说的风情风物描写与民俗学意识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2

1 要把握民俗摄影创作的重要前提

民俗摄影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掌握好民俗文化的相关知识。因为，搞民俗摄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以民俗事象为题材的摄影作品具有极强的学科边缘性，它既是民俗学、社会学的组成部分，又与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相联系，其自身也涉及摄影艺术的许多门类。因此，民俗摄影工作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种特定的民俗文化的观察力和较强的民俗意识，对具体民俗事象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能有较深刻的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民俗事象的深厚内涵，拍出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

但是，就目前民俗摄影队伍而言，由于对民俗摄影的特性、内涵、原则及应具有的技术技法等比较模糊，致使一些同志的创作思路长时间停留在单纯为了猎奇而纪录，或囿于唯美的艺术而创作。要知道，从事民俗摄影创作离不开民俗文化知识的指引，要懂得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懂得国家民族政策和当地民俗习惯，了解民俗知识和民俗风情。许多颇有摄影经验的同志经过一段波折后，都发出这样的感叹：“搞民俗摄影，不学点民俗学知识就不知道哪些该拍，哪些不该拍，应该从哪个角度拍，通过学习才明白，原来民俗摄影的题材如此之广，范围如此之大，既大有作为，又大有学问。”

实践证明，从事民俗摄影创作必须着重学习以下基本知识：一是民俗学，通过学习弄清什么是民俗，民俗学及民俗的范围；二是学习民俗摄影的有关理论知识和拍摄技法；三是学习有关民族政策，了解我国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的民俗民风特征及民俗禁忌，熟悉国家对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有关政策。过去，由于一些同志对民俗文化的学习不够，对宣传内容与研究资料的界线不清，把本应作为内部学术研究的资料拿来公开宣传，结果虽满足了一些读者的猎奇心理，增加了刊物发行量，但却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同志的感情。这样的教训告诫我们，掌握好民俗文化的相关知识对于民俗摄影创作是何等的重要。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学习和掌握民俗文化相关基本知识，不仅刚涉足民俗摄影的同志要重视，即便是从事民俗摄影有相当资历的同志，在采访前也要先学习有关民族政策、民族习俗、民族心理等，才能“打好有准备之仗”。

2 要把握民俗摄影创作的基本要点

（一）要坚持就地就近为主的原则。坚持就地就近为主的拍摄创作的原则是目前较为理想的一种组织形式。植根当地的民俗摄影工作者，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可使创作得心应手、从容自如，更有可能拍出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对作者硭担家乡故土是最熟悉、倾注感情最多的地方，对当地的各种民风民俗也最为了解，把当地做为自己的创作基地，经过充分准备，有步骤地将各种民俗事象作为特定的地域文化现象，深入观察体验，细微探索考证，用相机去揭示、展现、研究，一定能拍出更多的风格各异、技艺品位俱佳的民俗摄影作品，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当地民俗抢救任务。同时，这种形式可省却到外地创作食、住、行等大量的开支，可减少到外地采访的诸多困难和不便。当然，我们这里提倡就地就近为主的原则，并不否定适当地组织民俗摄影工作者外出开阔视野，结合创作进行业务培训、研讨、观摩或交流；也不排斥集中力量对某些老、少、边、穷地区及民俗摄影力量薄弱地区的民俗文化进行突击性抢救。但从宏观部署上，我们应提倡广大民俗摄影工作者把着眼点放在就地就近方面。

（二）要遵循既可再现、也可表现的规律。再现，即客观记录，真实地记录种种民俗活动的过程、程序、现场和细节，寻找那些民俗文化的来龙去脉及背后的故事，使其呈现出古老的民间文化的丰富多彩；而表现，指民俗摄影也与其它艺术门类一样，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因此，在深入生活，了解生活的基础上，琢磨其富有内容意义的闪光点、典型瞬间，即那种场面、那种动作、那个特写，用艺术的手段捕捉、固化、结构、渲染美点，除了表现场面之外，应抓住最佳瞬间，刻画共同的、个体的、差异的心理、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用镜头去定格那一个个精彩瞬间。民俗摄影，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拍摄一个体载，内容越拍摄越知其难而欠缺，况且村村民风民俗各不相同，要善于发现拍摄点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沉得住，不急功近利，抓得准，有创意，才能拍摄出具有典型性的民俗风情。“文化”，是民俗摄影的根源，也属于人文摄影范畴，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民风民俗中的具体事象，找出它们内在关联的线索，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去观察，去捕捉精彩的镜头。同时，要善于调整拍摄的技法和手法，在形式上考虑以单幅、专题或是组照进行表现，只要不怕困难，克服懒惰，敢花时间和力气，并且坚持不懈，就能拍摄出与时俱进的无愧于时代与美的作品。

（三）要学会“小题大作”的方法。广泛拍摄，全面搜集纪录，是就民俗摄影的宏观职能而言的。而小题大作，则是在宏观原则的指导下，对某项具体拍摄活动的要求。小题大作，就是要求拍摄者要善于抓住千万种有民俗特色的事象之一，进行有深度、成系列的透彻反映。例如民俗事象，分若干大类，其中一大类是物质民俗，物质民俗其中之一是服饰民俗，而服饰民俗又包括装饰（服佩）民俗，装饰民俗又可细分为头饰、衣饰、鞋饰三种，如此多的种类、层次，我们从哪个种类层、次拍起呢。根据小题大作的原则和要求，我们不仿从最低的层次最具体的事象――头饰民俗这个小题目中做文章：把某一民族支系的头饰种类和式样现状及其演变过程尽可能全面的搜集拍摄下来，不就是很有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吗？若再以此类推，把一个民族所有支系的头饰乃至全国各民族的头饰逐步收集拍摄下来，加以整理说明，就是更大的篇章。

（四）要发扬多看、多听、多问的作风。反映民俗民风，重要的是要抓取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性的、有特色的符号。典型与特色需要作者深入生活去发现、去挖掘。到一个地区进行民俗摄影创作，不能只图求新鲜的、刺激的、热闹的、好玩的去拍，必须要多观察、多询问，从观察到的大量民俗事象中，从大量的感性认识中提出问题，去问历史、问发展、问内容、问意义，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深刻的本质认识中，概括出典型环境、典型民风、典型事物、典型特色。要为拍摄做好选材的准备，定出选择画面的标准，并依标准去衡量哪些是有代表性的、哪些是有特色的、哪些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东西。只有如此，我们所拍摄的东西，才能有意义，才能做到以少量画面，反映一个民俗文化的博大内涵。在看与问的基础上，要多想、多思考。即想想如何去表现典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光线，画面怎么安排，构图怎么处理……等等。想好、构思好，这是一幅艺术作品成功的基础。构思的程度，就是作品优劣的程度。切不可无构思的一味盲目按动快门。盲目是出不来好作品的。我们在拍摄民族题材的作品时，除了注意他的外在形象，更多地应透过外形，去着力表现内心的真实精神，这是创作的根本。表达内心世界，需要反复深入的观察，然后去捕捉，捕捉那微妙的一瞬、精彩的一瞬、深刻的一瞬。抓住那一瞬，就抓住了成功。拍摄，只是一瞬即可完成的，而要观察、发现并捕捉到一瞬，则需要刻苦研究，随时随地做有心人，不懈地去思考与追求。

3 要把握民俗摄影创作的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在一次拍摄活动之前，认真地、有重点地做好先期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对采访拍摄成功的程度影响极大。通常，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将要拍摄的主要民俗事象进行先期调查研究。 具体方法可以查阅有关资料，也可以请了解情况的人介绍，还可以事先找当地群众座谈。通过调查，力求对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活动的方式内容、特点、意义等心中有数，这样，就可以做到对拍摄对象的活动程序有先见之明，予有准备，打有把握之仗。

（二）做好预测及拍摄计划。 根据将要拍摄的民族地区的特点，对民俗活动开始、中间、结尾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突发事件做好预先构想，然后订出概略拍摄计划。

即便在拍摄过程中，当拍完一个情节后，也要迅速对下一个情节中可能出现的带有实质性的内容进行预测，从而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一旦预测的情况出现，就不会因只顾调光圈、速度、构图等效果而失去拍摄民俗事象本质的机会，就不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3

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冯骥才说：“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民族文化包括两个部分——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主要是给我们力量、思想、精神，是一种父亲文化，民间文化是一种母体文化，给我们情感、血肉、特征、凝聚力、亲和力。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3]中国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中国民间的、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的民俗风情，获得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与语文基础知识，其中还充满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使得它在陶冶学生情操、热爱本民族文化，传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离骚》，屈原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以及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在这首政治抒情诗中，楚辞风貌一展无余，而当时楚国的民俗风情也与文中的华美辞句和强烈的爱国情怀相得益彰。若在语文教学中能够适当讲解艾草幽兰、江离辟芷、申椒菌桂等具有楚文化代表的风物，穿插讲解后羿畋猎、凤皇（同“凰”）受冶、灵氛占卜等神话传说，同时结合端午节的来源、包粽子、赛龙舟等纪念屈原的传统活动，以及国家现在对传统民族节日的高度重视等，则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课程内涵，还能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记忆，热爱本民族文化，引起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明辨是非，击浊扬清。

神话《女娲补天》收编在中国经典文化研读选修教材《中国民俗文化》中，其中强烈的“地母意识”、“灵石意识”以及“补天情结”，是我国古代先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并有意、无意地征服世界最具根本意义的精神成果，中华民族信仰上的共祖意识、政治上的国家意识、文化上的民族意识、情感上的认同意识、心理上的崇母意识等无不源于此。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为民族凝聚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强基石。

二、塑造和健全品行人格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可见，人文精神的培养是语文教育的题内之义，塑造学生健全良好的品行人格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中，饱含浓厚民间文化气息的鲁迅小说《药》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该作品通过华老栓、夏瑜形象的描写，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脱离人民群众，革命不彻底的错误。小说中华老栓为救治身患肺痨重病的儿子买来人血馒头，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这些在当今社会人们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这与历史上的祭祀民俗是有着重要联系的。鲁迅在《狂人日记》及散文《范爱农》里都写到了清末革命者徐锡麟心肝被吃的事，也曾写到：“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注：“散胙”原指旧时祭祀仪式完成后，发给参加者祭祀用过的肉。）鲁迅把“散胙”引申为先驱者牺牲后，民众从精神、心理上对他们的利用。在小说中，人血馒头成为联接作品丰富内涵的审美物象，一个凝结着作品“张力结构”的艺术道具[4]。作品中塑造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和不觉悟的冷眼“看客”，对于树立学生自尊、自爱、自强的人格品质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三、形成和确立人生价值

民俗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做人处世的哲学思想，如忠、孝、仁、义、信、和、敬、恩、序、别、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投桃报李等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礼俗规范，为学生建构精神文明提供无比丰富的资源。而“以人为本”、“自强不息”、“讲诚守信”、“为仁由己”、“礼仪天下”、“忠恕之道”、“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传统观念为学生提供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准则，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的形成都影响深远。

陶渊明《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选修教材中，神话《刑天舞干戚》里的刑天那种不屈不挠、不服输的顽强战斗精神，在每个学子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刑天舞干戚”成为永不妥协的象征。《女娲补天》告诉学生，一个人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鲧禹治水》教育学生，坚持就是胜利，只有拥有执着的信念和前仆后继、不屈不饶的伟大斗争精神，才能获得成功；《羿射十日》启示学生，一个人要拥有过人的胆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才能为民除害，成为人民英雄。沈从文的《边城》，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湘西对歌民俗及傩文化来解读；通过研究北京民俗文化来体会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通过把握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生活民俗、礼仪民俗、婚姻民俗及游艺民俗来感悟《诗经》等。这些优秀的中国民俗文化对促进学生形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价值。

四、品味和鉴赏民俗文化

语文教育中，教师在引领学生阅读优秀的民俗文化作品时，往往通过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力，使学生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提高学生对民俗文化语言的感受力。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有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文章中，作者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向读者说起胡同文化——“大腌萝卜”、“虾米皮熬白菜”、“棒子面”等北京的风味吃食和剃头挑子的“唤头”，磨剪子磨刀的“惊闺”，算命的盲人吹短笛等风俗民情，再现了老北京深厚的民俗文化气息，表达出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胡同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即将在现代文明大潮中没落的北京胡同的复杂而感伤的心情。

鉴赏民俗文化作品，需要有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灵。能感受形象，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并让学生学会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如，教学鲁迅的《祝福》，要求很好地解读民俗文化对于理解文章主题的重要价值。“祝福”是在旧社会江南一带农村过年时举行的隆重的年终大典。阔人家操办“福礼”，供于祖先和天神的牌位之前，点上香烛，意在祈求保佑。因此，“祝福”本身就是旧社会最富有特色的封建迷信活动，所以，在祝福时封建宗法思想和反动理学观念也表现得最为强烈。在鲁迅的作品中，民俗事象俯拾即是，有的成为联接作品丰富内涵的审美物象，如《药》中的人血馒头；有的成为开掘“本文”深度进向的一个活动背景，如“祝福”；有的则构成作者审美思考的艺术契机，如《风波》中的辫子；还有的成为沟通读者某些方面时代感触的文学媒体，如《长明灯》中的“长明灯”等。

再如《林黛玉进贾府》，作品一开始就笼罩着浓烈的梦幻色彩，从“女娲补天”的神话到“绛珠还泪”的传说，再到“太虚幻境”。宝黛虽结下“木石之盟”，但“还泪”之说预示着宝黛爱情的悲剧。作品通过描绘服饰、饮食、建筑等民俗文化以及省亲、回九、抓周、冲喜、斋戒等民俗现象，深刻揭示了封建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演变。因此，品味与鉴赏文本中的民俗事象，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章主题的关键。正如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史学家丹纳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5]

中国民俗文化赋予了语文教育丰富的内涵，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支柱[6]。通过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学习，有效地整合了课内外课程资源，把语文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受到优秀文化熏陶感染的同时，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学语文、用语文和享受语文。

参考文献

[1] （东汉）班固.汉书—王吉纪.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1.5.

[2] 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3] 陈孟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课程文化内涵——浅析民俗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教学月刊（中学版），2004（6）.

[4] 皇甫晓涛.鲁迅的民俗事象.枣庄师专学报，1997（1）.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4

[关键词]民俗志；实践性；反思性

[作者]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47-006

一、一种研究方法：民俗志在民俗学研究史上的位置

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四个类型，即口头艺术、物质生活、社会习俗、表演艺术。这个四分法并不能够网罗所有的民俗事象，而且四个部分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这个四分法只是民俗学家们为研究方便而提供的一个工具性的分类系统。

如果我们承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其他学科所未曾关注的一些特殊的事象，那么，民俗学家们是一群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学者群吗?民俗学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的独特性何在?是什么样的独特性可以使它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任何一个职业民俗学家都可以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必须掌握一些“专业性的技术”，正是这些“技术”赋予了他们独特性，比如，田野作业、对于田野调查报告与录音档案资料的使用、对于民间博物馆资料的使用、对于图书索引的使用(尤其是对阿尔奈一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使用)、对于术语表的使用以及对于多种相关文献资料的使用等等多种能力。此外，民俗学是一门带有国际性的学科，因此，民俗学家们需要具备国际性的交流技术，他不能仅仅关注自己传统当中的民俗事象，因为民俗事象本身恰恰可能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民俗学家们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家建立联系，参与国际组织、讨论会与论坛，建立个人的、职业的以及学术的联系。而且，他还必须熟悉民俗学的历史，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对于特定民俗事象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轮廓做出判断，理解其特殊性、民族性以及理论的优劣得失。

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当然，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既然民俗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家们也接受并需要获得多方面的专业训练，那么，他们的研究目标何在呢?他们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呢?他们独特的知识与概念框架是什么呢?从民俗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提供十二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比如历史一地理学派、历史一重构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口头程式理论、跨文化比较研究学派、民众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学派、半球理论(文化接触学派)、情境学派。这些理论都有坚定的倡导者与支持者，都具有严密的概念体系，都试图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解释全部民俗事象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与概念体系的整体背景下，“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具有何种意义呢?其理论根据又在哪里呢?

二、民俗志与民族志

作为民俗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民俗志”指的是对民俗事象的全面记述。“民俗志”这一术语似乎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洋词”与它对应，“民俗志”这一概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一系列论著中被逐渐明确化、定型化的。

钟敬文在讲到“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术语时说，“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就是记录的民族学。”钟先生把民族学与民族志看作各有所专的两种学问，一种是描述性的，一种是分析性的，虽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存在着区别。一九九七年，在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钟先生提到：民俗学者应具备“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⑤。这里，钟先生对“民俗志”有一个简单的界定。对照上述两处引文，我们不难看出，在钟先生的理论框架中，民俗志的概念与民族志的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源渊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测，民俗志是一个从民族志引申出来的概念。

当然，把钟先生关于“民俗志”这一术语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一个，即民族学，显然是简单化了，只有全面考虑到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的借鉴，考虑到钟先生对于日本民俗家所创立的地域民俗学传统的借鉴，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俗志”这一基本术语在学界的地位。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后两个学术来源也许是钟先生“民俗志”这一学科本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思想来源。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民俗志的概念，是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伟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钟先生提出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中，“记录的民俗学”，即民俗志，得到最完整的、明确的界定，这种民俗志要求尽量明确民俗事象的时空维度，明确特定时空维度当中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倡议在一定的调查基础上绘制民俗地图。钟先生在谈到田传江的《红山峪村民俗志》时讲：“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是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

显然，钟先生理想中的民俗志不同于此前已经出版的开中药铺式的列举式、机械性地按照民俗调查表格调查并撰写的民俗志。

然而，人类学家似乎并没有做这种区分的意思，比如，高丙中“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的著述都称为“民族志”，它是对田野工作的直截了当的分析性和描述性记述。所以，从根本上讲，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研究方式。刘铁梁教授强调“撰写民俗志是民俗学家的研究方式”对于借鉴“民族志”研究模式以矫正对于“民俗志”的误解具有意义。

这种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钟先生曾引述柳田国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民间传承论》中的观点，认为民俗学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即游客之学，寓公之学及土著之学，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民俗学乃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他对土著之学大加赞扬，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发掘出民俗事象的潜在意义。但是，钟先生的观点特别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任何一个“土著”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民俗志学者”。刘铁梁教授并不反对土著之学的价值，但是，他更主张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进行民俗志撰写，而非过去的民俗志撰写者们简单地开中药铺式地罗列材料。钟先生关于民俗志的概念更近于日本民俗学界

对民俗志的界定，比较倾向于记录；而刘铁梁关于民俗志的概念则是与欧美民族志的概念相接近，已经把记录与研究合二为一了。

三、民族志写作的“第三波”：反思民族志

在整个民族志发展史上，曾先后经历了“印象主义(或者猎奇)民族志时代”与“科学主义民族志时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又掀起了“反思民族志”的高潮，人类学家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民族志的田野作业与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们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写作民族志与阐释民族志材料时，人类学家们自身体现在哪里?人类家学们努力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终，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即，为了寻求理解，人类学家参与其他人群，进行对话与解释活动。他们开始关注“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所描述的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性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以及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不同风格的民族志被创造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的大讨论。这种从文学角度对民族志进行的审视，不只是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表述惯例进行除述，而且使得更多的东西都受到质疑。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民族志撰写的实验与探索合法化了。

也许，人类学家们反思民族志经典文本并不完全是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仅仅是在从基于同一田野调查材料撰写人类学学位论文与其他类型的论文的文体转化经验中产生的一种体验与实践，他们试图摆脱保守的民族志训练模式，唤醒被遗忘或被尘封的田野经验与体验，这种基于不同的田野经验而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自然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人类学家把实验民族志称为“互惠的民族志”，其突出特点在于：集体性的解释超过了个体的、学者的解释。然而，这并不是说该民族志是集体创作的，因为，显然地，学术化的话语结构了全部材料，学者的声音还是最强音，学者的观点也是合理化的。互惠民族志的撰写者并不是要放弃作为解释者、思考者和客观的观察者的身份。只是放弃了所谓学者的声音是最有权威的声音的观念。这一方法论主张，迫使学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他者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同时，也要引导他者通过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样，互相矛盾的观点都有被表现的必要，^类学家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对话是整个田野图画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不会掌握“最终的真谛”，他们只是享有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只有通过长时段的对话，才有可能对互为客体的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总之，互惠的民族志的反思性工作关注的是：人类学家的角色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身处一个与我们的文化情境不同的情境时，如何影响了这一情境?我们的出现，以及我们所携带的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表述以及我们的所见所闻?

反思的民族志给民俗志的启示是：民俗志不应该只是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方式，而且可能是“多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

四、来自布迪厄的重要启示：“实践性”与“反思性”

1、实践性

在社会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由于受经验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家们集中关注以“产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然而，作为沉淀或结晶的“物化”或“形式化”“制度化”的文化，在某种意义讲，是一种“死”的精神的化身。这种暂时的、权宜性的、中介化的文化固态物，区别于活生生地进行着创造活动的人类精神。因此，布迪厄提出，区别于传统的“暂时分割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应当采用“整体式的研究方法”，即把文化生产与产品作为一整体，研究生产活动中诸因素之间及生产过程、文化产品乃至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而，事实上，文化再生产过程充满着多种(过去――现代)单向运动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的运动。传统人类学把文化产品固定化，把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作该文化产品的形成之“因”，甚至把文化产品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视为该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结构及其构成因素的表现。这是人类学家的天真的想法。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其文化产品，还应该考虑它们与人类学家现实的研究活动之间的联系。比如早期人类学研究显示：文化创作中的人类精神活力，不仅影响了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过程。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一种工具性的实在，是某种人的累积性的创造，是已经形式化的或物化的创造结果，人类创造的过程已经终止，人类活生生的创造精神成为历史的潜伏形态，从而满足于对于已经被割裂出文化生命活动过程的物化产品的静态研究。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试图透过文化事象，揭示出推动着文化主体进行各种社会行动的内的观念动力，在他看来，这些观念动力是同某种社会价值观相关联的。

此外，布迪厄还发现，人类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但展现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甚至可以左右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控制研究者，将研究活动引入文化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中。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人类一旦创造文化就无法脱离文化的运作而自外于文化。西方人类学以研究人类文化自居，却又自外于人类文化。事实上，他们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本来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研究者人为地自我投射到凝固化的文化产品系列之中，忘却了其从事文化创作的实际地位。

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布迪厄从传统的研究文化对象转向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研究其动力机制――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逻辑。人类将因此而获得对于其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并以全新的模式重构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

布迪厄提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社会，不断进行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生活于其中。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和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状态中，凭借各个行为者的特定“生存心态”，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通盘考察行动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三个方面。

2、反思性

传统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把社会当做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起，研究者就无意识和自然地把社会同自然现象视为同一性质的实体。20世纪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竞相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创建其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并因此标榜近现代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时代的到来，深信社会科学可以因此而正确地认识社会，可以找到客观的标准、建构起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20世纪“泛科学主义”倾向甚嚣尘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发展起一种自觉地反思科学的局限性与自我怀疑的意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既尊重科学知识，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正在建立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原则认为，作为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社会、个人、文化、语言、权力是相互缠绕的，需要从人类行动

和策略以及社会的象征性统治机制人手全面分析；社会研究者本身并不外在于研究活动本身，研究者介入研究对象并不断地自我复杂化使得社会研究进一步复杂化；研究过程的实施是一个不断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上述三个方面的复杂性综合在一起，使得“反思社会人类学”成立。反思社会人类学自然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看到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与不透明性的双重性特征，同时视其为客观与主观因素、历史与现时因素的综合体。二是研究者自身要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排除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通过各种中介性因素进行迂回的反复反思。三是在充分发挥主观意识的反省能力的同时，要充分估量思想本身的界限以及思想所不能想到的复杂因素，充分估量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性。布迪厄告诫说，只有通过反思性才可以逐渐接近社会现实，因为社会永远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其真正的面目，展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总是蒙着一层纱幕，犹如“坐井观天”或“盲人摸象”，实际上，层层掩盖社会的真正面目的纱幕，只能反思地逐步看透，而不能彻底揭开，因为这些纱幕本来就是构成现实社会本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

由象征性的场域和在其中具有象征性生存心态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世界中相互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结构，其同质同步的双向互动关系网，既是象征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条件，因此，场域、生存心态、人的象征性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实践性”与“反思性”对于民俗志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传统上把研究对象视为“物化”的“产品”加以分析，“二元论立场”是需要重新反思的。第二，人类学家、研究对象以及表征工具三者都具有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需要重新反思。

五、对于民俗志方法论的评介

通过上文的简要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主要的思想灵感来自于民族志，因此，当反思民族志的实验蓬勃开展起来时，民俗志的研究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反思自身了。这就意味着，作为民俗学的研究方式，民俗志的撰写应该包括多种模式，而不只有一个模式。

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内容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民众生活无所不包，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民俗志所记录的民俗事象不应该是仅仅包括其中的某些部分，而故意抛弃另外一些部分。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分布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记录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传媒再生产民俗事象，半圈理论着重记录处于混杂、共生状态的民俗事象被保留、修正、改造与遗弃的过程。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情境学派”，他们倾向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文化方面。这一学派成员都非常重视特定文本所处地“情境”，而反对文本被抽离于语言的、行为的、交流的、表达的、表演的语境。他们从语言学家那里习得了“口头行为”这一概念，从人类学家那里获得了“功能主义”，从社会学家那里习得了“角色展演”的概念，从心理学家那里习得了“自我技巧”，并综合应用于民俗学研究当中。

情境学派虽然没有统一的纲领性的宣言，但是，他们都反对静态的民俗文本的类型学研究而强调三维的情境，他们提出了“小群体内的仪式流”，“复杂交流的事件”，“交流的文化类型”，“机理、文本与情境”，“一个特定的现实的、艺术性的、交流性的过程”。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5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6

一、中国民俗文化的范畴与特性

民俗文化是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并且随着精神生活的丰富而不断进行着各种演化与动态发展，逐步延伸出特有的文化现象，融合着多元化的历史元素，是一种深入内心的意识符号，因为载体的多元而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进而形成独特的符号视觉系统。应该说各地的民俗风情积淀着某一地域人们的价值观念与历史情感，具有普遍性以及约定俗成的效应，满足着特定时期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中国民俗文化的形式丰富多样，贴春联、祭门神以祈祷平安，挂蒿草、舞龙狮来消灾降福，年画、剪纸、刺绣以及衣食住用行的各个方面都囊括其中，孕育出形式多样的民俗艺术文化并得以延续下来。

中国民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性，了解了这些特性才能在平面设计中将二者进行更好的结合。一是历史继承性。民俗文化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历史传统经验与丰富经历的凝聚。比如每年端午节对屈原的缅怀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并且在其他国家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二是民俗文化都具有一定的规则性。这些规则对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进行了有效的界定，有很多都是具有道德约束价值的，有利于良好文化生态的构建与意义的生成；三是伴有审美特性。很多地方的民俗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延伸出的其他元素形态上都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求。如果能够将这些具有民族与本土特色的文化元素有机融合到平面设计中，将会带来清新且极具个性的视觉传达效果。

二、中国民俗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延伸价值

1.商业价值“民俗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性，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民俗文化的商业价值逐渐被挖掘出来，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在提升企业形象和促进品牌营销的过程中，将民俗文化应用在平面设计当中，一方面有效提升了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何选择一种民俗文化来契合时代的发展，是关乎企业形象的关键。

“民俗文化”的商业价值在于其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感，这在平面设计中可以降低不可控因素对于设计宣传的干扰。首先，选择契合实际的民俗文化可以缩短受众对于产品的文化认知时间，降低企业宣传成本；第二，平面设计的元素可以有效借鉴民俗文化的部分元素，缩短设计的时间维度，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第三，要有效利用民俗文化的附加价值，提升企业的文化认同度，有效提升企业形象。

2.文化价值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融合发展，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民俗文化”呈现不断发展交融的态势。如何在发展民俗文化的过程中，保留文化独特性的同时，提升文化发展的创新性，是当前关乎文化发展的关键。民俗文化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人文特色的文化，其包罗万象的呈现形式，体现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其文化价值在于传承发展民俗文化的同时，增加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提升民众对于社会存在的认同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俗文化得到极大的发扬，各民俗文化的发展逐渐趋同。民俗文化的文化价值在于提升民众对民俗文化认知度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提高与社会和谐共处的能力。在社会活动中，人是最基本的单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式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民俗文化的传承是加强彼此了解及和谐共处的有效途径之一。人与人之间个性的不同，从本质上也说明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在利用民俗文化进行企业品牌形象设计宣传的过程中，要将民俗文化的差异性有效融合到平面设计当中。

3.美学价值“民俗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一部分，从其侧面来讲，是各地区自然风貌、人文历史的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受任何形式元素的限制，其发展带有充分的自由性和多元性。其美学价值在于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自由性，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种美。在平面设计中，融入“民俗文化”的美学元素，从深层次来讲能够还原真实的历史影像，增加人们的文化认知和品牌认知。在平面设计的过程中，融入“民俗文化”的元素，能够迎合中国民众对于自身文化认识的内在性特点，降低品牌宣传的成本，提升企业的形象。不仅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不同深度，更重要的是使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受民俗文化逐渐趋同的发展趋势。

三、中国民俗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延伸路径

中国民俗文化在与平面设计的结合延伸中想要发挥出最大价值，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注重深层意义上的融合和迁移，同时不失对自身民族个性的传承。

1.挖掘有意味的民俗形式民俗文化应用于平面设计主要是能够挖掘出跟现代平面设计有机契合起来的有意味的民俗形式。可以说有意蕴并具有广泛传播价值是艺术品最重要的性质，否则艺术品就失去了其作为艺术的价值。平面设计作为设计艺术品更是要在符号形式的基础上着重进行意义阐释，从而使民俗文化与平面设计产生内在的联系。在进行平面设计时，要知道形式和意味是一个整体，形式通过图形、文字以及民俗文化元素的组合表达出一定的符号意味，给受众以最直观的感受和最贴切的解读。比如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代表，图腾具有丰富的象征力和独特的宇宙观，使置身其中的受众感受到真实与虚空的对接，超脱而厚重的历史印记使人们产生膜拜，神秘而精美。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凤鸟图形台标，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凤鸟“喜相逢”的意味，体现现代媒体的多元变幻意境，彰显出和谐、平衡、力度。当然有意味的民俗形式能被挖掘的前提是平面设计师对相关民俗艺术的深度认知和理解，能够通过民俗文化元素的嵌入延伸出一定的文化意境，从而激发出创意灵感和精神内涵，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诠释中国民俗艺术符号。

2.促进创意转化、意义生成设计师在进行民俗文化与平面设计的融合中，不能只是自说自话或者传达出表面意思即可，还应注意对民俗文化元素中的符号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意义构建，让受众进行自我反思与解读，且不同的受众从不同的方面能够读出不同的意蕴，达到在意境中引发多元思考的效果。也就是说要有意识地对民俗文化进行编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将要传达给受众的信息转化成便于大众解读的创意，让平面设计的主题因为民俗文化元素的融入能够在作品中无限度延伸。一是要从大的格局上，敢于采取大破大立的态度去丰富创作素材的内涵并移植到平面设计作品中，符合大众对于作品的定位和审美需求。艺术具有无限的想象力空间，如果囿于思维局限，不敢将原有的传统进行延伸变化，将最终走向虚无的形而上学；二是保持文化意蕴又不能随意变幻，从文化中去寻找与现代设计结合的突破口，少一些商业气息，多一些民俗的亲和力和凝聚性，取其最能深入人心的意义。比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是盘长纹的变形，佛家意义上的形式已经逐步淡化，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促成了无限沟通的内涵，象征着联通公司的通信能够畅通有序。

3.体现文化认同、民族个性中国民俗文化在应用平面设计时也不是无限延伸的，还应该注意保持“天人合一”的文化认同和民族个性。一是重视文化认同，只有受众在看到作品时产生深深的认同感，这件作品才能具有更为广泛的传播价值和社会效应，比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代表了吉祥和美好的寓意，象征着公司要给人们带来平安祥和的信条，符合大众的价值观和对航空事业的期待；二是设计的作品要体现本土文化特色。当代一些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设计作品，能够将民族特质与视觉传达诉求有机结合在一起，自然流露出民族的个性化色彩，体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比如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就是借助了中国传统书法的特点，将文字、篆刻和书法杂糅起来传达中国艺术和东方文化。传统民俗文化中所彰显的力量，正是平面设计所要寻求的灵感，两者结合在一起不但不会淡化文化或者弱化作品效果，还会因为文化的延伸而增强作品的生命周期和传播力度。

现代优秀的平面设计绝不只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文化竞争的体现，而无限变大的设计格局，也为中国民俗文化的延伸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对民俗文化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尝试对多种结合形式的本土化进行探索和创新，从而找到中国民俗文化与平面设计作品的有效结合点，在现代化形式中凸显民族个性，使中国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2]陈璐.中国民俗图案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J].艺术品鉴，2016（4）.

[3]陈奕瑾.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J].美术教育研究，2013（16）.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7

【关键词】民俗文化;南京城市旅游;创新应用

民俗,是一个地方长期形成的风尚、习惯,它以有规律性的活动约束人们的行为与意识。民俗文化就是以民间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体的民族民间的物质上、精神上和制度上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岁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其内容相当庞杂丰富。

民俗文化与一个城市的关系非常紧密。知名城市学学者纪晓岚博士说:“城市不能仅限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还要具备满足人的发展需要的种种条件和环境。人们之所以渴望居住在城市,正是因为城市可以更多地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更确切地说,人类找到了能够满足自身发展(精神)需要的聚居形式――这就是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2从理论上讲,每个城市,都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察和评价她:物理方面的,即城市的硬件建设的物理特性方面,如道路的合理性、建筑物的技术性、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性等等;文化方面的,即城市的文化底蕴方明,包括建筑物的风格与人文历史、社会风俗等等;生态方面的,即城市的物理结构与当地的自然环境融洽程度,是否适合于人类自己生活,是否适应人类未来健康发展,是否与当地生物和谐共存。民俗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塑造着城市的精神和气质;承载着城市人群的情感和回忆;并且规范和引导了城市的生活行为;显现了一座城市的历史底蕴。

当今的城市,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传统民俗文化”似乎越来越稀缺。城市里不是没有民俗的情感,而是缺乏民俗的载体”。 比如,新年的气氛是一年不如一年。中国人几千年来对以家庭为核心的亲情文化的认同,使春节在通过亲人团聚获得精神慰藉中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传统节日日渐式微的堪忧状况,专家们呼吁,抢救和保护民俗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东京大学教授陈志勤认为:“愈是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其地方性的文化越淡化,盲目地向城市发展势必造成地方传统文化的消亡。”上海大学的曾军博士说:“在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上,应当把城市视为文化传承的积极力量来考虑,才能找到破解城市文化传承的钥匙……在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上,应当把城市视为文化传承的积极力量来考虑,才能找到破解城市文化传承的钥匙。”

城市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它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对城市文化品格的理解正成为各个城市文化建设中重要的方面。而一个城市的旅游文化建设则直接影响了一座城市的形象。民俗文化在城市旅游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如果能把传统的民俗文化和一个城市的现代旅游文化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对一个城市的形象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京,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古都,近几年来在城市建设中加快了步伐,很多专业人士在其中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设想。本文就民俗文化在南京城市旅游建设中的创新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 民俗文化在南京城市建设中的应用现状

1.1 丰富的民俗资源缺乏整合

南京有着是丰富的民俗资源,无论是动态的民俗民风节日,还是静态的民俗遗留物。然而,南京市的民俗资源终究缺乏整合。

首先,传统建筑物规划得凌乱;其次,南京没有利用最有标志性的传统民俗建筑来实现城市的个性;再次,民俗文化缺乏可持续性的引导。

1.2 民俗活动及节日不清晰

南京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有意思的民俗活动。2002年4月30日,中新社南京四月二十九日电(记者王国安)今天上午,南京首届中国民俗吉祥艺术节在南京白鹭洲公园开幕,中国旧式婚俗迎娶表演、中国民俗喜庆堂会表演、中国民俗吉祥艺术展览、民俗艺术大师绝活表演、民俗吉祥艺术精品展销、民俗艺术专家学术讲座、抛绣球、放河灯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香港、陕西、贵州等全国近二十个省市的约百位民俗艺术家将在这里献技献艺。2007年02月16日,作为南京首家集中展示民间艺术的场所,南京夫子庙民间艺术大观园昨天正式开园。2008年年初,南京市秦淮灯彩被列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花灯艺人的保护计划也正式提上日程。但在南京市,并没有标志性的、清晰地民俗活动及节日持续进行,而深入人心。

二、 南京城市旅游建设中可创新的民俗文化要素

现已开发的旅游资源南京市近几年来陆续开发了一些与民俗文化相关的旅游路线,如:六朝怀古游、大明胜迹游、宗教文化游、秦淮风情游等。在这些旅游路线中,不乏一些具有民俗风情的景点,如:淳化镇附近的六朝石刻、明代朝拜天子礼仪的场所朝天宫、夫子庙秦淮河、老城市、云锦博物馆、甘熙故居等。然而,仅仅有景点的参观时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民间文化的要素,才能够更加吸引人。

2.1 传统小吃、地方特产

早在1987年,南京就推出了秦淮小吃的“八绝”:“一绝”为魁光阁的五香茶叶蛋、五香豆、雨花茶; “二绝”为永和园的开洋干丝、蟹壳黄烧饼; “三绝”为奇芳阁的麻油干丝、鸭油酥烧饼 ; “四绝”为六凤居的豆腐涝、葱油饼; “五绝”为奇芳阁的什锦菜包、鸡丝面; “六绝”为蒋有记的牛肉汤、牛肉锅; “七绝”为瞻园面馆的薄皮包饺、红汤爆鱼面; “八绝”为莲湖甜食店的桂花夹心小元宵、五色糕团。

然而这些小吃现在都深藏在像“奇芳阁”这样的大饭店里,一个普通的来南京的旅游者,不可能顿顿都去这些大饭店里吃饭。而南京的街头巷尾却到处都是“山东杂粮煎饼”“武汉鸭脖”“盱眙龙虾”这些外地的特产、名吃,这种情形很容易给一个外来者这样的错觉:南京没有什么有名的小吃,全是外地的东西。城市的旅游开发者如果能将这些深藏在大餐馆里的南京小吃加以改造,以小吃摊点的形式出现在街头巷尾,并对小吃车的造型进行统一的规划,那将成为南京旅游的一大风景线。

另外,南京可以建设一些小吃一条街,类似于北京的王府井,建设一条步行街,全是卖南京的特长、地方小吃。让每一个来南京的普通人都有机会品尝南京的小吃,这样,南京的民俗特产就自然地为大家所知了。

2.2 传统居住方式――老宅

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有着丰富的建筑文化遗产,除了被保护的历代王陵,被保存下来的普通居民居住的老宅子也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泰仓巷39号的晚清民宅,住户顾凯家一进门就是厨房,但是头顶两根4米高的冬瓜梁有合抱粗,上面还有精美的木雕,两边分别是鲤鱼和荷花,精美异常。客厅的小门只容一人进出,包着精美的砖制门套。而客厅顶上安装了“承尘”,意即承接灰尘,是一种木板吊顶,防止房顶落灰。里屋两扇对开小门,门板上刻着楷书“东壁图书”和“西园翰墨”,据主人介绍,他们现在住的,正是原来一套老宅的书房。泰仓巷34号有着漂亮的雕花门楼,南京地方史专家杨永泉指着1米多高的条石墙基说,这个高度表明屋主身份非富即贵。大门砖墙各有一道凹槽,当地居民告诉记者,这是为了方便轿子进入,为轿杠预留空间而凿开的。杨永泉仔细看了墙砖确定地说,这幢房子至少有170年历史,使用的青砖横截面有一道缝,用瓦刀可以一剖为二,这种工艺只在清同治以前使用。绒庄巷58号是有着完整四进院落的江南穿堂式民居,七架房梁保存完好,纹路繁复的雕花窗户保存完整,一些窗板可以拆卸,便于夏天通风。房主郑坚说,据先辈介绍,这里曾经是个镖局,旁边还有一个叫朴园的私家花园,有假山有花有树,后来园子荒废了,假山石被运到瞻园和玄武湖。除以上这些,南市楼2号、升州路216号等30余处均是晚清自民国以来的老宅,结构完好,具有保留价值,

这些民宅,有的现在还住着人家,民宅的存在,很好的保存了老南京人的居住方式、生活习性、爱好。可以将这些民宅加以开发,把民宅较聚集的规划成民俗文化步行街,设一些传统小吃的摊点,供游人观赏、散步、吃小吃,体验老南京人的悠闲生活。

三、 民俗艺术在南京城市建设中创新的方法与思路:

3.1 完整丰富的旅游路线的设计

在南京市的旅游业中,民俗文化虽然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其并不突显,尤其没有形成特色旅游。

在现存的旅游景点中,南京市郊区江心洲的民俗文化旅游显然是经过规划的。高淳县的民俗街不仅让游人可以领略到当地民俗艺术在古建筑中的应用,还可以欣赏到一些民间歌舞,以及品尝到当地的风味小吃。整条民俗街经过设计修复过,似乎有了一种古朴老街的风韵,每当金秋时节螃蟹上市之时,远近的游客就蜂拥而来。其实,高淳县的民俗资源远不止这些,其城外的“薛城乡”,每年都举行“游龙”的风俗。虽然这个风俗已经被人所知,但它始终只成为“薛城乡”本土范围内的习俗,并没有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旅游资源。其实,“薛城乡”这块土地上的风俗本身保存得极为原汁原味,它既有丰富的学术价值,也有浓厚的可开发旅游资源。如果开发得当,将是一笔可贵的旅游财富。

江心洲的民俗村则是经过专家精心策划过的。它有民具馆、风俗馆、鲜果乐园等,是一个集游、玩、吃于一体,融动静结合的民俗村落;它既展现了古朴的农具、民俗,也激发了游客回归的自然果园的娱乐之心。它的婚俗馆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南京市人民传统的结婚仪式过程,游人可以参与其中,一过结婚之瘾。真正让游人做到了“乐于其中”。

位于南京市中心的“甘家大院”也是一个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它浓缩地展现了古代家庭中的各种风俗,只可惜它的展现形式也比较单一,所以并未被人们全面认知。南京市可被罗列为旅游资源的景色很多,但是,有关部门似乎并没有把他们整合起来,形成一条具有金陵风味的风俗旅游一条线。由于它们的分裂及孤立,南京失去了具有城市品牌效应的民俗旅游文化。有关执行部门应与专家更加紧密的结合,建设成一条系列化的完整旅游线路,在这条旅游路线上应注重动静结合、重点突出、打造具有金陵特色的旅游文化路线。

3.2 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形象的建设

在许多游客的心目中,夫子庙似乎是南京城市的一个代表作,其热闹的街市、仿古的建筑以及每年一次的元宵灯会很深入人心。秦淮河边曾经的过往老事以及现代夜市让人留念忘返。然而,夫子庙仅仅凭着这些城市景象并不绝对是一个成功的都市形象之典范。笔者认为,夫子庙还是存在许多以待修正的地方。首先,整个夫子庙的规划,比如商业区和风俗街混淆不清;其次,麦当劳、肯德基、Adidas等外来的国际连锁店参差不齐地拥挤在古朴风味的建筑中,造成了城市形象的整体规划的紊乱。于是乎,夫子庙的城市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含糊不清。事实上,如果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修复利用得好,它们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符号。

所幸的是,南京市这几年保存下来的老城墙进行了较好的规整,使得它们在南京整个城市形象中熠熠生辉。“静态与动态”的结合永远比单纯的静态形象深入人心。夫子庙和老城墙虽然足以成为南京城市形象的代表作,但仅仅是这些静态的建筑符号是不足以突现南京市的文化特质的。笔者认为,传统的元宵灯节和过去与老城墙有关的“走三桥”、“除百病”等风俗习惯。如果能始终生动地与之结合,便可以起到更佳的效果。在“元宵灯节”、“走三桥”、“除百病”等这些传统的民俗活动中,如果百姓和游客能参与其中,那么不仅是城市建筑能引人注目,这些民俗文化则更能深入人心。

《南京市2005―2007年明城墙风光带保护与建设计划》中指出:“继续完善明城墙风光带建设,重点实施东水关―长乐路城墙外侧、中华门城堡西侧―中山南路段、太平门―琵琶湖段、定淮门大街―小桃园段城墙维修及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实施月牙湖公园五期工程,力争到年底完成现存城墙外侧95%的保护与建设任务,基本形成明城墙环城绿化带,为明城墙申遗奠定基础。”这里文件的修订,说明南京的市政建设越来越注重城市特质的修护。

3.3 具有权威文化特征的博物馆建设

在南京,目前能领略到较为系统的民风民俗文化的大概博物馆有以下几个,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京博物院的民俗馆、云锦博物馆、甘熙故居等。这些博物馆都是国家投资的,可惜的是南京并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私人民俗博物馆。

目前,这些博物馆在展现民俗民风之中明显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1)馆内藏品并不丰富。也许是资金不足,也许是民间用品似乎从来就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这些个馆内的民间收藏品显然品种稀缺、物类不全,并不能真正地展现我们国家的民俗文化。

(2)陈设老套单一。在这些馆内,民间物品的陈列大多以静态为主,没有相应的动态展示或者生动的音像辅助,观者常常觉得平乏无趣。事实上,这个空间完全可以设计得生动活泼,具有立体感,且让观者兴趣盎然。传统的空间未必一定是缺失新意与时尚。

(3)文字说明不详实。在这些馆内,不仅没有文字详实的宣传册,就连标注文字也是简单潦草。一个真正成功的博物馆是一个公共开放的教育基地,文字则是博物馆与游客之间交流的桥梁。如果解说文字不详实准确,游客只能走马观花而无法知晓其中的精髓与内涵。

(4)讲解者专业知识有待提高。由于讲解者对于民俗文化的知识掌握程度的有限及专业化训练的匮乏,馆内的讲解者在讲解的过程中,不能把日常的俗语与专业的术语完好地结合起来,导致了游客对于很多民俗文化知识的误读。

另外,南京市应该鼓励民间博物馆的兴起。近年来兴起的江苏省南通市、昆山市“博物馆群”,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文化现象,仅南通市就有20多家博物馆,而昆山市锦溪古镇区内就有14家民间博物馆。事实说明,民间博物馆将更有力、更生动、更丰富地证明了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它会带动更多的市民来敬仰和保护民俗文化。

3.4 标志性节俗的设计与实现

每一座城市均有它的民俗特质及标志性的传统习俗。南京作为一个古老的城市也有它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其中,有许多节俗是很有城市特征的。比如:元宵灯节、端午节、七夕节…..众所周知,元宵灯节是金陵文化的一个标志,而端午节则受周边地区比如扬州、南通影响较大,也一直成为百姓乐于庆贺的节日。这几年来,有江苏广播电视集团与南京大学社会关系共同策划推动的七夕节似乎一度成为城市的亮点。应该说,这些节俗丰富充实了南京市民的民俗文化内涵。然而,笔者认为,由于这些节俗未被科学合理地策划与应用。元宵灯节虽然每年热闹非凡,深受百姓注目,但它的时间太短,且活动形式单一,没有新意,似乎只是成了一种年复一年的习惯。其实,古时候的元宵节最长时间达半个月,而如今的南京元宵节则只有1天,尤其集中在晚上,观者之多,严重影响了百姓识读元宵文化内涵的质量。端午节,更是活动范围窄,参与人数少。它每年只是在某个范围内、某个集群象征性地举办像“赛龙舟”之类的活动。

“七夕节”,这几年来,则在江苏广电集团的鼓励下,越来目前为止,它是比不上西方情人节那样热闹的。

但是,这些传统的节俗没有真正成为南京城市的民俗文化之象征,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专业人士及专职部门并没有在广度与深度上下功夫来阐释这些节俗的真正文化背景、内涵特质及其现代意义。百姓对它们的认知是模糊的,甚至是曲解的。比如,端午节。

(2)这些节俗的庆贺没有被好好地策划与推动。比如“东方七夕情人节”,笔者记得第二届“东方七夕情人节”在南京举办的当天晚上,南京市的上空居然升起了孔明灯。殊不知,孔明灯是过去军事信号之灯,它怎么与“相思”之情牵强地联系在一起呢?其次,举办“七夕节”必须原汁原味地再现“七夕”的文化内涵性场景,让百姓真正地体会到它的文化定义!百姓实在不知道如何真正地参与到这个突如其来的“东方七夕情人节”之中来!

我们可以空间或时间为线索,推出系列民俗节日、庆典活动、线路,使旅游者从民俗节日活动中欣赏和了解南京市的民俗风情、历史文化,体验当地人在节日期间那种奔放、狂欢的情绪情感。民俗节日是该民族民俗生活的一次集中演练,是民俗活动的大展示,旅游者可以直接地了解和考察该民族或地区的民俗生活,不仅使他们在群众性的狂欢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增长了见识,而且得到休息、娱乐,使身心愉快和松弛。利用节日庆典活动,繁荣民俗风情旅游市场,有很多课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3.5 新的文化品位和风格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

民俗文化的传承,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应只是整理收藏如此简单。专家呼吁,只有为传统文化注入活力,使其在新的土壤里继续生存,才能让传统文化的生命生生不息。在旅游路线的设计过程中,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也是一个重要的事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起到了宣传烘托民俗旅游的作用。

然而,目前市场上好的民俗旅游产品并没有好好设计。从产品本身到外包装,市场上见到的旅游产品都显得媚俗和粗糙。同时,过分商业化的传统民俗物品,即失去了历史文化的底蕴,也失去了文化传承的意义。

从美国回京的旅美花样设计师黄素宁认为:真正对民间艺术保护,应该是保持它的原生态,真正的民间艺术应当扎根民间。现在一些所谓“作品”,比起她18年前在国内看到的水平相差许多,粗制滥造、质量差强人意,其实是对民间艺术的玷污。最可怕的是它的自然的淳朴性和粗犷性的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两个最不能被容忍的缺陷:虚假性和肤浅性。大多只在感性的器物的层面上下功夫,没有自觉地去追求一种新的文化理念,确立新的文化品位和风格。这种人为炒作起来的所谓民俗、民间文化热并不是传统民俗、民间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的伟大复兴。

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确立产品定位,这是开发民俗文化产品的先决条件;进行市场分析,这是开发民俗产品的必要步骤;系统规划,它使民俗旅游产品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其次,还要处理好民俗产品开发的经济效益问题;要处理好保持原汁原味的问题;要处理好利用、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问题。

南京有很多可以开发的旅游产品。比如:云锦。它的用途之广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丰富的产业。它可以做成现代装饰品、首饰、服饰,还可以做手套、笔袋等。虽然这些物品在市场上也可看见,但是,它们显然缺乏时尚与创新元素,依然只是做了简单加工而已,工艺也显得粗糙。如何用本土化原材料做成即时尚流行,又具有地域特色的物品,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向日本的现代设计学习。

四、 结语

总体说来,民俗文化在南京城市建设中创新的方法与思路有:在政府的可持续性及开放的扶持政策下,切合南京民俗文化背景,充分利用本土民俗资源,继续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民俗文化,深度开发具有金陵风采的民俗旅游节,突出南京市的城市个性。

【参考文献】

[1]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M].广州:广东出版社,1999:163-168.

[2]张河.清区域民族旅游开发导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59-64.

[3]刘锋.全球化时代中国旅游的“形”与“神”.旅游学刊,2009,7:5-6.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8

【关键词】 民间美术 民俗 关系

民间美术是植根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乡土艺术、炕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它源于人们的原始崇拜、民俗节令等活动，并在民俗活动中被传承，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民俗文化生活的载体，与民俗生活有密切联系。因此，没有民间艺术就没有劳动者的生活。像大年三十贴门神，供人们祝福新年，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一年一更新。在一年里层层叠叠、代代相传。所以民间美术的研究领域较为宽广，它与劳动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1 民俗文化是民间美术史发展的动力

民俗是外来词。即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学问。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字艺术（包括民间美术)是同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更形象地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心理素质、个性特征，并通过民间美术与其他民间艺术所反映出来的的风俗习惯。民俗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中所创造、共享、传承的民间习俗文化。这种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民间美术造型总是贯穿其中。许多民间美术造型直接来源于民俗活动，如风筝的制作，据民俗学者的研究，它就来源于民间的避疫祛灾的民俗活动。人有病或灾，便把这人的灾病写在风筝上放飞天空，然后将拉线割断，任其飞去，象征灾病的随风消失，制作精美的民间风筝艺术品也就随之发展起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在每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念。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核心《易经》中讲到：“阴阳相合，生命生生不息。”那么人类“生存与繁衍意识与阴阳相合、相生，通天的基本哲学观念是一个统一体”，人类对生命的崇拜以及生命的永生意识是永恒的。民俗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表现各异，从而决定了民间美术的区域性，时代性的特点，民间美术受区域的限制在形式、品种上有不同的风格表现，如北方的剪纸简洁粗犷，而南方的剪纸都是繁复细腻。天津泥人张的泥塑作品力求生动逼真，风格精致，而河南浚县泥塑则力求抽象和夸张，风格粗犷。其他品类中同样存在质朴与秀丽、个性与程式、诙谐与庄重等艺术风格的差异。

民俗生活观念影响民间美术的造型。民俗生活观念具有集体性的特征，是集体意识的结晶。黄遵宪（1848～1905）曾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博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民俗文化中最重要的主题：“生存繁衍”、“求吉纳福”、“功名利禄”等在民间美术造型中都能得到最生动、最直观的体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民俗形形，不同的民间美术形式就产生于这些民俗活动中。数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长期挣扎于生活的最底层，充满了对人生的希冀以及对幸福的执着追求。他们祈求一年到头风调雨顺、丰衣足食，渴望老人长命百岁、儿孙满堂、家庭和顺、生活幸福，在一系列、婚丧寿诞等民俗活动中，集中体现着人们对生命繁衍、欢乐、圆满、幸福的良好祝愿。人们以自娱自乐的形式，丢掉一切烦恼，祈愿美好生活。扭秧歌、跑旱船、舞龙灯、观花灯，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民间美术得以充分展现、交流和发展。周而复始的岁时节令和由生到死的人生礼仪，给民间美术造型赋予了血液和生命，纵横交错地织成了一幅幅民俗风情画，民间美术作品因此充满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民间美术就是民俗活动或民俗文化的一种有机构成，是民俗文化的物化与载体，它本身就已成为一种民俗。

2 民间美术丰富了民俗文化

在中国漫长稳定的农耕文化形态中，民间美术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它本身，它已成为人民群众重要的生活情感基础，成为民众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和祈求生存繁衍、吉祥平安的重要心理依托。民间美术渗透到民间习俗的各个层面，充实了民俗活动的内容和活动情境；也可以说许多民俗活动，因有民间美术而丰富了内容，扩大了影响。从总体来看，它是紧紧围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从人们的生活需要出发，进行创造和发展的。民间剪纸、年画、墙头画、门相画、檐画、炕画、床头雕刻等等都是围绕住的方面，并依靠各种居住形式和建筑格局而发挥民间的创造才能的。民间的印染、织绣艺术离开穿着服饰、枕被帐帘，几乎无法表现。陶纹釉画、编织雕楼，离开民间日常生活用具，其展现的程度也会受到限制。饮食用具、缝纫的针担线盏，以及婚嫁喜寿用品，无不与家庭食住的需要相联系。其美学价值正寓于实用价值之中，这种美学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完美结合，正是民间美术创作的一大特色。

民间美术的发展具有传承性，民间美术从古到今，世代相传，它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吸收、改造和发展，并且留有每个时代的烙印，它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所需要中不断地进行创作。就剪纸这一民间美术表现形式来说，它大多是某一家族的女长者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美术行为，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现象，并且在农闲时传给下一代。她传授的不只是民间剪纸的表现技巧、造型特点，更多的却是这一较为悠久深远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当地生活中的风俗时令、人生礼仪。所有这些民间美术作品都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在民众中代代传承。可以说民间美术不仅仅是一种民俗文化，它还最为真实而又形象生动地记载着民间习俗，展示、维系和丰富着民俗文化，并为民俗文化活动增添亮丽的色彩。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和领会到鲜明浓郁的中国情调和东方韵味。

3 结束语

民俗活动是民间美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间美术在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它们与多方面的民俗文化活动紧密地联系着，是民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俗文化得以视觉显现的形象元素。不难看出，一方面民俗文化产生了民间美术，并制约着它的发展；另一方面民俗活动以民间美术为表现形式，反过来也传承、延续和强化着民俗文化，二者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9

    现代设计则是充分体现着当今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脉搏,广泛地应用于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随着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的进步开放,以及国际文化的频繁交流,加之现代人的还旧思潮,传统的国粹民俗文化在时尚的浪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面对现代的设计,我们不仅要升华是外表的形式,也要更新其内在的气韵,要赋予设计更深层次的审美享受,现代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能够满足消费者追求艺术的心理需要,同时也体现了历史文化的永恒魅力,下面就民俗美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我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民俗美术寓意的延伸和沿用

    民俗美术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积淀,通过形象之间的组合、蕴含着更加深刻的内容,并用概括、简练的自然与抽象形象象征着人们的意念与感情。在民间广泛流行的“老鼠嫁女”,以狮喻“男”,绣球喻“女”,“石榴”象征多生贵子,“桃子”代表长寿,以及“莲”(连)生贵子,蝠(福),鹿(禄)等文字谐音的运用,都反映劳动人民朴素的思想感情及祈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同样,这种祈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至今一直是现代人所向往。既有装饰性又有深刻的寓意是现代设计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正如司徒虹老师所说:“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它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包含科学合理,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体现中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所以说传统图形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也适宜用于现代广告设计之中。如松下“爱妻号”洗衣机,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了寓意的优势,把品牌的寓意与产品使用的对象结合起来,使得消费着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广告的品牌,从而引起消费的欲望。

    二、民俗美术图形的提取和衍生

    民俗美术图形是人类通过视觉形象传达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是劳动者集体民俗观念和审美意识的产物。民俗美术种类繁多,造型千姿百态。在反映的题材与内容方面,不仅体现事物和生活本身,而且把自然中的山水草木、鸟兽虫鱼以主观的想象,通过形象组合安排。构图上通常用散点透视的表现手法,采用主要人物画得很大,次要人物作为陪衬画得很小,形成大小对比。另外,遍布大江南北的剪纸艺术和民间广泛流行年画艺术,都充分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她们抓住生活中最动人的、最能表达内容的形象,用夸张、写实、寓意等等手法和简练的线条,创造富有装饰性的艺术形象。这些等等都为现代设计提供很好的参考价值。

    而现代广告设计中的民俗图形符号大多来自民俗美术图形,他们在保留传统本土民俗艺术的特点基础上,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经济文化的元素。这些民俗图形符号的运用不仅丰富了现代设计作品的内涵,而且使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如在礼品糕点、糖果包装上,人们也通常借助民间美术中有祝福愿望的吉祥图案,来增强礼品中的“礼”的含量。另外,泥塑、陶瓷、脸谱艺术不仅把花纹巧妙的用于现代的广告设计上,而且还用于现代包装容器的设计中。可见,民俗美术的图形符号已成为现代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民俗美术色彩的借鉴和巧用

    民俗色彩是源于原始本身的反映,色彩象征意味浓厚。如红色含有吉祥喜庆的寓意;黄色象征着富贵尊荣。民间艺人一向重视色彩的象征寓意带来的精神力量,因此喜用红黄这样单纯、浓烈的吉庆色彩。民间剪纸多表现为单色红色;木版年画以黄与紫、红与绿等强烈对比色并置一起,造成鲜艳的色彩调子,形成独特的地方风格;民间彩塑玩具多以红、黄、绿、蓝为基色,黑或白为底色,形成了活泼强烈的色彩对比,极富个性。巧用民俗色彩,充分地利用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现代设计中借鉴这些民俗美术的习惯用色和配色手法,可以使传统商品和民间老字号的包装色彩更具视觉冲击力,民俗特色更加一目了然。

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篇10

论文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