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税政策十篇

地方财税政策篇1

关键词：城乡统筹；财税政策一、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地方政府支持

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下，切实做好“三农”工作，并且将“三农”问题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不断提高财政管理能力，将强农惠农工作和相关证词进行统筹，对财政资金等各项业务价钱管理，对“三农”的人力物力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然而，伴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支农模式过于单一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制约因素逐渐凸显。与此同时，近年来，一些新兴的社会支农力量正在异军突起，支农模式正在逐步朝多元化发展。

（一）地方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增长有许多局限性和制约因素。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资金和其他各种建设所需的资源需求非常大。财政投入作为支农的主要模式，可以促使新农村建设工作不断发展，但是新农村建设中巨大的资金需求，也使得地方财政的压力不断增大。如今城乡统筹发展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并且有着较高的增长率，但这种增长率存在一定的瓶颈效应，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二）财政制度和体制因素的制约。在现行的地方体制下绝大多数实行的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市和县之间并不存在财政关系，实际的财政收入也并不包括县级的财政收入。为了科学统筹发展，市级政府对县级所在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有着一定的财政支持，但在在这种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条件下，让市级政府用财政收入去弥补县级所在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有限，难以起到有效的效果。

（三）社会资源投入新农村建设的潜力无限。最近几年，在新农村建设中各级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统筹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近些年来推出了“联乡结村”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渠道。2011年中央文件中曾提出了“企业可以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以及设立专项的农村公益基金会，用于建设农村公益事业项目方面的捐赠支出，不得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力渠道。

二、地方政府城乡统筹财税支持途径探讨

统筹城乡发展是全社会的长期共同责任。只有动员全社会各阶层力量进行不断努力，为城乡建设出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国“三农”问题才能得到长久的持续发展

（一）财政引导机制

财政投入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统筹城乡发展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投入和财政政策的引导。

首先，财政部门要按照法律、法规、政策的有关要求着力落实现有的资金渠道，确保每项资金渠道来源充足；应切实加大财政支出各方面结构的调整力度，逐渐加大城乡统筹的资金投入部分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将城乡统筹发展的优势发挥出来。

其次，将一些新的渠道逐渐开辟出来，以保证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加。加大土地出让金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投入，是农村的土地出让金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不合理的做法，而倾向于农业、农村的支持。建立区县对口协作机制，由城区达到合作共赢。增加城市维护建设税，加大其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将其中来源于农业的部分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建立政企合作机制。在现阶段，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已不能满足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引导，激发投资的活力，放宽市场准入要求，有效推进政企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良性发展。

（二）税收引导机制

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在制定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关注的力度不够，在新农村建设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大背景下，税务部门既要及时全面梳理国家对农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好现有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也要积极向上级建言，创新支农惠农的优惠政策。

首先，整合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应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出发，以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战略为指导，统一梳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惠农体系政策，做到全面具体，操作便捷。

其次，不断调整现有的有关农村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农村的财政税收真正有利于农民，市财税政策向“三农”倾斜，统筹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财政税收制度，对城乡之间的资金流动加以鼓励和支持。

第三，将税收惠农政策加以发展。充分发挥财税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一方面，税务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将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和辅导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财税部门应将惠农政策真正落实起来，积极对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发展给予支持。同时，努力增强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的调查监督，确保各项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

（三）完善农村公益资金的揉入

“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或者设立专项的农村公益基金会，用于建设农村公益事业项目的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这一政策的提出为农村公益金的设立提供了契机。目前，全国尚没有设立农村公益金的先例，相关的财税支持举措均有待推进。

首先，财政政策应当对企业的捐赠进行引导和鼓励。财政部门应当对引导企业投入三农的资金逐渐加大，比如对捐赠企业给予资金和项目的优先支持、对其涉农项目额外补助、对其申报财政支农项目从高补助等，进而调动企业捐赠的积极性。

其次，财政政策应鼓励企业对三农进行捐赠。财务部门应对现有的财政税费政策进行梳理，最大范围内引导企业对三农进行捐赠，让企业切实享有税费优惠政策带来的实惠，鼓励企业资金投入农村公益金。同时，建言出台针对企业捐赠农村公益金的税收政策。

第三，健全农村公益金管理机制

一是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农村公益金设立初期，要组织成立专门的农村公益金管理小组，负责对农村公益金的日常运作进行管理。二是界定农村公益金的使用范围。农村公益金应当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农村公益项目的建设。三是建立多元化的监督机制，在借助审计部门等专业力量的同时，还应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资金使用的透明化、公益项目的质量化。（作者单位：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室）统计数据在城市交通行业监管与决策中的作用张启华摘要：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交通问题已经越来越严峻。虽然国家采取了一段措施来解决和缓解各城市面临的交通问题，像北京前段时间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政策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但由于治标不治本，所以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本文结合当前城市交通所面临的问题，对统计数据在相关城市监管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探究与讨论。

关键词：统计数据；城市交通；行业监管；控制与决策；探究与讨论统计作为当前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有效认知的基本工具，从本质上反映了一些人类在认识活动中所呈现出一种的规律和特性，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从定性认识升华成定量认识。应该说，统计数据不管是在国名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当前城市交通所面临的问题，对统计数据在相关城市监管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探究与讨论。

一、 统计数据在当前交通行业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随着我国行业管理格局的不断变化以及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我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结合其自身的交通行业，并对其相关数据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来不断的完善和健全相应的统计指标体系以及统计报表制度，争取在交通行业的管理过程中，充分的发挥其重要作用。而且一套设计合理、内容丰富、运作规范、运用可靠以及统计精准的数据，在促进交通行业管理，改善城市交通等方面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专项管理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

应该说统计数据是当前了解一个行业的具体概况以及对其实施有效监督和控制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行业做好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这就要求交通行业在日常工作以及管理过程中，做好这个环节中统计数据的相关分析、整理与建档工作，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对市、区等数据应依据其自身的差异性，对搜集以及管理的数据进行及时、有效的维护更新，以保证以后统计数据的完整性以及一致性和共享性。

（1） 通过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对当前的交通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进行大体的了解和掌握，并为编制相关的业户准入制度、构建相关的市场退出机制、实施企业兼并以及重组、对营运市场进行有效规范以及促进当前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所需的相关数据支持。比如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具体地址、企业经济性质以及企业注册资金与其资本结构、经营规模等。

（2）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对一定时间段内的营运车辆的大体树立以及相应的结构比例等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和了解。这就为以后的提高营运车辆的具体等级以及增加一定数量的清洁能源车和车辆提前报废处理等相关政策导向以及相关的财政补贴提供了所需的数据支持。比如在对客车、货车等运输行业的基本车辆信息，以及相关的车型、排污标准、和燃料种类等，都可以依据相关流程和标准，利用统计功能对其进行相关的分析与研究。

（3）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对各种交通方式的具体客运线路及其基本信息进行有效的掌握和了解，并依据线路的不同功能、线路的具体等级、线路的不同类型以及线路区属等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这就为以后的线路运营服务以及相应的线网调整和具体票价的制定与修改等提供了所需的数据支持。

2. 在宏观管理决策方面的作用

在当前的交通行业中，通过对现阶段所有客货运行业的实际运量的总体规模、相关客货物流的具体特征、以及相关的运输能力和变化趋势等进行相应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实现对客货运市场的实际供求现状以及运营效率的高低进行实时监控与管理，同时也为以后宏观调控的实施与调整以及相关价格体系与长期规划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其所需的数据支持。

（1）对客运市场进行综合有效的分析

通过利用已经掌握和了解的各种信息，对实际出行需求以及相应的出行结构和流量等受到的影响，来构建一个相对科学、合理的分析模型，并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行业客流进行有效据侧，进而实现为日后的服务提供其所需的保障，并为以后运营过程中线网优化及相关的枢纽建设规划等提供其所需的数据支持。比如对固定时期内客运周转量的实际发展趋势以及结构必烈进行具体分析；对一定时期内客运量实际变化趋势以及相关的结构比例进行有效的对比和分析；对乘客的大体出行次数以及最大换乘率和平均出行费用等进行统计和分析；对换乘客的总体数量以及优惠换乘过程中的实际运营收入进行相应的分析与研究。

（2）对道路运输过程中的货运市场起到了综合分析作用

通过利用统计数据，可以对货运过程中的普通货运、货运市场经营以及货运等诸多形态的市场规模以及货运总量和具体周转量等进行充分的掌握和了解；对货运站的整体布局、实际规模以及相应的网络配送情况和总体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实现为构建货运枢纽以及相应的主通道网络和提升整体道路的货运能力、促进物流的现代化发展和转型提供所需的数据支持。

3.在交通行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来讲，交通行业大都具备危险性较高以及公益性较高和关注度较高等特点，通过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实现对交通行业的整体运营以及服务、安全等方面的实时有效监控与管理，并通过利用对相关指标进行合理有效的定量分析，来进一步的寻求相关行业监督管理过程中的难点以及热点和薄弱点，从而实现为以后交通行业的管理力度以及管理效应的有效提升提供其所需的相关数据支持。

总结：

统计作为当前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有效认知的基本工具，从本质上反映了一些人类在认识活动中所呈现出一种的规律和特性，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从定性认识升华成定量认识。应该说，统计数据不管是在国名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当前城市交通所面临的问题，对统计数据在相关城市监管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探究与讨论。（作者单位：唐山市交通运输局）

参考文献：

[1]沙梦麟. 确立“以人为本”理念加快上海城市交通现代化建设[J].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2009（05）

地方财税政策篇2

关键词：地方金融；区域金融；集群金融；集群融资；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2-0039-08

创新和发展地方金融已成为近几年来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讨论的热门话题。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和特点决定了地方金融的多样化。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民营经济较全国其他省市区发展迅速，出现了大量的中小企业集群，集群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集群经济的发展壮大客观上要求有与之对应的地方金融服务。而创新性内生的地方金融体系的缺乏，是集群企业理论上分析有诸多融资优势但现实中却存在融资难的根源。要克解中小企业集群融资难最直接、最根本性的办法就是加快地方金融的改革和创新，培育和发展集群金融。

一、地方金融创新的重要基础：集群经济发展

（一）集群经济的发展壮大客观上要求有与之对应的金融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江、浙、沪、闽、粤等地出现了大量的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集群经济在这些地方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不再是少数地区的特殊现象，越来越多的地区产业发展显现了中小企业集群化特征，中小企业集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和产业布局的重要模式和发展趋势。中小企业集群的迅速发展以及它对区域经济的综合推动作用和对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力量，使之成为政府和学术界重要的关注对象。中小企业集群在我国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开始迅猛发展就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但也普遍存在着一些包括“融资难”等在内的制约其进一步快速发展的问题，急需研究并采取措施解决之。

以浙江省为例，目前，以“轻、小、集、加”为特色的浙江民营经济比重中，产业集群（也称为中小企业集群，简称集群）的产值已占全省经济总量半壁江山。据浙江经信委统计，2008年全省共有312个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达到10亿元以上（其中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的产业集群有26个），实现销售收入2.81万亿元，出货值6122亿元，从业人员831万人，分别占全省工业总量的54%、62%和56%。集群经济在浙江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浙江产业集群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过度竞争、集群内企业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不足、产业层次偏低、群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为加快集群产业的转型升级，浙江省政府于2009年和2010年分两批确立了杭州装备制造业、绍兴纺织、宁波服装等42个传统产业集群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县域经济、产业集群经济等特色优势，扎实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提升浙江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

新形势下我国民营经济和集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有了新的契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在基本经济制度上进一步提升了民营经济的地位，使之前所未有的与公有制经济处在同等的地位，极大地提高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动力，开启了民营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时代。

以往的经济学和林毅夫最新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金融内生于实体经济，反过来，金融又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有什么样的实体经济形式和经济结构，就应该有什么样的金融服务方式和金融结构相对应，金融形式和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形式和经济结构相适应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据此，当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经济发展壮大起来，并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客观上要求有与之对应的地方金融服务方式。

（二）集群企业融资难的根源是缺乏创新性内生的地方金融体系

按照经典的产业集群理论，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简称集群融资）比单个游离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截然不同的信用优势、信贷优势和集体理性优势等独特优势，中小企业集群在现实融资中不应该有融资困难问题，但在我国的实践中小企业集群仍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据学者们调研，我国中小企业集群较集中的江、浙、闽等省的群内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融资难”现象，就拿浙江来说，中小企业集群比较集中但中小企业仍然还有41.15%的融资需求不能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笔者近期完成的浙江省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专题调查也显示，有35.1%的集群内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其中融资难的占29.8%，融资很难的占5.3%）。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学者认为是因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融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仍没有回答为什么中小企业集群的融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和怎样才能发挥出来等问题。

笔者研究认为，中小企业集群融资存在理论（融资优势）与现实（融资困境）矛盾（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第一个矛盾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创新性的、内生性的、完善的地方金融体系，以致于面对非常庞大的中小企业集群融资需求，没有有效的集群融资方式使之得以满足，这又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第二个矛盾，即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需求（十分旺盛）与模式供给（严重不足）矛盾的产生。反之可以推理，要克解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双重矛盾”，除了外生性的金融机构努力外，最直接、最根本性的办法就是加快地方金融的改革和创新，尽快建立健全地方金融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未来十年金融改革的任务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这短短一段话，每一个方面都与地方金融的改革和创新挂钩，句句都可以作为我国地方金融改革创新的方向、要求和目标。

二、地方金融创新的主要形式：培育和发展集群金融

（一）“集群金融”概念的提出与涵义界定

地方金融体系的内涵非常丰富、外延也十分广泛，所以说地方金融的创新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中小企业集群金融（简称集群金融）是其主要的形式之一。我国要加快传统集群经济的转型升级，促进现代集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培育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集群金融。培育和发展集群金融，是建立健全我国地方金融体系不可逾越的关键性事件之一。“集群金融”是一个新概念，对其的研究是个新的领域，目前还没有人提出并对其进行定义，笔者可谓是首次提出并尝试对其界定为：集群金融就是以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集群内外两个层面的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就其性质来分析，集群金融既是内部金融、又是外部金融，既是一般金融、又是产业金融，既是区域金融、又是国家金融，既是专业金融、又是综合金融；就其范围来看，集群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集群金融泛指一切与集群信用货币的发行、保管、兑换、结算、融通，以及集群证券、集群保险、集群信托租赁等有关的经济活动，甚至包括集群金银的买卖，狭义的集群金融仅指集群信用货币资金的融通，即目前人们所定义和所研究的中小企业集群融资。

（二）集群金融的构成要素

与一般金融一样，集群金融也有以下几个构成要素：（1）集群金融对象。由货币制度所规范的货币（资金）、证券、保险等的流通、周转和增值。（2）集群金融方式。以借贷为主的信用方式为代表，兼有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方式。（3）集群金融机构。通常区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中内生性的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简称集群财务公司）在集群金融的构成要素中起关键性的作用。（4）集群金融场所，即集群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等等。（5）集群金融工具。适合于集群的金融工具，如中小企业集群的供应链融资、保理融资、集合债券融资、团体贷款、产业基金融资等。（6）集群金融制度和调控机制。对集群金融活动所进行的监督和调控等。

集群金融各要素之间相互分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集群金融活动一般以集群信用工具为载体，并通过信用工具的交易，在集群金融市场中发挥作用来实现货币资金使用权的转移，集群金融制度和调控机制在其中发挥监督和调控作用。

三、培育和发展集群金融的关键环节：组建集群财务公司

（一）集群财务公司的性质及其职能

要培育和发展集群金融，首先得有从事其业务活动的内生性专业机构――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简称集群财务公司）。我们认为，拟组建的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是集群中小企业的总融资主体，是一个正规性质的、以集群产业为基础的、为内部成员服务的综合业务型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在我国培育和发展集群金融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环节地位。

第一，集群财务公司应该是一种正规金融组织安排。它不仅仅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组织安排的帕累托改进，更是从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扩展“挤出效应”向民营内生性金融制度“适应效应”转变的实质性创新。

第二，集群财务公司应该是一种内部金融机构。基于中小企业集群而建立的集群财务公司，构造了一个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内部金融市场（IFM），它有别于外部金融市场（EFM），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群内企业通过它从事汇集和重新配置企业的剩余资金、筹集资金、集中交易、监督管理、咨询、中介、担保等活动，实现资金资本在群内企业之间的低成本、高效率的配置。

第三，集群财务公司应该是一种产业金融机构。依托中小企业集群主导产业而建立的集群财务公司，是产业金融存在和发展的组织载体，其存在和发展的全部意义在于扶持和依托特定产业的发展。

第四，集群财务公司应该是一种综合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说它是一个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其职能定位不能仅仅囿于中国银监会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2004）规定的“财务管理服务”，而应该是“提供全面的内部金融服务”，应具备且履行储蓄、融资、投资、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咨询顾问、担保等多重职能。

（二）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集群财务公司具有竞争优势

集群财务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多重力量的合成。

首先，集群财务公司具有金融、产业、企业结合的优势。这种优势源于“产、融、企”结合后的良性互动发展。一方面，中小企业集群促进集群财务公司的产生和成长。产融结合增强了集群财务公司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渗透力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增强集群财务公司的实力和金融竞争能力，降低“纯金融”的风险性，不断开拓和发展新型金融服务业务，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另一方面，集群财务公司也促进了中小企业集群的成长。集群财务公司是为中小企业集群量身定做的金融机构，通过自身的金融服务职能，发挥“内源融资”的功效，尽最大可能聚集群内资金，利用信贷杠杆，充分协调集群企业单位资金运动的时间差、空间差、生产环节差和行业差，灵活调度资金，合理投放资金，帮助企业进行资本调整和资本置换；也能利用其强大的“外源融资”能力，通过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条渠道同时融入大量低成本资金，吸引国内外的金融资源注入群内的生产经营项目，缓解由于资金总量束缚和外在的信用制度的牵制对集群造成的压力。这种产融结合还能产生综合的经济效应，如提高经济的货币化水平，消减资本循环链条，派生信用，加快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速度等。

其次，集群财务公司具有系统自组织优势。中小企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集群财务公司是中小企业集群这个复杂系统的“整体”，而集群内各个中小企业则是这个复杂系统的“要素”。集群财务公司在这里就发挥了“一身兼二职”的作用，一方面使中小企业集群的潜在融资优势转化为现实融资优势，另一方面实现依靠集群内各个中小企业自身不能实现的融资需求。集群财务公司的形成、演化过程通过自组织机制，不仅融资协调一致，实现融资信息共享，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行为准则，建立相互信任的信用关系，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风险；而且经历多次渐变与突变的演化过程，集群财务公司在出现――壮大――升级的反复迭代中不断趋于优化。

再次，集群财务公司具有内部金融市场优势。集群财务公司构造了一个内部金融市场，它在监督、激励、资本的低成本配置和放松融资约束等方面具有外部金融市场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是监督更有效。在这个内部市场上，信息更充分、透明、廉价，而且出资者是资金使用部门资产的直接所有者并拥有剩余控制权，能更有效地监督和激励资金使用者。二是优化资产的再配置。内部金融市场中公司总部与子公司（分部）的上下级关系或众多企业同级关联关系，便于账面记录和存档资料审查，更有利于资本的优化配置。集群财务公司通过“胜利者选拔过程”，将有限的资本分配到最具效率的项目上。三是资本的低成本配置。在集群财务公司内部，信息的不确定性比较小，能够减少内部市场主体在外部证券市场上进行逆向选择的机会，既可以避免在外部金融市场上融资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也可以避免因过多的股东和债权人介入而导致成本的增加。四是外部融资约束宽松。集群财务公司放松了外部的融资约束，能够灵活地实现内部资源的跨项目流动，可以按照项目投入产出比来配置稀缺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组建集群财务公司的政府举措：财税政策支持

（一）集群经济地区组建集群财务公司已初具条件

中小企业集群散布于我国的许多地方，虽然不同地区集群经济的发展程度各不一样，但一些中小企业集群比较集中、发展相对成熟的地方已经初步具备了成立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的条件。

其一，明确的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主体地位。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是一个整体性融资，它首先也要确定一个融资主体。但由于中小企业集群的特殊性，群内中小企业分别为分散的、独立的个体，因此需要用一种方式使其能够成为一个主体。如果群内各个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集群财务公司的形式联系到一起进行融资，这时的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的融资主体地位就已经确立，即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成了一个总融资主体。在如此的集群融资组织关系中，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是处于最顶端的融资主体，但它的融资行为只是一种中间的关系，真正的融资实体则为群内各中小企业。这是一种“单一融资主体，多元融资实体”的组织架构形式。如此看来，我国要培育发展集群金融，只要组建了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其主体地位也就自然而然确立了。

其二，群内各中小企业有机联系并有较强的融资合作的意识。中小企业集群内中小企业通过价值链将它们横向联系在一起。群内上、中、下游中小企业之间的价值运动和货币运动，在一定的价值连接下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其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在这一价值链上的中小企业有融资需求，便可以通过价值连接的中小企业群，成为一个存在内在互动机制的整体，通过集群财务公司使整个企业群获得一定的融资机会。同时，群内中小企业通过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形成纵向的有机联系。这种纵深的有机联系以特殊的社会关系（亲情、友情等）为背景形成的一种生产同盟，增强了商业信用，为集群融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群内中小企业通过合作融资的意愿把它们的融资行动统一起来。集群企业合作意识的高低、合作程度的深浅，直接影响集群融资效应的发挥。当合作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时，集群的合作文化就能够深入人心，集群企业在交易中也更加倾向于诚实守信，集群信用优势才能得以持续。在合作氛围和信用优势的助力下，集群合作融资的可行性增强，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多样化的集群融资模式以化解融资瓶颈。

其三，较健全的中小企业集群金融市场。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优势的发挥和集群金融的培育发展，都需要建立健全和完善的与其相对应的多层次金融市场结构体系。在我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如浙江省，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国有与民营金融机构、大型与小型金融机构、内资与外资金融机构、直接与间接金融机构各自占比例以及各类金融机构间竞争的多层次金融市场结构。其中，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民营金融机构等在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市场上则相对更有竞争力。就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来说，要使中小企业集群的信贷融资优势得以发挥，就必须建立与中小企业集群相对应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结构体系，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区域中小商业银行、集群内的合作金融机构（集群财务公司），以及相应的集群互助担保协会（公司）、产业基金、风险投资等配套机构。这些建立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心或专业市场周围的金融机构，由于资金规模小、产权明晰、决策程序简单、约束力强，可以及时掌握市场与客户等有关信息，降低监督管理成本，为本区域内的中小企业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种金融服务。

其四，相对成熟的中小企业集群信贷融资技术。大力开发集群金融新产品或充分运用集群融资信贷技术是发挥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优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信贷技术分为依据企业“硬信息”进行信贷决策的交易型融资技术和依据企业“软信息”进行信贷决策的关系型融资技术两大类。对于我国中小企业集群，无论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关系型贷款还是大金融机构的交易型融资，都可以结合中小企业集群内在特质，开发更好的集群信贷融资技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目前的实践看，作为总融资主体的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可以采用的融资技术很多，如中小企业集群的供应链融资技术、保理融资技术、集合债券融资技术、团体贷款技术、产业基金融资技术、风险投资融资技术、互助担保融资技术、中小企业开发性融资技术、关系型信贷融资技术等。

其五，适宜的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环境。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技术的运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缓解等都离不开适宜的集群环境支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适宜环境逐步改善。首先是中小企业集群的信用环境。具体包括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及其制度体系在内的、完善的中小企业集群信用服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等。其次是中小企业集群的社会环境。我国各地中小企业集群文化和集群社会资本网络的作用已初步显现，如浙江特定的地理区域和文化环境下的企业集群关系网络即企业集群的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民间融资和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融资，也是影响集群信贷融资的重要因素。再次是中小企业集群的法律环境。中小企业集群融资要发挥其内生的融资优势，无论是基于中小企业集群信贷融资技术的运用，还是发挥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优势的金融业市场结构调整，都有了相应的法律环境的支撑。

（二）组建集群财务公司过程中的财税政策支持

集群金融是为集群经济及中小企业集群服务的专业化深度金融，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软性”（或金融服务性）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性。对集群财务公司的组建，除了依靠市场的力量外，还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好集群金融发展的规划。中小企业集群作为我国现代区域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新现象和一支重要新力量，在当前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科学规划。产业集群规划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财税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应根据当地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市场规律、掌握企业需求，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规划的原则，力求制定的区域产业集群规划具有良好的前瞻性、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其中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好集群金融培育发展的专项规划，是我国产业集群进一步快速转型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制定的地方集群金融培育发展规划应具体到位，尤其是集群财务公司本身的组织机构发展，集群金融在合理配置资源正确引导产业、推动集群技术创新营造产业环境、导入企业文化塑造集群品牌等方面的规划要到位。

第二，出台促进集群金融发展的财税政策。为了弥补当前集群金融的组织、市场、产品、制度等“缺位”现象，尽快促其生成和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也是为了在中期打造健全的地方金融体系，使我国能够初步拥有完备的现代金融机构组织和高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为了长期通过财税政策的支持，使我国地方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体现出来，最大限度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反过来，集群金融发展也对我国地方财政改革与财源建设产生积极影响，财税部门必须运用积极的财税政策支持集群金融的发展。

在支持集群金融机构发展方面，应该重点支持作为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群财务公司的发展和壮大，通过初始资本金注入、税收优惠、财政贴息和参股、政府担保、转移支付、专项补贴、投资补助、支持集群财务公司上市等政策支持和引导，促使集群金融机构利用其内在优势，与大型金融机构错位竞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或者，财税部门可以与国资部门、中小企业集群、民间资本投资者等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这种中小企业集群财务公司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不仅有利于壮大集群财务公司实力，解决群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支持集群金融生态等方面，应重点改善和优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为集群金融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创造地方性金融基础设施。财税部门可以通过加快地方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对地方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开发地方政策性金融和实施公平高效的地方金融税收政策等，来促进既包括财税制度约束、社会信用体系优化等“无形”集群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清算结算体系、金融信息技术设备等“有形”的集群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

此外，在支持集群金融市场培育、集群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集群金融监控等方面，财税部门也大有可为，也可以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自与集群经济和集群金融相适应的发展。

第三，搭建集群财务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进行集群金融合作研发的平台。客观地说，集群金融作为一个新概念还没有被学术界所接受、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还没有在实践中生成。就现状看，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仅有集群金融的萌芽或初级形式――集群融资。在实践上，我国已经涌现出了互助担保融资、集合债券、团体贷款等多种形式的集群融资模式，但还很缺乏、很不规范、很不全面。在理论上，国际学术界对集群融资理论研究比较少见而又零散，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国内学术界更是如此，对集群融资理论的研究才是这几年的事情，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小企业集群融资问题。因此，要促成我国集群金融的及早诞生和快速发展，必须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先行。首先要注重理论的研究，财政部门应通过财政手段搭建集群财务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进行集群金融合作研发的平台，支持他们结合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特点，对集群金融理论进行深入细化地研究，以促进科研院所与中小企业集群互动合作，不断探讨新的集群融资方式和创新丰富集群金融的内涵，使理论研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同时，还要支持集群金融理论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从思想和知识上为中小企业集群金融的生成、运行和发展扫清障碍。通过集群协会和集群财务公司向企业充分介绍集群资源包括集群金融资源的共享性，帮助企业正确对待集群内部竞争与合作、分工与协作的互动关系，培养企业的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以此提高企业集群金融合作的意识，加深集群金融合作的程度，促使集群金融效应的发挥。

地方财税政策篇3

1.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控制财政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2.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转贴于（）

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

3.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①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这是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所在；②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2006年起在全国内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

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①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②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③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地方财税政策篇4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财税政策在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由于我国财税政策方面的缺陷，如分税制、税收优惠、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要求我们合理选择和创新财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转型或经济起飞时期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样，这个难题也困扰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指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因此，在目前以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抑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之间的社会福利水平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政策扶持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做到促进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差距、消除地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合理的分工布局、加强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作。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主要可以通过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途径来协调区域发展。当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是基础，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协调是补充，它以市场协调为对象，弥补市场失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是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所造成的，同时也是因为市场机制缺陷所引起的，而市场本身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区域之间经济的巨大差距，这就必须要由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来纠正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的某些缺陷，以达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杠杆之一的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起到自动调节和“熨平”经济的作用，而且对经济结构的转变、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财税政策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投资、消费、国际贸易，公共品的供给三个方面来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引导资源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重新调整，保持发达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财税政策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干预经济：政府直接投资或运用财税政策引导私人资本流向落后地区公共产品领域，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逐步实现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利用财政工具对市场需求进行直接启动，如通过政府采购从产品市场上直接启动落后区域的需求，促进整体经济的区域结构性转换；通过调整产业政策，限制某些产业的区域进入或促进某些产业的区域退出；政府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来影响私人经济主体的区域决策行为，引导私人经济作出符合财税政策导向的决策，促进要素流向目标区域。

二、现行财税政策与当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适应性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财税政策在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腾飞，现行财税政策与当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的地方。

1953～1978年，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平衡”的时期。那时的“平衡”是一种生产力相对落后，过分强调平均主义的平衡，当时主要靠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财政投资的转移来缩小地区差距，财税政策对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小。

1979～1994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开始拉大。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为贯彻国家“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财税政策，为东部地区的崛起与发展创造了相当宽松的财税环境。比如，就税收优惠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放区在所得税、流转税、关税等方面都有许多优惠政策，而中西部地区就没有；又如，国家出台了许多给乡镇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可就乡镇企业而言，东部地区由于自身的地理、居民及经济优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中央制定的优惠政策也得到充分利用，但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经济基础等原因，乡镇企业发展缓慢，所以中央制定的优惠政策基本未得到有效利用。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的，但如果这种差距过大，就会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重要成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严重的还会引起国家政局不稳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我们国家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从1994年至今，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税体制改革，来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并同时调整营业税和消费税。但是，随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方面的不适应性也开始明显起来。

（一）分税制不完善。分税制是1994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它促进了税制的简化和规范化，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个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实现了税收快速、稳定增长，然而现行分税制在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方面有了些许不足。如，分税制将75%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划为中央所有，把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划为地方所有，而经济落后地区往往第三产业不发达，营业税税源极为有限，造成地方收入不足、财政困难；又如，分税制虽然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增强了独立财政的意识，但是税权并没有根据事权与财权的需要而决定。除了极少数税种，税收立法权与管理权基本上还集中在中央，这就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制约了地方的资源效率配置。

（二）税收优惠政策不合理。从1994年到2009年已经进行了两次税制改革，尤其是第二次税改，基本上是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如改革了增值税的类型、消费税的税率、企业所得税法等，但就从这一系列改革的税种来看，其中的税收优惠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从2009年开始，全国范围统一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这一政策的颁布实施并没有使中西部地区获得比东部地区更多的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的税负仍然高于东部地区；又如，有些优惠政策产业导向不够明确，对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环境保护类产业虽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但力度仍然偏小。在改善投资环境对引导资金流向所起作用的认识上有所偏差，政策制定上对交通、基础设施等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先行发展的区域税收优惠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不明显，造成投资流动性大，短期投资增多，投机性加强，不利于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理分布。再如，从总体上看，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以直接减免方式为主，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方式运用较少，影响了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级次普遍不高，权威性、规范性不够，特别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的特点不突出。与此同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自主性税收优惠政策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由于财力雄厚，它可以运用自身财力“放宽”中央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多种经济性质企业的发展。尽管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也鼓励企业向中西部投资，而且中西部一些省区也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配套措施跟不上，再加上中西部地区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这种促进作用不如东部地区明显。（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使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从而打破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吸引不到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差的不良循环，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按“基数法”来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测算的，所以以1993年为基数，进行环比递增方案，这样不仅未能解决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了这种差距，不利于提高落后地区财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差距的缩小。此外，专项拨款和结算补助也没有规范的分配方法，随意性较大，这种分配结果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得到较多拨款，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与此同时，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资金，投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规模过小，而且资金使用的政策性不强，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

（四）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差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和公共设施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向，直接导致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东部地区正是得益于政府为其提供了优良的公共服务和较发达的公共设施，在经济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因此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地方财力匮乏而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三、合理选择和创新财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指出，政府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必须加以干预，增加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投资，以抑制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极化效应，平衡资金与人才的区域分布。我们可以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税收优惠等政府收入、支出机制，调节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以获得整体效率最大化。

（一）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中央税的税权归于中央政府是分税制下的一个经济命题，是始终不变的。但共享税和地方税不同，既要考虑中央的宏观调控地位和政策意图，又要考虑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和地区经济情况，因而其税权需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划分。具体来说，可以参照国外的经验，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有限度地给予地方政府制定税种和税率的权力。中央税和地方主要税种的立法权应集中在中央，以保持主体税种的税收政策在全国的统一；地方中等税种由中央立法，地方制定细则；对某些地方性意义极强的零星税种，可以由省、直辖市、自治区立法，征管、减免权给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让一体化区域的地方政府联合起来，建立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地方税收体系，下放地方税收的立法权限，由地方进行协调，然后通过转移支付协调地方之间的利益，推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合作。

（二）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地方应有稳定的税基，形成地方主体税种。地方主体税种应同时体现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并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调整。具体来讲，可以考虑建立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辅助构成的地方税制。把城建税的计税依据改为按纳税人的销售或营业收入，按比例税率独立征收，并扩大征收范围，为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加快社会保障费改税步伐，尽快开征环境税、证券交易税等，充实地方税源。取消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将其纳入征税范围，统一标准，正式划入地方税，列入地方财政收支预算计划，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和监督。完善地方税总的目的是增强地方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可用财力，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

（三）调整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改变目前实践中产生众多负面因素的地区与企业导向的税收扶持政策，实行统一、规范、易于实践操作的产业导向型税收优惠。优化产业结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应把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重心定位于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采取投资和资源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于西部地区的企业，适当提高折旧率或折旧额，在一定期限内减征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对外来投资者以来源于中西部的税后利润再投资的，实行全额退税的鼓励政策。税收改革效应应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部地区交通、地域、人口素质等投资环境上的优势，促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消除当前形式上不公平、效果上更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逆向调节。

在制定中西部财税政策的同时，我们也要正确处理当前对东部地区有利的区域税收政策。首先，可以逐步取消对东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原则上也不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区域性税收倾斜，保证全国税收的统一，这是走向公平税收制度的一种政策取向。然而，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负面影响。如，200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其次，对经济特区等可以从多方面继续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以更快提高经济效率，率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现代化，带动周边地区及内地经济发展，当然这种税收优惠应以推动科技进步为目标。再次，可以考虑改变东部地区优惠政策的形式，将东部地区的企业因优惠政策而少交的税收转变为政府债权借给企业继续使用，或入股转作资本金，这样可以既取消税收优惠又不影响当地企业的经营。

（四）加快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实现标准化的转移支付，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和资金用途。而且就资金用途而言，应确定一般转移支付和特定用途转移支付两个方面，要把侧重点放在公共品的投资上，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自身吸引力。同时，要实现动态化的转移支付，即将补助额度与零售物价指数挂钩，保证实际补助水平。

（五）利用财税政策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化。落后地区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差，这就使得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的区域选择“用脚投票”时，容易向经济较发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倾斜。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造成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加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首先要通过财政拨款使各地至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普及义务教育、卫生保健、村村通路通电、安全饮水、基本社会保障等。当中央财力增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基本理顺时，再把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化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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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税政策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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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税政策篇6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地方财税政策篇7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地方财税政策篇8

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高度评价了近年来财政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科学界定了新形势下财政工作的职能作用和重要地位，深刻阐述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这一重要讲话是指导我们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指导方针，全国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增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坚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保持和稳定改革发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有效遏止经济增速下滑势头、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财税体制还存在一些需要认真对待并抓紧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财政收入制度不够完善，财力与事权不尽匹配，政府预算制度还不够完整，财政管理的法治性和绩效尚需提高，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等等。所有这些，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按照党的十七大和总书记讲话的要求，财税体制改革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深化改革，统筹规划，分步推进，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更好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二、加快完善税收制度，规范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

加快完善税收制度，要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的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大力推动结合户籍管理的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相配合，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积极运用税收手段，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强化税收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是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制度，健全消费税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税收导向。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等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促进城市建设和教育发展。在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引导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巩固成品油税费改革成果，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在统一税政前提下，研究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培育地方支柱财源，从而尽可能通过增加地方本级收入，增强各地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安排使用收入的自主性、编制预算的完整性和加强资金管理的积极性。同时，要按照强化税收、规范收费的原则，分类规范收费、基金管理，充分发挥税收在筹集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主渠道作用。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按照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等原则，界定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科学设置、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提高资金分配透明度和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减少财政管理层次，在注意处理好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等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提高管理效率。

四、建立健全政府预算体系，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预算反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方面。形成法治、完整、透明的预算制度体系，既是保持财权统一、统筹安排财力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完善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更加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编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细化预算编制内容；逐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在积极稳妥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编制社会保障预算。要突出预算保障重点，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合理界定支出范围，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大对“三农”、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地区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布财政收支统计数据，以及经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转移支付安排情况，主动公开财政规范性文件以及有关的财政政策、发展规划等，增强预算透明度。

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绩效

财政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效果和财政资金绩效。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做好财政工作的迫切需要。要按照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的要求，切实提高做好财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健全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推进修订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积极推动增值税法、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暂行条例等财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进程。规范财政工作运行机制，认真做好财政行政复议工作。完善财政行政审批程序，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事项。规范部门预算编制程序，提前预算编制时间，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狠抓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部门预算责任，加快预算支出进度，加强分析和动态监控，完善评价体系，增强预算执行的均衡性。积极推进绩效预算管理。推进基础管理工作和基层财政建设。建立完善部门基础信息数据库。加强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建立健全政府财政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财政监督，推进建立健全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继续开展重大财税政策实施情况专项检查调研，保障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落实。自觉接受人大、审计监督。继续抓好“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着力研究建立完善防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

六、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地方财税政策篇9

关键词：财税体制民族区域转移支付财政自给

一、分税制条件下中央对实施的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评析

（一）中央对实施的财税管理体制

1994年起，我国全面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也于1994年起开始试行分税制。1994年3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试行意见》（藏政发[1994]21号），1994年4月21曰，自治区财政厅出台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分税制的具体内容和有关预算管理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工作座谈会，并形成了中发[1994]8号文件，在确立中央对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同时，赋予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按照中央第三次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税制﹁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政策，进行了民主改革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税收制度改革，而且第一次实现了与全国税收制度的接轨和基本统一。目前开征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等11个税种及教育费附加。

为加快发展，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工作座谈会，确定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即除关税和进口消费税、增值税外，目前征收的其他各项税收全部留给；中央财政适当增加对的定额补助，并逐年递增；继续执行全国统一的转移支付、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中央出台的重大调价措施对造成的涨价影响，继续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助。继续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税收政策，除关税、进口消费税、增值税外，其他各税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自治区政府拟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今后开征新的税种，按全国统一的税制执行，如需变通，应报国务院批准。“十五”期间继续实行免征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的政策。在内地所办企业，其所得税仍回缴纳。

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财政在规定的税种范围内，具有相对的自，收入征管积极性明显增强。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全区税收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速度达18%以上，各项税收累计完成65亿元。2033年，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超过11亿元，达到实行分税制前1993年税收收入的5倍。地方财政收入2002年完成72082万元，是1994年的7.7倍，平均每年增加7965万元，年均递增29.3%.

1996年中央开始对实行特殊的转移支付政策，到2002年，中央对过渡期转移支付累计达20.55亿元，年均递增32%，对社会经济发展。财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现行分税制财税体系的缺陷

1.中央与地方职责范围的界定仍然不够明确，未能建立起在此基础上的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也未能实现长期以来一直想达到的既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效果，又能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各级政府的职责划分和相应的支出范围没有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的各个层次间的职责还未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明确的界定，仍然存在事权不清问题。从的实际来看，政府行政成本过大，应由地方政府办好的事情不能完全办好。不该由地方政府处理的事务包揽太多。中央政府虽有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措施，但规模小，办法随意性大，作用有限。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职责和财力的矛盾。

2.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几年的运行，《中央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对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地方特殊，按该办法计算的结果往往与实际产生巨大的差距。以《2002年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为例，中央在测算工资薪金所得税时，未考虑特殊津贴和生活补贴等免税因素，导致标准收入高估；而在测算支出时，又未考虑的一些特殊情况，如，在职进藏干部职工休假费用、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内地的支出成本等因素，导致标准支出低估。此外，在中央对地方的补助中。转移支付比例过小。而没有统一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范畴的专项补助比例过大，如，2002年中央下达专项补助（不含增发国债补助）和转移支付二者之比为71：29，由于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均衡各地市发展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3.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尽协调。实行分税制后，无论是在地方固定收入项目的划分上，还是在共享税收的分成比例上，都与其他省市没有区别；中央在国债分配、外汇留成、出口退税、中央驻地方企业的利润留咸、体制的转轨或局部调整等方面，无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客观上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省市的财政差距。

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税政策体系的几点设想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

由于目前分税制对事权的划分不够明确且交叉较多，同时存在中央政府由于财力不足，将本应由自己负责的事务下放给地方的问题。对而言，事权具有特殊性。全区的经济基础、经济总量、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在短期内是无法与内地省份相比。加之地处高原，地广人稀，气候恶劣，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牧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常常发生的各类灾害对当地群众造成了财产损失和生命威胁。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地位，特殊的事权引发的地方财政支出与其他省份有着明显的差异，维护统一和保持社会稳定形成的支出成本高于其他地方。为了改善边境地区人民生活生产条件。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境的基层政权，这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边境县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应对中央与地方事权进行合理划分和准确界定，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健全中央对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体系

在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通过现行分税制收入划分办法及其财税政策的调整和改进，最终只能减少中央对地区创造的财力的输出，而不能解决地区财政向当地提供与全国大体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问题，应合理运用中央财政对政府间转移支付政策，加大中央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变目前税收增量中央集中大头后转移支付没有相应到位的现状，以进一步体现中央对的财政援助。

一是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主要用于平衡地方预算，满足地方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支出需要。这部分转移支付补助同现行中央对的定额补助在内涵上不同，分配办法主要根据财政收支差额给予补助，不规定专门用途，由地方政府统筹使用。支出基数的确定，采用因素法，即根据影响支出的各主要因素

的影响程度确定标准系数，并据此确定财政支出水平。通过上述基本统一的客观标准，使中央对的一般性财政补助趋于合理规范。

二是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按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用于对地区的交通、能源、通信、邮电、教育、科研设施以及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等方面。按国家财政专项拨款补助的目标，根据财力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的总体财力投入量，从而对整个经济繁荣起到启动和牵引作用。

三是建立特殊转移支付补助。中央财政应适当增加现有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和“民族补助专款”拨款额。中央财政从每年预算中划出一定比例资金增设“民族自治区文化建设发展基金”和“民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等，增加等民族地区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投入。中央财政恢复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国家民族法规赋予民族自治地区的有关预备费、民族机动金以及对民贸企业的照顾政策。自治区机动金、预备费占当地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可高于其他省区。以上各项资金，每年由中央财政单独专项核拨。

四是增加对的政策性转移支付。主要目的是为的、风俗习惯和特有的语言、文字、教育、卫生、宣传等特殊支出需求提供财政资金保障，弥补其因特殊支出需求所引起的公共服务成本高、费用大而增加的财政支出。因此，中央财政在设计比较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及其具体实施方案时，应努力提高政策性转移支付比重，使政策性转移补助额占整个转移支付补助额的比重逐年提高。

五是减少财政资金配套。目前，中央安排各专项资金，通常还要求地方安排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但在配套资金比例的确定上，对民族自治地方实行“一刀切”，未能很好地体现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投入力度的精神。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用于中央专款配套的支出就达到约3亿元。因此，在专项配套资金的分配及其配套比例的确定上应切实体现对的重点照顾。应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原则，确定应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配套项目。不属于共同事权，不应纳入共同配套项目范围。中央与地方财政配套比例的确定，应同中央与地方财力大体相适应，中央对的专项拨款增幅也应与中央财力的增幅大体保持同步，专项配套资金也不例外。

（三）赋予相应的财政自

一是财政收支自。自主地安排和使用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规定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擅自改变财政收入用途。在支出方面，可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自主地决定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及其有关支出项目的标准和范围。

二是举借内债的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地区财政困难的局面将是长期的，即使中央健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为了增加财政的发展能力，提高财政积累率，可考虑给予举借内债的自。举借内债可用国有资产作担保，在自我平衡的条件下，根据当地可用财力确定一定举借内债比例，如5%.

三是财政资金调剂使用权。对同一种用途的各项资金包括上级拨付的一些专款，允许捆绑起来统一安排，或者在上级拨付的各种专项补助之间适当调剂，以提高资金的规模使用效益。

地方财税政策篇10

当前，国内外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相关的财税政策研究，大致是沿着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两个方面展开的。

1.1“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典型的有两种思路。其一，财政分权与相关财税政策设置。早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因为各个地区居民的偏好并不完全不同，所以由地方政府有所区别地分别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显然比整齐划一地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更有效率。Oates（1972）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赋予地方政府提供相应地方性公共物品的财政收支权力，这样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Tiebout（1956）指出，如果居民具有充分流动性，地方政府就会根据本地区居民的偏好设计出迎合他们需求的公共产品，进而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适当的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维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进而推动经济发展。Qian和Weingast(1997)提出，财政分权有助于形成一种称之为“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明确划分彼此的责权利，并由地方政府承担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责任。这样一种体制能够形成一种有助于保护市场的地区间财政竞争，政府间的竞争对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构成了约束，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强化对预算的硬约束，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杨之刚（2006）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按照共同同意的决策规则，在各个公共服务领域内明确地划分责任。政府间财政分权不仅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有效配置，同时，合理的收入分享制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符合法定程序的举债制度等是不可或缺的，最优的分权度需要针对不同的政府职能或政策任务具体地一一考察。其二，纵向税收竞争与相关财税政策设置。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者开始考察国内纵向税收竞争问题。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适度、合理、规范的税收竞争可以调动中央、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防止中央政府因为税权过分集中而引起效率低下、官员腐败等问题；另一方面，纵向税收竞争如果过度、不规范，就会使中央政府难以筹到足够的财政资金，以履行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宏观调控职能等严重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引致国家分离等政治问题。Dahlby(1996)分析了财政外部性包括纵向税收外部性与政府间转移支付机制设计问题；Keen(1997)详细分析了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的纵向税收外部性问题；Besley和Rosen(1998)则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石油、烟草税设置上的纵向外部性问题；Sato(2000)也就财政外部性和联邦制国家的有效转移支付问题进行了研究；Wilson(1999)则研究了国内纵向税收竞争与征税过度问题；Br?ulhart和Jametti（2003）则从实证的角度详细分析了瑞士的纵向税收竞争问题。

1.2“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分析。学者的研究主要根据我国早期“省直管县”改革实践（例如浙江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市管县”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优劣比较。与“市管县”相比，“省直管县”具有以下优势：①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市管县财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制约了农村的发展，不利于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实行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实质就是“扩权强县”与留利于农村，体现了关注“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理念，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②有利于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实行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后，相应地减少了地市级中间管理环节，可有效地避免管理效率的递减，防止财政资金的层层盘剥和滞留，增强了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提高了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周转速度。③有利于扩权强县和富民强县。实行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后，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④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实行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后，省级财政按财政管理体制直接结算到县（市），既能避免地级市集中县级财力的“市刮县”问题发生，又可以使县级财政困难直接反馈到省级财政，从而省级财政能够直接解决县级财政困难。同时，也要看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加大了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监管的工作量和难度；行政管理与财政管理不同步；制约了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可能造成县域开发的无序进行。其次是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财税政策。正是考虑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学者们纷纷提出了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财税政策：①相对确定的各级政府事权的确立。各级政府事权的确定是一个由何级政府承担才能最有效率的问题。事权的相对确定性，不是说事权不能变，而是要求每一次事权的变动都应该有对应的财力变动，即事权变动有相应的财力支持。②税权、收费权、发债权、国有经济与国有资源收益权等地方财权的重新划分。税权的界定，要综合考虑税收的征收成本、政府所承担的职责以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因素。如个人所得税就是一个与收入再分配和经济稳定密切相关的税种，从政府职责实现的目标来界定，应属于中央政府征收的税种。收费权往往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直接对应。一般说来，收费仅针对受益对象明显的公共服务，但这不是说所有受益对象明确的公共服务都应该收费。现代政府负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应保证提供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全口径预算(综合预算)的要求，政府收费不仅要纳入预算，而且收费权也应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进行分配。③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财权划分并不能完全解决事权与财权的匹配问题，而财政转移支付可弥补这一缺陷。应尽可能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标准收入的测算将融入更多的激励因素，考虑更多的财政努力因素，以尽可能减少其负激励效应。专项转移支付则应尽可能使决策公开透明，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入竞争机制。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地方政府参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竞争，以尽可能降低政策目标实现的成本。再次是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条件。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政非常重要，政府各项事务都与之紧密相关，政府的各种活动都会对之产生影响。为确保“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成功推进，需要进行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②行政区划调整。从浙江省的经验来看，辖区面积小和各县（市）之间距离近是其实行“省直管县”独特的地理条件。实行“省直管县”后，全国多数省份除了管理数量较少的地市之外，还要管理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县的财政。这无疑会急剧增加省财政的压力，增加省级财政的工作量，对省级财政管理能力也是一种考验。虽然信息化的推行可减少一定的工作量，但从根本上看，还需要对一些面积小、人口规模小的县市进行合并，以减少工作量。

2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与初步成效

2.1改革的内容

2.1.1推进湖南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财税政策研究。财政分权有助于各级政府明确划分彼此的责权利，并由地方政府承担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责任。这种体制能够形成一种有助于保护市场的地区间财政竞争，政府间的竞争对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构成了约束，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强化对预算的硬约束并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财税政策有许多工具可以运用，通过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能够为促进湖南地方财政分权和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1.2促进湖南地方层级政府之间良性税收竞争的财税政策研究。适度、合理、规范的税收竞争不但可以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防止各级政府因为税权过分集中而引起效率低下、官员腐败等问题。在这方面，将利用各种财税政策允许地方根据当地税源情况，行使必要的税收管理权，以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

2.1.3推进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财税政策研究。省直管县部分解决了不同层级政府财政的分工问题，但与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要求的财政体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配套的财税体制改革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在结合国家政策基础上，我们将对湖南地区如何制定和实施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财税政策，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2.1.4推进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条件的研究。“省直管县”的推进成效与其配套条件紧密相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都是十分关键的因素。这些方面都可以充分发掘财税政策的着力点。

2.2主要观点

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以财税政策来促进湖南地方财政分权和地方自治，这也是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二是财税政策应有利于构造湖南地方各级政府间良性的纵向税收竞争。三是与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配套的财税政策要紧密配合。例如相对确定的各级政府事权的准确划分，税权、收费权、发债权、国有经济与国有资源收益权的重新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等。四是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配套的条件要跟上，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五是应借鉴包括浙江等省在内的国内先进经验，在财税支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所创新，包括努力争取更加广泛的中央财政政策支持，这些都是促进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

2.3理论创新程度与实际应用价值

2.3.1创新程度。迄今为止，关于财税政策支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更多的研究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对于在地方区域层面上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国内外都还存在较大理论和政策研究空白。通过密切结合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在此方面将会有重大的创新，而且在财税政策运用方面也有重要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