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音乐教育十篇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1

【关键词】俄罗斯；音乐教育

引言

如今，我国的音乐教育发展不如人意，主要表现在师资紧缺、素质偏低、教学设备简陋等。建国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发展主要受俄罗斯的影响。本文将从俄罗斯的音乐教育下手，浅析我国所受的影响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弊端。

一、俄罗斯音乐教育

（一）音乐艺术在俄罗斯的地位

在俄罗斯，音乐是社会意识、文化的中心，俄罗斯又可称为音乐国度。音乐艺术得到广大的俄罗斯人喜爱，并且俄罗斯人大都拥有较高的音乐素养。俄罗斯拥有大概15万个博物馆及俱乐部，其中包括80所音乐厅和180所儿童剧院，并且这些场所也向收入微薄的普通百姓敞开大门，比如：学生、老人及军人。在俄罗斯，凭借学生证可以享受90%左右的博物馆免费政策，音乐会也可享受半价以上的优惠。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无论是在俄罗斯的教堂还是街头巷尾，与音乐总是密不可分的。在教堂，牧师的诵经声与音乐合为一体，让人沉迷其中，大家一起的合唱也是形式之一；在街头，总不缺少流浪艺人的身影，常常能够吸引许多人围观欣赏。可以看出，俄罗斯人的生活已离不开音乐艺术，使得音乐艺术丰富了基本所有俄罗斯人的业余生活，潜移默化的造就了音乐艺术在人们心里、在俄罗斯的地位。

（二）俄罗斯的音乐教育模式

俄罗斯人喜好音乐、拥有较高音乐素养也是从小培养出来的，俄罗斯的音乐教育自成体系，别具特色。音乐教育是一种美育教育的形式，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通过这种教育形式和活动获得感觉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并按照美的规律生活和学习，从而使人变得更完善和谐。近现代俄罗斯的音乐教育模式始于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学校改革”。1840年颁布的“学校法”中，确立了“教区学校”、“州立学校”和“省立学校”三级教育体系。19世纪60年代，由于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人士的“自由教育思想”主张的广泛传播，以及俄罗斯民主思潮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鲁宾斯坦兄弟、柴可夫斯基等一大批音乐家们的音乐创作以及音乐社会活动，以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音乐教育思想以及音乐作品。音乐课程才逐渐开始作为必修课和独立的科目出现，音乐教育得以发展，并对以后的俄罗斯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艺术教育问题，美育课作为学校教学中必不可少内容的观念开始得到了确立。1918年7月27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决议中指出：“音乐，同所有其他课程一样，应成为儿童普通教育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从此以后，音乐课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目前的俄罗斯音乐教育分为强制性公共音乐教育和补充性音乐教育。强制性音乐教育分为学前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不仅从孩子抓起，而且在学校课程都是免费的，但是是必修课，主要采用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教学大纲。补充性音乐教育是中俄两国最大的差别，具体会在后文谈到。补充性音乐教育分为校外音乐学校教育、中等音乐学校教育和音乐学院等艺术学校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校外音乐学校教育完全在政府监控下，拥有专业师资队伍，在课程安排、音乐教材和学费上全国统一；完全采取自愿，有兴趣就可以报名上课，学制为7年。中等音乐学校主要培养中等熟练程度的音乐职业工作者，学制4年；音乐学院、音乐师范、艺术学校主要培养作曲家、演奏家和演唱家，学制为5年，相当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学校。

二、俄罗斯音乐教育对我国的影响

（一）俄罗斯音乐教育模式的引进

中东铁路修建成后，大批俄国人来华工作，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难民涌入中国的哈尔滨、新疆、上海等地来华的俄国人中不乏有歌唱家、演奏家、作曲家及芭蕾舞演员等，他们将俄罗斯音乐艺术带到了中国，使俄罗斯音乐艺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美育和音乐教育在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的地位。由大量苏联专家引进了不同的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先进教学系统到中国。苏联音乐教育模式与中国进行融合，虽唯苏联教育理论是尊，但中国的教育事业确实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改革开放以后，从音乐院校和演出团体中选取了大量的优秀青年教师及精英，送往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莫斯科音乐学院等苏联高等音乐学校进行深造。后来他们学成归国，大多数人都成为了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并且，我国大量翻译借用苏联的教科书，大量照搬苏联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连课堂教学的环节也都机械地仿照苏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比如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教学大纲不仅在俄罗斯人尽皆知，在中国也影响巨大。但是，由于国情的不同，我国当时经济贫穷落后，物质匮乏，对很多本该精益求精的音乐教育事业做了简化处理，只能说学到了俄罗斯音乐教育的皮毛。

（二）我国教育改革对音乐教育的影响

在21世纪之前，虽在时期音乐教育被忽视，但是后来依旧复苏起来，推动了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但是在2001年，全国开始实行了至今仍轰轰烈烈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音乐大纲被废除，制定了音乐课程标准，确立了音乐课程新理念，设计了新的音乐课程总体目标，课程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改革使音乐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如今，九年的义务教育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上对于音乐教学并没有做出指标性的要求，导致全社会对于音乐教育持不重视的态度。

三、我国音乐教育的不足之处

（一）义务教育下的音乐教育

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当今的整个社会以及学校都对音乐教育不重视。在小学、中学、高中，整体的音乐教育不连贯，有重复现象，对于一些理念知识重复教学，缺少一个系统性。并且在大多数学校，对于音乐课采取减少课时甚至停课的行为，将课程安排给数学、语文、英语等考试课程。在大学高校中，除个别音乐或艺术学校把音乐课程当做必修课来教学，其他学校一般都只当做一门选修课来进行教学。而当今高校中“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思想流行，并且由于大学之前对音乐教育的不重视，多数学生音乐基础差，选修课无法教授较高深的知识，成了公共音乐欣赏课。少数对音乐有兴趣的学生在学校无法学到有用的知识，只能选择校外的私立培训班。而我国政府对此的管理与俄罗斯相比不够严格，导致音乐教育培训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培训价格也日益昂贵，成为对音乐真正有爱好或者学习差的学生的一个升学之道，使得艺术生较低的理论知识成绩就能考取大学。而艺术类学校学费高的惊人而社会上呢，音乐厅和剧院的数量不仅严重缺少，而且一场演唱会的门票价格十分昂贵，音乐欣赏成了一种奢饰品，音乐教育更成了一种可望不可即的事物。

（二）城乡差距过大

在我国的农村地区，音乐老师的师资严重落后，不仅数量紧缺，而且素质较低。很多音乐老师都是半路出家，有的音乐课程甚至由班主任或语文数学等其他任课教师教学，同时，学校的教学设备十分简陋，中小学的音乐老师混日子，这对于农村学校的音乐教育无疑起到了严重的制约效果。而在城市中，音乐教育的条件就会好很多。学校不仅配有专门的音乐教室，比较齐全的教材设备，还有许多的合唱团，组织各式各样的音乐比赛，很多的家长也会让孩子从小学习弹钢琴等音乐艺术。

四、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

俄罗斯的音乐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世界瞩目的，我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建立出属于自己的特色音乐教育。

（一）加大重视

政府应加大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树立全新的音乐教育理念。国家重视了，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才会对音乐教育重视起来。政府也应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资，整合教育资源，将农村的师资队伍和教学器材建立起来。我国普通中小学校教育可以在完成义务艺术教育的同时，进行艺术加深教育。学校可以根据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另行制定教学计划、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对那些有兴趣继续学习艺术的学生进行特长培养。音乐师资的培养应该是音乐教育体系形成的关键。高等音乐教育专业所培养的人才特质决定着基础音乐教育的走向。高等音乐教育专业理应成为教育改革的引领者和先行者。但我国的音乐教育改革却恰恰相反，高等音乐教育被基础音乐教育的改革牵着走，所培养的师资不能完全适应基础音乐教育的需要，这是高等音乐教育多少年来向专业院校看齐所带来的结果，一时很难改变。从教育的角度来讲，任何教育都应一脉相承，这也应该包括音乐教育，我们不能让基础音乐教育与高等音乐教育脱节，从招生到培养都应高度重视高等音乐教育“职业性”和“专业性”的兼顾。

（二）加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多元音乐文化教育思想是当前学校音乐教育的主流思想。随着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不断发展，再到音乐人类学的确立，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族音乐文化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别国的音乐文化我们确实需要了解，但最重要的是对自己音乐文化的熟悉和掌握，否则会在这纷繁复杂的音乐文化里失去自我。目前，绝大多数的学生喜爱听音乐，但是喜爱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却少之又少。因此，我们的国民音乐教育要加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如果我们要建立自己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就要加强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否则枉谈民族特色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和设想。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不要等到丢失自己的民族音乐才追悔莫及。结语俄罗斯的音乐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世界瞩目的，我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依靠开拓的思维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引进和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建立出属于自己的特色音乐教育。

参考文献

[1]刘永武,郁正民.以俄罗斯音乐教育为鉴——对我国音乐教育体系现存问题的思考[J].艺术教育,2014,02:60-61.

[2]李晓莹.俄罗斯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二十世纪上半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11:130-131.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2

关键词 外国儿童歌曲；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17（2012）11-0051-03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外国儿童歌曲已逐渐走进我国幼儿园，走进孩子们的生活。著名音乐教育专家斯冉怡（Borbala Sziranyi）提出，“音乐教育中只应该使用最高质量的音乐”。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最高质量的音乐范围广阔，既包含童谣等民族音乐，也包括历史悠久的古典音乐，还包括丰富多彩的外国经典儿童歌曲等。许多外国儿童歌曲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趣味性，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历史的筛选，被全世界的儿童所喜欢。比如美国儿歌《Jingle bells》《Old Macdonald had a farm》已经被翻译为几十国语言，在全世界传唱；波兰儿歌《粉刷匠》、法国儿歌《小星星》、巴西儿歌《小红帽》等早已在我国幼儿园中流传开来。因此，我国幼儿园音乐教育在立足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还要放眼世界音乐文化。

一、多元文化教育视角下关注外国儿童歌曲的发展意义

（一）尊重文化差异，培养开阔胸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结合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多元音乐作为民族、文化、语言多样性的一种重要资源，已经成为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思想认为，学习音乐就是学习世界上的各种民族文化。音乐包含人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音乐能帮助我们认识自身，了解我们的传统和行为方式，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其他民族以及他们的传统和行为。我们不但可以通过音乐让孩子们了解自己，还能够让他们知道地球上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培养他们的多元文化视野和尊重文化差异的胸怀。意大利著名思想家、作家翁伯特・艾特认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中。不同音乐文化的差异性正是各自独特性的体现，真正的和谐并不是要学会统一，而是更好地去理解差异性。可见，欣赏和学习不同国家的儿童歌曲，能够让幼儿体验旋律、内容、节奏、风格上的各种差异，理解歌曲的文化、种族背景，有助于培养孩子开放的心态，并帮助他们学会尊重差异。

（二）体验多样之美，拓宽审美视野

幼儿园音乐教育应引导幼儿关注世界音乐文化，从多种视角体验音乐的多样之美，体验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生活语言和风俗习惯。每首外国儿童歌曲背后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地域特征、语言特征、习俗特征。如澳大利亚儿歌《剪羊毛》是一首二拍子歌曲，欢快活泼，充分表达了“剪羊毛”时的欢乐。从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剪羊毛在澳大利亚是件比较普遍的事情。澳大利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是世界上绵羊最多的国家，也是羊毛产量最高的国家，所以才有了歌中所唱的看似“白云”和“雪堆”的遍地羊毛。又如闻名于世的日本民歌《樱花》，是日本民族特有的都节调式歌曲，歌曲通过轻柔、缓慢的旋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日本少女穿上和服、踏着木屐，在樱花树下碎步走路赏花的情形，引导幼儿发现日本歌曲与日本服饰文化之间的关系。

（三）学会音乐表达，获得跨文化交际能力

音乐是人类交流的一种手段与形式，为自我表现提供了途径，能够传递思想和表达情感。音乐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是世界各国儿童相互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如当我们带着来访的美国协和大学的学生参观幼儿园时，正巧遇到孩子们在唱美国儿歌《小茶壶》，这首歌一下子拉近了学生和幼儿之间的距离，美国学生们很自然地跟着音乐融入到幼儿的活动中，和孩子们一同边唱边跳，做起非常可爱的“矮又胖”“把手”“柄”“喊”“提”“倒”等动作。因此，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代表性的国外儿童歌曲，如《伦敦桥》（英国）、《小星星》（法国）、《木瓜恰恰恰》（印度尼西亚）等，以帮助幼儿获得跨文化音乐交际能力，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二、儿童发展理论视角下吸收外国儿童歌曲的独有特质

（一）歌曲简单易学，富有感染力

3岁～6岁的幼儿具有认知能力有限、有意注意时间短等心理特征。优秀的外国儿童歌曲一般结构短小、音符较少、朗朗上口、节奏简单，通常是同一段旋律配上多段歌词，比较简单易学。如著名的国外儿童歌曲《Old Macdonald had a farm》短小精炼、贴近生活、风趣热闹，高度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它共有四个乐句，并且一、二、四乐句旋律相同，第三个乐句是由11个“DO”组成的连续反复。其中，第三句看似单调的同音反复，却反衬出拟声词chick-chick、moo-moo、quack-quack、oink-oink的风趣幽默。另外，第一、二、四乐句的四平八稳和第三乐句的密集欢快、错落有致，使歌曲富有感染力。

（二）歌曲贴近幼儿，易于轻松演唱

幼儿的音域一般在b-b1之间，较容易掌握大小三度、纯四度、纯五度的音程，擅长与日常生活中的走和跑相匹配的四分音符、八分音符，适应与其心跳、呼吸相近的速度。幼儿的肺活量较小、呼吸短促，难以胜任过于舒缓和快速的歌曲。外国儿童歌曲的音域一般不会超过八度，旋律的进程以级进和小跳为主；在节奏上以移动节奏为主，持续节奏较少，并多以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作为主要节奏元素，稍稍以附点、休止、切分、十六分音符点缀；主干音多为SOL、MI、LA，而这三个音是儿童唱游的基础，是全世界儿童的通用语汇。如英国儿歌《rain rain go away》由儿童容易发声的小三度音程（sol-mi）和上方的LA构成，只有两句歌词和两种节奏，速度平稳、旋律起伏小，比较适合作为幼儿歌唱教学的入门歌曲。

（三）歌曲擅用拟声词，增添趣味性

幼儿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极强的模仿能力，喜欢模仿生活中各种有趣的声音，因此尤其喜欢歌曲中的拟声词。外国儿童歌曲中含有较为丰富的拟声词，如美国儿童歌曲《我是小小音乐家》里敲小木琴的声音“特隆砰砰砰，特隆砰砰砰，特隆砰砰砰砰砰”、美国儿童歌曲《孤独的牧羊人》里牧羊人纵情歌唱的声音“来伊奥嘟、来伊奥嘟、来伊奥”等，都是幼儿非常喜爱的片段。

（四）歌曲结合动作，边演边唱促发展

幼儿天性好动，喜欢通过感官和身体动作来探索周围世界。因此，幼儿的歌唱活动应体现出音乐与动作、舞蹈的融合，集唱、动、创、舞为一体。很多外国儿童歌曲都适合边唱边跳，如英国童谣《头发肩膀膝盖脚》歌词中出现的头发、肩膀、膝盖、脚、眼睛、鼻子、耳朵、嘴等身体各部位的名词，都可以用动作表现出来；《If you are happy》中每一乐句中间留有两个空拍，也可将音乐与拍手、跺脚等肢体语言巧妙结合起来，以增加音乐的趣味，吸引幼儿参与其中。

三、音乐教育视角下吸收外国儿童歌曲的审美价值

儿童歌曲虽然篇幅短小、结构简单、音域偏窄，但也常常富有内涵、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有些外国儿童歌曲出自著名作曲家之手，如《Do Re Mi》《Jingle bells》《红蜻蜓》等；还有的歌曲是在民间反复传唱形成，吸收了当地民歌的精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外国儿童歌曲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旋律美、内容美与配器美三个方面。

（一）旋律美

外国儿童歌曲的旋律质朴生动、细腻鲜明，有的欢快活泼，有的舒缓流畅。如《If you are happy》旋律音程关系以同音和级进为主，加之连续的五个附点节奏，平稳而生动活泼，旋律犹如泉水涓涓流出。歌曲从第一乐句的主干音so do递增第到二乐句的so re再到第三乐句的so mi，使人感觉“幸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洋溢，给人以发自内心的愉悦。

（二）内容美

外国儿童歌曲内容丰富、贴近生活，歌曲题材包含动物、植物、幼儿园生活、家庭生活等，充分展示了自然之美、社会生活之美。理发是生活中很小的一个细节，澳大利亚儿歌《理发师》捕捉到了这个场景，在短小的歌曲中描写了理发店里老爷爷手里拿剪刀“咔嚓咔嚓”，剪完了还要喷雾“沙沙沙”的有趣场景。

（三）配器美

外国儿童歌曲巧妙运用配器，大大增强了歌曲的趣味性和形象性。各种明亮、悦耳、俏皮的打击乐被充分运用到儿童歌曲之中。如《Jingle bells》明朗而充满朝气，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双响桶和串铃两件伴奏乐器。欣赏这首儿歌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富有节奏的马蹄声，看到了马儿拉着雪橇，冲破大风雪奔驰在田野上，而贯穿全曲跳跃的串铃声混着孩子们“嘿”的欢呼声，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白雪皑皑寒冷的日子里，生活中仍充满快乐。

四、开发与运用外国儿童歌曲的有效途径

外国儿童歌曲集娱乐、审美、教育、文化传承于一身，是幼儿园音乐教育的重要资源。如何在我国幼儿园的音乐教育中更好地运用和开发这些资源，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加以实施。

第一，有效运用原版歌曲。对于词汇简单多重复的歌曲，可直接使用原版歌曲，如《Happy New Year》《The More We Get Together》《Mary Had A Little Lamb》。学习原版英文歌曲，既能让幼儿感受“原汁原味”的音乐，还能有效培养幼儿的外语语感，让幼儿在不经意间模仿语言的升调、降调、连读、省读、强读、弱读等，从而加强幼儿语言的表现力。

第二，选用译文歌曲。对于歌词较为复杂、语法较难、词荡较多的儿童歌曲，可使用译文歌曲。如我国幼教名师汪爱丽配译了许多外国儿童歌曲，其著写的《儿童英语歌曲集（英汉对照）》中收录了上百首多年来在欧美许多国家中广为流传、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歌曲。另外，音乐教育家许林配译了《钢琴伴奏外国儿童歌曲集》，其中包括了法、俄、日、德、乌克兰、印尼等多国儿童歌曲，对于外国儿童歌曲广泛传播的起到了推进作用。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3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析音乐教育观念转向的必要性，概述音乐教育意识的转向，介绍音乐教育思想的转变内容以及新时期音乐观念转变的意义。

关键词：

音乐教育；观念；转向

0引言

21世纪以来，世界的多元化音乐文化开始呈现出了融合化的趋势和走向，不同地域和国家的音乐教育也发生了实时地改变，同时也逐渐地改变教育观念，展现出了不一样的音乐教学走向。在本世纪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对其他地域的音乐文化存在着强大的抵触心理，认为欧洲的王室传统音乐文化是世界音乐的核心，也是音乐的最高艺术展示。这个阶段的西方音乐教育，所选择的音乐文化主体几乎完全是本地域的音乐文化，长期对其他地域文化存在歧视的心理。在时代的发展中，很大一部分西方学者认识到了这种想法的不足之处，开始尝试着接触其他国家的音乐，如美国的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并迅速发现了这些音乐内容中的优秀部分，将其与西方本身的音乐风格进行了实时地交流和融合，所产生的音乐形式更加悠美。发展到20世纪后期，已然形成了专业的国外音乐教育课程体系，西方国家彻底打破了一家独大的思想，认真地反思自身音乐文化的不足之处，广泛地与国外音乐进行交流。现如今，除了西方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也纷纷创新了音乐教育的方式，将更多的国外音乐实时地引入到国内的音乐教育体系当中，并充分汲取其中的优秀内容，有效推进着音乐教育的进程［1］。

1音乐教育观念转向的必要性

在传统的音乐教育中，各个国家都保持了集中发展国内优秀音乐文化的观念，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则不予太多的接触，对于其的引进，几乎没有丝毫可能性。中国的音乐教育也是如此，长期保持着对国内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对国外的音乐文化，一直保留在基础的碰触上，不会将其引入音乐教育的体系中。同时，由于我国的地域范围相当宽广，因而音乐文化的种类和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而音乐教育的开展，仅仅择取了部分的民族音乐文化，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音乐教育作用，但是在整体上仍然有很大的欠缺，无法将全部的民族文化优秀内容完全地继承下来，导致很多音乐文化处于被忘却的状态。我国对于音乐教育的开展，采取的主导形式是校园音乐教育，所选用的音乐教材，在内容上主要涉及了对一些音乐作品的介绍，缺少对音乐文化历史的描述，使得受教育者虽然能够掌握一定的音乐知识和技能，但是并不能将更多的音乐文化和音乐内涵继承下来，所形成的音乐特色十分有限，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严重缺乏。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并不完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着很大的疏漏，不利于优秀音乐文化的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此外，世界音乐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已然较为明显，科学地参与到其中，不仅仅有利于整体音乐教育效益的提升，还能够加快世界音乐融合交流的步伐，使得我国的音乐特色更加完善，给予受教育者一种全新的时代感。为此，音乐教育观念有必要进行实时地转向，以适应当前时代音乐文化融合的需求［2］。

2音乐教育意识的转向

2.1开放性

新时期的音乐教育，不能再向西方的传统音乐体系一样，盲目遵从欧洲音乐风格，严重抵制其他地域内的音乐文化，这样的音乐教育体系不仅仅是极其不完善的，同时还存在许多的音乐文化禁锢感，会使得音乐教育极为不全面，难以应对时代的音乐发展需求。在世界多元音乐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音乐教育也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转向，首先是教育主体的选择上，应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不能再固步自封，这样会使得本地域内的音乐与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文化发展差距，而且必将被新时代的世界音乐走向所替代。在实际的音乐教育中，教育者应当广泛地引进国外音乐文化，汲取其中的优秀部分，使国内的音乐特色更加鲜明，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同时，开放性指的是面向世界的音乐文化，而国内的音乐文化也属于新时期音乐的范畴，因而，音乐教育需要高度尊重国内的优秀音乐文化，在引进国外音乐文化的同时，将国内文化实时地传播出去，以推进两者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促使新时期的音乐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所形成的音乐艺术具有更多的世界音乐特色，从而得到其他国家民众的认可和推崇［3］。

2.2超前性

音乐教育意识，除了要具有较高水平的开放性之外，还应当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超前性。虽然现如今的世界音乐文化，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一体化发展，但是已然呈现出较为明确的融合发展趋势。为了迎合这样的音乐发展状况，国内的教育者在开展音乐教育的时候，需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即将音乐教育的思路和主体选择设定为世界音乐文化，而不是单独的民族文化。此外，开展世界音乐文化教育，教育者应当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不仅要在音乐教育文化主体上具有超前意识，还必须完善当前的音乐教育体系，开展多层次的音乐教育内容。比如，在结合国外优秀文化的前提下，开展音乐教育，需要采取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而传统的教育设施仅仅能供国内音乐文化教育使用，因而也需要实时地引入国外音乐教育设施，使得现有的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

2.3切实性

在民族音乐教育的历史发展中，很大一部分优秀音乐文化被遗弃，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音乐教育缺乏一定的切实性，仅仅在表面上开展了音乐形式教育，对于受教育者的影响也只会存在于一时，缺乏长远的效益。同时，一直以来，国内的音乐教材设置，主要是以各种音乐作品为主，缺乏对音乐文化的渲染和阐述，使得受教育者具有高超的音乐演奏技巧，但是在音乐的文化知识层面，却有了相当大的缺陷。新时代的音乐教育，在世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需要完全地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中的优秀成分。因而，更加需要发挥音乐教育的切实性，完全地将音乐内容进行实时地继承，使得国内的音乐特色呈现出鲜明的旗帜，从而在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中彰显出深层次的文化韵味［4］。

3音乐教育思想的转向

3.1现代化

我国的音乐教育教育思想，一直是以音乐的知识及技能教育为主，并不曾注重深层次的音乐文化内涵，也没有要求教育者实时地开展音乐文化活动。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内的音乐教育长期处于相对较为落后的发展状态，而且很难得到全面地革新。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我国的教育体系受到了广泛地冲击，很多教育内容都有了很大的改观，相应地，音乐教育也需要进行科学地完善和调整，而对其的改善，需要优先改变音乐教育思想。因此，伴随现代化各项事业的有效开展，音乐教育需要较好地适应这一趋势，对教育体系进行创新，使其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特色，满足当代人的音乐追求。

3.2多样化

音乐教育思想的转变，促使音乐教育体系发生了较大地变化，在课程的设置上，音乐教育者除了要继续开展国内优秀音乐文化课程之外，还应当设置其他方面的多样音乐文化课程，比如对流行音乐、西方乐器、美国爵士乐等，都应该设置相应的教学课程。当代的世界音乐文化，已然凸显出了较高的融合思想，为了配合它的进程，音乐教育者需要实时地完善现有的音乐教学体系，将更多的国外音乐文化引入到国内的教育中，从而对现代人的音乐思想发展产生最为直观的作用，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世界音乐文化的不同色彩，提高对音乐文化的感知，促使创新出来的音乐作品，具有较高的时代特色，能够被新时代的人群所认可和推崇［5］。

3.3信息化

在世界音乐文化教育的前提下，不同国家的音乐文化在开展相互的音乐借鉴活动中，难免会出现各个方面的问题或不足之处，需要与该种音乐形式的主体进行实质地交流，才能够加以科学地更正。因此，当代的音乐教育十分推崇信息化发展，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基础，开展相应的音乐文化教育。这样所形成的音乐教育形式，也愈加完善，能够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的音乐学习心态，使他们掌握到更为广泛的音乐内容。同时，当前时代下的很多音乐教育活动，都蕴含着显著的信息教育特色，很大一部分都建立在信息技术上，不仅提高了音乐教育活动开展的有效性，而且拓宽了音乐教育活动的开展方向，对于音乐教育质量的提升有着较高的推动作用。因此，新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转变，必然要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4新时期音乐观念转向的意义

在很多人的思想观念里，并不认同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向，要求依旧保持原有的音乐教育形式，推崇民族音乐特色，认为不应该把国外的音乐特色引入进来，使得现有的音乐产生了较大的改观，很多内容上已然不再保有传统的音乐特色。这种想法是十分片面的，国内音乐文化的融合性发展，是世界音乐文化的必然走向，新时期的音乐教育观念转向，主要是为了较好地适应世界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音乐教育观念获得了一定层次上的改观后，我国的音乐形式和音乐教育主体，将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单一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给新时期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方向，拓宽了发展的渠道，使得现有音乐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并且也对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层次的促进作用，能够带动现阶段的音乐教育形成全新的音乐走向，推动国内音乐的风格朝向国际化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扬传承出去［6］。

5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时代的迅速发展中，我国的音乐教育已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了较好地适应世界音乐文化的融合性发展，其教育的观念也应该形成全新的转向。音乐教育者要在音乐教育思想和意识上，不断加以创新，推动音乐教育产生更高的教育效益，使得国内的音乐卡组体系更加完善。

作者：沈贺 单位：河南警察学院基础部

参考文献：

［1］许远伟.音乐教师的职业素养与教育价值探析———评《守望音乐教育》［J］.中国教育学刊，2016（04）.

［2］宋楠楠.音乐教育对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作用［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6（10）.

［3］于海萍.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J］.高考（综合版），2015（10）

［4］杨健，朱雅芸.将核心价值观培养渗透音乐教育全过程［J］.广东教育（综合版），2016（02）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4

十年课改实践深化了一个重要认识：音乐课程需要一种适宜的哲学观引领和指导。两版课程标准所彰显的哲学观，标志着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辐射到实践领域，音乐教育哲学学科的形成已初露端倪。本文通过分析和对比两版课程标准，探讨引领和影响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哲学思想，这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课程标准的研制促进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教育哲学具有理论性、综合性（或概括性）、批判性等特点”，是“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在音乐学科，国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潮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至今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并推动了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我国，廖家骅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是较早出现的此课题研究论文。但和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状况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导致了音乐教育更多停留在应用教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层面，缺乏宏观层面哲理性理论的支撑。

以2001年新版课程标准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出于本能和自觉开始寻求更深邃教育哲学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在课程标准的研制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同学说的精髓，提出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实现了音乐课程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自此，国内学界开始逐渐关注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了围绕“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一系列讨论，以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专题研讨和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专项研究。

关于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讨论和争鸣，代表性观点譬如：管建华针对“以审美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基础，提出了批判与质疑，他认为审美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过时的普遍主义，是反历史主义和反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并借鉴国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和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观。⑥杜亚雄认为，音乐属于表演艺术及其非语义性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音乐教育不能以审美为核心。在创作、演出和欣赏三个环节中，“表演”最为重要，音乐教育应该“以表演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为重点。李渝梅和李方元评介了“功能音乐教育”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认为审美音乐教育限制了音乐所能起到的功能，不能使音乐教育在广泛、多样的功能方面表现出应有的作为，而功能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新观念，体现了包容与进步。

针对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国内学者们开始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王耀华提出了“音乐创造为核心”的哲学观，认为音乐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应将“创造”贯穿于音乐教育实践的全过程。刘沛认为，目前音乐教育的价值观点呈相互融合的趋势，应该在进一步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功能、目的等重要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多维度的音乐教育逻辑体系和价值范式。宋瑾提出，音乐美育中将美作为善的附庸，把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这种错误观念影响了具体教育实践。音乐教育中要实现“以审美为核心”，必须改变“重善轻美”的历史惯性。廖家骅赞同当前我国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在坚守“审美教育”观点的同时，提倡“洋为中用”的治学态度。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兼容论”、“求善论”等观点。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例如：《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审美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音乐教育研究》、《后哲学文化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认识和思考——基于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乐者“乐”也——音乐教育哲学基础之省思》。此外，谢嘉幸1997年把埃利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介绍到国内；《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在我国翻译出版；2009年广州大学举办了国内首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埃利奥特本人被邀现场讲学，使国内对音乐教育哲学的关注和研讨进一步走向深化。以上研究成果，折射出我国十余年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显示出课程标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1年版课标颁布后，国内学者开始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有别于以往对课标进行分析与解读的研究思路，如王州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和“面向全体学生”课程基本理念的探究。将课标的研究定位于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符合21世纪教育哲学的转变：“要从‘以教育知识为核心’转变为‘以教育实践或教育生活为核心’”，“这种教育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真正地提高人们的教育智慧，而不仅仅是增加人们的教育知识。”经历十余年发展，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从理论自发转向学术自觉，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超越对音乐教育一般性规律的“总结”与“概括”，着眼于实践性与反思性研究。“实践性”赋予学科发展以新的使命：音乐教育哲学不应该处于被动“解释”实践活动的地位，而应该主动“改变”实践，从抽象的“为知识而知识”，转向思考真实教育情境中的问题，为音乐教育行为的优化与提升而探求知识。“反思性”应为学科研究的另一关键性基点：其作用不在于对音乐教育活动的认识和对音乐教育实践行为的指导，而是使教育工作者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认识逻辑与行为模式，从而突破程式化，为新的音乐教育与教学的设计提供思想支持。如同“哲学是对事物的寻根究底的反思”，音乐教育哲学就是对音乐教育问题反思性和彻底性的探究，其目的就是提高教育者对教育行为的掌控力和理解力。

无论是音乐课程标准中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还是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研究音乐课程标准，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更深邃哲学理论研究层面的必然。

二、课程标准的修订彰显了音乐教育哲学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基础的定位，关乎音乐课程价值、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标准、课程实施等几乎是音乐课程的所有方面，可谓举足轻重。”2011年版课标，从理论阐述到实践操作标准，无不显示出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上的基础意义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一）理论上的基础意义

2011年版课标作为国家规范和指导基础音乐教育的正式文件，在理论上海纳百川，广泛汲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重新界定了一些重要的概念、理念及其内涵，体现出音乐教育哲学在课程发展中的理论基础作用。

2011年版对“音乐审美”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深化：“音乐审美指的是对音乐艺术美感的体验、感悟、沟通、交流以及对不同音乐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认知”。音乐审美内涵的重新阐释，厘清了2001年版中不明确的概念界定，避免了实践中的误读，提升了理论上的意义。“课改”以来，对音乐审美的片面理解，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学生）对审美对象（音乐作品）的单向体验，在2011年版中得以澄清和明确定位。使“审美为核心”的理念，从理论上揭示了作品本身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独特作用，在实践中修正了音乐教学中的主、客体之间的裂痕，显示了我国素质教育的新方向和新理念。

2011年版梳理了“审美”和“美育”的关系：音乐审美“这一理念立足于我国数千年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与我国教育方针中的‘美育’相对应，彰显音乐课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美好情操、健全人格和以美育人的功能”。“审美”指向非功利性的精神需求，是音乐教育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和功能。“美育”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以塑造完美人格、发展人的全面素质为目的。二者密切联系，共同构筑了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中“美”与“善”的教育价值取向。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看，如果重“善”轻“美”，实践中会导致以德育化的认识活动进行审美教育，使受教育者得不到真正的音乐审美体验；如果重“美”轻“善”，则也不利于音乐的多种教育功能的发挥。审美和美育的关系涉及到音乐教育实践的方向和教学操作，因此，2011年版在理论上给予了全新的阐释与提升。其“审美”理念扎根于我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强化了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之一。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版课标强调“审美”和“美育”为“我国”所特有。早在《尚书》中，就有我国古代关于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最早记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审美”和“美育”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范畴，指导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实践的进行，成为东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1年版课标的哲学基础中，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成为了重要部分，使“审美”和“美育”等一系列理念的理论基础更为扎实，也促使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更为本土化。

（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以逻辑思辨为主，但必须超越纯理论层面并应用于实践，方能显示其学科价值。在2011年版扩写的“课程设计思路”部分，体现了音乐教育哲学对教学实践的重要引领作用。

第一，加强了音乐课程中美育的可操作性。为了凸显音乐课程的美育功能，2011年版将教学内容整合与拓展成四个教学领域：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以音乐活动方式划分的四个教学领域有机融合，通过不同的教学内容，用“以情动人”的方式，培养学生知、情、意的能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11年版课程标准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为新中国建国后历经曲折的美育确立了实践上的立足点。

第二，2011年版课标特别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理论研究能够反映和引导实践活动。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内的一些学术论文局限于理论思辨层面，缺乏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最近，笔者有幸见到一份修订中的音乐教材目录，曲目囊括了不同时代、风格、流派和地域的优秀音乐作品，包括奥尔夫和柯达伊的经典教学曲目，其中一首柯达伊作曲的《滑雪》，不但标注了柯尔文手势，还在教学细节上做了符合我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处理。这反映了当前一些音乐教育的实践探索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未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2011年版课标纠正了上述偏颇：“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是在生动、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生成和实现的。”此表述将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观有机融合，并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强调了多样化音乐实践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搭建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

第三，2011年版课标强调了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2001年开始的音乐课程改革中曾提出“淡化知识技能”的口号，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片面的理解，甚至部分教育专家也认为审美能力是独立的，和知识技能并无关系。2011年版课标从音乐学科的特殊性出发，把“音乐素养”概括为“双基加四个能力”：“学习并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拓展文化视野，发展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并明确了掌握一定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作用及意义：“应正视这一客观的学科规定性，正确处理课程中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发展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关系。”

三、在一定文化立场上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2011年版课标的修订与颁布，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渐趋成熟。尤为重要的是，其理论基础并非学术拼盘，而是在坚守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实施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一）反思：文化立场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作为文化传播与传承主阵地的教育领域，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是重中之重。1994年10月3日，在日内瓦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上通过了《为和平、人权和民族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其中指出：“教育必须教育公民尊重文化遗产”。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必不可少，但前提是必须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所以，当今各个国家更加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性。反思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如果脱离文化立场和具体国情，以堆砌国外的各种理论观点做为立论依据，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在理论和实践双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哲学精神，“讲求共存与和谐相处，承认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多样性，但并不互相排斥，即使是不同质的实体和部分也可以在某种逻辑精神的联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音乐教育哲学的“和而不同”应是在保持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以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为中心，国外理论为多样化补充的哲学观。目前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已显现出重建文化立场的趋势，如有学者指出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民族意识的重要性，还有学者认为中华大地上有着足以令当代音乐教育安身立命的哲学根基。

当今，音乐人类学家倡导“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是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也不乏曲解与误读。作为音乐教育风向标的课程标准，其理论导向作用不容小觑，2011年版在“文化立场”问题上同样旗帜鲜明。课标重新扩写了“课程性质”，“人文性”居于首位：“无论是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课标中音乐的“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精神内涵的特质，给音乐教育活动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这本身就是“文化立场”的明确表现。再者，2011年版课标将“多元文化”改为“文化的多样性”，文字的修改折射出了哲学观的变化。本文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多元文化消弭了文化中主位和客位的差异。文化多样性则是强调了民族的主体性——无论是音乐教育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均需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民族意识。

课标还赋予“文化立场”以显性可操作的特点：“要善于将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音乐项目）运用到音乐课程中来，使学生从小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熏陶，树立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这并非学术壁垒或盲目排外，“文化立场”的建立和吸收世界优秀音乐文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系统地学习母语音乐文化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这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与学术自信。

2011年版课标的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等各项内容，无不显示出对文化立场与民族意识的重视。这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意义。既以本国的民族精神为内核，又要善于借鉴和吸纳异文化，才能真正促进学科的发展与繁荣，进而带动音乐教育实践的提升，这也是课标对一些学术争鸣的明确回应。正如廖家骅所说：“修订稿能够在众说纷纭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潮中，坚守国民音乐教育阵地，坚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显然是把握了基础音乐教育的正确导向，为今后音乐教改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种体现，它凝聚着无数先哲学人的智慧和心血，应该得到珍惜、坚守和发扬。”

（二）开放：兼收并蓄

音乐教育哲学既是文化传统的积淀，也是时代思想内涵的精华，这两方面构成了学科的基石。我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乐教”思想和百年来“美育”的实践是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浓缩为我国古代“乐教”思想的核心哲学观，音乐教育在审美和情感之间，在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统一性之间，先秦时代就已经做出了实践。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学堂乐歌”，在实质上兼容了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和外来音乐文化。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体现了中西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交融。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一些重要的音乐教学方法、观念和学说，不断丰富着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乐教思想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不可忽视的积淀，延续百年的“美育”思想则融汇了中西文化，这双方面奠定了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也确立了2011年版课程标准兼收并蓄的哲学观。

首先，2011年版课标开拓性地界定了音乐课程的三个性质：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全面涵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学说。以往各版本的音乐教学大纲缺乏对音乐课程本质属性的归纳与总结，2001年版课程标准首次界定了音乐课程的性质，深化了对音乐课程的理解与认识，但表述的相对简单。2011年版中，“人文性”是对音乐课程的全景式概括，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审美性”体现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与主要价值，凸显了音乐课程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不可替代性，是我国“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托；“实践性”将音乐的本质探究转向了多种生动的教学活动，将音乐的音响和主体活动合二为一，实现了音乐课程的价值。这“三性”有机融合并概括了美育论、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将音乐教育理论发展到了新高度。

其次，2011年版的五条“课程基本理念”是音乐教育哲学思想高度凝结的产物。作为国家正式文件，课标不直接阐述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而是将其概括为应用性的基本理念，作为指导音乐课程实施的理论基础。2011年版课程基本理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一、二、四条。其中，“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强调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承载了我国数千年“乐教”和“以美育人”思想，在注重音乐本体的基础上，将音乐的“审美”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并做到了以学生为本，来发展其音乐学习的兴趣与爱好；“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显示了我国对“音乐教育哲学”这个舶来品的本土化诠释，“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强调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演唱、演奏、聆听、综合性艺术表演和即兴编创等各项音乐活动”、“音乐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艺术”，理念中的各种表述从我国教学实际出发，诠释了“实践论”，有机渗透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王耀华的“音乐创造说”和杜亚雄的“音乐表演说”，显示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包容性与发展性；“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是我国音乐教育在强调文化主体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语境的必然选择。同时，对于我国不同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加强学习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可使音乐课程增加弹性与可选择性，推动了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

“独树一帜，难免偏颇；而放宽视野，实事求是，在音乐教育的多种观点中求取平衡，变非此即彼的单极思维为兼容并蓄的多极思维，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较妥办法。”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百年经历，已证明了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是必要和可行的。在此，还需申明的一点是：借鉴有标准、应用有主次。无论是本国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还是外来的学说和观点，都包含着对客观情况的适应性问题。尽管不同学说的历史背景、研究视角、观点立场各不相同，但均需放在一定的教育情境中考察，从而提炼其合理的成分，再应用于具体的音乐教育实践。再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成果的输入与输出同等重要，作为国际音乐教育改革的一分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理应研究出有价值的成果，为国际音乐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5

一、音乐教育，主谓结构，强调以音乐为主体，并在音乐中接受教育。这种理解强调音乐的特殊性及音乐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以音乐技术技能的掌握为教育的最终目的。

二、音乐的教育，偏正结构，强调教育为主体，在教育中掌握音乐。这种理解是把音乐作为一门有自身特点的学科，在教育过程中除了音乐自身的知识技能的传授外，更注重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培养。

音乐教育是在音乐中接受教育还是在教育中掌握音乐，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事实上，在教育过程中，这二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这二者的全面结合才是音乐教育的全部内涵所在。实际上，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正规系统的学校音乐教育（尤其是高师音乐教育）除了模仿专业音乐教育在20世纪初期从国外借鉴来的经验和模式外，几乎没有自己的经验可供总结。回顾30年来中国音乐教育走过的道路，虽然在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不少成绩，音乐教育也慢慢地走向正轨，但音乐教育中暴露的某些问题，如为技术而技术、重教育形式轻内涵等，反映了对在音乐中接受教育还是在教育中掌握音乐这关乎到音乐教育本质的原则问题，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研究。而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教育理论在音乐教育中的指导作用有待更加重视

教育理论（主要表现为教育学）是一切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它是研究教育者、受教育者、知识这三者之间如何随时代、社会环境和科技进步而变化的。其中受教育者的成长是教育理论关注的根本所在。受教育者的成长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则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如何实施教育的影响、教育的局限性等这些教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正是音乐教育施教的基础，但对教育理论的研究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还有待填补空白。有人认为，教育理论研究是教育专业的事，和音乐不相干，这样不可避免地使音乐教育脱离了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而走到在音乐中接受教育的狭路上，这条路把音乐的专业知识、技能技巧看成是学习的唯一目的和评价标准，而忽视音乐之外的人的全面发展所应该具备的文化综合素质的要求，音乐教育被认为是对音乐技术的培训，国内的音乐教育学著作也大多主张音乐教育学应该代替普通教育学，笔者认为，而这恰恰颠倒了教育学对音乐教育学的指导作用，忘记了教育问题是音乐教育的灵魂所在。有了教育理论的支持，音乐教育才能准确、全面的把握受教育者的发展方向。只有制定相应的教育目标，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才能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个全面的、有素质的未来音乐人才，而不是一个知晓音乐知识只会唱歌弹琴的音乐技匠。

二、关于重技术方法的讨论，轻音乐本体的理论研究

在音乐教育界，对音乐本体的理论研究在国内是不多见的。音乐本体在教育领域内的理论研究应包括：哲学、教育哲学、美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哲学等。哲学是一切学问的本源；美学揭示了美存在的理由及它们如何存在，艺术美是如何转化为人的精神享受；音乐教育哲学揭示为何及如何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美的转化等。有了这些理论，音乐教育者就会对音乐教育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对人的本质、教育的内涵有更深刻的理解。本体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石，没有学科理论的支持，对问题的研究和谈论只能局限在表面层次上。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然而在国内，相关音乐本体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也包括那些对国外相关的理论译作也不多见。这正是制约中国音乐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深层原因。

三、对音乐教育中心问题——课程的整体思考的匮乏

中国音乐教育始终是随着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升沉起伏，除了缺乏对教育和音乐本体的理论研究，音乐教育过程中，对教育中心问题——课程的研究还不够，也是影响音乐教育不能按其自身规律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课程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中心，以至如果没有对课程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详尽的考察，就不能充分地讨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课程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由课程本身的多义性所引发的，目前对课程的认识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课程即是学科和教材；二，课程即目标；三，课程即计划；四，课程即经验；五，课程即法定文化；六，课程即师生之间的对话。学校音乐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封闭性、特殊性，决定了学校音乐教育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系统严密的课程教学上，所以对课程类型、课程结构的深入研究，对课程设置的安排，对课程内容（主要表现在教材上）的选择，对显性、隐性课程的作用及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的接合点等问题的研究应是音乐教育不可回避的主要课题，遗憾的是，有关音乐课程研究的专题和文章还不多见，这也反映了我们对音乐教育主要问题认识的偏差。

四、对国民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关注重视还不够

学校音乐教育虽是狭义的，但它属于广义社会音乐教育的范围，是特殊的社会音乐教育。

学校音乐教育由于时间短、内容少，仅仅是音乐教育中的一部分，而国民音乐教育是通过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自我教育等方式对普通民众进行音乐的熏陶和教育，也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民音乐教育是学校音乐教育的社会基础，学校音乐教育一旦失去国民的接受、参与和理解，则会成为无本之源，而我国对国民音乐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6

音乐课程一直都是作为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的一个辅助因素而存在的，它在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以及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上都有很大作用。此外，音乐课还具有鲜明的艺术性，在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锻造方面也能起到推动作用，但尽管如此，目前为止教育界对音乐的重视程度始终停留在表面的阶段，如果这样的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不仅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影响，还会阻碍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音乐教育;中小学;现状

多年来，音乐虽然始终贯彻于学生的学习阶段，但是教育界对其的重视程度依然没有进展，几乎是把音乐课程当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这就造成大多数学生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并没有采取相应认真对待的态度，而老师们也没有将音乐课程和其他教学课程放在一个等量齐观的位置进行教学，实际上这是教育界的滞后表现，不仅影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对教育体系来说，也不利于其全面发展，接下来本文将针对赣州市的音乐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国内外音乐教育现状对比

在和我国对音乐方面的理解和重视程度相比，国外显然一直都处于比较领先的状态，不管是研究还是已经取得的成果，国外在对学生早期阶段对音乐的认知能力以及音乐能力的培养始终优于我国，音乐教育在国外被看做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利器，不仅能够有助于他们情商的培养，在个人品质和文化环境方面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而在当时，我国只是把音乐看成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副业，并不存在陶冶情操、提高情商等方面的认知意识，这就造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和国外的音乐差距始终没办法被补齐。美国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已经提出音乐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甚至是比语言对话还要真实的存在的想法;而英国则是明确的将音乐鉴赏、表演和作曲列为中小学生音乐能力的考察要求，因为相比之下，国外始终都是把除了学习能力以外的一切能力看做是衡量学生素质和基本品质的一个标尺，从中不难看出，音乐所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比重。

二、赣州市中学音乐教育的调查现状与分析

1．赣州市中学音乐教育背景。

早在建国初期，我国教育界就已经明确提出:“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的教育方针，在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上就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而美育所占的比重一直都是和其他三者并驾齐驱的，该教育方针的存在，不仅给音乐的重要程度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同样也可以看出音乐教育在学生整个教育阶段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层面取得了不断进展的同时，素质教育也在齐头并进，而音乐课程和之前相比，被忽视的程度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到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物质方面已经基本步入小康的前提下，人们逐渐把注意力转到了精神层面的锻造上，而另一方面，音乐教育的发展更是势如破竹，我国中小学教育学科在关于音乐研究上不断进行各类深入探讨和交流，每年关于音乐研究的更是达到了数以百计的程度。作为国家大力推行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先行者，多年来教育领域上成绩斐然，然而尽管如此，在音乐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相对来说就显得相对不容乐观，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应试教育的一个缩影所在，虽然我国已经在音乐教育方面相较之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始终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这就导致了音乐教育处在一个尴尬而又不受重视的地位，如何尽快改善这种局面，是接下来要研究的重点。

2．赣州市音乐教育的开课情况。

根据调查显示，赣州市的音乐开课情况良好，每班每周都能保证拥有一节音乐课的时间，这是一不错的现象，然而仔细调查就会发现，虽然在开设课程的设置上没有明显的问题，但是音乐课程却时常出现被其他主课比如语文、数学和英语占用的情况，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各班的竞争压力比较大，此外，又存在毕业班的升学压力的影响，追根究底，还是因为应试教育中对主学科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音乐教育，这也是为什么音乐教育的发展一直比较滞后的关键所在。

3．赣州市音乐教学设备的配备情况。

目前为止，赣州市在音乐教学设备的配备程度方面依然和国家所做的硬性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虽然一些重点学校在音乐设备的配备方面比起普通中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资源配置方面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是从这些教学设备的使用情况来看，他们的使用率并不高，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大型演出和重要赛事上以及给音乐特长生使用，在平常上音乐课期间，教师一般都是以口头作为宣讲的方式，没有进行其他乐器的辅助教学，而从普通中学中的调查研究情况显示的结果来看，他们甚至连专业的教师都没有配备好，这些现象不得不给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态度大大了打了个折扣，同时也对整个教学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关于改善赣州市中学音乐教育对策

1．大力提高全社会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

针对目前存在的状况来看，首先应该提高公众对音乐教育的认识，同时，还应该认识到音乐教育是整个教育界最基础的存在，必须引起各方人士的注意和关注，除此之外，中小学阶段正是一个人认知能力和综合能力发展最关键的阶段，在此期间音乐的存在能更好的将学生的品质和能力进行好的锻造和培养。

2．加大赣州市音乐设备的投入。

之前所说的赣州市存在音乐设备硬性条件不足的现象，其实这是我国目前音乐教育的一个缩影，加大音乐设备的硬件投入，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热情，对教学进度也能起到好的推动作用。

3．提高赣州市中学音乐教师的整体素质。

由于师资力量的原因，导致赣州市在音乐教育的传承方面和其他学校相比处于明显的下风，因此，注重音乐教师的整体素质培养，不仅有利于提升音乐教学水平，对于音乐教师资源潜力的开发以及后期师生之间关于音乐方面的互动也有很好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教育在学生学习阶段的初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目前为止在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上我国和国外相比依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同时赣州市又作为相对偏远的城市，在音乐师资和资源配置方面也稍显不足，但只要继续全力构建一个音乐和学科共举的局面，就一定能取得更好的进步。

作者：陈和林 单位：赣南师范学院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段继海．从中师教学新课导入浅谈教学素质教育［J］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3)42－43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7

学堂乐歌教育的产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究，既有鲜明的外力作用，又有深刻的社会内因。外力作用源于帝国主义对华的入侵。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与列强的坚船利炮掩护下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力宣传西方音乐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促使中国的传统音乐教育悄然发生着转型。此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势必影响到音乐文化的渐变，因而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改革的内在因素。当“中国封建时代的音乐文化产物———传统音乐已完成了其作为主流地位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时代呼唤着一种新的音乐形态的诞生，以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2］(P116)因此，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清政府先后搞了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三次近代化运动，这在客观上为新音乐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积极培养人才，开办了许多近代新式学校，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硬件上的准备。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因战争失败而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道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机。因为处于同时期的日本在经历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改革后，在使其建立起完备的西方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还废除了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此外，由于中国与日本在地域上较近，能够节省一定的留学费用，加之受“中日同文同种”观念影响，日本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最佳选择。在中，维新派领导人热情宣传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发展音乐教育，并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新音乐教育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早期改革人士的推崇，为学堂乐歌的传播推波助澜，如梁启超主张“今日不从事教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3］(P62)清末新政中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将“乐歌”列为学校必须开设的课程之一，加速了乐歌教育在学堂教育中的普及进程。当“1912年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政治、经济的混乱仍然困扰着各阶层的中国人民，从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讲，对于继续推行新的教育体制和发展新的音乐教育还是重视的。”［4］(P98)因此，从清末到民初，学堂乐歌具备产生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其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效仿西方音乐文化的实践中，开创了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新局面，接下来笔者就以学堂乐歌教育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挖掘清末民初新音乐教育在“硬件”与“软件”方面的创新。

二、新音乐之乐歌教育在“硬件方面”的创新

相较于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新音乐教育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乐歌创作与乐器选用、乐歌教学机构与教授科目、乐歌传播载体与教授对象、专业乐歌教育家的培养等方面。

1、乐歌创作与乐器选用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秦汉时的鼓吹乐，魏晋时的清商乐，隋唐时的琵琶音乐，宋代时的细乐、清乐，元明时的十番锣鼓、弦索乐等都是根据现成歌词、曲牌，填以新词，多以埙、罄、箫、笛、琴、笙、竽、鼓等传统乐器为伴奏，并且以个人独唱辅以乐器伴奏为主，例如琴曲《广陵散》《梅花三弄》，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阳箫鼓》，筝曲《渔舟唱晚》《寒鸦戏水》等等。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而言，学堂乐歌则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带入了“以借鉴西方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的音乐形式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创作阶段”［2］(P116)。学堂乐歌的歌词风格主要有“白话词风”和“典雅词风”两大类。歌曲基本上是用与西方和日本相通用的简谱或线谱记载的，根据现成曲调填以新词而编成。如“白话词风代表沈心工填词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而学堂乐歌的编创手法带有我国传统音乐中‘一曲多用’和‘一曲填词’的创作痕迹，但其所用之曲与所创之歌却成就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5］(P32)此外，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乐器对比，学堂乐歌的乐器多以西洋乐器为主，如风琴、钢琴、提琴等，伴随着乐歌的学习进行技艺的传授。学堂乐歌作为清末民初时期在新式学堂和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形式，由于它最初仿效日本音乐教育模式，所以在学堂乐歌创作的初期，它的曲调大都来自日本以及欧美，由中国人以中文重新填词而成。随着民间曲调的选用，学堂乐歌才进一步民族化。随着乐歌歌词内容的多样化造就的学堂乐歌为后来的工农歌曲、群众歌曲等歌曲的创作直接提供了范本。因此，乐歌教育在歌曲创作技法与乐器选用方面的新变化，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标志着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音乐教育向近代音乐教育的转变。

2、乐歌教学机构与教授科目

中国古代的音乐教学机构，自西周的大司乐开始，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音乐教学机构体。汉朝设有乐府以习汉乐，唐有大乐署、吹鼓署、教坊和梨园，宋代沿袭前代的教坊等音乐机构。这些音乐机构相对于学堂来说教育色彩较淡，更多的是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教育贵族子弟及享乐所用。礼、乐、射、御、书、数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必修科目，音乐教育在科举取士的学子心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四书五经才是正统。同时，“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和地方私塾学社的封建性垄断教育，使音乐教育没有独立发展空间。由于我国近代的新式学堂经历了教会学堂、私人开办新式学堂、政府设立新式学堂三个发展阶段，因此，学堂乐歌的教授是在新式学堂中进行的，新式学堂成为清末民初音乐教育中的主要教学机构。乐歌教授起初在教会学堂进行，这是西方传教士进行传教的一种手段。随着列强对中国入侵的加剧，爱国人士教育兴国，大力发展教育，投资兴办近代新式学堂，促进了私人学堂的开办。清末新政之后，新式学堂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学堂这种近代教学机构的设立为学堂乐歌的发展提供了教学平台。此外，乐歌课在普通学堂与专业的音乐师范学校中成为学生学习的必修科目。如1903年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中就将乐歌课列为必设课程之一；1907年颁行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开设乐歌课，但授课对象仅限于女子师范学堂的女生；1909年后在《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更是明文规定：“凡初等小学堂中必开设乐歌课，次年在高等小学堂中需增设乐歌课。”［6］（P51）在“中华民国建立后，教育当局规定‘乐歌’课为学校的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进行‘美育’教育,学校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7］(P132)学堂乐歌教育的创新在于，将音乐教育正规化，把音乐课作为一种必修科目确定下来。这反映出清末民初的新音乐教育改革在教学机构与教学科目方面的创新发展。

3、乐歌传播载体与教授对象

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提倡政教合一，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利用音乐作为其加强统治、歌功颂德和充当荒淫享乐的工具。不论是奴隶制时代还是封建时代的音乐教育都以贵族为中心，是为娱乐及王朝统治服务的。因此，中国古代的音乐是为寡人而非众人的。这种宫廷音乐与王朝统治下的音乐教育对象自然是贵族子弟，主要教学目的是为了约束贵族子弟的德行以及愉悦君王。乐师成为宫廷音乐教育、宗教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主要传播者。但随着封建王权的衰落直至被，宫廷音乐逐渐走向没落。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音乐文化也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下传入中国。这种传入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造成冲击，加速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民间化。当时“在戊戌维新变法影响之下，中国社会生活在广阔的领域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学习新文化知识，对西学的热衷与追求形成社会风气。”［8］（P89）学堂乐歌文化也在其学习之列，因此，留日学生成为乐歌教育的最初传播者。如著名乐歌创作者沈心工，在1903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着手在上海等地的普通中小学创设歌唱课和编写学校歌曲。留日学生的努力为学堂乐歌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宣传作用。与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相比，学堂乐歌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较大，音乐传授对象以平民为主，学堂乐歌中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摇篮曲、独唱曲，独唱、齐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由于“学堂乐歌把群众歌咏的方式引进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又使很多新的音调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成为我国音乐的构成因素，为以来的群众歌曲的创作和发展打下了基础。”［9］（P332）因此，乐歌教育在传播载体和教育教授对象方面的创新发展淡化了音乐教育中的封建等级性和落后性观念，使乐歌教育在清末民初能够迅速传播。

4、专业乐歌教育家的培养

“学堂乐歌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其发展经历了辛亥革命前的将近十年，辛亥革命后的将近十年，以后到全国解放以前三个阶段。”［10］（P17）在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学堂乐歌逐渐被专业音乐创作的各种音乐形式与作品所取代。但学堂乐歌不论是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还是对中国近代以后整个音乐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不可小觑的。学堂乐歌在其萌发阶段，将对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并进，因而产生了一批对当时社会产生启蒙教育思想的作品，开了音乐之新风气，同时也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专业乐歌教育家，如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萧友梅等。这些音乐人才以“爱国、民主、科学”为信条，以音乐为中心，开展多方面的音乐活动。如曾志忞，他是我国第一个尝试建立近代音乐学校的先行者，也是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的创办人，同时他翻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一本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乐典教科书》。曾志忞提出的要“为中国造一新音乐”，表达了他“吾国将来音乐，岂不与欧美齐躯，我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11］（P205）的理想。正是这些近代音乐家的努力，使乐歌在中华大地上普遍传唱，从文化心理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音乐审美听觉趣味和习惯。在行为上发生新变化的音乐体例，预示着中国音乐的成长进入新的文化转型。这一自觉性的文化选择，事实上已成为新的文化变迁的开始。他们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集体歌咏”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为后来军歌、工农革命歌曲的创作以及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打下了基础。这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是不曾有过的。

三、新音乐教育之乐歌教育在

“软件方面”的创新乐歌教育在“硬件”方面的创新发展，打破中国音乐的传统格局，在社会大转型时期，推动着新音乐教育在教育制度如外籍教师聘用与师范教育的施行、教育思想如启民思想、教育作用如教育救国等诸多“软件”方面的创新发展。

1、乐歌教育制度

科举制的废除使教育摆脱了从属于科举的附属地位，而乐歌教育为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元素。如梁启超所述：“今日不从事教育则以，苟从事教育，则乐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12］（P60）因此，他极力主张中国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新歌曲创作，以改变中国古代音乐“靡漫”缺乏蹈厉之气的缺点。然而，清末民初热情从事学堂乐歌创作与编曲的作者多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对于西乐的采用，部分音乐人士也是迫不得已。如曾志忞所说“以洋曲填国歌，明知背离不合，然而过度时代，不得已借材以用之”［11］（P206）。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式学堂对乐歌教师的需要，清政府允许音乐教育中聘请日本教师来我国担任乐歌教学，如“1903年，蒙古喀喇沁王府内创设‘毓正女学堂’，聘日人河源操子任堂长兼音乐教习，每周计有音乐课两节”［13］（P226）。此外，乐歌教育作为新教育学科之一，始终备受重视。自维新变法起，我国除了在小学中普及学堂乐歌教育外，还在自己创办的近代大学中提倡乐歌教育。同时，政府也会通过示范建立音乐师范制度来发展本国新音乐教育，如1912年9月和12月分别颁布的《师范教育令》和《师范学校规程》以及次年2月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乐歌被列为师范教育的必修科目。与传统音乐教育相比，乐歌教育在培养目标上更重视人格的培养和训练。虽然此时期的师范专业训练在乐歌教材教法、音乐教育实习中的分量不大，但这毕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音乐师范教育的发端。师范教育专业化为培养专业人才，补充师资缺口提供了有效渠道，同时也促进了专科音乐师范学校的建立。清末民初的音乐教育改革在外籍乐歌教师聘用和师范教育的实行，是对传统音乐教育常规的打破，这加速了授课主体的近代化，为乐歌专业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2、乐歌教育思想

“音乐思想是每一个特定时代的音乐教育家和音乐人士，在音乐实践的基础上对音乐历史与现实问题以及两者之间关系所形成的不同观点形之于文字的思想结晶”［2］(P130)，而音乐思想又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思想，以儒家的礼乐思想为主。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音乐多以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周公制作礼乐为维护君臣上下等级秩序，打破了原始社会音乐教育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礼与乐互为表里，其教育作用各有侧重。正所谓“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内容则是国家政治状况与社会风气的反映，如《礼记•乐记》所载“审乐以知政，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和；亡国之音衰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它强调了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符合当时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的需要。学堂乐歌中所传达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出一种时展性与民族紧迫性，其表达的救国、新政、平等等启民教育思想也体现在乐歌中，如表达强烈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的爱国精神的《何日醒》，表达欢呼帝制、建立共和新政胜利的《革命军》，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的《勉女权》，鼓吹学习新文化、倡导除去旧习俗、树立新风气的《格致》等等。此外，作为启民意识的一部分，美育意识在近代中国给创伤中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剂良药，萧友梅曾指出：“音乐同唱歌于美育很有关系，我们不能因政府不重视音乐教育，就不研究音乐。”［14］(P163)譬如沈心工作词的《祝幼稚生》便是表达热爱生活与自然审美教育的作品。由于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为救亡图存，因此，此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围绕启迪民智展开，乐歌中所传达的教育中心思想在于启民，从而使国民摆脱“只知有朝廷而不知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15］(P3-4)的落后状态，这才是新音乐教育思想的实践性价值所在。

3、乐歌教育作用

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正所谓“兴庠序教化，施礼乐之道，以劝天下之人”，从而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德行，维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秩序。而学堂乐歌教育的作用则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紧相连。中国在清末民初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在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乐教育改革领域中实施了反抗外敌侵略的自我改良图强举措。因此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教育激发国人的斗争意识，已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3］（P46）。重在指出学堂乐歌教育在振奋精神、激扬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的教育功能的转变，是时代的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催化作用的结果，乐歌歌词也是对教育救国作用在歌词内容中的体现。如夏颂莱编《何日醒》中所述：“一朝病国人都病，妖烟鸦片进，呜呼吾族尽，四万万人厄运惨，饮吾鸩毒迫以兵，还将赔款争，宁波、上海、闽粤厦门，通商五口成，香港特相赠，狮旗猎猎控南凕，谁为戎首，谁始要盟，吾党何日醒”。抒发唤起民志，救亡图存的拳拳之心，具有直逼灵魂的震撼力。”［5］(P50—51)其内容在于激发国人的救亡图存意识。又如李叔同编配乐歌《祖国歌》中所述：“上下五千年，一脉廷，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事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16］(P71—72)，意在启发国民的爱国意识。由此说明，此时期乐歌凸显出的教育救国思想是时代背景的反映与要求，它能够激发爱国热情，成为唤醒民族救亡图存自觉性的歌曲。

四、结语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8

关键词：音乐教育；学校教育；民族音乐；文化

学校教育的本质是在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文化，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切入点，对提高人才素质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已经引起了全国高校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音乐的属性是文化，学校音乐教育承担着发展音乐文化的重任，因此，音乐教育更应注重其文化属性。

音乐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技能和音乐基本知识，音乐教育更是音乐文化的教育，要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作为技术训练的音乐教育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为其存在依据（不仅仅是基础），这种教育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于受流行音乐的冲击、教师自身素质的影响和缺少良好环境，导致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情感、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意识、甚至是民族精神日趋淡化。据一份对部分中小学及高校学生喜爱音乐类型的调查显示，现在学生对音乐的喜爱程度依次是现代流行音乐、西洋古典音乐、中国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是我们的母语音乐文化，但却被学生摆在了最后。中华民族古老而深厚的音乐文化，面临着不断弱化甚至有可能失传的危险，这不能不引起音乐工作者的深刻反思。

当前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忽略了学校教育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这一前提，这使得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了解甚少，传统音乐出现了不断淡化的趋势。究其原因，我们在对音乐教育的认识上，严重忽视了它的文化属性，在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上，学校音乐教育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确立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作为学校音乐教育根基的地位" ，导致了在民族音乐教育方面严重缺乏的情况。"应将民族音乐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引进到音乐教育中，并将其作为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基础。"我们要从音乐教育的文化属性来认识音乐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对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认识，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不断强化民族音乐教育，弘扬本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

对于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必然要涉及到音乐的文化传承方面。"民族文化作为培养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各国教育领域的高度重视，寻求本文化资源成为各国家、各民族谋求生存、促进发展的基本国策，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被提到了作为本文化重要资源的高度。重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已成为世纪开端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中国民族音乐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载体。音乐文化是民族发展的产物，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影响着民族的发展。我们了解民族音乐也就了解了我们自身文化的血脉。

同时，我们强调本民族音乐文化，并不是将外来文化拒于学校大门之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确立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学习古今中外优秀音乐文化，两者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外来文化的互补与本土文化的自强是必不可缺的两个方面。在接受外来音乐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持民族音乐文化的完整性，使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得更好，树立起我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心。

对于我国的音乐教育而言，更需要的是加强民族音乐艺术的地位，把祖国的文化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与出发点，在学校中注重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兴趣，培养学生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同时尊重其他国家文化，能以宽阔胸怀接受人类一切优秀艺术文化和不同种类的艺术形式。

将音乐作为文化来定位改变着音乐教育，音乐教育要强调回到音乐本身，强调民族性，以学生为主题。但现在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也值得思考：当一些有识之士在不断呼吁音乐教育的文化属性、强调应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之际，有的学校音乐教育仍对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采取了忽略和轻视的态度，使得音乐教育反而强化了知识技能教育，越发偏离了音乐教育的本质，这不能不说是与对音乐教育文化属性的认识问题或未达成共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已经走到了新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我们的音乐教育，观察人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反应，不能不去考虑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不得不去思考我们民族的未来。

新世纪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要通过在教育中树立以民族音乐为本的观念，与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世界音乐教育发展趋势相协调，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教育学生不仅有良好的音乐素养和文化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完备的人文精神，建立起完整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

要实现这一理想目标，需要音乐各领域专业人才的共同努力：包括完善民族音乐教育的体系，改革现有音乐教育教学方法，制定民族音乐内容完善的教学内容和大纲等，同时也需要音乐教师提高自身的民族音乐素养。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也许需要几代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但其意义更加深远，它将以音乐的形式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凝聚力，展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身份，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民族特性等，且对今后民族音乐的创新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谢嘉幸.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J].音乐研究，1994（2）.

[2]谢嘉幸.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J].中国音乐，2000（1）.

[3]修海林.'人'与'艺'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两种体系的存在与启示[J].音乐研究，1994（2）.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9

关键词：李叔同；音乐教育；文献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求新图变的时代。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震荡变革，我国的音乐教育学科也在短短的百余年里，从古代到近代、从现代到当代，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犹如雷奔电驰一般。在继承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科学的音乐教育理论，从古代音乐教育形态转型为近代音乐教育科学；从广义的音乐教育到具有特别指向的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学科；从翻译、介绍和借鉴外国音乐教育知识，到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独特理论品格的音乐教育学科体系。这样以来，一方面使得我国近代以来的音乐教育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许多音乐教育问题一掠而过，未能及时地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展开探究；另一方面，又使得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紧紧随着时代的脉搏、现实的社会音乐生活，急迫的音乐教育课题迅速的前进，致使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打上了某些政治性的、功利主义的印迹。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出现了不同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我国新式音乐教育从20世纪初年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长的过程。音乐教学制度、课程标准、教学方法、教材建设等等，无不如此。”如：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则成为近代我国新式学校的起点，在19世纪末我国兴起的新式学堂中，均未将音乐课程列为必修课。直到1901年，由上海地方政府创办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才在学校课程中设置了音乐课，这是我国现知最早开设音乐课的学校。本文认为研究我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在学校教育中设置音乐课这一历史实事、考察为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先辈教育家、借鉴和学习他们的音乐教育经验，这对于我国当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中外音乐教育实践的历史表明：“任何时代的音乐教育思想，都是在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受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和制约的。”我想，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此。

一

所谓音乐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下，在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教育现象与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教育思想。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内容虽然各式各样，纷繁复杂，但无例外地都围绕着培养人这个中心，回答各个时代社会所提出的教育的基本问题。”具体到音乐教育思想方面就是：音乐教育的作用与地位，音乐教育的目的与方针、音乐教育的内容、音乐教育的方法、音乐教育的对象――学生与教师等。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导致各个音乐教育家对音乐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思考的不同，并存在着多种看法，针对具体的情况提出各自的意见，由此也就产生出不同的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形式，对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应该从他的具体音乐教育实践进行考察，进而阐明他的音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和意义。

李叔同作为我国近代艺术与学堂乐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诸多艺术领域中都起到过开拓性的作用和贡献。他创办我国近代第一个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也是最早将西洋作曲法引进我国的人之一；他发起组织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一“春柳社”，并首次在《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成为中国话剧史上饰演茶花女的第一人；他不仅是最早引进西洋绘画方法的人，同时也是我国推行写生的首创者。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第一批从事现代艺术――音乐、美术的教育园丁们，大都出于他的门下，如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李鸿梁，以及再传弟子缪天瑞、唐学咏、钱君、孙继南等，他们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突出的贡献。有李叔同作词配曲的《祖国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沸腾了千百万爱国者的满腔热血；《送别》、《春游》、《早秋》等歌曲，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听到那美妙的音乐音响等等。他在中国音乐教育实践领域所逐步形成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立的理论意义。正如李泽厚所说：“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另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有的相似只是外在形式，有的则是因为同一或类似的本质规律在起作用的原故。”之所以选择“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也正是基于他在近百年来的我国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影响的音乐教育思想，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实践，还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并且这种作用和价值，对今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还将继续发挥着影响。“可见，一切个人的素质、性格、教养，事件的偶然、巧合、骤变，尽管可以造成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严重影响，远非无足轻重，但如果与这历史必然的途程比较而言，也就相对次要了。”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对于李叔同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从历史的视角看不过是一瞬间，然而历史的偶然一瞬间可以是一代人的几十年，从而通过种种偶然去理解和把握必然，促使偶然更多地和更充分地体现历史前进的必然，就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学习任务，同样也是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了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为研究的对象。

二

对于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一专题，迄今已有的中国音乐史(音乐教育史)和艺术史(艺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太都有所涉及，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一)全集与传记类专著：主要有：《弘一大师全集》(1－10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丰子恺文集》(1－7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弘一法师――李叔同》(金梅著，2002年出版)、《弘一大师传》(陈慧剑著)、《弘一法师》(中国佛教协会编1984年)、《丰子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小传丛书)(刘英著2002年出版)、《丰子恺自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丰子恺自叙》(苑兴华编1996年出版)、《写意丰子恺》(钟桂松叶瑜荪编1998年出版)、《丰子恺――文苑丹青一代宗师》(黄江平著1999年出版)、《丰子恺新传》(陈星著1998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向延生主编)，《漫画家丰子恺》([挪威]克里斯托夫・哈布斯迈尔著，陈军译2001年出版)、《钱君传》(吴光华著2001年出版)、《缪天瑞的音乐生涯》(高燕生、刘连捷主编2000年出版)、《命运的二重奏――弘一大师与刘质平》(曹布拉著2001年出版)等等。上列这些文集、全集和传记， 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音乐创作等角度，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这些文献资料和传记，是研究和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依据和重要文献资料。只是有些传记侧重于文学的描写，其研究价值不足。

(二)研究类专著：主要有：《弘一大师艺术论》(曹布拉主编，2000年出版)、《弘一大师新论》(方爱龙主编：2000年出版)、《弘一大师考论》(陈星著，2002年出版)、《漫忆李叔同》(余涉编98年出版)、《我看弘一法师》(陈星编，2003年出版)、《清空朗月》――“李叔同与丰子恺交往实录”(陈星著1997年出版)、《品茗说弘一》――“弘一大师与文化名流”(陈星著2001年出版)、《新艺术的发轫》――“日本学者论李叔同与丰子恺”(曹布拉译2000年出版)、《李叔同歌曲寻绎》(陈星著1994年出版)、《丰子恺经典作品选――缘圆堂》(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道消失的风景――丰子恺艺术思想研究》(朱晓江著2001年出版)、《丰子恺论》(朱晓江主编2001年出版)、《丰子恺研究资料》(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丰华瞻、殷琦编1985年出版)、《丰子恺研究》([日]杨晓文著1998年出版)、《丰子恺的艺术世界》(陈星著1993年出版)、《钱君的艺术世界》(司马陋夫、晓云编1992年出版)、《弘一大师文集》(书信卷)(一)(萧枫编注1996年出版)、《丰子恺艺术随笔》(孙冰编选，1999年出版)等等。此类专著对李叔同研究比较深入，有些研究专著也有深度。但主要侧重美术或艺术总论方面，专门研究音乐教育思想的不多，并且也显得比较单一。这些研究大都侧重文学、艺术、美术等层面，而对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活动与贡献、音乐创作与实践等方面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三)中国音乐史中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汪毓和编著2002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徐士家编著1997年出版)、《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等主编，1993年出版)、《中国新音乐史论》([香港]刘靖之著1998年出版)、《中外音乐交流史》(冯文慈著)、《中日音乐交流史》(张前著)、《中外音乐交流史稿》(陶亚兵著)、《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张静蔚编选、校点1998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汇编》(一、二、三、四、五)(中国音乐研究所编、油印)等等。在这些中国音乐史、中外音乐交流史中，论及到学堂乐歌和20世纪20年代中国音乐发展时，对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及音乐教育活动，有比较简单的论述，均未展开讨论。然而这类研究也是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四)中国音乐教育与专题研究类：主要有；《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1840――1949)(俞玉姿、张援编2000年出版)、《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俞玉姿、张援编1999年出版)、《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伍雍谊主编1999年出版)、《音乐教育展望》(戴定澄主编200]年出版)、《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马达著2002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孙继南编著2000年出版)等等。这类研究中对于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在文献资料和音乐教育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在各种音乐词典和相关的论集中，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论述。如：《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音乐词典》、《中国音乐词典》(续编)(缪天瑞主编)、《音乐百科词典》(缪天瑞主编)、《大陆音乐词典》(康讴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900――1949)(王宁一、杨和平主编2000年出版)、《硕士学位论文集》(音乐卷)(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音乐知识手册》(1－5卷)(薛良主编)等等。

(五)学术论文类：主要有：《李叔同――弘一大师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孙继南)、《李叔同――弘一大师的音乐观及其歌曲创作》(戴嘉枋)、《弘一大师的音乐》([美]叶明媚)、《弘一大师在美学上的地位》(刘继汉)、《弘一大师的艺术与吾人之身心修养》(侯秋东)、《李叔同浙一师时期的艺术教育实践》(陈星)、《论李叔同的艺术观》(杨晓文、张恒悦)、《从李叔同的歌曲创作看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的影响》(温和)、《浅谈弘一大师的教育思想》(杨永庆)、《李叔同的性格与人格》(杨晓文、张恒悦)、《关于李叔同若干史料的补充》(郭长海)、《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丰子恺)、《先器识而后文艺――李叔同的文艺观》(丰子恺)、《弘一上人史略》(刘质平)、《一代名师――忆李叔同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片断》(吴梦非)、《我的老师李叔同》(李鸿梁)、《忆弘一大师》(钱君)、《我与弘一法师》(丰子恺)、《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朱光潜)、《李叔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运动中的贡献》(孙继南)、《艺苑高名传四海――启蒙音乐家李叔同》(孙继南)、《近代艺术教育的拓荒者――音乐教育家吴梦非》(刘立新)、《名师高徒、一脉相承――音乐教育家刘质平》(孙继南)、《奉献给艺术事业的一生――画家丰子恺的音乐著述》(丰元草)、《众多的谱集、无形的丰碑――音乐出版家钱君》(刘立新)、《辛勤耕耘、潜心探索――音乐理论家缪天瑞》(何芸)、《弘一大师有关人物论文集――弘一大师与刘质平的因缘》(孙继南)、《以德感人、以乐化人――弘一大师的乐教精神》(孙继南)、《李叔同歌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孙继南)、《海峡两岸弘学研究日益深入》(孙继南)、《李叔同歌曲艺术的研究、继承与发扬》(孙继南)、《从李叔同编创看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孙继南)、《直行终有路、何必计苦荣》――访孙继南教授(石山)、《中国最早的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孙继南)、《李叔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运动中的贡献》(孙继南)、《值得重视的以讹传讹现象――从李叔同歌曲谈起》(孙继南)、《漂泊异乡、魂归故土――寻访始末及初探》(孙继南)等等论文，从人物、音乐教育活动、音乐创作或艺术观点的角度，直接或间接的论及有关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问题。这些成果对深入研究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与本论题相关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李叔同的艺术活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与艺术实践诸方面。研究成果中以人物的个案为线索的居多，主要是对人物的生平、传记、艺术贡献等侧面大致地作出了勾勒，这对于我们深入探索李叔同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或艺术主张，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参照。如：孙继南先生发表的《艺苑商名传四海 ――启蒙音乐家李叔同》、《李叔同――弘一大师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李叔同歌曲艺术的研究、继承与发扬》、《从李叔同编创看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李叔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运动中的贡献》等，就较详细地阐述了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相关的内容涉及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音乐小杂志》与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以教育为宗旨的创作实践”、“桃李无言自成蹊”、“育人为本的音乐教育观”等，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及他的音乐教育思想的生成的原因是十分宝贵的。再如：丰子恺先生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撰写的《为青年说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先器识而后文艺――李叔同的文艺观》、《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刘质平撰写的《弘一上人史略》、陈星撰写的《李叔同浙一师时期的艺术教育实践》等文章，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通过某种专题或近现代音乐教育史进行的相关研究，则有利于我们更深人地了解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的各种变化，把握各个历史时期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变化的基本轨迹。如：伍雍谊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则从“近现代学校美育与音乐教育思想”、“近现代学校美育与音乐教育法规建设”、“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创始及发展”、“音乐师资的培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描述；马达的《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从“清末民初期的学校音乐教育”、“五四”运动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学校音乐教育”等论域进行了详尽的展开讨论；孙继南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分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上编以编年史的方法，记录了1840年至1949年，下编记录了1949年至1989年间我国音乐教育发展里程中的音乐教育重大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为研究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提供了背景依据和历史线索；还有从音乐教育家个案研究人手的成果也值得注意。如：曹布拉著的《命运的二重奏――弘一大师与刘质平》、高燕生、刘连捷主编的《缪天瑞的音乐生涯》、刘立新的《近代艺术教育的拓荒者――音乐教育家吴梦非》、孙继南的《名师高徒、一脉相承――音乐教育家刘质平》、丰元草的《奉献给艺术事业的一生――画家丰子恺的音乐著述》、[日]杨晓文著的《丰子恺研究》、朱晓江著的《一道消失的风景――丰子恺艺术思想研究》、刘立新的《众多的谱集、无形的丰碑――音乐出版家钱君甸》、何芸《辛勤耕耘、潜心探索――音乐理论家缪天瑞》、孙继南的《弘一大师有关人物论文集――弘一大师与刘质平的因缘》、石山的《直行终有路、何必计苦荣》――访孙继南教授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了个案研究。另外，海外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重视。如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台湾学者、新加坡学者、香港学者等的相关研究。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全面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大有帮助和启迪的。目前看来，在诸多与本论题有关的研究成果中，还缺少将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作综合性研究的成果，现有的局部研究成果也只是侧重李叔同一般的音乐思想和艺术活动的初步描述，甚少涉及更宽泛内容的深入探讨，更缺少将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置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置入中国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系统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所以，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不能全面反映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独特贡献、思想和变更的流程；不能准确地描绘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在各个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影响的历史事实和全貌。鉴于此，本论题的研究，将力图在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和作更深入的、拓展性的研究。

三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音乐教育传统的文明古国，在历代音乐文化传播传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征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系统，并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教育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因此，本论题的研究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坚持以史为基础、以论为辅助、史论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采取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研究思路，将努力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充分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因为研究和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其真正的目的，应当是进一步从历史中接受启发，并对其合理思想加以发挥，以为今天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需要。”所以，尊重历史事实，给研究对象以公允的评价，这是一个研究者的最基本的责任和素质，也是研究本论题的基本思路。

(二)研究和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还应该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文化发展背景中进行考察，不能仅就其本论题中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进行隔靴搔痒式的研究，要透过中国近现代史中折射出其它文化教育领域所反映出的教育思想。去进行全面的梳理、比照，从而揭示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独特存在方式、本质规律、价值体系和理论与实践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所以，研究和探讨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目的和意义，就应该取这样的思路。

国外的音乐教育篇10

（赤峰学院 音乐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改革和知识体系碰撞的大数据时代，目前高校声乐人才培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待解决。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人才培养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本次研计会的召开，有利于促进高校声乐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既能成为教书育人的合格教师，又能成为在舞台上演唱的合格音乐人。

关键词 ：音乐教育；专业声乐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33.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264-03

2014年12月21日至22日，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人才培养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扬州大学音乐学院主办，《歌唱世界》编辑部承办。来自教育部体卫艺司、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院校的3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本次会议采用了主题发言、分组研讨、教学音乐会等方式进行。北京师范大学佟军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肖黎声教授、江苏师范大学苗雨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李海鸥教授应邀分别就“声乐人才培养规格与模式”、“声乐人才属性和培养定位”、“声乐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选择”、“专业声乐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等议题作交流发言。与会代表围绕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人才培养质量主题进行分组讨论，针对声乐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各抒己见，深入探讨。

12月21日上午9点，“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人才培养研讨会”开幕式由扬州大学音乐学院张美林院长主持。参加此次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主要有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女士；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刘辉教授；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高师声乐学术委员会主任俞子正教授；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肖黎声教授；扬州大学副校长刘祖汉教授等。刘副校长致欢迎词，刘校长简要介绍了扬州大学百年办学的历史，特别提到音乐学院院长张美林教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打造的大型原创歌剧《运之河》中担纲主演，携学院师生在国家大剧院成功演出，进一步彰显了学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人才培养的影响力，并说“我相信，本次研讨会不仅会对全国声乐人才培养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将会对促进我校声乐学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莫蕴慧女士发言说：“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是一个涵盖高等音乐教育、初等音乐教育、基础音乐教育和社区音乐教育的全国性音乐教育学术团体；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唯一代表中国的国家会员。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主要的音乐教师教育院校是本会的理事单位……承担高师声乐学术委员会秘书工作的《歌唱世界》杂志，一直是高师声乐学术理论建设和实践研讨的重要学术阵地，在主席文艺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我们此次在声乐人才的属性与培养定位、培养规格与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选择、声乐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等议题的研讨、碰撞，不仅会对每一位与会者的治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考和启发，还会对高等声乐教育专业的大发展，在路径和目标方面的工作实践上，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正是这样的思考与启示、影响与作用也将成为回馈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此次盛情款待的最好方式”。

一、高校声乐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改革和知识体系碰撞的大数据时代，目前高校声乐人才培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待解决。会议上各位专家就声乐招生、人才培养、西南地区声乐教学困境、声乐教师科研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朱艳红副教授说，作为一名师范类院校的声乐教师，不管你是学美声的还是学民族的，都得教。湖北工程学院的张青副教授都提到二本院校师范专业的就业压力很大，学生要学会很多技能，流行元素越来越引起学生们的关注，这就要求老师们与时俱进，多样的教学方法。扬州大学音乐学院高洁老师发言说，音乐心理发展要进行科学引导，音乐教育具有综合性特点，课程设置、评价体系、教材编制具有科学性秩序，音乐教育专业涵盖所有音乐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学生要具有综合性，要具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要求音乐教师要适应不同环境，学生要有高尚的师德。对于高洁老师理想型发言，南京师范大学俞子正教授回应道，讲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人才是教育的一个美好设想，但是现实教育中是很难做到的，太难了。素质人才不仅是知识技能的结合，更为重要是人格的问题，包心理、情绪等，现实生活中很多因情绪个性问题导致不良事情的发生，我们无以言表。俞子正教授讲到他自己没有学过教育学、心理学，而是通过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教学。书本上的是知识，知识不等于文化，我们要把知识转化自身的文化。教育我们要认清自身的道路，就像我们很多人喜欢音乐，但并不适合音乐。课程标准，学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很多现实问题是复杂和无奈的，作为教育者很难做到熊掌兼得。作为教育者我们把份内工作做好，就很难。作为教育者，我们要要有敬业的精神，同时也要面对现实。山东师范大学李海鸥教授讲到，山东师范大学音、体、美专业在社科评奖、科研评奖方面与与其他学院相分离。特别提到师范类大学要突出师范性和专业性，各类项目的展开要积极联系和说服各地方领导。作为青年教师是不能舍弃舞台的，有经验的老师要学会谦让，让我们的学生走出去参加各类比赛和演出。张青副教授提出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呼吁扶持技能型教师的科研发表平台进行完善与扩大，多为技能型老师建立一个更公平合理的职称评价平台。对此，《歌唱世界》副主编杨旭讲到，对技能教师文章发表所遇到的困难深有感触，而目前很多声乐教师会以其他专业知识来填补自身的空缺，我们应该质疑声乐教授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由于现在教育评价体系，迫使声乐老师要写文章发文章以此来进行职称的评选。《歌唱世界》这本杂志成立时非常明确要为高师声乐学术委员会服务，会员投稿会有一定的尺度、也会宽一些。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威海分校、音乐学院创始人曲洪启教授针对“拉帘子”、“录音”招生只听“唱”不看“演”的方法提出批评，他认为这是对学校办学的不负责任。云南师范大学的夏毅和副教授指出，音乐教育地域性比较重要。第一，语言关过不了，嗓子好培养不出来，第二，文化底蕴跟不上，理解能力差。第三，现在流行的原生态音乐只能存在于地域性的文化传承的形态中，无法在教学中开展。第四，每年本校在省外生源投放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如山东等外省高考生的质量远远高于本地生源，甚至本校研究生实力与省外本科生是一样的。第五，云南音乐在云南政府领导的大力扶持与重视下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发展。但音乐是一个长远的规划与策略，不能仅仅为了比赛短期的功利性，不能只打着少数民族的旗号，而将经费用在“大理请北京的演员，丽江请上海的舞者”上。苗教授说“我们碰到的问题，关键都是声乐专业的特殊性造成的，一对一教师成本太高，老师薪酬与劳动付出不成正比”时，激起了在座的各位老师多年来的共鸣相互倾诉教学中的苦衷。白教授介绍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学院生存与扩招、音乐教育的现状，怎样将学生扩招与国家配套拨款相协调，保证学院的长远发展。他一针见血的指出，研究生教育不过是在续本而已，真正好的生源由于政治、英语都被挡在门外。肖先生回顾了2004年以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之高师声乐学会的历次换届及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每次会议中关于教育理念研讨、思想交流碰撞和声乐教育发展导向性的作用都能令参会的所有老师专家学者得到收益和启发。如何鉴定和衡量教师的艺术实践成果，他认为比赛认证体系很重要。比如我们举行全国高师声乐比赛，做大做强并增强比赛知名度，办出我们真正的品牌，并真正让不远千里远道而来的全国声乐教育的学生老师在教学和学习上有一定的水准提高。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建国教授建议会议要充分凝炼主题，避免漫谈，并指出现代高师声乐教学中出现的培养过程学分化、教师教学功能异化、学生考试目的功利化，教学内容和考核制度的单一性、偏重一专，忽略多能的培养方式等问题。

二、高校声乐人才培养的措施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针对高校声乐人才培养的问题各抒已见，纷纷提出了应对措施。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苗雨教授介绍了江苏省音乐学院的教学情况。为建立全面有效型人才培养入口，采取扩大外省招生、组建乐团、完善专业设置问题并将学生分层分类培养的措施，一部分培养“五项基本全能”的综合型就业人才，一部分有意挖掘音乐表演专业性演唱者。真正贯彻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威海分校、音乐学院创始人曲洪启教授说：山大艺术学院基于高校声乐教育的特殊性，决定每年音乐类招生由一部分本院专业老师参与，另一部分由外请评委专家库中抽签参与，真正实现将招办考试公正公平性与符合艺术人才选拔规律相结合，使生源质量整体得到提高，为山大艺术学院声乐教育人才更好的培养与更长远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曲教授还提出，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音乐学院发展定位应从两方面建立：第一不能完全按专业音乐学院的路子走，也不能完全按师范类培养中小学老师的目标走。所以折衷后专业向音乐学院看齐；文化向师范类学校看齐。第二建立有规模有规格的合唱团和交响乐团，控制招生人数以80人为最佳。北京师范大学的肖艳副教授发言使人百感交集，她说他们20来年声乐招生一直严格控制在8个人，真正保证了教学的时间和质量。苗雨教授说到江苏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改革，如开设声乐理论课，扫盲一个学期后，由期末考试成绩和老师评价结合来竞争下学期争取“一对一”的授课名额，这样解决了声乐教师待遇与学生扩招的现实矛盾，同时针对学生兴趣与就业需求，将学生从器乐和声乐、舞蹈等进行方向型教育分层。苗雨教授说：一个学科一个院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好的领导带头人。音乐学院要争取自己在综合性大学中的边缘学科地位并得到成果认可，同时增强自身艺术人文素养，真正做出成绩，增加丰富多彩的大型艺术实践活动，强调专业特殊性，培养出一些代表性高端人才，让学校领导看到我们艺术学科在服务于地方文化发展、提高学校文化宣传软实力中的不可替代、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的郑伟老师是留学于美国的声乐博士，她出国的经验与心得是，第一，中国和外国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不同，中国人都是希望孩子学习音乐能够成名成家，而外国人则把学习音乐作为自己的爱好；第二，国内与国外教育方式不同，国外老师比较喜欢鼓励学生，使学生充满自信，而国内老师则多以批评为主；第三，国外表演机会很多，表演热情很高，例如敬老院、社区等等，而国内学生表演机会则较少，一般比较内敛、不自信；第四，国内外的课堂气氛不同，国外学生上课做笔记、听课非常认真，成绩与平时的表现挂钩，学生善于提问题、善于思考，国内学生的表现要稍微差一些；第五，国外的老师除了会说英语之外，还会讲法语或者德语这是一个优势。而对于我们亚洲人演唱外国歌曲来说，语言方面是我们的一个弊端，同时这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另外，郑伟老师特别介绍了歌唱的5个W，分别是：When、Where、Why、What is happening、Who you are，不管是歌剧还是艺术作品都要分析一下作曲家、研究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的？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发生事情的前后发生了什么？你是谁？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到，这时候你唱歌曲才会有味道。佟军教授提出在市级高校和省级高校两个层面，在教育部总的音乐指导方针、教学框架下，声乐教育要在三种专业技能结构下展开，第一，进行基本生理结构机能研究，如嗓音发声，气息等教学常态；第二，在基础层面下，要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认知。第三，大家希望有一个音乐实践的标准评判体系，逐步打造各高校的办学特色，建立全方位实践发展平台。

苗雨教授总结说，要以市场需求定位培养方案，并进行教学探索，制定真正让学生受益的专业课程，组织专家讲演团进行全国性教学巡演观摩，培养学生技能基础与素质拓展共同发展，建立3+5+2的培养模式，即十分之三是明星艺人、十分之五的师资输送和十分之二的高端人才如考研、出国的不同就业方向等。

22日上午9:00，历时一天半的“高等师范声乐学术研讨会”闭幕式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虹桥专家楼举行。闭幕式由山东师大音乐学院院长李海鸥教授主持。音乐教育学会副理事长肖黎声教授代表教育部体卫艺司万丽君副司长就高师音乐教育教学改革提出几点意见：

1.高师院校要关注当前国家教育改革的发展动向，强调正确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集中体现在把重视美育与素质教育提高到适应时代需求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审美教育与人文素养的要求。教育部近日出台的中小学学生测评，明确提出品德与艺术素养的内容。

2.高师教育教学改革要统筹协调，要坚守教师教育的办学方向，关键是课程设置，要突出师范性。要明确哪些是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知识技能的核心课程？特别是开好专业必修课、选修课，课程不能太随意，不能因人设课。

3.高师教育教学改革，一定要适应基础教育艺术师资的社会需求。中小学一线校长反映，对新招收的高师毕业生都不满意，特别是指导课外艺术活动的能力差。高师院校应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有的院校与基层农村中小学结对子，把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起来，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