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论文范文10篇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1

（一）什么是教育科研论文

教育科研论文，简称教育论文，它是用来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描述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教育论文是学术研究的结晶，而不是一般的“收获体会”，教育论文应有学术性，所以它是学术论文。

理解教育论文可以从两点来把握：教育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教育研究的一种手段，教育论文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

（二）为什么要撰写教育论文

1．教育科研成果需要总结、记录、表达

教育科研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思维活动，并且又需要把其科研成果描述出来让别人了解。我们进行教育科研、思考问题，只凭脑子想是不可能的，需要用文字把思考的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加工、整理、提炼，记录下来，使创造性的思考一层层展开，一步步深入，并在纸面上视觉化，以使课题得到解决。

2．教育科研成果需要推广交流

教育科研成果要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就得借助教育论文把它描述出来，公诸于世，进行交流，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翔实的材料和科学的依据。

3．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撰写教育论文，既能反映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又能反映其业务能力、创造能力；既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又可以提高其科研能力（思维的系统性、明确性；分析、归纳、演绎、判断、推理能力）；既可以把它作为考核知识、检查能力、锻炼思维的手段，又可以把它作为职称、职务晋升考核的依据。

可以这评说，教育论文是检验写作者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理论修养的“窗口”，是考核知识水准、业务专长的标尺；同时，撰写论文是训练思维的过程，也是关心社会，关心未来，扩大视野的过程。所以，无论是从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还是从延长学术生命的角度，我们都必须回有所进地写作教育论文。苏联学者A•H鲁先生在《创造心理》一书中说：“发表科学论文是衡量科学家创造才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创造才能的高低。”这正说明了研究是前提，是基础，论文是“窗口”。撰写教育论文无论是在提高教师素质和促进教育科学的繁荣上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教育论文的特点

教育论文应较系统和专门地讨论与研究教育科学领域中某种现象或问题，思考和动笔都是从科学研究这个目的出发的，比一般论说文更富理论色彩和专门性。它涉及的范围较广，在教育科学这个辽阔的领域中，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观察和分析有重要价值的现象和问题。它不象一般论说文那样，可以就具体事件议论得失，评定是非。它的生命力及其价值，是在于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内容上的创新意义。它比一般论说文更强调新意（即新见解、新成果、新思想）。

1．学术性

教育论文是学术成果的载体，是学术研究所形成的产品。它侧重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抽象地、概括地叙述或论证，其内容是系统性的、专门化的、因而，这种文体必然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它不是教育现象的外部直观形态和过程，而是教育发展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它具有深思熟虑的学术见解，但又不是偶感式的杂谈或社会性议论。教育论文中，某一教育现象也不象“经验”那样完整、具体、形象地反映着，而是按照思维的认识规律被解剖、抽象地反映着。它致力于表现教育的本质，揭示教育的规律性。它与教育、教学经验文章相比较，它是理论的。虽然它要取材于某一具体教育、教学活动，但不叙述其细节，只是经过提炼，“抽象地反映”并上升为理论，写成论文。教育论文如果没有学术性也就失去了教育论文的资格。所以，学术性是教育论文最起码的条件。

2．科学性

教育科研的任务是要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建立和丰富教育理论，使之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南。这就要求作者对传统的教育思想、内容、方法，对引进的教育理论、经验，都要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态度，都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带个人偏见，不能主观臆断或凭空说教。在立论上，应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即必须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指导思想，论点的提出必须以切实、准确、真实的科学依据为前提；论据，要求要在周密的观察、调查、实验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以最充分、典型、新颖、确实有力的材料（理论材料和事实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论证上，应是系统的、完整的、首尾一贯的，是经过周密思考，严谨而富有逻辑效果的论证。它包含在内容上的充实、成熟、先进、可行；表述上的准确、明白、全面，无懈可击，如果失去了科学性，也就不成其为教育论文。所以，我们说科学性论文的生命。

2．创造性

教育论文要求作者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敢于革新陈腐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有创新意义。能在对教育领域的现象进行观察、调查、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或没有涉及的新问题；能对别人研究过的问题采取新的角度或方法，提出具有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的新观点或新结论；能在综合前人研究结果（或经验）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开掘新意；能在别人争论的课题中或出现分歧的问题上进行比较分析，在弄清彼此的分歧争鸣点的基础上，做出与已有结论不同的结论；能用新鲜的材料（事例、数据、史实、观察所得）来证明已证明过的问题，探索新意向；能运用中外教育领域里的最新信息资料、情报，以及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经验理论、概念，增强教育论文的时代色彩或现代化意识，从而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设想，探索新体系、新方法，开辟出新的改革之路，推动教育发展的新进程。所以，创造性是衡量教育论文价值大小和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如果教育工作者没有独特的真知灼见，没有创新，只有继承，那么，教育改革也就难于深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也就是一句空话。

4.理论性

教育论文的理论性是指论文的理论色彩，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科学观点和有关的政策、法规，以及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分析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形成有理论高度的论文。在具体表达科研成果上，要符合教育规律、教育原则的新要求；要从具体事物出发，把感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做出科学的结论，做到以理服人；要在教育领域的现象和问题的探讨论论证和表述的过程中，运用现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学校教育管理学和专家对教育的论述以及专业性名词术语、理论概念，并溶化或融合为论文的内容，使论文具有较浓的理论色彩。所以，理论性是教育论文深度的标志。但一定要深入浅出地表述复杂的科学道理；要用通俗简明、生动形象的语言让读者感到平易能读，平实易懂，使论文发挥交流、传播、推广科研成果的作用，进而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5．探索性

探索就是对尚未解决的问题，以新的观点进行探讨、寻找、搜索、求取，找到改革的突破口。没有探索，也就没有科研成果。因此，探索性是贯穿教育论文始终的一条红线。即在撰写教育论文中，对教育科研中涉及比较复杂的现象和问题，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多层次的比较，并进行认真分析，反复研究，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或意见和办法；要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党的教育方针为客观指导，根据传统教育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探索教育领域里我们还未明白还未掌握的教育教学规律，探索未来的教育教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应当怎样实现新的目标。此外，针对现实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总结研究成果，这本身就是探索性工作；而正确地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寻找论证的新角度、新方法，寻找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教育论文应体现出作者的探索个性（特点），探索个性越鲜明，论文越有创造成果。所以，探索是科研的前提，也是撰写论文的前提。

6．实用性

教育论文应面对现实，针对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学术上的研究探讨，并力求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回答，达到“有的放矢”地指导人们新的教育实践活动。特别是根据现实需要，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阐述和交流学术见解，既及时指导教育实践，又补充、丰富、扩展教育理论。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所以，实用性是撰写教育论文的目的意义所在。

（四）教育论文的类型

1．从教育论文的内容上分

（1）创新性论文

如《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一文，是作者在市场经济对学校挑战的情况下，对这种“冲击”究竟怎么看，办学路子究竟如何走，人生价值的取向又该怎么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问题看得深，道理讲得透，笔锋尖锐，说理性强，富有新颖独特的真知灼见，体现了教育论文写作的归宿和价值。

（2）商榷性论文

如《画“X”、画“V”与思维发展——与ⅩⅩⅩ教师商榷》一文，作者是针对ⅩⅩⅩ老师在《标准化考试命题法语文科不可行》中所提出有关“让学生画‘X’、圆‘V’”，“思维能力得不到发展”，“很难阅读和理解其它学科的教材和资料”、“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此进行问题商榷，智力碰撞，学术交锋。

（3）补说性论文

如《简评〈坚持到课堂集中精力抓教学〉》一文，是作者针对被评文章的两个问题（即校长“要坚持站在课堂上”和校长应从“教学常规”、“教学改革”、“教学评估”方面抓教学），在充分肯定原作者的观点的基础上，一方面提出了“只有善于教学的校长，才能引导教师把教学工作搞好”、“校长‘坚持到课堂’是抓好教学的首要条件或关键措施”的观点，并紧扣原作者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剖析，深入的阐述；另一方面对校长从“教学常规”、“教学改革”、“教学评估”抓教学的做法，又在原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2．从教育科研的角度分

（1）经验型论文

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直接获得的丰富的感性材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性认识，是取得成绩的原因和条件。经验型教育论文就是经验总结的理论升华，就是经过优化组合的理论总结。

撰写这类论文，要把自己在经过认真实践、探索、试验中得出的成绩、效果、体会、感受和认识，在总结经验、选择经验、分析经验、论证经验的基础上，把收获最大的一点，体会认识最深的一点，做法最有成效的一点，抓住其本质，进行思考和发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论点；并在经过论证之后，使原有“经验”转化为具有总结性、独创性、理论性的论文。

如《要把学生引进客观生活中去》，其题材就来源于作者亲身实践的真知灼见。作者认为要培养学生的综合创造力以适应教育要面向未来的要求，小语教学应把学生引进客观生活中去。如何“引进”呢？作者提出了四个观点：一是“增强客观生活对育人力度的认识，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格局”；二是“灵活引导学生认识教材与客观生活的密切联系”；三是“把握教材与客观生活的联系，组织教学活动”；四是“激发个体创造动机，协调教材与客观生活的联系”。这四点实际上是作者教学经验的理论总结。

再如《教导工作的五个实》，作者是从“中学教导处作为负责学校教学工作的行政机构，怎样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提出问题的。作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思想要现实”、“计划要落实”、“目标要落实”、“检查要扎实”、“总结要真实”。这“五实”就是五个分论点。

（2）研讨型论文

它是专门分析研究教育、教学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性文章。它着重针对当前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或亟待解决的问题或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意见和办法或方案和措施。

撰写这类论文，所研讨的问题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以确凿可靠的材料为立论的依据，重在以事论理；其结论（研讨结果）要符合客观实际，要有独到见解和实用价值。

如《作文教学中的“急功近利”倾向应该克服——小学作文指导现状分析》，就是一一篇遵循以“发现（小学作文指导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存在问题——解决存在问题”的思路撰写的一篇研讨型教育论，作者通过发现和分析当前小学作文“在目标上追求近期效益”、“在方法上寻求‘立竿见影’的模式”的倾向所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作文教学中的‘急功近利’倾向应该克服”的观点。文中以大量确凿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行了分析研究，找出了问题产生、存在的原因。认为“传统的封闭式教学方法的影响根深蒂固”；“缺乏教学理论的指导，……满足于指导方法上的‘移植’……”；“教师习惯于‘一言堂’的权威性发言”。因而“采取简单的‘大呼隆’的程式，不懂得引导学生自觉地去经历作文的全过程”。同时，相应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再如《农村小学作文教学现状审视与对策》，作者首先指出并分析了当前农村小学作文“缺乏‘农’味，个性不强”；“起步较晚，数量不足”“训练无序，方法不当；“恶性循环，质量不高。接着，在对策中提出了“从农村小学作文教学整体入手”，“实现‘三个转变’”其具体对策是：①训练序列化；②内容扩大化；③形式多样化；④习作量次化；⑤指导全程化；⑤管理科学化。

（3）评述型论文

它是针对教育、教学领域内在一定时限里的活动、情况、现象、论争、做法、特点、教派、问题等进行专项综述和评析的论文。

撰写这类论文，在选择评述对象时，要考虑它的影响作用以及作者的兴趣和能力；要加深对评述对象的理解，提高对评述对象的认识，并以教育方针、政策、法规以及教育规律和教学原则为准绳，在现代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采取先综述情况（或观点、或做法），在一一评析之后，再从整体、主流、本质上作总评价，或述评结合，一达一评。总之，都应具体提出自己的新发现、新见解或新构想。

如《对教学规律反映的升华——评“有指导的尝试原则”》，就是一篇以评述邱学华《试探“有指导的尝试原则”》一文为评述对象的评述型论文。论文认为“‘有指导的尝试原则’是对教学规律反映的一次升华，是对教学论的发展”。作者紧扣邱学华的文章，提出了“‘尝试性原则’揭示了‘教’与‘学’概念的全面涵义”、“‘尝试性原则’强化了‘学’的动力系统，使‘教’更有针对性”、“‘尝试教学’充分发挥教学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等新见解，并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和有力的论证。这实际上是对邱学华“有指导的尝试原则”进行的真实、具体、中肯、全面的评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度的评价。

再如《素质教育研究综述》是一篇以评述素质教育研究为对象的评述型论文。作者综观“八十年代后期素质教育研究在我国兴起，到九十年代伊始，这一研究逐渐形成了热潮”的现状，从“素质教育兴起的背景”、“素质教育研究的现状和热点”、“素质教育研究发展的趋势”等方面在讲自己新发现、新见解的同时进行了评述。

（4）学术型论文

学术型论文是专门系统研究教育、教学领域的理论问题和表达科研成果、阐述学术观点的高层次论文（它并不意味着上述三种类型论文不具备学术性）。

撰写这类论文，选题要求比较严格，一般篇幅较长，份量较重，论题必须与之相适应；它所提出的论点，就是对论题的创新见解；选用的材料要达到必要、确实、新颖、充分、协调的选材标准；它特别强调新事实、新理论、新数字、新动态，整个内容要富于很强的理论性、创造性、论证性，以体现浓郁的理论色彩；在结构上，可参照一般学术论文构成的基本型安排整体结构。

如《适应未来，改革课堂教学》就是一篇针对我国当前学校课堂教学现状，着眼未来，专门而系统地阐述并论证了改革课堂教学具有创新观点的学术型论文。作者在绪论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新的世纪将带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现在在校学生中都是21世纪初叶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力军。”但同时也指出；“传统的教学体制和方法，难以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出新世纪所需的创造型人才，因此，必须全面改革才行。”接着，在本论部分，作者从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出发，在“要改教学指导思想”、“要改课程结构”、“要改教学方法”、“要改教学手段”、“要改考试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并阐明了自己新的学术观点。

再如《试论基础教育中的“优教优价”》，是作者针对“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十分活跃，改革的规模、速度和深度空前未有”；“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却步展将册，步子不大”；“久之，必将贻误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可采用‘优教优价’的办法来解决基础教育的困境”。全文从“实施‘优教优价’的必要与可能”、“‘优教优价’的作用”、“实行‘优教优价’的措施”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阐明了自己独特新颖的学术见解。

此外，从立论的角度分，还可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这里不再赘述。

二、教育科研论文的体例和结构

（一）教育科研论文的体例

教育科研论文依据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的不同，而有多种写作格式和体例。依据研究方法和获取资料的不同，教育科研论文的体例可分为如下三类。

1．以直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为主而撰写的论文

这类论文常见的主要有教育观察报告、教育调查报告、教育实验报告、教育测量报告等。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通过对某一教育现象、事件进行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研究，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成论文。

这类以直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论文，在写作上除了与其它体例的教育科研论文具有共同的要求外，还有两个应特别强调的要求：

（1）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等必须写得完备清楚，以便别人根据同样的条件进行验证，或做更深入的研究。

（2）格式要求较为规范。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表述形式，才能更好地反映研究工作及成果的特征。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测量法都是比较规范的教育科研基本方法，因此，其表述形式也就相应地要求比较规范。所以，应该努力写成规范的观察报告、调查报告、实验报告或测量报告。

2．研究间接的第二手资料为主撰写的论文

这类论文常见的主要有教育史论文、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等。一般说来，这类研究的跨度都具有时间长（古今上下几千年）、空间广（国内国外）的特点，研究者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而只能通过分析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通过查阅文献，获取间接的第二手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如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研究者不可能再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中去作调查研究，而只能通过阅读孔子的著述以及记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的史籍来进行研究，分析孔子教育思想的特点、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等，从而对孔子其人的教育思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这类论文，由于主要是通过第二手的文献资料进行间接研究、撰写的，因此，掌握资料的全面、确切与否，往往对论文质量产生前提性影响，直接决定论文质量的高低。

3．综合运用第一、第二手资料撰写的论文

这类论文常见的主要有教育经验总结报告、专题教育教学研究文章等。由于这种论文往往事先没有明确的课题研究计划，只是在一段时间的教育教学实践后，取得了某些成功或形成了某种观点、看法，于是从结果逆向考察原因，总结有效的教育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这类论文中既有实践中获得并积累下来的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也有文献理论中借鉴而来的间接的第二手资料。如一位优秀班主任对如何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颇有办法，也取得了不少成功。在他撰写的经验总结报告中，就既有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素材，又吸取了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国内外其他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观点、做法。

这类论文尽管事先没有明确的课题研究计划，但一旦决定撰写后，同样需要制订计划。如撰写经验总结报告，就必须先制订总结计划，确定总结的题目、内容、方法，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总结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比较、综合、归纳，提炼出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经验，然后撰写成一篇教育经验总结报告。

应该说明，上述分类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如以直接的第上手资料为主撰写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等也需要应用有关的第二手的文献资料。同样，以间接的第二手资料为主撰写的论文中，也会出现研究者通过各种方法、途径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上述分类只是相对而言的。

（二）教育科研论文的基本结构

不同体例的教育科研论文，其结构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只能就教育科研论文的一般结构作一阐述。一篇论文，一般都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

1．题目

用一句话点明作者所要研究的问题，如《基础教育发展战略刍议》，说明该文研究的是有关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在一些规范的研究报告中，题目最好还应该点明研究方法，如《在小学数学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实验研究》，说明该文研究的是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思维品质，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教育实验法。

2．署名

题目下面署上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以示文责自负。

3．引论

这是一篇论文的前言。不同体例的论文，引论部分阐述的内容有所不同。如调查报告主要写明调查的目的、原因、意义等；实验报告则主要写明实验的缘由、目的，提出假说。但不论何种体例、类型的论文，其引论部分都应该符合两个要求：（1）交代清楚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前人的研究状况以及本课题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2）文字力求简明扼要，只要点明问题即行，不必多加铺叙。

引论部分在论文中可以冠以明确的标题，常用的如“问题的提出”、“调查目的”、“引言”等，也可以不加标题，只在立论的前面写上一段话。一般说来，规范的研究报告通常都冠以标题。

4．主论

这是一篇论文的主体。在主体中，作者提出自己的论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展开充分、严密的论述，证实或推翻某一观点。不同体例的论文，对主论部分的格式要求也有所不同。运用文献资料为主进行研究的论文，一般都将主论部分分成若干部分，或加以标题，或标以“一”、“二”、“三”等，逐层展开论述。而调查报告、实验报告、测量报告等规范性要求较高的论文，则将主论分成以下三个部分。

（1）研究方法。即写清楚研究对象的情况。如调查或实验对象的年龄、性别、取样方式、样本容量、控制条件、调查项目或实验因素、研究结果的检验方式、操作步骤等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即把研究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数据进行整理后展示出来，或用图、表，或用文字描述。根据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推理，展开合乎逻辑的论证。

（3）讨论。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后，还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如对研究结果的理论分析，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局限性，研究成果的可靠程度与适用范围等等作进一步阐述。

5．结论

这是对整个研究工作的小结，简要归纳所获得的成果或观点，也可以提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方向。在调查报告中，这一部分应着重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6．引文或参考文献

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和发展的，教育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广泛地阅读文献资料，参考已有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和突破。但是，也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凡是引用了他人的材料或研究成果，都必须加以说明，注明出处。

引文加注的方法有许多种，在论文中使用最普遍的主要是下述三种：

（1）夹注。即在引文后直接加注说明出处。

（2）脚注。又称页注，即在本页下方注明该页中所用引文的出处。

（3）尾注。即在全文末尾加注本文中曾使用的引文的出版。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发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6n1．um．m2004—3—11／2005—04—02．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2004-03—11／2005—04—02／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发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4

一、成人研究维度

一些学者研究成人教育时自觉不自觉地套用普教研究的观点、体系、方法甚至结论，教育学中的分支学科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教学论等，成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有了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经济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学和成人教学论等。似乎只要教育学中有的分支学科，成人教育学都应该有，只不过需要在前面加上“成人”二字。用教育学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取代成人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最终导致成人教育研究主体性失落，使成人教育研究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非成人教育研究，“一些研究看起来充满了成人字眼，但却对成人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深入了解成人的身心规律、学习特征、内在发展需要，未能注重成人教育独特性的研究。”追本溯源，这种研究范式的缺失归咎于研究活动严重缺乏“成人”意识，更是远离了充满生机的“成人世界”。脱开“成人”与“成人世界”而空谈“教育”，往往失却了研究活动的逻辑起点以及进行深入演绎的逻辑空间。

特色是成人教育学这门学科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是成人教育学得以独立的法宝。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个性并真正独立于其他学科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特别的学科，是因为它研究的现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否，不仅决定于外界有无客观需要，而且还取决于其内部有无特殊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学科的对象。由此可以推论，成人教育科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有自己相对稳定、独特的研究边界。中国成人教育研究者的大脑不应该成为中国普教思想、理论的“跑马场”。相对于普通（基础）教育学而言，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只有真正摆脱依附、从属于研究儿童养护、陶冶、训练、管理的（普通）教育学的地位，建立起以研究“现实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为对象，而不是以研究者“想象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的自主研究，才有可能适应以至推动成人教育实践的发展。面对社会和专家对成人教育学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我们只有加强对成人教育学的“元”研究，才有可能争取到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地位。美国著名成人教育专家诺尔斯将成人学生与一般未成年学生作了比较，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他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指能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行为和活动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的人；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学习目的明确、凭借经验能够主动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成人教育学与传统的普通教育学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成人教育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为逻辑起点和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只有回归丰富的成人生活世界，走进缤纷的成人精神家园，才能捕捉到成人生存境遇中的发展需求与发展困境，去思考教育可能提供的支持。“成人教育涉及多种学科，成人教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汲取、借鉴其它学科的有关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成人教育研究不能过分依赖于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各种理论都有其特殊适应的对象和背后的基本假设，不当的移植可能会误用其建立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和适切性。”

二、弱势群体的研究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教育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全体受教的权利并没有很好的落实，教育不均衡明显。如关注城镇教育多、农村教育少，关注从业者多、无业人员少，关注定居人口多、流动人员少，关注有偿教育多、义务教育少等。表现在我国成人教育招生规模受限；实行考试选拔录取，开放力度受限；重视脱产、轻视业余；重学历教育，忽视非学历教育及在职培训。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是难有享受成人教育服务，拉大了我国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公民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得不到普遍而平等的尊重与保护。这种集中社会有限资源，培育社会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对推动科技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它是以牺牲大多数成人的利益和教育需求而换取少数成人的成功来实施的。

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官方文件，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所谓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在传统意义上，弱势群体主要是指老弱病残者和无劳动能力的依赖人群。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并非由于主观方面的低下或缺陷而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权利和权力方面、发展的机遇方面、生活的物质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们便成了这一群体的新成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生理性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贫困农民群体、城市边缘群体（城市农民工是自发流动人口）及失业下岗工人群体。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认识当前弱势群体的现状。截止到2003年中国老年人口统计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每5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2001年，国有企业登记失业人员为680万，下岗人员为500多万，总计为1200万人左右，到2002年底上升到1400万人左右。另外，截止2002年11月，全国有1985万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弱势群体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只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式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关注农民工教育、下岗职工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残疾人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社区教育是今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的重点课题。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即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如目前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

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的特点的。每个人并非要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每个人却应受到比较适合自己的教育。给下岗职工以教育关怀，让其接受新技术培训，接受广泛的信息，提高自身的素质，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把握住再就业的机会。对城市农民工实施教育关怀，在改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提高他们的从业技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和敬业精神等方面进行系列教育培训，是使农民工改变自身地位，融入所在城市社会群体的重要措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对老有所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提出了更高、更多、更细的要求，成人教育也应反映他们的切身需要和自身特点。

三、中国化研究维度

现代成人教育勃起于西方，在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国家不仅开拓了成功的成人教育实践，而且产生了丰富的成人教育思想，创立了比较系统的成人教育理论，搭建了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框架。如1816年托马斯·波尔（T.Pole）出版《成人学校的起源及发展》；1851年哈德逊（J.W.Hudson）出版《成人教育史》；1918年麦丁斯基出版《校外教育和它的作用、组织与技术》；1926年林德曼（E.Linderman）出版《成人教育的意义》；1928年桑代克（E.L.Thorndike）发表《成人的学习》；1959年基德（J.R.Kidd）出版《成人如何学习》；1959年布伦纳（E.Brunner）等人出版《成人教育研究总览》；1964年由以北美专家为主的成人教育教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成人教育——一个正在形成的大学研究领域的概况》；1970年诺尔斯（M.Knowles）出版《现代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的对照》；1970年保罗·郎格朗（P.Lengrand）出版《终身教育导论》；1970年弗莱雷（P.Freire）出版《被压迫者教育学》；1988年霍拉（H.S.Bholal）出版《国际成人教育论》。而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历史短暂和理论研究薄弱。所以，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成人教育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凭国外资料“想象”，运用抽象思维，或“移植”、“嫁接”、“拼盘”，引经据典术语满篇的“科研成果”，对深层次的价值观、文化观等层面的差异缺乏理性认识，加之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得部分研究结果难有适合国情。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绝不是无中生有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此，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其加以审思，从中汲取养分，方可保证研究的持续与深化。中国成人教育研究学习、借鉴、参照欧美诸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然而不能将这种学习、借鉴蜕变为“以外为准”、“以西为准”来引进或加工，不能变成欧美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套用或翻版。中国的成人教育有自己的国情，有自身的实际，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原封不动”地一味借鉴会失去成人教育的民族特性。历史地来看，中国的教育学，在建国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学德国的赫尔巴特，后是学美国的杜威，在建国以后，很长时间内学凯洛夫的《教育学》。如果中国成人教育学发展也走这样的道路，那么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将永无形成之日。由于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是在本国的背景下开展的，受本国的文化、经济等因素制约，所以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不能盲目地机械照搬，要考虑到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内在的文化观、价值观以及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结合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情况和我国的研究特色，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创新”与“原创”是理论研究的灵魂，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不是“引进式”思路以达到目的的。只有立足于“原创性”思路的前提下，以中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和成人教育问题为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之源，吸纳数千年文化传统孕育的教育智慧，借鉴西方成人教育实践和研究的成功经验，才能真正使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走向正规化和科学化。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极为丰富的教育思想资源，又是当今世界成人教育的大国，积有一百多年、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丰富的成人教育实践经验。要从中国成人教育实践的自身问题入手，从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植根于中国具体的、真切的成人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对本土成人教育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而逐步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成人教育理论，进而拓展中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

四、体系化研究维度

在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和经验总结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然而，从建国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成人教育的学科体系意识十分淡薄，而且还常与普通教育研究混杂在一起，很少单独开展相关的研究活动。部分研究人员的选题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兴趣、特长出发，研究活动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状态。部分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不在学问和学术，而在个人的评职晋级，缺乏深沉理智的学术研究精神，“跟风”研究、“政策研究”浓厚，导致成人教育学的研究长期难以深化。大多数专业研究者来自相对封闭的普教系统，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学术视野不能完全适应成人教育研究的需要，存在着诸如“专门知识基础的薄弱、科学方法的欠缺、理性思维的僵滞和大多停留在实践运作体会感性归整的层面”的现象，只能是“出体会、出经验、出观点”，科研水准停留在较低的档次上，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不强。一些成人教育研究机构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不能联手攻关，联合自强，在大范围内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少。

学科体系建设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学科群的形成是成人教育学成熟的标志。学科建设成熟的标志，不只要求“出经验、出观点、出思想”，而且要求“出理论、出学说、出体系”。作为教育科学理论的一门新兴学科，成人教育系统研究的真正肇始却是最近20多年来的事情。通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成人教育学科框架结构基本形成，成人教育研究者在成人教育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原则、方法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出版了超过500种成人教育研究专著。其中王文林、余博、宋文举主编的《成人教育概论》是我国建国后第一部成人教育专著；叶忠海主编的《成人教育学通论》、《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国外成人教育概论》、《大学后继续教育论》等“成人教育理论丛书”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学科的理论体系；王北生主编《成人教育概论》、《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管理概论》、《河南成人教育史》是一套具有充满时代气息和前瞻预测的著作；黄尧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制度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法规建设研究》和《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等“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丛书”是一部贯通古今中外、颇有分量的丛书。现有的专业研究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年长专家和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是从其他学科、专业“转行”来的，他们的背景和研究工作可大大提高成人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他们是“半路出家”者，其成人教育研究的功底不足。“半路出家”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成人教育研究水平是今后的一个努力解决的问题。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必须强调通过不间断的专门培训、自主学习和长时期的专业化实践，使科研人员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严谨的研究态度。研究人员、研究机构要加强交流沟通，发挥整体效益形成研究合力。要集中各省、各地区和各高校的研究力量，形成研究合力，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术研讨活动，对一些较大的课题采取联合攻关。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序列、多维度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其中，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史、比较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学和职工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中有较强代表性的、主要的分支学科。要对这些学科展开相对系统、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成人教育学科真正从“自在”走向“自为”，并在“自为”的发展中走向成熟和完善。

五、跨学科研究维度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省级开放大学；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2015年10月4日至10月17日，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骨干教师信息化教学技能培训团一行15人，赴美国接受为期两周的教育信息化培训。此次培训是该校积极响应陕西省委省政府“2015陕西教育信息化、国际化年”的号召，经学校决定，并呈报省教育厅、省外专局、国家外专局、陕西省外事办公室批准的重要项目之一。培训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课堂授课，一部分为参观交流。其中课堂授课集中在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两所学校。通过课堂集中讲授、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及发展变迁、美国大学的课程体系、美国高校信息化教学运用、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大学的教师管理、运作模式等。

一、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

作为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处于领先地位。作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重要引领者，美国教育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明确建议政府要密切关注国际化带给高校的深刻影响，并以此提出教育也要加快国际化，通过在教育领域进行综合变革，培养具有全球战略视野的世界公民，以此加速美国经济社会国际化，提高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公认的三个重要因素，学生的国际化、教师的国际化和课程的国际化在考察的几所大学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学生的国际化

学生的国际化是高校国际化的主要标志。2014年国际教育交流“开放门户”报告显示，美国仍然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最主要目的地。在2013-2014学年度，一共有近90万名外国留学生赴美国高校学习，比上一年度同期增长了八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人数仍居留学生数量的首位，约占国际学生人数的1/3强。在参观考察的几所高校，中国留学生随处可见。笔者培训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仍然是国际生留学(课程)的首选地区。学生人数次多的其他几个州依次为：纽约州、德克萨斯州、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印第安纳州。2013-2014学年度，纽约大学是录取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美国高等教育学生的国际化不仅体现在学生来源的国际化，而且它的培养目标也致力于将学生打造成为具有全球思维的世界公民。一是美国高校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在教学环节强调如何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从多元视角开展学习、理解其他国家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思维。二是美国高校积极引导学生跳出本国范围，主动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和工作机遇，以及立足全球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三是美国高校帮助学生树立全球责任意识，引导学生如何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更加主动发挥作用，促进国家及地区之间教育机构的沟通交流；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间的研究合作以及科学技术帮助，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融合。四是从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需求出发，不断渗透美国式民主，让学生逐渐接受和认同美国文化。

（二）教师的国际化

在所考察的大学中，无一例外的都将招聘教师的范围面向全球。通行的做法是：面向全球招聘公告，教师自荐和同行推荐相结合，由各高校专门委员会独立开展评价，高校系、院、校三级逐级审核，严把教师入口关。在师资招聘和引进环节，各高校普遍强调新进教师在团队协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教师的国际化不仅体现在教师的来源方面，此外，教师丰富的国际阅历也是重要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的教师，15%的教师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出生，1/4的教师曾与外国专家共事，近1/5的教师曾在境外期刊上发表过成果，70%的教师拥有国外的学术经验，50%的教师曾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熟练掌握国际语言也是教师国际化的重要考量。统计显示，全美高校能熟练运用外语的教师占到55%。与此相对应，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也要求所有学生都应该修一门国际课程（占到85%），希望所有本科生能到国外留学（占62%）。教师的国际化极大地加速了学生的国际化进程。

（三）课程的国际化

教育国际化的第三个要素是课程的国际化，通常包含8个元素：课程要涵盖国际问题；要以国际化的方式延展至传统学科；针对某些国际职业进行学生培养；掌握沟通和跨文化技能所需的外语；有涵盖一个以上国家的跨学科课程；有国际认可的专业资格；有联合或双学位课程；一部分必修课程由国外提供并应有专为国际学生设计的课程等元素。美国高校课程国际化通行的做法一般为将国际学习统一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并注入全球视角和内容的学科；使用比较教育法；在课程中充分讨论国际热点问题；鼓励学生参与区域性研究；为学生提供国际专业及辅修类课程；促进教师在国际领域的发展，建立全球沟通和学者网络渠道；鼓励学生、教师参与到跨境的实习和科研活动中。公众的支持也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因素。调查统计，公众广泛支持学校开展国际学习的举措。其中，支持大学可以有外语要求的占74%，支持大学开设关注国际课程的占77%，支持大学期间到国外学习的占75%，认为国际生的存在有利于本土学生学习的占80%。民意力量的正面支持促使了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在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探索

（一）加强与国际机构的交流，签订友好协议

近五年，学校与境内外18所高校、3家对外交流机构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地区涵盖我国台湾、美国、韩国、塔吉克斯坦、澳大利亚等。学校先后接待了20余批次来自澳大利亚、瑞士、法国、美国、韩国、哈萨克斯坦、台湾等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高校、企业来校交流访问。此外，学校还与西北大学中韩教育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成为中韩教育合作院校联盟首批成员，是“中韩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合作院校”之一。

（二）大力支持教师在国际舞台亮相

近几年，学校不断增加专项经费，鼓励教师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期刊、赴境外参加培训等。近几年，先后有10名教师赴澳门、香港、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参加高水平国际会议，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累计30余篇，15名骨干教师赴美国参加技能培训。2010年，学校一名教师被国家汉办遴选为对外汉语教师，长期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和学术交流活动。

（三）积极促进校际间学生国际交流

学校与我国台湾7所高校签订“互派交换生”协议，先后组织7批20余名学生参加与我国台湾高校开展的交换生项目。学校与韩国5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2015年，1名学生赴韩国釜山东义大学留学，学习语言，攻读学士学位。学校与韩国大邱韩医大学和美国托马斯大学协商，共办医学和会计类本科专业。2013年11月，学校与全球酒店行业巨头洲际酒店集团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了西北地区第一家“洲际酒店集团英才培养学院”。洲际酒店集团在分院专设奖学金，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企业课程资源及在集团旗下全球的酒店广泛实习实训与就业机会，共同致力于培养国际化高素质酒店业管理人才。

（四）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

2012年，三星电子落户西安，学校快速响应，2013年投资成立韩国语学习中心，为学校广大师生及社会人士提供韩国语培训服务。截止目前，已有2500余名学员接受培训。鉴于中心影响力逐步扩大，韩国驻西安总领事馆总领事全哉垣来校访问，韩国釜山财团在学校举行韩国釜山文化教育推介会。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学校作为丝绸之路新起点的省级电大，主动将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中，一是成立丝绸之路教科文研究院；二是创建“中国移动智能教育创新战略联盟”；三是承担国家和省级项目4个，获批科研经费1438万；四是与美国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美国新英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合作推动中国陕电手机学院升级转型国际开放大学建设；五是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斯拉夫大学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智能远程教育联合研究中心/实验室；六是创办“丝绸之路（陕西）手机博物馆”。

三、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学校在国际化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国际化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国际化的合作面偏窄，形式不够多样化“，走出去”多“、引进来”少，服务区域经济能力有待加强，基础设施亟待完善，资金来源单一，使用效率不足，这些都制约着学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对照教育国际化的三个核心要素，结合学校自身实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第一，加强教师国际化。在鼓励教师“走出去”的同时，要加强“引进来”的力度。一是要继续做好教师出国培训、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高质量论文等方面的支持，增加中长期研修、攻读学位、与境外机构组织开展科研合作等资助项目。二要不断加大引进和培养国际教师的力度。在招聘新教师时，要立足全球，按照国际惯例运作，且重视教师的国际经验和阅历。在培养方面，要加强对教师语言能力和科研水平的培训，通过激励机制鼓励教师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以便与境外高校机构开展实质性合作时无语言障碍。三要与境外合作院校协商，定期派优秀教师来学校承担授课任务或开展国际课程讲座。第二，加快学生国际化。一是充分利用韩国语学习中心的有力条件，拓展培训外延。目前，投资西安的韩国企业数量增长到150多个，在西安生活的韩国侨民6000多人。应积极宣传，与韩国驻西安领事馆联系，增加培训板块，分批对韩国侨民开展普及性的汉语培训，并对在韩企就业的中国职工、为韩企服务的中资企业员工开展韩语培训。二是借助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在全球酒店行业的领军地位，精诚合作，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生逐步打造成为具有国际视野、能准确理解国际业务标准的高素质酒店业高级专门人才。三是加快陕西开放大学建设步伐，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利用陕西学分银行和移动智能教育的独特优势，服务丝路沿线省份和国家，创新留学生来源。四是充分利用与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建立的友好关系，利用远程教育方式为“东干人”开展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培训；建立网络孔子学院，为东干人以及有汉语需求的求学者提供优质、便捷的汉语教学，推广汉语及中国文化，推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五是要加快本校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熟练掌握一种外语，提高走出去的信心和实力。第三，加速课程国际化。当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正在转型升级为陕西开放大学，在升级平台、拓宽生源的同时，资源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迫在眉睫。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优化、改造的同时，加大力度，联合境内外高校、机构，聘请优秀教师共同开发。成熟、适用的课程可以通过购买方式直接引入。要打造自己的课程品牌，树立输入与输出并重的意识，把自己的精品课程努力向境外输送，加强彼此间知识交流，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第四，加强宣传，完善基础设施。一是主动对接欧亚经济论坛，承办国际会议。欧亚经济论坛作为国家促进中国中西部与中亚及俄罗斯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渠道和合作平台，永久性会址设在西安。要充分挖掘自身在建设“一带一路”中的优势，主动作为，在教育领域找准突破口，深钻细研，提高自身影响力，积极承办有高度有价值的欧亚教育论坛等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包括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中心、留学生大楼、外教（外国专家）楼等，这些都是推进国际化进程必需的硬件设施。三是建立外文网站等媒体。要提升学校的海外传播力，全面展示自身教育形象，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更加重视门户网站和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国际化建设力度，采用国际标准，运用国际语言，将各种媒体资源打造成具有国际水准的对外窗口。第五，加强成本核算，拓宽资金来源。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国际交流合作中的成本核算和资源整合能力，提高资金效率；二是要加大对国家出国培训项目的申请力度，积极争取政府项目和资金支持；三是要进一步整合校内资金，调整师资培训、出国交流、论文奖励等涉及教务、科研、人事、外事的条块管理模式，统筹谋划，统一调配。

作者:古永司 林静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办学处

参考文献：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教会幼儿教育，中国幼儿教育；幼儿教育观念，幼儿团课程；幼儿教师

幼儿教育近代化是指由传统家庭幼儿教育向公共幼儿教育的整体演变的历史过程。由于近代公共幼儿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舶来品，因此。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过程，既是一个古今的转化过程，又是一个外国的思想、制度等本土化的过程。因此，世俗性、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开放性（普及性）和本土化等特征，是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

教会幼儿教育是指西方宗教团体在中国土地上所开展的自成体系的全方位的幼儿教育活动，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脚步于19世纪下中后期开始在中国出现。它包括幼儿教育机构的办理，幼儿教师的培养、幼儿教育思想的传播，以及幼儿读物的翻译出版等。其出现早于中国的近代幼儿教育近半个世纪。

从时间上看，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早于中国幼儿教育机构出现；在数量上，20世纪前20余年，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曾一度远远多于中国自办的幼儿教育机构，1925年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后，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演变为中国私立幼儿教育机构的主体。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关键阶段。那么，在中国幼儿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教会幼儿教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教会幼儿教育在中国的历史演进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便开始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开学校，并创设孤儿院开展慈幼事业。教会幼儿教育正是在前期慈幼事业的基础上创设的。1855年，法国主教耶稣会巴黎耶稣会南格禄、艾方济等在上海创办圣母院，下设一所育婴堂。19世纪70年代后，该院又创办一所幼稚园。此后，美国、英国、德国传教士等相继办理幼儿教育机构。19世纪下半期，外国教会称其设立的幼儿教育机构为“小孩察物学堂”，以区别于小学校。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905年编纂出版的《全地五大洲女塾通考》一书中，就统计有“小孩察物学堂”6所，学生数194人，其中女生97人。这些早期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的创立，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儿童皈依基督教，所以教学内容，则极为重视宗教意识的灌输。

1902年，教会教育的联合组织——”中华教育会“发出号召，要大力加强教会教育工作，积极控制和影响中国教育。1905年，林乐知发表《中国亟须设立幼儿园》一文，强调传教之士，应以发展幼儿园为先务。此后，教会幼儿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

据1922年刊印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的统计，上年的基督教幼儿园达139所，学生4324人。1924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调查统计，上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90所。其中由教会办理156所。占幼儿园总数的80％以上。

20世纪后，教会幼儿教育不再只是一味的灌输宗教的理念，而是逐渐注意到幼儿教育的科学性以及“世俗化”、“中国化”问题。引入西方幼儿园先进的课程、教材和教法，如福禄倍尔制度和蒙特梭利教学法思想等。教会小学和女子学校，一般都要附没幼儿园，作为有关学生教育实验、实习的场所。在教学中，采用中国语言施教，课程内容上，表现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尊重。

为发展幼儿教育机构，外国教会还大力建立幼儿教师培训机构。1892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海淑德在七海，189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等都创办了幼稚园教师训练班。1898年，英国长老会在厦门创办幼稚园师资班，1912年，发展成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是教会在我国最早设立的一所独立的幼儿师范。稍后苏州景海女学幼稚师范科、浙江杭州私立弘道女学幼师科等也相继成立。一些教会大学也开始培养幼教师资。如基督教教会于1905年在北京开办了华北教育协会和女书院，内设两年制的幼师科。至1911年并人燕京大学，成为教育学系的幼稚师范专修科。以后，金陵、复旦、齐鲁、沪江、华西、岭南等教会大学、女子大学也都分别设立过幼稚教育系科或专业组，培养高层次的学前教育人才。1913年基督教会伞国大会议案明确提出，教会要设立幼稚园，同时也要设立养成幼稚人才的学校，要求收教外学生，以供官立幼稚园任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1925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此后，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纳人中国私立教育系统，但由于教会依IH控制着经费来源及使用权，无形地左右着办学方向，一定程度地保留着宗教和殖民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决定》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根据以上规定，我国政府接管处理接受受外国津贴的学校。1951年底。教会幼稚园、幼稚师范学校全部收回国有。

二、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一）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促动有学者认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是在教会教育的影响和示范下开始的。因为两方传教十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校中首先引进了欧美的教育内容和制度，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带来了新的血液。幼儿教育也不例外。在中国土地上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即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虽然教会幼儿教育以传教为目的，宗教色彩浓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崭新的教育制度、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等为中国自办幼儿教育提供了一个学习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1、催生了中国近代幼儿教育机构

在近代中国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由传教士仿照西方幼儿教育制度率先开办。

但它烙上了“殖民性”、“宗教性”的印记，并不具备真正的“中国性”意义。因为早期教会幼儿教育机构既不是由中国人办理，又不向中国政府注册，它事实上只是外国教会的附属物。所以外国教会初期在华开办的“小孩察物学堂”，并不能作为中国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肇端。但是，教会幼儿教育机构在客观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催生了中国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理由有二：

其一，清末张之洞等创办的中国第一批公私立幼儿教育机构，虽然在制度形式、课程设置和环境的创设方面都是模仿日本的幼儿园而来。而其创办是在清末国外教会幼儿教育机构事业方兴未艾，近代外国教育观念的不断涌入，中国传统的家庭早期教育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背景下，张之洞等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积极借鉴日本的办园经验，兴办了一批幼儿教育机构，与教会幼儿教育机构相抗衡，消解其对中国幼儿教育的宗教性和西化的影响。

二是在中国第一批近代幼儿教育机构中，不乏接受了教会幼儿园的影响者。1904年，清末的《癸卯学制》颁布，确定在初等小学堂前设立幼儿教育机构，定名为“蒙养院”。析中国第一批幼儿教育机构中，仍有以“幼稚园”命名者。如1904年成立的上海务本女塾附设幼稚舍、1908年创办的曹氏家庭幼稚园、1909年创办的山西育婴堂附属幼稚同等。这说明这些幼儿教育机构无疑都受到教会幼稚园的影响。

2、率先把两方先进的幼儿教育观念引人中国

把西方教育思想传人中国，由几方面的主体完成。一是回国的留学生以及醉心西学的中国人士，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二是中国政府派员去西方（包括日本）考察取经。清末和民国初年都曾派员出国学习；三是教会教育机构引入两方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实践。西方教会不但在中国首先开办幼儿社会教育机构，而且较早地把西方幼儿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同时对中国儿童教育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自1860年来华后，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他曾著文《论中国亟需设立幼儿园》、《重视教育说》等，将西方幼儿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

这些观念包括重视儿童心理、强调儿童权利、主张师生关系平等等比较科学民主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下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完全不同。

这些观念通过教会幼儿园的中国学生及其家长以及教会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任教中国学校进行的实践而向中国幼儿教育机构、社会和家庭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幼儿教育观的转向。

3、促进西方科学化幼儿园课程教法在中国实施

一般认为，英国欧文于1816年创办的“幼儿学校”开创了社会公共幼儿教育机构的先河，1840年，福禄倍尔根据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育和教学心理化的思想进行“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验，奠定了幼儿教育科学化的基础。20世纪初，在意大利以“儿童之家”实验为基础而形成的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在美国以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实验为基础而形成的杜威实用主义幼儿教育理论，大大地推进了幼儿教育的科学化。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专辟《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该章程规定蒙养院的保教内容包括游戏、歌谣、谈话、手技。

这四项保教内容基本来自日本的1899年颁布的《幼儿园保育设备规程》，是“中体两用”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幼儿教育课程。还存在一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

而早于此前出现的教会幼稚园与时俱迸，不断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中国自办幼儿园提供了科学的教育模版。教会幼稚园的课程除了宗教课外，一般还有外语课、音乐课、游戏课、故事课、谈话课、图画课、手工课、自然常识课等，课程内容丰富有趣，考虑到了儿童需要，比较贴合儿童心理。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幼儿园不同于日本式幼儿园。它强调的是儿童自然表现、自我活动，反对成人过多的干涉。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幼儿教育在改革的过程中，摆脱了清末日本模式的控制，纠正了自清末以来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倾向。借鉴吸收了大量教会幼儿园的办学经验。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法方面，与教会幼稚园日益接近。

4、培育了中国第一批专业化幼儿教师队伍

至清朝末年，中国尚未有专门的师范教育机构。中国第一批幼儿教师，是由训练敬节堂的节妇和育婴堂的乳媪而来，不仅文化低，而且缺乏幼儿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和民主科学的观念。中国较早的幼儿教师培养机构有1905年严修在天津创办的严氏女塾保姆讲习所，1907年上海务本女塾附没的保姆传习所。1920年张雪门创办的宁波幼儿师范学校等。

上述机构一是规模小，招收学生少，二是存在时间不长，其影响和实效远不能与教会在中国兴办幼儿教师培养机构相比。

19世纪末开始，西方教会在中国兴办幼儿教育机构的同时，也在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幼儿教师培养机构。这些幼儿教师培养机构有附设于教会女学的，也有独立设置的；有初级、中等教育性质的，也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其师资力量强、环境设备好，管理严格，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一般比较高。教会幼儿教师培养机构的毕业生不仅供教会幼稚园使用，很大一部分在中国公私立幼稚园里任教，形成了中国幼儿教育机构中最早的一批专业师资队伍。对于这一情况，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头20年，教会幼儿师范教育控制了整个幼儿教育界。师资是发展幼儿教育事业的关键。教会幼儿教师培养机构为清末民初中国幼儿教育机构提供了相当部分的师资，缓解了当时幼儿师资短缺的压力。同时，这些毕业生在教学中也将教会幼稚园的课程、教材、教法等带到了中国自办的幼儿园教学中，在实践中影响和培养出一批中国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帮助中国幼儿教育机构完成了最初的师资队伍的转型换代。

（二）教会幼儿教育对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消极影响

以上可见，教会幼儿教育在多个方面对中国的幼儿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带动了初创时期的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幼儿教育的近代化。然而，至民国中后期。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教会幼儿教育的消极影响便不断凸现出来。

1、浓厚的宗教性

毋庸讳言，最初教会幼儿园的目标是让幼儿了解基本的宗教知识，信奉上帝，同时培养性格恭顺、安分守己的未来公民，以便在政治上维护西方列强的在华统治，在精神上扳依基督教。一般教会幼儿园教窒内墙，卜挂着耶稣或圣母玛丽亚的像，祈祷、听讲圣经是每日必修课，宗教故事和宗教歌曲是日常的教学内容，每逢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便举行茶话会，赠送礼品、演宗教剧，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教会幼儿园所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是娃而易见的。

1926年，张雪门发表《参观三十所幼稚园后的感想》一文，他对于其中12所宗教幼儿园的印象是：

“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在一时动作以后茶点以前，儿童们一定要闭一会儿眼睛，他们的小嘴一定还要唱一首祷告的歌曲；早晨相见，放学话别，‘上帝祝福’诗一样的调子，全从舌端跳到恬静的空中，飘宕在这边那边。对此，张雪门深感痛心，在许多著作中都抨击了这种宗教和洋化的教育。他认为教会幼儿园的教师只是为教会尽职而不是为教育服务，她们关心的是宗教而不是孩子。并尖锐地指出教会幼儿园作为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工具，它所起的作用”消极的是在减弱中国民族的反抗，积极的是在制造各国的洋奴。

教会幼稚师范的宗教味也相当的浓厚。一方面，宗教课程占了很大的比例。另一方面，宗教活动特别多样，有宗教仪式、宗教节期、布道会、宗教集会、课外阅读等。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几乎都是当时中国幼儿教育机构的骨干老师，有的甚至是幼稚园的创办人，因而她们所接受的宗教思想，很大程度上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幼儿教育的实践。

2、强烈的移植性

教会幼儿教育移植性表现为其全盘西式的状况。教会幼儿园的房舍建筑是西洋式，各式外国玩具琳琅满目，课程内容也是外国的一套，说外国话，行外国礼，学习外国习惯，讲外国故事，唱外国歌曲，玩外国玩具，中国儿童生活在教会幼儿园里，无异置身国外。

教会幼儿教育强烈移植性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幼儿教育。造成了中国早期幼儿教育的外国化倾向和富贵病盛行。中国在最初自办幼稚园时，以教会幼稚园为蓝本，盲目崇洋媚外，效仿它的办学模式，大多不考虑搬移过来的东西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生搬硬套。张宗麟在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曾愤慨地说，“自此次参观后，始信吾国有民族精神之幼稚教育，方在萌芽，而有数处且完全为外国化”。

严重的外国化倾向导致幼儿园富贵病盛行。由于幼儿园玩外国玩具、吃外国点心。甚至房舍建筑也是仿照两洋式，教师也过于追求专业化等，从而花钱就多，使接收幼稚园教育成了有钱人家孩子的专属。

1935年，张克勤在调查7大城市189所幼稚园后，曾感慨说：”很难找到一个幼稚园，完全为贫民而没的，或完全为了工农子女而设屯的，差不多都是为了富人达官的千金、少爷而设的。

深受教会幼儿教育影响的中国早期幼儿教育远离了困情，脱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拒绝了最需要幼儿教育的广大劳苫阶层，不利于幼儿教育民族化的发展，阻碍了幼儿教育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

三、中国幼儿教育冲破教会控制的独立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中国幼儿教育亦乘风逐浪。针对一味模仿抄袭，从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三大顽症的状况，在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领军人物的带动下，以若干教育实验为先导，掀起了冲破教会控制的幼儿教育近代化探索，取得了中国化和科学化一系列成果。

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幼儿教育因受教会幼儿园的影响而崇洋媚外，陶行知明确指出应将中国的、省钱的和平民的作为创设幼稚园的基本方针。要求“第一要打破外国的面具；第二要把贵族的架子放开；第三要省钱，不当用的不用”。改革中国幼稚园教育的重心放在“平民化”问题上。因为中国是一个穷国，只有满足劳苦大众的需求，才可能“中国化”。为此，他认为幼稚园必须“下乡和进厂”，视农村工厂为“幼稚园之新大陆”。并于1927年在南京远郊燕子矶创设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

其后，又进行了“艺友制”幼儿教师培养模式和“教学做合一”的课程实验。1934年，他还指导孙铭勋、戴自俺等人办理了中国第一所工厂区幼教设施——上海劳工幼儿团。其办理的方针是“跳出传统的托儿所及幼稚园的圈套，而创造出一个富有意义的幼儿工学团”。实行了“托幼小学低年级一体化”，试用“小先生制”。

陈鹤琴对当时幼儿园课程抄袭外国非常不满，他说：“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他提出设计中国幼儿园课程的三条标准：一为“凡是儿童能够学的东西就有可能作为幼儿圊的教材”，二为“凡教材须以儿童经验为依据”；三为“凡能使儿童适应社会的，就可取为教材”。为了研究中国的、科学的幼儿教育，陈鹤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儿园，并在1925—1928年进行了以课程组织为中心的多项试验工作，于1929年制定出《幼稚园课程标准》。在幼儿教师培养上，创办了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通过“活教育”的方法，培养适合国情要求的幼儿教育师资。

张雪门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化学前教育的探索。1930年，他开始办理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决定“自成立一种实验教法”，将幼儿师范办成“实验幼儿新教育之工具”。探索研究面向普及中国幼儿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方法，推出了“行为课程”幼儿同课程理论和“有系统、有组织的实习”的幼儿教师培养模式。1936年在编著《幼稚教育新论》时，他将幼稚教育的目的与“立国精神”及民族的特性联系在一起，指出：“研究教育的目的，本在于实用。分析过去，捉住现在，改进将来，无一不须从本国里找材料；也正唯从本国材料中找出来的路子，才能解决中国幼稚教育的问题”。公务员之家

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是在20世纪初拉开帷幕，教会幼儿教育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步伐。而对于教会幼儿教育给我国幼儿教育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对它进行了批判和改造，通过种种实验，开启中国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国幼儿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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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陶行知。冉行知全集（第一卷）[MI.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自主性学习；生活化；合作学习；个性化

传统的中职语文教学忽视了学生自主性学习的问题，学生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而新课程的标准核心是将学生的消极被动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学习，以发挥学习主体的最大效应，让整个教与学的过程充满生机活力。如何转变传统的教学状态，让学生融入课堂教学，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构建活学的课堂，我们不妨用实现“五化”的方法试一试。

1．融入社会实际，实现课堂教学生活化

所谓“教学的生活化”，就是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的生活背景之中，从而激发学生作为生活主体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同时将教学的目的、要求转化为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内在需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语文，在学习语文中更好地生活，从而获得有活力的知识，并使情操得到真正的陶冶。在这样的课堂里，语文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而是学生寻求知识过程中的合作者、引导者，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如在教学《提醒幸福》时，作者通过平实的语言告诉了我们很多生活的道理，在教育学生时，如总是灌输给学生一大堆看似人人皆应知但却异常空洞的道理，以致学生不能够很好地接受，也不会主动的把兴趣加入课堂中来。作为语文教师完全可以挖掘出课文中为人为事的基本道理和准则，让学生在感悟文本的过程中联系生活，与生活发生碰撞，激发出点点滴滴的火花，从而永久地烙在学生的心里，这样的课堂教育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存在语文，如优秀的广告词中，大街小巷上的标语中，与人的交往中……这些在课本之外的语文资源如果老师不加以合理引导的话，学生很容易就会视而不见。相反如果老师适当的点拨一下，学生就会有意识的去发现，就能在无形之中学到语文知识。总之生活的广阔天地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文学习的资源，可以说生活处处皆语文。让生活走进课堂，让教学走近生活，不仅可以优化语文教学过程，而且由于贴近学生生活，容易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既培养了学生的能力，又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

2．引入合作理念，实现课堂教学和谐化

合作学习就是以学习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采用以优带差，系统利用教学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来展开学习，以小组整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学生在合作过程中进行讨论，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古人有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面。”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可通过设计指导型课堂、过程型课堂、探究型课堂等多种方法，营造平等、民主、和谐的合作氛围，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精神，让他们的求知欲在轻松、主动的学习中得以实现。

3．借助多种艺术，实现课堂教学丰富化

一般的文学作品教学，常常是通过教师的分析讲解来达到教学目的。但文学作品所凭据的语言不过是传达思想感情、塑造形象的符号，而非客观事物本身，因而具有间接性的特点。因此，单靠语文教师的三寸不烂之舌很难将文学之美传授给学生，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国古代早就有认为诗、书、乐、画本是一体，诗画相应成趣，一首词作也是入韵能歌的。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广泛引入艺术形式，从而达到激活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目的。如在教授《荷塘月色》时，可以以“乐”衬文，选用一首恬静柔美略带伤感的吉他独奏《月光》作为背景音乐，学生很快便随乐声和朗读声沉浸到亦真亦幻的朦胧月夜中去。还可以更广泛的引入绘画、雕塑艺术。如进行人物作文教学时，为刺激学生的写作兴趣，不妨把罗中立的著名画作《父亲》搬进课堂，来激活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甚至还可以把书法、电影艺术也搬进课堂，在学习《雷雨》、《林黛玉进贾府》等文章时，可以引导学生先观看电影。把电影引入课堂，除了能激活学生的兴趣外，还能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学原著的蕴味。通过授引艺术使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下掌握了课堂教学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思想情操也得到了熏陶。

4．发挥个性品质，实现语文教学个性化

“以人为本，发展个性“是语文教学发展的方向。个性化的语文教学是语文教改的需要，也是素质教育的需要。但是，在当前的语文教学改革中，对教学科学化、规范化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语文教学的个性化。我认为中职语文提倡教学个性化，需要教师以独特的教学个性和风格，创造性地开展语文教学活动。

怎样增加个性特色?教师在课堂上首先要有和善的态度和幽默机智品质，学生上便会如浴春风，思维活跃，并时常碰撞出创造的火花。其次要乐于听取学生的意见，宽容学生的错误。国外教育者批评中国教育缺乏个性，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教师权威意识过强，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果，更高层面上是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僵化的问题。只有乐于听取学生的不同意见，可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再次，教师采用创造性思维的发问技巧，提出一些开放性问题，积极鼓励，逐步引导学生思维，让学生张开理想的翅膀，在想象的世界中尽情遨游。千人一面的教学风格是不符合改革创新的需要，也是不现实的。教学的个性化才是教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形成个性化的教学风格，才能有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才能有教学的生机与活力。

5．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课堂教学高效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语文课程资源呈现出多媒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突破了传统语文教材是知识主要来源的局限性。信息技术为语文课程提供了广阔的学习资源，如与课程内容有关的音频、视频、图像、文献、文本等资料，语文教育网站、电子书刊等，正日渐“侵入”以粉笔、黑板和教科书为主的传统教学资源中。新颖的课堂教学方式正走入我们的校园，走进我们的课堂。原来课堂学生没有听清楚或没有做好记录，依托现代信息技术，采用视听媒体，教学课件或网络教学，这一遗憾将不再存在。课堂教学实现了超时空性，不仅教师可更多的自我发挥，而且学生也可张扬个性。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8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6.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3.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3.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3.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3.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

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3.“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