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博士论文范文10篇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1

（1）一定的研究生规模和良好的结构比例。尽管学校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空间困难，但是，研究生规模不仅不能缩小，而且应该尽一切可能适当扩大，特别是要扩大博士生、免推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生规模与比例。博士生、免推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生不仅能产出大量SCI论文，而且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2）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程序规范，要求标准高，竞争激烈，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预选赛。作为从研究生教育起家、以培养研究生为重要特色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必须长期不懈地重视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产出，这既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前奏。（3）SCI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尽管对SCI论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现在依然没有超越SCI阶段。为了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必须下大力气重视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当每个研究生都可以发表高水平的SCI论文时，我们才有资格讨论SCI论文是否重要。SCI论文目前依然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研究团队建设、科研成果评奖的重要基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不能再走仅重视SCI论文数量的老路，而要更加重视SCI的质量，催生高影响因子SCI论文的产出，才能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4）发明专利数量与转化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有一定数量的工科研究生，除了鼓励研究生产出高水平的SCI论文外，还应鼓励研究生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特别是具有广阔市场前景、易于转化的发明专利。（5）国际化程度与水平。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国际化视野，而且为扩大学校影响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会大大促进学校科研水平上台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要实现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办学目标，提高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是必由之路。

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挑战

遥想当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地学研究生培养方面独领风骚，成为中国地质教育战线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虽然学校发展很快，但研究生培养出现了新的困难，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师资力量有限，每个教师带的研究生偏多。学校现有专任教师866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191人，副高级职称269人。2012年学校实际报到硕士研究生1743人，博士研究生377人。如果这些研究生全部由学校的教师来指导，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平均每人指导2名博士研究生，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教师平均每人指导3.8名硕士研究生。按研究生学习时间为3年计算，每个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平均指导6名博士研究生和11.4名硕士研究生。相对于师资力量来说，我校研究生规模偏大，每个教师指导的研究生太多，特别是传统优势学科每个教师带的研究生太多，负担太重，压力过大，疲于奔命，不仅影响了指导教师的身心健康，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也使学校一些管理政策失灵。（2）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有待改善，非地质专业的研究生偏多。研究生报考有一个就高不就低的基本规律，即学生要么选择自己的学校，要么选择比自己学校声望高的教学或研究单位，很少有学生选择比自己学校声望低的教学或研究单位读研究生。30多年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地学研究生的首选之地，不光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河北地质学院、西安地质学院的学生青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而且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也纷纷加盟。加上当时招生人数很少，招生优中选优，生源很好。经过30年的发展，学生报考研究生对学校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大，研究生报考就高不就低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近几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研究生中几乎见不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另一方面，由于就业的导向作用，近年我校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生生源比例明显下降，跨专业研究生比例明显提高，非优势专业研究生比例增长过猛，导致研究生培养效率下降。跨专业研究生的成才率太低，对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率不高，非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生对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率也不高。（3）培养环节需要进一步改善。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培养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科研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方面管理都比较粗放，体现学校的意志不够，需要进一步改善。（4）研究生学习研究长期与科研仪器脱钩，导致动手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归结到研究生培养环节中。之所以将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突出了。留学生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能力绝不比外国人差，直到硕士阶段都不明显输给外国人，但在博士阶段实验室动手能力普遍不高。这与我们的研究生学习研究长期与科研仪器脱钩不无关系。（5）鼓励创新型、拔尖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大锅饭现象盛行，耗费了学校大量优质资源，影响了拔尖人才的培养和标志性成果的产出。（6）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化水平不高，主体限于国内办学，虽有一定的国际交流，但规模不大，水平也有限。（7）研究生管理多为按部就班的服务，创新不多，特别是对全局具有带动作用的创新不多。

研究生培养的出路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2

一、拟投期刊的挑选

1.选用SCI录入期刊。目前SCI录入中心刊 3000种，加上补充期刊约 5600种。研讨者可事先将SCI中自己感兴趣的期刊找出来备用。

2.运用SCI录入期刊的影响引子（Impact Factor）来挑选期刊。期刊的影响因子是该刊前2年发表的文献在当前的平均被引次数。《科学》、《自然》影响因子很高，SCI录入我国期刊影响因子都在1.00以下。期刊影响因子愈大，有用信息愈多。作者可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决议投稿方向。

3.运用学科带头人的影响或世界学术交流的条件，物色最了解我国学术研讨、信赖我国学者的那部分期刊投稿。SCI选用的期刊中约 1 / 3为美国期刊，因此要留意选美国期刊。

二、怎么预备投稿

挑选合适刊物投稿：从杂志homepage下载Instruction for Author，按投稿要求，如投稿份数、论文编制、长度、图表、参考文献引法、配图阐明（Figure legends）等，逐条遵从。Letter to editor-in-chief : ①声明文稿权转让；②未一稿多投，和在稿件未作出决议前不预备一稿多投；③一切列出作者均对文稿有切当奉献；④文稿内容实在，无作伪；⑤一切作者均已阅览文稿，且赞同送稿；⑥通讯作者地址、电话、Fax、e-mail；⑦通讯作者签名。勿一稿多投。

三、向国外生物医学期刊投稿需留意

（一）期刊挑选：

英文生物医学期刊品种繁复，挑选一本恰当的期刊并非一件易事，但是这是论文得以发表的一个重要环节。挑选期刊应考虑的要素：论文主题是否在刊物征稿规模内？论文格局是否契合刊物要求？论文是否契合刊物的一向口味？关于期刊的威望（prestige）问题：期刊学术水平高其威望就高；反之威望则低。生物医学作业者都期望科研成果发表在有威望的高质量生物医学期刊上。挑选期刊的方法：假如论文主题在一个很窄的分支学科内，那么挑选规模只能约束在几种刊物；假如论文信息穿插了几个研讨范畴，则可有许多种挑选。无论是哪种状况，先列出一个简略拟选期刊表，然后逐一对进行比较挑选，作出最终抉择。

（二）阅览和运用投稿须知：

1.读刊头（masthead statement，通常放在期刊前面的文题页上），以了解刊名、简略的办刊主旨、修正委员会组成、修正部成员、出版商及其联系地址等。

2.浏览目录（table of contents），断定该刊物是否发表你研讨范畴的文章及发表的份额有多大。

3.留意栏目设置，断定拟投稿件的栏目。

4.看拟投栏目文章的典范，了解编撰要求及格局。

5.某些期刊刊登投稿和接纳日期（submitted and accepted dates），可据此核算周期。

6.广告数量可直接判别期刊质量。因为广告公司都愿意将金钱投到质量高、影响大的期刊上。

7.经过11或12月份出版的杂志最终几页上的“一切权、办理和发行声明”（statement of ownership，management，and circulation）查找期刊发行量。

8.核对有无北美和欧洲以外国家作者编撰的文章。

9.有些期刊还刊登报导方案，作者可依此拟订自己的投稿方案。

（三）投稿留意事项：

当决议了论文主题，断定了读者群，并选定了拟投期刊后，论文文献检索作业即使完结。下一步是断定论文作者、检查期刊的“投稿须知”，并将研讨结果的原始资料收集在一起开端编撰论文。论文编撰是一项艰苦的作业，并非一稿就能完结，往往需求重复易稿(修正)才能使文章到达投稿的要求，即"5C"—正确（correctness）、清楚（clarity）、简练（concision）、完整（completion）和共同（consistency）。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3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有一批人与刘美丽同时起诉万方公司，包括491名硕博士，他们都以万方公司侵犯了其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万方诉至法庭。对其中的421起案件，法院判决万方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论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博士论文以1800至2000元计算，每篇硕士论文1000至1200元；另有以刘美丽为代表的70名原告则被法院判败诉，因为他们都曾经和学校签署过类似的《授权声明》。

2008年10月，另一批482名硕博士将万方公司告上法庭。其中364名硕博士获法院支持胜诉，另118名硕博士因将论文的相关授权给了毕业院校而被判败诉。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有5名博士在上海起诉万方公司，他们要求万方公司停止对《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等五篇论文的侵权，并索赔199620元。目前，法院还没有相关的审判结果。

至此，已经有近千名硕博士针对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侵权提起了上诉。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

2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

与刘美丽一样，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法院判令驳回上诉，原因在于他们都与学校签订了类似于《授权声明》的合同。在这份《授权声明》中，存在着“四个主体、三层授权”的模式，主体分别为作者、学校、中信所和万方公司。作者授权于学校、学校授权于中信所，后者再授权于万方公司。

具体来说，《授权声明》的授权链条是经过三个步骤的：学生与学校签订关于论文使用的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

在这个授权链中，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顺德的看法，刘美丽的《授权声明》按照著作权角度来讲顶多就是发表权，整个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转授给学校，即刘美丽仍是她论文的唯一著作人，她有保护自己著作权不被侵犯的权利。

第二层授权，是学校与中信所之间的协议。中信所与学校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于2004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汇集其所拥有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中信所，许可后者对其进行全文电子化处理。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中信所将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的方式收录入《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汇编并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传播。及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发行。协议规定，中信所向学校研究生院及其作者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的录用费、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录用费；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

然而在本案中，刘美丽从未收到50元论文录用费。

第三层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中信所与万方公司于2003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中信所委托万方公司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向万方公司无偿出借学位论文馆藏印刷样本，供开发建设数据库使用。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在中信所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万方公司产生的数据库建设费用可以向镜像产品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

正如印刷厂不能因为出版社委托其印刷，就能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一样，万方公司利用学位论文，在网上传播，并向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这是不合理的。学位论文在经过层层授权后，已从刘美丽等人手中转入了万方公司。刘美丽作为唯一的著作权人，有权将自己的学位论文通过合法的途径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然而，在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后，她的论文被放到了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显而易见，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

1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0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这表明，与刘美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名硕博士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享有著作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了学校；学校又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而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这三层授权下，硕博士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仍然是属于他们自身的。《授权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学校最多只是拥有了学位论文的发表权。因此，学校不是学位论文的著作人，同样的，中信所和万方公司更不可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也就意味着，万方公司无权将学位论文全文数字化，并放在网上进行传播。

2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数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向大众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其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是必然的，这就需要界定“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别。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因而，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都是必要且必需的。

从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来看，“合理使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外的惯例，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建立在不侵犯著作者的著作权的基础上。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侵权的案例中，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了《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了《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事实上，刘美丽并没有与万方签订任何有关著作权转让的协议或者文件，这也意昧着，刘美丽等人从未同意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万方公司放在它的数据库中，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对这一案件进行有效地判定，这也是这一案件目前仍然没有审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著作权法》适用于传统出版业，但数字图书馆作为新兴的出版形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出版环境和著作权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出版有较大差别，《著作权法》不能对其完全适用。例如，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中。著作者理所当然地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这不会因为其作品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书本文献中而改变。而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文献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是传统出版所不能及的。著作者的作品经过数字化被放在网上后，很容易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及保护是容易产生问题的。依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建议，在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侵犯到著作者的著作权前提下，未来的相关立法应该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使数字图书馆与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样享有合理或法定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并允许数字图书馆在用户的人数、作品内容下载复制的数量以及被浏览、下载的技术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可以既保护到著作者，又使数字图书馆有更正规的发展。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借鉴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了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有效地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例中，以刘美丽为代表的千名硕博士对万方公司提出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则有可能在维权时限和效果上有很大的收获。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对版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地分析与解决。

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使用作品的用户。可能因地域限制而无法联络到作者，这样一来，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权利受限制。此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作者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向数字图书馆集体授权、收取报酬并分配给著作权人。正如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责一样，它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并与世界上32个同类组织签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对于那些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来说，它们所使用的索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需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即可，然后再由协会向作品被使用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

同样的，数字图书馆只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免去寻找作者的麻烦，也不必逐个寻找著作权人洽谈著作权交易事由。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用于刘美丽案中，万方公司可以与相关的集体组织接触，获得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就可能避免成为被告席中的主角。这样一来，有利于数字图书馆提高作品使用效率，发挥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著作权人的人，其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权力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其它权利。

4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刘美丽发现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出现在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中，这一数据库能方便地在线浏览与下载。这意味着，刘美丽的学位论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各个终端用户电脑中的文件，她的研究成果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去使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在网络传播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控制，经过数字化的作品一旦上网，就难以避免被用户浏览、下载、复制、打印等。这样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举证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正如传统的图书有防伪码，以防盗版书籍的侵权一样，数字图书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对馆藏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万方公司合法得到硕博士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权时，这可以利用一些相关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著作者的著作权，避免非法盗用以及被侵权等事件的发生。

目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ataRightsManagement,简称DRM)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体系。DRM是对数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它通过加密技术、信息安全传递等技术，防止电子书的非法拷贝，以方便著作者、出版社和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清算。DRM允许网络数字内容的提供者控制浏览、阅读其数字内容的访问权限。无论这些数字内容是图像、文字、音乐或是其它多媒体文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可以自行定义加密方式，以对网络用户的浏览、下载其数字内容进行控制。只有获得数字内容提供者合法授权的最终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并且这些授权可以细化到是否允许最终用户复制、打印以及复制、打印数量限制之类的问题。这样，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著作权人)就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复制及使用，减少被侵权的风险。

5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作为著作权的合法享有者，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相当一部人著作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放在了网上，认为是自己的荣誉，却没有想过，论文有可能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甚至是剽窃抄袭等，而开发论文的数字图书馆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其数据库中的论文使用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著作者没有得到任何名义上与实质上的报酬。

著作者的维权意识薄弱，是更多的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可以说，数字图书的版权问题需要引起出版界、法学界以及著作人的共同关注。

6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在立法方面，国外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界定有较明确的定义，同时，较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有相对有效的保护。由于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外的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也比较成熟，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件中，就可以仿效Google的和解协议。由我国的出版协会牵头，与各个数字图书馆签订相关的协议，以保护众多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4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规范。对于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不会在上述几个层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规范，影响他们出高层次的成果，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成果，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方法的失范是问题最大的失范。本文随后会分析这方面的情况。

二、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经谈到，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规范的强调，须和研究方法运用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质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严重的失范。新闻传播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有三种：思辨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许多是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变化形式。三种研究方法不能分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而我国学人在运用这三种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处。

（一）思辨研究中有诸多毛病

我国学人最喜欢、最擅长的是思辨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把思辨研究做得很规范。常见的毛病是：1、不严格使用定义方法，重要概念在运用中其内涵时大时小，捉摸不定，影响了全文的逻辑性。有人在界定舆论监督时，把群众来信来访也圈定在舆论监督的内涵之内，然后又大谈舆论监督的特点是公开性。2、对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对着翻译出来的中文望文生义，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比如，断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不包括新闻自由，并推论，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闻自由则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讲新闻自由的说法不通，因为新闻是名词；只有出版自由的说法通，因为出版是动词。实在莫名其妙。3、对国外的或国内历史上同类研究的主要文献知之甚少，就开始洋洋洒洒，结果是在浅水滩上翻跟头，看上去很热闹，却逮不着一条大鱼。4、用领袖的话或者当前政策作为逻辑起点，进行推理，结果形势和政策一改变，“学术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论文提出若干命题，却没有一个进行充分论证，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说”——“看上去有道理的陈述”，如果连这些假说都是别人那里搬来的，那这篇论文就不过是“经常讲，反复讲”的宣传品而已。6、大胆假设，却不肯小心求证。习惯于提出一个论点举一两个例子，以为这样就算立论成功。作这样没有说服力的简单论证的文章多得很。因为社会生活极端复杂，人们对任何论点几乎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证实或者证伪。“”中通过报道不上大学的人做出成就，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进而证明大学可以不上、可以不办。这只是一个新闻报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实质上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运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但也绝不是很罕见。

海外学者还注意到大陆的研究中有太多的“应然”研究。美籍华人学者李金铨教授认为大陆传播学学术研究有着假、大、空的现象，传播学者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将其称为“应然”研究。“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但“应然”研究要以“实然”研究为基础。否则会导致理想代替现实，价值判断替代现实判断。脱离了“实然”的“应然”是空洞、无意义的，没有说服力的。

（二）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

我国有些学人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擅长定性研究，他们举出的例证是新闻学中大量存在的党性、阶级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阶级性、党性等概念来对新闻进行思辨研究，这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更有人又把思辨简单化地理解成有感而发，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实际上，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举出许多事实和其他例证），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而主要使用归纳方法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都属于操作事实，都是有严格操作规范的实证研究。可见，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更不是有感而发的随感录。

较早在国内介绍并倡导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1996年在对国内外定性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定性研究方法虽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要检测大量的因果变量，但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证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撰写研究报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步骤和方法在形式上与定量研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6]。

陈向明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中说，“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为了与这种所谓的“定性研究”划清界线，她将qualitativeresearch重新界定为“质的研究”。她还指出，“‘质的研究’十分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总结。非常遗憾的是，陈教授所指的有感而发式的所谓“定性研究”，在新闻学论文中非常普遍。规范的定性研究比规范的定量研究还要少得多。

（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规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发明的，在美国新闻传播学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国，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广泛介绍，不少大学还开了传播学研究方法课，但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从1995—2004年研究科技传播的论文中，在选择的366个样本中，只有两篇实证性论文。[7]在非常需要实证研究的报业集团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296个样本中，运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212篇，占到总数的72%，实证研究论文只有84篇，占论文总量的28%，但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8]。

我国新闻传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规范的也不多。比如进行抽样调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维度、变量不足以回答假设；或者是同类的定量研究，其维度、变量设置每次都有变化，难以做连续调查和比较研究；有的抽样的科学性不够，致使信度不够高；有的在安排调查人员时没有重视对他们的素质的要求，调查人员中竟有不入户认真进行调查，想当然填数字者。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规范，都会影响抽样调查的质量。

进行实证研究的比较少，笔者以为，原因首先在于它们要花的金钱和精力都很多，有些研究如内容分析，也许不要花多少钱，但精力消耗大。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来说，也是喜欢读思辨研究的著述，而不喜欢看一大堆数目字。

但定量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曾经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的证明是建立在更高的精密的逻辑推理上，具有逻辑严密性和结论确定性，这种推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和确定无误的。所以定量研究只要操作完全符合规范，它发现的原理和结论就能保证科学性，就能为不同国度的人所接受。我们要想打开通往国际学术的大门，定量研究必然是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我国在定量研究上过于不足，笔者在这里作了倡导，以求有所弥补，但笔者也不希望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热潮。在量化的方法论原则下，“真理是不断发现的事实的积累这一信念压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设”[9]，单纯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时过于微观以至于割裂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弊端，西方学术界自己都感觉到了。思辨研究正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国学人的特长不可丢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有的项目适合定性，有的项目适合定量，有的适合多者结合。正如吴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讲学中所说的，“无论用哪种方法，它的终极价值诉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的距离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原因。本节谈一谈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距离。

（一）中国人缺乏逻辑性、分析性的思维传统。在用概念、范畴去固定和网络自己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时，主要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依据，而是通过意会和体悟来达到对其特性的系统说明。古人的意会和体悟无需辨析、说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认识论的认同而生发出的科学精神。[10]个人的体悟、意会是一种直觉思维。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只能运用大量直觉思维，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例，它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思想，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说法的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哲人都论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仍在继续论证。但是从直觉思维出发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却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前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12]

（二）中国人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例如，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就没有人说，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或亦善亦恶。中国自古以来就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其实大量的人是芸芸众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轻于鸿毛。总喜欢把文学艺术作品分为香花、毒草两类，要么就捧，要么就灭，其实整个绿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对事物作两极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现代传播学的统计方法可以表现出无数个梯级层次，如实反映事物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克服简单化的毛病。

（三）中国人崇拜权威，喜欢借经立言。中国人在数学和医学上两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汉朝就有《九章算术》和《黄帝内经》。这些被奉为数学、医学领域的最高峰的经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过是通过注释经典的方式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后来一直没有超过这两本经典的著作出现。在文科领域更是如此。孔孟思想奉为经典后，没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举考试，考生们无不是借孔孟之经立言。不敢挑战经典，只能借经立言的风气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逻辑，依靠直觉思维，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的思维习惯，以及崇拜权威，借经立言的治学方式，不难看出会导致以下几个缺点：其一，论证的主题往往是宏观话题，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对于天地人的论述，议题重复，且因循守旧。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则被搁置。由于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因而得出的结论对于实践难以有适用性。其二，论证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现实的具体内容，论证过程弱化，论据以一些“原概念”为主，尊奉经典，最终的论据还原为天地、阴阳、五行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其三，中国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当然。讲究求证，肯动手做试验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对知识总量贡献甚少。对这些古人的思维习惯和治学方式，如果现代学人不能意识到其不足，在现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受其影响，就必然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规范的现象。

四、学术规范难以改进的现实原因

（一）党报学的传统——重心是领会宣传方针和策略

学术失范本身，是主客观因素，或者说是研究者与研究环境交织的产物。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缺乏某种规范的原因，公正地讲，客观的原因甚至比学者们主观的原因更具决定性[13]。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对于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能否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我国新闻学的起源来看，新闻学研究的政治意涵对于新闻学的限制是明显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发端于延安解放日报时期，“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14]从此新闻学变成党报学，学科的重心在于领会执政党的宣传方针和策略。“术”，即新闻业务，成为研究的焦点。而“学”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因而产生“新闻无学”的说法。随着近二三十年新闻改革的发展，新闻改革实践与新闻学产生积极有益的互动。阶级论逐渐淡出新闻学研究；信息概念的引入，在新闻实践层面开始厘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对于新闻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媒介企业属性的增强，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党报理论依然处于新闻学的核心位置。在各国新闻理论或新闻哲学中都会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新闻自由问题，包括如何用法律调整新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在内的新闻法问题，在我国仍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在这方面出了成果也很难面世。好在随着改革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思想解放之风也渐渐吹进了新闻学领域，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得到拓展。

（二）政府学术基金有可能变成“遵命学术”的指挥棒

学术基金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国学术基金除了政府的几乎没有民间的。政府学术基金研究指向比较单一，大部分是与促进新闻管理与控制的课题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单一的学术基金把许多人才引向比较单一的课题，造成大量的重复研究，比如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课题组研究突发事件报道、传媒与和谐社会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新闻传播研究过于追逐“政策热点”、“理论热点”，浪费大量国家资源作重复研究则是不必要的。有的学人把各级政府学术基金这样使用，称为搞“计划学术”。这当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事。“计划学术”、“规划学术”的现象[15]，充斥整个社会人文学界。这在课题的申报和评审中尤其明显。“计划学术”意味着学术评价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学术的标准占据主导位置，课题申请前的指导性的课题指南设置了学术研究的议程，其中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传需要，对于现行制度或者思想进行“科学性”或者“学术性”的诠释。在这种微妙的上下互动中，行政体制掌握着学术的议题权与评价权，在学术资源的调配中，不仅隐含着研究的目标与方向，甚至已经预设了方法与结论，课题的意识形态意涵以及实用性被强调[16]。学人为了中标，获取经费，在申请中主动追逐与臆度审批者的思路，结果真正的社会需求被搁置，甚至研究结论被扭曲。在这样的互动中，学术发展的内生逻辑被遮盖，其结果是泡沫学术与垃圾知识的出现。

（三）业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学术论文传出不利于学术规范的信息

在我国新闻业界，至少省部级以上媒体都有刊物，这些刊物上的大多数文章是媒介从业人员所写，多是实践感想、政策诠释和经验介绍，写作者的身份以及题目的性质就决定它们不会遵守学术文章的规范。这些文章对业界的作用当然不可抹煞。但媒体工作者在评中、高级职称时必须交学术论文，而这些文章都算作了学术论文。长此以往，在青年学人中，这些文章也就成了学术论文的样本。不但青年学人，即使一些大学新闻院系，也把它们看作学术论文。比如，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把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这样业务性的刊物列为新闻学的权威学术刊物，而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竟算不上。他们区别是否权威学术刊物，其标准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按学术规范、学术水准。学术规范被何等轻视由此可见一斑。

五、几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须的，但我们不必完全照搬。这是一些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有些道理的，但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对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笔者赞成取这样的态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吸收输入”却也置于“不忘本来”之前[17]。但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属于操作规则，毕竟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有所不同，接轨与引入是发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强调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规则。只有武术、中国象棋你可以自立规则。当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国学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会发现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学术规范与竞赛规则多有相似，不能有明显差异，但考虑到我们的治学传统与西方差别较大，笔者还是认为，适当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尝不可。现在举一个笔者身边的事例。考虑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理论色彩的讲究和追求（通常认为这才显得有学术性），笔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写博士论文《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以武汉市取缔“麻木”（三轮车）的政策过程为例》时，在进行问题讨论中，与国外同类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论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辨研究的内容。这是为了适应环境呢，还是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也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新闻制度定型几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实然”研究。批判学派对现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却没有做出像样的“应然”研究，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改变现存局面的办法。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闻改革千呼万唤二三十年，学术界参与其中，发了多少文章出谋献策，才有今天这样较好的局面。我们不能反过来把那些“应然”研究一概否定。它们至少为新闻改革增加了舆论力量。那些在实践中还没有或很不充分，在过去甚至连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媒体创办改革等，难道不能作一些“应然”研究吗？理论研究不仅仅是总结实践，还要指导实践，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对于新的实践提出设想和主张。

只是许多作者总爱在文中或文末谈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应然”研究确实不甚可取。某些“应然”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改为写研究报告。比如，多花些功夫，进行现实调查资料和中外对比研究资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见，这种“应然”研究，岂是那种在文中随感式地高论应该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

如果从硕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闻院系的教师在内，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群体是很庞大的。这个群体中，硕士生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会继做作学问，老教师中对大部分学术规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走老路，发挥老方法（主要是思辨方法）的优势，除了少数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们去做规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现代学术规范，登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学人身上，特别是正在培养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做学位论文，是培养新的学术群体的重要环节。现在有的导师鼓励博士生一毕业就能将论文出书，结果博士生将学位论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实际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资料，结构松散，逻辑主线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线上“炫博”、“吊书袋”。出了书也很快进入半衰期，即文章受关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个场合，李金铨教授曾问一位博士生：根据你的博士论文大纲，哪是你的创新点。对方回答：我归纳的六个特点啊。李教授问：这六个特点中，哪一个是你研究出来的。对方无语。李教授指出的问题，在笔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论文中都存在。宁愿归纳六个特点，也不肯以一个特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我国一些博士论文论题大而无当、文章长而空洞，充满假说而无创新点的原因。

笔者曾请两个博士生（滕朋、张振亭）从网上下载国外优秀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论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们的学术规范，并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博士生们写学位论文时的借鉴，大家感到颇受启发。

笔者相信，只要学人们认识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会比较快地得到改观。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学术伦理

[摘要]：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注释]

[1]杨玉圣，张宝生（2004）.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引论.

[2]转引自：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3]段京肃，任亚肃（2006）.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现代传播，（5）.

[4]陈学飞（2003）.谈学术规范及其必要性.中国高等教育，（11）.

[5]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4页.

[6]何志武，孙旭培（2007）.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

[7]李尧鹏（2005）.近十年中国大陆科技新闻传播研究述评.新闻大学，（4）.

[8]屠忠俊，刘建强（2006）.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世界媒体实验室，，2006-03-13.

[9][美]卡尔•博格斯（2002）.知识分子和现代性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39页.

[10]汪涌豪（1999）.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631页.

[11]杨谦（2004）.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2]孙旭培（1999）.新闻学要讲究规范与方法.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3]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14]吴飞（2002）.时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与局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09-08.

[15]参见：许纪霖（2004）.计划学术何时休.中国新闻周刊，（2）；喻大翔（2005）.“计划学术”膨胀伤害了什么.文汇报，2005-05-25；江晓原（2005）.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科学时报，2005-04-27.

[16]王焱（2005）.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中国书评，（1）.

[17]李慎之（1998）.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开放时代，（5）.

[参考文献]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5

1图书馆文献装订工作现状———以国家图书馆为例

装订是传统图书馆时代文献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对连续出版物来说,装订是管理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2]。文献装订的主要功能包括利于文献集中、便于排架、延长文献寿命、利于永久保存、在书脊上统一编码便于归取和统计以及整齐美观等[3]。图书馆的文献装订根据装订目的、装订材料及装订工艺不同,分为精装形式和简装形式(本研究指精装形式)。目前,图书馆对纸本连续出版物,尤其是过刊、过报的存藏管理多采用装订合订本的方式,如国家图书馆装订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三种文献类型。

1.1期刊

依据“中文求全、外文求精”的资源建设总原则,国家图书馆对国内出版的中文(含少数民族语言期刊)正式期刊全部入藏,国内出版的中文非正式期刊及国外出版的外文期刊则选择性入藏。截至2020年年底,国家图书馆入藏大陆地区出版的中文普通期刊5.4万余种,其中过刊4.3万余种,现刊1.04万余种;港澳台地区出版的中文期刊2,800种,其中过刊2,100种,现刊700种;外文期刊5.4万余种,其中过刊4.9万余种,现刊5,400余种。国家图书馆以装订合订本的方式对过刊进行存藏管理,2015—2019年平均每年装订的期刊合订本总量为5.4万余册,其中普通中文期刊合订本4.5万余册,港澳台期刊合订本2,200余册,外文期刊合订本7,000余册。由于馆藏发展政策调整,2020年后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期刊仅入藏一份为正式馆藏,因而正式馆藏的合订本期刊为每种一份。

1.2报纸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报纸包含国内出版的中文报纸(含少数民族语言报纸)和国外出版的外文报纸。截至2020年年底,国家图书馆馆藏大陆地区出版的中文报纸9,600余种,其中过报8,300余种,现报1,300余种;港澳台地区出版的中文报纸740种,其中过报660种,现报80种;外文报纸670种,其中过报600种,现报70种。2015—2019年,国家图书馆平均每年装订的报纸合订本总量为1.11万册,其中大陆地区的中文报纸合订本7,100册,港澳台地区的中文报纸合订本2,500册,外文报纸合订本1,500册。

1.3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学位论文的收藏和保存。国家图书馆自1981年开始便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全国博士论文收藏机构,依据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通过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论文,应当交存学位授予单位图书馆一份,已经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应当交存北京图书馆和有关的专业图书馆各一份”,是法定的博士学位论文交存接收单位。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出台的《关于统一博士后研究报告书写格式的通知》规定,国家图书馆于1995年成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指定的全国博士后研究报告法定交存接收单位。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学位文献资源包括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和海外学位论文等四种类型。国家图书馆的统计月报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国家图书馆馆藏学位论文资源共计275.2万余种,其士学位论文72.4万余种,硕士学位论文193.8万余种,博士后研究报告约8.2万种,海外学位论文8,000余种。在学位论文的存藏管理中,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是在提供一定周期的阅览服务后下架装订的,装订后进行永久保存和典藏服务管理。与期刊、报纸不同,学位论文的装订基本上是一册装订为一本,2015—2019年国家图书馆平均每年编目入藏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的总量为5.6万余册。从数量上看,学位论文的年装订数量与入藏数量不匹配,究其原因,一是部分论文仍用于阅览服务暂不下架装订,二是装订周期长、装订厂装订能力不足等因素造成了装订工作积压。

2图书馆文献装订工作的困境

2.1数字化出版趋势以及人们获取信息习惯的改

变使装订的现实意义逐渐丧失数字化出版时代,文献载体逐渐数字化,尤其是连续出版物和学位论文资源的数字化程度更高。以中文期刊为例,国家图书馆2019年入藏的1.04万余种中文期刊中有71%在其所购数据库中有电子版本。又如学位论文,各高校对学位论文均采用系统化和电子化管理,加之商业机构对学位论文的数字化经营,如清华同方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该数据库在2013—2019年间收录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数量均达到全国当年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公开出版的学位论文总量的90%以上[4],学位论文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最早全部实现数字化的文献类型。由此可见,装订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消失甚或已不复存在。此外,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行为与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尤其是时效性较强的期刊、报纸和学位论文等资源,同时对过刊、过报及以往论文的查询、利用也已从纸本文献转向了电子文献,致使纸本过刊、过报及论文的实际利用率低下。装订后的纸质文献多用于收藏而不是利用,文献装订的符号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2.2装订周期长,影响文献的典藏管理与利用

文献装订加工工序繁琐、工期较长,近年来因装订积压对文献典藏及利用产生的不利影响愈加明显。造成装订工作积压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文献自身因素。以期刊为例,期刊作为连续出版物,出版情况复杂,会因学科的发展和延伸及经济原因等出现出版周期改变等情况,以致到下架装订时还缺期,无法及时下架打捆送装。二是装订厂因素。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传统的文献装订业务形成了较大冲击,装订厂规模逐年萎缩,人员流失严重,装订能力下降[5],造成文献装订积压。

2.3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缩减与有限的存藏空间促使传统业务开创新思路

随着装订厂数量的减少,图书馆可选择的厂家范围也越来越小,文献装订业务的市场竞争性降低导致装订费用越来越高。以国家图书馆为例,该馆2020年的文献装订总额为200万元,还不包括相关劳务费用,这对本就经费紧张的图书馆而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此外,文献精装订后会增加厚度,从而占用更大的架位空间。笔者测量发现,国家图书馆精装合订本封皮(封面和封底)的厚度约为0.6~0.7厘米,2015—2019年平均每年精装合订本约12.11万册,其厚度达到847.7米,按每精装合订本平均4厘米计算,则装订封皮厚度约占每合订本总厚度的18%,那么每年文献装订封皮的总长度就占全年同类文献总架位长度的18%。换言之,年度文献精装订封皮用掉的总长度可再多存藏约18%的文献量。随着出版量的日益增多,多数图书馆都面临严峻的库房空间问题,而文献装订封皮所占用的空间无疑是一项值得认真考量的宝贵空间资源。

3智慧图书馆环境下取消文献装订的可行性分析

3.1数字资源成为图书馆长期保存文献的首选资源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落地实施,图书馆面临新的转型升级,智能化、智慧化服务呈现泛在化发展趋势[6],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的统筹、融合是智慧图书馆建设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资源建设工作。越来越多的文献信息资源以数字形式产生和使用,虽然数字资源的永久保存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但随着数字保存研究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各文献收藏机构对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目标、原则、策略等已形成共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7],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及服务的工作流程。鉴于此,数字资源以其存储容量大、所占空间小、方便快捷的检索利用与服务优势,正在成为文献收藏机构长期保存文献的首选资源。

3.2出版质量的提高提升了文献自身的存藏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版物不管是外观设计还是纸张质量都有了巨大改变。以期刊为例,各种期刊外观设计精美、色彩鲜艳,且封皮大多采用压膜面,如果装订反而会掩盖其特色。此外,期刊的出版质量也大大提高,特别是引进的外文原版期刊,大多采用道林纸为印刷材料,既挺实又耐磨,在书架上摆放几十年也会完好如初[8]。

3.3多元化存储有效降低文献加工成本,节约存藏空间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6

主要报道最新茶科技成果，内容包括茶树栽培﹑育种﹑病虫害防治、茶叶加工﹑生化﹑机械﹑技术经济﹑茶饮料、茶食品和保健品、茶的医用保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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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7

一、努力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学校的知名度是吸引考生报考，扩大生源和提高招生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学校的知名度越高，考生报考的人数，尤其是高素质考生的报考人数就越多，就越有利于提高招生的质量。

学校的知名度除了取决于学校的历史积淀外，还取决于学校现实的办学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林业高等院校的知名度普遍不高。北京林业大学虽然是林科高等院校中唯一的国家重点大学，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所以林学为主导的单科性大学，学校的知名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招生质量。近几年，我校抓住了教育大发展的机会，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林学、林业工程学等学科为特色，理、工、文、管、经、艺术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学校进入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2000年教育部批准我校试办研究生院，在全国林业院校中率先进入研究生院的行列；2001年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学校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源得到了扩大，招生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1983年以前，我校每年招收科学学位研究生不足20人，但1999年上升为163人，2003年高达900人。仅1999年至2003年间的招生人数就扩大了5倍。以前报考我校的生源比较单一，主要是来自本校和其他农林院校的毕业生。近年来，包括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全国其他综合大学的考生逐年增加，研究生的生源扩大，招生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二、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

严把培养质量，是提高学校知名度，进而提高学校招生质量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各个学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研究生生源竞争激烈，如果在报名条件、入学考试、录取及其后学习、考核和毕业论文的要求上比较严格，将会影响本校的生源。但我们的体会是，只有严把学生入学和培养质量关，培养出的研究生能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学校才能真正吸引高素质的考生。些学校，只为盲目扩大生源，降低入学门槛和培养标准，短时期内达到了扩大招生规模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却损害了学校的声誉，长期下去，考生和社会最终会摈弃这些学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关，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使他们真正能学到知识，增长能力，顺利地成为生产和科研上的合格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吸引高素质的考生报考，最终提高本校研究生的质量，实现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校通过硕士生提前攻博、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资助研究生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建立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制度、建立优秀论文激励机制、资助出版优秀博士论文等措施，显著地提高了研究生的质量。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是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块试金石，目前我校已有森林培育学科和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两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博士论文，林业院校唯此一家，在全国农林院校中并列第二，在全国大学中排名并列第八。2002年1月参加北京市研究生英语学位统一考试，我校硕士生的一次通过率达到62．3％，博士生达到41．6％，已进入北京市高校先进行列。

三、多渠道筹集科研经费

研究生的培养和本科生不同，培养目的主要是为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培养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只有具备一定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一名硕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9000元，3年需要2．7万元；一名博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1．1万元，3年需要3．3万元。林业科学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主要研究的对象树木和森林生长周期长，进行科学研究环境艰苦、工作量大，需要的科研经费较多。因此，林业高等院校要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就必须拥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一部分导师的研究经费明显不足，使正常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无法落实。因此，我校要求研究生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在积极申报国家自然基金和各类国家科技项目的同时，加强和地方及社会上各单位的横向科研合作，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

我校研究生院除了配合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广开各类科研项目的申请门路外，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研究生培养基金，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资助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科研经费不足的学生。2001年资助33人，投资13万元；2002年资助53人，投资20万元；2003年资助70人，投资25万元。我校计划在多方筹集资金的基础上，资助人数每年增加20％，资助金额每年增加25％，加大资助范围和资助力度。

四、对专业学位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

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一种新型的学位类型。与林学及相关科学硕士学位相比，农业推广硕士(林科)专业学位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应用，为林业技术推广和林业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为保证招生质量，我校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下达的当年录取限额，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总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对拟录取人员进行复试，复试着重考查考生从事农业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的潜在素质、岗位经历和业绩。为了向农业生产第一线上的优秀人才倾斜，保证符合招生条件的优秀在职人员有更多的入学机会，真正达到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目的，对有中高级技术职称，或获得一定级别奖励的基层单位业务骨干，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录取。在培养方面，针对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注重应用的特点，我校在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浙江、广西、山东、山西、辽宁、河北、内蒙古、北京等地区建立了教学实习点，许多应用性和现场性强的课程均在教学实习点进行。在论文选题方面，要求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和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要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先进性。上述措施的实施，使我校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在林业生产单位和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口碑。随着学校声誉的提高，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稳步增加，近年来的招生人数一直居全国农林院校的第2位，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保证。

五、就业状况对学科招生质量的影响

一个专业的就业率和考生的报考数量和质量是呈正比的。如果某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显著增加，招生质量也会相应提高。反之，如果一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小，就业率长期偏低或就业前景不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减少，招生质量也会相应下降。

我校研究生的招生，在保证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业及对国计民生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有重要基础作用的学科专业外，在国家招生计划允许的范围内，向那些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的学科和专业倾斜。例如，我校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林业经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近年来的招生和就业均很好，生源质量较高。我校已有计划地提高这些专业的招生比例，将研究生的扩招名额适度地向这些学科倾斜。

六、积极有效的宣传

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宣传活动，针对考生的各种问题，解疑释惑，对学生的报考和招生质量的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项目的力度，相应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量增加，林业战线上对高级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也大量增加，林业科学的高级科技人才大有用武之地。林业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招生单位，应结合当前这一大好形势，在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中广为宣传，积极引导高素质的考生投身到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来。

1999年以来，我校在研究生招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建立了10余个招生基地，派专人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了数十次招生宣传，宣传地区的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明显增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有效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招生信息或在影响面广的报纸等媒体上进行招生宣传。我校每年举办2次咨询会，深入到院系学生中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引导和促使一批素质较高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本校研究生。

七、软硬件条件的良好保障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8

学校的知名度是吸引考生报考，扩大生源和提高招生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学校的知名度越高，考生报考的人数，尤其是高素质考生的报考人数就越多，就越有利于提高招生的质量。

学校的知名度除了取决于学校的历史积淀外，还取决于学校现实的办学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林业高等院校的知名度普遍不高。北京林业大学虽然是林科高等院校中唯一的国家重点大学，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所以林学为主导的单科性大学，学校的知名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招生质量。近几年，我校抓住了教育大发展的机会，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林学、林业工程学等学科为特色，理、工、文、管、经、艺术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学校进入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2000年教育部批准我校试办研究生院，在全国林业院校中率先进入研究生院的行列；2001年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学校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源得到了扩大，招生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1983年以前，我校每年招收科学学位研究生不足20人，但1999年上升为163人，2003年高达900人。仅1999年至2003年间的招生人数就扩大了5倍。以前报考我校的生源比较单一，主要是来自本校和其他农林院校的毕业生。近年来，包括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全国其他综合大学的考生逐年增加，研究生的生源扩大，招生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二、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

严把培养质量，是提高学校知名度，进而提高学校招生质量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各个学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研究生生源竞争激烈，如果在报名条件、入学考试、录取及其后学习、考核和毕业论文的要求上比较严格，将会影响本校的生源。但我们的体会是，只有严把学生入学和培养质量关，培养出的研究生能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学校才能真正吸引高素质的考生。些学校，只为盲目扩大生源，降低入学门槛和培养标准，短时期内达到了扩大招生规模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却损害了学校的声誉，长期下去，考生和社会最终会摈弃这些学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关，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使他们真正能学到知识，增长能力，顺利地成为生产和科研上的合格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吸引高素质的考生报考，最终提高本校研究生的质量，实现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校通过硕士生提前攻博、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资助研究生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建立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制度、建立优秀论文激励机制、资助出版优秀博士论文等措施，显著地提高了研究生的质量。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是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块试金石，目前我校已有森林培育学科和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两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博士论文，林业院校唯此一家，在全国农林院校中并列第二，在全国大学中排名并列第八。2002年1月参加北京市研究生英语学位统一考试，我校硕士生的一次通过率达到62．3％，博士生达到41．6％，已进入北京市高校先进行列。

三、多渠道筹集科研经费

研究生的培养和本科生不同，培养目的主要是为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培养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只有具备一定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一名硕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9000元，3年需要2．7万元；一名博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1．1万元，3年需要3．3万元。林业科学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主要研究的对象树木和森林生长周期长，进行科学研究环境艰苦、工作量大，需要的科研经费较多。因此，林业高等院校要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就必须拥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一部分导师的研究经费明显不足，使正常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无法落实。因此，我校要求研究生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在积极申报国家自然基金和各类国家科技项目的同时，加强和地方及社会上各单位的横向科研合作，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

我校研究生院除了配合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广开各类科研项目的申请门路外，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研究生培养基金，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资助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科研经费不足的学生。2001年资助33人，投资13万元；2002年资助53人，投资20万元；2003年资助70人，投资25万元。我校计划在多方筹集资金的基础上，资助人数每年增加20％，资助金额每年增加25％，加大资助范围和资助力度。

四、对专业学位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

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一种新型的学位类型。与林学及相关科学硕士学位相比，农业推广硕士(林科)专业学位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应用，为林业技术推广和林业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为保证招生质量，我校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下达的当年录取限额，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总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对拟录取人员进行复试，复试着重考查考生从事农业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的潜在素质、岗位经历和业绩。为了向农业生产第一线上的优秀人才倾斜，保证符合招生条件的优秀在职人员有更多的入学机会，真正达到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目的，对有中高级技术职称，或获得一定级别奖励的基层单位业务骨干，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录取。在培养方面，针对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注重应用的特点，我校在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浙江、广西、山东、山西、辽宁、河北、内蒙古、北京等地区建立了教学实习点，许多应用性和现场性强的课程均在教学实习点进行。在论文选题方面，要求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和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要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先进性。上述措施的实施，使我校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在林业生产单位和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口碑。随着学校声誉的提高，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稳步增加，近年来的招生人数一直居全国农林院校的第2位，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保证。

五、就业状况对学科招生质量的影响

一个专业的就业率和考生的报考数量和质量是呈正比的。如果某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显著增加，招生质量也会相应提高。反之，如果一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小，就业率长期偏低或就业前景不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减少，招生质量也会相应下降。

我校研究生的招生，在保证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业及对国计民生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有重要基础作用的学科专业外，在国家招生计划允许的范围内，向那些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的学科和专业倾斜。例如，我校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林业经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近年来的招生和就业均很好，生源质量较高。我校已有计划地提高这些专业的招生比例，将研究生的扩招名额适度地向这些学科倾斜。

六、积极有效的宣传

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宣传活动，针对考生的各种问题，解疑释惑，对学生的报考和招生质量的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项目的力度，相应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量增加，林业战线上对高级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也大量增加，林业科学的高级科技人才大有用武之地。林业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招生单位，应结合当前这一大好形势，在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中广为宣传，积极引导高素质的考生投身到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来。

1999年以来，我校在研究生招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建立了10余个招生基地，派专人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了数十次招生宣传，宣传地区的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明显增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有效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招生信息或在影响面广的报纸等媒体上进行招生宣传。我校每年举办2次咨询会，深入到院系学生中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引导和促使一批素质较高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本校研究生。

七、软硬件条件的良好保障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9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那是我插队山村一年后的一个冬天。漫天飞雪下得有半尺多深，大干工地领导要我回县城买雷管急用。我上午冒雪骑自行车走了约30公里的山路到县城，下午又不顾父母的坚决劝阻，用自行车驮着两箱雷管回工地。山路崎岖，天寒地冻，回到工地已近半夜。如果当时连人带车摔倒，很可能会炸得粉身碎骨。但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决不会有半点退缩。

应当说，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之一，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今天看来，恢复高考显然是我们国家在结束后恢复秩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个重要信号，是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从全局着眼、从局部入手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在当时，我不仅对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所知甚少，就是对高考的科目、大学的名称也懵然无知。由于我在中学和插队农村就一直喜欢舞文弄墨，加之当时正是全民文学热，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将非常热门的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至于考哪一所大学，则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当时就没有看到过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招生简章，于是安徽大学中文系自然成了我的首选。我至今仍常常觉得奇怪：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并不出类拔萃。在我的中学同学中，不乏智力和成绩优秀于我的，但却大部分都在那次竞争激烈、百里挑一的高考中落选了，而我则作为幸运者于1977年底考进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戏剧性和决定性的。当我在舒城山区的农场种地、养猪场养猪、茶厂当会计、大干工地当土记者，每天挣二毛五分钱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读书，远离了现代文明。有一次，我被大队派到公社学兽医，本应当学一个月，但我只学了一天就实在坐不下去了。当时我想，这一辈子看来与上学无缘了。可谁想到，事隔一年之后，我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竟然一读就读了十年。人事的难以逆料竟至如斯。

1978至1982年四年的大学教育，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也恰值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象干燥的海绵浸入水池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象从洪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一样，对新思想从排斥、怀疑，到思考、吸纳。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十分痛苦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我如同一粒迷茫的水珠，被思想解放的大潮推涌着、裹挟着前行，终于逐步融入了这股推枯拉朽的大潮。思想解放需要厚实的知识基础的支撑。我当时在77级同学中属年龄最小之列，与年龄最大的同学相差11岁，故心无旁骛，一心读书。整个大学四年，我每天早晨5：30起床，晚上11：30休息，几乎没有例外，连农历大年初一也要早起

读外语。在刻苦读书之余，我强身健体，并学习洗了四年冷水浴，数九寒冬也咬牙坚持，以锻炼自己的意志。通过四年艰辛的学习和锻炼，我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思维方法、乃至身体素质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位卑未敢忘忧国”。置身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使我时常产生一种冲动，萌发一种激情，渴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于这个时代，贡献于变法图强的国家和民族。随着对文学的深入了解和对法学的初步接触，我越来越觉得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比较间接；而我形象思维偏弱、抽象思维较强的特点，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法学的兴趣。恰在此时，安徽大学法律系陈安明老教授要在全国首次招收2名行政法硕士研究生，于是便促成了我弃文从法、报考行政法硕士研究生的举动。此举当时在同学中颇具争议，因为那时文学的热度仍然要高于法学的热度。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作为文学专业学习的结束和法学专业学习的开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以慈悲调剂公道-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戏剧冲突的性质》为题。该毕业论文反映了我当时赞成莎士比亚朴素的法治观：以慈悲调剂公道；也反映了我弃文从法之前对文学的留恋和对法学的期盼：欲以文学之慈悲调剂法律之公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儿子朱陈教授在该论文上批了几个大字：“这篇毕业论文只能给予优秀”，从而为我的文学生涯划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二、步入治学的生涯

从文学步入法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是我求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一次重大选择。1982年初，法学尚不兴旺，行政法更属“冷学”：没有行政法学教师，没有行政法教科书，没有研究行政法的文章、书籍，社会对行政法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硕士导师陈安明教授①，毅然在全国率先招收第一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实属有很远大的眼光。陈老先生为人宽容谦和，为学一丝不苟，人品学问，皆为楷模。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我似有一种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感觉。虽然既要学习法学的基础课程，又要学习行政法的专业课程，还要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但我并未感到窘迫和紧张，相反颇觉得游刃有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四年的中文毕竟没有白学。或许，这正是美国大学的法学本科专业需其他专业本科毕业后才能学习的理由所在吧。

虽然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也发了五六篇文章，但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是对我行政法研究能力的第一次全面检验。当时，行政法与行政学的分野还不清晰，行政法的法学属性还不强，可供参考的国内外行政法著作、书籍、文章都很有限；因此，确定什么选题就花去我很多思考。由于学术界刚开始研究国家公务员制度，经反复斟酌，我确定以《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主要力图解决以公正考核来选拔和激励行政工作人员的问题。这是国内第一篇从行政法角度全面探讨我国现行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的长篇论文，①对以后国家人事部起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考核一章有一定参考价值。虽然今天看来，由于当时考核法律制度很不健全，该论文的法学性还不强；但在当时，我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来增强它的行政法属性，减少它的行政学属性。

撰写硕士论文整理了我的思维，训练了我的文笔，使我以后能够比较从容地把握行政法学论文的撰写。1985—1987任教于安徽大学法律系的最初3年，我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仍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杂志发表了约24篇行政法学论文，这在当时也算成果颇丰了。

1987年底，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置身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面对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制度，我既感受到了浓厚的异国风情，又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我觉得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第一次有了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思考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或没有想透的问题。

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我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同时利用各种时间学习美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每当夜深人静，我脑海里就开始了去与留的交锋与决择，就象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的决择一样沉重。虽然赴美国之前，我也像当时大部分青年学者一样，准备留在美国读博士，甚至希望定居美国。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过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使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总是承受着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人生价值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能够事业有成，生活富裕，但我很难直接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我的祖国和民族，我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永远不可能十分充实。主意一旦拿定，我当即按期回国。

应当说，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和比较所确定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以后，我虽然数度去美国，并考察访问过10多个国家，但从来没有再萌发过移居国外的念头。当我1988年在美国看到抽油烟机还刚刚开始流行，很多华人教授还相互介绍，而数年后抽油烟机就走进了中国城市的每个居民家庭时；当我看到1998年我驻德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服务小姐竟将我登记的北京居民身份写为日本国籍，而2000年我再度去柏林，一般商店的服务员都能用中文喊“您好”时；我情不自禁地为祖国的日益富强和更加开放而自豪，我也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奉献了微薄之力而骄傲。

1989年和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相继颁布，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开始进入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救济的新阶段，保障公民权和监督行政权逐步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主编了《行政复议概论》，参与主编了《行政诉讼法教程》和《行政诉讼法实用教程》。《行政复议概论》是国内第一本全面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著作，为此获得安徽省第二届（1985—1992）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安徽大学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是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二次重大选择。90年代初，以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为契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已初露端倪。“春江水暖鸭先知”。虽然当时还是全民经商热，但作为一名改革开放以后较早涉足行政法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我较为敏锐地察觉行政法学已开始从“冷学”向“显学”发展。我渴望进一步深造，渴望在更高层次上献身于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90年初，当我到北京出差专程去北大拜访老朋友时，偶然得知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将招收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当时报名期限已过，离考试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在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老师的关照下，我当即补办了报名手续，并于1990年9月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北大是著名学者的摇篮，思想文化的蓄水池，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交汇点和中转站。在北大师从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学习的三年，是我思想观念、学术水平、乃至人格修养获得极大提升的三年。肖蔚云教授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对我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肖老师人品古朴方正，治学精深严谨，为人、为学对我影响至深。罗豪才教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对我国新时期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罗老师学术功底深厚，学术思想深刻，对中西方行政法学的发展大势有精深的思考和准确的把握，对不同学术思想和各种学术批评能兼容并包、虚心采纳，其虚怀若谷、执著学术、广开言路、提携后学的宗师风范，在学界有口皆碑。

我国行政法的快速发展，要求有新的行政法学理论适时作出总结和予以支撑。这是一个需要新理论而且实际产生了新理论的时代。从80年代中期以后，罗豪才教授一直在思考，我国行政法是应当以当时中国和苏联实际存在的“管理论”（重心在于管理公民和法人）为理论基础，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控权论”（重心在于控制行政权）为理论基础，亦或在中国社会变革和行政法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的基础理论。到90年代初，创立一种新理论的条件已渐臻成熟。罗豪才教授在一次次的思考中，一次次的讲课中，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平衡论”（重心在于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崭新观点。

我成为罗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后，有幸与另一位硕士生追随、参与罗老师第一次将“平衡论”理论和盘托出，在《中国法学》首次发表了《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①的长篇论文。“平衡论”提出以后，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②，其影响波及到整个法学界和行政学界。③平衡理论既根植于当时我国的行政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同时其基本理念又进一步融入我国其后制定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立法法》的立法精神。

追随、协助罗豪才老师创立“平衡论”学说，既对我以后的行政法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教益极深，也对我1992年开始构思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着手调研起草《行政处罚法》，我参与了调研起草工作，并因此确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当时，专门论述行政处罚的法学著作寥若晨星，人们对行政处罚问题还不十分重视。在此情况下，我研究行政处罚的确面临着很多困难，而首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构建本书的基本框架，使其既有鲜明、深刻的理论主线，不陷于分散、琐碎的法律规定不能自拔，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行政处罚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看法。

在反复分析比较之后，我决定不面面俱到地论述行政处罚的各项具体制度，而是以平衡理论为主线，大处着笔揭示贯穿行政处罚创设、实施和救济全过程之中的一般规律，总结隐藏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处罚现象之后的基本原理。在结构上，我采取以行政处罚贯穿立法、执法、救济三个环节为经，以行政处罚反映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的冲突和平衡为纬的方法，共将全文分为导论、上篇、中篇、下篇、结论五大部分。①与这一结构相适应，我将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论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②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思维不断梳理，思想不断深化，灵感之火不断燃烧又不断熄灭的“思想探险”过程；也是一个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充满痛苦，极富挑战性又极富杀伤力的“生命体验”过程。在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理论主线和结构时，我常常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有时山穷水尽，有时又柳暗花明；经常晚上为一个创新的思想火花而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早晨醒来又觉得全无新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有经过艰苦的“思想探险”和“生命体验”过程，才能抓住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又朴实具体、实实在在的创新观点，并将它固定在博士论文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一直以为，不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博士论文撰写，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

在论文的总体思路理清以后，我的博士论文基本是一气呵成。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填补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一个空白”。①《法制日报》1993年6月22日头版对我作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作了报道。本文作为运用平衡理论研究行政处罚个案制度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亦获得了罗豪才教授的厚爱和肯定。在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该论文时，罗老师欣然作序，认为“全书脉络清晰，逻辑严密，思想有深度，文字功底好，可读性强，是一本难得的行政法学术专著。”

当然，囿于资料和时间，这篇论文在当时对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论述，论文从内容到形式也都还有诸多缺陷。但经过了这次博士论文的撰写，以及通过以后评阅和指导大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我逐步形成了关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些体会和想法，这应是我取得的更大收获。由于这些体会和想法未必成熟，更未必正确，所以一直没有见诸文字，以免贻笑大方。但2000年初在《中外法学》上读了刘南平先生的《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②一文后，觉得很有共鸣；特别是刘文中关于西方博士学位论文均应有“命题”，以及“命题”应有原创性的观点，很能反映当初我撰写博士论文时苦苦思索全文有创新意义的理论主线，以及围绕理论主线结构全文时的心路历程和理论追求。③

北大以其博大深邃、人才辈出闻名于世。北大对她的学子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又是极其关爱的。在北大三年艰辛的攻博期间，我荣幸地获得“北京大学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十嘉奖（一等奖）“，并两度获得”光华奖“。1993年7月博士毕业时，因渴望投身如火如荼的法律实务工作，我心存感激地谢绝了母校和恩师的挽留，奔向了更为博大宽广的社会。但母校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学子：1993年我毕业后不久，北大法学院即聘我为兼职副教授，1995年聘我为兼职教授，1999年聘我为博士生导师，给了一系列令我时时诚惶诚恐、不敢承受的莫大荣誉。但我清楚地知道，比这些荣誉更珍贵、更重要的是我的北大师长、朋友、同学给予的多年教诲、爱护和支持。罗豪才、肖蔚云、张国华、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姜明安、吴志攀、武树臣、方世荣……等等，等等，一想起他们，我就从内心深处心存感激，我也就更加不敢懈怠。对他们和对母校的感情，使我和我们家逐步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北大情结：1991年，我力劝我弟弟也考取了北大计算机系的博士生；2000年，我又力劝我侄子考取了北大数学系的本科生；以后，如果我的孩子有能力，我也要力劝他考入北大，接受北大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启蒙与教育。

从北大毕业后，经过四年社会法治实践的风雨洗礼，我对我国法制运行的现实状况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更深入的思考，期望能从理论上作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梳理与总结。我的这一朦胧愿望由于又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变得清晰和强烈起来。记得那是1996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到绍兴鲁迅故居参观，我正好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一起观看百草园。应老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负责人之一，直接组织和参与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后来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诸多综合性行政法律的调研、起草与讨论，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老师勤于治学、专注立法、重视实践、爱才用才的大家风范，一直令我十分敬佩。当时，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不久，法学师资十分缺乏，应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法学教学研究队伍中来，我听了怦然心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我觉得自己博士毕业后已经较好地补上了法治实践这一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验法治生活的初衷，现在是该归队的时候了。在应老师的全力推荐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多方努力，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正处于兴旺发展阶段的律师事业，于1997年调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作出了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四次重大选择。

国家行政学院是我国培养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学府，有着花园式的校园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她的高层次，她的大舞台，使她既充满魅力，又充满挑战。投身新的环境，回到校园生活，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勤奋的精神和更加认真的态度，来完成一项一项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我把自己在法治理论上的思考和法治实践中的体会，向省部级、司局级公务员介绍、讲授，足迹遍布相当多的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自治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并被聘为中央国家机关宣传教育工作团宣教员。在一次次的讲授、一次次的调研和一次次的思考中，我逐步萌发了不仅经济发展有规律、法治发展也有规律的思想火花，并进而形成和率先提出了“法治规律”①的理论观点，以力图从客观规律的高度揭示实现法治的必然性和法治道路的多样性。为了进一步探索中西方的行政法治道路，应松年老师和我共同主编了《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一书（80余万字）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中西方依法行政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动态比较和研究。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工作的三年半时间，我有了更多的立法参与，更广的国际眼光，更强的实践观点。加强中美行政程序法的交流与合作，是主席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美联合公报中达成的意向；加强中德行政法交流与合作，是德国总统来华与主席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国外交部将这两个重大项目交给应松年教授承担。我协助应老师组织和参与了1998年以来的中美、中德之间数10次行政法、行政程序法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和立法研讨。

为了推动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参加的东亚行政法学术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合作，在罗豪才、应松年教授的倡导、组织下，中国大陆组织或参加了分别在大陆、台湾等地召开的四届高层次、大规模的东亚行政法研讨会和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我参与组织和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我协助罗豪才会长、应松年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并参加了每年一次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

通过参与组织和参加这些国内外的大型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我的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学术影响有所扩大。1997年以来，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我修订再版专著1本，与方世荣教授合著《行政法律关系研究》1本，主编著作2本，参著8本，发表长短文章80余篇。2000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法行政比较研究》的课题，目前正投入很大精力展开研究。

我要特别感谢我国行政法学界的老师、朋友、同仁，尤其是要感谢罗豪才老师、应松年老师十多年的栽培、帮助，给了我太多学习发展的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同事，尤其是要感谢应松年老师三年多的培养、支持，给了我很多难以承受的荣誉。没有他们的爱护和鼓励，我将一事无成。

三、体验法治的底蕴

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是法治发展的两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颠簸和缺失都会导致法治运行的失衡。因此，我们要把握法治的真谛，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深入实践中的法治；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纸面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感悟实际运行中的法治。

参与立法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一种方式。立法以其最理性、最凝炼的方式表述着法的精神，维护着社会正义。从1988年参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讨论开始，我陆续参加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的立法调研、起草和讨论，并参与了几十部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讨论或立法论证。1998年以来，我协助应松年老师组织实施中美、中德以及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交流和立法交流，直接参加了《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专家试拟稿的国内外立法调研和起草。在这些立法调研活动中，有一件事给我震动很大。那是在1988年11月召开的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锡拉丘斯大学的两位行政法学教授WilliamC.Banks和RechardGoldsmith认为，制定于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固然在控制行政权违法和滥用方面有很大历史功绩，但由于它精心制作了一个十分正式的审讯型的裁决程序，并且配置了大批独立性过强、工资过高的行政法法官，因而致使行政效率受到很大影响，需要修改。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以APA为蓝本强化行政程序、制定行政程序法时，APA故乡的司法部长却认为非正式程序是“行政程序的命根子”。①这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APA及其对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影响。我当时进一步询问，APA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因制定时就考虑不周造成的，还是由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因重心在于保障公正而损害了效率？回答是兼而有之。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为美国行政法核心的行政程序法的成败得失，1999年8月我陪同应松年教授去美国进行考察。在对纽约州和加尼福利亚州行政程序法的比较考察中，我们发现，两州的行政程序法截然不同：前者以非正式听证程序（简易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分散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后者则以正式听证程序（审讯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集中管理，有利地保护公民权利。两者都形成于各州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律制度之下，都产生了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的特定作用；但两者也都有其不足，尤以加州为甚，而要修改却十分困难。

在对美国行政程序法的深入了解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立法必须建立在深刻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准确把握国内外相关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更不能人云亦云，盲目照搬。参与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我的法治观由过于理想而变得更为平实。我逐步认识到，行政法治既不可能是高悬于旧体制之上的空中楼阁，也不应当是仍旧依存于旧体制的管理工具，而必须是顽强地从旧体制中萌芽、在新体制中生长的充满生命力的参天大树。

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二种方式。法律实务工作者或许不需要象法学理论工作者那样整天进行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辩，但却更需要将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运用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实务工作者对实践中的法律有着更深刻、更鲜活、更真实的感悟和理解。为了弥补自己对法律实践不够熟悉的缺憾，我从80年代后期即开始有意识地从事一些兼职律师工作。1993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后，更是直接进入了专职律师队伍。这一意外之举当时的确使很多熟悉的朋友为之惊讶，觉得我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10余年，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去当律师十分可惜。从全国而言，当时律师的地位还不高，博士当专职律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我权衡再三，还是作出了自己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三次重大选择。我心里十分清楚，当律师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法治实践。我期冀做一个学者型的律师和熟悉法治实践的学者。这也是我在当律师期间能够不离开学术，并在当了四年律师后又能够重返学术界的内在原因。

我的上述想法能付诸实施，主要得益于全国律师协会前会长任继圣教授的示范和鼓励。任老是我一个县的老乡，是新中国律师事业的开拓者和最早实践者，是学者型的律师和律师型的学者。当时，司法部要办一个千人律师大所-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请任会长挂帅组建。任老力促我加盟。面对充满诱惑和蓬勃发展的律师职业，面对我十分尊敬的同乡、前辈的热情邀请，更面对自己内心的夙愿和冲动，我无法拒绝。虽然后来由于条件尚不成熟，千人大所计划夭折，任老又推荐我去全国最早和最大的融资租赁公司-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任法律部主任，但我当几年专职律师的初衷仍没有丝毫改变，并于1994年组建成立了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自任主任。

权利的实现重于权利的宣告。律师以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有方式，通过具体的个案将纸面上的法律权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律师职业是充满艰辛的，但又是充满挑战的。四年的专职律师生涯期间，我被评为二级律师，被选为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获得了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等专门律师业务的从业资格。我在国内外了300余件行政、经济和民事案件，绝大部分胜诉。在这些案件中，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工商局、招商局行政诉讼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个案件并不是我的最复杂、花去时间最多的案件，但却是影响最大的行政诉讼案件，是较好地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行政审判的公正精神的“民告官”案件。该案因此被《民主与法制》①杂志列为二十世纪我国二十大名案之一。

“贤成大厦”案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作为律师在庭审和庭辩过程中的价值。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代表了我国行政审判的最高水平；以应松年教授、江平教授、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宗泽一级律师等为代表的原被告双方20余人的庞大人队伍，代表了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最高水平；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地方人大、政府、以及有关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泰国驻华使节、与各方当事人有关的人员以及新闻记者等200多名旁听人员，组成了层次高、规模大、影响广的旁听阵容。案件审理进行了五整天，由三个摄像机全程录相。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把这个庭开成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示范庭。我作为原告泰国贤成两合公司的第一人，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行政法专业水平和律师的庭辩水平，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声张了行政诉讼法的正义精神，捍卫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从而赢得了法庭的肯定和听众的赞许。该案最后冲破重重阻力，以原告完全胜诉告终。

在四年专职律师的生涯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和学术。在我的组织、奔走和时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魏振赢、副主任武树臣的大力支持下，以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颁布为契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与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联合实施了“一帮一律师助学工程”和设立“律师助教基金”。①由于这是全国首次律师事务所与法学院系联合实施的助学助教活动，因而得到了律师界、法学院系和以及社会的响应和支持，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众多新闻媒体做了专门报道。

进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的实证调查，是我律师从业期间的又一项创新之举，也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三种方式。1996年2月8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就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继1978年作出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所作出的第二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真正开始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从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的转变。这第二次转变甚至比第一次转变更困难、更复杂，遇到的阻力更大。

出于报效国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牵头于1996年3月成立了由首都10余名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的教授、博士、记者组成的《依法治国研究》课题组，力图从多学科角度重点调查和解剖几个依法治市时间较久、成果较明显的省、市，以在实证调查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依法治国的规律和方法。受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委托，我个人出资约8万元，于1996年7月、8月、10月率课题组三下南京，对该市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全方位调查；以后又三上本溪调查；并对上海等全国10个省、直辖市的13个城市进行了1550份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篇《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的系列调查报告，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些省、市将其作为地方依法治理的重要参考，司法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对该调研成果十分重视，《法制日报》1996年7月17日在头版报眼位置做了《探索依法治国局部实践经验北京博士自费考察南京》的长篇报道，7月29日该报记者又以《借鉴南京经验推进依法治国》为题对我作了专访。①我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花了很多功夫进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实证调查，颇有点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些同行觉得不好理解，但我却常常以此举对依法治市乃至依法治国有所俾益而自慰。在过去的近5年里，全国有60多个城市去南京学习取经，南京的依法治市也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时至今日，我仍与南京市委、市政府、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市司法局的领导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我曾经想以南京的一个县、区或镇为试点，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法治教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依法治理试验，但终因条件尚不成熟而作罢。最近，司法部约我主编一本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的教材，这正好与我久已萌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欣然答应下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不扎扎实实地实施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这一宏大的基础性工程，不让法治贴近12亿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不使法律成为每个老百姓的最高行为准则和基本生活方式，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就永远只能是法学家设计和憧憬的海市蜃楼。

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四种方式。法律条文是抽象枯燥的，但一个又一个千差万别的案件使它们鲜活生动起来。在这些案件中，或者正义得到张扬，违法得到惩治；或者正义受到扭曲，违法受到纵容。近10年来，我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民、法人100余起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通过这些论证和咨询，我既表现了一个法学工作者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诠释和信仰，又从中看到了运行于复杂社会生活之中的法律的成功和缺失。

2000年我曾参与论证我国第一起状告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诉讼案。该案法院一开始不愿受理，担心告中国证监会可能引起股市震荡。我和其他专家均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告中国证监会造成股市震荡，告公安部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告国家经贸委造成中国经济滑坡；照此逻辑发展，《行政诉讼法》就应当废止，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就应当撤销。但事实恰恰相反，告中国证监会不仅不会影响股市，反而会有利于规范和完善股市，有利于健康发展股市。法院采纳了专家论证的意见，受理了此案，并判决中国证监会败诉。由此引起了数起中国证监会当被告并败诉的行政案件。嗣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股市是否应当严格监管的大讨论和大争辩。

在我参与论证和咨询的大部分行政案件中，“民告官”遇到极大阻力，司法权难以抗衡行政权。专家学者的论证和咨询意见，固然有时可以使公民权或司法权受到支持，但并不能带来《行政诉讼法》整体实施状况的改观。因此，推动整个法治环境的完善，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多样化；弹性化

一、前言

国家的科技创新实力直接反映着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文明得以昌盛、民族得以自立的首要保障。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竞争，都把培养创新型人才视作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承担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而研究生培养方式自身的创新与优化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必要前提。各国研究生培养方式各具特色，研究各国研究生培养方式的特征及其对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对于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及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通过分析、借鉴欧美及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先进经验，探讨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措施。

二、国外研究生培养方式及其特点

各国研究生培养方式各具特色，下面就世界上几个教育大国的研究生培养方式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

1．美国

美国高校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挑选设置广泛的学分，学分可以积累、储存和转移，并在各学习领域、各高等院校和若干年内自由流通，由此促进各校在教学上的竞争。这种充分利用市场原则的模式，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具有自己独特的优点，比如，适应性强，有高度的灵活性、开放性等。目前，美国研究生的培养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设有哲学博士学位还设有专业博士学位，形成了研究型博士和专家型博士培养并重的新模式。美国高校与社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使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对未来工作的适应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博士生指导方式上则实行导师与学科指导小组相结合的指导制度，这就非常有利于交叉学科的培养，学生也可吸取不同导师的知识与经验，开启思路。

在美国，硕士研究生学制一般为两年，以学习课程为主。学校对课程的选修范围、内容、深度都有一定的规定。硕士生的前半年或第一年不定指导教师和研究方向，只上基础课，由系指定一位教授兼任研究生顾问教师跟踪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并在课程选择、学习期限乃至导师选定等问题上向研究生提出建议。半年或一年后硕士生可以自己选定一位教授作导师，并由该导师与其他3—4名教师一起组成一个硕士生指导委员会，负责对这位硕士生的指导，主持有关课程的考试，检查论文完成情况。美国博士研究生也要学习课程，课程包括必修和选修，并要求掌握两门外语。博士生在选择导师和进入论文阶段之间，必须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资格考试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考试，由各系资格考试委员会组织。考试通过后，博士生方可开始博士论文撰写工作，同时获“博士学位候选人”称号。

美国实行严格的研究生“淘汰制”，研究生入学率高，淘汰率也高。一般研究生院淘汰率在10％—15％，著名大学可达30％—40％。美国的研究生在录取后要进行系统的课程学习。期末考试成绩仅占总分的一部分，平时的考查十分普遍，如学生课堂的口头报告表现、研讨课上的表现都要计算成绩。美国研究生导师十分重视研究生论文答辩，认为应严肃对待学术研究，并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要求学生。相比之下，中国研究生淘汰率很低，过分注重研究生入学考试，而轻视学习过程的考查。只有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查，建立研究生淘汰制度，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采用双盲评审和导师回避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2．英国

英国高校招收的研究生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授课类型的，以课堂授课为主要方式，多为硕士研究生层次。另一种是研究类型的，以实际研究为主要方式，主要面向博士生层次。

英国的硕士学制一般是一至两年，学习方式可以是选读硕士学位课程，也可以是进行科研工作。考试合格，或提供论文，亦或两者兼有，皆可授予硕士学位。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并不一定要求具有硕士学位，往往可以直接攻读，学制一般为3年。如已获得硕士学位，则博士学习期限可缩短为2年。博士生入学只需本人申请和教授推荐，不需要参加正式考试，待批准之后就可以办理入学手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从事科研工作，不需要读任何课程。一般情况下，博士生入学满3年即可申请博士论文答辩，不会拖延。

英国研究生教育的特色是宽进严出。无论本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申请攻读硕士研究生，只要具备本科学历并拥有学士学位，经大学有关部门审查，获得入学资格的机会是比较大的。英国高校对全日制和业余制的学生实行同一标准要求。英国本土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全日制和业余制这两种不同的就读方式中进行转换。英国各大学都设有不同比率的淘汰率，因此最后能够毕业并拿到学位的研究生人数要少于入学人数。

3．德国

德国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曾是各国效仿的楷模，影响了世界各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形成。德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导师制”为核心，突出强调了科学研究在培养过程中的首要地位，以培养学术型博士生为主要目标。该培养模式一直不太重视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也没有对学分的严格要求。在教学上几乎没有正规的课堂教学，而更重视讨论、实验等独立环节和实践训练等方面，实验室和讲座制被广泛地用于传授知识和提高研究技能。

近来，在保留传统学位体制的同时，德国逐步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度。德国实行的学分制无必修课与选修课之分，严格的教学管理体现在考试的严格上，学生可以不上课，但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德国允许高等学院的毕业生进入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教育则没有明确的年限规定，在取得博士生资格后，博士生按其科研计划开始工作，直至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学位。

德国博士生的培养特点鲜明。在培养目标上，博士学位是唯一的高级学位，博士生培养具有学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职能。在培养方式上，没有专门的研究生课程，坚持采用教学和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培养人才。在组织形式上，不设专职管理机构，有关事宜均由系级兼职委员会按有关法律和规则办理。另外，校外科研机构也承担一定量的博士生培养工作，但必须与高等学校合作才能完成博士生教育的全过程。

4．日本

日本对硕士生侧重于通过课程来进行培养，对博士生则侧重于通过科研来进行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皆实行讲座制度。讲座一般由1名教授主持，另配备1名助理教授和2名助教，其主要任务是在教授的指导下带领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讲座制度更多地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博士生还需协助指导硕士生的论文工作，对课程学习则没有很高的要求。

在日本，博士学位分为课程博士和论文博士两种。课程博士是脱产学习的博士研究生，一般需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再学习三年。学习期间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并撰写课题论文。论文博士则是在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完成论文，提出申请学位，经听取有关讲座并进行考试和论文答辩通过后，授予的博士学位。日本吸收了美国学分制的优点，但没有照搬美国学分制的模式。日本学分制规定提前修满总学分也允许毕业。另外，为促进大学间的交流、协作、谋求教学内容的充实及多样化，日本还实行了“学分互换制”，有效地加强了大学间的交流。

在日本，研究生教育与学位授予是分离的。研究生可以是硕士或博士课程毕业，但毕业不等于取得学位。日本的学位授予极其严格，尤其是博士学位的授予非常困难，必须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日本研究生培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1)培养模式多实行高校与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学校或深入企业进行科学研究，重视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2)学位论文要进行一定的研究工作，并获得相应的研究成果；(3)研究生教育的组织管理实行产官学一体化的模式，在管理和培养上研究生院与国立、公立及民间科研机构共同进行。

三、国外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发展趋势

1．多样化

(1)培养目标多样化。多样化的培养目标，主要有：①培养具有从事严谨科学技术研究的高层次研究人才；②培养在社会中各行各业中能够发挥多方面专项技能的高水平职业人才；③培养学生学习和创新能力。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研究生教育除继续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输送大批教学、科研工作者外，还肩负着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并且，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各国更加注重培养交叉学科、跨文化和跨领域等各类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2)培养层次多样化。为适应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要求，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在研究生培养中划分出不同层次，针对不同培养层次的研究生制定出不同的培养目标，而且这种培养层次分化已成为当今国际研究生培养方式的一种主要潮流。例如，美国授予的博士层次有哲学博士、专业博士和文科博士之分，硕士层次有哲学硕士、专业硕士之分；英国授予的有哲学硕士和专业硕士、哲学博士和高级博士之别。

(3)培养方式多样化。为适应当今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各方面需求，国内外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目前国际上比较盛行的培养方式有：①采用导师组集体指导，淡化导师对学生鉴定方面的“一言堂”的权威；②研究生培养采用完全学分制，只要修完规定的学分并完成学位论文，就可以取得相应的硕士或博士学位；③以问题为导向、以科研课题为组织形式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网络研究生院培养模式，这是由丹麦的阿尔堡大学首创的。

2．弹性化

(1)入学资格弹性化。随着高等教育向“正规生”以外的各类人士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强，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研究生在同一领域的修业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差距。因此，改变以往单一的研究生入学选拔考试，针对不同的研究生培养对象采取弹性选拔制度势在必行。建立一套新型的符合当今社会需求的研究生入学考评制度，在该项考评制度中，注重考察研究生从事科研和工程应用所必需的基础知识技能，强调研究生具有团队协作能力、科研创新潜能以及高尚的人格品质。入学资格的自由度提高和入学形式的多样化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2)学习年限弹性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在研究生培养中出现了缩短研究生学习年限的趋势。例如，在英国，2年制的MBA培养模式已逐渐被10—21个月不等的学习年限所取代，并且，一年制的MBA培养模式目前在欧洲已很常见。在日本，研究生的修业年限通常是硕士2年、博士4年，有些成绩优秀者最短3年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含硕士课程)。

(3)学习方式弹性化。在倡导终身学习的今天，研究生教育的学习方式不再局限于全日制这一方式了，部分时间制和各种远程教育计划已在社会中逐渐盛行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例如，在英国，半日制工商管理硕士生的数量已经是全日制学生的一倍。

(4)学位授予弹性化。过去的研究生培养方式中，通常以论文形式取得研究生学位。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学位授予方式也有了新的方式的引入。例如，在英国，有一定数量的商学院直接将学生在公司里承担的课题项目作为研究生学位要求，并且目前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一定范围内通行的标准。

四、我国对国外研究生教育经验的借鉴与研究生教改措施

各国研究生培养模式各有千秋，但共性的东西依然存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是我们借鉴国际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经验，改革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先考虑的重要原则。

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我们看到中国现行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为实践科学发展，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又好又快地向前迈进，我们在研究生教育中应充分做到以下几点。

1．服务社会，科学培养人才

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专业设置及其培养目标均紧密地结合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为了使研究生教育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新的专业目录。重新调整后的专业，有利于较宽口径培养研究生，更加适应社会的需要，加强了学科建设，保持和发展了学科优势和特色，保证和提高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尤其是自2009年起，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决定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但是，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国自1981年才实施学位条例，起步较晚，各方面都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通过学位制度的改革，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过于偏学术性轻应用性，过分强调传统学科、基础学科而忽视了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问题，会逐步得到纠正。随着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今后研究生教育还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2．改革研究生招生办法

研究生招生办法大致分为资格式和考试式两大类。美国和德国、法国是资格式招生的代表国家；前苏联、日本与我国则采取考试式的研究生招生办法。从我国执行考试制度至今，在研究生招生中确实存在一些弊端。考试过分强调了考生的应试能力，不能反映考生的全面素质，尤其是考生的研究能力。从招生单位来讲，缺乏自主权，国家在宏观控制上也显得被动。另外，凡是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人都能报考研究生，使考务工作量骤增。结合国外情况，应该吸取先进的经验，改革招生工作制度。完全的国家计划应逐步向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过渡。各招生单位要根据自身的条件，为考生提供多样化的发展空间。在招生过程中，应该对考生的基本素质给予较多的关注，要着重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特别是科研及逻辑思辨能力。根据国情，采取“资格式”和“考试式”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3．大力推行研究生淘汰制

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都具有“严出”的特点，研究生淘汰率很高，最后能够毕业并拿到学位的研究生人数将大大少于入学人数。然而，我国现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中，一些高校实行的中期筛选、学位论文答辩，基本上是走过场，无法保证学生的质量。高校必须对这种缺乏竞争活力的培养机制进行改革，代之以淘汰制。国外的经验表明，有淘汰才有竞争，有竞争才能激发研究生的创造力。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数量的逐年增加，研究生淘汰制显得更加必要。

4．坚持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

以德国为代表，导师负责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有其特点和长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弊端。可以借鉴美日等国研究生培养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专业教研(研究)室教师集体的作用，组成梯队，采取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指导方法，较好地克服导师负责制的不足和缺陷。

5．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

随着我国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容，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建设设备先进的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让学生获得最新的资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硬环境的营造是培养创新人才必备的条件。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快，学生自主发展意识越来越强、自由空间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还应用新的人才观念和标准评价学生，建立激励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学术环境和心理环境等软环境。

6．积极推进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

在与世界教育强国的比较之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还存在差距。我国应当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方针，一方面鼓励大学生出国留学，分享国际教育资源，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生计划的机遇，积极选送优秀研究生赴海外留学，同时还应鼓励利用多种途径招收国外的优秀大学生读研究生；另一方面，在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同时引进优秀研究生导师，进行课程、教材、教学模式、考试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以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步国际化。

针对我国研究生存在的创新能力不强、现行学位制度难以国际化和全球化、科研经费不足等问题，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方针可以加大研究生的国际性交流和合作，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学习年限、学位制度等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逐步实现国际融合。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