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十篇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1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论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的性质、构成成分及其各自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从而科学地指导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国民经济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领导,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以往认识和思考的理论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公有制成分占领导地位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建国前夕,新民主义经济应该包含多种经济成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其中的关键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进而分析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家掌握国家企业和农业经济的条件下,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什么危险,不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实行这种在确定公有制成分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全国解放战争前,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性质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p.139)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会议发言中着重阐述了与此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他同时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2](p.182)

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后简称《提纲》),并报送中央。刘少奇对提纲进行了认真修改,得到的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1948年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同年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他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但要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他特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构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强调保护生产力的同时,毕业论文始终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了未来新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

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3](pp.1255~1256)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2](pp.1~4)于9月15日在起草的《提纲》中提出了六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后经中共中央修改确认后的《提纲》写道:“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这一思想为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的问题,他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p.1433)

三、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第一,关于国营经济。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虽然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

第二,关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4](p.32、p.36)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2](p.48)合作社经济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习惯,为将来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条件。

第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它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2](p.52、p.146)其形式主要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合营制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的方向。”[4](pp.37~38)

第四,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硕士论文由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社经济也还不发展,加上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需要,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主要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其发展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

同时,要看到,不管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第五,关于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主要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要使中国的小商品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比较长的教育和斗争,“对小生产者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把它们团结起来,要巩固小商品生产者的私有权,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这五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一矛盾和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它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4](pp.36~37)它可以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4](p.30)这种经济竞争,是长期的,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但是,私人资本主义是分散的,中小资本家居多,“任何一个资本家不能同国有经济相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着国家,可以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由国家资本主义之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经济。”[2](p.49)

小生产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一方面它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它又“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5](p.4)无产阶级要在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中取得胜利,关键是争取小生产者;要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就必须积极地、稳妥地引导小生产经济走上合作社经济。

党的事业的开拓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党在总结以往解放区和当时东北老解放区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性质、成分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对于目前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刘少奇论新中国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2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3

论文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4

论文摘要： 在建国初期，民营企业曾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总体上呈现了一个逐步恶化的趋势，这具体表现在民营企业的生存权、产权、竞争权和发展权保障的逐步弱化上。 论文关键词： 民营企业 生存权 发展权 法律环境 民营经济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自由竞争是其生存的惟一方式，市场机制是民营经济最有效的调节工具。在十八十九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从法律的角度看，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明晰的产权关系，安全而便捷的产权交易机制，这就要求国家提供一套完善的所有权保护制度、契约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除此以外，民营经济反对国家对其竞争自由的任何限制，要求完全的竞争权。总的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反对国家权力的干预，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垄断现象的出现，才使得国家政权以反垄断的名义有限地干预市场竞争，限制部分民营大企业的竞争自由，以保护广大消费者和中小经营者的利益。 我国建国初期，长期战争的结束为发展民营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恶性通货膨胀的消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国家主权的独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赢得了可靠的保障。可以说，当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均已万事具备，但是还欠东风，这个东风不是别的，就是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的法律环境。这种法律环境的基本要求有四个：一是在宪法层次确认民营企业的生存权；二是在民法、行政法、刑法层次要求确认和保障民营企业的产权，完善产权交易机制。这就要求国家提供一整套完善的所有权保护制度、契约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引导、规范、促进民营经济的运作；三是在民商法和经济法层次中确认民营企业的发展权，其核心是要求民营企业同其他经济性质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四是通过行政法和反垄断法等法律保护保护民营企业的竞争自由和竞争权。这就要求从立法上防止国家权力对民营经济的任意干预，明确划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保障民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条件的制约，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法律环境的。相反，建国初期，民营经济的法律环境呈现出一个逐步恶化的趋势，试分析如下： 一、由法律调整为主到政策调整为主，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逐步弱化 民营经济需要法律确认和保障产权，完善产权交易机制，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法律由于其具备的稳定性、程序性、规范性等优良品格，成为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最有效的工具。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相继颁布了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规，汇编为《六法全书》，构成调整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律秩序的规范性文件，其中与民营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是有关民商事法律。关于民法，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5月23日至1930年12月26日陆续公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共5编，计1223条。另外从1929年到1946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制定和修正公布了《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船舶法》等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商合一的调整民营经济的法律制度体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尽管在形式上比较完善，但是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客观上却保护了帝国主义者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发挥其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 1949年2月，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 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目前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从而奠定了以党和国家的政策取代法律调整民营经济的基础。 从实际情况来看，建国初期，调整民营经济的主要靠党和国家的政策，调整民营经济的法律为数极少，除了在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民营经济做了极为原则的规定以外，还有1950年12月30日公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223次会议通过的《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既没有确认保障产权和完善产权交易机制的法典性质的民事法律，也缺少规范商事组织、调整商事行为的比较完备的商事法律，更谈不上限制国家权力干预民营企业内部经营自主权的行政法律制度。调整民营经济的主要靠党中央的各种指示、通知、决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批示等方式，也就是说，主要靠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政策由于其抽象性、易变性，并不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产权保障，实际上，对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也是逐步弱化的，直到民营经济被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二、由自主经营到计划管理，民营企业的竞争权逐步消亡 竞争权是民营企业的天赋权利是民营企业竞争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和反映。民营企业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必然要求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要求完全的竞争自由和竞争权。“建国以后，计划管理首先在国营企业推行，然后逐步扩大到供销合作社和公私合营企业。至于数量众多的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和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主要是受市场机制调节的”，可见，在建国初期，国家并没有过分干预企业的竞争权，当时实行的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并行的二元调控模式，国营经济主要靠计划调节，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轨道，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受到根本上的限制；而民营经济则主要靠市场调节，民营企业享有比较全面的竞争权。由于上文中指出的那样，民营经济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得民营经济和实现“赶超战略”所要求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逐渐浮上水面并趋于激烈。“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总生产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于是，国家便借助政权的力量限制民营企业的竞争权。 在工业方面，“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在商业方面，通过统购包销等方式，在原料和成品销售方面割断民营经济和市场的联系，使得民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轨道，只能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组织生产。1949年全国民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部分所占的比重为11.5%，1950年增加为27.3%。从棉纺业看，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即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1951年1月，政府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自该“决定”颁布之日起，“凡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公私纱厂现存的棉纱、棉布，均须进行登记，由国营纱布公司承购，停止自行在市场出售。”民营棉纺厂的生产，就全 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在价格方面，国家依照经济情况，随时规定适当的价格政 策，把批发价和零售价、地区和地区间的差价，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从而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定价权。这样，国家就在原料的购买、成品的销售方面逐步地限制民营企业的竞争权，将民营经济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在通过个别民营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国家逐步参与民营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过程中，民营企业最终彻底地丧失竞争自由和竞争权。 三、由平等保护到区别对待，民营企业的发展权受到限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所有企业都应当受到同等对待，依据它们的责任形式而不是所有制性质进行区别对待，这是进行市场公平竞争的必要前提。但在建国初期，当时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利用”政策表明民营经济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改造”政策预示了民营经济的最终命运，“限制”表明民营经济并不能受到平等对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市场进入方面，有些被认为是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如交通、银行、大森林、矿山等都必须国营。” 二是在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文件中，明确规定，私营（民营）经济受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8条“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公私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明显地体现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难以想象的。 三是在税负方面，并不实行公私一律平等，而是区别对待。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提出在税制方面“公私一律平等”的薄一波受到了严肃的批评，薄一波的错误被认为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 四是在发展和恢复生产方面。“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但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有主次，第一是国营工业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 五是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实行优惠政策，以鼓励支持其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9条规定“合作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予优待”，“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把23.9%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而对于民营企业，“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会帮助它的，”很明显地对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六是在民营企业之间也采取不同政策，团结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竞争，因为民营工业企业比民营商业企业更富有积极意义。 四、由长期共存到暂时利用，民营企业的生存权不复存在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有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营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根据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如果没有突然的武装干涉，没有资产阶级的暴动，这种过度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在相当长的过度期间内，民营经济将长期存在。但是，从经济角度上看，由于民营经济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从1951年第三季度以来，就有不少资本家开始不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任务，而是追求自由市场。如上海的内衣业，竟然全行业联合起来拒绝接受加工任务。有的秘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活动 ，以抗拒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从政治角度上看，“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导致民族资产阶级的被消灭；从意识形态上看，社会主义企业代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因而比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更能满足国计民生的要求；在一般的社会意识中，人们认为:在民营经济中存在着剥削，这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是无法长期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用政权力量提前推行对民营经济的改造政策，采用赎买方式实现“阶级消灭，（资本家）个人愉快”的目标，民营经济暂时完成其历史使命，民营企业的生存权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85-87 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48 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76 聂锦芳:周恩来经济评传[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97 毛泽东选集(第5卷) [M].1977:92～93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7 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79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5

2013年10月7日至8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其主题为“活力亚太，全球引擎。”国家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讲话，阐述了对当前世界经济的看法，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亚太经济金融稳定，推动各成员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引擎作用。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重要演讲，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我们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抱着坚定信心，中国将给亚太发展带来更大机遇，中国希望同亚太伙伴们携手同心，共同创建引领世界、惠及各方、造福子孙的美好亚太。会议发表了《活力亚太，全球引擎――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和《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声明》，承诺加强政策协调和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化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理论分析】

一、 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

1. 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发展。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

2. 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们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领域体制改革。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我们将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4.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争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联动效应，防止和减少负面外溢效应。

5.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要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努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二、 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分析

1.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地区、更广大民众。

2. 国际组织在促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调节国际争端，缓和国家间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承载着推动本地区和全球发展的重要使命，面对各种挑战，应该展示勇气和决心，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引擎作用。

3.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发展是维护和平的保障。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身的发展，又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受益于亚太经济增长大环境，中国实现了自身发展，同时又以自身发展为亚太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三、 从《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分析

1. 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要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意识，发挥正确意识的指导作用。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站在历史新起点上，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思想，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2.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要求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个动态平衡的链条中，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都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连锁反应。

3. 整体与部分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要求我们既要树立全局观念，立足整体。同时要重视部分的作用，搞好局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亚太是个大家庭，中国是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繁荣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给亚太发展带来更大机遇。

4. 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市场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5. 事物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亚太经济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6.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要求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朝好的方向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突出，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7. 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更要谋划长远。

8. 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要求我们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好主要矛盾。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 “活力亚太，全球引擎。”为主题，体现了亚太经合组织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善于抓住重点。

9.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要求我们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善于抓住主流。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长及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10.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亚太经济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11.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创新推动人类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发展。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们既要创新发展思路，也要创新发展手段。要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用创新培育新兴产业，用创新发掘增长动力，用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12.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13.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国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能力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其经济学依据是

A. 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

B. 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质量和水平

C. 消费对生产起决定作用

D. 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发展

2.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们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领域体制改革。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

A.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C.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

3.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争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联动效应，防止和减少负面外溢效应。这说明

A.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B.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C.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

D. 经济全球化为各国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4.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以下做法属于“走出去”战略的是

①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 ②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 ③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 ④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输出

A. ②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

5.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地区、更广大民众。其根本原因是

A.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B. 我国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对人民负责

C. 我国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D.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6.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指出，中俄在亚太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亚太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这说明

A. 中国和俄罗斯的根本利益相同

B.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C. 中俄间的共同利益是中俄两国合作的基础

D. 国家力量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7.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B. 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C. 发展是维护和平的保障

D.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

8.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们要携手建设开放型经济和区域合作框架，以开放包容精神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这蕴涵的辩证唯物论道理是

A. 正确认识能够促进实践的发展

B. 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

C. 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D. 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9.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这给我们的哲学启示主要是

A. 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B. 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C. 要坚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

D. 要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10.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亚太经济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这体现的哲学道理是

①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②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③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充满复杂斗争的演变过程④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要求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A. ①④ B. 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11.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长及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这蕴涵的哲学道理是

A. 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善于抓住重点

B. 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认识方法

C. 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D. 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抓住主流

12. 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下列对创新的认识正确的是

①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②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③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④创新更新了人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开辟出更广阔的劳动对象，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A. ①③ B. ②④ C. ①②③ D. ①②③④

二、 非选择题

13. 阅读材料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背景材料】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分析说明我国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并对我国如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提出合理化建议。

（2）运用《生活与哲学》的知识，谈谈你对我国坚持改革的正确认识。

14. 阅读材料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材料一：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市场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材料二：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地区、更广大民众。我们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1）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谈谈我国应该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请分别从《政治生活》和《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分析说明我国为什么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参考答案

1. D 2. D 3. B 4. A 5. D 6. C 7. B 8. B 9. C 10. A 11. D 12. B

13. （1）①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②要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我们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第二，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第三，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第四，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2）①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要求我们要密切关注变化发展的实际，敢于突破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成规，敢于破除落后的思想观念；注重研究新情况，善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寻找新思路，确立新观念，开拓新境界。这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14. （1）①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2）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分析：①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我国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②我国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我国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因此，我国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③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我国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我国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从《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分析：①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我们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因此，我国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②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因此，我国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③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要求我们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好主要矛盾。因此，我国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6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培养模式；因材施教；同质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3014102

1引言

国民经济指的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层次、经济环节、经济区域、经济部门构成的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突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性与联系性。社会经济活动包括了宏观、中观、微观等经济层次；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国内与国外等经济区域；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通信、文化教育等经济部门。国民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研究一国范围内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衔接、各层次的组合、各部门的关联、各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的经济学科。相比于其他学科具有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与前瞻性的特点。

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学科。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不断变革完善。20世纪50年代初，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需要相应理论的指导，国民经济计划学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改革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为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学。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学科改革为国民经济管理。1998年，教育部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定为高校研究生专业，属应用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单是名称的变化，更反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背景下学科建设等问题的变化。

国内学者对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和云研究了国民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包学雄、乔传福等指出国民经济学现有教学模式存在如以单项灌输为主、课程设置层次不清、课程组织形式封闭、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林木西对国民经济学的起源、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建议将本科目录“国民经济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学”以实现与硕、博培养的对接。徐建玲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形成的历史因素，并从发展的视角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未来建设方向：宏观调控与政策、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学不断发展变化，各高校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设置与不同研究方向的培养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人大与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不同研究方向培养模式的对比分析，以发现中南财大等高校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推进各高校该学科的建设。

2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现状

1998年后，全国仅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8所院校保留了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高校中有国民经济学硕士点60多个，博士点20多个。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国民经济学是部级重点学科，代表了该学科建设的最高水平。下面具体分析人大与中南财大这两所院校国民经济学的建设现状，以找出一般院校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上的差距。

2.1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是国民经济学专业国内建设最早、师资最权威、发展层次最完善的科研单位。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研究，进行对策分析，在宏观经济管理与产业经济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同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管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相应的硕士课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一外国语；计量经济学数理分析方法；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西方经济学；财政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产业结构与政策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社会发展与政策；宏观经济监测预警；政府管理行为分析；外国宏观经济管理；投入产出分析前沿专题；金融监管学；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商业银行市场结构研究。毕业生去向多为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大型企业、金融部门。

本研究认为人大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能够在国内同领域居于领先水平，得益于以下几点：（1）研究方向设置很好地体现了国民经济学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前瞻性的特点；（2）师资权威，发展层次齐全；（3）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4）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国内各高校应借鉴人大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建设国民经济学。

2.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大也是新中国最早设立国民经济学的院校之一，且保留有本科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目前中南财大在三个学院设有三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金融学院（投资经济方向）、经济学院（政府经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宏观调控与社会发展方向）。

三个学院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课程设置均包括公共课、学科基础课、研究方向课。其中公共课与学科基础课程相同，研究方向课存在差异。公共课：基础英语、写作英语、经济英语；学科基础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政府经济管理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政府规制研究、公共经济学、投资管理研究；宏观调控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外国宏观经济比较研究、产业投资管理研究、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问题研究、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投资经济研究方向课：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投资经济理论、金融投资理论、国际投资理论、房地产金融与投资、民间投资研究、中外投资理论比较研究（双语）。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硕士毕业生的去向，主要为银行等金融机构。

本研究认为中南财大根据各学院优势设立不同研究方向的国民经济学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同研究方向的建设均侧重理论分析，教学内容宽泛，针对性不强，缺少实践性与特色性。与人大相比，方向培养脱离实际，片面强调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没能做到国民经济学应有的前瞻性、对策性等特点，又脱离实际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导致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弱，就业不乐观。以下具体分析中南财大国民经济学不同研究方向在培养模式上存在的共同问题，并基于人大学科建设经验提出建议。

3国民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问题及相应建议

3.1违背因材施教原则

因材施教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家们推崇的教育原则，强调依据学生自身差异，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因材施教原则不仅是教学成功的关键，也能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从国民经济学生源情况来看，基本没有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主要是跨专业学生，甚至包括英语等语言文学类专业的学生，生源差异大，质量差。但在教学中，教师一般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的知识素养差异。无法做到因材施教，不仅不利于学生发展，更有碍于学科整体实力提高。

本研究建议教学工作应遵循因材施教原则，依据学生差异，可将学生分为研究型与应用型，以提高学科的科研力量与学生就业能力。研究型学生的培养不仅要关注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且要注意定量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对策。该学科毕业生就业大都从事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任职于这些机构必须具有相关知识，甚至需要强制性的资格证书。如在证券公司工作，必须具备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在期货公司工作则需要期货从业资格证书。因此，应用型学生的培养，可侧重货币银行学、证券等方面知识的教授，教材如易纲《货币银行学》、博迪《金融学》、证券业委员会编“证券从业资格证书”的一系列教材等。

3.2教师队伍资源不足与教学资源无法共享

国民经济学是应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学受重视程度不断弱化，一方面国民经济学逐渐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边缘学科；另一方面，原属国民经济学的部分教师纷纷转向其他专业寻求发展。这导致国民经济学的教师队伍资源匮乏，甚至良莠不齐。教师少，学生多，师生比较低。另外，有的教师资源丰富，所带学生能够获取丰富的学习与科研资源，获得长足发展；其他教师则由于自身能力限制，科研能力差，甚至无法获取资源，所带学生便处于一种“被放养”状态。目前学生培养上采取导师制，而非团队培养。个人导师制使得资源无法在学生间共享，存在一定排他性现象。

本研究认为首先各高校应加强对国民经济学的重视，扩大教师的招募与培养，提高师资力量。毕竟中国仍处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各大方针政策的实施需要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对国民经济学学生的需求不会降低。其次，各高校在实行个人导师制的同时，可实行团队培养，达到部分资源共享或者定时开办读书会、研讨会等。人大国民经济学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教师资源充足，办学层次齐全。

3.3缺少特色性

虽然中南大在国民经济学培养上有三个特色方向，但公共课与学科基础课一样，无法彰显特色性。另外，每个方向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课，但课程大都是理论教学，不乏照本宣科的现象，缺乏实际性；教学内容宽泛，不深入。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存在同质化问题，无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教学特色。当然并不排除部分教师的特色方向将会培养出具备异质性的学生。

本研究建议首先高校依据自身优势，设立国民经

济学的不同研究方向。中南财大在这点上做得很好，依托不同学院优势，设立不同研究方向。其次，不同研究方向的培养方式上应注重应用性，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可开展案例教学、组织适当调研或者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的效果进行评估，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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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昊.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几个问题的探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4）.

[3]和云.推进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6）.

[4]包学雄.国民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5）.

[5]乔传福，王端.国民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0，（17）.

[6]林木西.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1）

[7]徐建玲.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若干问题探讨―基于历史与发展视角[J].经济研究导刊，2014，（34）.

[8]刘清波.试论因材施教原则[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2）.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7

摘 要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压力日趋增大，人民币升值已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加快了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进程，它有利有弊，但是利多于弊。正确的判断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衡量人民币升值的利弊，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是保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对策

近两年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加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中国经济的增长，国际收支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及热钱冲击，较高的利率，这些都是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些主要原因。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经济存在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人民币升值是一个系统过程，它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合理的升值能让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一）人民币升值增强了人民币的支付能力。人民币支付能力的增强可以减轻我国偿还外债的压力，提高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能力。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朗。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中国企业必须果断实行“走出去”的战略，而要“走出去”，其中一种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并购国外企业。人民币升值之后，中国企业在国外并购的时候会变得更富竞争力。人民币支付能力的提高能够降低我国进口商品的成本。合理升值能够促进国民对国外优质产品的消费和购买，降低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的成本。此外，国民出国学习、培训和出国旅游探亲的机会也因此而受益。

（二）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有利于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短期内较大幅度的调整人民币汇率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风险，我们应该吸取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过早、过快的教训，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从根本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创造时机。

（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的升值，将导致流向出口部门即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金向资本密集型部门流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有利的方向调整，最终资本会转向投资国内市场，当货币升值后，资本就会寻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进行投资，使这些产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改革，增加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从国内与国际上看，一国货币的升贬主要与其综合国力的兴衰密切关联。因此，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强、经济形势好的信号，有利于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以及改变他们对政府行动和经济运行的预期，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为人民币成为区域化、国际化货币创造有利条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发行收益。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出口将受到制约，从而减少中国国民收入，增加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厂商的生产成本会相应地提高。在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出口的利润将下降。如果提高产品价格，根据产品需求理论，对于需求弹性大的产品来说，又将使产品需求量减少，降低出口商品或劳务的价格竞争力。

（二）国际热钱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会进入中国投机，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炒高中国楼市和股市，进而推高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而房产及股市价格大幅度上涨会吸引实体经济部分资金进入，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必将给银行和国家造成大量坏账，造成经济长期萧条。

（三）人民币升值使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可能。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一。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可能。

（四）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升值，会造成中国外贸企业丧失竞争力。由于中国企业出口商品附加值较低，实际利润率普遍在2%到5%之间，人民币骤然升值，将对中国出口带来严重影响。

三、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措施

人民币持续升值通过影响进出口、投资、竞争、消费进而对就业、金融风险将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必须采取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应对策略。

（一）坚持渐进式的人民币升值策略引导汇率制度改革向经济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当前， 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虽然很大，但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内需启动需要一定时间和就业压力较大的现实。必须清醒认识到过于剧烈地汇率变动将有可能导致大批外向型企业破产和大量工人失业。同时，人民币升值和中国汇率政策改革，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必须接受的阵痛。我们应选择有利的时机，彻底地进行人民汇率制度的改革。

（二）积极落实并长期坚持内需为主的主导战略，内需主导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内需主导并不排斥适度保持一定程度的外需，内需主导并不是支持一时过度的投资增长。内需主导是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总体而言，是基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趋势，是基于世界经济史中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基本平衡和中国经济自身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大国战略安排，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和必然。因此，确立内需主导战略，构筑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是我国经济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一项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

（三）对于外贸企业：采取措施化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中国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凭借其低价优势，人民币升值无疑削弱了低价优势，给企业带来损失。因此，应对人民币升值，企业应该加强技术创新，改善产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当然，这仍然是一个较为困难的过程，需要企业付出努力。

（四）是制定相关措施和预案，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要严格控制资产泡沫的过度膨胀，防范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同时特别注意具有系统冲击性的美国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1]货币战争打响了吗.国际商务财会.2010.11.

[2]应惟伟.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经济转型：哪个才是最紧迫的问题？.财会学习.2010（04）.

[3]王保东.谨防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市场风险.中国证券报.2008.4.18.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8

关键词：经济转型 丰富内涵 实现途径

引言

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ition）是指既有的经济运行方式转向另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方式。有关学术研究中曾谈及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一词，但当今我国经济学界乃至政界往往以经济“改革、转变或升级”等表示与“经济转型”相同或相近的含义。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便提出了将经济发展转到以消费提高为基础的轨道上去；此后的九五计划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了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主线等。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观点，这预示着“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经济转型将明显加快且向纵深推进。

一、我国经济转型符合科学发展的逻辑

1、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状况的现实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但是，目前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阶段。首先，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通过了刘易斯转折点，由劳动力大量过剩向劳动力逐步趋向短缺转变，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将不可避免。特别是2010年以来，沿海地区用工短缺与涨薪并存，在这种背景下，原来那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就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压力,降低资源消耗自然就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出口导向型战略也难以为继，前十几年外向型经济使出口占到了我国GDP的35-40%，使得我国经济的过度依赖出口，在贸易摩擦增多的同时也产生了外汇流入过大的问题，引发国内对冲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导致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从而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使得我国金融危机的压力逐步积聚，给我国经济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2、经济转型是改革开放历史的延续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以逐步渐进的方式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与延伸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逐步转型的主要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其一，经济自由化的过程。我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国营企业被推向市场后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过程。承认与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在强调产权明晰化基础上允许更大程度上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公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使我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中。

目前我国经济又处于继续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虽然还不能对未来的经济转型赋予概括的精确称谓，但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对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已经明确：“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上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将决定未来经济转型的具体的、丰富的内涵。

二、我国经济转型的丰富内涵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经济体制渐进的历史，结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与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我国经济转型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包括的内涵已变得广泛而深刻。

1、导向：经济总量转向国民收入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尚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以GDP为主要表现的经济总量导向，对解决温饱问题是必须的。但随着整个国家贫困局面的改观，经济总量导向已产生了能耗、环境、内需不足等系列问题，而以国民收入为导向能扩大整个社会的总需求，把13亿人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同时，可以缓解能耗、环境等矛盾。要实现国民收入导向，原先的“国富优先”将变为“民强优先”；对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将进行调整，个人收入比重将加大；同时，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将得到强化，公共服务的再分配功能将使民众增加消费潜力。

2、动力：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前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特别是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政府投资导向十分明显，对复苏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消费不足始终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0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45.4%，上拉GDP 4.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9832%，上拉GDP8.7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0.6%，下拉GDP3.7个百分点。2010年也不会根本改变投资对GDP贡献率偏高的格局。

从需求结构看，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近年来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消费率由1992年的62.4%下降到2009年的48%，其中居民消费率由1992年的47.2%下降到2009年的35.1%，为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下降，由1992年的72.5%下降到2009年的45.4%。

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比较来看，我国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消费率长期偏低，2001年到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处于48%-61.4%之间，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78.4%，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73.5%，低收入国家为81.2%。二是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高。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为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而GDP总量居世界第4位；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为882美元，而人均国民收入（GNI）为2370美元。1990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和人均水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6%和6.6%，比同期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低2.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低、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三是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与消费总量的比重失衡，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但消费总量却只占世界的4%，人均消费水平处于较低水平。

我国经济运行中既有的重投资、轻消费的状况已引发了资本流动性过剩、能耗增加与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矛盾。而调整经济结构、拉动消费才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久之策。因此，未来的经济转型将以消费为主导，改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特点：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增长”到“发展”不仅是字面改变，两者存有诸多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理论基础有异。“增长”是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下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而“发展”显然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另外，两者的外延也有区别。原来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至少扩大至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等诸方面。最后，成果考量的视角也会不同。增长主要只看速度快慢与规模大小，往往会是一时得失；现在所说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要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从广义角度理解，“发展”概念本身具有辩证特质，经济转型可以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因此，“发展”概念可以包括更具体、更多元的经济运行或增长方式的转变，比如：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从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从外需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从资本引进型向资本输出型转变、从倾斜型发展战略向均衡型发展战略转变等。

综上所述，未来我国经济转型将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既包含了导向性、驱动力的改变，更体现了由“增长”向“发展”转变的特点。

三、实现我国经济转型的途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了 “五个坚持”，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在实施“五个坚持”、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征途上，面临的难点与挑战主要有以下问题，需要我们重视并接受挑战。

1、应解决好政治体制范畴的障碍性问题

首先、应充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与市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两股力量、两种手段。在经济发展初期启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通过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培植和鼓励主导产业的发展,来诱导资源配置,从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可以起主导作用。但目前情况下，如果仍然以政府主导经济运行，将会继续繁衍扭曲的投资消费关系、金融风险、浮夸政绩等。目前,实现经济发展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和具备，政府职能可定位于：作为宏观经济调控者，主要承担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的职能。保证社会经济总量综合平衡和经济结构优化，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其二、应有效地整治腐败的蔓延。由于体制，“官倒”现象仍然严重，或行政权力介入交易；由于行政审批依然宽泛，一些官员利用权力实施非法“寻租”；裙带资本主义现象也非罕见。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下降，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目标不可能实现。最后、要及时有效地探索建立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彻底改变GDP主导的政绩考核、评价、升迁、奖惩制度，建立完善与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官员考核评价体系。

2、改善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其他环境

除政治环境之外，对经济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法律与文化环境。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废除、修订、建立了大量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正是法制的不断变更与完善，对旧体制要素的延续运行起到了有效的阻碍、遏制作用，对新体制条件下宏观或微观运行起到了指引或保驾护航的功能。因此，法制建设应领先或适应于经济转型的进程，更不能滞后于经济转型进程而起到阻碍的作用。此外，社会文化对经济转型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未来的经济转型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话，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文化建设任重道远。数千年封建小农经济意识与数十年的计划经济的社会经历，加之改革开放后引进的西方文化，各类糟粕或有聚合，与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及经济转型要求对比，社会文化现状可谓相差甚远。因此，改善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环境，应是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

四、研究展望

2011年为“十二五规划”执行的第一年，推进经济转型任重道远，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法制建设、社会文化等范畴存在的具体障碍与问题，将如何更好更快地破解,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

五、小结

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状况的分析，阐明了我国应加快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通过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程的回顾，证明经济转型的历史必然性，而经济转型的内涵取决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从而证明了推进我国经济转型符合科学发展的逻辑。

以我国经济运行现状为出发点，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导向，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应具有的、极其丰富的内涵，应包括：经济导向由经济总量转为国民收入，经济驱动力由投资转为消费，经济运行特点由经济增长转为经济发展。

在充分认识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基础上，明确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是“五个坚持”；同时，对政治体制范畴的障碍性问题，对经济转型相关的法律与社会文化环境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且分析了可能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新华社）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10年10月18日,新华社）

[3]王一鸣《经济转型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发展》（2010/12/22 [经济参考报] ）

[4]吴敬琏《体制障碍不利于经济转型》（2010/10/22 [证券时报] ）

[5]赵义《十二五将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节点》（2010/10/18[南风窗]）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9

[关键词] 国民经济 动员体制 构建

国民经济动员是战争经济准备与经济保障的重要手段，科学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对于把经济力导向战斗力，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经济动员体制的弊端

我国传统国民经济动员体制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调整，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但是其本身固有的弊端仍然对国民经济动员带来了众多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

1.传统经济动员体制组织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动员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级管理、分工负责。按照这个原则进行管理的情况是：国民经济动员的组织和领导以原国家计委为主，军品动员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计划由原国家计委负责归口。这种组织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

2.国民经济动员管理的主要手段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经济动员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运用政府权力，实行行政干预；采取供给制办法，保证经济动员任务完成；依托单一公有制，采用单一计划调控；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先导，提高完成动员任务的自觉性。这些手段在当时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与时代不相融合。

3.动员主体企业的地位不突出。在传统经济动员体制下，企业基本上是一个生产车间。军品动员任务按行业分配到各工业部门，动员企业的选点、定点，或以企业归口部为主，或以国防工业部门和 地方为主，接受国家计委的宏观指导，试制生产计划是由国家计划下达到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经综合平衡后，按国家计划进度要求，分别下达到所属动员企业，动员组织技术措施、所需原材料或由各部门或由省、市、自治区组织实施。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动员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我国经济动员所有制结构、调节手段、管理方式、企业地位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虽然对增强国民经济动员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变化也使我国国民经济动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突出表现为：

1.动员目标的政治性与经济利益的多重性的矛盾。国民经济动员是经济活动，但这一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保障战争的需求和社会的稳定。其“价值取向”主要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动员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一切动员活动，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政治利益。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它们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与原来那种强调“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完全一致”的状况不同。在利益多重的情况下，只能用经济的方法，使被动员者的利益得到相应的补偿。

2.动员手段的计划性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的矛盾。动员是为战争服务的，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对抗性、时效性特别强。因此要求计划周密、衔接紧凑。这只有采取强有力的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的涨落、物流的波动、人才的进出等等，都有比较强的自发性。国家为了达到军事目的，往往要通过其他形式才能实现。

3.动员时间的紧迫性与市场调节的缓慢性的矛盾。动员活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对时间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而市场调节，由于有“看不见的手”的活动，其结果往往要经过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花费较多的时间。

三、我国国民经济动员体制的构建

基于以上对传统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国民经济动员不利因素的分析，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构建，从总体上看，应包括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协调机构、执行机构、企业动员机构等。

1.最高决策机构。建立有权威的经济动员决策机构，是保证经济动员高效率运行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是和国家战争动员决策机构相重叠的。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为非实体机构，需要决策经济动员重大问题时，由国务院决策后交有关机构执行。

2.协调机构。中央协调机构是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的办事机构与咨询机构。一般来讲，其具体职能为：为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提供咨询，起草方针、政策等各类文件，组织调查了解全国可动员资源和生产能力，依据军队需求计划编制经济动员计划草案，组织、协调各部门(行业)和战区实施经济动员等等。

3.执行机构。部门执行机构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的指令，实施部门(行业)经济动员所成立的机构，是连接中央领导机构和(企业)动员机构的中介环节。其主要职能一是保证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颁布的政策、指令在本部门(行业)的落实;二是依据国家经济动员总计划，负责编制本部门(行业)的经济动员计划，并具体负责该计划的实施。

4.执行机构。民经济动员中，地方执行机构与部门执行机构相协调，主要负责本地区动员计划编制，并组织本地区实施经济动员计划，具体承担物资、技术、交通运输与劳务动员。

5.动员机构。动员机构是经济动员的基层机构。建立健全企业动员机构，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动员效果，而且决定着国家经济动员的成败。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走向成熟完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的基础――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车间”政府由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转为利用宏观调控等经济管理职能和生产资料终极所有权，实现对经营权的约束。军队由传统经济动员体制下的只向行业部门提需求，与企业进行象征性订货，转变为联系供给、实现需求，军队与企业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

参考文献：

[1]王立新刘义昌等编著:《国民经济动员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篇10

【关 键 词】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贡献

【 正 文】

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中，对中国军事经济和国防经济建设的战略性思考，是毛泽东思想在军事经济和国防经济建设领域的生动体现和展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军事经济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经济思想。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军事经济思想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智慧、风格和作风。毛泽东首创了科学的中国军事经济理论，在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土地问题、战争与根据地经济建设、人民军队内部军事经济、国防与经济建设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经济问题，深化了对军事经济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所揭示的军事经济指导规律和基本原则，毛泽东所培育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对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　紧紧依靠人民，确立了军事经济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依靠谁来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实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军事经济指导思想，使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获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对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如何争取“民心”、利用“民力”提出过许多有益的见解。《孙子兵法》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当然，古代军事家没有也不可能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剥削阶级的狭隘私利也不可以使战争目的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契合。况且，历代剥削阶级的征战又难以完全避免“妨民”、“害民”的结果，必然使人民产生离心倾向乃至厌战、反战心理。因而他们利用民力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

孙中山提出了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思想，但未能实行。他经历武装起义的多次失败之后，在晚年开始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兵力去奋斗，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必须有全国农民和工人的参加，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他强调进行国民革命要依靠国民的力量，倡导武力与国民相结合。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思想，反映出孙中山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体现了他依靠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当然，孙中山这一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倡导武力与民众相结合，但在政治上受自身阶级的局限，最终难以真正地依靠工农群众来进行战争。

列宁领导的革命战争，主要依靠对象是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对农民的经济利益不重视。在苏俄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收集法令，把农民除必要的口粮以外的粮食全部强制收归国有，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军队同广大农民的关系。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观察分析处理问题。他说：“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总是教导全党全军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强调军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准拿，使官兵们懂得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当兵，为人民打仗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与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革命战争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本质上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必须实行人民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他提出和实行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取之于民”，又要“帮助于民”，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努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千方百计地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不增加人民的负担，他要求军队首先必须帮助民众发展生产，然后再向民众征收税款，而且还要多帮助，少征收。他说：“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为了使军队自觉地帮助人民生产，毛泽东提出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队”建军思想，并亲自领导了延安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这样，就在“取之于民”的同时，也“取之于己”，外加“取之于敌”，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负担，从而使边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获得了民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军队的更广泛的支援。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支前民工达539万人，承担了艰巨复杂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人民捐钱献物，这些感人的事例在人类军事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

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按教科书的说法，在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内战争比他们长得多，没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又取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农民。中国现代军事历史的无数事例说明，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的力量是军民结合型的整体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深厚根源则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正是如此，国外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们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依靠广大农民为主的人民群众赢得战争胜利的经验。一位美国学者说：“正是数以千万的农民积极地卓有成效地支持和参加了革命，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2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了中国军事经济新的发展道路

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2.1　开辟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的军事经济发展道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的军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城市中组织工会，发动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罢工，直至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法国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也是这样，都是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因此，其军事经济战略主要依靠对象是城市的工人阶级，战略基地在中心城市。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则完全不同于巴黎公社起义和俄国革命。在敌人长期占领城市，井实行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转到偏僻的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解决人民军队的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的确是个大难题。一方面，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客观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有的人对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工作说三道四。1928年，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大”时说：“在一个农村区域中，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女人，坐在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起来反对红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党的“六大”召开不久，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批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针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在斗争中产生的深刻尖锐的文章，从认识论的高度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蕴含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军事经济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在科学论述战争与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独创地阐述了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的辩证关系。在中国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二者的紧密结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将革命战争与土地问题的有机结合，使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了胜利的途径，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也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人民军队建立后，红军组织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现实，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后，又及时地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激发了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在革命战争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必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开展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为此，必须注意战时经济建设。战时经济建设必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只有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才能有效地支持长期战争。

在人民军队内部的各种经济关系上，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军事、政治、后勤三部门的关系，建立健全了人民军队的各项经济制度，严格军事经济管理。探索出一套人民军队的经济保障方式：打土豪筹款子；就地补给，取之于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军队自力更生搞生产；就地筹措与后方供应相结合，以后方供应为主等。并实行了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使军事财力物力发挥出更大的军事经济效益。

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广大的农民群众为主要依靠力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正确处理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不断增强了军事经济实力。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军事家能就军事经济诸方面的矛盾问题，作出如此科学、而又系统的阐述，并且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2.2　对中国国防建设道路的探索

建国后，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加快国防建设，增强军事经济能力，是一个严峻考验。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刚刚起步的时候，我军曾提出了“学习苏联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的任务。后来，苏联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逐渐暴露出的问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重要的警示。1956年毛泽东在深入总结建国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后来又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开始了对适合中国特点的国防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谈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教育全党全军，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对国防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毛泽东提出加强国防建设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目的是加强国防建设而不是削弱国防建设。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思想。1964年又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方针。所谓两个拳头就是一个农业、一个国防，一个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强调基础工业“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布局。[9]

毛泽东提出的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关于建立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构想有三个特点：转贴于

其一，我们的国防工业要有能够制造各种武器装备、包括最现代化的尖端武器的能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将来，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1961年，党中央作出了以研制“两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其二，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相互衔接的军事工业生产布局。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着眼于增强军事工业，尽快形成反侵略战争的能力，并促进边远地区经济发展，他一再强调，全国要搞大后方，每个大区要搞大后方，每个省也要搞自己的大后方。他还特别要求，地方要搞军事，各个省都要搞军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

其三，统筹兼顾，平战结合。毛泽东在处理国防建设各种关系时，强调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统筹规划、保障重点，平战结合，使后勤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军队整体建设协调发展，使后勤的各个系统协调发展。

在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现代工业尤其是现代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国防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生产力布局逐步平衡，军事高科技发展迅速，在短短时间里，我国突破了“两弹一星”的科学技术难关，创造了国防建设发展的奇迹。

3　制定科学、民主的军事经济政策，体现了人民军队军事经济的新特征

在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还面临着如何加强对红军经济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的重要问题。在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军事经济政策，体现了人民军队军事经济的新特征。

3.1　确立党对军事经济工作领导的制度

党对军事经济工作领导的原则主要体现在：

军队的经济工作与其他军事工作一样都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进行。不能因军队经济工作的特殊性而脱离或削弱党的领导，这是由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起义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部门都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党的组织，特别是军队中的各级党组织对军事经济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法，保证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共产党的组织都必须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每位共产党员都要注意经济问题。

党对军事经济的领导要从组织制度上落实。1928年4月，在组建红四军军事、政治领导机构的同时，毛泽东、朱德对部队内的军事经济机构设置作了原则的规定。决定红四军的经济组织可分为执行、计划、监督三部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上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

党对军事经济工作领导原则的确立，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军队的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

3.2　建立人民军队内部的经济民主制度

毛泽东提出了军队内部的经济民主制度，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有机结合，构成了军队的三大民主制度。军队内部的经济民主制度主要指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民主监督和管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争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解放战争时，他再次强调，“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10]同时，毛泽东也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

3.3　制定军事经济法律、法规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内容涉及到红军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干部战士行动的准则。建国后，党和政府废止了蒋介石政府的伪宪法、伪法统，开始摸索创建适合新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军事经济法律法规，颁布了军队军事经济的一系列法律规定和规章。由于纪律严明，部队的面貌大为改观，我军军事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有力地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国防建设的发展。

3.4　制定精兵简政的政策

精兵简政，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军事经济制度。它既是加强解放区政治建设和军事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更是克服军事经济供需矛盾，提高军事经济效益，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有效手段。在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正确处理军政费用过大与财政能力不足的矛盾，一手抓生产运动，扩大财源，一手抓精兵简政，减少开支，有效地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建国后又几次实行精兵简政。“兵精粮足而胜敌，政简赋轻而民安”，是一条十分简单而又深刻的真理。在中国军事历史上，唯有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深刻认识并坚持不懈地实践了它。

4　倡导艰苦奋斗、勤俭建军，培育了军事经济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他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征程中，倡导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思想，弘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了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是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最基本的观点。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为了在全党全军形成良好风尚，毛泽东到延安以后，狠抓了军事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极端浪费，一捣千金，但求铺张，不求实效”的腐化行为。他严厉指出，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则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这就是经济工作中的整顿三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经过这次整顿，经济生活中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在军队进一步形成。

毛泽东既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军当作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措施，更把它当作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将艰苦奋斗提到保证党和军队变不变质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当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东方地平线上显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全军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56年，毛泽东在谈到军队干部的薪水问题时，表示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要求军队要艰苦奋斗，“军队要成为模范”，提出了“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的著名论断。[11]毛泽东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建国初期，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党和军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毛泽东还严肃地批评和纠正了我军部分后勤系统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同时也提倡关心群众生活。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也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群众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毛泽东一生清正廉洁，妇孺皆知，堪称光辉楷模。当年，著名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亲眼见证了毛泽东、朱德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事实。后来，他常对人说：“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钦佩。”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采访，从毛泽东住窑洞、周恩来睡土炕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作风的伟大力量，并动情地把它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是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光辉指南。毛泽东关于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军事经济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发展军事经济的思想；军事经济建设服从于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经济民主的思想，精兵简政的思想；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思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军的思想等，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思考军事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点。虽然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对军事经济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仍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植根于中国革命战争沃土，着眼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特殊性，科学分析了军事经济诸矛盾的相关性，准确地把握了军事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体现出军事经济辩证法的勃勃生机。毛泽东军事经济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一般原理在军事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和特殊表现形态，是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军事经济的指导原则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但是反映军事经济矛盾运动最一般规律的毛泽东军事经济辩证法思想将永放光辉。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我党和人民军队先进性的体现，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是新形势下军队建设最重要的两大课题。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没有放弃“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利用各种渠道散布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而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浪潮中，有的同志对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了解不多，对艰苦奋斗的当代价值缺乏认识，轻视优良传统作风的作用，容易受到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正因为如此，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显得极其紧迫和重要。

胡锦涛同志2002年12月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特别强调：无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12]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国防经济建设任务，我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勤俭建军、艰苦创业的原则，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永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参考文献】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3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1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68

党史研究，1983，6:2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1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39

[9]　王厚卿.中国军事思想论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769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