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十篇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1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有条件地允许国内企业对外投资，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的深化和综合竞争实力的稳步提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后，我国经济迅速增长，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投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政府积极推动并实施的“走出去”战略 下，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连续攀升至122.6亿美元，截止2004年5月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计7720家，中方协议投 资额121.96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523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3.66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1012亿美元，合同额为 1408亿美元。总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已遍及全球167个国家之多，我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更是首 屈一指。

当前海外直接投资的立法情况

(一) 国内立法

在国内立法方面，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海外投资立法，有关海外投资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若干规定和条例之中，这些法规主要有： 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于1985年制定的《关于在国外开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于1989年颁布《境外投资外汇管 理办法》以及1990年颁布的实施细则，1992年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国务院于1996年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1992年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联合颁发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1993年的《关于国有资产实物 向境外投入开办企业的有关规定》，1997年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暂行办法》，1996年财政部了《境外 投资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等等。

(二) 国际法规

我国与有关国家订立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迄今为止，我国已同10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它主要涉及投资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征收及其补偿、利润的汇出、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争议等问题。

我国与有关国家订立的对新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它主要涉及境外直接投资主体的缔约国一方的自然人、法人在缔约另一方所得的营业利润、股息、利息以及其他投资所得征税问题。

我国签订的有关海外直接投资的公约，目前参加的主要有《多边投资担保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等。

我国海外投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立法层次低，形式散乱，缺乏系统性。现行有关海外直接投资的立法仅仅是国务院各部门内部规范性文件，很多没有上升到行政法规和法律的高度，目前 共有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银行等部门权属零星制定了10多个涉及海外直接投资的规范性文件，没有统一的法律 规范。在实践中出现海外企业受多重主管，审批程序繁琐，期限冗长的现象。各个参与海外企业设立、人员出境、资本运营的部门都从各自关心的重点出发，导致审 批标准不一。因而，从长远角度来看，海外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的主要手段，不尽快提升海外直接投资效力层次，就无法在法律上体现出海外直接投资 重要意义。

缺乏宏观管理体制。海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微观决策行为，本应以市场为导向，但是，市场信息相对于经济个体而言总是不完全的，没有政府宏观指导就容 易被市场失灵效应所左右。现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或者一哄而上，分布的投资领域过于集中，或者缺乏国际竞争意识，坐失良机，当然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指引 和扶持不够，欠缺调整市场导向的法律规范。

另外，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海外投资管理实行是分级管理，多头审批。这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也 不利于充分发挥投资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现在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部门，我国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都拥有对此的管 理权，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不力，审批手续繁琐，不利于对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同时也不利于企业快捷地参与国际竞争。

对海外投资企业有效监管机制缺失。由于境外企业的审批与后续管理方面缺乏应有的监管机制，一些不法企业利用法律和经营管理制度上的缺漏，以各种 方式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保值、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海外企业的经营者甚至利用东道国法律以自己名义用国有资产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 国国籍，规避国内的国有资产监管。另外再加上许多国家法律都为私人财产提供周密的保护，因此我国也很难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司法局协助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位。同国内投资相比，海外直接投资往往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而且这类风险经常是由企业和个人所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致，由专门 的政治风险保险机构承担。这一制度源起于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其他发达国家所效仿，而我国目前既没有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法律规定，也没有承揽此类业 务的专门机构，而仅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一些投资和政治风险保险。因此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虽然近年有所突破，但风险却日益的高涨，尤其是入世6年以来 同各国的投资贸易摩擦在不断增长。

完善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立法的建议

尽快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本法应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应明确肯定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双向 良性循环的积极作用，当然它的内容应包括：我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则；海外直接投资管理制度；海外直接投资主体范围和投资形式；海外投资的法律责任规定。 我们还可以适时根据我们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及时制定海外投资基本法的实施细则和其它相关的单行法规，以此还可形成一个以海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为主体， 各种单行法律和机关配套为辅的调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

成立专门的管理境外投资的机构。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现行的分级管理，多头审批体制，已严重阻碍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成立统一的海 外直接投资管理部门，加强对此的宏观调控已势在必行。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可由商务部牵头，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 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部委共同派员组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管理委员会，由其在宏观上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协调、规划，彻底扭转以前各个部门彼此之间缺 乏协调、权责界限不清的局面，当然在对海外企业进行管理时，应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来调控产业布局与投资结构，不应介入企业的微观经营。这样既可以防 止市场过程中的随意性，又可以避免投资风险。

完善海外投资企业的监管机制。首先，应该健全海外投资企业的审批制度，严格规定海外投资企业的风险投资限额和投资资格的评估制度；其次，强化对 海外企业的后续管理，加强税收、外汇、财务制度的监督；再次，对国有资产的海外投资项目，应采取投资责任主体制度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即“谁投资，谁 负责”原则，必须将恶意欺诈国有资产的违法犯罪分子及时绳之以法，尽量挽回损失；最后，对民间投资主体的海外企业，也应纳入政府监管范围，接受政府部门的 审批或备案，防止资产的境外流失。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2

进一步深化改革境外直接外汇管理，巩固改革成效，需要剖析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领域仍然存在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一）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立法层次偏低在立法方面，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没有制定统一完善的境外投资单行法，权威性较低。目前，用于规范和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以部门行政规章为主，如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不同管理部门各取一块，分别涉及审批、外汇等单方面管理，并且不同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无法相互补充和支持。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各部门往往会采用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制成规范性文件。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无法保证，与促进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呈现多头管理。现行体制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各管一块，各司其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负担，还容易造成管理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针对同一主体的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分散在上述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交换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的需要。

（三）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机制不完善统计监测手段单一。境外投资企业在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其唯一的监测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汇年检，年检数据由企业自主申报，年检数据较为简单不够深入，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从年检数据中难以挖掘境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和权益具体情况，统计监测和调控难度较大。

（四）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财富的日益增长，以及境外资源、环境和投资回报等因素吸引，境内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增强。但是，目前发改委、商务部等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出台的法规均为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设计，外汇管理部门制定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虽然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内个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海外投资。大量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游离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视线之外，不仅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无法监测境内个人非法财产转移等跨境资本违规流动规模，也使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国际比较

中国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在管理上积累经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归纳其他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导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国际比较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很早就取消了外汇和资本管制，只要对外投资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一般都允许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国基本上已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二战以来，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加大对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审批权限上，美国实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国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经济兴起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保证和占领境外投资市场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1999年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短时间内促使美国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资手段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充分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美国是鼓励私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的。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就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在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作为主管美国私人境外直接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帮助美国个人企业及个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重大调整，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把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方针，先后制定和修订《外汇法》《外资法》和《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海外战略资源和海外企业股权等形式，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大国，达到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和“资源立国”的双重战略目标。在行政审批方面，日本对境外直接投资不再采用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一类政策一个部门主管，不搞重复管理和审查。资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财务省主管，“外向型”对外经济政策由主管工商贸易政策的经产省管理。财务省受理对外投资者相关备案文件后，转交经产省做出对该事项的备案意见，最终由财务省做出决定。在危机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特许、事先备案和事后报告制度，并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为掌握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国内的外汇兑换和交易完全放开后，个人境外投资基本放开，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来建立投资保障机制的。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对外直接投资法》《国际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法》等，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本国的对外投资。在行政审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1978年，设立海外合资企业委员会，由商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业部、技术发展总局和公司事务部等机构派员组成，负责批准、管理和审查一切有关境外投资的事宜。在危机管理方面，印度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司，隶属外交部，来全面负责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业较为活跃和发达，印度政府对于个人境外投资管制方面也比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允许个人汇出不超过1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房地产、允许个人在海外承认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启示综合比较上述几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作用。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安全和利益。二是发达国家都设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如美国对外投资由各州政府负责管理、日本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分类监管模式。这种行政管理资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在对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上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比如美国设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日本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印度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监管。四是越发达的国家对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就越宽松。例如美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大于日本，日本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海外投资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行政法规认真梳理，实现顶层设计，提高法律保护层次，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法》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从宏观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资法律规范，内容涉及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政府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在《海外投资法》的基础上，涉及各管理部门具体分工的，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体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二）完善部门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管理资源一是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和开办核准业务合并，归口一个部门管理，形成主管部门负责事前审批备案，外汇局负责事中监测、事后核查的管理体制。这样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资便利性，避免了投资主体在多个部门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变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逐渐向自动许可制或登记备案制过渡，对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免除政府事先批准，落实企业投资自，实现跨境资金流动均衡管理的目标。三是搭建跨部门的境外投资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税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备案、登记、资金汇兑、纳税、非货币出资等多项信息的共享，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构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信息支撑，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缺失。

（三）完善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框架一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事中、事后主体监管框架。进一步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兑管理，严格执行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往投资所在国的规定，加强同一主体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各项数据之间的数据联动监测，防止不同性质的交易行为违规渗透的漏洞。二是完善境外投资年检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企业增减资、股权转让、清算等涉及资本变动，境外再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的全口径监测指标体系，充分掌握境外投资企业的实际资产和收益的真实状况，强化管理。三是建立境外投资活动调查制度。根据企业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实际汇出资金、行业属性确立境外投资重点企业名录，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境外再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结售汇状况定期实施专项或抽样调查，全面了解境外投资资金真实流向，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境外投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3

国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

就业替论。贾塞认为，在母国资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将替代国内投资或国内消费，如果资金流出并没有出口增加或进口减少来匹配，就会产生对就业的负效应。贾塞之后，Ruttenberg具体研究了二者的替代关系。

就业补充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对外投资属于防御性投资的情况下，如企业投资于国外是为了开发国内得不到的资源或是由于关税壁垒妨碍其出口而导致对外横向投资时，对外投资将补充或促进国内投资或消费。这类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子公司对母国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而对国内就业产生正效应。

就业组合效果论。Blomstrom比较了美国与瑞典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差别，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既有正的效果，又有负的效果。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等。Lipesy利用回归分析与出口替代的方法分析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负效应被流向国内的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所抵消。

就业结构优化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管理职能集中于母公司，创造了许多母国非生产性就业机会。另外，国外子公司经营业务也会导致母国法律、公共关系服务和工程咨询等方面需求的增加。以上两个领域涉及到高度熟练的人员，因而对外投资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公司战略论。海米尔1992年和1993年撰文认为公司战略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母国就业数量、质量及就业区位。采取独立子公司战略、简单一体化战略、深层次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该理论认为，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增大，国际生产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为复杂，跨国公司对就业数量、质量和就业区位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配置就越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从而对外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就越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到目前为止，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效应还没有一般性结论，也没有正式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种效应。目前已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一是统计回归分析法。它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出口或投资的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间接地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的相关性的结论；二是商业案例分析法。通过对个别企业或人员的走访调查，由经验归纳总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三是概念分析法。从对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流向等各个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不同层面的影响；四是长期分析法。采用跨度较长的区间，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动态影响的角度来分析；五是反证分析法。即假设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发生时，国内就业将如何变化，通过与已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出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就业效应分析

我们可以用“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之净额来衡量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替代效应是指因从事海外生产而使本土进行的生产活动减少而导致的就业机会的丧失。它包括海外子公司在国外市场销售本可以在国内生产而后出口的商品所导致的就业机会损失，也包括海外子公司将商品返销到母国所引起的母国工作机会的牺牲，现在还有人考虑海外子公司对第三国的出口会替代母国对第三国的出口从而使母国的就业进一步受到影响；刺激效应是指海外直接投资所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它包括：向海外子公司出口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及辅助产品的额外的就业机会，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工作机会，跨国公司本土机构的人员需求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内其它公司向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服务所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显然，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海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

坎普贝尔（Campbell）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在就业数量、质量及区位方面均具有直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以及间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见表1）。

作者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关键不在于就业数量的增减，而在于就业结构的改进以及相应的就业质量的提高。正如邓宁教授所说：“内引和外流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最基本影响似乎都不在于就业数量，而在于就业的产业构成、技术组合及其生产力”。

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就业的影响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海外市场和机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将会迈出更大的步伐。在目前国内存在闲置资金以及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由于国内存在大量的居民储蓄，一方面国内某些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已经很低，另一方面国内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因此它们在国内转向投资存在一定的障碍。如果这些在国内的储蓄能有效地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寻求更高的投资收益率，那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不存在挤占或替代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现象，短期内的刺激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而且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一体化程度不高，很多投资属于防御性投资。如中国在澳大利亚开铁矿是为了开发国内的生产资源，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市场份额等，这些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刺激国内的就业。而且这种国际生产转移活动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的调整，有助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一方面那些可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或部门的工资率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产业工人的流动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为国内原来那些因劳动力成本高昂而面临萎缩的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差异将对国内工资率的调整有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加大，海外生产将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而如果国内生产仍然将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从而既可以吸引和消化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国内就业上的调整成本可以通过转移和新增一部分劳动力就业的方式得到弥补，又可以使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因此可以大体上判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是有正效应的。

事实上，沿海一部分与国际市场较接近的企业已率先“走出去”，其生产已遍布全球大部分区域。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都集中在中国总部，为国内创造了许多非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如吸纳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从事科研开发活动，聘用了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业务的市场策划和营销人员，大量的具有国际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员等。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导致对中国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询、国际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务于这些领域的中介机构人员就业。据估计，沿海很大一批类似的中介机构在近年来的兴旺发达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或维持一部分母国就业，提高国内就业人员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从而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在就业区位上，中国就业人员在海外的配置并不均等，国内就业人员供给是过剩的，而国外就业人员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适当的发展服务业以及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新增国内部分产业人员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就业结构而转移一部分产业人员的需求，从而有助于缓解部分劳动就业的不均衡现象，改善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因此，总的来说，根据目前中国发展对外投资的特点和国内的宏观经济现状，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是利大于弊的。政府在推动对外投资的时候，应把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

首先，国家要鼓励进行防御性投资的企业大胆的走向海外市场，充分地利用海外的生产性资源优势或抢占海外一部分市场。对其有利于国内就业的行为给予鼓励，对于出口到国外子公司的产品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其次，对于服务业以及一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积极的引导他们利用国内的劳动力资源。国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方式帮助那些因国内产业调整而不得不进行就业调整的人员顺利的转移到新的行业。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4

一、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有了海外直接投资的需求。东盟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优势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筹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之一。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不断扩大，2013年的投资存量和余量均为2003年的60余倍；二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领域逐步扩宽，现已基本覆盖所有行业；三是中国对东盟新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发展迅猛，目前已成为中国对东盟主要投资对象。

1. 投资总额不断扩大。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获得了更大的制度保障和更广的发挥空间，极大的激发了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热情，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就进入了快速的发展阶段。从投资流量上看，2003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存量仅仅只有5.87亿美元，到2006时则迅速增加到17.63亿美元，增加了3倍多。从2006年开始，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增加的更为迅猛，2006年～2013年的投资存量几乎呈几何式的增长，年平均增速高达53.7%，2013年投资存量达356.7亿美元，为2006年投资存量的20余倍。

2. 投资领域逐步拓宽。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最初阶段，投资规模较小，投资范围也比较窄，木材、橡胶和造纸等原材料、资源型行业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重点。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渐增加，其投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开始涉及到各种加工装配业与轻工业。2002年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入实质化建设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广，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也朝着多领域、深层次方向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对东盟投资范围包括水电生产、批发零售、制造、租赁商务、建筑、金融、地产、信息服务、餐饮、农林牧渔等领域，基本覆盖东盟所有的行业。2013年，中国对东盟采矿、批发零售、制造业、水电业和建筑业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12.3亿美元、12.3亿美元、11.9亿美元、8.2亿美元、6.98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除采矿、水电供应业的投资流量下滑以外，其他行业投资均有所增加，其中金融业、科学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IT业的投资流量分别同比增加477%、232%、135%。

3. 对东盟新成员国投资增加迅速。东盟十国按照加入东盟时间可以分为老东盟六国和新东盟四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为新东盟成员国，人均GDP水平明显低于老东盟成员国。新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基础落后，借助外资的力量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是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良策，中国对新东盟成员国而言，比较优势明显。因此，新东盟成员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去处。2003年中国对新东盟成员国的投资存量仅有1.06亿美元，经过10余年发展，在2013年高达113.5亿美元，是2003年的107倍。以2013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来看，新东盟成员国吸收的投资占比已达31.8%，远高于2003年18.3%的比例。这表明中国对东盟新成员国的投资大有追赶、猛超老东盟六国的趋势，新东盟四国正逐渐成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

二、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对东盟投资取得一定发展的同时，随着时间的积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仍处于较低水平；第二，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所涉及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中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规模分布不平衡，差异较大。

1.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发展较快的原因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和基础水平较低，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规模。首先，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2013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为72.67亿美元，但仅占中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6.74%。在投资存量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达356.68亿美元，也只占中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这与中国香港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57.1%相差甚远。其次，从东盟吸收主要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情况来看，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额占东盟吸收外资总额的8.1%、4.7%、7.1%，期间总额占比6.5%。但是，欧盟和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占东盟吸收外资的比例为22.4%、16.9%。因此，在东盟外资来源国中，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也处于较低水平。再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虽然已于2010年建成，但是，目前中国真正有实力走进东盟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并不多，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对东盟投资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

2. 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的领域在各行业中均有所涉及，但是各行业投入的资金差别较大，结构分布不尽合理。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产业偏好于资源型行业和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对高新技术以及服务行业的显得投资不足。2009年～2013年期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采矿业、生产供应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2013年，批发零售、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吸收的投资流量分别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的16.99%、16.98%、16.36%、9.61%。这也就是说资源和劳动密集行业的投资额约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额的60%以上。

3. 投资国别差异大。近十年来，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额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中，2013年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是2003年的60余倍。但是，针对东盟不同国家来讲，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差异是显著存在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第一大国是新加坡，其次是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柬埔寨，对文莱和柬埔寨的投资是最小的。

从投资存量上看，2013年，新加坡吸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47.5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例为41.3%，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分别占比13.06%、10.01%。然而，中国对菲律宾、文莱的直接投资存量仅有1.94%和0.2%。从投资流量上看，中国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前列，对菲律宾、文莱的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3年，中国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流量分别为20.3亿美元、15.63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的28%、22%。当年，中国对菲律宾、文莱的投资流量为0.54亿美元、0.09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的0.75%、0.12%。中国对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缅甸的直接投资流量的比例则分别为10.75%、10.39%、8.48%、6.87%、6.61%、6.54%。因此，无论是从投资流量还是投资存量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存在着较大的国别差异。从上述数据分析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差异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多元化的国家投资格局并未形成，这将不利于中国对其他东盟国家投资潜力的开发。

三、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建议

当前，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着增速放缓的经济新常态，发展海外经济应是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举措。中国与东盟各国地理位置临近，又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些都为双方经济发展垫定了良好的基础。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战略，这使得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全面、更深层次的合作阶段。

1. 促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2013年底，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72.67亿美元和356.68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6.74%和5.4%，远低于香港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7.1%的比例。这表明，虽然东盟已成为中国海外经济板块中的重要一员，但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还是具有较大潜力的。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GDP增速仅为7.4%，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从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内需和投资依然疲软，因此，把视野转向海外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

（1）把握“海上丝绸之路”的商机。2013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东盟国家提出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重振“海上丝绸之路”，东盟国家表示将给予广泛支持。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中国和沿线国家临海港口城市被串连起来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改革转型时期，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严重，创造或者寻找需求是解决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方法。“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对于化解中国企业产能过剩有着重要意义。东盟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希望通过中国资金的输入，激发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同时也能将未开发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能够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及贸易合作水平的提升，使双方达到一个合作共赢的局面。中国应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大力发展对东盟直接投资，这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与沿线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可以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2）完善《投资协议》相关法律。2009年，中国与东盟双方签署《投资协议》，与此前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不同，该《投资协议》规定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提供资产保护，并对因政治骚乱而引起的经济损失做出补偿，对税收和投资转移也做了相关说明。《投资协议》给与了双方企业互相投资更高的制度保障，为改善双方的投资环境树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因此，中国-东盟双方履行《投资协议》的规定将会有力促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

《投资协议》的顺利实施需要双方完善相关国内法律法规。对中国而言，要想促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必须应加快制定《境外投资法》等必要的法律法规，既可以对境外投资企业给予更有效的保护，又能提高政府对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管理水平。另外，中国应简化对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方式和对跨境人员流动的审批手续。放松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币管制，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和投资便利。并且积极引导企业利用合理的金融工具解决资金短缺、风险控制等困扰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的问题。

（3）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人文交流。东盟诸国地理位置上与中国有近有远，从实际经贸情况和实证分析来看，实际距离越大将削弱投资对贸易的促进效应。但是，共同语言这个文化变量能够增强投资对贸易的效应。随着自贸区的进一步建设，双方经贸往来将更加密切，然而人与人的交流是是经贸合作的根本前提。因此，为了解东盟各国的投资环境、市场结构与消费特点，中国非常有必要加强与东盟各国的人文交流，缩短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距离”。

2. 优化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结构。

（1）老东盟六国投资结构。老东盟六国与中国经济水平接近，在产业上有竞争也有互补。中国对老东盟六国的投资应侧重于产品研发、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以带动中国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2）新东盟四国投资结构。新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是传统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滞后，与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利用本地区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外资、转接边际产业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必然之路。

3. 提高对东盟投资水平。中国对东盟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展开，发展势头较为迅猛。在投资存量上，2014年中国对东盟累计投资突破400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在投资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跨国直接投资的能力相比，中国对东盟投资水平还处于较低阶段。近年来，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将进行海外投资。这意味着投资存量将会继续上升，如果投资水平不能提升，不但不能达到投资效果，还有可能造成企业亏损。

（1）培育跨国经营人才。中国企业应努力培养跨国企业管理人才，一方面，应该多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合作，从而能够学习和掌握其成功的经营和管理经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当地华侨的人才优势，积极引进和培养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高级人才。通过人才引进和培育当地优秀人才的方法，提高企业员工素质，从而提升管理水平，为企业跨国直接投资打下人才基础。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5

Abstract： China is implementing the "going-out" strategy. Although Chinese FDI is growing fast， there still have a lot of problems to solve. We'd better learn experience from advanc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Japan's experience in FDI is worth lear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Japanese FDI，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DI， and then put forwards some i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DI.

关键词： 日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Key words： Japan；China；FDI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1-03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随之加快，但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未来进行大规模的全球战略布局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

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既是经济强国，又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与壮大中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学者曾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动机、产业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与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有相似之处。由此，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归纳和提炼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以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提出管窥之见。

1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回顾

随着日本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规模、动机、行业和区域选择以及投资载体都发生了阶段性地演化。综合其发展过程，可以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大致划分为起步、发展、扩张、调整四个阶段。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由获取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指向，升级为开拓和巩固海外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流通网络和获取专利与信息；投资主体由中小企业为主到大型跨国集团与中小企业结合、互补；投资方式由“绿地投资”到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展；投资的行业和区域则受到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投资东道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2.1 以“边际产业扩张论”为理论基础 日本和欧美国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西方国际投资理论普遍认为垄断优势和市场不完全是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必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教授结合日本国情，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边际产业扩张论”，其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他认为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并指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一是充分利用了国际分工，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把劣势变成了优势；二是在国内集中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使本国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边际产业扩张论”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能够解释一定时期内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特点，但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局限。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出现了与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趋同的趋势。

2.2 投资动机不断调整 日本的资源禀赋、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欧美国家的差别。欧美跨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之所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二是由于技术等资产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通过销售获得全部收益，而直接投资可以保证企业对国外经营及技术运用的控制，因而获得所有权带来的最大优势[1]。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则是获取资源、降低成本。

战后至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经历了以保障国内原燃料资源供应为目的的资源型投资、利用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成本型投资，发展到目前以开拓与巩固海外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流通网络、获取专利与信息为目的的综合型投资。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在行业间在与区域间存在规律性的差异。在行业间差异表现为，农林水产业为资源型，建筑业、商业与服务业为市场型，制造业则为复合（市场+生产+成本）型。在地域间的差异表现为，对北美和欧洲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在于市场、技术、信息以及规避贸易摩擦；对于亚洲这样的发展中地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已经明显表现出了从追求低劳动力成本的成本型向追求开拓东道国的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这样的市场主导的复合型（市场+生产）转换。

2.3 投资载体灵活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以合资为主要投资方式，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并购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用边际扩张理论来解释，就是中小企业竞争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边际部门”，为了获利不得不向海外转移；同时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更符合东道国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容易被东道国所接受。由于中小企业经济实力有限，也为了规避风险，因此投资多采用合资的方式进行。

而欧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由大型跨国公司完成的。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来解释就是，大型跨国公司规模大、实力强，拥有更多的垄断资源，即所有权优势；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强，因此大型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由于欧美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是以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为基础的，为了维持垄断优势、防止泄密，其必然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

2.4 投资行业与地域指向明确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日本以非制造业为重心。1971-2011年，日本对非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大部分超过历年总投资的50%，1986年达到最高值，超过总投资金额的82%；在三次产业间的投资，呈现出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的结构，但2005年以后的投资又将投资重点回归到二产，跟世界金融市场形势不稳定有关；具体的行业选择，对金融保险业的累计投资额最大。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选择上，日本以发达地区为重点。70年代初期以前，日本对外直接在地域分布上波动较大，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1990年比重最高，超过总投资额的80%，之后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比重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具体而言，对北美洲的累计投资金额最高。

2.5 受汇率影响巨大 虽然货币汇率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看日元汇率的变动的确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关系图（图2）中可以看出，1971-1973②年和1985-1988年两个阶段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后几年内迅速增加。周展、陈作章（2009）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1971-2007年间日元汇率的波动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日元升值对劳动成本指向性投资影响最大，市场指向性投资次之，对资源指向性投资也有一定影响，对污染产业移转性投资很微弱[2]。

3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与日本80年代十分相似，主要体现在：

第一，两国在对外贸易中都面临日益尖锐的贸易摩擦；第二，两国货币都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是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同期加以比较后发现，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上看我国投资规模低于日本同期水平[3]。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外投资规模有限，成长空间巨大。由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动机、投资行业和地域选择等诸多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带来了一些启发。

3.1 政府引导至关重要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验表明，海外投资初期要获得成功往往与政府完善的促进体系密不可分[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海外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对投资风险认识不足、对全球经济动向把握不足，视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政府有必要对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在投资动机、行业与地域选择方面进行科学的、具有预判性的引导，避免投资行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提升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3.2 行业与地域需要科学选择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的技术与资本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行业与地域选择上，可以借鉴日本经验，认清目前哪些是我国的“边际产业”，这些“边际产业”对哪些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在对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最终实现科学、高效投资。

3.3 对外直接投资以科技领先作为动力来源 当前世界经济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进步使日本不断产生新的“边际产业”，获得比较优势，由此可见，科技领先对日本企业向海外的扩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状况是，生产世界级的产品，却少有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世界级的品牌，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未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急需技术领先作为助力。

3.4 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关系密切。战后日本的经历了三次产业升级，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蜕变都是伴随着阶段性的产业外移，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借鉴日本经验，我们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当作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契机，向海外转移边际产业的同时不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循环提升。

注释：

①Th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积极致力于促进日本与海外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加强企业之间的商务合作为目的的工作，其中尤其以加强东亚地区的商务合作为重点.

②日本银行日元兑美元汇率数据中无法查到1971、1972年汇率.

参考文献：

[1]马海.日本与欧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比较[J].日本问题研究，2004（1）：9-11.

[2]周展，陈作章.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日本19个行业1971—2007年的面板数据[J].日本问题研究，2009（004）：6-12.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6

[关键词]海外直接投资；政府行为；比较

海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企业行为，更关系到一国的产业竞争力，甚至是国家竞争力。因此，总体上看政府在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程中都发挥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本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经营主体的性质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各国政府促进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做法也就存在差异。本文仅对美、日、中三国政府促进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异同进行分析。

一、政府促进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相似点

从美、日、中三国的实践看，提供法律保护、风险担保、税收优惠、资金资助、信息服务、外交支持和重点支持开发海外资源性行业等，是各国促进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通常做法。

1　法律保护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进行法律保护和支持的国家。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经济合作法案》，确立了对外投资者给予“安全保证”的基本原则。美国还制定了《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

日本类似美国，采取了立法手段保护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日本先后制定了《进出口交易法》、《外汇和外贸管理法》、《贸易保险法》、《贸易保险特别会计法》、《出口信用保险法》等法律。

中国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法的保护属于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层次的有《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等。

另外，美、日、中三国都积极与投资伙伴国签订双边、多边或区域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本国企业的海外生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取使本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得优惠待遇或非歧视待遇和投资受保护的权利。

2　风险担保

美国通过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风险提供担保。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最早于1948年创设，当时投资保险的内容只限于外汇风险。之后，美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对外投资的需要，对境外投资保险的法律不断进行修订。1969年，美国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其宗旨是通过提供一般商业上所得不到的金融服务来帮助美国企业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这些服务包括长期政治风险担保以及追索权和有限项目融资，它们全部是以美国政府的名誉和信用做担保的。除以投资保险为主业外，该公司还提供一些专项风险担保，如租赁担保、石油天然气项目担保、自然资源项目担保等。这些担保项目解除了美国企业的后顾之忧，鼓励了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率也高的项目进行直接投资。

日本于1956年模仿美国创设了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于1957年追加了海外直接投资利润保险，于1972年1月创设了旨在开发进口海外矿物资源投资保险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承担海外直接投资保险责任的保险人是日本通产省(现为经济产业省)大臣；主要险种包括收益、经营以及财产使用和所有权被剥夺险、战争险、不可抗力险。另外，日本中小企业因对外投资而从金融机构贷款时，还可向各都道府县的信用保证协会申请使用“海外直接投资关系信用保证制度”，享受担保服务。

中国从1998年开始试办对外投资政治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口信用险部受国务院委托办理；2001年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并被指定为国内唯一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非盈利性专业承办机构；2003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推出海外直接投资保险新产品，承保禁止汇兑险、征用或没收险、战争或内乱险等部分对外投资政治风险；2005年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行了出口信用保险专项优惠措施，支持非公有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

3　税收优惠

为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实行纳税优惠。二战后，原有的政策虽经多次修改，但仍是政府支持和鼓励美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工具。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是所得税优惠和关税优惠。其中所得税优惠包括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税款亏损结算和亏损退回等。美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收入的所得税率一般要比国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8％左右；关税优惠主要是通过实施“附加价值征税制”来实现。

与美国相比，日本除了与美国相似的对海外企业实行税收抵免法和经营性亏损结转等优惠政策外，还有两个特色：实行税收饶让和海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日本对发展中国家为吸引日本企业而对其直接投资所给予的税收减免优惠，视为已纳税款，允许从国内法人税中抵扣，并根据税收条约和缔约对方国的国内法规，通常把针对利息、股息和使用费等投资所得的减免额作为抵免对象，即实行税收饶让。为了刺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趣和动力，日本还创设了海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其核心内容为：就满足一定条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定比例(如特定海外工程经营管理费用的7％，大规模经济合作和合资事业投资的25％)计入准备金，享受免税待遇。若投资受损，则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未损失，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纳税所得中进行纳税。海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一方面缓和了亏损对企业持续经营的冲击，帮助企业摆脱困境，走出亏损，走向持平或盈余；另一方面可从整体上减轻企业税负，隐性地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得的水平。

中国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供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出口退税、税收减免、税收限额抵免和税收饶让等。政府规定在境外带料加工装配所使用(含实物性投资)的出境设备、原材料和散件，实行出口退税；在流转税方面，国家对企业在国内采购并运往境外作为投资的货物准予退还或免征其增值税和消费税；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采用限额抵免法，对超限额部分可以向后结转5年；在计算所得税时，允许境外业务之间盈亏相抵，但不允许将境内外业务之间的盈亏进行抵补。关于税收饶让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相互实行对等的税收饶让制度。如在与意大利、泰国、马来西亚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规定，双方各自承担对其居民从对方国家得到的减免税待遇给予视同已征税抵扣的义务。二是单方面的税收饶让。中国与某些发达国家如日本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仅仅是对方负有承担的协定义务，而中国政府对投资于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被投资国所获得的减税或免税待遇，没有承担税收饶让的协定。

4　资金资助

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方式向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经营企业提供资金资助，是美、日、中三国政府的一致做法。

在资金资助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信贷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贷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一项是开发资源贷款，用于开发某个国家的资源，特别是战略物资的资源；另一项是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为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尤其是鼓励美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美国还制定和实行了国际贸易信贷计划(itl)和出口周转资金贷款计划(ewcp)等，对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特别对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其中根据国际贸易信贷计划(itl)，政府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和周转资金提供高达125万美元的信贷担保。

而日本最主要的是靠政策性银行对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贷款。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就以支持出口、开发海外资源和市场、扶持战略资源进口等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日本政府给政策性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资本金、准备金和营运资金及稳固的业务融资渠道，还给予了免税优惠(如法律规定免征登记税、执照税、不动产购置税、汽车购置税以及部分特种土地税)。这些政策确保了政策性银行低成本运营，便于他们为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按照规定，日本企业只要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准备了10％的日元资金，其余部分就可以申请使用jbic提供的长期低息贷款。

中国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出口信用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该行除了办理出口信贷业务外，还相继开办了对外优惠贷款、境外投资贷款、对外工程承包贷款和项目融资贷款，形成了多品种的政策性信贷体系。该行的信贷规模也在逐年增大，现在已发展为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的世界上第三大出口信用机构。除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外，其他政策性银行也在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例如，中国五矿集团并购诺兰达集团需要60亿美元左右，以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银团承诺对其提供80％资金。

除了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外，利用国家专项基金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是三国政府常用的措施。美国投入财政预算资金实施“合作研究与开发计划”和“以美双边产业研发基金计划”。前者的出台背景就是以新技术开发帮助本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i后者的宗旨是促进以色列和美国企业在研发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并为设计开发和产品商业化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其他具有扶植功能的计划还有“生产分享项目”、“先进研究计划atp”、“制造业扩展计划”和“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等。日本企业组团赴海外调查时，可依据“海外直接投资调查辅助制度”，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企业培训海外员工、提升技术和考察海外市场等活动，也有可能得到政府的专项基金资助。1976年为了与国际垄断集团争夺全球计算机市场，日本政府指导国内企业改组为富士通——日立——三菱和日本电器——东芝两大集团，并拨出专款资助这两大集团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开发课题。中国政府向本国企业提供的专项资金包括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等。2005年商务部出台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设计咨询、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采取直接补助或贴息等方式给予支持。另外，政府还为在投资伙伴国设立的“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提供工作经费。

5　信息服务

美国商务部的职能包括推动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战略的制定，为美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及其他服务，进行美国国际市场环境与竞争力的统计分析。美国政府还通过驻外使馆所设的经济商业情报中心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信息情报等服务。如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定期发行新闻通信和专题报道等，提供投资情报；同时帮助企业交流海外直接投资经验，协助进行投资分析，把握投资机会以及负责咨询等服务。美国还针对海外资源开发的不确定性，由政府出面，建立了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利用地质勘查技术优势，向本国跨国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日本政府为了向企业提供对外投资信息情报，构筑了由政府和民间、专业团体与综合团体组成的信息收集、咨询网络。其中，作为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定期派遣投资环境考察团，调查国外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参加国际会议，开展海外技术交流活动；开设创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支援网络，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定期进行“日本企业海外事业活动动向调查、基本情况调查”；通过举办企业决策者研讨会、apec企业指导者研讨会来增加与其他国家间的交流。作为综合性的团体，日本贸易振兴会广泛搜集各国投资信息，并提供从企业的创建、日常管理、新产品开发、贸易信息、国外市场开拓、教育培训以及帮助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等全方位的咨询和后续服务。此外，日本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综合事业团、国际合作银行等，均向会员单位和客户提供有关国外市场动态、产业信息、法律法规、税收政策、融资条件、大型项目的国外需求、出口担保、研讨会等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

日本政府还对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业务活动进行指导。在20世纪60年代，鉴于当时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中存在的过度竞争，就有意识地指导企业之间的兼并和业务协作，如1964年指导三菱与重工合并，增强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还设立支援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建议制度，在东京、大阪和福冈聘请专业经营支援专家为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中国外经贸部(现为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于2002年共同制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从2003年起，境外直接投资纳入国家统计范畴，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定期《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商务部政府网站设立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指南”和驻外经商机构子站，建立《境外投资国别环境库》、定期《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境外加工贸易国别指导目录》，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在指导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业务活动方面，中国政府建立了《国别投资障碍报告制度》，指导企业有效规避投资风险；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境外“中国工程与技术展览会”等各类展会，举办“走出去”成果展和国际论坛，积极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搭建平台；举办各类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培训班，为企业培养开展海外投资经营业务需要的经营管理人员。

6　外交支持

美国广泛利用它所发起和参与的国际组织为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服务，参与和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始终把本国海外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争取为本国企业提供更有利的海外市场准入条件和优惠待遇，并促进有关协议和条约的落实。此外，美国政府还把提供援助与受援国为美国私人投资提供方便联系起来，并作出有利于美国资本扩张的许诺，为美国公司参与项目建设、扩大投资提供有利条件。日本政府积极开展“资源外交”，改善和加强与资源国和国际大型资源企业的关系，为本国企业开发海外资源铺路架桥。中国商务部于2006年7月颁布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诉服务暂行办法》，并在同年8月成立了“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以保障和促进中国企业公平、正当开展境外商务活动，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利用政府间双边经贸活动和对外开发援助项目，支持企业扩大出口和技术转让，推动大型合作项目的进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石油在国家外交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下，开始在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投资石油开发和生产，迈开了能源外交的步伐。

7　重点支持开发海外资源性行业

由于美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法律在对一般性企业和国内产业进行限制垄断的同时，对资源性行业则网开一面，以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谢尔曼法》允许美国资源性行业实行行业垄断；《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则扩大了本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矿产资源开发中的保护范围。对资源性企业，除提供常见的融资支持、贷款保证和投资保险之外，政府还会采取非经济手段予以协助，有时甚至不惜为此动用军事力量。通过使用这些手段，并通过对外投资，美国控制了中东地区大量的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

日本是一个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为保证日本经济发展对矿物原料的需求，日本政府很早就制定了完善的全球资源战略。日本积极推行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鼓励境外开矿；日本政府成立了海外风险勘查基金，对资源勘查进行事前的补贴，补贴一般都在50％以上，有些项目甚至可以达到100％，如若项目失败，由基金提供的补贴无需偿还；日本还成立“金融矿产事业团”，以官企合资形式，对海外资源勘采给予更多的融资支持；另外，日本政府还积极地与资源国联合进行地质调查，承担资源开发的前期风险，为本国企业申请资源国矿业权。

相对而言，中国的资源也不是很丰富。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能源、资源等方面的严重制约。因此，中国政府推动有实力的企业在能源领域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强海外资源的合作开发与利用。2003年中国商务部同土资源部协商设立了“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2005年为了鼓励和引导地勘单位和矿业企业到国外勘察、开发矿产资源，也为了加强对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制定了《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重视建立和发展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营造有利的国际合作环境，例如，2006年中国与印度签署了《中印之间关于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就避免高价竞争、能源勘探生产等达成协议，创造了双赢的局面。另外，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由中国基金论坛与海湾阿拉伯国经济投资署等共同发起，设立了“中国石油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提出了“股换油源”的思路，以便提升中国能源安全水平。

二、政府促进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

纵览美、日、中三国政府促进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至少可以发现在5个方面的存在较大差异。

1　政府开始着力支持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时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存在差异

从政府开始着力支持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时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看，日本比美国提前，而中国比日本还要提前。美国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工业化，在这之后，于1948年创设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保险制度，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实施法律保护；日本的工业化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之前，于1956年就创设了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中国现在尚处于工业化中期，但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支持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三国存在如上差异有多方面原因。其一，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重要特征就是美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一国主宰格局。1914年其26，32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了当时所有列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在这一时期，美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发展没有任何“赶超”的目标，它自己就是别国赶超的目标。美国有市场发展成熟的背景，因此可以凭借企业界的经济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顺应产业和技术发展客观趋势来发展产业。因此，美国政府也尽量少直接干预经济资源在不同市场之间的分配。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面向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时，面对的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国竞争格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施扶植战略产业的政策，主动地促使经济资源向战略产业如汽车产业倾斜，力争早日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突破。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在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初期就把“走出去”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已经面临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竞争时代或“战国时代”。在这之前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已经大大增加，新加坡、韩国以及中欧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加入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这些先行经济体通过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高了本国的竞争力和经济地位，对中国政府尽早加大对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支持起到了启示作用；其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虽然从总体上看国家仍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已经有一些行业或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具备了比较优势；其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降低了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门槛；其四，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因方面看，中国部分企业“走出去”的动机之一是通过在工业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收购企业或购买股份，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管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特别是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吸收先进技术，学习有效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的效率。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走出去”的时间相对来说要早一些，因而国家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也就相对早一些。

2　政府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机构存在差异

美国政府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机构相对集中，形成以美国商务部为核心的管理机构。美国商务部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主要管理职能包括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日常管理、为美国企业开拓海外业务提供信息及其他服务、进行美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环境与竞争力的统计分析，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共同为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供更有利的海外市场准入条件，参与和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谈判，促进谈判协议的落实。

日本政府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的特点是分工协调。日本政府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的管理机构分工明确。具体可分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统计机构、咨询及促进机构三大部分。主要涉及内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财务省、日本进出日银行、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政府机构和组织。日本“内阁会议”是制定政策和协调各省厅之间关系的最高官僚机构。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必须经由该会议审议通过。经济产业省是日本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日本外务省经济局负责对外签署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多边条约和协定，处理国际贸易和投资纠纷。同时，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外联络窗口，外务省也向相关的省厅提出制定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议。

中国政府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的管理实行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以商务部为归口管理部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也都有相应范围的管理权，其中发改委负责对对外投资项目的审批，各专业部门从各自管辖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中国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名义上以商务都为主，其实缺乏一个权威机构进行统一协调，形成了重复管理和遗漏管理并存的局面。

3　政府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协调机制方面存在差异

美国和日本的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如日本1958年通过立法组建的“日本贸易振兴会”以及后来成立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在政府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协调机制中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政府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的政策与法律主要借助民间的力量去实施。这些中介机构有着半官方组织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民间机构。行业协会没有政府授权，与政府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的组织构架模式，在决策、财务、人事和分配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政府在行业协会的建立和协调等方面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但政府与协会两者之间并非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监督、相互约束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行业组织在就一些重大问题自行磋商后，往往还要与政府进行沟通；同样，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也经常征求行业组织的意见。

美、日的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在促进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除了行业自律、信息平台、扶植企业发展外，主要是多向协调作用。行业协会对内注重协调行业规划、业务指导、市场调查等；对外注重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各行业在有关国际化经营谈判中的立场，代表本行业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行业经济政策和制定行业标准，并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关法规政策等。例如，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起草的《半导体知识产权保护法》，由美国国会讨论通过后，最终成为世贸组织《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行业协会负责贸易保护、市场损害调查和协调贸易纠纷，直接或间接以会员企业代表的身份参与国际贸易或解决投资争端问题。

中国也存在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但与美、日相比，无论从管理体制、权威性、还是从发挥的作用等诸多方面看，中国的行业协会都明显逊色。首先，目前中国的行业协会存在体制障碍，缺乏美、日行业协会所应有的性质即自治性。中国的大部分行业协会是政府通过分解和剥离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协会领导由政府任命或由政府官员担任，使得行业协会在职能上延续了许多政府原有的不合理的管理和行政职能。其次，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性行业协会中，非国有企业会员不到50％的却占79％；会员企业一般不超过全行业企业总数的40％，而且行业协会在行业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分布不均，一些新兴领域的行业协会几乎还是“真空”，尤其是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的行业协会仍处于萌芽阶段。由于中国行业协会要得到各企业的认同和信任尚待时日，目前也就缺乏权威性和对企业的吸引力。又因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附性，使其功能不可避免地单一化或虚化。另外。行业协会很难掌握企业和行业的充分信息，同时也很难取得充足的会费收入来提供充分的信息服务和开展集体性的协调活动。这些因素都制约了行业协会发挥其综合性的协调功能。可以说，中国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在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中包括参与国际贸易或解决投资争端中仍处于“基本上不作为”的阶段。

4　政府关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方式存在差异

美、日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是间接性政府调控型。由于美、日都是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国家，微观主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民营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也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变迁中政府的作用是超然的，它既不承担对具体经济活动和投资活动的管理决策职能，也不对任何民间投资主体的效益和风险承担终极责任。政府对民间投资主体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间接的，它不必要也不大可能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而只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如利率，税率，汇率及相关产业政策来影响各投资主体的投资决策。

与美、日相比，中国的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是直接性政府干预型。中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政府为这一所有制的人格化代表，长期以来对以这一所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强大国有经济承担管理决策和效益风险的终极责任。目前，中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一些国有企业的国外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一样，也因此受到许多行政直接干预和监管。行政监管包括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和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对投资活动进行的监管，财政部门对投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的监管，审计部审计部门对投资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的审计。有些行政干预和监管确实起到了帮助企业正确决策及防止或减少国有资产流失的作用，但过多的干预就容易导致企业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和环境变化的迅速反应能力，坐失良机。海信集团董事长、总裁周厚健就曾指出：“海信与国际大公司相比。最脆弱的环节不是技术、不是资金，而是制度上的。”中国政府在重点支持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必须处理好监管和放权的关系。

5　政府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促进方式存在差异

美国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通常不事先规定国际化的产业方向。国际化的产业方向是在区域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在市场力的作用下形成的。政府肯定对海外企业提供公共促进可以产生效益，但这种促进必须是“通用的”。比如，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在科技研发方面的发挥作用。1955年由政府提供的“研究与发展”费用达62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在此以后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世纪80年代政府实施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政策，90年代又重点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成立相关协调机构——总统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加大政府对研发的投入。政府还出面鼓励大学与大公司联合开发并把大学科研成果与企业直接挂钩，推动创新技术商业化。这些“通用的”的重大举措对本国高科技发展及民间技术产业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增强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7

【关键词】海外投资/对外贸易/贸易创造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2-8102(2003)01-0080-06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8

关键词：“走出去”；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

2000年3月，同志在出席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座谈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00亿美元。“十二五”期间，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会更快。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海外投资现状究竟如何呢？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原因分析

（一）解决我国资源匮乏的需要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弥补我国国内资源的不足。我国虽幅员辽阔，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小，因此资源的有限性将直接威胁我国未来的发展。

（二）提升企业竞争力促使企业国际化的需要

我国的企业对外进行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扩大市场份额，适应国际市场，从而使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同时在海外投资办企业，可以帮助我国企业顺利绕开贸易壁垒，抵制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此外，进行跨国投资是缩小与国外先进企业距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只有如此我国的企业才能真正向国际化迈进。

（三）海外投资大趋势的发展需要

2000年和2007年是两个创全球直接投资增长的记录年份，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总额是1、4万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了1、538万亿美元。虽然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是联合国贸发组织预计未来两年内全球直接投资将稳步增长，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必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加快对海外市场的投资，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二、我国企业现阶段海外投资的分析

（一）海外投资“量多质不高”

十年里我国虽然跻身于全球海外投资前五名的行列，但,也要看到，在全球100强的企业里中国的企业是屈指可数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还只是量的剧增，并未达到质的飞跃。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造成该局面的原因更多的是我国企业自身对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不足、融资困难、被投资国消费者对我国品牌知之甚少及对中国商品品质的担心等，这些都成为了造成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量多质不高”的原因。

（二）我国企业“中国创造”少

我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但是“中国创造”的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品牌不仅是企业的资产和实力的象征，在国际市场上更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也是世界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个途径，然而我国大量的自主的品牌都无法逃脱被收购或被控股的命运，大宝被强生收购、小护士被欧莱雅收购、有着响亮中国式名字的“中华”牙膏早已非中国的了……

作为中国企业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并守得住品牌，才有机会和实力进军国际市场，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三）海外投资涉及的行业领域过于“宽泛”

从最初投资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我国的海外投资已经发展到了周边的国家和亚、非、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而投资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变得宽泛，从早期主要集中在金融、贸易、对外承包、加工业、酒店、捕鱼、餐饮、运输等行业，日益扩大到石油、森林、铁矿、铜矿、家电、轻纺、医药、机械、农业、科研开发等行业，其中除了资源类项目规模较大外，其它企业都属于中小型项目。尽管数据显示我国海外投资涉猎的领域广泛，但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却明显不足，虽然近几年里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从整体来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热衷于此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如此，不可避免地使我国的海外投资的整体格局仍处于较低的技术层次上。

（四）海外投资尚未构建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我国虽然一直鼓励企业积极地到海外进行投资，然而海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的威胁却不可忽视，尤其是一些企业境外项目的利润占了公司整体利润的50%，如果遇到被投资国发生局势动荡或恐怖袭击等意外事件，大量的海外资金便难以收回。正因为如此，我国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身处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中，构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特点、现状和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只有构建起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利益，进而促进我国海外投资健康的发展。

三、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对策分析

（一）借鉴绿地投资的形式

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40%采用的是绿地投资，其优势在于：更加有利于海外投资公司在海外投资的生产规模、投资区位的选择；对于投资经营的风险更易把握；因为可以为东道国提升生产力、就业率和税收，故跨国企业在法律和政策上不易受东道国的限制。此外，绿地投资具有广阔发展的空间，且风险较小。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9

一、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主动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海外建立经贸合作区，以避免企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海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聚集，形成了一种介于纯市场与层级两种组织间的结构，可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

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1)通过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跟东道国政府谈判、协商给中国的海外经贸合作区内的企业多的优惠条件和政策，降低园区内企业的进入成本和政治风险。(2)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相关产业走出去，这样有利于园区内的企业分工协作，提高效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并且能避免企业单打独斗和恶性竞争。(3)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夕阳产业”或其它产业的“夕阳技术”。企业在对外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宏观经济目标。(4)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样既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又能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5)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但必须是相互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群。

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动机不同，遵循的规律方面存在差异，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不同的区位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有利于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依照这个思路，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准。

(一)选择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经贸关系是否密切在本文中主要是从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大小方面来衡量，一方面，投资存量大，表明该国的市场需求比较大，国内供不应求，中国产品在该市场有竞争力，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营销网络，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都会去东道国考察、调研，了解该国的具体市场、经济、政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存量大说明了该国的市场环境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有进一步投资的前景。另外，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密切也会促进两国政府直接的了解，增强信任，这有利于在当地建立经贸合作区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为进入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据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披露，截至2005年底，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哈萨克斯坦(2.45亿美元)、越南(2.29亿美元)、泰国(2.19亿美元)、巴基斯坦(1.89亿美元)、马来西亚(1.87亿美元)、阿尔及利亚(1.71亿美元)、赞比亚(1.60亿美元)，分别排第13、14、15、16、17、18、19名。根据这条原则，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应该选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二)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基准

产业内贸易量指某一产业内部的各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之间的商品交换规模，也即产业内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易额度。本文所讲的“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形成的与母国相关生产环节的交易份额，交易份额越大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作用越大。通常情况下，产业内各个生产阶段的关联度决定了产业内垂直贸易量，而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产业组合优势形成，也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一母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即只有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内部和产业间联系高度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才具有宏观效用，才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是海外投资，对母国的波及效应将主要由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所发生的贸易量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的贸易量主要是指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由于产业内的垂直贸易属于互补贸易范畴，在垂直条件下，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任何一方生产规模的扩大，都会使另一方的生产发生起积极的作用。显而易见，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

根据企业生产环节的区位分布不同，可将这种连锁关系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两种形式。无论是前向连锁还是后向连锁，均会对相关产业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起到带动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连锁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产环节交易的频繁程度和额度。

据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产业内贸易量大、国内连锁效应强、产品供应链长的产业，加强家用电器、摩托车、小型农机具的组装、金属制品、家用器械等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扩大出口有较好的带动作用。

(三)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

所谓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能促进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指通过淘汰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转移技术成熟产业能力过剩的行业到次发展中国家来，使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指的是增加三大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增强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相对优势基准是为了发挥产业的“现有优势”，而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则力求培育产业的“潜在优势”。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比较优势转移“夕阳产业”或者有竞争优势产业的夕阳环节，来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所以，生产能力过剩率超过40％的我国纺织、彩电、空调业，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实现产业国际转换、重新获得发展优势，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延长国内比较劣势的产业寿命，赢得利润，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四)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基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所拥有的市场竞争

力取决于其具有的比较优势，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进行的产业选择也是由其比较优势决定的。关键是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经济优势的获得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单个投资者的经济优势，即不同于单个厂商的经济优势。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或者说产业经济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单个优势的集合，产业优势的实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经济优势的这一本质表明，产业组合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企业组合虽能呈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绝对优势。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不一定就是那种全球的绝对优势，而是需要相对特定区位的比较优势，即母国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在母国可以是边际产业，失去了竞争优势，但转移到东道国与当地的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特定资源结合，就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产生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它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投资国与受资国共同获益的经济根源。这种相对意义上的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在特定区域内，双方共赢，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因此，我国拥有成熟标准化技术的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如自行车、摩托车、金属制品等产业，由于早期的技术引进及其后续的技术创新，技术性能好，产品质量有保证，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接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和对现实的启示用.

三、规范和促进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而且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为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为了配合国内产业政策来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几乎就没有。为了促使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自主选择与国家产业政策趋于一致，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措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商务部以一个省、市或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为主进行招商管理，并和财政部协商对人选的企业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这是由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产业选择基准的要求所决定的。在招商前应先向企业公布所鼓励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和地区，为了达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易成本明确以一个地区或者大企业作为主要的招商对象。在入选的企业去海外直接投资，给予一个园区一定的财政补贴，具体数额根据经贸合作区内企业数量的多少而定。这样就能使企业的自主选择和产业政策相一致。

(二)实施优惠税率或税收减免优惠。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正式投产或开业5年之内，对中方从境外获得的应税利润一律免征所得税。但这不足以满足国家现阶段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来回避贸易壁垒和开拓市场的迫切要求，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现行的免征5年所得税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逐步下调免征比例，降低投资企业的税负来促进他们的投资和再投资，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海外投资信贷。为了鼓励投资者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政府应该对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一些发达国家设立了特别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对在境外投资建立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以出资或贷款的方式加以支持。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大约有一半国家通过各种类型的发展援助机构为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例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等，都属于这类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可设立“中国海外投资基金”，一方面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短缺问题，但贷款额为境外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主要贷款对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夕阳产业”的境外投资，符合经济增长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四)通过协商，与这些目标国修订或者签订税收协定。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与外国签订税收协定时，更多的考虑如何有利于引进外资，这是由当时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例如，在已执行的我国与82个国家的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对外商来华投资已经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为了让投资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我国税收政策优惠，我国政府在签对外税收协定时坚持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给予来华投资企业以饶让抵免。但是除了少数国家以外，我国对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享受税收优惠时，却不给予税收饶让抵免。这种做法体现了当时我国是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指引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初期的“引进来”为主转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这就要求在修订和签订税收协定时，应奉行居住国和来源国并重的原则，在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型企业，流动资金少、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在于降低这些企业海外投资面对陌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时的风险。具体做法可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提取相当于一定比例投资额的资金作为风险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金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纳税。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10

[关键词] 走出去 国际贸易中心 贸易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3）06-0078-04

[基金项目]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项课题《对外直接投资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2013—GR—08），上海海关学院优秀青年教师项目（编号：2312065）。

[作者简介] 李凌（1979 — ），女，河北唐县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海关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贸易发展，是近年来我国外贸发展的新思路。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加，投资的行业和范围也逐步扩展。截至2011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4247.8亿美元，分布全球六大洲的177个国家（地区），几乎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类别。

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把握“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机遇，带动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实施“走出去”战略，

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要性

贸易的发展繁荣是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基础。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不仅有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能够促进贸易结构优化以及贸易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注入新的推动力。

（一）带动贸易规模提升

《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到2015年实现上海地方进出口总额5400亿美元，年均增长8%左右；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1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0%左右；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总量规模45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30%。

然而，近期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上海的贸易规模有所萎缩。上海海关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5个月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3169.8亿美元，同比下降1.8%，上海市进出口总额1721.8亿美元，同比下降2.59%。通过企业“走出去”带动贸易规模提升，对于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带动贸易结构优化

建设新型国际贸易中心，要求上海在贸易结构上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为主，强调中间品贸易、最终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突出金融、咨询等新型服务贸易以及生产贸易的主导作用。然而目前，上海的贸易结构距离建设新型国际贸易中心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服务贸易的比重仍然较低，特别是计算机、信息服务、金融、咨询、电影音像等新兴服务贸易项目。2011年，上海服务贸易总额为1292.7亿美元，占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22.8%①。其中，运输和旅游两大传统服务贸易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2011年这两个部门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394.3亿美元和447亿美元，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5.1%。而咨询、金融和保险、计算机信息和通信等新兴服务业进出口的比重仍然较低，仅分别为12%，4.2%和4.1%。可见，优化贸易结构已经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亟待突破的问题。通过推动国内技术成熟的行业到境外开展装配生产，不仅能够带动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出口，而且企业对于市场调研、运输、金融、咨询等服务的需求还会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出口，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

（三）带动贸易主体多元化

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除了要大力吸引国外跨国公司来上海投资创业之外，还必须加大力度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这是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任务之一。上海目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较大，而本土企业的贸易参与度相对较低。2013年前5个月上海市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1124.4亿美元，占同期上海进出口总额的65%。其中出口535.9亿美元，进口588.5亿美元，分别占66.6%和64.2%，而本土企业进出口规模仅占35%。可见，现阶段发展多元化贸易主体的关键在于提高本土企业的贸易参与度。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营造良好的商贸环境，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和提供优惠政策，有利于在上海集聚和培育我国本土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从而实现贸易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对上海早日建成具备强大集聚力和辐射力的新型国际贸易中心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上海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分析

（一）有利条件

一是较强的要素集聚能力。截至2012年底，外商累计在沪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03家、投资性公司265家、研发中心351家，上海已成为中国大陆投资性公司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多的城市，外资研发中心数量亦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众多跨国公司总部云集，提升了上海的资本、劳动力、信息等要素集聚能力，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企业向海外拓展的基地。上海较强的要素集聚能力为企业“走出去”在人才储备、国际化服务和国际商务信息交流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完善的国际商务服务基础。上海集聚了众多在金融、证券、保险、会计、法律、咨询和信息服务领域的国际化机构，具备较为完善的商务服务基础。早在2003年，上海已经成为全球各大保险公司抢占中国市场的主要阵地。美国友邦、美亚保险等国际著名保险业巨头均扎根上海。世界著名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的运营总部也均在上海。美国高盛、摩根士丹利、JP摩根等诸多国际投资银行均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全球排名30强的律师事务所，有15家进驻上海。此外，上海还汇集了各国领事机构和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这些国际商务服务机构能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提供重要的融资、保险、法律、会计、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的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三是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集聚。上海商业环境优越，对高层的海内外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也为上海储备了大量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2011年上海外企中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达到120.18万人；归国留学生人数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留学人员的1/3，其中70%来自发达国家，90%以上获得博士、硕士学位，30%以上在海外企业中有管理工作经验。大量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集聚上海，为企业开展海外经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源保障。

四是已有海外投资企业的示范效用。在对外开放的30多年间，在沪外资企业的管理理念、经营模式、海外战略都在无形中产生出溢出效应。上海本土企业在海外扩张中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摸索，现在观念和战略上逐渐成熟。上海汽车集团、上海企业、光明乳业、上工申贝、复星集团等知名企业集团在“走出去”的实践中取得了骄人成绩，同时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已经成功“走出去”企业不仅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而且为试图开展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二）不利条件

一是企业海外投资缺乏融资支持。目前在上海，海外投资项目贷款完全是企业自主行为，没有得到财政贴息支持。企业海外投资保险也没有专门机构，在审批环节中对投资于高风险国家的企业和机构没有实行强制性投保制度，不能有效保护海外投资。本土企业海外经营的投资收入、红利和管理金收益需按规定纳税。对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输出产生的成果也无明确的税收优惠。对跨国经营企业在境外开展技术创新、品牌创建、市场拓展、上市推进和高层次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尚未出台相关资助措施。此外，民营企业融资门槛高、渠道窄的困难未明显改观。

二是商务成本偏高。2012年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22595元，办公类物业成交均价24319元①，一些核心地块的商用写字楼成交均价更是超过85000元。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上海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一直位居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之首。除了房产成本以外，上海企业用工成本，特别是社保成本也居全国前列。此外，上海的交通成本、城市交通拥堵都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商务成本。商务成本高启，不仅制约上海企业的海外投资，而且还会使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望而却步，削弱上海对于本土跨国企业的集聚能力。

三是市场垄断的长期存在。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大量国有经济的存在造成了产业垄断，形成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用。上海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起步早，后期落后于苏浙，受国有企业形成垄断影响的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不利于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主体多元化发展，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形成一定制约。

三、“走出去”带动上海贸易发展的路径

（一） “走出去”带动贸易发展的产业选择

从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走出去”带动外贸发展的主导力量。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结构要优于全国，在发展“走出去”带动贸易规模提升和结构优化上具备更大的优势和潜力。《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有73%投向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投资仅占26%。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未能较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相对而言，上海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则更加合理。截至2012年底，上海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为30亿美元，占上海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的26%，仅次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位居第二，是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

在发展“走出去”带动贸易规模提升和结构优化方面，上海应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发挥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第一，要通过加大财税和金融支持力度，简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放宽相关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使用限制等方式，促进纺织服装、玩具、鞋类及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二，简化和协调进出口程序，减少行政障碍，降低通关成本，加速推动相关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下的机械设备、材料、零部件、燃料等相关货物的流动。第三，鼓励企业以技术入股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带动专利、商标权、专有技术等技术贸易的发展。通过促进制造业相关“边际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上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二） “走出去”带动贸易发展的区位选择

在以“走出去”带动贸易发展的实践中，区位选择应以东南亚、非洲、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主。东南亚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如越南、泰国、印度、马来西亚、缅甸、老挝等国家，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较低，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期。另外，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推进，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投资政策较为优惠，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理想目的地。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产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长期以来只能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依赖进口。同时，这些国家大多处于经济增长的起步或加速阶段，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带动技术、机械设备、中间产品的出口，而且从长远来看，能够促进东道国就业水平提高，增加东道国的国民收入，从而产生更多的进口需求，为促进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其原宗主国之间往往存在各种优惠贸易安排。投资于这些东道国，能够降低企业进入相应发达国家市场的阻力，使企业获取比国内投资更为有利的贸易发展空间。如孟加拉输往欧、美的纺织品不受配额限制；2006年签署的美国与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DR-CAFTA）规定，美国对DR-CAFTA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的进口产品实行免关税优惠，这些国家（地区）也应作为边际产业“走出去”的理想目的地。

（三）培育和集聚本土跨国公司，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促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点应立足于培育和集聚本土跨国公司。政府要从改善投资环境着手，努力构建企业海外投资的“两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