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考古十篇

环境考古篇1

水污染对文物的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被污染后，水体中含有很多污染物质，如酸、碱、有机污染物等，污水在排放过程中渗入地下，对文物遗迹的可能危害主要表现在对地下文物如陶制品、墓葬、化石等的危害，降低了文物的开发和贮藏质量。文物遗址周围水体的恶化及富营养化等影响整体文物环境感官。

辐射线对文物的影响辐射线可使文物表面老化，降低文物品质，缩短文物保存寿命，其中紫外线对文物的破坏尤为严重。光辐射污染在文物保护中不容忽视，光环境影响织物的颜色，降低织物强度．光辐射对文物损害还表现在光化学污染，或称“光化学烟雾”，即在有阳光直射时，光线中较强的紫外光、紫光、蓝光诱导汽车尾气排放的一氧化氮、碳氢化合物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少量有机醛类等腐蚀性强的污染物，日积月累将毁坏文物的质地［6］。

地下水对文物的影响地下水对文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地下水水质污染造成对文物的影响，还表现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的影响，地下水水位的升高，对文物的侵蚀作用加大，水位降低，地表塌陷影响对文物破坏加剧．这方面例子很多，古城西安超采地下水至地面沉降危及多处文物景观［7］，埃及首都开罗附近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正受到地下水位上升的威胁，近年来发现，地下水位上升正在侵蚀和削弱狮身人面像的基座和主体［8］。

田野考古对环境的影响

田野考古学是为了研究人类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与信息资料的学科，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整体，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田野调查发掘作为直接获取资料的环节，是考古的重要方法，但同时，田野考古过程如不注意采取对环境的保护措施，考古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表现在水土流失、局部生态的影响。

水土流失的影响在野外考古的过程中，对文物及遗址的挖掘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土体和岩石等固体的废弃物，由于土方开采，会对原有的地表结构造成破坏，同时面在外力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出现滑坡甚至坍塌等危害的出现，从而产生新的水土流失;野外考古搭建的临时居所用及临时性的施工便道，如果没有的必要的保护措施，在遇到大雨或者大风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水土流失。

局部生态影响:土地利用、文物景现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野外考古对土地的占用，改变了原有土地的用途，改变了原环境景观，由于挖掘等方面的原因，对原有的植被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改变了动物的栖息环境，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其他影响考古作业人员生活废水如随意排放，会使地面水甚至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在河道中的考古会使河流的含泥沙量有所增加;考古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噪音，对周围居民及生物有一定的影响。考古过程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悬浮物及生活垃圾对环境产生影响。

文物考古及保护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

环境污染造成文物的损坏，考古过程对环境又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文物考古过程，还是文物的保存保护，既要保证环境质量保护文物，又要在考古过程中保护环境不受影响。

田野考古的环境保护措施田野考古从田野调查开始到发掘完毕对遗址进行保护的整个过程，既要考虑文物的保护，又要考虑到发掘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9］。

调查阶段要充分了解环境考古调查是发掘和保护的基础。考古调查不但要对当地遗址文物情况有着初步的了解，还要了解清楚自然和生态环境状况。野外调查对该地发掘前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有着相当大的作用［9］。

发掘阶段采取生态保护措施发掘时要根据生态环境状况和遗物分布状况合理布设探方，发掘出的土层要分层堆放，对于地表土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地表土连同地表植被需要单独码垛，回填探方后，尽量恢复发掘前状态。

选择合适的保护方式常用的保护方式有回填保护、建博物馆保护和露天展览。保护方式要根据文物的性质决定。

文物及遗址的保护要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文物保护方式要分类保护，对于分散的文物，建议采用建博物馆保护的方式，而对于大遗址的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在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的大遗址具有年代悠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类型复杂等特点，是中国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的精髓部分［10］。中国《“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大遗址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并明确要求设立专门的对公众开放的遗址展示区。2008年10月21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提出:应将大遗址保护同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大遗址保护的成果惠及社会，实现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发展［11］。中国对大遗址实施大规模的抢救保护工作，整治环境，也是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推向21世纪的战略部署。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创新。考古遗址公园是在许多国家经实践检验证明切实有效，并已日趋成熟的一种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10］。中国汉阳陵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过程，不仅是保护遗址的过程，更是形成优美生态环境的过程。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在每座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均按一定比例设置公园和城市绿地，而位于城市中心和城郊结合部的大遗址可以作为城市绿地的首选。中国的一些古都，建城年代早，经历朝代多，持续时间长，在城市规划区域遗存了众多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如通过城市规划的设计，将这些遗址的整体保护与城市规划总体布局调整相结合，从而在城，近郊区形成了蔚为壮观，特色鲜明的考古遗址公园带，将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土地利用性质的置换合理安排城市用地，又有利于大遗址的整体保护，还有利于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的文化品位［10］。

加强污染防治、提高环境质量保护文物文物及遗址所在地要采取措施，防治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要满足环境质量标准和要求。大气质量标准要达到一类区一级标准，水质标准要不得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噪声标准按达到城市O类标准。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要全部收集，集中处理，保障文物所在地空气清新、水质优良、环境整治，为文物保护和利用提供可持续发展空间［12］。

加强规划、全面保护文物保护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要协调一致。在制定各级文物保护规划时，要重点考虑环境保护因素，根据目前社会经济状况，充分开展区域内文物调查，制定博物场馆建设规划和遗址建设规划，对文物分类保护。各级各类环境保护规划要充分考虑区域内文物保护问题，保护目标要首先考虑文物保护的环境需要，环保措施要有针对性考虑文物保护。

加强环保部门和文物部门的合作两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一直在各级开展，如工程建设选址要充分考虑文物遗址因素，文物部门文物证明是环保部门环评审批依据之一。实践证明，环保部门与文物部门的合作，对于提高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法的执法力度，提高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效率，将起到重要作用。

结论

环境考古篇2

[关键词]新媒介 古代文学 教学 思考

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和途径。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斯拉姆把媒介定义为“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工具性，还在于它参与塑造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及其生活方式。当代新媒介的发明和发展，正在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新媒介”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一切媒介形态最早出现的时候，都可以被称为新媒介，它的对立面是传统媒介。所以广义的新媒介应该是一个与印刷媒介相对的概念，它包括了电视、电影、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出现于印刷媒介之后的各种现代媒介。

“新媒介”一词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开始流行到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拓展，并且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数字化信息传播为支点的新媒介时代。电视、电影、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已经成为个人和公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当代大学生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着当代人们的生活、学习和交流方式，同时也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以及师生关系。各种建立在影像和电子技术之上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各类学校的课堂上得到了十分广泛地运用，甚至很多时候把是否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作为教学单位和教师的考核指标。本文拟就新媒介环境下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思考。

众所周知，对于创作者与接受者分离的文学作品来说，媒介的作用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一种中介，它还会影响传播内容本身。不同的媒介方式与它们所传播的信息内容一起，影响着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和理解。美国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尼尔·波兹曼在他的《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认为，纸质（印刷）媒介在培养成熟的个体方面拥有新媒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参与塑造了“理性”、“有序”、“成熟”的思维与行为品质，有益于阅读者想象力的发展。“用来阅读的书面语言改变了读者欣赏作品的心理状态，他们可以从容地、反复地品味作品丰富、复杂的内涵。”②波兹曼观点的支持者也认为象征着新媒介的图像语言使读者的注意力无法得到集中，也扼制了理性思考的深度，新媒介的出现对文字阅读构成了一种威胁和损害。

的确，新媒介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导致了一种“浅阅读”方式的产生。这是一种“放弃深度，追求速度、广度、利益度”的“快餐式阅读”，③这种阅读得到的是“讯息”，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它满足的是人们对信息“量”的需求，它与文学作品的诸多审美特征和审美方式背道而驰。新媒介图像的丰富性和传播速度的快捷性动摇了传统文学书面阅读的审美独特性，它导致了想象的消极。文学阅读的魅力，特别是古代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古”。它是前人思想、情感、道德的载体，是古代社会生活的记录。它的妙处在于它是用我们民族最准确、最优美、最纯粹的语言文字记录的，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美好的审美想象空间。阅读者会因个人的知识修养和想象能力的差异，在原著所提供的共同的审美平台上放飞各自的理想之鸽，完成属于自己的审美再创造。而在课堂上，因为文学作品由课件制作者（教师）依照自己的审美想象制作成了有背景、有图像、有音乐的视听文件，便不再能像纸质阅读时那样激起读者的丰富想象，事实上，观者（学生）通常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想象以求“跟上画面”，而这些画面“……使想象力离开他本人对于故事的体验，……夺去了本属于个人意义的许多内涵”。④

而传播方式的改变也必将同时带来传播内容和叙事方式的改变。对于以不同媒介手段呈现的同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媒介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并不只是作品信息传送途径的改变，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息内容本身的改变。“媒介不只是文学的外在的物质传输渠道，而且是文学本身的重要构成维度之一；它不仅具体地实现文学意义信息的物质传输，而且给予文学的意义及其修辞效果以微妙而又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不同媒介的选择会影响文学文本的意义走向”。⑤通过新媒介手段所呈现的文学作品往往在功利性的驱使下，更强调视觉上的冲击，无论电影、电视还是舞台演出，传播者们都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自以为合理的增加、删减或改编，将原作中一些本来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情节和思想用画面或对话直接表现出来，既改变了纸质媒介那种富于想象的叙事方式，同时也导致了原作中语言特色的不复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诸多名著，都被人们用以影视手段为主的新媒介方式呈现了出来。尽管改编者都努力证明自己忠实于原著，但其中的人物造型、情节展现以及环境营造，都确确实实地反映着影像制作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审美再创造能力，而这些影像作品经常会被引用到课堂教学中来，又增加了一层“教师”这一特殊个体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为了使课件的视觉效果更加强烈，使课堂气氛更加有声有色，教师一般会搜集许多材料，制作出适合自己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的多媒体课件，将作品中的情感和意境转换成了图、文、声并茂的视听文件，先入为主地把学生带进主讲教师的审美理想世界，而作为一种思维训练和美学修养熏陶的阅读原著的过程却被忽视了。人们阅读时的那种独处、沉静、特有的淳厚的美感愉悦，以及纸质文本通过装帧、排版、印刷，甚至插图所体现的出版者的心思、品位，都被声色震撼的感官冲击所取代，从而不再有掩卷暇思、浮想联翩，不再是“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是一万个观众心中只有一个林妹妹了。这种授课方式，从形式上看来，具有很强的现代化色彩，时尚而华丽，课堂信息量也大，教师教学手段也显得多样，但却使得学生成了为直奔目的地而赶路的匆匆过客。他们没有欣赏路边野花和风景的空闲，他们无暇也不需要展开丰富的想象并加上个人对故事的想象，只需要跟上画面的节奏与老师的思路即可。在我国这样一个崇尚教师、惟老师之命是听的教育体制下，这种“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教学方式运用到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学生的想象力，而想象力的缺乏必然导致创造力的缺乏。

诚然，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中，教师可以通过视像媒介努力为学生们呈现文学原著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可以使许多书架上的文学作品被更多的学生读者所分享，的确有助于加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面，使之在电子视像世界里找回在传统纸质阅读世界里失去的那部分读者。面对现代社会的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很多人“没时间”读书。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新一代青年人越来越“不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他们读书更注重实用性，他们为考试、考级、考证、求职而读书，那些需要静心品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时间被大大压缩。他们普遍对古典文学作品兴趣不大，也没有时间和耐心静下心来阅读课程要求的作品，所以更多的学生希望教师播放相关的影视作品来代替纸质阅读。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宏大的长篇巨制，通过大众化的视像传媒，可以使那些不为学生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被更多的学生了解和分享，采用影视作品鉴赏的形式可以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大量的文学作品。但这种手段似乎更适用于普及性的文学课程，如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新的大众传媒手段，结合电影、电视等美学知识，对学生进行文学知识及文学修养的提升。而对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这种新媒介手段的使用则不宜过多。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不只是文学史的知识传播，它更是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而这些文化与精神的传承，更多地是要在大量的阅读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是一个漫长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不是几部声色震撼的影视作品就能完成的。读者只有在阅读原著的时候，在文字的启发之下，才能懂得作者塑造的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的特定使命，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心情、心路和心结所在。所以建立在传统纸质媒体基础上的文学作品更强调读者对其中隐含意义的解读，更强调读者的想象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更应该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书本当中，引导他们从优美的语言文字当中咀嚼、品味、联想与再创造，从自身的角度去感知作品，理解作者。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能够给读者留下极大的审美再创造空间，让他们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自由翱翔，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经验，最大限度地开发和释放自己的创造潜力。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说：“其它文艺形式会取代文学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目前就正在逐步取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文学已经明显今不如昔”。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2012年4月19日在北京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传统媒介的阅读量与阅读率均有所下降，而手机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增长迅猛。手机阅读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体，18至29周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从这些数字来看，现在青年人不是不阅读，而是重网络阅读，轻纸本阅读。随着阅读方式的多样化，青年人追求的是快速阅读和接收讯息的时效性，而这是数字化时代人们阅读方式的必然趋势。但“在电子书中得到的是讯息，而在纸质书中找到的才是读书的感觉。书香和人气的交融才是阅读的最佳境界。”这是不少年轻人的阅读感受。

早在1978年，美国动画制作师吉恩·迪奇就曾说过：“我们无力阻止视听大潮，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引导这一潮流，从而使电信时代的媒介将孩子们领回书本中去，而不是远离书本”。⑥所以，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我们应当少用或不用新媒介教学手段，而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努力引导青年学生回归到纸质书本阅读当中，摆脱“浅阅读”造成的大众审美口味，提升他们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品格，在铺天盖地的新视听大潮中，保留一处阅读的最佳境界。

[注释]

①威尔伯·斯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

②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③李玲《新媒介传播中的浅阅读现象》《电影评介》2007年7期

④吉尔·梅《媒介与儿童文学》《语言艺术》1979年4期

⑤王一川.《论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3期

⑥吉恩·迪奇.在西蒙斯学院的讲座

[参考文献]

[1]方卫平.《儿童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9年9月第2版

[2]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9年3月第1版

[3]李玲.《新媒介传播中的浅阅读现象》《电影评介》[M]2007年7期

[4]王一川.《论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广东社会科学[J]2003年3期

环境考古篇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 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 地区的Buraca Grande 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 和 Font-Juveanal 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 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 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转贴于 [1] 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 Downes， J. Linga Fiold， Sandwick， Orkney. Glasgow Archaeology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1995.

[3] Buntintg， M. J.， Tipping， R. “Anthropogenic”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at Linga Fiold， West Mainland， Orkne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1， 28: 487-500.

[4] Figueiral， I. Terral， J.-F. Late Quaternary refugia of Mediterranean taxa in the Portugese Estremadura: charcoal based palaeovegetation and climatic recostructio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2， 21: 549-558.

[5] Heinz， C.， Thieabault， S. Characterization and palaeo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rchaeological charcoal assemblages during Late and Post-Glacial phases in Southern France， Quaternary Research， 1998， 50: 56-68.

[6] Proesch-Danielsen， L.， Sandgren， P. The use of pollen， magnetic and carbon analyses in identifying agricultural activity and soil erosion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 a study of two lake sediment cores from Jearen， South-Western Norway，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003， 8: 33-50.

[7] Dumanyne-Peaty， L. Late Holocene human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of southeastern Scotland : a pollen diagram from Dogden Moss， Berwickshire，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1999， 105: 121-141.

[8] Pitkaenen， A.， Huttunen， P. A 1300-year forest-fire history at a site in eastern Finland based on charcoal and pollen records in laminated lake sediment， The Holocene， 1999， 9， (3): 311-320.

[9] Adams， J. M.， Faure， H. Preliminary vegetation maps of the World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 aid to archaeological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7， 24:623-647.

环境考古篇4

遥感考古的历史

1906年英国军官H.P.沙普在军用热气球上拍摄到的史前巨石阵遗址为遥感考古的发端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古学家在航空照片上发现了城市中的古代建筑遗址及原野上的古代建筑遗址。英国考古学家通过不断的资料积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航空考古勘察和航片分析的三种标志：阴影标志，土壤标志和植被标志。自此以后，随着航空摄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立体像对技术，从而使人们可以获取更大范围和更多的古代遗址照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大大刺激了航空技术的发展，从而也为遥感考古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使人们进入了从太空看地球的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通过发射到外层空间的数以百计的卫星，获得了大量的遥感考古信息。诸如埃及的金字塔考古，柬埔寨吴哥古城的遥感研究，用星载成像雷达探测和调查西班牙腓尼基人的海事文化等等。遥感考古通过最初期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考古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科技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1990年，由法国空间局、美国宇航局、欧空局、日本宇宙事业开发团共同筹备的“空间考古研究”国际会议的召开为遥感考古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1997年，第一届“遥感考古应用会议”在美国举行，会议讨论了卫星和航空技术在考古领域的应用，诸如居民地分布格局识别及环境考古研究中应用等重大学术课题。

世界各发达国家开展的遥感考古，现在大多数集中在几个文明古国，如在埃及的金字塔遥感考古，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遥感考古，在蒙古寻找成吉思汗陵墓的遥感考古等。

如何进行遥感考古

遥感考古是以各类飞行器为平台，在高空利用波谱和可见光认识、探测地表或地表以下保存的古代遗迹，并将得到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在室内进行数字化的分析、研究，进而利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整合、虚拟和复原，开展包括资源、社会、人文等全方位的保护和研究。

古代的遗址和遗迹是人们过去生活过的地方，所以必然在当时导致其自然形态发生变化，使其与周围纯自然的环境有所区别。虽然这些变化经过后来的人工扰乱不易察觉，但是毕竟与原来的周围环境存在差异，并通过地表水分条件、植被生长状况、土地利用状况、地貌结构的不同得以保存下来。这些异常表现被遥感影像记录下来，为考古提供判读分析的依据。遥感考古就是利用这些不同，获得最初的数据，进而确定某一地区是否存在考古遗址。

现代遥感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考古中主要应用于古代大规模遗址的勘察，地下遗迹的勘察，水下考古、环境考古和城市遥感考古等几个方面。遗址的调查是考古工作的前提，只有发现遗址，考古工作者才可以对其进行发掘。而传统的遗址调查方法，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效果往往不明显。利用遥感技术，人们就可以对大范围的遗址进行调查，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而且有利于对遗址宏观上的把握。遥感考古中卫星的图像数据，航拍相片的分辨率均可以达到l米左右。美国作为世界上空间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在遥感考古领域也走在世界最前列。美国的地球卫星，不仅可以精确地发现地面上的物体，甚至可以穿透地下20米进行深层次的探测。各种卫星数据图像、航测照片在计算机上分析精度可以达到1200DPI(DPI，指每英寸长度内的点数)，图像上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以在计算机上被发现。地面上的大规模遗址，因为其与周围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在图片上有所反映。同时由于遥感考古具有强穿透性，所以可以很好地对地下的遗址进行探测，我国秦始皇陵就曾经多次运用遥感技术进行探测，从而为秦陵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遥感考古作为一项新的考古技术，在水下考古的运用中也同样大显神通。考古学家利用航空遥感手段对海底水下遗址进行探测，以考察海底的地形，淹没前的特征以及确定海底古代遗迹的真实性和位置范围，进而推测和研究古地理、古气候和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这一切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古代环境的变化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已经发展为考古学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环境考古学。古代环境的变迁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同时对于研究古代政治的演变，农作物的分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遥感图像上色调阴影形态的差异，可以清楚了解一个地方环境的变迁，特别是水系的变化，遥感考古正是通过为环境考古提供大量的图片资料来推动环境考古的发展。

城市遥感考古以研究古城和城内古代建筑结构布局为主要内容，在我国已经作为一项成熟的技术被运用。如地矿部航遥中心作的北京故宫航空遥感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古建筑的结构布局。我国是一个古代多城池的国家，但是除去少数被保留下来的，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绝大部分已经被拆毁了，所以要想了解古代城址的全貌非常困难，遥感考古技术通过全方位的观测，至少能够为我们提供某些线索。

在遥感考古调查中，最主要的是获取图像资料，当获取到一定量的图片资料以后，就需要对图像资料进行编辑和分类，人们现在一般借助光化学技术和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图像进行分类处理。同时，利用遥感考古所获得的图像资料，可以在中央管理机构和有条件的地方机构建立一套文物考古信息系统，用目前掌握的各种图像资料，定期对遗址进行监控，这样文物管理和保护人员可以在遇到经济建设，自然灾害或是突发事件时，在监测室从容应对采取果断措施。

由于遥感考古学在调查的方法和资料的处理上与传统考

古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拥有一些传统考古学不可比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遥感考古相对于传统考古学更加节省成本。传统考古学主要依靠人力对遗址进行调查，野外工作量非常巨大。而人的精力和目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小规模的遗址调查尚可，如果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大范围的普查，那么就很难看清楚全貌。尤其是对沙漠，草原，古城址等特殊环境的调查，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实地调查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得到准确的调查结果就更加困难了。而遥感考古通过在空中对地面进行俯视，可以全方位地对一个地区地貌的情况进行摄像，不会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使得很多徒步考察非常困难的地方，都可以通过遥感技术清楚地取得当地的图片，大大节省了考古调查的成本。

其次，遥感考古具有覆盖范围广，光谱范围大，时空分辨率高等优点。遥感图片容易获得一个地区的全局信息，同时遥感图像成像尺度变化范围大，有利于人们对所得图片进行研究。人的肉眼只能观测到可见光部分的电磁波反射能量，而遥感可以观测到从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热红外、微波等能量波范围的全波段电磁波来探测地面和地下的物体。由于卫星技术的应用，使得现代遥感考古可以全天候，不断地获得遗址的遥感数据。

再次，遥感考古对古代遗迹的破坏相对于传统考古学要小得多。考古发掘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但是许多抢救性的发掘又势在必行。遥感考古是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有效方法。利用遥感图像，可以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了解遗址和古代墓葬的构造，尽可能地减小破坏。遥感技术具有的强穿透力，使挖掘无需大面积地进行，既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又不会对遗址造成任何破坏。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有大量有待探明的遗址，运用遥感考古技术不仅可以探明各种大型古代聚落、古城，而且可以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保护。

“遥感考古”是一门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方法。遥感考古虽然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田野考古的工作量，但是绝对不可以代替田野考古的工作。它解决不了遗址的年代，出土器物的研究等考古学的基本问题，所以遥感考古必须与田野考古紧密结合，只有这样，考古工作才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的遥感考古

我国遥感考古技术出现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在国内的许多遗址的考古调查中，遥感考古技术都已经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我国考古工作人员就曾经利用航空照片对库区古代遗址、墓葬的分布进行分析。70年代，又利用遥感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过探测。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更是加大了对遥感考古的投入力度，建立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并召开了一些具有国际水平的会议，以对遥感考古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

环境考古篇5

关键词：良渚文化 太湖地区 良渚遗址 地理环境

一、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

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以江苏、浙江的太湖流域为中心，南限迄于浙南，并且远及赣南、粤北；北跨长江直达苏北；西起皖东；东到海滨，并远及舟山列岛，成为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同时它还与华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江西、广东的许多史前遗存，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良渚文化诸遗址的地层叠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并参考各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兹将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1]

早期的具有代表性遗址有：张陵山第二层及其墓葬、吴江县龙南第二期、余杭吴家埠第一层，江苏吴县越城中文化层、浙江吴兴漾下层、邱城上文化层；中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江苏昆山县绰墩、上海马桥遗址、吴江县梅堰、余杭良渚荀山等；晚期有浙江嘉兴雀幕桥、浙江湖州花城木构窑藏、嘉善新港、黄土山、上海金山亭林等等。各个遗址的分布与地图相对照，从详细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下现象：

1.早期的遗址数目就越少，其地理分布越靠近良渚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流域，且其地理分布很多都与晚期的崧泽晚期文化相重合，显示良渚早期文化遗存与崧泽文化的密切联系；中期是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从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到，中期的遗存由原来早期的遗存向周围扩展，显示出扩张的繁荣趋势；晚期是良渚文化衰败时期，遗址分布范围逐渐呈现萎缩趋势。[2]

2.良渚文化早期遗址大多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到了中晚期逐渐向丘陵和山区发展。良渚时期海平面经历了一个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良渚文化初期到良渚文化中期，海平面逐渐下降，到距今4500年左右海平面迅速上升，到良渚文化末期，海面有3.8米的升幅。由于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沿海范围，当温度上升时，海平面提高，使得地下水位提高，迫使居民不得不加高台基或者直接迁徙到地势较高的地区。据此可以推断良渚文化晚期遗存集中在丘陵和山区很可能与当时海平面水位上升有密切关系。

3.文化的发展和延续离不开天然水域环境，太湖流域、西部山区各水系、沿江沿海水系是古遗址分布的密集地区。

二、良渚文化的特征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

1.台式建筑。良渚时期的建筑、墓葬和居址多为台式建筑。这与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地处平原，地势较低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台式建筑的修建很好的改善了局部环境，有效地摆脱了水患。良渚文化墓葬小墓多埋于平地，而大墓多建于高土墩上。高土墩墓的出现作为良渚文化墓葬的特征之一，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密切相关。良渚文化盛行玉器也反映了古人为抵御自然灾害对天神的依托，很大程度上看，良渚文化玉器的盛行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密切的联系。

2.农业经济。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冲击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良渚文化的农业不仅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而且已经发展到具有相当高度的农艺水平。其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得意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其次地势较地平，靠近沿海，地下水位的高低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农业生产的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由于农业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根基，农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阶段性加剧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良渚文化的发展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相关，与此相应，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对气候的反映模式也不尽相同，从而反映在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良渚文化不同时期，在不同分布地区的文化特征都可以追溯至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研究地理环境能够从整体上全面把握文化的特征。[3]

三、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结合

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还原古代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遗物、遗迹和考古学文化等。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的行为和活动也必然受其周边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古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也应该成为考古学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个遗址及其文化放到发生它的时间、空间中去审视，那么我们对它的特点、它的分布将会获得深层次的认识。考古学在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才开始传入中国。[4]

传统的考古学侧重于对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以及地层学研究，忽视其对地理环境的参考，从而无法全面的利用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所提供的信息，造成珍贵资料的流失。环境考古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可以预见，它将是考学学一个大有作为的分支，并与诸如地质、地理、生物等学科发生必然的联系。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和人地关系的地理分布、演变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阐明当时地理环境形成过程和特点，探索其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它弥补了传统考古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历史地理学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没有具备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随着实际工作的展开，原有的问题会得到暴露并解决。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必将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进学科的发展和进步。[5]

参考文献：

[1]蔡登谷.森林文明与生态文明[M].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2]周昆叔.中原古文化与环境[M].海洋出版社，1993.

[3]周昆叔.开拓环境考古学新领域[J].中国科学基金，1993（4）.

[4]安志敏.良渚文化及其诸文明的剖析[J].考古，1997（9）.

[5]张之恒.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M].湖北出版社，2004.

环境考古篇6

不重视中原文化区的相关作用，中国的史前文化多元化发展理论是长期考古工作人员的工作所达成的共识，也是认识的一种进步。必须承认中国史前的文化发展多元性以及不平衡性，承认中国的史前文化没有一个是至始至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更是不可以否定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所处的主导作用及意义；相关的研究院综合功能发挥不足，当下研究院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在专业考古发掘与研究，服务社会以及经济推进的各方面功能发挥不足；对应的文物科研及办公等基础性设备不能保证安全，考古研究院应该具有较高水平的设备环境以及陈列环境、科研环境、信息以及管理环境。不过，目前的考古研究院环境较为杂乱拥挤，很多的基础性设备较为落后，很多非常珍贵的大型文物也还是依靠扛手抬来运送，这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及不安全因素。

二、文物考古工作突破口提高

1.持续提升文物考古人员的自身素质。近些年，科技水平不断的进步，各式各样的技术与科研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这不仅仅是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非常丰富的相关资料，也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现有的各类经验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下工作的各种需求，而且现今社会一直在提倡公众考古，提倡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与考古工作。因此，对于考古勘探的技术人员来讲，不仅仅只是依靠之前的文物考古经验来固步自封，更多的是应基于各种新技术及考古理论来不断武装自己，持续更新自身的文物考古工作相关知识，以便于在本质上提升自身的各方面业务水平，基于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工作热情，积极的展开各项考古工作。不止是如此，还要合理的引入高科技、复合型人才，创设更为有利的工作环境为专业文物考古人员，应大胆的给年轻人分任务、压担子，并经过各种考古工作的锻炼及培养，促使其能够早日的独当一面，成为优秀的文物考古人员。

2.强化管理。基于文物考古勘探、调查以及发掘工作的高质量管理目的，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文物考古法律规定，在进行大型的文物考古时，相关的发掘单位应该主动的申请当地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并在得到许可之后，在展开各项考古指挥，并确保工程在许可范围之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展开相关的考古调查以及勘探。通常来讲，申请考古勘探的探工资格工作者，不仅仅要具备较好的文物考古基础知识，并且还应该严格的遵守文物考古的各种保护法律以及法规、考古勘探的具体化操作规程，并经有关部门组织和培训，在通过相关考核之后，对合格者颁发对应的上岗证书。也就是说，申请考古勘探领队资格的相关人员一定是要得到文物以及博物馆的专业职称，具备一定的组织展开考古勘探作业能力及水平的。不仅仅这样，对于从事考古靠摊的相关单位也要进行资格的审核机制，对于审查合格的相关单位统一颁发考古勘探的资格证书。并且，对于文物考古勘探工作还务必要严格的遵守勘探作业监理体制，经由监理单位对考古勘探工作的进程展开全方位的监理，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并且还应该构建协调办公室，以确保其负责各项较大型的项目构建中的相关考古调查以及勘探发掘工作。

3.全方位构建现代化考古科研机构。提升文物考古的各项基础设备构建和科研设备的配置，依照文物考古进步的实际状况，逐渐的组建并完善各个考古工作站、文物标本库以及保护实验室、整理场地等基础性设备升级实验、科研与保护设施，以确保各类文物考古工作可以顺利的开展。依据文物考古工作自身的实际进步，把各类机制充分落实，持续构建各类规章制度，保障其领队的管理、项目管理以及相关经费运用、资料保管、安全保卫等工作是有章可循的，并有法可依。充分的落实各项考古科学的普及以及报告出版、公共宣传等工作，这样从本质上保障文化单位相关的社会性效益。并且，还应该提升开放程度，强化与地方政府和对应部门之间的联系，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为长期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三、结语

环境考古篇7

关键词：文物；考古；突破口；人类发展

一、前言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不管是从纵向来看还是从横向来看，文物考古工作的进展盛况空前。很多重大的考古课题不断被提出，亟待考古学者探索研究。可以说，任何文物的发掘都会对考古资料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在文物考古工作的进行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文物考古工作标准进行挖掘和保存。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应该认真总结经验，为推动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二、文物考古工作存在的问题

1.保护文物观念普遍缺乏

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及其知识的缺乏，再加上思想观念上对于文化的理解程度不同，在我国，不管是政府官员和各类专家学者，还是商家企业或者平民百姓，针对文物考古工作的方式，或是个人喜好等不同侧面反映出其文物考古工作存在着一定的轻视或者不屑的现象，这使得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出现重重困难。以平遥古城为例，平遥古城墙面的因为经营主体问题致使墙面坍塌多达半年无人问津；而北京历史遗产门票近年来持续涨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此种例子多不胜数。

2.对中原文化区重视程度不够

在中国史前文化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文物考古学者对其多元发展理论早已达成共识。对于中原文化区来说，其一直处于全国各文化区的核心位置，在古代社会，是各种文明冲突和融合的中心。所以，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基于文化多元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层面考虑，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原文化区的研究在文物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3.研究院综合功能发挥不够

就目前来说，我国文物考古工作主要停留在针对专业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上，而对于服务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功能的发挥还远远不够。展示文化传承、增长民众知识、促进文明进步的社会功能都相对薄弱。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与文物考古工作相关的诸如文物拍卖、鉴定、复制、保护修复、文化产品开发、文物发掘现场旅游观光等文化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4.文物科研等基础设施不安全

对于文物考古工作来说，必须具备高质量高水平的设施环境、科研环境、陈列环境、信息与管理环境，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文物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就目前来说，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的进展不容乐观。不仅现有的基础设施落后，而且所处的环境也杂乱拥挤。很多极其珍贵的大型文物依旧依靠工作人员肩扛手抬运送，在这样的情况下，极容易发生文物损坏的情况，致使文物考古工作陷入僵局。就目前来说，很多研究院现有的馆舍文物保管条件较差设施简陋，缺乏高标准的防火防盗措施，远远不能满足科研发展和文物保管的迫切需要。

三、提升文物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1.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随着各种技术和科研手段的创新，不仅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发展契机。现有的经验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工作需要，并且现在社会正在提倡公众考古，倡导大众参与考古工作。所以，对于考古勘探技术员来说，不能只靠着以往的文物考古经验固步自封，而要以各种新的技术和考古理论武装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文物考古工作知识，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工作热情，积极负责地开展工作。不仅如此，还应该要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复合型人才，为专业的文物考古人才主动积极开展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工作环境，要大胆给年轻人上任务、压担子，通过考古工作锻炼人、培养人，使他们早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

2.加强管理

为了提高文物考古勘探、调查、发掘工作的管理质量，应该严格遵守文物考古相关法律法规，在开展进行大型文物考古工程时，发掘单位应当主动报请当地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获得许可后，才能够组织考古发掘人员在工程许可的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一般来说，申请考古勘探探工资格的工作人员，不但要具有一定的文物考古基础知识，而且还能够严格遵守文物考古工作相关的各种保护法律、法规以及考古勘探的具体操作规程，经由相关部门组织培训，考核合格之后，针对合格者颁发上岗证书。换言之，申请考古勘探领队资格的人员必须是取得文物、博物馆专业职称，具有组织开展考古勘探工作业务能力和水平。不仅如此，对从事考古勘探的单位也必须实行资格审查制度，对审查合格的单位统一颁发考古勘探资格证书。除此之外，对文物考古勘探工作还必须严格执行勘探工作监理制度，由监理单位对考古勘探工作进行全程监理，实行质量控制管理，同时还需组建成立协调办公室，负责各类大型建设项目中的考古调查、勘探以及发掘工作。

3.全面建设现代化考古科研机构

提高文物考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研设备的配置水平，按照文物考古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构建和完善考古工作站、文物标本库、保护实验室、整理场地等基础设施配备升级实验、科研以及保护设备，保证各项文物考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根据文物考古工作自身的发展，将各种制度切实落到实处，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确保领队管理、项目管理、经费使用、资料保管以及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切实做好考古科学普及、报告出版以及公共宣传工作，从根本上确保文化单位的社会效益。同时还应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加强同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联系，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为开展长期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综上所述，就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来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其中，缺乏保护意识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对于流传下来的各种优秀文化，当代人缺乏积极地保护态度，甚至还有的人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蓄意破坏珍贵的文物。由此来说，只有全力构建以各种法律法规为支撑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优质的文物考古工作环境，动员全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先进的文化才能继续熠熠生辉，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环境考古篇8

关键词 古村落；旅游环境评价；权值因子判断表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碛口

An Evaluation of Tourism Environment and Case Studies of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Qikou Ancient Village

SHAO Xiuying1，LI jing2

(1 Collage of Urban and Tourism，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12，China；

2 Beijing Fores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Ancient villages are original ecological tourist attractions which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conserving the intact villages and characterized by the ethnical cultures generated from the original local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conditions. Such attractions，together with their internalized features，distinct themselves peculiar tourist environment. Taking Qi Kou ancient town in Shan 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is thesis discus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pproach for this kind of attractions and suggested some metho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 of tourism environment evaluation.

Key words：ancient village；tourism environment evaluation；weight factor judgment table method；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Qi Kou village

狭义的旅游环境是由与旅游活动相关的旅游吸引物及其赋存背景(自然和社会文化因子)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综合系统。它是一个旅游地区别于其他旅游地的个性的突现，是旅游地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古村落旅游地是以保存完整的村落为显性吸引物，以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形成的民俗文化为支撑，并与自然景观和谐依存而构成的原生态旅游地。与其它旅游地相比，古村落历史遗存具有稀缺性和独占性，其赋存环境具有地方性和脆弱性，在一定意义上，后者也是古村落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古村落历史遗存赋存环境要素是古村落旅游地环境评价的重要内容。

一、古村落旅游地旅游环境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古村落是具有一定历史的人类聚居空间。作为当代倍受关注的新型旅游目的地，古村落旅游环境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村落构景要素而言，古村落应有一定历史和规模、保存完好的历史遗存、特殊的赋存环境(背景)，建筑要具有美学、艺术和科学价值，并有原居民的原生态生产生活方式，因而是“生活着的村落”。从古村落旅游地吸引功能讲，其旅游环境是由独特的景观意象、建筑和民俗文化等要素构成的。从旅游环境要素基本特质讲，构成要素可分为显性要素(历史遗存的物质景观、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及其古村落的自然环境)与隐性要素(历史文化、民俗等非物质文化)，它们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旅游目的地的吸引物。

1.以古建为代表的历史遗存，是古村落最直观的显性吸引物

古村落特有的民居、道桥、牌楼、商埠、宗祠等乡土建筑及其村落布局规制，具有“适应自然，为我所用”或“改造自然，加以补偿”的生态意义，同时也显示了一定历史时期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建筑水平和社会风尚，是古村落旅游地最生命力的吸引物。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古村落旅游地旅游环境评价及案例研究2.社区居民及其生活是“生活着的村落”的核心，是古村落与其它古迹旅游目的地最大的区别

国际遗产协会副主席西村幸夫考察碛口后指出：碛口的世界性价值表现为：今天的古村落依旧有人如过去一样生活。因而社区居民及其传统的生产生活既是古村落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古村落的吸引力所在。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状态是古村落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是古村落旅游地地方文化艺术活动的载体，离开了居民的古村落将会成为一个“缺乏生气的主题公园”，此外，原住民还担负着民居的保护与修缮工作。所以，古村落居民及其对旅游的态度在旅游环境评价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古村落是一个地域自然与文化环境，精神与物质文化相协调的整体文化单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村落就是一个地方自然地理环境和特定地域历史、文化融合塑造的景观意象，每一个古村落都对地方意象有着极强的表达力。古村落丰富多彩的建筑是“天人合一”风水建筑理念的产物，当地居民的服饰、农具、家具、民间工艺等有形文化，以及世代相传的神话、民俗、民歌、民间舞蹈、口头传说、信仰等非物质形态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产物。所以，古村落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某一处民居、古建或是某一首民歌、某一段方言上，更重要的是由山水、建筑、耕读、宗教等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有别于客源地的一种文化意境，是一个由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完美结合的整体。

4.古村落的魅力在于原生态文化的延续

古村落是历史遗存，但不是遗址，是我国农村乡土文化的活文物。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其旅游资源及其赋存环境的脆弱性，无论是民居、祠堂、寺庙等人文景观资源，还是山水草木等自然环境，任一要素一旦遭受破坏，就会破坏古村落文化的完整性。特别是特有的地方性文学、艺术和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极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造成地方文化的变形乃至消逝，从而可能使旅游地逐渐失去吸引力。所以，以保护为前提的开发对古村落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二、古村落旅游地旅游环境评价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古村落旅游环境构成要素是旅游环境评价指标选择的重要依据。由于古村落旅游地构成要素的特殊性，本着科学、实用的原则，本文采用二级指标体系评价。与一般旅游地环境评价相比，一级指标增加了“旅游吸引物及其赋存条件”内容；二级指标除了一般旅游地环境评价必不可少的自然环境、空气、水体质量、交通、食宿等指标以外，着重突出了三类指标：一是原生态性的要素，如自然环境原生态保持度，原住民生活状态保持度；二是反映自然与文化、显性与隐形相结合的整体性、综合性要素，如资源的融合度与整体性，地方意象的表达力；三是反映文化延续性的要素，如历史延续性，地方文化承载力，社区居民旅游参与度与好客度等，力求反映古村落旅游地的特殊性(见表1)。

2.评价方法

古村落旅游地旅游环境是一个涉及因素较多的动态系统，各要素对旅游地的影响程度需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评价，针对其复杂性和多层次的特点，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6，7]。

(2)确定权重集

权重反映了某一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本文采用特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和权值因子判断表方法来调查和确定各指标因子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组建评判专家组共22人，高校学者专家16人，其中历史专业3人、地理专业3人、美术专业1人、旅游规划方向5人、民俗文化方向4人，此外旅游局和从事古村落管理的行政人员6人。

制定评价指标权值因子判断表(如表2所示)。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共制定出5个权值因子判断表。

请专家填写权值因子判断表。将每行因子与每列因子相互对比，判断标准采用4分制，非常重要的指标为4分，比较重要为3分，同样重要为2分，不太重要为1分，很不重要为0分。

统计专家所填写的权值因子判断表。

①计算每一行评价指标得分值

三、碛口旅游地实证研究

1.碛口旅游地概况

碛口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西南端，西临黄河，与陕西省吴堡县隔河相望。距省会太原市230km、临县县城48km。该旅游地由碛口古镇、西湾村、李家山村、黄河画廊和黄河第二大碛――大同碛等景点构成，是黄土高原乡土建筑艺术和原生态文化的缩影，也是人与自然和谐依存的典范。1999年被山西省政府命名为“山西省风景名胜区”；2003年西湾村被国家建设部、文物局确定为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同年，被定为“山西省地质公园”；2005年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公布的“2006年世界百大濒危文化遗址守护名单”[8]。

2.碛口旅游环境调查评价

在景区选择碛口古镇、西湾村、李家山村、大同碛4个景点采取游客问卷调查方法，与社区居民和地方旅游工作人员采取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讨论法，从不同利益群体的角度对旅游环境进行客观实际的调查。共发放问卷230份，收回有效问卷217份。

运用上述评价方法与步骤，经过对调查结果的整理和分析，得到指标U1、U2、U3、U4模糊评价矩阵：

4.评价结果分析

依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碛口旅游地旅游环境的综合评价为“较好”；其中，资源赋存状况的评价为“好”；自然生态状况评价为“较好”；设施状况评价为“较差”；社会环境评价为“较好”。具体表现在：

(1)资源独占性强，开发价值高。其中，李家山窑洞民居和黄河沿岸山水景观是黄土文化的精彩展示；西湾民居较完整的展现了明清期黄土高原的民居建筑形式和村落布局形式，既具地方特色，也有较强的历史承载性；碛口古镇是黄河文化和晋商文化的缩影，景区自然、人文景观与其所依附的环境之间有着较好的融合，体现出了古村落“天人合一”的景观意象。开发体验度假旅游、专业特色旅游市场潜力巨大。

(2)自然环境的原生态保持较好，具有一定吸引力。尤其是黄河中游碛口段水量丰沛，水流缓慢，水体的自净力较高，适合开发水体娱乐活动。但区内植被覆盖率低，居民环境意识不强，对景区环境承载力有一定影响。

(3)目前各项旅游设施基本处于待开发状态，是该旅游地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尤其是基于其原生态旅游地的特殊性，要求旅游设施与景区原生态文化相协调，因而科学规划指导下，建设旅游设施对古村落旅游地意义重大。

(4)社会环境方面，评价“较好”主要体现在旅游区位优良以及政府和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方面。但目前地区经济社会水平较低；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人才短缺，开发管理水平落后，以及居民参与旅游的方式简单，导致旅游开发仍处于初级水平。

5.古镇开发管理建议

基于以上对碛口旅游地旅游环境的评价，提出以下建议：

(1)目标市场定位以体验旅游、专项旅游为主。碛口古镇是典型的古村落旅游地，旅游资源及其赋存环境具有良好的原生性，考虑旅游设施现状、原生态环境特点以及文化保护需要，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大众观光旅游。旅游目标市场应定位以体验和修学、科考、摄影等专业旅游为主。

(2)旅游开发坚持保护为先，显性景观与隐性文化并重。以晋商文化、黄河文化为主线，使旅游项目、旅游设施、旅游服务都能充分体现古镇独特的景观意象和文脉。重视文化的挖掘和保护，设立自然资源和文化保护机构。

(3)强化旅游管理标准，优化旅游环境。严格执行旅游地环境容量标准，重视旅游人力资源管理，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实现科学规范发展。

(4)管理上与国际古村落旅游管理接轨，理顺各种关系。正确处理好旅游开发中开发商与社区居民利益分配的问题，提高居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实现景区、社区、游客三者共赢。[HJ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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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考古篇9

边疆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内容。此外，边疆考古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民族史研究，甚至与其部分重合；边疆地区相对“原生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事项，还可以成为民族考古学实践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或据地域、或依时代、或按专题展开，基础虽然薄弱，成就却是斐然。虽然不能说已经发展为某种学科体系，但是已经具备许多共性因素，也出现许多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整体性地阐明中国边疆考古的若干基础认识。

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有出入。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概念形成较为晚近，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周伟洲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①，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前提。

疆域有盈缩，现实版图和任何历史截面都不可能反映历史边疆的动态发展过程。例如，西北朝鲜和越南北部红河平原曾经较长时期置于中原王朝的郡县体制，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贝加尔湖至巴尔喀什湖方向曾经较长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的羁縻体制，而中原王朝在新疆、青藏高原、台湾岛、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等地实施行政管辖的时间也不划一。更遑论“中国”概念（文化意义或疆域意义上）形成之前的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上古时代（夏商周）的情况。还需要考虑，地理边疆和文化（政治、社会）边疆的不同内涵。

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②。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高原外，基本在现今版图内，称为“基础轮廓外圈”。“基础轮廓内圈”以内，自夏商至东周中原诸侯渐次开疆拓土，战国时期燕国进入辽西辽东、赵国占领河套平原、秦举巴蜀、楚国扩展至潇湘和吴越，构成秦汉帝国之前中国历史边疆的“萌芽轮廓”。“基础轮廓外圈”以外，现今版图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藩属或者羁縻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部族乃至中原政权联系密切，而且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在国境内外均有分布，不能断然割裂，我们称为“外延轮廓”。

综合考量历史边疆和现实版图的学理基础、国内国际学者约定俗成的研究内容、现实国际政治和历史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海疆”概念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中国历史边疆“四个轮廓”的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截面上表现出地理和文化（政治、社会）属性的边疆特征，与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涵括的地域范围基本相当，这一区域就是兼具共时和历时双重属性的历史边疆地区，而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大致包括：1、东北三省、内蒙古及冀北、晋北、大西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陕北）、、大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一部）。2、中国海疆的两广、江浙、福建，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3、不在现今版图，但是中原王朝曾经较长期占据或羁縻的地区，诸如西北朝鲜、红河平原、蒙古高原、琉球群岛等地。由于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区和历史民俗文化区的伸延，这一范围与行政区划会有一些出入。

边疆考古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作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普遍得到运用。文献史料对边疆民族的记述较简略，“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将“遗存”与“人群”挂钩，是边疆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内容。民族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也较突出。

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来确定族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内容。但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结论却往往不统一。正确认识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在“族”的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基础前提。文化人类学基础于“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兼顾了族群集团“情境认同”和“根基认同”的双重属性，在操作层面适宜比较弹性地分析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和“考古学文化”的各种复杂情况，开阔了“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思路。而且“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未必以确定族属为终极目标，也应该将族群的构建过程纳入研究范畴③。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定位在国内外都有分歧，我们将“民族考古学”定位于一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大致有以下内容：第一，从考古学目的出发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观察，及其形成的田野记录（民族志）。第二，考古学材料与民族志材料的类比推理，从而建立起从物质遗存推断人类行为的关系法则。第三，民族学（人类学）材料和理论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遍借鉴和启发，包括从器物功用研究到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各个层面。汪宁生、李仰松较早时期在云南等地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成果④，王明珂从牧区环境、畜种构成、季节迁移、辅助生计（农业、渔猎、劫掠、贸易）着手讨论汉代匈奴和西羌的游牧经济⑤，更是耳目一新。我们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边疆现代族群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以新视角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体质人类学研究古代居民的种族（中国边疆各地出土的古代骨骼材料表现出与现代东亚、北亚、东北亚、南亚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状）、性别、年龄和骨骼发育情况，近些年来又发展出考古DNA、古代病理、古代居民食谱等研究领域，对于讨论古代边疆族群的种族构成和交往融合、人口和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等有很大帮助。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至为巨大，在边疆地区尤其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疆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生态学背景，华南和东南沿海气候与环境变化与遗址地貌及其空间利用情况相关联。因此，以地貌、植物、动物、土壤、气候、海侵等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作用突出。

中国边疆地区与西伯利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海东诸国存在考古学文化交流，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边疆地区恰恰成为与域外考古学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边疆地域辽阔，我们相信水下（沉船）考古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区

考古学文化分区是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语）的研究环节，同时也是研究内容。宏观范围（指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一地域内部）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较短时段上进行，如俞伟超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六区⑥；一种时代跨度较大，如王仲殊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分为划分为九区⑦。理论上讲，后者应当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对不同历史截面的分区情况整体考量后的通盘表述。前者反映出相对共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比较精细；后者还能够反映出历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更能够看到历史长河冲涤中沉淀下来的稳定文化因素和区域文化特征，较具整体观和历史观。不过，任何两个历史截面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都会有所出入，因此时代跨度较大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往往只能概括性地表述。

1980年代初苏秉琦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⑧，影响至为深远。徐萍芳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⑨。中国边疆地区一般分为东北、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甘青、西南、华南、东南沿海、新疆和等几个考古学文化区，这只是粗线条的。各考古学文化区的具体范围及其历时性的伸缩情况，各文化区内的亚区划分等，均有待于深入和细化，尤其是各考古学文化区的渊源、文化特征、发展道路和文化关系有待于归纳和总结。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块块”（“区”）与“条条”（“系”）结合起来，“在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以及这种分解和组合有关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突变”⑩，因此提出许多有洞透力的整体性认识。比如，“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又如，“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11}。

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的确立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以东北文化区为例，苏秉琦“曾多次强调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及其在史前时期直至满族起源过程所起的特殊作用，并逐步将东北区从整个北方区中区分出来”，并将其范围“扩大到‘白山黑水’至‘两个海’（指从环渤海到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时代从清开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燕亳’，这已是从更为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发展来考虑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了”{12}。这一认识过程，还在继续。

边疆考古学文化带

考古学文化带可以跨越若干考古学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单元，文化特征、族群结构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过渡性状，还具有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的性质。但是也存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主要是古代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结果。

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13}。童恩正认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至横断山脉构成一条环绕中原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古代居民以畜牧和半农半牧为主{14}。“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汉武帝凿空西域以后被隔为两截，东北段与“北方长城地带”有很大重合，西南段民族学上习惯称为“藏彝走廊”。

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边疆还有一条“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或并重为经济特征，是中原农耕社会的生态边界，是“百越”集团与华夏集团的接触地带，古代居民的体质类型表现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南亚蒙古人种的宏观分野和融合，也是中原王朝较为稳定的行政边界。“南方珠江地带”可以理解为一条海疆文化带。

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串连起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边疆考古学文化带的历史意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边疆考古研究的学术内容

边疆地区的各个考古学文化区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学术课题。在宏观层面，诸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新疆考古学文化复杂结构的形成过程、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出现及原始畜牧业的发生、“藏彝走廊”南迁族群及其在东南亚的分化路径、华南地区在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方面的地位、东南华南沿海与“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关系等基础性的学术课题已经纳入视野且有所突破。在更宏阔层面，“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具有全局视野的重大课题。涉及领土疆域的国际性学术课题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心态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提倡平和公允的学术讨论。

边疆大部分地区现今族群（民系）分布仍然较复杂，社会发展程度不及内地，边疆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为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中国边疆考古和边疆史地研究，有必要突破学科藩篱，措意边疆民族和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这其实都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内容。（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与民族互动”研究成果）

注释

①邢玉林：《1989～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12月（总第311期）。

③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④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年。

⑥⑨徐萍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2期。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秦汉考古”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⑧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⑩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0～51页、第92页。

{12}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环境考古篇10

关键词:环境考古 正构烷烃GC-MS古植被层析柱

Abstract:The efficiency of two sets of glassware for Column Chromatography, both commonly used in Organic Geochemistry studies, are compared in the study of n-Alkane analysis of the soil sediment in the stratums of Xiaohuangshan Site in Zhejiang and Yuhui Site in Anhui. Using GC- MS analysis, base buret showed better efficiency. Then the paleo-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revealed by the result was discussed. What is more, th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n-Alkane analysis into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research were addressed and relevant solutions were also proposed.

Key words: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n-AlkaneGC-MSPaleo-vegetation Chromatography Column

复原古代生态面貌是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传统的环境考古研究主要通过比较植物遗存的形态以鉴定其种属,进而复原古植被。若未发现可供形态比较的植物遗存, 则须借助分子生物学和有机化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检测分子标志物,挖掘有关古代动植物的潜信息。因此,筛选合适的分子标志物并建立相应的分析方法意义重大。目前,大分子量的分子标志物(如DNA)的研究体系已基本建立,而小分子量标志物研究集中于脂类物质分析,在国际上有一定基础(1)~(6),国内尚在起步阶段(7)。脂类物质中最稳定的是正构烷烃,它是植物叶表皮蜡的主要成分(8),具生物种属特性,是地球化学研究中常用的古环境标志物(9)~(10)。

目前考古学烷烃分析的方法主要采用有机地球化学的技术,可分为提取、洗脱、浓缩和检测四步,其中采用索氏提取法提取总脂质和旋转蒸发仪浓缩是有机化学中的常规和有效的方法(11),GC-MS检测一般由专门技术人员完成,本文不深究。而使用层析柱洗脱以纯化目标检测物,对整个实验非常关键,若洗脱方法得当,可提高GC-MS检测的效率;若洗脱方法不当,要么洗脱不够而加大GC-MS检测的难度,要么将目标检测物也洗脱掉以致检测不出。常采用两种层析柱:碱式滴定管作为层析柱的优点是能把成分复杂的混合物中的各组分离开,不足在于操作时间长(2小时以上);广口短玻璃管作为层析柱的优点是快捷(需3～10分钟),装柱方便,但其工作性能对装柱条件的改变非常敏感,且对操作要求较高。本文采用两处考古遗址的样品作为实验材料。

一、 材料与方法

1. 考古遗址的选择

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的文化遗存,由于酸性红土的埋藏环境,加上温湿气候,年代久远,发掘出土的有机质文物很少,基本未见大的动植物遗存,这给用传统研究手段对该遗存进行深入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需要通过分子标记物研究,分析土壤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以其恢复古植被。作为小黄山遗址的时空对照,我们还选取了地处淮河冲积平原的安徽蚌埠禹会遗址,它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以祭祀为主的礼仪性基址。

2. 样本采集

(1) 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的采样情况

在已经发掘完工的小黄山遗址所保留的几个典型剖面里刮除约15 厘米表土。现场选取剖面,各剖面的每层各取一个样,有关文化层的断代根据考古出土器物的文化特征和各地层的土质土色,具体情况如下(表一):

(2) 安徽蚌埠禹会遗址的采样情况

禹会遗址的样品,所采剖面位于T2009号探方南壁,具体情况见下表(表二):

上述两遗址各采土样每份采集100～200 g,干燥后研磨过筛至150目。

(3) GC-MS检测实验条件

HP-5MS石英毛细管色谱柱(30m×0.25mm×0.25μm)。升温程序:以15℃每分钟的速率从100℃升至 280℃,终温恒温15分钟。进样口温度50℃,进样量10μL,氦气为载气。MS粒子源温度250℃EI,轰击电压70 eV。

二、 结果与讨论

1. 实验结果

详见以下各GC 粒子流量图:

(横坐标表示各碳链长度烷烃对应的特征峰,纵坐标表示各峰强度及该物质的浓度。)

2. 两种层析柱洗脱效果的分析

图1、3、5、7为碱式滴定管过洗脱的结果,可见都出现了明显的正构烷烃的特征峰,而且主峰都分布在高碳数,奇偶优势明显;图2、4、6、8为广口短层析柱洗脱的结果,未见目标检测物,推测该种洗脱柱的分离层析功能不强,致使目标检测物未被有效地分离出而夹杂于洗脱液中流失。

以上结果说明采用碱式滴定管较广口短层析柱更适于考古学的痕量检测。

3. 烷烃分析表明的考古学意义

图1、3、5、7中的烷烃有奇偶优势,说明来源于古植被(8)(10),现对其分析如下。计算同一张图中的C27、C29、C31三个峰面积之比只需相对定量。

小黄山遗址坐落在一个相对高度约10米的坡地上,依山傍水,周围是曹娥江上游长乐江宽阔的河谷平原。我国迄今发现的万年以上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以洞穴、山地遗址类型为主,小黄山先民如此选址原因值得探究。该遗址Ⅰ号剖面生土层比值(2.48134)远高于耕土层(1.35324),证明小黄山先民迁居于此的前夕的植被中木本植物比例高于现代植被,且δC27 比δC29只是稍微少了一点,说明当时的木本植物中常绿树还是占有相当的比重的。但考虑到现代植被有很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如伐木等会人为降低现代植被中木本植物的比例,但至少可推测当时的气候不会比现在寒冷。

王绍武(12)、吴文祥等(13)综合历史学、考古学及古气候学的证据重建了“大禹治水”传说时期的气候背景,推测大洪水发生于4.2～4.0 kaB.P.。禹会村遗址位于涂山脚下,淮河东(南)岸,往东与天河接壤,属于当年大禹治水的地理范围。禹会遗址T2009号探方的耕土层比值(1.45503)明显高于龙山晚期早段层的比值(1.18640),证明龙山晚期早段时期当地的植被中木本植物比例明显底于现代植被,且龙山晚期早段层中δC27明显小于δC29,这说明当时的植被中落叶木本在木本植物中明显占优势。同时中等碳链长度的烷烃有相当的分布,C16、C17、C18三峰的峰面积最大,这指示了植被中有相当比例的苔藓类植物和水生大型植物(沉水和浮水植物)。

4. 正构烷烃分析用于考古学研究的影响因素

当研究对象处于新石器时期以后时,环境考古研究的最大难题是人为干扰。古人定居于一处,因生产生活的需要,必然会伐木建房、开荒种地、开沟灌溉等,因此我们到考古发掘现场采样的分析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原生植被,而是人为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叠加结果。古代气候变化的规律是环境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14),但古植被受综合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将一种植被和一种特定气候类型联系起来。而且当没有对遗址的地质地貌做深入分析时,易犯原则性错误,如早期人类居址一般选择在河谷平原,本来河漫滩就时常受到河水冲刷和淹没,即使在温湿的气候下也不可能有木本植被,若采样位置位于河漫滩,其分析结果就会失真。烷烃在不同地层中的迁移和流失是另一技术瓶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开展深入的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同时与其它研究方法结合,结果相互印证,如单体碳、氢同位素分析、孢粉分析等。

植物遗存分析和古植被复原是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未发现可供形态比较的植物遗存时,借助分子生物学和有机化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检测分子标志物,挖掘有关古代动植物的潜信息,就成为环境考古的无奈选择。能否提取到有效的环境考古信息,筛选合适的分子标志物并建立相应的分析方法就成为问题的关键。通过本文的分析和初步试验结果表明,对于未发现可供形态比较的植物遗存的考古遗址,烷烃分析技术是环境考古研究有效的办法之一,因之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化科学实验中心的尹浩老师和苏州研究院的尹雪斌副教授对实验工作的帮助,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对野外采样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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