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活动的原因十篇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1

关键词：审计导因　委托关系　成本效益原则　审计自身特征

一、引言

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对审计导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论、信息论、受托责任论、保险论、冲突论、多因决定论等。这些观点从其所选取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不能从根本上很好的阐释审计产生的动因。如受托责任论从受托责任关系维系的角度阐述了审计存在的必要性，但不能解释没有明确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或不存在受托经济责任的情况下审计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多因决定论是在各种单因决定论都无法彼此说服对方的情况之下提出的，是一种折中的方案，并将其归缪于审计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审计导因决定因素的数量不确定，很容易引起分歧。笔者认为，审计导因引领了审计活动的产生，也必将推动审计的向前发展，是一个贯穿审计发展始终的线索或因素；要解决审计的导因问题，必须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从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角度和审计自身所具有的特性方面去寻求和挖掘

二、基于委托关系的经济活动的审计历史分析

(一)国家审计　国家审计委托关系的历史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一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审计。我国古代的审计产生于西周，此时的国家审计习惯上被称为官厅审计。官厅审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帝王和国家监督各级官吏对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剩余产品的增多，使得社会财富相对集中，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不再直接管理钱财、物资和账目，需要指派和委托官吏代为经营。但被委托的官吏会偷懒、会假公济私，也就是说会产生成本。为了保证财产物资的安全与完整和增收节支，并检查官吏是否忠于职守、营私舞弊，即基于成本效益原则(所谓成本效益原则，就是要对经济活动中的所费与所得进行分析比较，对经济行为的得失进行衡量，使成本与收益得到最优的结合，以求获得最多的盈利)的考虑，把成本降为最低，具有监督职能的官厅审计应运而生。埃及于公元前3500年进入奴隶社会，法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对全国各机构和官吏是否忠诚履行受托责任和财政收支记录是否准确无误而专门设有监督官负责间接管理和监督。这种雏形的审计也是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产生的，委托关系和成本是同时存在的，法老为了降低成本或者说为了使成本效益中的效益尽量变得更大而采用了具有监督职能的审计活动。古代罗马元老院下的国家审计、古代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下的审计、中世纪英国威廉一世时代的国家审计、1789年以前的法国审计制度等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也就是使统治阶级拥有的经济活动的效益尽可能的扩大的目的之下产生的。二是现代国家审计。在20世纪以后世界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受到1929～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破坏了经济，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归咎于证券市场上投机诈骗盛行，企业财务报表严重失实。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实行干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宏观经济干预的政策过程中，国家审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审计机关是隶属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还是隶属于行政部门，国家审计都将会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真实性提供一定的保证，避免投资失败、破产、信用崩溃等社会成本的增加。因此，现代国家审计是为了保护社会经济，使社会经济活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之下产生并进一步得到发展的。

(二)民间审计　产业革命后西方各国纷纷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此社会大背景之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出现了。股份公司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而股票的持有者――股东也可以随时在证券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股票以放弃所拥有的股东权利。在股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下，股东不一定亲自执行经营管理的职能，作为负责经营管理职责的经理也不一定就是股东。股东本应同时具有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内部发生了分离。两权分离形成委托关系(委托人为股东，经营者即经理为受托人)，委托人和人有一定的利益冲突，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有发生。另外，股份公司也往往采用借款的方式筹集经营资金，而债权人最后要收回本金并得到一定的资金使用费――利息，当债权人将自己的资金贷给股份公司时，债权人和股份公司之间也会形成委托关系。股权投资者为了监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管理人员的职责履行情况，债权投资者为了监督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偿债能力的保持，即股权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考虑到成本效益原则，就需要对公司的财务账簿及财务报表进行审查，并要求出具公正可信的审计报告，民间审计应运而生。

初期的民间审计是迫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对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投资者和债权人为了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益和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成本，主动采取民间审计的方式来保障其投资的收回和收益的扩大化。这段时期的民间审计的发起者是委托人――投资者和债权人，从民间审计中最终能够获得收益即达到成本效益原则所期望效果的主体自然也是委托人――投资者和债权人；而民间审计的被动承受者是人――经营者，其失去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带给他们的收益，这对人而言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随着人频繁被动的接受审计和民间审计的不断发展，人――经营者也开始追求成本效益原则。当对人的审计结果表明人――经营者在努力工作，企业并因此而得到发展、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都一切良好，这种结果是委托人――投资者和债权人所期望的，也是其主动要求审计所要达到的结果，此时，委托人就会对人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如加薪、额外奖金、提升职位、增加假期、改善办公条件等，人从中也得到了收益，这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于是，努力工作的经营者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产生了对民间审计的需求，他们期望通过审计结果来告诉委托人他们是努力工作的，希望因此得到奖励、得到追加投资、得到进一步的贷款，这长期而言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这是人对民间审计的需求之一。另外，人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上市、吸引更多的潜在投资人、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需要民间审计组织对公司进行审计来展现公司良好的经营业绩。因此，人――经营者对民间审计的需求和委托人――投资者和债权人对民间审计的需求将一道促进民间审计的向前发展。

(三)萌芽状态下的内部审计　原始意义上的内部审计起源于像庄园之类的私有组织当中，私有者如奴隶主往往委托人经营管理自己的庄园，然后委派管家等人员对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和监督。当时，审计只是管家多种职责的一种，它并未由单独的审计人员去履行此职责。可是，却在私有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符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特性，避免了私有财产产

出效益的不必要的损失，如受托管理人员可能在管理私有财产过程中不努力和侵吞私有者的财富。因此，原始的内部审计是在私有者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之下萌生，并进一步得到发展的，它保证了私有制的向前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最终选择。中世纪的欧洲，分权和分工思想得到发展，开始出现独立承担审计责任的内部审计人员。复式记账基本原理在这一时期同时产生了，并逐渐系统化。人――管理人员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即内部审计的对象由资产、简单账目演变成建立在科学核算基础上的会计账簿，复式记录使账目与经济活动逐渐分离，这增加了收支账目舞弊和错误的可能性，更易给委托人――庄园主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委托人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对内部审计的需求增强了，内部审计由此在内部审计技术等方面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三、非委托关系特定审计产生和发展分析

(一)近代和现代内部审计　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变的更加激烈。企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出现了具有全国性的垄断企业和具有世界性的跨国公司，在这一时期分散经营方式推广开来。资本主义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基础之上，又出现了经营权和管理权的分离。管理当局为了加强内部控制，提高工作效率，并最终实现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目的，一个独立的职能部门――内部审计部门，在会计部门之外成立了。内部审计的对象包括企业的会计账目、财务报表和与经营管理有关的经济活动，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使经济活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管理成为企业经济效益成长的关键因素，加强管理成为永恒的话题。管理当局为了加强管理决策和风险管理，使管理活动能够充分体现成本效益原则，实现价值增值的目标，需要内部审计在审计对象、审计技术、审计功能等方面继续得到发展，以满足管理当局对成本效益原则的追求。因此，对管理活动的内部审计的发展，也正是为了使管理活动更有效的为企业经济活动服务、让企业经济活动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正是成本效益原则的体现。

(二)法定审计　在19世纪的60至70年代，英国发生了几次金融危机，特别是1878年格拉斯哥银行倒闭事件的影响，这些促使英国议会在1879年修改《公司法》要求经营银行和保险的公司必须执行审计制度。在19世纪80至90年代，一系列公司破产案件和法律诉讼发生，这促使英国在1900年的《公司法》中要求所有公司的会计账簿、记录都必须经过审计，资产负债表必须附有审计报告。由此，公司法下的全面强制审计制度在英国首先正式确立了。金融危机、公司破产、法律诉讼等会导致工人失业、信用失衡、诉讼支付等大量社会成本的发生，法定审计正是为了降低社会成本，防止发生大的社会损失，使金融活动、公司的经营活动等社会经济活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减少社会成本，增加社会效益而产生的。

(三)环境审计 环境审计是审计组织对被审计单位的有关业务经营及其活动是否符合环境的要求而进行的系统的、有证据的、定期的、客观的审查鉴证。环境审计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率先进行环境审计的研究和实践，欧洲紧跟其后，而后亚洲和南美也跟了上来，现今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境审计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推广。环境审计的目的是促进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防治污染和其它环境危害，进而保护社会大众的身体健康，使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能够同步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统一。众所周知，环境污染会带来危害健康、环境治理等社会成本的增加，企业的经济活动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但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此时经济效益会被社会成本所掩埋，整个经济活动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产生社会副效应，这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环境审计也同样是在成本效益原则的促使下产生并蓬勃发展开来的。

四、审计特征分析

(一)经济性　审计能够使经济活动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成本，进而为更大效益的产生做出贡献。开展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得收益，但是通过经济活动产生收益的过程中，也必将发生一定的成本，其中包括必然成本即必须要发生的成本(如机器设备的折旧费用、材料费用、人工费用等，这部分成本最终转移到产出中去，通过产出的价值得到弥补。)和非必然成本即一般为人为因素脱离正常标准造成的非必要支出(如成本中不必要部分脱离了委托人事先设定好的成本、环境污染脱离了环保和健康生产的标准等)。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必须降低非必然成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一种手段。在这种强烈的需求之下，审计的首要特性――经济性使审计活动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破土而生。

(二)发展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也会变得日渐复杂，审计能够随着这种复杂性的增加而不断得到发展，它以自身的发展来应对经济活动的变化。当经济活动变的复杂的时候，成本的发生也逐渐变的复杂起来。特别是非必然成本的发生，往往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很难将其发现，发现和辨别难度的增加使避免非必然成本的难度也相应增大。如果审计活动不具有发展性，一直停留在原有水平的话，它将被其它能够降低非必然成本的手段所代替。

(三)有效性　审计活动在经济性上的发挥是有效的，审计结果是值得信赖的。社会的发展需要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因此，投资的成败关系着经济的发展并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投资过程中，决定投资成败的首要因素往往是投资决策，投资决策的做出是依据对被投资主体或被投资项目的了解和把握。财务报告等是对被投资主体或被投资项目过去、现在状况的反映，审计结果――审计报告是对财务报告等所做出的判断，潜在投资者包括股权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通过审计结果――审计报告并结合财务报告等能够了解和把握被投资主体或被投资项目，以此为依据最终做出投资决策。在现实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正是依据审计结果来做出投资决策，之所以会这样，只能说明审计结果是值得社会公众信赖的，这也正表明了审计活动是有效的，能够得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所依据的审计结果。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2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治理；原则性；灵活性；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4-0050-03

现实行政管理中除例行事务外，均面临问题复杂性、信息不全性、未来不确定性的决策困境。而全球化、信息化、网络扩散化加速的今天，天灾人祸的应对失策，极易引起灾害危机链的综合放大效应，使危机隐患变为现实危机，局部危机恶化成全局危机。“SARS”事件、贵州瓮安“6・28”事件、湖北石首、云南孟连事件等公共危机治理的不足，即是明证。如何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各种灾害和危机，建立完善高效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是我国各级政府的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课题。而解决这一课题的大前提便是厘清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问题，以更好地解放政府工作人员处理危机的“裹足”思想(只讲“原则”)或“冒进”思想(只论“灵活”)。

一、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中的原则性

哲学上所讲的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是人们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它是经过了对于多种现象的总结、概括，即经过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因此，它一般可以程度不同地接近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的固有联系，反映客观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因此，掌握原则对于改造客观事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虽然公共危机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突变性、扩散性等特点，但随着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实践的发展，亦总结了一套治理公共危机的行为规范，使得公共危机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即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中的原则性。

(一)政策元目标须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性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是判断我党和政府工作及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公共性、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因此，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首要坚持的政策原则性，即确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就是政策元目标。人民利益的首要问题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选择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本的政策元目标，会由于利益的高度整合性和一致性而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为优化公共危机政策制定、强化政策执行埋下伏笔。近年来，政府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南方雪灾的危机治理中，坚持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不动摇，强调“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促使政府各有关部门紧急行动起来，全力抢救伤员，切实保障了灾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使得灾害危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所以，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必须坚持政策元目标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性，才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人们对危机的恐惧，从而有效聚合治理公共危机的物质、人力、智力、技术等资源，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成功治理。

(二)政府组织运用的原则性

公共危机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单纯的个人或涣散的团体的力量不足以应对危机。健全与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组织管理体系，是适应危机管理组织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理性要求。目前我国政府尚未设置专门的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但一些发达国家已建立了强有力的反危机指挥协调的组织系统，如美国政府于1979年成立了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直接向总统负责，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已有了一整套“综合应急管理系统”，以应对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天灾人祸，“9・11”事件爆发后，该组织系统迅速启动，全力开展救难工作，使恐怖袭击的危害降到了最低限度。2006年我国国务院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派出国务院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

因此，在没有专门的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治理各类公共危机时，势必面临组织运用的有效性问题，高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遵循组织运用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治理公共危机的针对性原则，即根据公共危机所属类型调动相关组织部门进行专项治理，而非紊乱地和盘托出，以影响整个组织体系的正常工作，如汶川地震灾害危机治理，中央政府需要以地震局为科学指导，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为危机治理主体部门进行营救灾民工作；又如2003年“SAGS危机”，中央政府则需以卫生部为主体进行针对性的危机治理工作等；二是治理公共危机的领导性原则，即危机爆发后需要一个组织领导核心来指挥政府组织进行危机治理，在我国即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它们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起着领导核心和中枢神经的作用。

(三)政府人员调动的原则性

政府人员，尤其是公务员。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建设和谐社会的组织者。政府治理公共危机，实际上也就是政府人员通过自身的组织、财力、物力、技术等有效整合，应对公共危机的结果。美国有常设的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即联邦安全管理委员会，我国的惯例是遇到危机就临时成立一个危机管理委员会指挥部或领导小组等临时性机构，选派得力干部，风风火火地紧抓一阵子，待危机过后就撤销解散，政府人员各自回归原单位。以后再遇到大的危机事件，如法再次炮制一遍。即便如此，政府人员作为治理公共危机的核心主体，其治理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调动亦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性，一是政府人员调动的主管性原则，政府机关内部划分为多个职能部门，如卫生部门单管卫生工作，其工作人员具备卫生工作技能和知识，司法部门管司法工作，其工作人员亦必须懂得法律知识和司法操作程序等，所以，当面对不同种类的公共危机时，政府人员的调动应坚持主管性原则，如“SAGS”危机应调动主管的卫生部门政府人员、“汶川震灾”危机应主要调动地震总局、民政部门政府人员等；二是政府人员调动的科学性原则，科学的人事管理工作，必须做到“安排

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做适当的事情”，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对于政府人员的调动也必须坚持“科学用人”的原则，“人精于事，则用，不能，则止”，“人事合一”，才能更好地治理公共危机。

(四)行动方案制定的原则性

公共危机治理需要良好的行动方案来推动，政府选择适当的公共危机治理方案，有助于增强公共危机的处理效果，降低公共危机的危害程度，甚至可以促进公共危机由“危机”向“机遇”的转变。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紧迫性、难控性，主要依靠非程序化的政策制定，在信息有限、资源匮乏、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对政策制定提出及时、正确、高效的要求。制定可操作性的公共危机治理行动方案，提高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需要坚持行动方案制定的原则性；一是行动方案制定的信息处理原则，收集公共危机的相关信息，并作筛选、分析、整理，以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资源；二是行动方案制定的专家咨询原则，公共危机治理需要专家提供可参考的决策意见，领导决策只有尊重“脑库”的智囊作用，才能作出有效决策；三是行动方案制定的科学可行原则，公共危机治理需要的是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而非理论报告或“假大空”的发言，使行动方案的制定具有科学、具体、明确、可行性。

二、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中的灵活性

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系统过程，它包括事前治理、事中治理、事后治理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危机治理前的预防预警性、危机治理中的事态控制性、危机治理后的转危为机性特点。因此，公共危机治理必须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发挥灵活性，依据公共危机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时更新信息、做好追加决策，有效整合组织、人员、技术等资源，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成功治理。

(一)政策子目标须以协调人民内部利益为灵活性

在具体治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元政策统领着许多子政策。依据政策目标管理理论，相对于政府治理公共危机中的政策元目标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性，则政策子目标必须以协调人民内部利益为灵活性，因为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问题。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在某些特殊场合，法律(原则性)应该让位于行政执行权(灵活性)。因为世间经常会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严格、呆板地执行法律反而会增加损害，例如在房屋失火且火势凶猛的情况下，如不把相邻的一家同样受到法律保护的无辜的房屋拆掉以阻止火势蔓延，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事实上，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往往须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灵活地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牺牲必要的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以维护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如1998年抗洪抢险中，政府对当地居民的一些物资进行了紧急征用(事后政府会给予有限救济，如相当补偿、适当补偿等)，甚至在必要时决定炸掉荆州库区分洪，牺牲几个县区，以保住武汉等城市。

(二)政府组织协调的灵活性

政府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它不是各个部门的简单之和，而是各职能部门有机整合的科层制结构功能体。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是有机协调与应用组织部门的系统过程，部门之间在应急管理中的分工协作关系不明确，部门分割、职责交叉、管理脱节不利于资源整合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提高，从而怠于危机治理。因此，政府治理公共危机，既要坚持组织运用的原则性，又要学会组织协调的灵活性。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组织协调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管部门与非主管部门的协调性，在应急反应状态下，负责落实国务院及其应急管理委员会的决策的各部门、各地区应积极行动，收集和分析各方面的重大信息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等，以方便公共危机治理行动；二是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互动性，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既需要上级组织的领导作用，也需要下级组织的执行作用，同时还必须实现下级组织将危机治理中的动态信息传递给上级组织，而上级组织也必须灵敏地反馈给下级组织新的决策，以实现互动合作治理。

(三)政府人员行动的灵活性

公共危机复杂多变，其治理也必然要求政府人员要具有极强的对公共危机发展状态的预测能力及对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能力。政府治理公共危机，在政府人员调动到位的情况下，政府人员的行动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应对公共危机的复杂多变性。成功治理公共危机，政府人员行动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政府人员行动的合作性，治理公共危机既需要政府人员内部的有效合作，也需要政府人员与NGO组织、第三部门、志愿者以及人民群众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合作共治；二是政府人员行动的创新性，目前一些政府人员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缺乏灵活的应对能力，不敢越权处理事务，往往错过解决危机问题的最佳时机，政府人员行动的创新性，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创新精神主要表现为敢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创造力则表现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的核心内容是创造性思维，事实上，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要对公共危机治理有利，可以灵活越权办理公务，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三是政府人员行动的迅速性。政府人员治理公共危机应实现由“等着办”、“要我办”、“没办好”到“抢着办”、“我要办”、“办得好”的工作态势转变，才能更迅速地化解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有效治理。

(四)行动方案调整的灵活性

一般而言，理想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应包含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效果预测和方案抉择等五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环节。但是，对于治理公共危机的决策方案却是不同的。公共“危机不再看作是有着清晰起点和终点的事件，危机是一个过程，危机应该放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来被认识和管理”。公共危机一般都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扩散性、决策的非程序化等特征。而且，公共危机事件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类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产生不确定性，表现为状态的不确定性、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危机回应的不确定性。所以，原初制定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行动方案，随着公共危机的变化发展，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作出相应的调整，即追加决策或决策修正。正如曾告诫党和人民政府所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公共危机治理中行动方案调整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了公共危机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修正了原初决策方案的不足或错误部分，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得到执行，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成功治理。

三、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既

要坚持原则性，又要不失灵活性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问题，就是指人们从什么样的主观立场上去实现公共危机治理。是“只讲原则”，还是“只论灵活”，抑或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只有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问题。才能从主观上解放人们治理公共危机的思想，行动上有效地采取公共危机治理行动，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成功治理。

(一)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讲原则的不足性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坚持必要的原则，选择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政策元目标，坚持政府组织运用的针对性和领导性，使政府人员的调动具有主管性、科学性，在制定行动方案方面有效处理公共危机信息，认真听取专家建言，制定科学可行的公共危机治理行动方案，从而使政府有效整合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技术以及专家智力等资源，形成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机系统。这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当然是有巨大作用的。但是，仅靠坚持这些公共危机治理的原则，并不能精准和有效的治理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总是处于变动中，坚持公共危机治理的“规律性”的经验原则，并不能“把脉”好公共危机变动性的“病症”，即公共危机治理的原则性并不能“包治百病”，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讲原则、僵化原则，容易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原则性亦有其不足之处，它需要灵活性的补充。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论灵活的不足性

公共危机治理是指采用各种方法，调动各种资源应对公共危机的管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依据公共危机状态的发展变化，灵活地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及时化解公共危机涉及的利益矛盾，使治理公共危机的主管部门与非主管部门协调好，相互配合，政府工作人员展开有效合作，随“机”(公共危机变化的时机)应变，适时调整行动方案的决策，才能实现对公共危机的灵活治理。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灵活性能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变动性、复杂性、紧急性的问题，但是只论“灵活”，却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公共危机治理只论“灵活”，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纷繁事务的泥潭，不能有效地从整体上规划对公共危机全过程的综合治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论灵活，不讲原则，会比较懒散、行动分散，造成公共危机治理缺乏有效、统一的领导，从而也难以形成治理公共危机的系统合力，所以，只论灵活的不足之处正需要讲原则的作用的补充，才能更好地治理公共危机。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3

关键词：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98-02

一、公益诉讼概念

公益诉讼的概念按提讼的主体区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泛指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一切非法人组织为维护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而狭义的公益诉讼则仅指国家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以国家名义提起的诉讼。就目前中国司法实践来看，仅存在一定程度上狭义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的公诉，但是否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目前理论界争议颇多。

二、公益诉讼原告制度缺失原因分析

探究民事诉讼领域公益诉讼缺失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陷于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束缚。当事人适格是指在具体案件中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或被告应诉的资格。因此大量的公益诉讼案件因原告不适格而被法院拒之门外。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利益，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势态。

三、我国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建构

纵观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规定，我们发现虽有众多差异，但也有共通之点，即在公益诉讼中采取原告主体多元化。即除了直接法律关系或具体权利的主体外，非法律关系或非具体权利义务的主体也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具体包括，一般公民，社会组织、团体，检察机关。并且检察机关具有公益诉讼成为一种常态。

下面本文将从中国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经验，深入阐述在中国赋予三类主体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理论依据、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一）公民作为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损害社会利益的问题，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可更好维护公共利益。

1.理论依据

当事人适格理论最早源于德国，是针对特定的诉讼，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或者被告应诉的资格。因此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似乎与当事人适格理论相矛盾。但这可以通过对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延伸理解完成，即不是看当事人是不是该争议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看当事人对该争议的法律关系的解决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例如，环境污染案件，虽然不是直接的法律关系主体，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与该案有联系，其处理结果直接影响自己居住生活的条件。

2.面临问题

（1）诉讼主动性不高。公益诉讼一般是与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博弈，公民无论是精力还是财力都不能与之相抗衡。因此，公民虽因对公共利益遭受侵害而义愤填膺，但却望而却步。

（2）诉讼力量不足。公益诉讼法律关系及证据繁杂，而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存在法律知识欠缺、背后资源支持不足等问题。

（3）诉讼可能会遭到滥用。任何公民只要为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而不要求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这样的规定虽可以最大限度维护公共利益。但我们不排除有些个人可能会利用公益诉讼为己谋求私利。

3.解决方式

（1）原告胜诉以后应给予一定的奖励。在公益诉讼中，公益诉讼人要承担举证责任、诉讼费用，还要为诉讼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公益诉讼人的这种惩恶扬善，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以奖励的形式加以鼓励，有利于更多的公民加入到公益监督的领域，从而形成社会监督这种强有力的外在力量。

（2）减轻原告诉讼成本的负担。诉讼费用免缴或少缴。中国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原告胜诉时，诉讼费用本不会成为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障碍，但中国实行诉讼费用预缴制度，这依旧会造成公民负担过重，所以对于这类案件原告可以不预付费用；原告败诉时，本应承担诉讼费用，此时视具体情况也可适当减少诉讼费用。律师费由被告承担或参照法律援助。在我国谁请律师谁承担律师费，公益诉讼中，原告是为了社会利益而提起。因此原告胜诉时，律师费应由被告支付，但支付的额度应在法定范围之内。原告败诉时，律师费用可考虑参照法律援助等状况，以此减轻原告负担。

（3）防止滥诉。设置公益诉讼前置程序和审前审查制度。首先公民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的诉讼案件，如果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等有关单位能予以解决，公民需先向这些机关单位投诉，若其拒之门外或未在其法定期限内进行审查、采取有效措施，公民可提起公益诉讼。其次法院决定受理案件之前要认真审查原告提交的材料、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并注意该案的性质，即是否与公共利益有联系。该审查制度应该把法律规定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结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以“一刀切”的标准定性是否为公益之诉。

（二）社会团体或组织作为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

政府作为公共事物的管理机构，不可能对各种事物都面面俱到，因此赋予社会组织公共利益的部分管理权弥补了国家管理社会利益的空隙。

1.理论依据

诉讼信托理论。它指某一社会公益团体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对某些权益享有诉讼的利益，当这些权益遭受侵害或者面临侵害的危险时团体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讼，该团体可直接依据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向侵权人主张利益。

2.面临问题

（1）社会团体资格登记困难。中国对社团实施双重管理体制，社团必须先有业务主管单位，再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因此很多社会团体被迫选择工商注册或者既无登记也无注册。这种过于强硬且缺乏可操作性的限制方式导致社会团体生存艰难或无法生存。

（2）普遍赋予各类社会团体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可能因诉讼能力欠缺导致团体恶意诉讼。诉讼能力是指当事人亲自进行诉讼活动，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法律上的资格。社会团体登记注册并不意味着已具备诉讼的能力。

（3）社会团体是否有资格提起给付之诉。给付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一定实体义务的诉讼。其可分为特定物给付之诉、种类物给付之诉和特定行为给付之诉，对于行为给付之诉我们不难理解，要求对方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但是对于物之给付在实践中如何操作？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3.解决方式

（1）改革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放宽社会团体的登记条件，积极推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社会组织之前，须有主管部门的审批许可意见。严格的登记制度使大量襁褓中的民间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因此只有放宽其登记条件、赋予其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取得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才能更好地参与公益诉讼，保护公共资源和维护公共利益。

（2）确定社会团体所能提起公益诉讼的类型。确认之诉要求法院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变更之诉要求法院改变或者消灭某种法律关系。若公益诉讼涉及这两类之诉，执行判决可落实到实处。而给付之诉遇到的问题前面论述中已提及。所以笔者认为若给付之诉中诉讼请求涉及物的给付，要把该诉排除在社会团体权利的范围之外，而涉及赔偿的救济方式可以依赖更加完善的代表人诉讼等方式解决。

（三）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在我国发展缓慢。虽然其为了国家社会利益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进行了不断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出师无名”。实践只能算一种“地下”状态。因此授予其诉讼主体地位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情。

1.理论依据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性质上讲，可以代表国家（包括社会民众）民事诉讼。我国宪法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它的监督范围包括两方面：一是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二是民事程序活动。因此只要不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在必要的时候，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活动。

并且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具有许多优点：例如工作人员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精湛的诉讼技巧和多年的实践经验。

2.面临问题

（1）角色冲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扮演双重角色。一是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二是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直提起公益诉讼行使权。权与监督权重合对检察机关来说是一个挑战，若其不正当行使职权会破坏司法公正、损害司法权威。

（2）诉讼地位不平等。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与对方的诉讼能力有很大差异，例如取证能力。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能力不平等，使一方当事人处于劣势，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并且可能损害实体公正。

（3）其他业务繁忙。检察机关职能众多、业务压力大、工作日程紧凑，因而没有过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投入到提起公益诉讼方面。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微乎其微。

3.解决方式

（1）职能和审判监督职能分离分阶段行使。第一，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能和对审判活动的监督职能属于法律监督权中的不同职能，在检察机关内部由不同的部门来分别行使这两项职权。第二，职能和审判监督职能应分阶段行使。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扮演的是公益诉讼原告的角色，不能同时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如果检察机关即使认为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或审判人员有违法行为，只能由检察机关内部有权限的部门在庭审后提出、调查和处理。

（2）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时身份“当事人”化。所谓身份当事人化是指检察机关以原告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时，其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与公民、法人等作为原告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相同。它的身份只是为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民事诉讼的原告，其没有任何特权。

（3）确定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条件。检察机关具有检察、侦查、监督、抗诉等诸多职能，业务繁忙。所以应确定检察机关可就特定的公益诉讼案件享有原告资格：第一，被告力量强大案件，如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第二，公共利益被侵犯，却无人主张权利、无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等案件。通过这一限定，一方面可以把公益诉讼案件分流到公民和团体，解决检察机关业务繁忙而无法在公益案件投放过多精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预，防止程序不公和实体不公，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4

一、公安行政执法的含义

行政执法意味着由国家行政机关或由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行使职权权，贯彻实施立法机关及各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

公安行政执法指的是：各级公安机关及其派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法定程序、行使其职权，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内容，其范围上具有广泛性以及具有特殊的强制性。

二、当前公安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理念上，传统公安执法存在一定误区。其观念中所谓的“以法行政”，是以法律来达到公安执法的目的，以法律作为行政活动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此观念主导下，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可能会会偏离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甚至出现实质意义上的违法。由此，在实际公安工作中带来了一定困扰，主要有：重公权，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重管理，轻服务；重权力，轻监督；重职权，轻职责；滥用自由裁量权；忽视比例原则等等。

（一）行政法规定了公安行政执法的主体

执法主体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或由国家或法律授予的社会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因此行政法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界定，是国家各级公安机关，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能成为执法主体。公安机关是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依据法律、法规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门机关。并且只有在其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警察权，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时，才能成为公安执法的主体。

（二）行政法是公安行政执法的执法依据

公安本文由收集整理执法的执法依据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即各级公安机关，据以做出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法律规范，具体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等。

可见，行政法与公安行政执法活动有着指导性的作用。由于公安执法活动关乎公共利益、社会稳定，并且与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急需明确行政法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的满足改善公安行政执法的迫切需要。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指导性作用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法，体现了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是指导和规范行政主体、执法以及其行政行为的实施的根本性法则。因此，本文将试图从行政法的几个基本原则（包括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入手，分析行政法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深远意义。

“依法行政”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中的根本准则，其含义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职权范围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不失职，不越权，重职权，重职责，并且对职权运行过程进行监督，对侵权行为进行合法赔偿其包括了以下几个原则：（1）合法行政原则；（2）合理行政原则；（3）程序正当；（4）诚实守信；（5）高效便民、权责统一。

（一）合法行政原则

合法行政即意味着，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并且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活动。

1.法律优位

法律优位原则指正式的法律渊源优于从属的法律渊源，从属的法律渊源要服从正式的法律渊源，也即其他立法主体制定的一切规范，都必须与宪法、法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活动，不得因为越权而走上危害公共利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道路，越权则无效。公安机关不仅要接受上一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同时也要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的指挥，因此，公安机关往往会因政府的某些违法命令而很难抉择，易导致事务越权的现象的发生。

2.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原则指，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内才可以实施行政行为，因此，对于公安执法来说，做出的任何决定必须有法律依据，不得作出影响公民合法权益或限制公民权利的决定。

（二）合理行政原则

合理行政意味着公安行政执法要做到公开，公正，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这项原则体现了法的基本价值。

1.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是指除依法应保密的外，公安机关公开其行政法规、规章、政策以及其做出行政裁量决定的标准、程序，并且在媒体、网络日渐发达的新环境下，还应打开让新闻媒介等采访、报道、监督有关公安行政执法活动的渠道，让新闻媒体和群众及时、准确地获取对于焦点事件处理的最新进度，保持信息一致，同时达到社会监督的目的，促使公安行政执法活动过程更加透明。从公安机关日常行政执法角度讲，其公开内容可以有：公安行政执法的依据和制度、程序，公安行政执法的具体内容、范围和职权、人民警察工作纪律等。警务公开制度的深入运行，必将增加公安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减少消极现象，最终积极地保障公安行政执法活动公平进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是指对于不同民族、性别、身份、职业、信仰的行政相对人要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主要包括：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办事，不偏不倚，不歧视，不专断，不单方接触等。

公开与公正原则是保障公平的最终目标实现的必经过程，因此在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注重公开与公正原则的落实。

3.正当裁量原则

由于公安行政执法活动的客观需要，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拥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指在法律、法规对公安执法范围、手段等未作明确规定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理解，自行做出决定采取何种行政行为或以何种手段实施行政行为的权力。主要包括：对事实定性的自由裁量，对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对承担违法责任方式的自由裁量等等。

转贴于

保证正当裁量原则的落实，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立法目的对于法律、法规的理解。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所追求的目的应当是法律授权的目的，并且排除了其他不相关的因素。（2）自由裁量行为应当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于善良的动机。（3）自由裁量内容合乎情理。（4）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的程序应正当。

因此，公安机关在履行职权时要时刻把握自由裁量权这把度量尺，不得违背法律目的，不得以其他不相关因素为主导，而导致危害法律尊严，危害人民的后果。

4.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指公安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应衡量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间的关系，应避免实现行政目标而对相对人造成的不利影响，若无法避免，则应力图将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使比例恰当。主要包括三面：妥当性，即其追求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符合公益、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即其应采取对行政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手段；法益相称性原则，即其采取的手段造成的损害必须与法益相称，保持均衡，不得因行政目标的实现而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过度侵害或者增加过度的义务负担。

对于现实公安执法来说，遵守比例原则十分重要。公安机关在依法为行政行为时，应先衡量采取此方式的妥当性、必要性以及法益相称性，在选择最为合适的方式，尽可能避免、或降低行政相对人的损失，进而维护公众利益，并改善警民关系，加强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比如，警察在人流较大的区域持枪追捕嫌疑人，开枪时候应考虑区域行人的安全，若不顾公众开枪而导致伤及无辜行人时候，则违背了法益相称性原则。

同时，合理利用比例原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不恰当使用、滥用强制措施的问题，并为相关的防止滥用强制措施的制度提供现实可操作性。

（三）程序正当原则

行政程序，一般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的总和。程序的正当性关乎着最终的结果是否实质公正。其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信息公开。除涉及依法应保密的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相应的信息。如，公安机关实行警务公开。第二，听取意见。即要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意见。第三，回避原则。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政相对人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主动申请回避，以保证程序的正当性。

对于公安执法来说，必须遵循行政程序，就是公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时所应遵循的程序，否则，公安机关将承担相应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责任。可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有助于公安机关客观地查明事实真相，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安行政执法的实体公正。（2）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信任程度，促进警民关系的改善。如果行政相对人能够通过与公安机关就关乎切身利益的相关问题处置过程进行交流和沟通，行政相对人便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同时，互动的过程也能加强社会公众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督，以确保程序的正当性。（3）有利于遏制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现象，防患于未然，促进公安队伍的廉政建设。（4）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因为其程序是根据常年执法经验的基础进行科学总结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及合理性。

（四）诚实守信原则

我国《行政许可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机关的必须遵循的诚信原则，规定了如果行政机关因不诚信的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依法负补偿责任。

作为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带有较多的强制性，若不严格按照法定内容履行职责，随意更改，则必将动摇人们对公安机关的威信、对法的严肃性产生质疑。因此，公安机关必须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撤销、废止和改变。其次，如果迫不得已要撤销，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赔偿因此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建立起一个诚信的公安队伍形象，是法治社会对于政府的要求，也有利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

（五）高效便民、权责统一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5

行政执法意味着由国家行政机关或由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行使职权权，贯彻实施立法机关及各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

公安行政执法指的是：各级公安机关及其派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法定程序、行使其职权，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内容，其范围上具有广泛性以及具有特殊的强制性。

二、当前公安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理念上，传统公安执法存在一定误区。其观念中所谓的“以法行政”，是以法律来达到公安执法的目的，以法律作为行政活动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此观念主导下，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可能会会偏离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甚至出现实质意义上的违法。由此，在实际公安工作中带来了一定困扰，主要有：重公权，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重管理，轻服务;重权力，轻监督;重职权，轻职责;滥用自由裁量权;忽视比例原则等等。

(一)行政法规定了公安行政执法的主体

执法主体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或由国家或法律授予的社会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因此行政法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界定，是国家各级公安机关，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能成为执法主体。公安机关是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依据法律、法规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门机关。并且只有在其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警察权，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时，行政法才能成为公安执法的主体。

(二)行政法是公安行政执法的执法依据

公安执法的执法依据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即各级公安机关，据以做出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法律规范，具体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等。

可见，行政法与公安行政执法活动有着指导性的作用。由于公安执法活动关乎公共利益、社会稳定，并且与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急需明确行政法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的满足改善公安行政执法的迫切需要。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指导性作用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法，体现了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是指导和规范行政主体、执法以及其行政行为的实施的根本性法则。因此，本文将试图从行政法的几个基本原则(包括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入手，分析行政法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的深远意义。

“依法行政”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中的根本准则，其含义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职权范围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不失职，不越权，重职权，重职责，并且对职权运行过程进行监督，对侵权行为进行合法赔偿其包括了以下几个原则：(1)合法行政原则;(2)合理行政原则;(3)程序正当;(4)诚实守信;(5)高效便民、权责统一。

(一)合法行政原则

合法行政即意味着，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并且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活动。

1.法律优位

法律优位原则指正式的法律渊源优于从属的法律渊源，从属的法律渊源要服从正式的法律渊源，也即其他立法主体制定的一切规范，都必须与宪法、法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活动，不得因为越权而走上危害公共利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道路，越权则无效。公安机关不仅要接受上一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同时也要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的指挥，因此，公安机关往往会因政府的某些违法命令而很难抉择，易导致事务越权的现象的发生。

2.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原则指，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内才可以实施行政行为，因此，对于公安执法来说，做出的任何决定必须有法律依据，不得作出影响公民合法权益或限制公民权利的决定。

(二)合理行政原则

合理行政意味着公安行政执法要做到公开，公正，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这项原则体现了法的基本价值。

1.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是指除依法应保密的外，公安机关公开其行政法规、规章、政策以及其做出行政裁量决定的标准、程序，并且在媒体、网络日渐发达的新环境下，还应打开让新闻媒介等采访、报道、监督有关公安行政执法活动的渠道，让新闻媒体和群众及时、准确地获取对于焦点事件处理的最新进度，保持信息一致，同时达到社会监督的目的，促使公安行政执法活动过程更加透明。从公安机关日常行政执法角度讲，其公开内容可以有：公安行政执法的依据和制度、程序，公安行政执法的具体内容、范围和职权、人民警察工作纪律等。警务公开制度的深入运行，必将增加公安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减少消极现象，最终积极地保障公安行政执法活动公平进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是指对于不同民族、性别、身份、职业、信仰的行政相对人要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主要包括：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办事，不偏不倚，不歧视，不专断，不单方接触等。

公开与公正原则是保障公平的最终目标实现的必经过程，因此在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注重公开与公正原则的落实。

3.正当裁量原则

由于公安行政执法活动的客观需要，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拥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指在法律、法规对公安执法范围、手段等未作明确规定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理解，自行做出决定采取何种行政行为或以何种手段实施行政行为的权力。主要包括：对事实定性的自由裁量，对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对承担违法责任方式的自由裁量等等。

保证正当裁量原则的落实，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立法目的对于法律、法规的理解。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所追求的目的应当是法律授权的目的，并且排除了其他不相关的因素。(2)自由裁量行为应当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于善良的动机。(3)自由裁量内容合乎情理。(4)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的程序应正当。

因此，公安机关在履行职权时要时刻把握自由裁量权这把度量尺，不得违背法律目的，不得以其他不相关因素为主导，而导致危害法律尊严，危害人民的后果。

4.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指公安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应衡量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间的关系，应避免实现行政目标而对相对人造成的不利影响，若无法避免，则应力图将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使比例恰当。主要包括三面：妥当性，即其追求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符合公益、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即其应采取对行政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手段;法益相称性原则，即其采取的手段造成的损害必须与法益相称，保持均衡，不得因行政目标的实现而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过度侵害或者增加过度的义务负担。

对于现实公安执法来说，遵守比例原则十分重要。公安机关在依法为行政行为时，应先衡量采取此方式的妥当性、必要性以及法益相称性，在选择最为合适的方式，尽可能避免、或降低行政相对人的损失，进而维护公众利益，并改善警民关系，加强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比如，警察在人流较大的区域持枪追捕嫌疑人，开枪时候应考虑区域行人的安全，若不顾公众开枪而导致伤及无辜行人时候，则违背了法益相称性原则。

同时，合理利用比例原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不恰当使用、滥用强制措施的问题，并为相关的防止滥用强制措施的制度提供现实可操作性。

(三)程序正当原则

行政程序，一般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的总和。程序的正当性关乎着最终的结果是否实质公正。其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信息公开。除涉及依法应保密的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相应的信息。如，公安机关实行警务公开。第二，听取意见。即要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意见。第三，回避原则。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政相对人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主动申请回避，以保证程序的正当性。

对于公安执法来说，必须遵循行政程序，就是公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时所应遵循的程序，否则，公安机关将承担相应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责任。可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有助于公安机关客观地查明事实真相，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安行政执法的实体公正。(2)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信任程度，促进警民关系的改善。如果行政相对人能够通过与公安机关就关乎切身利益的相关问题处置过程进行交流和沟通，行政相对人便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同时，互动的过程也能加强社会公众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督，以确保程序的正当性。(3)有利于遏制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现象，防患于未然，促进公安队伍的廉政建设。(4)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因为其程序是根据常年执法经验的基础进行科学总结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及合理性。

(四)诚实守信原则

我国《行政许可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机关的必须遵循的诚信原则，规定了如果行政机关因不诚信的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依法负补偿责任。

作为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带有较多的强制性，若不严格按照法定内容履行职责，随意更改，则必将动摇人们对公安机关的威信、对法的严肃性产生质疑。因此，公安机关必须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撤销、废止和改变。其次，如果迫不得已要撤销，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赔偿因此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建立起一个诚信的公安队伍形象，是法治社会对于政府的要求，也有利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

(五)高效便民、权责统一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6

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益诉讼中原告的诉讼义务有：1.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原告必须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诉讼权利，不得滥用权利，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任何合法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但不能因追求实现公共利益而耗损被告的合法权益。双方当事人必须依法、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2．必须遵守法庭秩序和诉讼程序。公益诉讼中，原告应当尊重对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实施妨害民事诉讼秩序的行为。无论任何人，只要存在违法的诉讼行为，，扰乱法庭秩序和诉讼程序，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必须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对于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公益诉讼原告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平等地享受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使整个诉讼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由此可见，公益诉讼中原告的诉讼义务在内容上与私益诉讼无异，也无需作出不同的规定。

二、公益诉讼中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行使方式别具特色

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多数的公众，这是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最根本的区别，也是公益诉讼的难点所在。因为任何诉讼，一经开始，原告便必须确定。也就是说，公益诉讼中的原告，是法律经过权衡利弊，假设其可以代表公共利益才赋予其合法的资格。然而，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尤其是通过诉讼权利的行使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最广泛地代表那些“潜在原告”的意见和最大程度地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则是重中之重。

（一）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中原告行使诉讼权利应有不同1.确定原告的问题。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次明文将公益诉讼纳入法律，但显然主体尚未明确，有待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虽然公共利益的当事人是不特定的，但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特定的，也必须是明确的。在私益诉讼中，谁，谁便是原告。而在公益诉讼中，法律上适格的原告有几类，那么其中一类或几类原告提讼便可以启动公益诉讼么？当然不能。“在集团诉讼中，因为是由具有某种同一性质的集体出面，就有使构成该集体的个人具体情况难以反映到诉讼中去的一面。”i鉴于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果攸关公众利益，对社会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影响，原告的确定方式应当更为严格。2.处分实体权利的问题。在私益诉讼中，原告对诉讼权利享有当然的处分权，可以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请求调解、进行和解。然而，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而是不特定多数人。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实体权利的处分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和公共利益。因此，公益诉讼中，原告在处分实体权利时候，应当遵循更为周密的程序。

（二）公益诉讼中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方式需更为严格和周密1．原告在和处分实体权利时，需有条件地征求社会意见。法律只是赋予其的资格，而在具体公益诉讼中，须对原告的资质、能力以及与公共利益的利害关系程度等严格审查后，才能最终确定原告。同时，原告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请求调解、进行和解时，需有条件地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一旦合理的异议存在，原告就不能处分实体权利。2.实现诉讼目的的诉讼权利不由原告独享。胜诉后，被告就必须受到司法裁判的约束。然而，若败诉方怠于履行义务，而原告又未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样公益诉讼便成徒劳，公共利益也无法及时得到保护。由于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果属于公众，那么实现诉讼目的的诉讼权利就可不再由原告独享。任何人都可以向法院主张，请求法院强制被告履行义务。

（三）公益诉讼中原告诉讼义务的履行方式之特殊性虽然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在诉讼义务的内容上没有较大差别，但由于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果涉及到不特定的多数人，因此由原告来负担显然不合适。基于公益诉讼的特性，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任何人都应当有义务去履行，而不能将该义务仅仅归于原告。同时，实现诉讼目的的诉讼权利不由原告独享。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理，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义务亦不能由原告独自负担。

三、对公益诉讼原告权利义务的保障和监督

（一）对公益诉讼原告诉讼权利和义务的保障要保障公益诉讼原告积极、负责地参与诉讼程序并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与其他诉讼有不同，具体应体现以下五个方面内容:1.保障原告提讼的平等权。即法律在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后，无论是有关机关、社会团体还是公民个人，提起具体公益诉讼时的条件应当相同，不能因原告类型的不同而区别规定。2.诉讼费用的特殊对待。由于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金额往往很大，若按一半财产案件征收标准，则必然导致高额的诉讼费用，并可能成为诉讼启动的瓶颈。因此，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不宜免征，但应当先行免于预交。待法院依法作出裁判后，由败诉方承担。3.证明责任的的特殊规则。在公益诉讼中，证明责任应采特殊规则，即原告证明损害结果即可，对于有无过错和因果联系的抗辩则由被告证明。4.采用特别的诉讼时效和审理期限。如前所述，在的审查、证据的收集等方面、公益诉讼更为特殊和复杂，所涉及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多。因此，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而需提起公益诉讼时，诉讼时效应当适当延长。5.提高审级以实现特殊保护。对公益诉讼在审级上应采特殊保护，即统一由中级法院受理一审公益诉讼案件。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7

论文关键词 公益诉讼 原告 诉讼权利 诉讼义务 保障监督

公益诉讼原告，是以自己的名义，就特定的公共利益争议要求人民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权解决争议或保护民事权利的人（本文鉴于不同诉讼程序中称谓的复杂性，仅以第一审程序中的原告作说明）。目前，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将“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予以明确，但相关细则尚未出台。为了保证公益诉讼制度行之有效，就必须同样从制度构造的角度强化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的保障与监督。

一、公益诉讼中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行使方式别具特色

公共利益的主体是不特定多数的公众，这是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最根本的区别，也是公益诉讼的难点所在。因为任何诉讼，一经开始，原告便必须确定。也就是说，公益诉讼中的原告，是法律经过权衡利弊，假设其可以代表公共利益才赋予其合法的起诉资格。然而，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尤其是通过诉讼权利的行使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最广泛地代表那些“潜在原告”的意见和最大程度地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则是重中之重。

（一）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中原告行使诉讼权利应有不同

1.确定原告的问题。在私益诉讼中，谁起诉，谁便是原告。而在公益诉讼中，法律上适格的原告有几类，那么其中一类或几类原告提起诉讼便可以启动公益诉讼么？当然不能。“在集团诉讼中，因为是由具有某种同一性质的集体出面，就有使构成该集体的个人具体情况难以反映到诉讼中去的一面。”鉴于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果攸关公众利益，对社会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影响，原告的确定方式应当更为严格。

2.处分实体权利的问题。在私益诉讼中，原告对诉讼权利享有当然的处分权，可以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请求调解、进行和解。然而，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而是不特定多数人。实体权利的变动必然引起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实体权利的处分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和公共利益。因此，公益诉讼中，原告在处分实体权利时候，应当遵循更为周密的程序。

3.实现诉讼目的的诉讼权利不由原告独享。由于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果属于公众，那么实现诉讼目的的诉讼权利就可不再由原告独享。这样，更有利于被告履行义务，增强公众的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意识，更有助于有效地保证公共利益得到及时的补救和保护。

（二）公益诉讼中原告诉讼义务的履行方式之特殊性

基于公益诉讼的特性，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任何人都应当有义务去履行，而不能将该义务仅仅归于原告。同时，实现诉讼目的的诉讼权利不由原告独享。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理，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义务亦不能由原告独自负担。

二、对公益诉讼原告权利义务的保障和监督

（一）对公益诉讼原告诉讼权利和义务的保障

要保障公益诉讼原告积极、负责地参与诉讼程序并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与其他诉讼有不同，具体应体现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1.保障原告提起诉讼的平等权。这里的理论基础即诉权的平等性。在法律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后，无论是有关机关、社会团体还是公民个人，提起具体公益诉讼时的条件应当相同，不能因原告类型的不同而区别规定。例如，当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组织同时提起具体的环境公益诉讼，在对两者的诉讼能力、与案件利害关系等进行审查时应当平等对待，而不能有两套评价标准。

2.诉讼费用的特殊对待。诉讼费用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依法向法院缴纳的为进行诉讼所必需的费用，具有制裁民事违法行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意义。在一审中，虽然诉讼费用最终由败诉人负担，但仍需由原告预先垫付。由于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金额往往很大，若按一半财产案件征收标准，则必然导致高额的诉讼费用，并可能成为诉讼启动的瓶颈。因此，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需要，又考虑到诉讼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不宜免征，但应当先行免于预交。待法院依法作出裁判后，由败诉方承担。

3.证明责任的的特殊规则。在公益诉讼中，若仍然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极有可能会导致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难以完成其举证责任，也不利于发挥对被告之类公共利益“威胁者”的警醒和约束作用。因此，在公益诉讼中，证明责任应采特殊规则，即原告证明损害结果即可，对于有无过错和因果联系的抗辩则由被告证明。

4.采用特别的诉讼时效和审理期限。如前所述，在起诉的审查、证据的收集等方面、公益诉讼更为特殊和复杂，所涉及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多。因此，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而需提起公益诉讼时，诉讼时效应当适当延长。法院在审理公益诉讼案件时，审理期限也不能与普通民事案件相同，应当适当延长，但不宜也不应允许过分拖延。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公共利益的保护须当及时。

5.提高审级以实现特殊保护。公益诉讼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被告也常常非等闲之辈。若统一由基层法院作为受理公益诉讼的一审法院，易受到法律之外因素的干扰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而且，如此一来，中级法院当然成为二审法院。在我国两审终审制的审判制度下，这对保护公共利益、解决公益争议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对公益诉讼在审级上应采特殊保护，即统一由中级法院受理一审公益诉讼案件。这样也给高级法院审理案件，提升案例的指导性、示范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可能。

（二）对公益诉讼原告诉讼权利和义务的监督

公益诉讼中，原告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负担诉讼义务。任何权利和义务的行使都不是绝对自由的，不允许滥用。在事关多方、多人利益的公益诉讼中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对公益诉讼原告诉讼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效的监督。

1.确立法院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对公益诉讼原告诉讼权利和义务的监督主要表现在审判过程中对原告的指导和约束。例如原告必须遵守法庭秩序，遵守举证规则等等。从理论上讲，法院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质是“以权力引导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利有其对等的强制力量相抗衡，能有效的监督原告诉讼权利的依法行使和诉讼义务的履行。法院监督是专业监督。法官一般来说是通过司法考试及公务员考试后选拔出来的人才，其对法律等相关知识比较娴熟精通，由其监督具有专业性、合理性，从客观上讲能够提高监督的质量与效果，有利于法官的独立审判，维护审判权威。

2.强化检察监督。根据我国宪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诉讼行为进行监督是其履行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检察监督制约机制是一种外部监督制约机制，检察机关是与法院相平行的国家机关，客观上讲不受法院、行政机关的利害关系的干扰，有其天然的作为监督主体的基因在里头，这无形中可以提高其监督制约效果的可信度。有检察监督这种专业监督制约机制作为后盾，能够大大提高监督制约的质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公益诉讼合法、有序地进行。

3.原则上诉讼程序必须公开。程序公开，是指公益诉讼活动的公开。我国宪法（第125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20条）都对程序公开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是程序公开的法律依据和保证。公益诉讼程序公开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是保证社会公众对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实行监督。它包含的内容有：诉讼行为（主要指庭审行为）在一定场合中公开进行；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以及裁判的法律根据向当事人及社会公开。保证程序公开的途径包括新闻媒介、当事人的直接参与、公众的庭审旁听等。除非诉讼过程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内容，公益诉讼的诉讼程序必须公开。这也是对社会公众关于公共利益的知情权的尊重。

程序公开、法院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检察监督制约机制是对公益诉讼原告诉讼权利和义务的监督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原告诉讼权利和义务的正确有效行使，从而维护审判权威，保证公益诉讼合法顺利进行。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8

摘要：公共管理作为当今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则需要具体的伦理精神来引导，需要用道德意识去引领公共管理活动进行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公平性、服务性等特征的理性管理行为。公共伦理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同时是具有公益至上的公平正义、道德责任的时代精神。随着我国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以及道德滑坡现象的出现，因此大众对伦理道德的诉求也越来越大，所以加强我国公共伦理建设已成为我国当前首要任务。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伦理；公平正义；道德责任

公共伦理是具有时代性的，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公共生活或者说公共领域都是以公共管理为“主导”；结合公共伦理的背景可以得出现阶段的公共伦理所要规范的公共领域也是以公共管理为主体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公共管理是占据着公共伦理所规范对象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当今在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失范问题的形势下对公共伦理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1公共伦理的概述

1．1公共伦理的涵义

公共伦理是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会精神价值趋向，直接决定着社会民众的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我们可以将公共伦理理解为主要用来规范公共管理活动的伦理范式，是公共管理主体包括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公共管理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一个准则体系。张康之教授曾在其《公共管理伦理学》中，运用研究方法的研究技巧提出了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社会治理模式，论述了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的相关因素，并指出服务型的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伦理为本质的，由此公共伦理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经之路。对公共伦理的概念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普遍的是将公共伦理视为公共管理伦理。持有这种观点的原因是认为公共伦理学的对象是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内容是研究公共管理的主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及伦理规范问题，即公共管理主客体之间的道德关系。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伦理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一种新型伦理形态，是规范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基本伦理维度与社会公共行为的一种基本道德准则。所以公共伦理可以说是为公共领域或参与到公共生活的成员所提供的精神服务体系。

1．2正义论视域下的公共伦理

罗尔斯把他的正义论之所以成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罗尔斯明确的表达了，在他的正义论中，正义的主体或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罗尔斯所讲的正义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社会秩序强调的是人的自由与平等，罗尔斯认为所讲的正义原则是体现了由自由、平等以及对公共利益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这三个观念结合起来的正义。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原则立场，就是“权利优先于善”，它可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公共伦理学的原则。我们一般将认为“善”是伦理学的中心概念，因为我们现在的伦理学通常是指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前者旨在以获得人的行为的善的价值而推论出道德规范体系，后者是探讨如何获得善良意志，如何进行涵养，达到心灵的善的状态，即美德，所以说善是伦理学的中心概念。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曾将善看作是不可定义的，但随着公共伦理学的发展，善不再是中心概念，只有在“自由平等权利”的引导下才能是正当的，可以说权利是善的前提。若我们真正的能理解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及的权利优先于善，那么我们对公共伦理问题就会更进一步。

2我国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失范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为适应国情的变化和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及领导水平，党和政府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建设、价值观教育活动和反腐倡廉建设，这无疑已经为我国公共伦理建设进行了铺垫，但依旧存在着各种伦理失范问题有待解决。

2．1制度及体制的不完善

道德伦理失范，我们往往会联想到的就是制度的设置和体制不合理的问题。公共伦理的失范，我们会认为是缺乏制度及体制的约束或是政府的监督不到位，然而与我们常忽略的制度建设滞后和体制自身问题往往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我国政府的管理模式来看，在当代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府习惯了用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从而致使我国忽视了对制度建设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处在不够完善的地步，社会主义法制也并不健全，因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主要是依赖于政府来进行推进，法律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政府权威，但法治的本质就是要求法律力量要超越政府力量。此外行政体制及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也是公共伦理失范的原因，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是在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将政府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身，很难受到制约及监督，虽然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而改革了行政体制，但目前依旧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及理论支持。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有限的，大部分应交由市场，当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政府过多的干预，必然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从而会造成政府的“权”与市场的“钱”相关联，衍生出权钱交易，寻租现象，产生腐败等伦理失范的问题。

2．2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

一些学者根据经济人假设，认为政府及公职人员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偏好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政府及公职人员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行为与身为人民公仆要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产生了冲突，阻碍了我国公共利益的发展与实现，这似乎也可以说是我国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伦理失范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是在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政府高度介入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对经济利益的高度追求，忽略了要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公职人员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活动中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是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和维护者，随着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公私合作的越来越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断相交往往会产生利益冲突，当公职人员在处理公务时，他们会在自己权利允许范围内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问题。因为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当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可能会优先考虑自身而忽略了作为人民的公仆应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这也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公共伦理失范问题的原因。

2．3思想道德观念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着伦理道德观念，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传承等思想文化因素也对伦理道德的塑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公共伦理失范问题不仅受传统的思想文化影响，还与我国当前的文化与道德观有着关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也进行着交融，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不考虑国情及体制不同的情况下被机械的结合，一些社会成员包括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扭曲，引起了一些公共领域道德与诚信失范等公共伦理失范问题。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也在不断加深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迷恋，并缺乏一个新的伦理道德观来对我们的思想道德进行约束，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发展。

3强化我国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建设的对策

3．1加强制度建设，深化体制改革制度与体制

对人们道德观具有客观的约束力量，加强公共伦理制度的建设及对相关的体制进行改革，是我国公共伦理的建设的必要保证，对我国公共伦理建设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制度建设要从增强制度的约束力着手，建立一套明确的、完善的规范制度，明确公共管理主体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重点要加快制度建设，同时完善已有制度。此外加强公共伦理的法制建设，除了加强对政府组织及公职人员的伦理立法，更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在深化体制改革方面，首先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责与权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并加快推进政企分幵，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3．2提升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诚信建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诚信缺失是造成公共伦理失范的关键所在，并且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所以加强诚信建设显得日益重要。首先是加强政府及公职人员的诚信建设。我国提倡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进行国家治理，因此，政府诚信不仅讲法更讲德。我们不仅要加强行政立法以规范我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还要加强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做到真正的依法行政。此外要做到加强对我国政府及公职人员的监督及加强反腐力度，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我们党在不否定对个人正当利益的正当追求前提下，坚决对不正当行为进行严惩，旨在建立一个廉洁自律的好政府。我们政府不仅要做好自身的诚信建设，还要用自身的诚信带动非政府组织的诚信建设同时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此外，还要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实践的责任意识，正确合理的履行责任，对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个人利益等失范行为进行行政问责，以促进政府及公职人员将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所进行的公共伦理建设。

3．3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营造良好的公共伦理建设环境

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就要加强公共管理主体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及道德素质建设，这对加强公共伦理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就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多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弘扬我国优良的传统美德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并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道德判断能力。进一步推行廉政思想建设，开展旨在加强公共管理主体廉政思想的教育实践活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强道德素质建设主要是在公共管理活动主体的思想上加强其责任意识及公仆意识，同时要树立“德治”的理念，做到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治国，达到德才兼备。忽略德的重要性必将造成公共伦理的失范问题，通过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共伦理建设环境，从而减少我国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失范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詹世友．公义与公器－正义论视域中的公共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3］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

［4］张康之．论伦理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6）．

［5］高力．公共伦理学的构建何以可能［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4）．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9

草原上可以做什么？骑马、唱歌、放飞风筝、朗诵诗歌、举办一场快乐的草原运动会……这些对普通人而言显得平常的事，如果参与的主角是盲人朋友，一切都会有不同的意义。

2013年6月22-23日，继2012年盲人旅行团第一季——“陪着盲人去听海”之后，中青旅联合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中心发起盲人旅行团第二季“听风者——坝上草原自驾之旅”，25位视障朋友在陪伴志愿者和自驾车志愿者一对一的陪同下前往丰宁坝上草原，一起用“心”感受壮美辽阔的草原风光，用耳朵倾听风的声音和万物的生长。

与常规旅游行程不同，此次“听风自驾之旅动”以“听”、“闻”和“参与”为主线来设计行程。不仅采取了自驾车的交通方式，还策划了多种感官体验活动——盲人朋友第一次来到草原，第一次骑了马，第一次放了风筝，第一次参加篝火晚会，第一次走出家门去旅行……在闪电湖边，大家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诗会，盲人们大声朗诵着自己创作的诗歌，赞美生活和生命，席地而坐的盲人和志愿者都找到了久违的感动。而在第二天的草原运动会上，北京、伦敦奥运火炬手、中青旅控股市场部总经理葛磊将两届奥运会的火炬带到现场，盲人朋友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完成了一次快乐的草原火炬传递。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700万视障人群，在整个社会软硬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他们连最基本的出行都有困难，旅行更是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梦想”。中青旅希望有更多的企业、个人能够帮助视障人群实现旅行的愿望，和盲人朋友一起旅行，学会如何用“心”去倾听和打量这个世界。

“盲人旅行团”作为中青旅为视障人群特别定制的品牌公益旅游项目已成功举办了“听海”与“听风”两季活动，根据首次活动制作的国内首部盲人旅行纪录片《听海》相继荣获第二届中国公益节“公益映像奖”、土豆映像节“最佳纪实映像奖”，感动了无数网友。作为公益旅行的先行者，中青旅正针对盲人、聋哑人、乡村教师、打工子弟等群体陆续展开一系列的公益实践。

玩家惠：中青旅发起“盲人草原听风”等一系列公益旅行活动的初衷是什么？

葛磊：做旅游公益，首先跟中青旅的决策有关。如今的旅游行业蓬勃发展，但始终被一些负面的东西围绕，除了行业中的问题，如黑导游、假冒一日游、强制购物等，游客自身也有些不文明的行为。市场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不禁让我们思考：中青旅这一品牌的精神是什么。我们的企业理念是“心意互通，传递感动”，但如果真的想做一个百年老店，最重要的品牌精神应该是“用旅游的方式，给中国的消费者和公众创造更好的生命状态”。因此，现在的中青旅也一直在追求如何去诠释这样的品牌诉求。

其次，旅行社所提供的旅行是一种“陪伴的旅行”，所以，你能不能创造一种好的旅游体验，让消费者懂得把旅行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他最重要的人，这非常关键。另一方面，我觉得旅行是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和参与的社会生活，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去旅行的人，帮助他们也是旅行社的责任。在这几年里，中青旅一直在系统地推进一系列公益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没有能力去旅行的人，实现他们旅行的愿望。

玩家惠：为什么会想到陪盲人去听风？此次听风公益旅行团的行程和内容是如何设计的？

葛磊：陪盲人去听风、听海的想法与一直致力于盲人公益事业的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一拍即合。目前中国有1700万视障人群，而整个社会给他们创造了诸多的生活障碍，使得很多盲人在心理上也备受煎熬，这是一个需要更多关爱的群体。

草原听风之旅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盲人去体验，风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最直接的体验。我们设计了风车、放风筝的环节，让盲人对形状、声音有所感知。我们还在草原上举办了小型运动会，跳绳、接力、拔河比赛都让盲人朋友参与进来，让他们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能够和正常人一样，得到精神的释放。另外，我很喜欢的一个环节是骑马。让盲人骑马，听起来还挺不可思议的。每个盲人先去摸马，然后再骑上马背，大家都非常开心。有些盲人很深情地去摸马、亲马，非常令人动容。这样的瞬间让人觉得他是幸福的，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

玩家惠：您说过，“我为什么爱这个行业，是因为有机会用旅行的方式，帮助一些人的人生变得更好”，这是您作为公益旅行团的发起者从中收获的感触吗？

葛磊：就拿这次盲人草原听风活动来说，可能每个志愿者是以“帮助”的心态来参与的，但回来之后他们觉得自己得到的收获可能远远大于盲人得到的。盲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还如此坚持自己的目标，让我也很惊讶。这次活动的盲人中有自己开三家按摩店的，也有自学盲文，熟读道德经的，还有组织话剧社登台表演的，他们各有各的精彩。每一个生命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缺陷，就觉得低人一等，盲人都如此坚强，我们更应检视自我。公益做到最后是看能不能做到人与人之间一种心理上的平视。我在这之中也不断地被盲人感动，也会思考我对生活是不是足够的珍惜，对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和物，是不是有一份责任。

玩家惠：这样的公益旅行团和公益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今后还会推出哪些活动？

葛磊：中青旅一直在做公益，也会一直坚持下去。从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主题为“认知身边的城市”的品牌活动，面向的是生活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带他们游览北京，去故宫、去鸟巢，让他们体验城市中的风情和文化；去年9月我们带盲人去听海，到北戴河做了一次公益旅行；另一个正在进行的活动是“世界文明公开课”，我们请到了在小朋友中颇有影响力的国家博物馆讲解员朋朋，将世界七大文明做成了24堂讲座，每两周举行一次，把远方的文明知识讲给孩子们听。我们并没有宣传这个活动，但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听说每次讲座前家长们都要在电脑前疯狂抢票；今年4月，中青旅和埃及使馆联合邀请了西部的6名乡村教师，亲赴埃及探索文明的源头。未来，我们还将和乡村教师们一起去到希腊、罗马等不同文明的发祥地，最终会形成一个有关文明与旅行的课件，在1000多所乡村学校去推广，启迪孩子们的梦想。

中青旅并不是打着公益的旗号做旅游，而是在做旅游的同时去做公益。在我看来，公益的进入，无疑给旅游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启发其他的旅游从业者和企业利用各自的资源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用善意的出发点，用理性、专业、制度和不同资源的集成，让公益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这才是做公益最大的一种责任感。

公益活动的原因篇10

关键词：高校学生隐私权；高校知情权；冲突；协调

中图分类号：G5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5－0067－04

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列举的方式将隐私权归为民事权益的一种， 在我国法律上首次确认了隐私权。 高校学生属于高知群体， 他们的隐私权有自己的特点， 具体如何界定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由于传统理念的束缚， 高校在行使自己对学生的知情权时， 经常和学生的隐私权产生冲突。

一、高校学生隐私权与高校知情权概述

（一）高校学生隐私权

我国民法学者认为“隐私是指一种当事人不愿他人知晓， 不容他人侵入和干涉的个人私生活的秘密。它包括纯属于个人的信息、个人的私事和个人生活的领域”。 [1]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个人信息受到保护的权利。

高校学生是特殊的权利主体， 指在高等学校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 高校学生隐私权是指高校学生在读期间依法享有的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个人信息受到保护的权利。 高校学生隐私权的客体是高校学生在读期间依法享有的不愿与他人共有的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依其载体不同可以分为两部分：静态的个人信息和动态的个人信息。 静态的个人信息如肖像、照片、手机、日记、书信、档案、电脑、箱包、衣柜等物品中所包含的个人身份、财产状况、健康状况、社会关系、、受教育情况和以往生活经历等信息。动态的个人信息如学生的日常生活习惯、参加各种活动等情况， 这些情况虽然还没有记录下来，但是学生可能也不想为人所知，所以也属于隐私权客体范围。 对这些载体未经同意的非法搜集、侵入、翻看、查阅、公开等行为即可视为对高校学生隐私权的侵犯。

高校学生具有双重身份： 普通公民和高校在校生。 这就决定他们既享有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也享有一些特殊权利，如受教育权、学习保障权、民主管理权、社团组织活动权、救济权和课外生活方式选择权。 高校学生隐私权的具体内涵必然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有区别，它的特征如下：

1． 高校学生隐私权的客体具有不同于一般隐私权的内容。 高校学生的个人信息有不同于一般隐私权的内容，比如学生在学习中所产生的学习成绩、操行评定、心理咨询中所吐露的个人问题、学生和教师之间以及同学之间产生的联系等。 这些信息可能不被普通公民所重视， 但却是高校学生非常重视的。

2． 高校学生隐私权的客体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高校的知情权以及高校学生特有的生活方式。 学生到高校接受教育就可以认定默认了学校和相关教师可以对其个人信息有所了解。高校学生住集体宿舍，一块学习或参加集体活动，必然要遵守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例如学生宿舍是学生的居住场所，必然有学生一定的个人信息。对于一般隐私权保护而言， 对居住场所未经同意的侵入就侵犯了隐私权。 但学生的宿舍是宿舍成员共同生活的地方， 大部分空间是宿舍成员共同活动的场所， 如果这些地方存在隐私也是宿舍成员的共同隐私。 这就把高校学生存在于宿舍内部的隐私权限定为对其日记、手机、电脑、箱包、衣柜等纯属个人物品的保护上。此外，高校出于管理需要对宿舍进行的检查也会限制其隐私权。最后，学生如果存在传染性疾病或严重心理问题， 他的健康状况的隐私权就会受到限制。

3． 高校学生隐私权的主体具有特殊性。第一，现在高校一般都设有法律基础课程， 高校学生作为高知群体与普通公民相比具有更多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第二，高校学生的隐私观念虽然较以往有所增强，但是对隐私权客体的认识较为模糊，甚至出现偏差和错误。 [2] 第三，高校学生由于年龄、经历的因素，其社会经验和经济能力都有限， 这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4． 高校学生隐私权易受到侵犯。 这种侵犯表现为：私自进入学生的寝室或者异性学生寝室，私自翻看学生遗留在宿舍公共活动空间的信件、日记、手机信息等，未获得学生本人同意私拍其照片，在教室安装摄像头等监控装置和未经学生同意公布其成绩和操行情况。

（二）高校知情权

高校知情权是指高校因其自身教育和管理的需要而依法享有的知悉受教育者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高校享有知情权有三个依据：一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这些规定，高校具有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授予学位、奖惩师生的职能。因此，高校只有了解了学生的相关信息，才能做到科学决策。这些信息包括学生的年龄、民族、、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家长信息、联系方式、身高、体重、生活经历、社会关系、宿舍安全状况等。二是教育活动的特殊性。教育具有客观规律， 只有在了解受教育者一定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三是学生的默示同意。学生到高校接受教育实际上是同意了学校可以了解一定的个人信息。

高校知情权有以下特征：第一，权利的主体仅限于高校及其教师。 第二， 权利的客体和内容范围较窄，仅限于高校因其自身教育和管理的需要而依法获悉的受教育者的相关个人信息。第三，高校知情权不仅是权利，还是职责。因为《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教育法律法规主要依靠学校来执行，高校具有教育执行主体的资格。

二、 高校知情权与学生隐私权冲突的主要表现

高校在日常教学和管理活动中需要知道学生的一些个人信息，对这些信息查知过度或者使用不当，就形成了高校知情权与学生隐私权冲突的现象。

1. 对贫困生资助过程中二者的冲突。 高校为保证国家对贫困生的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会对资助对象一些个人信息进行事先调查和确认， 比如家庭收入、平时消费水平。在评定阶段，高校会邀请一些教师、学生和校外人士组成评定小组参与评定，以确保资助对象的公平和公正， 有时还会将贫困生的名单予以公示。这一过程中的学校知情权主体就由高校及高校教师扩大到了评定小组成员， 有时还要扩大到不特定的学生。2004年重庆工商大学对贫困生家庭隐私进行公示，将贫困生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对于来自于爱心人士、基金和机构的资助，资助者也往往希望知道受资助对象的信息来确保自己的资金使用到位， 学校会将学生信息提供给资助方，如果学校没有完备的管理制度，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2. 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中二者的冲突。 高校学生近些年不断出现因心理问题而导致的事件， 高校有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希望通过心理咨询工作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问题并及时解决； 学生也希望通过心理咨询来缓解和解除自己的心理困惑。但是，如果高校将在此过程中了解到的学生个人信息使用和管理不当，就会造成二者冲突。例如心理咨询教师擅自披露所获知的学生隐私， 或者将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在自己的论文中加以引用， 或提供给学生的班主任作为管理使用。

3. 宿舍管理中二者的冲突。 高校学生住集体宿舍，有些学校会不定时对学生的宿舍进行检查，如果不注意就会与学生的隐私权产生冲突。 长江日报曾报道武汉市洪山区一学生公寓管理人员未经学生允许私自进入学生公寓收缴学生的“热得快”等大功率用电器，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高校还经常对夜不归宿的学生查铺和对宿舍内部的设计公开评比。学生宿舍内部如何设计属于宿舍成员的共同事务，是否公开需要宿舍成员同意， 学校如果未经同意就进行评比并公布评比结果，可能会造成学生不满。

4. 高校信息化建设中二者的冲突。近些年，很多高校实行无纸化办公，开发了校园网，并将掌握的学生信息储存在校园网上。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工作快捷高效， 但也使学生的隐私面临被无关人员获知的风险。 高校相关工作人员的失误可能会使学生信息泄露， 将一些本不应该公布的学生信息放到了学校网上，从而被人知悉。如果有人通过黑客行为侵入校园网，将导致信息外泄。如2006年11月16日至21日，新疆职业大学多名学生家长接到诈骗电话，事发后在网上发现一份新疆职业大学2005级新生的详细资料，校方疑是学校网站信息泄露所致。此前，该学校网站曾遭到外部人员恶意攻击， 致使学校网络系统瘫痪两天，黑客还窃取了学校一些重要的内部资料。

三、高校知情权与学生隐私权冲突的协调

高校学生隐私权和相关权益冲突时遵循的原则应该是法律至上原则、以人为本、权利平等原则和基本权利基础上的利益衡量和公共利益原则。

（一）法律至上原则

“合法原则指相关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实施行为， 比如学校制定贫困生的相关制度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银行依法行使债权； 贫困生依法维护自己权利。” [3] 在合法原则的基础上， 笔者提出法律至上原则。 法律至上原则是指公民和法人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和主张自己隐私权时必须首先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在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依法办事， 利益冲突双方总有一方面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法律也不可能同时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社会不断发展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法律的滞后性也可能会使一些合理要求得不到支持。 但我们首先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来处理相关利益冲突，否则就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高校知情权来自《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高校学生隐私权有《侵权责任法》、《刑法》等法律的支持，二者产生冲突时，不能只强调合理性、人道化而不遵守法律规定。高校和学生应该成为知法守法的模范， 用法律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行为，事先有预防，事后有救济。如在争议较大的宿舍管理中， 学校需要搜查学生宿舍以知悉是否有危险物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在安全管理和事故处理过程中， 学校认为有必要搜查学生住处， 须报请公安部门依法进行。”依法律至上原则，高校在行使对学生宿舍知情权时， 就不能在没有宿舍成员同意情况下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借口进入搜查。

（二）以人为本、权利平等原则

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 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各方面的需要。 以人为本原则适用到高校学生隐私权上， 就是在对待和处理高校学生隐私权问题时， 应该以满足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高等教育法》 第四条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处理高校知情权和学生隐私权关系时， 必须以如何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中心。 高校了解学生的个人信息是为了提高管理水平， 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高校要走出“为了管理而了解，为了了解而管理”的怪圈。权利平等原则包括权利之间的平等和权利主体的平等。 高校知情权和学生隐私权对应的是高校及其学生的利益， 利益冲突才是权利冲突的原因。不能说这种利益高于那种利益，因此也无法说这个权利优先于那个权利， 这两个权利是平等的。

（三）基本权利基础上的利益衡量和公益原则

利益衡量原则是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提出的，认为“法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漏洞……这些未被明文规定而又应予保护的利益， 有些是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 虽然在这种情形下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但利益衡量的结果只能是舍弃某一个具有较少合理性的利益，而保存另一个更具合理性的利益。在数种并非不可调和的利益的情况下， 采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寻找一个互不侵犯的界限，使不同权利都得到法律保护”。 [4] 公共利益原则是指“个人隐私原则上受法律保护， 但如果与社会政治利益及公共原则发生冲突， 则要区别情况加以对待”。 [5] 公共利益原则是在衡量个人利益（如隐私权）和他人利益（如知情权）后提出的优先保护公共利益的原则。隐私权从本质上说是完全私人化的权利， 天然对抗公共利益， 因此当学生的隐私权与高校的知情权发生冲突时，一般应该满足高校的知情权。但这里提出“基本权利基础上的利益衡量和公共利益原则”，是因为人之为人是有基本权利的，比如生命和人格尊严，不能以公共利益或其他更大的利益为由来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即使权利主体主动放弃。

学生隐私权与高校知情权发生冲突时，按照利益衡量和公共利益原则一般先满足知情权，在知情权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保护学生隐私权。 学校在校园内公共场所安装监控系统， 其目的是为了能及时、全面了解校园内的安全状况， 但达到这一目的后就要尽力保护学生的隐私权。 教师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要求知悉学生以往学习成绩、 家庭背景等个人信息，应该予以满足。教师知悉后只能用于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或者公开。 在高校知情权与关系到学生人格尊严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 任何时候都不能要求学生放弃自己的隐私权来满足高校的知情权。例如怀疑某名学生有偷盗行为，不能借口任何理由来搜身， 即使学生主动要求搜身来证明清白， 因为有些权利即使是权利人自身也不能放弃。

《诗经・小雅・北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方法有“穷人的草房，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对隐私的看法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但无不希望保持内心的一片平静和生活的有序。高校学生隐私权法律极不完善，学生隐私权极易与高校知情权发生冲突， 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有利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湘礼. 高校大学生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D］. 四川大学，2004.

［2］吕耀怀，何小英，顾艳，张海滨. 当代大学生的隐私观念――基于南华大学调查问卷的分析［J］. 大学教育科学，2010（2）.

［3］王炳军，王晓川. 高校贫困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