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经济范文10篇

公益经济范文篇1

图书馆事业属于一项社会主义公益性文化事业，它的存在与发展是紧紧围绕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服从、服务于它们的。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体制的转换必将引起文化形态上相应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实行，要求我们对图书馆公益文化事业要有新的认识。随着社会发展、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机遇，图书馆事业也迎来了新的曙光，同时也面临着挑战.我们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对图书馆事业的投人，在某个阶段甚至会出现暂时的减少。面对这种形势，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重组图书馆的管理模式，正确处理好图书馆工作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强调经济效益，才能增强图书馆的自我发展能力。紧紧围绕“为社会、为生产、为科学”服务，为自治区“科教兴农”战略服务，为开发大西北做出应有的努力。那么，怎样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顺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节拍，体现出图书馆存在的价值呢?

一、转换思想，更新观念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中心之一，它不仅仅是保存历史文化遗产，存放各种文化书刊的“藏书楼”。我们应实现观念上的转变、更新，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完善、充实和提高、满足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图书馆的需求。事实证明，图书馆是广大人民群众读书、学习的重要场所，是不可缺乏的“良师益友”，是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事实也将证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深人的今天，发展图书馆事业对于促进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推进科技创新，提高综合国力，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用新思想支配我们的工作。变被动为主动，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对待读者，为读者创造良好的读书氛围，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思想，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历史使命。

二、苦练内功立足本职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广泛的社会成员，需要提供的知识包括各个学科领域，这就要求图书馆人员必须具备广博的学科知识，热爱图书馆事业，清醒看到所处的位置和时代要求，必须有开拓进取精神，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尽力开拓图书馆工作的新局面，图书馆工作人员要有良好的工作素质和职业道德，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对职工自身进行多类型、多层次，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的方式，进行在职教育、学习，自学、参加学习班、交流活动，提高广大职工的文化修养和业务水平，利用现有的条件，发挥其长处和优势，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援。

三、加强横向联合，与各馆各界密切配月‘卜口图书馆应加强各馆之间的交往，与各厂矿、学校、单位部队、各文化室建立关系，形成信息网络，进行业务合作。这不仅有利于图书事业的发展，而且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真正地做到“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发挥出图书馆在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历史赋予我们图书馆崇高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责任，让我们借着改革的春风，高举邓小平理论，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立足于“西部大开发”，利用图书馆阵地，发挥精神文明窗口的作用，使图书馆的职能有效合理地运用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去，为社会的发展推波助澜。

公益经济范文篇2

[关键词]诉权，公益经济诉权，宪法权利，社会经济权利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尤为明显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利益的冲突和整合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各种新型权利的勃兴。社会经济权利（或者称为“公益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就是这种新型权利勃兴的突出表现。我国传统宪法权利体系仅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两大块，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走向现代法治的客观要求，宪法权利的残缺现象已成为中国宪政现代化的重大障碍。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和诉讼法学界对社会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并未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文试图以公益经济诉权为着力点，以宪政为视角，探讨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从而为宪法对公益经济诉权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完善宪法权利体系，为宪法的完善，为创制一部“活的宪法”提供理论依据。

（三）以学理分类与立宪例结合的标准，将基本权利分为六类的分类：1.平等权、2.政治权利、3.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4.人身的自由与人格尊严、5.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生存权、受教育权。6.获得救济的权利。[6]《宪法》要求个人不得侵犯任何《宪法》规定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12条第2款第2句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又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修建铁路、公路、公共设施，水利、防洪、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并给予适当的补偿。对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第2条，《外资企业法》（1986年）第5条，《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4年）第4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里的“社会经济权利”显然不只是财产权利与私权，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在一定意义是是对社会经济权利的认可。通称的社会经济权利，它和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有区别也有联系。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是从“自然”意义上讲，人自身应具备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集体主义产物，是政府给予公民的权利或福利。可以说，社会经济权利的赋予要求既对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加以扩充和保障，又必然加以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经济权利看作是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之下的发展和延伸，这种以发展和完善人权为目标而产生的新的集体主义的人权观，既保障传统的人权，又提高现代工业社会之下的公民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从诉权的一般理论来看，诉权是一切社会冲突最终进入司法领域并得到解决的根本前提，是一种当事人基于特定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要求司法机关进行裁判的权利。“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诉权，是国家赋予社会主体在其利益受到损害和与他人发生争执时，请求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7]因此，公益经济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否通过诉讼程序加以保护，关键就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诉权。我们把这种在特定的侵害公益经济权利的事实发生后，特定权利主体（法律所授权的一切公民、团体和机关）要求法院依法进行裁判的权利，权且称为公益经济诉权。但是，公益经济权利的实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在现有宪法制度框架下所安排的三大诉讼的传统模式，只将民法、刑法、行政法上所需要的保障性权利——诉权，细化到具体的诉讼法律制度中。而经济法上的基本权利——公益经济权利，却因为其自身价值取向迥异于其它传统部门法权利，在现行的审判体制里找不到对应的诉权，无法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最后的救济，而成为一种宣言性的权利。近年来，损害公益经济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因此，赋予公益经济权利相应的诉权，就尤为必要。

二、公益经济诉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

“诉权是一种救济权，是一种一切公民所平等享有的宪法性权利。而且，诉权也是给予每一个公民从制度上表达自己意志的途径”[8].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那么权利就形同虚设。任何权利的设定，都要求诉讼的最后保障。诉权作为一种保障性人权，正在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外已有不少国家将诉权宪法化。《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和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公益经济诉权的确认，符合诉权宪法化的趋势，对于宪法和法律所确认或所应确认的实体性权利而言，属于保障性、程序性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虽然有人认为，“公民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权利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对于保护公民的实体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必不可少的，……”[9]但是，公益经济诉权在正常状况下以静态的形式存在，因为它作为一种实体权利（民主权利）时，只保留对这种权利行使的可能性；当它呈现为动态时，就是启动诉讼使它作为一种民主权利的属性得以实现。因此，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利形态。它的行使，使它同时在同一行为中实现同一权利外壳下的不同权利内容。它不仅以一种实体的民主权利的形式存在，而且以一种实现这种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的形式存在。经济公益权作为一种实有的权利，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公益经济权利的保障却远远没有达到人民设定这种权利的最初目的。权利实现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但权利的保障，只有借助国家权力的力量，通过国家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这种它律方式，经过司法这一中介环节，才具有切实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诉权是国家为保证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权利具有‘实然性’而设定的权力救济权，没有诉权的存在，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权利。相对于基于基本民事契约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而言，诉权对抗的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宪法性权利。”[10]公益经济诉权是公益经济权的保障权利，是在人民的经济公益遭到损害，从而使个人利益在共同利益受到破坏的情况下不能实现时，使人民有权提起诉讼，通过保护公益的途径来保护个人利益在公益下顺利实现的权利，是公民应当有的基本权利。

民主是宪政的根本前提和基本原则，人民主权是其核心内容，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我国宪法第2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邓小平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1]显然，推进民主政治，不仅要赋予人民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权利，而且，更要为实现这种民主权利寻找广泛而适当的途径。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将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次重大发展，将为人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提供权利支撑。人民主权是公益经济诉权的最初来源。“人民之所以有经济公益诉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管理国家事务”。[12]在我国，民主的内核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是推行宪政的首要任务。“要切实保障人民主权，就必须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13]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使得人民在损害公益经济权利的行为发生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要求人民法院对损害经济公益权利的行为加以裁判，使遭到损害的经济公益权利得以恢复，从而使得社会程序得以正常运行。人民通过经济公益诉讼的方式，直接进行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公益经济诉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管理的权利，是一种公民以诉讼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权利，因而，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民主权利。

人民主权内涵的另一方面就是人民对其代表的监督。因为，人民虽然是一切权力的真正拥有者，但不可能是一切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在现代民主政治下，人民的权力通常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实现。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及国家和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实际行使者应当向人民负责。但是，这种由权力代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方式并不总能符合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社会公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由于代议制民主制自身的缺陷，权力代表滥用权力、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现实法律生活中，我国的经济管理机关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行使自己的职权，例如，在部门利益或地区利益的驱动下，甚至滥用职权，放纵对公益经济的破坏行为。主权在民的理论认为，人民有权对权力使用者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在其不能正当使用权力时，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要求其正当运用权力直至取消对他的委托。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监督的权利，当公益经济遭到损害时，公民在没有公益经济诉权的情况下，对负有管理责任的主体的不当行为的监督权利就很难实现。只有公民拥有公益经济诉权，使其在公共权力错位时，有权以诉讼的方式直接制止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或要求有责任制止损害经济公益的组织行使其职权。公益经济诉权是一项切实的、可以行使的监督权利，为监督相应职权部门正当履行自己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责提供了现实的权利基础，使公益经济诉讼成为实现监督的一种方式，因此，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主监督权利，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法权利。

三、公益经济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传统的宪政理论无不表明了人民对权利的无限关怀和对国家权力的无比警惕。传统立宪主义认为，宪法作为一种针对公权力的法，其功能在于控制国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这种传统的民主理论的局限在于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看成天然的，格格不入的死敌，把对国家权力的防范当作宪法的唯一目的，从而忽略了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联系。“从宪法的意义上来说，宪法是用来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法律规范，权利和权力关系的协调问题贯穿于宪法的始终，二者的有机协调是宪政秩序得以型构的前提基础。如果国家权力过大，势必招致专制，从而背离宪政的意义；反之，如果公民的权利过大，国家的控制趋于弱化，必将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14]显然，宪政一方面要求彰显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所以，除了强调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滥用权力和权力无限扩张之害之外，还要必须容纳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有效的履行许多重要的对内外职能的国家。这种国家应该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独立与统一；能够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法律与秩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某种社会正义的职能。因此，我们在从保障人民权力的角度对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进行考察后，再从加强国家权力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我们进一步确认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是很有助益的。

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是加强国家依法治国职能的重要手段。依法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管理国家事务是国家的根本职能。正如贡斯当指出：“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主权者本身并无法行使这一权力。他必须将权力委托给其他社会主体，否则人民主权就会成为空谈。”[15]人民把权利授予国家，由国家依法行使权力是人民主权的题中之意。我国宪法第我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依法治国的内涵是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得到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然而在我国大量损害经济公益的案件存在，却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赋予相应的诉权，导致了这种现象的日益猖獗和国家的遏制不力。一方面，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对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最终处理没有相应的法律，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无法可依导致了对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放任，明明违法却不会招致法律制裁，从而出现违法不纠。公益经济诉权的缺位，严重的削弱了国家权力，尤其司法权对国家事务的合法参与，最终导致了人民赋予国家的权力不能为全体人民所掌握，部分人通过损害公益满足了私益，而更多的人的利益则受到损害。国家权力的运行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国家权力在分工和制约中得到平衡，从而使国家权力得以健康有效的运转。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平衡制约是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由于没有相应诉权，对于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制裁往往倾向于由行政机关解决，这种解决方法最终导致的是行政和司法的严重混同。使由损害经济公益的行为引起的纠纷的最后解决偏离了司法轨道。判断权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事实上意味着司法权的分解，这一分解明显消解了司法应有的职能和完整性。这就导致了两种后果的产生：（1）由于处理权在行政机关，致使行政权在处理公益经济受损案件中，一家独大，一方面可能由于权力过大，而出现权力的不当使用，从而损害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权力范围的过于宽泛，使得国家向行政机关投入大量新的成本，而浪费其他权力资源，比如司法资源。更何况还有可能因行政方式自身的局限，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因损害公益经济所引起的纠纷。（2）司法权在保障公益经济领域的旁落是其导致的另一后果。这里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形，首先，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起诉，法院就不可能对某一案件有审判权。因而，对公益经济受损案件的无能为力，导致了司法权的软弱无力。其次，司法权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利基础，从而不能实现对独大的行政权的制约，权力制衡无从实现。很明显公益经济诉权的不明晰，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失衡，也导致了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要建设符合正当性的国家权力来保证人民主权的真正实现，就必须完善宪法权利体系，公益经济诉权对于经济领域的国家权力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具有宪法权利属性。

托马斯·杰弗逊曾经说过：“我并不提倡经常修改法律和宪法，但是，法律必须和人类的心智一道携手并进。随着时移境迁，只要人的心智变的更为发达，更为开明，只要有了新的发现揭示了新的真理，行为方式和舆论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保持与时代同步向前发展。”[16]显然，推进宪政要求宪法对新的权利作出某种制度安排。在新时期，由于新型权利的兴起以及宪政理念的发展以及公益经济诉权之宪法权利属性的揭示，要求在宪法的权利框架下对其加以制度安排。确立公益经济诉权基本权利地位，符合宪政的根本要求，有利于宪政的推进。因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是宪政的三大基本理念，民主是基础，法治是条件，人权保障是目的。

参考文献

[1]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2]刘茂林：《也谈宪法学体系的重构——评社会权利分析理论之争》，《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

[3]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386页。

[4]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原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页。

[5]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430页。

[6]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84页。

[7]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8]莫纪宏，《论人权的司法救济》，《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9]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版，第93页。

[10]莫纪宏，张毓华：《诉权最现代法治社会第一制度性权利》，《法学杂志》2002年第4期。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12]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版，第89页。

[13]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14]刘志刚：《宪法的哲学之维》，《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1期。

公益经济范文篇3

一、出发点: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公共利益

现象一: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虚假广告现象。假设某药品生产企业虚假广告数年(或较长时间)。其承担的法律责任通常有如下情形:(1)对该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2)责令停止、罚款、没收广告费用等;(3)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意识到,个别消费者通过投诉或起诉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广告主也得到了惩罚,然而,问题仅此而已吗?经验告诉我们,“对已经发生的欺诈性广告,具有较强的社会记忆和广泛的扩散、传播功能,会长期遗留在公众心目之中”,[2]这意味着:即使行政机关对虚假广告者采取罚款,没收广告费等行政处罚措施,尽管特定的消费者可能得到了赔偿并有可能向其亲友宣传该广告为虚假广告而拒绝再次购买其产品,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社会上众多不特定的公众并不知悉该广告为虚假广告的事实,因而,“更多的消费者因不知情会陷于蒙骗中而永远不了解事物的真相,具有继续上当的可能”,[3]这必然使得社会不特定的公众的利益仍处于一种潜在的威胁之中,此为其一;其二,正是由于不知情的消费者仍有可能购买虚假广告者的产品,从竞争者角度观察,该虚假广告仍在继续侵害自己的正当竞争利益,所以,更为严重的结果是,如果这种虚假广告的潜在影响不能消除,出于竞争的需要,竞争者将很可能作出相同的决策:进行虚假广告,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如此繁杂的虚假广告。我们的交易秩序势必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状态,从而,一方面,消费者会轻易做出购买决策吗?“市场启动的原动力是消费者的购买力”,[4]我们怎么来维护原动力?另一方面,在充斥虚假信息的市场中,消费者的每一个消费决策都必须收集大量信息,进行多方反复比较,经过深思熟虑才可能做出,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造成消费者福利的损失,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综上所述,经过一般法律程序(即前述法律责任的承担)处理后的虚假广告仍危害着广大不特定的消费者的福利,威胁着竞争者的利益,破坏着市场交易的秩序,这些相关者的利益本质上都属于一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处于威胁之中。

现象二:生活中缺陷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的现实。“缺陷产品”是指由于企业在产品设计上的失误或在生产线某环节出现错误,导致大批量危及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的产品出现,而且这些产品已流入市场。依目前法律规定,缺陷产品生产者可能承担退款、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责任以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人遗憾的是,这些承担责任的方式却透露出了它的无奈:怎样消除已经流入市场的缺陷产品可能对不特定的消费者及其他社会大众造成的损害?“为加强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事项的管理,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然而,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难道只有汽车产品才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二,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和制订缺陷产品管理和召回制度,但这并不是有效之举,因为,在任何商品都可能是缺陷产品的情况下,我们难道要对任何一种商品都制定一部召回缺陷产品法律吗?那么,缺陷产品对社会公共利益(不特定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利益)的危害如何消除?

二、社会公共利益之维护———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

我们不得不思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我们能让所有虚假广告的企业关闭吗?我们能取缔所有生产过缺陷产品的企业吗?

本文认为,一个有效途径是创新法律责任形式制度。创新之一:更正广告。针对虚假广告的潜在的不利影响,“有效方法是采取纠正令或者更正广告,通过正面公开消除广告残留的影响,还原信息应处的状态。”[5]通常做法是,在媒体更正广告,承认以前的信息为虚假,并提供真实信息。即将更正广告作为虚假广告已经在何种媒体的时间长度而定,消除误导所带来的公众处于虚假信息状态的不利后果,缓解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态,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并真正促进消费者福利。值得说明的是,这并不是笔者的空想,除了美国成功的实践外,我国《广告法》第37条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消除影响,但实际执法中采用最多的是行政罚款,而责令广告主公开消除影响的方式很少采用,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创新之二:召回缺陷产品。这是有效消除缺陷产品对社会的潜在威胁的有效途径。作为一种法律责任形式,具体做法是:由企业在大众媒体公布其缺陷产品的名称、型号、生产日期等(或由法院公布,企业承担相关费用),消费者可以到指定的渠道进行免费更换。如企业不执行,可由法院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通过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可以有效消除公共利益的不利益状态。

三、经济法责任的厘定

关于经济法责任的定义,学界观点甚异。本文将法律责任定义为: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而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表现为其应履行的第二性义务。

对此定义可做如下分析:

(一)承担经济法责任的主体为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即经济法所规定的承担经济法义务的组织与个人,依其地位可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现实中,法律主体往往参与多种法律关系,判断其是否经济法主体的标准为是否负有经济法义务。

(二)承担经济法义务的前提是违反经济法义务。经济法义务即指经济法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法律主体应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法律确认,是主体对社会公众(公共利益者)所负的一种义务。因而也可以理解为承担经济法责任的原因在于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而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生活中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法律利益,或者尽管该多数人可能是可以特定的,但特定的成本过于高昂而不可行。它与国家利益有什么区别呢?笔者认为,广义上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阶级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狭义的国家利益仅指国家阶级统治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区分仅具有相对意义,它仅仅表明,这三者可能在某些情形下存在冲突,而非必然冲突。

(三)经济法责任的根本特征———直接的社会公益性

1.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经济法责任的社会公益性。“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足点和追求的目标。”[6]我们知道,经济法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是“市场失灵”的凸显。“市场失灵”表明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社会公共福利的损失,政府可以而且应当介入经济运行协调经济活动。但“政府失灵”的现实又使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政府,政府权力既然可能医治“市场失灵”,而权力的滥用又倾向于加重“病情”,破坏市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任务的经济法,使命只有一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违法主体承担的经济法责任,是为了恢复社会公共利益,消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利状态。

2.经济法责任的社会公益性具有直接性。就经济法的保护功能而言,经济法责任的追究在于直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也即通过追究违法主体的经济法责任使不特定的社会主体受益。而在其他法律部门中,通过追究违法者的责任直接维护特定权利人的权益或对违法主体进行惩罚时,法的教育、评价作用得到了实现,间接给社会带来了福利。

四、经济法责任的客观存在

笔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独立于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大法律责任形式而与之相并列,此即经济法任的客观性。经济法责任与传统三大法律责任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直接的社会公益性,承担经济法责任的根本目的直接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或消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潜在威胁。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形式,前述更正广告、召回缺陷产品的法律责任形式即属于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沿着经济法责任的社会公益性特征的思路,我们将会发掘和提炼更多的经济法责任形式,我们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将得到更有利的维护,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也一定会被人们所接受,进一步被立法所接受。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

1.怎么解释同一个违法行为承担了多种性质的责任?

公益经济范文篇4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1直接观察法和参与观察法

与这群大学生的第一次接触就是看到她们正在整理捐赠来到书籍，运用直接观察的方法可以直观的看见他们的工作场景。参与观察法是笔者利用同是学生的身份很容易建立信任进入田野，与他们一起进行工作。在参与工作的过程中，熟悉他们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

1.2访谈

对社团负责人黄如婷同学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了解社团更深层次的状况，从她个人的身上看到每个热心公益大学生的成长。同时也看到她们面临很多困难，在困难面前他们心里状况的改变，并且积极的面对。

1.3文献研究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找到社团以及项目的理论基础，在理论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做出阐述，思考改变的方法。

2项目调查

———善客爱心跳蚤市场根据社团负责人提供的相关资料，调查结果整理如下。

2.1项目简介

“爱心跳蚤市场”每学期都举办，是一个“大学生旧书→钱→贫困小学新书”过程，即收集整理在校学生的免费捐赠的不再需要的图书，如教材、教辅、杂志、其他课外书等；然后根据书的价值、新旧程度进行定价，置于人人网进行出售；所获资金全部用于购买小学读物，并亲自送书到贫困小学。

2.2项目具体流程

2.2.1接受书籍的捐赠

学期末以及毕业季会在人人网的公共主页捐书活动的倡议公告，同学会把闲置的教辅考试资料无偿捐给善客，善客每接受一位同学的捐赠会在人人网上发状态的形式公布该同学的姓名级捐赠书籍本数，以这样的方式宣传并倡导同学们传递爱心。接受捐赠的书籍没有任何门槛，不会计较数量、类型和新旧。哪怕只有一本，只要捐赠的同学给善客专门负责的同学打上一个电话，善客们就会上门收书。无论是教材、教辅、杂志还是课外书，只要是书，他们都要。哪怕是写满答案的习题册也不要紧，都可以交给他们。

2.2.2分类整理定价

收到的捐赠书籍会由善客社团专门负责人，进行登记、分类整理。大致会分为教材类、资料类、杂志类和其他。通过最初筛选和分类以后，善客会给每本书在不同分类下登记编号，便于查找出售。根据每本书原定价和新旧程度进行定价。例如，九成新的《大学物理》，定价5元；九成新的《启航考研英语名师讲义》，定价9元；七成新的《读者》杂志，定价1元；九成新的《小说界》，定价3元。

2.2.3出售

每本待售书籍，都会拍照，上传到THANKSCLUB的公共主页相册中，并对每一本书的新旧状况、售卖价格及购买方式作出详细描述。购买方式：第一步，在书籍图片下方人人留言版写下宿舍楼号。第二步：编辑短息内容“编号宿舍号姓名学院”，发送短信到善客负责人的手机号码上。2.2.4购置物资捐往小学利用售书换取的资金，购买一些少儿图书以及文具。文具的种类包括：直尺、水彩笔、油画棒、橡皮擦、画本、铅笔、削笔器、写字本等。这些都是小学生常用的文具，而且图书的购置也全部都是青少年题材。

3发展模式探索

3.1优点

3.1.1财务公开透明

善客社团把所以购书明细制作成纸质表格，然后拍照上传到公共主页网站。用得到的资金购买的捐赠物资会开具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抬头的发票，同样拍照上传。这样透明公开的财务管理办法，使善客社团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同时也在同学们之间树立了很好的口碑，口口相传，影响力不断扩大。

3.1.2捐书购书便捷

无论是捐书还是购书，都有善客社团的负责人上门取书送书。这样的模式是依赖于，每个宿舍楼都有分管的同学，责任明确，负责本楼的取书和送书。既有利于同学便捷的把书捐出和购入，又有利于社团的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率。

3.1.3为同学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旧书与新书相比，以一种独特的价值存在着，上面会有学长学姐的笔记和重点勾画。这一点在考试用书和教材上体现的更为突出，买的旧书的同学会学习考试时获益良多，并且旧书的价格低廉。

3.2困难

3.2.1社团内部组织

成立时间尚短，没有形成固定模式。在每年学期初末忙时，人员不够，社团主力依靠大一学生，但新生课业繁忙晚上有晚自习，没有充足的时间投入到社团的工作中。并且社团中女同学居多，这在每学期工作量非常大的期初期末成员非常辛苦。

3.2.2社团缺乏自我造血能力

社团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旧书的售卖，没有其他来源。没有任何组织机构的捐赠和赞助，这样就使社团的扩大再发展受到了限制。社团没有任何经营成本，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成员活动都是免费义务的，整个处于空盘状态，卖出书的资金有多少捐赠给贫困小学的物资就价值多少，连去小学捐赠的往返路费都是学生自费。在这一角度上，社团是需要自己一定的流动资金的，以支付一些必要的费用。收来的旧书堆放在本楼社团负责人的宿舍内，旧书堆积如山，会造成舍友的不便，情绪不满有可能导致宿舍矛盾。虽然这方便了同学捐书购书，但对社员形成了不少的压力。多个社团和用的办公室没有足够的空间放下大量书籍，只放了一部分，至今在学校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存储旧书，部分书籍仍然堆放在成员宿舍。

4总结

公益经济范文篇5

一、关于经济权利的界定

由于经济法实施机制的选择取决于经济权利救济和保护的必要,研究经济法的实施机制,必须对经济权利进行适当的界定和分析。

在国际社会的法律文件中,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概念。经济权利作为一种有独立内涵的权利被广泛纳入到各种国际法律文件之中,如《非洲人权宣言》、《阿拉伯人权宣言》、《美洲人权宣言》等。1985年联合国还通过专门的宣言将“经济权利”纳入到国际人权之中。但是由于“经济权利”这一概念缺乏严密的逻辑上的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相当模糊。法学家在不同的角度定义它,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①事实上经济权利如同民事权利一样是一个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就会有不同的含义和理解,如同民事权利通过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得到具体化和细化一样,经济权利也需要其属概念将其具体化。

如同民法应民事权利的保护之需而生一样,经济法也是应经济权利的保护而生。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国民经济部门的增多,必然要求国家从总体上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以确保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这种干预和调节是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是为了实现政治统治的需要。②但是政治国家最终需要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实现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而权力天生具有扩张的本性,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有动力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③国家在行使其经济干预权力的时候,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遭受着巨大的被侵害的风险。

二、经济法实施机制的特点

从目前中国的诉讼制度来看,虽然没有专门的经济诉讼法,但现有的诉讼制度以及非诉讼制度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经济法实施机制的一种选择。例如,对于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生产商和销售商,消费者可依据《民法通则》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请求帮助,也可以直接与生产商和销售商进行和解;如果金融监管机构违反金融监管法,被监管者可以直接对监管者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要求对进行的行政处罚召开听证会;对于严重违反经济法规且构成犯罪的行为,还可以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讼的方式,例如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非诉讼的方式,例如和解、调解、仲裁、听证会等都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的一种选择。经济权利救济和保护的方式和手段决定了经济法实施的机制,倘若现有的诉讼资源和制度能够满足经济权利保护的需要,那么经济法就没有必要像民法、刑法、行政法那样建立自己的诉讼机制。

但经济法毕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经济法实施的机制方面有其特殊性。经济法的特殊实施机制是由经济法保护的经济权利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比如,反垄断法保护经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权利就无法通过目前的诉讼机制得到实现。因此,经济法的实施机制既不能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建立全新的独立的诉讼模式,也不能完全依赖现有的诉讼机制以及非诉讼机制。独立的经济诉讼模式虽然顾及了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特性,但忽略了所谓的经济诉讼制度与既有诉讼制度之间的联系和共性,该模式在理论上并无充足依据,在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极大的诉讼成本浪费。而完全依附于既有的诉讼制度的模式则无法适应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对于经济权利保护的特殊要求。

三、关于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初步构想

经济法的实施机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现有的诉讼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经济法应当有相应的实施机制实现其可诉性。但由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大多数纠纷可以通过既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既有的各种诉讼制度或通过既有制度的革新得以解决,因此,经济法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具体实施方式是在有关的经济法规范中,明确规定援用有关诉讼法的规定;或者在有关经济法规中明确规定有关诉讼程序,但对既有的诉讼法规定进行补充或变通以适应经济法诉讼的特殊要求。④现实经济活动中大多数经济权利的保护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救济。

(二)依靠若干特别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由于经济法在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的特殊性,少数纠纷尚无法利用既有的诉讼机制解决,因此,应当依靠一些非诉讼的模式来达到权利保护的目的。例如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既不能适用现有的民事诉讼法也不能适用现有的行政诉讼法。而立法实践中已经对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定了相当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经济法的实施机制应该将这种非诉讼的模式纳入经济法实施机制之中,这种非诉讼的权利救济模式主要适用于反垄断、反倾销等领域中。

(三)建立经济法的公益诉讼机制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活动中,国家为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采取的调控措施很可能对一部分经济主体甚至全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造成危害。

由于宏观调控的力度之大,波及面之广,很可能对经济主体造成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倘不能对于这种损失给与事先的预防,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已经造成损失,依据现有的诉讼制度,也不能使经济主体的权利得到救济。但经济决策的成本是没有理由让一般的经济主体来承担的。例如,政府在一条水源附近批准建立一个化工厂,工厂可能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工厂所在地的居民当然有权就损害提起诉讼,但下游的居民是否有权提起诉讼?依据什么法律提起诉讼?显然,依据现有的诉讼制度,下游的居民的权利是很难得到救济的。经济法必须对这种权利给与救济,应该允许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由经济法社会本位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公益诉讼机制是最能体现经济法诉讼本质的一种制度,是经济法特有的诉讼制度。

四、关于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想

公益经济范文篇6

当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着一些经济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理，但由于当前的诉讼制度存在缺陷，这些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因而经济公益诉讼的建立就变得尤为必要。经济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和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使社会经济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可能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社会经济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保护社会经济秩序，是公益诉讼的一种。经济公益诉讼有以下特征：（1）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益。经济公益诉讼通过诉讼的方式惩戒侵害国家和社会公理的经济违法行为，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是私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个人、公司、企业要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通过普通的诉讼方式起诉即可。如果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经济权益，则需要通过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必须针对具体的经济违法行为提出，任何个人、组织都可以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公益性较为明显。（2）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广。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都对提起诉讼的主体做出了具体的限制，即提起诉讼的主体必须与损害事实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否则则无权提起诉讼。而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即使与侵害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个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也可以提起诉讼，也就是说，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个人或者社会组织，也可以是某些行政机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国家也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任何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损害或者威胁的个人、组织，都能成为经济公益诉讼的被告。（3）具有事前预防的功能。由于被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经济违法行为往往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经济违法行为一旦实施往往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给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经济公益诉讼更重视违法行为实施前的预防。与传统的诉讼方式不同的是，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并不要求实际发生损害结果，如果根据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合理判断出经济违法行为可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二、在我国实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一）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冲突的尖锐化导致经济法的可诉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矛盾的出现带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特征，它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当经济矛盾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一旦爆发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危害是不可逆的。由于经济矛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经济冲突既不能由当事人和解，也不适合通过调解和仲裁的方式解决，只能提起诉讼。经济法的可诉性是指经济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经济法纠纷的是非而使经济法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也就是说，在国家调节领域所发生的法律纠纷，纠纷主体应当有权将之诉求司法解决。可诉性作为法的基本属性，是一种应然性，但传统的三大诉讼理念对创建新型的诉讼机制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要突破传统理念的束缚，解决法律纠纷，承认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的可诉性为司法权的强大并足以和其他国家权力并列存在提供了更大可能。经济公益诉讼的可诉性程度越高，受案范围越广，司法权越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二）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依据。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的推进，建立法治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便是有法可依，然而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还存在漏洞，尤其是在公益诉讼方面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以至于现实生活中许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经济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司法审判。这些经济违法类案件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从性质上来看不同于行政纠纷或者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难以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而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提起公益诉讼，使得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违法行为受到应有的处罚。从我国当前的诉讼情况来看，如果私人利益受到经济违法行为的侵害，受害人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经济违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损害事实不好判断，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对于受损害的权益是否可以提起诉讼？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经济法保护的许多权利义务无法在程序上落实。经济法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终的价值追求，如果得不到诉讼制度的切实保障，经济法则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有必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经济法是一部新兴的部门法，其规定还不完善。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义务做出了许多明确的规定，但是仅有实体法的规定，诉权并没有得到诉讼制度的保障。由于经济法的可诉性存在缺陷，以至于许多经济案件难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因此有必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以弥补现有的缺陷，更好的解决经济冲突。（三）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意义。（1）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诉讼民主，贯彻法治精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实施的灵魂，在于程序。经济法规定了许多实体的经济权利义务，但如果得不到诉讼制度的落实，其规定便会成为一纸空文。当前，部分经济法的规定得不到程序法保障的现象，给市场经济秩序以及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的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则可能给市场经济秩序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2）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近年来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外贸企业等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市场现状的日益复杂，这些跨国公司、外贸企业侵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完善相应的诉讼制度，有效的救济途径，才会对我国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侵害。建立法治社会，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律基础，不仅要建立完善、科学的实体法体系，还要有相应的诉讼程序保证实体权利义务的落实。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利益。（3）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有些经济纠纷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环境受侵害案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否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法律方面的具体落实。

三、我国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近年来，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国在公益诉讼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较少，当前在经济公益诉讼领域的经验还很不足。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止和处罚经济违法行为。其性质和目的决定了经济公益诉讼与民事和行政诉讼有很大的差别。通过考察国外经济公益诉讼等相关规定，建立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传统的诉讼法理论恪守“无直接利害关系便无诉权”的原则，对于经济类案件，主要是保护私人（包括个人或者组织）的经济利益，导致经济公益诉讼的提起十分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诉讼理念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特定的原告身份是区分不同诉讼形式的重要依据，经济公益诉讼的一大特点应该是任何个体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诉讼都应是允许的。这就需要诉讼制度突破传统理论的制约，重新审视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现实生活中许多经济违法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但有时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如果要求提起诉讼的主体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这种侵害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将愈演愈烈。比如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环境受侵害的案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但受害人并不具体，根据当前的诉讼制度，具体的个人难以提起公益诉讼，那么环境污染行为可能更加猖獗。因此，经济公益诉讼的设计必须突破传统诉讼制度的束缚，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设计为三类：第一，个人。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这有助于社会大众同经济违法行为做斗争，广泛的参与到维护社会经济利益的过程中。第二，社会团体。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升，社会团体在特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允许社会团体为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同时节约司法成本。第三，国家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在危害公共利益的诉讼无特定原告或无人起诉时，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作为国家与社会公益的代表提起诉讼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二）设立专门的经济审判组织。由于缺少对经济调节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造成了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手段的弱化，妨害着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对于经济法而言，经济审判及其运作既是经济法适用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经济法功能释放的基本渠道。在新形势下设立独立的经济审判组织作为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一些内容，是中国经济审判符合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需求的正确选择。对于传统诉讼理论下撤销经济审判庭似乎没有带来太多的不便，而在新的诉讼制度下，由民事审判庭来审理经济公益诉讼变得不合理。经济冲突的特殊性、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决定了经济审判庭设立和存在的必要性。不同性质的纠纷决定了不同诉讼法的分立。经济纠纷往往同时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方面的不同性质。如果仍旧依照目前这样审理分离的方式，不仅耗时较长，会给当事人带来不便，还会浪费司法资源。设立独立的经济审判庭能够更好地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冲突，巩固和发展我国法律发展的成果。要充分发挥经济审判庭的职能，就必须科学界定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具体应包括反垄断案、反倾销案、反不正当竞争案、消费者权益案、产品质量案、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案、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与资源保护案以及社会保障案等。（三）制定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根据当前的诉讼制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如果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则难以提起诉讼。因此，必须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使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而这种制度的实施必须有相应的程序法做保障。因此，借鉴美国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公益诉讼的实践经验，我国应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原因在于，经济法同民法、行政法一样都属于实体法，民法、行政法都有相应的程序法，那么与经济法对应的应该是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应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应着重规定经济公益诉讼中的特殊程序。以此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孟霞.和谐社会视野下中国特色经济公益诉讼论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23）.

［2］胡学军.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配置探析［J］.企业经济,2007（9）.

［3］颜运秋.论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其弥补［J］.法学论坛,2000（15）.

［4］郑翔.论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的必要性［J］.财经理论与实际,2001（22）.

公益经济范文篇7

所谓经济公益诉讼，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甚至公民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定、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人提起的诉讼。作为对传统法律理论与传统诉讼法律体系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方式和手段，与传统的普通侵权救济诉讼方式和手段相比，这一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1.经济公益诉讼目的上的公益维护性。在单纯私人利益受损害的情形下，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借助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作为经济公益诉讼标的的经济违法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却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而经济公益诉讼之“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经济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社会经济公益。

2.经济公益诉讼功能上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实际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追究违法行为人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尽量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在经济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诸如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经济公益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有必要在经济公益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通过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社会经济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3.经济公益诉讼具有与经济法的契合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本质与宗旨决定了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应采取公益诉讼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诉讼法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法律关系与经济法责任等都可以验证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将是弥补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制裁经济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彻底解决复杂经济纠纷的有效举措。

二、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障碍及西方国家的启示

经济公益诉讼在国外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则尚属于新生事物。构建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无论在法律理念还是在法律制度方面都面临着一些必须克服的障碍。笔者认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诉权配置问题或与诉权配置相关的问题。我国当前经济公益诉讼亟需解决的问题是诉权虚置，导致经济公益诉讼启动困难。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程序上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但传统的民事诉权理论和诉讼当事人理论认为，能够成为民事诉讼的正当当事人是发动司法诉讼程序的基本前提。诉权就是民事主体在其自身民事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请求法院通过审判予以保护的权利，有利益才有诉权。诉讼当事人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人。民事主体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才能够成为适格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也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是说，有资格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必须是本案实体权利的享有者。然而，经济公益诉讼是在案件没有直接受害人，或者虽然有直接受害人，但其因各种原因不愿起诉或不能起诉的情况下，由法律授权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提起的诉讼。显而易见，法律授权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并非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他们提起诉讼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实体利益。因此，在传统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公民或社会团体作为经济公益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于理不符、于法无据。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就目前的法律环境而言，也无权提起公益诉讼。各地检察机关曾经尝试以原告身份提起了多起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反垄断的案件，虽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缺乏法律明确依据，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法院不再受理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的批复叫停。检察机关当然可以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而参与国有资产流失等案件诉讼，但支持起诉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这就使检察院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的地位相当尴尬。如果公益诉讼的诉权虚置，则检察机关的“支持”也就无从立足了。要使我国经济公益诉讼走上正途，首先必须找到解决公益诉讼诉权配置问题也即公益诉讼的启动权问题的钥匙。

从西方各国法制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公益诉讼都是实践与经验先行的一个领域，是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国家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大致均经历了从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美国在大量的司法判例积累之基础上，发展出“私方检察官”理论，进而在若干经济法律、法规中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以立法方式明确赋予私人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起诉的权利。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均规定对反托拉斯法禁止的行为，除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可提起衡平诉讼。但在公益诉讼方面，最有美国特色的是公民诉讼和相关人诉讼的制度。公民诉讼是指任何人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政府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而相关人诉讼，是指有相关身份的公民可以特定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在原告诉讼资格上，美国法律作了很大的扩张，并没有严格要求原告与该诉讼有所谓的“直接利害关系”。但美国这种过于鼓励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诉权滥用的弊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检察机关依据法律有权代表国家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但在其实践中又产生了一种以社会团体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团体诉讼形式。所谓团体诉讼就是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法律主体提起诉讼的权利“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由该社会团体提起符合其章程与宗旨的诉讼，但其有利判决的效力惠及于其团体成员。这些国家往往通过一些特别法而不是民事诉讼法来赋予具备一定要件的团体如消费者团体、商业或手工业团体公益诉讼的起诉实施权。如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制度。西方国家经济公益诉讼从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及诉权配置的多元化做法可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三、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配置构想

1.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我国目前的公益诉讼实践中，普通公民提起的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有检察院提起或参与的公益诉讼则几乎都获得了胜诉，这就显示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上的某种有效性。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权，可以视为其法律监督权内涵的拓展，并不违反法理。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我国的国情及检察机关的性质，更是要求检察机关把维护国家、公共利益作为首要职责予以履行。因此，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检察机关有责任和义务代表国家利益进行起诉。而且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益作为诉讼主体，与公民起诉相比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公益诉讼的特点就是涉及国家或公共利益，而对公民个人的具体利益影响一般都不会太大，个人缺少提起公益诉讼的激励；其次，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大，诉讼费用高，个人往往无力负担，或者不愿负担；最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被告往往是大公司、大集团，公民个人的法律专业水平无法与之抗衡，原、被告双方在实体地位、司法资源及诉讼手段上差距较大。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差距，公益诉讼需要一个专业的诉讼集团来担负起诉职责，而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来看，检察机关最为适宜。由于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由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可以解决诉讼主体不确定或缺位情况下国家利益与社会公益遭受损失却得不到救济的尴尬处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直接产生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地位比较超脱，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能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其实，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的诉权在我国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我国检察机关创建之初，法律规定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案件其有权提起诉讼。我国入世后，WTO规则关于法的透明度、统一公正的法律实施、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等三项普遍性原则，也将迫使我国的检察制度同国际检察制度接轨。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如前如述，正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

但从经济公益诉讼制度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检察院不宜作为公益诉讼的唯一提起主体。因为检察机关毕竟是法律监督机关，实行法律监督才是其最主要的职责。而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是个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任务，如果全部由检察机关来承担，难免让检察机关不堪重负，而使公益诉讼效率下降。近期国家治理转型也要求“全能国家”向“后全能国家”转变，公益毕竟不等于国家利益，因此将来法律应该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反垄断等案件，以充分利用司法资源。

2.关于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我国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应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团体诉讼制度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主要形式，诉讼信托理论则为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根据诉讼信托理论，当民众把某些公共利益信托给某一特定主体时，该主体就代表了民众的公共利益，同时被信托了代表民众起诉的权利。具体来说，诉讼信托制度是建立在“专门维护公众利益的团体”和“这一团体有其自身的法益”两个概念基础上。如行业协会具有维护其成员利益的职责和要求，而其自身又具有较为独立的法益，在诉讼法层面应为一种适格的当事人形式。而且由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无疑是代表民众提起诉讼的最佳途径，这是仅靠国家机关代表提起诉讼所难以取代的。而其中行业协会作为维护某一特定行业利益的自治性社会团体，具有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天然优势。一方面，行业协会是特定行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在法理上它具有代表民众提起诉讼的正当性，能够充分汇集广大民众的意愿，表达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具有组织性、协调性、自律性，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行为更为审慎和理性；同时，行业协会较之普通公民掌控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影响力更大，受到的来自对方或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更小，使得经济公益诉讼中原告的弱势地位得以改观，从而增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行业协会作为原告提起经济公益诉讼是公民通过社团组织集中行使权利，增加自身影响力的途径，可以最有效地制约经济违法行为，维护自身权益，更有利于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价值的实现。

但是，我们对一种制度进行移植借鉴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其本土的适应性。在我国，像国外那样的一些消费者团体、行业协会等并不发达。例如我国当前的消费者团体主要是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但是消费者协会并不是消费者自己成立的自律性的社会团体，它既没有对企业的处罚权，也不能通过章程吸收、约束、指导和帮助会员，处境比较尴尬。我国能够真正代表消费者的自律性的消费者组织并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团体力量普遍微弱的情况下，公益诉讼对其而言，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公益诉讼中，团体担负的任务是比较有限的，而长远来看，可考虑在时机成熟时通过特别法赋予某些社会团体以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三)关于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目前，普通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往往未及进入法庭就被当事人适格问题挡在了立案之外。因为法院一般认为，公益诉讼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不是私人的利益而讼，原告与该请求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当然就不能够获得立案。极少数普通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并获胜诉就是因为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就是该类法律关系中实际的受害者之一。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和传统的实体当事人诉讼理论相关联的。因为按照传统的当事人理论，法律只能给适格的诉讼当事人以救济，其出发点是救济，是与权利相关联的，无权利则无救济。这种诉讼当事人理论只适用于保护私权及个体利益的救济的民法，而不适用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经济法。要使现行《民事诉讼法》能起到保护公益的目的，就必须对当事人适格作出扩张。在这方面，美国的“相关人理论”可资借鉴，如将“相关”理解为处在这种潜在的损害危险之下就可大大扩张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并可考虑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直接”二字删除。另外，要使普通公民能真正担负起经济公益维护的重任，还必须对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作重大修改，如可考虑吸收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合理内核，赋予普通公民自愿代表全体利益受损的公民提起诉讼的资格，从而达到以公益诉讼制度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的最大功能。

但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普通公民的法制观念与“公民诉讼”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近年我国确实出现了一些公益诉讼的“弄潮儿”，如自费发起第一起环保类公益诉讼的浙江农民陈法庆；七次状告垄断业的山西“刁民”郝劲松；以一人之力憾动“全国牙防组”的李刚等，其榜样示范作用不容低估，但不可否认“厌讼”仍是我国主流诉讼观。私人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提起诉讼的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一机制将最大发挥对经济违法行为的“全民皆兵”的威慑功能，宜作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长远的发展方向。但在现阶段，基于诉讼经济和有效的考虑，在经济公益诉讼诉权配置上笔者主张以检察机关为经济公益诉讼的主导，以相关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为补充，而不赞同将公益诉讼权赋予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普通公民对于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可向检察机关检举、告发，检察机关再据此决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公益诉讼。

参考文献：

[1][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公益经济范文篇8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农村在向全面小康的迈进中，农村公益事业已越来越不适应要求，滞后严重的地区已影响到农村的文明进步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宁。笔者认为，只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步缩小，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会顺利实现。对此，要把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作为反哺和支持的重点内容之一来抓；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会事业经费保障机制，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相对集中捆绑使用各个渠道的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规范和完善“一事一议”筹资制度。关键词：新农村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适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科学发展观在“三农”问题上的具体实践形式，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延续和提升。农业税免除后，农民负担明显减少，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农村在向全国小康的迈进中，原有滞后的农村公益事业已越来越不适应要求，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至影响到农村的文明进步乃至整个社会和谐与安宁。而且原有的公益事业兴办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致使一些地方公益事业发展滞后，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步缩小，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会顺利实现。搞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发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国家资金扶持非常有限，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脆弱，农民户集资相当困难，大多数农村在创办公益事业上遇到了极度困乏的问题。如何破解这一瓶颈，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步伐呢？本文就此问题从乡镇的方面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一、影响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成因1、政策缺陷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税收和财政体制实行偏向城市和歧视“三农”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在我国城市公益事业的建设全部是由财政拨款进行的，国家每年把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各级财政计划用于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不仅数量少，而且资金在流向农村的过程中经过层层截留和克扣，到农村已经很少了，真正落到实处的是少之又少，农村村级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就基本落在农民头上，用一句不负责任的“谁投资谁收益”的空头支票打发了。特别是在城市绿化与农村绿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国家政策的严重缺陷。城市的绿化建设完全由国家或地方财政投资，而收益人没有投资。农村却要谁投资谁收益来发展，这就是农民与市民的由于政府的政策缺陷造成的公民等级差异性，致使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滞后。2、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投入不足的影响。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投入往往是通过项目进入农村地区，项目决策权掌握在上级手中。在财政资金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上级更关注那些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资金投向，而往往忽视农村地区的公益事业。致使农村公益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加上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到村一级数额有限，无法顾及所有乡村的所有公益事业项目。3、村民自身公益意识淡薄和经济承受力有限的影响。虽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的腰包鼓了一些，但总的来讲，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比较慢，增幅也不大，其年均纯收入仍然远低于城镇居民。因而，经济承受力较低。而且，农村内部的公益事业，一般是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一事一议”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公益意识淡薄和经济承受力有限，普遍存在着“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问题。4、现行的农村多渠道投资机制实施过程中难以配套的影响。由于现行的国家投资、地方配套、农民集资相结合的农村公益事业多渠道投资机制存在着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不是地方财政紧缺，配套跟不上而上不了马，就是按照现行的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规定（受上限控制），不足以筹够集资的部分而耽搁，影响了农村公益事业的正常发展。5、村级债务沉重，影响了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前些年，一些地方由于盲目发展乡镇企业，超前超能力地集资贷款修路、建校形成了巨大的村组债务，一方面使集体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由于财务管理混乱，一些农民认为村干部在工程建设中捞取了私利，因而干群关系紧张，工作难开展，严重影响了农村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6、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出现了无管理机构组织协调的“真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撤并各种事业单位（“七所八站”）后，虽然这些单位的一些职能被设计并转到了乡镇和县（区）直其他单位，但人手、经费都不足，这些职能实际已严重弱化。在目前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这就必然导致一些乡村特别是贫困乡村难以兴办公益事业。内容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农村在向全面小康的迈进中，农村公益事业已越来越不适应要求，滞后严重的地区已影响到农村的文明进步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宁。笔者认为，只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步缩小，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会顺利实现。对此，要把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作为反哺和支持的重点内容之一来抓；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会事业经费保障机制，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相对集中捆绑使用各个渠道的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规范和完善“一事一议”筹资制度。关键词：新农村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适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科学发展观在“三农”问题上的具体实践形式，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延续和提升。农业税免除后，农民负担明显减少，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农村在向全国小康的迈进中，原有滞后的农村公益事业已越来越不适应要求，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至影响到农村的文明进步乃至整个社会和谐与安宁。而且原有的公益事业兴办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致使一些地方公益事业发展滞后，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步缩小，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会顺利实现。搞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发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国家资金扶持非常有限，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脆弱，农民户集资相当困难，大多数农村在创办公益事业上遇到了极度困乏的问题。如何破解这一瓶颈，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步伐呢？本文就此问题从乡镇的方面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一、影响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成因1、政策缺陷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税收和财政体制实行偏向城市和歧视“三农”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在我国城市公益事业的建设全部是由财政拨款进行的，国家每年把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各级财政计划用于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不仅数量少，而且资金在流向农村的过程中经过层层截留和克扣，到农村已经很少了，真正落到实处的是少之又少，农村村级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就基本落在农民头上，用一句不负责任的“谁投资谁收益”的空头支票打发了。特别是在城市绿化与农村绿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国家政策的严重缺陷。城市的绿化建设完全由国家或地方财政投资，而收益人没有投资。农村却要谁投资谁收益来发展，这就是农民与市民的由于政府的政策缺陷造成的公民等级差异性，致使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滞后。2、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投入不足的影响。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投入往往是通过项目进入农村地区，项目决策权掌握在上级手中。在财政资金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上级更关注那些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资金投向，而往往忽视农村地区的公益事业。致使农村公益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加上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到村一级数额有限，无法顾及所有乡村的所有公益事业项目。3、村民自身公益意识淡薄和经济承受力有限的影响。虽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的腰包鼓了一些，但总的来讲，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比较慢，增幅也不大，其年均纯收入仍然远低于城镇居民。因而，经济承受力较低。而且，农村内部的公益事业，一般是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一事一议”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公益意识淡薄和经济承受力有限，普遍存在着“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问题。4、现行的农村多渠道投资机制实施过程中难以配套的影响。由于现行的国家投资、地方配套、农民集资相结合的农村公益事业多渠道投资机制存在着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不是地方财政紧缺，配套跟不上而上不了马，就是按照现行的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规定（受上限控制），不足以筹够集资的部分而耽搁，影响了农村公益事业的正常发展。5、村级债务沉重，影响了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前些年，一些地方由于盲目发展乡镇企业，超前超能力地集资贷款修路、建校形成了巨大的村组债务，一方面使集体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由于财务管理混乱，一些农民认为村干部在工程建设中捞取了私利，因而干群关系紧张，工作难开展，严重影响了农村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6、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出现了无管理机构组织协调的“真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撤并各种事业单位（“七所八站”）后，虽然这些单位的一些职能被设计并转到了乡镇和县（区）直其他单位，但人手、经费都不足，这些职能实际已严重弱化。在目前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这就必然导致一些乡村特别是贫困乡村难以兴办公益事业。

公益经济范文篇9

在对于公益信托的理解中，公益信托的投资来源于信托资产及其收益，由于公益的受益人是无对价的享受公益，因此公益信托的实施不会有任何商业收益，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不仅不能享受任何回报，甚至还要以捐献财产的方式才能参与公益信托。这种高尚的形式，由于对委托人要求过高，因此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在当下中国难以得到发展；而私益信托由于其准入门槛过高，导致一些需要资金扶持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也难以得到发展。论文百事通在资金投向的项目的划分上，除了完全的商业性质的项目与公益项目之外，仍有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的商业项目，例如经济适用房建设，虽然购房人仍要付出相应的对价，但这些项目的建设者没有商业诉求，项目用途主要在于解决特定群体的困难，其公益性质不言而喻，但由于其融资规模较大，现行的信托制度设计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因此在公益信托和商业信托之外，有必要创设一种新的信托模式，准公益信托。该信托设计适用于像经济适用房这样的商业模式运作的社会公益项目。

下面我们以经济适用房为例来阐述准公益信托的信托模式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关于公益信托的理解

公益信托，也可称慈善信托，是指出于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此种类型的信托在社会生活中通常表现为：委托人提供一定数额的财产作为信托财产，由受托人管理该项财产，并按照有关信托行为的规定，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运用于举办某一项或某些公益事业。

按照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应为了以下的公共利益：（1）救济贫困；（2）救助灾民；（3）扶助残疾人；（4）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5）发展医疗卫生事业；（6）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7）发展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从上述关于公益信托的法律规定看，公益与私益最根本的区别是受益人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是以特定的某一人或某些人为资助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或该社会一定范围内的所有需要该项资助的人为资助对象。这在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获得资助的条件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应当理解为，为使社会公众或者不特定的群体或者同一性质的大范围群体受益的应当认定为公益，因为其获益的对象并未被特定化，带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相反的，如果某一获益行为，设定的获益对象是指特定的一人或几人，或者是带有局限性的群体，那么就应当认定为私益，因为其获益的对象已被特定化，在确定的范围之外他人不可享受此种利益。

从信托上来看，如某一信托，它旨在救助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所有无助的人，则属于公益信托；它仅以特定的某几个人为资助对象的话，就属于私益信托。从公益信托实质方面讲，该信托应该有明显社会利益。从形式层面看，受益人应该不特定。只有受益人不特定，谁都有可能从中受益，才可认为信托具有公共利益实质，从而成立公益信托。而私益信托是要求指定特定的受益人，可以是投资者，也可以是投资者指定的个体，受益具有确定性。

二、从当前公益信托法律规定的缺陷重新认识公益信托的概念

当前公益信托在实践中的表现主要为两点：（1）委托人的非营利性，实践中表现为委托人的捐赠方式；（2）信托财产或者收益直接投资于公益项目（信托财产进行其他投资进行增值不在此讨论之列）。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法律对于公益信托的规定存在的两个问题：完全的非盈利性甚至是捐献使得许多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望而却步。作为资本，追逐高回报是其本性使然，而在中国老百姓还不普遍富裕的情况下，要求其参与公益事业不求回报甚至完全捐赠，很不现实，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何出力的大有人在？说明大家公益之心是切实存在的，因此广大市民能够参与低回报的信托项目，就体现了其公益之心，集腋成裘，此类的公益项目中，虽然个人投资额度小，但是由于可以参与的人数可观，其规模不可小觑。

其次公益事业是列举性的，那么在对公益没有定义的情况下，如何理解项目的公益性，例如政府的经济保障房建设是不是公益项目？在传统的理解上，我们认为公益信托应该投资于公益事业本身，而如果经济保障房项目的信托资金是投资于开发商而非直接的公益项目本身，那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公益信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于公益事业进行广义的理解，只要社会上的不特定的困难群体从这个信托计划的实施中得到了利益，并且实施者没有从中得到利益，均应该认为是公益事业。就经济保障房信托项目而言，经济适用房项目由住建房公司承建，住建房公司在承建人的基础上只获得微薄的利润，这也是准公益信托的关键性质之一，它不是单纯以获利为目的。此次信托的主要受益人为社会广大的购房困难弱势群体，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有住房。民法理念“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住房是一个人生存的最起码要素，然而纵观现今全国房市，房价居高不下，普通个体只有望房兴叹，或者花一辈子的时间背上房债，成为不折不扣的“房奴”。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试图稳定房地产市场，从宏观来看，这是一种政府公益的行为。所以可以这样理解，经济适用房是以满足社会人群对住房的需求的公益事业行为。公益的广义理解，可以扩大公益信托的范围，让那些政府想做而无力做的有利于广大困难群体的事项获得社会上大批小额闲散资金的支持。

从当前公益信托的缺陷看，我们应当将低于一般市场资本回报率、资金使用人不从中盈利、有利于社会弱势全体的信托计划纳入公益信托的组成部分，从而为公益信托扫除障碍，让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让更多关爱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

从委托人是否盈利看，我们可以将准公益信托称为营利性公益信托；而传统的公益信托则为非营利性公益信托。这样我们认为公益信托应该有两个部分组成，即典型的公益信托和准公益信托。

三、准公益信托的运作模式

对于准公益信托应该尽快立法，使之运行具有法律支撑。我们认为准公益信托的基本运作模式应当如下：

公益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模式；经济法的不可诉性；经济公益诉讼

王英诉富春酒厂一则案例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轰动。王英的丈夫因饮用富春酒厂的白酒而死亡，她因此而起诉该酒厂。其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第二，要求被告在其生产的白酒标签上加注警示内容，以提醒其他的饮酒者。[1]然而，让我们觉得痛心的是，王英作为适格原告能在诉讼中表达她的第二个公益诉讼请求却是以她的丈夫的死亡作为代价的。如果在悲剧发生之前，王英或者其他公民认识到酒厂未尽到警示义务而有可能危害到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而有权以个人身份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也许她丈夫的悲剧就不会发生。无须再去引用大量的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案例，单纯这一案件就已经是对传统法律“义务本位”[2]和现行诉讼法律中的“无直接利害关系即无诉权”，“不告不理”原则无言而最有力的抨击。由此，我们必须要反思，一般的诉讼制度（包括国家公诉，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和传统的诉讼理论是否能完全充当现代社会各种经济利益纠纷的有效救济方式？答案是否定的。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侵犯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违法行为日趋增多，现行法律针对这一情况已经捉襟见肘，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

一、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定义及其特怔

何谓经济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社会经济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或者有侵害之虞时（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公益侵害，公平竞争秩序遭到破坏进而损害消费者公益等），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经济公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3]其特征是：

（一）其根本目的与传统诉讼制度有异

经济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由国家机关或者组织或者个人代表国家起诉，制裁经济违法行为人；其直接目的是发挥个人作用保护公共利益。

（二）经济公益诉讼是指被诉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

经济公益诉讼只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且在没有直接受害人或虽然有直接受害人，但因其不愿或不能起诉，法律授予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向法院起诉，即只要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对国家或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者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代表国家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

（三）经济公益诉讼具有显著的预防性[4]

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即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它成立的前提可以是只有违法行为。只要社会组织和个人有违法行为，[5]不论其是否已给国家，组织和个人带来损失，都可以被起诉并经审理做出判决。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经济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其明显且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诸如环境，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经济公益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经济公益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社会经济公益遭受无法迷补的损失或危害。

（四）经济公益诉讼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性

传统的私权理论确立了私权至上的理念，但绝对的自由必将导致权利的滥用。[6]鉴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对矛盾的长久对立，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对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这两项原则进行协调与平衡。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提起诉讼，特别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以公权介入私权，无疑具有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同时由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将受到较多的限制。例如：公益诉讼的原告如果要撤诉，除因证据不足，被告承认错误并接受惩罚外，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明显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一般不允许撤诉。这些都是国家干预的表现。

二、西方国家公益诉讼的实践以及我国的现状

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罗马法中最早将诉讼分为公益诉讼及私益诉讼两种。现代法律，无论是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早已融入罗马法的精髓。美国是最早重拾古罗马公益诉讼法律传统的国家。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已经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他们成功的实践为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借鉴的典范。目前，世界上的公益诉讼分为两种模式：[7]

（一）英美法系模式

在英国，由于英国人非常相信权利与司法救济相依随，无救济即无权利，对任何已经或将要不可避免的受到损害的权利进行救济，乃是法治应有之义，英美法系特别注重对损害权利的救济，至于法律把启动救济程序的权利授予何人，并不是至关紧要的问题。[8]但与英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同，美国的公益诉讼有自己的特点，法官们总结出了一种叫做“私人检察总长”[9]的理论，有学者称之为“主张他人利益的起诉资格”。只要检察长能够提起诉讼，他就可以发动司法救济程序，如果他不能，则由检察总长为之，不但如此，代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阶层的各种社会团体也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美国的《克莱顿法》第15条规定，对违反反托拉斯法造成的威胁性损失或损害，任何人，商号，公司，联合会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和获得禁止性救济。[10]环境法中规定了公民诉讼，任何公民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者未履行义务的政府机关提起诉讼，要求按照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排放，赔偿污染造成的损失或者履行法定义务。[11]从美国的规定看，在美国只要有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将要受到侵害，政府，社会团体，利害关系人等，都可以提起诉讼或者参与诉讼。

（二）大陆法系模式

大陆法系国家以明确的方式规定了侵犯公益的救济方法。法国的公益保护有两种情况：[12]一是集体利益受到侵害时，所有的团体如工会，社会团体都可以提起诉讼；二是其他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由一定的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法国的公益诉讼着眼于公共利益，是对事不对人的客观诉讼。德国更强调对公益的保护，《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专门规定了公益代表人制度。日本根据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性质规定了多种诉讼救济方式，包括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四种。[13]

(三)我国现状

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里，并没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如果说有的话，也仅仅是《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监督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抗诉。这样尽管可以扩充检察员的民事，行政诉讼检查权，让其可以参加涉及公益的诉讼，甚至可以上诉，但还是不敷使用。因此，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的依据

（一）体制转轨的真空地带和薄弱地带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完善，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希望，原来被捆绑的手脚自由了，原来不敢涉足的领域有了自由裁量权，其动因就是来自市场化伴生的利益刺激。与此同时国有体制的改革一方面使政企界限逐步明朗化，权责逐渐分明，也使国有企业开始扭亏为盈，国企的转型也逐渐落实，另一方面，有的经济组织及其主管部门在转制重组过程中利用转轨中存在的混乱与薄弱为了局部的和私人的利益让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很多关系没有理顺，政策和法律还存在漏洞。在程序公正还缺乏保障的情况下，面对长官的意志，面对私欲的膨胀，公共利益难免受到损害，而且有的损害还是触目惊心的。

（二）经济程序法的迫切要求

关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马克思曾有精辟而形象的描述，他指出，“审判程序和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动物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14]由此可见，程序法和实体法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经济法在中国从发端到现在被众多的学者公认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不过二十年，也正是因为经济法成立时间之短，尽管独立法律学科的地位得到认可，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实体法的可诉性缺陷。在实践和理论中，经济诉讼依赖于民事诉讼而存在，造成了经济法可诉性规范虚位，这就要变革现行的诉讼机制或创设新的诉讼形式。作为刚刚兴起的还未成熟的经济法，它仅赋予其主体大量的经济权利，却未提供正当的有效的途径和立法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施，没有给予受害人合理的适当的法律救济，并且限制了经济法律主体诉权的充分行使，使经济权利易得更易失，也使权利的行使成为一句空话。

（三）社会经济公益受到侵害而救济不足

基于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失灵，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的经济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我国长期实行社会经济运行的国家行政管理这一单轨运行机制，忽视了其他社会力量（主要指公共团体，社会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公民个人）的作用，使得对社会经济公益的侵害得不到有效遏制，经济违法行为无孔不入，只靠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监督，无疑是杯水车薪，挂一漏万，而且经济执法机关有法不依，变相执法屡见不鲜，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根深蒂固，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监督的公正性，使许多的经济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突破“国家----行政权利----社会公益；公民----司法救济-----私人利益”这一旧有权利架构，[15]授权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经济公益损害提起诉讼已成为现实的需要。

（四）我国现行经济法诉讼机制在经济公益救济上存在缺陷

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之一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由个别受害人单独提起诉讼，其困境主要体现在分散受害者重复诉讼，耗时费力并可能引起法院裁判的矛盾而且起诉者处于弱势地位，纷争当事人在力量对比上缺乏对等性从而削弱权利人起诉的原动力。其二，由受害方以群体形式提起共同诉讼，问题在于代表人诉讼要求当事人一方有共同的诉讼标的或诉讼标的的种类相同且原告方当事人诉讼请求能够协商一致，否则必然导致诉讼效果的削弱，成本的高昂，程序的烦琐及周期的延长，而且代表人诉讼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16]《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被告资格和争议标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三重限定决定了行政诉讼程序对经济法中涉及公益纠纷直接适用的排除，而且行政诉讼以行政处理为前提，其争执的焦点已不是经济利益关系而是以行政管理关系为中心的行政纠纷，也难以保证对受害主体权利补偿的兼顾和对违法行为处理的彻底性。刑事诉讼程序使用于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经济法领域中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显然不能适用该程序，其适用范围相对而言也是受限制的。

四、如何建立完善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一）尽早实现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从判例到立法的跨越

美国在大量的司法判例积累之基础上，发展出“私方司法长官”的理论，进而在若干经济法律法规中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以立法方式明示确定私人力量为维护经济公益而向法院起诉的程序性权利。这种由判例上升为立法的路径应为我国所借鉴，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法院审判时仍可作为法律依据适用，其公布的典型案例对各级法院也有很强的示范效力，并对全社会发挥着指向功能，由此可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与美国的司法判例功能及其相似，为了避免立法的跳跃式引进所带来的振荡，我国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在典型案例中确立一定的规则，在积累相当经验的基础上，再通过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原告资格，待时机成熟时，再在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中确立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二）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积极拓宽原告资格

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建立在与生俱来的偏见上，对个人和集体享受的经济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却忽略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关闭了对社会经济权利的救济之门，在与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中规定的“无直接关系即无诉权”的原则，现已明显不能顺应当今的社会及经济活动的发展脚步，对当事人基于信托关系，职务上的地位以及诉讼上的参与权等提起诉讼时的当事人适格问题也已无能为力，正如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在他的著作中这么写道：“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单单一个行动就致使许多人或许得到利益或许蒙受不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其结果使得传统的把一个诉讼案仅放在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考虑的框架越发显得不甚完备。”[17]对此英国法官早已认识到“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便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否则没有人能反对这种不法行为”。[18]因此，在经济公益诉讼之场合，“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构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这就要求放宽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让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司法力量使维护社会经济公共权利的渠道愈加畅通无阻。为解决此问题，我国许多学者提出借鉴国外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分类方法，将经济公益诉讼界定为三类：[19]一是经济公益受害人之诉，在这类诉讼中，原告是侵害的直接受害人，这一侵害行为又同时损害或者威胁到社会经济公益，这时法律允许受害人提起含有保护私益和公益两方面内容的经济公益诉讼。二是经济公益民众之诉，它是指申诉人与社会经济公益受害无直接利害关系，按传统诉讼法理论会导致“经济公益受害无从救济与民众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故法律授权这些个人或组织代表公众提起民众之诉。三是机关之诉，指负有维护经济公益职责的有关国家机关有权就造成经济公益侵害的行为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在此，检查机关是最合适的，它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是最佳的公共利益代表人，而行政机关具有积极执法功能，司法机关具有消极司法功能，二者均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鉴于检察机关追究违法行为的强大优势，应发挥主导作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在维护社会公益上能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脱离国家保护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应发挥补充作用。

（三）建立经济责任制度，赋予法院针对经济违法行为的特别处罚权，增强法院的公益维护能力

鉴于经济违法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不仅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正当利益，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它的危害范围，影响时间，损害程度都是民事违法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无力能及的，所以，对经济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应比一般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更为严格。笔者认为，经济责任既可通过对现有的法律责任形式加重适用来确立，如采用两罚乃至多罚制度以及惩罚性制度等，又可以通过采用严格责任制度乃至无过错责任制度来确立。总之，在经济公益诉讼案件中，需要救济的损害以及需要制裁的违法行为的性质同经济法一样，很大程度上都与一般的民事，行政案件上存在差异，因而建立新的经济责任制度是顺应我国法律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四）应当建立经济公益审判庭，限定其专门的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可以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事由范围应有所限制，不能是涉及公益的事项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因为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失灵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执法阶段依法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来解决，从而更侧重于积极的执法来实现经济法的目标。行政机关经济执法主动性，权威性，专业性和快捷性的优势是其他途径无法比拟的，法院并无力承担对各类经济违法行为的查处义务。所以法院主要作为纠纷解决机制机关可以对此有所作为，但所为有限，更不能取代政府的职能，据此，笔者认为经济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包括以下几类：[20]

1．侵犯国有资产的案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已进入攻坚阶段，国有资产流失已成为突出的问题。随着公益诉讼理念在经济法学界的兴起，有学者认为对国有资产案件流失应导入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而且在实务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也已成为成功的实践。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国家机关依人民授权而管理国有资产，若其懈怠或滥用职权，人民有权直接动用司法手段进行干预。“如果说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那么任何人都难以否认，这种诉讼活动从本质上说，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为国有资产被破坏，侵犯，最终要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2．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妨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秩序的案件

那些具有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规制职能的行政机关成为经济法最主要的执法主体，因而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纠纷并不是在司法机关解决的。建立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就要把这类纠纷纳入其中，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对违法主体追究法律责任。

3．垄断案件及不正当竞争案件

作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是却没有赋予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行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的行政垄断行为，由实施该行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可见，我国目前对反垄断法的实施保障只局限于行政手段的保障。以上规定忽视了包括社会团体，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机构和公民个人的作用，排斥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因此，将此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畴，对遏制愈演愈烈的垄断问题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都有积极作用。

4．消费侵权案件和产品质量案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规定了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凡是损害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但由于没有相关程序性的规定，所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采取司法救济手段，只能向消协投诉或有关职能部门检举，控告。因此，赋予组织和个人对消费侵权纠纷提起公益诉讼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笔者认为区别对待。能够以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争议来处理的。则应属于民事诉讼；涉及潜在的消费者群体，超出一般合同争议范围的，应依社会经济诉讼来处理。

5．环境与资源案件

长久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成为增长的代价，环境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企业为了短期经济利益在投资，生产过程中漠视环境保护。而当地政府为本地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有纵容包庇的行为。在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制约。既然污染和公害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人，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能只是依靠各级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让公民积极参与到环境公害的治理中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五）应当在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中明确规定其诉讼费用的承担，并且对积极参与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给予适当的奖励

同一般的个人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这类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益，而非获取利益，但是提起这种诉讼会给原告带来诸多的费用，如确定被告的费用，诉讼费用及不菲的律师费。如果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费用由原告预交，再由败诉方负担。起诉人虽不以谋利为目的，但如此沉重的费用负担必将使人们裹足不前，如果其诉讼过程中所承担的费用得不到有效的补偿，必将不利于这种诉讼的广泛适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吸取外国的做法，适当的减轻民众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费用，通过立法在公益诉讼费用的承担问题上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如规定其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只有在原告败诉的情况下才由原告交纳相对低廉的费用。此外，因为公民或者社会团体作为原告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必然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与精力，并且他们所争取的利益又并非个人利益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他们的起诉行为是无义务的，完全出于对正义和和谐社会生活的追求，为了“鼓励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积极性，法律应当规定在原告胜诉后给予适当的奖励。

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公益诉讼以其重要社会功能而显示出自身旺盛的生命力，弥补了我国传统三大诉讼在排解经济冲突和处理经济违法行为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是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有益补充。

当然，除以上几点以外，还需要对经济公益诉讼的提起做相应的限制，以防止权利的滥用，如行政程序先行的制度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立法还须作进一步的安排。

参考文献：

[1]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83.

[2]李广辉，孙永军.公益诉讼法理与传统民事诉讼法律的冲突及衡平[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5）.

[3]顾培东.经济诉讼理论与实践[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56.

[4]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99-115.

[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91-295.

[6]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196.

[7]梁慧星.合同法的成功与不足（下）[J].中外法学，2000,（1）：99-100.

[8]齐树清.英国民事司法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03.

[9]李艳芳.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关于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性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10]JosephSax.The“PublicTrustDoctrine”inNaturalResourcesLaw:EffectiveJudicialIntervention[J].MichiganLawReview,1970:471.

[11]GerryBates.EnvironmentalLawinAmerica[M].NewYork:Butterworths,1992:373.

[12]王明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234.

[13]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2-73.

[14]陈远华.经济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法学，2004，（4）：28.

[15]颜运秋.论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其弥补[J].当代法学，2000，（1）：68.

[16]陈少珍.公益诉讼的本土化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学报，2005,(11).

[17]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56.

[18]维拉?兰格.大陆法及英美法制度中的公共利益问题：检察官的作用[J].莱夫，译.法学译丛，198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