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商业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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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大都产生于古代社会，其形成发展的生态环境也已经与现代城市社会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对于现代城市社会与城市文化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从历史渊源方面来看，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源头与根脉。建立在现代城市基础上的现代城市文化，代表了人类日趋走向科学文明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与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的方向。但是，现代城市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必须建立在具有丰厚积累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如果失去了长期积累的传统文化根基，现代城市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首先在于使一定的文化群体自己具有认同感和历史感，这是产生文化凝聚力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据。因此，当一个城市迈出现代化步伐的时候，必须极为尊重自己的文化传承，精心地呵护、保养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才能使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真正体现出一个“人性城市”的鲜明特点。

从开拓创新方面来看，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一个城市藉以增强经济实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与“原材料”。城市的现代化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这种经济实力的形成不仅需要依靠一些像农业、工业、商业等等的传统产业，而且还需要依靠各种具有新型时代特点的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在这方面，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大都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是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价值却并没有完全局限在“传统”的范围内。它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具有现代文化产业理念的开发与创新以后，完全可以转换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来增强现代城市的经济实力，促进现代城市文化事业的发展。

上海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大型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蕴藏量极为丰富，它们主要表现在各种以民间口头文学艺术形态呈现的故事、传说、歌谣、曲艺、戏曲，各种以民间生产技艺与工艺美术形态呈现的雕刻、剪纸、绘画、塑艺、扎艺，以及各种以民间社会礼俗形态呈现的节庆、庙会、婚丧仪式等方面。自2004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政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号召下，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抢救工作，挖掘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与深厚文化内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目前已有50多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0多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大量的资源蕴藏，为当今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保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当今上海文化产业的开拓与创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综观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总体情况，主要呈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上海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上海西部的青浦地区，早在公元5－6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上海的老县城建立至今，也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这种悠久的区域发展历史，致使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十分深厚，它们大致可分为明清以前――明清――近代三个阶段。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有一部分早在明清以前就已形成，例如龙华庙会、乌泥泾棉纺技艺、青浦田山歌等。上海的龙华庙会大致形成于宋代以前。据史料记载，在唐代垂拱三年时龙华寺就具有一定的规模。到了元代，江南一带成为避乱的好去处之一，龙华寺的香火日盛，僧徒日众，庙会也逐渐兴盛。从明代开始，龙华寺成为江南地区的名山道场，位列台宗十刹之一，龙华庙会活动更是极为兴盛起来。明清两代，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最多的年代，此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日益繁荣，上海的民间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如江南丝竹、昆曲、锣鼓书、顾绣、灯彩等都是在此段时期中形成产生的。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其文化形态也快速地由原来的城镇型向都市型转型。适应着这一时代特点，上海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近代城市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如码头号子、浦东说书、独脚戏、石库门生活习俗，以及木雕、竹刻、泥塑、扎艺等各种民间美术技艺和餐饮、首饰、制衣等各种手工技艺。

二、形式多样，多元并存。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大都市，因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上也体现了鲜明的形式多样，多元并存色彩。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文明与乡村文化的产物，如青浦田山歌、金山民间故事、豫园元宵灯会、徐汇龙华庙会、南汇锣鼓书、乌泥泾手工棉纺技艺、松江顾绣，以及各区都较为普及的丝竹清音、打莲湘等等。它们大都与古代农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具有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以及吴越文化共性。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商文明与都市文化的产物，如码头号子、石库门弄堂习俗、叫卖喊摊习俗、文明结婚、集团婚礼、游园娱乐习俗、滩簧戏、沪剧等。它们反映了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所具有的工商文明以及都市文化的特点，反映了生活在上海都市社会中民众群体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在上海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各种行业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老凤祥金银细金制作技艺、鲁庵印泥制作技艺、钱万隆酱油酿造工艺、海派旗袍制作技艺、南翔小笼馒头制作工艺等等，它们反映了上海作为一个工商业大都市发达的手工业经济，与上海都市行业门类众多，行业分工细密有极大关系，因此这类遗产也应该可以看作是上海非物质文化资源中一个颇具特色的门类。

三、海派风格，中西兼容。所谓海派风格，就是指在一种文化形式中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尤其是西方的一些文化元素而形成的一种风格个性，它是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在文化个性上那种兼容并蓄、中西结合特点的典型体现。在上海各区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中，有相当一大批资源具有海派文化的特点，如土山湾手工技艺、海派剪纸、海派黄杨木雕、海派旗袍、海派面塑、海派灯彩等等。土山湾手工技艺是体现上海中西文化融合特点的一个典型项目。它的内容中包含了“西洋油画、镶嵌画、彩绘玻璃、珂珞版、活铅字、石印工艺、铜锌玻璃版照相” 等多种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艺术作品。它们最早虽然是来自西方，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却已经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已经成为上海民间手工工艺的一部分；另如上海的海派剪纸、海派黄杨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属于此类情况。剪纸艺术最早源于北方，这门工艺传到上海后，当地的一些剪纸艺人逐渐改变了原来北方剪纸那种豪放、粗犷的风格，在剪纸艺术中融入了江南文化的精细婉约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的多元因素，使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海派特色的海派剪纸艺术。“黄杨木雕”最先产生于乐清，明清时期被世人所重视。这项技艺传入上海后，当地民众结合自身之文化氛围，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海派风格的木雕技艺并流传下来。

篇2

土特产主要是指在当地生产加工的富有地域特点的产品，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湘西南一带土特产产品非常丰富，苗族的腊肉，侗族的油茶，还有各色卤菜、米花、猪血丸子、辣椒、龙山百合、米酒等等。然而在商业化日趋繁盛的今天，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存在设计雷同、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现状。如宝庆猪血丸子是当地富有盛名的土特产，但是其包装设计却是参差不齐，有的仅以真空塑料袋进行密封，仅考虑到产品的保护功能而忽略了商品包装的促销功能。而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是以下几点：

1、企业对于产品包装设计不够重视

湘西南地区的土特产生产企业以及加工商大部分都是小公司，一般都只对产品质量较为重视，而忽略了产品的包装设计，同时他们缺乏较为前瞻的设计眼光，不能理解合理优秀的包装设计对于产品的促销作用。

2、创新设计人才的缺乏，品牌意识淡薄

一套好的土特产包装设计，不仅在视觉传达上具有良好的审美感，还应符合产品的文化内涵，它需要设计者对产品进行市场相关的调研工作，充分了解产品当地的文化特点，能让包装既具有好的保护性，又能传达产品的地域特色。而创新设计人才的缺乏，使得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不能取得较大的突破。同时，企业的品牌意识淡薄，也使得湘西南土特产仅在当地销售较为顺畅，不能更好地在全国各地发展壮大。

二、非遗传承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发展结合新方向

基于以上观点，将湘西南地方非遗文化传承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相结合为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湘西南非遗文化面临的瓶颈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面临的发展状况一致。深入挖掘湘西南非遗文化，通过湘西南独特丰富的非遗文化来进行当地土特产的包装设计，无疑是提升湘西南土特产包装文化内涵的有效途径。

1、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容器结构的改善

产品包装容器设计是包装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结构要素，进行容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产品的不同形态、不同特征。同时也要符合商品运输和存储的要求。近年来，绿色包装设计的兴起，也让包装容器环保耐用的设计需求凸显。在湘西南非遗文化中，学习宝庆竹刻器型制作的年轻一辈锐减，现今仅剩下竹艺器型加工厂的杨厂长艺人在从事这项国家非遗文化的传承工作，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器型制作过于复杂难学，而且销售前景不堪；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高沙土陶制作，高沙土陶也是湘西南地区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土陶制品的陶罐也曾销往全国各地，而目前高沙土陶的制作者也仅剩下两家作坊，四五个传承人。如果能将这些湘西南本地面临濒危的非遗项目与当地的土特产包装设计结合起来，不仅能从包装的器型上对土特产包装进行创新，还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传承非遗项目，创新包装容器设计的队伍中来。

2、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材质设计的改善

包装设计中材料运用主要是指制作包装所使用的材料，在设计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包装内容物来选择适合的包装材料。而湘西南各类不同的非遗项目也能为土特产包装设计的材料运用带来革新。如蓝印花布、侗族织锦、花瑶挑花都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不仅制作原料源自当地，具有当地质朴环保的特点，其纹样也是非常美观大方的。自古以来，粽子包装以其天然材质延续千百年而经久不衰，而湘西酒鬼酒的瓶装也是因其借鉴麻袋材质的造型而享誉中外，由此便可以看出优秀传统材质对于土特产包装的深远影响，同时，合理利用非遗文化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材质设计也符合绿色环保的健康标准。

3、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视觉传达上的创新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土特产包装也是如此，将本地的传统非遗文化合理融入到本地土特产的包装设计中来，是对土特产包装视觉传达部分的创新，在湘西南非遗文化中，许多优秀的项目其纹样设计都颇具民间纹样的吉祥寓意，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其纹样创作手法和寓意方式都值得我们在进行现代包装设计时借鉴及发扬。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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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文化生态；活态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6-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一些国家兴起，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我国于2004年加入此公约。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开始实施。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官员、学者纷纷为非遗保护献言献策，但在这种“非遗热”的背后，非遗传承人却成为讨论的缺席者。而他们却是活态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最该有话语权的传承人的失语注定我们的各种讨论在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对他们的社区母体或族群的民众具有现实意义，他们对非遗的生存前景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作用，没有他们参与并适时反馈信息，保护措施是否得力就无法及时得到检验。所以，调查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措施的认知，了解传承人的真实意愿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具有基础意义。

河北省拥有不少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启动实施“河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出台《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各地市县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河北省同样缺少对非遗传承人的后续调查和跟踪研究。本文以河北省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的认知为视角，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再思考，希望能对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有所贡献。

一、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笔者对河北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进行了调查，相关内容包括传承人对国家和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入选名录后的传承情况、最佳保护方式和发展前景以及商业化等问题，综合分析有关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一）关于“非遗”法律保护效果

传承人对相关保护政策、法规有一定了解，“非遗”法律保护取得一定效果。他们普遍反映，被确定为“非遗”后，所传承的文化遗产知名度得到提升，媒体关注度增加，有媒体或机构、个人对其传承的“非遗”进行记录、拍照或录像，有的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想拜师学习的人有所增加，也得到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生存情况较被确定为“非遗”前有所改善。

“非遗”中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美术、歌舞等属于民间文化表达的部分可以在《著作权法》中获得一定保护，还有一些传承人主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也有一些传承人选择通过商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已经投入市场竞争的“非遗”。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人商标意识越强，生存能力也较强，反之则较弱。还有少数传承人使用专利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总体来看，传承人的维权意识普遍较弱，能主动为“非遗”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传承人目前还是少数。

（二）“非遗”的演变、传承情况

许多传承人都认为，与传统相比，现在所传承的“非遗”已经有不少变化或内容减少较多；使用的场合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民间音乐舞蹈类，传统的使用场合多为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祭祖等活动，不少与民间有联系，在形式的背后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而现在的使用场合很有限，有的已转为商业演出。即使这样，传承依然很难。相比而言，传统技艺类的生存、传承情况较好，有的还有发扬光大的趋势，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安新芦苇画、曲阳石雕等。可见传承情况与“非遗”自身性质有很大关系。

（三）“商业化”问题

同样，因“非遗”自身性质的不同，传承人对商业化的看法也不相同。一般而言，与民间、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了解商业化带来的好处，但也担心商业化会淡化、破坏所传承项目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影响传承者的学习动机，不利于真正传承。更有一些传承人明确表示所传承项目完全不适合商业化，保护非遗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传承、光大传统文化。而与民间、文化传统等关系不太密切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主动寻找商业化机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尤其是传统技艺类。

（四）影响传承的因素

传承人对影响传承的因素认识较为一致：缺乏有效地传承机制，年轻人不愿意传承；人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非遗失去了生存环境；非遗缺乏创新，没有市场前景等，甚至传承区域群众对保护的认识问题也被提及。

（五）最好保护方式

鼓励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举办文化活动为非遗项目搭建平台，加大宣传；保留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希望政府加大投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保护等都在传承人的选择之中，而让文化产品商品化也是一些传承人的考虑方向。安新芦苇画传承人杨丙军说，传承非遗文化，一方面要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还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1]。杨丙军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就是对他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而井陉拉花传承人武新全曾经着力创新拉花艺术，但他越来越感觉到拉花必须回归原生态，因为很多创新后的拉花都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已经变成一般舞蹈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创新，古老的原生态的拉花艺术不能丢[2]。总之，让大家了解非遗，使用非遗，让非遗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非遗才会有活力，才能传承下去。

（六）主要保护责任承担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传承人能用在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上的时间较为有限（当然以此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传承人除外），事实上，不少传承人只是出于责任才坚守至今。面对现实难题，传承人非常强调传承区域群体的传承责任，同时认为传承人、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应该承担责任，有了政府的支持，传承人对传承前景还是乐观的。

二、关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思考

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从传承人认知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保护内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难保护，问题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性”，更在于其表现形式背后的与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精神内核。因而单纯技艺类的保护起来比较容易，越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越困难，但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所以对于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连同传承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一同考虑，这样才不会得其“形”而遗其“神”。

（二）文化意义与经济利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远大于其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人看重的实际是其经济效益，如果保护的出发点有问题却希冀得到好的结果无疑是自欺欺人。我们看到的“非遗异化”现象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以经济价值大小来衡量“非遗”是否值得保护的思维模式，更不能有把非遗当摇钱树的想法。

（三）原生态与创新问题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强调“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原生态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排斥脱离所处环境、脱离传承区域文化认同、破坏非遗精髓的创新。相反，越是与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创新，越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反过来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四）行政干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原本就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行政干预从保护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实际上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抢救、保存了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唤起人们保护非遗的意识。但是过度干预，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规律的干预不是保护而是破坏。有些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民俗”成了“官俗”。笔者认为，从国际、国内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完全去除行政干预是不可能的，对非遗保护也是不利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给予良性干预，实现由濒临灭绝的民俗到政府扶持的民俗再到传承群体认同的活态民俗的转化，最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五）传承机制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当前的难题是非遗后继乏人。非遗的传承不仅需要传承者，还需要有接受者，现在的年轻人原本对非遗就不感兴趣，再加上非遗的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但学习之后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仅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许多项目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而有学者提出要在加强对传承人保护力度的同时，加强对被传承人的激励机制的研究，要关注被传承人的切身利益[3]。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升传承群体的文化自觉，依靠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教育机构、传承区域群体、传承人多方力量，形成合力来传承。比如梅花拳的保护，广宗县政协协助政府采用民间传统形式向一些资深拳师授予“武术世家”的称号并赠送木刻门匾，还每年组织以梅花拳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节，让日渐式微的梅花拳文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广宗县政府在农村小学体育课中专门增设了以了解梅花拳为主的课程。在县政协的积极推动下，广宗县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城镇、农村对梅花拳及其团队建设的重视和保护，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焕发出新的活力[4]。这种群体认识的提高才是非遗传承的最好土壤。

三、建议

首先，政府必须彻底摒弃功利主义思想，提高认识，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注重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

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一直强调“要尊重文化持有者自身的意愿”，从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统保护的倡议”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直贯穿了这一原则，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为了收集一些歌舞或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它们在母体社区作为一种活体文化传承下去，留住我们多样的文化。“礼失求诸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野，其保护也应该回到乡野。我们必须尊重传统知识来源群体或个人的文化习俗与意愿，尊重他们对非遗的一切自然权利，尊重其自然的传承特点和传承方式，尊重他们发展所传承项目的自，政府可以鼓励、引导，但不能代替传承区域群体作决定，当然更不能命令必须如何发展。

现在所看到的“非遗”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至于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只能引导，无法决定。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注重对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教育民众珍视当地文化传统，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和保护意识，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这样非遗才不会失去生命力。

再次，把握个性，区别对待。非遗保护应把握个性，区别对待。对于适合商业化的，给予其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对于不适于商业化的，尽力打造展示的平台，加大宣传，在不破坏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供展示舞台，结合各地乡土教材建设，推动非遗进课堂，从娃娃抓起，解决后继乏人问题；增强传承人和传承区域群体传承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鼓励、帮助传承人著书立说，对濒危项目作好抢救式记录，多收集其作品，使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有文献上失传的遗憾。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化上的根，它的流失是我们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从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上、从中华文化传承角度来理解非遗保护工作，培育文化生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课题组成员：董保莉，温芽清，王岩云）

参考文献：

[1]非遗博览会白洋淀芦苇画抢风头[N/OL].http：//，2012-09-08.

[2]武新全.原生态的拉花不能丢[N/OL].http：//.cn，2008-03-07.

篇4

一、非遗旅游开发的真实性分析

就非遗旅游开发的真实性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四个主要流派：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客观主义真实性认为：旅游客体是真实的，强调其本体意义上的真实。该学派主要有两个代表人物：Boorstin和MacCannell，前者认为旅游提供给人们的是假的东西，人们更看重经过某些人精心策划的假事件，而不是去探访真实的文化。后者认为旅游的目的就是探访目的地的真实性，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不真实，才要去探访真实。建构主义真实性是客观主义真实性的批判，认为非遗真实性是人们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知总结出来的真实性，是一种相对的真实性。前两者的观点都认为真实是客观存在的，而后现代主义颠覆了这一看法，它所认为的真实性已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真实既可以存在于历史和现实时空中，也可以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真实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还可以是人们自己虚拟的。后现代主义真实性不关心旅游客体的真实性，而是关心舞台效果，只要模仿得足够真实，是不是客观存在已没有任何意义。而存在主义真实性强调的是：作为旅游主体的旅游者真实的存在状态，旅游客体是否真实不重要，旅游者只是借助某些旅游活动寻找真实的

自我。

二、非遗旅游开发发展道路

（一）树立正确的非遗旅游开发理念

非遗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在旅游开发中，必须以保护非遗为第一原则，树立全民保护观念，加强非遗宣传和非遗教育。以政府为发起人，举办各类大型宣传活动、展览活动、巡演活动，借助大众传媒的宣传作用，将非遗保护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传播到群众中去。当然，非遗保护不是一代人的事，需要世世代代人的努力，所以说，不能着眼于当下的宣传，而应通过非遗教育将非遗保护理念作为社会道德的一种传承延续下去，培养更多科研、管理人才，将非遗保护工作一代代做下去，通过教育为非遗保护工作储备人才。在基础教育中掺杂非遗保护内容，在高校专业中设置与非遗相关的

专业。

（二）政府部门加强非遗保护

我国当前的非遗旅游开发并未重视非遗保护，许多非遗遭到了巨大破坏，也有非遗因过度开发而逐渐萎缩。在非遗旅游开发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力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非遗旅游开发行为，也制定一些措施政府开发非遗旅游资源的行为。从中央到地方设定专门的非遗旅游开发机构，设定非遗顾问岗位，与民间非遗组织开展合作，开展非遗科研、管理，加强非遗保护。将非遗保护或是非遗破坏与政府官员的“政绩”挂钩，督促地方政府做好非遗保护工作。吸取国外成功的非遗保护经验，如日本的非遗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适合我国非遗旅游开发的法律体系，使非遗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开发。

（三）设计独特的非遗旅游开发舞台

在非遗的申报中，以法律条文形式规范田野调查，确保该遗产的历史、现状、传承方式等细致记录下来。在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上，往往会存在诸多矛盾，而且也无法用法律来说明哪些开发行为是不可取或禁止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某些运作机制来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如：非遗开发获得的经济效益与非遗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反馈机制，非遗开发审批制，避免非遗的过度开发或过度商业化。对于濒危的非遗旅游开发项目来说，可以建立非遗开发责任机制，规范开发商的开发行为，可以借用存在主义真实性的观点，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虚拟某些非遗旅游资源，让人们感受到旅游的快乐，使开发商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推动该非遗文化的传播，同时也保护该非遗。打个比方来说：桂林旅游中的《印象刘三姐》这个项目，将电影内容与歌舞民族、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艺术化创作给旅游者带来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给桂林旅游注入活力，也由此带来刘三姐文化的开发。《印象刘三姐》在开发乃至公演全过程都渗透进了前文所提到的“真实性”，既给人带来了旅游的舒适享受，也保护了相关

非遗。

再比如说，在民俗类非遗旅游开发中，既可以以民俗村、民俗寨的形式将非遗直接展现在旅游者眼前，也可以以节庆、集会的形式将非遗集中展现在旅游者眼前，还可以建设主题公园，将散布在一定区域各个角落的民族资源集中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从客观主义真实性流派的观点来看，非遗展演过程中营造出来的舞台效果与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到该旅游产品的质量和价值。

三、结束语

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持续性开发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6—0076—03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对一个地区或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记载，反映历史文化传统和变迁。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可以促进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旅游文化品位的提升，其作为传统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可以满足旅游者体验文化、寻求差异的需求。国内外非遗保护与利用的成功经验表明，现代观光旅游可以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重新赋予其市场价值，并激发和增加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因此，将非遗保护与利用与旅游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有效促进旅游业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涉及民间文学、民间歌舞、地方戏曲、民俗节庆还有传统手工艺品等方面，内容丰富多样。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如云南的丽江古城与山西平遥古城在1997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当地知名度大幅提高，旅游接待人次逐年攀升，旅游业发展突飞猛进。其中非遗旅游同样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加凸显其文化效益。如绍兴鲁迅故里以鲁迅文化作为主题，展示鲁迅生活过的祖居、“三味书屋”；建立“鲁迅文化风情园”，设立“绍俗祝福”“迎神赛会”“男婚女嫁”等几个展览馆；举行鲁迅文章朗读大赛等，充分展示鲁迅文学和绍兴民俗文化。

（二）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保护作用

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本身具有继承、发展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功能。如果采用合理的开发模式，正确处理好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式或者篡改式的开发，旅游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首先，将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可以为后者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旅游开发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可以使其保持原有的生机和活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土壤，使其不断发展。其次，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化优势，既可通过税收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也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例如近些年来云南省就实现了旅游开发与文化传承的共赢，数据显示：西双版纳财政收入73%来自旅游业，丽江旅游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达90%，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旅游开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绍兴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非遗资源丰富多样，其中有11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71项人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在这些非遗旅游资源开发中，比较成功且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的有：“大禹祭典”“西施传说”、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等；已具有一定规模且在当地颇具知名度的有：“王羲之传说”、越剧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为绍兴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绍兴安昌古镇将本地的岁时习俗与旅游项目相结合，连续几年举办腊月风情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鲁迅故里景区内的朱家台门，每天都有越剧、绍剧、莲花落等表演，每逢双休日、黄金周，在沈园景区可以欣赏到越剧演绎的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其他如鲁镇景区等也有展示，这些带有浓重乡土味的戏曲表演备受游客青睐。

（二）旅游景区成为非遗保护和传承基地

如三月初三是中国传统的上巳节，而在公元353年的这一天，相传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名士雅集兰亭，著名的《兰亭集序》由此诞生，兰亭也成了著名的书法圣地，1985年绍兴市政府将三月初三定为书法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祭禹典礼传承至今，也被赋予新的意义。兰亭、大禹陵等旅游景区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载体，是难得的历史文化传承基地。

三、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绍兴非遗旅游开发得到了广泛重视，并对一些较为知名或珍贵的项目予以重点开发，丰富了当地旅游产品种类。但在具体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合理开发与利用，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法规制度不健全

浙江是全国最早启动非遗保护工作的省份之一，于2007年5月率先通过了地方法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但是这部条例主要涉及非遗保护内容，针对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详细规定。而绍兴市也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和具有针对性的制度来保障《条例》的实施和落实。由于法规制度不健全，导致非遗旅游开发混乱无序，过度开发、重复开发以及严重的商业化和庸俗化现象时有发生。同时传承人在社会民众中的法律地位欠缺，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传承人的培养经费匮乏等，这些都导致绍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危险，不少传统表演如竹马舞、西路乱弹等濒临失传，一些民间技艺如绍兴锡箔锻制技艺等后继无人。如何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依靠采取有效的措施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不仅关系到这些传统文化是否能得到传承和弘扬，也直接关系到绍兴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缺乏系统规划和资源整合

进行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对非遗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绍兴市旅游局编制了《绍兴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非遗旅游开发规划，非遗旅游开发建设较为零散，个别非遗开发并未考虑其独特性，盲目跟风，造成巨大的资金浪费。此外，绍兴县安昌镇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绍兴县稽东镇冢斜村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价值品位，绍兴的旅游资源都名列全国地级市之首。但是目前绍兴并未将非遗资源与这些自然景观、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结合起来。

（三）开发深度不够且形式单一

首先，缺乏对底蕴深厚、知名度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源禀赋强，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但是现阶段绍兴相关开发仅限于知名度高、获利快且能够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资源，而对于那些鲜为人知、底蕴深厚、文化价值开发潜力大，甚至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较少甚至忽略对其进行有效开发。以传统戏剧为例，对越剧、绍剧等游客耳熟能详的剧种宣传和开发较多，而对于莲花落、西路乱弹等知名度较小曲种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其次，绍兴非遗旅游开发大多仅是停留在旅游节庆、名人故里、博物馆展示上，开发利用形式单一，涉及内容也不够丰富。而且大部分旅游产品都是采用静态的形式呈现给游客，缺乏动态参与性。各类名人故里和民俗旅游村的旅游项目大多雷同，游客局限于参观游览民居、民间艺术品制作、品尝特色小吃，互动体验项目较少。这种参观游览式旅游方式不能使游客深刻体会非遗文化内涵和氛围，难以满足游客的心理需求，使游客产生审美疲劳。

（四）缺少高素质的旅游文化专业人才

非遗保护与开发是具有较高文化品位和技术含量的文化事业产业，离不开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支持。但受市场导向和新型艺术形式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同时在非遗保护和开发中，要实现产业化发展，必须要有专业的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目前绍兴在非遗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数量偏少、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尤其是懂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的少，擅长项目策划、资本运作的更少，难以适应文化产业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二是人才的开拓能力、创新能力不够强，缺乏大型集团经营管理经验；三是文化经营管理后备人才不足、缺乏活力，尤其缺少既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又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丰富的文化产业运作及经营管理经验的高层次、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而且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加剧了非遗旅游开发人才匮乏的问题。

四、绍兴非遗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法规制度，规范管理开发行为

首先，地方政府要尽快出台《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办法》及相关法规，实现非遗旅游开发的法制、规范化管理，创造良好的开发环境；同时明确以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把握好非遗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规避旅游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良行为，确立非遗保护问题在旅游开发中的法律地位；可通过建立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协会或相关中介组织来指导和协调非遗的旅游开发，注重解决好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问题，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和责任，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非遗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要建立健全有关专项资金申请与使用制度，健全相关的配套设施，制定旅游开发企业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以扶持既利于非遗保护又有利于旅游开发的好项目。

（二）整合非遗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产业链

首先，绍兴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做好非遗整体规划编制工作，相关县、区做好当地的专项规划，提炼出具有广泛影响、深入人心的非物质文化精髓和树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典型形象，尤其是在县、区相似度较高的非遗项目，要选择最具有特色和保护价值的非遗项目所在的县、区作为规划实施主体。其次，按照合理布局、重点开发、开发有据、开发有序的原则，对非遗进行资源整合开发。如可以整合开发对旅游者吸引力较小的非遗类型，如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和民俗类遗产；可以建立非遗园，将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园区中进行展示。在园区中不仅可以展演技艺，如表演音乐、舞蹈、曲艺和传统手工艺等，可以让游客共同参与、亲身体验或亲自参加传统工艺品制作，并品尝地方特色美食，从而达到宣传效果，获得经济效益。

（三）创新开发模式，进行深度开发

首先，应更加注重对知名度低，但文化价值较高的非遗资源的旅游开发。如对国家级非遗项目——嵊州竹编进行旅游开发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展现形式。如让青年旅游者参观嵊州艺术村，了解竹编、根雕等特色地域文化和工艺流程以及新型竹编产品的科研开发。其次，加强与旅游企业合作。非遗内容和传承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旅游开发中政府参与的必要性。应在政府主导下，加强非遗旅游景区与旅行社、旅游酒店、旅游交通以及旅游购物等企业的合作，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宣传和开发。旅行社可以重点推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精品线路；在旅游酒店店面装饰中植入非遗图片、实物，还可建造特色鲜明的主题农家乐酒店；旅游交通公司应将非遗资源的广告宣传加入旅游车体的包装中，并开辟不同主题的非遗旅游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