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经济范文
时间：2023-10-08 17:41: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品质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 TU201.2 文献标识码： A
一、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1.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产品质量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起点，是企业经营循环中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各项工作的综合反映。这里的产品质量是指产品在使用时能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一个企业产品质量的好坏，决定着企业有无市场，决定着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是连接企业和用户消费者的纽带和桥梁，是企业为社会所接纳的必由之路。因此，企业必须“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狠抓产品质量，把质量摆在第一位。我国国内的一些生产优质品牌的企业，之所以能蜚声国内外，在外界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产品畅销不衰，效益不断增长，企业不断发展，它们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质量意识，把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
例如：目前被确认为全国首批质量免检产品——“大庆牌”尿素，就是其中的代表，大庆石化公司化肥厂生产的“大庆牌”尿素，自投产以来，在生产中严把质量关，连续二十五年达到100%，在化肥市场站稳脚跟，赢得用户，拓宽了市场，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与此相反，有的企业由于不重视产品质量，放松质量管理，片面追求数量和利润，在生产中不能严格按质量标准生产，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用户，不顾信誉等，结果产品被挤出市场，企业的名声扫地。例如：九九年一月四日，綦江彩虹桥垮蹋事件，这个“豆腐渣”工程造成四十人死亡，十四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六百余万元。质量事故不仅造成经济损失，并且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2. 产品质量也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站稳国内市场的前提
人们常说产品质量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敲门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日本精工集团为例，瑞士钟表可谓世界著名，是老牌的钟表王国，而瑞士钟表的霸主地位随着日本“精工”的迅速崛起开始动摇。五十年代后期，“精工”已发展成为大型企业——精工集团。六十年代初，精工退出“马贝尔，手表在国内钟表精确度竞赛中连夺三年锦标，成为日本最畅销的钟表之一。精工集团的战略决策就是向高、精、尖发展，以求优取胜。一九年的东京奥运会精工从石英951 二型表结束了瑞士“欧米茄”表连续17次独占奥运计时权的记录，在奥运会上大展风彩，赢来各方赞誉，成为日本产品的代表。高质量的产品，独一无二的技术使得精工集团在竞争中不断壮大、发展，最终成为钟表行业的巨人，由此可见，要使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加竞争过硬的产品质量是前提和保证。
3. 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我们看到产品质量确实对企业相当重要，但企业更重要的另一面是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好坏决定着企业的存亡。这里的经济效益是指人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或劳动占用之间的关系。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经济组织，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实的职能。因此，就实质而言，企业都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赚权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效益好，有了资金，就能购置新设备，采用高新的检测手段，改善工作环境，在生产过程中提高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好，我们就有经费来研究，开发新产品，改进产品的设计、性能，提高产品质量。反之，经济效益不好，没有足够的资金运转，决策者往往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甚至只有顺其自然了。可见经济效益的好坏影响着产品质量，关系着企业的存亡。产品质量越高，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越高，即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是成正比的，有了可靠的产品质量，满足用户的需求，产品才有经济效益，否则就无经济效益可言。产品质量是经济效益的基础和核心，经济效益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和目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竞争的加剧，大型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各展风彩，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呢? 我认为：只有产品质量，经济效益两手抓，提高产品质量，增创经济效益才能使企业走向繁荣。
二、怎样才能做到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1. 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注意调查研究，加强产品经济分析，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创效益。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用户对产品适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了解、掌握市场和用户对产品的适用性的需求和期望，是企业从事经营生产活动的前提，企业必须通过市场调查研究，收集用户信息，为开发设计提供依据；掌握市场动态，为质量决策提供信息；把握市场竞争形势，为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竞争能力提供情报；研究市场环境，为开拓和占领市场指明方向。因此，把调查研究市场作为产品开发一系列质量活动的起点，是保证适销对路的首要环节。
产品设计不仅应该满足一定的技术要求，而且在经济上还必须合理，考虑经济性，讲求经济效果。提高设计质量，降低成本是增加产品经济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在生产过程中加强管理，节能降耗，保质量，增效益
经过检验，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正式投产后，生产管理如何决定着能否以最少的消耗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对做好生产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①企业以人为本，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因素进行严格控制，对保证产品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在生产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加强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提高员工对产品质量的认识，增强员工的经济效益意识，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折不扣的完成工艺才能确保加工质量。
②对产品的原材料严格的控制管理。毛坯不能有缺陷，有缺陷的毛坯绝对不能上机床，毛坯给加工留的余量要适当，做到既能满足加工要求，又不会造成原材料浪费，达到节能降耗，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③加强对产品工件的管理。在加工过程中，各序的工件必须有它固定的存放位置，各就其位，井然有序，便于下序的工作及管理。对于不合格品也应分情况处理，对确实不能修复，无法挽回必须报废的废品，应立即与其它产品隔离开来，送入废品库；对于需返修、返工或可回用的产品也要另外存放，便于组织返修或采取补救措施。
④加强技术改造，增加质量投入。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科技落后生产设备陈旧，技术水平低以及由此导致的产品质量低劣。要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就必须依靠科技的进步，提高产品质量，企业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技术和更新设备，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设备先进是提高质量的最有效途径，保持设备的良好状态对于确保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经济效益是不容忽视的。
篇2
一、聚焦基层聚焦民生，关注和解决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
2011年，全国蔬菜价格一度飙升。央视财经频道派出多路记者，通过全程跟踪采访，记录下了海南产的辣椒，从菜地走向北京市民餐桌的全过程，其身价也是一路上涨。制作的节目《记者调查：一根辣椒的“长途旅行”》不但反映了菜农的艰辛，更发现了蔬菜流通环节存在高速公路收费过高，批发市场的“进场费”、超市“进店费”占价格比重过大等问题。报道播出后，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各部门高度重视，交通部增设了鲜活农产品的“绿色通道”，加大了对公路乱罚款的整治力度；商务部提出了降低“进场费”“进店费”，实行“农超对接”等措施，为农民和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二、注重新闻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深入浅出。
经济新闻涉及很多专业名词和经济术语，因此，如果不对它进行“深加工”，仅仅是原生态地引用和记录，不但不能把一件深奥枯燥的事说得大家都能听明白、愿意听，更达不到预期宣传效果，应该到生活的最深处去把握微观视角，雕琢报道语言。
南昌方大特钢公司改制以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细分市场龙头，从以前的面临生存危机，现在发展成为国内弹簧扁钢市场的绝对龙头。对于这则新闻，记者没有满足采访单位提供的充斥专业术语的通稿，而是选择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节目从大西瓜和小芝麻如何选择上说起：“一个大西瓜和一粒小芝麻相比，谁的价值大？相信我们很多人会很快做出判断。不过，方大特钢公司的选择却与众不同：放弃西瓜，改捡芝麻。”这样的开头，显得通俗易懂，充满趣味性。
三、把人物作为经济新闻主体，用群众的视角和感受表达对生活的期望与诉求，力争节目接地气，充满温情。
2012年1月12日起，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7集连续报道《蹲点日记：杨立学讨薪记》，1月14日起又在《新闻联播》中播出4集连续报道。节目播出以后，许多网友用“追看”二字来形容观感。
篇3
经济利益与审计质量
现有关于经济利益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文献，多侧重于审计客户占会计师事务所收入比重引致的经济依赖度、异常审计收费和是否提供非审计业务角度。一种观点是，审计收费使客户和审计师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有可能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程度，而非审计业务收费将会使事务所与客户的经济关系更为紧密，甚至形成对客户的经济依赖(DeAngelo，1981)。由此，审计师在面对客户压力的情形下难以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审计师在执行他们(或事务所)之前提供过咨询业务项目的审计业务时，可能会丧失应有的客观性(Plumlee，1985)。毫无疑问，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利益会损害审计质量，陈杰平等(2005)、唐跃军(2008)、Sharma等(2011)提供了审计费用或非审计费用的经济依赖会损害审计质量的证据。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市场中的各项制度安排，使审计师具有以市场为依托保持高审计质量的内在经济动机。声誉制度构建了声誉损失成本约束，审计师如果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服务，则可能导致其失去声誉进而失去市场份额(Watts，etal，1983)。法律制度构建了诉讼损失成本约束，审计失败引致的诉讼赔偿成本，督促着审计师关注审计质量(Shu，2000)。另外，审计师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业务，由此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Simunic，1984)。就此而言，经济利益并不必然会导致审计质量降低。廖洪等(2007)、Nam等(2012)发现经济依赖没有损害甚至有益于审计质量。总之，大量文献探讨了非金融行业中审计收费和非审计费用的经济依赖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但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且都有实证证据支持。而如文献回顾所见，经济利益不会损害审计质量，需要以完善的市场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安排为前提。
制度背景
与非金融企业相比，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风险控制的内在要求，决定了银行治理的目标不仅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在于减少市场系统风险和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对银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存款保险制度消极后果、脆弱的法律和破产体系及系统性风险的忧虑，促使政府对银行业执行比其他行业更加严格的管制(李维安等，2005)。而银行治理和外部监管着重依赖的工具和重要的“产品”之一是高质量和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②。这意味着完善的银行治理和外部监管将有助于减少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反之亦反。
就中国目前的银行治理结构而言，上市银行的大股东可以区分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可细分为国有实业公司和私有产权企业)和政府部门(文中又称政府)。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分析，一方面，与自然人和私有产权企业出资主体相比较，根本区别在于作为国有资本人，政府部门不享有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导致政府股东产权的不完整，进而引致控制权缺乏收益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国有实业公司作为出资者，其管理层经营决策的绩效与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息息相关，与之相反，政府作为出资者，无法参与分享盈余分配模式的净利润，导致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与政府股东的利益关联度不高，使得政府部门缺乏监督银行经营的激励。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中政府股东监督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和银行治理结构残缺。而且，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及内部控制牵制乏力等一系列问题。许友传等(2010)认为，中国银行业的政府监管和治理机制不完善。张正平等(2005)、许友传等(2008)的发现亦不支持存在显著的市场约束效应。由此可见，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综上，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的内部治理比较薄弱;同时，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比较薄弱，这为银行尤其是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开展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
此外，与Berle等(1932)所描述美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特征相对比，中国的上市银行存在着股权高度集中、政府控制的典型特征。因此，相比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高管，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的高管不仅具有“经济人”特征，亦具有显著的“政治人”特征，这注定其需要通过追求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的最大化，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实现往往并非并行不悖，有时甚至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银行高管的政绩显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政期间的经营业绩，这种情形下，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高管在完成政治目标的前提下，更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等方式实现财务报告的最优化。因此，银行有动机、有机会通过贷款损失拨备进行盈余管理，并且，相比于非政府控制上市银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可能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活动，并运用经济利益诱使审计师认同其盈余管理行为。另外，中国的审计市场尚不完善，高质量的审计产品缺乏刚性需求，使得声誉机制难以有效运作。会计师事务所大多采用责任弱化的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制①，由于民事赔偿责任操作性极差等原因，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也未能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袁园等，2005)。由此推理，在中国现行的审计市场中，审计师如果对银行具有高费用依赖度，则极可能会迎合银行的异常贷款损失拨备偏好，导致审计质量受损。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相比较，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支付给审计师的费用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上市公司披露审计费用的时间始于2001年，所以本文以2001—2010年A股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审计费用、非审计费用、不良贷款和贷款类型等数据手工摘自各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报告通过巨潮资讯网下载，其他变量对应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结合中国银行开展业务的特点，借鉴Collins等(1995)、Kanagaretnam等(2005)和郭杰等(2011)的模型，构建异常贷款损失拨备模型为:本文进一步运用六个贷款类型变量LOACATit控制不同类型贷款可能引致的不同风险，包括农业贷款(AGRit)、金融贷款(FINit)、消费贷款(COSit)、制造业贷款(MANit)、房地产贷款(HOUit)、商业贷款(COMit)。我们分析了各变量之间的Person相关系数(见表1)，模型(1)中部分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通过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诊断，各个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不超过4。因此，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我们对模型(1)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运用得到的模型的εit，衡量异常贷款损失拨备(ALLP)。
2．解释变量
(1)产权性质。根据前文分析，中国上银行大股东包括自然人、企业法人和政府部门三类。本文将产权性质设定为二分虚拟变量，若上市银行第一大股东为政府部门，则SHARit为1，其他为0。
(2)经济利益的衡量。关于经济利益(FEDit)的衡量，根据现有研究，从审计收费和非审计费用两个角度进行计量。陈杰平等(2005)、唐跃军(2008)和方军雄等(2008)运用异常审计收费衡量经济利益。我们运用唐跃军(2008)和方军雄等(2008)的方法，以审计收费实际观测值的变动计量异常审计收费(UFEit)，具体模型为:其中，lnFEit为t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lnFEit－1为t－1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同时，以非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lnNAit)和非审计费用率(RATIit)衡量经济利益，衡量非审计费用率的具体模型为:其中，NAit为t期非审计费用，FEit为t期审计费用。
(三)盈余管理—产权性质、经济利益关系模型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检验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的异常贷款损失拨备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故构建产权性质和经济利益的交互项SHARit×FEDit。根据既有研究成果，资产规模、经营业绩、企业成长性、审计师是否为四大、签字审计师任期、事务所任期、企业上市年限、审计师变更都与异常应计有关(刘启亮等，2009)，故在模型中纳入这些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应计项目随着时间发生反转，我们加入贷款损失拨备的滞后项。此外，为了控制银行运用资本充足率进行资本管理的动机，我们加入期初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期初资本充足率变量。盈余管理—产权性质、经济利益关系模型如下:其中:ALLPit为t期的异常贷款损失拨备(来自于模型(1));FEDit为t期的经济利益(具体为UFEit、lnNAit和RATIit);LMVit为t期的普通股市场价值的自然对数;EBPit为t期的贷款损失拨备前利润率(t期扣除贷款损失拨备前的净损益/年初总资产);MBit为t期末的市值资产比(t期末市值价值/年末账面价值);AUDIit为t期的审计师类型虚拟变量(国际四大为1，其他为0);CCRit－1为t－1期的核心资本充足率;TCRit－1为t－1期的总资本充足率;SHARit×FEDit为SHARit与FEDit的交互项;TENit为签字审计师任期(银行第t期的任期年数最长的签字审计师任期数);ENGit为截至t期的事务所任期;AGEit为截至t期的银行上市年限;SWITit为审计师变更虚拟变量(期审计师发生变更为1，其他为0);LLPit－1为t－1期贷款损失拨备/t－1期总资产;YEAR=年度虚拟变量。
本文以ALLP计量盈余管理的空间幅度，并把ALLP切割为负向(收益增加型)ALLP子样本和正向(收益减少型)ALLP子样本，以便分析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基于独立性的背景，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向与审计师面临的诉讼压力是不一样的，审计师不太可能由于收益减少型应计遭受诉讼(徐浩萍，2004)。负向的ALLP能够增加报告期的收益，因此，负向的ALLP更加重要，我们将给予重点关注。模型(4)中有些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见表1)，通过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模型中部分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大于10，这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另外，就异常审计收费变量而言，正向和负向ALLP对应的上市银行样本分别仅有35个和31个;非审计费用和非审计费用率对应的上市银行样本仅有35个。采用传统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难以处理严重共线性和样本量较小而变量较多的问题。与传统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相比，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LeastSquares，PLS)允许在下列条件下回归建模:自变量存在严重的多重相关性;样本点个数少于变量个数。并且，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中，每一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将更容易解释。偏最小二乘法的上述特点有助于克服本文回归建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回归结果更加有效和稳健。因此，我们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对模型(4)进行检验。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见，RATI的均值为0．241，中位数为0．155①，说明银行向审计师购买了较高金额的非审计服务。ALLP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3和0．004，说明有些银行进行了收益增加型盈余管理，而有些银行进行了收益减少型盈余管理。AUDI的均值为0．581，说明近3/5的上市银行的审计师为国际四大。NPL、LCO和LLP的均值分别为0．030、0．002和0．004。SHAR的均值为0．488，表明政府直接控制近49%的上市银行。SWIT的均值为0．058，说明上市银行极少变更审计师。TEN的均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115和5，说明签字审计师的任期平均为2年，最长为5年。ENG的均值和最大值分别为6．069和14，说明事务所的平均任期为6年，有事务所连续14年为同一客户提供审计业务。
(二)模型回归结果
1．异常贷款损失拨备模型表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NPL、NPL和LCO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上期不良贷款、本期不良贷款的增量和本期核销的贷款损失的加，本期要求计提的贷款损失拨备也增加。反映贷款类型的变量中，AGR、FIN、HOU、COS的系数符号不同且显著，表明不同类型的贷款对贷款损失拨备计提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
2．盈余管理—产权性质、经济利益关系模型
我们对模型(4)进行了偏最小二乘法回归。表4PanelA列出了因变量为ALLP，自变量分别为UFE、lnNA和RATI的PLS成分解释的变差百分比。由于我们关注经济利益与负向和正向的ALLP的关系，PanelB列出了因变量分别为负向的ALLP和正向的ALLP，自变量为UFEE的PLS成分解释的变差百分比。由表4中的PanelA可以看出，当自变量分别为UFE、lnNA和RATI时，前4个成分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解释力分别达到了34．41、49．43，46．22、50．90和49．22、45．06;从第五个成分开始，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解释变弱，对变量的解释能力不明显;从第六个成分开始，继续增加的成分无法明显提高成分对变量的解释能力。所以，用前4个成分来拟合模型(4)。由表4中的PanelB可以看出，当因变量分别为负向的ALLP和正向的ALLP时，前4个成分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解释力分别达到了38．56、72．67、40．84和67．71，基于同样的逻辑，选用前4个成分来拟合模型(4)。模型(4)的不同情形下的偏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见表5。表5的PanelA报告了异常审计收费UFE对ALLP的偏最小二乘回归结果。
全样本情形下，UFE的B值为负，和预期相反，且VIP值较大，表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支付给审计师的异常审计收费越高，异常贷款损失拨备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非政府控制上市银行的大股东完善了银行治理机制，较好地抑制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SHAR×UFE的B值为正，和预期一致，且VIP值较大，表明异常审计收费越高，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水平越高。根据银行第一大股东的性质，进一步将样本区分为非政府控制上市银行(SHAR=0)和政府控制上市银行(SHAR=1)。非政府控制上市银行样本情形下，UFE的B值为负，且VIP值较大，进一步验证了全样本情形下的结论;政府控制上市银行样本情形下，UFE的B值为正，且VIP值较大，说明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支付给审计师的异常审计收费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审计质量由于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表5中的PanelB报告了非审计费用lnNA和非审计费用率RATI在ALLP样本下的回归结果，lnNA和RATI的B值皆为正，但VIP值较小，表明非审计费用(率)对异常贷款损失拨备没有显著的影响;SHAR×lnNA和SHAR×RATI的B值皆为正，VIP值较大，表明对ALLP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非审计费用(率)越高，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相比，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运用贷款损失拨备，进行盈余管理的水平越高。
表6分别报告了异常审计收费UFE对负向ALLP和正向ALLP的偏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在负向ALLP样本下，UFE的B值为正，表明对负向异常贷款损失拨备具有正向影响，但VIP值不大，说明对负向异常贷款损失拨备的影响不特别明显。与预期一致，SHAR×UFE的B值为负，且VIP值较大，说明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支付给审计师的异常收费越高，负向更大，即通过异常贷款损失拨备更多地增加了收益。在正向ALLP样本下，UFE的B值为负，但VIP值不大，未发现其对正向异常贷款损失拨备具有明显影响。SHAR×UFE的B值为正，且VIP值较大，说明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支付给审计师的异常收费越高，正向ALLP更大，即通过异常贷款损失拨备更多地平滑了收益。
综上所述，回归结果表明，异常审计收费UFE越高，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的盈余管理水而越低;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支付给审计师的UFE、lnNA和RATI越高，ALLP和(负向与正向)ALLP更大。即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运用异常贷款损失拨备进行了更大程度的盈余管理。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通过经济利益损害了审计质量，而这种情形并未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中出现。
研究结论
篇4
一、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涉及全国各地、各种食品，对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农产品信誉降低，价格下降，影响农民增收；第二，国际竞争力降低，农产品出口受阻。当今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竞争已经逐渐从以价格竞争转为以质量和安全为主的非价格因素竞争。第三，损失严重，降低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例如：三鹿奶粉出现问题后，奶农的牛奶没有市场只有倒掉，给农民造成了极大损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四，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困难加大。农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深加工产品滞销，农产品加工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难，出现货物积压，资金短缺，开工不足，效益下滑，甚至倒闭、破产，特别是外向型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
二、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原因
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二是标准化示范体系和标准化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缺失；三是监督检测体系不合理；四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及预警体系缺失；五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缺陷。
三、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
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实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一）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农业认业人员素质低导致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向广大农民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尤公害、有机、绿色农产品的高效益；同时要对农业从业人员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要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质量安全素质，还必须加强农民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发展。
（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推进农业标准化，助推农业经济发展。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相继颁布实施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并且要与国际标准接轨。要从生产环境、生产投入、农产品运输、贮存、农产品加工，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生产。农业标准化能有效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布局优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延长农村经济链，促进集约型农业发展，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三）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机制。做到生产前产地环境检测，生产中生产技术监控，生产后市场监督：生产后产品质量监测由定点产品监测机构对最终产品进行监测，确保最终产品质量。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包装标准，对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进行包装，在流通中执行贮藏运输标准。
（四）培育农业协会，推广农产地标签制度，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由于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分散，规模偏小，不利于产地认证，不利于消费者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不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积极发展农业协会，培育协会连接市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便于质量安全追溯，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同志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农业生产中生产要素的过量投入，不仅影响了土壤、水体和大气的环境质量，还带来了农产品的安全问题。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低投入、高循环、高效率、高技术、产业化、动态性的新型农业。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以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提高农产品的品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篇5
(一)课程设置与就业需求接轨
学校课程的发展，首先应考虑到社会的需求，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导向。从课程发展的角度看就业市场，必须有一定的前瞻性。当前流行的热门专业，3年后不一定真的有就业竞争力。分析就业市场，应当充分占有可靠的信息资料，认真搜集人才交流信息和劳动人事部门作出的各种人才流动情况的报告。在充分估计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趋向后，再作出专业设置的决定，会有助于学校与地区经济同步发展，为学校发展打下一个较好的社会基础。
(二)课程设置与行业(职业)标准接轨
在课程发展方向确定后，学校除了凭借对宏观人才市场的分析、判断外，需要对每一个微观人才市场的需求做大量的调查分析工作，这就是课程设计与行业标准接轨的含义。
以培养各种高技能型人才为自己办学定位的高职院校，在考虑自己的专业课程设置目标时，不可忽略国家劳动部门颁布的行业职业标准。当然，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中，即使是国家劳动部门、人事部门最新颁布的各种标准，在各地区各行业的不同背景下，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滞后问题。但至少学校课程应以劳动部职业标准为导向，来考虑自己课程设置的基本目标，为学习者提供与其未来可能从事职业活动有关的知识与技能。为使学生能够学到最有用的知识技能，学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培训、鉴定考试方面都会由此产生一系列改革，帮助学校从学院式、学术性道路，走向职业性、应用性轨道。同时，如果我们能高度重视教育活动与生产、经济活动的高度结合，就会为企业提供真正有用的人力资源。
(三)课程设置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接轨
从教育的“三个面向”出发，课程设计和发展应注意到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接轨。提高国家人才资源质量，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是提高国家经济竞争能力的关键问题。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不学习、借鉴国外的教育技术，不引入涵盖国外最新科技发展成果的教材，“闭门造车”，“舍近求远”，就等于放弃了享用人类文明成果的权利。同时，能不能将高职院校的课程与国际人才的标准接轨，也是能否提高我们课程设置的标准和质量、吸引学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联合国面向21世纪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学会如何做事，如何与人相处，学会生存”。在国际高级职业人才的素质导向中，强调六种生存的核心能力，即表达、演算、信息与处理、与人合作、自我提高与更新、解决问题。这六种核心能力被认为是未来从事一切职业的必备的通用能力。我们在进行学校的课程设置时，也应该考虑到学生是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在课程设置中，如果能够通过教材、教学、授课来解决上述能力的培养问题，我们就应该采纳，甚至有些课程可直接考虑与国外大学接轨。这种接轨课程应该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出发，从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出发，学校能够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教育效益。学生通过全部课程后可以达到高技能型人才最基本的要求；具有必要的语言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掌握国际上流行的、通用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方法。高职院校自身也可以从这种接轨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师资，提高课程的适应性。
二、精品课程设计和发展的个性化、社会化、多元化
高职院校的课程发展系统，是学校能否取得教育效益的关键所在。好的教育效益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投入进行教育活动，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才能，创造新人力资本，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新需求。同时，课程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一个基础，对学生的人格发展也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所以，课程发展也应该注意课程设置能够引导、塑造、重组或改造学生的个性品质，能够启发学生认识自我，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体系和良好的思想品质。
篇6
[关键字]：知名商品知名度消费者市场占有率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经营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不惜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采取对知名商品的仿冒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这不仅严重的损害了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严重的扰扰了市场正常的发展秩序。为了制止和打击市场上出现的仿冒行为，保护知名商品，国家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布了《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建立了3.15日等。这些措施有力的打击了市场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了中国品牌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对知名商品的认定这一领域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其必然会影响我国市场秩序进一步的发展。
一相关法律法规界定上的模糊性。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这一条规定突出了我们对知名商品的保护。大家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知名商品的知名度是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笔无形财产，它对经营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各个经营者都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升和扩大自己商品的知名度。然而，在利益的驱不正当的利益。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了被仿冒者的合法权益，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秩序的混乱，严重的扭曲了社会分配正义原则。因此，世界各国都加大对仿冒行为规制的立法力度。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为有效规制仿冒知名商品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立法本身的技术，我国并未在该法中对知名商品作出界定。为了便于对仿冒知名商品行为的认定，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了《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知名商品作出了解释。所谓“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悉的商品。它虽然为认定知名商品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便会发现，该解释仍然存在一些的问题。首先，我们如何认定解释中“市场”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市场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例如，从空间角度来看，市场可以划分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从产品性质角度讲，市场可以划分为家电市场、食品市场、建筑市场等等。如果我们再依据更为细化的标准，上面的市场仍然可以进一步被细划。市场的可再划分性导致了市场范畴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为界定市场范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如果不适当的采取措施来规范市场界定工作，则有可能带来了不公正的结果。笔者认为应通过相关的立法来明确划定市场范围，减少主观作用的余地，使认定工作趋于稳定化与标准化。其次，如何认定知名商品知名度的指数。我们知道，即使在同一市场上同样被称为知名商品的商品，他们的知名度指数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知名商品的知名度指数可能达到百分之百，而有的知名商品的知名度却可能为百分之六十甚至为百分之五十。那么究竟达到多少才可被称为知名商品呢。如果某一商品在一市场上为人所知率刚好达到百分之四十九，那它能否被称为知名商品。笔者在此不敢枉加论断。有的学者提出：知名度达到何种程度的商品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知名商品”标准，则需要综合考察销售地区、时间、拥有消费者市场的大小、广告宣传的数量及效果等等因素来作出判断。在实践中，对知名商品知名度的判断通常由有关主管部门来进行认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对此则有着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防止相关行政权的滥用，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第三，如何认定解释中的相关公众。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规定在界定知名商品时，要求知名商品必须为相关的公众所知悉。这虽然在形式上进一步细化知名商品，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商品的输出对象最终是广大的消费者，因此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主体都是消费者。它包括直接的消费者和间接的消费者。所以，知名商品的知名度对象应直接指向消费者而不是相关公众。使用“相关公众”一词来代替“消费者”是不科学的，它可能造成对象的遗漏以及某些尴尬局面的出现。例如，对于很多的残疾人来讲，他们可能从来不关心自己使用的残疾工具也不知道自己使用了何种品牌，因为他们使用的工具基本多是他们亲友购买的。如果依据《规定》本意，解释中的相关公众在此则是指某些残疾人。因为消费者通常只对与自己有关系的产品加以必要的关注。（种地的农民一般谈论农业生产资料产品而绝对不会询问IT产品。）这就导致了问题的产生，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某一区域相关产品市场上很有盛名的产品却不为它的“相关公众”所知悉。如果依据《规定》的标准，我们则完全可以将这些品牌商品归为非知名商品类，但这却明显与现实相违背，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用“消费者”这一术语来替代解释中的“相关公众”，以实现法规内容的严密性。《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就采用了这一做法。
二相关规则的错误性。
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提供了另一认定知名商品的方法（通常被学者称为“反推规则”）即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若仅从该条本身来看，其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将其置身于仿冒知名商品的构成要件中看，我们便会发现问题所在了。对于仿冒知名商品的构成要件，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三要件说，有的则持四要件说。三要件说认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应该具备以下要件：（一）、被仿冒的商品须为知名商品（二）、该外观标志须为知名商品所有（三）、对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擅自作了相同的使用或者作相近似的使用，致使与他人知名商品发生混淆；而四要件说则认为构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被仿冒的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二）被仿冒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必须为知名商品所“特有”（三）对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擅自作了相同或者近似的使用（四）造成与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便发现无论三要件说还是四要件说，他们首肯的都是被仿冒的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这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核心前提。如果没有这一点，对于任何知名商品的仿冒都无法无据。而1995年国家工商局《规定》中提供另一认定知名商品的方法恰恰可能造成这要件在某些情况下的缺少，导致不公正结果的发生。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我们归纳出构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标识须具备的要件：A、该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B、有关标识必须为该知名商品所特有C、标识被其他经营者仿冒，造成或者足以产品造成混淆。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要件才可以被认定为对知名商品的仿冒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依据反推规则，你会发现只要仅仅具备上述构成要件BC两项就就会被认定为仿冒行为。因为依据反推规则，由BC就能推出A。因此，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第一款是存在缺陷的。它在实质上修改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关内容。如果依据法律位阶，这条规定应该是无效的。但这并不能说《规定》中相关内容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经营者进行仿冒，其主要目的在于侵夺别人商品品牌优势以牟取利益。被仿冒的对象大部分是知名商品。具有关统计，凡是人们熟悉的名牌商品，几乎都未能幸免被他人假冒或仿冒。因此规定“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能够提供一认定知名商品相对效率的方法。但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也并不是所有被仿冒的商品必然是知名商品。如果武断的认为被仿冒的商品就是知名商品难免导致不公平的发生。从深沉次的角度来讲，《规定》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如果过于倾向效率，那则损害了公平；如果过于倾向公平，也会损害效率。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由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都源于生产力不发达，当经济增长成为需要时，效率应当被优先考虑但同时要兼顾公平。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各国经济法普遍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我们基本肯定《规定》中提出的反推规则，但必须对它加以适当修改并附以相应制度设计以保障公平的实现。笔者的观点是：如果某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被认定为知名商品，但允许仿冒者在诉讼中提出反证，证明被仿冒的商品不具有知名商品性质。这样既保持了与上位法的内容统一又合理的平衡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认定知名商品不能以是否获奖作为唯一的标准或者主要标准。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知名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功能等多为相对出色。它们大部分多获得很多的奖项。但是知名商品与获奖商品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名商品的本质属性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为消费者所熟悉。获奖商品内涵上只是表明了某一商品在某评比活动中优胜其它参与者。获奖商品并不一定是知名商品。从客观情况来看，获奖商品并不一定为相关消费者所熟悉具有市场的知名度。例如某经营者在经过多年的研发后而开发出的新型优质产品，它虽然可能在某些评选中获奖，但由于它尚未投入市场或者刚刚进入市场导致其并不被相关的消费者所熟悉。因此它并不能被认定为知名商品。从主观情况来看，由于评奖工作中可能存在一些不正当的作风如行贿受贿，使得某些本身并不具备获奖条件的商品却获得某些奖项。所以获奖商品并不一定是知名商品。但非获奖商品也并不一定不是知名商品。符合这种情况的例子就很多了。例如，某些企业商品本身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故未参加某些评比活动；某些知名商品由于受到不正当的因素影响而未能获奖。因此，我们不能将知名商品与获奖商品直接的等同起来。在认定某一商品是否为知名商品时，不仅要考虑相关商品的获奖情况，还要考虑商品是否进入市场、进入市场的时间、销售数量、广告宣传力度与广度等等因素。只有通过对这些相关要素的综合考察后方可认定，也只有这样，其认定工作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说服性。故笔者认为《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欠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还规定：“为相关消费者所公知、具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和较高知名度的商品”是知名商品。笔者认为：虽然这种认定知名商品的做法（我们将之称为市场主导型）很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是我们所要大力提倡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但立法技术上却存在一些问题。它在语言表述上基本吸取了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对知名商品属性界定的内容，但它又添加了一项标准即市场占有率。我们认为不妥。知名商品，它的最本质属性在于它的知名度，对于这点，国家工商行政局的规定已经明确指出了。但是对商品的知名度认定需要相对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采取商品是否使用驰名商标或者著名商标、市场占有率、消费者对之的知情率等具体标准来综合判断。但我们在规定知名商品时，不应该将知名商品的属性与具体标准混合在一起来规定什么商品为知名商品，这样做法容易造成某些商品虽然具有知名商品的一般属性但却因为不全部具有知名商品的标准而导致其不是知名商品的结果。例如，某企业的产品虽然在经过媒体长期深入宣传后，在一定的市场上为消费者已广为熟悉，但由于企业实施了延期产品投入的经营策略，其产品并未同期投入市场。因此市场占有率为零。如果依据《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该商品就不是商品。这符合实际情况吗？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避免将知名商品的一般属性与个别标准合在一起来规定知名商品。
三认定知名商品的主体设计存在缺陷。
虽然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监督检查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对知名商品和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一并予以认定。但是根据我国其他相关立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不是知名商品认定的唯一主体，还有其他机关例如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机关可以依法进行知名商品的认定工作。总的看来，我国的法律并没有系统的规定知名商品的认定主体。但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政府机关无疑是认定知名商品核心主体。对于这样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不同政府的具体机关在认定知名商品活动中的标准是否同一。虽然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对知名商品进行了界定，但由于其本身定义特性，其并不能直接应用于认定活动中，对知名商品的认定仍然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标准。同时由于它在法律性质上处于部门规章地位，因此它并不能撤消或者改变与之法律地位相平等相关立法内容。这就有可能导致不同的政府部门在认定知名商品中采取并不完全相同的标准，造成认定知名商品工作松紧不一的局面。这有背法制的统一性要求。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认定主体制度，在部门的利益冲突，也可能导致政府不同部门为争夺这一可以寻租空间而形成擅自降低认定标准的局面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
其次、相关实际认定主体是否完全具有相应的认定能力是否具有公正性。虽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机构的人员素质也有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对商品的知名度认定涉及到很多因素诸如产品的质量、销售数量、销售地区、广告宣传、获奖情况、售后服务等等，现行的知名商品实际认定主体并不一定完全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素质。例如：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的“质技监局质发[2002]82号”文件而组成的“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其成员三名是国家级和部级（已退居二线）的官员，六名主任、副主任是有一定职位的官员或退位官员，53位委员也大多是在位或退位的官员，包括9位媒体的社长或主任，其中有一位是某媒体的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没有一位是企业界代表。“在众多的委员中，笔者无法想象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铁道部科技司、交通部体改法规司一类的机构与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之间有什么联系，由这样的机构来负责中国名牌的评选，我想象不出它的公正性，因为这些人员的构成缺乏公正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一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主持的评选中，曾经是中国知名商品的乐凯胶卷却名落孙山。因此有的专家对今年“中国名牌”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曾经参与起草《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树义等一批法学家，从法律层面论证了这项评选活动有背于《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认为这样的评比是“不折不扣的政府设租，企业寻租”。
第三、政府主导型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是否有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它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但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失灵。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审慎性的选择。从本质上讲，知名商品认定是属于市场行为。无论是地区的还是国家的或者世界性的知名商品，它们的知名性并不是由哪个机关直接评出来的，它需要企业通过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等因素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消费者才有权和有能力来评定商品的知名度。如果我们继续推行这种认定知名商品的模式，则很有可能导致企业减少对取得消费者信任的投入而把精力放在政府部门的公关上。这偏离了市场的正常发展方向，不仅会导致市场被扭曲的局面，更会影响政府自身建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的知名商品认定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立法步伐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的法规，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把对知名商品的评定权交给消费者和企业，做到让市场来发挥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经济法所体现的政府管理职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事实情况灵活转变的，但整体上应体现不断扩大市场作用的趋势………一个好的政府还应该主动培育自己的对立面——市场，并为其造条件，引导它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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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倪振峰主编：《竞争的规则与策略—反不正当竞争法活用》，1996年9月第1版。
2、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解与适用》，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
3、王全兴主编：《竞争法通论》，中国检查出版社1997年版。
篇7
关 键 词：产品设计 质量模型 设计方法 工业设计
引言
设计学领域对产品的研究集中在用户和市场，经济学领域对产品的研究集中在市场和成本，生态学领域对产品的研究集中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工程学对产品的研究集中在制造。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认识不全面、不科学、不统一，所以有必要建立科学的产品质量模型以帮助人们全面理解和把握产品质量。
设计学、心理学和质量管理领域的专家通过对成功产品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产品质量模型，其中狩野纪昭（Kano Noritaki）的产品质量模型、唐纳德？诺曼（Donald A. Norman）的产品质量模型和Jonathan Cagan & Craig M. Vogel的产品质量模型影响较大。
日本质量专家狩野纪昭在《魅力质量与应达质量》一文中根据用户感受把产品质量分成三种：必要质量、期望质量和魅力质量[1]。必要质量是指产品的基本特征。期望质量是指用户期望的产品特征。魅力质量是指令用户意想不到的产品特征。狩野纪昭认为成功的产品必须具有必要质量和期望质量，魅力质量永远都是吸引用户的亮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魅力质量会向期望质量和必要质量转变。唐纳德？诺曼教授在《Emotional Design》根据人的生理本能和文化基因，指出人类对产品的反应有三个维度：本能感知（visceral level）、行为过程（behavior level）和反思[2]（refective level）。产品应当在本能感知方面表现出美观与和谐，在行为过程方面表现出易懂与好用，在反思水平方面表现出象征意义。只有“美观、和谐、易懂、好用而又具有某种隐喻意义”的产品才能给用户留下美好的体验和印象。Jonathan Cagan & Craig M. Vogel在《Creating Breakthrough Product》一书中指出要创造突破性产品就必须要识别出产品机遇缺口，深刻理解用户需求，并把它们转化成产品属性。产品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具有“好造型、高技术、高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得到用户认可[3]。好造型使人愉悦，高技术使人信赖，高价值使人爱慕。狩野纪昭、唐纳德？诺曼和Jonathan Cagan & Craig M. Vogel的产品质量模型只强调产品对用户的价值，简化了产品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这三个产品质量模型对产品质量的概括不全面、不科学。
经济学领域的专家认为成功的产品应当具有以下特点：填补市场空白、市场规模大、成本低、利润高。
生态学领域的专家认为成功的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包括制造、流通、使用和报废回收）要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模型”的本义是用来铸造器物的模子，是器物的反形，在现代汉语中指用来理解和把握复杂对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产品的质量模型就是指用于理解和把握产品质量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立“模型”是研究复杂对象的手段和前提，所建立的“模型”要真实完整和简明实用[4]。产品质量是指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对外部环境的价值。为产品质量建立模型的过程：首先理清与产品相关的外部环境；接着挖掘产品对外部环境的价值；最后提出评价和设定产品质量的方法。
1 与产品相关的外部环境
任何一件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都经历了制造（制品）、流通（商品）、使用（用品）和报废（废品）四个阶段，制品和商品是生产和经营对象，要为企业和商家带来利润，用品要满足用户的生活需求、劳动需求和精神需求，废品要减轻对环境的伤害[5]。纵观产品的生命周期，可以发现与产品相关的外部环境分别是经济活动、用户和自然环境。
2 产品对外部环境的价值
与产品相关的外部环境分别是经济活动、用户和自然环境，产品对经济活动的价值是产品的经济质量，产品对用户的价值是产品的人文质量，产品对自然环境的价值是产品的生态质量[6]。产品的人文质量是产品诞生的根本因素，产品的生态质量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产品的经济质量是企业和商家赢得市场并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产品的人文质量主要体现在有用、好用和有吸引力，产品的生态质量主要体现在节料、节能、耐用和易回收，产品的经济质量主要体现在成本低、价格合理和利润高。产品质量是人文、生态和经济三者的结合，是三重质量。产品的三重质量模型是指把握产品人文、生态和经济三重质量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产品的人文、生态和经济质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关系复杂，视具体产品而定，在产品设计和研发的过程中不但要兼顾而且要平衡三重质量[7]。
从研发与设计新产品的整个过程看，评价、设定、设计和实现产品三重质量是相连续的四个阶段。下文将重点探讨评价和设定产品三重质量的方法。
3 评价和设定产品三重质量的方法
本节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如何评价现有产品在人文、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表现？如何设定新产品在人文、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表现？
在构建产品三重质量展开表（如表1）的过程中，由用户、技术人员、市场人员、财务人员、环保人员、设计师和管理者等相关人员协作完成评价和设定产品三重质量的任务。构建产品三重质量展开表的过程如下：
（1）用户评价及其期望
以表1中产品的三重质量为主题，采用访谈法、焦点小组法、观察法和收集产品售后服务信息的方法，系统收集用户和技术人员针对具体质量项目的评价和期望。
访谈法法是指通过与调查对象的当面交流获得用户需求信息的一种方法。焦点小组法是指通过指导客户群体（8～12人）讨论获得用户需求信息的方法。观察法是指调查人员在现场对调查对象的情况直接进行观察和体验，获取所需信息资料的一种调查方法。收集产品售后服务信息是指收集和整理用户（用户、经销商、公司员工、导购）的投诉、抱怨等各种反馈信息。
通过调查从顾客那里获取的原始数据是顾客的原声，具有意见、投诉、评价、希望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每次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及时对原始数据进行翻译、变换、整理，最后用书面形式表达用户评价和用户期望[8]。
（2）竞争性评估
竞争性评估数据是通过市场调查、用户研究和技术研究得到的。用户和技术人员针对具体质量项目对本公司产品和竞争者产品实施竞争性评估，竞争性评估反映了市场上现有产品的优势和弱点以及产品需要改进的地方。竞争性评估主要有两部分内容：对本公司产品评价，即用户和技术人员对本公司当前产品的满意程度；对竞争对手产品评价，即用户和技术人员对竞争对手产品的满意程度。
一般用数字1～5来表示客户对产品具体质量项目的满意程度，其中5表示非常满意，4表示满意，3表示基本满意，2表示不满意，1表示非常不满意。如表1所示，通过竞争性评估可知本产品和竞争对手在人文、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表现：
本产品在人文方面的总分=分数1+分数2+分数3；
本产品在生态方面的总分=分数4+分数5+分数6+分数7。
本产品在经济方面的总分=分数8+分数9+分数10。
竞争对手A和B在人文、环境与经济方面的表现可以依照此法进行评判和计算。
（3）目标质量
目标质量是指围绕三重质量为新产品设定的目标，是使本公司产品改进后欲达到的顾客满意程度。根据生产技术条件和市场竞争性评估结果设定目标质量。目标质量设定时的注意事项如下：对于本公司现状水平比他公司低的质量项目，至少设定成与他公司同等水平；对于本公司现状水平比他公司高的质量项目，维持现状并作为营销重点；对于技术系统难度大，本公司达成水平低而他公司达成水平也低的质量项目，将目标质量设定为比他公司高，使该项目成为营销重点。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不必把所有项目都瞄准高水平，而应统筹考虑，突出重点。
至此，就可以方便的评估出一个已有产品在人文、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表现，为新产品设定出具有竞争优势的目标质量，进而确定新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方向。
4 新型TCL开关的设计
本产品是TCL开关（图1），假定竞争对手A是西门子开关（图2），竞争对手B是松下开关（图3）。TCL的用户、设计师、工程师、管理者、市场人员、环保人员和财务人员协作构建TCL开关三重质量展开表（如表2），完成评价老开关三重质量和设定新开关三重质量的任务。鉴于论文篇幅有限，对构建TCL开关三重质量展开表的过程不作详细阐述，着重讨论TCL开关三重质量展开表对研发与设计新型TCL开关的指导意义。
从TCL开关三重质量展开表（如表2）可知TCL开关的人文质量（12分）低于西门子开关（13分）和松下开关（14分），生态和经济质量优于西门子开关和松下开关。新的TCL开关要保持其在生态和经济质量方面的优势，克服其在人文质量方面的不足。在好用性方面，TCL、西门子和松下开关都无法指明通断电状态，表现较差，新TCL开关要能够指明通断电状态，并使新TCL开关的这一特点成为营销重点。
新TCL开关（图4、图5）把荧光条和按钮板作为表意符号，在荧光条和按钮板的双重指示下使开关明确表达了通电和断电的状态，该设计方案没有增加制造成本，减少了用户烦恼，节省了大量电能。因为生态和经济质量依赖于人文质量，并且复杂，也受作者的知识结构和论文篇幅限制，所以在设计新TCL开关方案时没有详细考虑生态和经济质量。
5 小结
产品三重质量模型全面定义了产品质量，指明了产品的进化方向。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产品三重质量模型指出产品质量包含人文、生态和经济三个方面，人文质量主要体现在有用、好用和有吸引力，生态质量主要体现在节料、节能、耐用和易回收，经济质量主要体现在成本低、价格合理和利润高，它全面定义了产品质量，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产品质量；
（2）产品三重质量模型提供了评价和设定产品三重质量的方法，在构建产品三重质量展开表的过程中，评价出已有产品在人文、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表现，同时为新产品设定出具有竞争优势的目标质量，进而确定新产品的设计方向。
后续研究内容建议：
（1）建立并完善评估本公司产品和竞争者产品各个质量项目达成水平的方法。
（2）研究产品三重质量模型与QFD（质量机能展开）相结合的方法，在定位阶段利用产品三重质量模型确定设计方向，在展开阶段利用QFD转换产品的人文、生态和经济质量为技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TB472；F273.2；N94
项目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管理科学与软科学计划（MTKJ-2010-394）
参考文献
[1] 熊伟. 质量机能展开[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32-33.
[2] Donald A. Norman. Emotional design[M]. Beijing：Basic Books Incorporation， 2005：72-123.
[3] Jonathan Cagan，Craig M. Vogel. Creating breakthrough products [M]. FT Press， 2002：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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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龚勋，冯毅雄，等.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质量驱动产品模型构建方法[J].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11（10）：1764-1769.
篇8
一、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解决认识不够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地方由于认识不够到位，忽视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具体表现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从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上看，安全隐患较为突出，不合理使用农药、兽药、化肥、激素等农业投入品。从加工、经营企业者来看，一些企业和经营者唯利是图，视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置消费者的人身安危于不顾，不当使用大量防腐剂、保鲜剂、添加剂等药物，加剧了农产品的有毒有害性。特别是在流通销售环节中，不法企业和商贩在产品上再做手脚，肆无忌惮地推销有毒有害及过期变质食品。从消费者来看，部分消费者对无公害、绿色食用农产品认知度还不高，对无公害、绿色食用农产品相对较高的价格难以接受。“放心菜”优质不优价，势必影响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的推广。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为农业发展的生命线。去年的禽流感，给很多家禽养殖企业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县双佳农牧公司因此在短短几个月里经济损失达到500多万元。同样在去年，我县的柑桔因“甲胺磷风波”在哈尔滨身价大跌，导致石门柑桔在整个东北市场销售疲软，尽管最终证实此事纯属个人捏造，但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挽回。这些事实告诉我们，质量安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事关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大事，需要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并付出努力。
提高全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当前重要的是加强宣传教育。各职能部门应加强配合，对农产品生产、加工和经营者加强农产品安全法律法规教育，让他们明白哪些是违法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从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遵守农产品安全法律法规。同时要对广大消费者加强农产品安全宣传教育，使他们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对于上市农产品检测结果，除了及时在市场醒目处公布外，可定期汇总，在新闻媒体上公布，这样不但可以震慑不法经营者，也能使消费者明白哪些东西可放心购买，哪些东西要谨慎购买。
二、处理好堵与疏的关系，解决方法单一问题。
为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很多地方采取了“堵”的方法，如制订出台禁用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公告，严格检验检测实行市场准入制等等。这种方法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在当前农业执法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以罚代管、以案养案”问题；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资经营放开，新产品层出不穷，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存在“堵不死”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堵”的同时，注重疏导。
据《农民日报》报道，今年中原大地夏收期间，已见不到大片大片焚烧秸秆的现象，政府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禁烧监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秸秆可以卖钱。麦收季节有不少农业龙头企业专门收购、加工麦秸，麦农因此而额外多了一笔收入，自然不会焚烧了。这就是堵与疏的两种绝然不同的两种效果。
所以说，我们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要从重堵轻疏中摆脱出来，在禁用有毒有害农业投入品时，也要相应地开发一些实用的绿色、无害农业投入品，群众认可后，就不会去使用禁用农业投入品了。就石门而言，现在是全国柑桔、蔬菜标准化示范区，是全国优势农产品出口绿茶优势区域，已获得全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整体认证。要增加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的份额，就要在“疏”字上多下功夫。可以考虑把几十万亩的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秸秆有效利用起来，改良土壤或生产饲料；可考虑把九峰实业、双佳农牧的生猪、家禽粪便利用好，解决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基地的肥料问题，扩大有机肥料的施用量，最终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
三、处理好供与求的关系，解决机制不顺问题。
近些年来，我们先后实施了“无公害行动”，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活动，客观地说，它们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一旦放松，就有垮下来的危险。这其中的关键是现在还没有形成绿色农业投入品供给机制，而没有绿色农业投入品是难以生产出绿色农产品的。所以说，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建立一种长效的绿色农业投入品供给机制，怎样建立？我认为就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努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利用它们采取“公司 基地 农户”、“公司 协会 农户”的经营模式，形成在生产资料上包供、生产技术上包教、生产产品上包销的紧密型经济联合体，最终以优质农资换得优质农产品。我县的双佳农牧、九峰实业、北山牧业、烟草公司、金湘源等企业都与我县农户建立了这样的合作方式，形成了基地发展、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可喜局面。特别是双佳农牧成立了双佳禽业合作社，不断完善“公司 农户”的经营机制，成功推出了“六包两协助”的经营模式（六包即：公司包供应鸡苗、饲料、药物、养殖设备、包提供技术服务、包保价收回产品，两协助即：协助养殖户选址建场、协助搞好防疫），联营养鸡大户达到1600多户。公司目前已建有规模养殖基地10个，其中夹山三板生态养殖基地建有标准化鸡舍38栋，养殖面积2万多平方米。这种经营模式，解决了传统的“公司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不稳定的问题；解决了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民缺少资金、技术、信息的问题；解决了农业标准化过程中全程质量控制难的问题；解决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条件下，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问题；解决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实现了“企业和基地一体化、农民工人化”。所以今后我们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到农村建立产业化生产基地，发展“订单”农业，改变过去农民一家一户各自经营的局面。一旦某种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可根据其品牌和产地进行彻底检查；而企业、协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一定会严格自律。
四、处理好主与次的关系，解决监管乏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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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形成。商品包装作为社会的产物，在这个特定的发展的社会阶段中必须与市场接轨，并反映时代气氛。从目前的情况看，好的产品没有优良的设计包装很难获得更多的购买者，也很难使企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当今社会属于节奏较快、时尚的社会，商业插画包装后的产品会变得非常抢手，人们在挑选商品时往往会注重包装设计，具有好的插画包装的商品可区别于其他商品，体现了购买者不俗的品味。由此可见，商业插画在包装中的运用可提高产品的销量。
2商品包装设计的经济价值
2.1可提高企业管理活动的经济价值
目前，包装已从简单的商品保护和美化作用转化为更加重要的功能——促销。在商品包装设计的帮助下，可达到企业的销售目标，因此，提高利润是商品包装的关键功能之一。好的包装设计不仅要突出其特殊的设计元素，且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地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完美地展现所有的美感。此外，一些包装设计中的要素可展示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性质，比如展示其内涵在商品包装中的企业文化理念。结合产品本身的固有特性，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高层次的审美追求，并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多的包装开始使用商业插画，使包装与插画相互碰撞、融合，使人眼前一亮。以往，插画总是与书籍紧密联系在一起，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时尚大品牌将其运用在包装上，很快就使时尚者为之疯狂，插画的魅力也逐渐体现出来。比如，一件造型简单、质朴的品牌商品，在插画家妙笔生花地改良后，立刻变成了“全球限量版”；有些品牌推出了与某插画大师合作的限量包装款，使商品标价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便是其品牌价值和市场价值在插画包装上最直接的体现，插画渐渐在品牌中以包装的形式量产、传播。
2.2增加商品的诉求
产品包装设计可起到促销的作用。对于包装设计而言，可使用的艺术元素主要有图形、色彩和文字等。对于商品而言，每一种设计元素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不同的设计元素突出了产品不同的品质。一个品牌在上市前就会有所定位，比如消费者的年龄层次、宣传手法和营销形象等，这些都是决定一个品牌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以韩国化妆品品牌EtudeHouse（爱丽小屋）为例，无论是在市场定位，还是在其包装选择上都是非常成功的，且其包装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该品牌能快速顺应时代潮流、更换包装的关键在于该品牌的所有商品甚至广告，都大量运用了插画。爱丽小屋手霜的包装十分可爱，这是因为该品牌的主要售卖对象为年轻女性，其产品包装极为年轻、可爱。与其说爱丽小屋是专门为20～30岁的女性打造彩妆用品，还不如说爱丽小屋是为了这世上所有有着公主梦的可爱女生而打造的集可爱、精致、丰富和变化于一体的综合化妆品品牌。商品的包装设计能有效提高商品的附加价值，企业也能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良好地运用商品包装，可帮助企业提升其品牌形象和企业形象，并达到促销商品的目的，从而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价值，这也是包装设计艺术给企业带来经济价值的客观体现。
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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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管制；技术授权；社会福利；清洁生产技术；特许权；排污许可证；消费者剩余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75-07
一、引言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肖士恩和雷家X）[1]和环境质量（李名升等）[2]。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和清洁生产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早在2003年1月1日就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工信部等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关方案，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且明确提出，应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是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污染物产生，实现清洁发展的根本途径。
既能够降低污染排放，又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是一种高效节能的清洁生产技术，它普遍存在于现实经济生活当中。例如，先进的炼钢工艺在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同时，提高了钢铁产品质量（殷瑞钰）[3]。在水泥生产行业，通过实施污染削减技术，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水泥产品质量（卢声超）[4]。
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黄菁和陈霜华[5]通过建立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在均衡增长路径中的关系，并运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清洁要素及技术的使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秦佩恒等[6]对2009年中国金属制品行业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水平是影响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Porte和van der Linde[7]理论假说，即适度的环境管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清洁技术的应用及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得益于环境管制。朱承亮等[8]对1998―2008年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分析发现，政府管制和环境治理强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改善具有促进作用。余长林和高宏建[9]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管制强度和隐性经济规模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认为政府应通过提高环境管制强度、刺激企业治污和生产技术创新，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和污染治理的双重目的。钟茂初等[10]利用中国省际面板，对环境管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查建平[11]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当前工业化阶段，严格的环境管制有利于推进工业经济生态化和集约化发展，推动工业企业加大技术引进，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可见，环境管制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工业企业对清洁技术的需求。
在关注清洁生产技术有效需求的同时，如何有效增加清洁技术的供给同样不容忽视。许多科研机构和研究型高校等非生产性企事业单位，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供应者，本身并不从事相关产品生产，而是通过技术授权来实现清洁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如何通过最优技术授权合同的选择，实现非生产性企事业单位收入最大化，并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日益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Li和Geng[12]研究了非生产性企业向一个耐用品厂商的技术授权，证明了固定收费、特许权收费和双重收费都有可能是最优合同形式，取决于技术创新类型和创新程度。Stamatopoulos和Tauman[13]通过研究异质消费者条件下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授权，发现依据市场需求的不同，最优合同形式既有可能是固定收费和特许权收费，也有可能是双重收费。
然而，关于环境管制条件下最优技术授权合同形式的研究还比较少，这不利于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治理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有效增加清洁技术供给，减少企业污染排放，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构建了一个经济学模型，一个非生产性企业拥有一项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又能降低污染排放的技术，它决定采用何种技术授权合同形式向其他两个生产性企业转让该技术。两个潜在的技术受让企业在市场上进行古诺竞争。在该模型当中，政府对生产性企业实行排污总量控制。环境管理部门通过设置排污上限的环境管制措施，会对技术拥有企业的最优合同选择产生重大影响。排污总量限制了技术拥有企业通过设置适当的单位产出费攫取新增利润的能力，从而导致特许权收费合同成为最佳选择。
清洁技术的应用对生产者、消费者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如果对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生产者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那么就需要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做出取舍，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影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技术授权合同形式不仅提高了生产者利润，而且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达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的一致。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笔者给出了基本模型，研究了没有技术授权的市场状况。在第三部分笔者研究了技术拥有企业的最佳技术授权形式和社会福利效应。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四、结论和建议
笔者讨论了一个外部专利持有者通过技术授权提高产品质量，从而降低污染排放，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是以前关于清洁技术使用与环境治理文献较少涉及的内容。另一方面，关于技术授权的文献很少涉及环境管制。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环境管制条件下，特许权收费合同是技术拥有企业的最优选择，并且促进了清洁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根据本文的结论，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政府应该实行较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措施，制定明确的污染排放限额；第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双重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在特定环境下能够产生较为理想的结果；第三，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并行不悖，通过环境管制和清洁技术授权形式的选择，可以实现两者的一致，从而保持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清洁技术应用，改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笔者并没有将污染物排放对社会的危害纳入到福利分析当中。但是，由于在不同的技术授权合同形式下污染物排放总量是相等的，因此，即使考虑到危害函数，也不会影响本文的实质性结论。
应当注意的是本文的结论依赖于特定的环境管理工具，即排污上限和排污许可证拍卖。后续研究可能要考察在其他环境管理工具下，例如排放标准、生产标准和排污许可交易，技术拥有企业的授权策略及其社会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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