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考试法律培训十篇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1

司法官的培养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完备的国家都很重视司法官的培养。探讨并建立中国的司法官养成制度，是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我想从两大法系国家法官检察官培养模式的特点、中国法官检察官培养模式的现状及发展谈谈我的看法。

一、两大法系国家法官检察官培养模式的特点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以成文法典为主要形式，法律教育主要是讲授立法原理和对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并不具备直接从事司法职业的实践技能和经验。因此，这些国家法官检察官的培养往往并不直接依赖于大学的法学教育，而是有专门的、独立的法律职业教育，以此作为大学法学教育与司法官职业之间的衔接。这又包括了司法准入教育和在职培训。以法国为例，每年根据法官检察官的缺额情况，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官考试，吸收大学毕业生和有志于从事司法职业的公务员、私人机构人员等其他人员进入司法界。通过严格的考试被录取后，成为法国司法官学院的学员，接受31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考试考核合格者，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初级职位。对于在职的法官检察官，该校也安排每年2周至1个月的各种在职短训。

英美法系具有长期的判例法传统，法律的学习和适用主要是发现原则的过程，法律教育中案例教学是重要形式。美国的法学院教育为学历后教育，比较重视法律实务的训练。英美国家司法官培养模式的特点是：法官检察官都是从有职业经验的律师中产生，并不强调对律师、法官、检察官的统一培训；大学法学院教育作为本科学历后教育，承担了司法实务的职业培训任务；教学模式方面，强调判例教学，主要进行出庭技巧的训练和实践经验的传授等。

二、中国法官检察官培养模式的现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律职业养成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还没有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职业群体，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国家公务员并没有明显的划分，法律职业特点不明显；二是在法院检察院内部，没有把审判和检察的专业性业务与其他综合性工作进行合理划分，而是套用行政系统公务员的管理模式。法院检察院中行政、综合人员也走法官检察官系列，其后果是相当一些具有法律职务的法官检察官却不具有司法的能力，司法官队伍臃肿、效率低下；三是法官检察官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随着以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在推进司法官职业化方面加快了步伐。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决定，从明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这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在法官检察官培训方面，中国的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承担着中国法律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以国家检察官学院为例，建院初期的主要工作是对在职检察官进行法律知识的“补课教育”。从2001年3月开始，明确提出了资格培训的概念，开始了高级检察官任职资格培训，从检察官培养方面推进检察官的职业化。可以说，中国目前的法官检察官培养模式正在从过去的“补课教育”、短期法律知识的“应急教育”向符合法治建设要求的资格培训制度转变。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和司法改革整体要求的司法官培养体制，应当根据中国法律体系、教育制度、司法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特点综合予以考虑。

从中国法律体系的特点看，与大陆法系国家有较多的相似性，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典，没有判例法。

从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体制的特点看，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经常地直接进入司法机关。但他们在从事司法之前并没有接受过司法技能、职业操守方面的专门训练。缺乏一种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职业的衔接。

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后，应当在司法官职业养成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建立与司法官准入制度相配套的“先培训后上岗”制度、晋升资格培训考试制度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实施这些相关制度，来提高司法官的司法实践技能和素质。

三、关于建立中国法官检察官培养模式的几点考虑

在培养模式的基本构架上，借鉴大陆法国家的模式，建立平行、横向的一体化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即建立与高等法学教育相衔接的、独立的法律职业教育体制，以国家法官学院和国家检察官学院为主体，以省级法院检察院培训学院为补充，全面地、规范地开展法律职业教育。

一是建立法律职业的资格准入制度。统一司法考试作为进入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

二是建立司法官（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制度。作为与统一司法考试相衔接的录用机制，从已经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合格者中进一步选拔。可根据法官、检察官的职业特点和要求设计考试，比如面试、论文等形式的综合素质测试等以及品行考察等。

三是确立初任法官检察官资格培训制度。由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对通过考试和遴选的拟任法官检察官进行为期1年的培训。这种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职业技能，培养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国家对这些学员给予准司法官的工资、津贴和待遇，计算工龄。学员毕业后安排到各地担任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对于不服从分配的，将取消其从事司法工作的资格。当然这还有赖于相关制度的改革，比如法官检察官高薪等。

四是建立在职法官检察官的晋升资格培训制度和业务培训制度。由初级晋升中级、中级晋升高级法官检察官，必须经过规定课程（主要包括理论与技能两个方面）的学习，考试合格者取得晋升资格。对在职的法官检察官，除晋升以外，每年也要参加7天至15天的短期培训，主要是更新知识、总结经验、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接受培训既是法官检察官的权力，也是法官检察官的义务。

在法官检察官职业教育中，要注重司法实务和技能的训练，培养实际运用的能力。在这方面可多借鉴英美法国家法学院教学的一些经验。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2

法律职业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法律思想、学术流派、价值标准和各种制度规定在内的法律知识体系，以及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备的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思维、法律意识、法律语言、法律、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信仰和法律伦理等等。与这种基于职业的特定内涵和特定要求而逐步形成的法律职业相适应的是专门从事这一职业的法律人（法律家、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律人才培养体制。从事法律的人员一般有三类：一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二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律教师和法学人员；三是指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人才，主要职责是辅助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工作。此外，还包括立法人员、仲裁员、公证员等。法律职业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决定的，同时，也是随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广泛运用逐步发展而来的。

二、法律人才的培养体制具有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重性

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相适应的是一套由不同阶段的教育培训制度相互衔接共同构成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即教育培训制度的总和）。观察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律人才的培养体制主要包括：一是法律的学科教育（一种教育、人文教育与法律专业教育的混合体）；二是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司法考试）；三是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通过司法考试后，进入法律职业前进行的以法律职业精神和法律职业能力为主要的职业教育和训练）；四是终身化的法律继续教育（开始法律执业之后，每年都必须接受的继续教育）。各国法律人才培养体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结构具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如和日本的法学教育是一种学科教育，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一种以法律专业教育为基础的律师职业教育，德国的法学教育则是法律学科教育与法律职业培训相互连接、一体化的培养体制。由法律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法律人才的培养不论在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从业人员的培养体制都具有二元结构或双重性。即都是由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部分构成。但由于各国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考试制度和司法官遴选任用制度的不同，二者有的分开，有的合一，有的则既分开又相互衔接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广泛，随着法律执业的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信息化发展，对各国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和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今各国法学教育的共同选择。

三、法律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应用类法律人才

法学教育具有的深刻的职业背景决定了法学教育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具有较强的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特点，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应用类法律人才。可以说，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律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法律职业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是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的传统和特征。没有法学教育就没有法律职业，法学教育和法学学术的发展和完善将巩固和促进法律职业的建构，正是通过法学教育培养和训练了法律职业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从根本上讲，法律职业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要求和培养模式，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布局结构和办学层次，决定了法学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内在动力。

四、法学教育的二元结构

法律职业的基本特征和法律职业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同质化的基本要求，决定了法学教育具有二元结构性（或双重性），主要表现在：

法学本科教育的二元结构（双重性）。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法学教育既包括通识教育，又包括职业教育，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法学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是将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了，以致出现培养出的学生不会起草合同，不会办案的反常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单纯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制度内外都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不得不等法科毕业生进入法律职业之后，自己慢慢去摸索。当然也有的反应过度，把职业教育硬挤进本科教育阶段，这种错位的结果又影响了学生系统和掌握法律职业所必需的法律学科体系，同样影响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究其原因都在于割裂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或企图在四年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教育培训任务，使二者缺乏合理的分工和制度联系。当前，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二元结构（双重性）。法学教育不仅要为法律职业培养后备人才，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培养法治国家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法律人才。尽管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和课程结构、教学内容之间是一个逻辑结构，但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培养要求的一元性与法律毕业生服务面向的多元性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不统一的非均衡关系。

人才培养体制的二元结构（双重性）。法律人才培养体制不仅是我国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法律人才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第一资源，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在为法律职业培养后备人才和提供各种法律教育培训服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其本身已成为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培养、遴选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法律人才的培养工作不仅要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遵循高等教育，而且还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依法治国方略和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主动适应法律部门的需要，培养出符合《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等法律规定的合格的法律人才。这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在我国，政体的统一性决定了法制的统一，而法制的统一性不仅决定了法律职业的统一，而且在客观上要求并引导着法学教育的统一。

法学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双重性）。法律职业的特殊性不仅决定了法律人才培养体制的特殊性，而且也确定了法学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法学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即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或法律学科教育）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宏观管理，对高等教育的共性部分提出普遍适用的要求。另一方面，法律人才培养体制作为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职业部门有责任对其进行业务指导（这种行业指导是一种典型的司法行政工作。根据我国宪法第89条的规定和国务院“三定方案”，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国家的司法行政职能部门，肩负着指导法学教育和法学，组织实施国家司法的重要职能）这样，由教育行政部门的综合管理与司法行政部门的行业指导构成我国法学教育的宏观管理指导体制的基础（任何一方越俎代疱，包揽一切，均不符合其双重属性，也不能胜任其职）。加上法学院自身成立的行业组织（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的自律性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共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宏观管理机制。除此之外，法律职业部门还负有管理指导、组织协调和统一开展法律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职责。从的趋势看，随着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发展和法学教育国际化办学进程，尤其是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实施，法律职业部门在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中将更加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在世界法治发达国家中均是如此。

五、抓住建立和实施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期以来，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制度，造成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脱节（二者之间失去制度联系）和法律学科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的脱节，其结果不仅造成法学教育的混乱，而且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

鉴于司法考试与法律学科教育、法律职业培训和法律继续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宗旨都是为了培养造就一支专业化、职业化和同质化的高素质法律家队伍，因此，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于完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对法律的学科教育将发挥积极的桥梁作用 （如建立沟通交流的制度和渠道），导向作用（形成良性互动），规范作用（确立了法律职业的准入标准和规格，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法学教育的混乱状况，统一法律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和标准，提高培养质量）和检验作用（由用人部门来最终鉴别培养单位的教育质量，提出有效的反馈意见，不仅有助于形成优胜劣汰的正常的竞争秩序，而且也有利于相互促进、相互适应，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轨道）另一方面，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是它将有力地推动法律部门（或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尽快按照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同考同训的原则，建立起与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相适应、相配套和相衔接的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制度。它要求凡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必须都在法官培训机构、检察官培训机构和律师培训机构接受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合格者方能进入法官职业、检察官职业和律师职业（即把法律职业培训制度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二次准入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对于非法律本科毕业的人员，如在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前缺乏法律本科主干课系统的人员，还应按其职业走向，分别由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培训机构在进行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前，首先完成法律本科14门主干课的系统培训，并取得相应的法律专业证书。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3

 

第丨法考试”是一种法律职业考试，至于涵盖的是几种、哪几种、还是全部的法律职业，则用抽象出的“持定”二字就概括了。

 

第二.司法考试是一种资格考试，不等同于任职通过了司法考试，只是获得一种法律职业的可能性.还不能等同于现实性。在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还诸如培训、实习、考试(考核)、分流等程序要求.因此司法考试不能只是单纯地“一考之法考试制度也不只是单纯的考试制度，而要完善的司法培训研修制度、同法官遴选制度等与之相配套。

 

第“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这充分表明丁司法考试的权威性。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司法考试”的定义应为：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以此定义.“司法考试”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我国当前的“合一”考试的现状，而且以后考试中纳入了新的职业,概念仍可沿用。并且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职业准入考试也可统一使用“司法考试”这一概念。

 

(二)司法考试制度

 

法考试制度是国家关于司法考试的性质、原则、组织机构、职业种类、报考条件、内容、方式、资格授?、培训、选拔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从性质上看，司法考试制度属于司法制度的里要组成部分，属上层建筑的范畴。

 

从结构上看，司法考试制度不应仅仅包括考试制度，而还应包括与考试制度密切相关的吊法培训制度(研修制度、实习制度)和闰法官遵选制度。因此司法考试制度是考试制度、培训制度、司法官遴选等制度的有机统一。

 

二、司法考试之体制

 

各国由于法律传统、司法制度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司法考试体制。

 

(一.)英美法系司法考试体制

 

英美法系国家(以英国和美国最为典型)实行的是法官(检察官)任用上的一元制。2即法官(检察官)是从有经验的律师(特别是出庭律师>中选任的。而律师，必须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才能获得资格。可以说，英美法系的律师资格考试就是其司法考试。

 

(二)大陆法系的司法考试体制

 

在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是法官(检察官)任用上的二元制，即法官(检察官)是直接培养的，一般不从律师中选任。故大陆法系的司法考试是典型意义上的司法考试。其中，又可分为法律家资格一元制和法律家资格二元制司法考试本制。

 

1、法律家资格一元制体制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西方国家被称为法律专业人士或法律家(广义时，亦可包括法学教授)'5。法律家资格一元制是指取得法律家资格(无论是取得律师资格还是取得法官或检察官资格)都要经过同样的司法考试和统一的同法实习。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实行法律家资格一元制的国家。

 

德国于1878年就举行了全国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资格统一的国家司法官考试，确立了法律家资格一元制体制。日本在二战以前，律师的地位一直低于法官和检察官，在考试以及实习制度等方面，律师资格也始终和法官、检察官有所区别。战后，日本通过制定出新的《律师法》.实行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资格的统一的考试，完全确立了法律资格一元化的体制。

 

不过，德、日法律家资格一元化的司法考试体制也有重要的差异。德国的司法考试不丨又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而且还包括公证员。而S本的司法考试是-法曹”一体化考试，即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统一考试。其次，德、日两国司法实习制度也不同。在德国，由于没有统一的司法培训机关，第一次司法考试合格者分散在各个实际司法部门实习。而在日本,所有的司法考试的合格者都集中到最高法院所属的W]法研修所，接受统一的培训。所以日本的法律家资格一元制比联邦德国更为典型。

 

2、法律家资格二元制体制

 

法律家资格二元制，是指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分别采用不同的资格取得制度，即法官(检察官)资格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是分别进行的。

 

法国实行的是法律家资格二元制。在法国，通过大学法律专业考试获得法学学士，是步入职业法官队伍的最基本的专业资格条件。要想成为职业法官还必须参加国立法官学院的职业培训并通过考试而要取得律师资格，则必须参加律师培训中心的入学考试和结收考试并合格。准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还必须申请实习，期限一般为两年，合格者才能正式执业。

 

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也是法律家资格二元制，即司法人员考试中的律师和法官、检察官的资格考试是分别进行的.其报考条件、考试科目、培训等都不尽相同。

 

司法考试度之价值分析价值，在哲学意义上，首先是一个表征关系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人(主体)与外界物——自然社会(客体)的关系，揭示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其次是一个表征意义的范畴，是用以表示事物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的概念气可见，在价值关系中，人(人类社会)是价值主体，外界事物是价值客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关系中产生的®。”可见，司法考试制度的价值就是指司法考试制度(客体)具有的、满足人或人类社会(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包括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手段性价值)两类。

 

其实，司法考试制度的所有价值都可视为目的忭价值，即国家建立司法考试制度的(或司法考试制度的建设对于人或人类社会的意义但这些价值标许不是同等重要的，有一个处于最高或终极的价值目标即目的性价值，而其他的价值在小范围看是的，而在大的范围内看,它们又是用以实现最终价值目标——H的性价值的工具或手段.因此称其为具性价值或手段性价值。

 

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工具性价值

 

司法考试制度的工具性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形成统一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提高法律从业者素质两个方面。

 

(一)形成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保证法律从业人员具有共同的职业i&言、知识、技能、思维和伦理，保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统一化和同质化是所有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要求'法治社会成功的经验表明，法律家集团的力量来自于它内在的统一和内部的团结;而统一与团结并不是因为组成这t共同体的成员出身的一致，而是由于其知识、背景、训练方法以及职收利益的一致，这里所说的法律家集团内在的统-.不R包括各法律职业内部的统一，也涉及到各法律职收之间的统一。统--的核心就是职业准入资格的同一。而我国在实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前，法律职业准入资格是不同的(既有职业之间的不同一，也有职业内部的不同一)。我国早在1986年就举行了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使律师行、1R有了统一的职业准入标准。而迄止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之前，我们对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既无学历要求，也无职业背景要求。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后，我国虽对法官和检察官实行了考试录用制度，但其标准起点不高，并且不是面向全社会来进行的,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和行业性色彩。3种职业比较来看，律师的从业标准要比法官、检察官严格得多，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现代从业制度民主化的基本原则的。®从实践来看，不利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正是通过对法律家资格的统一，使其形成共同的法律信仰、法律理念、法律思维、法律知识和技能;统一其对法律的理解，维护法制的统一，促进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提尚法律从业者的素质

 

所谓法治，不过是那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调整n。法律是要由执法者来执行的，法律制度上的进步也必然要通过执法者的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来表现。由此表明，一t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不仅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标准的不统一，必然影响整个法律职业队伍的整体素质。“受过完整专业教育的人与毫无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工作在一起，结果使得职业发生分裂，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们难以获得知识和语言的沟通，无从达成职业伦理准则上的共识，行业的凝聚力丧失了，同事之间必要的相互监督也无从谈起。更可«者，良莠杂处的行业中，人员的流向往往是劣胜优汰，借用经济学上的说法，叫作‘劣币驱逐良币。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4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为113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9%［7］。在少数民族人口中，约有6000万人使用本民族语言，约有3000万人使用本民族文字［8］。目前，我国已识别出的语言共129种，正式使用的文字有28种［9］。在上述语言文字中，只有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极少数语言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并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应用。

1．设置五种少数民族文字司法考试的前提条件及制度初衷。在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地区的司法机关应使用当地通用语言开展审判、检察工作，并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的当事人提供翻译①。作为诉讼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既不依赖于个人的民族身份(没有强制性规定要求民族身份与诉讼语言相一致)，也不受地域(是否是民族自治地方)的限制，采取“属人”模式［10］;诉讼语言的使用基于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即由涉诉当事人决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地通用语言文字或本民族语言文字。保障少数民族语言在司法领域、行政领域与教育领域的使用，是各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重要内容。但因使用者的居住格局、人口数量、方言差异程度、书面文化资源(有无文字体系和文学传统等)、当地民族构成与社会语言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千差万别。根据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地位和使用情况，学者黄行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地方通用语和地方官方语言，仅指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5种语言，上述语言有传统文字，并且在本民族人口中通用，在本民族地区的各种社会领域(司法、行政、教育文化、民商事交易)被充分地使用。第二类，在公共领域中被有限使用的语言，指1949年以后政府帮助创制或改革文字的12个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虽然有传统文字但是不能在语言社区通用的语言(彝语、傣语、柯尔克孜语、锡伯语等)，此类语言在本民族聚居区各种社会场合被有限地使用。即使在民族自治地方，上述语言也不常用于行政事务、司法实践、学校教育等公共领域。第三类，基本不使用于公共领域的语言，指前两类语言以外的约100种语言，这些语言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文字，在本民族聚居区的公共领域也基本没有使用机会。第四类，濒危语言，指满族、回族、畲族、仡佬族的民族语言，这些民族全部或绝大多数人口现已使用汉语，保留母语能力者数量极少，这一类语言处于濒危状态鉴于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聚居区的人文环境，司法部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诉讼工作、律师和公证员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社会法律服务是最基本的社会需要。所以司法部组织上述5种文字的司法考试，不仅仅是为少数民族考生提供特惠和方便而实施的特殊照顾扶持政策。实行少数民族文字司法考试政策(下文中简称为“民文”、“民文考试”)的前提和基础是，满足上述5个民族集聚区对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诉讼活动和法律服务的普遍法律需求;实行民文考试的首要目的是，为民族自治地方选拔合格的法律人才，充实司法队伍。2002－2011年，我国共实施了10次国家司法考试，全国共有50万人通过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基于中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法律人才量少、质弱、短缺、断层的状况，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实施优惠政策。至2012年，全国有25个省份的1386个县(市、区、旗)实施放宽报名学历条件、降分录取等政策。自2003年起司法部翻译印制了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朝鲜文5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和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3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考试大纲，正式实行与汉文并行的5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司法考试。同时，对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考生实行单独录取政策(单独确定合格分数线)。截至2011年底，中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共有9万多人通过上述政策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12］。

2．少数民族文字司法考试对少数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影响。法学教育不是针对司法考试的应试教育，但司法考试是接受法学教育者从事法律职业的“门槛”。自2008年起，允许在读法学本科生参加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对于在校生来说，显然至关重要。少数民族地区法学院系多是以教学为主，兼顾科研。众多法学院系在司法考试支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其他地区的法学院系趋同，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单纯的资格考试，司法考试这个“点”(关卡)对整个法学教育的“线”(过程)产生极大影响［13］。以新疆高校法学院系为例，对司法考试的重视和支持，使得新疆法学教育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是司法考试通过率成为各院系之间衡量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各院系纷纷开办司法考试考前辅导班。例如，新疆大学法学院在2005年开始进行民文的考前培训;2010年后，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和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也开始进行考前辅导。二是新疆各法学院系考前辅导不以获得经济收益为目的，甚至有些辅导完全是教师的无偿自愿行为，例如新疆大学法学院的汉文司法考试辅导。三是各地州高校(例如塔里木大学、喀什师范学院、伊犁师范学院)法学院系学生考前培训多集中在乌鲁木齐，选择民文考试的学生(既包括地州高校，也包括疆外高校的法学本科在读少数民族学生)多在乌鲁木齐的法学院系接受培训。四是因为使用民文应试需要民文法律知识，这使得搁置10年(1998－2008年)的少数民族语言法学教育再度恢复，各个司法考试考前辅导班均翻译汉文资料并进行汇编，仅就每一年新增加且来不及翻译的考试内容，才使用汉文辅导材料。尽管有多位学者对以司法考试为中心的法学教育大加批评，认为法学教育惟司法考试之马首是瞻，已沦落为应试教育;除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准入控制体系在质量和数量方面的“双重失控”外，司法考试制度还存在着考试内容过于博杂，学术含量偏低等技术设计问题［14］。但就起步晚、师资弱、双语法学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本科在读学生参加司法考试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变化。以新疆为典型，少数民族学生在备考期间迅速积累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法律知识，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分析法律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民汉双语互译能力得到强化，以及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明显增加等。

二、少数民族地区司法人员双语培训的目标定位及培训实践

考虑到众多地区(不限于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法院、人民法庭、人民调解组织，主要的审判业务和调处工作对象是婚姻家庭纠纷、侵权纠纷、邻里纠纷等，往往无法适用严格的诉讼程序和刻板的庭审模式。知悉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使用通用、通俗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清晰透彻地解释说理是法律职业经验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1．双语司法人员的职责在于促进司法统一和法治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司法人员一方面代表国家适用法律，一方面要面对本地群众，处理纠纷、确立规则，其首要职责是通过司法裁判使得国家法“进入”本地，司法人员也因此成为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精英与底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以新疆为例，因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多元化的影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审判组织“民族化”①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的初衷在于保障少数民族当事人使用母语进行诉讼，保证法官与当事人能够进行顺畅地沟通和交流，准确清楚地查明案情、核实证据。但也带来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司法系统内部，尤其是法院内部，少数民族案件自成一体，自我循环，从审理到签批裁判文书，均由少数民族的法官和审判管理人员完成，司法卷宗均使用少数民族文字。这种做法既妨碍了各民族司法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相互交流;加之少数民族司法人员职业素质参差不齐，导致少数民族案件的审理质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二是审判组织“民族化”的实践做法诱发了“哪个少数民族当事人的案件就应由哪个少数民族法官进行审理”的错误观念，加剧了少数民族当事人的民族身份求异意识。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当事人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错误地理解成排斥其他民族法官，选择本民族法官审理案件的权利［15］。三是严格遵行审判组织“民族化”将使得部分司法机关难以有效运转，尤其是辖区内民族较多、有多种本地通用语的司法机关。审判实践中，部分基层法院不得不采取协调措施来解决诉讼语言问题。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法院使用汉、哈、维三种语言办公，鉴于锡伯族当事人的汉语能力较高，所以在征得其同意后普遍使用汉语审判。鉴于审判组织“民族化”导致少数民族案件审理的内部循环、司法透明度较低、当事人族别意识强化等弊端的存在，更需要通过加强民汉双语法学教育和司法人员的职后双语培训，来突破现存的族际隔阂、障碍和藩篱，促进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体执行，扩大和延伸国家法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部门是促进边疆地区长治久安、国家司法统一和法治统一的边区。因此，需要一批“优秀”的法律职业者矢志不移、长期奉献。

2．各地司法机关各有侧重的双语培训。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法官的双语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0)中，明确提出完善培训制度，加强对少数民族法官的双语培训。自2009年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司法机关结合本区司法实务中诉讼语言的使用情况、司法人员的语言能力，纷纷开展双语强化培训。最早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审判业务培训的是内蒙古法官学院。从2006年起，内蒙古法官学院开始举办蒙古语文审判业务骨干培训班。为保证双语诉讼及培训工作的正常进行，内蒙古高院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汉蒙法律名词术语辞典》，该辞典共收录15万条词条，共计200万字，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汉蒙对照法律名词术语专业辞典。同时内蒙古高院还组织编译了各类《法律法规汇编》(5册)、《法律工作蒙文丛书》(15册)，为双语法官培训提供了必要的学习教材和工具书［16］。新疆高院连续4年依托新疆大学法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举办少数民族法官汉语强化培训班，学员脱产学习4个月，是目前各少数民族省区法院系统中为时最长的双语培训。双语培训工作在课程设计上力图实现(汉语)语言学习和(法律)专业学习的结合，开设司法学(或检察学)、法律专业汉语两门课程，共计216学时，占全部课时数的46．7%;此外开设普通汉语课程4门(基础汉语、汉语泛读、汉语精读、汉语写作)，共计324学时，占全部课时数的53．3%(见表5)。同时，新疆高院加大维吾尔文法律资料的编印工作，免费发放维文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和《新疆审判》，于2011年起恢复翻译出版维文版《司法文件选》［17］。青海高院自2009年启动汉藏双语法官培训工作，2009－2012年间先后组织了4次培训班，全省6个藏区中级法院和33个基层法院的150名审判一线法官接受了培训。2012年青海高院出版了《汉藏对照法学词典》，该词典收录法律术语名词1．7万条，共计55万字，是迄今为止国内收录词条最多、内容最系统全面的汉藏法律工具书。2013年青海高院接受最高法院委托，将组织全国性跨省区汉藏双语法官的培训工作［18］。云南省世居少数民族多达25个，司法实务涉及到包括汉语在内的26种语言。针对少数民族法律人才“后继无人”、难以保障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司法工作这一现状，云南省司法系统采取“订单式”培养方案，以求缓解双语法律人才匮乏的问题。从2009年起，为云南省8个民族自治州、20个民族自治县和其他贫困县选拔千余名通晓当地主体民族语言的应届少数民族高中毕业生，对其进行定向培养培训。受托承担培养任务的院校是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被录取的学生在这两所大学接受全日制本科教育，学制为4年。但碍于教育资源和少数民族语言书面资源有限(云南省多数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两所院校都无法提供民汉双语法学教育，所以法律双语能力的获得主要是在实习环节，培养计划规定招录人员需要到基层法院实习，实习时间不少于半年［19］。

三、结论

构建法学教育、司法考试、职后培训相衔接的培养机制双语法律人才培养不是单一机构、单一环节可以完成的工作。尽管相关部门在双语法律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不断作出调整和改革尝试，但尚未形成跨部门的稳定合作机制。为此，需要解决如下几方面问题。

1．双语法学教育的分区规划与双语法律人才的适度培养。以少数民族语言为诉讼语言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指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在本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且少数民族语言被较为广泛地应用公共生活领域的地区(见表4)。结合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语言环境和司法实践中诉讼语言使用情况，目前民汉双语法学教育需要分区规划，双语法律人才需要适度培养:一方面，双语司法人员培养的重点地区是少数民族高度聚集且以少数民族语言为重要交际工具的地区。另一方面，为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涉诉案件的审理需要，需培养法务翻译，以应非民族自治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之所需。在新疆，语言转用情况(少数民族转用汉语)不常见，司法实践中的诉讼语言使用与各地的民族构成、人口比例直接相关。近10年来，汉语教学日益普及，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代际、不同族别司法人员的民汉双语能力差异加大。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40岁以上的少数民族法官(庭长、院长除外)很少有人具备汉语工作能力，但多数人可以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40岁以上的汉族法官多数人有维吾尔语日常交流能力，个别人可以用维吾尔语工作;30岁以下的少数民族干警的汉语使用能力明显提高，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相对下降，一部分新招录的少数民族法官、书记员的母语写作能力不能较快适应工作要求，甚至出现维吾尔语口语能力不足的个例;而和田两级法院新招录的汉族干警几乎没有人能流利地用维吾尔语进行日常交流，更没有年轻的汉族干警能使用维吾尔语工作。目前新疆高院双语培训工作的重点是强化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法官的汉语能力，年轻的少数民族法官将成为新疆双语审判的主力。汉族法官的少数民族语言能力很难突破，在社会化和文化融入方面，明显弱于少数民族法官。故新疆双语法学教育的培养计划需要作出相应调整，即鼓励汉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同时极有必要将双语诉讼作为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向;双语法官的培训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即需要加强对汉族法官的少数民族语言培训。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5

《孟子。离娄篇》里有一句名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说只有善良之意不足以当政，同样只具备法律也不足以确立良好的法制环境。进言之，为政者的当政素质和执法者的执法素养才是决定善政良法的根本因素。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我国现今的法官素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法官教育制度，我们就会发现，法官素质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建立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制度，即传统法官制度急待转型。

（一）中国传统法官培训制度

1、传统法官制度产生及其运作的背景

无疑，传统法官制度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致于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找寻现行法官制度产生发展的答案。众所周知，我国于1979年颁布法院组织法，而又于十六年后的1995年才颁布法官法，从而立法上形成了先规范法院后规范法官的特点。至于其中的原由正如有学者所言：“79年法院组织法的颁布，实质上只是对十年动乱中法律虚无主义的反省与清算，是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体现，而司法的独立、执法队伍的现代化等具体问题在当时远未提上议事日程。79年后，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发展至上’思潮对现代化的追求定位于‘以经济为中心’，却相当程度地忽视了中国的现代化乃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结构大变革，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司法观念、司法制度与司法队伍的更生。事实是，经济改革已经朝市场化大大迈进，人们对民主与法治的追求已经实实在在，而司法虽然解决了大量社会纠纷，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却仍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工具性地位，其整体的运作效果与工作人员素质同人们的期望值仍相去甚远。正是社会发展的这种”内部断裂“，促使了1995年法官法的出台。”1而规范社会中最重要者-法官的《法官法》的“难产”导致了我国法官素质的长期低俗化，并最终构成我国法院的三大弊病之一的“法官形象大众化”2.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特别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以来，产权多元化的趋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蓬勃发展开来，导致了社会越来越要求对法官素质的提高，也促使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传统法官制度的形成。

2、传统法官制度的内容、特点

为说明传统的制度与现实的冲突，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法院培训制度的内容及特点作必要的论说。我们认为论述这个问题的起点是要对传统培训制度做出以下科学的分类。3

（1）法官职前培训制度的内容、特点

2002年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之前，法官预备队的构成主体是法院内部已有的书记员。4而这些书记员中的大多数又没有作为合格法官应具备的专业素养，因而对于这些法官预备队的职前培训自然就将重点落在了对他们的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律法规的基本理解上了，而这一点又是通过组织书记员们大规模参加“法律业大”，以提高学历水平的途径进行的。至于这些预备队员处理案件的实际能力则是以工作实践中书记员与审判员“一对一”的师徒帮教的方式加以锤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法官职前培训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低起点性。书记员们的身份繁多，学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进行学历教育成为法官职前培训的必要内容；第二，泛学历性，按照通常的要求，取得合格学历是法官预备对的必要条件，但碍于实际困难，传统的职前培训却本末倒置地使书记员们首先成为法官预备队，而后才进行学历补充，这一点在新的法官法实施之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惯性5；第三，培训方式混同性。这是指，书记员获取处理案件实际能力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其自身与法官“师傅”一同办案中习得的，而没有专门的职前培训机构及评价制度对其培训效果做出客观考察。

（2）传统法官在职培训的内容及特点

按照传统的法官成长路径，作为法官预备队的书记员只要经过了法院内部规定不一的工作年限后就可以参加通过率较高的法院系统内部的助理审判员考试，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官。成为法官后的培训则通过在职培训完成法官的再教育。这种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由国家法官学院和省级法官培训中心对他们进行短期的培训，以便解决审判中的实际问题。它的特点有：第一，指令性。这种在职培训一般都带有强制性和指令性的色彩，其一表现在培训任务指令性和培训对象指令性上6；第二，临时性。传统在职培训往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表现在：时间短，一般两三天；不系统，法官全年参加的培训往往没有彼此间的系统联系。第三，被动性。法官在培训课堂上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填鸭式灌输。第四，单一性。培训内容过于侧重法律知识和技能，忽视了培养法官独立人格和中立精神理念的培养。

（二）中国现代司法理念“破土而出”及其对法官培训的客观要求

1、现代司法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形成及其核心要求-法官的独立审判权

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催生了现代司法理念的产生。但究竟什么是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司法理念则莫衷一是。7我们认为，现代司法理念是个动态概念，“是相对传统司法观念而言的，即相对于计划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司法观念而言的”。8在当今条件下，它是指“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9这些基本价值之间及它们与社会生活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人们普遍感到司法不公、效率低下，要求法官做到“公正与效率”，而要作到这一点，平等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就会要求法官地位中立，居中裁判，要作到居中裁判则又要求法官独立思考、独立断案。可见，在逻辑上，法官独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要求，没有能够独立的法官就不可能有实质上的公正。

2、困境及原因

虽然法官独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要求，但实际上，目前我国法官非但不能独立审判而且要受到近乎苛刻的司法监督。因为，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逻辑链条：人们普遍感到司法不公要求法官公正并讲求效率，现实中法官不能适应要求，导致社会各种力量加强对法官的监督，人大、党委、新闻媒体再加上法院自己的政工、纪检等等齐上阵。于是，矛盾出现了，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独立，而现实的社会对法官的素质低下深感忧虑加大了对法官的监督力度，反而使法官更加不独立。如何解决？霍姆斯曾讲过，要想改进，第一步就是要看看摆在面前的事实。必须找出困境造成的原因，而后才能对症下药。我们认为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今的法官素质不足以独立，就像新生儿不能独立行走一样。正如有人指出的：“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法律训练，没有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此时，法官的上司恐怕已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感觉、个人的好恶观，在这样的制度下司法焉能公正”？10这要求我们务必从可以做的地方做起，首先改革我们的传统法官制度，因为实践中的困境表明虽然传统的法官培训制度对提高法官素质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相对于社会的要求，已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了。

二、问题的分析-立足本土资源，结合先进经验，分析自我

（一）现代法官制度的世界共性

考察世界先进国家的法官培训制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普遍地将法官培训分为“预备法官的职前培训”和“在职法官的继续培训”两类，它们普遍重视法律人才的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的同时，重视法官职前教育的职业化、经验化和在职法官继续教育的终身化、教育方式的现代化。

1、预备法官的职前培训

大陆法系国家的预备法官是指接受过大学法学专业教育后，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从而取得预备法官资格并准备接受正规职前教育的“青年人”11；普通法系的预备法官则是指那些不但具备了基本法学专业素养，而且经过考试并已经具备若干年职业生涯的中年律师们。一般地，在大陆法系国家，大学的法律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基本的知识，而没有鲜明的职业指向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局限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大学毕业后，法学毕业生需参加通过率极低的国家司法考试。12然后，通过者则需面队长达两三年的“预备法官职前培训”，培训合格后才能经过其他的法定程序成为法官。以日本为例，通过司法考试后的法学毕业生称为“司法研修生”，他们在“成为法官前必须司法研修所学习和培训两年，然后参加第三次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进入法官行列”。13而在普通法系国家，大学的法律教育却具有鲜明的职业指向性，本科专业不设法律，学生只能在取得其他专业学位的基础上才能报考法学院，毕业后的方向则是参加律师考试，取得职业律师资格，由此开始职业律师生涯。14由上我们可知，两大法系国家中广义的法官职前培训一般包括：（1）大学的专业法律教育、（2）国家严格的司法职业考试、（3）取得职业资格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的狭义职前培训（普通法系的狭义职前培训实际上被律师的职业生涯所替代）、（4）经过最后的严格考核和筛选。

2、在职法官的继续培训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需要正规的由国家保障实施的专业法官培训机构进行定期的专业在职培训。普通法国家的法官因本身成为法官便已经达到法律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权威的象征，其法官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已将对自己的培训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自然要求15，但普通法国家仍然有完善的法官在职培训体系，注重对法官的在职培训。两大法系在在职法官的继续培训方面的共性有：第一，设立专门培训机构。如美国的国家司法中心，法国的国家法官学院。第二，设立强制性规章。都要求法官需在职接受不低于一定时间的培训。例如，“美国的一些州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都订有强制性法官参加专门教育讨论会的章程和强制性司法人员培训计划”第三，培训方式灵活多样。讨论会、讲授学习、专题研究等都是法官学习的方式。这些方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官经常采用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15，即教师对学生进行提问的判例教学法，该法以“不断的问答”、“辩论”和“接受挑战”的方式教学，力求不断接近真理，是培养法官独立思考问题的一种好方式。

（二）中国现代法官建立的本土资源

1、社会环境：全民呼吁法官应提高素质

这一点是无疑的，在产权日益多元的今天，整个社会的权利本位思想逐渐加强，从而使法律和法官素质对于市场主体的平等的一体的保护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共识。

2、执政党全力支持法官加大力度

这一点可以从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官素质提高，重视法官工作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事实上，国家高层对于中国法官的素质低下的基本事实是非常认可的，这可以从近年来不断加大对现有法官队伍进行不得已的“学历化”和“年轻化”改革力度， 并持续加大对法官们的监督力度中体察出来。

3、制度环境：正在走向制度化的法官

现代法官培训制度改革写入《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后，几乎每年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作的工作报告中都将法官的培训工作向全国人大做具体汇报。同时，国家加强了国家法官学院和省级法官培训中心的建设力度，各级法院也都积极进行现代法官培训工作的制度汇编。所有这些都昭示着现代法官培训制度正在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

4、个案分析：从北京市高级法院和其下辖的某基层法院的法官工作实际谈起

下面我们将以解剖麻雀的方法，从笔者有较深了解的北京市高级法院和其下属的某郊区基层法院的法官培训工作实际谈起，进一步分析传统法官培训制度在转轨过程中的应当注意的本土性资源。2002年以来，北京市高级法院在建立现代法官培训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2002年该高级法院完成了《全市法院2001—2005年法官教培规划》制度汇编，对全市三级法院的法官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指针和要求。按照该规划，高级法院法官培训中心对一级及以下法官的培训内容分为：拟任法官资格培训、晋级资格培训、续职资格培训和其他培训等四类法官培训。其中的“其他培训”是指政治理论形式培训班、审判业务专题研讨班、新法律法规培训班等“时间短、见效快、形式灵活、切合审判工作实际”的短期培训班，而《2003年北京市高级法院教培计划》和《2004年北京市高级法院教培计划》规定，北京市法院的法官培训内容主要有：领导干部培训、法官短期培训，综合部门人员培训、审判辅助人员培训、对外合作交流培训和学历培训。比如，在《2004年北京市高级法院教培计划》中除去领导干部培训、综合部门人员培训、审判辅助人员培训、对外合作交流培训和学历培训，专门针对在职法官继续培训的“法官短期培训”只有12期，且时间一般只有3天。在对比后，我们发现实际工作中大量的法官培训集中于《全市法院2001—2005年法官教培规划》中规定的“其他培训”上，对于“预备法官的职前教育”的“拟任法官培训”在实践中并未真正开展起来，其他两类培训的实际力度也未达到应有程度。

由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正在转轨之中的法官培训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预备法官职前教育”仍处于探索阶段，急待完善。第二，目前的“法官在职继续教育”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弊病，而且法官培训的相当一部分力量仍然停留在提高法官的学历教育上。

那么这样的法官培训制度有那些实际效果呢？我们对此问题做了实际调研。我们设计了8个问题，调查对象是均为该基层法院从事审判工作5年以上的14名中年法官。调查结果如下：

第一问：现行“鼓励法官攻读学历与法官在职专题培训”的法官培训制度对法官独立、公正、高效的审判技能培养是否有效？A非常有效，能够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并有助于法官的独立思考；B效果一般，能提供一些案件解决的新思路，但对培养法官独立思考能力效果不大；C效果较差。第一问的调研结果：答A的有10人，占总人数的72%；答B的4人，占28%；无人答C.说明法官们对转轨中的法官培训制度较为认可的同时认为其有改进余地。

第二问：你认为，在对预备法官进行的职前培训中应当重点对他们进行那些培训？（可选两项）A研究生式的理论学习；B对社会知识的学习，如深入农村、厂矿、行政机关、企业进行实践学习；C法官的独立、中立、高效、平等的现代司法理念。第二问的调研结果是：无人答A；单独答B 的有2人，占15%；答BC的6人，约占43%；单独答C的有6人，约占43%；说明法官们高度希望预备法官的职前培训制度能培养法官的现代司法理念，并希望他们有较为深厚的社会经验知识。

第三问：法官培训工作在你心中的地位如何？A很重要；B将来可能很重要。调研结果：答A的13人，占93%；答B的1人，占7%.说明法官们高度重视培训工作。

第四问：你对现行的在职法官培训的讲课方式是否满意？A满意；B不满意。调研结果：答A的10人，占72%；答B的4人，占28%.说明法官们对于现行法官的讲课方式认为仍有改进余地。

第五问：你认为有效的法官培训方式应包括以下哪些？（多选）A老师课堂讲授；B师生互动式讨论；C教师对学生进行启发式问答。调研结果是：答ABC的有5人，占36%；答AB的有8人，约占58%；答BC的1人，占8%.说明法官们的主动意识较强，希望得到引导失的教育，而不是填鸭式的灌输。

第六问：你认为当前北京市高级法院组织的专题培训有无缺陷，如果有，缺陷在哪里？A无；B有，时间太短，囫囵吞枣；C有，讲课方式太单一；D讲课内容不照顾基层审判实际；E有，学到的知识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调研结果：答A的无；答BC的1人，约占7%；单答B的有5人，约占36%；答BD的有4人，约占28%；单答D的有2人，约占14%；其余有1人答BE，1人答BDE，各约占7%.说明法官们认为在培训时间、培训方式、讲课内容的方面的改进工作应该加强。

第七问：你认为是否可以采用电子远程教育的方式对法官进行培训？A应该提倡；B不应该提倡。答A的有6人，约占43%；答B的有8人，约占57%.说明法官们对于传统脱产面授的培训形式依赖性较强的同时也逐步意识到了现代电子远程培训方式的优势所在，为我们进行教学授课方式的改革提供了空间。

第八问：你对法官培训工作有那些好的建议？（主观）

共有8名法官回答了此问题。他们的建议是：第一，延长培训时间，至少应保证一周时间，以加强培训效果；第二，加强对现代司法理念的培训，以培养法官独立审判能力为重点；第三，加大对热点法律问题（如房地产法律方面）的培训力度；第四，适当减少非从事审判业务法官的培训时间，从而使在审判一线的法官得到更多的业务培训；第五，改革当前的教学方式，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注重法官学员们的主体意识。

我们从以上这8个问题中基本可以得到现行正处于改革之中的法官培训制度在法官们心中的形象和作用，为我们建立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培训制度提供了参考。

三、问题的解决-建立切合实际的现代法官制度

行文至此，我们认为在以培养法官独立审判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努力在“建立健全‘预备法官职前培训’、‘在职法官继续培训’等两类培训”和“完善与现代法官制度相配套的法官独立审判机制”两方面加强工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两类体系应并行不悖

建立现代法官培训制度首先要尊重法官培训制度的普遍规律，所以，我们应尽快建立起“预备法官的职前培训”和“在职法官的继续培训”两类并行不悖的培训制度。

1、初任法官的职前-以“职业化、经验化”为核心

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我国虽然在法律传统上接近大陆法系，但不能将法官视为机械的法律适用者，而应当注意到成为法的局限，所以，我国现代预备法官的培养工作除了应当注重理论考核外更应注重对他们的实践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实际上，大陆法系国家对通过了严格司法考试的法学毕业生进行长达熟年的司法演习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他们获取必要的社会经验，以弥补大陆法国家法官经验少的缺陷。并且，通过上文已经论述过的对我国基层法院法官通过亲身实践而重视经验性学习的态度的分析，我们认为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应当以培养“职业化、经验化”为核心。为此，应当做的工作主要有：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6

一、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教学与司法考试承接的原因 （一）司法考试作为衡量法学教育的一个尺度已深入人心 法律职业具有一体化的特征。法律职业应当是一个同质的价值集团，其培养的路径应当是一致的，接受大致相同的国家法律学历教育，接受大致相同的职业培训，这样有利于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一致的法律职业。［1］然在统一司法考试之前，法官资格考试、检察官资格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三考并行，饱受诟病，不利于一体化法学人才的培养和考核录用。司法考试为法学教育提供了大致统一的培养标准，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架设了制度上的桥梁。司法考试施行已有十年，已经成为衡量法学教育的重要尺度。 （二）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定位决定了应当注重与司法考试的承接 为地方社会服务的办学定位决定了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法学教学更应注重与司法考试的承接。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中对相应的各类人才的迫切需求，要求高等教育为当地的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做出贡献”；［2］另一方面，地方院校的发展也有赖于地方社会的支持。目前，地方法律专门人才还是比较缺乏，特别是基层的法律服务人才更是严重匮乏，急需一批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法律基础扎实、能安心在地方工作的人才，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可发挥其特色，有所作为。与名牌高校以及专业性政法院校相比，地方院校法学专业无疑都处于劣势，如果一味地效仿重点大学的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必须立足于本地区的具体需要，发挥其应用型的特色。如果说重点大学注重法律学术教育和学术训练，那么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就应该注重法律职业训练，踏踏实实地立足地方，服务地方。注重与司法考试的承接，培养更多的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毕业生，必将对地方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对学生的及时就业不无裨益。 （三）社会司考培训铺天盖地，不接不行 近几年社会上各种“培训班”铺天盖地，给正规院校的法学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为正确应对社会司考培训学校带来的冲击，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法学专业在进行法学理论的系统教学的同时必须注重与司法考试的承接。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承接司法考试的具体方法 （一）课堂教学与司考接轨 1、推行案例教学，培养学生法律思维。 传统的课堂教学，更多的是概念法学的阐释，而司法考试则注重案例分析，只不过是通过或选择或简答的题型，考察考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承接司法考试，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多推行案例教学。在讲授法学原理时，向学生提供典型的、最新的案例，采设问方式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讨论调动学生的兴趣。不过要注意把握时间，司法考试的内容讲得多了，课程的系统性就会受到影响，知识点有可能涵盖不到，特别是诸如民法等理论性较强而体系又十分庞杂的学科。如何应对这种矛盾，考验教师的智慧。 2、有效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工具，提高教学效率。 切忌把多媒体当成电子版书或者娱乐休闲的工具，应有效利用多媒体。在案例教学时，所涉案例涉及的当事人多，案情复杂，在制作课件时，需要对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加以采集、整理和加工，使之适合于课堂教学。还可以配以图片、视频和音频资料，使授课形式更加生动活泼。［3］另外可以通过微博、飞信、QQ群就时下热点法律问题进行交流，使学生养成思辩的法律思维。 （二）考核方式改革 1、考试题型应与司法考试接轨。 从题型看，司法考试题由三套客观题（单选、多选、不定项选择题）和一套综合分析题（以案例分析为主）组成。作为高校法学教育的考试题型设计上也应参考司法考试题型的设计，无论是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都应如此。而对于传统的名词解释、判断等题型，应尽量减小其比例，甚至取消。选择题实际就是判断题，而且各选项之间又有各种逻辑关系，更能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而名词解释侧重死记硬背，实际用处不大。 2、考试难度与司法考试接轨。 高校法学教育考试往往考虑及格率，考试一般难度不大，学生往往很容易通过，这样就必然导致学生的麻痹心理，对他们将来通过司法考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平时的考核中应当加大考试难度。 3、考试内容的设计上也应与司法考试接轨。 司法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法学理论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要求考生能够运用相关的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死记硬背的法条少考或不考，简单明了的内容也不考。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很多学校实行题库制，教考分离，这种做法很好。以往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其实很多重点院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教师在考前划范围，学生也养成了等靠要的不良学风。实行题库制，实现教考分离无疑是解决这个症结的良策。 （三）实践教学 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大多直接走向地方基层工作岗位，因而更应注重实践教学。作为承接司法考试的进一步准备，实践教学意义重大。首先，与当地有关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使之成为学生的实践基地，避免实习流于形式。其次，开展诸如“送法进社区”等基层普法活动，进行模拟法庭演练，适时开展法律诊所［4］等实践教学方式，锻炼学生法律思维，增进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为日后就业和职业发展奠定好基础。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7

1．学历层次难以跨越职业门槛。目前，我国法律职业院校大多数是由原来的政法类成人干部院校转型或是政法、司法、警察类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升格而来。办学规模、师资力量和软、硬件设施方面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高等本科院校的水平，再加上政策方面的原因，我国现有的法律职业院校基本上都是专科层次。但令人尴尬的是，法律职业的入门学历却是本科学历。严格地说，法律职业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这四类。要从事这四类职业必须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而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最低学历条件则是本科，这使得法律职业院校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毕业生没有资格从事法律职业。

2．专业设置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受过去统招统分制度的影响，法律职业院校传统的专业设置大都以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工作需求为根据，学生毕业即使专业不对口也无需担心就业问题。而现在毕业生不再统一分配工作，需要面向市场双向选择，这就出现了一个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对口衔接的问题。如刑事执行、司法鉴定、法律事务等专业就业面过窄，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最终很多学生不得不选择了售货员、服务员、广告散发员，或者是保安、保姆、保洁等工作。此外，由于法律职业院校毕业生学历层次偏低，无法和同类本科院校毕业生相比。

3．培养模式缺乏技能性和实践性。理论水平和学术能力不是法律职业院校的主要培养目标，岗位技能和实际工作操作能力是职业院校的培养重点。因此，法律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突出技能性和实践性。由于传统培养模式的影响，大多数法律职业院校还没有完成培养模式的转变，各专业、各学科教学仍然保持着以课堂教学和理论讲授为主的模式，实训教学和实习实践不足，工学结合不足，真正具有实践能力和经验的双师型师资不足，教学管理模式改革没有突破性进展，对学生能力和教师业绩的考核指标和方式没有走出传统的管理模式。学院领导、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等机构的办学思想转变缓慢，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的变化。因此，各类法律职业院校亟待进一步解放思想。

二、法律职业院校应对困境的几种模式

1．助考模式。就业困难是制约法律职业院校发展的第一大难题，学历层次低、专业就业面窄、生源基础较差等原因都成为学生就业的障碍，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不少法律职业院校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助考辅导，甚至抽调专门的师资，组成助考辅导组织，对学生进行辅导。如新生入学后，在学习高职课程的同时接受本科自学考试辅导，以使学生在毕业时能尽快取得一个本科学历，弥补学历层次低的缺陷。与此相匹配的还有司法资格考试辅导。只要学生能拿到自学考试的本科学历证书，就可以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因此在开展本科白考辅导的同时，一些学校还对毕业班的学生进行司法考试辅导，以期学生能通过司法考试取得进入法律职业的资格证书，拓展就业范围，提高就业层次。除了自学考试外，专接本、专升本考试也是毕业生进一步提高学历层次的另一途径，有的学校在学生临近毕业时对学生进行专接本、专升本考试辅导。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少法律职业院校还对学生进行各类技能证书和职业资格证考试辅导，如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会计证、报关员证、秘书证等，在毕业班学生中开展公务员考试和政法干警招录考试辅导等。各类辅导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相关社会助考更具专业性和系统性，学校辅导各类考试的通过率也无法和社会助考机构相比。

2．转型模式。法律类职业院校目前的转型有两种情形：第一种转型是根据就业市场需求转为综合性职业院校。由于法律专业毕业生尤其是高职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有的法律高职院校便逐步缩减法律类专业的招生，扩大非法律专业的设置，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以北方某省一所法律类职业院校为例，从该校2010年的招生专业介绍来看，该校设有8个系共32个专业，其中与法律相关的专业有5个：法律事务、司法助理、法律文秘、应用英语(法律英语方向)、会计(司法会计方向)，其他均为非法律专业。这样一来，招生针对面、生源、就业方向等大大拓宽，一所法律类职业院校实质上已经转化为一所综合类职业院校，但学校名称中的“政法”“司法”“警察”等行业特色标签也就名存实亡了。另外，法律类职业院校毕业的会计、旅游、外语等专业毕业生，与那些会计学院、旅游学院、外语学院的毕业生相比，既没有自身特色，又缺乏竞争优势。第二种转型是依托部门政策转为政法干部或干警培训机构。此类转型通常是根据国家或部门的政策指导，学院逐步以培养政法干部或干警试点班为主，同时承担系统内在职干部的非学历培训任务，而普通高考招生逐渐缩减直至停招。学院的教职工通过转为公务员或其他分流措施妥善安排。这样一来，一所法律类高等职业院校就完成了向部门培训机构的转型。

3．升格模式。在专科学历难以发展的困境下，不少法律类职业院校开始计划进一步升格为本科学院或大学，这应该是专科层次法律职业院校最想实施的发展模式。虽然这种升格对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招生数量等各方面要求严格，但一旦升格为本科院校，无论招生工作和学生就业都可以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因此，不少学校正在为升格而进行着努力。但是，由于政策的原因和办学条件的要求，此种模式恐怕要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最终能否如愿也很难说。

三、法律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对策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要，法律职业教育同样必不可少。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不是法律人才太多，而是绝大多数毕业生未能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大部分法律高职毕业生仅仅是获得了一个毕业证，既没有学到法律知识，也没有任何岗位技能。这与学校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只要学校能够找准自身定位，搞好工学结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法律职业教育就会焕发出其勃勃生机。

1．坚持自身定位，明确培养目标。社会需要精英教育，需要通识教育，但更需要职业教育，需要技能教育。依法治国离不开法学家、法官、律师、检察官等精英法律人才，但同样也需要大批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精通实务操作技能的法律服务人员。经济社会中尚有很多法律职业有待充实，如大型公司、企业的法律顾问、法务主管和助理，中小企业法务专员，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调解员、法制宣传员，法院的司法书记官，各级公安干警和司法干警，以及各层次的安保人员等，所有这些岗位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能型的法律实务人才。因此，法律职业院校一定要坚持自身的职业教育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为经济社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的法律服务人才是法律职业教育的使命。

2．合理设置专业，改革培养模式。法律专业毕业生不好就业的原因不是法律人才太多，而是法律人才太少了。一方面社会需要法律人才，另一方面法律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不好。究其原因，一是学生所学专业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二是学生没有掌握法律实务工作的基本技能。因此，法律职业院校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合理地设置相关专业，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如不少学校通过调研和论证，陆续开设安全保卫、社区管理、公司法务、刑事侦查、社区矫正、法律事务等专业，实践证明这些专业的就业情况明显好于传统法律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同样应该大胆改革，敢于大幅度修订教学计划，抛弃传统的理论讲授为主的模式，突出实务技能教学和实习实训的地位。在学制上可以采用“2+1”模式，即两年在校学习实训，一年的顶岗实习。在教学上，要抛弃课堂教学为主的传统模式，以开放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工作实践或模拟的工作环境中去，以作为学，学以致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可以胜任相关岗位工作。在加大实习、实训力度的同时，还要开放考试、考核方式，以技能操作和社会实践为考试、考核的主要途径，减少书面考试的比重。法律职业院校必须以培养操作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要有鲜明的职业特色，才能打造出法律职业教育的市场品牌。

3．建好双师队伍，搞好工学结合。学院定位于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的法律服务人才，就必须要具备一批具有法律实务实践经历、丰富职业经验的双师队伍。双师是指既具备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又具备相关法律服务实践经验的教学队伍。只有这样的教师队伍，才能胜任高素质、技能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工作，才能脱离传统的理论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主的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真正的岗位技能和职业素质。“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鼓励教师兼职和聘请兼职教师等两个途径来实现。鼓励教师兼职就是学院要创造条件，让一线教师到各个法律服务部门去兼职锻炼，丰富其实践经验，如做兼职律师、兼职法律顾问、兼职司法行政工作和法律援助、兼职人民调解员、兼职陪审员等。聘请兼职教师就是从法律实务部门、法律服务机构或公司企业聘请经验丰富的专家、优秀工作人员到学校教师授课，承担学生的实训指导任务等。“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只有建设好一个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足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才能保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功。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8

【论文关键词】法学教育 就业市场 司法考试 论文论文摘要：以职业教育为主，并和通识教育相结合，是法学教育在厘清法学教育性质上的基本要求。普通高校法学教育应该和就业市场相结舍。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重，以司法考试为导向，是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 司法部2008年6月通告，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至此，关于在校生能否参加司法考试的争论告一段落。同时，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再度成为讨论的焦点(本文的法学教育指法学本科教育)。新中国的法学教育长期以通识教育为主，教师的授课方式多为单一的演讲式，授课内容以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成文法的具体规定为主。虽然也有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等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内容，但主要目的也是配合理论知识的讲解，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不强，毕业后适应法律职业的时间比较长。在传统上，新中国法律职业资格的取得与大学法学教育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对法学教育造成了很大冲击。用人单位对法科毕业生评价不高，法科毕业生就业日益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学本科教育何去何从，引起了法学界和法律界的共同关注。 二、法学教育是怎样的性质 关于法学教育的性质，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法学教育是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为主旨的职业教育，因而偏重司法知识的传授、专业技能的训练。有的人认为法学教育从本质上看是～种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当然还有人认为法学教育兼具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两种性质。 实际上，法律职业的基本特征和法律职业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同质化的基本要求，决定了法学教育具有双重性，即法学教育具有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两种性质。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法学教育既包括通识教育，又包括职业教育。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法学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了，以致出现培养出的学生不会起草合同，不会办案的反常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单纯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制度内外都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不得不等法科毕业生进入法律职业之后，自己慢慢去摸索。当然也有的反应过度，把职业教育硬挤进本科教育阶段，这种错位的结果又影响了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法律职业所必需的法律学科体系，同样影响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出现这两种偏差原因都在于割裂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或企图在四年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教育培训任务，使二者缺乏合理的分工和制度联系。当前，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法学教育，其实首先是培养法律人的教育，它的职业教育性质是第一位的。从中外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任何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都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正如王晨光教授所言：尽管现在中国法学教育的科学化和学院化已成为主流，但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其主要目的将不复存在。不仅如此，还需要补充一句：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已经或势将迷失正确的发展方向。有人以为，我们培养的法律人才并不都是甚或大多都不会进入法律职业，因此没有必要围着司法考试的指挥棒转。持这种认识者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和事实，即法律本科教育必须根据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培养法律人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成其为法学教育，其培养的人才，也就不是法律人才了。在这一点上不少人把法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与法律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混为一谈了。 法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而不是培养其他方面的人才。从时展的宏观背景上观察，进入21世纪，法学教育承担的时代任务：一是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为立法、司法、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提供严格的一体化的法律职业教育、培训和终身化的法律继续教育。同时，培养一批与法官、律师、检察官等职业相配套的从事法律辅助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型法律职业类人才。二是适应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三是适应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向全社会和各行业培养大批既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又具有本行业专业知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四是必须坚持不懈地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在全社会开展法制教育，不断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五是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积极开展和参加法治理论研究和法学研究、决策咨询、立法活动、司法实践和法律援助活动等等。可见，法学教育主要是教授法律 知识和培养法律素养。如果法学专业还要教授其他很多知识，那大学还要其他专业干什么呢?法学也就不成其为法学专业了。当然，作为大学普通教育的一部分，法学教育还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大学培养的法律人才应该是具有良好交往能力、自由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和人文关怀精神的法律精英。因此，在注重职业能力培养的同时，通识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就业市场对法学教育有怎样的评价 (一)比较视野中的就业市场对法学教育的评价。在美国，只有通过了美国律师协会评估的法学院(约有168所大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律师考试，没有通过评估的法学院其毕业生没有资格参加律师考试。美国律师考试的通过率高达60％一70％，考试的次数不限。美国不以通过律师考试的通过率来评价法学院，而是以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初年的工资高低来评价。这种评价有些类似美国商学院的评价，职场第一年的工资指标同样反映了市场对毕业生的评价。 德国的司法考试是开放性的，无论是否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都有权利参加。非法律专业毕业生要先参加一次预考，通过预考的人方可参加司法考试。德国的司法考试有两次，第一次考试的通过率在30％一40％左右，第二次考试的通过率高达70％一80％。英国的法学院直接接受高中毕业生，经过三年的法律专业训练后，就可以获得毕业文凭。但是要从事律师执业的话，就要进入第四年的司法实践课程的学习，结业考试通过者获得英国的普通律师资格(小律师)。如果要从事大律师执业(出庭律师)还要进人大律师事务所实习两年，“出师”后才能独立执业。 上述各国的司法考试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职业市场对于人才需求和评价成为社会对法学毕业生的评价，进而成为对法学院的评价，而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是否适应市场的导向。对于培养未来司法专业人员的大学法学院来说，不能不考虑这种职业市场的导向。 (二)我国的就业市场对法学教育的评价。统一司法考试的施行，已经将部门法和应用性法律知识以及实务操作摆到了法学专业考生的面前，司法考试通过率已经成为衡量高校法学院系毕业生质量的一个指标。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指标，无论我们主观是否接受都无法改变。在司法统一考试之前只有律师考试，这对于法学教育的办学方向影响并不大，因为那时法学专业的毕业生从事律师职业的比例不超过20％。司法统一考试以后，进入法院、检察院和律师行工作都必须首先通过此考试，法学院系的学生不得不重新考虑毕业后职业选择的资格条件了。法律专业学生要取得这种考试的好成绩，就必须注重部门法应用性知识的学习。学生们的这种职业需求必然影响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进而影响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方法。 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一直是非判例法的教学体系，司法实践的内容不容易进入课堂。法学教学更趋向于法学理论与法学史论。由于我国的法学教育不是以案例为主体的教学体系，即使有少部分法院公开的判例，单从判决书上也不能获得法律推理的信息，再加上法院的判决书往往缺乏法律推理论证过程，缺乏说理内容，并不表述法律与事实内在的沦证逻辑。所以，判决书也只是教学的边缘部分，教学的中心是理论知识和史论资料，学生的学习也集中在这方面。法院和检察院的办案经验，律师处理案件的操作技巧都只有等到学生毕业参加了实际工作以后，在工作岗位上通过实践补课了。虽然，我们的法学教育在教学过程中也有“实习”的设计，但是由于经费有限，实习往往不能达到课程设计的要求，有些时候有的法学院系甚至让学生自己找实习的单位，其中不乏“放羊”的情况。实行司法统一考试后，职业入门的门坎提高了，职业市场的要求与现行的法学教育体系之间的矛盾更加突显出来。就业市场要求法学专业的学生通过司法考试，而现行的法学教育制度却无法提高学生的通过率，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了就业市场对法学教育评价不高，而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也成为了就业市场评价法学院的风向标。 四、以司法考试为导向改革法学教育 现在很少有人主张把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应试教育成了众矢之的，谁都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有过教育经验的老师都知道，对于法学本科生来讲，没有真正严格的考试，他们难以学到真正的东西；没有严格的考试，国家和各用人单位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高考30年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虽然考试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作为一种评价人才的制度它是最不坏的制度。法学教育应以司法考试为导向。 (一)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第一，减少法学类必修课和限选课，增加若干通识课程和选修课作为替代。法学类必修课可以开设教 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的l6门核心课程，通识课需要保质保量，选修课可以涵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通过这种课程安排，既重点突出，能够满足专业化训练的需求，又能帮助学生形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第二，开设法律诊所、法律实务课，定期举办模拟法庭，要求一定时间量的实习。传统法学教育存在严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学生不能学以致用，结果常常纸上谈兵，进入社会很难找到方向。开设法律诊所、法律实务等课程，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全过程跟踪处理真实案件，有利于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检验所学知识，克服知识分学科讲授导致的“碎片化”问题，培养综合能力(如沟通交往能力、信息收集应用能力、文书撰写能力、辩论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模拟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这种作用。实习可以放在高年级，要求在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或同类机构中进行。第三，提倡和推行案例教学法。目前法学院校基本采用老师讲解、学生听课做笔记的授课方式。老师是教育的主导者，尽管师生会通过问答方式进行一些沟通，但学生常常只能被动接受现成答案，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环节。久而久之，难免导致法科学生“有(书本)知识没常识”，“有知识没见识”这样尴尬的现象。难怪有实务部门的人士尖锐地指出，目前法科毕业生多数是次品。矫正现状的一剂良方是在部门法讲授中大力推行案例教学法，训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把教育重心放在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上。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聘请法官、律师等实务部门的人士担任主讲教师。 (二)教育理念的更新。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际经验的学习并重。我国大学法学院系学生大都来自高中，知识学习已经在高中阶段有了较好的基础。进入大学法学院系后，学生自然习惯理论知识的学习方法。理论知识的学习也主要是书本知识的学习，而我们的法学教育对于专业学生的训练也长期采用知识学习为主的方法。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是，能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专业术语和专业知识。但是，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熟悉实际情况，不懂操作技能，缺乏社会经验。学习需要时问，实践经验则需要积累。司法既属于理论，又属于操作。法官和律师都需要积累办理过的案件数，因此，法学院的学生既要学理论，也要进行实际操作的训练。法学专业的学生们在校期问怎样才能获得实际体验呢?在目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鼓励学生多利用寒暑假时间到社会上做调查或参加司法实习，这样可以弥补课堂学习的不足。同时，聘请司法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为同学们开讲座，也对同学们的学习有帮助。并且，聘请外面的专业人士做报告，不应该只限于司法领域，还可以请政府行政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来做报告。这些报告含有书本上没有的丰富内容，不仅可以向同学们传授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传递他们的亲身体验。这些方法对同学们的经验积累大有裨益。 在司法考试的背景下，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大学的法学教育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无法改变市场规律，无法改变所有用人单位的需求，我们能够改变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改变我们原来的观念，改革原来的做法，以适应新事物和新情况，用我们的改变适应新的变化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9

一、训练目的和要求

（一）训练目的

公证岗位训练活动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增强公证公信力为根本要求，以实施《公证法》提高公证岗位专业技能为重点，围绕建设一支“坚持信念、精通业务、维护公正、恪守诚信”的高素质公证队伍的总体要求，组织开展公证岗位训练活动，进一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内强素质，就是要通过开展岗位训练活动，使广大公证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得到新的提高，政治信念、法制观念、业务能力、诚信意识、服务意识、自律意识普遍得到强化。外树形象，就是通过开展岗位训练活动，进一步树立公证法律服务诚信为民的社会形象，进一步扩大公证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二）训练要求

按照“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岗位训练目标，通过开展集中训练活动，强化公证队伍的“四个意识”：

1、责任意识。广大公证人员必须把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认识公证工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肩负的社会责任，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在公证活动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2、法治意识。广大公证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执业的观念，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公证活动的基本规定，把法律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公证活动之中。

3、规范意识。广大公证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实体和程序要求开展公证业务，不得随意扩大业务范围，不得随意减少办证程序，不得随意变更审查标准。

4、质量意识。广大公证人员必须把公证质量视为公证工作的生命，真正认识到公证质量是公证公信力的基石，公证工作职能作用的发挥应以高质量的公证文书为载体，不断增强质量意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公证文书的质量，做到对当事人、对法律、对社会负责。

二、训练对象

**年开展公证岗位训练活动的对象是：区公证处执业公证员、公证业务辅助人员。

三、训练主要内容

根据《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开展**年公证岗位训练活动实施意见》、《**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年全市岗位训练活动实施意见》和《**年全国公证岗位培训大纲》的要求，**年公证岗位训练活动侧重训练公证员和公证业务辅助人员从事公证工作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内容包括：政治理论知识、宪法法律知识、公证职业知识、公证业务知识、公证技能知识、微机应用知识等。学习训练活动以《**年全国公证岗位训练大纲》为主要依据。

公证岗位训练要紧密联系我区公证工作实际进行。尤其是要联系公证执业中疑难、易错公证事项的研究；联系公证操作程序中薄弱环节的完善，联系公证行业微机信息管理统一规范，开展“四学一练”。即：学政治理论、学法律知识、学公证业务、学办证规则，练微机操作技能。使训练对提高公证队伍素质和服务水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方法步骤

方法：公证岗位训练活动坚持“五个结合”，即：个人自学与单位助学相结合，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相结合，训练要求与岗位职责相结合，岗位训练与具体工作相结合，学习训练与考试考核相结合。采取形式多样的活动，确保岗位训练活动取得实效。

步骤：公证岗位训练活动从**年7月1日开始，到**年10月底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阶段（7月）

按照市司法局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区公证工作实际，制定区司法局公证岗位训练实施方案，明确岗位训练活动内容和时间，并向全体公证人员传达，进行动员部署。

（二）实施阶段（8月—9月）

1、集中教育培训。以《**年全国公证岗位训练活动大纲》和司法部指定的参考书目为主要内容，结合工作实际，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组织公证人员集中学习和专题辅导，培训学时不少于40学时。组织参加市司法局举办的公证程序、执业技能、防范执业风险等方面的培训班，并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考试。

2、开展知识竞赛和组织考试。区司法局将在组织学习训练的同时，按照岗位培训大纲，选择重点内容开展知识竞赛活动，培养出公证岗位技能能手。组织全体公证人员对学习内容进行考试。

3、组织微机操作训练。通过训练，执业公证员必须掌握公证信息软件微机操作的技能。届时将组织执业公证员参加全省执业公证员公证信息软件微机操作考试。经省组织的考试，成绩不合格的，离岗学习培训。

4、区司法局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考试、专业测试、典型案例分析、卷宗质量检查评比以及到其他公证处参观学习等活动，增强岗位训练活动的生动性和有效性。

（三）总结阶段（9—10月）

1、区公证处对公证岗位训练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自查总结，于9月27日前将情况书面报区司法局，经区司法局同意，于9月30日前报市局公证管理处。

2、10月初，迎接市局对我局开展公证岗位训练活动的情况进行检查、评估验收。

五、组织领导

（一）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公证岗位训练活动，是切实加强公证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公证队伍的重要举措。公证处、广大公证人员，要充分认识开展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省司法厅和市司法局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层层抓落实，明确责任分工，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岗位训练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公证岗位训练活动，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要统筹兼顾各种因素和要求，力求做到重点突出，整体推进。一是要与当前司法部提出的在法律服务行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紧密结合。二是要突出重点。学习重点集中在“学法练技能”，即：重点学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和熟练掌握微机办证技能。三是要与贯彻实施《公证法》，依法规范公证执业活动，完善公证机构内部运行机制相结合。通过岗位培训活动，促进各项工作都有新的进展。

司法考试法律培训篇10

关键词：法学本科教育；改革；司法考试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05-02

一、法学本科教育性质辨析：通识教育抑或职业教育

（一）通识教育是法学本科教育的基础

法学本科教育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准，担负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双重历史使命。法学本科教育性质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争论的问题。准确定位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对于优化教学体系、确立学科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的定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争议的焦点是：法学本科教育究竟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辨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着手。法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无论是法律通才还是特定法律职业人才都应是法律专业人才。所谓法律专业人才，就要具有基本的法律精神、深厚的法律知识和灵活的法律能力，都应该具有人文素质和法律专业知识。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基础层次教育，着眼于学生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法律知识的全面掌握，为中国基础法律市场提供充分的“法律职业人”和为这门人文社会科学本身以充分的研究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属于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了法学本科阶段，要注意学术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理性的养成。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须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的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而这一切只能由通识教育来完成。只有注重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才能在教学环节中真正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才能为后继的本科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提供优质的生源。

（二）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是法学本科教育发展的方向

强调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质，并不是说其不应含有职业教育的内容，恰恰相反，法律本身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要求高等法学教育应该重视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尤其是允许在校本科生参加司法考试以后，本科法学教育就不仅仅限于对法学理论人才的培养，还要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因此，本科法学教育负担着培养法学研究型人员以及为司法机关（包括公、检、法、司）培养人才的双重任务。另外，鉴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国家机构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即使在民营单位和企业，也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者。因此，如果把法学教育局限在掌握理论知识之内，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我国尚未建立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前在“司法研修所”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本科法学教育也在实际承担着法律职业训练的一部分职能。“法律同时是科学和技能，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职业”。法学教育不应该只重视知识的传递和学术的研究，而忽略职业的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

既然通过司法考试是进入法律职业最重要的常规性渠道，法学教育就应当考虑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注重同法律职业相结合。在法学教育中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职业训练等活动，不仅不与通识教育相矛盾，而且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司法考试体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特定法律职业的要求，法学教育在保留其通识性的基础上，应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成份，以消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的弊端。因此，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应当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且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能把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简单地定位成职业教育或通识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与职业教育相结合。这是因为，法学教育的性质是多维而非单一的。一方面，法学教育应当注重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学知识的讲授，而应当向学生提供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讲解和学术训练，使学生养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气质。［1］

二、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互相支持下的良性互动

（一）本科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的基础与前提

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于高等教育规模化和行业准入正轨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本身就是高等法学教育规模化的一个产物。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连接点在于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是司法考试的起点，为司法考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格。［2］例如，我国本科法学教育由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依据教育部和司法部的要求，确定了14门核心课程。这些核心课程是我国大学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基本课程，所涵盖的内容与司法考试的内容基本一致。这种课程体系对法学教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提高法学院学生的素质起到了引导作用，司法考试也正是以大学法学教育为基础，它的主要考试范围突出了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

另一方面，大学法学教育以讲授法律原理，培养法律精神为主，承担着培养法律职业的人文素质、法律专业知识的任务。大学法学教育在法律职业的选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的法律教育为构筑法律共同体提供了知识平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法治水平。［3］大学法学教育的成熟和完善，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法治秩序构建所依赖的法律人”，这是法律职业的正规化的要求，也是司法考试选拔人才的主要目的。

（二）司法考试是法学本科教育的检验器

统一司法考试虽然只是一种资格考试，不能代替法学本科教育的评价机制，但是却可以用来检验法学教育的产品是否可以顺利地走向法律职业市场，从而影响着法学教育一定程度上的未来走向，并且在实践中必然要经历与法学教育之间的互动，最终形成一种构建良好的制度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不仅仅属于内向纬度的，而且还会必然要求向外辐射到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职业遴选体制。所以，虽然司法考试只是法律职业遴选体制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它已然成为了实质的首要环节。

同时，由于司法考试具有强烈的职业性目的，法学本科教育虽然不能以其作为教学指挥棒，但司法考试通过学生的个体选择会对法学教育施加影响。例如有志于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法学专业学生必然会参加司法考试；没有从事司法实务工作意愿的学生，通常也会把参加司法考试当作一次自我检验的机会，把通过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能力的证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会通过这种间接方式微妙地影响到法学教育的实施。

而且，司法考试在题型和内容的设计上，逐渐侧重对理论的分析运用，重点考察学生的基本分析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有助于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有助于法律教育结构模式的选择，有助于完善法学教育的管理模式。

三、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思路：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一）重新定位教学目标

传统法学教学忽视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职业性，从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院校毕业学生的反映来看，普遍认为正规法学院校毕业的法律专业学生法学理论有余,法律实践能力不足。［4］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法学本科教育必须密切关注法律职业，并作出积极的回应，革除种种弊端，这是法学本科教育获得活力和竞争力的契机。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法学本科教育应坚持以通识教育为主，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过硬和适应能力强的，能够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实际工作和具有法学研究的初步能力的通用型法律人才。”人才素质方面，在传授法律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应当注重培养法律人的伦理价值、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传播法律的精神。质言之，法学专业学生不但要具有坚定的职业信仰和缜密的思维方式，还要具有高超的处理实务问题的职业能力。

（二）改良教学方法

从具体教学方法上来看，适应司法考试重视司法实践的遴选方式，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对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将法律思维和实践技能训练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可以使学生更加符合司法考试对学生的考核标准。

目前在法学本科教育实践教学课程主要有模拟法庭、案例教学、法律诊所等形式，很多法学院开设这些实践课程时由于经验不足，课程流于形式化和剧场化，并不能达到这些课程要求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强化“实践教学育人”的理念。实践课程的核心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真实或高度仿真的案例，有目的、有选择地把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实际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学会思考、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培养学生法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提高学生的法学素质。

另外，还要使实践教学多样化。结合不同课程、不同教学内容的自身特点，根据教学目的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这样既满足了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又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可以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各种部门法知识。

（三）改革教学考评方式

评价体系关系到法学教学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问题，关系到教学秩序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问题。［5］传统的法学教学考评方式通常是笔试。在笔试方面，客观题考查学生对法条和基本理论知识的记忆能力、对案例的分析判断能力。主观题则考查学生对理论和制度的理解能力、逻辑归纳推理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虽然两类试题的结合，能够测试学生的多方面能力，但传统考评方式缺乏对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考量。而在司法实践中，说服当事人，表达委托人观点，法庭辩论，说服法官都需要犀利而准确的言辞表达，传统考评方式受到挑战。

因此，除传统的考评方式外，应考虑增加口试考核方式。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设计具有代表性的题目，根据学生答题的表现进行评价。这种方式除有助于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外，还有助于学生锻炼抽象思维能力、环境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从教学评价实践来看，法学教育的考评方式改革和司法考试由一次笔试到笔试口试两次考核的趋势不谋而合。

（四）加强法科学生素质教育

法学素质教育是指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其目的是解决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在中国语境下，素质教育有其特定的意义，是德才兼备的同义语。法学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是才的培养，品质修养和职业道德的养成则是德之体现，“德才兼备”方可称得上真正的法学人才。因此，司法考试在对法律从业人员遴选之时，将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纳入考核范围，是一种强性地灌输素质教育的方法，也是一种人文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对此，法学教育不但应对司法考试积极回应，更应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对高等法学人才素质教育培养的责任。在法律服务远不发达，法律人公信力普遍不高的中国当下，这种责任更显得意义重大而深远。它直接决定了我国将来法律服务社会的价值走向，可以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创造必要的条件。

四、结语

司法考试对于本科法学教育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司法考试为本科法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而本科法学教育对于司法考试而言，既是前提又是基础。没有法学本科学历，不能参加司法考试；没有发达的法学本科教育，司法考试就缺乏充足的优秀的应试者。法学教育可以是多元的，应当充分考虑培养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能力。各个法律院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能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生素质、教学设施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考虑法学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联系程度，合理地开展教学活动。总之，司法考试不能忽略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必须衔接好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以司法考试为契机，加快法学教育的改革步伐。

参考文献：

\[1\]潘剑锋,陈杭平.再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关系\[J\].法律适用,2008,(1):59.

\[2\]叶秋华,韩大元,丁相顺.建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关系——“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研讨会综述\[J\].中国法学,2003,(2):190.

\[3\]丁相顺.司法考试制度模式比较与中国司法考试的制度创新\[J\].法律适用,20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