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基本要素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法基本要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税法基本要素篇1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程序法定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

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在近代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领主以及国王君主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或筹集战争费用的需要，巧立名目，肆意课税盘剥劳动人民。后来，在不断蓬勃发展的市民阶级抵抗运动中，逐渐形成了“无代表则无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思想；其萌芽初现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税。”此后，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从而在早期的不成文宪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宪法原则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640年英王查理一世为了通过税收来筹集对付苏格兰军队的军费不得不两次召集议会，由于议会与之对立而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并将查理一世葬送在断头台上；直至“光荣革命”胜利的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又因“印花税”和“茶叶税”等激怒了其北美殖民地人民，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的第1条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7款第1项）“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项）。[1]（pp.25—26）

在法国，1788年巴黎的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法王路易十六为了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迫不得已在1789年重新召开自1614年以来就未曾开过的三级会议，不料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而路易十六也步了查理一世的后尘。就在这一年，法国发布了“人权宣言”，其中虽未直接规定征税问题，但规定人民财产不得任意侵犯，也就包括了征税问题。以后，《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

西方其他国家也都或早或晚地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其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并实行法治的国家，多注重在其宪法中有关财税制度的部分，或在有关国家机构、权力分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规定。[2]（第58页）如日本，明治宪法规定：“课征新税及变更税率须依法律之规定”；《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课征新税或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又如意大利，其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还有埃及、科威特等国。

以上历史发展表明：其一，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内核的，而法治的本质内容之一也在于权力的依法律行使，故税收法定主义“不但构成了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而且，从渊源上说，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3]（第17页）

其二，税收法定主义在各国最终都是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而得以具体体现，并进而贯彻到税收立法中去的，故“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2]（第58页）

二、 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

（一） 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为税收法律主义、税捐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达。”[3]（第16页）

我们试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名词分解开来加以解释，以对其含义作进一步理解：

1.“税收”概念之含义。笔者认为，税收是指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这一定义与税收的传统定义相比较，在形式上起码具有如下特征：（1）涵盖了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三方主体，即作为纳税主体之代名词的“人民”、作为实质意义之征税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形式意义之征税主体的征税机关；[4]（2）突出了“人民”在整个国家税收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作用，与人民在反抗封建君主、争取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符的；（2）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由此淡化了传统理论中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使之更易为纳税人接受；（3）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意旨。

2.“法”概念之含义。税收法定主义中之“法”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至于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笔者以为，简单来说，起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实质上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的税收利益最终获得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无疑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利（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第三，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当时，尚无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之作法，将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立法机关，乃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因此排除以税收地方性法规开征地方性税种的可能，以免因税源和税收利益划分等原因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所以，就“法”概念之含义而言，“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没有“税收法律主义”之表述明白准确。

3.“定”概念之含义。对税收法定主义中之“定”，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次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层次，当我们将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可将“定”理解为“依据”，即国家整个税收活动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包括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和纳税主体依法律纳税两方面，并以此指导作用于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第二层次，当我们将税收法定主义仅定位为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时，一方面，可将“定”理解为税收法定主义本身必须以法律（宪法）形式加以明文规定，从税收法定主义的早期历史发展来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可将“定”理解为“立法”之“立”，也就是说，在立法技术发达、立法形式多样的现代社会，“定”早已突破其最初作为“制定”的外延，而扩展到除此以外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等诸形式，换言之，税收活动得以进行的依据并不仅仅限于立法主体“制定”的税收法律，还包括立法主体对税收法律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当然，就此而言，“税收法律主义”之表述又没有“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全面准确。

4.“主义”概念之含义。如前所述，就“税收法定”之意，有称为“主义”者或“原则”者亦或“主义原则”者，故有必要加以辨析，以示其异同。所谓“主义”，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5]（第1497、1408页）法的原则则是相对于法的规则而言的，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6]（第56页）再来看英文“Doctrine”和“Principle”二词，虽前者主要作“主义”解、后者主要作“原则”解，但并非绝对，二者均可互译，视不同语境而定。由此来看，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或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或者直接将其称为“税收法定原则”并无很大不妥；假如说有区别的话，则“主义”的抽象层次和逻辑顺序要高于“原则”，可以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而将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收立法、税收执法或税收司法等的基本原则。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学者们概括表述不一。有的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7]（第50—54页）有的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2]（第59—60页）又有的认为包括“税种法定、要素明确、严格征纳和程序法定”等内容；[3]（第16页）还有的则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作多项分解列举。[8]（第152页；第4—5页；第156—157页）经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如下三个部分：

1.税种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种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一个税种必相对应于一部税种法律；非经税种法律规定，征税主体没有征收权利（力），纳税主体不负缴纳义务。这是发生税收关系的法律前提，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首要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7]（第50页）因为，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税种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就如同未依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便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刑无异于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的践踏一样。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

2.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定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各个税收要素相对应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环节，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依据，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

笔者认为，所谓税收要素，是指所有税种之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全面展开所需共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税收要素既经法律规定，则为税法要素，是各单行税种法律共同具有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税法要素之含义，进而确定税收（法）要素的具体内容：（1）税法要素主要是针对税收实体法、亦即各单行税种法律而言的，但并不排除其中的程序性规定，如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等；（2）税法要素是所有完善的税种法律都同时具备的，具有一定共性，仅为某一或某些税种法律所单独具有而非普遍适用于所有税种法律的内容，不构成税法要素，如扣缴义务人等；（3）虽然税法要素是所有完善的单行税种法律都必须具备的，但并非要求在每一部税种法律的条文中都必须对诸税法要素一一予以明确规定，有时可以通过其他非税种法律的形式对某一税法要素作出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第五章就对违反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较为集中的规定，因此，尽管某些税法要素没有在单行税种法律中得以体现，但却规定在其他适用于所有税种法律的税收程序性法律中，我们仍然认为它们是税种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在税收实体法律的内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税法要素具体包括：税种，[9]征税主体，[10]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

税收要素须以法律定之，这一点无须多言。关键是，法律如何对税收要素加以明确且无歧义的规定。因为，如果对税收要素的法律规定或太原则化或含混不清以至不明白确定，便会给行政机关创造以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解释的机会，等于赋予行政机关以自由裁量权，从而破坏了这一原则。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对于那些立法技术尚不发达，习惯于以原则性语言进行立法的国家，如我国，其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3.程序法定原则。前两个原则都侧重于实体方面，这一原则则侧重于程序方面。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在考虑法制建设的时候，中国的法律家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政治和法律系统中理应占据枢纽位置的程序问题则语焉不详。”[11]（第84页）在税收法制建设中也有类似情况，要么在立法时不注重对程序问题作出规定，要么是有一些规定却又不依照执行，结果是由于程序缺失或不当，致使实体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未得到有效的保障。

其实，“程序法定”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程序的实体意义最初表现在起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正当过程（Due Process）”条款，其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一原则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了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专制。[11]（第86页）由此来看，程序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当程序法定或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作为一个单独的更高层次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的时候，税收法定主义不过是其延伸于税法领域的一个产物罢了。

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法定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税种及税收要素均须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2）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为法定之税种及税收要素作出任何变更；（3）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以上三部分内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程序法定原则的完整内容。

三、 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在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介绍到我国来的。[12]（第150—153页）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研究、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目前，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已呈现出取代我国传统税法理论中的税法基本原则，而被直接确立为我国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的趋势。[13]（第31—32页）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条文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学者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一规定隐含了或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3]（第18页）另一种则认为，该规定仅说明了公民的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因而无法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但立法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以此来弥补宪法的缺失，使得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法律中而不是在宪法上得到了确立。[2]（第59页）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税法理论中征、纳双方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况且，我国1982年宪法修改时，立法机关制定上述条款本无体现税收法定主义之意。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这一点当无疑义。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当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考虑到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一味要求尽快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或者是单独就税收法定主义对宪法进行修正，都是不妥当的；（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要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不论是税收法制还是税收法治，都没有充分执行或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甚至表现出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比如，单行税种法多为税收行政法规形式，降低了税法的整体权威性和稳定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税收环境的培育。无论如何，作为税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当然应作用于税收法制建设的全过程，而体现在税法的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如此才能真正达到税收法治之状态。[14]

「注释

[1] “税收议案必须首先在议会提出。税法应当在立法机关的下院提出，这一传统来自英国。在那里，由于人民直接选举下院成员，而不选举产生上院-贵族院，故下院更倾向于反映人民的意愿。在美国，这一规则却有所不同，因为人民既选举产生众议院，又选举产生参议院。此外，参议院得以修正税收议案，甚至可以达到将其完全改写的程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dapted from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World Book， Inc.， 1986.

[2] 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3] 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J].税法研究。1997（1）。

[4] 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J].法学研究。1999（4）。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7]（日）金子宏。刘多田等译。日本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8] 谢怀栻。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J].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罗玉珍主编。税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9] 传统税法理论之课税要素中不包括税种。笔者认为不妥。因为，任何一部单行税种法律首先就要在名称中明确其为哪一个税种。当然，在此亦发生“税收要素确定原则”与“税种法定原则”的交叉；但并不能就此将“税种”排除在税收要素之外，而破坏其完整性。

[10] 传统税法理论中课税要素虽含税法主体，但仅指纳税主体。此为其一大缺漏。税收法定主义本就源自于对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力的限制，又怎能将其排除在税法要素之外呢？且并非所有税种的形式意义的征税主体都是一致的，虽然其中大部分为税务机关，但也包括海关和非税务机关的财政机关等。

[11]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3（1）。

[12] 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实质征税原则和促进国家政策实施原则；谢怀栻。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J].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税法基本要素篇2

税收立法，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应该是与国家诞生而相伴相随的。然而在新中国，税法学研究不过是20 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 ，[1]而立法学研究还要稍晚，[2]至于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专门的、较全面的系统研究则只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了。本文试图在充分借鉴和运用立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在重新界定税收立法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的前提下，积极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税收立法中的基本问题作一分析探讨，以期能为跨世纪进程中的中国税收立法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垫石铺路，愿以抛砖之力收引玉之效。

（一）税收立法基本概念研究

为了能够科学地开展税收立法问题研究，同时也为了明确作为理论研究者正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3]笔者以为，首先应对税收立法研究中有关的基本概念予以“正义”，即“对一定的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概念的含义以及与其相关的词义、语义作出确当的诠释和表述，包括澄清问题或释疑”。[4] 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同行“求得共同的出发点或前提”，并为税收立法研究“提供较确定的范围或界限”。[5]

1.税收和税法的概念[6]

我们在考察税收的起源和税法的本质的基础上，对税收和税法的概念予以界定。

（1）税收的起源和税法的本质

在税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的早期，“纳税”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似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权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 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 ，[7]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 .[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 [9]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人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10] 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 [11]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引者注），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2] 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 necessity）[13] 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今天，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

再来看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关于税收本质理论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交换”（excnange）是经济分析法学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律现象时所使用的基本经济学术语之一。该学派认为，两个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对主体双方都有利的行为；第二种是对主体双方都不利的行为；第三种是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的行为。经济分析法学家们把第一种行为称为交换，而把后两种都称为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也可以被认为是交换的一部分；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14]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15]所以不存在一方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要多于另一方的情况，也就不产生将一方界定为“权利主体”而将另一方界定为“义务主体”的问题。 [16]

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又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R.A.Posner）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于为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支付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revenue tax） [17]应该是那种要求公共服务的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的税收。但这就会将公共服务仅仅看作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而它们之所以成其为公共服务，恰恰是因根据其销售的不可能性和不适当性来判断的。在某些如国防这样的公共服务中，”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问题妨碍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最佳量：拒绝购买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中其成本份额的个人会如同那些为之支付费用的人们一样受到保护”。 [18]所以，由于公共服务的消费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其无法像私人物品一样由“私人部门”生产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其供求关系，而只能由集体的代表——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公共服务的费用支出者或公共需要的满足者的责任，国家和政府也就只能通过建立税收制度

来筹措满足公共需要的生产资金，寻求财政支持。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9] 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国家税收学说认为，税收既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形态相关的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与社会再生产相联系的经济范畴；税收的本质实质上就是指税收作为经济范畴并与国家本质相关联的内在属性及其与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税法的本质则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由此，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成为我国税收和税法本质学说的支配观点。根据这一理论，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即国家——引者注），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 ；[20]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

（2）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通过对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与以西方社会契约思想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述税收的缘由，从而说明税法的本质的。而后者却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而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质更高量更多的满足。由此看来，后者似乎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国家”的实质。所以，我们在“人民国家”思想总的指导下，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为参考，借鉴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观点，将税收概念定义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进而将税法概念定义为：税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过程中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等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税收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简言之，是有关税收的法规范的总称。

2.税法概念的使用和表现形式

出于研究的实际需要，在参考立法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明确税收立法研究中有关税法概念使用和表现形式的如下问题。

（1）税法概念的使用和表现形式的统一规范

法的概念的使用和表现形式所造成的“疑义、异议和混乱”状况 [21]在税法学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如税法、税收法律和税收法规等。为了消除这种状况，笔者建议，根据周旺生先生的意见，[22]对下列概念作出界定：①在表现有关税收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和抽象的、整体意义上的法的情况下使用“税法”一词。②在单指作为税法的形式或其法的渊源的一种，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有关税收的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使用“税收法律”一词。③对于“税收法规”，则既可指作为税法的渊源中处于法律之下的效力层次的税法的形式，如税收行政法规、税收地方性法规等，即将“税收法规”一词在具体意义上使用；又可指税收行政法规、税收地方性法规、税收自治法规 、[23]税收行政规章以及其他税收法规的总称，即将“税收法规”一词在综合的、整体的意义上来使用。

（2）《立法法》所调整的税法的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于2000年3月15日由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该法第2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由此可知，《立法法》所规范法的范围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政规章。因此，我们认为，《立法法》所调整的税法形式为：①税收法律，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制定的有关税收的规范性法文件；②税收行政法规，指国务院依法制定的有关税收的规范性法文件；③税收地方性法规，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它的常务委员会依法制定的有关税收的规范性法文件；④税收自治条例和税收单行条例，指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制定并经批准机关批准的有关税收的规范性法文件；[24]⑤税收行政规章，包括税收部门规章（指国务院有关部委包括国务院授权的国务院直属局依法制定的有关税收的规范性法文件）和税收政府规章（指省级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依法制定的有关税收的规范性法文件）。

此外，在如“税收法定主义”等特定用语中“法”之概念如何界定？我们将在后文有关的专题研究中加以论述。

3.税收立法研究中的基本概念

（1）立法和税收立法

立法的概念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理解都不尽相同。[25]在我国，立法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26] 法的活动。[27]据此，我们将税收立法的概念界定为：税收立法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活动；简言之，是特定的国家机关就税收所进行的立法活动。

就税收立法概念的使用，需明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本文是采 “‘活动说’、‘过程说’和‘结果说’相结合而以‘活动说’为主导的立法概念说”[28] 来给税收立法概念定义的，即把税收立法看作是动态的。而很多税法学者却是从“结果说”的角度或者说从所谓“静态”的角度去理解“税收立法”的，也就是将税收立法与税收立法的结果即税法混同起来，就如同将经由立法产生的经济法、行政法等各个部门法中的具体的规范性法文件称为经济立法、行政立法一样，这都是对概念的错误用法，因为“在中国，‘结果说’便失去了其在英美法系所具有的价值” [29]了。

第二，税收立法是否有税收国内立法与税收国际立法之分？这必须首先从明确税法与国际税法之间的关系人手。我们认为，应当在界定税法和国际税法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过程中明确其相互关系：[30]税法是指一国有关税收的法规范的总称，从法的渊源上看，包括该国国内税法（具体又有税收宪法性规范、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税收地方性法规、税收自治法规等）和该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 [31]（是国际税收条约和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条款的统称）以及该国承认或者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既可以针对单个国家而言，也可以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前者称之为

狭义的国际税法，将后者称之为广义的国际税法。狭义的国际税法包括该单个国家的涉外税法、[32]该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该国承认或者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税法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因为一国国际税法之正式的法的渊源必同时包含于该国税法之法渊源中。广义的国际税法则包括所涉各国的涉外税法、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其承认或者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国际税法和其中任何一国的税法存在着交叉关系，其所交叉部分即为狭义的国际税法或称“该国的国际税法”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国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的划分，其所交叉部分为“该国的涉外税法”。[33]以上是就部门法的角度而言的，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看，税法学理应包括国际税法学，因为法学研究的范围必然大大超过具体部门法的法规范的内容。 其次，在立法活动的诸形式或方式当中，“认可”法是指赋予某些习惯、判例、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或其他规范以法的效力。由此，结合前述税法（学）包括国际税法（学）的观点来看，税收立法应该也有国内税收立法和国际税收立法之分。国内税收立法是指就国内税法所进行的立法活动；国际税收立法则包括涉外税收立法和税收国际立法，前者指各国就其国内税法中涉外税法所进行的立法活动，包括赋予国际税收协定和国际税收惯例以法的效力，后者则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就彼此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协调并缔结国际税收协定的活动。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西方一些国际法学者有时将“造法性条约”称为“国际立法” ，[34]但这不过是“比拟之词”。而且，国际社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最高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更没有一个处于国家之上的司法机关来适用和解释法律或是这样一个行政机关来执行法律；无论是条约法还是国际习惯法，都必须有国家的“认可”才能生效，从而起到“立法”的作用。[35]所以，“国际税收立法”和“税收国际立法”等概念中“立法”一词的含义，与本文对立法概念所下定义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也只是借用“立法”一词来 “比拟”国家间为协调其税收分配关系而缔结国际税收协定的活动。

（2）其他基本概念

以本文前述对“法”及“立法”概念的定义为基础，借鉴立法学有关知识，我们还需在税收立法研究中界定以下常用的重要概念：

①税收立法权。立法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的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法的权力。[36]税收立法权则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的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权力；简言之，是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的进行税收立法的权力。

②税收立法主体和税收立法机关。有学者将立法主体（Legislative body）界说为“是在立法活动中具有一定职权、职责的立法活动参与者，以及虽不具有这样的职权、职责却能对立法起实质性作用或能对立法产生重要影响的实体。现代意义上的立法主体就是各种有权参与或实际上参与立法活动的机关、组织和人员[37] 的总称”。其中，立法机关（Legislature）是主要的立法主体，“是指国家政权机构体系中地位最高的，最主要的，以议事形式进行立法活动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法律的立法主体”。[38] 我们比较倾向于赞同这一观点。但考虑到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习惯作法，笔者建议对立法主体作狭义和广义理解：狭义者仅包括立法机关和依法或依授权而享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广义者还包括前述定义中的“虽不具有这样的职权、职责却能对立法起实质性作用或能对立法产生重要影响”的组织和人员。[39]本文出于研究的实际需要，仅采立法主体之狭义理解，[40]实际上本文前面对“立法”、“税收立法”和“税收立法权”等概念的界定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承继本文前述对有关概念的定义，我们将税收立法主体界定为在税收立法活动中依法享有税收立法权的特定的国家机关，主要可以分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两大类。具体而言，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国务院有关部委（包括国务院授权的有关国务院直属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经济特区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其人民政府，[41]自治州、自治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别行政区立法主体 [42]等。

③税收立法权限。立法权限，顾名思义，就是立法权的界限或限度，是指立法主体行使立法权的界限范围，“包含两层相反相成的意思：一层意思是指立法权可以和应当达到何种界限，另一层意思则指立法权不能超出何种界限。”[43] 具体到税收立法权限，主要是指立法主体是否享有税收立法权，在多大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行使税收立法权等问题。

④ 税收立法体制。关于“立法体制”的概念，主要有一要素说、二要素说和三要素说三种。一要素说认为立法体制就是指立法权限的划分。[44]二要素说认为立法体制“一般是指有关国家机关立法权限的划分及其相应机构设置的系统或者体系。” [45]三要素说又分两种，第一种将立法体制界定为“是有关立法权限、立法权运行和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并认为，“其核心是有关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46] 第二种则认为，“立法体制是参与立法的主体具有什么影响立法的手段、在立法过程中如何运作的制度”，其三方面要素即为：参与立法的主体、影响立法的手段和立法的运作机制。[47]我们倾向于赞同三要素说中的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究其实质和第一种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对立法体制的内容作了重新划分，但其表述及划分不及第一种观点规范和合理。出于研究的实际需要，在税收立法体制中，我们着重研究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的问题。

（二）税收立法一般理论研究

1.税收立法研究的体系和主要内容

（1）税收立法研究的体系

税收立法研究是税法学研究与立法学研究的交叉部分。倘若完全借助于立法学的学科体系，我们可以将税收立法研究的体系确定如下：[48] ①税收立法原理篇，包括税收立法的基本概念、税收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的历史发展等；②税收立法体制篇，包括税收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税收立法权运行的体系和制度、税收立法主体等；③税收立法程序篇，包括税收立法程序制度、税收立法程序构成等；④税收立法技术篇，包括税收立法语言、税收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税法的整理、汇编和编纂等；⑤税收立法解释篇；⑥税收立法监督篇；⑦单行税法立法篇，包括税收基本法立法、税收征管法立法、税务法立法及税种法立法等；⑧税收立法比较研究篇，包括就上述各篇内容所进行的中国国内不同法域之间的比较、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比较、外国相互之间的比较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税收立法体制的比较，当然，该篇也可不独立成篇，而将其内容相应分配于上述各篇。

（2）税收立法研究的部门法学属性及其主要内容

从以上来看，税收立法研究似乎属于立法学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我们认为，税收立法研究虽然是以立法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但仍然主要属于税法学。因为，其一，税收立法的特殊性在于“税收”，而非“立法”。事实上，对上述税收立法的所有内容都进行研究并非不可能，而属不必要。对某些于税收立法中并无明显特殊性的、普遍适用于各部门法立法的理论和制度，如立法技术、立法解释和立法监督等，就没有必要再重复研究而单纯只

为构建所谓 “完善”的税收立法研究体系。其二，前文税收立法研究述评表明，税收立法研究一般主要是由税法学学者（或税收经济学学者）来进行的，立法学学者很少就税收立法问题作出专门的研究。其三，前文述评还表明，税收立法研究也多集中在税收立法体制和单行税法立法等两个主要方面，其中又主要是关注于税收立法权限划分的问题上，因为这一问题不仅仅取决于立法体制如何，其特殊性更主要的是由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权划分的模式决定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税收立法研究主要属于税法学范围；同时限于篇幅，本文拟运用比较研究等方法，着重于探讨税收立法的基本概念、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体制等具有“税法特殊性”的内容。 2.税收法定主义研究

（1）税收法定主义——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

从理论上讲，税收立法既为税法和立法之交叉，则税法之基本原则和立法之基本原则都可以作为指导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税法基本原则对税收立法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立法主体在制定某一部税法时，首先要确定其指导思想，即如何使该税法保障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之间合理的税收关系，进而使税收得以发挥其财政、调控与监督等诸项职能，然后使之具体化反映于立法实践中；[49]立法基本原则对税收立法的指导作用，则表现为立法主体在就税收进行立法时，不仅要坚持整个立法总的基本原则，还要根据立法级别、立法主体、立法形式以及部门法立法等的不同，正确选择适合于税收立法或者为税收立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50]

但是，相对于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来说，税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的基本原则处于更高的层次，没有必要只是将其简单相加，而后逐一运用于税收立法中研究其具体含义；而且这样做会使税收立法基本原则的体系显得过于庞大、复杂，逻辑结构不合理。所以，我们必须从税收立法自身的独特性，也即其分别相对于税法和立法的特殊性出发，去选择确定其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恰恰体现了税法基本原则和立法基本原则的完美结合，不仅从形式上（对税法而言，为“法定”；对立法而言，为“定税收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本质上符合了上述要求，从而得以成为税收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

（2）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

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在近代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领主以及国王君主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或筹集战争费用的需要，巧立名目，肆意课税盘剥劳动人民。后来，在不断蓬勃发展的市民阶级抵抗运动中，逐渐形成了“无代表则无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思想；其萌芽初现于1215年英国大的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税。” [51]此后，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 ，[52]从而在早期的不成文宪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宪法原则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640年英王查理一世为了通过税收来筹集对付苏格兰军队的军费不得不两次召集议会，由于议会与之对立而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并将查理一世葬送在断头台上；直至“光荣革命”胜利的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又因“印花税”和“茶叶税”等激怒了其北美殖民地人民，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的第1条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 7款第1项）[53]“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项）。 [54]

在法国，1788年巴黎的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法王路易十六为了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迫不得已在1789年重新召开自 1614年以来就未曾开过的三级会议，不料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而路易十六也步了查理一世的后尘。就在这一年，法国了《人权宣言》，其中虽未直接规定征税问题，但规定人民财产不得任意侵犯，也就包括了征税问题 .[55]以后，《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

西方其他国家也都或早或晚地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其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并实行法治的国家，多注重在其宪法中有关财税制度的部分，或在有关国家机构、权力分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规定。[56]如日本，明治宪法规定：“课征新税及变更税率须依法律之规定”；《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课征新税或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 [57]又如意大利，其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还有埃及、科威特等国。[58]

以上历史发展表明：其一，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内核的，而法治的本质内容之一也在于权力的依法律行使，故税收法定主义“不但构成了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而且，从渊源上说，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59] ” .[60]其二，税收法定主义在各国最终都是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而得以具体体现，并进而贯彻到税收立法中去的，故“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61]

（3）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为税收法律主义 、[62]税捐法定主义 、[63]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64]和税收法定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 ’，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达。”[65]

我们试将“税收法定主义”这一名词分解开来，以对其含义作进一步理解：

①“税收”概念之含义。税收之定义，即本文中所指：“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这一定义不仅突出了“人民”在整个国家税收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作用，与人民在反抗封建君主、争取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符的，而且淡化了传统理论中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使之更易为纳税人接受。

②“法”概念之含义。税收法定主义中之“法”并非是从我们前指其抽象的、整体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而是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至于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笔者以为，简单来说，起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实质上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的税收利益最终获得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无疑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第三，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当时，尚无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之做法，将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立法机关，乃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因此排除以税收地方性法规开征地方性税种的可能，以免因税源和税收利益划分等原因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相互之间

的冲突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所以，就“法”概念之含义而言，“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没有“税收法律主义”之表述明白准确。 ③“定”概念之含义。对税收法定主义中之“定”，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次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层次，当我们将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可将“定”理解为“依据”，即国家整个税收活动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包括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和纳税主体依法律纳税两方面，并以此指导作用于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第二层次，当我们将税收法定主义仅定位为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时，一方面，可将“定”理解为税收法定主义本身必须以法律（宪法）形式加以明文规定，从税收法定主义的早期历史发展来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可将“定”理解为 “立法”之“立”，也就是说，在立法技术发达、立法形式多样的现代社会，“定”早已突破其最初作为“制定”的外延，而扩展到除此以外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等诸形式，换言之，税收活动得以进行的依据并不仅仅限于立法主体“制定”的税收法律，还包括立法主体对税收法律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当然，就此而言，“税收法律主义”之表述又没有“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全面准确。

④“主义”概念之含义。如前所述，就“税收法定”之意，有称为“主义”者或“原则”者亦或“主义原则”者，故有必要加以辨析，以示其异同。所谓“主义”，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 ；[66]法的原则则是相对于法的规则而言的，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 [67]再来看英文“Doctrine”和“principle”二词，虽前者主要作“主义”解，后者主要作“原则”解，但并非绝对，二者均可互译，视不同语境而定。由此来看，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或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或者直接将其称为“税收法定原则”并无很大不妥；假如说有区别的话，则“主义”的抽象层次和逻辑顺序要高于“原则”，可以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而将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本文虽是税收立法研究，但对税收法定主义的探讨又不仅仅限于税收立法领域，故仍采“税收法定主义”之表述。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之表述则略显累赘且重复，当弃之不用。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中的征税主体，既非仅指国家，亦非仅指政府，而是指作为实质意义的征税主体的国家（立法机关为代表）和作为形式意义的征税主体的征税（行政）机关之综合体；纳税主体则为以纳税人为主，包括其他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主体在内的综合体，从最广义上可以将其理解为“人民”的代名词。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学者们概括表述不一。有的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 ；[68]有的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 ；[69]又有的认为包括“税种法定、要素明确、严格征纳和程序法定”等内容；[70]还有的则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作多项分解列举。[71]经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如下三个部分：

①税收要素法定原则。这里提出的税收要素与传统的课税要素是有些差别的。传统税法理论认为，“所谓课税要素（Steuertatbestand），系指构成纳税义务成立的必要条件”。 [72]似乎仅与纳税主体相联系，而与征税主体毫无瓜葛。我们未采其意且换称为“税收要素”，乃是因为“课税”二字意味着征税主体对纳税主体的单方和单向动作，是传统税法理论关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以至主体地位不平等的观点的间接体现，而我们既主张现代税收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及其间权利义务的双向流动，[73]当然采“税收”二字较采“课税”二字为妥。此外，虽“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作为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之因并延续至今，但在现代社会，法治之意既应作用于国家，亦应作用于人民，而使其相辅相成、互伴互制，故以“税收”二字内涵税收法律关系各方主体，以示“不仅征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定之税收要素征税，而且纳税主体须依且仅依法定之税收要素纳税”之意。

至于税收要素为何，众说不一。我们认为，所谓税收要素，是指所有税种之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全面展开所需共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税收要素既经法律规定，则为税法要素，是各单行税种法律共同具有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74]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税收要素之含义，进而确定税收要素的具体内容：[75] 税收要素主要是针对税收实体法，亦即各单行税种法律而言的，但并不排除其中的程序性规定，如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等；税收要素是所有完善的税种法律都同时具备的，具有一定共性，仅为某一或某些税种法律所单独具有而非普遍适用于所有税种法律的内容，不构成税收要素，如扣缴义务人等；虽然税收要素是所有完善的单行税种法律都必须具备的，但并非要求在每一部税种法律的条文中都必须对诸税收要素—一予以明确规定，有时可以通过其他非税种法律的形式对某一税收要素作出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章就对违反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较为集中的规定，因此，尽管某些税收要素没有在单行税种法律中得以体现，但却规定在其他适用于所有税种法律的税收程序性法律中，我们仍然认为它们是税种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在税收实体法律的内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税收要素具体包括征税主体 、[76]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

该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在税收立法方面，立法机关根据宪法的授权而保留专属自己的立法权力，除非它愿意就一些具体而微的问题授权其他机关立法，任何主体均不得与其分享立法权力。行政机关不得在行政法规中对税收要素做出规定，至于部委规章、法院判决、习惯等更不得越雷池半步。[77]

税收法定主义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78] 因为，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税种法律所规定的税收要素为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就如同未依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便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刑，无异于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的践踏一样。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

②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定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各个税收要素相对应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环节，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依据，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主要内容。

税收要素须以法律定之，这一点无须多言。关键是，法律如何对税收要素加以明确且无歧义的规定。因为，如果对税收要素的法律规定或太原则化或含混不清以至不明白确定，便会给行政机关创造以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解释的机会，等于赋予行政机关以自由裁量权，从而破坏了这一原则。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对于那些立法技术尚不发达，习惯于以原则性语言进行立法的国家，如我国，其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③程序法定原则。前两个原则都侧重于实体方面，这一原则则侧重于程序方面。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在考虑法制建设的时候，中国的法律家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政治和法律系统中理应占据枢纽位置的程序问题则语焉不详。” [79]在税收法制建设中，也有类似情况，要么在立法时不注重对程序问题作出规定，要么是有一些规定却又不依照执行，结果是由于程序缺失或不当，致使实体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未得到有效的保障。

其实，“程序法定

”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程序的实体意义最初表现在起源于1215年英国大的“正当过程（Due Process）”条款，其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一原则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了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专制。[80]由此来看，程序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当程序法定或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作为一个单独的更高层次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81] 的时候，税收法定主义不过是其延伸手税法领域的一个产物罢了。 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法定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税种及税收要素均须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有的法定税种及税收要素作出任何变更；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以上三部分内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程序法定原则的完整内容。

（4）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

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在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介绍到我国来的。[82]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研究、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有学者对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较紧密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在我国应当如何批判性地对其加以借鉴和运用、乃至贯彻 .[83]目前，上述四大基本原则已呈现出取代我国传统税法理论中的税法基本原则，而被直接确立为我国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的趋势。 [84]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条文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学者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一规定隐含了或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85]另一种则认为，该规定仅说明了公民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因而无法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但立法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以此来弥补宪法的缺失，使得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法律中而不是在宪法上得到了确立。 [86]

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税法理论中征、纳双方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况且，我国1982年宪法修改时，立法机关制定上述条款本无体现税收法定主义之意。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这一点当无疑义。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①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当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②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考虑到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一味要求尽快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或者是单独就税收法定主义对宪法进行修正，都是不妥当的；③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要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前面均是就“法”之严格意义，即法律的角度，对税收法定主义进行解释和理解的。但自最高行政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均行使其各自的‘“立法权”制定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地方性法规等税法规范以来，似乎税收法定主义便被“破坏殆尽”了。当然，这其中之复杂，涉及到一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和立法体制（立法权限体制）等诸多方面，且我国欲规定税收法定主义并实践之，亦需从立法体制等问题入手，故我们将在下面以税收立法体制为契点，集中作一专题研究。

（三）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研究

经过前面研究，我们发现，税收立法中的诸问题逐渐都聚焦于税收立法体制上，尤其是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的问题上，而且这一问题历来就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故我们在此拟以税收立法权限体制为中心，扩展开来，对与此相关的问题一并加以探讨和分析。

1.税收立法权限体制概述

（1）立法权限体制概述

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应当是从属于一国整体立法（权限）体制的，故于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研究之前界定立法体制的有关内容，提供一个研究的理论基础，甚为必要。需要说明的是，如前所述，我们赞同立法体制三要素说，但出于研究的实际需要和篇幅的限制，我们将着重于（税收）立法体制中（税收）立法权限划分的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权限体制，大致有如下三类七种：[87]

第一类，按立法权是否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划分，分为：①一元立法权限体制，简称一元制，指立法权由一个政权机关甚至一个人行使的立法权限体制；②多元立法权限体制，简称多元制，指立法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权限体制；③制衡立法权限体制，简称制衡制，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原则的基础上，立法权原则上属于议会，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二者之一或二者共同有权对议会立法起制衡作用。第二类，按立法权是否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关之间划分，分为：[88]④一级立法权限体制，简称一级制，指立法权仅由中央一级政权机关行使的立法权限体制；⑤两级立法权限体制，简称两级制，指立法权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权限体制。第三类，除上述五种以外的其他立法权限体制，主要包括：⑥综合立法权限体制，简称综合制，即兼具第一类之一种和第二类之一种的立法权限体制。实际上大部分国家的立法权限体制都非仅限于前述两类中之单独一种，而是两类的结合；⑦特殊立法权限体制，简称特殊制，指不宜用前述六种中任何一种来界定的立法权限体制。

我国学者对我国立法权限体制的表述，历来存在着争议，目前尚无定论。概括来说，争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89]第一部分围绕着“级”的概念进行，包括①“一级立法权限体制”说；②“两级立法权限体制”说；③“多级或多层次立法权限体制”说；④“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多级（多层次）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体制”说等四种观点。[90]第二部分围绕着“元”的提法展开，包括①“一元二层次三分支的立法权限体制”说 ；[91]②“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权限体制”说；[92]③“一元二级三层次四分支的立法权限体制”说 [93] 等三种看法。上述争论的分歧主要在于三个方面：[94]①对立法权理解的差异，这是争论的根本焦点和分歧所在；②对立法体制内容及我国立法体制特色理解的分歧，表现为表述的角度、侧重点的不同；③对词语理解的不同，集中在“级”、“元”、“层次”等词上。

经过比较分析，我们倾向于赞同“一元二级三层次四分支的立法权限体制”的表述，但又稍有不同。其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结合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加以说明。

（2）我国的财政体制及税收管理体制

税收立法权限体制虽从属于一国立法（权限）体制，但同时也深受该国财政体制，尤其是税收管理体制的影响；换言之，一国立法权限体制构建了其税收立法权限体制之整体框架，而其财政体制及其税收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则决定了框架内各部分的具体内容。所以，为全面、准确地界定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亦有必要对我国的财政体制及税收管理体制作大致了解。

财政体制，又称财政管理体制，是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基于对财政权理解的不同，可以对财政体制作狭义与广义两种解释：狭义者中，财政权仅指财政管理权，亦即财政行政权，故财政体制实际就是财政行政（执法）体制；广义者中，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执法）权和财政司法权构成，财政体制亦包括了财政立法体制、财政行政体制和财政司法体制。[95]严格意义上的财政体制仅指狭义者，但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取其广义解释。税收管理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划分税收管理权限的制度。与财政体制相类似，税收管理体制亦可作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者，是指在中央和地方（包括政府和

主管税收工作的政府机关）之间划分税收管理权限的制度；广义者，除划分税收管理权限外，还包括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严格地讲，税收管理权与税收立法权应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一种行政权力。但由于与我们采取财政体制广义者同样的原因，我们亦采取税收管理体制之广义解释。[96]由此可见，财政体制、税收管理体制都包含了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在内，并依次形成一个纵向的效力等级关系；与立法体制、立法权限体制相对应，共同决定和制约着税收立法权限体制。 财政体制受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形成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基本形式。1994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我国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所确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简称“分税制”）便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分税制是依法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划分财政权的制度，根据其分权措施和分权程度的不同，分为相对分权和绝对分权两种立法模式。与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立法体制相适应，我国应选择相对分权的分税制，即将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同时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虽相对明确，但亦有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97]其反映在税收上，即为“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 .[98]我国税收管理体制便依此而建立。

我国的税收管理体制，最初是根据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的《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而建立起来的，此后又陆续根据有关规定不断进行调整完善。如国务院1981年颁布的《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国务院1989年批准并转发国家税务局的《关于清理整顿和严格控制减税免税的意见》等，直至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而确立了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税收管理体制中的关税管理体制和农业税管理体制，分别由海关总署和财政部制定；故我们在此探讨的实际上是工商税收管理体制，限于篇幅，对关税管理体制和农业税管理体制不作讨论。 [99]

（3）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方式，可以对税收立法权限进行不同的划分。

①按照前述立法权限体制的划分，亦可将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分为三类七种。

②按照前述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的类型，可以划分为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其中分权式又分为相对分权式和绝对分权式。也有的按照集权和分权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将税收管理体制划分为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兼顾型。 [100]

以上是对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分类的最主要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101]

③按照税种或税类的不同，如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和行为税类等，将某一税种或某一税类的税收立法权赋予特定的立法主体。

④根据税收要素来分配税收立法权，即将不同的税收要素在不同的立法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最常见的模式是中央政权机关保留有关确定纳税主体、税基和程序的立法权，但确定税率的立法权同地方政权机关分享……

（4）我国的税收立法权限体制

由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受“双重领导”：形式上受立法权限体制制约，实质上由税收管理体制决定。姑且暂不论其合理性与否，我们沿用我国立法权限体制的表述，将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界定为“一元、二级、三层次、四分支、多主体”，并综合前述两方面的因素，力求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主要内容作一准确的描述。

①“一元”，指我国的权力机关，即依法享有立法权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唯一的税收立法机关。其中，根据我国宪法第 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奉行宪法至上原则（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Supremacy），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居于一元制的最高层次；其所享有的立法权的效力等级最高，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和最完整的立法权；借用民法上的概念，其立法权为“原始取得”，除此以外的其他立法主体所享有的立法权均为“继受取得”。根据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制定、修改、补充和解释国家基本法律的权力。而税收事关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且依前述税收法定主义之宪法原则，无论如何应当属于须以国家基本法律予以规定事项之列，即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范围。

②“二级”，指税收立法权由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主体行使。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中央享有所有税种、大部分税收要素及主要税收程序的税收立法权；（省级）地方则主要就下列事项享有税收立法权：就部分税收要素行使地方税收立法权，如在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所确立的幅度税率范围内确定适用于本地方的税率；就屠宰税、筵席税、牧业税等税种，依照国务院制定的相应条例，决定在本地方范围内开征或停征，并确定其税率等税收要素；就税收的某些征收管理程序制定在本地方范围内实施的办法、细则等税收地方性法规。

③“三层次”，指立法权限在每一级又分为三个层次。在中央一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构成第一层次；国务院是第二层次；财政部及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等为第三层次。在地方一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批准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制定的税收地方性法规，批准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税收自治法规为第一层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税收行政规章为第二层次；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税收行政规章为第三层次。

④“四分支”，指中央一级的税收立法权延伸到地方，形成为省级地方税收立法权、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立法权、经济特区地方税收立法权和特别行政区地方税收立法权等四个分支。本文主要讨论第一分支，后三分支属于特殊情形，一般不涉及。

税法基本要素篇3

【关键词】授权立法；税收法治；税收法定主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出税收法定原则，且特意安排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部分，凸显了未来几年我国加强税收立法顶层设计的紧迫性，也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高度重视。重申税收法定主义，首先必须明确其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功效以及当前我国在落实税收法定主义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对落实税收法定主义提出相关路径提。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人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1。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学术界众说纷纭。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我国学者张守义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2；我国学者覃有土认为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3；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应当包括“租税要件法定主义原则和税务合法性原则”。

虽然学者们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的概括见解不一，但归纳所述，可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分成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税收程序法定原则。

1.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所谓课税要素，具体包括征税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税目、纳税环节、税务争议以及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离开课税要素就无所谓税，也无法征税。因此，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

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课税要素的内容必须明确清晰，要尽量避免使用模糊性的文字，避免因为产生歧义和漏洞而使纳税人误解。对于不明确的课税要素，应由代议机构审查，并做出法律解释，严禁税法的扩张解释、类推解释和补充解释。覃有土教授曾说过：“如果对税收要素的法律规定或太原则化或含混不清以至不明白确定，便会给行政机关创造以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解释的机会，等于赋予行政机关以自由裁量权，从而破坏了这一原则”。4由此可以看出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在税收法定原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3.税收程序法定原则，是指税收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要素必须经法律规定，并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因此，税收程序法定应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税种及税收要素应该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确定；二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为法定之税种及税收要素做出任何变更；三是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如此，不仅可以使纳税得以程序化，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同时又尊重并保护了税收债务人的程序性权利。所以，税收程序法定原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税收法定主义的主要功能

（一）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

政府权力具有一种不断扩张的天然趋势，而其强制力的特殊性赋予了其能够通过任何其本身认为是“合法”的途径剥夺公民的私人财产，并且允许将自身的暴力强加于私人权利被剥夺者的个人反抗之上。简而言之，国家可能成为公民的私人财产权最危险的侵犯者。因此，为了协调这种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税收法定”便成为了平衡国家税收权和公民私人财产权的衡平器。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促使公民财产得到基本的安全保障，同时对政府的侵权行为亦营造了一个有效的抗逆机制。5

（二）客观上创造并保障了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封建领主和独裁君主为筹集战争费用，满足个人骄奢淫逸的生活，肆意课税司空见惯，个人财产不时面临意想不到的侵扰。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过程中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口号，争取人身的自由和财产的安全，这也是人民反抗封建统治斗争的起点。因此，在斗争中，人民首先争取到的就是议会法定税收和法定罪行的权利，由此便导致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萌生。

（三）使公民的经济生活具有法的稳定性

在目前中国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关系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税收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和转移支付的工具，除了保障国家政权稳定外，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稳定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取代的。作为指导税收活动的法律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导向性作用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效能。而税收法定主义的严格立法程序制定、颁布法律的要求，规避了行政机关按自身意愿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可能性，必须由征纳双方同意才能实施的税收法律保证了税收法律的稳定性和征税行为的常规性，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可预测性，以控制政府在征税行为上的任意放纵行为。

三、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税收法定原则已经被我国确定为一项基本的税收原则，但在税收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的缺失

虽然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即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6，但学界一般认为，该条只规定了纳税人要依法纳税，而没有涉及到税收立法者要依法设税和税收执法者要依法征税；它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和其他纳税人在税收征纳中的权利；它对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税收收益权也未作规定，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并没有作为宪法原则而在我国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7。

（二）税收立法过多，行政立法膨胀

依据税收法定原则，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保留税收立法权，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多采用授权立法制，其基本依据是1984年全国人大颁行的《授权立法条例》。该条例规定：“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订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公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和外资企业。”不难看出，该条例赋予了国务院在工商税制方面本属于人大的立法权限，并完全自主。由此，我国便形成一个极富特色的税收立法体制，具体表现为真正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法寥寥无几。

我国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由立法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而其余的税收法律规范则全由国务院以条例、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事关绝大多数纳税主体权利义务的税收规范并非由代表全体纳税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行政机关成了规定税收要素的主要主体；而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可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实施细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财政部的授权颁行补充规定，使人感觉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没有了标准和节制，这种状况无疑是与税收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三）源自税收执法实际的困难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我国的税收执法机关各司其职，依法开展税收活动。但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的发展在税收执法环节中也遭遇了阻碍： 一是执法机关执法不严问题大量存在。这与执法队伍的素质不高及缺乏行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密切相关。二是存在源自于税收立法转授权的执法者造法现象。根据宪法及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根据最高权力机构的授权依法可开展一定的税收授权立法活动，然而现实中国务院凭借国情的复杂性，将转授权的禁止性规定置之不理，各税收执法机关借由国情造法的现象也屡禁不止8。

四、税收法定主义的完善

（一）在宪法上全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当今世界凡适用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通常都是通过在宪法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方式赋予税收法定原则以宪法位阶。在宪法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不仅使其能够在相关法律中得以贯彻，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而且有利于推动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尽管目前我国宪法中并未明确税收法定原则，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实践已经接受与确认税收法定原则。这次三中全会将税收法定原则写入党的《决定》这样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中，这是史无前例的。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相关规定，同时宪法修正案中应做如下规定以赋予税收法定原则以宪法位阶： 第一，将《立法法》第八条第（八）项中关于“有关税收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提升至宪法高度。第二，参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的规定，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列明，为我国的基本税法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

（二）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收法》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税收基本法》作为统帅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母法，在整个税法体系中应居于核心地位，其制定意义之重大，对此学者们已达成共识。”9我国税务界从90年代开始重视税收基本法的研究，并开始着手起草该法，目前已数易其稿。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加快进度，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作为宪法精神的延伸，使之成为税收法律体系的根本大法，并赋予其税法领域中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用来统领、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全面规范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说，税收基本法应对税法的立法宗旨、原则、治税思想、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和权利义务，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税收诉讼，税务中介等进行明确界定，使其对上能够与宪法相衔接，对下能够统领和指导其他单行税收法律法规，使税收活动的整个过程做到有章可循。在我国目前税收法定主义缺乏宪法支持的情况下，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尤显紧迫。

（三）妥善处理税收立法权配置问题

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属于典型的授权立法模式，税收授权立法体制占主导地位，以致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成为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的一个突出的阶段性特征10。因为税收立法的程序、时间和税法的技术性因素，全国人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一整套税收法律。从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角度考虑，采取修订税收立法授权似更为妥当，今后对于新税种的设立，应全部由全国人大立法，同时对一些重要的税种，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可行的应该将条例或暂行条例提升到法律，由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以增强其法律刚性；对那些比较成熟或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的税收政策，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施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以行政规章尤其是以内部规范性文件形式公布税收政策；对目前完全上升到法律还有一定困难，必须由行政部门立法的税种，也要对其立法范围、授权期限进行有效限制和约束，最大限度地减少以行政规章尤其是以内部规范性文件作为征税依据的做法。

（四）在税收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

实行听证制度是体现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代议制税收立法中尤为重要，是提高立法透明度，使公民各方利益得以体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得以协调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广泛公布有关税收立法信息，充分征求广大公民意见，确保民众对立法事项的了解和立法过程的参与，以民主程序挑选、召集各方利益代表，确保听证制度不受部门利益左右。同时由于税收立法涉及面大且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还必须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参与，即需要进行专家论证以确保税收立法的质量。我国在2005年8月至10月之间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过程中关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所举行的立法听证会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我国在税收立法中制定统一的规则奠定了基础。11

（五）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

一是建立并完善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从内部监督来说，首先要建立税收执法责任考核制度，明确界定税收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所享有的权力边界和履行义务的范围。其次要推行税务行政案件与重大涉税事项的审理制度，通过税收执法先行约束控制机制督促税务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再次是要实施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强化执法过错追究，使广大税务执法人员真正树立法治意识。从外部监督来看，一方面要改善和加强税收执法的民主参与程度，公开执法内容、过程、依据等。坚持税务行政救济制度，发挥行政相对人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要改善和加强审计部门、财政部门、新闻媒介及社会舆论对税收征管和税收执法的监督检查，建立有效的外部日常监督机制。

二是提升税收执法干部队伍素质。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税收执法队伍，是提高税收执法质量的前提，是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因素，是依法治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税收法治的重要条件。公权力的行使应严格践行“法无授权即禁止”的理论，这是法治的要求。我国由于任务当先、经验当先的思想长期存在于税务执法队伍中，法制观念相对淡薄的现状决定了我们的税收执法队伍应当加强严格依法执法方面的学习，树立浓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税收执法队伍，要求我们的执法人员努力学习和培养“法无授权即禁止”这样的意识与观念，自觉培育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指引，运用法律基本理论和逻辑来分析和解决税收问题的思维方法，自觉树立税收公平正义理念、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理念和税收法定理念，这既是税收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作者简介：白鹏飞（1992.8-），男，回，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参考文献：

[1]宋英杰：《中国农业保险概述》，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孟春：《中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3]龙文军：《谁来拯救农业保险》，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

[4]李延霞，王文帅：《农业保险条例促农险规范发展》，中国信息报，2012年8月5日.

[5]庹国柱：《正确解读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中国保险报，2011年2月12日.

[6]庹国柱：《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里程碑》，中国保险报，2012年1月22日.

[7]张跃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效用层面的一个解释及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4月.

注释：

1.徐传林：《关于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入宪的思考》，长江论坛，2013年第3期。

2.张守义：《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3.覃有土、刘乃忠、李刚：《论税收法定主义》，现代法学，2000年第3期。

4.同注5

5.白玉星：《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11月。

6.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当代公法理论，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

7.程旭楠：《论税收法定原则》，法制在线，2012年12期。

8.王丽萍：《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实现路径》，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12月第6期。

9.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载法律教育网。

税法基本要素篇4

【关键词】财政立宪；基本要素；税收法定原则；预算法定原则

【正文】

财政立宪是在民主、宪政、法治以及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宪法上确立财政收入法定和财政支出法定原则，并建立相关的保障制度，以确保纳税人及其代表控制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制度建设。研究财政立宪必须首先明确财政立宪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样，一方面可以为财政立宪确定一个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探讨财政立宪的本质特征奠定坚实的基础。财政立宪的基本要素是构成财政立宪的基本要件，这些要件可以从制度、主体和环境三个方面来概括。财政立宪首先是一项制度建设，它由一系列基本的制度和原则所组成；其次，财政立宪体现的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它由一系列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所组成；第三，财政立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存在和运作的，它是一个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财政立宪的基本要素是财政立宪存在与运作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和环境性要素。前两者主要体现为内部要素，后者主要体现为外部要素。

一、财政立宪制度性要素

财政立宪在制度上体现为两大核心支柱：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也称为税收法定主义，基本含义是税收的开征应当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开征新税。税收作为一种“法定之债”，其是否存在有一些基本的构成要件，这些要件被称为税收要素。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也可以表述为税收要素必须而且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2] 从更深层次的含义来讲，税收法定原则就是税收要素必须而且只能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来决定，即“无代表，不纳税”。由于现代国家均为税收国家，税收占据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财政收入法定原则。

预算法定原则，基本含义是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特别是财政支出必须由议会（国会，或者其他纳税人代表机关，下同）所通过的预算予以明确规定，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预算作为依据，不能进行任何财政支出。预算法定原则的实质在于国家的财政支出应当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来决定。虽然预算是对国家的年度财政收入和支出所进行的预先估算，但是，预算本身并不能作为开征新税的依据，也不能决定财政收入的多少，它所控制的主要是财政支出的数量及用途，因此，预算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财政支出法定原则。

财政立宪的实质在于在宪法的层面上确立财政法定原则。完整的财政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部分， [3]因此，财政法定原则可以具体化为财政收入法定原则和财政支出法定原则。现代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体现为税收，因此，财政收入法定原则主要体现为税收法定原则，而财政支出法定原则实质就是预算法定原则。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就是财政立宪的两大基本制度要素。

（一）税收法定原则

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学界通说一般认为包括三个具体原则：税收要素法定原则、税收要素明确原则以及征税合法性原则。 [4]也有学者把第三项原则界定为依法稽征原则，具体含义是基本相当的。 [5]本文所论述的基本要素与基本内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基本要素强调最基本的组成元件，基本内容强调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前者强调微观的元素，后者强调宏观的部件。如果把税收法定原则比喻为一个苹果的话，前者强调的是苹果中所含的各种营养元素，如三大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钙、铁、磷等）和维生素（b1、b2、e、胡萝卜素等）等，而后者强调的是苹果的组成部分，如果皮、果肉、种子等。本文将税收法定原则分解为三大基本要素：性质明确的税收、议会制定的合宪法律以及税收要素确定。

1. 性质明确的税收

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税收”，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出发点和针对的对象。如果不能确定税收的含义和范围，那么，所谓的税收法定原则就是一纸空文。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没有随着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而形成一个明确的税收定义。税收的含义和范围是历史形成的，它更多的是以一种传统和惯例的形式而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不是以明确的定义的方式而存在的。

就现代各国宪法中所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而言，尚没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含义的。但并不等于税收法定原则在各国宪法中是一个空洞的原则，现代各国一般有三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6]

第一，通过效力层次仅次于宪法的税收基本法来对税收的含义予以界定。如《德国税收通则法》（reichsabgabenordnung）第3条规定：“称租税者，谓公法团体，为收入之目的，对所有该当于规定给付义务之法律构成要件之人，所课征之金钱给付，而非对特定给付之特定相对给付者；收入得为附随目的。”[7]

第二，通过排除的方法来限定税收的范围，即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是什么，但明确规定了哪些不属于税收。如《约旦哈西姆王国宪法》第111条规定：“税捐不包括国库根据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征收的各种费用，也不包括国有产业上缴国库的收益。”这里通过把行政规费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排除在税收的范围之外，一方面表明这些财政收入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 [8]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反面阐明了税收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具有对价性质的负担（如行政规费）不属于税收，依据所有权取得的收入（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不属于税收。

第三，通过把与税收相类似的财政收入均纳入法定原则之中来确保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搁置或架空税收法定原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征收费或其他财政收入的形式来规避税收法定原则，这些财政收入形式往往仅仅在名称上不同于税收，但实质就是一种税收，但由于其采用了不同于税收的名称，因此，就可以规避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国家的宪法在确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还相应确定了行政收费和其他财政收入形式法定的原则。这样，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就无法规避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了。如《巴林国宪法》第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

纵观上述三种方法，可见第三种方法是最实用的，也是最能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最初的宗旨的。无论国家运用什么方式和名义，只要国家“不支付对价”（或者“无偿”）地“剥夺”人民的“财产”，就应当受到法定原则的约束，无论是税收法定原则还是其他的法定原则。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税收是什么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 [9]正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的规定一样，它无法防止政府以征收非税收的名义开征新税。对于人民而言，无论是征收什么，只要是无偿地从自己手中取走了本来属于自己的财产，就应当受法定原则的约束。

2. 议会制定的合宪法律

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显然是指最高立法机关所通过的狭义的法律，如果把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纳入这里的“法”的范畴，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控制政府征税权的功能。[10]

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原则在英国一直就是指议会拥有征税权，而这里的“法”就是专指议会、后来是专指下院所通过的规范性文件。

从各国宪法的现实规定来看，其中所规定的税收法定原则一般也是指狭义的法律，但关于狭义法律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仅仅指明“法律”，但其法律的具体含义则必须根据宪法上下文以及联系宪法全文的表达方式来确定。如《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仅仅从这一条的文字表述中很难得出结论，必须从日本宪法的上下文和整体联系中才能得出结论。通过综合考察日本国宪法有关法律一词的用法及有关条款的规定，可以认为，这里的“法律”指的是由日本国会通过的狭义的法律。 [11]大多数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第二，通过明确指出立法的主体来界定税收法定原则中“法”的含义，明确了立法主体，显然也就明确了“法”的具体含义。如《瓦努阿图宪法》第23条：“任何税收、税收的变动或公共基金的开支，必须依照或符合议会通过的有关法律。”

第三，间接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即通过把开征税收和减免税等税收事项纳入议会或国会的职权范围内来达到税收法定之目的。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3条规定：“税收确定权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议会。”

为了防止立法机关背离纳税人利益而通过损害纳税人利益的税法，现代各国宪法对于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的“品质”还进行了诸多限制，以确保立法机关的立法符合最基本的民主、宪政和法治精神下的公平、正义理念，也就是确保为“良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限制：

第一，税收立法必须满足公平原则。公平的基本标准是量能课税，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负担公共开支。税收制度应按累进税率原则制订。”

第二，税收立法必须满足现代社会税法所应遵循的其他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正义原则、财政需要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等。如《秘鲁共和国宪法》第77条规定：“所有人都有缴纳应缴税捐和平均承受法律为支持公共服务事业而规定的负担的义务。”第139条规定：“税捐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征收税捐须遵循合法、一致、公平、公开、强制、准确和经济的原则。在税收方面不设查抄税，也没有个人特权。”

第三，规定基本税收制度来约束法律。有些国家对具体税收制度的宗旨和原则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这可以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的严格要求。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07条规定：“一、个人所得税旨在缩小不平等，应在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的需要和收入的基础上，实行完全的累进税率。二、企业主要根据其实际收入纳税。三、遗产税和遗赠税实行累进税率，以利于公民间的平等。四、消费税旨在使消费结构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变化着的需要，对奢侈消费应征收重税。”

第四，对税法有效期的限定。有些国家甚至对“税法”的有效期也作了规定，可以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进一步予以限定的特殊形式。如《比利时王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国家税须每年投票通过。规定国家税的法律，如不展期，其有效期仅为一年。”

第五，一项法律只准开征一项税收，不准一项法律开征多项税收，即“一税一法”。如《组织澳大利亚联邦法》第55条规定：“除征收关税或消费税的法律外，各种征税法律应限于一种赋税项目。”

3. 税收要素确定

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是指所有税收事项均应由法律予以规定，而只是强调最基本的税收事项应当由法律予以规定。最基本的税收事项就是税收要素。什么是税收要素？各国税收宪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将税收要素笼统地规定为征收税款。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77条规定：“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根据议会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多数国家采用这一方式。

第二，将税收要素界定为税收的种类、税率、税收优惠等。如《大韩民国宪法》第59条规定：“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

第三，将税收要素界定为开征新税、修改和取消旧税。如《黎巴嫩共和国宪法》第81条规定：“征收捐税只能根据黎巴嫩全国各地都适用的统一法律，在黎巴嫩共和国境内进行。”第82条规定：“非根据法律，不得修改或取消任何税收。”

第四，将税收要素界定为开征新税、修改和取消旧税、减免税和超额纳税。如《科威特国宪法》第134条规定：“非有法律规定，一般不得征收新税，修改或废除旧税。非有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应缴的该项税款。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支付其他税款、费用或承受其他负担。”

第五，将税收要素界定为实体和程序两个部分。如《巴林国宪法》第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

 

第六，在将基本税收事项予以法定的同时，还授予行政机关一定限度的变更权。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73条规定：“税、捐、费及其他财政负担的课征、变更或废止均由法律规定。得授权内阁根据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变更有关税、捐、费和其他财政负担的减免率和例外照顾率。”

第七，在对基本税收事项予以法定的同时，还强调其他金钱给付性负担法定。如《爱沙尼亚宪法》第113条规定：“国税、义务性纳金、关税、强制保险的罚金和支付款项均由法律规定。”

除了对“定”的对象的限制外，还有对“定”的程度的限制，即是否可以授权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税收事项。世界各国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这种不同的方式在某种侧面上反映了其对于税收法定原则“定”的程度的界定。纵观世界各国税收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不同的界定程度：

第一，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即规定基本税收事项的载体必须是法律，而不能是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最严格的限定。如《巴林国宪法》第88条规定：“未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任何新税、修改或取消旧税。除非法律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免除纳税。除非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要求任何人额外纳税、付费或强行摊派。法律规定征收捐税、费用及其他公共基金的规则以及税款、基金支出的程序。”多数在宪法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采取这种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但宪法没有规定并不表明这些国家的行政机关并不享有任何税收立法权，实际上，由于税收立法的复杂性、技术性和变动性，任何国家的税收立法权都不可能由立法机关独享。

第二，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但可以授权最高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进行有限的税收立法。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73条规定：“税、捐、费及其他财政负担的课征、变更或废止均由法律规定。得授权内阁根据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变更有关税、捐、费和其他财政负担的减免率和例外照顾率。”

第三，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或授权。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73年）第77条规定：“非由议会法令规定或根据议会法令授权，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捐税。”很多国家采用这种方式。

第四，强调基本税收事项必须依据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如《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第五，明确规定某些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如《希腊共和国宪法》第78条规定：“有关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和给予补贴，均须立法权力机关规定，不得委托授权。”

宪法通过对“税收”、“法”和“定”三个基本要素的界定，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财政立宪制度下的税收法定原则。

（二）预算法定原则

根据上文对于税收法定原则基本要素的界定与分析，预算法定原则实际上也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所组成：“涵盖全部财政收支的预算”、“受宪法约束的一年期法案”和“预算外开支由法律确定”。

1. 涵盖全部财政收支的预算

关于预算的含义，主要是学者研究的课题，各国宪法以及基本法并没有给预算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世界各国宪法主要是通过对预算范围的规定来对预算进行界定的。预算作为纳税人及其代表控制政府财政收支的主要制度，理应包括全部公共性的财政收支项目，这一点基本为世界各国宪法所肯定。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66条规定：“每一财政年度的全部收支项目应列入年度预算……”第68条规定：“偿付公债本息及其他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支出，以及依照现行条例的规定必须当年支付的支出，应全部列入年度预算。预算还必须包括应急拨款，以备虽未列入预算，但根据法律或者命令必须支付的特殊项目的支出，以及政府为应付无法预见的意外支出的需要。”

2. 受宪法约束的一年期法案

预算法定原则中的“法”实际上是指立法机关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预算案。因此，对于“法”的界定，实际上就是对预算案的界定。与税收法定原则对于“法”具有诸多限制一样，预算法定原则对于“法”也有诸多限制。这些限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真正实现预算的功能，防止政府架空议会，使得预算变成“走过场”，同时也防止议会背离纳税人的整体利益。概括起来，世界各国宪法对预算案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采取法律的形式。预算虽然不是法律，但是，它实际上是议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比某些法律还重要，因此，为了确保预算的严肃性，确保预算的严格执行，世界各国宪法均强调采取颁布法律的形式颁布预算，以确保其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66条规定：“年度预算由议会通过后，按照颁布法律的方式予以颁布。”

第二，预算编制权属于政府。虽然议会是纳税人的代表，但议会并不能等同于纳税人。议会也有可能背离纳税人利益，因此，需要另一个代表纳税人利益的主体——政府来制衡议会。在预算法定原则领域，政府牵制议会的重要制度就是预算的编制权属于政府，议会无权自己编制预算、自己批准预算。为了真正贯彻这一制度，宪法还需要规定议会无权增加预算数额及其项目，否则，就相当于为议会自己编制预算、自己批准预算留下了一个口子。很多国家的宪法规定了这一制度，如《大韩民国宪法》第57条规定：“不经政府同意，国会无权增加政府提出的支出预算各项的金额或设置新费目。”

第三，预算案不能成为征税依据。议会通过的预算案虽然也是法律，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即对未来财政收支进行预先估计的法律，而其核心目的并不在于对未来的财政收入进行控制，因为是否征税，如何征税应当遵循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宪法和税法以及未来年度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问题。预算案的本质功能在于控制财政支出，因此，预算案本身不能开征新税。预算法定原则做出这一限定，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预算大多由政府提出，议会所进行的审查往往是形式的，如果允许预算案规定税收事项就很容易将税收法定原则被搁置和架空；二是由于预算案是对政府将来财政支出的预计与估测，如果预算案可以规定税收事项，政府财政支出就容易膨胀，税收法定就无法制约预算，反而被预算所制约；三是由于预算案基本是每年都要制定，如果预算案可以规定税收事项，那么，税收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就难以保证，税收法定也就成了形式上的原则。很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如《科威特国宪法》第143条规定：“预算法不得包括规定新税、增加现有税额、修改现行法律或者不颁布宪法规定应该颁布一项特别法律的任何条款。”

第四，不得剥夺人民依法享有的权利。预算案虽然是为了控制未来的财政支出，但是，如果某些财政支出是为了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预算案不能停止这些款项的支付。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70条规定：“人民依法有权向国会索取或领受款项不受预算的限制。”

第五，预算案的效力期限为一年。世界各国一般以一年作为一个财政年度，预算作为对未来年度财政收支的预算，为了确保其准确性以及纳税人代表能够真正控制国家的财政收支，以一个财政年度作为预算案的效力期限是比较合适的。 [12]世界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或者实质上确立了年度财政预算制度，如《西班牙宪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国家总预算为年度预算……”

第六，预算案必须遵循收支平衡原则。预算法定原则除了实现由纳税人控制国家的财政收支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防止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为此，宪法应当确立预算收支平衡原则。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0条规定：“预算收支必须平衡。”

第七，预算案不得成为非法定支出的依据。预算案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非公共财政支出，必须有相应法律的规定才能进入预算，如《希腊共和国宪法》第80条第1款规定：“除组织法或其他专门法律有规定者外，薪金、津贴、补助费或补偿费均不得列入国家预算或准许授予。”

第八，预算编制应遵循相关的技术要求。预算的编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预算案本身也非常庞杂，无论是篇幅还是结构。如果预算不按照一定的技术标准进行编制，纳税人代表根本无法看懂预算，更不用说审议了。因此，各国宪法和预算法一般均规定预算的编制应当遵循明确性原则。当然，在明确的同时，还应当遵循详细性原则，否则，一个看不出具体的支出项目的框架式的预算根本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审议，即使通过了，也无法真正约束政府的财政支出权。对此，有些国家的宪法进行了明确规定，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08条第5款规定：“预算须依照各项基础分类与职能分类详细、明确地说明开支情况，以防止出现秘密基金和秘密拨款。”

最后需要提及一点的是，与税收和预算相关的法案一般被称为财政法案，而在采取两院制的国家，财政法案与其他法案相比往往有特别的立法程序。这里的特别之处就是，财政法案一般只能由下议院（包括类似下议院设置的其他议院，如众议院等，下同）提出，而且下议院对财政法案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即上议院（包括类似上议院设置的其他议院，如参议院等，下同）对财政法案的修改必须经过下议院同意，即使上议院反对，只要下议院通过了，财政法案照样可以成为法律。这一制度起源于英国，因为英国的上议院是贵族院，并不实际承担税负，而财政法案是与财政收支相关的法案，应当由与此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下议院（又称平民院，代表纳税人利益）行使最终的决定权。这一制度在1911年的《英国国会法》中予以确立，其第1条第1款规定：“凡下议院通过之财政案，于闭会一个月前，提交上议院，而该院于一个月内不加修正并未通过者，除下议院别有规定外，应径行呈请国王核准。虽未经上议院通过，仍应认为国会之法令。”在英国的影响下，原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大多采取两院制，而且一般也认为财政法案只能由下议院提出。至于上议院是否有修改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印度采取和英国一样的制度，即上议院没有修改权，而美国的上议院即参议院却拥有修改权，原因在于参议院实质上也是纳税人的代表。

3. 预算外开支由法律确定

预算法定原则中的“定”的基本含义是不得在预算之外进行任何开支，也不得变更预算所规定的用途。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70条规定：“除预算本身有明文规定者外，列入预算的拨款不得超支，也不得转入下一财政年度，凡议会通过的专项拨款不得挪作他用。”

预算毕竟只是一个预先的估算，很可能与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不相符合，因此，预算法定也有诸多例外，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以下三种情况：超预算、预先开支和预算效力延长。

对于超预算的问题，各国宪法均持谨慎态度，一般需要重新进行一次类似通过预算案的程序进行补充预算的审议。即使如此，对于超预算也有诸多限制，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2条规定：“超出预算拨款的支出和预算外支出须经联邦财政部长的同意。只有在不可预见的和不得不需要的情况下才能同意。细则由联邦立法规定。”

关于预先开支的原则，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必要的支出可以预先进行，所谓必要，主要是指即使预算通过了，也必须进行的支出。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1条规定：“如果在会计年度终了时，法律还没有确定下年度的预算，联邦政府可以在这种法律开始实施前支付一切必要的费用：（1）维持法定的机构和实行法律授权的措施；（2）履行联邦应付的法定的、契约的和条约的义务；（3）继续进行建筑工程，采办和其他公共设施，或继续为这些目的而拨出补助费，但适当的数额必须在上一年度的预算中已经拨付。”

第二种方式是规定按照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必要的支出，如《大韩民国宪法》第54条第3款规定：“新会计年度开始但仍未议决预算案时，政府一直到国会议决预算案，为如下目的的经费，可准用前年度的预算来执行。（1）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设置的机关或其设施的维持和运营；（2）法律上履行支出义务；（3）继续以预算承认的事业。”

关于预算效力的延长，既可以认为是预算法定原则例外的第三种情形，也可以认为是预先开支的一个特殊情形。对于上一年度的预算而言，是效力延长，对于新预算而言，则是预先开支。有些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预算效力延长的制度，如《西班牙宪法》第134条第4款规定：“如预算法在有关经济年度第一天之前未被批准，则上一年度预算自动延长，直至新预算通过。”

为了确保预算能够真正得以执行，宪法还必须规定一些事后监督制度，这些监督制度包括决算制度以及审计监督制度。决算是与预算相对的一项制度，是对预算年度的真实财政收支状况的统计，正是因为其不可或缺，因此，一般认为，广义的预算制度本身就包含决算制度。世界各国预算制度均包括决算制度，一般也会在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4条规定：“联邦财政部长代表联邦政府，每年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交上一会计年度全部收支以及财产和债务的账目以便批准。”

审计监督是对整个预算年度财政收支状况的检查和审核，目的是确保各项财政收入和支出都严格依法进行，因此，审计监督是纳税人及其代表控制政府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宪法几乎都规定了严格的审计监督制度，如《芬兰共和国宪法》第71条规定：“设立审计署负责审核国库的账目和资产负债表，包括账目的数字是否正确，收支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预算的规定等。议会应于每届常会开会时任命五名国家审计委员，代表议会监督预算的执行，并审核财政状况及其管理。国家审计委员接受议会的指示，有权要求有关当局提供任何必要的资料和文件。”

广大纳税人是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是否合法的最权威的主体，也是成本最小的主体，因此，预算法定原则应当充分动员广大纳税人进行预算监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政府的财政收支报告和账目进行公开是前提性的条件。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一切公款收支的报告和账目，应经常公布。”

二、财政立宪主体性要素

从主体的角度而言，财政立宪体现为三方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设计。财政立宪所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有效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为所有纳税人所必需，但是单个的纳税人往往没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市场机制又不能提供足量的公共物品，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重担就落到公共权力机构——政府的身上。政府作为一个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为了使其能够真正履行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必须赋予其一定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拥有权利和权力，政府往往变成一个压迫和剥削纳税人的主体，即产生了政府定位及其职责的“异化”。 [13]为了控制政府的异化，就需要设计一种制度来确保政府一方面不会任意向纳税人征税，另一方面能够按照有利于纳税人的原则来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制度就是财政立宪，或者称为财政宪法。

由此可见，在财政立宪的制度设计中，基本主体是三个：纳税人、议会和政府。纳税人是财政立宪制度所保护的核心，是财政立宪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议会是纳税人的代表机关，代表纳税人行使对政府的控制权。政府是财政立宪所控制的对象，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纳税人制衡议会的主体。

（一）纳税人

纳税人在不同层面的含义是不同的，在税法层面，纳税人就是具体承担纳税义务的人。在不实行个人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量较少的国家，纳税人的总数量是比较少的。很多公民因其没有直接负担纳税义务而被排除在纳税人的范围之外。但是在财政立宪的层面，纳税人实际上指的是广义的与政府相对的承担税收负担的群体。就一国政府所辖的全体国民而言，单独就某个个人来考察，可能并没有实际承担纳税义务，如刚出生的婴儿、一辈子都依靠社会救助生存的残疾人等，他们可能并没有给这个社会做过一分钱的贡献， [14]因此，可能不属于纳税人的范畴，但是就国民整体而言，他们就是纳税人，就是政府所应当为之提供公共物品的对象。就公共物品的本质而言，它本身就不应当区分国民中哪些人纳税了，哪些人没有纳税，而是应当就国民整体征税，为国民整体提供公共物品。

纳税人在财政立宪中的地位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纳税人是财政立宪制度所保护的核心，是财政立宪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前文已经指出，财政立宪制度就是为了解决给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的难题而设计出来的。 [15]无疑，纳税人是核心。由于在这一制度中，纳税人将诸多权力授予了政府，纳税人本身反而成为“弱者”，成为需要保护的群体。就历史考察而言，财政立宪一直就是纳税人与君主及其政府不断进行斗争的胜利品，因此，纳税人是财政立宪制度“保护”的核心。财政立宪制度以纳税人的利益和需要为出发点，其本身是否完善，是否实现了其存在的价值，应当以其是否维护了纳税人的利益，是否满足了纳税人的需要为标准，因此，纳税人是财政立宪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财政立宪制度中，纳税人主要通过选举议会代表以及国家元首的方式来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通过舆论、新闻媒体、利益集团也可以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施加影响。但是，总体来讲，纳税人的这种影响或者说对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决定权都是间接的，无论是个体的纳税人，还是纳税人整体一般都不具有直接决定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权力。

为了使纳税人能够真正控制政府的财政收支，公开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是一个基本前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佳的监督手段。

不同的纳税人群体对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富人承担较重的纳税义务，而穷人往往享受较多的政府补贴，因此，富人往往倾向于降低税率，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而穷人则倾向于提高税率，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同样一个征税法案或者预算法案，可能会遭到一部分纳税人的反对和一部分纳税人的支持。但是财政立宪制度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确保了虽然不同群体的纳税人之间存在利益和观点上的差异，但不至于侵犯任何群体的基本权利。如税率不能太高，否则就侵犯了富人的财产权，对于基本的生存资料不能征税，否则就侵犯了穷人的生存权。财政立宪对于税收立法和预算法案的通过所设计的一系列制度也保证了不同群体的纳税人必须通过协商、妥协而得到一个令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而且不至于损害少数人的利益。

（二）议会

议会在财政立宪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代表着纳税人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控制。财政立宪从表面来看，就是议会对政府的财政控制，政府的财政收支大权都掌握在议会的手中。议会在财政立宪中是以控制者的身份出现的。

议会的基本职能是立法，因此，其控制政府财政权也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现的。议会对于政府财政收入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税收立法来实现的，而对政府财政支出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审议预算来实现的。财政立宪的两大支柱：税收法定原则与预算法定原则所强调的就是税收和预算都应当由议会来决定。

议会权力的来源是纳税人，议会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也是纳税人。议会所行使的一切权力都只不过是在代表纳税人来行使本来应当属于纳税人的权力。议会的行为必须在整体上代表纳税人的利益，否则，纳税人就可以通过选举权的行使来更换议会中的代表，直到议会代表纳税人的利益为止。

由于议会在宪法和法律中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其所行使的权力在法律上也被视为它本身所享有的权力，因此，议会也有可能背离纳税人的整体利益。为了防止议会通过损害纳税人利益的法律，财政立宪也设计了一些制度来约束议会，如宪法直接规定税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将预算的编制权授予政府以及议会立法不得侵犯纳税人基本权等。[16]

（三）政府

政府在财政立宪制度中是一个被控制的对象。政府首先被假定为一个非常有可能任意剥夺纳税人的财产权、任意挥霍浪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是作为历史上国王的代表和执行者而出现的，政府的行为就是国王的行为，而国王往往会做出任意剥夺纳税人的财产权、任意挥霍浪费国家财政收入的行为。现代社会中的政府虽然已经不是国王的代表和执行者，而变成了纳税人的政府以及纳税人的“仆人”，但是由于政府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7]在现代宪政制度的设计中，政府往往被认为是最危险的部门。因此，政府仍然被作为财政立宪所控制的对象。[18]

财政立宪控制政府财政收支权的主要手段就是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支。而法律是代表纳税人的议会所制定的，这样，政府的财政收支大权就牢牢掌握在议会的手中了，同时也就间接掌握在了纳税人手中。

政府并不总是纳税人的对立面，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纳税人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在宪政制度约束下，政府在整体上也是代表纳税人利益的。现代财政立宪制度在控制政府的同时，也是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一种保障，因为政府征税和进行财政支出都有了法律甚至是宪法的依据，纳税人必须服从。同时，现代财政立宪制度也赋予了政府一些自由裁量权以及监督和制衡议会的权力。如在政府预算案被议会否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求广大纳税人的支持，另外，无论是征税还是财政支出，主动权都在政府，议会不能主动征税，也不能主动进行财政支出。

三、财政立宪环境性要素

财政立宪作为一种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环境才能继续存在并保持良好的运作。财政立宪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就是其环境要素。从经济方面来讲，税收必须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立宪才有实现与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政治方面来讲，民主、宪政必须成为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财政立宪才有实现与存在的基础。从文化传统方面来讲，税收文化、民主文化、宪政文化和法治文化传统必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氛围，财政立宪才能扎根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税收国家

在财政学上，一般把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一半以上的国家称为税收国家。 [19]财政立宪的核心是税收立宪，它们都是以税收的存在及其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主导地位为前提的。税收国家还有两个相对应的称谓：夜警国家与无产国家。税收国家是随着产业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逐渐形成的。产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这一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财政思想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国家不干预经济，只是负担国王、维持治安以及其他基本的公共事业任务，这时的国家被形象地称为“夜警国家”。国家在原则上拒绝自己拥有财产、资本并取得财政收入或者企业收入。因为把财产以及资本放在私人的手中，委托私人对财富进行经营管理更为有利。这样，国家就应该是无产国家，越是廉价的国家，越是理想的国家。总之，这个时代的国家对于市场经济不过是寄食性存在的，这种寄食办法，除了依靠税收手段获得财政收入外，别无它法。[20]

税收的前提是纳税人私人财产权，税收的本质是国家无偿地从纳税人手中取走财产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对价。这样就产生了需要财政立宪来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确保国家合理地从纳税人手中取走财产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志来支配这些财产。

如果没有税收国家的存在，财政立宪是没有必要的，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21] 税收国家的两大核心要素是：私人财产权的确立以及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就第一个要素而言，如果不存在私人财产权，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人们不过是在为国家打工，人们除了能够获得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切利润都属于国家。在这种制度下，根本不需要税收，即使存在税收，一方面也仅仅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调节着人们的收入，另一方面，这里的税收不过是一种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对利润进行分配的手段，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无偿取得纳税人财产的税收。既然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属于国家的，那么，国家当然有权决定征收多少“利润”（表面上可能采取税收的形式），以及如何支配这些利润。 [22]人们是否有发言权，那要看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如果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么，人民对于国家如何征收利润，如何分配利润就拥有发言权，但这里的发言权的基础绝对不是因为人民是纳税人，而是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如果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是个别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那么，人民就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是人民的，没有必要运用财政立宪制度来控制国家；[23] 在第二种情况下，既然财产是国家的，而国家又不属于人民，人民根本没有权力对国家的收入和支出指手画脚，财政立宪制度也就无从建立。

就第二个要素而言，如果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不是税收，而是国家所拥有的财产。虽然纳税人对于税收部分有发言权，但是要想对国家的整个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控制，一方面难度比较大，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靠纳税人的身份来控制国家的其他财政收支，而必须引入其他的身份，例如公民的身份，或者国家本身就是属于人民的，例如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二）民主宪政

财政立宪是民主宪政制度下的一个具体制度，离开了民主宪政的大环境，财政立宪制度不可能单独存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财政立宪，特别是其中的税收法定原则是近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开端，从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到其他一系列民主、宪政原则的逐步确立，最终才演化成了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而民主宪政制度的最终确立反过来又促使了预算法定原则的确立，并最终实现了财政立宪。

财政立宪的实质是让纳税人来控制国家的财政收支，也就是在财政领域实现民主。如果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没有实现民主，那么，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领域——财政领域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化，即使表面上采取了一些与民主国家相同或者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也不可能如同在民主国家那样真正发挥作用。至于什么是民主，恐怕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问题，但从财政立宪所体现的民主精神来看，民主的实质并不深奥，无非就是让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来影响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生活，或者说就是让每个人来决定涉及到自己利益的重要事项。 [24]民主的深奥和复杂在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即如何设计一套制度来确保实现民主的实质，这是困扰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以及学者的难题。

财政立宪所依赖的基本制度设计是宪政，财政立宪实质就是财政领域的宪政制度。如果没有一个宪政的背景，单独一个财政领域是无法实现宪政的，即使具有了某些宪政制度下财政立宪的具体制度，那也不是真正的财政立宪，只能是一些有形式而无实质的制度。至于什么是宪政，恐怕也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从财政立宪所体现的宪政精神来看，宪政的实质也不深奥，无非就是通过一个具有最高效力的规则来控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或者说，就是确保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一套制度设计。宪政的难题也在于落实，设计一套宪法规则容易，真正实现宪政所欲达到的目的却并不容易，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不在少数的。

（三）纳税人意识

财政立宪所保护的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财政立宪的实现和运作也需要每一个纳税人的积极参与，因此，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以及纳税人本身的素质对于实现财政立宪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是通过每一个纳税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而一个人的行为又是由其主观意志所控制的，因此，本文将社会的文化氛围以及纳税人的素质概括为纳税人意识，可能不一定全面，但基本概括了其核心部分。

财政立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设计问题，它是一个整个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它的形成往往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宪政、法治的文化氛围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文化氛围与传统最终都可以通过纳税人意识体现出来。这里所谓的纳税人意识并不是指纳税人的意识，而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于“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的认识。财政立宪制度下的纳税人概念首先蕴含了一种民主的含义，即国家是为纳税人而存在的，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而存在的，因此，国家应当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重要事项都应当由纳税人决定。 [25]其次，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宪政的含义，纳税人所承担的纳税义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其最终依据是宪法，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收支的控制权也是以宪法作为最终依据的，宪政的精神实质——控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扎根。第三，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法治的含义，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是通过宪政制度下的法律具体确定的，法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能够具体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法律能够为每一个人所尊敬甚至崇拜。

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树立了这种纳税人意识，那么，财政立宪制度就很容易在这个社会得以实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积极参与到财政立宪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分别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旦有人背离这一制度，整个社会都会反对和谴责这种行为，相应的财政立宪制度也很容易惩罚背离这一制度的人和行为。如果社会中的人普遍缺乏这种纳税人意识，或者所拥有的纳税人意识是片面的、残缺的，那么，一方面这个社会很难自发地建立财政立宪制度，另一方面，即使从外面引入了财政立宪制度，这一制度也难以在这个社会中生根发芽，最终可能沦为一种摆设。

 

【注释】

1. 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虽然属于理念和原则层面的东西，但是，一旦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这些原则，它们就成了一种宪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严格来讲，这里应当使用税收法定制度和预算法定制度，但是为了论述的统一和方便，这里仍然使用税收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的表述。

2. 有学者强调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与这里所强调的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3. 虽然学界一般把财政活动划分为财政收入活动、财政管理活动和财政支出活动。但是严格来讲，财政管理活动是分散在财政收入活动和财政支出活动中的，因为无论是收入活动还是支出活动，都涉及到管理的问题，而纯粹的对财政收支进行管理的预算活动在本文中被列为更高层次的预算法定原则的内容，因此，这里把财政活动划分为财政收入活动和财政支出活动两大类。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4. 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332页。

5. 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6. 参见翟继光：《税收法定原则比较研究——税收立宪的角度》，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 参见《德国租税通则》，陈敏译，（台）“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3页。

8. 但并不表明它们不受法定原则的约束，如果宪法或其他的基本法确立了行政规费法定或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法定原则，那么，它们同样要受法定原则约束，这里只是强调它们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约束。

9. 笔者也曾经煞费苦心地从多种角度给税收下过定义：从经济角度把税收界定为：国家（政府）以其政治权力为依托而强制、固定、无偿获取的不具备惩罚性的财政收入；从法律角度把税收界定为：国家根据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税收要素和征收程序而向国民所取得的财政收入；从宪法角度把税收界定为：国家基于宪法的规定，并依据符合宪法理念的法律的规定而向国民征收的财政收入；从经济、法律和宪法三个角度把税收界定为：国家基于宪法的规定，并依据符合宪法理念的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税收要素和征收程序，以其政治权力为依托而强制、固定、无偿获取的不具备惩罚性的财政收入。这种界定，就认识税收的本质而言是有益的，但是在解决这里所论述的防止税收法定原则被搁置或者架空的问题时，并不能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6页。

10. “宪法并不是政府的法令，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一种无权的权力了。”[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0页。

11. 《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立法机关。”在日本国宪法中，只有国会才有权制定法律，其它机关无权制定法律。日本学者一般也认为国会是唯一立法机关。[日]新井隆一：《租税法之基础理论》，林燧生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4年版，第4页。

12. 当然，议会以半年、季或者月为单位审议并通过预算案更有利于议会控制国家的财政支出，但是从效率原则出发，这种制度设计并不可行。各国议会每年一般只开一次会，预算案以一年为效力期限与此也有关系。

13. 恩格斯在1891年就提出了工人阶级要防止自己的“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335页。

14. 这里用了“可能”，是指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没有做过任何贡献，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尊老爱幼，充满温暖的大家庭，就像情人节送给情人的玫瑰花一样，就使用价值而言，并没有什么价值，或者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其所蕴含的东西很有价值，而且越多越代表“爱”之深，因此，才有人愿意送九十九朵玫瑰。

15. 这里用了“设计”一词，但并不表明财政立宪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制度，它既有人为设计的成分，也有社会自然演化的成分，如果运用一点拟人化的手法，自然演化也可以说成大自然设计的产物。这里的设计包含人为设计和大自然设计两个意思。

16. 人们普遍认为，最有效的法治意味着不仅行政机构的权力，而且立法机构的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参见[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1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18. “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福利，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这样，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不致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利用它们本来不熟悉的或不愿承认的手段来行使权力，以达到上述目的。”[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页。

19. 参见[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4版），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0. 参见[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0页。

21. 这句论述似乎存在矛盾，既然连“产生”都不可能，何来“存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没有税收国家的前提条件，财政立宪制度不可能自发产生，即使人为引进这一制度，也不可能真正运作下去，也就是不能“存在”。

22. 直至今天，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国有企业上交的税收和利润混在一起，称为“利税”。

23. 即使需要控制国家，也可能是其他的制度，而不会是财政立宪制度。

税法基本要素篇5

一、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介绍

国际上对房产课税主要目的是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几乎对所有辖区内房产课税，税基评估工作量往往是巨大的，因此，有些国家为保障评估质量、提高评估效率，采用技术(CAMA)。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指利用计算机程序，以事先搜集的反映物业特征、市场情况等信息的数据为基础，按一定方法对大量物业单元在指定时点的课税价值作出准确、快速和大批量评估。[1]

2002年国际估价官方协会《批量评估准则》，认为批量评估是指在给定时间，使用标准方法，采用共同的数据，并考虑统计检验的、对一系列房地产进行评估的过程。即依靠与评估客体类似的房地产的各项数据指标和运用计算机回归分析技术对批量资产进行批量评估的方法。批量评估技术的实质是以资产评估的三大基本方法（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原理为基础，根据不动产价值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结合多元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以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为辅助手段的评估技术。其常见的表达形式如下所示。批量评估的常数项可以通过比较法获取，也可以利用成本法来测算，从而可以看出，批量评估并不是完全都采用市场法的路径，如果常数项通过成本法测算出来的，并且定期更新，那批量评估结果就也能够充分反映成本法的思路。

批量评估结果也可选择多种价值类型，批量评估模型常数项与自变量的不同选择为评估结果可采用不同价值类型提供了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批量评估既可以用于多种价值类型，也可采用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等不同的技术路径。对于批量评估而言，其一个重要的特性在于它将大量的计量、统计检验等数学工具纳入评估过程。在应用计量工具（特别是多元回归）的时候，批量评估方法认为所要评估的不动产（财产）的价值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房屋的面积、朝向、建筑结构等等，而通过对已有房屋特征及价值数据的分析，可以计算出每一个特征对房屋价值的贡献程度，它对应于批量评估计量模型中的各个变量的系数值。在得到计量模型中的各个变量的系数之后，就可以将需要评估的不动产的各个特征输入模型中，从而在一次评估中对多个不动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在税基批量评估中，根据其是否有计算机辅助可以分为手工批量评估和计算机辅助的批量评估（简称CAMA）。税务领域目前是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方法最重要的应用方向。

进行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核心问题之一是设计科学的自动估价模型。国际估价官方协会，即IAAO等协会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推出自动估价模型的操作手册和规范，IAAO还于2003年了《自动估价模型规范》[1]的相关要求。为确保评估质量不出现系统性偏差的问题，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技术下还会对样本的估价与市价之比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比较以检验其评估质量并进行误差调整。如IAAO于1999年了《估价-售价比率分析规范》，[2]采用估价-售价比率（Ratioi=P∧i/Pi）检验自动估价模型之准确性。计算该比率的95%置信区间(IAAO认为区间接近1，且区间越小越好)、该比率的离散系数(该比率与中值的偏差程度)及价格相关差额(该比率的加权平均值与算数平均值的比值)。如果城市每个区域的房屋价格都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税基评估作业，工作量将十分巨大，这些工作没有计算机辅助如果靠人工是难以完成的。运用CAMA进行税基评估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往往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使用，通过GIS获得课税对象的物理属性和周边环境情况。CAMA已经在世界各国使用了20-30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包括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拥有丰富的CAMA税基评估经验，如在香港，近9成的物业估价是由CAMA协助完成的。

二、价值类型与路径选择的争议

时下不少人认为应对应税房产进行价值评估，按照房产的市场价值征收房产税。按照评估价对房产进行课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是如果说成是按照其市场价值课税就存在一定的争议。评估价与市场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评估价是专业人士根据特定的价值定义在特定时间内对商品、服务价值的估计。可以对评估价进行价值类型的分类，其中一种就是按照资产所处的市场条件和使用状态将其划分为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故而评估价可以表现为市场价值，也可以表现为非市场价值。

在《国际评估准则》中，市场价值的定义为：“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的市场营销之后，所达成的公平交易中某项资产应当进行交易的价值的估计数额，当事人双方应当各自精明、谨慎行事，不受任何强迫压制”。由此可见，资产评估中的市场价值是指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上最佳使用状态下最有可能实现的交换价值。

从定义可以看出，市场价值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交易提供价值咨询，而且是在资产的最佳使用状态之下，而房屋用于自住往往不是最佳使用状态。可见市场价值的评估目的并不是为了课税。在一定的评估目的下，市场价值不见得就是特定评估业务所作出的评估价，如房产税基评估不见得就一定是市场价值。从下表1可以看出，美国、巴西和中国香港等以市场价值作为课税评估参考，法国按政府颁布的标准认定建筑物价值，并以此作为课税参考，韩国按重置成本法测算出房屋的估值，以此作为课税参考。

评估价与市场价在性质上有差异，在数额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等以市场价作为课税参考的国家的也并不是直接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课税。如以美国为例，房产税的课税以房屋估价为课税依据，然而实际估价过程中，估价与市价往往相差较大，一般只将估价定位在市价的50%~75%。

税基评估价较之市场价低些，原因之一是住房课税价值评估不能完全采用最有效使用原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明认为，最有效使用原则是商业性地产的首要原则，它是保证经济效率及税收中性的基本要求。如果在税基评估中完全应用，会极大损害自住住房所有者的利益，导致民众对房产税的激烈反抗，严重阻碍房产税征收的顺利进行。以市场法评估出来的价值作为评估价而不加调整则至少部分体现了该原则。为此，部分国家规定了法定评估率制度，如约旦规定估价与市场价之比为25%，约旦规定为80%，加利福尼亚13号提案将税基定为1975年水平，评估税基价增长每年低于2%。这实际上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和严格地要求税基评估必须按照课税的目的进行作业，不是在为市场交易提供咨询，故不应该完全反应市场价格。可见，市场价与税基评估价从立法的角度看是有差别的。

有的政府声称按照市场价征收房产税，但是实际操作中的评估价却明显低于市场价，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民众怨恨，推进房产税征收的顺利进行。若市场不稳定，房价起伏较大，按年征收的房产税如果与选定的评估时点市场价格过于接近，而在一段时间内房屋市场价格曾出现过较大的起伏，且评估时点不在房价低点处却在房价高点处，即市民按照纳税期间房价较高时的市价缴纳房产税，这会导致民众对该房产税基评估的不信任。

通过以上对批量评估定义的分析以及被评税基的用途，我们可以发现，批量评估结果既可以表现为市场价值，也可以表现为非市场价值，批量评估既反映市场法的基本原理，也反映成本法和收益法的基本原理。

三、我国采用CAMA和GIS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库建设的问题

采用CAMA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具备翔实、完备和高质量的交易数据及房屋登记的充分信息。另外往往还需要结合GIS使用，通过GIS提供被评物业的大量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往往被视为实现CAMA评估的最大难题。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不仅数据不充分，还存在房屋交易阴阳合同导致交易数据失真的问题。阴阳合同占所有二手房成交的比例可能达到70%以上，甚至达到90%，[3]果真如此，收集到的这些交易数据有何实际意义，如果使用这些失真数据，只会让评估结果扭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高质量基础数据库的缺失将是制约中国大陆CAMA有效推行的最大障碍。

（二）税基评估的成本问题

评估成本是困扰各国房地产税基评估的问题之一。[4]JoanYoungman等1994年调查发现，荷兰有些市镇其不动产评估成本超过了应征税额5%，英国评估成本大概是应纳税额2.5%。[5]香港该值约为2%。美国马里兰州GIS成本及人员投入分析显示，在马里兰州每年对70万处房产进行评估作业，其费用为3200万美元。[6]（P218-220）而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资料显示，其主要电脑系统1993~2005年总开发成本为2.035亿港元（不含维护与资料更新费用）。由于我国现在试行征收房产税只对高端物业课税，而且有较大的减免额度，税率也比较温和（重庆市税率(0.5%~1.2%)，上海市税率0.4%~0.6%），应税额必定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采用CAMA和GIS，其投资、维护及数据更新造成评估成本高昂，甚至可能导致应税额抵不上征收成本，从效益上看失衡。如重庆市房产税征收试行满一个月，已收取的房产税共149978.01元，假定采用CAMA评估技术，系统开发成本以2个亿估算，按重庆市已收取房产税水平测算，CAMA系统开发成本需要超过110年才能收回。因此，如果没有明确对住房进行普遍征收房产税，而过早投资建设CAMA及GIS，可能会造成经济上的负担。如果仅从绝对的经济负担能力来看而不考虑课税成本(主要是CAMA和GIS投资与维护和资料更新费用)与收益(应税额)的关系，在中国大陆个别财力雄厚的城市运用CAMA和GIS可能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在大批城市推行CAMA和GIS有很大困难，CAMA和GIS系统初期会导致非常高昂的评估成本，使用阶段还需要维护和大量数据更新，维持费用较高，使得不少城市难以承受。

四、符合我国国情的技术路径分析

（一）我国税基评估技术的发展阶段

我国对个人住房开征房产税，其税基确定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按照交易价格课税，主要在试行阶段，没有评估经验，或者时间急迫，来不及做好税基评估准备工作，必须尽快推出房产税以平抑房价。第二阶段，做好了部分税基评估准备工作，拥有相对完善的住房信息数据，可以开展税基评估，但如房产税以平抑房价为目的只对高端物业课税，则评估工作量相对较小，采用CAMA和GIS成本太高，或者数据资料尚不完备，不适合采用批量评估方法，此时主要采用人工操作的方法进行逐个单体评估。第三阶段，房产税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主，对几乎所有住房均课税，且住房数据资料完备、翔实，交易案例数据质量较高，此时，应采用CAMA和GIS系统辅助完成评估作业，以降低评估成本和提高评估质量。中国大陆税基确定方法目前尚处于第一阶段，以交易价格为课税基础，将来还要进入第二阶段，即主要以人工评估作业为主，但依据房产税基评估的标准程序和规范，可大大提高评估的作业效率，虽然无法做到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的高质量和高效率，但同样能够基本满足房产课税的需求。第三阶段就是采用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现在国内不少学者都在介绍第三阶段的评估技术。但笔者认为，短期内采用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来协助税基评估的技术路径在国内绝大多数城市还不适用。因此有必要对第二阶段的评估技术路径进行分析。

（二）技术路径分析

中国大陆目前只对高端物业和投资性房产进行课税。据此，只要在房屋登记部门的软件系统中设置合理的条件，可以过滤掉大量的自住房屋而不需对这些房产进行价值评估，只需对部分高端物业和投资性房产进行评值，从而大幅度减少评估作业的工作量。这种技术路径首先将城市区域按照住房价格接近的原则划分为若干区块，在该区块内选取若干典型物业作为样本，运用房地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测算其单价，并设定标准条件，将其调整为标准单价。然后根据区块特点选取对标准单价的调整因素，制作调整系数表。难度在于如何设定标准单价，如何识别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对影响因素的指标进行量化以制作影响因素的调整系数表。区块的标准单价应根据该区块内住房的信息资料，结合物价水平采用成本法求取，当然也可以选取区块内已成交案例作为参照，在此基础上调整而测算出标准单价。总之，标准单价应按照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遵循一定的作业规范而测算出来。该值可以每2~5年调整一次，并借鉴国外税基评估率的做法，参考该类型物业的市场价值，结合课税的目的确定一个合适的比值。具体到每宗房产，由于位置、面积、户型、朝向、楼龄、材料、交通便捷程度、周边配套设施、层数、景观、装修、楼房的类型(比如是否独栋等)等众多因素都对房价造成影响。由于第二阶段的税基评估主要依靠人工作业完成，故不可能设定太多的影响因素，更不可能穷尽所有对房价造成影响之因素。因此，本着评估高效率和评估质量合格的原则，结合地域特征，可以设定若干对房价影响较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制作调整系数表，针对选取的因素设定调整参数，如楼龄10年以内的，楼龄调整参数为1，10~15年楼龄的参数为0.8。

由此可见，第二阶段的评估技术路径基本思路与CAMA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常数项由评估软件生成，而标准单价由人工作业完成，CAMA选取的影响因素也比较多。另外，CAMA支持对评估质量进行检验并提高评估水平，而人工作业完成的税基评估在这方面要逊色些。即便如此，完成标准单价的测定、影响因素的识别与调整参数表的制作也充满了挑战。这种路径符合房地产评估的基本原则，又不需要太多的交易实例，虽然评估结果可能粗糙，但简单易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符合中国大陆当前情况下对房产税基进行评估的需要。

税法基本要素篇6

税收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依靠在基础，税收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的落实在基础，“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体现在基础。从20xx年起，重庆市国税局党组就提出“六基”建设思路，推动基础工作上新台阶，全面促进税收工作上档升级。

6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六基”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税收工作持续稳定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根本要求。因此，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深化“六基”建设作为重庆市国税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作为促进重庆国税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总抓手，作为一项永续工程，以基础性和主体性蕴意赋予“六基”新内涵，即基本思路明晰、基本素质过硬、基础工作扎实、基本行为规范、基本服务优良、基本关系和谐，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

一、基本思路明晰

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对自身发展应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并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促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趋向一致。

一是组织目标明晰。特点：清晰，指明税务机关的前进方向和必要目标；实际，需要主动思考如何反映税收工作发展的个性；持久，需要作为精神内核保持不变；一致，需要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持有共同目标。

二是个人目标明晰。特点：客观，需要建立在个人知识、能力、身体及工作、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之上；科学，需要在一个总目标统领之下，逐渐分解成若干具体目标；善为，要善于总结经验，整理思路，积极实施。

三是目标关系明晰。组织目标是个人目标的前提，个人目标是组织目标的基础，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有机融合。

二、基本素质过硬

税务人员应具备与组织发展目标和个人发展目标相匹配的综合素质，并且税务机关为税务人员提升素质创造必要条件。

一是政治素质过硬。有聚财为国、执法为民、服务发展的政治思想，有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政治道德，有忠于职守、秉公办事的政治素养，有掌握科学理论的政治能力。

二是身心素质过硬。有成熟心理，面对压力能自觉稳定情绪；有坚强意志，为人自知、自信、自控；有健康体魄，能以充沛精力开展工作。

三是文化素质过硬。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努力充实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专业技术等知识内容；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主动储备公务礼仪、艺术欣赏等知识内容。

四是业务素质过硬。有扎实的税收专业知识，包括税收基础理论知识、税收专业技术、财务会计知识和与税收相关的其他知识；有较强的纳税服务能力，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需要，适应税收工作方式由管理控制型转向公共服务型的需要。

三、基础工作扎实

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贯彻落实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的理念，根据不同层级、不同职责的要求，切实抓好纳税服务、征收管理、行政管理中与之对应的基础性工作。

一是基本情况清楚。主动增强服务大局的针对性、预见性、实效性，做到经济税收情况清楚、经济税源情况清楚，相应在组织收入、税收征管、税收政策等方面调整服务和管理措施。

二是基础数据准确。必须全面并准确地采集基础数据，必须提高基础数据集中处理的能力和效率，必须准确分析并充分运用基础数据，提高基础数据利用率和共享度。

三是基础资料完备。对基础资料的种类、内容和收集、传递、使用、整理归档等方面进行规范，尤其通过税收信息化支撑，有效整合、集中基础资料，使纸质资料与电子资料同步搜集、整理、存储。

四是基础管理到位。求服务之真，务管理之实，深入基层一线，深入征管一线，深入纳税人，牢牢把握税收工作的过程，逐步实现程序管理和实体管理“无缝衔接”。

四、基本行为规范

税务人员应遵守以制度为基础的活动原则、工作程序、办事规则、言行标准和行政纪律等规范性内容。

一是税收执法行为规范。遵从税收法定主义，切实做到执法主体合法、执行程序合法、实体内容合法、权责对应等。

二是行政管理行为规范。遵循民主、公开、按程序办事的原则，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的管理与监督；建立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竞争激励机制。

三是公务人员行为规范。遵循职权标准，根据法律赋予职责权限履行职务行为；遵循目的标准，维护公共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遵循身份标准，做到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符合公务人员的社会身份。

五、基本服务优良

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应赋予纳税人美观的视觉形象、高效的功能性以及美好的精神享受。

一是服务导向创新。纵向上深化纳税服务内容，构建解决纳税人实际问题的需求性服务；横向上拓展纳税服务领域，打造功能齐全、方便快捷的网络服务平台；点上突破纳税服务方式，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

二是服务环境美观。功能布局合理完整，装饰布置简洁典雅，工作氛围井然有序。

三是服务态度文明。面部表情，贵在热情真诚；语言表达，巧在交流沟通；行为举止，重在技术专业。

四是服务流程高效。服务理念的认识要到位，服务标准的制定要适度，服务程序的设计要科学，服务方式的选择要恰当，服务时间的安排要合理，服务工具的操作要熟练。

五是服务需求满足。急纳税人之所急，想纳税人之所想，以传统化、个性化、特色化服务兼顾，满足纳税人的合理需求。

六、基本关系和谐

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诚实互信、税务机关内部融洽共进，税收工作职能与其他工作职能协调合作。

一是征纳关系和谐。建立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引导合法、理性的利益诉求，妥善协调征纳矛盾。

税法基本要素篇7

关键词：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税务会计目标；税务会计假设；税务会计原则；税务会计要素；税务会计程序；

作者：盖地

一、构建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意义

任何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学科，都应该有不断推动并逐步完善其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基本概念和概念体系，即概念框架。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学科。一个学科的概念框架，既可以以专门的标准化、规范化的文件(如公告、基本准则等)形式出现，又可以隐含在其学科知识体系之中。如果概念框架仍处于“隐含在其学科知识体系之中”的阶段，说明其学科理论研究的滞后性，说明该学科尚未从“自由王国之变为必然王国”，而“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1)

税务会计作为早已实质性存在的专业会计，其历史并不短于财务会计，甚或早于财务会计。(2)但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3)，而其思想或者说对其的研究，则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就开始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似乎未见系统研究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文献，各国的有关机构也从未发布过类似的“概念公告”或“框架”等。究其因，笔者认为是源于对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学科界定上。有人认为，既然财务会计也要处理涉税事项，“另设税务会计则完全重复。”(葛敬东，2009)也有人认为，(财务)“会计制度积极向税收法规靠拢，……用税收法规来指导会计理念，应当是我国税务会计制度安排的合理选择。”(周华和戴德明，2006)而现实是在企业界广泛使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税务会计三类会计信息。”(威廉姆斯等，2012)既然是“三类会计信息”，就需要三种会计，就不能采用“同一化模式”(周华和戴德明，2006)。正如约翰·怀尔德在其所著《财务会计———为决策提供的信息》一书中写道：“会计有四个主要的应用领域：财务、管理、税收和其他与会计相关的领域。”我认为，会计在每个应用领域的具体体现，就分别形成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与其他会计专题(如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等)。会计不是“两大分支”，而是以财务会计为首、以管理会计和税务会计为两翼的“三位一体”的会计学科体系。财务会计中对涉税事项的处理仍属财务会计范畴、为实现财务会计目标，它既不能取代税务会计，也不等同于税务会计；而若“用税收法规来指导(财务)会计理念”，即财务会计处理完全服从税法，则会显著降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两者既不能互相“代表”，也不能互相替代，但可以、而且也应该相互协调。

美国是最早主张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国家，尤其表现在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上。但为什么迄今为止未能构建税务会计概念框架呢？对此，我比较认可董盈厚博士的如下观点：“从财务会计来看，是先有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然后在其指导、评价下制定财务会计准则，但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与税务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税收法律后有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也就是说税务会计最优先‘准则’的税收法律不是由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指导制定的。立法机构制定税收法律后，才有可能产生税收法律与会计准则既冲突又协调的会计机制理论化的系统框架———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税务会计概念框架要体现税收法律约束，在其约束下反映税务会计的目标诉求。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涉及税收征纳双方的利益，复杂多变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与会计规范引起的复杂性、动态性，这就意味着即使不考虑权威性与“租金”，概念框架制定部门在组织、协调、研究等方面的成本将会非常高；而且很难想象，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会比照财务会计那样，由监管机构“委托授权”，各国的税收立法或执法部门也不大可能授权。财务会计准则可以讲“国际趋同”、“国际通用(直接采用)”，但以税法为处理依据的税务会计则不可能。“征税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国与国之间可以签订税收协定，可以进行税收协调，但决不会放弃国家的征税权，不可能出现类似IASB那样的“世界税收组织”；当然，也就不会产生类似于“IASB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那样的国际“概念框架”。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税务会计是一种国内会计，对包括概念框架在内的税务会计的理论研究“是一个‘本土化’的诱致性理论变迁、一个选题约束下的理论创建”(董盈厚，2011)。

尽管目前美国尚未构建税务会计概念框架，但国会愈来愈意识到税务会计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地参与税务会计的立法活动。税务会计问题的第一个立法法案是1984年的税制改革法案，其后的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和1987年收入法案，都是涉及税务会计的立法，如收付实现制的使用、存货成本计价、分期付款、坏账准备的处理等(刘扬新，1994)。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国务院颁布的《实施条例》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相关配套法规，其中就有税务会计的立法和法规规定内容，不过没有言明而已(4)。

构建具有逻辑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税务会计概念框架，不仅可以夯实税务会计理论基础，也可以扩大会计理论研究范围、充实会计理论研究内容；还可以正确界定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5)有利于建立健全会计学科体系。同时，也有利于规范会计处理实务。在政府尚未主导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情况下，虽然从目前看，概念框架还不能作为税收法规制定、修订的依据，但它对法规的制定、修订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发挥正能量，可以避免税收法规中出现某些前后矛盾、明显疏漏或违背公认会计原则的问题。

在财政部2014年1月26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了“推动加强管理会计基本理论、概念框架和工具方法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提升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任务。可见，与财务会计准则建设一样，政府主管部门也要积极推动包括概念框架在内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对此，我们深受鼓舞，充满期待。为了规范税务会计处理实务，提高税务会计信息质量，保证政府税收收入，降低企业税务风险，同样也应加强税务会计基本理论和概念框架的研究，构建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同样也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推动。在此之前，它可以先由民间和学术界推动，以民间形式的学术研究提供以税务会计概念框架为核心的基本理论，因而更具现实性、灵活性、原创性和交易成本较低等优势，也是会计理论“供给对需求做出的初步反映”(瓦茨和齐默尔曼，2006)。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目前，国内外对税务会计概念框架整体研究的文献似乎很少。刘扬新(1994)较早对美国联邦税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及理论框架进行了研究，提出税务会计是美国税法中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文章界定了广义和狭义税务会计目的，归纳了联邦税务会计的三项环境假设(基本前提)和两类会计方法等，其研究深具启发意义。盖地(2001)从税务会计概念与模式、税务会计对象与目标、税务会计基本前提与原则、税务会计要素与任务、税务会计特点五方面对税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阐述。在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文献中，较多的是对涉及概念框架的单一问题研究。

(一)税务会计原则。

Hansen(1999)研究了德国“内贸法”下的税务会计原则，说明政治事件对税务会计处理的影响(导致盎格鲁-撒克逊会计原则与日尔曼会计原则之间的差异)，全球化能够统一欧洲的税务会计处理。盖地(2006)在借鉴境外税务会计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税法导向、以财务会计核算为基础、应计制与实现制并存原则、历史成本计价、划分营业收益与资本收益、税款支付能力和筹划性等多项原则，并进一步分析了税务会计原则中的税法含意。FreedmanandGraeme(2008)针对“共同统一税基”提案公布前后，讨论了据以确立统一税基的税务会计原则，并认为确立的税务会计原则包括排除原则、反滥用原则、分期原则、收入与损失确认原则、汇兑差额处理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一贯性原则、实质对待IFRS修订的原则。

(二)税务会计要素。

李传喜(2000)探讨了计税依据要素下的计税标准，包括数量标准、实物标准、地域标准、时间标准；计税价格、计税工资、计税收入等。盖地(2003)归纳了税务会计(报表)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国外似乎没有专门针对税务会计要素的研究，而是在讨论税务呈报对经济社会影响时，涉及到报告的要素(Edgar，2005)。

(三)税务会计确认。

Jenkins(1981)阐述了通胀与贬值对税务会计确认的影响，例如，通胀影响五种“收入”的确认：历史成本下的折旧、销售成本低估、利率上升预期、利息费用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分担、财富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转移。这些项目，有的可以按税法确认为收入，有的则不能确认为收入。

(四)税务会计计量。

Weetmanetal.(1998)研究了英国会计准则、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及其对税务会计利润计量的影响。盖地和孙雪娇(2009)对散见于税法中的税务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指出某些计量属性在名称上虽然与财务会计的计量属性相同，但其内涵往往是不同的。

(五)税务信息的会计披露。

Davidetal.(2003)回顾了纳税申报表披露的历史沿革，从经济、法律与会计的角度对企业纳税申报表信息披露进行了研究，重点关注了企业纳税申报表披露的必要性以及形式披露，研究认为，不能完全不披露所得税纳税申报信息，应该适当披露所得税信息。PeterandWeidenbruch(2004)分析了美国税务部门在向信息使用者披露税务信息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税务信息是否应该披露、披露的依据及存在的困难。LevandNissim(2004)通过财务会计报告中的税务信息与纳税报表信息，根据企业盈利状况、所在行业等对会税差异分类，研究发现，盈利企业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差异比亏损公司大，如果对两者差异信息进行适当披露，将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相关决策。AlistairandNevius(2010)指出美国税务当局新增规定，允许纳税申报表编制者披露或使用一定量的纳税申报信息；同时还规定禁止纳税申报者“明知或不顾后果地”披露或使用纳税申报信息。

王华明(2009)提出将财务报表改为“计税会计报表”，以提高税务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他认为税务会计信息披露对象仅限于税务部门，未考虑其它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问题。张小凤和兰青青(2011)对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提出两点改进设想：一是局部改进，选择性披露企业主体税种的纳税申报资料、增加现有财务报告中涉税信息披露；二是彻底改进，提出披露“企业税务管理报告”、“企业税负率及贡献率报表”、“税款及财政资金流量表”和“企业税务管理成本明细表”。李彩霞(2012)基于利益相关者、成本内涵、盈余管理、税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税务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提出了税务信息披露具体设想。

目前，在相关研究文献中，涉及概念框架的单项研究成果较多，构建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整体研究甚少。笔者在2001年所作的“论税务会计的概念框架”，现在看来，其逻辑性、整体性和层次性存在比较明显的缺憾，有必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更为系统完整的税务会计概念框架。

三、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目标

研究税务会计概念框架，必然涉及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两方面的问题。逻辑起点是概念框架中符合思维规律的起始点，是会计概念框架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它对税务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决定性作用(盖地，2005)。如果起点定位准确，其整体框架的逻辑结构就会层次分明、内容完整。逻辑起点决定逻辑结构中所包括的基本概念、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等。

“任何研究领域的起点都是提出研究的局限和确定它的目标，会计研究也不例外。在会计领域中，目标可以视为形式结构中假设的一部分，或者视为超过或同于假设水准的一组建议。”(亨德里克森，1987)目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以“目标”作为逻辑起点已成主流或共识(6)，税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也应是会计目标。但作为企业的税务会计，其服务对象应该既包括外部使用者，又包括内部使用者，两者起码同等重要，而不能像财务会计(报告)那样———以投资人等外部使用者为导向。正如美国会计学家所言：“税务会计有两个目标：既要遵循税法规定，又要使公司纳税金额最小化。”(哈里森等，2006)“公司的目标是在税务会计的限度内实现税负最小化及税后利润的最大化。”(纳什，2001)显然，税务会计目标侧重于纳税主体。为了避免单一目标的局限性，本文将税务会计目标具体界定为基本目标、具体目标和特定目标，三者是一种递进的关系。

基本目标是遵守或不违反税法，即达到税收遵从(Taxcompliance)(7)，从而降低税法遵从成本(盖地，2005)。

具体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最大涉税利益的会计信息。

特定目标是在将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分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使用者要实现的目标。税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部门(主要指税务机关)，二是企业的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等。对不同的信息使用者，税务会计应体现其特定目标：首先是各级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的税务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进行税款征收、税务监督和稽查，并作为税收立法和税法修订的主要依据。其次是企业的管理者、投资人等，可以通过税务会计报表以及在此基础上计算编制的税负分析表，还有企业的税务规划、税务风险分析表等，以了解企业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税收负担、税收利益和税务风险等，并为其进行经营决策、投融资决策等提供涉税会计信息，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财务会计目标比较复杂，甚至还有歧义；那么，税务会计目标则比较明快，也较少争议。如果说财务会计目标比较理想，那么，税务会计目标则比较现实、比较实在。因此，税务会计目标应是、实际上也是更多地体现税务会计主体的利益。

四、税务会计假设

“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假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莫茨：现代会计手册)会计假设是一个自我证明的会计环境命题，是会计原则赖以存在的基本假定。会计假设是财务会计及其报告的基础，是表明财务会计的环境特征，是会计目标和会计所处环境的函数，是基于会计目标而对会计所处环境和会计实务先决条件而做出的合理推断(推论)。“现代会计不但需要在许多场合运用估计和判断，而且整个结构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一般假设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要有一些基本前提和假定支持会计人员对价值、成本、收益等作出特定结论。否则，这些结论将难以成立。”(威廉·佩顿，1922)美国的概念框架以决策有用为目标导向，并不等于由环境产生的客观假设不存在。两者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若没有“假设”，会计目标就可能落空或脱离实际；而若没有目标，仅固守“假设”，就会失去方向和前进动力。由于税务会计目标与财务会计目标不同，而且还存在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等情况，当研究税务会计基本假设时，应突出其特定含义。

(一)税务会计主体

税务会计主体是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并享有纳税人权利的企业和单位(组织)(8)。对税务会计主体的界定，应基于以下三点：(1)该主体必须是涉及税法规定的应税事项；(2)该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纳税义务，并享有纳税人权利；(3)该主体必须是能够通过会计程序和方法反映其应税事项。由此可见，企业和单位(组织)是税务会计主体，同时也是纳税主体(9)，但纳税主体不一定都是税务会计主体，税务会计主体也不一定是纳税主体(10)。正确界定税务会计主体，就是要求每个会计主体应与其他会计主体分开，保持单独的会计记录。税务会计主体与财务会计主体有密切联系，但不一定等同。在一般情况下，财务会计主体同时也是税务会计主体；但在特殊或特定情况下，财务会计主体不一定就是税务会计主体，税务会计主体也不一定就是财务会计主体。在汇总纳税(11)情况下，总机构与分支机构的税务会计主体与财务会计主体不一致。

(二)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是以税务会计主体既定的经营方针和目标、正常的经营活动为假定前提，它意味着纳税主体将会继续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实现其现在的承诺———履行纳税义务。在此前提下选择税务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如资产按历史成本计价、按原定用途使用；预期所得税将在后期被征收，这是所得税款递延、亏损向后结转以及暂时性差异能够使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跨期摊配的理论依据。在持续经营假设下，可以将会计主体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经营前景转为中度不确定性，赋予每个主体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申报的相同时间段，保持其程序和方法的稳定性，稳定税源，有利于国家及时足额地取得税收收入。

(三)年度会计核算

年度会计核算是税务会计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各国所得税都是建立在年度会计核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特定业务的基础上。所有会计主体必须以年度核算为基础，报告其经营成果，并与其他纳税年度分开，即所有会计主体都必须明确一个年度会计核算期间，并向政府报告其经营成果。在该假设前提下，当某项交易的影响超过一年时，应在实际发生年度进行税务会计处理，以体现纳税受益规则。征税只针对某一特定纳税期间发生的全部事项的净结果，而不考虑其在后续年度中的可能结果，后续事项应在其实际发生的年度内确认，从而使税务会计数据具有更多的可核对性，以揭示税款分配的影响金额。

(四)货币计量与货币时间价值

尽管有的税种(税目)的计税依据可能是实物计量单位，尽管在财务会计中，有的会计主体是以某种外币作为记账本位币，但在税务会计中，会计主体应交税金的计算、申报、缴纳和免退，必须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对于收入、所得系非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税法规定的确认原则、标准(条件)计算或估定；对于收入、所得为外币的，应按我国外汇基准汇价(12)折合人民币计算。在税务会计中，更体现币值稳定假设，未经税务机关批准，不得采用非历史成本计量。

由于税务会计具有融资功能，政府为了保证其财政收入或为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在税收实体法中明确规定了各个税种纳税义务的确认条件、税前扣除原则、纳税申报期限、税款缴库期限、税金抵退期限和税收优惠期限等，而纳税人则通过税务会计尽可能实现递延缴纳税款、早日获得抵退免税款等，以体现货币的时间价值。

(五)财务会计处理符合公认会计原则

在1919年美国颁布的税法中就曾明确“公司账簿被假定是陈述了事实”。说明税务会计在计税时是在财务会计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是以财务会计核算资料真实、正确为假定前提。在这一前提下，税务会计为实现其目标，按税法规定对财务会计已确认计量的收入、费用等进行再确认、再计量，以符合税法和(或)企业税务筹划的要求。如果这个假定前提不成立或不存在，势必大大增加计税难度，提高税收征管成本。

五、税务会计原则

“会计原则在会计理论结构中，并不居于基础的层次，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概念是会计的基础理论，会计原则是建立在会计基础理论上的规范性概念或规则，是制定会计准则的依据。”(陈今池，2008)会计原则是会计的行为规范，是编制会计报表必须遵循的规则或指南。在会计概念框架中，会计原则是不可或缺的。由于税务会计既受财务会计的影响，更受税法的约束。在税务会计理论研究中，本人比较倾向于采用“税务会计原则”的提法：一是“原则”涵盖“质量特征”，“质量特征”是“原则”的核心内容；二是因税务会计与税收的特定关系，税收原则理论和税收立法原则会非常明显地影响、甚至主导税务会计，此外，还应体现税务会计主体的税收利益。为了保持“小原则”与“大原则”的一致性，故用“税务会计原则”。

如果站在纳税人的角度，税收核算(税款稽征)原则应该就是税务会计原则。税务会计虽然要遵循财务会计的一般程序和方法，但又必须以税法为导向。因此，一般认为，美国的《国内收入法典》(IRC)既是联邦税收的最高法律，也是税务会计(FederalTaxAccounting)的实务指南，如是，税务会计原则也就隐含在《国内收入法典》之中。世界各国的税务会计原则都隐含在其税法之中(我国也不例外)，它虽然远不如财务会计原则(质量特征)那么明确、那么公认、那么耳熟能详，但其刚性、其硬度，却要明显高于财务会计原则，纳税人一旦违反，就要受到税法等相关法律的惩处。根据本人的理解与认识，税务会计原则主要应有：

(一)法定性原则

法定性原则是指税务会计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由税法加以规定，主要体现在税种法定、税收要素法定和税收程序法定。该原则也可称为“税法至上”原则，它是民主与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具有重要意义。纳税人在进行税务会计处理时，必须以税法规定为处理依据，即税法优先于会计法规等其他普通法规。

(二)确定性原则

确定性原则是指在所得税会计处理过程中，按所得税税法的规定，应税收入与可扣除费用的实际实现应具有确定性，即纳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不论何时支付，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该原则适用于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凡税前扣除的费用(如资产损失等)，必须是真实发生的、且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盖地，2001)。

(三)合理性原则

合理性原则是指纳税人可扣除费用的计算与分配方法应符合一般的经营常规和会计惯例。税前扣除的费用应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符合合理性要求。合理性的具体判断，主要是看支出的计算和分配方法是否符合一般经营常规。合理性原则旨在防止企业通过不合理的税前扣除调节应税所得，规避税收；同时，也为税务机关加强一般反避税工作提供依据。该原则属于定性原则，在实际执行中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对同一交易事项的认定和会计处理，征纳双方角度不同、利益不同，对是否“合理”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税务会计信息应该具有“合理性”的充分说服力。

(四)真实性与及时性原则

真实性原则要求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必须以真实的交易为基础，各项会计记录必须真实正确，有合法凭证作为记账依据。财务会计的“真实性(如实反映)”虽然与税务会计的“真实性”比较接近，但在税务会计中，强调涉税事项的真实发生、强调业务的合法会计凭证，而财务会计却有更多的判断和估计。税务会计的及时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企业发生的涉税事项必须及时确认计量应税收入或损失，不得提前或滞后；二是应纳税额必须及时申报缴纳，逾期会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五)相关性与配比性原则

相关性与配比性原则体现在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上，即纳税人当期可扣除的成本、费用在性质和根源上不仅要与其取得的应税收入相关(13)，而且其按税法规定确认计量的当期税前扣除额与应税收入额要配比，即纳税人发生的费用应在费用应配比或应分配的当期申报扣除。根据该原则，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是企业非营利性活动收入，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因此，对不征税收入所形成的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对税务会计来说，因其信息的外部使用者主要是主管税务机关，不会导致像财务会计的可靠性与相关性的矛盾，因为只有真实性的税务会计信息，才会与主管税务机关的决策相关。

(六)税款支付能力原则

税款支付能力与纳税能力有所不同。纳税能力是指纳税人应以合理的标准确定计税基数(税基)，有同等计税基数的纳税人应负担同一税种的同等税款，纳税能力体现的是合理负税原则。由于税款支付必须全部以现金支付，如果税款支付能力低于纳税能力，就可能发生欠税的违法行为(盖地，2001)。因此，在确认计量企业纳税能力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税款的实际支付能力，以免给企业带来额外损失。

六、税务会计要素

税务会计要素是对税务会计对象的进一步分类，其分类既要服从税务会计目标，又受税务会计环境的影响。税务会计环境决定税务会计主体的具体涉税事项和特点，按涉税事项的特点和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进行的分类，即形成税务会计要素(盖地，2001)。由于作为直接税的企业所得税税基不能直接确认计量，因此，税务会计要素可以分为适用于所有税种的会计要素与仅适用于企业所得税的会计要素。如果将各主要实体税种会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会计，其会计要素还可以再细化，如增值税会计要素、所得税会计要素等。本文的税务会计要素仅指税务会计基本因素。

(一)所有税种的会计要素

1.计税依据。

税法中规定的计算应纳税额的根据，在税收理论中称为税基。税种不同，税目不同，其计税依据也不相同。不同税种的应缴税款是各税的计税依据与其税率或单位税额相乘之积。与财务会计不同的是，税务会计中的计税依据既可以是货币计量，又可以是实物计量。“应税所得”是计税依据，但计税依据不只是应税所得，它还包括应税销售额(量)、营业额等。

2.应纳税额。

它是计税依据与其适用税率或/和单位税额(14)之乘积。如果说其他税务会计要素是在财务会计确认计量的基础上，按税法规定，经过再确认、再计量而得；那么，“应纳税额”则是税务会计特有的一个会计要素。影响应纳税额的因素有计税依据、税率/单位税额和减免退税款等因素。计税依据体现征税的广度，税率、单位税额则体现征税的深度。如果是对税基的减免，减免税因素体现在计税依据中；如果是对应纳税额的减免，“减免税额”就是一个单独的会计要素。

(二)所得税的会计要素

1.应税收入。

应税收入是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服务等应税行为所取得的收入，即税法所认定的收入，亦称法定收入。应税收入与财务会计收入(简称“会计收入”)有密切联系，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等同。确认应税收入的原则是：(1)必须与应税行为相联系，即只有发生应税行为才能产生应税收入；换言之，如果纳税人发生非应税行为或免税行为，其所取得的收入就不是应税收入，而只是财务会计收入。(2)必须与某一具体税种相关。纳税人取得一项收入，如果是应税收入，那就应该与某一具体税种相关，也就是某一特定税种的应税收入，而非其他税种的应税收入(盖地，2001)。对应税收入的确认计量，税务会计根据“税法至上”原则，如对权责发生制的修正、视同销售收入的确认等。

2.扣除费用。

扣除费用中的“费用”是指广义的费用。它是企业因发生应税收入而必须支付的销售(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税金(15)及附加、资产损失和其他支出，即税法所认可的允许在税前扣除项目的金额。它是在财务会计按会计准则确认计量的基础上，按税法规定进行的再确认、再计量(调整)：一是按其与应税收入的发生是否为因果关系，如为因果关系，可按比例扣除；二是在受益期内，按税法允许的会计方法进行折旧、摊销；三是对财务会计中已经确认、计量、记录的某些项目，虽然与税务会计确认的口径相同，但对超过税法规定扣除标准的项目，税务会计要按税法规定的扣除限额作为扣除费用的上限。由此可见，财务会计确认、计量、记录的成本、费用、支出与法定扣除项目金额虽然有密切关系，但两者不等同。

3.应税所得(亏损)，“应纳税所得额”的简称。

它是应税收入与扣除费用的差额，也是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在税务会计实务中，企业是在财务会计提供的账面利润的基础上，按现行税法与财务会计的差异及其选定的所得税会计方法确认应纳税所得额，进而计算应纳所得税额。在财务会计账面亏损的基础上，按税法进行调整，如果调整后仍为负数，即应税亏损。对应税亏损，方可按税法规定期限进行税前弥补。

七、税务会计程序

税务会计程序因各国税制的逐步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的逐步规范，经历了由简到繁、由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发展过程。为了适应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目前财务会计程序的重心是确认、计量和报告(披露)三个程序(16)。但在税务会计中，我认为确认、计量、记录和报表(申报)四个程序同等重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计记录更为重要。

(一)税务会计确认

会计确认就是按一定的标准或条件所进行的判断和认定。会计确认是为了保证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符合会计目标、会计原则(信息质量要求)，即为了保证提供一份高质量的财务报表。

1.税务会计确认标准。

在IASB《财务报表编报的框架》中对会计确认明确了“(1)与该项目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将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主体，以及(2)对该项目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加以计量”两项标准。FASB是在效益大于成本和符合重要性原则的前提(约束条件)下，所有要素的所属项目的确认标准应具备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四项标准。IASB的表述比较概括，且仅限于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FASB的表述比较具体，既包括表内确认，又包括账内确认。在税务会计确认时，“重要性”就不能作为其确认前提，因为只要是涉税事项，不论金额大小，都要确认计量，不存在职业判断的问题；也不能用“未来经济利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作为确认标准，它强调的是确定性；至于“可定义性”，则需要明确为“符合税务会计要素定义”。总之，税务会计确认标准应以现行税法为准，符合税务会计要素定义。

2.税务会计确认基础。

各国早期的税法都以收付实现为确认基础，因为它体现了现金流动原则(具体化为公平负税和支付能力原则)，该原则是确保纳税人有能力支付应纳税款而使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基础。(17)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税法都接受权责发生制原则，但在其实际运用时，与财务会计存在明显差异：第一，要考虑税款支付能力原则，使纳税人在最有能力支付时支付税款。如在收入确认上，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被支付能力原则所覆盖而蕴含收付实现制的确认基础，即对权责发生制的修正。第二，确定性要求。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发生必须具有确定性，税前扣除费用是企业实际发生的费用，且其金额应是能够准确确定的。因此，财务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确认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因计提时并未“真实发生”而不能在税前扣除；因确认的预计负债可能会导致企业将来发生支出义务，而不允许在预计时扣除等。可见，税务会计(实则是税法)原则上接受权责发生制确认基础，但是以不减少或保护国家的税收收入为前提，体现税收的实用主义原则。

在税务会计中，增值税应税收入的确认虽然与企业所得税一样，都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但增值税是以销售结算方式来认定纳税义务，即采用开票确认收入的原则———开票即纳税；而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认，原则上与会计准则的收入确认相同，即注重商品所有权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转移，而不以销售结算方式为条件。可见，同是权责发生制基础，因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认原则不同，同一纳税人同一期间的财务会计收入、增值税销售额(应税收入)与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额不同。而同是增值税，其销项税额的确认与进项税额的确认(抵扣)又有差异，进项税额的确认采用的是实现制，企业必须取得增值税发票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比对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抵扣，否则，不得抵扣。这是当采用权责发生制不利于税收保全时，税法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措施。

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税法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时，根据收付实现制确认基础，可以追补确认(18)；但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不得改变税费扣除的所属年度，即以前年度发生的应扣未扣支出，应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说明在税务会计实务中，两种会计确认基础是结合使用的。税法之所以有条件地接受权责发生制或对其进行修正，就是为了税收保全、收入均衡、加强征管和防控纳税人避税。

(二)税务会计计量(19)

会计计量就是在恰当的时间、以特定的单位所做出的数量反映。会计计量是会计处理程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若没有会计计量，会计确认将无从体现。在税务会计实务中，每个企业在填报税务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表)时都必须对税务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而且不能出现差错，否则，将会受到税务机关的惩罚。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合一的情况下，对涉税的交易事项，财务会计计量属性要服从于税法；而在两者分离的情况下，其计量属性应服务于各自会计目标。

税务会计计量属性源于税法，即便借鉴了财务会计，也必须在税法中寻到依据，并按税法的规定条件正确运用，而现实是哪个国家的税法也没有像财务会计那样在一个规范性文件中集中阐明其计量属性。这就需要认真研究税法、正确解读税法，并从税法中去归纳、提炼出其计量属性，以便正确地进行各种应交税金的计算与申报。本文将税务会计计量属性归纳为──以历史成本为主，以重置成本、现行市价为补充，在特定情况下允许采用公允价值(盖地和孙雪娇，2009)。

每个税种应交金额的具体计算方法，体现的就是税务会计的不同计量属性。与财务会计不同，税款的各种计算方法一般都在税收法规中明确规定，即在什么情况下用哪种计量方法，税收法规中都有具体规定，企业一般没有选择余地。因此，企业应正确理解、准确使用，否则，主管税务机关有权重新调整。即使是名称相同的计量属性，两者在适用范围、采用程度和采用目的等方面都有诸多差异。

(三)税务会计记录

税务会计记录是税务会计报表的基础和前提。由于各国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关系模式不同，两者的会计记录可能是一套账簿体系，也可能是两套账簿体系。但不论哪种情况，在涉及企业税金负债(发生、清偿等)时，必须以税法规定(20)为准，即必须符合税法的要求，真实、完整、及时地进行税务会计记录，并按税法规定，妥善保存有关凭证(发票)、账簿。在会计处理程序中，税务会计记录具有法定性。

税务会计记录(包括相关的财务会计记录)是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重要依据，必须符合税法的要求，其次才是会计准则的要求。对税务稽查来说，纳税人的“不正常”会计记录往往是其稽查的切入点，税务稽查人员很可能从中找到企业隐藏的违法违规“证据”或“线索”。会计人员切勿将会计记录仅仅视为“会计处理技巧”、“会计艺术”，它是判定企业是否合法、合规的有力证明。

税务会计记录也是企业税负分析不可缺少的数据，因为不论在财务报表中，还是在税务报表中，都很难找到企业在某个纳税期，尤其是年度分税种或整体(合计)的应缴税款总额，必须借助于“应交税费”、“管理费用”等有关明细账记录的贷方或借方发生额合计数。

会计记录还与税款的缴纳方式密切相关，如果企业会计记录符合税务机关的征税要求，就允许采用查账征收方式；否则，就要采用核定征收方式。而不同的税款征收方式，关乎企业能否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意味着企业税收负担的不同。

(四)税务会计报表

本文称税务会计报表，而未称税务会计报告，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出现类似于财务会计“报表与报告”的困境，更主要是根据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应及时、正确填报的是分税种的税务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表(包括主表和附表)，而非内容比较宽泛的“报告”。虽然企业在报送纳税申报表的同时，应按规定报送“附报资料”，但“附报资料”本身并非纳税申报表的组成部分。

税务会计报表属于法定报表，企业必须按税收法规要求正确填制、及时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税务会计报表首先是是否合法的问题，其次才是“决策有用”的问题；又因为其外部使用者具有法定唯一性，其服务对象也就没有“主次”之分、没有“现实与潜在”之别。税务会计报表必须经过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方能生效，这一点也与财务会计报表(报告)不同。

(五)税务会计信息与涉税会计信息

税法基本要素篇8

在现代国家，人民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就是税收关系。税收牵涉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与自由权，不得不加以宪法约束。世界各国宪法均有关于税收立宪的条款，近代资产阶级的实践则是直接从税收立宪开始的。我国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税收在社会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税收与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国家与公民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渐朝着税收关系的方向发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已经写入宪法，而税收法治无疑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税收立宪不仅是税收法治的根本前提，而且是近代法治和的开端与标志。世界各国无一不将税收立宪作为本国迈向法治国家和国家的第一步重大举措。我国在法治国家和国家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之后，更应该及时进行税收立宪，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治国家和国家建设。

二、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税收立宪规定的缺陷

目前我国宪法关于税收的条款只有一条，即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

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宪法可以发现，大多数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国家，同时也规定了类似我国宪法中的人民的纳税义务。因此不宜把规定人民基本纳税义务的条款解释为规定国家依法征税义务的条款。

我国的《立法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税收法定原则，但这并非税收立宪，而且其并非是从国家与人民基本关系的角度来规定的，考察世界其他国家也并无这种税收立宪之先例，因此，《立法法》的规定无法代替税收立宪的作用。

我国宪法关于税收立宪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税法领域行政法规占主导，而法律占次要地位的局面，这一立法现状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在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之时，大力加强税法领域的法治建设势在必行。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民民主和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缺失这样一条重要的规范，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的一个重大缺陷。纵观世界各国宪法，像我国宪法仅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却没有规定国家征税权行使的也不多见。因此，为提高我国宪法在世界上的形象，税收立宪也是势在必行。

三、税收立宪事项及形式的确定

税收立宪的第一步是确定哪些税收事项入宪。考察世界各国税收立宪的制度，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立宪的首选事项，是税收立宪的基本标志。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基本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予以确定。至于哪些要素属于税收基本要素，世界各国宪法规定不一，但税收种类和税率是大多数税收立宪国家所规定的税收基本要素。另外，关于税收的减免也是较多国家所规定的税收基本要素之一。如韩国宪法（1987年）第59条规定：“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秘鲁共和国宪法（1979年）第139条规定：“税捐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

税收立宪的第二个基本事项是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税收必须根据每个人的税收负担能力由全体纳税人公平负担。如意大利宪法（1948年）第53条规定：“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负担公共开支。”

税收立宪的第三个基本事项是征税权的划分，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征税方面权力的划分。几乎所有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宪法中均有关于联邦与地方税收权限划分的条款，如马来西亚、奥地利、俄罗斯、南斯拉夫、美国、加拿大等，其它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的宪法一般也有关于中央与自治地方税收权限划分的条款，如日本等。

税收立宪的第二步是确定立宪的方式，考察世界各国宪法，税收立宪的基本形式有两个：一是分散式，即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分散加集中式，即既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又由专门的财政章节予以规定。进行税收立宪的国家中，60%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即在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一章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然后用专门的财政章节来进行税收立宪。

税法基本要素篇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税收工作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成绩显著，这与基层税务部门依法治税能力的稳步提升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基层税务机关正面临巨大考验和挑战。

（一）税收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基层税务部门提高依法治税能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顺利完成这一奋斗目标，必须要有强大、稳固的税收财力保障。基层税务部门必须切实提高依法治税能力。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真正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二）治税环境的复杂性要求基层税务部门提高依法治税能力。

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带来更多税收收入的同时，治税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加剧。从经济主体的结构看，国有、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经济活动的特征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加活跃，经济行为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活动方式日趋复杂。基层税收工作将长期面对偷税与反偷税、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处于十分复杂的内、外环境之中。为此，基层税务部门必须与时俱进，全面提高依法治税能力，从容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三）深化税收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基层税务部门提高依法治税能力。

目前，基层税务部门队伍素质仍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一些干部缺乏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素质和能力同现实工作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税源管理还较为薄弱，征管基础尚不够扎实，对偷逃骗税行为的打击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少数税务人员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强。因此，进一步提高基层税务部门的依治税能力十分迫切。

二、全面提高基层税务部门依法治税能力的基本思路

（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提高基层税务机关的依法治税能力，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税收工作，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推进依法治税、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科学管理、加强队伍建设这个税收工作的主题，扎扎实实做好“两基”工作，加快税务管理现代化进程。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依法治税，认真贯彻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保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在内的各项税收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大力组织各项税收收入；三是坚持抓基础管理，走“科技兴税”的道路，执“管理兴税”的理念，强化纳税服务，加快构建新型的征纳税关系；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队伍建和党风廉政建设。这“四个坚持”既是过去一段时期基层税收工作成绩和经验的体现，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提高依法治税能力要继续坚持的基本思路。

（二）明确主要目标。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按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来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并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现代公共管理科学也把科学发达程度、社会民主和文明程度以及法治完备程度作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新时期基层税务部门提高依法治税能力的总体目标应该是：通过基层税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使基层税务机关成为依法治税、科学治税、文明治税的现代化税务部门。

（三）确立严格的检验标准。

能否真正做到依法征管，关键是要符合政策要求，经得起检验，具体包括三条标准；一要符合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要求，处理的程序和方式规范、透明，税收权力的运行得到有效监督制约；二要使税收“征收率”提高；三要经得起上级和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经得起纳税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税法基本要素篇10

关键词：税务筹划；纳税成本；税收负担

中图分类号：FS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5—0006—06

由于纳税人的税务筹划与政府的税收征管所代表的是相互对立的利益双方，而税务筹划的博弈方——国家政权则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此，税务筹划理论研究和实务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也比较隐蔽。纳税人的税收抗争意愿实际上就是税务筹划思想，它虽然源远流长，但在实现法定税收之前，即在专制课税时期，其行为不会被认可，尤其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我国，更不会被认可。只有在立宪（立法）课税时代，纳税人的“税收抗争”，税务筹划行为才有可能被认可，并受法律保护。但是因税务筹划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税务筹划实务，致使税务筹划实务存在较大风险。

一、税务筹划目标

目标就是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达到的标准或境地。目标往往与任务相联系，即所谓“目标任务”。目标不仅可以分层，还可以组合。目标分层可以使目标层次化，使之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目标组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运营、偿债、盈利能力。当然，目标也有主次之分，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税务筹划目标要因纳税人而有差异。

（一）税务筹划的基本目标

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来最大的收益产出。同时，企业作为理性纳税人，其基本目标（或最终目标）则是在遵守或尊重税法的前提下，在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充分享受纳税人的权利，实现企业税收利益最大化，税后价值最大化，而不是简单的缴税最少、缴税最晚。“公司的目标是在税务会计的限度内实现税负最小化及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萨莉M.琼斯，谢利C.罗兹-盖特纳奇在其所著《税收筹划原理》（第11版）中也明确指出：“税收筹划意味着降低税收成本来最大化公司的价值。”同样是这两位作者，她们在《高级税收战略》一书中写道：“经营和财务决策的目标是税后价值最大化。”说明税务筹划目标与财务决策目标的一致性，也说明不能忽视税收因素对公司经营和财务决策目标的影响。

尽管税务筹划目标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最终一致，但税务筹划是从税收的角度或充分考虑税收因素，通过对企业财务活动的精心安排，使纳税人的可支配财务利益最大化，即税后收益最大化。

（二）税务筹划的具体目标

与税务筹划的基本目标相比，税务筹划的具体目标更容易量化，更可以体现“多元化”，可用来具体指导企业的税务筹划实务。

1.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正确、恰当、得当地履行纳税义务是税务筹划的基础目标或最低目标，旨在规避纳税风险、规避任何法定纳税义务之外的纳税成本（损失）的发生，避免因涉税而造成的名誉损失，做到诚信纳税。为此，纳税人应做到纳税遵从，即依法进行税务登记，依法建账并进行票证管理，依法申报纳税，在税法规定的期限内缴纳该缴的税款。如果偏离了纳税遵从，企业将面临涉税风险。

由于税制的复杂性，决定着纳税义务不能自动履行，纳税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或者加重企业的经营损失、投资扭曲和纳税支付能力不足等风险，纳税人必须正确掌握所涉税境的税法，尽可能地避免纳税风险带来的潜在机会成本发生。

2.降低纳税成本

纳税人为履行纳税义务，必然会发生相应的纳税成本。在应纳税额不变的前提下，纳税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纳税人税后收益的增加。纳税成本包括直接纳税成本和间接纳税成本。直接纳税成本容易确认和计量，间接纳税成本则需要估计或测算。税制越公平，纳税人的心理越平衡；税收负担若在纳税人的承受能力之内，其心理压力就小；税收征管越透明、越公正，纳税人对税收的恐惧感、抵触感便越小。另外，税务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理财活动，其本身也有成本，除直接成本外，还有间接成本，也称非税成本。

纳税人纳税成本的降低，不仅会增加企业的账面利润，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应税所得额，从而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但纳税成本的高低往往不能完全取决于纳税人，税制设计合理与否、征管效率的高低，均会影响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而从税务筹划的目标分析，降低纳税成本主要是企业自身的努力。

3.获取资金时间价值

通过税务筹划实现递延纳税，相当于从政府取得一笔无息贷款，其金额越大、时间越长，对企业的发展越有利。在信用经济环境下，企业一般都是负债经营，而负债经营既有成本又有风险，要求企业负债规模要适度，负债结构应合理。通过税务筹划实现递延纳税，对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是非常有利的。

获取递延纳税的时间价值是假定税制和币值不变，如果预计未来税制或币值、汇率等可能发生变化，应充分考虑其变动趋势，避免日后出现相反的结果，那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4.减轻税收负担

在税收理论中，税收负担是指纳税人或负税人因税收而承受的经济利益牺牲或福利损失，即其承担的税额。税收负担可以分为直接负担和间接负担，货币负担和真实负担。

直接负担指纳税人缴纳的税款不能转嫁给别人，完全由纳税人自己承担，即纳税人与税负承担者为同一人，如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其税负一般不能转移。间接负担指由他人以各种方式转移而形成的负担，即纳税人与税负承担者分离。

货币负担，指纳税人直接承担的货币税款。真实负担，亦称实际负担，指纳税人因纳税而牺牲的真实福利。在某些情况下，货币负担与真实负担可能相等、也可能不等。如果缴税给纳税人带来的效用相等，两者相等；如果缴税使纳税人感到效用牺牲较大，则两者不等。

税收负担既可以从全体纳税人的角度来考察，也可以从个别纳税人的角度来分析。前者被称为宏观税负，后者被称为微观税负。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中所有纳税人税收负担的总合，被称为总体税收负担，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负担的整体状况，一般用税收收入总额与GDP的比率表示。微观税负是指单个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及其相互关系，它反映的是税收负担的结构分布和每个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状况。

在税务筹划目标研究中，税收负担仅指微观个体的税收负担，而且是站在纳税人而非负税人（或两者兼顾）的角度。税收负担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绝对额，即纳税人支付给政府的税款金额；一种是相对额，它是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与其计税依据的比率，即税收负担率。相对额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它便于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税收负担进行分析比较。因此，税务筹划中的“税收负担”概念，一般是指税收负担率。

在计算纳税人的实际税负时，应不应该考虑税负转嫁和被转嫁因素？纳税人在将税负转嫁给他人时，也可能在被他人转嫁。因此，在计算企业实际税负时，不必考虑（计算）转嫁额，即不必考虑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的问题。一是税负转嫁金额和被转嫁金额实际上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二是即使根据判断或测算计算出来，也没有合法合规的会计凭证作为依据；三是它已经体现在购销价格中，没有必要再进行主观剥离。税务筹划的各项具体目标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同企业可以有不同的目标，同一企业在同一时期也可能有几种目标、其不同时期的具体目标也可能有所不同、有所侧重，即纳税人应该根据其自身情况，设计适应企业发展的税务筹划目标层次或目标组合。

（三）税务筹划的目标分析

1.增加收益与资本增值

纳税人对财务收益的要求大致有三种：第一是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每年的收益；第二是要求若干年后纳税人资本有最大的增值；第三是既要增加收益，也要资本增值。对不同的要求，税务筹划的着力点是不同的。

2.降低税收成本问题

在税务筹划时，不能只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忽略因筹划方案的实施所引发的其他费用的增加或收入的减少，必须综合考虑采取某个税务筹划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收益。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而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有效的，当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就是不可取的。只有预期收益大于相关成本时，才是有效税务筹划。

3.减轻税收负担问题

减轻税负必须是在纳税人整体收益增长的前提下才有实际意义，即减轻税负是为了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因此，当实施某项税务筹划方案而使税收负担最低与其税后收益最大呈正相关时，税收负担最低就是税务筹划的目标。当实施某项税务筹划方案而使税收负担最低与税后收益最大呈负相关时，税务筹划的目标应该以企业财务目标为其最终目标，即税务筹划要服从、服务于企业的财务目标。从这个角度上说，税收负担最低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企业的任何一项经济活动，可能会涉及多个税种，税务筹划不能局限于个别税种税负的高低，而应保证整体税负最轻。在考虑整体税负的同时，还要着眼于生产经营业务的扩展，即使缴纳税收的绝对额增加了，甚至税负也提高了，但从长远看，如果资本回收率能够增加，还是可取的。理想的税务筹划应是总体收益最多，而不一定是纳税最少。

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经济贸易日趋频繁，跨国经营企业越来越多，各国的税制和税收执法水平都有明显的差异，如何构造境内与境外企业的组织架构，最大限度地获得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是“走出去”企业应充分考虑的问题。

4.税后价值最大与税负最轻问题

税收负担最轻（小），或者说税收成本最低，并不意味着税后价值最大。极端的说，对流转税和所得税而言，如果没有收入，其税收负担等于零，可谓“最小”，但企业价值却未增加丝毫。可见，仅仅追求税收最小化是短视的、浅薄的。另外，为了实现税收负担最轻（小）而进行的企业重组（并购）和经营，必然也将给企业带来额外的非税成本，这些非税成本对企业的税后价值会有负面影响。税收与非税因素的潜在矛盾将使企业决策方案的评价和选择更为复杂、更加困难。当决策方案的税前收益与方案的非税成本相等时，在决定价值时，税收表现为中性。在这种情况下，最优选择当然是最低税收成本或最大税后收益的方案。有效的税务筹划是必须充分考虑税收因素和非税因素。在面对竞争的市场环境时，即使其税收成本较高，决策者也必须实施能够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策略。换言之，不能舍“企业”之本，逐“税收”之末。

在税务筹划研究中，一般是假定不同方案的税前收益是相等的，这样就可以将关注点集中在最小化税收成本或最大化税收收益的分析比较上。但现实是，决策者不能对非税因素视而不见，而应该保持清醒和稳健。在对税务筹划方案的利弊分析、权衡取舍中，是将税收作为决策制定程序的一个重要部分（因素），还是仅将税收作为填报纳税申报表的法定要求，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路和理念。

二、税务筹划原则

（一）守法原则

合法的税务筹划当然是首选，但不违法的税务筹划也绝不会（或不应）排斥。因为税务筹划的根本动力在于筹划主体对税收收益的追求，不违法才是税务筹划的理性选择，违反税法的行为根本不属于税务筹划范畴。因此，以避税之名、行逃税之实的“筹划”根本不是税务筹划，当然也不是避税。

（二）不与税法对立原则

守法，虽然并不意味着只做法律允许的，但也不应该充当与税法对立的角色，税务筹划早期发展的缺陷就在于此。纳税人虽然不一定都是税法游戏规则的拥护者和捍卫者，但也决不能去做游戏规则的挑战者和破坏者。税务筹划就是要做税法游戏规则的精准而有效的利用者。税务筹划莫在刀锋上跳舞！

（三）自我保护原则

只有遵循守法原则，才能实现自我保护。纳税人为了实现自我保护，应该增强法制观念，树立税法遵从意识，熟知税法等相关法规。例如，我国大部分税种的税率、征收率不是单一税率，有的税种还有不同的扣除率、扣除范围和扣除标准；纳税人在兼营不同税种、不同税率的货物、劳务时，在出口货物时，在同时经营应税与免税货物时，要按不同征收率（退税率）分别设账、分别核算（它与财务会计的设账原则不同）；当有混合销售行为时，要掌握混合销售的计税要求；另外，由于增值税实行专用发票抵扣制，依法取得并认真审核、妥善保管专用发票也是至关重要的。熟知会计法规，《企业会计准则》明确了与税法分离的原则，如何正确进行涉税事项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处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小企业会计准则》则体现税法导向，纳税人只要正确执行会计准则就不会出现违背税法的行为。正确运用税务筹划的技术和方法，要做到适度、适当。

（四）成本效益原则

税务筹划要保证其因之取得的效益大于其筹划成本，即体现经济有效，有利于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不仅要考虑各种筹划方案在经营过程中的显性收入和显性成本，而且还要考虑税务筹划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五）适时调整原则

税务筹划是在特定税收环境下，在企业既定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下进行的，有着明显的针对性。税收法律环境经常发生变化，企业必须把握时机，灵活应对，不断调整税务筹划策略、制定新的税务筹划方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税收法律环境，在符合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的前提下，确保企业能够长期地获得税务筹划带来的税收收益。

（六）整体性原则

企业在进行某一税种的税务筹划时，同时应考虑与之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负效应，进行整体筹划、综合衡量，以求整体税负最少、长期税负最轻，防止顾此失彼、前轻后重。

综合衡量从小的方面说，眼睛不能只盯在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上，一种税少缴了，另一种税是否会因之多缴？因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和税后收益的多少，充分考虑成本和风险因素。

（七）风险收益均衡原则

资产的期望收益率会随着其风险系数的增大而提高，随风险系数的降低而降低。风险与收益具有对等关系，风险与收益具有配比性。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风险越大，收益越高；风险越小，收益越低；换言之，高风险与高收益，低风险与低收益紧密相连。企业要想获得高收益，就要准备面对、迎战高风险；而且，高风险也不一定必然会带来高收益，但低风险一般也不会带来高收益。税务筹划是为了获得预期税收收益，但应充分考虑税务筹划风险。现实中，企业往往可能是为了获得高收益，而不得不面临更大的风险。企业应当遵循成本效益原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分散风险、化解风险，实现预期税务筹划目标。

不当税务筹划会加大企业涉税风险，而不当税务筹划往往是因对税收等相关法规不能充分了解（理解）所致。

三、税务筹划原理

（一）根据收益效应分类

根据收益效应分类，可以将税务筹划原理归纳为绝对收益筹划原理和相对收益筹划原理两类。

1.绝对收益筹划原理

绝对收益筹划原理亦称最轻税负原理，即直接减少纳税人的纳税绝对额，从而减少企业资金的流出，增加企业用于融通的资金，间接为企业融资，相当于企业从政府获得一笔无偿捐赠。它又分为直接收益筹划原理和间接收益筹划原理。

直接收益筹划原理是指通过税务筹划直接减少纳税人的纳税绝对额而取得收益的原理；间接收益筹划原理是指在相关纳税人之间通过转移价格方式，虽然纳税人整体（总体）计税依据没有减少，但减少了另一个（一些）纳税人纳税绝对额，从而间接减少课税对象所负担的税收绝对额而取得收益的原理。

2.相对收益筹划原理

相对收益筹划原理亦称最迟纳税原理，即递延纳税。它是从货币时间价值角度体现税务筹划的融资功能，即通过对纳税义务在时间上的安排，如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处理方法），实现递延纳税。虽然纳税人一定时期内的纳税总额并没有减少，但本纳税期的纳税义务递延到以后纳税期实现，就可以获得递延纳税的时间价值。一般而言，递延纳税可以增加本期的现金流量，使纳税人在本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经营或投资，从而节省利息支出，相当于取得一笔无息贷款；如遇通货膨胀，因币值下降，延期缴纳税款实为降低了应纳税额。

（二）根据着力点分类

对影响纳税额的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决定如何进行税务筹划。根据筹划的着力点不同，可以将税务筹划原理分为税基筹划原理、税率筹划原理和税额筹划原理。

税基筹划原理是指纳税人采用缩小税基甚至解除纳税义务的原理。在所得税中，可以将税基看做是应税所得。税基是计税的基数，在适用税率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与税基大小成正比。税基越小，纳税人承担的纳税义务越轻。

税率筹划原理是指纳税人通过纳税人身份、适用税目的选择，从而降低适用税率、减轻税收负担的原理。

税额筹划原理是指纳税人通过直接减少应纳税额的方式来减轻税收负担或者解除纳税义务的原理，常常与税收优惠中的全部免征、部分免征或减征相联系。

（三）税务筹划原理的实际运用

1.递延纳税原理下的税基递延

纳税人总是期望支付较少的税款，或者在税款不能少缴的情况下，期望税款支付的时间能够尽量延迟，因为货币自身是有时间价值的，而且这些被递延的税款在被延迟期间可以用于再投资以获取投资收益，也可以用于减少企业的筹资从而降低筹资成本。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递延纳税可以体现税务筹划的相对收益筹划原理。

2.税基递延中涉及的应税收入与扣除费用

对企业所得税来说，税基（应纳税所得额）涉及应税收入额与扣除费用额两个因素，应税收入额与税基正相关，扣除费用额与税基负相关。在扣除费用额不变时，如果通过递延收入实现税基递延，收入递延带来的损失一般会大于税额递延带来的收益。税基递延直接导致税后利润也递延，以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为例，其税后利润是税基的75%，税额是税基的25%，在税后利润和税额同时递延时，由于税后利润的比例更大，税后利润递延的效果会大于税额递延的效果。而税后利润带来的是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税额是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两者相比，实则相当于递延纳税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也被递延了，而企业通常都是期望经济利益流入尽早实现，这就与税务筹划的出发点相悖。

在应税收入额不变时，如果通过加快（负递延）费用扣除实现税基递延，加快费用扣除带来的既有税基递延带来的“损失”，也有加快费用扣除带来的“收益”，应针对具体影响因素权衡两者利弊，不宜得出绝对结论。

在探讨递延纳税原理的运用时，如果将流转税因素也考虑进去，税基递延也就是应税收入额（销售额、营业额等）的递延，它与企业所得税筹划中的递延收入导致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