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体系范文10篇

税法体系范文篇1

[关键词]税法体系；税收基本法；税收程序法

一、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必要性

20年来，我国税法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税法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历次的税收改革，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财政目标，更好地调节宏观经济，而没有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如何更好地构建一个完整、系统、公正、有效的税法体系。现行税法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难以适应加入WT0之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第一，各单行税法松散排列，相互之间协调性差的情况没有根本性改变，税法体系不够完整，特别是缺少一部能够对各单行税法起统领、约束作用的基本税法。

第二，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及税收管理权划分没有从法律上得到明确，新税制在增加中央税收收入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地方税法体系，这成为中央与地方一系列税收利益磨擦的重要原因。

第三，实体税法仍以行政立法为主，税法级次低、效力差，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税收高度法制化和税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

第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仍然分设，税法的最终统一尚未完成，国民待遇原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第五，程序税法的建设明显滞后。这一方面表现在税收征管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没有在相应法律中得到应有的反映，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律程序仍没有理顺，空缺的内容还比较多，《税收征管法》亟待修订；另一方面表现在《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出台后，征纳双方在有关税收问题上如何适用这些法律，还缺乏具体、有效的程序性规定。

第六，税收立法受行政管理机关影响过大，税法规范性差，立法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税法的可操作性有待增强，税法与有关法律的衔接需要更为紧密和协调。

第七，随着税收日益深入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增值税使用专用发票以后，偷税与反偷税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另一方面，通过司法手段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现行税法体系尚未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税收司法保卫体系。

这些问题不解决，加人WT0后，我国税法与其他国家税法及相关国际法的不协调会更加严重，我国税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将会被放大，税法适用上的矛盾会更加突出。不夸张地讲，如果不从法律的角度重新构建税法体系，现行税法必将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掣肘因素。我们大胆断言，如果说1984年开始的税收改革是以税种建设为目标进行的，1994年进行的税收改革是以税收利益调整为内在动力，以税收征收管理改革为重心，那么，下一次大规模税收改革的核心一定是税法体系的完善。只有建立完善、规范、现代的税法体系，才能适应我国融入经济国际化浪潮的发展方向，克服我国现行税法存在的种种弊端；才能实现税收管理的现代化和法治化，逐步达到依法治税的目标；才能借助法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税收应有的作用。

二、设计我国未来税收法律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完善我国税法体系，需要把握其总体走向，对此，我们认为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1.搞好立法规则。回顾我国近20年来的税收改革，基本上是采用渐进方式进行的，哪一部分内容最需要，改革就从哪里开始，没有总的立法规划。经过20年的辛勤探索，应当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相当明确，税收改革已有相当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税收立法，应当采用常规的办法，即先从总体上搞好税收立法规划，然后再接照立法规划有步骤地操作各项税收立法。这样才能把握完善税法体系的基本方向，减少立法中的漏洞，提高税法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2.提高协调性。协调性是一个系统有效率的基本要求。税法是经济与法的结合，牵涉到国家与纳税人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对协调性的要求应当是非常高的。这种协调性应当分为很多层次：既包括税法经济内容与法律形式的协调，也包括税法与国家掌握的其他宏观调控手段之间的协调；既包括税法内部各单行税法之间的协调，也包括税法与其他国内法律乃至有关国际法的协调。从税法建设的角度考虑，更应注意的是要将税法的完善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去研究，其好处一是可以拓展研究视野，借用法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吸收法学研究的成果，提高税收立法水平；二是有利于明确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增强税法与整个法律体系的有机联系；三是有利于提高税法与有关法律的协调性，合理借助其他法律的某些规范，简化税法。所以，将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去研究，应成为税收立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

3.提高法律性。所谓“法律性”或许是个不够规范的概念，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税法的法律功能与地位。其含义应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强调税法是被赋予法律形式的国家经济分配手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经济政策或行政管理制度，税法既然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就必须以法律的语言、规范、体例来立法，税法必须遵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能使税法成为独立于国家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法律；二是要表明税法应有一定的层次，税法的主要部分须采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的形式。

4.提高可操作性。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是我国法的一大弊端。与其他法比，税法的可操作性更差，其直接原因是立法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税务机关自己）借口税法需要以高度的原则性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而降低其可操作性，背后的原因则是为了随意解释税法以方便税务机关执法。税法可操作性差，法的指引作用、评价作用、教育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公平主义的贯彻执行必然大打折扣，税法的威信下降，其稳定性也会受到破坏。所以，就目前我国税法建设的实际情况而言，可以将提高税法可操作性的程度，视为衡量税法建设成就的一个尺度，提高税法的可操作性，应当成为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一个方向性目标。

5.增强程序性。一套法律体系的程序性规则是否健全，通常被视为其现代化程度如何的一项重要标志，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定程序，法律的公正与效率就无从保证。毋庸讳言，我国税法从立法到行政执法都严重忽视了程序性规则的重要性，这是我国现行税法的一大弱点。对此，未来的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法承担着较大的责任。我们可以套用前面的话说，提高税法的程序性，应当成为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另一个方向性目标。

6.具有预见性。具有预见性是对任何法律都要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这是保证法律相对稳定的需要。尽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税收越来越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立法仍然面对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国企改革、加人WT0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给税收带来的种种困难等等。这些问题研究得越深入，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努力也就越充分，税收立法的层次和水平也就越高，税法体系也就越稳定、越有效。

我们认为，我国税法是一个完整体系，而不能成为一个单一的税法，因为单一的税法是无法满足我们对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宏观手段而提出的多项要求的；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实现税法的法典化。所以，我国税法必定是由多个单行税法构成的体系，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税法体系的结构应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认为，这样几点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未来的税法体系不是各个单行税法的简单集合，它应当是有核心的，这个核心就是税收基本法，从我国法律建设的实际来看，必须有这样一部起统领、约束、指导、协调作用的基本税法，税法体系的骨架才能形成。

第二，这个税法体系是分层次的、相对的。它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各个单行税种）、税收征管法（具有程序法性质）等，这是税法体系的基本内容；二是税法与不同法律体系的交集（包括税收争讼法、税收处罚法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按内容划分，它们属于税法体系，但是按法律部门来归类，则属于其他法律体系。这一点是我们讨论有关问题和在立法上都要注意的。

第三，从构成税法体系的各个部分来看，我国税收基本法的规模应当适中，主要功能是规范最基本的税法原则和有关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设立税收基本法是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第一个重点；经过多年的努力，税收实体法框架已经形成，目前除了需要对一些税种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外，主要是适时增加一些新的税种；税收程序法是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另一个重点，关键问题是建立税款征收管理和相关的税收行政执法法定程序；税收争讼法、税收处罚法的基本结构也已形成，无须另外构建，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与有关法律的协调。

三、设立税收基本法

税收基本法一般是指对税收共同性问题进行规定，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在税法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在我国是否有必要设立税收基本法？尽管这几年的理论研究对设立该法是予以肯定的，但仍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宪法容量较小，不可能为了增加有关税收的条款而修订宪法，现有的《税收征管法》在税法体系中又不是具有统领地位，大量的、比较原则性的税收共同性问题无法在税法中有所体现，税收基本法恰好可以补上这个空缺，使税法体系更为完整，涉及的内容更为全面。不仅如此，由于税收基本法具有税法“母法”的特殊地位，还可以对税法体系起到整合的作用，使其整体结构更为合理，对税收行政执法和司法的指导更具权威性，从而在整体上提升税法体系的效力。所以，从长远看，应将设立税收基本法作为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核心工作来抓，那种回避设立税收基本法，只为解决税收工作中的棘手问题而修订某些现行税法的思路是短视的，因为修修补补不能改变现行税法体系的不合理结构，使我们的税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况且，面对我国加入WT0之后汹涌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留给我们完善税法体系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

设计我国税收基本法的体例结构，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就立法规模和总体结构而言，未来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基本轮廓应是规模中等，涉及面较宽，采用章、节、条、款、目结构，大约在100条左右，总字数在1～3万之间，设立总则、分则和附则；比较讲求法律内容排列、组合的逻辑性、完整性和严密性，注意将原则性与操作性统一起来，在保证法律含义不变的前提下，力求语言通俗易懂，能为一般纳税人所理解。

税收基本法为税法之母法，从总体上说，其调整范围应包括除关税以外的所有税种，以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链组织有关内容。具体内容应当包括有关用语定义、基本原则与适用原则、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各项权利义务、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划分、税收行政执法程序等等。对税收基本法的内容设置问题还应作更深入的探讨，同时还应注意该法与有关法的分工与协调。

四、完善税收实体法

我国税收实体法的完善关键在于其经济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应当说这不是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重点。但是为保持我们所设计的税法体系的完整性，在此我们还是花费一定篇幅讨论我国税收实体法的未来走向。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税收实体法完善的目标主要应包括：进一步确立税收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内在机制，增强税收减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能力，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适应加入WT0和经济全球化对税法国际化、规范化的要求，突出税收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导向，提升实体税法的效力。

就具体税种而言，主要的改革包括增值税逐步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征税范围扩大到建筑业与交通运输业，适度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实现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一”，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扣除办法，适度降低其边际税率。此外还要适时开征燃油税、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与税、环境保护税等新税种。

不管是哪一税种的设立或调整，都应注意其法律效力的提升，一般来说，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农业税等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成为税收法律。其他需由国家统一立法的税种，仍可采用委托立法的形式，经全国人大授权，由国务院以制定税收条例的形式，使这些税种成为税收行政法规。其他税种应由地方人大或政府在不违背税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前提下依法自行制定地方性税收法规或规章。

五、完善税收程序法

《税收征管法》作为我国税法中唯一一部具有程序法性质的税收法律，对推进税收征管工作的法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自身存在的不能适应新税制，特别是不能适应增值税法专用发票使用给税收工作带来的变化，程序税法的性质不够突出，可操作性差，覆盖面窄，作用有限，与有关法律不够协调，对纳税人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税务机关的权力不能得到完全落实等问题越来越明显，需要对该法予以修订。

第一，明确纳税担保的形式、担保人、担保的标的物；规定在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中禁止扣押的纳税人财产；进一步明确纳税担保、税收保全、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规则。

第二，为保证税务机关的税收检查权的有效行使，赋予其开启纳税人保管有关纳税资料的卷柜或计算机的权利。

第三，调整税务登记的范围、程序，以更好地把握税源，减少纳税人的偷漏税。

第四，调低滞纳金的比例，因其本质是纳税人占用税款应支付的利息，所以滞纳金的比例应比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第五，确定税收债权偿还程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税收优先于行政收费征收，也优先于纳税人的其他债权征收（纳税人欠其雇员的工资除外）。

第六，将发票管理的基本规定由规章上升到法律层次，在《税收征管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第七，明确纳税人的连带纳税义务。即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要求共同承担同一项纳税义务的纳税人中的任何一人缴纳全部税款，该纳税人不得借故拒绝。税款缴纳后，该纳税人可以行使请求权，要求其他相关纳税人承担各自的责任，这时，税收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化成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第八，为保证公平，与对欠税纳税人征收滞纳金相对应，规定因税务机关的原因占用纳税人资金时，应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向纳税人支付利息。

第九，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律责任。凡税法为征纳双方设定的义务都要确定相对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包括现行税法中行政法律责任不完备的地方和有关税法修订后为征纳双方新增设义务的地方。

第十，进一步协调有关法律的规定。包括将税收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倍数标准由5倍以下调整为1倍以上5倍以下；适当减小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增加行政处罚形式等等。

六、改进刑法典中的涉税规定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将有关涉税犯罪归结为“危害税收征管罪”，在刑法第3章第6节第201条至212条中作了规定，把对涉税犯罪的法律规范推进了一大步。不过还是存在着按数额与比例双重标准确认偷税罪难以依法执行，对抗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的规定不够全面，有关司法解释亟待充实、完善，有关刑罚规定重刑主义倾向严重等问题。为此，对刑法典也应作出相应修订。

第一，从总体上把握，应少用自由刑，取消死刑，普及财产刑，增设资格刑。

第二，改变对司法解释过度依赖的倾向。将刑法中有关危害税收征管罪条款含义不够确切的内容予以明确。

税法体系范文篇2

关键词：税务行政执法；自我保护；税收征管法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所以目前的税收法律在税收实践工作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税收任务问题、法律规定含糊或不明确等等。那么作为税收行政执法人员在税收执法实践中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根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税收执法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人，在执法的过程中同样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并且要学会自我保护，免得出现执法犯法的现象。所以税务行政执法人员也应懂得自我保护，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税收检查工作环境。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如何实现自我保护呢，笔者认为，税务执法人员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多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增强对税收执法法律依据的理解

税务行政执法的依据是税收法律，税收法律不是一部单独的法律，而是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也不仅仅是带有“税”字的法律构成，而且还包括其他一些不带“税”字的法律。税务行政执法如果离开其他相关法律来理解带“税”字的法律，那是很难贯彻到位的。例如，某税务机关于2005年11月11日对某纳税人采取了税收保全措施，纳税人于11月12日上午9时缴清了税款滞纳金，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如果按照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是在24小时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那么该税务机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则超出了规定的时间界限。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将税务机关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时限由24小时改为一日，那该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是否属于立即解除了保全措施呢？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一日”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参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上述税务机关是属于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

二、参照司法实践判断税务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性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过去税务实践工作中有三种看法：一是在纳税人不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必须书面通知其申报；二是税收征管法本身就规定了纳税人只要是发生纳税义务就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法的出台就是通知了；三是认为在办理税务登记时，税务机关同时要办理税种登记，告诉纳税人应该缴哪些税，如何缴税等等，这个过程就是一种通知。那么究竟上述哪个观点是正确的呢？目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对此并无具体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1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二条对上述问题做了具体解释：“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分三种情况：一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即为税务机关通知申报；二是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三是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也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该司法解释是对刑法二百零一条偷税罪的解释，明显不能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而税收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又没有做具体规定，那么在税务实践工作中应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理解上述问题。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对司法实践标准的统一，司法解释一旦出台，下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就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理解上述两个问题的，这就是司法实践。所以税务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述司法实践来判断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在司法实践中是站得住脚的。

在税收检查执法过程中，除了要多掌握相关书面的法律知识，多看税收方面的案例之外，还应该多看民事、刑事方面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可以把握法官、检察官对相关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税务机关还应当多与法官、检察官沟通。因为法官、检察官对税收政策和会计制度并不如税务人员熟悉，税务机关应当多向法官、检察官多介绍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其对涉税案件的理解更准确。

三、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

税收法律体系明确了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但有些权利和义务明确得不是很具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把握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应当是：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从字面理解，“扶养”是指同辈之间的一种帮助关系，而不包含老人和儿童。对老人应当是用赡养，对儿童应该是用抚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也是这么理解的。那么能据此说明上述《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就不包含老人和儿童了吗？很明显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再有，什么是家属？《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对此做了含糊的解释：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所扶养家属，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根据这个规定好象是不共同居住的配偶就不是纳税人的家属了？那么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应如何理解呢？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纳税人的配偶以及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其他人，三个条件是：一是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由纳税人扶养。只要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不管与纳税人是什么关系都应当是纳税人的家属。

四、合理理解税务行政执法依据

法律条文是死的，如何在税收执法过程中运用法律条文这就需要依靠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根据不同的事实合理理解运用了。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对税收法律条文的理解是否正确就直接关系到征收权力的落实和纳税人利益的保护。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这个规定的宗旨是为了保全税款不至流失，即为一种税收保全措施，也就是赋予税务机关在特定条件下的提前征收权力。提前征收毕竟是对纳税人权益的合法侵犯，但如果错误地运用了这个权力则是对纳税人权益的非法侵犯了。提前征收的前提是：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那么什么是“有根据”认为呢？一种说法是有一定线索，另一种说法是有证据。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是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这只能是一种可能，或者说有迹象，但并不一定就会发生，那就更不是行为了。因为行为是正在发生或者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那是迹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明确的前提条件是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所以，“有根据”就不能理解为是有线索就可以了，而应当理解为有一定的证据，但也不能理解为要有充分的证据，因为税务机关要掌握充分的证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提前征收的目的就是为了及时防止税款流失，如果等到收集到纳税人逃避税款的充分证据后也就失去了提前征收的必要了。

五、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

人无完人，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也都是由人制定出来的，所以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识地出台的错误的文件，例如有些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出台的擅自减免税的规定等。所以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对那些已经出台的税收方面的各种文件应当认真研究其合法性，以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

那么如果税务执法人员发现有关规定是错误的该怎么办呢？对此，《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公务员法》已做了明确规定。《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六、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并不一定就决定成败，但成败关键就在于细节。目前，在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思想中有这么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我就这么做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对的，纳税人不告的确是没有问题，但纳税人把税务机关告上法庭后那些细节就成了决定税务行政诉讼胜败的关键了。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恰恰又有很多方面的细节，如果对这些细节稍不注意就又可能导致税务行政决定的失效，导致税务行政复议或者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如某税务稽查局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中有个数据与事实不符，打印校对时也没有发现，依法送达纳税人后，纳税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把税务机关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决该处理决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作出撤消该处理决定的判决。再如，某税务所对纳税人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后，纳税人在三个月内既不履行，也不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税务所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纳税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是加盖该税务所还是该税务所所属的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呢？对此很多税务执法人员认同应该加盖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因为税务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都应该经县以上税务局批准。如果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加盖的是县以上税务局的印章，则说明这次税收强制执行的执法主体即是该税务局。而《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可见，强制执行的主体应当是“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也就是说，谁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由谁实施强制执行措施，而上述税务行政处罚是由税务所作出的，所以对税务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强制执行的主体也应当是该税务所。

七、执法程序要合法

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的税收法律体系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各税种的法律法规，税收程序法主要是《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的程序做了具体规定，在税务行政执法应当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不管税收实体法运用得如何正确，只要是执法程序上发生错误都会导致税务行政诉讼的败诉。以往的事实证明，很多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败诉败就败在执法程序违法方面。

八、行必有法

税法体系范文篇3

方法，一般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方法总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一般包括目的方向选择、途径选择、策略手段选择、工具选择以及操作程序选择等五个层面的方法。1

方法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方法按其适用的领域和层次可分为三类：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具体科学方法是适用于各门具体科学的特殊方法，它一般仅在本学科或相临学科领域内适用。一般科学方法是适用于诸多学科领域、带有一定普适性的方法。哲学方法是适用于人类活动一切领域的具有最高普适性的方法。2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方法的内在结构、方法的本质与特征、方法的来源与发展、方法的分类、方法的功能评价以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等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3

与方法的分类相对应，方法论也可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区别、互相联系又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哲学方法论在最抽象的层次上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对人类的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科学方法论是对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它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研究一般科学方法的基本问题。具体科学方法论又是对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它在哲学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研究本学科方法的基本问题。哲学方法论可以吸收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新成果，一般科学方法论也可以吸收具体科学方法论的新成果。三个层次的方法论浑然一体，组成更为深层意义上的方法论体系。

税法学方法论属于具体科学方法论，它所研究的是在税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的最一般的问题。税法学方法论需要在哲学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结合税法学自身的特点与需要来建构。它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税法学方法的结构、特征、来源、分类、功能评价及其选择与运用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二、研究税法学方法论的意义

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税法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一状况表明税法学远未形成一个严谨、科学的学科体系。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税法学目前的研究现状仍不能令人满意，在基础理论研究中尚没有大的突破与发展，在具体制度的研究中则明显暴露出其理论深度之不足、学术视野之狭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税法学研究的现状不仅与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实践不相适应，而且也不能满足纳税人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现实需要。加快税法学研究的步伐、拓宽税法学研究的领域、增强税法学研究的理论深度成为摆在中国税法学面前的刻不容缓的课题。

加快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可以说，目前税法学研究的相对滞后与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缺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已开始关注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并开始尝试着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税法问题，为我国的税法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从侧面也说明了，方法论问题在税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只要在方法论问题上能有大的突破与发展，那么税法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三、税法学方法论体系的初步建构

关于税法学的方法论，目前国内尚没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日本和台湾的学者对研究税法的方法多有论述，但尚未把它们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来阐述，因此，可以说学界对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加快建构具有我国特色的税法学方法论体系就成为摆在税法学者面前的急切任务。本文试图在借鉴哲学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税法学界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进程。

（一）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与结构

税法学方法论是研究税法学研究中所运用的各种方法及其所组成的方法体系的理论。可分为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总论研究税法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原则、税法学方法的来源、内部结构、相互关系、应用和操作的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具体说来，其研究内容包括：从唯物辨证观上对税法学方法体系进行整体分析；从理论基础上探讨这一方法体系的性质、特点、作用及限度；从体系结构上研究各种方法间的逻辑关系；从方法建构和应用方面研究税法学方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从效果评价方面思考税法学方法的操作技术问题等。4分论则研究各种具体方法的特点、使用范围以及在税法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问题。

总论建立在分论的研究成果之上，是对分论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概括与提升。分论以总论为指导，是总论的具体化和在具体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二）税法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原则

税法学方法论的建构原则是建构税法学方法体系及研究税法学方法体系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哲学世界观对税法学研究方法发挥指导作用的中介，它制约和支配着税法学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如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手段、方法、工具的选择和运用，研究途径、步骤、态度等。5

在税法学方法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实践原则。它要求在建构税法学方法体系的过程中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以研究对象的特点为出发点来建构税法学方法体系。二是系统原则。它要求把各种税法学方法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用系统的眼光来建构税法学方法体系，而不是简单地把一些具体的方法零散地拼凑在一起，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功能互补关系。三是发展原则。它要求把税法学方法体系建构成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注意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以及研究对象自身特点的变化而改变原有的研究方法、吸纳新的研究方法。

（三）税法学方法的来源和体系

一般来讲，税法学方法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到方法论的实际转化；二是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哲学方法；三是从一般科学方法中选择适合于本学科实际的方法；四是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五是结合本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根据以上税法学方法的来源，我们可以把税法学方法分为三个层面上的方法：哲学层面上的方法、一般科学层面上的方法和具体科学层面上的方法。三个层面上的方法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上一层面的方法对下一层面的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下一层面的方法是对上一层面的方法的具体化。一般来讲，哲学层面上的方法都能具体化为下一层面的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而下一层面的每种方法也都能在哲学层面上找到它们的根据。

在对待三个层面的方法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唯哲学主义，以为哲学方法可以替代其他方法，这不但否定了后两个层面的方法存在的价值，也窒息了哲学方法的发展；二是唯科学主义，认为一般科学方法可以代替哲学方法，这不但否定了哲学方法所具有的指导作用，而且会导致具体科学方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具体方法的误用与滥用。6

概括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哲学层面的方法主要有唯物辩证法（具体包括实事求是、矛盾分析、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等观点和方法）和历史唯物法（具体包括历史本体论、阶级分析、群众路线、历史主义等观点和方法）；在一般科学层面上的方法主要有数学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控制论的方法、逻辑学的方法等；在具体科学层面上主要有价值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社会分析法等方法，当然在这些方法之下还有许多更为具体的方法。

在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多学科交叉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为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方法，税法现象在现代租税国家中的重要性及其复杂性导致对税法现象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可以说，局限在税法的领域来研究税法现象是导致目前税法学研究没有大的突破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税法学要发展，就必须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关于进行税法学研究的具体的方法选择问题，许多学者已作了有益的探讨。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法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原理解释或以解释理论的阐明和形成为目的的法解释学或实用法学的方法；有社会学角度观察从税法的立法到税法的解释与适用过程，以客观探明其现状为目的的法社会学的方法。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两种方法多是相互并用的。”7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税法学已具有综合社会科学的典型特点。在对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税法现象进行全方位研究时，必须要综合政治学、行政学、财政学、经营学、会计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加以分析。这种综合分析方法是研究现代法学的共同方法。当然，它们彼此之间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差别。研究税法学应具备很高的会计学，尤其是各种计算知识的素质。在这一点上，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税法学的研究上，吸收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近年就有将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原封不动地引入到税法学的研究中来的倾向。这种引入，无论是从法解释论方面来看，还是从立法论方面来看，在税法学上将之与法律规范理论加以互换和展开都是最低限度的学术要求。”8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以税捐作为探讨对象的学术科目，不仅是税法学而已，也包括从经济学的观点，研究税捐问题的财政学的租税理论，税捐政策学的租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学的租税理论。此四方面的租税理论应互相合作与互相补充。”“此外，税法学也应理解税法的制度沿革，以求从中正确了解现行税法规定。”9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实际上税法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冲突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税法学应该善于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处理税法问题，税法学也应该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具体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此外，作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也应随时指导税法学的研究和实践。总而言之，税法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必须借鉴其他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10

以上学者的论述大多强调要运用其他部门法学的方法以及与法学相临近的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税法问题，这对于我们拓宽研究税法的理论视野、挖掘研究税法的方法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税法学的研究方法仍不局限于以上学者所谈到的方法，哲学层面上的方法以及一般科学上的方法、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都可以而且应该尝试着在税法学的研究中加以运用和发展。税法学的研究既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也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模式，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以及研究方法体系都处在逐渐形成阶段，因此，发展与创新的空间很大。学者可以在这一空间中尝试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法学方法体系。

（四）税法学方法的选择、运用与具体操作

方法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是以关系的范畴而存在的，它是沟通主客体的桥梁，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也是主客体实现统一的必然途径。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说，主体对方法的选择、运用与操作也是一门艺术。通常，主体对方法的选择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主体目的性。方法作为一种主观手段是为主体活动服务的，因此，符合主体目的是方法选择的前提条件。二是客体适应性。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也就是说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它体现了客体的某种要求，因此，方法在满足主体目的性的同时还必须有助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实际上是对主体目的性和客体适应性的一种综合思考。11

在方法的选择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一般说来，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它要求在具体方法的选择和操作上要以具体问题为导向，以具体的时间、空间为转移，根据所要解决或研究的问题的特殊矛盾来进行具体的方法选择和操作，切不可“一刀切”，不可用一个模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二是方法多元化原则。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不应只局限于一种方法，而要学会运用多元化的方法，多角度、多视角地来研究问题，发挥不同方法的功能互补作用。这对于研究运用多种法律规范对税收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税法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三是创新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不要局限于传统的选择与操作程序，而要善于创新，善于把旧方法运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善于用新的操作程序来运用旧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结合本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方法如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方法、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皮亚杰的发生学方法、波普尔的否证方法等都可以尝试着在税法学研究中加以运用，这些方法有的可以直接转化为研究税法学的方法，有的对税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些哲学上的方法论资源，我们都要学会加以开发和利用。

税法学方法体系的选择与探索既需要学者的远见卓识与大胆创新，也需要学者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税法学方法体系的建构任重而道远，需要税法学界的所有同仁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参见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I）哲学逻辑学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2参见李淮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3参见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I）哲学逻辑学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参见继德尚：《哲学方法论的构建、应用与操作》，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5参见王伟光：《简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基本原则》，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6参见宋禾：《论方法》，载《学术交流》1995年第5期。

7（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8页。

8（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9陈清秀：《税法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4页。

税法体系范文篇4

一、《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与《立法法》的关系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立法的最高原则。该原则要求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税主体的权利（力）义务只能以法律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无权决定征税或减免税收。这里的“法律”仅指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税收法定主义是伴随着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君主恣意征税的运动而确立的。在“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潮下，形成了征税须经国民同意，如不以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则不能征税的宪法原则。如英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1776年，美国在其《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的宪法中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7款第1项）。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2项）[1]我国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只强调了公民应依照法律纳税而未明确国家应依照法律征税，但“因为它限定了承担纳税义务的条件-依照法律，纳税义务仅仅由法律的规定产生，其范围也仅仅限于法律的规定之内。”“这实际上是从公民负有依法纳税义务方面，间接地规范和限制了国家赋税征收权的行使方式-依照法律”。而根据宪法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宪法隐含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2]这是我国税收立法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根据。

《立法法》是规定立法制度的宪法性法律。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立法法》为依据，遵循《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税收立法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原则和宪法中规定的立法制度的具体化，其效力在宪法之下，对税法来说，由于宪法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立法法》中有关税收立法制度的规定，也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换言之，《立法法》是对税收立法形式上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是对税收立法本质上的要求。在整个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上，税收立法固然应当以《立法法》为依据，但在税法领域内，只有形式反映本质，即《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制度全面反映税收法定主义以此为依据制定的税法才可能是符合要求的，否则，税法将可能徒有“法”的形式，而不再有“法”的本质。

（二）《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主要通过《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体制表现出来。正如前文分析，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依照法律纳税、国家依照法律征税，这里的“法律”应当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立之法在我国应当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立之法，换言之，即应当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税收立法权，其他任何机关非经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或者说《立法法》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所要求的具体的立法权限制度。

首先，《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并且明确规定立法的表现形式是“法律”。《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及外贸的基本制度。其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是指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依法无偿占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包括税的征收。[3]至于“……税收……的基本制度”，包括了税收的立法制度、征管制度等。《立法法》的规定表明，税收立法权是我国国家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其次，《立法法》确立了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根据该法第9条的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同时，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也可以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65条）值得注意的是，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做出决定。而对地方主要是经济特区的授权，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决定。此外，《立法法》在第10条对授权立法作了原则规定，要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说明《立法法》所规定的税收授权立法维护了税法权威性，同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

第三，《立法法》确立了法律优先原则，即在多层次立法的情况下，除宪法外，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处于最高位阶、最优地位，其他任何形式的法规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根据该原则行政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授权所立之法、或者是出于职权对税收上位法所做出的说明或细化，都必须遵循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税收法律，不得与其抵触，效力在“法律”之下，而且，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的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第11条）。当然，根据授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也相应终止。法律优先原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维护了税收法律的权威。

三、《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协调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既有统一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相协调的一面。正是这不相协调的一面，造成了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从而影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

1、关于税收立法权行使监督的问题。尽管《立法法》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属国家立法机关专有，其他任何机关非经立法机关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但对于其他机关未经授权而行使该权力的情形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或者即使规定了监督主体或监督方法，但由于操作性差而致乏力如《立法法》第87条、第88条规定，对超越权限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但该撤销程序如何启动及运行却没有相应规定。又如第90条规定。国务院等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当然包括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的国家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就违宪或违法的上述规范性文件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但上述“要求”和“建议”启动受理的步骤方式、顺序、时限等程序问题，缺乏具体规定。立法监督的缺乏，必然导致立法越权、立法侵权、立法冲突等诸多弊端。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税收立法实践中的立法异常现象就是一个明证。而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以后，现实中的立法异常现象仍不能得到有效的根治，从侧面也很能说明问题。

2、关于税收的授权立法问题。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规定，税收立法权并不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国家立法机关虽然拥有专属的税收立法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甚至也可授权特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第65条）显然，该规定的范围过宽。因为，正如前文分析，税收立法权包括了多项内容，其中的征税权，既是税收立法权的核心，同时也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按民主宪政的通例，有关国家主权的立法事项理应是单一制国家中最高代表机关和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代议机关不可推卸、不得转让的最重要的专有立法事项。它是不能被授予其他主体代为行使的。如果把诸如此类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可以想见，既是税法制定者，又是税法执行者的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有可能不合理地扩大其税收权力而造成公众税收负担的加重。这不仅根本上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也背离民主政治的原则。

3、关于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问题。像前文论述的税收立法权行使缺乏监督一样，税收授权立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用税收授权立法实践加以说明。1984年我国进行工商税制改革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根据国务院的请求，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制进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这里，授予国务院只有拟定草案的权力，只是试行，而且还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足见立法机关对税收立法权的审慎态度。这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紧接着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把税收立法权一揽子授出。姑且不论按授权立法原则这种“空白授权”或“空白委托”是无效的，单就立法机关在事实上放弃税收立法权就是不合法的。这次授权的最直接结果是，现行的大多数税收法规都是行政机关制定的，不仅有明显越权现象，而且其中的某些法规还是经国务院再授权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4]对这种不合法情况，如果说，《立法法》颁布之前是无法可依，而在《立法法》颁布以后，因没有规定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仍然是“无法可依”或者是“有法不依”。[5]这是《立法法》的遗憾，也是税收立法的遗憾。

当然，《立法法》是规范我国立法活动一般性原则的法律，不可能对每一个具体领域包括税法领域的立法问题都进行详细规定。它与税收法定主义统一的一面固然令人欣喜，但它与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协调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税收立法权应该怎样配置才能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立法权有效配置后应当如何监督行使？税收立法制度如何在《立法法》和税收法定主义之下得到完善统一？

二、《立法法》与税法体系

税法体系是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税法形式及其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是税法体系的基本内容。一国立法对具体的税法形式的权限、效力、地位和具体内容的规定，是税法体系构成的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一国立法中关于税法形式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构建层次分明、内容完善、统一的税法体系，从而有利于税收的司法、执法和守法。反之，研究一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可以发现一国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而可以为税收法制的健全提供根据和目标。

（一）《立法法》对税法体系的规范

我国《立法法》对税法体系并无专门的规范，但《立法法》作为规范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对一般法形式的规范理应适用税法。

1、关于税法的表现形式。《立法法》第2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可以看出，立法之“法”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至于规章，《立法法》尽管将其区别于上述之法，但仍然承认规章也是“法”的一种形式。具体到税法领域，可以认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是其表现形式，即都是税法体系的构成部分，适用《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此外，《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也是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因此，宪法也应该是我国税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法》在第8条、第9条中将制定法律的权限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提出“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概念，但二者具体的区分标准，《立法法》没有涉及。至于税法体系中是否也应该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区别，自然也没有立法上的根据。

2、关于税法形式的权限。税法形式的权限是指税法形式包含的内容或事项。税法的形式不同，包含的内容或事项也不同。抑或说，税法形式所具有的效力不同，它所规定的内容或事项也不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主要规定“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和“税收的基本制度”，并且此两项内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它可以规定的内容包括：（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2）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3）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而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第56条）。

“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6]制定的，它可以规定的内容包括：（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第64条）此外，经济特区可以根据全国人大授权制定法规，在本经济特

区内实施（第65条）。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做出变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且可以变通的内容受到宪法和其他法律的限制。

“规章”分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前者主要由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制定，规定“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第71条）。地方规章由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7]的政府制定，具体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2）属于本行政区的具体行政管理事务（第73条）。

《立法法》的规定表明，不同的税法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权限范围。每一表现形式都应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适用，超越权限的税法形式是违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3、关于税法形式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税法形式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是税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它决定着税法体系的层次性和内容的完整性。

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税收法律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不过是对法律的细化或说明，仅占辅助的或次要的地位。当然，这里的“主导”，不是指数量上的优势，而是指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实体制度和税收的程序制度都应当由法律规定。即使不能面面俱到或详细地规定，也必须对税收的有关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应当遵循的一般性原则和准则做出规定或限定。同样地，辅助的或次要的地位，也不是指数量上应占较少比例，而是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内容都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前提，不得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超越法律规定之外，即使有授权，也必须在授予的权限内。

（二）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及完善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是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前形成的，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1、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的，后又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订。有关税收的内容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2、法律。我国现行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收法律主要有3部，一是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二是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三是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修正、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二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这3部税收法律在地位上很难说孰高孰低，但却分别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我们既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基本法律，因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也不能说因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就是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税收立法权限不明，由此可见一斑。《立法法》对此问题仍未规定。

3、行政法规。税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数量巨大。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开征了23个税种，除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交易税尚未立法外，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由法律规定，其他19个税种，包括关税，都由国务院制定了单行条例。此外，国务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前文所述的3个税收法律也制定了实施细则。

4、规章。税收规章主要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税收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以及税法的行政解释。实施细则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等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税法的行政解释主要有消费税征收范围解释、营业税税目注释、增值税资源税若干具体问题规定等。

5、地方性法规。我国目前实行“集中税权、统一税法”的税收管理体制。尽管实行分税制，但税收立法权仍高度集中在中央，有关地方税的现行法律规范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布的。若不是全国人大曾授权经济特区制定括税收在内的地方性法规，税法体系中地方性法规这一块几乎是空白。

以《立法法》为依据，分析、研究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可以看出以下问题：（1）法律未占主导地位导致了行政法规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后者的制定机关利用行政权力剥夺了地方的立法权力，侵蚀了国家的立法权力。由此，税法体系异常当然就不足为怪了。（2）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立法制度不健全造成的。《立法法》颁布施行后，应该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重新规制内部各构成单位的权限与职责，构建新的税法体系。首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切实履行立法职责，抓紧制定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律。同时，严格按照《立法法》有关授权的规定，不仅严格授权范围、期限，而且加强对授权立法的审议与监督，并及时把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从而废止行政法规的越权。其次，国务院应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制定行政法规、自觉守法。同时，根据分税制的要求下放税权，使地方免除行使税收立法权的行政障碍。第三，加强地方税收立法，健全地方税法体系。第四，各有权机关在制定各自权限范围内的税法规范时，要注重立法技术、明确立法依据、实施日期等，并对税法规范的内部结构按《立法法》的要求进行合理安排。第五，鉴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结构复杂，各类税法形式中存在诸多重复、矛盾，立法机关应当加强税法的清理、审查、编纂工作，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税法体系在《立法法》的规范下实现完善统一。

三、小结

税收立法是依法治税之本。它不但决定税法的形式，也决定税法的本质，税法是税收立法的结果也是税收执法、司法和守法的依据。要实现依法治税，必须规范税收立法，但《立法法》是规范立法活动的一般性法律，不可能对具体的税收立法进行详细、完善的规定，而且其自身的缺陷也会对税收立法造成影响。为了使税法真正反映税收的本质，同时又体现宪法的原则，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指导，遵循《立法法》的原则规定，制定详细、完善的税收立法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使税法真正满足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促进税法的贯彻实施，发挥其应有作用。

「注释」

[1]参见刘剑文：《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载《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2]参见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载《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

[3]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存在歧义，有人认为，征收是指无偿的强制性地剥夺；有人认为，“征收”是指征用，虽然也是强制性的，但却是有偿的。

[4]空白授权，无效和被授予的权力不能再转授，是现代公认的法律原则，最早见于伯德纳·施瓦茨（美）著：《行政法》中译本第31－33页。

[5]我国《立法法》第10条也有相应规定。例如，《立法法》第90条规定，公民认为法规规章违宪或违法，如何提出审查建议，人大机关如何受理，人大机关不受理怎么办，这些问题不明确规定。监督权利就是虚设，可以说无意义。

税法体系范文篇5

【关键词】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名称；适用范围

自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一税一法律（法规）”的税法体系，这种税法体系对于保障我国税收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过于松散、过于繁杂的税法体系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以避免当前税法体系本身弊端给税收事业继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显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因此，为了税收基本法能够尽快出台，应迅速在税收基本法的名牌、适用范围、立法模式及与其它税收法律规范的关系上形成共识。税收基本法应当使用基本法的名称而非税收通则或税收通则法的名称；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及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我国应该立足现实国情，兼收并蓄，合理选择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税收基本法优先于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

一、关于税收基本法名称

目前关于税收基本法的名称问题，观点集中分为两派，一种观点主张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持此种观点的人目前仍居于多数；一种观点主张使用“税法通则”的名称，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是少数，但影响较大，且赞成的人呈增长趋势。其主要理由：一是认为税收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容易产生歧义，二是认为税收基本法影响了该法的正确定位；三是认为税收基本法不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笔者赞成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理由主要有如下四条。

（一）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是其功能定位决定的

一般认为，税收基本法是税收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税收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内，效力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法律，法律又可区分为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而法律地位和效力又仅低于宪法，起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税收法律，只能使用“税收基本法”名称，才能将其与其它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税收法律相互区别开来。

（二）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是其立法目的决定的

虽然学界对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有不同观点，但对于税收基本法是税收的一般性规范,它是税法领域内的“宪法性法律”，又称“税收母法”（有少数学者对“税收母法”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比较一致地主张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以增强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完整系统性和内容上的有机联系性；同时，学界对税收基本法应当对税收的基本制度做出规定，对税收的共同问题进行规范，即规定税收的立法原则、税务管理机构及其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及管理权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多数人主张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以解决我国税收宪法性规定，而税收立宪因程序和时机等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这是我国学者一致主张制定税收基本法的共同目的。从此立法目的来看，只有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的，才能维护税收基本法权威，才能处理好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真正实现增强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完整系统性，内容上的有机联系性，为实现税收立宪奠定基础。

（三）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能规范法律名称的使用

主张使用“税法通则”或“税收通则法”名称的人认为，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会导致法律名称使用的混乱，税收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容易产生歧义，不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将引发金融、海关、农业、环保、卫生等领域都制定相应的基本法，从而破坏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和统一。

与反对使用“税收基本法”名称的人的观点恰恰相反，笔者认为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不仅不会导致法律名称使用的混乱，反而能规范法律名称的使用。第一，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使用“基本法”名称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两部基本法都是由全国人大按普通立法程序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也将由全国人大按普通立法程序制定，从其功能定位而言，税收基本法也称“税收宪法”，也是一部宪法性法律，与其它单行税法之间的关系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既有先例在前，为何不可使用“基本法”的名称；第二，使用“通则”名称的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它与其它民事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别法的关系。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当一般法与特别法冲突时，适用特别法优先的原则，如果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使用“税法通则”或“税收通则法”的名称，则恰恰将该法与其它单行税法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这岂不与制定税收基本法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维护税法体系的完整系统性，解决各单行税法、法规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导致税法体系效率不高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第三，按照立法学的原理，基本法与法律本来就是不同等级的法律，前者由全国人大通过，后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最后，如果其他法律部门如“金融、海关、农业、环保、卫生等领域都制定相应的基本法”，则不仅会使我国各个法律部门更加规范、更加科学，还会更有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和统一”。

二、关于税收基本法的适用范围

与税收基本法名称问题上的分歧一样，关于税收基本法适用范围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税收基本法仅适用于那些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另一种主张税收基本法不仅适用于那些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还应适用于那些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

笔者认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但对于那些名费实税的费用及基金是否适用不能一概而论。从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税收效率、实质课税等原则出发，将税收基本法适用于那些名费实税的费用及基金，有利于加强对各种费用及基金的清理和规范，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减轻市场主体税负，实现税收公平，同时实现名费实税的费用和基金的征缴由原来的各种收费主体及代收代缴人征缴的体制改为由税务系统按征税程序进行征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改善国家形象。因此，笔者主张那些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但在税收基本法中应明确名费实税的判断标准，以准确判断哪些费用和基金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判断标准的费用和基金的征收管理，仍应当按照职能和管理机关的不同适用不同法律法规进行征收管理。

关于名费实税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条：一是要普遍征收，二是要具备无偿性，三是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只要符合这三条，无论其是否具备法律上的“税”的名称，均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否则，即不属于实质的税，而是属于各种收费，仍应按收费进行管理。

三、关于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世界上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式”税收基本法、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较发达式”税收基本法。我国学者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上也相应地有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模式是以德国为代表“发达式”税收基本法，其代表是德国1976年颁布的《税收通则》。“发达式”税收基本法篇幅宏大、结构复杂；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民法、经济法、刑法、刑诉法、民诉法、法院法及组织法等，不仅注重程度方面的规定，并且具体细腻，无须另外配套立法即可实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典型的“法典法”；立法技术上讲究法律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体例结构、条文设置、立法内容的排列次序、概念术语运用都有较高的技术要求。

第二种模式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其典型是俄罗斯1991年《联邦税法体制基础法》。“发展式”税收基本法篇幅短小、结构简单，采用的是章、条、款的简单结构；内容相对较窄,规定比较原则性，且不太注重程序,在实施中必须依赖于其他配套立法。但其优点是比较灵活,可根据经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而随时不断修改完善；立法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条文之间的逻辑要求不甚严格，起草制定修改比较方便。

第三种模式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较发达式”的税收基本法，其典型是日本在1987年颁布的《国税通则法》和韩国在1984年颁布的《国税基本法》。“较发达式”的税收基本法在体例结构上的设计与德国有许多相近之处，如立法内容的排列顺序，对程序性规定的重视，操作性比较强等。但较之德国税收基本法，日、韩两国的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规模要小得多。

笔者认为，我国在制定税收基本法时，不要刻意去模仿或照搬哪一种模式。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税收基本法上缺乏经验，但同时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因此上述三种立法模式均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事实上,立法的分类并无绝对的标准。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应是民族特色和国际标准的有机结合，即我国应该立足现实国情，兼收并蓄，首先要向俄罗斯等国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学习，因为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尚不富裕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此，其税收基本法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如果脱离了这个现实国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也要注意“发达”式税收基本法的科学性，将之视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发展方向,并借鉴一些能为我国现实国情所接受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以利于我国税收基本法与国际标准的真正接轨。

四、关于税收基本法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

在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上，学界仍然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认为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一种认为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两种观点的实质区别，在于税收基本法与单行税法发生冲突时，谁将得到优先适用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我国的税法体系应当是由宪法、税收基本法、税收单行法、税收单行行政法规、税收规章五个层次组成。宪法是第一层次，是所有其它税收法律法规的上位法；税收基本法是第二层次，与宪法之外的其它税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而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税收基本法与以下三个层次之间在内在关系上是不能分割的、不能有空隙的；也不能是矛盾的或抵触的。分析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都必须遵循前述的这一基本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

日本、韩国都分别制定有税收通则法和国税征收法，前者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要在实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调整好与私法上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税收程序制度，主要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实际上扮演着“小税收基本法”的角色。制定税收基本法时，应认真总结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经验，吸收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程序制度并上升到税收基本法中。但在税收基本法制定后，税收征管法应缩小并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征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因而税收征管法在税法体系中处于第三层次，与税收基本法之间是单行法与基本法、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因此税收征管法、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都不得与税收基本法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收基本法优先于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适用。

【参考文献】

[1]王鸿貌.刍议税收基本法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J].河北法学，2005(3).

[2]施正文,徐孟洲.税法通则基本问题探讨[J].税务研究，2005(4).

税法体系范文篇6

［关键词］法典化；经济法体系；构建

早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世界各国就开始将法典化作为部门法研究的主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宣告了以往立法任务的结束，也标志着新的法律时代开启，依照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新的法律，从外在形式及实质内容两方面，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法学界的主要任务。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其对于编纂民法典不仅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实现法典化的第一步。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能够实现经济法的法典化引起了法学界的热议，结合法典化形式，研究经济法体系的构建，能够为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未来编纂经济法法典提供参考。

1经济法体系研究意义

经济法体系确立的方式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经济法的认知，理论上，通过研究经济法体系，能够完善当前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内涵。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我国在经济法体系的研究方面存在很多不同学说，虽然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能够更加深入，但是实际上如果争论无休无止，则必然会对其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结合我国民法与刑法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之所以能够发展成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在法律体系内的基础理论达成了共识，因此，对于经济法体系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夯实基本理论基础。而从实践意义谈论，对经济法体系进行研究，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经济法内部数量多且分类难的问题。新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我国经济基础处于不断变化中，而现有的经济法立法时间较早，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导致经济法中有关市场主体权利义务以及政府权力被分散在60余部法律以及更多的行政法规中，引发了前后立法不一致的问题。通过构建科学经济法体系的方式，能够明确经济法分类，有效减少重复立法的问题，也可以避免经济法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从长远角度分析，如果想要在今后编撰经济法典，做好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及合理布局工作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2构建经济法体系的条件

一是应该保证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相比较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以自由价格机制为引导，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系，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其产生的背景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基本任务则是通过政府部门的适度干预，解决市场机制的失灵问题，简单来讲，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缺陷→政府部门干预→优化干预手段→产生经济法。构建经济法体系，主要是为了探讨经济法应该包含哪些层次、哪些门类的经济法部门，而这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二是应该注重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这也是构建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构建经济法体系与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直接的关联，从目前来看，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都将经济法看作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始终未曾中断。不过，虽然在长期的研究中，对经济法历史发展、相关概念、调整对象、基本原则以及体系架构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依然没有形成高度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基础理论发展的速度。如何构建经济法体系，是针对经济法所进行的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化的研究，同样也更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三是应该做好经济法立法工作。良好的立法工作是经济法体系一种非常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构建经济法体系可以看作国家经济立法结果的体系化表现，立足法典化背景，想要构建经济法体系，就是依照相关标准，针对现行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分类和总结，确保其能够形成内容完整、结构合理、统一协调的规范体系。从这个角度分析，需要对经济立法的“质”与“量”进行强化，“质”的强化指在经济立法环节，必须将经济法理念以及基础理论作为指导，保证立法内容合理，各种法律法规内部关系协调，彼此之间不存在冲突；“量”的强化则是指经济立法必须能够达到一定数量，覆盖全部经济法部门，并且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持续变化。

3经济法体系构造问题研究

法典化形势下，构建经济法体系需要坚持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全面性。确保经济法体系必须能够将所有的经济法部门覆盖其中，如果忽略全面性，经济法体系也就无从谈起。二是前瞻性。经济法的内容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持续变化，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同样是一种处于变化状态的社会关系，在构建经济法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体现前瞻性，将其与现行性结合在一起。三是统一性。在构建经济法体系构建中，虽然强调“量”，使得经济法律法规数量众多，但是构建体系并不意味着将这些法律法规简单堆砌在一起，而是应该做好统一归纳，在统一的经济法体系内，结合统一理念进行构建，确保体系内的所有法律法规都能够实现相互协调。必须认识到，部门法体系化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种标准都必然有其可取之处，同样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从保证经济法体系构建效果的角度，不能单纯使用一个标准，而是应该通过组合的方式取长补短，选择一个要素作为核心，兼顾其他要素。结合经济法体系化标准分析，应该强调以行动为主，兼顾主体、实施机构等因素。市场主体包含了消费者、经营者、劳动者等，经营者是核心，因此以市场行为为标准可以看作是以经营者行为为标准，其行为贯穿了整个经济法。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法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子部门。3.1竞争法。竞争法是经济法中最为关键的子部门，目前包括了若干单行法，如拍卖法、招标投标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反倾销条例等，适用于各种可能危害公平竞争的行为，其中包含了广泛适用的一般法，也包含了针对特定对象的特别法。不过，我国的竞争法在内容上虽然不断完善，但是形式过于分散，规制机构分布在多个不同部门。如果能够建立相应的子部门法典，则可以形成统一监管机制，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执法效率，促进形成健康的市场竞争文化。3.2消费者保护法。建立消费者保护法的初衷是规制经营者的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基本完善，在赋予消费者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设定了相应的义务，配合专门的监管机构来确保法律能够贯彻落实。考虑到消费者保护法中单行法数量多且内容繁杂，多部门执法的形式导致监管过于分散，实施效果并不能达到预期。将消费者保护法法典化，能够改善其立法、执法和司法水平，消除立法分散和多头监管引发的问题。3.3劳动法。当前，学术界通常将劳动法看作独立部门法，或者纳入社会法的范畴，但是如果从经济法角度分析，劳动法依然是对经营者行为进行规范，必须从经济和市场视角制定法律规则，从而理解劳动法的内涵。结合规范主体、方法等进行分析，劳动法与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存在共同的理论基础与品质，如果将其从经济法体系中分离，则会破坏经济法思维的完整性及系统性。3.4财税法。财税行为是政府部门为了获得和使用公共资金开展的活动，具有经济性的特征，而其公共性更是显而易见。想要确保充分发挥财税法的作用，应该立足社会公共利益，做好财税行为的规制工作，这也是财税法的应有之义。不过从目前来看，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使得财政行为的调控功能越发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财税法对于财税行为的规制作用，也导致财税法无法对政府财政违法行为信息进行有效监管。将财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部门进行法典化，能够有效规范政府财政的收支行为，建立起独立的规制财税行为体系。3.5金融法。金融法包括了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反洗钱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能够对金融行为进行规制，经济性和社会公共性决定了金融法能够被纳入经济法体系中，而且纵观历代经济危机，金融活动并非单纯的司法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密切关联，涉及市场安全、不正当竞争等多方面的问题。与竞争法相比，金融法属于特别法，不过由于金融市场的多样性、金融行为的普遍性等，使金融法在经济法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4结语

体系化是经济法走向成熟的一条必经之路，法典化则是体系化的最高形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法存在高度分散的特点，体系也并没有完善到一定阶段，需要学术界加强经济法体系化构建研究，通过不断反思推动经济法体系不断完善，最终建立起相应的经济法法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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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金艳.我国经济法体系研究现状探析［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8(3).

税法体系范文篇7

(一)税收法律体系的概念

法律体系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细化分类后，组合成不同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整体，即部门法体系。部门法是指以特定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为根据对一国现行的法律所做的分类，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单位。

税收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现行的全部税收法律规范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狭义的税收法律体系仅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广义的税收法律体系还包括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英美法系国家还包括法院的判例。

税法之所以独立成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是因为现代国家是“税收国家”，税收的征收和支出已成为影响个人、企业、国家等各类主体利益的重要因素。为了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同时保障国民的财产权，必须建立严谨的税收法律体系，一方面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法律关系，另一方面明确在国家协调本国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征税机关应当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代表国家完成税收的使命。

(二)税收法律体系的经济基础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属于上层建筑的税收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是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才能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一定时期的税收法律体系状况，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的形式。

(三)税收法律体系的特点

一般而言，税收法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以立法为中心。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税收法律体系的建立中，首先都以税收立法的形式建立税收秩序。西方法学界有“法无明文不为税”的说法，即没有税收立法国家不得征税，税收法律一旦公布，所有的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2.结构上的完整性。从税法调整的内容看，一国税收法律体系既要包括国家各级机关立法权限、管理权限的划分，国家与社会成员在征纳税中的权利义务确定，税收救济程序，又要包括不同税种不同征收对象以及税目、税率、征收管理程序、法律责任的确定等等。只有税法各部分内容完整、充实，才能实现税收职能，构成健全的税收法律体系。

3．内在的有机联系性。税收法律体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体现在以税法的不同效力建立内在联系，制定一部税法要有高一级次的法律为依据；另一方面体现在以税法的不同功能建立内在联系，即税收法律体系中既要有规定税收基本事项的法律，又要有规定国家和纳税人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还要有为实现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应履行的程序的法律规定。

4．灵活性和适应性。税法是将纳税主体、国家、征税机关三者的关系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的规范机制。为了使税法能够更加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税收法律体系应当具有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这种适应主要依靠立法机关运用立法的正当程序而对税法做出废、改、立活动。

（四）税收法律体系的渊源。税法的渊源，就是指税收法律规范的存在和表现形式。这个概念是依据税法效力渊源而形成的，说明不同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税法，具有不同法律效力或地位。税法的渊源又可分为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两种。

法的正式渊源是指从权威性法律文件的明确文本形式中得到的渊源，包括制定法和判例法。税法的正式渊源一般是指国家制定的税法，主要包括宪法、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地方税收法规或单行条例以及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

对于以上国内税法渊源和国际税法渊源，虽然税收思想、税收法系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形式，但从税法渊源的结构看，国内税法主要表现为宪法、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税收规章的结构形式，国际税法主要表现为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国际公约、涉外税收法规、国际法院和各国法院关于税收纠纷的判例，其中涉外税收法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存在，而且表现出逐步取消的改革趋势。税法的非正式渊源不能作为税收执法或司法的直接依据，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税法的非正式渊源包括法理、一般法律原则、答复和习惯等。

(五)税收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结构

健全的税收法律体系包括税收基本概念、税收权限划分、课税要素、征管程序、对税收机关行政执法权的保障、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税收法律责任、税务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中，税收基本概念、税收权限的划分、课税要素、税收征管程序的一般规定、对税收机关执法权的保障、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是税收中的共性问题，可以称之为税收一般规范，体现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中。此外，还有适用于各税种的单行税法。

二、税收法律体系的国际比较

从西方国家法律渊源分析，其法系一般分为两大法系，税收法律体系亦然，即以英国、美国等英语语系国家税收法律制度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和以日尔曼语系、拉丁语系国家以及日本、印尼等亚非国家税收法律制度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有的借鉴英美法系，有的类似大陆法系，有的兼而有之。由于各国国体、政体不同，各国税法也不同，其税收法律体系也是各有特色。

(一)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税权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等。国外许多地域辽阔的国家都是采取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了地方与中央的两种税收体系，但是每个国家的具体做法又不尽相同，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由于各国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差别巨大，各国的税权划分也不尽相同。一般将各国的税权划分现状分为三种类型。

1．税权分散型。是指各项税权分别由中央和地方行使，中央和地方各自分别管理各自的税收，地方政府在税收上拥有相对独立的各种税权，包括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独立的税种，地方对中央的依赖性是相对比较小的，此种类型多见于典型的联邦制国家，主要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2．税权集中型。是指各项税收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家机构，地方只有很小的税收法权，表现为由中央政府集中税收管理权限，中央统一实行税收立法，以及决定税种的开征和停征，并且规定地方税收的征收制度，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程度很高，地方税权有限，地方对中央的依赖性相对较高。此种类型多见于政治经济体制比较单一和相对简单的国家，主要包括英国、法国、韩国等。

3．税权分散与集中结合型。是指中央和地方均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但中央对地方在税收立法权的具体运用上又有一定的限制性规定，表现为采取中央适当集权和地方分级管理相结合的方法，国家的基本税收制度和主要的税收法律由中央制定和颁布，地方政府根据国家颁布的基本法律来制定一些属于地方的具体税收征管规定和一些税种的开征和停征权利。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包括日本、德国。

从总体上看，影响世界各国税权划分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影响税权划分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是否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具有良好的宏观调控能力、市场经济规律是否正常地运转都是影响一国税权划分的重要力量。二是国家政权体制与政权结构，事权范围与行政方式也影响了税权的划分问题。三是经济水平与财政需求对税权划分也具有重要影响。四是一国法治水平、综合管理水平对税权的划分有一定的影响。从税权划分的发展规律上看，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找适度的平衡是大多数国家的明智选择，而适度的偏向集权又代表了主流倾向。

(二)税收立法权的国际比较

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从属于国家立法体制，但同时也深受国家财政体制，尤其是税收管理体制的影响。税收立法权可以从横向上和纵向上进行划分。横向划分是指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分权；纵向划分主要是指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划分。本文侧重从不同法系国家的税收立法权进行比较。

1.英美法系国家税收立法权限划分概况。

（1）美国。美国是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又奉行“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其立法体制为一元两级多主体的制衡制：“一元”为议会，美国联邦议会和绝大多数州议会均实行两院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两级”为联邦和州，国会行使联邦立法权，州议会行使州立法权；“制衡”则是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

（2）英国。英国的议会由上院和下院共同组成，是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其中财政法案只能向下院提出并由下院审议和通过，征税必须得到下院的批准。英国的行政机关无固有的立法权，其行政机关行使的立法权主要是根据议会授权的委托立法权。英国地方各级议会都是自治的、独立的，彼此间互不隶属，互不管辖，各级议会都只能在议会法赋予的权限范围内，按《地方政府财政法令(1998年)》执行。该法令确定职权事项、制定有关地方法规，如开征地方税等税收事项。

2.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税法权限划分的概况

（1）*。*立法体制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总统集权”，即在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关系上，强调的是中央集权，而不注重地方分权；在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横向权力关系上，强调的是总统的行政权，而不注重议会的立法权。由于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一级，因而法国的税收法律体系的划分比较简单，立法形式上也采取税法典的形式。法国税法典所规定的税种基本上都是中央税，由中央直接领导的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实行财权、财力收支集中，由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转移支付，不设共享税。中央将极少数税种的立法权下放给地方，因而法国还存在一些地方性的税收，如建筑地产税、非建筑地产税、居住税、职业税、扫路税和垃圾清理税等。

（2）*。*是一种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共存的立法体制。国会是国家惟一的立法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与此同时，宪法还赋予地方较大的自治权，自治单位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条例制定权。日本宪法规定了地方公共团体实行自治的原则，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是作为地方政府。自治权的一个环节由宪法直接赋予地方政府的一项权能，地方政府能根据这一权能自主地筹措地方政府资金。在这种立法权集中，执法权分散的模式下，税收立法权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中央政府既负责中央税的立法，也负责地方税的立法。日本的地方税包括都道府县税和市町村税，地方政府根据征税依据不同分为法定地方税和法外地方税。以法定地方税为主。日本称法外地方税为法外普通税，主要是地方政府根据特殊需要在法律规定之外征收的税收。法定地方税由中央立法。地方政府经中央批准，可在法定税种以外开征普通税。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不管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立法体制如何，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都是一种相对的集权或分权，只不过集权或分权的程序和方式有所不同，不存在绝对的划分。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立法权限划分看，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其立法权为立法机关所享有，行政机关享有的税收立法权是委托或授权立法权；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享有立法权，且行政机关享有的立法权部分来源于立法机关的授权，部分来源于其自身职权。从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限划分看，也是相对的分权。中央集权的国家，如法国，偏重于中央集权，而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如美国，更偏重于分权，而且，地方政府机关的立法权来自最高立法机关的委托。

三、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特征及不足

（一）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特征

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最明显特征是：税收规范性文件是我国税收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最基本特征是：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中的税收规范为统领，以大量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为主体，并辅以相当数量的税法解释、规章、税收协定等所组成的税法形式体系。具体讲，有以下几个特征：

1.税权上的集中性。在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制定方面，我国强调税权集中，税政统一。《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中央税和全国统一实施的地方税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可见我国是中央集权的税收立法权划分模式，实行的是集中税权，统一税法的税收管理体制，税收立法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包括对税法的解释权。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十分有限，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某些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按照规定制定某些地方性的税收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某些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税收规章。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中央政府不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征税。以至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具有在建立上的集中性。这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多元多级税收立法体制的重要区别。

2.结构上的复杂性。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是由宪法有关税收的规范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5个组成部分构成的广义复合型税收法律体系。从实践来看，我国国务院在税收立法上占主导地位，如制定税收法律的实施条例和细则、提出税收立法议案、自行税收暂行条例等。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通过各种“通知”、“批复”、“办法”等规章及具有规章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税收法律、法规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和解释。我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立法和行政机关立法相比较，行政机关立法(广义上为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这与西方国家的多元多级立法，并都是以法的形式出现的单一型税收法律体系相比，在构成和形式上具有较强的复杂性。

3.形式上的多样性。我国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的多层次导致了税收法律体系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法有法律、条例、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多种表现形式；二是税收关系不仅受单行税法所调整，而且被其他法律如宪法、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所调整。

4.作用上的普遍性。尽管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内部构成层次较多，位阶高低不一，但由于其各组成部分的法律、法规都是由中央集中制订的，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普遍约束力。所以，就带来整个税收法律体系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方面具有普遍性。

5.运转上的协调性。尽管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构成较为复杂，但各组成部分在立法过程中都注意了税种与法的相对应性，即一法一税，每一税种的法律或条例都有实施细则与之衔接。这样，虽然各个税种法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就税率、纳税人、征收对象、纳税环节等基本要素而言都是比较固定的。另外，我国税法对征、纳双方既有实体性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又有程序性行为规范。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各组成部分运转的整体协调性，同时也保障了整个税收法律体系的融合和有效运转。

（二）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一是构成税收法律体系的税收法律内容不够完备。一些最基本的税收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如税收基本法至今还没有获得全国人大通过；一系列规定各种税收的单行法律，诸如《增值税法》、《消费税法》、《营业税法》、《资源税法》等等，也基本没有制定。有些法律虽然制定了，但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如《税收征管法》尽管经过三次修订，但仍然显得刚性不足，而且比较简单、原则，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下税收工作发展的需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国家宪法都明确了税收法定这一重要原则，而我国《宪法》中有关税收的内容较少，只是在第56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仅仅是从纳税人义务上作了规定，没有对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立法原则的明确规定，而且这一条款涵盖的范围也不够宽，难以包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税收所涉及的领域，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法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依据。可以说，现行宪法在税收法律体系中的实际意义不大。二是税收法律体系的结构不合理。我国税收法律立法级次较低，行政机关成为税收立法的主要机关，税收立法呈现出行政化的趋势。三是税收立法体制不健全，造成税收法律体系不完整。四是税收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转没有保障。缺乏应有的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保障体系。

四、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构想

通过对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现状分析以及对国际间税收法律体系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其完善将是一个长期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确立明确的远景目标和系统的改革方案。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建设的远景目标是：构建适度分权的税收立法体制、实现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建成以税收基本法为核心，各单行税法相互协调配套、内容完备、结构严谨、稳定性强、效力等级高的税法制度体系。围绕这一远景目标，我们的具体构想为：

（一）充实宪法对税收的原则性规定，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

1.充实宪法对税收的规定。

2.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关于税收基本法的立法问题，笔者认为既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立法过程既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宜采取缓慢推进的方式，较为现实可行的方案是先制定基本架构，然后再根据需要逐步增添新的内容。在法律内容上，应坚持概括性和可操作性的统一，着重解决税法中一般性的和共同的法律事项以及最为基本的税法原则和内容。在体例结构上，以日本、韩国为代表中等规模的“较发达式”基本法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可成为我国学习借鉴的对象。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发达”式税收基本法的科学性，将其视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发展方向，并汲取一些能为我国现实国情所接受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以利于我国税收基本法与国际标准的真正接轨。

（二）规范税收立法

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式、进程日趋明朗。改革己迈向有序稳定的阶段，尽管仍有许多关系需要深化改革调整和理顺，但改革的巨变和不稳定时期已经过去，税收立法采用正式法律形式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也是我国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客观需要。

（三）继续完善、充实税收实体法

我国目前实体税法中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仅有2个所得税法，法律级次明显偏低。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实体法，主要是积极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将各税种完成立法手续，以提高各实体税法的法律级次，以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目前，需要完善和充实的税法主要有：

1.进一步规范、完善我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制度，提高增值税法的法律级次，争取在几年内实现从“暂行条例”向“税法”的转变，即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2.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3.研究制定《遗产税法》、《社会保障税法》等新税法。

（四）进一步充实、完善税收程序法

为使税收执法程序法制化，应在制定《税收基本法》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收程序法。

1.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内容。

2.在实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规范的《税务法》。

3.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

（五）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健全中央、地方税法

由于我国实行分税制的税收管理体系，中央和地方划分事权和财权、划分税种，并由两套税务机构来负责征管，因此，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是中央税收法律体系和地方税收法律体系同时健全，使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权限划分明晰化、合理化。健全中央、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首要问题是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因此，我们可在宪法的修改意见和税收基本法的设计中作出规定。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宜采用在中央集权并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前提下适度分权的模式，其基本构想为：

1.中央税由中央立法。

2.中央、地方共享税应当统一由中央立法。

3.全国统一开征的地方税，其立法权归中央，同时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管理权。

4.税源零星分散、纳税环节不易掌握、对全国统一市场没有重大影响的地方小税，如筵席税等，中央可将税收立法权下放给地方，便于地方利用税收手段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培植地方税源。

5.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权通过税收立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种。但是，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同意，并于事后报中央备案。这类税种一般属于对财产、行为课征的税种，税源带有明显的区域性或独特性，资源要素转移性差或不可转移；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发生直接联系；税源零星分散容易流失，征管难度大。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需要决定是否征收以及征收的深度和广度，使地方政府能够充分利用其拥有的税权，调节地方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制定的税收法规应当报送中央备案，如有以下情况中央有权否决：一是与全国税法有抵触的；二是有碍商品在全国流通的；三是侵蚀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基的。

6.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在不违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地方税收立法程序出台些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的法规和规章制度。通过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有利于中央和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最终形成，从而使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在形式上、内容上、实践上都达到科学、合理。

税法体系范文篇8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

税收立法主要包括税收立法基本原理、税收立法基本制度和税收立法基本技术三部分内容。

税收立法基本原理是关于税收立法带有普遍性和基本规律性税法事项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意图与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调整范围、种类与部门、机构与职能界定等等。税收立法基本制度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与过程必须遵循的各种实体性准则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监督等基本制度。税收立法技术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旨在推进税收立法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运筹技术和结构营造技术等等。

(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

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税收立法的宪法原则．又称依宪治税原则。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一是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税收立法遵循宪法原则集中体现在对征税主体权力的科学设置和对纳税主体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两个层面上。

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权限法定、税收立法程序法定、税收立法范围法定。权限法定是指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和纵向配置要依法行使；程序法定是指税收立法程序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范围法定是指税收立法要保持在全国范围的统一实施。

税收立法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反映在税收立法层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普遍参与原则，即立法过程要广泛吸收各层面纳税人参加，要体现公开透明。二是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立法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力)义务应该是对称的，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不应存在权利(力)义务的差距。

税收立法的效率原则，包括经济效率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经济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成本最低原则：程序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期间最短原则。

二、税收立法制度

税收立法制度包括税收立法体制的制度、税收立法主体的制度、税收立法权分配的制度，税收立法程序的制度、税收立法监督的制度以及税收立法与有关方面关系的制度，等等。本文重点分析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等几个制度。

(一)税收立法体制

税收立法体制是关于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运行和税收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它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性质、种类、范围、限制、各种税收立法权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二是税收立法权的运行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运行的原则、过程、方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三是税收立法权的载体体系和制度，包括行使税收立法权的立法主体或机构的设置、组织原则、活动形式与程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

现代世界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单一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的税收立法体制。包括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一级一个政权机关行使，而不是由几个中央政权机关行使：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各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

二是复合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体制，根据立法权归属的不同，有议会和总统共同行使和君主与议会共同行使两种。

三是制衡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建立在税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原则基础上的税收立法体制。这种体制下，立法职能原则上属议会，但行政首脑有权对议会的立法活动施加影响，甚至直接参与。

目前我国税收立法体制是—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和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并存的特殊税收立法体制。所谓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法律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三部法律是经中央立法机关颁布的。所谓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立法除仅有三部具备狭义法律效力外，其余的均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而这些均属授权立法)，而更多的则是不具广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单一的一级税收立法还是复合税收立法(中国的这种复合立法体制不是典型的复合立法体制，所谓“复合”是指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复合”立法)，中国的税收立法权仅限中央，而地方不具有税收立法权。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税收立法体制，应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单一的两级税收立法体制，这也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二)税收立法主体

税收立法主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依法有权进行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应包括与广义税收立法体制相对应的授权参与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纳税人代表。在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应包括中央和地方级国家机关。因此，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包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授权条件下具有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具有税收部门规章的立法权。

(三)税收立法权限

1．税收立法权的内涵。税收立法权是一个综合权力体系。从横向看，有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立法权；从纵向看，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从性质看，有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非立法机关(即授权机关)的立法权；从体制看，实行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国家，只有国家立法权，实行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国家，则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等等。

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立法的核心，科学地界定与配置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防治专制擅权；二是有助于实现立法制度化和科学化：三是有助于明确不同层次，不同机关立法的任务与目标；四是有助于监督立法活动。2．税收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法》是一部专门规定立法主体行使立法权范围的基本法律。税收法律的立法权限范围，《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家立法权是指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以整个国家名义行使的，用以调整最基本的、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在立法权体系中居于最高级别和地位的一种立法权。根据这一规定．税收法律(狭义)的立法权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无此权力。《立法法》第八条第八款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至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即在税收立法中哪些“基本制度”只能采取“法律”形式而不能采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法律形式，《立法法》并未明确界定，这给税收立法留下了不确定的空间，也是诸多税收“行政法规”迟迟不能上升到”法律”级次，“税收基本法”迟迟不能出台的根源之一。因此，具体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并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是税收立法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税收基本制度“是税收法律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规范一般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二是税收立法权限制度；三是税收管理体制制度；四是征纳双方的权利(力)与义务制度；五是税收执法责任制度；六是税收的处罚制度；七是税收救济制度：八是税务组织机构和职能制度；九是税务中介机构制度；十是涉外税收制度。等等。

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九条的规定，在“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同时，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但对”条件成熟”和”及时制定”没有具体条件和时间的规定，这给税收立法的及时“升级”留下了缺口，以致一些改革方案比较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经历了十几年的”实践检验”仍不能”及时制定法律”。其实，《立法法》第五十六条已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法律依据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根据这一规定，目前我国只有三部税收法律。而行政法规只能围绕执行这三部税收法律来制定，如果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凡与这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行政法规均无法律依据，从而均属无效法规。改变这种税收立法实践与《立法法》严重相悖尴尬局面的惟一途径就是将已基本成熟(不可能完全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尽快”及时制定法律”。

税务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制定规章。但同时又规定，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事项”。如果上述分析行政法规时的逻辑推理成立，那么同样，凡与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税务部门规章均无法律依据，从而也均属无效的部门规章，而实际情况是部门规章在广义的税收“法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可见一斑。

3．税收立法权的配置。税收立法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两个层面。税收立法权的横向配置主要是指税收立法权在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配置。目前，税收立法权横向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主体身份本末倒置，集中表现在行政机关而非权力机关在税收立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严重背离，其直接后是税收立法层次低、质量差、权威性不高。

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指税收立法权在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国务院与省级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与地方省级税务局之间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的税收立法权之间的配置。显然，纵向税收立法权的配置较为复杂，涉及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三个法律层面的关系与内容。目前，税收纵向立法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存在较大反差，即法律规定上。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在国务院，而税法实践中，地方则拥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地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享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以调整和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实际上地方拥有游离于国家税法体系之外的许多税收立法权．从而破坏了税法的完整与统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的决定为解决税收纵向立法权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但真正要解决纵向立法权问题尚有待逐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到“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是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地方享有适当税收立法权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而《税收征管法》却设置了法律上的某些障碍，但《立法法》的法律阶位是高于《税收征管法》的。因此，我们认为，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应做好以下立法准备：一是确立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确定地方立法的性质与范围；三是确定地方税收立法的具体事项(采取反列举法)：四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专门机构与专业人员；五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的监督机构与机制，等等。

(四)税收立法程序

根据法律级次，我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立法程序制度。

法律的立法程序制度。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做出了法律规定。该法规定制定法律必须经过提出、审议、表决和公布四道程序。

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和行政法规解释等五道程序。

部门规章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部门规章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解释与备案等五道程序。

目前，除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法》(2002年3月1曰起实行)以外，我国尚无专门的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应遵循《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相关制度实行。但是，对于日常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却无制定程序的相关制度，这必将引起税法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现象的时有发生。因此，尽快出台和填补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空白，并将其中重要内容提升为部门规章是避免规范性文件过多过滥的当务之急。

三、税收法律体系的形成

目前，我国宏观层面税收立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税收立法的全面规划与设计，即对税收法律体系的规划与设计，主要包括对税收法律立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与设计。我们认为：

从长期规划看，应设计一套适应国情的税收法律体系。具体讲，应设计一套以《税收基本法》为统领的，其他各部门税法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税收救济法》、《税收组织法》和《税收国际法》等相互协调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大致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立法程序。从中期规划看，应在抓紧完成《税收基本法》最后一道立法程序的前提下，完成《税收程序法》和《税收组织法》等的立法准备程序工作等等。从短期(近1～2年)规划看，应抓紧完成《税收实体法》的完善与升级程序以及《税收基本法》的审议等等。

与此同时，从宏观层面还应规划与设计税收立法的级次。我们认为，《税收基本法》应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最高级次；一些重要的单行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等应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税收“法律”级次；一些重要的部门规章和财政部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应列入国务院的税收“行政法规”级次；一些重要的“批复”或“通知”应列入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部门规章”级次，应尽量减少“规范性文件”的数量。

四、提高税收立法质量与效率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现实地确定税收立法的基本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即权力与利益的重新调整与配置面临的阻力而影响税收立法的进程与效率，比如《税收基本法》中关于权力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权益问题；出口退税、合并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制改革都会引起中央、地方政府利益格局的变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既从全局出发，又兼顾利益格局不受太大影响，选择震动较小的立法内容，成熟的和基本成熟的先立，即先易后难，不能等各方都”协调好”或完全成熟了再出台，以加快税收立法的效率。

税法体系范文篇9

一、当前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宪法缺乏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谓举足轻重,不可或缺。0[1]税收法定原则由于源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征税权力的限制,是依法治税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出发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0,税收在现代国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关系到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利益得失,对此问题,许多国家由宪法予以规定,将税收法定原则写入宪法或税收基本法。如英国的/无代表则无税0(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就不得课税。法国宪法规定:/征税必须依法律规定。0我国5宪法6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0只强调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未将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税收法定主义体现在5宪法6中。换言之,就是5宪法6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没有明确税收法定原则,这就为不规范的税收立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尽管有的学者认为该条规定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但这种观点未免失之于牵强。[2]因为宪法只是强调了公民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既未对税收制度作专门规定,也未对税收立法权作原则规定,更未对征税主体依照法律征税作出明确规定。所以,我国宪法没有全面体现出税收法定主义对征税主体权力限制的本质作用和精神。此外,我国宪法与一些单行税法之间形成空挡,难以衔接,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律体系中的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缺乏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统帅其他单行税法,决定国家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基础性法律规范。

(二)税收基本法尚未出台。对税收基本法的含义诸多专家学者都有论断,综合起来,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是指一个国家对税收的一般性问题、共同性问题、原则性问题进行规定,对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起到一定统率、约束、协调作用的税收基本法律规范。从税收立法体系来看,税收基本法与其他税收法律之间应该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由于税收基本法尚未出台,我国税收法制原则、税法的立法权限和程序、税法构成要素、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种设计、税制结构、税收管理体制、税法的调整范围、税法的解释及修改等税收重大问题就缺少集中、统一的规定,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因缺乏这样一部基本实体法作为原则依据,相互之间容易失去内在联系,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税收立法混乱,使完整的税法体系难以建立。

(三)税收立法体系不健全。科学、完善的税收立法体系,应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税收法律为主,国家行政机关的立法处于补充地位,是依据有关税收法律制定具体实施规定。纵观我国税收立法实践,国家立法机关没有居于税收立法主导者的地位,国务院及其财税主管部门替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了大量的税收立法权。目前,我国税收法律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只有寥寥几部,绝大多数是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暂行条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在税收法律体系中的比重过大,成为税收法律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导致税收法律级次较低,税收法律规范应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受到挑战。这种宽泛的立法授权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根据当时特定的立法现状确定的。时至今日,这种立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法制建设的要求。

(四)税收立法权限界定不清。我国现行税种除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6和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6四部税法由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外,其余税种均采取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颁布各税的暂行条例或试行草案,再由财政部或税务总局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的稽征管理办法,相应的监督机制又不健全,主体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均处于这种状况。结果是税收法律少,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多,立法级次低,同时在执行中还要靠大量的内部红头文件操作实施,社会公众难以通过各种传媒获得涉税信息,缺乏透明度。这不仅直接影响了税法的效力,还影响了税法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反观我国现行税收立法状况,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长期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涉及的税种量多面广,又未建立相应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其行为本身极不妥当。由于我国立法机关职责履行不到位,立法行政化趋势明显,致使行政执法机关拥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据统计,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中的80%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种立法体系削弱了国家立法机关在税收立法上的主导作用,形成了行政主导型的立法体制。行政部门/自定章法自己执行0,税法变更频繁、执法随意性大、变通行事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因为,将税收立法权大量授予行政机关,使其既是税法制定者,又是税法执行者,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往往根据任期内政府的需要征税或调整税收政策。实践中行政部门的税收解释权、裁量权过大,导致公众税收负担畸轻畸重,这不仅违背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缺乏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更不利于依法治税。加入WTO后,必须彻底摒弃那种用红头文件、内部规定等方式管理经济的做法,构建立法规范、内容完整、统一的税法体系,以利于税收执法、司法和守法。

二、税收立法存在问题的影响

如前所述,税收立法缺失、授权立法过多、级次低、效力差这些问题的存在,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税法刚性不足,制约了税收法律的应有效力,妨碍了税收法律的准确执行,必然对税收法制环境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税法刚性不足降低了纳税遵从度。税法刚性不足就会影响税法权威的树立,也就导致纳税人对税法缺乏尊重。因此,一些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纳税遵从降低,逃避纳税义务的各类不法手段日益隐蔽多样,由简单表面化趋向复杂隐蔽化,由一般化趋向智能化,由个体单打独斗趋向团伙联手作案,地区间、境内外相互勾结,设置两套账搞帐外经营,利用假发票虚列成本,肆意偷逃骗税情况较为严重,造成了大量税收流失。据统计,/十五0期间,全国税务系统立案查处税收违法案件349万起,查补收入490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涉税案件2.9万起,查处百万元以上大要案1.6万起,其中不乏铁本案件、夏都专案、晋鲁专案等一批重大税收案件,¹严重侵蚀了税收根基。

(二)税法刚性不足带来了执法随意性。行政机关立法与执法集于一身,难免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带有行政主观意识,违背了授权立法初衷,使制定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自由裁量权较大,更有利于执法行为,特别是实施细则及相应的解释性、规范性行政文件越来越繁杂,构成了执法的主要依据,引发了一系列执法随意性问题。如扩大税收优惠政策,乱开减免税口子,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0的规模十分巨大,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3]执法尺度弹性大、不一致,既有应征未征情况,也有征收过度问题;执法行为不公开、不透明,随意进行政策解释,扰乱了正常税收秩序;打击涉税违法行为的力度不够,使一部分逃避纳税义务行为不能得到有效惩处;还有个别税务人员存在/权力寻租0为税不廉的情况。

(三)税法刚性不足助长了地方政府干预。有的地方政府从维护本地区利益出发,无视国家税法,或随意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及违规涉税文件,或越权减免税,或制造执法阻力,或依靠行政长官意志,对税收执法进行行政干预,造成了税收执法不严不力,使一些被地方政府扶持、照顾的纳税人逃避了依法纳税义务。地方政府在税收执法上的越俎代庖,表面上是为招商引资而采取的/开明0措施,实质上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竞争规律,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精神,干扰了正常的税收秩序。

三、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思考

完善税收立法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体现宪法精神、促进依法治税的基本要求。

(一)确立宪法中的税收法定原则

将税收法律主义,税权划分的重大原则、规定写进5宪法6中,而具体原则规定则由5税收基本法6体现。只有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固定下来,才能起到统其他税收法律法规,保障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作用,为依法治税提供坚实的宪法基础。同时,应在全国人大或常委会设立税收委员会,充实立法力量,将立法提案、税法修改、重要税法解释权由立法机关掌握,切实担负起立法职责。当然,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在现阶段完全消除授权立法不现实的情况下,最高立法机关应限制授权立法的范围,尽快完善授权立法的规则和监督机制,以保障其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二)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

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作为宪法精神的延伸,使之成为税收法律体系的根本大法,并赋予其税法领域中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用来统领、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全面规范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即对税法的立法宗旨、原则、治税思想、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和权利义务,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税收诉讼,税务中介等进行明确界定,使其对上能够与宪法相衔接,对下能够统领和指导其他单行税收法律法规,使税收活动的整个过程做到有章可循。

(三)提升立法级次,改变现行层层授权立法的做法

税收立法权应主要由立法机关行使,特别是构成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基本框架的主体税种的立法,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针对我国现行税法行政化明显的特点,入世后当务之急是必须将目前正在执行多年的税收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取消用红头文件代替税法的不规范行为。要按照5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6规定授权立法的精神,对现行主体税种进行/升级0和/改造0。对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一些重要的税种经过修改后成熟的,应不失时机的上升为法律,提高我国税收法律的级次和效力;对目前完全上升到法律还有一定困难,必须由行政部门立法的税种,也要对其立法范围、授权期限进行有效限制和约束,最大限度地减少以行政规章尤其是以内部规范性文件作为征税依据的做法。总之,改授权行政机关立法为主为国家立法机关立法为主,以尽快适应加入WTO的要求。

税法体系范文篇10

关键词：企业管理;税务风险;税务管理

税务管理是企业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开展税务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企业所有涉税业务和纳税实务合规合法，帮助企业规避税务风险，维护其经济利益和长远发展不受损。为此，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明确税务风险的成因，并且建立有效地管理制度，为最大限度规避税务风险提供保障。

1企业税务风险的内涵

企业所面临的税务风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因纳税行为不合规合法而面临的金钱和声誉损害风险；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因经营行为适用税法不准确，承担了不必要的税收负担而产生风险。所以，企业的税务风险存在主观性、必然性和预先性的特点。

2企业税务风险的成因

总的来说，企业所处宏观环境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不当是诱发税务风险的主要原因。而从细节上来看，企业税务风险成因可分为以下几点：(1)税务管理人员法律意识单薄。许多企业的税务管理人员对涉水法律法规并没有全面性地了解，这就导致其工作缺乏规范性，甚至触及法律底线。而这种操作的不规范和不合法性，不仅会造成企业经济利益受损，更会影响企业的名誉声望，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2)税务人员工作观念落后。企业税务人员的工作内容较为复杂，工作量极大。但是，当前大部分企业的税务工作人员并没有真正地意识到税务工作的重要性，不仅缺乏税务风险意识和专业水平，其工作观念更与当前的税务工作要求不相符，甚至许多企业的工作人员缺乏税收常识[1]。基于此，企业的税收工作重要性得不到突出，而且相关工作的开展存在极大的滞后性特征。(3)宏观环境的影响力强。企业税收工作的开展受外部宏观环境影响极深，对于企业而言市场需求、融资环境、税收法律法规和经济形势都会影响其税务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税收政策和法律法规方面，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较为复杂，许多企业税务人员在作业时因没能正确地找准定位而出现了因对政策掌握不完全而导致的漏税或多缴税问题。

3企业税务风险制度建设的方法

为了能有效地规避税务风险，企业应该从税务管理工作着手，实现工作内容的优化和工作力度的深化，让专业人才开展税务管理工作，确保工作的有效性。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还应该积极推进税务行业的发展和完善，为企业开展税务管理工作、规避税务风险提供新的思路。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开展企业税务风险制度建设工作，借助于制度性保障，真正地帮助企业规避风险。3.1完善税法体系。企业税务工作的开展必须依托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旦税法体系出现漏洞那么就会为企业偷税漏税提供机会，为国家税收带来损失。基于此，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税法体系完善工作的重视，不仅要保证税法体系的完整性还需要保障其全面性。在此环节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强调对税收基本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设，并且在完善税法的同时还应该强化执法。目前，我国在税法体系建设方面表现并不突出，相关工作的开展也比较迟缓。因此，涉税立法进度缓慢且针对性不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加强对我国现行税法体系的研究，并且基于经济形势、市场环境以及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更为清晰明了的法律条目，为专业人员处理税务问题提供明确地依据。比如，目前我国通过立法程序的税收实体法只有两个，其他都以条例为主，这就导致税法体系缺乏权威性。为解决这一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完善实体法，实现内容扩充和程序扩展，让实体法涵盖更多的税务问题处理办法和要求，进而提升税法体系的全面性和权威性[2]。3.2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若要实现对风险的有效规避，那么设立风险预警机制就不可避免，对于企业的税务风险来说，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因此，为了能有效规避税务风险，企业构建风险预警机制，提高对税务风险的识别、判断、预警和防范能力，为企业利益不受损失奠定基础。基于此，企业税务人员必须提升个人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工作中也应该有意识地对风险影响因素进行监控，进而有效地进行风险预警。税务风险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要在工作处理过程中找到痕迹并不难，但是这却对税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心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所以，为了高质量的完成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工作，企业税务人员应该提升个人的分析能力、信息采集能力和计算机水平，借助于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税务数据和建模数据，合理地分析企业发生税务风险的概率，并且帮助企业预估事物风险发生的原因和实践，进而实现提前预知和有效防范。当然，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工作重心还是应该落实在制度建设方面。比如，制定税务工作处理个人责任制和风险防范个人责任制，施行税务监督管理制度，保障所有税务风险预警实践都具备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相关工作落到实处，真正地对税务风险的发生概率进行防范和预控。3.3健全税务审计和控制制度。对于企业而言，开展企业内部的税务审计工作至关重要，建立对企业内部税务进行控制的相关机制也同等重要，这些制度都是保障企业税务工作有效开展，推进企业平稳运行和长远发展的必要方法。在健全税务审计制度方面，企业管理人员应该从思想上提高对税务内审工作的重视，并且借助于科学制度保障税务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企业内部税务审计制度的建设，既可以保障企业税务审计工作的独立开展和质量提升，又能对其税务工作的合法性以及规范性进行审查，可以进一步帮助相关工作人员了解税务制度的执行效果。为了健全企业税务审计制度，强化相关工作开展的有效性，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应用“内调+外聘”的复合型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使得制度的可行性和工作的有效性都得到保障。比如，企业可委托或聘请资深的专业会计人才参与审计，明确审计工作的内容、次数以及频率。同时，也可加强对内部审计人员的培养，提升其专业性和经验度，让审计工作更为有效地开展。在健全企业内部税务控制制度方面，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将工作的重点放置在保障控制工作全面性、一致性和连贯性方面。对于企业而言，内部税务控制工作应该体现在其业务流程的方方面面，所以要保障税务内控工作的有效开展，工作人员必须把控全程，并实现从实际出发保证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制度落实的时效性。比如，建设企业内部税务控制责任管理制度，不仅要将税务内控责任落实于个人，更要对其工作开展进行有效地监督，为后期管理和追责提供便利条件。此外，还需健全信息交流机制。企业要实现有效地内部税务控制工作，就必须保障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即时性，共同为实现控制目标而努力，为此，企业税务人员可以建立内部税务信息无障碍传递和审查机制，为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流通奠定基础，为达成企业经营目标，规避税务风险做好准备。3.4完善税收制度建设。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只有税制结构与企业发展要求得以实现有机结合，才能够真正地体现出税制的公平性与合理性。随着营改增的实施，我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已经发生了调整，其结果就是拓展了基本税率的适用范围，让增值税的中性属性变得更为突出。当然，在此情况下，所得税占比增加也使得税制的公平性和进步性不断提升，既有助于我国税收事业的有效开展，又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那么，为了能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设，对税收工作的开展内容和流程加以约束，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加强对税制可操作性的重视。比如，在正式出台税制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开展充分地调查和分析，对税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预判以及评估，保障税制与国家现象的税法体系相协调。基于深度分析和研究，税制建设的科学性将得以保障，那么税制的可操作性也将得到增强，进而切实完成了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健全。此外，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相关工作人员也必须加强重视。税收制度改革是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经济和融资市场千变万化，企业生存的竞争力在不断提升，基于这些变化有关部门的税收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所以，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及时地实现税收制度改革。在实践工作中，应该保障税收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改革内容的前瞻性，基于当前社会的实际需求提出改革方案，并保障新旧税制之间的衔接有效性。3.5强化税收征收管理。在降低企业税务风险的问题上，税务部门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对于这些部门而言，深化税收征收管理，强化对企业涉税业务的监督也是高效开展税收工作，帮助企业规避税务风险的良好方法[3]。在实践工作中，有关部门应该营造出良好的税收环境，并促进税收约束执法自由机制的健全，使得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更具有效性和时效性。比如，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建立防贪防腐监督处理机制，借助于全面性监督和依法征税原则对税收征收环节的非法行为进行处理。同时，还可以建立优奖劣罚的激励制度，鼓励税收征收人员爱岗敬业，认真负责，确保税收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达成税收目标。在实践中，还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税务管理人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当然，相关工作人员还应该从本质上实现税法立法层次的提升，进而保障税法在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凸显。

4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税务管理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工作观念落后、税收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都是引发企业税务风险的原因。而基于这些原因，企业必须建立有效地税务管理机制，在制度建设环节要完善税法、健全税务审计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并且构建完善的税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内控机制。

参考文献

[1]李东亮.企业税务风险原因及制度设计[J].全国流通经济,2019(18).

[2]赵长燕.新时期如何提升企业税务风险防范探析[J].中外企业家,20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