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十篇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1

【关键词】古代文学， 教学， 历史真实， 心灵真实 ， 审美视野

【 abstract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meet serious embarrassment, th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staff feel the serious discontent and pressure.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t is imperative to reform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cient literature of modern way is when the subject research and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began. Vielleicht ist unser weg noch weit, but as long as people are together, do your best, ancient literature will be able to replay light, shall be in when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 key words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history real, true heart, aesthetic view

中图分类号：G42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备受奚落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感受到了严重的不满和压力：古代文学的教学成了“职业的批评”，教师墨守成规、老生常谈、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里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味”； “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这些尖锐的批评，虽说是针对于整个文学教育而言的，但自觉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人员也不应该推御责任。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显然失败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成为促进社会文化素质提高的手段；文学传统只剩下供幼儿习读的片言只语，再也无法以其光芒烛照我们的时代。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观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本身，我们知道：古代文学教学的尴尬，源于学科建设的严重落后，源于教学手段的贫乏、刻板。由于缺乏人文情怀、当代意识、学术规范和宽广视野，古代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排除在现代学科之外，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逃脱了文学传统应负的社会历史重任。古代文学的教学则连传统的涵咏吟诵的功夫也已失落，更谈不上心灵的感悟和时代精神的灌注，古代文学教学成了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很少做到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以自己的方式——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情——去阐释文学。

二、理顺各层关系，加速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开始，到随之而来的闻一多、鲁迅、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钱钟书、刘大杰，到此后的游国恩、王季思、林庚、李长之、萧涤非、余冠英、谭丕模诸先生，乃至当今的青年学者们，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学科雏形和研究队伍基本建立，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教材和基本定型的评价标准，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文献的整理和理论的借鉴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整体而言，真正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并未形成。由于缺乏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面，缺少对文学意义的阐释。也由于局限于传统和学科内部，无法向当代文化提供独特的贡献，更无法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现代建构需要集前人（尤其20世纪）研究之大成，需要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指导，甚至从根本上讲还有赖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状况的改善（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的现代化还远在物质现代化和体制现代化之后），当务之急则在于理顺以往各种观念的相互关系，打破二元对立的格局，树立全新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观念，为现代学科的建立夯实基础。

1、历史传统与当代意识

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保存与传递文化的形式，它指谓着从过去到现在所保留的文化内容。传统不仅永恒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规约着现代的发展，任何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渺视传统的存在，文学传统更当如此。但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遵循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回归历史。从本质上讲，传统是一种进程，传统的内容、价值、意义在历史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和重建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境遇中解释传统的，带着现实的问题向传统讨教，从现代性出发，建构传统对现代的意义。因此“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从而冲破旧的藩离，开拓新的世界、新的未来。”[2]也因此，解释传统并不仅仅拿传统为我所用，而是“重建”传统，以当代意识赋予传统新的时代的价值内涵、新的意义与生命，文学艺术是主观化、个人化的，文学史的建构自然更需一种现代精神或者说当代意识，“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一般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的确实性。”[3]因此文学史的阐释必须注入当代意识，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细节的单纯考证，不应只是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复述和描绘，单纯的去搜集史料，整理分析史料，而忽视文学史的当代关怀。

重写文学史要努力使古代文学研究获得当代人的关注，引起当代人的共鸣，把古代文学研究推向当代的社会舞台，并争取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地位。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2

鲁迅先生曾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①。这句话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也是适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前国学热虽然持续升温，但是古代文学受众范围比较有限，多数时候还是被束之高阁，这是影响其繁荣发展及文化建设功能发挥的最大绊脚石。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及学术普及工作，这些只是古代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一部分，对整个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关注者甚少，存在缺失。因此，大众化问题应该是古代文学教研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所在。

古代文学虽然离我们时代久本文由收集整理远，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枯燥无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时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满了玄机和珍宝。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机和珍宝，它不是每个普通大众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谈的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进行学术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赏。这并不是要降低标准，一味迎合大众低俗需求，而是通过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承、传播使大众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众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著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

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著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著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3.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使古代文学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

现代网络、传媒高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尽管目前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深刻，偶尔还有些负面影响，但是在古代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无视或回避。在评议百家讲坛时有人说“高雅文化与现代媒体联姻，便找到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和受众人数最多的现代传播的载体”。古代文学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艰难晦涩往往为广泛传播带来困难，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面最广，观众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大众化传播媒介，恰可以弥补文字传播的不足。电视、电脑等媒介集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语言塑造的间接形象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形象，能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使观众容易接受，因而能扩大传播的广度。在这样一种现实趋势下，以高雅文化为内核的经典文学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就实现了高雅文化的大众传播。在网络化的今天，如何扩大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的结合度值得思索。

吟诵、歌唱、说唱、讲唱、演唱等是古代文学较为常见的传播方式，对当前的传播依然有现实意义，《一剪梅》《虞美人》《雨霖铃》等被谱成曲后，其传唱之广泛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唱的程度，通过传唱大众既娱乐了身心，又获得了古诗词意蕴美之熏陶。今天，我们也不妨借鉴历史，重新为诗词谱曲，以古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基础编写剧本、歌词。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3

摘要：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国家，中国的古代文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视。中国古代文学以其人文性对社会大众的人文精神进行良好的教育，使得我国社会文明得以不断进步。因此，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其人文精神的理解对于许多文学学者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所以，本文以浅谈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为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作用与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进行分析与阐述，并提出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弘扬方法。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人文精神；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的最为重要的追求，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因此而被忽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弘扬已经成为了社会边缘化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虽重视教育工作，但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意识已经很低。这就使得我国的教育者开始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层面发展而担忧。中国古代文学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五千年风风雨雨，修正了世代中国的思想与观念。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实现我国社会更好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进行研究，是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的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世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当中，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其社会的缩影。也正是这些作品，使正确的人文精神得以传递，给予现代人正能量，引导其学习更好的人文精神。另外，这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造者，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或者教育家，对于世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启蒙与引导的重要作用，使我国正确的人文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中国的古代文化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着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指导着中国古代文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精忠报国的大义大忠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遍及经济、军事与政治等各个领域，成为了那一代人以及现代人前进的思想动力。现代社会当中所存在的人文精神与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的人文精神是发扬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培养，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难以言喻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作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其中有很多精神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

1、民生为核心

所谓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描绘，对于更好的社会形态的探索与表达。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有着明显的人文特色，对于人的主体地位的要求很是突出。这就使得中国的古代文学在民生层次的讨论与记载颇多。比如说民为邦本的民生思想，最先是在先秦时代提出的。在我国的孔子的儒家学说当中，“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而“仁”当中就强调一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足以说明我国古代的人文志士对于人民重要性的肯定与憧憬。中国有一句俗语，“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民生人文精神对于我国古代君主以及现代的国家决策者的国家管理工作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2、忧患意识的培养

我国的文人墨客，对于国家的关注程度很高，他们关于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融入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我们前文当中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就表达了诗人对于国家的关注与热爱，以国家为先，个人为后的精神，更彰显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战争发生的频率较高，所以，要稳定一个国家与其子民，就要有对国家政治形势的评估与预测能力，正确分析国家的外忧与内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实现健康与和平的发展。目前，世界局势相对稳定，我国的发展也相对和谐。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也应当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警惕心，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制定战备，使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优势。其次，我国各行业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以忧患意识来提醒自己不断进步，不断进取，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三、加强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传播的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文精神方面的瑰宝，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将其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源，更好地探索我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使其助于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

1、重视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学习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要想将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进行弘扬，就要从我国的学生开始抓起。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之时，都应当有意将我国的古代文学当中的良好品德进行传输。学生对于知识的接收与领悟能力是很好的，所以，要让学生从小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性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学生才可以自觉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落实正确的人文精神，更好地为社会奉献自己。

2、呼唤社会大众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学习

社会大众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传播的主体。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当中的传播力量十分强大，并且已经遍布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我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所以受到如此欢迎，除了其本身具有正确性之外，还因为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乏。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大力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宣传工作，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国学教育课堂的建设，使广大社会群众可以接受到我国的国学教育，更好地领悟我国古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哲理与精神。另外，我国各大书店应当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宣传，使每一个社会大众有机会将眼光投放于中国古代文化，得到了解它的机会。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二者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推广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对策。希望我国的相关部门可以重视起国学教育活动的举行，从学生与社会大众抓起，进行全民国学教育。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可以使社会文明程度再次升级，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

[1]党月异.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弘扬[J].名作欣赏.2010（08）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4

关键词：古代体育史；体育史研究；文本回归；学术超越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115－04

已丑年荷月，知名体育史学者王俊奇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出版了。从《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王俊奇先生在体育史学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面临着断裂式、碎片化的尴尬处境：“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很少有人再追问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

1　问题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系列问题面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话语理论，强调在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化形态下将史料意义从古代体育史文本中释放出来，注重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与意义实践，重视在古代体育史料的建构中传播、解释和协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一切合理性问题。在当代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中，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无疑是非常重视古代体育史史料文本回归的学术体。1984年成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是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她所组织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促进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和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体育文化导刊》是在继《体育文史》后一份对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今，《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古代体育史论文达5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注重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武术史专家唐豪先生等古代体育史研究前辈对我国古代体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既广又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翁世勋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陈昌怡的《古代体育寻踪》和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图说中国古代体育》等我国古代体育史专著通过知识考证的方法将史料文本置于理论架构之下，使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链在不同的时空被确认、转换和澄明，让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论述我国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球类文化、古代体育艺术和古代棋类文化时，无不植根于详尽细致的古代体育史料。其参考文献不仅涉及到体育史学，还有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与美学等学科，还广泛涉及《史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文献，不仅如此，《全唐诗》、《全元散曲》及明清笔记小说也被引用进这一研究中。史料的文本价值在史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传统史学流派和新史学流派无论理论指向存在多大的分歧，都得重视史料这种文本回归和价值存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中寻求史料支持”。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还是欧美的年鉴派史学、历史叙述学，都揭示了古代体育史料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文本价值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中，诸多新的古代体育史料的发现和引用，不仅意味着我国古代体育史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而且表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者对古代体育史料这种历史文本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回归。

2　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缺乏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形态的必要关注与理论自觉，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遗憾。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可以使我国古代体育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实现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王俊奇先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在过去《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为广大研究者进行新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崔乐泉、李重申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来考察我国古代体育，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研究的当代重要流派。以刘秉果、谭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资源来拓宽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视域，研究重点从古代体育宏观领域转移到古代体育微观领域，强调古代体育运动日常规律的探讨，强调对古代体育运动的文化多样性，强调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细节、断裂与变化，但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流派。

在多元理论的介入下，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论域、视界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妥善吸收多元理论的合理因子，吸收多元理论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我国古代体育问题的视角，推动我国古代体育史新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自觉的我国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在此，《中国古

代体育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学术证明：多元理论系统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具有内在同一的理论逻辑涵蕴关系，形成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具有互释的内在一致性。

3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迷惘的低潮期，尤要注重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实现体育史学价值的转向与复归，必须追求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和本质规律的理论实现，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

无法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的致命软肋，也是古代体育史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不应成为“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是孤独的“守望者理论”，无法创造性地诠释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由于拘泥于古代体育史实的重现与复活，我国古代体育史没有能从深层次地解释、剖析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休闲养生观、体育文化观，来挖掘利用古代体育运动资源，丧失了解释国人运动健康和现实需求的能力。我国古代体育史理论活力丧失的背后，是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的立场错位与价值缺失。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么沉溺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要么受西方体育史话语系统影响，常常沉醉于抽象的思辨，对于重大体育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追问和服务不够。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没有实现“服务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然价值和应然立场，没有激发出应有的理论活力。

令人可喜的是，王俊奇教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视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合理“切割”以凸显该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如对蹴鞠衰亡历史原因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体育的详尽描述，无不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4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中建构多元范式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低潮时期，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处于理论紧张的境地。“近十年的体育史学大多数还属于过去史学模式的深化，并没有完成体育史学的‘范式’转换。眼下体育史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检讨，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体育史学究竟发现了哪些独创性、实用性的理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社会生活相关的‘规律’和‘规律性的理论’?”我国学者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表达出了建构古代体育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诉求。

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社会生活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历史地理学理论、考古学等成为了构建古代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富矿。“社会生活史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的专门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当代形态中，研究群体较为重视我国古代社会体育形态史和体育发展史，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就相对薄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等代表性学术著作都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研究，忽视了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的精细研究。“无论是社会形态史和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厚薄，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5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发展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即使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变化，无论是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还是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然，面对时展，古代文学教学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以新的手段、注入新的思想等实现教学的时代化和现代化，而教学的内容和精华始终不变。总之，古代文学教学实施改革创新也是必然和必要的，而就其改革，以下则从教学改革的现状入手，结合笔者教学经验提出几点改革建议。

1.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的问题分析

在时展之下，古代文学教学既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创新，抓住机遇面对挑战。针对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许多高校都在积极采取行动。但是，纵观当下一些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其中存在着以下几点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若不加以重视，将会直接影响到古代文学教学的效果，影响到该教学作用的发挥。就其问题而言，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1.1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缩减的问题

当前许多高校针对汉语言专业课程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其中古代文学课程部分也发生了改变。从其课时来看，相对过去古代文学的课时缩减相对较多，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许多学校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属于基础性的课程，与汉语言其他专业课程相比，其排位相对靠后。但是，依据笔者教学经验，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的缩短，实际上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由于古代文学涉及到的教学内容从先秦至近代几千年的优秀作品，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这也意味着其包含的知识点也非常多。而该课程的课时缩减，则对教师对学生均是一个挑战。对教师而言，在时间范围内要讲授所有古代文学知识，教学质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以上古文学教学内容为例，这部分内容涉主要与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有关，其中代表文学作品包括《诗经》、诸子百家的作品、《战国策》、屈原的《楚辞》、宋玉的作品等，仅仅是《诗经》就占有上古文学教学的一定比例，在有限的课时内，教师对其中内容的讲解和深入分析必然会相应减少。由此可见，教师减少与学生共同深入分析文学作品，古代文学教学的深度则相对不足，学生对各个时代的文学理解不深入，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则更多停留在表层，最终在汉语言学习以及古代文学研究、传承及发展方面都是不利的。

1.2古代文学教学新方法应用的问题

古代文学教学的改革及创新，最为突出的则是在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创新。当前，在大的教育改革环境下，产生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理念，并且这些教学方法及理念大多也都有相应的理论支撑。例如，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情境创设教学方法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中某一知识的理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应用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去实现教学创新改革时，面临着对新的教学方法内涵理解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同样以上古文学教学为例，上古文学具体的时间可从西周东周开始至秦始皇时期，这段时间内的优秀文学作品有很多，以其中《诗经》为例，教师要让学生深入了解什么是“风、雅、颂”，教师采用探究式的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之前，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探究，而后将探究的成果以小组为代表在课堂上分享和呈现。在此过程中，教师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学生参与该主题教学当中。如此一来，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极度淡化，这对教学而言也是极为不利的。综上两点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的问题分析，就古代文学教学的发展以及作用的发挥，笔者对其教学改革与创新有以下几点建议和看法。

2.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创新建议

基于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关于其改革以下具体的建议和改革对策。

2.1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规划

针对古代文文学教学课时缩减的问题，高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1）基于古代文学教学大纲，合理组织高校教师对该教学课程的课时设置进行研讨，实现合理科学的课时安排；（2）可在现有古代文学教学课时安排的基础上，增加以古代文学为主的选修课程，以该选修课程作为相应的补充，以此增加学生对知识掌握的厚重性，又在专业内容拓展方面开阔学生眼界，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3）可就古代文学教学的课时进行调整，即直接增设该教学课时，并对该课程教学设置相应的学分。以上三点建议，主要重在保证古代文学教学的课时，为该教学提供足够的时间条件，从而推动该课程教学有效的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2.2重点突出教学方法及模式的改革创新

目前许多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当中已经采用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及理念，但是在具体实施这些新教学方法、理念时，存在的对新教学方法、理念的理解不深刻等问题，以下则以当下应用比较广的几种教学方法为例，提出几点看法：（1）探究式教学方法下，教师可以问题为引导，以体验为手段，教师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也积极发挥自身引导的作用。即教师在实施探究式教学方法时，给予学生必要的说明、要求以及指导，或者在某一教学主题下设计好教学问题，让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思考和探究，并且对学生的探究进行合理的评价，也可针对古代文学中的某一知识点进行延伸性的提问，引导学生延展思维；（2）情境创设教学之下，具体以情境为基点，以交互为方式开展教学。在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教师可在课堂上为学生构造教学内容背景、进行情境的模拟，以此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当中所包含的“美、艺术、情感”产生共鸣及思考。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当下古代文学教学多会借助多媒体开展教学，这一方式可以为教学带来极大的便利也能够更好地辅助教学。但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改革创新当中，也需要注意不可过分依赖多媒体，无视文学课程自身的个性特点，否则很容易使得学生失去古代文学的美感，学生在想象力和理解能力方面也均会受到影响，最终教学则是不成功的，其改革创新的效果也不能得以体现。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代表着我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在新时展背景下，古代文学更是应当被继承和发展，因此其教学应当不断就行改革创新，以实现古代文学教学的时代要求。就此，以上主要针对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当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改革的建议，希望可以为该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参考，不断促进古代文学教学的发展，同时也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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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素贞.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策略[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01: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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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玉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134-137.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6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只是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有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4.“临界点”与“关联点”之辨。由于“古今”的游动性与“演变”的宽泛性,不同的学者对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临界点”与“关联点”这两个概念。“临界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3]分别从理论范畴与具体形态两个层面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葛文指出,所谓文学演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的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了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临界点”是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从“古今”“演变”研究的游动性与宽泛性概念落到实处的关节点。因此,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可以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足够的启示和借鉴。

“关联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某种源流关系。“关联点”之不同于“临界点”,主要在于“临界点”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是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而“关联点”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无明显的时间标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其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然后才有可能发现和确认彼此的关联点,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从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意义互释与重释。关联性程度越高,关联点的研究也就越有价值。

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整体意义。概而言之,即是力图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学科设置的人为壁垒与鸿沟,而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作贯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各自演变的研究,也不只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加上近代文学的简单连接,而是着重强调在古今贯通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的重新审视及探索。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论、范式、方法等重要学理问题的研究。二是实体性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其二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的研究。

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定位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言,如果说“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称之争,那么学科定位则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还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既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被定位于贯通两个不同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那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某种交叉学科的准学科性质。所谓学科,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类,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与专业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门类。在各门类之下,又由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所组成。例如,在文学门类之下再划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再划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有关学科的以上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是贯通这两个二级学科的一种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所以应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学科的定位与设计。从一般的学科含义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学术研究之意义。自2001年9月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终于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增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至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算在国家学位序列中拥有了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同等地位的“户口”,取得了某种合法身份,同时也因此拥有了学科———包括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相对完整的意义。

然而,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在目前国家学位序列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仅仅是一个临时“户口”,还没有真正确立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大部分高校中,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要打通彼此的课程、教材都显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上还远未达成共识。鉴于现行学科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依然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状况,倡导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人为壁垒而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那么,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正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为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学术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论证,但不管那一种方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学科定位与建设涉及到学术理念发展、学术分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学术组织形式。学科分类与“身份”确认的负面作用是“画地为牢”,在打破旧的学术壁垒的同时,又可能会制造新的人为壁垒,但其正面意义是对现行学科体制进行重新调整,是对学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立设置,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

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求是地说,在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中,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整体理论创新不强,直到新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黄仁生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史理论中发掘、重释“通变论”并应用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建设[1],才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通变论”加以重释;另一方面以“转型论”、“对话论”为辅助,通过与“通变论”三位一体的组合,一同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通变论”可以上溯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汉司马迁自述编纂《史记》宗旨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以“通变论”运用于史学研究。南朝时期,以沈约、刘勰等为代表,又以“通变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建构。沈约率先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论述文学源流变迁,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倡“文体三变”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论汉魏至晋宋两段文学,文体各有“三变”,实为两个“文体三变说”。

刘勰《文心雕龙》则进而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运用于文学理论建构,其第二十九篇经直以“通变”为名,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忘今制奇,参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时序》进而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上古至于当代的文学演变进程与规律,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说是对当时自古而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典范论述,富有理论创新性与历史深邃感。

作为文学“通变论”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文学史观,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在南朝之后,一再得到各代学者的回应和重释,进而演变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基本论述模式。比如,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北周庾信《赵国公集序》提出“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而后到中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提出“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的“唐文三变说”。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文艺列传序》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新“唐文三变说”。北宋杨龟山、南宋刘克庄等提出盛唐、中唐、晚唐的“唐诗三变说”。再到南宋周必大《广昌县学记》、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元代脱脱《宋史·文苑传序》提出“宋文三变”说;南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序·黄山谷》提出“宋诗三变说”,汪莘《方壶诗余自序》提出“宋词三变说”;元末陈基《孟待制文集序》提出“元文三变”说,杨维桢《玩斋集序》提出“元诗三变”说;明代黄佐《文体三变》提出“明文三变”和“明诗三变”说;清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邓显鹤《岳归堂全集序》亦有“明诗三变”之说。由上可知,沈约的“文体三变说”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影响深远,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李定广教授总结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是古代文学史论述最富理论形态、最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模式。后世的理论家从此掌握了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论述模式,并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各种文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二是开辟并规范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即从“文体”角度来观照文学史的演变。三是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以“变”来观照和研究文学史。《周易》从哲学上强调“变”的精神,有所谓“变化日新说”,唯有“变”才能“久”,是为后世文学新变思想的哲学依据。四是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或流派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基本论述方法,尤其是将某些作家放在第三变上,突出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这也许是“文体三变说”最重要的理论意义[4]。

明清时代,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总体性或专题性的有关区域文学古今演变的论述。比如,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称:“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是为区域文学的古今通观之论。

“通变论”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观古今之变,洞悉和把握文学演进的形态与规律,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通中之变与变中之通的互动和结合,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蕴涵与重释价值,因而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理论支撑的基石和主轴。

“转型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延续于现代的不同时段之意义,而且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不同形态之意义,因而需要“转型论”对“通变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与内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同转型主体的内质与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必然性与多样性,“转型论”即是对这一现象和规律的深入思考与研究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及模型。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转型论”要系统解释和回答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因与动力、方向与模式、过程与结局、成效与影响等问题,并对其成果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加以历史性的反思和总结。

“对话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既有内在的相通性,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因而需要“对话论”对“通变论”与“转型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对话论”既源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现代的理论创新意义。现代对话概念的提出与对话理论的发展,是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对话为基础,“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布伯强调了对话的平等性,认为因为原初之词“我—你”和“我—它”是双重的,所以,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也是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也因此变成双重的了。由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构成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对立以及“我—你”与“我—它”人生的对立。“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我”只存在于“我—你”或“我—它”之间,个体之“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马丁·布伯《我与你》)。伯姆则强调了对话的创造性,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对话所追求的是“一赢俱赢”,“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戴维·伯姆《对话论》)。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创造性意义,对于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度对话而相互走进对方进而发现新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要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应以“通变论”为主轴,以“转型论”、“对话论”为两翼,由此形成三位一体的稳固性结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夯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式建构具有导向和启示意义。

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整合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选择,伴随着研究实践的兴起而兴起,并且日益呈现为多样化趋势和丰富性特点,而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则与其范式建构密切相关。笔者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5]一文中曾简要涉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就“古代—现代”的第一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从“古”观“今”;二是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的“古”“今”连通。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就此而论,以往有些论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近代文学本身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不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西方—本士”的第二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较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的以“西”观“中”,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视点的中西互观,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并与古今通观相交融的中西通观。就此而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需借鉴于比较文学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简单等同。就“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演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最高价值是文学与文化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强调和凸显以上“三重维度”中的中介———“近代”、“日本”与“审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7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教学；古今割裂；古今贯通；厚古薄今；厚今薄古

我国各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及师范院校本科音乐创作、表演、教育之专业共同课《中国音乐史》，逻辑地包含古代、近现代、当代①三个部分。笔者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从事科研和教学有年，对中国音乐史教学古今关系的处理感触良多。作为一门课程，它是“中国音乐史”的近现代和当代部分；作为一个科研领域，它是中国音乐史学科中距今最近的断代史研究。两者的教学内容或研究对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上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相承续，下与我国当下音乐现实通血脉，均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承担继往开来的学术使命。

然而，这种古代、近现代、当代的区分，原本属于历史分期的概念，却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演化成不同课程、不同教材且分开教学；而其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在国内各院校均程度不等地存在古今割裂和厚古薄今现象。个中之前因后果，值得探讨。

一、两个范畴：中国音乐史研究和教学的联系与不同

首先应该明确：中国音乐史研究与中国音乐史教学（尤其是音乐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共同课教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两者既有深刻联系又有重大区别。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所谓“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问题，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者，完全有权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理论积累、学术擅长和研究兴趣，在中国音乐漫长发展历史中寻找并择定自己的主攻方向——或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进行全景式的宏观贯通研究，或截取某个朝代从事断代史研究，或选择某个音乐体裁从事门类史研究，或钟情于某个特定专题进行探幽发微的专题研究，或对某些已有及新见文献史料进行校勘、注疏、考索、辨证、解读和研判，只要言之有据、自成一说，或对深化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推进作用，便是有价值的成果，而无论其选题之孰古孰今及其与当下音乐现实关系之孰远孰近。

中国音乐史教学则不同。尤其当它作为本科音乐专业的共同课而非音乐学系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时，它的教学对象是学习作曲、演唱演奏和音乐教育的学生。要将这些学生培养成学有专长的音乐工作者，就必须为各自专业开设大量技术训练和学习课程；与之相比，音乐史论课程（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等）在其课程群落、课时和学分总量中所占比例原本就不大，《中国音乐史》仅是这个蛋糕中很小的一块。

在如此局促的教学时限中，作为教材编写者和授课教师，为了能让学生切实掌握那些必须掌握的知识、具备那些必须具备的素养，就不能不思考、不能不解决其中古今关系、古今比例及其分配原则诸问题。

《中国音乐史》教学中的“古今贯通”、“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等命题，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格局下被提出来的。

至于中国音乐史研究和教学的互动关系和以研促教命题，拟在下文中再做探讨，这里姑置勿论。

二、古今割裂：二分法、三分法的历史成因及局限

此前，国内各院校的《中国音乐史》课程，无论就所使用的教材说，还是就具体的教学实践说，历来采用两分法，即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本教材、分开教学；自新世纪以来，当代音乐史部分才渐渐进入某些院校的课堂，尽管所占课时比例很小，但毕竟使得《中国音乐史》的教材和教学，开始出现三分法，即古代、近现代、当代各有一本教材且分开教学。

无论是两分法还是三分法，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其学科史研究本身需要积累、成长和成熟等客观原因，也有学者个人学养不足等主观原因，但它的确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培养了大批学者和教师，成千上万个音乐家接受过它的滋养，因此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而且，由不同学者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当代音乐史著作及教科书亦日见其多，也为各院校的任课教师提供了对相关教材进行更多的比较、遴选和择优而用的可能。

但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诚如黄翔鹏先生所说，中国音乐从古代到近现代和当代的发展，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泱泱大河，其中虽然各个有其阶段性特点，也出现过某些曲折和回流，然而，从古到今，由远及近，却是一个华夏音乐文化因子生生不息、代代传承、万变有宗、不可割裂的生命整体。而以往中国音乐史的教材编写和实际教学，却将它的滚滚流程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教材编写自成系统在前，课堂实践各自为教于后，终因缺乏历史观照的整一性和相互衔接的有机性，学生因无法触摸到中国音乐血脉的整体跳动而常怀瞎子摸象之憾。尽管此前各种教材编者也曾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两者或三者之间发展的有机性及彼此内在衔接问题并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这种形式上的古今割裂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教学观念和课程设置上的固定思维，将这种古今割裂现象视为常态。

三、古今关系：“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提出

在以往的中国音乐史教学中，这门课无论是各院校音乐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共同课，还是作为音乐学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古代部分的教学课时，较之近现代部分，总是占据压倒性优势——在大多数院校中，古代史部分约占这门课教学课时总量的3／4，近现代史部分仅占1/4，而当代部分则根本没有被列入到课程表之中；更有甚者，一部分院校的中国音乐史课程，仅有古代部分，连近现代史也付之阙如，更遑论当代部分。即便某些已经开设当代音乐史的院校，例如我所在的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在学制四改五之前，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和当代部分的课时量之比大致也在6：3：1左右。

这是一种典型的厚古薄今局面。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既有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本身古长今短这个客观原因，也有学界普遍认为中国音乐史古强今弱这个主观原因，当然也与近现代以来我国学者在中国音乐史学术研究、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古代胜于近现代、近现代胜于当代这一基本事实有很大关系。

这种厚古薄今局面是历史地形成的，在当时学术研究和教学条件下也是合理的，但到了今天，我并不认为仍有将它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

中国古代音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成就辉煌灿烂，在人类音乐史上独树一帜、彪炳千秋，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必须倍加珍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数典忘祖的败家子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一部分文化人素有崇古、复古的传统，抱定“述而不作”宗旨，常怀“今不如昔”之憾，自己不思进取、惰于创造，躺在老祖宗创造的财富上坐吃山空，在艺术上、学术上甘当“啃老族”，这种守财奴作风，同样也是万万要不得的。上个世纪初在新音乐代表人物萧友梅、赵元任、刘天华与复古派代表人物童斐、王露、郑觐文之间的争论，以及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论辩，其实质之一，便是如何处理古今关系，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 转贴于 　 在我看来，古人再伟大、前人再杰出，也只是昨天的光荣和前天的辉煌，而不是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梦想；古人和前人所开辟的道路，是今人出发的前进基地而不是最后终点。

我们从事中国音乐史教学，其根本宗旨是将古人、前人所创造的音乐文化财富及其历史经验教给学生，让这些新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未来承担者从中汲取养料，接过古人和前人的接力棒，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竖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创造性旗帜。

四、古今贯通：戴嘉枋课题组的可贵努力

此前，我国学者中也曾有人发现了个中的弊端，并在教材编写方面做过古今贯通的有益尝试。例如孙继南和周柱铨主编之《中国音乐通史简编》②即是，刘再生之《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③（上下）同样也是。在充分肯定两者在贯通古今方面的努力和贡献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前者是目前我国学者中惟一冠以“通史”之名的教科书，但其近现代当代史部分仅以大事记形式出之，其音乐史教科书体例惜未贯彻始终。后者将古代和近现代分为“乐舞时代”、“歌舞伎乐时代”、“民间音乐时代”和“专业音乐创作时代”4个时期记叙，从历史分期看近现代部分仅占1／4，但其实际篇幅却与古代部分平分秋色，其中厚今薄古理念较为明显；可惜，当代音乐部分则依然没有被纳入编写者的视野。

前不久，中央音乐学院戴嘉枋教授牵头承接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组织该院学者和国内部分同行，依靠集体力量和智慧编纂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音乐史》，为编写一部贯通古今、整三为一的中国音乐史通用教科书以开创中国音乐史教材建设和教学的新格局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学界同行们站在新世纪的时代高度来冷静审视以往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的成就和不足，特别是将中央音乐学院及全国从事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教学的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共同探讨这部通用教材的编写理念、结构设计思路以及将它投入课堂教学的种种理论与实践命题，以便为课题研究和教材编写提供参考意见和智力支持。

2010年夏，戴嘉枋教授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主持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并代表编写组提出了《中国音乐史提纲》的两个结构方案：

第一方案是全书共分为32讲，古代部分16讲，近现代当代部分亦为16讲；

第二方案是全书共分为32讲，古代部分12讲，近现代和当代部分各10讲。

尽管第一方案在课时总量上古今并重，但考虑到古代部分教学内容涵盖了从远古、中古到近古，其时限长达7000年，而近现代当代也仅有1个世纪略多，教学课时安排的古今之比为1：1，因此这一方案厚今薄古的编写与教学理念已然相当显豁；至于第二方案，教学课时的古今之比为3：5，编写组厚今薄古的编写和教学理念被贯彻得更为决绝而彻底。

大概是考虑到以往的教学惯例和古代史同行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许还有古代部分被压缩到12讲在教材结构上变动太大难题不少、需要深入研究仔细推敲等缘故，因此编写组提交给讨论的结构设计只有相对温和的第一方案而无较为激进的第二方案。

我认为，无论编写组提出的第一方案或第二方案，均属有胆有识之举，是中国音乐史教学界同行实现古今贯通、落实厚今薄古理念的一个重要突破。

五、厚今薄古：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急迫需要

由此我认为，必须以与我国当代音乐文化关系的远近以及对未来音乐艺术繁荣发展影响力和作用力的大小来作为裁量中国音乐史教材内容详略、教学课时比重的主要依据。这便是我在中国音乐史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力主“厚今薄古”理念的初衷。而将这个理念落实到教材编写和课时安排中，必然导致的下列结果——距今越远，则教材中对之记叙越略，教学中所占课时越少；距今渐近，则教材对之记叙渐详，教学中所占课时渐多。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远古先民的音乐创造，是离我们太远太远的老祖宗；中古先民的音乐创造，是当下音乐艺术的曾祖父；近古先民的音乐创造，是当下音乐艺术的祖父；近现代当代前辈的音乐创造，则是当下音乐艺术的父兄。

在当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建设中，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犹如翻家谱，始能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家族演进渊源和华夏音乐文化因子的传承发展轨迹。对此，教材编写的整体思路应由略而渐详，课时安排应由少而渐多，在古代音乐文化中精选那些最具华夏文明特质、堪称经典的乐人、乐曲、乐事、乐论、乐种、乐器等教给学生。

真正与当下音乐现实发生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并对后者产生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力的则是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及其所记叙的音乐事象，至今它依然活生生地鸣响于我们身边的音乐世界里，它们的创造者有许多就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或老师的老师，其创作、表演、理论和教学成果，与当代音乐艺术有着最亲近、最直接的血缘关系，况且，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上两次中西音乐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引起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和大融合，其间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仍是今天的现实存在，并给当代人以无穷滋养、启迪和警示。因此，其教材编写述之最详、课时总量安排最多实乃情理中事。惟其如此，才能通过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将这些波澜壮阔、无限生动的历史内容切实传授给学生，进而通过这些年轻学子日后的音乐创造实践去影响、推进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

当代音乐学子若对其父兄的创造成果茫然不知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旦有人对此发出“不敬父兄，遑尊乃祖”的诘问，作为教材编写者和授课教师的我们当何言以对？

六、贯彻厚今薄古理念的特殊困难及其解决途径

要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实现古今贯通、厚今薄古理念，在教材编写、师资培训、教学方法等方面仍有诸多特殊困难横亘在我们面前。

（一）教材编写

我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了解不多，亦从未从事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但曾听到过关于《中国音乐史》是“哑巴音乐史”的讥评，且也了解大部分学生对教材和教学中某些过分仰仗死记硬背或学无所用的内容感到枯燥厌倦的反应。这固然与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有关，但教材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难于否认。我亦深知要将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史加以浓缩，将在数十年教学实践中已成定势的编写思路和课程设置惯性彻底打破重新洗牌，必有大量复杂繁难的学术命题横亘其间，需要诸多学者进行艰苦卓绝的专门研究和综合考量，方有扫平障碍、统筹解决之望，绝非如我等这样的门外汉笼而统之提出一个口号就会出现奇迹。

然以我陋见，中国古代音乐的辉煌灿烂，经过几代学者的潜心研究，已被固化在他们的诸多著作和教科书中，而且对其中最具华夏音乐文化光辉的主要音乐事象以及它们的历史演进脉络，各家的记载与评价大体一致，这就为当代学者根据这些音乐事象对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仍具继承发展意义的部分进行删繁就简、从中取精用宏提供了可能。

戴嘉枋《中国音乐史》课题组的教材编写实践，便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最初的解决方案和探索成果。当代学者在这本教材的基础上，再经过一个时期教学实践检验，对其中古今关系把握、详略处理分寸及其利弊得失，师生对其教学效果的评价渐趋清晰，到了那时，或由戴嘉枋课题组对本教材进行调整修订，或由其他学者另行编写新的中国音乐通史教材，都是切实可行的思路和做法；如此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终有一日，在古今关系上既能体现厚今薄古理念、又在详略轻重处理上较为得体并被各院校师生共同认可的教科书必会出现。

在愈发重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之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当下，我甚至认为，厚今薄古理念还有必要推广并落实到各院校所有关于中国音乐史论专业共同课的教学中——例如在中国传统音乐课程系列中，当以依然存活于各民族各地区、对当代专业音乐艺术各领域和群众音乐生活影响至深至巨的鲜活民族民间音乐为主，戏曲音乐史、文人音乐次之，古代乐论及宗教音乐又次之；对于远古音乐起源、传说和史有确载、久已失传、于今无考之宫廷雅乐，或纯属数理计算之理论律学以及古代音乐机构、音乐考古等内容，原本就属于音乐学专业本科生、中国音乐史论方向硕士生进一步深造或从事专题研究时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非史论专业本科生的通史教材中完全可以略而不讲。

（二）师资培训

此前各院校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各为一门课程，且使用不同教材由不同教师讲授。新世纪以来，在某些院校中，近现代当代音乐史虽已被整合为一门课程且由同一位教师讲授，但教材却是两本；而古代史和近现代当代史之间的代沟壁垒，则依然未被打破。

这种状况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非一人、一时之过也。前已说过，以往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和教学，古今割裂、古强今弱的特点十分显豁。这也在教师知识结构方面反映出来，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现实：在现有学者和教师队伍中，专攻古代史研究和教学者众，专攻近现代当代音乐史者少，兼攻通史研究和教学者少之又少，融会两者、贯通古今者几近于无。只要看一看中国音乐史学会历届年会参会老中青代表的主攻方向就会知道，上述古强今弱、古今割裂的倾向已经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困难的问题在于，从事古代史和近现代当代史教学，虽然同属中国音乐史范畴，也同样需要经过系统的史学训练，但其教师却有不同的知识背景、技术技能和学术积累。要将两者真正打通，确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轻易达成。

为此，谨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从各院校任课教师的现实条件出发，以戴嘉枋课题组编写的《中国音乐史》为通用教材，由两个专业教师分别讲授古代史和近现代当代史；但两位教师须在实际教学前就教学大纲、教学重点和课时安排等问题充分沟通、求得共识，形成统一的教案，以切实防止各行其是和变相古今割裂的情况发生。

其二，与此同时，由戴嘉枋课题组利用寒暑假对各院校中国音乐史任课教师进行分期分批的专业培训。除了对教科书编写理念、结构框架、详略安排、教学重点做深度阐释以释疑解惑之外，重点是对教师进行增强补弱的培训——善攻古代史者以提高近现代当代史的学术素养和教学技能为主，善攻近现代当代史者以提高古代史为的学术素养和教学技能主；并由课题组专家举行针对性强的示范教学。如此经过三五年的专业培训和课堂教学的锻炼，一批符合古今皆通标准的学者和教师自会成长并渐渐成熟起来。

其三，戴嘉枋课题组或中国音乐史学会适时召开由各院校任课教师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性“中国音乐史教学研讨会”，就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的成效、经验、问题和解决办法进行集思广益的专题研讨；也可不定期邀集部分院校的专家学者和任课教师到某一院校举行小型“中国音乐史教学现场会”，做有针对性的案例分析和教学指导。

当然，上述三点建议绝非是解决中国音乐史教学中古今贯通一切难题的灵丹妙药，故此我对业内同行之提出更为切实可行的见解和措施充满期待；而我则确实坚信，只要我们认定前进目标，依靠群体智慧，便没有跨不过去的障碍和破解不了的难题。

（三）以研促教

无论是中国音乐史研究还是各院校专业共同课教学，理应以音乐艺术的历史发展、各个时期作曲家（无论他来自宫廷、宗教寺庙、文人骚客、勾栏瓦肆、民间艺人或后世之专业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及其作品、音乐风格演变为历史记叙、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的重点。

这在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教学中当无问题，但对古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来说却是一道不易破解的难题。诚如黄翔鹏和冯文慈两位前辈所说：由于古代音乐作品“无声无乐无谱、有器（有声或无声）无乐无谱或有乐无谱”④，因此是一种“无形无质之物”和“难以追寻的时间艺术”⑤，终致古代音乐史中有关音乐作品的记叙，绝大多数均仅限于文字记载而无实际音响；纵使其中少数或有乐谱留存或有新的古谱发现，但古谱真伪的辩证、古谱今译的正误和古谱今演的音响可靠性仍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三道难关。

这种状况给古代音乐史教学带来了巨大困难——学生因无实际音声佐证而只通过文献史料记叙或古人文学描绘、依靠想象来“揣度”古代音乐，其尴尬枯燥之状不言而喻，所谓“哑巴音乐史”的讥评便是这样产生的。

为改变这种状况，古代史研究界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一种“逆向考察”方法，前述黄翔鹏和冯文慈先生两文便是倡导此种方法的代表作。其共同立论是：若干古代音乐瑰宝即潜藏于留存至今的丰富传统音乐之中；当代学者对此做由今及古的“逆向考察”，每每会在古曲钩沉和曲调考证方面有惊喜发现——两文均以我国音乐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为例，证明这种由流溯源、在今乐中追寻古乐踪迹方法的切实可行和卓有成效。

近年来，项阳研究员在接通古今（古代音乐与存见传统音乐）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和深度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9个“接通”的理念，即：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个案与整体接通；其整体理念非但与“逆向考察”暗合，且突破时间维度，在空间维度上也大为拓展，令当代学者的研究具有整一性和立体性的特质。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讨，亦应在把握中国地方社会丰富性内涵整体的基础上将音乐史学科与传统音乐学科接通，这是研究音乐文化传统应有的认知。当具备了这样的理念并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后走向历史现场，在活态的仪式和多种用乐形式中去把握传统，这就是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意义；从功能性用乐中去体味音声形式何以能够在与礼俗仪式相须过程中延续；在区域社会中体味“历史”、“国家”的深刻内涵；在整合各地音声形态中分析音乐本体中心特征的相通、相同、相异的变化，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一致性下的区域丰富性，我们的研究方能趋于立体。⑥

当然，上述“逆向考察”和“古今接通”，与本文所论之“古今割裂”、“古今贯通”诚非属于同一个论域的命题——前者针对的是研究领域，意在打破学科壁垒；而后者只适用于教学领域，意在打破课程和教学壁垒。然前者对古代音乐史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来说，则在观念和方法论上极具以研促教之重要价值——这类研究及其成果，为古代音乐史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实践源源不断地提供活体音响验证的源头活水；只要编写者和教师密切关注类似研究，并将其中得到学界多数同行共同认可的成果适时编入教科书、投入课堂教学，非但“哑巴音乐史”的窘况可望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变，也不仅仅因为学生在课堂上听到活生生的音响进而间接触摸到古人音乐创作的血脉和心跳、不再仅靠死记硬背古代文献揣摩古乐形态而对学习古代史感到兴味索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教学，能够让学生切实掌握中国音乐之形态和神韵由古及今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基本规律，久而久之，这种接通古今的跨学科跨时空研究观念和“逆向考察”方法必将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他们日后的音乐生涯中渐渐化为自己的创造技能，在中国音乐文化的未来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各院校专业共同课的中国音乐史教学，不仅让学生掌握这门课程的重要知识点，更要从大量鲜活的音乐作品中体味到先辈们、父兄们音乐创造的古今兴替与传承脉络，将延绵不绝流淌在这些音乐作品中的华夏音乐因子化为自己的血肉，从极为丰富而深刻的正反历史经验中汲取养料并积淀为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将自己锻造成一个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创造意识兼具的优秀音乐家。

这不仅是这门中国音乐史课程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也是作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作者附言：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项阳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吕钰秀教授给予相关史料和文献的热情帮助，谨此特表谢忱！

注释：

①本文所秉持的中国音乐史历史分期原则为：古代，上自远古下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近现代，上自1840年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代，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当下。

②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济南出版。

③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5月上海出版。

④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

⑤黄翔鹏：《逝者如斯夫——古曲钩沉和曲调考证问题》，《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8

关键词 中国 古代文学 教学理念 审视

在高校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占有较多的篇目和重要的地位，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一般也会把古代文学作为重点内容来讲授，但有些教师还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比较落后，不能适应现代文化建设的需求，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我们对学习古代汉语言温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改进，进行重新审视。这样，高校教师才能在教学中，让学生有兴趣学习古代文学课，教师要通过前人的教学经验，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扩充和更新。

1在学习古代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教学方法比较传统，教学效果难如人意

在古典文学的讲授中，有些教师教课方法比较传统。他们在讲课时经常采用传统教学法，整节课下来也听不到什么主要内容。他们经常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对知识点刻意加重，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成绩，由此看出，他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显得比较死板、单一。以自我为中心，让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机械的讲解，让学生感到厌倦，根本就记不住有用的知识。

1.2学生学习面狭窄，获取古代文学贫乏

学生的古代文学学习都是在课堂上，获取的古代文学信息多数是听教师的讲解，了解古代文学的渠道少，在平时的生活中根本用不到古代文学知识。学生的学习面变得很狭窄，家里也没有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古代文学氛围，对古代文学的世界不了解，每天都是死记硬背，收到的信息量很少，获取文学知识贫乏。

1.3偏重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

教师在教课中比较偏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语言学习中过分的注重语言的意义和语言信息的传递。教师在教学中的这种理解偏差，让学生理解文学的一些常识上会出现失误现象。教师不能正确的分析语言能力和掌握语法的能力，导致学生忽视语法和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这样就会影响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继而导致他们的成绩提不上来。学生的古典文学才力与素养日益下降等问题在推进大学教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大背景下愈加凸现。

2学习古代文学的新思路

2.1注重朗读

我们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若不能理解、对接，体现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寄托，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命精神，那么学生就不可能接触到文学的内核，不可能得到美的享受与思想的振动。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强调生命，并不一定是就作品所写具体内容而言，而是指作品整体，一种超越抽象的生命感。所以古人对诗文的欣赏强调、顿悟、吟咏。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吟咏，把握这个活泼的意象，把握它内在的血脉流通，这些表述都再次说明：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要加强诵读教学，留出甚至挤出时间让学生先读作品，老师事先不要讲解，不要代替学生阅读与感受。否则就是剥夺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的主体作用与内在需要，剥夺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与古代文学中的生命精神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因而，类似文学史教材不宜由老师占用过多课堂时间来重复讲授，而是交给学生事先自读自学，从而将课堂的时间留给师生用于作品的诵读和对作品的体悟，然后才是所谓规律性知识归纳。

2.2学习古人优秀做法

我们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思考中国古人在进行文学教育教学时的特点与优秀的做法。中国古代的文学教学一脉相承地重视健康的伦理型人才的培养，突出心灵的陶冶，人格的塑造与道德的完善，这既与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重人贵人，注重礼乐教化的传统契合，也与中国文学的重人贵人，言志抒情，兴观群怨的传统契合。换言之，在关注人的生命，塑造人的精神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实现了同构。

2.3将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放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中

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与交融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史观研究当然的题中之义。因此，在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科研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贯穿新理念的《中国文学史》尚未出版之前，可以自行调整自己的教学思路，适当改变原有的理念，开展有关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另外，有关港澳台文学以及各地古代地域文学的研究成果也要纳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2.4把育人放在首位

既然古代文学的突出特质是富于生命精神，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价值是“育人”，再加之中国文学注重心灵体验，以抒情言志为主体。中国文学创作与欣赏讲究含蓄之美，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和提醒我们在接受，阐释“传承时应该以感悟”体验为主，改变唯理论“唯讲授”唯阐释的模式，留出时间让学生先阅读原作品，从古代文学的生动形象入手，引导作为生命主体的学生进入充满感性形象的世界与充分想象。

联想的课堂情境中，不断体会古人对于人自身，对于外在自然，对于社会变迁的感悟、思索和实践，不断从前人的思想、情感、体验中汲取当代生存的力量和操守，而不是扮演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去代替学生阅读，感知和归纳，因为，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去审美，去感受美，去创造美。

反观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我们恰恰是在这些点上距离古代文学本身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符合文学教学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及其教学特质，重新彰显古代文学对于人生修养提升，人格塑造完善的意义以及诵读、体验等学习方式的意义，不断优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艺术，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远古前贤的心灵激动，人生体验与生命精神，最终提高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杨柏岭.文本・美育・文化：当代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9）：44.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9

关键词：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影响

1.前言

现代文学是时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传统的民族文化影响而自然形成的。鲁迅先生曾经评价现代文学说：“符合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禁锢中国的民族性。”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诗歌、小说、散文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爱国明理、诚信守礼、勇敢自强的核心是历经时代幻化而永恒不变的，是文学歌颂和赞扬的主题。现代文学的产生对古典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和内容与形式上的革新的关系，在保持古典文学内涵不变的情况下，又为其增添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内容。现代文学从优秀的古典文学中汲取精华发展自身，因此说古典文学为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诗歌产生的影响

我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成就斐然，有着自身独特的韵味和意义。自之后，白话文得到了大力提倡，涌现出了大批的现代诗人，他们使用白话文作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但是现代诗从诗歌的意境、韵律、形式上看，大多却来自传统的古典诗歌。

2.1对现代文学诗歌意境的影响

意境是指诗歌创造中通过语言文字构建的诗歌环境，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可在精神层次上引起共鸣。古典诗歌尤为重视对意境构造，诗仙李白、诗鬼李贺、诗圣杜甫可谓是对意境的描写达到一定境界的高手，王维更是被人称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比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营造了一种山间秋夜宁静而有生机的意境，石上流动的清泉，松间照耀的明月，归来的泛舟渔人，表达了作者高洁的情怀和脱俗的精神追求，读者仿佛是路过的游人，此种意境很容易与人产生共鸣。受古典诗歌的影响，现代诗人对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的运用成就了现代诗歌的意境美。比如冰心的现代诗《成功的花》，“人们只羡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通过营造花儿绽放背后的苦楚，表达人们成功的得来不易。徐志摩的诗句“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简单的几句写景，意境和心情便全然而出。这中创作手法以是古典诗歌的意境创作为基础，进行了现代的创新和改变。

2.2对现代文学诗歌韵律的影响

古典诗歌对韵律要求非常严格，有其必须要遵守的规律，对音调的搭配、字词的协调十分讲究，盛唐之后的格律诗在社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对押韵和对偶的运用也较为讲究。比如杜甫的《三绝句》，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押韵的，“飞”和“稀”同属平水韵，在今天读来不押韵，但其实是押韵的。俞平伯和闻一多创作的现代诗歌最具古典诗歌的韵律美，俞平伯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来自古典诗词的。湖畔诗人也曾经创作过一些具有格律特点的诗歌。与传统的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歌对韵律的要求更加灵活多变，更加注重实用美。除此之外，在诗歌的创作的形式上也受到了古典诗歌的影响，现代诗歌继承了古典诗歌的简短形式，以宗白华的诗歌为例，特点尤为显著，简短凝练，琅琅上口，蕴含着丰富的含义。

3.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小说产生的影响

古典小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对现代文学小说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当时古典小说的一些主题表达和小说结构被沿袭了下来，甚至古典小说的内容也被现代人津津乐道，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翻版和创新。

3.1对现代文学小说主题的影响

在古典小说中“仁义礼智”、“爱国思想”等是小说永恒的主题，是当时社会人们追求境界的一种反应和体现，通过作家的笔赞扬了社会的传统风气，讽刺了不良的社会现象。比如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儒林外史》以讽刺的手法表达对当社会黑暗的控诉。现代作家鲁迅的《故事新编》受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影响，以暗喻和讽刺的手法表现时代的主题，给人以深刻得反思。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从诞生一直到今天，依旧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热捧。小说里详细阐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展现了一个家族从繁荣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浓缩了历史的变迁。对封建贵族的制度进行了批判，提倡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红楼梦》的主题在现代小说中经常有所体现。老舍的《家》、《春》、《秋》等都吸收了古典小说的主题内涵。

3.2对现代文学小说结构的影响

小说的结构对表达小说的主题有着重要作用，古典小说的结构特点尤为明显，比如《红楼梦》采用的章回体的结构，其他小说的特点在现代小说中经常被模仿。比如张爱玲的《沉香屑》、《倾城之恋》在古典小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但是人物说话的语气、描写的场景极易使人联想到古典小说中的情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运用的白描和故事性的记叙手法都来自古典小说，《金粉世家》、《吕梁英雄传》的小说结构则继承了章回体的手法，

4.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散文产生的影响

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散文，至今都被不断的传诵和研究，如先秦时期儒家的《论语》、历史散文《左传》，两汉司马迁的《试剂》，唐宋时期的《古文观止》等。现代作家受到了古典散文的熏陶和影响，对现代散文进行创作时，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借鉴了古典散文的创作风格和内涵。

4.1对现代文学散文风格的影响

散文风格是文章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呈现出的一种和谐统一的艺术特性，与作者的个性和表现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的散文风格受当时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在表达上较为含蓄，语言大多较为清新秀气，情感细腻，书生气质浓厚。现代散文继承了古典文学的清新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冰心的散文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典散文的影响，并将这种风格特点与西方的典范相融合，创造了独特的散文风格。除此之外，著名散文家林语堂在创作散文时经常用到文言词和古典散文的句法，排偶、对仗等方式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现代散文深受古典散文风格的影响。

4.2对现代文学散文体制的影响

散文体制是指文章的类型，根据文章所表达中心思想的方式将散文分成几种类别。先秦时期便创立了我国文学的议论与叙事的散文体制，汉朝以哲理性散文著称，唐宋的情景散文尤其引人重视，明清的小品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古代散文体制的不断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比如古典散文《桃花源记》，属于情景交融式的散文，通过对环境的夸张渲染，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现代散文依旧保留着议论散文、叙事散文、写景散文等体制，并集古典散文之众长，融合了百家散文体制的特点，发挥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比如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春》、《荷塘月色》，张晓风的议论散文《行道树》等。在古典散文的基础上对现代散文的体制进行了创新，但归根到底，离不开古典散文的影响。

5.结束语：

古典文学成就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宝，也是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用之不尽的文化遗产。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众多学者长久以来共同研究的话题，探讨古典文学的构成因素和精神内涵对发展现代文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除了本文阐述的在诗歌、小说、散文方面的影响之外，对话剧、戏剧等均有影响作用，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仍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实践。

参考文献：

[1]刘莹. 浅谈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J]. 学理论，2013，02：164-165.

[2]卢晓霞. 论中国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09：45-46.

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篇10

论文摘要：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存在“以史为纲”、“独学不用”和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思想认识、教材编排、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改革，以使古代文学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涉及人物之多、作品数量之大，从对宋代主要文学作品集的粗略统计即可看出一斑：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录可考诗人9000余位，诗歌作品20余万首；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收录宋代作家近万人，作品17万余篇；唐圭璋编《全宋词》收录宋代词人1330余位，词作近2万首。各书补遗之作尚不在以上统计数字之中。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师来说，要讲好这门课程实非易事。笔者对当前部分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发现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仍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并已引起部分高校的重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是要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批评，只是想发表一点看法，以期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古人云，“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1］，即此之谓也。

一、误区之一：以史为纲，忽视文学原典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以讲授文学史为主，以分析文学作品为辅。这是解放以后，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引下逐渐形成的教学传统。直到今天，在各种类型的涉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考试中，仍以文学史为主。WwW.133229.coM这也是产生今天古代文学教学重视对文学史的讲授、轻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的现象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两个方面。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主要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内容。学习文学理论是为了指导文学创作，而学习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是为了评价与审视文学作品。很显然，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这些内容虽然很重要，但它们不能代替文学作品本身。因为，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就整个古代文学结构体系来说，文学作品应占有主要地位，讲授时也应占据主要课时量。况且，学生们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能对文学史上有关该作品的评价做出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分析。如果我们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本身，而仅凭文学史上的观点去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我们的评价将是非常空洞的，而且是没有说服力的。目前，许多高校对古代文学的讲授主要以讲文学史为主，而略讲或者不讲文学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因为学生们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而不是从文学史中汲取知识与营养。例如，有些学生没有读过《水浒传》，只能对《水浒传》的艺术特色、写作源起、结构体系等侃侃而谈，而对《水浒传》的具体内容却并不了解。“以史为纲”进行教学的结果是使学生偏执于对浅层次知识的了解，而不能洞悉文学原典的真谛。

其次，观点陈旧，非出己意。文学史是当代人写给当代人看的，其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及艺术特色的分析等都具有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对同一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或许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在写文学史时，由于占有资料以及归纳角度的不同，所持的观点也未尽相同。以“变文”的定义为例，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宣传的文本”［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转变的底本”［3］，刘大杰主编的《文学发展史》认为是“讲唱奇异故事”［4］，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和演义一样，把故事再演说一遍”［5］。如果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以史为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授，那么将会使学生失去判断的标准。要么是对某个观点深信不疑，要么是面对不同观点莫衷一是。由于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很难提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毋庸讳言，学习文学史其实是学习文学研究史。今天所谓的文学史无非是用一代一代人的文学研究资料堆成的历史。“以史为纲”的教学将使我们越来越疏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文学史对各类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也会严重地影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理解。

第三，涉猎狭窄，忽视原典。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人文学科呈现了愈分愈细的趋势。文学史教材也由“涉猎广泛、兼容并包”，转为“深究一艺、不关别类”。内容精于专，而失之泛。五四之前，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历来是以直接讲授、背诵文学原典的形式进行的。“文学史”之名是晚清以后才出现的。可以说，此前的中国文学是只有“文学”而无“史”。虽然继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之后，诸家书目有了“文史”之称，讥评文人之得失，然仅附于“集部”之末，难登大雅之堂。范晔首创《后汉书》，其中的《文苑传》虽开辟了正史文人传记之先河，但于文学史不大相干。这种“大文学”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据复旦大学周兴陆先生考证，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是东林书院教授无锡人窦士镛于1906年油印出版的《历朝文学史》［6］。其内容乃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延续着广义文学的观念。其纯文学理论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对各时期文学作品的脉络加以说明，总体上仍是为阅读文学作品服务的。而在以后的文学史中，纯文学理论的比例逐渐提高，且逐渐专门化，最终形成狭义文学史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文学原典的阅读愈发缺乏兴趣了。

二、误区之二：独学不用，教学目标得不到实际落实

统而言之，古代文学课程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二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其实都离不开实践训练。人文素养包括人的气质、情趣、意志、道德修养等，这些并不是靠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就能得到提升的，还需要深入的精神体验才行。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而且要从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丰富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陶冶情操，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同样，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是以大量阅读、鉴赏经典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只学习，不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就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来说，不论是人文素养的培育，还是写作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实践教学。古人立身处事的道理是暗含在文学作品之中的。通过对古代文学的学习，我们要使学生明白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道理，并引导他们将这些道理应用于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人文素养真正得到提高。以《史记•项羽本纪》的教学为例，教师除了讲授文章的行文风格、艺术技巧、人物形象、文体类型以及所记历史事实等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自己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做人的道理”、“于自己的人生有何帮助”等问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7］、“文选烂，秀才半”［8］，其实强调的就是学习与模仿经典范文的重要性。读的多了，练习的多了，掌握了各文体的写作规律，写作能力自然就会得到提升。所以“读”与“写”应该贯穿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诗、词、曲、歌、赋、文、小说等各类文体进行创作训练，把他们变成温文儒雅之士。

第二，隔绝古今，对古代文学敬而远之。目前，在高校仍有相当一部分师生认为，古代文学就是过去的语言文化，是死去的文本，面对它仿佛有一种距离感，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了；还有的甚至认为，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于今天毫无关涉与益处，只能用来欣赏。许多学生感觉自己只是在被动地学习古代文学，而无法融入古代文学的智慧体系之中。他们很少思考古代文学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对其自身发展及当今社会有何影响，认为其虽然博大精深，但所关涉的内容与今日的社会生活相距甚远，并无实际用处。基于以上认识，多数师生对古代文学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事实上，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文化之基的中国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是没有古今之分的。之所以将其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主要是为了方便研究与教学。跨越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作品和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赞扬的知耻、守信、气节、伦理、气度等人文精神，同样也是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古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不应隔绝古今，更不应将古代文学看作是过去的事情，于我们无关。虽经世事流转，朝代更迭，然于人之常情，古今一也。原因很简单，一是共同的人性，二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在与古人对话，读古代高品大德的文学作品，无疑将使我们受益良多，除了“文章之艺”之外，于人生、事业、家庭诸端皆必有可取法之处。

三、误区之三：避重就轻，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庞大，我们不能对其一一进行讲授。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某些教师任意选择篇目进行讲授的借口，也不应该成为教师任意选择某些文学史内容作为讲授重点的理由。事实上，古代文学教学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主要的文学思潮、最重要的文学家以及最基本的文学体裁讲解清楚，使学生对上述内容有所了解。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第一，驾轻就熟。有些教师只讲传统名篇，而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太熟悉的篇目不做讲解或略作讲解。很显然，这种讲法不能反映整个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学生也得不到应有的训练。名篇固然重要，而对于那些反映一代文学风貌的赋、玄言诗、宫体诗、诗僧及其作品、笔记文、八股文等也需兼顾。其实这些作品就像唐诗中的“排律”一样，虽然数量不多，也非主流文体，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艺术技巧与历史、文学知识。比如，“四六”文为历代“章表奏记”所用之体，历经唐、宋古文运动而不衰。在宋代，四六文做的好可以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文章利病，不在奇偶。对于这种集智慧与技巧于一身的文体，我们应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进行详细讲解。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技巧训练，写作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再如，作为明清科举程文之一的“八股文”也并非像某些人描写的那样可怕。作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竞相习作的文学体裁，在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堂上介绍一点也未尝不可。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一方面要尽可能选择合适的教材，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课时。即使教材编排有所遗漏，对于这部分内容，教师也应该适当补充一点，务必使学生有“大文学”的眼界，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经典名篇之一隅。

第二，重雅轻俗。当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多以讲授各个时期贵族文人所创作的传统诗文为主，可以说是将雅文学之路一走到底，而对俗文学不大重视。这虽然和历代流传下来的俗文学作品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俗文学持轻视态度所造成的。许多优秀的俗文学作品难以被选入教材，现行文学作品及文学史教材中雅俗比例悬殊。雅文学作品比比皆是，而俗文学作品却寥若晨星。这是导致广大师生注重雅文学的直接原因，而对俗文学不甚措意。雅文学是用精致的贵族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而俗文学是用世俗的平民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在古代文学领域，其实雅、俗一直是并存的。就文学作品的整体来讲，俗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比雅文学少。这从敦煌藏经洞所存唐、五代、宋、元作品中可见一斑。雅、俗文学作品之间也并无绝对的界线。同一文学家，可能既创作雅文学作品，也创作俗文学作品。南朝民歌转为宫体诗、宋词由宛约到豪放、宋诗的以俗为雅等，其实就是由俗到雅的转变。俗文学作品对下层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雅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更加重视历经数百上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民歌、史诗、神话、寓言笑话、民间故事、禅宗灯录、道家语录、词曲、宝卷、小说、杂剧等俗文学作品，充分发掘其所蕴涵的文献价值，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文物而束之高阁。只有做到雅、俗并重，我们才能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全面汲取营养。

四、反思

1.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教学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在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在其他方面什么都不中用的人，也不是要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而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人文教育的力度，这也是高校的理科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艺术欣赏”等通识课程的原因所在。古代文学为国学之基，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文、史、哲以及艺术之间的界线是不甚分明的。比如《周易》、《老子》、《庄子》、《墨子》等既是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诗经》、《礼记》、《荀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大量的关于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的论述；《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而且古代文学不管在作品数量和时间跨度上都大大超过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和。在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培养国人的人文素质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能够超过历史与哲学，但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性，更能感染读者。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小而言之，对于全校人文教学具有示范作用；大而言之，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师的责任可谓重大而艰巨。因此，应加强对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的认识。

2．应加快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以上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个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要编出内容全面、雅俗比例得当、重点突出、应用性强、有针对性的文学史教材。其次，古代文学教师要有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整体眼光。“这门课程不应被当成“史”或“论”来讲解，而应重点讲授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使学生通过阅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尚的情趣，并进一步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9］。再次，要改革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应加强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在课堂讲授的同时辅以背诵与模仿训练。通过学习和借鉴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将其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最后，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应消除白话与古文、雅与俗的人为界线，同时也应消除贵古贱今、以今非古、重雅轻俗等错误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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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文学史［n］．中华读书报，2002-01-16．

［7］陈寿．三国志［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