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广告学;现当代文学作品;美育;创新能力

现当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课，而作品选读则是其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学生必须通过阅读原著来了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当代文学史课程安排的课时是192学时，相对比较宽松，可以考虑到史论与选读结合，让学生在充分阅读作品的同时了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和现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为96学时，课程学习同样需要把作品与史论结合起来，不同的是后者要求知识面广，但无需深入。相比之下，广告学专业开设的现当代文学课程只有48课时，时间紧，任务重，性质不同，故广告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一、广告学专业人才能力培养的特点

广告学专业隶属于新闻传播学学科，文学大类，所发学士学位为文学学士。依其人才能力体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是人文素养，支撑课程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美学、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等。前两门课程属文学作品选读，是广告学专业人才能力体系中人文素养支撑课程最重要的课程。文学作品选读的教学旨在通过让学生大量地阅读带有审美意义的作品，提升自己的审美水平，陶冶审美情操，打开对美的事物的发现、鉴赏和创新的艺术道路。孙绍振说:“文学教学基础的基础就是对文本直接的解读和体悟。”［1］广告学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主要依托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课程实现。在实现过程中，广告学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能力培养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提升审美鉴赏能力，将此能力内化于心，外化于语言，或文字，或口语。而广告学专业学生的文学课程教学，人才能力培养有其独特之处，即将审美鉴赏能力内化于心的同时，不仅要外化于语言，还要将其外化于形象，以形象来反映情感与主题。因此，广告学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在提升学生审美鉴赏能力时，更要注重如何将审美情感形象化。这就要求该课程的教学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论结合的讲授法，在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势必有所革新。

二、教材内容的甄选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跨度大，从(1917)至当代，其中现代文学30年，当代文学近70年。如果仅以48课时来学习跨度大、内容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故广告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首要改革即是教材内容的甄选，不能再像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样追求大而全，而应该根据广告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和人才能力培养的需求，有选择性地甄选一部分文学作品加以重点教学。但目前广泛使用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教材都是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服务对象，所选教学内容并非完全适合广告学专业。所以，需要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对广告学专业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结合广告文案写作等相关课程，突出美育特色。从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创新能力出发，广告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材内容甄选在文体上倾向于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而在具体内容上侧重具有较强的文学审美性的作品。之所以选取侧重文学审美的作品，主要是为了提升广告学专业学生审美能力的需求，回归文学本身。“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2］对广告学专业来说，文学史、文学理论并不是教学重点，如何引导学生去发现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美以及培养鉴赏、创造美的能力才是重中之重。而在有限的学时内，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文学作品的选择不能求全而应求精，不一定选择那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或思想深刻的作品，而应该关注那些具有审美性、文学性较高的作品。如文学大师鲁迅的《野草》《狂人日记》《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解读的作品，但对广告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思想过于深刻，缺乏文学史的背景难以很好地理解。所以，这些作品可以课后阅读，不构成教学重点。相反，文学史上被忽略的那些有着美感和意境的作品则入选为讲解篇目。整体上看，诗歌方面的可选择性较大，比方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沙扬娜拉》、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谢冰心的《繁星》与《春水》、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闻捷的《吐鲁番情歌》、余光中的《乡愁》、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思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的《一代人》、北岛的《回答》等优秀作品适合于广告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需要，可以让学生重点揣摩。在散文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如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杨朔的《香山红叶》《雪浪花》、贾平凹的《静虚村记》、汪曾祺的《昆明的雨》等散文脍炙人口，可塑性强，不仅有诗歌的意象、意境美，还能给人更多的画面感，利于启发广告学专业学生在文字、意象、画面三者之间把握情感。到于小说方面，以短篇小说为主，兼顾中长篇，比如《伤逝》《边城》《百合花》《红豆》《骆驼祥子》等。总之，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打破现当代文学的选择惯性，建构凸显美学特色、广告学专业特点的选文体系。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

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授内容以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相结合，故其教学方法常以讲授法为主，对于重要作家作品时则采用文本分析法、讨论法等教学方法，整个教学过程以讲授法为主，重传授知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不同的是，广告学专业该课程如上所述，教学内容的甄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再加上广告学专业学科性质和学生能力需求的独特性，该课程教学方法也势必做出相应调整，需要采用多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诗歌教学，诵读是重要的教学手段。传统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重理论深度和文学史体系的完整性，容易忽略诵读，也就没有安排太多时间让学生去感知诗歌的节奏、韵律和意境，造成学生对现当代诗歌误读的现象。在浩若星辰的诗词作品中，现当代诗歌的成就虽然比不上古典诗词，也不乏优秀之作。诵读有助于领悟诗歌的音韵之美、情感之美、意象之美。因此，在课堂上要留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去诵读诗歌，提高对美的感知力，同时，从意象入手提高鉴赏诗歌的审美能力。往往在广告中被运用得最多的是诗词中的一些意象，那么意象的捕捉与分析也就成为美育中的重要一环。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先诵读诗歌，初步感知诗的节奏、韵律、情感，然后找出诗歌中的意象比较、分析其内涵，充分理解诗歌的内容与艺术特色，最后再通过诵读进一步感知其中的美感。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便会逐渐学会在诵读中锻炼自己对中国元素的审美感知能力，课后会有意识地去关注或搜集相关广告素材。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长篇小说，相对而言不适宜放置于课堂教授，比较适合课外阅读。正如袁志成博士指出:“过去一味的讲授式教学在广告学专业人才能力培养体系中没有作用，再加之广告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只开两个学期，共计九十六学时，只有汉语言文学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一半，面对如此浩瀚的古典文学知识，小说文体教学更是需要挤占时间。”［3］袁博士此处所言虽然涉及的是广告学专业中的古代文学小说文体教学，同样也适用于广告学专业中的现当代小说文体教学。现当代小说文体教学可以采用课外学习与课堂辅导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带着搜集广告语的意识去阅读相关小说，形成广告语言的语料库，与古代小说文体的学习相配合，形成古典、现代广告语言语料库，为他们进一步学习广告语和广告文案写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当然，一堂课的教学仅用一种方法过于单一，它可以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讲解文学作品时，可以把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戏曲、绘画等穿来，营造一种美的氛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在经历了审美感知、审美鉴赏之后，鼓励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广告创意和写作中。广告学专业比汉语言文学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更注重实践性，文学课不能培养某种技能的形成，却可以培养感知力和提升创造力。也就是说，审美创造才是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终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美育的最后一环。与此相应，该课程的实践环节应该鼓励学生设计一些带有中国元素的广告作品，可以是文案、影视等形式。

总之，广告学专业设置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必须改变它在其他专业学科体系中的传统面貌，契合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特点。它可以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相配合，发挥其学科作用。我们在实践教学中，应该从专业视角出发，结合学生的需求，在重视德育、智育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美育目标。

【参考文献】

［1］孙绍振．微观分析是宏观理论的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2］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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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设置内容不够丰富：云南省各高校开设的共同文化必修课有“中国概况”、“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开设的选修课有“中国民俗”、“中国成语”、“中国少数民族与宗教”等，选修课因各学校的教学资源的实际情况而不同，和国内的六所大学比较起来，文化选修课开设类别较少，内容不够丰富。

文化课占汉语言专业课程的比重小：云南各高校与国内六所院校的文化课相比所开设的文化类课程比重少得多，国内六所高校的汉语言文化课平均占必修课的18%，占选修课的54.6%，文化课总体学时占专业课总体学时的36.3%。云南高校的汉语言专业中，文化课平均占必修课的8.05%，占选修课的28.57%，文化课总体学时仅占专业课总体学时的10.9%。

各个学校文化课开设的时间不均衡：通过调查得知，四所学校中有三所从第三年开始开设文化课，且主要集中在第三学年，一所学校在二年级上学期开始开设文化课。

各个学校各门文化课开设的次序不统一：调查得知，三所学校先开设中国文化、中国概况、现当代文学，后开设古代文学等偏向于古代的课程，一所学校先开设古代文学再开设现当代文学，各门文化课开设的先后顺序不统一。

对文化课课程设置的建议：首先，丰富文化类课程设置、增加和本地文化相关的文化类课程。通过对云南各高校的文化课分析可以看到，文化课占选修课比重仅为28.57%，与国内六所院校的平均值54.6%相比，文化选修课开设的量较小，由此建议发挥教师不同的专业优势，根据不同方向留学生的需要和兴趣，鼓励教师开设相关的文化选修课或专题讲座、让文化课课程的设置更加丰富、系统、科学。云南攻读汉语言专业的东南亚的学生占90%以上，学生对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史、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对比方面的课程比较感兴趣，在学校师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增设相关的课程。其次，文化课教学应遵循一个“由少到多、由易到难、逐步增加”的规律。“文化课开设时间较晚，且过于集中，不利于学生循序渐进、深入地学习和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而过早开设文化课会削弱对留学生汉语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最终也不利于提高留学生汉语交际能力。”［2］除非用学生的母语授课，否则不建议在第一学年开设文化类课程，对于在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开设文化课，要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来决定，学生水平较高，可以在二年级下学期开设，学生水平较低，则建议在三年级上学期再开设文化课。对于文化课开设过程中出现的先开“古代文学”还是先开“现代文学”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反映，古代文学、古代文化是学习中的难中之难，我们遵循文化教学中的“由易到难”的规律，建议先开“现当代文学”，再开设“古代文学”课程。

云南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文化课教学情况分析

(一)文化课基本教学情况分析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必须依托真实课堂教学来实施，因此加大对文化课教学情况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针对我省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文化课程教学的情况，我们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后发现，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文化课教学方法单一，影响了留学生的学习兴趣。62.8%的留学生反映目前文化课的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文化课任课教师基本采用口头授课的方式讲授文化知识，留学生与任课教师的互动明显不足，学生主动参与讨论的机会也非常少。其二，缺乏跨文化现象的对比教学，无法引起学生共鸣。课堂教学中，文化课教师在讲授文化知识时只注重中国文化知识的灌输，很少考虑到教学对象的母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在教学中没有主动引导学生对不同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学习，导致留学生只能被动地接收中国文化知识，不能对教师的授课引起共鸣，从而削弱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其三，偏重主体文化教学，亚文化教学不够。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分为主体文化和亚文化。现在，绝大多数的高校在文化课教学内容上都偏重介绍我国主流文化的知识，而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的亚文化知识的介绍远远不足。云南不仅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而且作为面向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桥头堡，在经济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云南留学生中，70%的来自东南亚，这些学生中，很多学生毕业后打算从事云南地区的贸易工作，掌握好云南的地方文化，对他们来说，有着现实的交际意义。

(二)对云南文化课教学的建议

针对调查所发现的问题，我们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传统的文化课教学模式向开放式的、体验式的文化实践模式转变。首先，教学环境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由课堂向真实环境转变。受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为留学生提供完全真实、开放的文化实践教学环境，目前我省各高校还难以全面达到，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本地现有的资源，使课堂环境与社会环境最大限度地结合。比如在学习中国传统佳节时，教师可安排留学生进入中国普通家庭体验课堂学习的内容，并可要求学生节后总结中国传统佳节的特点，通过活动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促进学生的学习。其次，教学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教师的单纯讲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让学生对文化有更多的领悟。与传统教学相比，多媒体和影视教学更具直观性和趣味性，可集视觉、听觉于一体，以形象的画面给学习者最为直观的冲击，通过影视作品的赏析，留学生能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及生活态度等。最后，教学内容不能只偏重主体文化，应该兼顾亚文化。

文化课教材及其使用情况分析

(一)文化课教材使用情况分析

从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几门主要的文化课教材的使用情况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使用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欧阳祯人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程》;“中国国情”使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中国国情》，编者为肖立;“中国现当代文学”使用北大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编者为孙萍萍，或使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文化”使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中国文化》，编者为韩鉴堂。对使用这些教材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在以上提到的对外汉语教材中，教师和学生普遍表示满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文化课教材内容繁多，教学任务完不成，影响留学生对文化内容的总体认识。调查表明，“中国文化”、“中国概况”开设的时间为一学期到一学年，每周课时2学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开设的时间分别为一学年，每周课时为4学时。教师普遍反映教材内容较多，无法上完所有的课程，很多教材只使用了三分之二，极大地影响了留学生对所学文化课的总体认识。第二，文化课教材语言普遍过深，专业词汇多。汉语言专业的文化课开设从三年级的上学期开始，虽然90%的学生的汉语水平达到了HSK4以上，但是对于文化课的学习还存在困难，分析教材可以看出，课文中的超纲词、丁级词汇较多。“以韩鉴堂的《中国文化》为例，课文中不包括练习，光是课文和相关资料，词汇量就达到8433”。［3］这对于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难度，生词量太大，不仅学生预习难，也造成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对课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影响了文化知识的传授。第三，文化课教材的内容过多偏向于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教材的考察中发现，文化课教材的内容过多偏向于中国古代文化，对现代文化涉及得很少。从留学生的反馈来看，28%的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比较感兴趣，但72%的留学生却希望更多地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化。第四，文化课教材的趣味性不强，学生觉得文化课较为枯燥。目前的文化课教材是中国学生教材的缩略版，内容繁杂、政治性较强，有的教材按照中国学生的教材体例进行编排，文化课限于灌输文化知识，较少从留学生的需求出发。文化教材缺少趣味性、互动性、任务性等练习，难以让学生在体验中、互动中学习相关的文化知识、技能。

(二)对于文化教材编写的建议

1．充分考虑留学生的汉语水平

文化教材内容繁多，教材的语言普遍过深，导致留学生在学习文化课时忙于查字典，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听不懂老师的讲解，更谈不上与老师产生共鸣。问题的解决需要学生、教师、教材多方面来配合，从教材的编写来看，教材的编写应该考虑到留学生的汉语接受能力，把握好教材的难度。

2．加大现当代文化的内容

就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大部分留学生对现当代的文化较为感兴趣，了解这些文化对留学生掌握汉语、了解中国国情、理解中国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文化教材的编写中可适量加大现当代文化的内容。

3．体例上可以将文化内容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结合

通过对留学生的个别访谈，我们发现留学生对中国的饮食、家庭、娱乐活动、传统节日、旅游等话题很感兴趣，这为我们的文化处理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教材编写中可以把相关的文化知识融合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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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提倡对人的价值追求,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对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者的完美兼容,是重在体现人的全面价值的一种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的灵魂与核心,通过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使得大学生能够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弘扬生命意识,彰显出个性与价值。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只有在大学教育中渗透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才能培养出具备时代主体精神的优秀人才。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盛行,外界激烈的竞争环境严重冲击着人们内在精神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向世俗化与功利化转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明显下降。人文精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濒临消解。一些人面对诱惑不知该何去何从,道德意识薄弱,出现了狂热的拜金主义倾向。在生活中,精神极度空虚,缺乏崇高理想的支持,导致自身信仰的丧失。马加爵与药家鑫事件的出现,严重拷问着人们的灵魂,为一些人文意识淡薄,人文精神匮乏的人敲响了警钟,同时人文精神面临的危机也可见一斑。大学生是国之栋梁,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肩负着国家振兴的伟大使命。大学生人文精神素养缺失的现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一旦大学生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将会造成价值失范以及信仰危机,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下面,我们就造成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究。首先是外界大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市场经济下,中外交流日益广泛,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物质性、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价值理念充斥在社会的角角落落,严重冲击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对就业形势所带来的就业压力难免会让大学生们感到力不从心,功利心的驱使一时让大学生们难以抉择。过于功利化的价值衡量标准形成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现象,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学只是用来供茶余饭后消遣的,使文学一度从“实用之学”的巅峰沦落至“无用之学”的深渊。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催生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人群,使得人文学科得不到重视,导致了人文精神被冷落遗弃的现象。

其次是高校的教学理念对大学生的影响。高校的生存是由生源维持的,为了获得充足的生源,而学生选择学校看重的就是学校的就业率,因此,学校势必会为学生未来的就业搭建好平台,以此吸引学生就读。以此为前提,高校在专业的设置上多倾向于应用型专业的开设,人文学科是作为辅助专业而开设的,学校对人文学科没有足够重视,学生也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人文学科的地位,造成很多学生对学习人文学科的兴趣不足,热情不高,之所以学只是为了多拿些学分。很大一部分学生读大学就是为了找到一份稳定的好工作,而学校投其所好倾向于安排实用性较强的热门专业与课程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出现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种浅近功利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再次是教学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受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的影响,学生对知识的获得处于机械化的记忆、被动化的接受,不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以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教学中,人文内涵缺乏。人文学科的教学形式单一,政治说教的性质过重,缺少人文内涵的挖掘与延伸。教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自我体验与感悟力的忽略。人文学科的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极具艺术美感,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珍贵的文化资源。人文学科的魅力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切身体验才能体会的,教师对学生自我体验与感悟力的忽视,是关闭了学生发现美的一扇窗口。在教学中,缺失活跃的课堂气氛。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生能够做到深入地理解知识,而把学生当成“靶子”进行单项的知识传输,其结果只能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从而使文学的教育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不利于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二、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重塑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人文精神的培养要求人们具备健全的人格与良好的内在修养。当今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使得人们责任感缺失,道德水平滑坡;心理脆弱,承受能力不足;生命意识淡薄,人文素质降低。种种现象都显示出人文精神的缺失,面对这种现状,国民人文精神素养的培养就显得极为迫切。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重塑大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一些文人,如张炜、韩少功等人曾与1994年前后,就人文精神展开了讨论,猛烈抨击了“价值失范、道德滑坡”的现象,并致力于人文精神的重塑。现当代文学课程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应承担起人文精神建构的责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奠基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之上,并吸纳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精髓,从而幻化出现当代文学的核心内涵,即“人的文学”。它体现的是对人的价值的追求,极富人道情怀。例如,周作人的作品,宣扬人道主义思想,抨击“非人的文学”。鲁迅先生鞭挞国民的劣根性,提出“立人”思想主张。梁实秋的作品展示的是光辉的“人性”,和梁实秋反映同一主题的还有沈从文先生在“希腊小庙”中供奉的“人性的真善美”。孙犁的作品推崇人性的自然与美好。莫言、余华的精彩作品,展示的是对生命与人性的哲思与拷问。他们的作品各有千秋,又同为人文精神的典范。现当代文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主题上看,都可称得上是人文精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

2.1现当代文学教学应立足课堂,多角度挖掘人文精神的内涵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独特审美体验,人文精神就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的,因此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要多角度地对人文精神进行挖掘与渗透。在教学理念上,转变旧的教学理念,将文化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进行迁移,注重引导学生掌握作品中所蕴含的各种文化知识,开阔学生视野。首先从作家生平与时代背景中汲取养料。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充分理解作家创作的特殊环境。比如鲁迅小说中的“立人”思想,要结合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进行讲授,有助于学生对主题思想的理解。其次要结合现当代文学学科特点,引导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容涵盖广、跨度大,折射了20世纪人们思想观念、价值情感以及生活状况的全貌。在对作品进行讲解时,势必会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从而拓展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学习。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挖掘作家身上以及作品中彰显出的人文精神。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要让学生尊重并热爱生命,树立崇高的生命意识,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生命。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及作品都是人文精神的典范和经典。例如史铁生,身残志坚,面对突然的变故所带来的生命的残缺以及伴随着的虚无状态,他的态度不是躲避,而是用手中的笔与残缺和困境坚强搏斗,最终获得胜利,证明了人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坚强的斗志以及普世的悲悯情怀。他根据切身经历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以及生命的叩问,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极其有益的。他的《命若琴弦》,强调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为一些心理脆弱,承受能力差的人树立了榜样。在教学方法上,应以教师为主导,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代表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以及情感态度,对作品进行阅读就是在进行一场与作者及其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的心灵交会,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进而品味作品的深刻内涵。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等多种教学设备,拓展学生获取知识的内容与形式。播放录音,可以让学生借助想象的力量去弥补作品提供的艺术空间。播放视频可以使学生更加直观地观赏到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人物的境遇。通过播放录音、视频等方式,可以丰富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动机。同时,教师又要注意到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自主欣赏由现当代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如《骆驼祥子》《家》《芙蓉镇》等,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并写出心得感受。

2.2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要注重文学教学实践,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高校要想肩负起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责任与使命,就必须赋予高校教育以“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传播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净化学生心灵,健全学生人格。首先,学习经典,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现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个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现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以此为突破用作品中的经典重塑出当代的经典。教师要善于捕捉作品中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民族情感以此唤起学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除此之外,教师还应抓住作品中的对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的弘扬,让学生懂得真善美,能够恰当地进行待人接物,从而培养起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次,延伸经典,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审美观。一个人的内心是美好的,反映在行动上也是积极的,一个人一旦具备了积极健康的审美观,就会不由自主地以真善美的标准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大学生具有一定审美体验,也都形成了一定的审美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审美观都是积极的,例如,有些人的审美就只注重外在而忽视内在。积极健康的审美观的形成要求学生在平时的阅读中多接触现当代文学的经典,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延伸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再次,运用经典,铸造学生坚强的心理素质。人们都以为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但是现实中大学生却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对工作力不从心,对生活迷茫困惑。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学经典,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安慰。作品中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人物形象启迪着大学生自立自强,正视压力与挫折,为大学生走出困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运用经典,努力铸造学生坚强的心理素质,让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向困难低头,坚定信念不迷失,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进取心。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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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学史 现代文学 新文学 当代文学

相信对于每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大多是从文学史著作中来的。“形式纷繁的文学史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个体系通常被视为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许多人对于文学史具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文学史意味着某种坚硬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描述,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史是文学知识的集大成。因此,文学史甚至如同某种有效的证书:文学史的写作标志了一个成熟的学术阶段――标志写作者业已可能纵论和总结一个学科积累的全部资料”。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多。

一、“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

我们都知道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文学”的前身是“新文学”。“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从1922年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开始,新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史著作。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新文学”之“新”显然已经难以“新”下去了,“新文学”并不能指代五四以后所有的文学现象,而只是指某种“文学”。随着历史观的改变,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分期,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旧民主主义阶段(1840―1919)、新民主主义阶段(1919―1949)与社会主义阶段(1949以后)。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不仅确立了新的历史分期和性质,而且确立了“新文学”的性质。以务实为开端的“新文学”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其指导思想必然是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新文学”是“”的反映,那么,在“”被“社会主义革命”取代之后,“新文学”将会被什么文学取代呢?当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的更新型的文学,这个更新的文学也就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不能再称之为“新”文学了,它针对“旧民主主义”文学来说确实是“新”的,但是在更新的“新文学”面前却是“旧”的。于是,文学史家用“现代文学”取代了“新文学”这个概念,用“当代文学”来指称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

二、“当代文学”的出现

“现代文学”的出现即意味着“新文学”的死亡,因为更新的文学――“当代文学”出现了,“现代文学”要想存在就需要有个更新的文学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如是“当代文学”被创制出来了。

早在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歧问题就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再叫“当代文学”有些名副其实了,因此主张把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并入“现代文学”,让“当代文学”专门研究当下的文学现象,专作文学批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在他们眼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现代”、“当代”这样一些概念都是客观的、不需质疑的,是能够自我说明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可是这种起点、这种界限到底存在吗?如果以线性的历史观念来看,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确实是有不同的起点的,但也只有在线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找到这种起点。王德威曾经说过:“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再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的范畴,它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用来说明特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线性的时间进程中的这种划分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是否应该打破这种惯性的文学史秩序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三、“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一种类型,“文学史”以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为目标,是一门有起点、有开端、有源头的学科,是对连续性的描述,对线性发展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学”的主要方式,我们已经把文学史的内容当成真实的文学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只要我们是在“文学史”之内思考问题,只要“文学史”仍然是国家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它就不得不受到各方面制度的制约,它的写作就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自由。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或者“重写”来接近甚至认清真实的文学与历史。在这一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跳到“文学史”之外思考,或者说,把“文学史”本身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

按照公认的“文学史”的分期,“中国古代文学”指的是先秦至晚清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晚清到“五四”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到1949年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文学。依据历史发展的顺序,当然是先有“古代文学”,再是“近代文学”,再是“现代文学”,再是“当代文学”。因此在大学的中文系里经常会存在着“厚古薄今”的传统,大家都在无意识中觉得历史越长的越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学科史方面来看这个分期问题,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正是在这一角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样的命题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常识,打破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历史的逻辑,但是我们所遵循的这种“常识”和“逻辑”难道就不能怀疑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在“文学史”内还是“文学史”外来理解。在“文学史”内,“文学史”反映的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是不可逆的。当然是先有现代,再有当代。但是当我们跳出“文学史”,站在其外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讨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概念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范畴,它们之间的分期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而是应该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回到这一对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看看这些概念产生时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周兰桂先生认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无外乎两种状态:一种是“自律的文学”,一种是“他律的文学”。所谓“自律”即文学获得了自身的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有一种没有外在强权压制的审美自觉和以抒写个性、性灵为旨趣,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自由。同时,文学又自觉履行自身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的终极关怀。所谓“他律”,即文学部分地失去了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必须服从于某种外力与外在目的的强制与负载。文学被迫为政治、为权力、为帝王、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从而作家部分地失去了他的主体性,文学也部分地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回首百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正是在“自律”与“他律”中反复徘徊,疏离又回归。百年中国文学史可谓走过了一条迂回前进的曲线。其间,有不少现象是相映成趣而又发人深思的,将相关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相对照,更能让我们看清其本质,看清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比如问题小说与反思文学、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解放区文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当代文学等。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暗合与关联,也看到因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学发展的不同态势。正如郜元宝先生指出的:“如果放在整个现代文学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当代文学)不过是未曾中断的历史的延续。”

因此,“当代文学”并未与“现代文学”有质的差别,只是文学在发展的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黄修己先生说过:“我们以前写文学史,只讲新的战胜旧的,取代旧的,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应该是有的部门新的取代了旧的;有的部门则创造了新品种,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与此后继续存在、发展的旧形式并存,谁也不能取代谁。……新与旧既相颉颃又相渗透,这才是历史的实相。”因此,研究者不抓住决定审美面貌差异性这一最基本因素而去漫论文学的分期和学科差异性显然未见得有多大意义。可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异同均有,但基本显现形式还是同大于异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已不再只是为新的文学的存在进行合法性辩护,而主要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进行合乎理性的描述、阐释和判断。时至今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依然在迂回发展,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分期依然尚未出现,唯一可资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依然“在路上”,中国文学的任务依然是寻找文学。

概而言之,“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种问题及其相关的领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了讨论,而本文在此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主要目的在于将文学自身作为问题来反思,在于“考掘”出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1]南帆.文学史与经典.文艺理论研究,1998,5.

[2]李扬.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文学评论,2003,6.

[3]周兰桂,彭国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变及其反思――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3.

[4]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10.

[6]唐|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

[7]林国红.疏离与回归――也谈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性差异.文艺理论,2009,1:65.

[8]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8.1.

[9]张志平.建构“‘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理论范式.文艺理论研究,2005,5.

[10]刘为钦.现当代文学分界问题之我见.探索与争鸣理论月刊,2007,4.

篇5

1、一般师范类的大学和综合性大学都设置有汉语言文学专业。

2、汉语言文学考研科目：英语、政治是必考科目。专业科目得看自己报考的方向和学校的规定，选择考试科目。中国语言文学下设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个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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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文学；文学史；空间形态；当代意义

Abstract:ThemeaninginliteraturehistoryofresearchingtheChineseancienturbanliteratureisre-surveyingandstudyingtheclassicalliteraturefromaspatialangleofview,diggingandmakinguseoftheurbanliteratureresourcesfullythathadbeenneglectedforalongtime,whichisgoodforrebuildingaspace-timeconcatenate,moreintegratedandsystematicChineseclassicalliteraturehistory.Furthermore,theresearchonChineseancienturbanliteraturecanalsoprovideawidehistoricalsightandprofoundhistoricaltextforthepresentliterature.

Keywords:urbanliterature;literaturehistory;spatialform;presentsignificance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总结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问题。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理论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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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本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及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素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专业基础知识全面，专业基本功扎实，品德高尚，能够胜任初中和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教学研究与教学管理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写作、文秘、采编、校对等文字工作者。

内容：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选、文艺理论、基础写作、儿童文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实践、逻辑学、三笔书法、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口语、班主任工作、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课堂教学案例赏析、教育法规选讲、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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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　人文性

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职院校，凭借国家教育政策的大力扶持，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但由于长期以来实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设置上，往往倾向于以单纯的“职业能力”来定位学生的价值，忽视了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从而使教育的历史使命和终极目标发生了偏离和错位。针对这一现象，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应在高职院校加强人文教育或者普及通识教育，并提出了种种可行性方案，其中之一便是加强人文学科及课程的建设，构建良好的大学人文氛围。作为有着一定学科背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其人文性尤其明显。所谓人文性，主要指引导学生把作品当作文化的载体及现象来审视，理解其中的人文意蕴和文化价值，在春风化雨似的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对人生的理解力和对美的感知力，培养其健全的人格，陶冶其情操，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在当下大的时代环境中，作为高职院校汉语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困惑与挑战。

首先，学科魅力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日益枯萎和暗淡，课程的吸引力也在悄悄地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其间曾有过类似于“显学”的辉煌，但时至今日，昔日风光已消失殆尽。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学在当下功利化的环境中不断“边缘化”和“世俗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一落千丈。建国后的文学因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命运曾一度大起大落。与政治的关系刚刚冷却下来，却又遭遇更为强劲的经济大潮的冲击，文学再一次难以自持，在金钱化、欲望化的书写中，沦入万劫不复的堕落的深谷，读者也由寄予厚望变为弃之而去。文学面临的生存困境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和课程建设蒙上了阴影。另一方面，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相比，其学科内涵与学养积累本来就有着先天的不足，在这一大背景的衬托下，更显捉襟见肘。

其次，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职业化、技术化，使课时一减再减，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成为教师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2001年10月以来，教育部连续三次召开全国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明确了高职院校“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的指导方针。基于这一方针，高职高专院校在课程的设置上进一步向实践倾斜，对一些理论性强、与就业直接关系不大的课程逐步削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时量几乎减少了一半。不论如何评价这一变化，都必须承认并正视这一事实。

再次，学生人文素质差，心态浮躁，缺乏学习的热情和耐力。与普通院校的学生相比，高职院校的学生在专业水平方面并无明显差距，只是人文素质和知识面处于劣势。此外，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现在的学生虽然视野较开阔，接受知识能力较强，但往往急功近利，坐不得冷板凳。对于教师布置的课下阅读作业，也大多虚与委蛇，敷衍搪塞，不愿意认真地去完成。或者迫于就业压力，忙于考这个“本”那个“证”，精力分散，上课自然就不可能专心致志了。

针对以上实际问题，笔者从一个专业教师的视角，就如何突出该课程教学的人文性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应对措施。

首先，应努力营造一种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富有特色的校园人文环境，利用环境的熏陶。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文化背景，高职院校应当树立一个理想和目标，通过构建一种能体现人文关怀、尊重科学与民主、充满理性和自由之光的校园文化氛围，使浸润其中的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的自然生成，真正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作为专业教师，在上第一节课时，一定要先讲明该课程的性质特点及正确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以抵御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和错误观点的消极影响。通过张扬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学教育。重建对文学的信心。

其次，针对高职院校课时少、重实践的课程设置特点，改革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最大限度地满足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人文素质方面的要求。根据以上情况，我对课程内容作了如下调整：在不多的课堂教学中，侧重于基本文学常识、文学现象的讲解，将作品的阅读作为课下作业布置给学生。为了保证任务的落实而不是流于形式，要求学生一定要记读书笔记，并作为一项考查内容记入成绩。当涉及作品时，注意结合学生的阅读印象和碰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布置作业时，采取“少而精”的原则，既让水平一般的学生不感到无从下手，又要让好学生觉得有发挥才能的余地。这样，在对作业进行考评时，才能凸显档次，体现公正原则。

教学内容的变革必然会牵涉到对教材的选择或重编。在教材的选择上，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那些覆盖面广、趣味性强、理论深度适中的教材。有条件的院校也可本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组织有经验的教师在博参深思的前提下编写针对性强的教材。

有了合适的教学内容，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课堂讲授依然很重要，但主要由教师点拨，要求学生在课后的阅读中去体验、去感悟作品，并写下心得和体会，既注重审美鉴赏力的提高，又强调写作方面的训练。可谓一箭双雕。同时，还加入了专题报告式、讨论式教学方法作为补充。所谓专题报告式，是由教师指定作品，让学生阅读，根据笔记选定一名学生做专题报告，其他学生参与讨论，教师最后分析总结；讨论式教学则由教师集中选出几个与所讲内容有关的话题，让学生分组自由讨论，并记录下讨论结果，中间教师可适当加以引导，最后再由教师对讨论结果进行分析、点评，并加以总结。对新的教学方式的尝试和运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活跃了课堂气氛，突出并强化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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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着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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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语文》 运用 审美

引言

《大学语文》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可或缺的科目，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如何从文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历来是困扰《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如何行之有效地进行教学呢？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一、教学内容有重点

我们调查了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发现不同教材中的选篇基本上都在五十篇以上，但是各个高校配给的课时却很少，绝大多数院校教学培养方案中的课时设置都是一学期，每星期两课时。面对如此多的教学内容和如此少的课时，如何进行教学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的。针对这样的教学现状，我们在课堂中均采用非重点篇目学生自学、教师指导，重点内容教师讲解的原则。也就是说教研组需要选取不同时代的既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又能为学生所喜爱的作家作品，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解，从而解决课时少的现实问题。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内容究竟指哪些呢？

（一）古代文学部分

闻一多先生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史诗。”[1]所以我们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时，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重点是为学生分析诗歌，一般来说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时期的诗歌进行分析。《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两者一个代表了现实主义传统，一个代表了浪漫主义风格，所以两者选择其一进行讲解对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文学是非常必要的。

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选择一位唐代的诗人进行讲解是必不可少的。唐诗发展之末，词这种文体应运而生，到了宋朝达到鼎盛，因此有代表性的宋代词人的作品也是《大学语文》课程中必须分析的。

随着文学和历史的发展，元代时期兴起了“曲”这种艺术形式，我们建议在教学中进行相关作品的讲解。这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古代叙事作品的内容，也有助于学生进行传统文学的传承，并培养其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欣赏能力。

（二）现当代文学部分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2]作为新文学的主流，文学启蒙开启了它的现代化主题，而将此推向高峰的是鲁迅先生。钱理群先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作品是应该终生阅读的。”[3]所以我们主张讲解现代文学时不能够跨越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这对于学生了解整个新文学的精神内容是不可缺少的。

现代文学是从清末文坛中西交错、雅俗共赏、新旧结合中发展而来的，所以在民族革命浪潮和文学市场机制的双重语境下，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主义文学和继承了古典气质的通俗小说在文学界不可避免地相遇了。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宽，通俗文学与现代学生的生活接近，在《大学语文》课上为学生讲解通俗文学作品，如张恨水、张爱玲甚至是金庸的作品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于诗文，与其相对应的现当代诗歌、散文也应当选择其一进行分析，让学生了解我国文学的整个传承，那么古今诗歌的对比教学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是现代文学中著名诗人徐志摩、戴望舒，还是跨时代的穆旦、艾青和冯至，甚至是当代优秀诗人舒婷、海子等，都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作者，对他们诗歌的进一步讲解不但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更能让他们在耳熟能详的作品中掌握新诗特色。

（三）外国文学部分

除了我国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应该广泛地吸收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学成果，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生的文学知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课时不多的情况下，在古代文学部分传授诗词曲赋，在现当代文学中分析小说诗歌，再补充以外国文学的内容，将文学史的知识穿插其中，就能够有重点地进行《大学语文》的教学了。

二、教学目标能运用

很多人都以为《大学语文》就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其实这只是其最基本的教学内容而已，我们还应当在课上培养学生运用文学知识、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一）文学鉴赏能力

教师每讲完一个文学经典专题，就要求学生掌握一种文学鉴赏的方法。《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学会文学探源，指导学生理清文学发展脉络。讲解唐朝诗人的时候，要将诗人置于整个时代文学背景下进行分析，这样可以指导学生学会将作家作品与同时期的诗人进行比较研究。宋词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词理论中有过重大建树的作者，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可以让学生明白理论的重要性。随后进一步发展使得一些民间文学走进了艺术殿堂，很多戏曲作品都有其故事来源，从故事形成的来源上进行文学分析也是很多曲艺理论家们重点研究的内容。

我国的现代文学是和启蒙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为当时文学界翘楚的鲁迅先生，应当将其作品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这就教会了学生在社会历史中寻找欣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在学习通俗文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教给学生从分析作家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的角度去研究其文学作品，张爱玲如是，金庸也是如此。另外，诗歌是我国古今共有的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在学习现代诗的时候，通过不同时期的诗歌比较可以教会学生历时地看待文学的方法。而外国文学的讲授则让学生学会在横向上做文学比较。

由此可见，经过不同专题的讲解可以将不同的文学鉴赏方法传达给学生，这比单纯地进行文本解释和文学知识的传授要高明得多。

（二）写作技巧运用

我们通过对《大学语文》课程期末考试试卷的调查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学校的试卷最后一题都是写作题。可是在《大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却没有专门的写作教学过程，这样就使得教学和考试脱节，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对每一个专题都进行一定的写作技巧培养，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将所学的文学转换成语言文字的运用。

学习先秦文学有助于学生掌握“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学生在学习中完全可以掌握相关的语言能力。唐诗宋词各有特色，无论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还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他们往往直抒胸臆，所以从这里学习正面描写的手法是很有必要的。与诗对比，词相对来说比较委婉，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全都采用背面铺粉的写法，所以在鉴赏词作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学会侧面烘托的写作手法。现代诗歌明显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新月派的“三美原则”、艾青的“太阳”“土地”意象，无不指导学生写作时候的语言风格。而元曲、明清传奇故事的曲折性、鲁迅小说主题的深刻性、通俗小说与读者的互动性、外国文学心理独白的描写等都能在不同的教学中影响学生。

因此，我们说《大学语文》的授课过程不但是传递知识的过程，更是培养能力的过程，这个能力不仅仅是鉴赏文学的能力，更是将知识转换成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三、教学效果会审美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姚斯和依塞尔创立了接受美学理论，该学说认为美学研究应该更加重视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效果，也就是说读者应该能够与作者产生“共鸣”。在教学中，学生对文学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本身，还应该产生涤荡心灵、提高审美情趣等精神方面的效果。

（一）艺术美的欣赏

入选《大学语文》教材的篇目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这其中不乏描绘大自然美丽风光和讴歌祖国的作品，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本身的雄壮和秀美。在文学鉴赏的基础上我们会领略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因此，比如讲解金庸小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学生比较喜爱的影视剧作、漫画、连环画甚至网络游戏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进行对比，让学生欣赏到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美感。

（二）人文美的赞颂

美国学者艾德勒・范多伦认为阅读文学名著能“使你成为一名智者，对人类生命中永恒的真理有更深刻的认识”，在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我们能够发现作家对人生的追求。在屈原的作品中学生看到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格魅力，在陶渊明的《饮酒》里学生明白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境界，在杜甫的诗歌中学生追寻到了历史的影子，在苏轼的词作中学生感悟到了人生的哲理，在鲁迅的大作中学生遇到了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内心孤独无助的彷徨，在艾青“太阳”和“土地”的吟诵中学生了解了每个人内心对祖国赤诚的爱……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予学生心灵上的震撼。所以，经过《大学语文》的讲授之后，学生应当具备也必定能够具备人文层次上的审美能力。

（三）文化美的传承

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不但要与现代文化相适应，更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因此我们要加大正面的宣传力度，梳理传统的文化资源，综合运用大众传媒等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我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我们在课程中的古代文学部分的讲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我国很多优秀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从古代典籍中体现出来。由此可见，学习《大学语文》课程有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是高校人才培养中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它担负着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和培养审美情趣的三重作用，我们在教学中只要能够把握住这三点就一定能够使得《大学语文》课程发挥其作用。语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谭少元.高校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语文建设，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