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目的十篇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1

在当前大力倡导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的整体战略布局，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这表明我们党在治理国家的思路和方式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根本改变，也为研究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视角。

法治既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之一。“法治”与“人治”相对。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法治”，就是要将宪法和法律看作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人和机构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把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以及方式均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对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依法治之，并且具体落实。因此，法治既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又可以被理解成社会治理的秩序。”[1]如何科学认识法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如何在法治建设中有序推进社会治理，依靠法律进行社会治理，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这都是我们当前要思考的问题。

一、法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是提出依法治理的根据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是一字之差，更重要的是指导理念的变化。以国家行政权力运行为主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单一的主体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这种模式已然不再适应急剧转型的社会。之所以提出要实现从社会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因为社会管理中缺乏多元主体的公共参与，从而造成社会管理领域诸多问题的存在。

社会治理则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在处理社会事务和多元利益关系方面，法治方式的选择在效果达成上更加有效与合理。社会治理的内涵包括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这就要求政府简政放权，而政府“简放”权力的过程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用法律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出现滥用职权。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在于：法治既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也是对社会主体权力的保障;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治理，又能为人民群众和其他社会主体赋权，从而推动多元治理主体的形成。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挖掘可以发现，我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仍然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持秩序。当前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较，最明显的特征便是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社会体制的急剧转型造成了多元利益需求共存的局面，为了在多元利益中建成统一的秩序就需要法治。较之于人治，法治更加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法治本身具有可预期性、操作性与稳定性等特点，按照规则可以及时处理社会矛盾，并通过程序公开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这更加符合风险社会的特点。因而法治是优于人治的更加公正的一种思维模式。当前中国社会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关系社会，法治的公正性使之成为去人情化治理的良策。

（二）法治是衡量社会善治的重要指标，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善治。善治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优化了的社会治理状态，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实现善治有诸多要求，其中法治就是构成要素之一，合法性是善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法治化的实现程度是衡量社会善治和现代化的指标，是考量一个社会的治理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善治状态下的社会成员个性的自由发展，个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无不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法治能够为处理社会事务提供权威、公正的法律标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法治背后蕴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取向的底线，这与社会治理的最终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深水区，社会治理所涉及的社会领域之广、面对的社会问题之复杂都前所未有，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只能以法律为准绳，通过社会公正的程度来衡量社会是否达到善治。在价值多元化的转型时期，解决民生问题，进行社会治理必须要彰显法治价值。

（三）社会治理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是社会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保障

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高度重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是因为法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曾说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2]176法治的方式可以使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简单化，将一切的问题都回归到法治的本源上进行解决，能够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法治是一种规则思维，即处理事务中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是社会治理应有的基本思维模式。一切社会治理的创新行为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公共权力要受到法律的约束，社会治理的行为不逾越法律的界限，治理行为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若不如此，治理行为就会出现各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法律为社会治理的进行提供了活动范围。

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与社会冲突的管理。当前社会治理领域内存在的突出矛盾都与法律法规不到位、法律权威并未树立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治理需要处理好利益矛盾、协调好利益关系，而传统的治理方式已然不再适合社会矛盾的解决。当前，利益权利的确定、利益关系的确认、利益需求的表达、利益矛盾的调节无不需要依靠法律才能进行。法治强调法律具有至上地位，其有效性能够提升社会治理的效果。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和优势资源，其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使其他方式从属于法律。要以法治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以此提高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综上所述，不管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来看，还是基于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抑或从法治自身的特点出发，法治理应成为社会治理的路径和首要目标选择。

二、在实践中实现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面展开。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与法治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社会治理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法治有两项基本要求：既要有完善、良好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又能够得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正如所强调的：“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3]144

（一）完善法律法规，在社会治理方面实现科学立法

法律法规是法治的基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必将影响法治的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较之于之前“有法可依”的提法，“科学立法”的提法对法律的好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法才能实现善治，因此，进行社会治理首先要完善社会治理立法。为了保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以及社会治理有法可依，必须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完善社会组织及监管的立法。首先，依法界定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权利界限和职责范围，依据宪法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角色定位。其次，为了让社会组织更有效地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必须尽快为社会组织立法，使之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社会组织依据法律进行社会自治。再次，要时刻关注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完善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法律依据，保证社会治理内容的合法性。要保证社会立法的规范性，摒弃立法垄断和落后的部门立法。另外，在立法的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听取民意，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形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可行方案，使法律代表大部分人的利益，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不仅如此，还要完善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建立法治化的利益表达制度。通过立法的形式使社会治理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使社会治理的主客体、方式、范围等有法律依据。

（二）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严格执法

在社会治理中做到有法必依，对各个权利主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任何人不得逾越法律的底线。使得法律成为规范公共权力的工具。国家行政机关自觉将权力运行纳入法制轨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在社会治理中时刻做到按照法律程序严格执法，实现治理程序的法治化。通过法治达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在公正处理法律案件中体现法律的尊严，在司法过程中出现的过错也要及时纠正。社会公民在维权中也要做到依法有据，不能存在损害他人利益或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方式。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尊重法律的权威，运用法律调节社会关系，用法律保证人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通过法律的实施来达到调整社会秩序的目的，人民群众要知法、懂法、守法，最终形成多元主体依法共治的良好局面。用法治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这既是将依法治国这一战略方针落到实处的有效途径，也能推动社会治理取得积极效果。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领域全民守法

同志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4]也就是说只有人们内心自觉认同法律和自觉接受法律，对法治有信心，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才能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从而推动社会治理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然而由于特殊国情的限制，法治精神在我国普通公民身上体现得却不是十分明显。“此外，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民众长期浸润在‘德主刑辅’的人治社会环境中，加上多数民众几乎没有信仰，因而我国民众的现代法治精神近于缺乏”[5]。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起法治信仰和精神，将法治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之中，让法治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治理方式。使法治思维成为社会成员的潜意识内容与内心认同，并把这种法治意识通过日常行为体现出来，尊重法律的权威地位，让人们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框架内的合理诉求都会得到合法的结果。

运用法治思维进行社会治理，首先要坚持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人们只有在切实地参与社会治理的决策过程中才能发挥法律权利，只有参加到具体的社会治理活动中才能感受到法律责任。在社会治理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并且权利的行使是以履行义务为前提的。权利的行使要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权利的维护有必要的法律规定和程序予以保障。人们的社会行为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个人自由的实现要以遵守法律为前提。

运用法治思维，还要依法对于社会矛盾和纠纷予以调解和化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具体而言，要用法治思维解决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打破利益固化的现状，激发社会的活力，用法律对社会相对和谐的状态予以保障。运用法治思维还有助于进行舆情分析，使人民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崇尚法律的法治精神，以期最终建成法治社会。

三、结语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2

[关键词]青年学生 政治社会化目标 远程教育 理论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017-03

[作者简介]霍键，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学院院长、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22）

“政治社会化”是从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引进来的概念，其实质是指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合格“政治人”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要通过政治社会化塑造合格公民，保证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政治社会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

任何经济现代化都离不开政治社会化，我国在注重经济现代化同时，也应该关注政治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是当代青年学生的重大历史责任，他们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如何，将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任何成功的活动，必须具备两大前提条件：一是确立正确目标与内容，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采取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因此，研究当代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及其实施的理论模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的涵义

从广义角度讲，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青年学生接受政治文化的过程，包括所有的各种政治学习，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稳固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等一系列反映和倾向的政治人的过程。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主要是在学校进行的。从狭义角度讲，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对其政治知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的教育与训练，以及青年学生内化政治文化的过程。显然，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自觉而有目的地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活动，同时也是教育对象内化政治文化的活动。政治社会化目标规定着政治社会化的方向和内容，影响着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方法。“公民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制定公民政治社会化措施的依据，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需要公民政治社会化作为基础保证”。凭借现代网络技术传播教学信息的开放教育，往往重视技能知识的传授，容易忽视这个重要环节。因此，远程教育更要为学生设计有利于自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的环境，从而实现其政治社会化目标。

所谓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是青年学生通过参与各项政治学习与实践，使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时期内都能达到社会的要求与期望的结果。只有目标正确，才能为选择和实施政治社会化内容确立正确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十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可见，当代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青年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当代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的特点

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推动与制约着整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具有导向性、层次性和激励性等特点。

1.导向性。导向性是使事情向某个方面发展的特性。政治社会化目标具有直接的导向性，这种导向性对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着巨大的保障作用。政治性是政治社会化导向性的根本内容，政治社会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本阶级服务为宗旨。首先，政治社会化目标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社会化总是同党的意志紧密相联，传播一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这就从根本上决定和体现了政治社会化的这一本质属性。其次，政治社会化目标贯穿政治教育的始终，对政治社会化过程和其他政治社会化内容起着指导和支配作用，指引政治社会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层次性。层次性是自然界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社会化目标作为一个特殊的系统，其内部的层次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根据政治社会化对象的不同思想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每个人的思想状况、道德水平的不同，可将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层次性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大学生只有在政治社会化根本目标的指导下确定其具体目标，才能向根本目标迈进。政治社会化的具体目标又具有高层次与低层次性。低层次目标是让大学生成为一个政治心理健康、热爱祖国、热爱党、掌握相应政治知识与技能的个人。高层次目标要求要政治心理稳定，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具有无私奉献精神，这是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能够达到的目标。现阶段，政治社会化目标要把青年学生的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目标的现实性、可行性和先进性的统一。

3.激励性。心理学上把目标称为诱因，由诱因诱发动机，再由动机到达成目标的过程称为激励过程。通常情况下，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没有目的性的行为就没有成果而言，而有目的性的行为，才可能取得最佳成果。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目标同需要一起调节着人的行为，把行为引向一定的方向。“人们在受到激发和鼓励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发挥内在的潜力，改造主观，积极工作，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治社会化目标本身是人们政治行为的一种诱因，具有诱发、导向与激励行为的作用。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目标的设置来激发动机，把青年学生的需要与国家、党的目标结合起来，使他们的思想、行为在实际中得到锻炼和升华。

三、政治社会化目标实施的理论模式

理论模式即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实施应当是一个科学、合理的过程。笔者认为，应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借鉴期望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人格发展阶段说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方略，指导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实施。

（一）期望理论

1.期望理论的概念。期望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为企业管理而提出的。他认为，人总是渴求满足一定的需要并达到一定的目标。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行动中的激励力量或动力是一个人某一行动的预期价值和此人认为将会达到预期目标的概率之乘积。从这一观点可以看出，期望理论是研究和探索人的行为活动与目标设计的问题，将自己的需要转化为动机，并为实现某个目标而积极行为的心理过程。而外在目标设计能否给人以较强烈的期望值是能否产生激励力量的核心。人们对所追求的目标价值预计越大，实现可能性的预计越高，内部潜力越能被充分调动起来，所激发的力量程度就越强烈，反之就达不到目的。

2.期望理论的基本内容。期望理论是以三个因素反映需要与目标之间的关系的，即M=∑V×E。其中M为激发力量，指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人内部潜力的强度。V表示效价，是指达到目标对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E是期望值，是人们根据过去经验判断自己达到某种目标或满足需要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即能够达到目标的主观概率。

比照分析期望理论，笔者认为它与激发学生实现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实现有其相通之处。我们按照期望理论公式可以得出：激发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力量一目标对于满足个人成才的价值x实现期望的可能性。由此便可以看出，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动机的力量往往由设计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所决定，设立激励目标后，人们的心理会向积极方面转化，建立其实现目标的期望值，在激励目标下便可转化为良好的行动。

根据期望理论，目标设立以后，一方面要认真执行，应该维护目标的稳定与严肃性；另一方面，把握好绩效评估，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进行考评，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修正目标，既要防止目标过高、难以攀登，又要防止目标过低，以致无人重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出近期的具体目标。

（二）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当前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认知发展研究涉及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班杜拉（Albert Ban-dura）作为社会认知学习理论的提出者对传统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进行了修正。基本理论观点如下：

1.三元交互决定论。班杜拉（AlbertBandu-ra）是交互作用理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类不是由环境摆布的，人影响着环境，同时也被环境所影响，人格就是在这种交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的思想认为，在行为的发生过程中，有三类因素在综合起作用：环境、个体和行为，三因素互为因果、彼此联系，共同决定了行为的发生。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受着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政治心理受到时代、民族、群体、区域等多层次、多结构、多方位的影响和制约。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中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大学生政治情感中存在明显的“个性”和“合群性”共存的特点，不少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或发表政治观点时有独特的个人见解，但有时政治情感中却带有很强的“同辈群体心理效应”的痕迹，说明个体的信念、预期、态度和知识在政治社会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知协调可以改变与行为相对应的认知元素，即改变自己的行动使之与环境元素相协调。

2.替代性学习。班杜拉对行动性学习和替代性学习定义为：行动性学习就是从做中学并体验到行动结果的过程中来学习；替代性学习，就是通过观察他人来学习，是指通过对学习对象的行为、动作，以及它们所引起的结果观察获取信息，而后经过学习主体的大脑进行加工、辨析、内化，再将习得的行为在自己的动作、行为、观念中反映出来的一种学习方法。班杜拉认为，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可以仅仅通过观察另一个体来掌握某些行为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替代性学习是人类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人们不可能通过亲自行动并体验到行动后果来掌握各种复杂事物。有效的替代性教学必须是有意义的、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策略。替代性学习思想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是对于强化青年学生政治文化的接受、制定教学策略，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3.观察学习。社会认知学习理论强调，在社会情境中个体的行为会因受别人的影响而改变。当榜样行为出现时，学习者首先注意并精确地知觉榜样行为的重要特征以及行为的意义，从而引起观察学习的行为。学习者如果在年龄、态度、价值观或文化背景等方面同榜样越相似，就越容易学习榜样的行为，并产生对榜样模仿的动机。社会声誉良好、富有人格魅力、能力出众的榜样能引起学习者的注意，并对其行为有效地进行模仿。如果观察者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更可能从榜样身上进行学习，即他们要相信自己能完成那些达到特定目标的行动。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行为是由许多强度不同的因素决定的，单一因素不能解释人的政治社会化状况，社会认知理论强调替代性学习以及个体的行为会因受别人的影响而改变。因此，要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制定良好政治文化学习策略，并挖掘和运用好身边的优秀典型，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不断提升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人格发展阶段理论

在我国学术界，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代表性人物的有陈秉公等学者。人格发展阶段理论指人格是一个有序的系统结构。安排政治社会化目标和内容，必须符合人格系统结构的内在逻辑。所以政治社会化目标的设计和实施要符合其政治心理人格发展的水平。

1.政治社会化目标要符合政治人格系统结构的内在逻辑。首先，政治人格作为人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综合性。其构成要素包括自我独立意识、参政意识和政治技能。政治人格是一种复合的成品，作为一个整体，三要素缺一不可，否则便不可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人格特征。其次，政治人格三要素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独立自我意识是形成政治人格的基础，如果缺乏基础，就形同空中楼阁，无法产生主动参与意识。再次，政治技能只有在参与实践中才能得到提高，而参与实践又必须以自主的参与意识为前提。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3

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推动与制约着整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具有导向性、层次性和激励性等特点。1．导向性。导向性是使事情向某个方面发展的特性。政治社会化目标具有直接的导向性，这种导向性对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着巨大的保障作用。政治性是政治社会化导向性的根本内容，政治社会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本阶级服务为宗旨。首先，政治社会化目标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社会化总是同党的意志紧密相联，传播一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这就从根本上决定和体现了政治社会化的这一本质属性。其次，政治社会化目标贯穿政治教育的始终，对政治社会化过程和其他政治社会化内容起着指导和支配作用，指引政治社会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2．层次性。层次性是自然界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社会化目标作为一个特殊的系统，其内部的层次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根据政治社会化对象的不同思想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每个人的思想状况、道德水平的不同，可将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层次性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大学生只有在政治社会化根本目标的指导下确定其具体目标，才能向根本目标迈进。政治社会化的具体目标又具有高层次与低层次性。低层次目标是让大学生成为一个政治心理健康、热爱祖国、热爱党、掌握相应政治知识与技能的个人。高层次目标要求要政治心理稳定，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具有无私奉献精神，这是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能够达到的目标。现阶段，政治社会化目标要把青年学生的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目标的现实性、可行性和先进性的统一。3．激励性。心理学上把目标称为诱因，由诱因诱发动机，再由动机到达成目标的过程称为激励过程。通常情况下，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没有目的性的行为就没有成果而言，而有目的性的行为，才可能取得最佳成果。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目标同需要一起调节着人的行为，把行为引向一定的方向。“人们在受到激发和鼓励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发挥内在的潜力，改造主观，积极工作，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②。政治社会化目标本身是人们政治行为的一种诱因，具有诱发、导向与激励行为的作用。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目标的设置来激发动机，把青年学生的需要与国家、党的目标结合起来，使他们的思想、行为在实际中得到锻炼和升华。

二、政治社会化目标实施的理论模式

理论模式即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实施应当是一个科学、合理的过程。笔者认为，应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借鉴期望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人格发展阶段说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方略，指导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实施。

（一）期望理论

1．期望理论的概念。期望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为企业管理而提出的。他认为，人总是渴求满足一定的需要并达到一定的目标。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行动中的激励力量或动力是一个人某一行动的预期价值和此人认为将会达到预期目标的概率之乘积。从这一观点可以看出，期望理论是研究和探索人的行为活动与目标设计的问题，将自己的需要转化为动机，并为实现某个目标而积极行为的心理过程。而外在目标设计能否给人以较强烈的期望值是能否产生激励力量的核心。人们对所追求的目标价值预计越大，实现可能性的预计越高，内部潜力越能被充分调动起来，所激发的力量程度就越强烈，反之就达不到目的。2．期望理论的基本内容。期望理论是以三个因素反映需要与目标之间的关系的，即M＝∑V×E。其中M为激发力量，指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人内部潜力的强度。V表示效价，是指达到目标对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E是期望值，是人们根据过去经验判断自己达到某种目标或满足需要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即能够达到目标的主观概率。比照分析期望理论，笔者认为它与激发学生实现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实现有其相通之处。我们按照期望理论公式可以得出：激发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力量＝目标对于满足个人成才的价值×实现期望的可能性。由此便可以看出，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动机的力量往往由设计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所决定，设立激励目标后，人们的心理会向积极方面转化，建立其实现目标的期望值，在激励目标下便可转化为良好的行动。根据期望理论，目标设立以后，一方面要认真执行，应该维护目标的稳定与严肃性；另一方面，把握好绩效评估，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进行考评，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修正目标，既要防止目标过高、难以攀登，又要防止目标过低，以致无人重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出近期的具体目标。

（二）社会认知理论

基本理论观点如下：1．三元交互决定论。班杜拉（AlbertBandu－ra）是交互作用理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类不是由环境摆布的，人影响着环境，同时也被环境所影响，人格就是在这种交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的思想认为，在行为的发生过程中，有三类因素在综合起作用：环境、个体和行为，三因素互为因果、彼此联系，共同决定了行为的发生。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受着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政治心理受到时代、民族、群体、区域等多层次、多结构、多方位的影响和制约。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中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大学生政治情感中存在明显的“个性”和“合群性”共存的特点，不少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或发表政治观点时有独特的个人见解，但有时政治情感中却带有很强的“同辈群体心理效应”的痕迹，说明个体的信念、预期、态度和知识在政治社会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知协调可以改变与行为相对应的认知元素，即改变自己的行动使之与环境元素相协调。2．替代性学习。班杜拉对行动性学习和替代性学习定义为：行动性学习就是从做中学并体验到行动结果的过程中来学习；替代性学习，就是通过观察他人来学习，是指通过对学习对象的行为、动作，以及它们所引起的结果观察获取信息，而后经过学习主体的大脑进行加工、辨析、内化，再将习得的行为在自己的动作、行为、观念中反映出来的一种学习方法。班杜拉认为，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可以仅仅通过观察另一个体来掌握某些行为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替代性学习是人类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人们不可能通过亲自行动并体验到行动后果来掌握各种复杂事物。有效的替代性教学必须是有意义的、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策略。替代性学习思想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是对于强化青年学生政治文化的接受、制定教学策略，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3．观察学习。社会认知学习理论强调，在社会情境中个体的行为会因受别人的影响而改变。当榜样行为出现时，学习者首先注意并精确地知觉榜样行为的重要特征以及行为的意义，从而引起观察学习的行为。学习者如果在年龄、态度、价值观或文化背景等方面同榜样越相似，就越容易学习榜样的行为，并产生对榜样模仿的动机。社会声誉良好、富有人格魅力、能力出众的榜样能引起学习者的注意，并对其行为有效地进行模仿。如果观察者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更可能从榜样身上进行学习，即他们要相信自己能完成那些达到特定目标的行动。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行为是由许多强度不同的因素决定的，单一因素不能解释人的政治社会化状况，社会认知理论强调替代性学习以及个体的行为会因受别人的影响而改变。因此，要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制定良好政治文化学习策略，并挖掘和运用好身边的优秀典型，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不断提升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人格发展阶段理论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4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方针，释放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邓小平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强调社会管理，他说：“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邓小平认为，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管理的保障。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到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重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认为人民群众的参与是管理的重点；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贫富差距的控制作为社会管理的目标；他主张将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相结合。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他提出要打破平均主义，把社会效益作为社会管理的最高准则。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这个宏伟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管理的系统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统一，双管齐下抓好社会管理。他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关系，特别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原则。他主张以加强社会治安为抓手，推进社会管理工作。他强调：“社会治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治安不好，群众不能安居乐业，不仅会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会影响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六大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形成“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这一“三位一体”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社会管理理念日渐成熟。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社会建设和管理”被列入“五个统筹”之中，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七大正式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社会体制改革正式提上党和政府的工作日程。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

2011年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形成了“一个工作格局”“三个最大限度”“五个全新理念”“七项基本任务”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总布局。

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共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层级管辖变成了强调减少管理层次、资源下沉和抚育基层发展；由主张“政府包打天下”转变到运用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力量；由单纯的行政管控手段转变到依赖包括非强制、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方式在内的多种方式实现社会治理。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作为探索的关键点，着力探索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成为各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共同点，这显然契合了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赋予社会管理“治理”色彩。

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由“格局”上升为“体制”，并且强调“法治保障”，表明社会管理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党的执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变为政府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这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治理”取代“管理”，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二

从“管理”到“治理”，体现的是治理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转变。“管理”的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了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从过去的单个主体变为多个主体。多个主体构成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治理体系。这并不是削弱社会治理，而是强化社会治理。这样一来，老百姓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就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各级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也将会更加公正和公平。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的是治理方式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化。由于“管理”的主体单一，权力运行单向，而且往往存在“我强你弱、我高你低、我说你听、我管你从”的现象，因此在管理方式上往往出现居高临下、简单生硬的人治作风。而“治理”不再是简单的命令或完全行政化的管理，而是强调多元主体的相互协调。社会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转变，就意味着社会治理不能走上人治的老路，必须以法治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共同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5

关键词：道德；社会治理；价值环境；柔性约束；制度基础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4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价值建构与实践转化研究”（11XZX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永青（1972-），女，西安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等的研究。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会安定，国家祥和；社会动荡，国亦倾覆。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需要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道德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柔性约束，始终渗透于社会治理实践的始终，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同时，伴随着社会治理实践的推进，道德也逐渐内化为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性因素，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道德是确立社会治理主体的基础性要素

治理在本质上是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解决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问题，实现跨部门共治的一种制度安排与结构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用“社会治理”取代了以前“社会管理”的提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这一变化反映的却不仅仅是概念的转换，而是实践主体和实践理念的变化。“社会管理”强调“政府负责”，政府部门是单一主体；“社会治理”强调的则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都作为主体共同承担社会治理职责，是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而在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确立和发展中，道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素。

首先，从政府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到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道德可以为多元权力主体的存在及其治理行为提供合理性论证，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社会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或者国家公权机构，由政府颁布法规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来实现；而社会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1]这些多元组织要参与到社会治理实践中，必须获得民众的认可，必须在民众心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众的道德评判而不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强制。

其次，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是一个多元化系统，处理好这个多元化系统中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需要道德力量的介入。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发展，共享发展成果。它运用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突破传统单一

主体集权的管理模式，通过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公共支出的转移性分配来实现人们的起点与机会公平，在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公正地分配公共资源，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往往存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等方面的不一致性，那么如何才能兼顾到社会多元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畅通不同阶层、群体和社会成员的意见表达渠道，增进不同阶层、群体与社会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呢？这些都要求多元化系统中的各个治理主体能够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和特定的互惠要求，在自主、平等、诚信、互惠等原则下展开合作，这也需要用社会道德的力量来加以制衡。

再次，在现实生活中，各社会治理主体秉持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运转。道德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上层建筑，是形成治理主体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根本性因素。道德“通过对主体的行为目的、动机、手段的选择，通过对行为效果、从事活动的社会关系状态的评价，以及通过对主体行为态度的作用，获得实践性品性，并存在于实践的全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作为实践――精神本身虽并不直接是具体感性的，但它却始终有要转化为感性现实存在的态势。人的一切自由意志行为，都贯穿着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人类实践中隐而不露又无所不在的灵魂”。[2]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德治传统的国家，“道德”作为一种民族基因，已经融入每个人的血液中，影响到社会生活和工作、家庭的方方面面。因此，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需要通过道德的提升来强化对主体行为的引导与规范，凝聚社会主体的共识，继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团结，从而大大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推动社会治理的良好运行和有序开展。

二、道德是社会治理过程中制度运行的有力保障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6

为进一步促进和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平安××香格里拉”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香格里拉城区社会政治的长久稳定，保证全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央五部委《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的意见》以及云办发200423号《关于开展创建“平安县（市、区）”的意见》和迪办发200524号《关于××州“平安县（区）”的创建活动实施办法》等文件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州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创建“社会平安”，政治稳定，结合我局实际，认为2009年度州体育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防范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效的。

一、单位领导重视、成立领导机构、有组织保证，按照创建“平安单位”目标管理原则，签订2009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建“平安单位”目标管理责任书。

州体育局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主管领导亲自挂帅，加强了单位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为单位和社会营造一个安全、稳定、文明向上的环境和社会环境，州体育局于2009年年初重新调整充实了“州体育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单位工作领导小组”，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专人负责、加强州体育局综治工作，并按着××州社会治安办要求，加强州体育局综治工作，按规定要求与××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建“平安单位”目标管理办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建“平安单位”目标管理责任书》，局班子与单位各科室校签订责任书，并组织全局职工学习统一认识，为抓好今后体育局综治工作奠定基础。”

二、目标明确、责任到位，各项工作按规定要求落实，没有发生违法违纪现象。

州体育局2009年度，首先认真抓好有关管理制度的建设，着重抓好作风建设，加强干部职工政治思想学习，树立全局观念，开展“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学习讨论，单位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树立正气，从领导到职工，从领导班子到各科室校，责任到位、目标明确、各司其职、如负其责。一年内没有发生违法违纪现象，没有火灾、被盗、爆炸和灾害事故发生，没有贩、种、吸毒人员、没有交通事故发生，没有“两劳”和“四种人”，单位和个人，都能自觉学法，依法办事，做到遵纪守法，没有人参加“×××”和“门徒会”等组织活动，各项综合治理工作圆满完成。

三、结合实际，充分发挥各种组织作用，开展文明、健康、向上活动，单位成绩显著。

州体育局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展精神文明活动，单位凝聚力、向心力得到加强，各项工作成绩显著。根据州委要求，认真开展州体育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团结干事思想教育活动，单位团结干事扭转得到加强，取得实质性成效。州体育局根据州委宣传部，州文明办要求和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活动，参加安全文明小区建设活动，争创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开展健康、文明的工会活动，开展讲学习、讲风格、比成绩、树形象活动，使州体育局综治工作得到加强。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7

关键词；社会变迁 社区治理

一、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

“社区治理是管理理论在社会领域的实际应用，是指在某特定社区的范围内，对社区内的公民，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可以描述为五点：一是其特点是治理的横向范围扩大，形成网格结构，注重社区居民的意见权，充分发扬民主，转变单一的以政府为主的治理主体；二是其治理范围是特定社区内的公民的公民利益；三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是治理范围内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四是其采取的行动过程应该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与约定的习俗；五是其最终目的是提高社区成员的福利等生活保障问题，改善生活质量，使社区更加和谐。

二、社会变迁中社区治理的发展演变过程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整体而又全面的结构过渡状态， 它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和价值观念体系等等。伴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我国社会结构调整，社区治理发生了三次较为重大的转型：

1.我国早期实行计划经济，在其影响下，与之相对的所谓的社区治理是单位管理模式。城市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单位”构成全部社会生活，全社会被分解为一个个的独立“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功能来调配人员，整合资源等。如果想管理好整个社会，就必须管好组成社会的每个小单位。由于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发生环境，制度发生巨变，社会功能逐渐分化，如今的社会已经转型为现代化的的社会。

2.改革就意味着新的变化的出现，传统的合作治理的模式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困境表现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沟通困难，而出现社区合作治理的困境。因此，社区的治理模式也需要变化。即由原来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再向自治型社区转变。

三、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主要讲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

1.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

社区生活的实质是在社区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治理牵涉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存的过程，造成此种现象原因是：首先是社会转型；其次是经济发展需求转变，实行计划经济；最后是社会结构的持续转型。因此，社区治理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入而变化，还引发了利益主体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

2.社区治理的目标过程化

社区治理转变为更加注重过程目标，但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通过分析可知：首先，要明白社区治理的宏观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围观目标是解决特定社区的具体问题；其次，社区治理的目标要想实现，还要使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并对社区居民的行为进行监督，对社区活动制定相关相关的规章和制度等。

3.扩大社区治理的内容

要想保障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做到社区真正实现为公共事务服务，形成良好治理，就要扩大社区治理的内容，内容都是社区居民最关心的自身利益问题，如：一是社区的环境，包括绿地，活动设施，报刊宣传专栏的建设，以提升社区的居民文化生活水平，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二是建设社区卫生防护站，保障居民的卫生，医疗问题；三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四是解决社区居民的福利问题。通过整合衣食住行等多方面资源，保障保障社区治理顺利进行，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4.形成多元主体，上下互动的社区治理过程

多元主体，上下互动的社区治理是目前最符合治理过程发展需要的治理，能够从多角度，多方面实现社区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需要。因为社区治理强调的的是各治理主体等参与者多方互动，协商制定社区治理的目标，并在探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社区居民，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协作实施的过程。

四、对未来社区治理新模式的构想

“社会复合体”，就是按照社区治理发展的趋势构建社区治理的多元利益主体，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居民等，就是政府，社会，市场的等多方主体的互动，使其各方的利益相互重合或发生联系，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在我国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资源结构、人际关系、文化积淀和人口结构等方面差异都非常大，这当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形成的，是由我国这么多年的现实发展所决定的。而这种高度的差异性又促使我国在治理社区问题时必须有高度的针对性，从实际情况出发，西方国家治理上的长处可以适当的借鉴，但绝不可简单的模式照搬由于我国社区情况所具备的特殊性，使得我们在在社区治理前，我们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划分。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每一项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信息网络的影响，适者生存，我们必须寻求适应社会环境的更为先进的治理方法。

在管理好城市社区的基础上，还要要重视村民和村庄的治理，实施社区化管理，推进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区治理，城乡互动，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4-5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2]史柏年《社区治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4

作者简介：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8

【关键词】新常态 社会治理 内涵 特征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提出“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①。近年来，公共突发事件不绝于耳，多半与社会治理议题有关，暴露了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的不足，考验着社会公众对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或不作为的信任度和忍耐力。

在新常态下研究社会治理问题迫在眉睫。本文重点研究社会治理的内涵是如何逻辑演变的？社会治理有哪些基本特征？对社会治理的未来该保持什么样的前瞻态度？

社会治理的内涵辨析

统治是我们最早用于分析统治阶层意志执行的政治术语。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可谓是近代西方治理研究的开山之作，探讨了作为君王术或统治术的治理术。福柯则以考察具体历史的方式发展了这种“治理术”研究，企图以“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文化边界”问题的研究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

从统治走向管理，是现代政治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管理淡化了统治的意识形态性质，强调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管理的单向性所致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不能满足公民社会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更高要求。2013年，福山指出，许多国家最糟糕的经验措施就是行政部门及其官僚体制。②

“一般认为，治理问题最初引起重视，是出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但是，治理问题之所以在近年来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行为，是价值因素较少而技术因素较多的政治行为。”③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治理理念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构成一种国家和社会新型关系的政治行动模式。这种概念上的转换既有政治观念自身不断创新的原因，也是经济社会大环境推动的结果，本质上则是因为政治的本性惧怕真空。因此，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治理是指者借助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等基本制度，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追求社会共同利益。治理的目的是实现或创造公共产品（common goods），其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完备地提供社会初级产品（primary social goods）”④。可见，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即追求帕累托最优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效果。其实质是对公共权力的延伸以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它更强调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公民等社会力量在管理公共事务、解决社会争端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它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毋庸置疑，社会治理理论属于新常态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标志。

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先生在北京日报论述了“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强调“过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重“互动”。笔者认为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整体性。虽然社会治理在中国语境下便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特色，成了全新的政治理念，但是社会治理原本起源于全球性的命题，因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借鉴国外社会治理的理论与经验，避免陷入国外曾经的“恶治”或“劣治”，最终实现“善治”。⑤社会治理是一项整体性的伟大工程，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整体推进，其坚守的实质是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

第二，良序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繁荣，但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极端事件，威胁到社会的安稳秩序。可以说，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因此，政府对特定事件、特定人物或群体、特定场域、特定时间进行管控，是必要的。在承认社会分工、社会等级和社会差别的前提之下，政府对社会利益进行协调，遏制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荡，这是社会治理的最低要求。

第三，民主性。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这种多元的主体包括政府等公共部门、政党、民营部门、社会中间力量、独立公民等，他们以不同的价值观来指导不同的主体选择社会行动。万普勒和布瑞恩曾指出，让公民直接参与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发展中国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最重要的创新。参与治理机制是增强公民和政府官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体制，旨在扩大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代表性，促进社会正义。⑥“当前我国的民主治理，是指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发自觉地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在其中，民主不只是程序性的运作模式，而成为一种内生性治理资源，这与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完全一致。”⑦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9

>>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视角下失地农民问题政府管理路径初探 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发展理路 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机制研究 政府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机制的构建与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功能及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与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研究 新常态下社会组织转移政府职能的路径探究 国外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集成平台与创新引擎：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的实践 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研究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绩效评价探讨 理性选择视域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向关系探究 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的探索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进展、问题与对策 社会组织孵化与社会治理创新 政府职能转型与社会组织培育:政治嵌入与个案经验的双重路径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养老机制的建构 社会组织党建的突出困境与破解路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10] 陆晶.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治化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1] 刘翔.中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国家重点学科资助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号：2015004）。

社会治理的目的篇10

[关键词]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摸着石头过河”，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自信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也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这一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道路。确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不断地拓展、深化和完善，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和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一、“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的酝酿

1.“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从政治的高度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1]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据此，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两项指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选择上偏重于“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上，这表明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化。

2.“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

“一个中心”目标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单一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仅仅是经济目标，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出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甚至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加上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导致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此问题总结时，邓小平至少四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他还说，80年代初就提出两手抓，但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4]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他指出，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6]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不是与“一个中心”相互对立的目标模式，而是对“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的拓展和补充。“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中心，“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突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如果说“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突出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两个文明”目标模式，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标志着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开端。

二、“三大文明”目标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富强、民主、文明”到“三大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十二大报告提出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中指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虽然表面上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方面，但其中文明里面包含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内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里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目标明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合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

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和党情出现了新的变化，使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实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解答。时代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必将引导实践迈向新的征程。我们党理论上一贯重视现代化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更重视政治文明建设。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但是，实践中我们还是较多地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而很少提及政治文明建设。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任务的迫切性超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是在观念上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没有把政治文明纳入整个社会文明体系中来加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将其作为它的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内容来加以界定，这就使得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致使几十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在2002年5月首次明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这一“新的重大认识”，是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开辟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明观认识的新境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指导。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第一次明确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标志着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富强、民主、文明”与“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是高度统一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远大目标，这里的“富强”，即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民主”即政治文明，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程度；“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发展，共同架构起人类文明的绚丽天空。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政治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从“两个文明”到“三大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合格、不全面的现代化。

2.“三大文明”目标模式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体现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水平和本质特征。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江泽民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8]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一种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文明现代形态最鲜明的特点和形式是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这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略。江泽民正是在法治的意义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9]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主体，使之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手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次巨大进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说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深刻了，把握更自觉了。

三、“四位一体”目标模式与目标模式的完善

历史的脚步没有停止，人类进行理论创新的活动就不能停息。迈进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的经验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处于这一发展时期，社会发展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由于政策得当，执政思想明确，从而引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由于政策失误，致使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使社会陷于倒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如何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凝聚社会各种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是我们党需要解决的新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宽广的世界眼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设任务，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由以往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大文明”完善为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社会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括，另一方面，又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之中。不管是扩大或缩小社会的内涵，都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独立出来。社会的虚化，导致了现代化建设目标失去了最终关注的对象，即每个人生存的社会状况。社会领域的显性标示，不仅拓展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而且为认识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六个方面的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0]。从实际的工作着眼，这六条特征和要求又具体体现为九大目标任务：一是完善民主法制；二是致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社会“安全网”；四是强化公共服务；五是增强全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六是激发社会活力，打造创新型国家；七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八是实现天蓝水清，与自然和谐相处；九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些特征和任务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和现实要求。

对“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的内在关系，胡锦涛曾精辟地论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11]讲话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四、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不断完善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过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30年。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由线到面、由面到三维空间、由三维空间再到四维空间，每一次探索的新成果都使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更加全面、完善，更加切合实际。这一过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对现代化的认识更深刻。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历史经验证明，实现现代化是所有国家走向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多年来追求的一个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且适时地确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推动我国现代化大业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远大目标不断地迈进。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第二，现代化目标更完善。30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命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使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完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的目标模式，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三个文明”目标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扩展为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现代化目标模式。

第三，现代化实践更深入。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必将引导实践深入地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的，每一次目标模式的调整与改变，都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对现实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的新解答。“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文化、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提出“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我们党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治国方略的改变来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确立“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社会建设问题凸显出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致力追求的目标。

第四，现代化成绩更显著。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不断深化，不仅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入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国小康扎实迈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我们党不断稳妥地推进着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保障，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基本确立。其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稳步推进，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整个中国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景象。

实践没有止境，对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探索也没有止境。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目标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的中叶顺利实现!

注释：

[1][2][3][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0，249，208，323.

[4][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6，144.

[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上)：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