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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成效十篇

时间：2023-08-01 17:40:00

社会治理成效

社会治理成效篇1

省政法委召开“全省政法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后，鞍山中院及时召开党组会，对会议精神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研究，并结合全市法院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在全市法院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施方案》，下发到基层法院和各部门。在本次动员大会上，鞍山中院强调：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要明确目标、扎实工作、取得成效。

一、明确目标。本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从4月底开始，至年底结束。这次活动要达到六个目标：做到司法理念进一步端正，司法能力进一步增强，司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对法院队伍和法院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二、扎实工作。在严格执行方案所规定的教育内容、教育要求的同时，整个教育期间，要扎扎实实地突出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狠抓学习环节，认真清理不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思想观念。学习教育阶段从5月初至9月底，这个阶段是整个活动的重要基础，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专题，从5月份开始每月完成一个学习专题。通过学习加深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本质要求”、“价值追求”、“重要使命”、“根本保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解，切实把思想观念统一到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上来。

（二）深入查摆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是教育活动的关键环节。经过这几年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特别是“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专项整改活动，我们在解决法院队伍和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全院广大干警在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方面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对照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距，仍然有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因此，各部门要组织干警深入查摆自身和本部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深入拓宽查找问题的渠道，勇于暴露不足和问题，做到全面深刻。要通过各种形式深入查摆问题，从司法思想、司法观念上找差距，从职业道德、审判作风上找差距，从司法能力、办案质量上找差距，做到既提高思想觉悟，又解决实际问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什么问题查摆什么问题，有多少查摆多少。

（三）深入扎实地搞好整改，在解决突出问题上见成效。

对查摆出来的工作上的问题，要制定整改措施，认真加以规范、加以解决。整改目标要切合实际；整改任务要分解落实到位；整改措施要切实可行，努力做到标本兼治。本着边教育、边改进、边建设的思路，抓住容易发生问题的岗位和环节，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严密办案流程，落实工作责任，健全监督机制，建立起完善的司法工作制度体系，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内容和要求真正落实到各项审判活动中。

三、取得实效。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要强化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活动的各项任务。

一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切实把教育活动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建立领导责任制，真正做到认识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要把开展教育活动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保证领导责任制落到实处。

二是领导带头，率先垂范。全体党组成员都将积极参加教育活动，做到带头参加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给干警作出表率。各部门领导干部也要积极发挥带头作用，争做教育活动的模范。

三是加强督查，分类指导。要加强对各部门教育活动的督促检查，以全面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区别不同情况，提出合理建议，监督帮助解决。要重点指导督查各部门的具体办法是否可行、措施是否有力、效果是否明显、群众是否满意等内容。保证整改活动顺利进行，坚决防止一般化、表面化和走过场。

社会治理成效篇2

关键词：政治传播；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27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议题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创新社会治理”，目的在于通过“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而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性。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治理研究及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能性。更为主要的是，一直以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而倍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从政治传播视角探讨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1 社会治理中政治传播的重要作用

在政治学领域，治理一般指国家治理。学术界对于“治理”的界定大致有三种：“社会中心论”者认为治理是一种自组织，它不需要国家和市场干预；在“国家中心论”者眼里，“治理”的意思与“政府或公共行政管理”基本相同；“合作主义”者将“治理”视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互动或“协作方式”。综合这三种界定，本文将治理界定为一种理念，其要义是强调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和平等性分工与协作、具有抑制和稳定的目标以及通过协商的方式灵活参与其中，并自觉认同和遵守决策等，目的在于发现并确立公共理性。按照学者们的观点，治理涉及“治理的有效性”和“治理的合法性”、“两个基本问题”或两个重要维度。其中“治理的有效性”派生出“有效治理”和“无效治理”，“无效治理”又有“相对无效治理”和“绝对无效治理”之分。在这些内容当中，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有效治理的实现”以及如何解决“无效治理”两个方面。

国内外学者们认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社会与市场间的分工与协作”。要实现此类治理，“对称的信息”是基础，“组织机制”是有力保障，各参与主体间的“耦合”及其有效的信息沟通是关键。可见，政治传播在社会治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传播具有“双向传递”信息的特点，涉及到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两个过程，社会治理与政治传播的有效性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即有效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在于无效的政治传播。

2 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状

2.1 贵州民族地区的社会特点

2.1.1 民族成分复杂

贵州省共有49个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其少数民族成分个数居全国第二位。各少数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大，民族特色鲜明。

2.1.2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从2015年的生产总值及产业构成看，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与绝大多数非民族地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工业化程度低、高科技产业不发达上。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受地形复杂、信息闭塞等的限制，且存在人为排斥工业化及现代高新产业发展等情况，其农业至今仍基本处在人、畜力耕作阶段。

2.1.3 社会维稳难题多

继瓮安时间之后，贵州省虽未发生重大暴力流血事件，但其地处西部且与事故多发的云南省毗邻，云南省的“3・1”火车站流血事件的传播或多或少会对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会成为区域维稳工作的强大阻力。而且，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成分复杂，与之相对应的宗教成分也复杂而多样。近年来，虽然全省继续加大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力度，但非法宗教活动给民族地区的社会维稳所带来的挑战仍然是巨大。

2.2 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

2.2.1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越来越成为搭载本民族文化、向外界推介本民族的良好平台。在此引领下，贵州省的许多少得褡逡芽始利用网络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甚至探索新型商业模式等。但是，网络这把双刃剑，在带给贵州各少数民族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其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一些通过网络传播的有害信息会造成民众心理恐慌等影响社会治安的问题。

2.2.2 各民族千差万别的宗教、习俗、禁忌也给社会治理增加了难度

贵州省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宗教、习俗、禁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习俗，贵州苗族村寨的寨老――德高望重的人物至今仍然在村寨中享有盛誉，被村民称为“能干人”。寨老因具有公正、诚实、稳重、孝顺等种种值得称颂的品德而受到村民的佩服和尊重，也往往理所当然的成为民众的主持公道者。这种传统的“人治”是“法治”的有效补充，在村支两委成员在村长和村支书没办法解决问题时，寨老会出面调停或解决。因而，在“人治”是“法治”出现冲突时，往往会使社会治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另外，少数民族的一些习俗和禁忌也不能一味地取缔，如苗族有信鬼神的传统。这样的民族传统往往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关联，取缔了这种习俗就等同于否定其民族，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麻烦。

社会治理成效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实效维度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3―0039―03

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人类所有的实践活动都要追求活动的实际效果，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自然也要追求自己活动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从不同维度考虑自身的实效问题，诸如，方法艺术和途径技术的选择，甚至于教育者的情感等都会影响到实效，但最为根本的则是内容的选择与确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追求实效的工具手段，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求的现实体现，同时，它也是教育对象直接接受、面对和评价的东西。显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追求实效，就必须在如何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下功夫。应该指出，以往的国家文件和教科书，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规定体现为一种内容呈现模式，而笔者以为，社会要求、国家意志、对象需要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呈现的一个思路。

一、还原社会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必须把社会要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内容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没有对社会要求进行适度凸显。虽然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非没有社会的要求，而是把社会要求和国家意志揉合在一起，没能给社会要求以应有的独立的位置。诸如在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时，把它规定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公民道德”，即所谓的“三观、三义、三德”是我们普遍认可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这其中既有国家意志，又有社会要求，但就是没有对二者进行适度区分。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没有对社会要求和国家意志进行区分是有原因的。现实中，人们经常把社会要求等同于国家意志，以为二者就是一回事；以为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意志可以代表社会要求。不能否认，我们的国家意志与其他性质国家的国家意志相比，确实能够体现和代表社会要求，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混淆二者的差异，必须区分二者的不同之处。从纵向看，社会要求具有永恒性，它集中表现为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只要社会运行下去，就有社会要求即社会规范的存在，否则社会就无法持续运行。从横向看，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由于处在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共同的历史大背景，“道德论必然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因此，社会要求具有非意识形态性或全社会性，它代表所有社会成员的意愿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意愿，诸如，勿偷盗、讲卫生、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讲究诚信，就属于社会要求的范畴，它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因而必须在所有社会得到应有凸显。

同时，社会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独立地位也可通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过程获得明晰。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还没有阶级的存在，但社会的运行必然要有社会规范即社会要求，并且要通过现实的有效的条件进行社会要求的认知和接受践履教育(这可以称之为原始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时期，社会要求代表所有社会成员的意愿，执行和维系这些社会要求的是社会中有影响的人物(氏族首领)，但这种原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代表什么某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既行使着阶级的统治权，又行使着社会管理权。前者表现为维护自己统治政权的巩固，后者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因而，统治者在获得阶级统治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对社会的管理权。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统治政权都在行使这两种职能。维护统治是代表自己的阶级基础，维护秩序是代表社会的成员。尽管维护秩序也有助于统治权的巩固，但它更多的则是归属于社会的要求。与此相适应，在对社会实质性治理的同时，为了减少统治和治理的成本，统治者还要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去引导人们，让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和统治阶级的意愿，这就是阶级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状态。因此，尽管统治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施用过暴力或残酷手段，但不能因此消解其管理社会的职能，因为统治国家和管理社会是统一在一起的；尽管社会要求即社会规范的实施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并且社会要求是在统治集团管理下提出的，但这些都不能否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社会要求的独立地位。

如前所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意志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社会要求，但国家意志终必不是社会要求的全部。基于此，我们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候，必须把社会要求明确地标识出来，让它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标识出一般社会要求，一方面是对社会要求的本质还原，即恢复社会要求的本来面目，体现着实事求是的风范；一方面确立社会要求社会代言人的形象，使社会要求更有亲和力，便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让社会要求回归社会的本来面貌，人们会由于认识到它的本质及其与自己的关系，会有助于对它的接受。同时，还原社会要求应有地位也助益于人们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因为生活逻辑表明一个人思想品德的形成是以基本的行为规范或社会公德为起点的，这样还原社会要求在教育内容中的本来面目就有利于更好的对人们开展社会要求教育，以通过适应人们的品德发展规律而取得实效。实际上，长远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盘会逐渐扩张，甚至于在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社会，社会要求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

二、明确国家意志：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必须把贯彻国家意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或灵魂的内容

在经典教科书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界定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界定突出的主体是社会和社会群体即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而并没有突出统治阶级的意志。虽然其中有“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但属于笼而统之的表述，并没有明确国家意志。一般说来，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统治阶级组织下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被统治阶级无法在社会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虽在特殊的条件下，夺取政权的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会利用特殊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它的规模和程度会受到限制。统治阶级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自己的意志通过有效形式变成国家意志，进而在实践中张扬贯彻，这是由思想政治

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应明确国家意志，以把国家意志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或灵魂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动态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存在就是通过有效的社会形式，把统治阶级意志为核心和灵魂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贯彻到社会现实中，让人们接受这些内容并变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在规定应当明确国家意志。然而，经典教科书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促使受教育者产生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以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过程。”这里虽然有了“思想政治品德”，可一是没有对思想、政治、品德进行区分，二是以一定社会要求对其给以限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灵魂的内容则是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志即国家意志。如果试图以社会要求的形式包装国家意志的政治要求，不仅淹没了统治阶级意志的阶级性，而且让人感到的是缺乏自信和真诚，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解中应凸显国家意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有地位。

实际上，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建设中，不能回避教育内容中的国家意志属性，内容数量的多少不是本质区别，而有没有国家意志或能不能明示国家意志则是原则问题。我们即不能把国家意志淹没在社会要求当中，也不能以社会要求替代国家意志。从追求实效的角度看，公开地声明哪些内容是国家意志，哪些内容是社会要求，在客观上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接受社会要求，而不因统治阶级在那里主张，进而也不因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过程的严酷性而据斥社会要求，同时也会有助于人们接受国家意志，因为人本质上是个政治动物。其实，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社会要求地盘扩大的同时，统治阶级意志即国家意志的成分会越来越少，而这些则根源于社会进步过程中国家意志被社会要求所吸收。虽然包装是一种艺术，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技术包装，不能抹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本质属性，即不能回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的国家意志属性。只要承认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存在，只要承认阶级社会的阶级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就必须标识出国家意志的内容。承认和接受这一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能体现阶级属性，也能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进而也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人们所以理解接受这些；是因为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同时也理解内容中国家意志部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三、嵌入对象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必须把教育对象的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应涵括教育对象需要，而国家有关文件就有对对象需要的关注。虽在正规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教科书里，并没有关于对象需要是教育内容的规定，然而并不是教科书中没有规定，教育对象的需要就不能成为教育的内容。实际上，在国家的有关文件中有些规定可以理解为就是对对象需要的关注。中共中央的16号文件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要“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加强同大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及时回答和解决大学生提出的问题。”“要结合大学生实际，广泛开展谈心活动，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教育人、引导人，又要关心人、帮助人。”勿庸置疑，关注学生的问题，就是在关注学生的需要，而关注学生的需要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认真解决问题，而解决学生问题自然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

显而易见，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件和实践中，对象需要已经在事实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但并没有明确对象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者说对象需要并没有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规定中有所呈现。“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此，笔者以为，满足对象需要既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的要求，那么就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就应该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有所呈现。

在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就来自于对对象需要的把握和对需要的满足，即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承认，关于解决对象问题的表述，在具体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取向，既可以把解决问题满足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追求实效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解决问题、满足需要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我们以为，满足对象需要，从根本上说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关心人、发展人、依靠人，而关心人和发展人就要不断满足对象的发展性需要。我们强调以人为本，自然要求我们努力满足对象的发展需要，解决对象的问题，促进对象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要针对什么，其中的要义之一，就是要针对对象的需要和问题，只有针对实际需要和实际问题才能收到实际效果，而解决对象需要和问题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本质内容。因为，从实效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把对象的需要和问题解决好，这就是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求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把教育对象需要满足了，问题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个层面就有了实际效果。不仅如此，当对象需要满足和问题解决之后，就为对象接受社会要求和国家意志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满足需要和解决问题而产生的亲近感和信任感的间接效果。这些，既可以从理性的推演中得到结论，又可以在经验中获得证明。因此，无论从本真的角度还是从功利实效的角度，把对象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机构成部分，都具有其内在的根据。

总而言之，尽管我们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不能仅仅从实效的维度，但实效则是我们考虑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的内容体系建构，要考虑它本质性的规定，从根本上说，只有本质上的东西(真的东西)才会为人们接受，也才能有实效。本质和实效(真理和价值)有机结合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3][4]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1999：193―204，4，1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434．

社会治理成效篇4

一、公共管理中公共治理权力及其效益意蕴

(一)公共治理主体类型及其权力来源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扬弃与超越，其实质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政治领域与公共社会领域的合作与互动。因此，这种合作性治理就意味着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公共管理系统是一个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构成的一个以合作为纽带的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统一整体。”[Zl相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治理主体的类型发生了拓展，除了政府之外，各种自治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公共组织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的治理主体。其实，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管理，还是公共管理，任何社会治理模式都需要以公共权威为后盾。“权威则是权力的合法化，即对权力的正当性的认同。”[2J(P48)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中必须诉诸公共治理权力，方能实现公共管理的目标。因为，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131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权力，可以称之为公共治理权力，是公共治理主体治理公共事务所享有的合法资格和相应的强制力和约束力。由此可知，公共治理权力是从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单一权力中心，走向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多中心权力架构。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其公共治理权力存在着不同来源。按照现代民主理论，政府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同意与转让，这一点已经成为理论的共识，即政府的公共治理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转让与授予。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公共组织的治理权力来源与政府治理权力来源有所不同。根据行政法学理论，存在三种来源：一是治理权力的法定来源。即公共组织的治理权力来源于现有的法律法规。二是治理权力的委托来源。即行政机关通过规范性文件形式将治理权力授予社会公共组织，或通过签订合同方式将社会治理权力委托于社会公共组织。三是治理权力的约定来源。即社会公共组织在取得其成员共同认可与同意下，在其章程或规则中对其治理权力作出的契约式约定。尽管政府和公共组织的权力来源不同，但是在社会治理中都具有公共性、权威性，能产生一定的权力效益。

(二)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双维分析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会产生一定效益，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治理权力也不例外。所谓公共治理权力效益是指公共治理主体在使用权力进行治理过程中，所用社会资源的投入与所得之间的比例，即公共治理权力所产生的最大有益成果。公共治理权力所得无外乎是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状态，或者说，公共治理权力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上的权公共利益的效益最大化。公共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公共秩序、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民生服务为主内容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公平正义则表现为社会分配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实现。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可以划分为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和传统式等四种类型。141(P3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维度上来考察公共治理行为，可以看出公共治理权力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效益表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平正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侧重于经济效益，是目的理性的体现。在公共治理中的目的理性，往往表现为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获得最大的治效果，即公共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以最少的投入产生出最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公平正义则侧重于社会效益。治理权力的社会效益是指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公共治理者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实现社会各类善(goods)的正义性分配从而构建出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公共治理权力的经济效益意味着“效率”，社会效益则呈现为“公平”，两者都是公共治理的价值追求。传统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求效益，政府机制追求公平。自从公共行政汲取了管理主义思想之后，就一直把效率作为重要目标，而行政民主化和新公共服务运动又进一步显了公共治理中的公平维度，纠正了传统行政理中的“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价值中批评为一个虚伪的自我隔离，缺乏全面价值介的以效率为核心的行政过程被认为是不负责、僵化和在实际上导致无效的效率，是官僚试图摆脱政治约束与外部监督的借口”。阁因此，公共治理都理论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组织都要综合考量“效率”和“公平”，两者是公共治理权力不可或缺的价值诉求。由此可见，公共管理中的治理权力效益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蕴含着目的和价值的双重理性，含括公共治理权力的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应，是以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为旨归。

二、我国公共管理中治理权力效益实现的困境与原因剖析

自改革开放以降，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共治理力效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境与问题：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不够，且呈现出不公正的配置；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高，且变动不居、连续性不够和失误过多；权力过于集中党委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从利益化显现较为严重，贪腐现象呈现多发高发状态。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一)公共治理权力主体能力对权力效益的约束性分析

1．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仍需强化，执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和各类非政府组织是治理主体。执政党是否也是公共治理的主体?对此，见仁见智，聚讼不休。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也是我国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而且是权威性主体。从治理主体理论视角来看，一般来说，“判断行为主体是否是公共管理主体的，标准是该主体行为的公共性，……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主体就是公共管理主体。”[61党是把对其公共事务管理和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能和宗旨。同时，从现实来看，共产党是执政党，各级党委是维护、增进和公平配置公共利益的政治决策中枢。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是影响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重要因素。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凸党的执政方式正处于逐渐从以革命党思维的执政方式向执政党思维的执政方式转变之中。由于立被转变的过程性和渐进性，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入式中仍然保留着革命思维和计划体制的烙印，存在着党政不分、权力分配的过于集中、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等弊端。党的执政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具体来说，领导干部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和依法治国等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公共服务能力亟待提高。“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因此，必须实现行政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然而，目前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传统的命令行政、管制行政还有很强的惯性；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职能，忽视社会管理职能，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发挥。公共服务是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趋势，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意识还不够强，公共服务机制还不够健全，公共服务的渠道和路径不通畅，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乏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公共服务效率不高。

3．非政府组织发育不成熟，参与公共治理程度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得到了发育，非政府组织得到了培育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弥补了政府的不足。然而，由于对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地位、功能以及与政府之间关系认识的局限，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缓慢，非政府组织培育不够成熟，参与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渠道不通畅，以及自身体制不完善、专业管理性人才队伍尚未建立起来，这些都影响和制约了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发挥。

(二)公共治理权力结构是权力效益的制约性因素结构功能主义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公共治理权力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平正义的功能，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权力结构。传统公共行政是以官僚制为主要特征的，是集权式结构和等级金字塔式结构的典型代表，这种权力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对分散决策的要求。近些年来，我国公共治理权力结构正处于调整和转换期间，然而官僚制弊端没有肃清、集权管理和权力层级化的痕迹依然很重，计划模式的权力结构还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实现和提升。

(三)公共治理权力运行模式对权力效益的阻滞效应权力结构是静态的，权力运行则是动态的。一般来说，权力运行存在着法治与人治、依法行权与依个人意志行权、民主参与与权力集中、公开透明与隐蔽操作等对峙性运行方式与模式。公共治理需要的是依法治理、大众参与和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然而，目前我国治理权力运行模式依然存在一些不适应之处：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意识不足；一些按政策、红头文件进行治理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于政策、文件大于法律的现象在一定领域大量存在；一些治理依然严重依赖于领导意图、长官意志；治理权力集中，权力行使过程不透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这些对治理权力效益的实现都起着严重的阻滞作用。

三、提升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路径与通道

(一)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破解我国公共治理权力效益不高的策略之举。首先，从建设治理型政党组织角度来看，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对领导干部进行宗旨教育和公共治理意识与知识培训，培养服务型党员和服务型政党，建设一支高素质有治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其次，公共治理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与体现，因此，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培养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对公共事务的科学判断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不断提高应对公共治理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治理、依法服务的能力。

(二)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大力开发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提升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加强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是提高政府公共权力治理效益的有效快捷的通道，因此，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和建设：首先，在政府理念上，要实现以经济为重心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重心转变，树立民主政府理念，培育政府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意识；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与公共治理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第三，在社会资源配置上，实现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倾斜，建设公共财政型政府；第四，推行绩效管理评估，实现绩效考核从片面追求GDP向注重社会满意度、公共利益和公正公平等指标转变，建设以人为本型政府。第五，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重投入轻效益向注重投入产出的效益转变，建设高效能的政府。从而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其公共治理权力的效益。

(三)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积极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是合作者和伙伴关系，而非对立对抗关系。因此，要想实现公共治理权力效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努力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合作性治理，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积极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活动。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正确界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真正做到还权于社会，赋权于公共组织，让非政府组织切实拥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所需资源和权力。其次，建立健全非政府组织内部管理体制和公共治理的运行机制，对其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三，要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和良好的环境支持。第四，腾让空间，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积极鼓励和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强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协同增效，努力提高公共治理权力效益。

社会治理成效篇5

摘要：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成为重新理解和构建政府、社会、公众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面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社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治理途径和治理方式都应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运行，实现社会治理沿着法治化方向前进。

关键词：社会治理；运行机制；法治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类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频发，社会治理方式变革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和理性选择。而“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规范手段，与变革社会治理体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变革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变迁，要求法律作出回应。”①党的十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而后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目标，在党委领导、多方参与的基础下，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法制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本文提出，社会治理体系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治理主体、治理途径和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过程中，更应当确保法治理念、立法、执法、司法在这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社会治理主体：推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需要法律规定

传统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政府运用公共权力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事务。政府为主体在一定时期对社会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社会力量的迅速发展，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政府过度包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社会治理中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公民个体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多元治理模式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元共同治理模式需要从法律上明确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相应的权与责，也即主体行为的合规化。第一，明晰边界，理清政府、市场、社会、三大权力界限，做到不越位。第二，各尽其责，做到不缺位。“多元共治模式不是政府退出，而是切实干好份内的事，减少越位，增补缺位，避免错位。”②政府要依法履职履责，不得法外设定权力，必须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民力，其功能首先体现为政府权力的制衡，其次体现为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应尽快出台社会组织方面相关法律制度，确保社会组织的法制化运行。

在主观上，对领导干部而言，要强化法治思维，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成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对广大公众而言，要保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制化。明确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民主监督的法律程序，从法律上保障公众参与权利。社会参与有三个关键性要素：参与的欲望、参与的能力及与集体行动网络的联系。要保护和激发参与欲望，提高参与能力，健全集体行动网络。要积极普法，提升公民有法必依意识。当前，我国公民总体法律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薄、守法自觉性不强是大量消耗社会治理资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普法教育，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树立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法律至上的原则，对于社会治理法治化运行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治理途径：从社会动员向社会协商转变应需要法律确定

1978年以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逐渐向以城市为主、差异性的法理型社会转型，整体性特征逐渐减弱，多样化特征越来越凸显。一方面，由于“单位制”的瓦解，隶属单位的“单位人”纷纷走上社会，成为分散的社会公众，政府的整合明显下降，动员的行政成本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个体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使得政府很难做到充分动员，社会动员逐渐在很多领域失去效果。因此在法治的轨道上建立社会协商机制实在必行。

（一）构建顺畅的利益诉求表达的法律体系。将公众原来以制度外的抗争诉求引导到法律法规内表达，让有关社会能否实现稳定和谐的重大社会事项能够进入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一要提升利益诉求表达的法律层次，把现存的条例、规定、政策上升为法律，增强利益诉求表达规定的权威性；二要建立循环闭合的表达渠道。无救济即为权利，当利益诉求的追求受到非法阻挠，应充分保障民众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的权利，并且其对合理的诉求予以有效地回应，妥善解决纠纷和问题，然后让公众切实感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效果。

（二）建立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首先应是反复博弈。如果博弈一方的话语权很微弱，博弈能力水平不高，双方就不能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谈判协商，不能完成对纠纷矛盾的自我化解。只有博弈双方的力量大概相等一致，才能就矛盾纠纷在公平的远点上进行协商对话，有效化解利益纠纷。因此当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时，政府需要对弱势群体从法律上和政策上给予帮助，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日常化沟通提供机会和平台，使他们能够经常协商谈判，有效减少不同群体对现实利益关系的激烈对冲，提高利益诉求表达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同时，有效的博弈机制是有底线的，各方利益博弈的底线就是社会和谐稳定。博弈也是一种社会冲突，因此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进行利益争夺都不能失去社会和谐稳定，笔者所称的社会和谐稳定不是“绝对稳定”，而是一种相对的“弹性稳定”。

（三）构建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社会平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各种社会团体也开始繁荣发展。名称众多的社会团体，一方面，把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聚集起来，有步骤的参与到社会政策形成过程中；同时，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行政权力取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和控制权。虽然个体在进行利益诉求时担当着重要角色，但社会团体人数多、力量强，利益诉求比较专业，效果比较好。目前，我国的民众无论在参与官方组织的团体还是非官方组织的团体都较少，因此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表达功能的发挥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发挥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作用应当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原则，重点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官方组织各自所联系的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功能的发挥；努力培养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边缘群体利益的基金会、慈善机构、环保团体等非官方的社会公益组织，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充分发挥社团组织、行业协会、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互动和合作。

（四）建立矛盾化解法制化机制。以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要把社会矛盾纳入到法治框架内解决，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等司法活动中扩大公众的参与范围，通过创新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如在局在设立巡回法庭，坚持以调为主、调判结合，把调解贯穿于司法程序的全过程。改变当前行政救济代替司法救济的现象。通过树立司法权威，探索建立真正有效的终结机制，让当事人服从法律，遵循司法机关作出的最终裁决。

三、社会治理方式：由静态治理向法治框架内的动态治理转变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与结构性变迁过程中，社会治理方式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中国社会治理方式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动态转变，法治是动态治理方式的核心机制与要义。当代社会，法已不再简单地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的方式，而渐渐地作为一种组织创造新式生活的工具和变革社会的手段。

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犯错成本比较较高，对社会各种事务缺乏及时回应与灵活应对，难以及时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多样性。然而灵活的动态治理不是随心所欲的治理，是需要避免功利化、短期化和表面化的现象出现。法治天然具有灵活性和稳定性，能够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社会生活，法治能很好地把灵活的动态治理限制在一定的框架内。社会治理机制变革，不是打破现有法律的规定，而是更好地落实现存法律，各种创新模式也都应在法治的规定内进行。如深圳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是全国首个社会建设法规。作为深圳社会建设的“基本法”，该条例总结了深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成熟经验和工作制度，将法治思维、法治基因注入流动人口与出租屋治理、推进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领域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很好地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动态化、法治化运行。因此以法治方式进行动态治理就是要克服治理过程中行为选择的功利化、短期化和表面化的现象，从而保持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可持续性。

社会治理体系运行机制有效运转的核心是要在法治的范围内妥善处理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用法治方式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现在的政府不是全能型的――政府包打天下，而是专业型的――政府管得少，社会自治程度高。社会治理方式探索与变革并不是一味地地扩张政府权力。政府不能在对社会事务大匡大揽，该由社会管的就交给社会，该由民众自治解决的就交给民众自行管理，我们需要清晰界定社会治理中政府、社会和基层民众自治组织的职责，充分激励和发挥社会和民众等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政府、社会和民众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合川区委党校）

注解：

社会治理成效篇6

关键词：政治效率；政治成本；政治收益；政治系统

效率是经济学里永恒性的基本概念之一。将效率概念运用到政治学之中，对于政治效率的研究应主要归功于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和新制度主义学者。如布坎南分析了分配制度对于政治效率的影响[i]，诺斯、科斯等主要从产权、交易成本角度对政治制度效率有所涉及。他们首先，都将政治运作看作一个准市场过程，注重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从而将效率概念融入其中。其次，注意到了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才产生了效率问题的考虑。而要将有限的政治资源[ii]发挥其最大价值，创造最大利益，就必须重视政治效率问题。可以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尤其是处于转型中的我国，更需要一个高效的政治系统来维持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一、政治效率研究的必要性

第一、政治效率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要求。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和变革的方向。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政治系统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的运行效率化。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适合经济基础的高效率的上层建筑，可以促进经济基础完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产生阻碍效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也有着同样的作用与反作用。政治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必然推动政治关系的变革，而政治关系的和谐、高效也必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是以经济与政治为核心的多重变革，高效率的政治追求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保证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政治效率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政治发展的基本目的在于使政治系统运行的收益大于政治成本，保持政治系统的效率性。同志在解放前就提出了以人民民主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2]”并在1986年将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阐述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3]”同志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4]”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5]。可见，民主、法制、稳定一直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价值导向。然而，政治效率也是其内在价值之一，因为，政治效率是民主政治、法制政治、政治稳定的内在要求，政治民主、政治法制、政治稳定又是政治效率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我国既有的发展成果的取得，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保持，皆得益于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改革的效率的获得。这也是政治效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一种表征。不过，这些仅仅是作为政治效率的副产品产生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追求的体现。重视政治效率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没有政治效率，政治民主成为了一种累赘；没有政治效率，政治法治化就失去了其意义；没有政治效率，持久的政治稳定就难以维系。

第三、政治效率是政治合法性实现的必然逻辑。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治系统对于政治利益的实现能力。它需要政治系统具有适应性效率与资源配置性效率、政策执行效率。苏联、东欧政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根本原因就在于执政过程之中，执政资源枯竭，而政治效益较低，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我们党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三个代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都是致力于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以此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执政能力是政治效率提升的前提性条件，政治效率是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执政效率是政治效率的中心环节。随着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的作出，说明对社会效率开始重视。随着政府执行力问题的提出，过程层面的政治效率也开始重视。但是，政治是一个系统，政治效率的实现，政治合法性的保持，不仅要强调党自身的执政效率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6]”可见，单纯的注重执政党执政效率，以经济效率或者“将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标准，这显然有别于邓小平‘改革的三个标准’。[7]”政治效率作为一种增量改革，还要注重文化上、制度上、机构上、行为上的效率增进。还要注重其他政治主体的政治效率提升。政治效率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如此政治资源的运用才能实现最大社会效益，政治合法性才能巩固。

二、政治效率的内涵

何谓政治效率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学者从表征层面界定为“社会的政治安定，人们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法律关系虽有矛盾但不发生剧烈冲突，而是处在一种和谐状态，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政治秩序。[8]”也有学者将政治效率作为理想的政府组织的一种内在标准[9]。即使布坎南也只从一致性原则上加以运用，而没有对政治效率内涵做出定义。

本文认为政治效率就是指政治系统运作过程之中的投入产出比，是政治成本与政治收益的比例关系。追求政治效率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这里的政治成本指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之中所耗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的总和。它可以表现为，政治资源获取成本，政治资源配置成本，政治地位维系成本，政治职能履行成本等等。亦有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等。政治效率是降低政治成本，将制度外利益、潜在利益，内部化、显性化、规范化。政治收益是政治系统运行的效能表达。它包括政治信任所带来的合法性；政治稳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治配置所带来的和谐社会；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政治民主；以及狭义的货币经济利益与晋升等政治利益收益等内容。政治收益也存在着有形与无形，短期与长期以及个人政治收益与群体政治收益之分。无形的、难以量化计算的、长期的政治收益的忽视，以及个人政治收益的考虑，导致了追求短、平、快的发展模式及政绩行为的存在。

政治效率从政治过程来看包含政治决策效率，政治资源的汲取效率，以及政治决策的贯彻效率。按照政治主体的组织形式可以将政治效率分为：群体政治效率和个人政治效率。从领域来看又可以表现为：经济效率、社会效率、文化效率、自然资源效率等等。既表现为政治系统价值层面的政治文化效率；又表现为机构层面立法、司法、行政效率；制度层面的公共政策、法律规章效率；以及行为层面的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效率。因而，政治效率可以从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政治行为等几个层面来加以系统阐释。

第一、政治文化效率。它表达的是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在社会价值整合，政治权威塑造，政治行为引导等方面的作用。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0]”。它对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11]。政治文化的演化不可避免的具有堕距性，但是，政治文化作为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着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政治文化看作政治系统的软性支撑性系统。政治文化实际上是多层面的，由公民文化、制度文化、组织文化构成，亦有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以及正式与非正式等划分。政治文化要发挥其效率，就要注重各个层面之间的价值整合与功能整合。以减少亨廷顿所说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政治成本。文化在新制度主义者那里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内生性资源。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理论准则，非正式制度往往决定着政治制度建构的合法性以及其实施效率。正式制度的变迁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政治文化的适应性变迁。政治文化为政治系统提供了一种价值环境，它决定着一项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认同，可以减少政治系统运行成本，促进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效率以及政治制度效率。政党政治理论的与时俱进是政治文化效率的重要来源。

第二、政治制度效率。指的是政治制度在保障政治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会和谐、推动政治发展等方面的成本与效能比。利普塞特认为：“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13]”政治制度有政治制度的设计成本与运行成本之分。政治制度效率涉及到政党制度、立法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等的效率。“一个政治制度是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14]”而“每一个特定的政治权力结构都是一个特定的利益冲突下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这样，每一个政治权力结构下也就对应着一个符合特定利益的特定的效率原则[15]”。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形成不同的交易成本，带来不同的行为效率。只有资源配置结构合理，才能实现最优化的使用效率。政治制度只有进行适应性的制度变迁，适时地将潜在利益与外部性利益显性化、内部化、制度化。同时，实现青木昌彦所说的整体性的制度安排保证各个制度之间的功能上的耦合，实现最大化的效率。以约束、导向政治主体行为，并为政治行为效率的提升创造支持性的制度环境。

第三、政治机构效率。指的是政治机构在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要求方面的成本投入与回应性比较关系。政治机构依政治价值设立，是政治制度运行的载体，是政治行为得以展开的保障。政治机构效率涉及到了政党组织机构、政府组织机构等的效率，它是政治效率的内部测量。传统政治理论家认为，政治机构是外部力量的附属物，政治活动是对其存在背景的反映。而实际上“政治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要求的集体行动者。”“机构运转过程本身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着权力的分配、偏好的分配以及调节的手段等。[16]”政治机构是政治决策贯彻与政治需求表达的中间环节，是政治利益的聚集地。政治理念与政治决策、公民需求的回应，都需要政治机构来实现。政治机构的设立是否得当，权力分配是否合理，信息传输是否顺畅等等都是政治机构效率的决定因子。政治机构效率的实现就要实现政治机构之间职、责、权分配的科学化、合理化。处理好党政机构之间，政企之间、政社之间、政府之间在职能上的定位。从理念与制度上强化各个政治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第四、政治行为效率。既指政治主体的反应速度也是政治主体所付出的代价与所预期的政治目的之关系反应。主要有政治决策行为效率、政治资源获取行为效率、政治资源的配置行为效率。也可表现为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等行为的效率。政策行为效率是行为效率的保证与体现。政治行为效率与政治文化效率、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机构效率紧密相关。政治文化属性影响了政治行为方式，政治制度影响了政治行为的预期以及风险，政治机构影响了政治行为实施的效能。政治行为只有常态化、稳定化、合法化才能保证其效率化。然而，法律的存在仅仅是表明了一种权利上的可能，要真正实现政治行为效率，还需要政治行为主体的自身行为能力的提升。政治行为主体要塑造自身的可用资源，并在政治行为之中将这些资源资本化运用，使其产生价值。能力因素决定成员个体对政治制度潜在利益挖掘的能力，对政治资源使用的效率以及效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往往是需要以罗尔斯正义为价值导向建立的制度来加以矫正的。企业家式的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霍布斯式竞争”需要稳定、高效的制度来保障。

三、政治效率的影响因素

政治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其内在与外在的影响因素是较为复杂的。它涉及到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行为环境，政治行为工具等几个方面。既有经济、技术因素，也有地理、文化的影响。但是，基本的影响因素有如下几个：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效率的追求，根本上来说是满足于经济要求的。国际经济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竞争，是政治效率的竞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要求政治系统更快更好的满足经济主体的利益要求。历史的看，经济效率直接决定着政治效率。一个经济效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民众对政治的合法性认同就比较高，政治运行环境良好，政治制度实施得力，政治体制就较为稳定，相应的政治效率也就较高。汉唐时期较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时期之所以有更为长久的存续时间，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的发展保障政治稳定，促进了政治效率的提升。经济效率导致的贫富分化如果没能协调与整合，以创造政治秩序，避免政治冲突，那么政治风险所带来的政治效率损失将是决定性的。

第二、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融合度。这里的融合并不是指的同一、重合完全相同，而是指的他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相互冲突，能否相互支撑其发展。一个政治文化是权威型的还是民主型的，要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符合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代社会下，传统的君权主义以及绝对集权以不现实。要求政治文化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因素。尤其是在我国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多元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出现，使得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Arrow在提到宗教和道德规范在执行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时，指出：“在没有诚信的情况下，各种制裁和保障的运行费用将会非常高，互利合作的许多机会将会消失。[17]”政治文化既要结合传统文化的特点又要体现合理的新的价值理念，这对我国政治文化效率受到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型的同时，加强政治社会化以引导新价值观念的发展方向。

第三、执政党的能力。在现代政治系统里，政党是政治生活的主导者。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本身就是政治效率的一种体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决定着执政效率，而执政效率是政治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执政能力强能够最有效的利用既有制度与组织工具，最大限度挖掘制度内资源，善于进行资源的网络化构建，将资源资本化。政治上政党要保持权威性，以保证政策的执行力。“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18]”但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19]”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方式需要进行适应性的变革。需要发展执政党政治资源的发掘能力，政治运作的控制能力，政治关系的协调能力，政治需求的整合能力等等。这些都将涉及到政治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决定了政治运行的成本与收益。一般说来，政治主体对政治环境的感知越敏感、有效，政治主体的内聚力越强，组织越严密，组织成员的素质越高，政治权力的作用效率就越高，其政治行为效能就越高。

第四、行政体制合理性。行政是人民意志的执行，“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20]”它“既提供仲裁与执行规则的架构，又实施准则，以此降低政治结构中的守法成本和经济部门中的交易成本。[21]”作为者的政府组织的运行成本是政治成本之中的核心。政治主体的政治要求最终是通过行政机构来实现的，因而，政府职能的定位代表着政治主体利益的指向。政府机构本身的工作能力，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理想的政府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都达到最优化的政府[22]。然而，政府组织是组织整体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多层次利益的代表，各层次政治效率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政府作为职能的混合体，由于政府资源与政府能力的限制，各个职能之间存在着替代与抵消的可能。如果职能配置不合理，政府管理范围过大，组织效率就会降低，政治效率也必然不会是最优的。同样，如果政府组织管理幅度过宽，管理层级过多，也必然影响政治指令传达，政治信息反馈，政治资源整合的效率。府际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力并造成内耗。而且，一个国家的政府腐败、无能其政治效率肯定也是低下的。

第五、政治制度化程度。“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可以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23]”只有开放的政治系统才能不断的进行系统内外的资源交换与补充，不断实现系统的自我再生，弥补运行之中的耗损。系统功能的分化提高了系统及其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但是，系统资源的选择范围扩大了，避免了系统对某一种资源的过度依赖造成的效率短缺。同时，这种复杂性也使得系统应对复杂环境、抵抗风险的能力提升了，促进了系统的稳定性。不过制度化也可能导致系统协调成本增加，以及“路径依赖”，从而增加制度变迁成本。“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的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24]”“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5]”制度化的政治输入可以提高政治系统资源输入的质量和政治系统的资源处理效率。制度化的政治输出，可以保证合法性权威的持久性，使政治行为预期更加明确，提高政治决策的执行效率。制度化程度越高，政治市场的交换越非人情化，政治系统运行越稳定。然而，正如诺思所认识到的，制度常常不是天生就具有社会效率的，而是服务于最有权力的人的利益。

第六、公民社会的质量。高质量的公民社会表示有成熟地公民文化、较强的社会信任、丰富的社会资源、多元的社会组织、积极的政治参与。它可以通过监督、协作、竞争等方式成为政治治理的有效机制，分担政党、政府治理的压力与成本，监督其他政治主体在政治行为之中的资源有效运用。公民社会还是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公平分配的有效机制，是政治权威最可靠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有效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保持政治效率持续有效的重要方式。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扩大，需要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培养，需要社会能力赖以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制度机遇，需要政府与社会之间互信机制的建立。当然，较强的社会自主力量也可能对政府的公共决策造成不必要的效率牵制，而且，因其理性的无知以及短期自利效应可能损害政治行为效率。这也是戴维·伊斯顿强调政治系统输入要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当这种参与演变为一种“多数人暴政”的时候，这种效率即使再高也是没有价值的。当然，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与“阿罗不可能定理”也从反面告诉我们民主并不总是能促进政治效率的。“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那是一种灾难。[26]”

第七、政治事务的性质。政治效率首先是解决正确的问题。“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功效。[27]”这关系到政治事务是稳定的、结构良好的还是复杂的、非结构化的；所涉及的对象文化素质、种族、年龄等因素；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当前社会更表现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强。一般说来政治事务越是复杂，政治主体就需要花费更多的内在与外在资源，成本投入的效益回收就越具有不确定性。此外，要处理好政治基本问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基本问题是抽象的、稳定的，主要矛盾则是具体的、易变的；基本问题存在于主要矛盾当中，主要矛盾是解决基本问题的关键环节。所以，能否准确地认识、判断和确定主要矛盾至关重要。因此，不能用社会主要矛盾取代政治基本问题，而应从政治基本问题角度来判断、确定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效率[28]。

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面临的政治效率建设任务是复杂的、繁重的。政治文化处于转型时期需要重塑，政治制度需要变革，政治机构需要改革，政治运行需要完善。政治效率的实现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政治系统的软件与硬件需要相互配合，具体制度需要更好的与根本制度耦合，政治机构与政治行为需要规范等等；政治效率又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经济基础、生产力是发展的，政治效率的评价主体、评价标准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政治效率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适应经济、文化发展而不断发展。然而，现实的讲，政治效率中的层次性标准是很难兼容实现的。对于目标的安排要有先后、主次之分，要讲究战略性、步骤性。政治效率标准的或者目标的达成不可能也不必要考虑完全的因素限制。对于政治效率的追求要注意与本国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实践相结合。要对政治效率之中的分目标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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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布坎南所阐述的政治效率主要是指的一致性的政治民主与政治平等，非掠夺性的政治。参(美)布坎南等著、张定淮等译.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ii]本文运用的政治资源概念，不仅指政党的执政资源，而是包含了政治主体的政治资源，政治运行资源，政治保障资源，政治发展资源等在内，综合了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制度资源，文化资源，政党资源，权力资源等在内的，广义的政治资源，是整个政治系统各部分所赖以存续、发展的资源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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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成效篇7

〔关键词〕社会冲突，治理手段，国家治理，地方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4-0076-06

“冲突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社会系统的普遍性特征” 〔1 〕，任何形态的社会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社会冲突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引发或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地消除或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相应地，对社会冲突的研究是理解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主要以社会冲突及其解决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地方政府治理手段的选择及其应用，进而揭示地方治理推进和发展的基本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步迈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也急剧增加，各种不断发生，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挑战。社会冲突具体表现为劳资纠纷、物业纠纷、征地冲突、拆迁冲突、医患纠纷等，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冲突的激烈程度或有不同，但是都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由于历史背景、资源禀赋、民众性格、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社会冲突在不同地区会呈现出大为不同的特点，其影响和后果也不一样。面对社会冲突所带来的挑战，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会选择不同的治理手段，也会相互学习更为有效的治理手段，而各种治理手段具有不同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并且呈现出不同的绩效水平。如此一来，治理手段就具有了竞争性，社会冲突治理可以比较和选择更有效率的治理手段。这样，一方面就呈现了治理手段的试错效果，不同的治理手段都有机会展示；另一方面也能促进良好治理手段的扩散。研究治理手段的基本类型及其提升，对于实现社会冲突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冲突治理手段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

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几乎都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2 〕，具体的社会冲突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从民众行为动机及其诉求的角度来看，社会冲突大致可分为维权型冲突、谋利型冲突、宣泄型冲突等基本类型。事实上，由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往往是重叠、交叉和糅杂在一起的。

为了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地方政府不仅要用到各种方法和手段，而且也要运用恰当的和可行的行动策略。根据目前研究者所提出来的定义，治理手段是“现代治理所使用的工具、方法和行动方案的统称” 〔3 〕。我们认为，治理手段就是治理所运用的手段、方法、实务知识、特殊经验以及行动策略的组合，其中不仅包含治理的操作性方法，而且也包括基于特定约束条件而形成的策略选择。有些治理手段形成了正式的制度规则甚至是法律制度，但有些治理手段则存在于习以为常的做法和措施之中。

具体的治理手段很多，而且，由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差异性，所使用的治理手段也有所差别。粗略地看，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治理手段（已经概念化的手段）有行政强制、包干责任制、第三方调查，行政问责、行政听证、圆桌会议以及运动式治理、花钱买平安等。根据治理手段着力点的不同，我们将社会冲突治理的基本手段分为三大类型，即信息沟通手段、权力整合手段和利益协调手段等。

（一）信息沟通手段。信息沟通手段是指政府信息沟通的形式和方法。从信息沟通过程的角度来看，具体又包括信息搜集、整理、和交流所使用到的手段和方法。其中，信息搜集手段如意见征集、座谈会和投诉等，信息整理手段如信息上报制度和等级制度等，信息手段如新闻会和信息公开等，信息交流手段如圆桌会议和行政诉讼等。对于解决社会冲突来说，信息沟通手段的目的在于掌握相关情况，争取民众认可和支持，交换各方所获得的信息，消除分歧，形成共识，平息冲突。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沟通手段并不是信息沟通所使用的科学技术，比如互联网，而是信息沟通实践本身以及建构信息沟通活动的制度和规则。

信息沟通问题是一个影响社会冲突的关键变量，而且也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变量。从经验上看，所有的社会冲突（尤其是许多）都伴随着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的沟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信息不对称。对于具体的社会冲突来说，信息匮乏或信息泛滥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走向升级，而必要、合理的信息则会使冲突事件趋于平息。这方面具体的例子很多，如更多不确定的谣言会刺激群体性冲突的升级，而依法公开环境影响评估的信息则可以减少发生环境抗争事件的概率。相应的，在地方政府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中，必要的信息输入和合理的信息输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信息的形成、传播以及恰当的运用，对于社会冲突的发展走向及其结果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权力整合手段。社会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既有权力体系及其运行的产物〔4 〕，大多数社会冲突的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府职责模糊、权限不明、权力分割以及碎片化等方面的问题。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通常需要的是更高的权威资源，而不是低层次的权力；是综合性的、跨部门的整体性权力，而不是高度分割的部门权力；是更为灵活有效的权力，而不是僵化死板的权力。

就此而言，解决社会冲突必须改革与完善公共权力体制，改进权力运行方法，明确政府及其官员的职责与权力，比如执法领域的多部门联合执法、社会管理中的综合治理、维稳过程中的“打综合战”、针对市场监管的机构改革、恶性事件爆发后的问责、土地征收等都是整合权力的重要方法。

但在当前的信息化社会中，民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意识更加强烈，并积极追求影响政府及其官员的方法。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拓展了信息传输的渠道，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成本。相应的，社会冲突的可见度更高了，信息扩散也更具有不可控性，使得地方政府压制或封锁社会冲突的负面信息变得几乎不可能了。信息传播的聚集效应也容易形成影响地方政府的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还不得不接受社会舆论的检验和评估。特别是，即便是个别地方政府可以管制本辖区内的信息传播，但其他地区的新闻媒体却构成了这种信息压制的挑战。而且，掌握信息技术的公民也有更多能力和办法去参与政府处理冲突的过程。新的信息情境要求地方政府运用更为开放和透明的信息沟通手段来应对和处理社会冲突。而这不仅是民主和法治价值规范的内在要求，而且也具有促进社会冲突顺利解决的工具性价值。

（三）从一元迈向多元。必须看到，传统的治理主体是一元化的，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其他社会主体基本上都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接受权力意志的安排及其结果。以党和政府为主体的冲突解决机制，固然可以在维系和创造公共利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由于不受制约的权力，也容易偏袒、压制甚至忽略某些社会主体的利益，以致诱发或酝酿更加深刻的社会冲突。在这种治理结构下，从治理手段操作者的角度上讲，治理手段具有严重的一元化特点，即治理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党和政府方面，治理规则主要是对应于党和政府的行动方式，并往往以单边意志决定治理的过程和结果。其他社会主体基本上是作为管理或管制的对象，接受党和政府作出的选择或安排。解决社会冲突要求政府必须发挥其应有的权威性作用，但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又不可能单纯依靠政府，毕竟政府的权力、资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以政府为中心进行的权力整合（比如大部制改革）即便可以较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仍然不足以应对频发而复杂的社会冲突。“单一的以政治和行政力量为主、辅之以意识形态的整合机制不能有效解决复杂多样的冲突。” 〔9 〕与动员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一样重要的是，社会冲突的解决必须引入市场、社会和公民的力量，让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发挥作用。

可以看到，迈向多元化治理手段的突出特征体现为：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责任不再简单局限于政府，而且也拷问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即承认政府不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唯一主体，其他社会主体也有其责任和义务；二是建立联系和动员其他社会主体的机制，将它们全部纳入治理的互动过程中，从制度上落实其利益诉求、参与意愿和行动合法性，相应的治理手段也大量应用其他领域的管理工具，比如目标管理、标杆管理和合同外包等；三是政府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而是多元社会互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为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创造条件，比如公民议事会或市民论坛等；最后，多元化的治理手段也会存在着主体之间权责混乱、互动成本太高以及缺乏效率等方面的问题，看上去可能缺乏秩序，但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也孕育着善治的潜能。

（四）从局内转向局外。长期以来，在传统总体性的治理模式下，政府全面掌控各种社会资源，具有利益协调的巨大优势，但政府也因此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如果政府能够妥善地调处社会冲突，结果可能是皆大欢喜。但如果处置的结果不理想，原本属于社会冲突双方或各方的冲突，就容易转化为社会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甚至造成“引火烧身”的后果。实际上，很多社会冲突背后或多或少都有政府及其官员权力滥用、失职渎职或不作为等方面的原因，这就使政府成为社会冲突的构成性因素。在这种社会冲突的结构下，治理手段主要体现为“亲力亲为”的行政执法技术，以保证权力意志得到贯彻和执行，比如拆迁中的株连政策和给予优先执行者奖励的办法。总之，在社会冲突之中，权力是治理手段的内在要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是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对于社会冲突，政府扮演的应该是“裁判”的角色，而不是“运动员”的角色。这样一来，治理手段的转型实质上就是政府的退出、角色的再造和如何扮演好裁判等问题，相应的治理形式包括行政听证会、环境圆桌会议和协商民主等，在操作上就是建立各种利益协调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等，激活社会内部的治理资源，让利益冲突各方平等博弈，自主协调其利益冲突，但也要注意保障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等。其中，政府应适当地退出一些领域，跳出社会冲突的漩涡，运用治理手段来提供专业和中立的服务，促进社会冲突的解决。

三、社会冲突治理手段提升的影响因素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到底是治理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全面现代化，既包括中央政府的现代化，也包括地方政府的现代化；既包括国家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制度化与合理化，也包括治理手段的理性化与专业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治理手段的改进，而治理手段的发展本身就构成了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

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着解决社会冲突的责任，因此存在着寻找并利用更有效率治理手段的内在动力。社会冲突具有很大的可见性，直接威胁到社会秩序。引进和运用良好的治理手段，可以在维持基本制度框架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效率，推动或加速社会冲突治理的转型。但治理的既定结构不仅决定了治理手段是什么样的，比如“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思维导致权力本位的维稳技术；也会限制治理手段的选择、应用及其扩散，比如传统官僚制政府对于公开化和透明化的治理手段的抵制。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社会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既有治理手段的失灵，因此也提供了治理手段改革和创新的契机。社会冲突提出了治理手段变革的要求，因此也成为地方治理变革以及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反过来，是否能够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能否顺利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也形成了对于不同治理手段的评估和检验。随着新的治理手段取得效率优势，并获得更加广泛的应用和扩散，使得改善利益格局和制度安排有了更加牢靠的技术支持。在此意义上来说，社会冲突治理手段的发展和演进与地方治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有必要将地方治理作为重要因素引入讨论。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和悠久历史的大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可能做到步调一致，齐头并进，也不可能呈现出同等的发展水平。更为实际可行的发展路径是，以解决可见性程度极高的社会冲突问题为支点，地方政府通过摸索和学习，引进和发展现代化的治理手段，逐步推动地方治理的现代化，进而形成良性的择优机制和榜样示范效应，推动更大范围的治理现代化。

治理手段的提升是社会问题倒逼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调整，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对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方式加以调整。地方治理处于国家治理的前沿阵地，直接处理各种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冲突。随着社会冲突的滋生和蔓延，其表现形式也日趋多样化，从个体维权到集体行动，社会冲突五花八门，花样翻新。这些都要求政府及时改进治理手段，尽快作出有效应对，并通过引进社会多元主体力量来解决社会冲突及其带来的问题。

地方治理通常“被认为是实施分权化治理和民主治理的理想场所，是公民围绕着地方具体的公共问题，参与地方公共政策过程，实行自主自治管理的实验场和训练场” 〔10 〕33。社会冲突各有其特殊性，因此地方治理也是治理手段演练的跑马场，不同治理手段相互竞争，有效率的治理手段得以存续下来。政府官员“守土有责”，否则就会面临问责。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下，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维护地方政治稳定，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最重要的职责。为了获得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竞争优势，甚至仅仅是为了避免可能的问责，地方政府及其领导人存在着解决社会冲突的强烈动机，因此也就形成了治理手段革新的内在激励。

就其含义来说，真正的治理必然离不开公民和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甚至说，没有参与，就无所谓治理，更谈不上是地方治理。对于民众而言，相对于遥远和神秘的中央政府的各种活动，地方治理是需要参与的，也是可以参与的。既然社会冲突本身就是社会主体之间互动的特殊形式，那么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措施就必须加以改进并优化参与过程，从行政听证、工资集体协商到协商民主等，引入和改进参与手段始终是地方治理变革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检验治理现代化及其程度的重要标尺。而具体的参与手段很大程度上是公民、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共同建构起来的。

信息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是影响治理手段演进以及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在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冲突的过程中，良好的信息技术②提高了政府的响应性，提高了危机应对的效率，但也增加了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相应的，信息技术也就主要经由两种不同途径来发挥推动治理手段变迁的作用：其一是政府开始引入信息技术，建构新的治理手段，改进信息沟通的效率，比如进行网络投票和网络举报等；其二是政府建立制度规范，监控不良信息的流动，比如网络实名制和不动产登记等。这些都实质性地改进了政府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但也带来其他更为复杂的效应，比如对于政府监控权力适当性、有效性及其合理边界的质疑。

相对于中央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的制度空间非常有限，拥有的治理（合法性）资源也严重不足，通常难以甚至也不可能进行基础性或重大的制度变革，因此面对社会冲突所造成的障碍和危机，探索、选择和运用新的治理手段就成为它们应对社会冲突的必然选择。由于地方是多层次的，更是多元化的，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有所差别，因此治理手段的应用及其绩效就可以在不同区域的试验中进行比较。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大国而言，治理手段的地方试验也就为国家治理的改革和优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制度的演进，周雪光认为，“新的制度的出现往往是当前制度安排中既有的惯例、权威关系和实用办法的重新组合” 〔11 〕。由于许多治理手段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而存在，那么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对治理手段提升的理解，即治理手段很少有完全突破性的飞跃，而是渐进式的改良，是在吸收和整合既有合理要素的基础上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比如，在治理腐败的问题上，人们不断地呼吁要建立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但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实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将来如果要建立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也应该是对现有财产申报制度的发展和提升。

治理手段的提升也是社会价值演进的结果。随着民主、法治和权利等现代性规范的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手段也就获得了成长的空间。对于地方治理的手段提升来说，社会问题也许可以倒逼出新的治理手段，但这些治理手段要想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形成新旧治理手段的替代机制，并最终成为一项普遍性的手段，则不仅需要地方政府为了解决问题而应用相关的手段，而且也需要在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后，推广成为普遍性的治理手段。比如“民主恳谈”制度是从地方层面开始的，最初是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劳资纠纷问题，但其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传播了协商民主理念，然后逐步扩大了影响力，得到了更多的应用，最终被党和政府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冲突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正功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没有冲突，就没有社会进步，这是人类文明延续至今的法则。在地方治理的层面上，社会冲突不仅具有检验治理体系、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的意义，而且也实质性地推动了治理体系、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的演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地方治理逐步迈向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力体系无法改进的前提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迫切需要改进和优化治理手段，从而有效地应对和解决社会冲突。

注释：

①“恩庇-侍从”是一种垂直互惠结构，其通常存在于不对等的权力与地位的行动者之间。其中，恩庇者（patrons）具有较高的权力地位，而侍从者（clients）则通过对恩庇者的效忠与服从来换取生活所需资源，虽然侍从者是较弱势的一方，但其亦拥有恩庇者所缺乏或极需的资源，如此二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才有可能建立，才能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相互依存。

②信息技术并不等于治理技术，比如互联网是一种信息技术，但它并不是一种治理技术，只有利用信息技术而进行的治理实践才是治理技术，比如政务微博、微信以及反腐败的举报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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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成效篇8

(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是代表一定阶级意志的主体以一种非强制性方式将其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作用于目标客体，以使客体的言行举止满足主体需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在于通过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宣传、引导等，使社会成员具备一定的思想品德素质，以实现一定阶级统治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l。尤其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更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H。关于治理的内涵，该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将其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全球治理委员会也就“治理”一词给出了定义，即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o[4](P23)社会治理作为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针对自身的特定领域即社会而言的。它指的是在公权力的引导下，在公权威的保证下，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共的、私人的)的集体合作和联合行动来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的运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并将社会治理单独列为改革的一项来实施，高度强调了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在新的发展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和内容虽发生了变化，但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用未见丝毫锐减，相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功能愈发丰富，特别是在社会治理领域，在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激发精神动力等方面的效用愈见显著。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与治理的目标基本一致。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大的社会治理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场域中的良好运用，主要体现在引导主流意识形态、疏导社会成员心理、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民众活力等。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实现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制度化。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并非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简单逻辑加减，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内容上二者是传承关系，结构上二者是互补关系，发展上二者是互相促进关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就是要寻求基于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功效和作用，以及实现的条件和途径。其核心在于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生命力的体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在一起，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实现社会高效、有序、稳定地运行，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本质所在。

(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特征是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会治理功能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特征。关注人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m。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有效社会治理中非常注重人性和人文关怀，注重与民众经常性的对话和沟通来了解民众的诉求。以往以“单边政策”约束民众的做法在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上确有不足，民主的发展意味着只有真正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用。二是创新发展的时代特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也将行于新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需正确把握当前社会发展的时代特点，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总而言之，就是要以整个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为基点创新内容及方式，以适合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需要。三是非强制性特征。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是引导、劝服、激励等非强制性手段对社会成员施加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注重教育和感化，相比施用强制性手段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效果是有显著区别的。它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发生和极端暴力出现，有助于将社会治理控制在可操作的范围之内，使整个过程在一种相对温和的氛围下进行，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四是隐性施效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效果特点。任何思想层面的理念灌输都是一个不断演化、实施的过程，其外在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长期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将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识内化于民众心中，继而转化为外在力量。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的潜能就可以在不经意间发挥效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交织的当下，惟有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能为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心点在于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其中，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是内在契合的。新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和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可靠保证。

(一)思想整合功能。文化思潮的交流碰撞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引发了人的需要多样、诉求多样，导致思想多元、价值多元、行为多元。个人主义滋长，传统美德沦丧，集体主义价值观淡化，社会风气式微等，这些思想层面的新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多元的思想价值观念反映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行动的多向化，缺少统一的规范从而使统一行动陷入困境，给有效的社会治理制造了障碍。社会成员在理解和执行党的改革政策、方针过程中存在偏差，既抬高了化解矛盾成本，也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诚然，积极寻求解困之道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思想领域的挑战自然成为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此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对社会成员的多种思想价值观念进行整合，使统一的规范和行动成为可能，保证了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88想整合功能，可以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民众普遍认可的共识。通过分析存在于社会成员中的思想观念，将有益于社会治理的部分充分挖掘出来并进行高度整合，使其形成统一的社会规范。同时，在民众中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意识形态内化于民众心中，最终达到民众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主动践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集体主义观念，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此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价值引领功能。在现代社会中，诚信问题、责任问题、社会风气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难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表现在社会治理领域，正确的价值理念有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反之则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价值观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空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亦相应发生变化。当下，各种错误思潮充斥着整个思想领域，部分民众因缺乏正确引导，导致价值观发生扭曲。一些社会成员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弄虚作假，损害他人的生命财产；一些则社会责任心缺失，致使事故层出不穷；而一些又在事故发生后极力推卸责任，逃脱惩罚。另外，各种形式的老人摔倒无人上前扶起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形成，究其原因就在于错误的价值观对民众的消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可以成为消弭这种影响的清除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改造工具，影响着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能够引导社会成员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自觉抵制错误价值观的侵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者大量的宣传、引导工作，培养民众的诚信意识，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在社会中大力提倡社会公德、传统美德，为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对广大民众进行社会价值理念教育。这种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们对自身社会价值实现的认知与觉悟水平，使人们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每个个体都能尽其所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那么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个体的社会价值中就会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

(三)心理疏导功能。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社会生活压力增大，竞争也愈发激烈，这直接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层面产生了影响。通过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爆炸、袭击等案件，直接反映了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易出现极端思想和心理障碍，进而引发一系列不和谐事件甚至是惨剧。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心理疏导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传统的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需要，社会的发展要求多维度、多视域分析民众的心理特征。这就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有效解决部分民众在心理层面出现的偏差，以此塑造健康的人格和心理，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创新主要表现在对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进行心理疏导。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他所处的社会状况。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起决定性作用，一部分社会成员因持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可能率先成为富裕阶层，而另一部分则因所持较少会无奈落为社会底层。这两大社会阶层因其所处经济地位、社会状况相对特殊，出现心理偏斜的几率较大。因此，这两大社会阶层民众成为了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心理疏导的主要对象。一些富裕民众会因其享有较好的社会状况，滋生骄傲、享乐、蔑视普通大众、无视社会公德等心理。特别是现今一些“土豪”、“暴发户”，极易虚荣心膨胀，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公开展现其物质财力、奢侈生活。个别做法甚至违背了国家法律法规，诸如豪车撞人，事后殴打普通民众事件等。这种在公共空间竞相炫富、公然挑战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对于这部分民众的不健康心理，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及时纠正疏通，以免这种病态心理在社会中迅速扩散。处于较低经济地位的部分民众也会因其所处的社会状况不佳出现报复社会的心理，进而引发动乱和一些暴力事件，破坏社会的安定，给社会治理带来威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这部分民众的心理变化，及时疏通其心理障碍，理顺情绪，降低经济因素引起的心理落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经常与其进行沟通和交流，可以有效控制这些负面心理扩大化。此外，在进行疏导的过程中，应该有更高更宽的视野，要善于做调查研究，善于总结概括，不断地交换位置思考，反复地比较研究，科学判断不同群众的心理状况，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把握民众心理发展的整体态势。在疏导的同时，还可以建立这部分社会成员对于生存发展需求的心理保障，如个人权益的保障、人身安全的保障、生活稳定的保障、自由发展的保障等。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功能对于社会治理是非常必要的。

(四)关系协调功能。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成员在进行交往实践时会出现很多的利害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各种社会关系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事件会由此增多，导致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有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处理好社会成员的关系，保证社会关系的和谐，减少利益冲突，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国家强调社会治理的创新，就是针对以往片面处理不和谐关系所导致的冲突而提出的，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关系协调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结构上，社会关系最基础的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因此，协调社会关系必然要从协调各种经济关系人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协调各种经济关系纠纷，化解因经济利益所产生的矛盾，建构稳固的经济关系基础，不仅有利于其他社会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而且为新的社会治理机制形成构筑了奠基石。至此，新的社会治理机制继续往上进行设计建造成为了可能。试想，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那么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就会成为空中楼阁，随时面临倒塌的危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内容上，社会关系主要表现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对于这两对关系的处理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首先，民众个体利益之间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生俱来且不可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协调社会成员个体间的关系，尽可能地减少各种利益冲突，降低社会治理成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使社会成员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在社会交往中，互利共赢将代替摩擦与冲突，保证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其次，要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不同阶层的民众对于自身需求有着不同的期望，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多从社会民众群体层面来解决，势90必会造成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后果，从而导致效果不佳。强调社会成员应遵循共性特点，忽视了社会成员正当利益的实现，在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方法过于简单、粗暴，导致民众与社会对立情绪日益严重，诸如普通民众对于城管执法的抵触情绪等。个体成员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总体发展，同时社会的发展也要兼顾个体的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补充以往在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方面的不足，将个体的具体利益和不同诉求融人到社会整体需求上来，实现个体与群体的统一，真正实现关系协调功能的创新。

(五)活力激发功能。社会治理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治理。思想政治教育活力激发功能的核心在于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力，在于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治理提供正能量。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以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学说为指导思想，科学地分析对象的思想特征。思想指导行为，积极乐观的思想能够发挥社会成员在行动上的无穷动力，使整个社会朝着健康向上的态势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力激发功能就是要通过思想动员、潜能开发、激励机制等，锻炼个体意志，完善个人品格，充分挖掘人的本质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成分，不断调动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弱化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增加社会稳定的筹码。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可以增强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让其亲身实践，从而使个人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积极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通过各种形式的外部刺激，可以为人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激发民众活力的方式，既体现时代性，又有可行性。从社会治理的总目标出发，把人民群众摆在突出的位置，坚持走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通过对社会优秀模范代表的宣传，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榜样的力量，激发人本性中的真、善、美，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同时，在各种形式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注意把握主体性原则，体现人性化和人文关怀，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其朝着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最大程度地激发民众的活力。

(六)舆情收集和分析功能。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着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变化，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对其所持的态度和观点。在社会事件频发的当下，舆情的收集和分析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至关重要，而收集和分析舆情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沟通谈心收集信息，了解民意。面对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沟通交流中获得人们对于社会治理方案、实施、效果等的态度，了解舆论走向，从而把握民众心态。在分析收集到的社情民意之后，我们才能找出在社会治理中出现相关症结的原因所在，才能针对性地改善社会治理方案，确定下一个社会治理目标，做好社会治理工作。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步走向网络化、信息化。大众传媒逐渐成为进行思想政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可以运用大众传媒，特别是借助网络平台如微博、微信等新型交流方式实现与民众的互动，及时准确地掌握整体的社会舆论动态及发展趋势。凭借信息化的优势，我们可以密切关注社会存在易引发公众不满和冲突的社会问题，关注民众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及早发现问题，为防控危机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通过收集社会舆论信息，可以很好地把握民众对于某一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所持观点和基本思考方向，为预知事态的发展提供信息保障。通过科学分析民情、民意，可以对当前的社会治理水平做出合理判断，对治理方案做出科学评价，为制定相关政策和具体举措提供可靠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收集和分析舆情，可以将可能引发危机的不利因子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防止不利因子不断积累，并最终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的形式爆发出来。

社会治理成效篇9

同志们：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中央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人民法院只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才能确保人民司法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确保在司法工作中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增强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才能提高法院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学习好、掌握好、贯彻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当前法院队伍政治思想教育的首要任务。为了帮助大家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面，我从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关问题谈些个人认识和体会，与同志们学习交流。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我们首先应明确什么是法治理念。法治理念与法律意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法治理念是一定的组织(在现代特别是政党)和个人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的实施所持有的思想、信念和观念的总和，是指导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主导价值追求，引导、统摄、支配和决定着法治活动，决定着法治行为及法治效果。与法律意识相比，法治理念比较系统、完整，法律意识比较零散；法治理念是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法律意识多是自发产生的；法治理念不仅包括对法治现实的认识，也包括对法治的信念、理想和追求等。

明白法治理念概念后，我们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信念和观念的总和，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反映，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法治领域的基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中外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2、为什么要对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对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政法机关特殊的地位和职能决定的。政法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责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事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政法干警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战略举措，意义重大而深远。具体讲，对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客观需要。

一是适应新时期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妥善调处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成为政法工作日益迫切的重大任务。在社会治安方面，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大量存在和增加，政法机关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对敌斗争方面，敌对势力对我颠覆渗透活动的策略发生新变化，通过插手民间维权、插手，与我争夺民心、争夺群众的斗争日趋激烈，部分地区的斗争也非常尖锐，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任务重大而艰巨。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司法需求不断增强，对政法机关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必须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政法干警的头脑，保证政法干警的执法指导思想和观念始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更好地履行职责，完成使命。

二是确保政法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社会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利益法则的影响。政法队伍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导致手中的权力发生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多年以来，对外国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接触，一方面使我们有效地借鉴了其合理的成份，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但同时，西方各种法治思想给我们的法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有的干警在执法实践中，简单套用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造成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混乱；有的干警片面崇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和实际，主张全盘照搬照用，甚至对一些建立在资本主义本质基础上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思想，如“三权分立”、“政治中立，等也丧失了起码的政治鉴别力。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个案炒作诋毁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形象，企图在政法工作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以实现其政治图谋。在警惕西方法治思想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左”的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依然存在。有的人改革创新的意识不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人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和人权意识淡漠，等等。这些也是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容的。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有利于从根本上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不良影响，正本清源，用正确的法治理念和价值取向统一全体政法干警的执法思想，牢牢掌握政法工作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三是解决政法工作现实问题，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政法队伍的素质和形象虽然有了明显提高，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应当看到，政法队伍的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相当突出。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政法干警执法理念出现偏差直接相关。没有正确的执法理念，再好的制度和程序规范在执法实践中也会被扭曲。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思想问题，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

三、如何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

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精神实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体现在“六个必须”上。一是必须反映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坚持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坚持平等、自由、正义、效率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价值追求。二是必须反映和坚持人民民主的国体。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体现人民原则，确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租共同意志，始终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永恒的价值追求。三是必须反映和坚持党的领导。在我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四是必须反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丰义法治理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的要求。五是必须反映和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的模式。这是一个基本政治原则，也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脱离中国国情，不从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历史和现实状况出发，盲目照搬照抄国外的东西，不仅不会起到积极作用，甚至会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不良的后果。六是必须反映和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一种先进的理念，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应当不断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第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依法治国的理念。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才能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才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是执法为民的理念。执法为民，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政法工作上的体现。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弄清为谁执法、靠谁执法、怎样执法这个根本问题，才能保证政法干警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三是公平正义的理念。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只有坚持公平正义，做到合法合理、平等对待、及时有效，才能实现公正执法，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四是服务大局的理念。服务大局是政法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和政法干警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各项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工作，克服单纯业务观点，注重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五是党的领导的理念。坚持党的领导是政法干警必须遵守的根本政治原则。政法干警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经受住政治风浪的考验、严格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关键是要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在上述法治理念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五个理念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协调一致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四、学习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注意处理好哪些关系？

针对我们司法工作实际和多数干警思想认识方面的薄弱环节，我觉得在学习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上应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接受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为确保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职权，当今法治国家都把司法独立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予以确认。只有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内涵，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有效地促进司法公正。从西方国家司法实践来看，司法独立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中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他个人和社会团体的任何干涉。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我们党已经批判地接受了司法独立原则。特别是在反思十年浩劫给党与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之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以及坚持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司法独立作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对待。现行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司法独立原则，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我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共产党执政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表达党的意志和实现党的领导的过程。司法机关越是能尊重宪法和法律，依法办事，就越能体现党的领导，实现党的意志，也就越符合人民的利益。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司法独立是相对的，即使在标榜“三权分立”的国家，所谓司法独立也不是绝对的。执政党通过行使人事提名权，推荐或保证本党的成员或对竞选有贡献的人士担任司法职务，以保障司法与行政的合作。换句话说，执政党在提名或任命法官时均带有强烈的党派意识。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当地政治环境和各派政治势力的影响。以美国为例，在联邦法院系统，所有的联邦法官和大法官候选人都是由总统提名并提交参议院以简单多数投票通过。最高法院以下的各联邦法院法官的选任，通常由总统授权司法部长或其副手进行。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和1994年分别任命了一位大法官，都是的忠实支持者。特别是在涉外司法活动中，一些国家的所谓“独立司法”，往往成为配合该国政府推行其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一种手段。一些国家通过反倾销诉讼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国家通过保护人权诉讼把司法管辖权伸向国外，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受害者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在本提出的诉讼屡屡以败诉告终。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在任何国家，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司法独立是不存在的。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相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的司法独立，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其特色就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结合。要认识到，我们强调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绝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或是削弱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善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问题。在我国，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坚持谋全局，把方向，抓大事，不断改进领导方式，支持政法机关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不插手、不干预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不代替司法机关对案件定性处理，不指派政法机关处理法定职责以外的事务。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内涵，既要坚决纠正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代替政法机关对案件事实和处理作出判断、下达指令这种干预正常司法活动的错误做法，也要纠正把党委督促政法机关依法公正处理案件等同于“干涉司法活动”的错误认识，更要坚决防止借口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抵制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统一起来，坚决维护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坚决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司法。

第二，要处理好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关系。政法机关和干警依法履行职责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和服务大局，不能不顾大局去“发挥”职能。作为执法者，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才能真正为大局服务。目前，一些干警存在单纯业务观点，缺乏大局观念和服务大局的意识，不关心党和国家大局，不注意学习党委、政府大局工作的部署要求，不注意紧紧围绕大局，从服务大局出发研究、谋划自身工作，以致工作针对性不强，党委、政府关心的大局工作得不到有力推动，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实际效果不理想。必须坚决防止和纠正单纯业务观点，孤立看待政法工作，割裂政法工作与改革发展、与党和国家大局关系，脱离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大局、脱离保障服务目标孤立地抓政法工作的错误思想和作法。服务大局的重要手段和前提是依法正确履行职责，不能离开法定的职能去“服务”大局。要善于通过汇报工作、提出建议等方式，使党委、政府的决策和指令与政法机关职责要求相一致，尽可能避免一些不合法、不正确、不恰当的工作任务和要求，确保正确服务大局而不是最终妨碍大局。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把服务大局单纯理解成只讲服从，忽视政法工作和法治实践自身规律、原则和发展创新，消极被动，无所作为，不敢理直气壮地依法履行职责，不能全面正确发挥作用，甚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不利于保障和服务大局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实践中，一些部门和干警一讲服务大局，就只讲服从，不讲严格依法办事，以致违法插手经济纠纷、立假案、搞假破产等，或者恶意规避法律，职责懈怠，甚至放弃职责履行，该管的不管，该查的不查，该受理的不受理。其结果必然是牺牲法治权威，损害政法机关和队伍的形象，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最终影响和妨碍大局。

第三，要处理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政法机关和干警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其执法活动在对具体对象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相应调整的同时，还会对社会其他相关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并受到执法对象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和评价。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执法活动，都会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和一定的社会效果，都必须正确处理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践中，少数干警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以致有的机械追求法律效果，机械执法，机械办案，就案办案，不重视、不考虑社会效果，造成“案子办了，企业垮了，社会乱了”等不良影响。有的迫于某种压力，为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而忽视法律效果，甚至违法执法，违背法治原则和精神，牺牲法治权威。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具有内在一致性。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执法权力归根到底是人民赋予的，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因而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执法办案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执法活动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必须注重社会效果，统筹考虑具体公平正义与社会公平正义，考虑执法活动的社会评价和导向作用，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与评判。任何时候，我们的执法活动都应当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坚持依法办事，并力求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任何只求某种单一的执法效果而忽视甚至牺牲其他效果的观念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具体执法活动，应首先以执法的质量和水平来衡量，法律效果是最基本的标准，决不能干执法违法的事。但同时要讲政治，注重执法的社会效果，尤其是面对重大执法活动更要慎重。作为一名政法工作者，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只讲法律效果不讲社会效果，胸无大局，不讲政治，机械办案、机械执法，就案办案，造成企业和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受影响，人民群众不满意，党委政府不满意。要充分看到法律不是万能的，有些矛盾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法律手段就可以有效解决的。不注重执法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也将大打折扣，法治权威也将受到质疑和影响。另一方面，必须坚决反对只讲社会效果而不讲法律效果，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不遵循法的精神和原则，不坚持依法办事，甚至执法违法，损害法治原则和权威，以牺牲法治为代价。这种不求法律效果的执法活动，实际上违背了党和人民的意愿，最终也不可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

五、如何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作为人民法官，如何结合工作实际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我个人体会是人民法官应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忠实信仰者、坚定实践者、有力传播者，并在法院工作中牢固树立十一种理念。

第一，人民法官要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忠实信仰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科学概括和重大创新，为人民司法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执法为民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服务大局是司法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政治保障。这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完整、科学的体系。人民法官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建设者和参与者，必须深刻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髓，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忠实信仰者，并以此指导司法实践。

第二，人民法官要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坚定实践者。理念的价值在于实践。一种理念不论它有多么正确，只有不断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一种理论建立之后都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人民法官要自觉坚定地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运用到生动的司法实践中去，一要依法办事，把握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实质，准确适用各种法律条文，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处理各类纷争。二要司法为民，便利人民群众进行诉讼活动，维护好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三要公平正义，以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努力通过裁判活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四要服务大局，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因素，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五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司法领域能够得到正确实施。

第三，人民法官要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力传播者。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新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它只有被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理解和接受，才能凝聚成一股全社会向往法治、追求法治的持久的精神力量，并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产生更广泛和更加深远的作用和意义。为此人民法官不仅要成为先进法治理念的坚定实践者，同时还要成为先进法治理念的积极传播者，要以我们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公正高效的工作成效，向全社会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丰富内涵。要利用各种的案例资源，深入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促进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的共同信念，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进程。

第四，法官在法院工作中应牢固树立十一种理念。一是树立接受党的领导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是宪法赋予执政党的历史使命。要正确处理具体工作中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接受党的领导的关系。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是对司法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司法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的监督和制约。坚持把党的领导与严格依法办事，把执行法律与执行党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树立执法为民理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在思想上解决“为谁执法、靠谁执法、怎样执法”的重大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意识，把执法岗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平台，把执法活动作为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途径，真正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执法，本着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通过执法，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三是树立崇尚法律理念。增强对法律精神的感悟和体认，自觉遵守法律规则，学习法律知识，认同法律价值，保护法律秩序，维护法律权威，捍卫法律尊严，追求法律理想，严格执行法律，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四是树立司法公正理念。既全面履行司法职责，依法惩治各种犯罪，监督纠正司法不公；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切实做到有罪追究、无罪保护，严格依法、客观公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五是树立保障人权理念。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坚持打击、保护、监督、服务并重，既依法履行执法司法职责，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又依法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家属、证人、申诉人、被申诉人等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六是树立法制统一理念。正确理解和适用国家法律，坚决抵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防止和纠正因地方、部门利益而破坏法治统一实施的问题。要强化执法权也要接受监督、接受制约的观念，保证执法权依法、正确、严格、规范行使。七是树立法律平等理念。不分贫富、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国有民营、不分内资外资，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平等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视同仁地提供法律服务。依法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平等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促进人们和谐相处、社会和谐发展。八是树立司法效率理念。自觉消除执法中的、拖拉作风，努力提高执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严守办案时限，杜绝超期羁押，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涉案单位正常秩序。强化司法管理意识，运用先进理论、科学方法、规范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质量管理、过程控制和动态监督，提高司法效率。九是树立程序正义理念。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原则，自觉破除程序法只是为实体法服务的、程序规定碍手碍脚、按程序办事麻烦的思想，自觉防止和纠正法外程序、省略程序、违反程序等诉讼问题，充分保障当事人知情权、辩护权、申诉权等诉讼权利，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十是树立司法公开理念。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不断完善执法司法公开的内容，丰富执法司法公开的手段和形式，增强执法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实现执法和谐。十一是树立司法文明理念。坚持法治与德治并重，自觉克服态度粗蛮、方法简单、居高临下的做法，以人道的、人性化的方式对待案件当事人，充分体现法治的人文精神和执法司法的人文关怀。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处理，加强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社会治理成效篇10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就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坚持创新治理机制，打造社会主义多元治理制度。内蒙古牧区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牧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其受到的关注度自然较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一定要找到以往内蒙古牧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元化、多角度的协作方法推进牧区建设，增强地区竞争力。

1 内蒙古牧区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想要做好内蒙古牧区的社会治理工作，提高牧区的整体竞争力，就要首先明确其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治理主体单一化。完善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强调多元化综合治理，主张政府、社会、企业、各级组织的协同参与，通过互相配合的方式达成治理目标。但是目前我国的内蒙古牧区在社会治理开展过程中，治理主体较为单一，只是单纯的依靠政府实施管理，无法发挥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民众参与和其他组织的进入也成为了空谈。

第二，强制治理手段不利于牧区的协调发展。社会治理主体的单一化势必会造成治理手段的缺陷，不够完善的治理手段就无法提供治理时所需的有效对策，无法综合利用行政手段、政策手段以及经济手段实施治理。仅仅依靠上行下效的方式传达政令，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阻碍牧区的综合发展。

第三，治理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衡量内蒙古牧区治理水平的关键条件就在与对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果的考察，绩效考核情况也可以对社会治理提供明确的指导，改善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目前我国内蒙古牧区在实施新的治理方法后，却没有实施完善的监督，资金浪费和污染现象严重，考察机制不规范，甚至在牧区移民过程中出现地基下沉、房屋倒塌等现象，阻碍牧区的有效治理。

2 提高内蒙古牧区治理水平的有效对策

在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内蒙古牧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切实对其加以改进，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行之有效的对策对其进行完善，开展有效的治理方法。

2.1 开展诉求吸纳机制

所谓的诉求吸纳就是指将个体和分散的牧民整合为一个整体，形成公共议题，充分调研牧民的实际诉求，考虑他们的观念态度。具体而言，要建立牧民诉求表达体系，规范建立表达内容、表达体系，开展多渠道诉求渠道，通过网络、广播、信息等方式吸纳牧民的意见，并建立在此基础上建立信息评估系统，对牧民的有效信息予以选用。

2.2 采取多元化共治方法开展治理

针对以往的单一治理模式，开展多元化共治，采纳多方意见实施牧区治理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对此，牧区要突破公共部门自身治理的局限性，除了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还要充分利用企业、社会组织的共同作用参与协作，开展多元共建。此外，在治理过程中还要规范各个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完善建立多种沟通形式，坚持平等、尊重的原则实施管理，鼓励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并结合牧区的实际情况实施共治。

2.3 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绩效考核工作

内蒙古牧区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很多牧民无法意识到这一巨大作用。对此，牧区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牧区人民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运行自主化管理，构建牧区自治制度，政府也要给予重大支持，开展教育培训，提升牧民对牧区治理的认识度。与此同时，牧区还要开展绩效管理机制，改善治理方向和协作形式，加强监督作用的发挥，构建科学的评定体系，从而形成富有特色的治理规范，开展现代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