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43-02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强调“管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的基石在社会，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城乡社区的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社会建设是根据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社会治理模式从管制到共治的实现，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打破以前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通过何种途径与方式的创新吸引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达到社会公共生活的有序化。

当前基层社会的治理主要是在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主导下，通过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的领导而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展开治理。在这种自上而下，多以行政命令为主的治理过程中，群众参与比较被动，参与度不高，缺乏参与热情，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水平难以提升，无法实现协同治理。并且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由于服务的针对性和效率性存在不足，导致一些矛盾难以及时解决，群众的需求难以满足。改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必须激发多个主体参与，实现社区自治和社会的自我调节。通过提高基层社会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及时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从而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目标，达到基层社会的善治。

为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方法，江西省丰城市从2013年开始在全市推广实施了“金牌调解”项目，在全市的街道和村的社区设立了金牌调解室，成立了由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金牌调解队伍， 为群众打造了免费的“社会法庭”，从而基本实现了“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问题不过夜”，村民自治能力得到提升，村风民风焕然一新。这种方式为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开辟了路径，提高了基层社会自我管理与服务的水平，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

二、社区“金牌调解”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发挥基层组织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快速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丰城市于2013年5月开始在全市街道和乡镇的社区中建立基层矛盾纠纷“金牌调解”制度。实施方案如下：

1.场地确保，层层落实。调解场地必备场所、设施、标志、制度和台账。乡镇一级“金牌调解”室设在综治办；村（社区）“金牌调解”室设在村部，配置办公桌椅、资料橱柜，设主持人、调解员、调解当事人、被调解当事人、观察员座席以及旁听席。

2.人员保证，建强队伍。建立市、村两级调解队伍。专家调解队伍从市乡政法、司法、公安、交警、土管等有关部门抽调专家骨干成立；村一级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老职工或理事会代表组成3至9人的“金牌调解”委员会，并以懂法律、素质高、热心调解工作的村（居）民代表为补充。

3.分工负责，全面确保。在村一级建立干部轮流值班制度，每天安排1―2名干部值班，24小时受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建立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设立村（社区）预警信息员，组建村级治安维稳巡逻队，定期开展排查，及时发现，报告矛盾纠纷、安全隐患和事故苗头；建立民情反馈机制，通过设立群众意见箱、开通热线电话、开展“民情家访”等形式，搜集社情民意，掌握矛盾纠纷的动向。同时，公布“金牌调解”流程、调解员的姓名职务等信息，扩大群众知情面。

4.流程处理，有序到位。基层矛盾纠纷“金牌调解”分申请受理、调查取证、启动调解、签订协议、结案归档、跟踪回访6个程序：

（1）申请受理。“金牌调解”受理的矛盾纠纷包括当事人直接申请、调委会主动受理、上级党委政府指定受理和人民法院、公安等部门委托办理四种类型。由涉案当事人或“金牌调解”值班员填写“金牌调解”申请书。值班干部对申请书进行审查，对一般性矛盾纠纷，安排调解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解，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提交金牌调解委员会限期调解。对村（社区）无法调解的矛盾纠纷由乡镇（街道）负责调解。牵涉到乡镇与乡镇之间的矛盾纠纷，由市级调解。三级均无法调解、且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原则上，村（社区）接到报案后，三天之内应启动“金牌调解”。

（2）调查取证。正式调解之前，“金牌调解”委员会成立调查组，深入矛盾相关当事人、第三证人或实地，调查矛盾纠纷的发生原因和事情经过，做好调查笔录及人证物证等相关资料。

（3）启动调解。“金牌调解”委员会应提前1天告知双方当事人调解时间和地点，通知相关人证按时到场，落实1名主持人、1名记录员和3名调解员，其中首席调解员由金牌调解委员会指定，其他两名调解员由双方当事人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确定。对于符合公开条件的矛盾纠纷，允许群众到场旁听；对于涉及交通、土地、山林等政策法规的，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担任观察员，加强督查指导，确保依法依规调处。“金牌调解”员根据双方证词和相关证据，作出初步评判，对评判结果存在异议的地方，由调解员单独与双方当事人协商，做好思想引导，力求双方意见达成一致，最后首席调解员宣读调解结果。

（4）签订协议。调解结束后，调处成功的双方当事人签订“金牌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调委会各执一份，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可到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对双方存在分歧或短时间内无法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可择日启动第二次调解；对于两次调解不成功的，由“金牌调解”委?T会提交上级组织，逐级启动“金牌调解”。

（5）结案归档。按照“一案一卷”的原则，对所有调处的纠纷，要将卷皮目录、申请书、调查笔录、调解笔录、协议书、回访记录、附卷材料和调解视频等资料装订整理，形成案卷，妥善保存。

（6）跟踪回访。对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金牌调解”委员要在一个月内进行回访，听取当事人和群众意见，督查协议落实情况，对不履行或篡改协议的，协助当事人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并做好回访记录，定期报告，防止矛盾纠纷反弹。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矛盾叠加和风险增多，所以必须要适应新形势，认清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障碍和需求，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创新方法与手段，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未来五年的社会治理体制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需要制度的创新去吸引公众参与从而达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丰城“金牌调解”制度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为我们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提供了新思路。

1.源头预防，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做到源头预防，而不是等待问题矛盾的积累和出现。当前很多利益诉求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旦不能及时解决，很容易“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所以做好源头预防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必须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金牌调解”在基层社会尝试了开拓畅通群众利益表达的渠道，是放权于社会，开放社会成长空间的重要举措。他们对发生在村组的各类矛盾纠纷，在收集信息的第一时间，由镇村调解员上户到当事人家里进行现场调解，对一时在现场无法调解的则定时集中约谈到镇村“金牌调解室”调解，做到掌握纠纷信息及时，化解矛盾及时，从源头减少了不少社会安全隐患，做到了社会治理的源头预防。

2.制度创新，开辟利益表达新渠道。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和风险凸显。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公众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人们因拆迁、移民安置、社会补助、劳动保障等问题带来的利益诉求越来越突出。而当前大部分问题依靠传统的“信访”方式来进行利益诉求，出现了“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等现象，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说明我国的利益表达诉求渠道亟待拓宽与完善，这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在人民群众与政府的沟通与合作中，可以起到中介的作用，在开辟利益表达新渠道方面，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丰城金牌调解队”相当于政府主导推动下成立的社会组织，是群众利益表达诉求的新渠道。它接受群众诉求，第一时间进行矛盾调解，并且代表群众与政府相关职能部分进行沟通，使群众的诉求问题尽快得到了解决，预防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对当地社区的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3.激发活力，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基层自治是社区发展的目标，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社区自治的目标是实现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主动投身共建自己的社区。通过“金牌调解”这个平台，社区自己的调解员解决了一些社区中的矛盾纠纷问题，达到了社区自我管理的目的。并且在“金牌调解”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及群众通过听取调解人员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和农村政策，不断学习法律知识，进一步提高法制意识和法制思维，自身素质得到很大增强，达到了社区成员自我教育的目的。这种机制从各方面逐步提高了社区成员的主体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及参与意识，激发了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增强了社会交往的活力，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有利于和谐家园的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2

[关键词]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社会治理

[DOI]10.13939/ki.zgsc.2017.06.238

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部署之一即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有着重大意义。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一词首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以“治理”取代传统的“管理”，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确立以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此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凸显了党和政府领导思维的跨越、执政理念的升华和治国方略的转型。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构建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提高民族地区治理能力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1 村寨总体状况

屏南乡合寨村地处大石山区，与柳江县土博镇、忻城县欧洞乡相邻，是三县（市）的交界处，距屏南乡政府所在地12.5公里。全村12个自然屯，1050户，人口4336人，其中壮族占95.3%。全村总面积33.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578亩（其中水田1664亩，旱地1914亩），主要作物有甘蔗、桑蚕、水稻、玉米等。劳务经济是该村农民收入渠道之一。1980年年初，合寨村村民冲破体制束缚，率先实行村民自治，开创了中国基层民主的先河。全村面貌日新月异。该村多次获得国家、自治区、河池等多次好评和奖励，其中1988年4月获广西文明村；1988年12月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光荣称号；1990年获全区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奖；2003年被评为自治区“村民自治模范村”；2004年7月被评为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2005年被评为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2006年国家司法部、全国妇联授予合寨村“法制宣传示范村”称号；2007年被评为“全区计生协会先进单位”。

2 合寨村的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与社会治理现状及其成效

2.1 党组织廉政建设方面

（1）完善工作机制，狠抓工作落实。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把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村发展总体规划，坚持与新农村建设统一部署，同步推进。村里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务村务公开、村民代表会议、监督委员会管理、村“两委”联席会议等工作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问题，督促工作落实。

（2）强化廉政教育，规范从政行为。坚持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依托廉政文化教育走廊，打造集中性教育平台；依托党员活动室和远程教育教室，打造经常性教育平台，突出抓好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的理想信念、政策法规和政治纪律教育。在村委一楼设立廉政文化走廊，在村主要街道建成廉政文化一条街，强化了廉政勤政意识，寓教于乐、融教于景，增强了廉政文化的B透力和影响力，营造“人人学廉、人人倡廉”的良好氛围。

（3）推行党务公开，促进党内民主。村发展规划、三年任期目标、干部分工、干部廉洁自律、计划生育、党员发展等内容，不论大事小事，都严格按照上级规定及时公开。公开时，严把内容、形式、程序、时限“四个关口”，确保了党务政务公开工作规范开展。近年，又探索出网上公开的新形式，进一步积极扩大了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4）强化村务监管，筑牢反腐防线。村民监督委员会自觉服从党支部领导，健全管理制度，全程参与村级重大具体事务的决策和管理，重点监督村务公开、村委会工作、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村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等，及时将村内重大事项告知群众，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干部群众之间架起一道“连心桥”。

因此，村党总支连续三年被评为县、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荣获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全国法制宣传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2.2 社会管理方面

2.2.1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合寨村村支借助广西旅游产业发展机遇，立足当地实际，充分发挥自身壮族，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基础及公共设施项目。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改善了村民生活条件的同时，村民也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村庄经济，扩宽资源，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规划至2020年年末，合寨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力争6000万元，人均村集体收入1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5000元；劳动就业和劳务输出经济收入增长到200万元。

2.2.2 社会治理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社会治理的成效一般可以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在合寨村，社会治理成效不仅通过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而显现，其影响范围更是随着社会治理发展环境的改善而不断扩大，合寨村进行了垃圾处理、沿河沿路美化绿化等项目，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等活动，皆收获巨大成效，在改善村内环境的同时也发展了村内生态文明。

3 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探讨

廉政建设与社会治理是共同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合寨村党组织有效的廉政建设为该村的社会治理做了重要的铺垫、提供了坚定的基石，同时，合寨村的社会治理模式为该村的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

3.1 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治理组织中的主要主体，是党进行社会治理的基石，是团结村民、稳定基层的有效管理机构。基层党组织大力推进廉政建设，其一，在于完善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带领村民自治自管；其二，在于树立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廉洁奉公的形象，团结党群、干群关系。合寨村村支两委以抓党员学习、自律能力为突破口，以推行“阳光村务”为工作重点，以完善制度为旨归，大力加强廉政建设，既提升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望，也提高了群众的素质，为该村的社会治理奠定了厚实的基石。

3.2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为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治理是指多元主体之间多向度协商与合作，强调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与自治，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以达到多元主体之间最佳治理状态的理念。合寨村的社会治理模式全面体现了共同协商合作、村民参与等治理理念，调动了村民参与各项村务管理的积极性，提高村民自治性，加强本村自治，加强社群联系，有利于保障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

4 合寨村成功经验的启示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证明，合寨村党组织廉政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并有力地促进了该村的社会治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此同时，为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经验。

第一，完善党内选举制度。选举是干部“新陈代谢”的过程，通过党内选举，使真正代表党员意志的、有能力的、坚持党的宗旨和理念的党员“在其位，谋其政”，淘汰那些信仰缺失、思想堕落的党员干部，促进党员干部的流动和升迁，进而推动党员干部“新陈代谢”，因此，选举是践行基层党内民主的首要任务。

第二，健全基层党务公开制度，完备基层民主监督制度。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党务公开，党员的民利就无法保障，党内选举制度就会流于形式。因此，只有建立和推行完整健全的党务公开制度才能保障党员的民利，进而保证党内选举制度、决策制度和监督制度发挥实效。同时，基层党组织内部各成员之间的民主监督、党员和群众对农村党支部的监督也必不可少，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防止党支部干部腐败、促使党支部更好地服务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为民族地区建设提供典范借鉴。

第三，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的整体素质。不断加强义务教育建设，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开展思想文化宣传活动，努力提高村民的廉政文化意识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

第四，合寨村理事会通过“党领导、屯实施、户参与”的创新模式，实现了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在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了合寨村村民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的创新有利于社会治理的建设。

5 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推广之道

各民族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l展基层廉政建设与社会治理，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合寨村无论是在廉政建设方面，还是社会治理层面，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其他领域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具体可从以下来做：

第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不断提高村民自治能力。深入学习党的十精神和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规范党内民主，高标准、严要求地定期组织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领导班子带头参加组织生活会，加强党员素养。潜心沉下身子做实事，带头深入村户，把工作做细、做扎实，时刻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结合本村实际确保工作内容贯彻落实，群众知晓，执行顺畅。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3

一、外来人口带来的问题

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外来人口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和谐发展。首先，违反工商、市容、卫生、税务、计生等政策法规现象突出，那些从事个体饮食经营、贩运蔬菜水果等活动的外来人员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随意挤占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沿街吆喝叫卖，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其次，许多外来流动人口无任何劳动技能，找不到任何正当职业，走上了歪门斜道，盗窃、诈骗、抢劫等侵犯财产型犯罪较为突出，作完案就离开，严重影响了城市治安。

二、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员，但是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外来人员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

（一）能够有效保障外来人员的基本权益

城市外来人员是城市人口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城市人口，他们处于一定的弱势地位，很多人都觉得外来人口来自农村，没有多少见识，到了城市里面敢的又是重、脏，累、苦的活，因此便把外来人视为低本地人一等，城市外来人员的工作权、受教育权等常常受到侵害。而外来人员通过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外来人员的地位，使其更好的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同时还能够真实了解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这样能够更好的保障自身权益。

（二）有助于城市社会和谐发展

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管理中的一大问题，再加上外来人员的弱势地位，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冲突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有助于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和谐相处，例如城市外来人员通过参与社区居委建设，一方面能够使社区居委了解外来人员的真实状态，并且根据外来人员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外来人员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外来人员通过参与社区居委管理能够积极参与居委会举办的各类活动，这样有助于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助于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有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外来人员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城市外来人员管理的不完善，外来人员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外来人员通过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外来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同时还能够有效解决外来人员在城市生活中的难题，使其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这样能够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利益，有效推动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城市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管理效果，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一）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是城市外来人员管理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影响外来人员管理效果的重要问题。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一些城市外来人员认为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与自身关系不大，那是城市居民的事情，进而参与城市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效果。还有一些城市外来人员对社会基层管理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基层管理对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参与社会基层管理是外来人员的责任，认为城市社会基层管理的对象是城市居民，对于他们这种外地人没有多少作用，从而不会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管理。

（二）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制度不完善

完善的制度是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例如到目前为止，很多城市并没有建立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约束机制，从而无法充分约束外来人员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管理工作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基层管理的效果。还有很多城市的社会基层管理权力机制不完善，社会基层管理的权力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居民手里，并没有放权给城市外来人员，这样就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

（三）沟通机制不完善

完善的沟通渠道是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途径，但是实际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沟通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与社会基层管理部门的沟通。例如社会基层管理中的沟通反馈机制比较单一，外来人员只能通过一种沟通渠道来反映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沟通效果，不利于社会基层管理水平的提升。还有很多城市的沟通反馈机制不是完善，很多外来人员在参与社会基层管理过程中通过沟通渠道反馈自己的意见时，但是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反馈，这样就直接影响了外来人员向社会基层管理管理部门反馈想法的意愿，不利于社会基层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

随着城市外来人员的不断增多，外来人员在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有关城市部门应该要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研究，积极完善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外来人员与城市的和谐共处，进而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

作为保障我国所有劳动者劳动权益的法律的《劳动法》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对劳动者保护力度不够等缺点，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该要单独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重点明确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严禁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平等就业权、同工同酬和休息休假等福利待遇。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将外来务工人员依法纳入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范畴之中，使外来务工人员享有社会保障权益。比如，制定统一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条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范围;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的医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依法享有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权利。除此之外，我国政府还应该加强修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镇工作地、居住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府应为外来务工人员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以确保其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二）加强宣传，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

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基础，因此基层社会治理部门应该要加强宣传，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首先，社会基层管理部门应该要组织专门的人员深入到各个社区基层宣传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性，使其认识到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对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其次，社会基层治理部门还应该加强与宣传部门的合作，印刷一些包含社会基层管理知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重要性等知识的海报以及宣传册，并且组织人员去各大外来人员集中社区发放给城市外来人员，这样能够有效增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

（三）建立与健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制度

完善的制度是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保证，因此城市有关部门要根据城市外来人员的实际情况建立与健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制度体系。首先，城市有关部门要建立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责任制度，严格明确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外来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提高其认识，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治理工作中，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城市有关部门还应该要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严格监督社会基层治理工作，严防城市居民排外现象的出现，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城市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工作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四）积极完善沟通反馈机制

完善的沟通反馈机制是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工作积极性的基础，以此城市部门应该要在现有的沟通反馈机制的基础之上完善沟通反馈机制。首先，城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拓展沟通反馈方式，例如信访机制、电话沟通、网上沟通等多种形式的沟通反馈机制，这样能够给外来人员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沟通平台，外来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次，城市政府部门还应该要进一步加强反馈响应机制的完善，有关部门在接到外来人员反映以后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要给予响应，必须要根据反映的问题及时制定处理措施，这样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外来人员的难题，从而促使其更加主动的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促进城市的发展。

（五）创新体制机制，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基础

传统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城市政府部门应该要进一步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这样才能为外来人员提供更多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机会。首先，城市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各大社区应该要成立专门的外来人员管理部门，并且要严格明确外来人员管理部门的职责，聘请有代表性的外来人员担任外来人员工作部门工作，这样能够有效调动广大外来人员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城市社区管理水平，为城市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政府还应该要积极转变社区居委会职责，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城市居民的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各大社区居委会还要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员的服务工作，这样能够让外来人员感受到来自于城市的关怀，使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去，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加强社区管理与企业单位的协调发展

在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不断加大的今天，社会小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互不认识、互不往来，他们彼此隔离，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的社会联系淡漠，社会资源难以转化为社会资本，不利于个人生活服务和精神家园的建设，也不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因此各大社区居委会要注重单位的社会管理，强化单位的社会管理责任，一方面要促使单位很好地维护外来职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各大社区居委会还要进一步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沟通，鼓励和支持单位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服务管理贡献力量。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4

一、贵州省基层民主自治建设进展

贵州省自1992年7月开始在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进一步完善了农村“4个民主”，逐步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时在全省全面推行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1 民主选举进一步加强，“直选”“海选”逐步推行

“海选”即不提候选人，由选民一次性投票直接选举村居委会成员的选举方式。贵州省从第四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时即在玉屏侗族自治县进行了“海选”试点，2007年第七届换届选举中，实行“海选”的村达22.4%，实行“海选”的居委会占10.1%。2010年10月启动的第八届村（居）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全省实行“海选”的村有4336个，比上届增加472个，实行“直选”的居委会有531个，比上届增加360个。同时“两推一选”“公推直选”与“海选”等方式多样化结合，对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具有强大作用。特别是第八届换届选举中，“海选”面扩大了，“直选”率增强了，加大了村支书“一肩挑”和交叉任职的力度。选举方式的多样化结合提高了选人用人的透明度、公信度，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政积极性，选出的大批“双高双强”型能人村干部，成为建设贵州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

2 村务公开不断发展创新

一是健全相关制度，公开有章可循。全省在村务公开方面已初步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民主管理不断健康发展。各地结合实际普遍建立了《村民会议制度》《村委会工作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制度，对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明确规定公开，切实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另外还制定了《村务公开监督考核办法》《考评细则》等制度，通过村党支部、村民代表、群众对村务公开进行监督，确保了村务公开的质量。二是不断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各地对公开内容和形式做了具体规范的同时，许多地方还对公开内容进行了“延伸”：由村务公开向党务公开、财务公开延伸：由过去单一的上墙方式向村广播、贴告示、“明白纸”“意见箱”等多种形式延伸；由公开办事结果向公开办事程序延伸；由定期公开向随时公开延伸：由村务公开向组务公开延伸，由一点公开向多点公开延伸。遵义市在全市推行村务“点题公开”，即群众点什么，村里就公开什么，是扩大基层民主、实施基层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

3 村民自治深入发展。民主管理水平极大提升

自1998年全省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以来，各地积极开展了村民自治模范单位的创建。通过示范活动，各地不断总结经验，有力地推动村民自治工作向纵深发展。一是以“改善民生”为抓手，推进村（居）民自治。全省上下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最大公务。遵义市在农村深入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共有700多万人受益：在城镇开展“四民社区”（安民、便民、乐民、康民）创建，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和自费服务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等工作，社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黔东南州“一户一技能”活动，使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都能找到增收致富门路。全州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的创建率达80%以上，80%以上的农民掌握了1门以上适用技术，连续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以上。二是不断探索创新村民自治形式。黔东南在全州204个乡（镇）375个村民小组中开展村民组管理委员会等村民自治管理模式试点，按程序召开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组管委”成员，实现了基层党组织核心领导权、村民民主自治权和经济组织经营自的有机结合。从江县针对农村自然寨、村民小组居住分散的特点，积极探索建立了农村“寨管委”，使村民小组职能从“村官治理”向“村民治理”转变。铜仁地区“三会”制使村级民主管理工作形成了规范、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纳雍县的“阳光自治”，通过村事民议、村务民管、村规民守，每一件村级事务都必须在村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听证和评议的“阳光作业”，让广大群众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保证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2009年福泉市在全市74个村（居）全面推行“5+3”民主管理机制，用制度保障了党员群众的决策权和监督权。

4 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长足发展

全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整合多种力量，使群众工作重心下移，形成各方参与社会管理的合力。一是基层党组织服务意识和能力极大提高。遵义市自2009年初在全市启动创建“服务型党组织”以来，基层党组织积极响应，广大群众真心拥护，取得良好效果，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党建水平，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开辟了基层党建的新天地。总结了著名的“一二三四五”工作法，构建起市、县（区、市）、乡镇（街道）党务政务服务中心，村（社区）党员群众综合服务站、村民组党员便民服务点五级服务网络，探索出了一条加强组织建设的新路子。二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城乡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截至2010年11月，全省1449个乡镇、94个街道，18091个行政村、1640个社区全部建立便民利民党务政务综合服务中心（站、点），实现了“全覆盖”，累计受理人民群众各类事项287.8万件，解决了实际问题158.1万件，调处矛盾纠纷12.9万起，为基层社会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三是不断探寻村支两委的关系协调办法。全省开展了村党支部、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和“两委”交叉任职试点，鼓励主职交叉、“两委”成员交叉、村组干部交叉、联组交叉等形式。既整合了人力资源，优化了干部结构，又能使“村支两委”凝聚力量，减少矛盾，同时还降低了运转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贵州省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贵州省的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受“欠发达、欠开发”基本省情的制约以及区域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仍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1 “海选”的体制机制有待探索和加强

“海选”有其突出优势，但是由于竞选人数多、程序复杂，耗时耗力耗经费，对于基层相关部门来说压力巨大。由于村委会委员职务无工资报酬，导致在换届选举竞选人报名时委员职务报名人员积极性不高。部分选民的参政议政能力不强，在投票选举时，部分村参选率不是很高。部分外出务工选民不能亲自到场投票，但也不办理委托投票，加上个别选举工作人员把关不严，出现一人代全家投票的现象。部分村选民的片区意识和家庭意识较强，选举委员会又不善于引导，造成部分村缺额或第一次选举失败。

2 村务公开效果差距较大

由于干部思想水平和认识不同，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村务公开也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少数地方工作滞后，管理水平不高，部分干部及村民的民主意识淡薄。个别乡镇不够重视，对基层站所和各村的公开检查督促不够，未能按制度规定定期进行督促检查；有的开展工作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没有真正把群众关心的事项明明白白地向群众公开，也存在不按时公开的现象。由于办公经费困难，特别是没有积累的村（居）显得尤其突出，一年两次的村民代表大会基本不能按期召开或未能召开；个别村村务公开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轻实效，无关紧要的公开内容较细，事关村（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开内容较粗：有关部门对村务公开工作的指导督促力度不够。少数地方在村务公开工作中忽略公开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未建立规范的村务公开的档案制度，特别是“难点村”的治理工作难度很大。

3 民主自治水平受经济社会基础制约较大

全省社会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各区域民主管理的推进程度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对于民主的呼声和要求极高，特别是对于集体资产较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农村。如余庆县、湄潭等地的民主管理创新诸多、管理效果良好。而在偏远农村，精力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上，没有理顺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多是应付检查式的虚伪民主，尤其是村级民主难以开展。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村民组可以自主决策，组建班子，占用分摊资产，组建考察等决策。在遵义市汇川区存在大量经济实力“镇不如村，村不如组”的状况，村委和村民组之间存有诸多矛盾，特别是涉及拆迁、低保等敏感经济利益问题时。对于一些民主意识较强的村组则出现由村民“自下而上”推动政府民主管理事务前进的趋势。

4 民间自治组织的建设及作用不明显

余庆县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经验总结显示：“四类”服务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民间自治组织是基层民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贵州省的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并不乐观。2010年全省6500个社会组织，其活动领域覆盖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成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有生力量。但是从登记数量上看，目前贵州省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仅为1.6个，仅为全国平均数的一半。从结构上看，呈现出社会需求量大的社会组织数量偏少的不合理现象，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只有67个，仅占登记总数的1%，其中基金会全省仅为14家，仅占全国总数的0.7%。加上监管、引导不力，行业协会、公益性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对网络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老年协会、志愿者工作等民间自发的组织的管理和引导迫在眉睫。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类似组织更是缺乏，割断了人民群众自我意愿实现的组织保障。

5 一定程度存在“制度过密化”负重

所谓村民自治“制度过密化”，是指各种外生性的制度嵌入超过了村民自治实践对制度的实际需求，形成了对内生性制度空间的挤压，从而导致制度边际效益递减，并最终对村民自治实践形成阻碍的情形。诸多村组在村民自治中，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省级、市（县）级、镇级、村级等各级都涉及了诸多制度体系，除遵照法律层面的相关规定之外地方政府各级）都要进行制度创新，最终形成堆积累加但效率不高的高密度制度集合，超过了实际的制度需求，使得基层工作承受过重，应付各种制度检查成为最普遍的工作。制度过密化已经成为影响村民自治健康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三、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促进贵州省基层民主建设的对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逐步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社会管理向度由线性向互动的转变、社会管理服务由垄断向竞争的转变、社会管理绩效评估由一维向多维的转变。贵州省的基层民主自治建设也将紧紧围绕“改善民生”、服务于社会管理来展开。

1 基层民主自治建设主体多元化发展

首先，政府应明确在民主自治建设中的责任。随着基层工作重心下移，通过“海选”“公推民选”出来的农村干部学历层次、素质都有明显提高，如何将党的方针、政策、行政事务转化为村民自己本身意愿进行自治实施才是今后的走向和重任。除对于一些涉及社会公平、民生以及基本原则性的领域，比如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不能退出，其他领域则应逐步放权，充分依赖基层民主自治的力量；其次，积极培育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积极引导和扶持自治组织的发展，为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制度环境，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人员培训等方式，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优良的外部环境。其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开辟多种渠道，调动、吸引广大社会成员参与自治管理。其四，加强政府对多元主体的管理和监督。当部分管理职责和公共物品提供从政府转移到非政府组织的同时，政府必须肩负起相应的管理和监督职责，保证多元主体间的依法、有序、高效的良性互动。

2 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向联动、互动的转变

转变原有的社会垂直线性管理观念，将“以人为本”“信任”融入基层民主建设全过程，承认各种自治组织和能人参与基层自治的能力，保护和促进自主性社会的形成，努力构建多元主体间的伙伴关系；明确互动主体的责任，构筑相应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明确界定各类主体的职能范围，建立多元主体之间持续、互动、共赢的伙伴关系：了解村情民意，真正明白村民需要什么和什么样的服务，在诸多管理领域和管理程序与环节，努力形成互动关系。不断健全、完善基层自治的体制、机制和方法，及时化解、消除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实现基层稳定与和谐。

3 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的“竞争”机制

一是不断完善“海选”机制。以加大“自荐海选”工作宣传力度为切入点，不断认真总结经验，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完善“海选”机制，创造保证“海选”顺利实施的条件，通过利益导向机制引导百姓自己操作并逐步走向规范化，完善“三个公开”制度，确保民主监督落实。二是加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规范化、长效化建设。以规范化、制度化为目标，强化措施，规范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有关政策的规定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好广大群众的民主管理权利和根本利益：切实健全考核制度。各级坚持每年对公开工作进行全面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干部任用、评优评先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各级各部门齐抓紧共管的良好态势。努力将全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推向深入。三是村民自治组织的招投标制度建设。随着社区建设的继续推进，诸多的农村事务都要通过自治组织来完成，在同类组织较多的前提下只能采取自由竞争的机制，凭实力来获取相应权利。各村民小组隶属于社区之中，要想谋求发展也必须具有强大的竞争意识，不断提高自我能力，才能谋得话语权，促进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作用。加强村级党组织能力和水平建设，着力建设一批团结干事、善于理事、为民谋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4 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绩效的多维度评估

加强对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绩效的多维度评估，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机构充当“第三方”，进行社区民生事业及队伍建设的群众满意度测评，使得公共事务的决策，潜移默化地从以往封闭、半封闭的状态，逐渐实现透明化的转变，群众的角色也由以往的决策“接受者”逐步过渡到决策“参与者”。这种“转变”无疑将有利于拓宽民众有序参与自治事务的渠道，从而形成基层民主自治的新模式。

5 培育各类民间组织和自治组织，创新社会管理

农村民间组织是村庄内部联系的纽带，是乡村民主生活的平台，也是乡村民主的有效组织形式。积极探索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围绕群众需求，积极整合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大力发展各类服务组织，积极培育市场需要、社会需求、群众欢迎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农村，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本地特色、效益好、作用发挥突出、对当地经济有影响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切实推进农村社区管理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引导各类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激发农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活力，大胆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5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八二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进行研究，可以深化村治研究，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本文试图通过对村治研究进行分层评估来为理论界深化对村治的研究提供说明。

一、村治研究的三个层面

对村级治理的研究可以分列为三个层面，即：对村治功能（规范功能）的研究，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分析，对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最基础的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研究村治的取向与目的。它要回答进入村治研究的原因和方位。也是研究者对村治研究的自我定位；第二个层面是村治研究的核心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村治基础与村治资源问题。具体如当前村级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和所处的环境，为达成目的所可以借用的手段及需要克服的困难等；第三个层面是村治研究的应用（政策）层面，它所要解决的是用何种具体方案来达成村治功能，如何借用村治资源来建构村治实践模型等。当前理论界对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大都杂乱地混在一起，缺乏分层研究的自觉和相互对话的基础，从而构成深化村治研究的主要障碍。

一般来说，只有当研究者对村治的功能即要解决什么问题达成共识之后，村治研究者才可以进入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对话。在开始的时候，达成何种共识也许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达成共识，即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如何首先在对村治功能的设定上形成对话的基础。每一个村治研究者事实上都对村治功能进行了设定，这种设定是由研究者的进入定位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村治研究者个体赋予的。因为大多数村治研究者对村治功能的这种个体赋予性质缺乏自觉，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就很难就村治功能的设定进行对话，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达成村治功能设定的共识了。村治研究进入定位与村治功能设定的关系如，政治学界的村治研究往往是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化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扩大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政策研究部门的村治研究往往是从完成国家任务的方位进入的，他们倾向于将推行国家意志的能力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但是，村治研究也可以在不同的进入者之间达成共同的村治功能目标设定。例如，实践部门（政策研究者们）可能会发现，推进村民自治对于完成国家任务大有好处，因此，将推进与扩大村民参与作为村级治理的功能目标，典型如《村组法》的颁布实施[2]和"村务公开"的广泛推行[3]。村治研究进入定位与对村治功能设定的以上关系，就为不同的村治研究者达成对村治功能设定的共识提供了可能。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不同的研究者应建立起对村治功能的共同关怀，这就使得对村治功能进行独立研究的要求迫切起来。或者说，只有对村治功能进行独立的研究，并以此形成每一个村治研究者对村治功能设定的自觉，不同的村治研究进入者才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

与村治功能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抽象地讲，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必须反映出村治的功能要求。功能要求决定结构构建，结构构建必须满足功能要求。

但是，因为总的来说，现代化的背景不仅设定了人财物力总体上从农村社会流入城市的方向[4]，而且设定了农村社会分化与区域非均衡的不断扩大[4]。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何种具体村治方案，都似一把双刃剑，难以彻底解决村治面对的所有问题。体制解体后的乡村政治重建一直争议不断，这除了对村治功能设定上的差别以外，也与任何一种具体村治方案本身都存在的以上双向难题有关。以保持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强制和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为例，这两者起码在形式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脱离当前村治的实际来抽象设定村治方案，既难以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也无法说服持不同主张的争论者。因此，任何具体的村治设计都应该是在本土基础上的设计，设计具体村治方案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了解之上。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应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村治基础，即村级治理所面对的农村具体状况；其二是村治资源，即村级治理可以从农村社会提取的治理资源。就村治基础来说，中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的状况究竟如何？它可以经受强制型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吗？设定的村治功能在当前的农村社会是否具有本土基础？农村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对村治构成了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在中国社会经济非均衡及文化秉性地区差异十分显著的前提下，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分析，可以使研究者在设定村治功能时保持较为清醒和现实的头脑，也可以为说明村治功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就村治资源来说，农村社会中既存的各种组织因素（如宗族）、文化因素（如集体主义）、社会因素（如社会分化）、经济因素（如集体所有制）等，既构成了设计村治方案的本土基础，同时也是设计任何一种村治方案都应该充分尊重并有效利用的本土资源。对农村社会中诸种正面村治因素加以利用，不仅可以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灵感，而且可以为村治方案的具体设计提供最可靠的材料。

村治具体处境研究既可以为说明村治功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又可以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具体的资源，它是沟通村治研究第一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的中介环节。

二、对村治研究的分层面评估

总的来说，政治学界对村治功能的研究大都与推进民主化有关。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村治功能的研究则往往与国家意志向农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及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相关，政策研究部门则倾向于从完成国家任务的角度来考虑村治的功能。具体如，有人认为，推进村级民主化不仅有利于实现基层民主，而且可以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6]；有人认为村级治理应与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相联系，并以此作为解决农村日益严重的干群矛盾（核心为资源提取的矛盾）的方式[7]；有人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重构了农村基础社会，村治方式的选择必须解决村治的合法性问题[8]；有人认为村级治理必须以完成乡镇行政布置的国家任务为前提，认为村级治理若不能完成国家的强制任务，就是超越当前农村现实的村治选择[9][10]。

正因为研究者的进入定位和研究取向的不同，使得村治研究缺乏对话的基础。总的来说，当前理论界在村治研究中似乎也正在形成"现代化背景"的自觉[11]，但到目前为止，这种自觉仍远未形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显然，要达成共识必须有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恰恰当前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规范研究）十分少见。可见的一般都是各个特定村治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设定村治功能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圈子内对话。因此，当前理论界如何加强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以为不同的村治研究者提供对话的基础，就显得十分迫切。应该说，对村治功能的独立研究构成了当

前村治研究的第一个共同问题。理论界对村级治理具体处境的研究是整个村治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无论是民主化取向的村治研究，还是其它取向的村治研究，大都以国外的进化路径或抽象的逻辑推理来直接得出政策结论，缺乏对村治基础起码的本土关怀，并由此陷于所谓"现代化框架"的陷阱[12][13]。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主要如：有人对时期形成的社区集体经济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对社区治理影响进行的个案研究[14]；有人通过对宗族、民间信仰等因素对农村治理方式选择具体影响的田野调查，认为传统文化不仅构成了农村治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农村发展的资源[15]；有人通过对区域性农村宗族形态的系统考察得出结论："汉人宗族的重建和转型，不但有可能导致血缘因素在中国现代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取得某种新的形式，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推动并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和有序程度"[16]。有人实地调查后认为，"儒家给予社会的道德理想，成为了宗族、血缘集团内部以及外部的各种伦理道德、生活中规矩的根?quot;，并因此形成有序农村社会的基础[17]。有人通过对村庄文化结构形态的考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有名与实相互分离的思维模式的传统，这使得农民完全能够在认知上容忍高度不一致的思想体系，而不必感到必须解决这种不一致的认知压力，由此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集体主义等文化观念和要素可以成为村落文化知识库中的文化资源与新传统[18]。有人在调查中发现，某些农村已形成了一个较一般村民参与村务更积极的村庄精英阶层，并认为，"非治理精英的壮大和有效的公共参与标志着在强国家治理模式来改变的状况下村庄社会力量的增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前途，也许正赖于?quot;[19]。

从当前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的研究者来看，他们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理论人员，其进入村治研究是与他们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往往以个案的形式）紧密相关的，他们之中少有人是直接介入村治研究的，因此，他们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是"业余成果"，带有边缘性质。相对来说，政治学界少有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系统研究。这就造成了村治研究第二个层面与其它两个层面的脱节。或者说，当前村治研究的研究者中，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在第一和第三层面自觉进入或虽然某一层面未自觉进入，但已有事实倾向的村治研究者，此为村治研究的主力与自觉者；一类是在第二层面不自觉进入村治研究的研究者，此为村治研究的边缘人物与观察者。当前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总体上的非自觉，使得这方面的研究过于零散，远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并且这种零散的研究也远未为村治方案的设计提供材料和灵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及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加了对村治具体处境研究的困难及将这种研究政策化的困难。

当前村治具体处境研究多学科进入的特点，也说明了这种研究的难度。一般地讲，分学科地主要以个案为基础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是当前村治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村治研究必须大大加强着力之处。这种研究是最费时费力的研究，也是最有可为的村治研究。但是，分学科进入的村治研究，必须有适当的综合，只有自觉站在村治立场对村治具体处境的多学科研究进行综合，才可以真正借用多学科优势，尽可能地为村治找到最有效率的方案。可惜当前理论界还十分缺少自觉的村治具体处境研究者。应该说，自觉站在村治立场对村治具体处境进行研究构成了当前村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问题。

理论界对村治对策的设计与主张缺少成熟的方案。此层面的状况总体来讲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从当前已有的村治对策设计与主张看，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强化村级治理民主化方向的取向，主要是对"村民自治"方向的具体设计与强化，如村委会"竞选组阁制"的设想[20]；主张在修订《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时设立司法救助途径，贯彻违制处罚原则?以确保村民的民利不受侵犯[21]。此方面主张的实践代表是吉林梨树县的"海选"制、福建等地开始实行的"秘密划票"以及山西河曲等地实行的"两票制度"，理论界对以上创新进行了广泛讨论，总体上对此进行了肯定评价，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二是强化村级治理行政化方向的取向，如"村级干部应采取更带集中性的方式选举产生"的主张[22]，在"村级实行行政管理，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实行自治"的主张[23]。三是试图调和村级治理民主化与行政化两种冲突取向的主张，如"成立农户协会，设村政府"的主张[24]，即试图通过村级组织的分设来满足村级治理相互矛盾的功能要求；又如"村委会准政权化"的设想，试图在保持村民自治性质不变的基础上，给予村委会一定程度的政权性质和地位，以为政府提供一个合乎法理，可灵活使用的组织形式，既保持政权的控制能力，又为村民自治留下空间[25]；再如"村政委员会"的设想[26]。

从当前理论界设计的具体村治方案来看，一是数量特别少，二是研究者中重量级人物特别少，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村治对策的具体设计与主张不仅缺乏对村治功能的系统研究，而且缺少对村治设计的本土关怀。当前村治对策中缺乏创造性因素，难以为实践提供有成效的试验品。应该说，更多的村治研究者进入村治方案设计领域，构成了当前村治研究的第三个共同问题。

三、村治研究的深化

在当前的村治研究中，因为缺乏对村治功能研究的自觉，研究者往往是先入为主地将村治功能进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直接得出政策结论而很少有人对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加以研究，因此，总的来讲，村治研究处于低水平重复之中。以下以几种影响比较大的研究为例作出说明。

很多研究者是直接从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进入村治研究的，其中相当部分研究者将自己定位于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例如，有人主张当前中央政府应加快制定《村组法》的实施细则，以确保《村组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统一性[27]。再如，有人通过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研究认为，村民代表会议是农村民主的伟大实践，是农民当家作主的有益探索，它为农民参与村务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依托，为强化村民自治提供了有效的体制保障[28]。其它研究如对"海选"制的总结[29]，对村委会"竞选组阁制"的设计等。另外，还有许多研究者直接从对村民自治功能的列举来推证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例如，有人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理论价值与实践功效的归纳，认为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农村基层，而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积极而久远的影响[30]。有人认为当前实行以直接民主原则为主要特征的《村组法》，既具备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迫切要求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实行村民自治，由此得出结论：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适当的途径和形式[31]。

虽然以上主张发展村民自治的研究者并不否认村级治理在国家现代化转型时期所应具备完成国家任务的要求，但总的来说，他们很少对村级治理与国家现代化意志的贯彻实施的相关性作系统考察，而往往将研究限定在村民自治或基层民主本身的范围内。因此，他们所得出的政策结论往往为那些从贯彻国家现代化意志角度进入村治研究的研究者所反对。例如，有人提出了反对村民自治的如下四点理由：第一，当前国家与农民之间并未

结成清晰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需要通过村级组织作为中介来沟通与农民的关系；第二，实践中，村委会事实上大多行使着行政管理的职能；第三，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过多过早推行村民自治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第四，从世界范围看，民主自治需循序渐进地推行[32]。有人从农村基层社会地方恶势力兴起对农村社会造成的失控可能性出发，认为盲目推进村民自治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33]。有人针对村级组织涣散带来"村梗阻"，"村梗阻"的普遍存在必然又会严重影响国家的行政能力，认为在当前的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显然与广大农村的现状存在一定的脱节[34]。与单纯主张推进村民自治和单纯主张强化村级组织行政功能的村治研究者不同，有人试图从协调两者关系入手来解决村治功能矛盾。例如，有人认为，在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这两种权力的来源与功能虽然不同，但其最终归属和运作目的却是一致的。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不宜笼统地强化乡政管理，也不宜孤立地看待村民自治，应通过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合理划分权限，规范政府行为，改进工作方式，以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35]。有人认为，村民自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具体地， 在处理本村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方面，村委会应发挥自治组织的功能，乡镇行政实际上管不了，也不应该管，而只能起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如超出一村的范围，如有关落实农产品的收购合同、种植面积的规划、土地管理、控制农民负担、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生育、征兵、优抚和扶贫等项工作，村委会则应在乡镇领导下，协助乡镇行政去完成[36]。针对《村组法》中只规定了村委会协助乡镇行政的目标模式，未规定惩罚措施，有人认为应当增加、补充有关法律后果条款，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完成乡镇布置的国家任务和非法干涉村内事务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防止"过渡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的两种不良村治倾向[37]。

试图有机衔接乡政与村治关系的努力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其原因在于，虽然研究者看到了村级治理所面对的矛盾功能要求而试图有机协调，然而，他们的村治政策主张事实上很难真正满足村治的实际要求，其核心在于忽视对宏观环境不利因素的考察（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总体来讲，农村的人财物资源是不断流向城市的，因此，农村的相对贫困与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宏观环境的不良是既定现实），和忽略现代化变迁中国家与农村社会权力边界本身并不清晰的事实。或者说，在当前《村组法》的框架下，因为强制现代化本身的特点，抽象而完善的村治事实上很难存在。不考虑村治的本土基础，不借用本土的村治资源，村治研究就可能陷入困境。 但正是在对村治的本土资源（即其具体处境）方面，村治研究的研究者缺乏基本的自觉。农村的情况是错综复杂也是千差万别的，区域的非均衡，集体经济实力的不同，宗族宗教势力的性质与状况，社会分化状况，受教育水平，乡村互动历史，乃至于村民个性秉赋和劳动力流动状况，都使村与村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个性特征，所有这些个性特征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村治的本土基础，也为村治划定了资源范围。在此方面的研究中，虽然已有相当的个案研究[38]，但这种个案研究从总体上说仍大多局限于村民自治内部的逻辑关系与个案状况的抽象对应上面，缺乏跳出制度框架借用本土资源的理论自觉，也正因此，这样的个案或实证研究很可能陷入循环论证，无法为村治研究的深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国家提供一个相对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以为富有个性特色的村治实践与村治研究的智慧运作留下空间，应是深化村治研究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村治研究者在多方位进入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就村治功能的研究达成共识，然后就此村治功能自身存在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是由强制型现代化所导致的）进行充分讨论，以达成第二个共识。在以上两个共识的基础上，再对村治的具体处境进行研究，并尝试性地针对个案提出村治政策设计与主张，由此形成不同的村治研究者对话的条件。这种对话可以逐步增加村治研究的学术积累并为村治研究的深化提供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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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为普通民众和学界所公认且多有褒奖;但对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变化,则是众说纷纭,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无”和“程度”等基本问题上,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更不用提及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评判等问题。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变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项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此,中国政治研究者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政治学将进入一个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平行发展的阶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介绍了大量国外政治学理论成果,也整理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些着作和理论的引介和阐述,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偏重政治哲学研究,而政治科学研究不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既影响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政治哲学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一方面,面对当代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伟大的、丰富的实践,置身其间的中国政治学者尚未做出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并给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解读,尚未做出系统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支撑,或囿于固定的习惯的认识范式,中国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也未见有长足发展,徘徊于传统话题与论域之中。

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对政治学术的呼唤,抑或政治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乃至参考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以为中国的政治学会有一个“经验主义”的阶段,即以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为主,系统研究总结本土社会实践和经验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从学理上,中国的政治科学会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形成一个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平行发展的时期。

政治科学研究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

根据我的体会,政治科学主要是认识和研究政治活动的条件、成本和时机等三大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和发现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之间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探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试图利用某些规律性认识干预社会政治进程的意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素材。从认识论角度讲,“实践-经验-理论”是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政治学也不例外。中国政治学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经验总结概括和理论提炼升华。如果不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有全面精准的理解和认识,更不可能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建议。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便会逐渐地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发展的现实基础,有沦为象牙塔中的空泛之论之虞。

如何从经验层面推进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我的体会是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两个层次”,即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和基层的政治实践;“一个视野”,是指政治研究的国际比较。所谓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战略等。对于普通政治研究者,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具有难以避免的障碍,存在社会学里所讲“到场”问题。在无法“到场”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是通过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分析和对重要政治文献的文本解读、语言分析,以帮助理解和认识中国政治的宏观发展。相比国家层面的政治,基层政治研究比较容易“到场”、容易入手。政治学者可以通过现场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基层政治实践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一政治实践的具体发生机制、运行过程十分有益。同时,由于在中国政治场景中,基层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做好基层政治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的发展需要参考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比较政治研究可以为更好理解中国政治提供有益启示。

政治科学研究应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

就科学研究而言,政治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但过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功能和理论指导作用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终极理论”或者“宏大命题”的徘徊,绝非科学研究者所愿,更无益于政治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乃至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相比,政治学研究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关联性。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而这往往超出政治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之外。其次,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恰是社会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易逝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往往缺乏明确的、稳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势必大打折扣。

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角度看,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抑或说,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基本功是还原生活、“复制现场”,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一如刑事侦查中的“重构现场”。而政治学者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接近原来形态地还原生活、“复制现场”,则需要深厚的社会经验和经历,而深厚经验与经历的获得则需要长期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又有赖于政治学者长期艰苦的调查研究的实践磨练 ,需要政治学者贴近社会、贴近实践、贴近群众。

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必须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虽然是以中国政治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既然是研究政治现象,就必须遵守政治学的通行范式,符合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范,参与国际政治学界的对话与交流。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7

【摘要】村民自治是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民主进程中的一个进而程碑。我们在评价其绩效的时候，除了直接关注社会实践上的表现外，还应关注它在制度和理论层面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村民自治；绩效；评估

8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显性表现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执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个体同村落集体的关系：虽然主要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集体所有制，但其产权形式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家庭式，这使得农民依据对土地的产权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社会意义。因而在实质的且具有决定意义的层面上，农民个体同集体的纽带从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控制缩减为单一的经济关系；而且就是这一经济社会关系本身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有人形象地描述为“过去是给，现在是向农民要”，也即现在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方式虽然站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但是这一作用方式的完成还依赖于农民个体在这一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同时这一表现的过程还有了法律制度上的规范和监督。而且，这一关系的根本改变又造成了国家权力的末梢与基层社会的脱节，带来国家治理的“盲点”。因而立足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国家有必要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来替代在心理、制度上都缺乏社会随力的制度。发韧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村民自治模式就顺理成章地得到国家的认可而进入法律制度系统，并逐渐具有了制度的社会实践意义，从而形成了现在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兴起的局面。社会科学者对这一项全国性的社会实践运动当然不会视而不见，相反他们对村民自治这一社会民主实践寄予厚望，并直接把它纳入学术的视野，进行学理研究与分析，并力求能形成一般性的结论，以指导和反哺社会的实践，于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就逐渐兴盛起来。这里面对村民自治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在于把村民自治拟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有效形式，并不同程度地把它同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使得凡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学者皆能发表自身对其的看法，而这些学术理论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上又以不同程度的价值、偏好、程序等变量表现出来，使村民自治有可能朝着民主化现代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有可能带来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大发展。同时，学理上民主化、制度化倾向又直接在学理领域冲击国家赖以自下而上的政治理论、民主理论等。因而，可以这么描述：村民自治是国家治理农村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制度，但被学者纳入了民主理论的范畴，并最终在学理、社会实践两个层次上对国家的治理模式造成了冲击作用。因而在现时代，村民自治作为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的含义，反倒不如它在社会实践领域包含的意义丰富。从专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①里的表述我们就可以得到有关这一基本的判断，而且也许只有站在这一立场上才能对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作出最有现实意义的评估。也因为村民自治在当今中国至少三个层次上有实在内容，即学理上、制度层面上（规范的层面）、社会实践上，因而要对其进行评估就应从这三个方面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并遵循发生学上的顺序依次展开。当然，有关制度与制度实践的差距，制度实践与学理研究之间的互强也应贯穿于评估的过程之中。

一、制度上的村民自治

最基本的判断为它是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制度选择，因而在立意上，它与国家的宏观管理体制应该并行不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是这一制度付诸社会的标志，但在制度的具体条例上则与国家现实行政体制并未衔接上，这就是基层党组织。最近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就是这一制度缺陷的弥补，即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的作用在国家行政权力同基层社会权力之间架起一座可以相互“支撑和借用”的桥梁。但是相对于村民自治而言，党组织的作用还不只限于此，因为在《条例》中贯穿了一条基本的思想就是农村党组织有领导村委会工作的责任。最近对河北省先进村党组织负责人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因而可以说明村民自治在制度层面是不完整或不健全的。从制度通过试行到正式颁布十多年的漫长历程也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同时，国家也在力求修正这一点，如上级或党组织鼓励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竞选村委会干部，因而从制度角度来说，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而且还逐步施展其制度刚性；而它的另一个表现向度—制度实践也表明村民自治已在村民心目中达成了共识，并为全国绝大多数乡村所努力和实践，因而其绩效是相当显著的。

二、学理上的评说

村民自治是政府启动的，因而在初期的实践上，多数村的村委会组织只是在原有的大队基础上换了个名称或政治身份而已；村委会的选举也多是在上级的指导或控制上进行。但学者发现了这一制度及其实践中包含的政治学理论，即民主理论的精髓，因而对其进行学术考察和理论证实；同时在《村组法》也包含了体现民主精髓的“四个民主”、“直接民主”等字样，并且作为《村组法》内容的核心加以阐述，因而，村民自治进入学术视野也就顺理成章。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甚为关注“民主”，而对基层民主的关怀在建国后至80年代初皆处于空白状态，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学者一窝峰地研究起村民自治来。而在学理上，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依据—民主和制度化，前者在村民自治经学者关怀后成为其精髓，后者与国家政治现代化、市场契约化潮流相统一，因而关注村民自治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化的民主，一个是民主的规则，其核心和出发点则是民主的基本原理。而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它是一种国家制度，亦称民主政治，这在基层肯定没有表现形态；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另外两个方面：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践却作为村民自治中的主要内容被确定了下来，但是它也必须以民主的基本理论为其支柱，才能在学术界具有说服力，在实践上也就有了理论的依据。而综观村民自治研究中有关民主形式与理论的研究，恰好在这一点上有点乏力。现实中的村民自治研究，要么是在规范的理论指导下研究村民自治的形式及实践，要么是借助西方的民主理论来批驳中国村民自治的可行性，要么是割裂民主实践与民主政治在理论上的交互作用关系……；而在总结—分析研究中更是众说纷纭，还没有上升为理论的层次。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现在学术关怀的民主理论对村民自治并不具有最终的解释力，原因何在呢？规范的理论不可取，照搬西方理论更是到处碰壁，对经验的分析又难以取得同仁的认可……因而也许是我们还没有寻求到研究村民自治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但民主理论肯定是村民自治的核心理念之一，因为如果有一个权力自下而上的过程就肯定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用武之地，因而对民主含义的界说也就成为进行村民自治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而观之于现在的村民自治研究，也犯了在民主理论与民主形式上的相似的毛病：要么是缺乏对民主含义的最终阐述而只作描述性的说明；要么是连同“自治”一起搬用西方一套民主理论而置中国的现实于不顾；还有的是在假是而非的推论终端上骤然冒出一个“民主”来……。因而以民主理论及其下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的研究就应该成为今后此方面的焦点。而村民自治中的“自治”理论恐怕也要有一个从形式理论走向政治理论和实践理论的过程，因为在既有的自治理论中，也要么是局限于外延界说；要么是偷梁换柱，用“地方自治”或“群众自治”取代村民自治，而且还将它同“群众”联系起来②，这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在国家层面，与中央相对的地方层面上的自治理论与中国基层社会的村民自治之间不存在理论实践品格上的同一性；而且从实际制度内容来看，它与“村民”之间恐怕也没有一个进一步细分的理由，而是一个整体，因而有关村民自治含义的界定恐怕也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在研究方法上，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也表现出很强的局限性，仅限于制度分析、总结—经验分析两个方面。前者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必须在制度成为社会通用规则的前提下，而它又背离了发展的理论这一基本的学术价值观，使得实践中的理论更是缺乏理论意义；后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及作以学术性的总结，这又可能染上新实证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的倾向，而且得出的结论很难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因为它还缺乏一个反哺于社会实践并最终获得论证的过程。因而在缺乏两在基本理论前提的情况下研究村民自治，其理论的一般性就会是一个长期地历史过程，因而有关村民自治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努力。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而忽略有关村民自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又主要表现在：（1）村民自治研究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使得政治学研究从上层转向基层，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国家制度层面走向基层社会制度，从私有领域走向世俗化层面；（2）村民自治研究促进了对政治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关怀，加深了政治学研究。在人们关注基础民主实践的时候，就不得不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同是政治学研究，为什么国家层面同基层层面存在着脱节或是错位的现象？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学校的非最终端化？如是，对既有政治学理论的反思就可能促使学术界更进一步地寻求解释政治现象的一般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对政治学研究的既有方法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它应该比政治学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这无疑又会加深对政治学的研究。（3）社会科学的意义应在于它的实践品格。村民自治研究通过学术理论上的规范和引导功能作用的发挥，可以促进乡村的村民自治运动更进一步向民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4）它能促使政治学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更加警醒和学术学术自觉，从而有有利于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社会实践上的村民自治

这十多年是村民自治全面推进的十年。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正式认可了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全法地位。到1985年初，中央政府宣布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了948628个村委会。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组（试行）》，并于次年6月1起实施，至1997年底，据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村民自治示范村的数量已达到82266个③。去年6月九届人大常委会将《村组法》从试行经过立法程序发展为正式法律后，村民自治进程的范围更广，对此社会各界的反应不一。对其评价主要有以下四种：（1）赞扬支持者。这主要包括绝大部分学者、立志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政府官员、相对比较富裕或富裕地区的农民。学者给予高度关注是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原生点或突破口；而且还有一部分社会学者认为它能解决农村尚存的诸多社会问题。部分政府官员主张并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是因为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安排；难能可贵的是确有一部分官员也想通过农村自身的再组织化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手中选票与口袋中金钱的直接的利益关联使得富裕地区的农民对村民自治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参与的程度也很高，特别是在闽浙地区，村民参选率在89、91、94、97年分别达到81%、97.3%、97.9%、90.1%④。（2）持怀疑态度者。这主要指学术界极少数人。但从实际情况来考察也确实情有可原，因为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一项前途未卜的社会实践⑤。而且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的推行过程中，有些政府官员对此也抱有怀疑态度，原因大概也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明—前途未卜。（3）不赞成、不支持者。绝大部分政府官员，特别是党组织负责人、乡镇领导通常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它使乡镇的权力末梢缺乏行之有效的根基，国家的行政任务缺乏厚实的汲取资源，还难以搞出政绩；而且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愿意就这么推动能带来利益收入的权力资源。农村中的党组织作为村落权力网络的核心也不愿意推动昔日的显赫希望在上级权威延伸的场域中再内生出一个新生的社会力量。而有些地区村组织负责人也因为“不能公开的事实”而反对推行村民自治。（4）尚无明显倾向者。这主要是指那些还没有实行村民自治或村民自治刚刚起步的乡村。因为受国家行政体制的约束，广东等省的农村地区今年刚刚改变村公所制、管理区制等，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因而村民自治实践开始，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参数尚不明确。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8

【关键词】村民自治；绩效；评估

8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显性表现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执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个体同村落集体的关系：虽然主要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集体所有制，但其产权形式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家庭式，这使得农民依据对土地的产权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社会意义。因而在实质的且具有决定意义的层面上，农民个体同集体的纽带从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控制缩减为单一的经济关系；而且就是这一经济社会关系本身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有人形象地描述为“过去是给，现在是向农民要”，也即现在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方式虽然站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但是这一作用方式的完成还依赖于农民个体在这一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同时这一表现的过程还有了法律制度上的规范和监督。而且，这一关系的根本改变又造成了国家权力的末梢与基层社会的脱节，带来国家治理的“盲点”。因而立足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国家有必要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来替代在心理、制度上都缺乏社会随力的人民公社制度。发韧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村民自治模式就顺理成章地得到国家的认可而进入法律制度系统，并逐渐具有了制度的社会实践意义，从而形成了现在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兴起的局面。社会科学者对这一项全国性的社会实践运动当然不会视而不见，相反他们对村民自治这一社会民主实践寄予厚望，并直接把它纳入学术的视野，进行学理研究与分析，并力求能形成一般性的结论，以指导和反哺社会的实践，于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就逐渐兴盛起来。这里面对村民自治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在于把村民自治拟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有效形式，并不同程度地把它同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使得凡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学者皆能发表自身对其的看法，而这些学术理论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上又以不同程度的价值、偏好、程序等变量表现出来，使村民自治有可能朝着民主化现代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有可能带来中国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大发展。同时，学理上民主化、制度化倾向又直接在学理领域冲击国家赖以自下而上的政治理论、民主理论等。因而，可以这么描述：村民自治是国家治理农村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制度，但被学者纳入了民主理论的范畴，并最终在学理、社会实践两个层次上对国家的治理模式造成了冲击作用。因而在现时代，村民自治作为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的含义，反倒不如它在社会实践领域包含的意义丰富。从专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①里的表述我们就可以得到有关这一基本的判断，而且也许只有站在这一立场上才能对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作出最有现实意义的评估。也因为村民自治在当今中国至少三个层次上有实在内容，即学理上、制度层面上（规范的层面）、社会实践上，因而要对其进行评估就应从这三个方面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并遵循发生学上的顺序依次展开。当然，有关制度与制度实践的差距，制度实践与学理研究之间的互强也应贯穿于评估的过程之中。

一、制度上的村民自治

最基本的判断为它是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制度选择，因而在立意上，它与国家的宏观管理体制应该并行不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是这一制度付诸社会的标志，但在制度的具体条例上则与国家现实行政体制并未衔接上，这就是基层党组织。最近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就是这一制度缺陷的弥补，即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的作用在国家行政权力同基层社会权力之间架起一座可以相互“支撑和借用”的桥梁。但是相对于村民自治而言，党组织的作用还不只限于此，因为在《条例》中贯穿了一条基本的思想就是农村党组织有领导村委会工作的责任。最近对河北省先进村党组织负责人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因而可以说明村民自治在制度层面是不完整或不健全的。从制度通过试行到正式颁布十多年的漫长历程也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同时，国家也在力求修正这一点，如上级或党组织鼓励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竞选村委会干部，因而从制度角度来说，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而且还逐步施展其制度刚性；而它的另一个表现向度—制度实践也表明村民自治已在村民心目中达成了共识，并为全国绝大多数乡村所努力和实践，因而其绩效是相当显着的。

二、学理上的评说

村民自治是政府启动的，因而在初期的实践上，多数村的村委会组织只是在原有的大队基础上换了个名称或政治身份而已；村委会的选举也多是在上级的指导或控制上进行。但学者发现了这一制度及其实践中包含的政治学理论，即民主理论的精髓，因而对其进行学术考察和理论证实；同时在《村组法》也包含了体现民主精髓的“四个民主”、“直接民主”等字样，并且作为《村组法》内容的核心加以阐述，因而，村民自治进入学术视野也就顺理成章。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甚为关注“民主”，而对基层民主的关怀在建国后至80年代初皆处于空白状态，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学者一窝峰地研究起村民自治来。而在学理上，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依据—民主和制度化，前者在村民自治经学者关怀后成为其精髓，后者与国家政治现代化、市场契约化潮流相统一，因而关注村民自治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化的民主，一个是民主的规则，其核心和出发点则是民主的基本原理。而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它是一种国家制度，亦称民主政治，这在基层肯定没有表现形态；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另外两个方面：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践却作为村民自治中的主要内容被确定了下来，但是它也必须以民主的基本理论为其支柱，才能在学术界具有说服力，在实践上也就有了理论的依据。而综观村民自治研究中有关民主形式与理论的研究，恰好在这一点上有点乏力。现实中的村民自治研究，要么是在规范的理论指导下研究村民自治的形式及实践，要么是借助西方的民主理论来批驳中国村民自治的可行性，要么是割裂民主实践与民主政治在理论上的交互作用关系……；而在总结—分析研究中更是众说纷纭，还没有上升为理论的层次。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现在学术关怀的民主理论对村民自治并不具有最终的解释力，原因何在呢？规范的理论不可取，照搬西方理论更是到处碰壁，对经验的分析又难以取得同仁的认可……因而也许是我们还没有寻求到研究村民自治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但民主理论肯定是村民自治的核心理念之一，因为如果有一个权力自下而上的过程就肯定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用武之地，因而对民主含义的界说也就成为进行村民自治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而观之于现在的村民自治研究，也犯了在民主理论与民主形式上的相似的毛病：要么是缺乏对民主含义的最终阐述而只作描述性的说明；要么是连同“自治”一起搬用西方一套民主理论而置中国的现实于不顾；还有的是在假是而非的推论终端上骤然冒出一个“民主”来……。因而以民主理论及其下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的研究就应该成为今后此方面的焦点。而村民自治中的“自治”理论恐怕也要有一个从形式理论走向政治理论和实践理论的过程，因为在既有的自治理论中，也要么是局限于外延界说；要么是偷梁换柱，用“地方自治”或“群众自治”取代村民自治，而且还将它同“群众专政”联系起来②，这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在国家层面，与中央相对的地方层面上的自治理论与中国基层社会的村民自治之间不存在理论实践品格上的同一性；而且从实际制度内容来看，它与“村民”之间恐怕也没有一个进一步细分的理由，而是一个整体，因而有关村民自治含义的界定恐怕也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在研究方法上，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也表现出很强的局限性，仅限于制度分析、总结—经验分析两个方面。前者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必须在制度成为社会通用规则的前提下，而它又背离了发展的理论这一基本的学术价值观，使得实践中的理论更是缺乏理论意义；后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及作以学术性的总结，这又可能染上新实证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的倾向，而且得出的结论很难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因为它还缺乏一个反哺于社会实践并最终获得论证的过程。因而在缺乏两在基本理论前提的情况下研究村民自治，其理论的一般性就会是一个长期地历史过程，因而有关村民自治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努力。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而忽略有关村民自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又主要表现在：（1）村民自治研究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使得政治学研究从上层转向基层，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国家制度层面走向基层社会制度，从私有领域走向世俗化层面；（2）村民自治研究促进了对政治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关怀，加深了政治学研究。在人们关注基础民主实践的时候，就不得不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同是政治学研究，为什么国家层面同基层层面存在着脱节或是错位的现象？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学校的非最终端化？如是，对既有政治学理论的反思就可能促使学术界更进一步地寻求解释政治现象的一般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对政治学研究的既有方法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它应该比政治学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这无疑又会加深对政治学的研究。（3）社会科学的意义应在于它的实践品格。村民自治研究通过学术理论上的规范和引导功能作用的发挥，可以促进乡村的村民自治运动更进一步向民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4）它能促使政治学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更加警醒和学术学术自觉，从而有有利于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社会实践上的村民自治

这十多年是村民自治全面推进的十年。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正式认可了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全法地位。到1985年初，中央政府宣布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了948628个村委会。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组（试行）》，并于次年6月1起实施，至1997年底，据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村民自治示范村的数量已达到82266个③。去年6月九届人大常委会将《村组法》从试行经过立法程序发展为正式法律后，村民自治进程的范围更广，对此社会各界的反应不一。对其评价主要有以下四种：（1）赞扬支持者。这主要包括绝大部分学者、立志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政府官员、相对比较富裕或富裕地区的农民。学者给予高度关注是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原生点或突破口；而且还有一部分社会学者认为它能解决农村尚存的诸多社会问题。部分政府官员主张并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是因为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安排；难能可贵的是确有一部分官员也想通过农村自身的再组织化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手中选票与口袋中金钱的直接的利益关联使得富裕地区的农民对村民自治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参与的程度也很高，特别是在闽浙地区，村民参选率在89、91、94、97年分别达到81%、97.3%、97.9%、90.1%④。（2）持怀疑态度者。这主要指学术界极少数人。但从实际情况来考察也确实情有可原，因为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一项前途未卜的社会实践⑤。而且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的推行过程中，有些政府官员对此也抱有怀疑态度，原因大概也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明—前途未卜。（3）不赞成、不支持者。绝大部分政府官员，特别是党组织负责人、乡镇领导通常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它使乡镇的权力末梢缺乏行之有效的根基，国家的行政任务缺乏厚实的汲取资源，还难以搞出政绩；而且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愿意就这么推动能带来利益收入的权力资源。农村中的党组织作为村落权力网络的核心也不愿意推动昔日的显赫希望在上级权威延伸的场域中再内生出一个新生的社会力量。而有些地区 村组织负责人也因为“不能公开的事实”而反对推行村民自治。（4）尚无明显倾向者。这主要是指那些还没有实行村民自治或村民自治刚刚起步的乡村。因为受国家行政体制的约束，广东等省的农村地区今年刚刚改变村公所制、管理区制等，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因而村民自治实践开始，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参数尚不明确。

尽管对社会实践上的村民自治众说纷纭，但以下四点却是我们应该肯定的：（1）村民自治范围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并有遍布全国广大农村之势。连前几年实行管理区制等准行政体制的农村也在积极地推行村民自治，这不能说完全是政府的行为，因为不能获得广大群众认可的法律在施行过程中是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响应。而且虽然这一法律从试行到正式通过再到全面推行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但也没有哪一部法律具有如此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心的效力潜能，这也从侧面反衬了法律权威地位的上升。毫无疑问，它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法制化和现代化进程。（2）村民自治是一场民主的社会实践，但更是一场法律的社会实践（第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村民自治的过程，也就是《村组法》的实施贯彻过程。在农村搞村委会换届选举，其依据来源于法律，其程序的制定、操作及确定等一整套动作全都来源于《村组法》对村民选举程序及规范的规定；而且有些地方进行了几次选举或是认为选举结果不合法，也是以《村组法》作为武器。因而在实行村民自治实践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学习法律，知晓法律并掌握法律和运用法律，了解了作为一个村民（乃至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这无疑会增强村民的法制观念，同样有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现代化建设。（3）操练了民主，增强基层群众的民主观念，培育了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温床。美国卡特中心观摩员罗伯特·帕斯在观看了吉林省农安县会隆镇谷空岭村的村委会选举后，语出惊人：这就是民主。话虽不多，但最简单的操作也许就包含了最深层次的文化和理论意义。通过参与选举，村民就能够明白，民主要村民自治中就是让村民自己参与管理好自己的事，而这其中首要的就是要选举出能够代表自己说话的村庄当家人，其后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民主活动，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或方式上潜移默化了村民的民主习惯，培育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增强他们的民主观念。而且我们也确信，如果每位公民都具有了很高程度的民主理念，中国民主的现代化进程无疑也会加快步伐。（4）从社会现实来看，村民自治确也能缓和一些社会矛盾，解决一些不正常的社会问题。如家庭势力问题，陕西咸阳约台乡在实行村民选举后，选举出了一个乡村能人，遇事大家就相互协商，社会从此也就安定了；村干部****问题，在进行村民自治后，有村民、村民代表、村民议事会、民主监事会等权利个体和组织监督村干部的行为，财务公开制度和监督制度等也有效地防止了村干部利用村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动机和行为，村干部行贿受贿等****问题有所缓和，而且这还有利于营造社会公平公正氛围，有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也得到了有效制止……等等。

但是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就应该从学术境界的高度来评价村民自治。因为自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经济上的自由与民主就自然酝酿着政治上的民主，而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地位改变幅度最大的农民在享有经济自主性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总是鼎政治，因而这里不存在有或无的总是而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同时，农村的村民自治从积极意义来说确实是一场社会民主实践，因而，它是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农村社会操练民主，通过行动的功能来达到提高村民民主素质的作用。这与市场化、民主化的浪潮不谋而合，也与我国的法治进程、政治世俗化进程相互傍依。因而，我们也期望它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原生点或突破口。

①《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徐勇着，1997年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9

【关键词】 县政研究；农村政治学；研究论域

【中图分类号】G64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7-00-02

一、县政体制的历史承续

县政体制是中国地方治理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在帝国行政体系的各级地方建制中，县是中国政治架构中最稳定和最基本的单元，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自秦立郡县制始，不管它上面的郡、州、府、路、道、省如何变动不定，这一制度基本上被各朝各代沿用下来，成为帝国统治的基石。尽管不同的朝代地方建制相当混乱，如元代既有省―路―府―州―县五级制，又有省―府―州―县四级制，还有省―府（州）―县三级制。明代以省―府―县制为主，个别情况下也有省―府―州―县制、省―州―县制和省―州制。②清代统一实行四级制：省下面是道，道下面是府和直隶州、直隶厅，再下面是县，府除了辖县外，还管辖相当于县级的散州和散厅。但程方认为，大率各朝地方政制都保持着二级制的精神，或者说，其中仅有两级是根干的、固定的，成为正式的地方行政机关；而其他之所谓“级”，只是枝叶的、游移的，皆为从中辅导监督的组织。③在县级单位的数目上，秦代大约有1000左右，西汉末年有1587个县（含县级单位），清嘉庆二十年有1549个县级单位④，数量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增减。很多县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中一些县从秦朝至今从未改名，甚至连治所也没有迁移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今的县名，仍有59个同秦代使用的名称完全相同。⑤

能够保持政治统治的延续性和文明发展的连贯性，与地方政制的稳定不无关系。尽管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和强波动的形态，但县政体制在制度架构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承认，被认为是实现的基础。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之一晏阳初曾指出，“中国的政治基础在哪里？在中央吗？在省政府吗？不是。中央政府重要，却不是政治的基础。省政府也重要，但也不是政治的基础。政治的基础在哪里？在县。县才是中国真正的政治基础。中国有2千（个）县，4亿人生息在这2千个县。县长治理，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省政府委员的张来李去，与老百姓无直接痛痒关系，中央政府的纵横改组，与老百姓无直接关系，惟有县长的更替，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⑥这也恰恰是他选择定县作为乡村建设运动基地的重要原因。

二、国内以县为单位的相关研究

在以县为单位的研究中，国内的成果还比较缺乏且相对零散。荣敬本通过对河南省新密市的研究提出了基层政权的运行机制：压力型体制。⑦该书“从农村社会中看到了‘国家’，以致于“压力型体制”成为农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⑧杨雪冬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将公共权力置于市场与社会场域，探讨了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⑨但其强烈的价值判断，以及试图从县来关照国家构建这一宏大抱负，使该书看起来有为西方情境下的现代国家构建理论做注脚的嫌疑，结论也以应然的价值判断为基准，使该书的理论与个案材料明显脱节。周庆智以一个县政府为分析对象，从结构与功能的进路对县级政治的行政结构及其运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⑩贺东航通过对晋江的个案考察，展现了现代国家建构在地方的发展和运作过程。k同时，他曾试图以“地方国家”为框架探讨地方行为运作的自主性特征，从而在政治学研究中建构一个中观的分析框架l，以突破以往“村治”的微观研究过于拘泥细节、视野过于狭窄的限制，从而摆脱我们只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乡村的“人类学范式”，以回归国家，将国家和政治从近几年被忽略的地方拉出来。m樊红敏以县为研究单位，以地方政治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通过对干部、领导、关系、开会等日常政治定场景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县域日常政治的运作形态，认为地方政治权力运作的实践形态呈现为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县域政治呈现为结构与运作的二元化特征，台前的“正式文本”与台后的“剧场运作”共同构成地方日常政治生活的全部。n苑丰则探讨了县政权力结构的演变过程，其权力实质的演变逻辑则是从“官治下的自治”到“自治上的官治”。o

为了拓展县域政治的研究领域，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徐勇认为，讨论县域治理或其他层级的治理，需要将其放在国家化和地方性背景下考察，“全球化趋势、国家性建构、地方性复活、草根性成长”是主要的关键词。p他提出了“接点政治”的分析框架，认为，从县级政治看，县政承上启下，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权力运作与权力监控的“接点”部位；从县域社会看，县城是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地带的“接点”部位，并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提出了化解的对策。q刘义强分析了县域政治生态的恶化问题，提出了“从基层民主到地方民主”生态重构过程，是构建县域民主政治的基础，r也表明研究者的视野开始逐渐抬升。于建嵘则从县政改革的角度，认为县政改革是中国改革新的突破口，s提出其方向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t。

三、县政研究：农村政治学研究论域的拓展

从政治学的学科角度来讲，县政研究承载着村庄研究与乡域研究所无法包涵的学术分量。原有的对村庄的思考过多停留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构、文化与观念形态的层面上，而非基层政治发生的角度上。尽管一些乡域研究已经鲜明地体现出了“官僚化”与“乡土性”之间的隐秘机制，并以“策略主义”来支撑“维控型政权”的存续，u但是，将官僚化的运作置于乡镇的运作场域中，仍难以通过微观政治的叙事来折射更高层次的运作逻辑。相反，官僚化、科层化、部门化相对较高的县域政治具有更广泛的“国家化”与“地方性”特征，它不仅更容易体现出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国家文本与地方规则在贯通方面的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更能够体现出它们在运作过程中时空的断裂性与差异性。

尽管乡镇政权是按照官僚制的建制设置而成的，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官僚化的政权组织，而是残缺的、不完备的政权形式。它缺乏支撑其作为一个基础性政权而存在的完整制度设置、权力架构和文化资源。首先，就制度架构而言，它虽有党委、人民政府、人大这几个主要机构，但缺乏支撑这些机构运作的其他辅助机构，如法院、检察院、纪检委、政法委等部门，而这些部门都具有鲜明的政权体系特征，对于维持一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其次，就权力架构而言，乡镇政权缺乏一些主要的财权和事权，其权力更多地来自上级的政治授权，尤其是当“唯上是从”的政治定位与资源匮乏下的生存境遇相结合时，它便失去了其作为一级独立政权存在的基础，而依附于上级部门和机构。因此，虽然它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但它的作用不是发展型的，而是维持型的，即它的目标不在于长远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而是维持原状，以被动地完成上级的行政和政治任务为最终目的。再次，从文化情结来看，传统国家以县作为基层政权形态的观念在人们心里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不仅决定了它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对县级政权的权威认同，而且决定了高层决策者对县级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县治则国治”成为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治国警言，并决定了他们在县政体制上的统一性和延续性。乡镇虽然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但在现实运作中，它很难具有县级政权那样的制度支持与文化情结。在相当程度上讲，“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是县级政权而不是乡镇，它是具备完全政治架构的最基层政权。”v乡镇政权是作为县级政权的延伸机构而存在的。

为此，我们必须在视野抬升的过程中，逐步扩大研究领域，将县纳入学术视界。通过县域空间的展开，既为基层政治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运作时空，又使得历时性的变迁研究所考虑的行动者能够悉数进场”w。

县域研究必须体现出县域政治的国家性和地方性来。尽管目前乡镇政权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但它不具有完备的政权形态，乡域研究体现的更多的是它的乡土性特征，而无法完全与国家政治体制的运作勾连起来。为此，以乡镇为为单位的研究，就很难体现出国家化特征的运作，而是显得“土里土气”（非贬义，即乡土性色彩浓厚，以至超过了它的官僚化特征）。因而，相对于现代性的县级政权的官僚化运作所呈现出的规则化和程式化而言，传统乡村社会的乡土性更多地表现为费老所言的“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x而在当前的乡土社会，则体现为村庄权威“祛魅化”后的“理性”不足y ，村民行为的非程式化，z以及乡村社会关系的“差序性”，而乡土性所缺少的理性主义、行为的规则化和程式化则是国家正式的官僚制度的基本特征，为此，探讨官僚化的运作形式，必须将视野提升至县这一层面上来。尽管在理论提升和经验积累中，对县的研究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国家与基层政权关系的考察必须置于更广阔和更长远的时空场域，才能比较清晰地展现它们在现实中的关联和互动，从而从一个侧面展现基层政治的运作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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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篇10

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应保持在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基本稳定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又必须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转换其研究视角。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保持学科基本稳定性的前提下转换其研究视角,也是政治经济学说史变迁中的一条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本文将在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基本路径。

一、经济社会变迁中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

/！/ 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诞生以来,就一直服务于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其研究视角也随着该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和相关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发展、完成到183年开始瓦解,在这大约2年的时间中,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三次转换:一是17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受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辩证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威廉·配第尝试用培根成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试图揭示、发掘经济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继承综合先人的观点,坚持自然秩序论,反对“人为秩序”,这意味着他们已了解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给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研究客观规律的任务。二是在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相对稳定而且有很大发展,于是,研究财富的增长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亚当·斯密的学说正是迎合了这一要求,其代表作《国富论》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发展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三是在古典经济学完成阶段,李嘉图面对当时英国社会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矛盾,从维护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把阐述分配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企图通过对各阶级之间分配问题的研究,来确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限制地主的勒索,扞卫资本家的利益。

183年,古典经济学开始瓦解。马克思说:“183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由此,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解成两大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前者继承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其代表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后者继承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以描述经济现象、阐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为己任。

从183年至今为止的17余年时间里, 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几乎每5年转变一次,至今为止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由约翰·穆勒于19世纪4年代末完成的。当时劳资矛盾虽然较为激烈,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尚处在形成过程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尚未构成威胁,所以,穆勒在维护“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试图改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主要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途径,以调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第二次转变是由马歇尔于19世纪9年代完成的。当时,劳资矛盾成为主要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使得资产阶级思想领域不得不转移研究视角,即从调和矛盾转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此,集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马歇尔一方面将经济学体系建立在心理因素和数量关系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将研究内容由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移到消费、需求和效用。第三次转变是由保罗·萨缪尔森于2世纪4年代末综合完成的。他 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弥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建立了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目前,西方经济学正在经历着第四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其转换的方向是强调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与统计定量。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也经历了三次发展:一是列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二是斯大林依据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三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我们尚未真正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但还存在着不成熟性。

目前,政治经济学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在“苏联范式”影响下导致的政策代替理论、理论滞后于实践两个缺陷外,还有两个缺陷:

一是忽视不同背景下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经济理论都是在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背景的变迁,它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根据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和劳动经济这一背景下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这些结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而不是教条。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根据现实经济社会背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同样,西方经济学理论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以技术经济、资本经济目前则以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内容在内的新经济为基本分析背景。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时,必须研究其对我国经济实践的适用性问题。

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重于规律实现过程或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析重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而要实

现这一目标,必须经历两个过程:前一阶段是革命,后一阶段是建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我们要阐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这一规律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从近期来看,我们应该把这一规律在实现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就“革命”的角度说,我们既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要分析其经济运行关系的调整及其对经济制度层次上的矛盾的缓和作用;就“革命”与“建设”两者关系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现行政治经济学未能走出对“长期规律”分析重于对“实现过程”分析、对“革命”的研究重于对“建设”的研究的圈子,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化建设的气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更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所以,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起点回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并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深切感到转换研究视角的必要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准则

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就国际范围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新经济的挑战;在国内,面临着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矛盾,以及由这一基本矛盾引起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也转变形式,即主要由政治或军事手段转为经济形式,实施所谓的“和平演变”、“经济分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失去发言权,就会失去竞争力。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这一角度或视角重构其研究体系和内容。

为了找到重构的路径,防止理论上陷入误区,必须正确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不变”与“变”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体系和内容作相应的调整是必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没有 必要也不应该改变。“没有必要改变”,是因为生产关系值得研究,“不应该改变”,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性决定的,它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其指明前进的道路并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在已经进行的三次研究视角转换中,也是“变”与“不变”相结合的。从183年古典经济学中非科学的成分被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承、发展一直到目前为止的近17年的时间里, 西方经济学坚持以论证、补充或完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为中心,以改善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理想社会为目的这个宗旨始终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各学派在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特定的视角观察和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和机理。例如,在西方经济学变动最大的第三次视角转换中,萨缪尔森建立了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两种理论相辅相成,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是同一理论体系中所涉及的两种不同情况。这样,既维护了斯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又弥补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

所以,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第二,“斗争”与“建设”和“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正确认识三个层次的“斗争”与“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一是从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态势看,“斗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而“建设”和“发展”是“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行建设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在斗争中取胜。二是从社会主义自身的产生、发民过程来看,“斗争”和“建设”一样,是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两个过程或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斗争”取得胜利后,应该转为“建设”阶段,“建设”是共产党人为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展开的与物质世界的“斗争”。三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角度看,“斗争”和“建设”是社会面临的矛盾形式。目前,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即主要矛盾是“建设”,“斗争”则是次要矛盾。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由“斗争”转为“建设”和“发展”,包含上述有关“斗争”与“建设”的三个层次的含义,而不是否定“斗争”的存在。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而变迁的。在穆勒进行第一次转换时,虽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任务,但对资本主义制度尚未构成威胁。所以,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还试图寻找调和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方式。马克思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称之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并批评穆勒及其追随者们所做的一切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到马歇尔进行第二次转换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于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不得不转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第二次转换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相对缓和,而其内部经济运行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第三次转换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转换主要是围绕其经济理论本身的修补、完善而展开的。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转换经济学研究视角,是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条基本规律。

第三,经济的本质关系与现象的关系。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或经济的本质关系的科学,西方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把两者截然分开,似乎经济本质关系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只能由西方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把资本主义制度关系作为既定前提和目标就反映了其倾向性,说明它以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并不忽视经济关系。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所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密切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它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另一 方面, 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肯定,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的成果得到承认的事实表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一种“回归”研究经济关系的趋向,尽管它们所研究的经济关系是表层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资本论》看,经济关系研究与经济现象研究也是相互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卷中所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本质,而在第三卷中“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

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中,我们不应回避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且,根据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一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经济关系的实现加强对社会主义各种经济现象的研究,另一方面要由封闭走向开放,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济现象研究的有用成果。这正如西方学者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研究方法、经济范畴甚至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分析一样,对理论的发展能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第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指导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而不是研究经济政策。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政策并供政府决策部门和相关经济主体选择,是经济学“致用性”的具体含义。所以,要改变目前政治经济学作为“政策解释学”的形象,必须调整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次序,即由“用理论去解释政策”转换为“由理论推导出政策”。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路径初探

从“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重构其研究体系和研究内容,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由于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还需要人们去认识、摸索,总结其规律,需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这一工程需要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本文在此只能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路径提出若干设想。

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首先必须在研究体系上突破目前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二分天下”的框架,将其“合二为一”,建立由经济制度关系、经济体制关系和经济运行关系等三个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

“二分天下”体系的根本缺陷不是一般的有姓“资”姓“社”之嫌,也不是简单的内容重复问题,而是在强调对立的同时,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存、作为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内部并存等情况下内在的经济联系,从而不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利用经济规律。

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是能够成立的。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思想,生产关系从横向来看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狭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从纵向看,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派生的生产关系;不仅有国内的生产关系,而且还有“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一个由多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社会生产关系本质属性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私有制度、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这可称为经济制度关系;有在经济制度关系支配下发挥作用的关系,或以各种形式外化或反映经济制度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财产资本(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股份资本(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经济形式的安排与工厂监管制度、市场自发调节等管理体制,这属于次一级的关系,可称为经济体制关系;有属于一般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或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关系等。

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在“合二为一”的新体系中同样可以得到体现并且更趋完善。一方面,静态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关系一般和比较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从动态角度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可以始终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主线,并通过这一人类社会共同规律的两种表现形式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贯穿起来,即在经济制度关系层次上,按照经济制度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共同规律的第一种表现形式)进行经济分析;在经济体制层次上,按照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下经济体制关系也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共同规律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展开经济研究;在经济运行层次上,分析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约束下的微观与宏观、封闭条件下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理。

按照“合二为一”体系的研究 主线和思路,还需要更新其研究内容。

一是在经济制度层次上,实现由为生产关系研究经济制度关系向为夯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转换,重视经济制度关系的现实基础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还不雄厚,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关系,是为了探索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途径,强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坚持社会主义真正变成人们的信念和自觉的行动。

为此,在这一层次上,我们一方面要静态研究经济制度关系一般,动态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演变规律,揭示人类社会交替的过程。另一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所有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分析在经济基础薄弱条件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效率区间、矛盾及其解决;考察公有制度的本质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的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途径;探索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现实路径,等等。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回避在生产力不发达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还带有“旧社会烙印”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的研究。在传统的经济研究中,我们不承认或忽略公有制在实践中面对人们的“私”的观念、行为所产生的矛盾,这是公有制的优越性难以有效发挥的原因之一。的确,所有制关系可以通过革命迅速实现由“私”向“公”的转变,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不可能同步实现转变。我们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的存在,经济学能做而且应该做的是研究两者的关系,找到“公”与“私”的协调机制,规范“私”的实现机制和实现次序,并引导其为实现“公”的本质要求服务。

二是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上,实现由“体制内分析”向“体制内、外分析结合”的转换。这里所说的“内”和“外”,是就生产关系系统三个层次的关系而言的。传统的经济分析主要是就体制论体制的。在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中,“体制内、外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指:

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内部,在静态研究经济体制形式、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作用区间和实现机制,动态研究其运动规律的同时,重点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为考察对象,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如市场有组织和市场信息不完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市场制度建设理论等)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探索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服务。二是以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考察对象,通过纵向比较研究(改革前后)和横向比较研究,探索社会主义的目标体制模式和现阶段促进体制转型的成本、路径、次序和相关制度安排。

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外部,主要研究:(1 )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制度关系(第一层次的生产关系)变迁的效应。一方面,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制度关系的影响,这是现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非常薄弱的环节。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到列宁时代的国家部分干预的市场经济,再到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规律如何?它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起到了何种作用?这一体制模式的变迁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公有制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过程。(2 )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运行关系(第三层次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效应。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制度关系和体制关系约束下运行的,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关系下,经济体制关系不同,经济主体的目标、行为选择从而经济运行的方式、过程和政策效果也就不同。政治经济学既要考察经济运行一般,更要研究经济制度、体制等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状态、政策及其效果。

三是在经济运行关系

层次上,要实现由“封闭”向“开放”的转换,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理论研究上的“开放”。在经济运行层次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很多共性,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为我所用。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选择,利用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目标的人类文明成果。

第二,经济运行分析方法上的“开放”。我们必须从追求自圆其说的分析方法转向现代经济学的次序分析,它是一种根据不同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产生的不同效果研究相应政策、措施,并在比较分析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本与效应的基础上决定其推进次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