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范文10篇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1

一、任务完成情况

(一)加强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构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一是强化保障落实。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主导作用。二是全面推行网格党小组建设。充分借鉴优秀的社区经验，在全县推进“党建引领社区”建设，以现有社区为基础，依托辖区单位、居民小区、社会组织等，以单建或共建形式，在建立党小组。

(二)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增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一是持续抓好社会组织党员队伍发展。紧紧围绕“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工作方针，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细化任务目标，层层压实责任，扎实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不断壮大社会组织党员队伍。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人士、党员参加各类党建主题活动。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做好统计参加社工考试的前期准备，对筹建我县的专业社工人才做好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2

[关键词]空间再造；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空间秩序；易地搬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并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开展了重建“城中村”、承接生态移民、安置贫困居民、集体建设住宅等一批改造社区、治理社区的“再生运动”。一方面，在建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空间再造过程中，出现了空间上的风险和治理问题，对基层社区的建设提出了治理挑战，引发了邻里治理的“社区困境”，传统的公共空间在再造过程中消失，导致了社区碎片化、冷漠化、个体化等问题的出现，同时还有社会秩序的消解和治理能力的降低，由此提出了如何通过空间再造快速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1]；另一方面，一些基层社区通过空间再造，建构成了引人注目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形态。本文以空间再造视角为切入点，对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加快基层社区建设，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新的内容，最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空间再造

（一）空间再造的内涵

“空间”是空间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空间再造是空间属性发挥作用的过程。空间再造在改造社区方面从根本上将传统社区转变为社会社区治理共同体。在空间再造阶段社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村里有一些改造的元素。村庄不仅是一个物质空间和治理单元，也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生活和生产空间。空间再造使传统村落的空间要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村落空间解体，村民的生活空间开始城市化。其次，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区治理体系。随着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消失和公共秩序的瓦解，基层社区的公共空间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由此，社会网络和社区秩序开始重建，村民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市民。村庄不再是一个过渡的社区，而是一个整合了生产和生活的社区。基层社区的空间再造是一个新的集体记忆、社区认同和社区秩序生成的过程，或是基层社区中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区的社会网络形成的过程[2]。

（二）空间再造的基本伦理价值

空间再造的基本伦理价值是空间正义。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空间正义有着四个方面的存在意义：第一，空间正义能够保证贫困阶层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空间不再受到剥夺以及边缘化的困扰，保证他们能够平等地在社区当中生活，同时参与到社区管理当中来，共同建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3]。第二，空间正义确保了弱势群体与普通人一样平等地拥有公共资源，能够根据自身的意志来调动自己应得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异地搬迁人员权利的保障，从多个方面来满足贫困人员的各种必要需求。第三，空间正义可以帮助实现文化平等，将不同空间中不同的文化特点以及生活习惯做到有效地融合，不歧视反对其他空间的文化。第四，文化空间可以有力保证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坚决打击一切损耗其他空间环境健康的举措，从而实现多元空间的环境公平。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治学及社会学界的学者对“治理”有着极大的研究兴趣。在概念内涵方面上，治理的本质是协同合作，同时存在着四个基本特点，即治理的重点在于过程，方式上提倡调和为主，过程中兼顾多元主体，以及注重主体间的互动联系。由此可见，治理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在理论渊源方面上，治理理论是对传统的科层官僚制与行政管控的积极回应，是对权力的强制性约束与规制做出的有效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参与、进行平等协商以及实现协同合作，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团结。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实现的是在基层社区空间内的社会团结，这种社会团结主要是从基层社区中的公共事务以及公共服务方面入手，通过积极地运作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平等参与、共同决策，进而完成资源的平等分配和信息的同步共享。建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分别是意识问题、行动问题以及结果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坚决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以及人人享有，这样才能帮助各个主体之间形成互相信任的基础以及坚定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平等分配以及信息共享。通过增加基层社区居民的有效互动还可以帮助实现基层社区资本的累积，为社会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改善创作条件，最终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

（二）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设置

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主体组成是多元的，主要有政府、民间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社区驻扎单位的共同参与[4]。他们在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的职责、功能、行事逻辑以及手段都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是要实现的目标是相同的，也就是实现基层社区的有效治理以及健康发展。具体来讲，政府组织的治理逻辑主要是科层制的任务分配，治理手段上主要还是以政策为主，价值取向上也就更加注重政治绩效。市场组织方面在治理逻辑上一直遵循趋利性的自用竞争，因此采用的是竞争为主的治理手段，价值取向上也就更加注重经济效益。而社会组织的治理逻辑是公益性的协同合作，以合作为主的治理手段也决定了他们更加注重社会成效。最后对于社区居民而言，他们更加注重的是需求所得，因此治理逻辑上更多的是参与性的互助互益，对社区的治理手段因而是以参与为主。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当中，各参与主体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帮助治理社区，实现社区的稳定有序发展，加快建构起社区治理共同体。

（三）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导向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导向就是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理念[5]。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决定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重心，也指明了使人们获得更大的幸福感、安全感的途径就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断发展，同时不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在基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多元的治理主体需要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以及职责边界，从而更好地实现各主体之间的工作联动，促进协同合作。这就需要政府切实地做好这一工作，在“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中更好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保障社区居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

（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目标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目标必然是精细化治理，这也是实现社区资源平等有效分配的最佳选择，有助于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社区治理共同体。也就是说，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实现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当前治理结构的完善，也就是形成以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四方为一个整体的治理结构，才能充分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实现社区公共资源的有效分配。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坚持以政府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多方共同参加发挥作用。只有将建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各个环节充分地串联在一起，努力提高基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才能有效实现资源的精准分配，促进基层社区中公平正义的落实与发展，进而实现基层社区治理由目前的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型。

三、基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碎片化

社区碎片化主要是由社会变迁所造成的。传统的社区主要是由政府进行统一治理，从区域划分、人员分布到资源的分配都是按照整体型社会格局的要求进行，由此政府承担了社会成员的一切职能，尤其是社会福利、社会援助以及政治动员等。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市场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不断迈进，传统社区的治理结构受到了极大冲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根本上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传统基层社区的发展空间不断被蚕食，同时丧失了大部分原有的功能，公共性不断衰弱，这些统称为社区的“碎片化”。随着传统事业单位的功能弱化，许多功能只能被下放到了社区，使得部分人民及家庭失去了单位原有的庇护，开始直面社会与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使得先前的单位治理共同体出现了“大分裂”。同时，对于社区中生活的个体而言，碎片化的社区很难给予他们归属感和安全感，逐渐变成了只是具有居住功能的地方，让人们无法感受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6]。由此看来，社区的碎片化问题尤其让人忧虑。

（二）社区冷漠化

从治理体制上来看，中国目前处于后单位制时代，距离摆脱传统制度的束缚并没有过去太长时间，每个人在社会上还都是不确定的主体，因此生活习性上更多地还是考虑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他人而活。这也就使得人们缺少公共精神，整个社区少了情感方面的温度，呈现出冷漠化的现象[7]。在公共领域，个人之间冷漠、互无交往，呈现了一片冷漠、萧条的景象。

（三）社区个体化

后单位制时代里传统制度束缚的打破无疑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层面的解放使得抉择以及问题层出不穷。一方面，个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这也使得风险相伴而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社区的个体化容易造成现有社会结构的解体，很多范畴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比如阶级、家庭、邻里关系等。许多哲学家以及学者的研究都在告诉我们，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分裂加快了社区个体化的进程，单人的力量不足以支撑自身去面对充满风险的世界。因此，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一个联系的桥梁，以此来填补个人在社会上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空缺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就可以帮助社会中独立的个体重新回归于社区共同体之中。

四、空间再造视角下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一）空间再造

1.居民居住模式改变空间再造所带来的居民居住模式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居住空间的压缩与集聚上，也就是从散居到聚居，由庭院化向楼房化的发展。对于易地搬迁的居民来讲，空间再造之前的居住环境一般是以农村聚落为主，因此每家每户之间存在自由分散、密度稀疏的特点。同时，各村落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物理距离，整体呈现出了地广人稀的分布特点。而在易地搬迁完成后，也就是空间再造结束后，为了节省空间，大多数居民都是被集中安置。同时，居民对于居住模式的改变也展现出了不适应的现象。对于之前居住环境的情感方面的寄托以及对传统居住模式的留恋都加剧他们对新居住模式的排斥及不适应，尤其是在老年居民身上显现得最为强烈。这也使得新搬迁形成的基层社区无形中产生了一道基于人心的新的社区边界，阻碍了社区治理的有效推进。2.居民生产方式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是由经济空间的萎缩与繁育所造成的，概括起来表现为从土地到市场所带来的变化。城乡经济差距给基层社区带来了深层次的空间区隔，也使得传统的农耕经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根基。居住空间的集聚既改变了传统村落与基层市场社会互动模式，也使基层市场社会体系在移民社区日常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理空间的集约化也通过公共服务集约化供给延伸了居民社会经济活动半径，充分发挥了基层市场体系的辐射效应。3.居民文化环境改变空间再造给居民的文化环境也带来较大的改变，在治理层面主要表现在文化心理空间的消解与重塑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带来了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变。居民在异地搬迁前后的文化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带来了共同体意识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等问题，这也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空间区隔。从文化心理层面上看，要真正实现移民社区融合，就要增强移民社区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毕竟空间再造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信任的共同体结构。将各自的利益以及空间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可以更好地实现多元主体共同的对基层社区的有效治理，进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且更加开放包容的生活环境[8]。

（二）空间秩序

1.居民居住结构改变空间再造包括异地搬迁在空间秩序上会带来居民居住结构的改变，尤其对于老年居民而言这种变化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居住空间的压缩使很多老人失去了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机会，大部分移民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经济反哺”和“文化反哺”。“经济反哺”指的是丧失经济收入的老人在经济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子女，需要依靠孩子们的抚养度过往后的岁月。“文化反哺”则意味着老年居民很难融入现代的高科技社会，需要年轻一代人的帮助以适应新时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及方式。2.居民组织制度改变空间秩序改变所带来的居民组织制度的改变主要表现为从初级群体转向了次级群体。易地搬迁之前在居民之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制度一般是由村落、邻里所组成的初级群体所制定，所遵循的原则也是以“熟人社会”为主。而在易地搬迁之后，社区化的居住从根本上打破了社会交往在血缘上的限制，传统村落村民间单纯的信任关系下降，社会距离开始显现，移民社会空间出现断裂和离散趋势，地缘群体出现轮廓。所带来的组织制度的改变也使得熟人社会的互动规则和交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延续，便于建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3.社区管理方式改变社区管理方式的改变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权威转向了网格化治理。易地搬迁完成后，基层社区的建立使得先前的村落共同体开始向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转变，管理的主体也由村落转变为了社区，这就对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需要从村落模式中的传统权威转变为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中的网格化治理。网格化管理可以充分利用村庄原有基层治理网络和人员，实现责任落实到人，从而使原有治理组织效用最大化。

五、结论

我国目前的基层社区治理还存在着社区碎片化、冷漠化、个体化的显著问题，在此基础上建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在空间再造视角下，空间再造以及空间秩序都对基层社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改变。因此，在空间再造视角下，对如何快速建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及对其价值及意义展开深入探讨就显得很有必要。未来的基层社区管理中也应当加强多元主体的通力合作，以实现基层社区的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君,徐永祥,徐选国.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176-182.

[2]曾岳.基于集体记忆延续的社区情景性空间与设施研究[J].包装工程，2017，38(14)：116-119.

[3]李建华,袁超.空间正义维度下的城市新贫困[J].城市学刊,2015（1）：44-49.

[4]周晓梅,任雷.社区基金会的兴起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从参与主体多元到资源渠道多元[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88-95.

[5]李丹.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治理：价值意蕴、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J].行政与法，2019(12)：67-72.

[6]刘桂林.从碎片化到网络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J].江南论坛,2018（1）:43-45.

[7]张洁.个体化时代公共精神的培育困境及其超越[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4）:128-131.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3

一、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完善协商制度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创新。

规范议事范围及参与主体。凡涉及村（居）务、财务的重要事项，都要提交村（居）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和表决。参会人员由村（居）民代表、村（居）“两委”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各村（居）民小组组长组成，普通村（居）民可以自由到会旁听。涉及外来人员的议题外来人员代表列席会议，确保村（居）民代表会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协商决议公开。

实施阳光村（居）务工程，凡协商决策需要村（居）委会落实的事项，均通过村（居）务公开栏第一时间公开，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随时收集村（居）民意见，解答村（居）民疑问，对村（居）民的不同意见作出解释。设定每次村（居）民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议题为反馈上一次会议决策的落实情况，确保协商决策落实到位。

（三）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

加强和改进农村（居）建设，规范和提升村（居）民自治水平，夯实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使之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基层社会自治功能，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和途径，丰富自治内容和形式，努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破解基层“两张皮”“灯下黑”“吊脚楼”“大呼隆”难题的路径方法

（一）是建立基层治理工作责任制。通过构建科学合

理、权责明确的评估体系，引导基层组织尤其是“一把手”像抓经济发展、抓安全生产一样重视基层治理。同时，借助问责条例辅以严格的问责办法，用有力的刚性约束让基层组织从思想深处和日常工作中把基层治理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

（二）解决粗放式、碎片化管理的问题。随着基层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多和日趋复杂，尤其是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基层治理迫切需要协同治理。但是，从现实情况看，碎片化管理、部门各自为战的情形非常明显，而且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牵涉面广。很多基层干部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也存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事实证明，这种粗放式管理不仅浪费人财物，而且抓不住治理重点，还容易忽视治理盲点。

（三）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是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基层治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但是，当前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凝聚力不强是突出问题。

三、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明确基层社会三治主体。以基层社会党组织、基层政府、城乡社区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成员，五个三治为主体，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发挥基层社会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注重发挥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治功能，发挥其主人翁的作用，做到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以实现共同发展的共治目标。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4

［关键词］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思考

一、重视国防文化建设在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功能

社区是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聚集的区域。每一个社区都有自身的特质，每一个社区与其他社区存在共性，它们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群体存在形式。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城乡基层社区构成了我们所身处的宏大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社区的各种关系和文化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面貌。国防文化建设在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凝聚人心、培育精神、整合资源等综合功能。对这些功能的重视和提升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我国国民素质和社会发展到新历史阶段的必然趋势。（一）发挥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凝聚功能。随着市场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各种类型的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在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中，既要重视通过内部力量来不断丰富完善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内涵，同时也要积极向外部借力，利用社区内外的各种力量与资源来提升治理效果。盘活社区内部资源、激发社区内生力量，是推动社区居民成为国防文化建设主体，发挥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凝聚力的关键。社区加强同社区外部因素的有效衔接与沟通，能够作用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群。在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凝聚功能，构建和营造积极的文化态势和文化氛围，不仅有利于提升归属感，增强社区内广大居民对国防的关切和以家国情怀为主要表现的责任意识，成为国防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而且能有效提升社区人群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性和参与度。（二）加强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培育功能。在当前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建设互动模式中，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推进社会治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基本组成单位，城乡基层社区在对所辖人群的特点和需求的把握和了解上具有天然的距离优势和信息优势。如社区通过实施网格化管理，能全面掌握社区全体居民的性别、年龄、阶层结构等基本信息。根据社区治理实际需要，通过调研和走访，能精准定位居民的文化诉求，了解民心、民意，实时追踪民众的思想动态。另一方面，社区还可以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和社会网络纽带作用，利用行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的结构式互补，走出去、引进来，与相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社会组织、区域内的部队等实现优势互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国防文化资源的优化、流动与共享，国防文化建设经验的互通互鉴，从而提升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发挥自身的国防文化建设的社会培育功能。（三）提升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整合功能。城乡社区国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主流文化形态在社会基本单元的一种投射和体现，其本身不仅贯彻国家意志和主流价值导向，而且也承载着社会需求，体现着时代特点。社区文化也因其与群众关系密切的特性，兼具了大众文化、群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功能和特征，涉及和渗透到所辖区域人群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成为影响大多数成员的一种文化样式。在当前的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中，要在理念上对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国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逻辑关系有客观而全面的认识。正如2018年8月21日，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积极提升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整合功能，建立符合社区特点的文化输送渠道、文化互动模式、文化建设平台，使以主流文化为导向的不同文化相融合，面向社区群体，基于可接受性将多元的文化介质与大众的文化诉求有机整合，共同发挥作用。

二、我国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区国防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由于当前对社区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使得包含于其中的城乡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存在先天的缺陷。一些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行动浮于表面，社区工作常常依赖上级文件，自主性不高，在实际工作开展中缺乏将文件精神与城乡社区现实情况相结合的意识与能力，不能真正与国防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实际需求对接，缺乏自身的特色和影响力，未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基层社区在人员管理、资源配置、职能划分等方面也存在无法匹配国防文化建设的各种需求的情况，如缺乏相关资源、缺乏专业力量、缺乏整合能力、工作效能低下、无法有效组织活动等。这些原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社区组织在国防文化建设活动中的主观作为少、缺乏作为能力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二）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保障机制缺位。对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在思想上、认识上的重视程度不足和认识不到位，必然导致行动上务虚不务实。政策不到位、人员不到位、设施不到位、经费不到位情况比较普遍，保障机制缺位问题严重。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不是简单的拉拉横幅、喊喊口号、发发传单，举办几次作秀式的活动。当前，一些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措施及其实施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临时性的特征，只为完成任务，应付检查，不仅缺乏长远的规划，更缺乏科学的规划与专业的管理。如果不能把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真正纳入社区文化治理及其评估的范畴，就会缺乏实际的约束机制和全面的考评机制，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停滞不前是必然的。基层社区作为国防文化建设的组织者、推进者、参与者，应承担主要的角色，但其实际作用的发挥却因为缺乏积极响应的社会支持系统而受到限制，难以有效整合周边的国防文化建设配套资源及覆盖更多的人群。一些在各类国防文化建设活动中比较有想法、有特色、有作为的典型社区要么处于“孤军奋战”“孤立无援”的困境，要么陷入“唱独角戏”“叫好不叫座”的窘境，无法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有利局面，对于进一步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三）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城乡发展不均衡。从各种相关数据来看，一方面，我国城乡基层社区在国防文化建设水平、可用资源等方面差距较大，城市社区整体状况明显优于农村社区，东部沿海地区优于西部不发达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显著，地区差异大。这既是由长期以来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的整体状况决定的，也是由国防文化建设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这种差距正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以非常快的速度缩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的要求，2020年我国将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要达到98%以上。在设施建设和资源配套上，乡村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完全可以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作为依托，将自身的发展有机整合于其中，实现资源配置的共享与优化，提升基层社区基础文化设施的利用率，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

三、把握新时代我国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趋势

（一）重视新时代社区国防文化建设新领域。1.强国强军文化。重视国防文化建设，意味着需要不断充实丰富国防文化内涵，使国防文化不仅表现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更应体现于国防活动中的个体与群体的外在行为文化和内在心态文化上。在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中，要紧扣时代脉搏，将强国强军文化纳入其中。围绕强军目标，创设积极向上的全民国防文化氛围，发挥社区在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凝聚与引领作用。在社区日常服务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的发展与完善作为国防文化培育的逻辑起点和线索，贯穿对公民爱国之心、卫国之志、报国之情的弘扬与肯定，使社区居民的爱国主义行为表现、国防责任意识表现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与日常习惯。以发展建设社区国防文化为纽带，使以爱国强国、爱军强军、拥军参军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文化、强军文化更好地融入我国城乡基层社区的建设与治理之中。2.国家安全文化。国家安全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2014年，习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报告中也多次强调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安全态势和现实需求使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日益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国家安全无小事，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家公民应尽的职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国家安全文化有机融入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刻不容缓。社区国家安全文化的培育也应成为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通过扩展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覆盖范围与作用人群，推进社区国家安全文化氛围的营造，改变当前民众国家安全意识的普遍缺失与麻痹，提升与促进基层老百姓的国家安全意识，帮助与引导社区居民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事关个人安危，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增强其对身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识别判断和防范能力。3.军民融合文化。信息化战争时代的来临，使军民融合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大势所趋。世界主要国家越来越注重通过利用国家资源和社会力量提升自身的国防实力。习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在当前的国防建设中和在未来的战争中都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开辟城乡社区国防文化建设新思路。城乡社区是参与社会治理的基层组织，承载着在基层继承、传播、发展文化的重大使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在社区落户，离退休人员、待业人员、外地务工人员大量进入社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辖区居民进行组织、教育、管理的功能不断完善，逐步成为辖区居民生活、学习、就业、娱乐的主要依托。社区在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与此同时，传统的社区文化也正在面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挑战。研究表明，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需要恰当的与群众联系密切的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具体的、鲜活的，是贴近日常生活的，而不是宏大、抽象和空洞的。在这个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国防文化建设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必须与时代要求相契合，既懂得依靠传统方式，也勇于尝试对新型媒介渠道的探索和利用，特别是积极发挥信息化技术条件下新媒体平台的作用。借助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等终端，海量、迅速、实时性的传播形态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平台。通过引入社区红色文化微信公众号、国防文化APP、国防文化宣传教育社区直播平台等新媒体形态，社区国防文化的传播和表达方式将日益呈现出个性化、丰富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国防文化活动日益亲民，其互动性必然大大增强，社区民众对此的接受度也将显著上升。

参考文献

［1］王倩.城市社区文化营造: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以上海市两个社区为例［J］.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7(6):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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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5

关键词：和谐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社区建设

社区工作在历经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两个具有里程碑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和谐社区建设的新阶段。虽然对和谐社区有不同的表述，但总体衡量就是“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保障有力、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特色明显”、使社区“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家园”。和谐社区建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新的分水岭、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段，根本在于三个“凸显”：一是和谐社区建设更凸显了社区的重要地位，即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从和谐社区抓起，这是提出建设和谐社区的基本前提；二是和谐社区建设更凸显了社区工作的目标，即社区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和谐为依归，这是对以往社区建设目标在境界上的提升；三是和谐社区建设更凸显了社区建设的丰富内涵，致力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社区工作，必须要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拓展新的视野、增加新的内容、强化新的功能、发挥新的作用，从而使社区建设的系统性特征更加明确，使社区的各个要素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新的诉求。因此，较之于以往的社区建设，和谐社区建设既是一种境界上的提升，也对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仅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而且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合理化变革也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其特有的优势与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新”：

一、和谐社区建设催生基层社会管理运行的新模式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在当前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任务非常繁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适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新体制，确实十分迫切。但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重点在基层，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造。之所以说难点在基层，是因为社区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心。据统计，我国现有5亿多人生活在城镇社区，包括4400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2600万已经移交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职工、2200万城市贫困人口和1400万下岗失业人员。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形式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为“社会人”进入社区，越来越多的征地拆迁人员进入社区、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进入社区。社区居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趋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群众的多方面需要，给基层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之所以说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造，是因为现在社会管理的基础已不是计划体制，而是市场经济，那么，在经济领域成功的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社会管理是否可以市场化？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在某些社会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正面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是负面的，无节制的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在公益事业领域实行“市场化”“产业化”，难免走偏方向。社会生活比经济生活复杂的多，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市场机制，还有法律的、伦理的、心理的、文化的机制，让这些机制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就必须创造综合的机制系统。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竟争，那么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协同”：协商意见、协调利益、协作配合。而这些也正是和谐社区建设的主旨和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和谐社区对这些基本原则的不断的演练、试验和实践，酝酿成熟的做法，催生基层社会管理运行机制的新模式。

二、和谐社区建设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载体

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般的政治原理来看，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管理，都会努力寻求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国家权力并不试图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相反，容许社会自治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并有意识的与之衔接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尤其在当前市场化、法制化、多元化的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民主政治的内在发展逻辑，使得行政权力更不可能完全、直接的渗透到社会的最基层、渗透到最基本的社会组成单位之中，社会各种形式的自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有效的社会治理并不是通过的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来完成，而是通过合理范围内的国家权力运作、社会自治的有效展开以及这两者的相互合作来实现。社会自治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自治的发展中，社区的自治发展最具战略意义，因为在这种自治中，社区能够比较有效的聚集各种自治要素和自治资源，成为社会与国家合作治理的重要载体。因此，从根本上讲，民主自治决不仅仅是政治范畴的问题，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特别是面对基层社会管理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社区民主自治的发展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以“居民自治”作为首要目标指向和核心的和谐社区建设，确实为基层社会的治理拓展了新的载体，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区是社会的基层，能够进行有效的民主实践，使民主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生长性，培育社会自治、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二是通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等民主自治的学习与实践，提升社会自治、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三是社区各类民间组织和社区代表大会、议事会、协商会等多种自治的形式，拓展了社会自治和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和空间。

三、和谐社区建设成为基层社会管理整合的新抓手

“整合”是一个与“分化”相对应的概念。社会发展既是一个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整合的过程。而分化后的整合，即找到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以便协调那些新分化了的子结构，使这些子结构相互协调，恰恰正是社会管理的难点和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随着各方面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单位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三个明显弱化”，即单位对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和依赖性日益弱化，职工对单位的利益依附日益弱化，单位对职工的利益关系的整合功能日益弱化。尤其是随着福利分房政策的终止、货币买房政策的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单位中的居民除了在单位取得基本收入外，其他的利益关系已逐渐从单位中剥离出来，融入社区。这说明，以单位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组织化的社会生活逐渐向个体化的社会生活转化，人们自我发展的空间从单位组织转向空间更为广阔的社会。伴随着人的生活空间的位移，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调控中心也逐渐转移出单位，向社会积聚。以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为核心的社区逐渐上升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而伴随着这样一个进程的演变，社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就成员的构成来看，出现了“四个增多”，即：老年人口增多、退休人员增多、暂住人口增多、无传统单位归属的人员增多，并且不同的人群在社区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就这些利益关系的结构来看，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如社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与社区单位的矛盾以及社区居民与政府管理部门的矛盾，在农村还有农民与开发商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已远远超出了过去社区内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的范围；就社区承接社会改革的事务来看，社区工作的内容不断增加，社会化管理、就业、保障的任务越来越多，大量社会事务性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也正在进入社区，社区与居民利益的联系不断密切。所以，居民通过行使民主权利调整利益关系的空间，必然突破“单位体制”而走向社区，使以和谐为指向的社区成为取代传统的“单位”而对基层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新抓手。

四、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基层行政机构改革的新视角

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看，政府机构改革仍然是要不断推进。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起，乡镇机构改革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配套改革工程，已经在逐步付诸实施，中央明确要求，要积极稳妥地合理调整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精简富余人员，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这说明，中央对农村基层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这就是减员、增效、转职能。城市基层行政机构的改革虽然没有同步启动，但面对城市基层管理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如果仍然不断扩大街道办事处的职权，把街道办事处变成一级政府，则不仅解决不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而且沿着原有的惯性发展下去，很可能把街道办事处变成新的“全能政府”，这显然有背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所以，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既然不能扩大基层行政机构，那么社区以其特有的功能自然成为人们思考的一个新思路。实践也已经表明，社区不仅能有效的承接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人员的分流，使他们在社区这个舞台上获得展示才能的更大空间，而且更能有效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剥离的事务，解决好政府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问题。赋予社区更多的权力和更大的自治空间，不能不说是今后基层行政机构改革值得思考的一个方向。西方国家如欧美等，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到现代大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这些国家的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机构健全，权限职责清晰。社区内建有自治性的社区委员会、社区董事局、社区服务顾问等组织机构。许多城市都订有自己的“宪章”或相应的法规，对各种社区组织机构的组成及权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具有法律保证。在实施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社区治理的各项服务性工作一般是由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具体操作实施。以美国为例，由于最高法院根据宪法修正案裁定，只要不影响区域或国家的整体发展，每个社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特色。因此，在这些国家没有最基层一级的行政机构，社区实际上就是基层社会管理单位。当然，由于文化差异和发展背景的不同，我们基层社会的管理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和内在规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和谐社区致力于建立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和自我发展的机制，确实为基层行政机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总之，和谐社区建设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应当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同时，从基层社会管理的角度来审视，和谐社区建设又有着更高的要求，当前，尤其要加大力度以公共服务来构建服务社区、以政社分离来构建自治社区、以民间组织来构建民主社区、以社工队伍来构建人才社区，使和谐社区建设在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中，更好的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①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意见》

②李学举部长在2006年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③［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⑤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

⑥［美］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⑦［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6

一、加强基层的社会服务工作，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基层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整个和谐稳定社会大环境一样，也应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它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为全社会服务，是建设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要求。政府在城市街道派出的行政管理机构要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承担起对基层社会自身无法处理和难以解决好的社会事务加以有效管理的职责，承担起为基层社会服务的职责，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它对社会的行政管理，既是一种管理职能，也是一种服务职能，它对此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基层行政管理工作既要加强社会管理功能，更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社会服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

（一）加强基层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基层的社会环境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在社会关系处理上仍然遇到许多矛盾和问题。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只有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依靠完备的法律体系，维护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妥善加以处理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得到合理调整、社会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社会成员就可能和睦相处，社会关系就可能和谐畅顺。反之，如果矛盾和纠纷调处不当，社会成员则必然冲突频发，社会关系必然扭曲动荡。实践证明，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绝不会自发地生成，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构建基层的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必须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调处工作。

首先，要建设好基层调解机构。建立法律法规确定的调解机构，它应扎根于基层，为解决基层的矛盾纠纷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情况下，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必然增多，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关系和矛盾也必然增多。而当前有多种调解处理的形式和处理的部门，如仲裁调解、邻里调解、司法调解等，属于专门专业的或自发性质的调解处理。如果在城市的街道或农村的乡镇，设立法定的、有权威有效力的调解机构，负责调处当地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就可以在基层统一调处发生在基层的问题，成为我们各类调处的基础。我以为，以街道司法所作为基层的法定调解机构，把调解发生在基层的邻里纠纷、民事纠纷、群众的一般性矛盾等作为其一项基本工作任务。

其次，要明确基层调解机构的职责。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授予基层调解机构工作职能和工作责任。对发生的纠纷和矛盾及时有效进行化解，防止矛盾激化和转化；对存在的纠纷和矛盾苗头采取措施，积极预防。通过预防和解决发生在基层的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是基层调解机构的法定基本职责。要从程序上加以规范，建立调处的原则、方法、法律责任，制订工作细则，为调解工作确定具体的操作法则。

再次，要赋予基层调解机构工作的手段和措施。保障调解的效力，须以法律加以确认，确保达成的调解须遵守和执行。对调解的执行和实施，要有相应的强制或救济，以保障调解的效果。要给予一定的调解工作手段，必要的调解保障措施，以发挥调解的作用。

（二）加强基层的社会治安防范工作。基层的治安稳定、安宁有序，牵涉千家万户，有了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才能有和谐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的秩序，最重要的是依照法律法规，推进基层治安防范工作，保障基层的稳定。在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形下，在城市的街道、社区、里巷、住宅小区，还有诸多影响稳定的治安问题，如入屋盗窃，街头抢夺、抢劫和盗窃等常见多发性犯罪，以及打架斗殴、伤害和欺诈、诈骗行为等。虽经多年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仍难以遏制，严重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构建基层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不能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不能不建设基层治安防范经常性机制。

一是要建立基层治安防范法律规范。以“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制定基层治安防范法规，明确治安防范的机制，治安防范的措施和办法，治安防范的责任。做到基层治安防范有法可依，有法须执行，形成基层治安防范网络，造就治安防范经常性机制，确实地保证维护基层稳定法律措施的落实，确保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建设法定的治安防范群众组织。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离不开公安政法力量的建设，加大打防力度；但更重要的是建设好群防群治组织，形成基层群众参与的治安综合治理力量，有效地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首先，在城市应着重抓好街道的综治组织建设，包括社区的综治组织建设。街道基层要设有综合治理机构，还要组建经常性、常设的综治管理队伍，赋予明确的分工、职责，承担基层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次，要通过法律规范，授予街道等基层综合治理组织以明确的职权、职能。在街道等基层组织，要承担综合治理责任时，也应赋予它一定的综合治理管理职权。在城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治安、流动人口、消防、出租屋、违法经营等管理问题突出，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难以经常覆盖到整个区域，必须依靠基层综合治理组织行使管理权。因此，划分职能部门和街道基层组织的管理权限，有分工有配合地开展工作，使街道基层综合治理组织有权有责，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行使治安综合管理职能，因而有效地管理好所辖地区。

三是探索构建和谐稳定基层社区的工作新思路。要建立经常性的治安防控机制，社区治安防范新体系，可试行在城区分片小区式的物业管理制度，把分散失管的住宅楼宇，组织起来，变为小区物业式的管理，把小区内的治安、消防、人口、物业等进行综合管理，保障基层治安稳定。当前，要理顺街道基层组织与物业公司的关系，在城乡结合部，还要理顺与原村办经济联社等组织的关系，确实地把基层社会的稳定工作做好。

二、加强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氛围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依法治理，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不断努力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改进基层的各项管理工作，更要在基层建立公平、公开的民主制度，完善基层人大工作制度和群众选举制度，倾听群众意见，改善干群之间沟通的渠道，构建基层民主平等的政治氛围。

（一）积极完善社区居委会的民主自治制度。在城市，居民委员会是主要的基层自治组织制度。它具有基层性、群众性、自治性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组织形式。通过人民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直接参与民主管理，实现基层社会生活民主化。按照宪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当前，居委会普遍存在职能混淆，自治功能薄弱，负担过重，实际上成了在基层替政府办事、完成行政工作的机构。为完善基层的民主制度，应逐步进行“议行分设”的改革，把政府的行政职能从居委会中完全剥离出来，居委会只成为基层的议事机构，对基层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居民权益，进行商议、监督和跟进，而社会治安、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等社区行政事务须由基层行政机构去办理。理顺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使他们二者摆脱历史上存在过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形成一种双向依靠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社区居民会议是社区的议事机构，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涉及基层社区的重要事项；社区居委会经商议和决定的具体事项由基层行政部门去实施，并对实施情况予以监督。

（二）增设城区人大常委会的街道工作机构。城市的街道是一个较完整的小社会，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街道承担着多种行政职能，城市管理、社区建设、社会治安、优抚救济、计划生育、文化卫生、公共服务等等，都属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日程。城市管理专业化的发展和职能部门工作重心下移，政府职能部门和法院、检察院都在街道设立了基层派出机构，如工商所、城管中队、司法所、派出所、刑侦中队、法庭、检察室等。随着基层工作的发展，职能部门派驻基层的工作机构也将更完备和完善。面对城市发展的新情况，城区人大常委会面临如何更好地行使对基层行政执法和法院检察院派出机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的新问题。鉴于“一府两院”的基层派驻机构更广泛地行使权力、实施管理和执行法律法规，城区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支持职责理应行使到基层，要将监督工作的视野向基层延伸，促进“一府两院”驻基层的机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廉洁奉公，高效工作。

一要适应形势适时设置人大常委会的基层工作机构。基层的行政管理和执法活动，更直接面对群众，更直接涉及群众的权益。对基层行政管理和执法工作的情况，人大常委会有权有责进行监督。既监督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和执法情况，也要监督其设在基层的机构的工作和执法情况。城区人大常委会在街道设立了工作机构，便有了基层直接议事、监督的专门机构，它的工作体现了基层群众的意见和意愿。人民群众可以把意见和建议直接向基层的人大代表及其工作机构表达，城区人大常委会的各项职责和工作也可以通过其基层工作机构直接去履行，基层行政管理和执法活动得到直接监督，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可望得到切实的保障。

二要制定法规和工作制度。城区人大常委会在基层设置工作机构，必须要有法规确定，规范城市街道工作机构的名称、职责、工作任务，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保障工作机构的法律地位。因此，地方人大应就基层人大工作机构制定条例，从法规上明确其地位和任务。另外，基层人大工作机构要制定自身的工作规则和制度，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制定相应的《工作规则》、《联系代表的办法》、《内部规章制度》等制度，认真组织实施。

基层人大工作机构的设立可以为人大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充分行使代表职务搭建了平台，能够随时对街道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开展支持与监督的工作，能够利用代表的权利，具体地指导社区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宣传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有关的政策法规，同时能够收集基层群众中反映的意见和问题，形成代表的建议、批评、意见或议案，切实发挥对街道政务的推动作用和监督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7

关键词：“互联网+”；社区治理；协同治理；网格化

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传统刚性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渐渐不能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如疫情）发生时，更是暴露了社区治理体系的短板。因此，推进社区治理扁平化、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创新，迫切需要构建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网格化管理为基础的多元协同治理的“互联网+”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体系。

一、我国社区网格化管理现状

（一）社区管理行政色彩浓重。目前，我国大部分基层社区的网格管理员是由社区居委会成员担任。居委会成员的选举、运行经费、办公设施等主要是由国家财政供给，居委会成为传达政府行政指令的“触角”。社区公告栏中往往能看到网格管理员信息的公示，却难以在网格中真正看到管理员的身影，居委会“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显著。（二）信息系统不能全面支持社区治理。我国很多社区的信息系统依托于当地的公安数据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社区信息系统存在感低，未能给社区治理提供有效帮助。面对大量的数据记录工作，很多社区仍采用手工记录、纸质储存的方式，纸质材料文件厚厚地堆积于居委办公室。有部分社区网格的信息系统可以完成社区事件的上报，但上报的问题总石沉大海。总之，目前我国大部分社区信息系统无法全面支撑社区复杂的管理服务工作。（三）社区治理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在我国，各地政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差异很大，社会资源的差异也使社区治理数字化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有些社区已经开展了“互联网+”网格化治理的试点，如上海徐汇区打造了智慧网格化2.0城市运行平台。然而除一线城市外，我国大部分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社区治理主要还是依靠网格员与居民的线下沟通，居民和居委会的单向交流，有些社区甚至连电脑等基础的硬件设施都不具备。

二、传统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协同自治的基础薄弱。在传统的社区网格化管理中行政色彩浓重，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网格化管理下社区协同自治的基础薄弱。第一，协同自治的空间小。由于政府还未真正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在对待基层问题的方式和作风上仍然“一把抓”。政府对基层社区的放权赋能不够、政府信息透明化程度低，导致社区缺乏自治空间，社区工作人员渐渐沦为上报信息的传声筒。第二，协同自治的主体少。面对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政府单一主体的服务供给已不能满足。基层社会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尚低，服务供给主体少，不能对政府形成有效补充。同时，缺乏整合各方资源的平台，居民的需求不能及时供给。第三，协同自治的意识弱。现代社区中居民间缺乏交流互动以及协商共治的过程，人际关系的疏远和社会信任的降低使得网格内居民缺乏统一公共价值，多数居民对网格事务缺乏热情甚至漠不关心。（二）社区信息系统缺乏成熟的体系。我国大部分社区信息系统在社区治理中存在感低，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网格信息系统设计缺乏顶层设计、功能不完整，难以为复杂的社区治理提供帮助，导致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信息系统不兼容，数据无法共享。同时，传统的社区信息系统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连接不够紧密，生计、卫生、司法等部门的信息系统无法与社区实现数据的直接传输共享，甚至政府内部不同地区、层级和部门的数据共享也没有真正实现。这些“不兼容”造成了数据收集的重复、多头管理的加重，形式主义在其中黯然滋生，严重加大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三）社区治理数字化建设投入不足。虽然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社区治理数字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是大部分地区的社区数字化管理水平仍然很低。主要因为大部分地区基层社区治理数字化建设缺乏资金、技术以及人才。在资金上，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低，不能提供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使得社区信息化发展的基础设施配备不到位，社区数字化治理难以深度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技术与金融、建筑等领域的有效结合创造了新的价值，但目前“互联网+”社会治理领域的探索存在巨大的空白，企业及投资者还未把目光大量于此，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建设缺乏社会资本的投入。在技术上，社区治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在保障数据安全、打破数据壁垒、加快数据传输速度等方面仍存在技术上的不足。此外，由于综合数据平台的搭建成本较高，不利于基层治理数字化建设的发展。最后，我国大部分基层社区缺乏社区治理数字化人才。从事社区管理的工作人员，大多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互联网的操作不熟练，不能满足网格化管理的信息技术要求。

三、构建“互联网+”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体系的对策

传统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亟须社区治理方式上的创新。通过以下对策构建“互联网+”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体系，能够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描绘出新的方向。（一）建立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机制。面对当下社区协同自治基础薄弱的问题，应当建立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机制。所谓“协同”是指协调多方主体、多个资源，共同参与到同一件事中，团结一致实现同一个目标。从社区网格化管理到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协同作用。要建立协同治理机制，首先政府应该理顺与街道、社区的关系，加大对基层放权赋能的力度，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从对具体问题的发号施令者转变为掌控基层治理发展方向和总体状况的“掌舵人”。其次，政府要积极引导志愿团体、社工群体、企业等社会团体参与到基层网格的治理中来，要努力培育能够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力量，鼓励基层服务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建成市场化的社会服务体系，从源头上扩大社会服务的供给。社区要对现有的治理流程进行优化，利用互联网平台协调各种社会资源，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来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多元治理。最后，社区管理者要注重提高居民的自治意识，完善监督机制，引导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通过互联网平台加强居民间的交流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培养社区价值共同体。通过构建社区居委、楼长、物业代表、社区志愿团体、相关企业代表等多主体协商机制，保障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真正实现基层群众的自治。（二）构建社会综合服务数据系统。近年兴起“互联网+”的发展模式，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广阔的网络平台可以帮助传统业态焕发新的生机。实现“互联网+”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首先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针对社会治理的特点完善信息系统的设计，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打造全社会综合服务数据系统。然后由上至下层层推进各层级、各地区、各部门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的构建，将社区安全监控、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社会服务查询、政府信息公示、居民信息统计等与市政、城管、环保、住建等各个社会管理相关部门的数据平台的接口进行匹配，真正实现数据实时共享，全面支撑社区复杂的管理服务工作，提升社区治理信息化水平。社区数据服务平台要能够与社会综合服务数据系统中的各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从而帮助社区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区协同治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同时，在数据管理中要注重数据的分类、分级，避免数据重复，提高数据利用率，减轻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最终，要实现社会数字化治理全国“一盘棋”，真正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三）加大对社区治理数字化建设的投入。“互联网+”社区治理面临着我国社区数字化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的难题，要真正在全国实现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与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政府要加大对社区治理数字化建设薄弱地区的财政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发展。政府还要积极引导企业将目光投向“互联网+”社区治理方向，提供优惠政策以吸引社会资本的流入，鼓励企业开发多种类型的互联网产品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第二，企业及相关机构要加大对信息技术难关的攻克力度，争取早日解决现有的数字化建设难题，为社区治理数字化建设扫清障碍，保障数据安全，降低数字化建设成本。第三，要构建基层治理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的技术培训、各社区管理人员经验交流等形式，提高基层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帮助工作人员掌握新的社区数字化治理技术，从而提高其管理与服务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张佳慧.从“网格化”到“互联网+”：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的重构———以海宁市西山社区为例［J］.嘉兴学院学报，2017.29（2）.

［2］李颖.断裂与弥合：“互联网+”时代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困境与再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6（11）.

［3］李解生.互联网+时代下社区管理创新模式［J］.中国建设信息化，2015（19）.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8

一、基层党建在社会建设中面临的新课题

(一)社会建设蓬勃发展带来党建新课题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空间得到相当的成长，日益组织化的社会力量不断增强，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且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公共事务中去。社会组织的发生、发育、发展显然成为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之前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通过激发社会个体活力得以实现的话，那么中国未来30年发展所要完成的社会建设，则必须通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与能量来实现。复旦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认为，未来十年，需要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形成的社会力量构建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加强政党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发展还处在不规范的过渡阶段，但它引起的权力转移和民主化发展趋势却显而易见，要适应因社会组织发展而带来的权力转移和进一步的民主化趋势，在权力主体多元化和进一步民主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创新党的执政方式。［2］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是一个引起深刻社会变革的过程，重要特点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自我组织机制、解决问题的能力随其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弱化，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将建构产生新型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这是党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主导性整合力的重要契机。在社会建设推进过程中产生的新兴的社会组织包括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次的新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部分中介组织，而更大量的是延伸到基层、分布在城乡社区的各类“草根式”的群众性活动群体和各种互动式的协同组合，可称为是“基层社会组织”。在政府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新社会组织数目不少，但在广大城乡基层社会为数众多的是非注册登记的、所在社区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如在新碶街道经由社区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已达到450多个。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已经受到重视，但群众参与更为广泛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却遇到了瓶颈，工作缺乏路径，开展具体工作难度较大。可以说，草根式基层社会组织的大量产生，成为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难点，而在这些基层社会组织中散落的为数不少的党员发挥作用的条件则更为有限。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引导，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引领它成为一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和积极力量，使基层社会组织向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方向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是一个“接地气”的党建新课题。

(二)基层党建坚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局限于党内建设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一个政党要存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群众的要素居于首位。［3］坚持群众路线的基层党建就是党在社会中的根须。“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以其笼罩性、平等性、凝聚性和民间性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4］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力就是基层党建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的社会整合能力。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整合的过程就是表示“找到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以便协调那些新分化了的子结构，使这些子结构相互协调和整合或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协调与整合”。［5］正如林尚立指出:“政党对社会的整合，不是要使所有的社会组织政党化，而是要使社会的组织社会化，真正拥有服务社会、协调社会的功能，政党借助社会化的社会组织网络，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整合。”［6］在社会网络日渐成型、基层社会组织的积极功能日渐显现之际，怎样在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间形成一种正向引领的“共振效应”，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执政党通过行政权力在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部门人员中直接管理的能力正随着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的改革而不断弱化。至于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部门之外的社会领域，党可以凭借的行政权力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执政党通过行政权力系统直接管理的空间遭到挤压，其在社会领域的领导核心作用遭遇新的挑战。目前中国共产党及其基层组织功能创新与调适的重点，是不再以传统的手段和方式体现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而应回归社会，进驻政府行政权力退出的空间，以非权力方式体现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扩大党在基层社会的整合力成为新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基层党建应从重党内建设走向重党外联系，即通过外展的党建充分发挥党的社会整合力，直接对基层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塑党的权威。传统党建将党建工作的重点放在党内无疑合乎“党要管党”的基本准则，但是这并不排除将党建工作向社会延伸，相反这是基层党组织寻找新的工作增长点，防止组织“空转”的有效途径。

(三)引领新兴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党建的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同时报告也指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全面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这一表述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组织的科学创新指出了下一步方向。党的基层组织构成了党的组织系统的基础部分，是党的根基所在。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是党扩大社会影响、提升整体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深层动力，关系到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党建的深度推进和基层社会的和谐团结。就党联系社会的主体而言，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社会的最直接主体。党的基层组织一方面接受党中央和地方组织的领导，另一方面又担负着直接联系社会的重任，是党在社会中的“组织触角”和“神经末梢”，是党赖以感知和把握社会脉搏进而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托。针对基层社会组织领域新，党建工作相对薄弱的实际，发挥基层党建的社会整合功能，可以引领基层社会组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政治坚定、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及时发挥引领作用，保证了推进基层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可以及时消弭社会基础中影响党执政的负面因素，扎实扩大党在基层群众中的整合能力。在中国语境下，对于“党建”一般的理解就是政党在政治、组织、思想、作风等各方面的建设，狭义理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通过分析基层社会组织和党建的现实情况可以看出，针对社会组织进行的党建工作，包括了中共在基层社会组织中进行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在社会组织的初级发展阶段，针对大量草根式基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介入发挥了类似“孵化”的社会建设作用。这是基层党建突破传统党建范围的实践创新。

二、基层党建引领社会建设的机制创新与效能发挥

(一)调研点基层党建开展的社会发展背景和实践路径

课题组选取了在城镇化过程中积累了基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丰富实践经验的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进行调研，通过案例进一步开展分析总结。新碶街道是改革开放后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形成的新型城区，辖区面积约71.3平方公里，下辖15个社区和22个行政村。区域内有工业企业800多家、个体工商户(企业)9000多家;辖区户籍人口约8万人，外来流动人口22万余人。2012年，街道完成一般预算收入38.66亿元，实现财政收入3.03亿元。街道党工委下辖党委6个，共有党员4528人，党总支16个，党支部244个。新碶街道以提升“城区发展水平、社会管理水平、政府服务水平”为目标，先后荣获了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先锋工程五好乡镇党委、省级文明街道、省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等综合荣誉。可以说，新碶街道经济发展水平高，非公经济组织林立，外来人口多，城乡交融度高，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发育相对较早，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较为明显。但同时，因传统的“单位”组织体系的行政功能、社会功能弱化，党的基层工作也出现许多空白地带，社会秩序的有序性、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碶街道党工委从2006年起直面现实问题，调适基层党建组织网络，在构建党(国家)—基层社会组织—个人的基层党建机制的基础上，针对街道内蓬勃发展的450个“电子”———草根式基层社会组织现状，推行了“磁场覆盖式”机制的创新性工作。其主要思路是以基层党建组织网络为基础，各级党组织主动引领基层社会组织举办各种公益服务活动，通过这些公益性的服务活动构建起充满党性磁力线的党建大磁场，党的社会整合力和凝聚力贯穿其间，让原本处于无序、松散、资源短缺的草根成长中的基层社会组织被引导，在党建营造的磁场中有序、集中、凝聚。同时也激活了散落其中或周边的党员群众。以此既达到了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目的，也达到了党建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效能发挥和工作全覆盖。

(二)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创新具体举措与效能显现

1．在基层社会组织孵化期的培育机制。新碶街道成立了基层社会组织指导和服务中心，统一进行管理，实现了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社区党建培育基层社会组织的工作思路。按照群体层次、兴趣爱好、资源集聚等三个层面实现区域内各类社会群体的有效凝聚。通过党组织在社会中孵化更多的基层社会组织，通过党建辐射下的群团、社会组织不断孵化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培养发展成党员。通过这一党建方式，一方面在培育和发展新的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拓展党组织新的活动空间;同时也发挥了共产党员及干部在利益维护和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培养一批善于做社会组织工作的党员，使其逐渐成为社会组织的领导者。把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党员干部放到社会组织工作中锻炼成长。对不是党员的社会组织的领导者，条件比较好的，主动去做培养工作，发展成党员。2．在基层社会组织培育期的示范机制。新碶街道引导一群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中共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其他积极向上的热心公益人士组成了示范性的红色社会服务组织———“红领之家”。“红领之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为纽带，辐射联络基层社会组织的广大成员“服务群众、奉献社会”，鼓励“红领”在活动中亮身份、尽义务、做奉献、树形象，密切与社会群众的联系，发挥党建磁场对其他基层社会组织的整合力。通过这一红色社会组织的活动，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党员干部后备队伍，培育了一支适应社会化的党务工作者队伍。针对目前党员群体年纪轻、有活力、热衷网络交流等特点，“红领之家”突破传统的教育方式，开通了博客、论坛、QQ、微博等新兴媒体手段，开展多渠道交流学习平台。“红领之家”还根据“红领”的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将活动分为宣传类、便民类、帮扶类、环保类、文明劝导类等多种类型，有针对性的开展社会服务。“红领之家”设立的前5个月，就有235名红领注册，组织大型活动135次，1000人次参加活动，累计服务时间4383小时。3．在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期的组织机制。基层党建的组织机制有利于开展基层社会组织的联系工作。新碶街道党工委打破了过去按照单位和地域设置党组织的传统方法，根据生产力布局和管理对象的流向，设置联合党委和区域党组织，使基层党的组织架构与城乡统筹的形势相适应。并在城乡统筹基层党建、“两新”党建等多个领域打破人才、组织、教育等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力求党建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主体之间有序流动。建立了城乡共享的干部人才新体系，将农村专职工作者、大学生村官以及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三支队伍进行归并。联合党委和区域党组织通过远程教育、党员信息库、网上支部等开放灵活的新模式，破解了零散党员和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题。其在党建上的突出意义就在于为基层党组织对区域内各种社会组织实现有效引领构建了一个合理分布的“磁场”发射网。4．在基层社会组织成长期的平台机制。新碶街道的“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于2007年8月发起，规范于同年10月北仑区委下发的〔2007〕57号文件。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在新碶街道党工委的主导下组建，作为基层区域自治管理的协作、协调、协商组织。理事会吸纳了区域内相关经济、社会组织以及流动人员等群体组织的代表为理事会成员。理事会一般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与党员服务中心合署办公，秘书长由区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担任。理事会按照“以党建促共建、以共建促和谐、以和谐促发展”的思路开展工作;一是定期协商区域社会公共事务，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条块结合、共驻共建的工作机制。二是积极动员和组织区域内各类社会组织参加区域性、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活动。三是负责反映各理事单位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及时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党委构建这个理事会，使各类基层社会组织有了一个共同参与的协商平台。

(三)机制创新和效能分析: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第四种”探索目前，在社会建设过程中针对新兴的社会组织进行的党建工作，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的探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以广东为代表，在登记管理机关成立社会组织党工委。在省社会组织党工委成立后，市、县级社会组织党工委纷纷成立，实现了社会组织党组织的全覆盖。第二种以北京为代表，在业务主管单位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第三种以深圳和重庆为代表，分别由组织部门成立“两新”组织党工委。然而，与比较成熟的已登记注册的城市社会组织自上而下覆盖的党建模式相比，草根式成长中的大量仅社区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基层党建工作仍存在着难题和空白。主要有:绝大多数仅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没有或没有条件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这些社会组织中的党员长期不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比较薄弱，党员未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社会组织内即使有党组织，其设置形式往往也不够完善，难以担负起对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的职责;大量的草根基层社会组织大量存在，难以进行有效的党建工作。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推行的这种“磁场覆盖式”基层社会组织党建引领工作，可以理解为前述三种建立专门党组织以外，针对基层社会组织进行的开发原有党建资源的第四种探索。笔者认为这一探索进行的机制创新蕴含了四大特点，值得借鉴。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为纽带辐射联络基层社会组织的广大成员;2.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表率引领基层社会组织健康成长;3.以党委领导、行政与自治的三位一体衔接为手段组织动员社会力量;4.以公共利益的共享为目标服务民生需求。既引领了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也提升了基层党建的工作水平，还增强了服务民生需求的效能。这种方法的优势还在于能有效地使分散游离的“电子”———大量发展不完善的基层社会组织能够聚集在基层党组织的“大磁场”中，从而进一步凝聚分散的党员、凝聚小微社团、凝聚初长成的基层社会组织、凝聚无序的社会力量，提高党对这些社会游离“量子”的动员整合能力。更为细致入微地实现党建对基层社会组织的整合力，真正达到党组织影响力的底层覆盖。

三、基层党建在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整合功能的启示与建议

新碶案例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党的建设尤其是基层党建应围绕加强党的领导这一中心环节，积极探索新路径、新形式，超越过度依赖政权力量展现政治领导力的传统方式，以“接地气”的方式展现基层党的政治整合力，进而保证贯彻和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对各类基层社会组织的联系，引领各方力量共建和谐社会。第二个启示是:基层党的建设应着力于将党内事务与党外事务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不仅要考虑到党内的意识诉求，更要考虑和照顾到党外各方的意识诉求和利益诉求，不仅要动员和激励党内的积极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要动员和激励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和广大基层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功能向基层社会各领域的纵深地带发展。由此，调研组就基层党建工作提出如下三方面建议:

(一)党建引领与尊重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相统一。从政治学角度思考基层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工作，我们也认识到必须关注如何保持政党的行政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既要通过党建增强执政党社会整合力的效能发挥，又要照顾正在成长中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二)党建引领与提升基层社会组织的自觉性相结合。基层党建对基层社会组织要起到价值引导和行为约束的作用，帮助其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念和取向，进而激发基层社会组织联系群众和服务社会的自觉性。党组织可以为他们培养提供人才，提升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水平。还可以提供榜样，强化基层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因为从长远发展来看，党不可能联系所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党要使基层社会组织成为党的联系组织，就必须主动地建立具有对自发性产生的基层社会组织具有整合性作用和榜样力量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党建引领与创新基层社会组织工作机制的多样性相协调。一是创新沟通机制。积极利用网络等现代媒体手段加强与基层党员群众的沟通。比如，可以创建相应的各种群组织，包括QQ群、微信群、飞信群等，把相关联系对象添加入群，便于在线沟通，保持常态联系，尤其是遇有突发事件，可以实现即时传达。二是创新走访机制。建议有计划安排党组织代表定期走访基层社会组织，一方面解释政策措施、梳理情绪和矛盾，另一方面了解社情民意、听取意见建议，达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目的。三是创新联动机制。在开展社会服务中，要探索建立全方位的联动机制，包括纵向联动(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横向联动(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内外联动(与政府、媒体、企业及相关基层社会组织联动)。通过多方联动，搭建一个共同参与的互动沟通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与互补。最终完成基层社会组织公益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两个根本转变:即由单个组织独立服务向群体联合提供服务转变;由组织独立开展活动向与社会各界联合开展活动转变。

本文作者:孔陈焱工作单位: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

第二篇: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一、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党成立九十多年来，执政六十多年，拥有七千多万党员，在自身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使我国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一是由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继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仍然很不安宁，这些变化给我们党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利益关系面临深刻调整，党员的自身利益、生存状态发生变化。多种社会利益的冲突,多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使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受到严峻考验。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党员干部获取社会信息的范围更加广泛、渠道更加多样、方式更加开放。如何在这种开放的信息环境下，引导党员干部认真甄别、科学分析、理性看待各种社会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党务工作者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积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党建工作的思路。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习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以“三观”正“三风”，以“三风”强党建，这是兴党兴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重大任务。因此，做好党建工作，基层党建工作是关键，只有把基层的党建工作抓好了，国家才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才能成我们伟大的复兴之梦。四是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建设和谐社会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业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基层群众对基层组织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对生活质量和基层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不断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成为当前基层建设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二、企业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存在的问题

根据当前基层党建工作的现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一是学习意识比较淡薄，一些基层党务工作者素质比较低，不能适应现代新型基层建设的需要。集中表现在大局意识不强，思想认识不到位，协调水平不高。对基层党建工作存在认识的偏差，对职能定位不准，工作简单粗暴。二是工作作风不实。缺乏吃苦奉献精神。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还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现象，直接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党的作风建设和创新能力的发挥。三是形象意识不好。一些党员干部缺缺乏基本的道德品质修养，不能自尊、自重、自爱，没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四是进取意识不强，消极等待思想严重，影响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全面开展。五是法制观念不强。一些基层党建部门不学法、不懂法、不执法，不能切实履行党章和政策赋予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不善于运用制度手段处理重大基层事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党建工作机制不完善。党内监督不健全。党建工作保障不力。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进一步克服。

三、坚持改革创新，大力推进企业基层党建工作

一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的创造力。注重将提高领导班子的党性修养、能力素质与创造性地开展基层央行工作紧密结合，把解放思想和不断创新贯穿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坚持在学习中求创新，在实践中找创新，在工作中争创新，把学习同研究解决履行基层央行职责中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结合起来，围绕问题、深化认识、提出措施，积极在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支部党组成员之间开展“学好一本书、写好一篇心得、解决好一个问题”活动。二是要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与业务水平。针对部分党员党性修养不高、党性意识不强、先锋观念弱化等问题，积极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等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参加“”、“民主评议党员”、“党员奉献日”等组织活动，充分发挥优秀共产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全辖开展“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学习活动，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三是要紧扣时代脉搏，创新党建工作思路。要以建立和谐基层为目标，坚持与时展同步，与新阶段新任务同向，适时调整基层建设的工作思路，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要改善基层队伍结构和素质，把政治素质好、善于统揽全局、协调能力强的基层党务工作者通过选拔、交流、调整等方式，充实到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基层领导班子和基层工作者队伍。四是要勇于探索实践，创新党建工作模式。通过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创新基层组织管理体制、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创新党建工作有效载体等一系列创新，使基层党组织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面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和谐企业建设中更加具有凝聚力。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9

一、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切实增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思想自觉；要深刻理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行动自觉；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协调联动机制，稳步开展基层协商，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开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新局面积极探索，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实践，推动全镇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开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新格局。

（一）促进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创建“有事来协商”基 层协商平台。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政协指导、各方参与、服务群众”的组织架构和多层次的协商工作格局。深化“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试点工作，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村民议事厅、农村社区院落等现有资源，持续推进镇村（社区）院坝协商议事平台建设，使议事协商平台切实成为聚焦中心、服务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宣传政策、推动落实，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平台。

（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切实提高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实效。完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制度，加强议事协商。聚焦党政工作的要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精心选择协商议题，让协商更加契合发展大局，更加贴近基层群众。灵活运用多种协商方式，进行面对面的协商沟通，凝聚共识、化解矛盾。充分发挥基层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的独特优势，推动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推动政协专门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努力发挥“专”的优势。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搭平台、建机制、搞协商、解民忧、聚民心、促和谐，深入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积极开展院坝协商，巩固以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为突破的“自治”基础，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全面融合，协同发力。及时总结提炼并形成制度机制，努力把基层协商民主平台打造成党委政府“好帮手”、人民群众“连心桥”。

三、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保障

（一）建立党委领导的组织推进体系。党委“有事来协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领导、牵头抓总，成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专人负责，负责统筹协调、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在镇村（社区）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各村（社区）党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确保协商议事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和进行。

基层社会治理范文篇10

第一部分理论框架

一、选题与定义

一位学者曾经断言，“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一个真正关心中国人喜怒哀乐的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最基层社会的人的生活。”即使那些把兴趣投向城市、投向“正规军”法律服务、投向标准化或目标性司法程序建构的人，也无法否认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的现状与改革在研究整个中国司法问题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地基，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治理策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基层司法构成我国司法制度的基础和主体（法律规定基层法院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人民法庭管辖除法律法令另有规定以外的所有一审案件）。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众化的冲突/双重困境中以及强大的诉讼积案压力下，寻求建立为当事人提供充分、适当、可供选择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简单、小额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务，亦即“获得正义”（accesstojustice）是当代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中国这种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并且不断增大却又实行单一制政府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为占中国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层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符合其经济、文化层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务，一方面直接关系到基层纠纷的解决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作为“标准模式”的民事诉讼结构是否能够在我国社会里找到确实适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来这一重大问题，并最终影响中国在尚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面临后现代社会的冲击能否作出适时适当的回应。

本课题所指的“基层”是以中国行政和司法建制为标准，指县级层次上的县(市、区)，以及它们的行政下级（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司法派出机构（派出法庭）所辖的区域；本课题所称的“法律服务”是指诉讼、办理非讼法律事务、调解纠纷、协助办理公证和见证、解答法律咨询，以及帮助书写法律文书，等等；本课题所考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指设在乡镇（街办）主要为本辖区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限于本课题的具体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们选取了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重要市场、目前正面临着或存或废或发展或衰败命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窗口，以考察和评价这个特殊群体为基层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务为切入点，观察其在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同时通过考察在其沿革和演进过程中，与之构成职能交叉、隶属或管理、或竞争关系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所）、国家司法机关（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性法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从而透视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的现状和走向。这种定位的现实根据是，官方文字资料分析和实证考察结果都表明，中国基层至今为止并未明确或完全区分“司法”职能（及其主体）与行政职能（及其主体）、政府救济与社会自治性救济，而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上述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之间更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关系。

二、方法与路径

在课题给定的一年期限内，我们选择以全国性文献调查为基础，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考察点进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服务所的发展脉络及其在所在地区的整个法律服务体系（包括基层法院、人民调解、仲裁、律师、公证等）中的位置，最后综合运用不同路径获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证而获得完整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