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范文10篇

社会治理现代化暨为不断深化改革，着力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按照省、州、县委政府的决策和安排部署主动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解决市（州）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以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智能化为目标导向，狠抓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社会安全领域风险防控，着力打造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辖区社会治理现代化，解决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构建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任务完成情况

(一)加强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构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一是强化保障落实。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主导作用。二是全面推行网格党小组建设。充分借鉴优秀的社区经验，在全县推进“党建引领社区”建设，以现有社区为基础，依托辖区单位、居民小区、社会组织等，以单建或共建形式，在建立党小组。

(二)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增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一是持续抓好社会组织党员队伍发展。紧紧围绕“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工作方针，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细化任务目标，层层压实责任，扎实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不断壮大社会组织党员队伍。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人士、党员参加各类党建主题活动。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摘要]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由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居民共同参与建设。在空间再造视角下，空间重构阶段中的空间行政性以及空间社会性发挥功能，空间生产阶段中的空间社会性以及空间治理性发挥作用，通过社会的再组织化实现多个主体对社区的共同治理。基于此，本文以空间再造视角为切入点，对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进行深入探析，以期加快基层社区建设，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新的内容。

[关键词]空间再造；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空间秩序；易地搬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并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开展了重建“城中村”、承接生态移民、安置贫困居民、集体建设住宅等一批改造社区、治理社区的“再生运动”。一方面，在建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空间再造过程中，出现了空间上的风险和治理问题，对基层社区的建设提出了治理挑战，引发了邻里治理的“社区困境”，传统的公共空间在再造过程中消失，导致了社区碎片化、冷漠化、个体化等问题的出现，同时还有社会秩序的消解和治理能力的降低，由此提出了如何通过空间再造快速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1]；另一方面，一些基层社区通过空间再造，建构成了引人注目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形态。本文以空间再造视角为切入点，对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加快基层社区建设，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新的内容，最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空间再造

（一）空间再造的内涵

“空间”是空间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空间再造是空间属性发挥作用的过程。空间再造在改造社区方面从根本上将传统社区转变为社会社区治理共同体。在空间再造阶段社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村里有一些改造的元素。村庄不仅是一个物质空间和治理单元，也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生活和生产空间。空间再造使传统村落的空间要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村落空间解体，村民的生活空间开始城市化。其次，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区治理体系。随着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消失和公共秩序的瓦解，基层社区的公共空间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由此，社会网络和社区秩序开始重建，村民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市民。村庄不再是一个过渡的社区，而是一个整合了生产和生活的社区。基层社区的空间再造是一个新的集体记忆、社区认同和社区秩序生成的过程，或是基层社区中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区的社会网络形成的过程[2]。

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当前，基层治理正经历由单向管理向多元化、参与式治理的创新转变，构建与我县相适应的治理体系，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针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从政策层面加以解决、从业务层面加以指导、从经费层面加以保障的务实举措，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在创新中突围、在共治中拓展、在法治下前行。

一、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完善协商制度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创新。

规范议事范围及参与主体。凡涉及村（居）务、财务的重要事项，都要提交村（居）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和表决。参会人员由村（居）民代表、村（居）“两委”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各村（居）民小组组长组成，普通村（居）民可以自由到会旁听。涉及外来人员的议题外来人员代表列席会议，确保村（居）民代表会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协商决议公开。

实施阳光村（居）务工程，凡协商决策需要村（居）委会落实的事项，均通过村（居）务公开栏第一时间公开，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随时收集村（居）民意见，解答村（居）民疑问，对村（居）民的不同意见作出解释。设定每次村（居）民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议题为反馈上一次会议决策的落实情况，确保协商决策落实到位。

［摘要］建设先进的国防文化是提升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保证。作为构成社会系统基本单位的城乡基层社区在国防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防文化建设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凝聚、培育、整合的功能。现实中由于对社区国防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保障机制缺位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造成了其发展的困境。新时代的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应体现时代内涵，积极拓展新领域，充实新内容，开拓新思路。

［关键词］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思考

一、重视国防文化建设在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功能

社区是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聚集的区域。每一个社区都有自身的特质，每一个社区与其他社区存在共性，它们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群体存在形式。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城乡基层社区构成了我们所身处的宏大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社区的各种关系和文化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面貌。国防文化建设在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凝聚人心、培育精神、整合资源等综合功能。对这些功能的重视和提升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我国国民素质和社会发展到新历史阶段的必然趋势。（一）发挥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凝聚功能。随着市场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各种类型的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在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中，既要重视通过内部力量来不断丰富完善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内涵，同时也要积极向外部借力，利用社区内外的各种力量与资源来提升治理效果。盘活社区内部资源、激发社区内生力量，是推动社区居民成为国防文化建设主体，发挥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凝聚力的关键。社区加强同社区外部因素的有效衔接与沟通，能够作用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群。在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凝聚功能，构建和营造积极的文化态势和文化氛围，不仅有利于提升归属感，增强社区内广大居民对国防的关切和以家国情怀为主要表现的责任意识，成为国防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而且能有效提升社区人群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性和参与度。（二）加强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培育功能。在当前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建设互动模式中，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推进社会治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基本组成单位，城乡基层社区在对所辖人群的特点和需求的把握和了解上具有天然的距离优势和信息优势。如社区通过实施网格化管理，能全面掌握社区全体居民的性别、年龄、阶层结构等基本信息。根据社区治理实际需要，通过调研和走访，能精准定位居民的文化诉求，了解民心、民意，实时追踪民众的思想动态。另一方面，社区还可以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和社会网络纽带作用，利用行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的结构式互补，走出去、引进来，与相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社会组织、区域内的部队等实现优势互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国防文化资源的优化、流动与共享，国防文化建设经验的互通互鉴，从而提升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发挥自身的国防文化建设的社会培育功能。（三）提升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整合功能。城乡社区国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主流文化形态在社会基本单元的一种投射和体现，其本身不仅贯彻国家意志和主流价值导向，而且也承载着社会需求，体现着时代特点。社区文化也因其与群众关系密切的特性，兼具了大众文化、群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功能和特征，涉及和渗透到所辖区域人群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成为影响大多数成员的一种文化样式。在当前的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中，要在理念上对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国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逻辑关系有客观而全面的认识。正如2018年8月21日，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积极提升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整合功能，建立符合社区特点的文化输送渠道、文化互动模式、文化建设平台，使以主流文化为导向的不同文化相融合，面向社区群体，基于可接受性将多元的文化介质与大众的文化诉求有机整合，共同发挥作用。

二、我国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区国防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由于当前对社区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使得包含于其中的城乡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存在先天的缺陷。一些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行动浮于表面，社区工作常常依赖上级文件，自主性不高，在实际工作开展中缺乏将文件精神与城乡社区现实情况相结合的意识与能力，不能真正与国防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实际需求对接，缺乏自身的特色和影响力，未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基层社区在人员管理、资源配置、职能划分等方面也存在无法匹配国防文化建设的各种需求的情况，如缺乏相关资源、缺乏专业力量、缺乏整合能力、工作效能低下、无法有效组织活动等。这些原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社区组织在国防文化建设活动中的主观作为少、缺乏作为能力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二）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保障机制缺位。对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在思想上、认识上的重视程度不足和认识不到位，必然导致行动上务虚不务实。政策不到位、人员不到位、设施不到位、经费不到位情况比较普遍，保障机制缺位问题严重。社区国防文化建设不是简单的拉拉横幅、喊喊口号、发发传单，举办几次作秀式的活动。当前，一些城乡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措施及其实施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临时性的特征，只为完成任务，应付检查，不仅缺乏长远的规划，更缺乏科学的规划与专业的管理。如果不能把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真正纳入社区文化治理及其评估的范畴，就会缺乏实际的约束机制和全面的考评机制，社区国防文化建设的停滞不前是必然的。基层社区作为国防文化建设的组织者、推进者、参与者，应承担主要的角色，但其实际作用的发挥却因为缺乏积极响应的社会支持系统而受到限制，难以有效整合周边的国防文化建设配套资源及覆盖更多的人群。一些在各类国防文化建设活动中比较有想法、有特色、有作为的典型社区要么处于“孤军奋战”“孤立无援”的困境，要么陷入“唱独角戏”“叫好不叫座”的窘境，无法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有利局面，对于进一步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三）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城乡发展不均衡。从各种相关数据来看，一方面，我国城乡基层社区在国防文化建设水平、可用资源等方面差距较大，城市社区整体状况明显优于农村社区，东部沿海地区优于西部不发达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显著，地区差异大。这既是由长期以来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的整体状况决定的，也是由国防文化建设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这种差距正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以非常快的速度缩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的要求，2020年我国将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要达到98%以上。在设施建设和资源配套上，乡村基层社区国防文化建设完全可以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作为依托，将自身的发展有机整合于其中，实现资源配置的共享与优化，提升基层社区基础文化设施的利用率，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

摘要：社区工作目前正进入和谐社区建设的新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而且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合理化变革也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催生基层社会管理运行的新模式、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载体、成为基层社会管理整合的新抓手、提供基层行政机构改革的新视角。为此，应当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以公共服务来构建服务社区、以政社分离来构建自治社区、以民间组织来构建民主社区、以社工队伍来构建人才社区，使和谐社区建设在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中，更好的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和谐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社区建设

社区工作在历经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两个具有里程碑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和谐社区建设的新阶段。虽然对和谐社区有不同的表述，但总体衡量就是“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保障有力、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特色明显”、使社区“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家园”。和谐社区建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新的分水岭、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段，根本在于三个“凸显”：一是和谐社区建设更凸显了社区的重要地位，即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从和谐社区抓起，这是提出建设和谐社区的基本前提；二是和谐社区建设更凸显了社区工作的目标，即社区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和谐为依归，这是对以往社区建设目标在境界上的提升；三是和谐社区建设更凸显了社区建设的丰富内涵，致力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社区工作，必须要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拓展新的视野、增加新的内容、强化新的功能、发挥新的作用，从而使社区建设的系统性特征更加明确，使社区的各个要素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新的诉求。因此，较之于以往的社区建设，和谐社区建设既是一种境界上的提升，也对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仅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而且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合理化变革也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其特有的优势与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新”：

一、和谐社区建设催生基层社会管理运行的新模式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在当前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任务非常繁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适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新体制，确实十分迫切。但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重点在基层，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造。之所以说难点在基层，是因为社区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心。据统计，我国现有5亿多人生活在城镇社区，包括4400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2600万已经移交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职工、2200万城市贫困人口和1400万下岗失业人员。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形式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为“社会人”进入社区，越来越多的征地拆迁人员进入社区、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进入社区。社区居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趋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群众的多方面需要，给基层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之所以说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造，是因为现在社会管理的基础已不是计划体制，而是市场经济，那么，在经济领域成功的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社会管理是否可以市场化？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在某些社会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正面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是负面的，无节制的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在公益事业领域实行“市场化”“产业化”，难免走偏方向。社会生活比经济生活复杂的多，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市场机制，还有法律的、伦理的、心理的、文化的机制，让这些机制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就必须创造综合的机制系统。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竟争，那么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协同”：协商意见、协调利益、协作配合。而这些也正是和谐社区建设的主旨和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和谐社区对这些基本原则的不断的演练、试验和实践，酝酿成熟的做法，催生基层社会管理运行机制的新模式。

二、和谐社区建设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载体

［提要］我国社区网格化管理在实践中呈现出社区管理行政色彩浓重、信息系统不能全面支持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数字化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反映出传统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存在严重阻碍社区治理水平提高的缺陷。因此，本文提出要将互联网技术和协同治理机制融入网格化社区治理，构建“互联网+”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体系，为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方向。

关键词：“互联网+”；社区治理；协同治理；网格化

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传统刚性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渐渐不能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如疫情）发生时，更是暴露了社区治理体系的短板。因此，推进社区治理扁平化、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创新，迫切需要构建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网格化管理为基础的多元协同治理的“互联网+”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体系。

一、我国社区网格化管理现状

（一）社区管理行政色彩浓重。目前，我国大部分基层社区的网格管理员是由社区居委会成员担任。居委会成员的选举、运行经费、办公设施等主要是由国家财政供给，居委会成为传达政府行政指令的“触角”。社区公告栏中往往能看到网格管理员信息的公示，却难以在网格中真正看到管理员的身影，居委会“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显著。（二）信息系统不能全面支持社区治理。我国很多社区的信息系统依托于当地的公安数据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社区信息系统存在感低，未能给社区治理提供有效帮助。面对大量的数据记录工作，很多社区仍采用手工记录、纸质储存的方式，纸质材料文件厚厚地堆积于居委办公室。有部分社区网格的信息系统可以完成社区事件的上报，但上报的问题总石沉大海。总之，目前我国大部分社区信息系统无法全面支撑社区复杂的管理服务工作。（三）社区治理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在我国，各地政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差异很大，社会资源的差异也使社区治理数字化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有些社区已经开展了“互联网+”网格化治理的试点，如上海徐汇区打造了智慧网格化2.0城市运行平台。然而除一线城市外，我国大部分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社区治理主要还是依靠网格员与居民的线下沟通，居民和居委会的单向交流，有些社区甚至连电脑等基础的硬件设施都不具备。

二、传统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环境，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任务的要求。构建了基层的和谐稳定，整个社会环境就能全面地实现和谐稳定。总书记在去年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广东省委九届五次全会也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和谐广东的目标。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必须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才能把基层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牢固地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

一、加强基层的社会服务工作，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基层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整个和谐稳定社会大环境一样，也应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它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为全社会服务，是建设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要求。政府在城市街道派出的行政管理机构要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承担起对基层社会自身无法处理和难以解决好的社会事务加以有效管理的职责，承担起为基层社会服务的职责，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它对社会的行政管理，既是一种管理职能，也是一种服务职能，它对此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基层行政管理工作既要加强社会管理功能，更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社会服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

（一）加强基层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基层的社会环境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在社会关系处理上仍然遇到许多矛盾和问题。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只有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依靠完备的法律体系，维护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妥善加以处理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得到合理调整、社会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社会成员就可能和睦相处，社会关系就可能和谐畅顺。反之，如果矛盾和纠纷调处不当，社会成员则必然冲突频发，社会关系必然扭曲动荡。实践证明，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绝不会自发地生成，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构建基层的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必须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调处工作。

首先，要建设好基层调解机构。建立法律法规确定的调解机构，它应扎根于基层，为解决基层的矛盾纠纷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情况下，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必然增多，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关系和矛盾也必然增多。而当前有多种调解处理的形式和处理的部门，如仲裁调解、邻里调解、司法调解等，属于专门专业的或自发性质的调解处理。如果在城市的街道或农村的乡镇，设立法定的、有权威有效力的调解机构，负责调处当地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就可以在基层统一调处发生在基层的问题，成为我们各类调处的基础。我以为，以街道司法所作为基层的法定调解机构，把调解发生在基层的邻里纠纷、民事纠纷、群众的一般性矛盾等作为其一项基本工作任务。

其次，要明确基层调解机构的职责。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授予基层调解机构工作职能和工作责任。对发生的纠纷和矛盾及时有效进行化解，防止矛盾激化和转化；对存在的纠纷和矛盾苗头采取措施，积极预防。通过预防和解决发生在基层的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是基层调解机构的法定基本职责。要从程序上加以规范，建立调处的原则、方法、法律责任，制订工作细则，为调解工作确定具体的操作法则。

第一篇

一、基层党建在社会建设中面临的新课题

(一)社会建设蓬勃发展带来党建新课题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空间得到相当的成长，日益组织化的社会力量不断增强，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且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公共事务中去。社会组织的发生、发育、发展显然成为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之前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通过激发社会个体活力得以实现的话，那么中国未来30年发展所要完成的社会建设，则必须通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与能量来实现。复旦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认为，未来十年，需要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形成的社会力量构建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加强政党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发展还处在不规范的过渡阶段，但它引起的权力转移和民主化发展趋势却显而易见，要适应因社会组织发展而带来的权力转移和进一步的民主化趋势，在权力主体多元化和进一步民主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创新党的执政方式。［2］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是一个引起深刻社会变革的过程，重要特点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自我组织机制、解决问题的能力随其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弱化，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将建构产生新型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这是党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主导性整合力的重要契机。在社会建设推进过程中产生的新兴的社会组织包括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次的新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部分中介组织，而更大量的是延伸到基层、分布在城乡社区的各类“草根式”的群众性活动群体和各种互动式的协同组合，可称为是“基层社会组织”。在政府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新社会组织数目不少，但在广大城乡基层社会为数众多的是非注册登记的、所在社区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如在新碶街道经由社区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已达到450多个。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已经受到重视，但群众参与更为广泛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却遇到了瓶颈，工作缺乏路径，开展具体工作难度较大。可以说，草根式基层社会组织的大量产生，成为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难点，而在这些基层社会组织中散落的为数不少的党员发挥作用的条件则更为有限。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引导，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引领它成为一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和积极力量，使基层社会组织向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方向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是一个“接地气”的党建新课题。

(二)基层党建坚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局限于党内建设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一个政党要存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群众的要素居于首位。［3］坚持群众路线的基层党建就是党在社会中的根须。“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以其笼罩性、平等性、凝聚性和民间性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4］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力就是基层党建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的社会整合能力。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整合的过程就是表示“找到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以便协调那些新分化了的子结构，使这些子结构相互协调和整合或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协调与整合”。［5］正如林尚立指出:“政党对社会的整合，不是要使所有的社会组织政党化，而是要使社会的组织社会化，真正拥有服务社会、协调社会的功能，政党借助社会化的社会组织网络，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整合。”［6］在社会网络日渐成型、基层社会组织的积极功能日渐显现之际，怎样在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间形成一种正向引领的“共振效应”，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执政党通过行政权力在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部门人员中直接管理的能力正随着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的改革而不断弱化。至于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部门之外的社会领域，党可以凭借的行政权力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执政党通过行政权力系统直接管理的空间遭到挤压，其在社会领域的领导核心作用遭遇新的挑战。目前中国共产党及其基层组织功能创新与调适的重点，是不再以传统的手段和方式体现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而应回归社会，进驻政府行政权力退出的空间，以非权力方式体现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扩大党在基层社会的整合力成为新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基层党建应从重党内建设走向重党外联系，即通过外展的党建充分发挥党的社会整合力，直接对基层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塑党的权威。传统党建将党建工作的重点放在党内无疑合乎“党要管党”的基本准则，但是这并不排除将党建工作向社会延伸，相反这是基层党组织寻找新的工作增长点，防止组织“空转”的有效途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省市相关工作要求，现结合实际，就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切实增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思想自觉；要深刻理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行动自觉；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协调联动机制，稳步开展基层协商，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开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新局面积极探索，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实践，推动全镇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开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新格局。

（一）促进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创建“有事来协商”基 层协商平台。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政协指导、各方参与、服务群众”的组织架构和多层次的协商工作格局。深化“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试点工作，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村民议事厅、农村社区院落等现有资源，持续推进镇村（社区）院坝协商议事平台建设，使议事协商平台切实成为聚焦中心、服务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宣传政策、推动落实，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平台。

（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切实提高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实效。完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制度，加强议事协商。聚焦党政工作的要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精心选择协商议题，让协商更加契合发展大局，更加贴近基层群众。灵活运用多种协商方式，进行面对面的协商沟通，凝聚共识、化解矛盾。充分发挥基层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的独特优势，推动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以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为窗口

第一部分理论框架

一、选题与定义

一位学者曾经断言，“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一个真正关心中国人喜怒哀乐的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最基层社会的人的生活。”即使那些把兴趣投向城市、投向“正规军”法律服务、投向标准化或目标性司法程序建构的人，也无法否认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的现状与改革在研究整个中国司法问题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地基，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治理策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基层司法构成我国司法制度的基础和主体（法律规定基层法院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人民法庭管辖除法律法令另有规定以外的所有一审案件）。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众化的冲突/双重困境中以及强大的诉讼积案压力下，寻求建立为当事人提供充分、适当、可供选择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简单、小额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务，亦即“获得正义”（accesstojustice）是当代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中国这种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并且不断增大却又实行单一制政府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为占中国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层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符合其经济、文化层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务，一方面直接关系到基层纠纷的解决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作为“标准模式”的民事诉讼结构是否能够在我国社会里找到确实适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来这一重大问题，并最终影响中国在尚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面临后现代社会的冲击能否作出适时适当的回应。

本课题所指的“基层”是以中国行政和司法建制为标准，指县级层次上的县(市、区)，以及它们的行政下级（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司法派出机构（派出法庭）所辖的区域；本课题所称的“法律服务”是指诉讼、办理非讼法律事务、调解纠纷、协助办理公证和见证、解答法律咨询，以及帮助书写法律文书，等等；本课题所考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指设在乡镇（街办）主要为本辖区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限于本课题的具体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们选取了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重要市场、目前正面临着或存或废或发展或衰败命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窗口，以考察和评价这个特殊群体为基层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务为切入点，观察其在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同时通过考察在其沿革和演进过程中，与之构成职能交叉、隶属或管理、或竞争关系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所）、国家司法机关（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性法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从而透视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的现状和走向。这种定位的现实根据是，官方文字资料分析和实证考察结果都表明，中国基层至今为止并未明确或完全区分“司法”职能（及其主体）与行政职能（及其主体）、政府救济与社会自治性救济，而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上述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之间更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关系。

二、方法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