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十篇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1

一、哲言架构政治思想

思想是人脑对想法提取锤炼而又经过精炼的话语描述出来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有时会歪打正着，让自己的思想与某个哲学家曾经说过的哲言或提出的哲学思想类似，殊途同归。那么把自己的思想戴上哲学的桂冠，我们的思想陡然在恍惚间变得神圣。对政治这门学科来说，其中思想俯仰皆是，我们如果利用哲言的形式将其架构，其思想的光芒就会陡增，学生也会更加顺着这一光芒的指引走向趣味横生的政治课堂，而不会对政治这张呆板的脸存在芥蒂。

可以笼统地说，哲学与政治学同属一个母系，它们的血统不尽相同，都是洞察世界、人生、社会的。所以这为它们的二者相同提供了契机。以初一政治第一课“珍惜新起点”为例，初中学习序幕的拉开象征小学到初中学习的一个过渡。政治学科初一第一课“珍惜新起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序幕。关于这一课，教师完全可以将哲学问题挪来一用，这并不是牵强附会。在充满激情的学生时代的另一新起点的演讲过后，教师可以提问学生用一句哲言为新起点做一次宣言。这时，学生就会热情洋溢，打开大脑的知识储存库，输入新起点这一词条，进行哲言宣言。如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

二、政治观点哲学概括

各类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形式，而这种语言形式虽是学科个性的崭露，但在无形中又成为学科之间拉近距离的搭桥牵线者。政治与哲学这两门学科也是如此，源于它们研究范畴的交叉相似处，其相区别的语言形式也从两条无法交叉的平行线变成可交叉的两条线。根据这一点，我们可对某些政治观点运用哲学性的语言形式来概括。这与本文所阐述的第一点不同，政治观点的哲学性语言概括不是哲学前辈们千古流传下来的哲言，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应用自己的力量去对“碎”和“乱”的政治观点进行“锻造”，使之成为简明扼要的哲学性语言，这种哲学性语言点染了我们的个性色彩。

基于哲学与政治的相通之处，教师可以激发学生打开自己的哲学宝典，用哲学的语系去论述政治观点，这是一次完美的概括和观点表达，学生可以言简意赅，可以大方说辞，也可以平白直叙。在学生思想的碰撞闪光中，政治课堂也得到了一次升华，而政治学科的面目看起来也不再狰狞。另外，学生在政治观点的哲学性语言锤炼过程中也兴趣盎然，得到思维的开拓。这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得到双赢的一种途径。例如，“珍爱生命”这一课，关于生命，它是无限可挖掘的哲学空间。在教师的激发下，学生就会联系自身进行一场珍爱生命的哲学语言之旅：生命本身就是财富，我们要去珍爱；生命无价，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价值，是对有限生命的敬重和珍惜等。

三、政治词条哲学延伸

应该说，名称就是我们分门别类记住万物而输入大脑的一个词条，当谈话的时候，我们说起词条，便能想起词条所延伸出的词条定义。关于政治这门学科，它靠无数的词条来分章分节、构成知识体系。由于政治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曲径通幽，将这些词条做一次哲学性的延伸。正如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双手撑起无限。在这一延伸的过程中，我们从有限的空间入手，撷取无限的知识，我们在增加知识储备量的同时，也获得向哲学领域探究的乐趣，而且政治课堂摆脱从前的照本宣科，进而变得血肉丰满而有灵魂。”

教师不仅仅要给予学生课内既有的知识，还要帮助学生进行一次知识拓展之旅。拓展学生知识面，让学生依靠这些知识来看人生、看生命。政治与哲学之间存在类似之处，依据这一点，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把政治词条作为船桨，由政治的此岸摆渡到哲学的彼岸。以“让挫折丰富我们的人生”这一课为例，其中“挫折”与“人生”这两个词汇是本课最重要的两个词条，教师围绕这两个词条，会找到上升到哲学层面最能令人奋勇前进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而教师可以将政治词条的哲学性延伸交给学生，让学生查阅资料，分享在课堂。关于挫折、人生有许多哲学性观点，例如：珍珠是牡蛎生病所结等。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2

【关键词】科技哲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当今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生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思政”）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化，而思政的有效展开与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对这一环境的正确分析密切相关，因而研究和探讨科哲对思政的启示，提高思政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以增强新时期思政的实效性。

一、学习科哲知识是适应思政时展的必然

自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既使科学技术本身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又直接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重大而令人惊叹的变化。科学技术哲学（以下简称“科哲”），以自然和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用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作出哲学结论，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创造自然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1]。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哲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科哲，关注现代科技革命，以科学技术新发展为转移，实现自我突破和超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分析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和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在新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当今我们在推进当代大学生思政的同时，不得不用科学技术哲学的观点重新审视时代的发展，提高思政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增强大学生思政的实效性。

二、运用科哲知识，增强大学生思政的实效性

科哲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进入新世纪以来，呈现强劲势头，其中蕴含的大量的思政的因子和成分，对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政具有重要的启示。学习和掌握科哲知识，引导我们在对大学生思政的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教学方式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创新。

（一）以人为本，更新思政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通过理论的手段和实践的手段丰富了人类对于它们的看法。运用科哲的理论促进思政的改革，顺应了我国全面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同时也促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运用科哲的观点，更新大学生思政观念。

“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切变革的先导”，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是从观念更新开始的。人的需要是科哲的出发点，人类的创造和全面发展是科哲的基本问题。科哲对现代人文精神的解构和对人性深切关怀的理念是当前思政工作中应当予以借鉴和辩证性吸收的。学习和掌握科哲知识，启示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思政的对象是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思政的根本目标之一。思政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以人为本，就需要改变思政中存在的重视抽象的理论教育，忽视人的情感需求的情况；重视社会本位，忽视个体发展；重视制度、形式建设，忽视人的情感生活世界的教育，从而在教育中真正地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所以现代思政在教育理念上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不仅把人看作是理智的产物，还应该把人看作是情感的产物，重视人的情感在教育中的重大作用，所以思政应该更加重视人的兴趣爱好的培养，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3]。

（二）适应新经济时代信息量巨增的要求，丰富思政内容

随着大众媒介传播的日益现代化，信息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日益增加的社会信息渠道，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要增加信息传播数量并提高质量，充分发挥思政前瞻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政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强大思想武器，是思政的核心内容。优化大学生思政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认识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不断充实思政中有关科技进步的新内容。加强科技知识教育，主动培养人们对科学的信念和兴趣，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提高人们以科学态度和科学规律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和科学意识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思政的重要内容。

学习科哲知识、运用科哲立场观点，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去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科技哲学观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教育的领域，正确思政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界限，确引导大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以及科学的态度，更多地要关注科学技术与自己、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外，对大学生进行思政的过程中，应注意普及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引导他们自觉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哲学基本知识，学会用哲学思辩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深刻理解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觉运用辩证法的必要性。

（三）提高思政工作者素质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以时间换空间”的教育方式难以奏效，教育效果越来越取决于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和教育主体的知识水平。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也日渐具有更强的多样化和多变性，这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从客观上要求思政工作者自身必须懂得科技知识，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思政工作者必须努力培养科学思维，以科学的思想意识占领思想意识阵地，提升思政活动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减少多种主观因素多思政的干扰，自觉地把最新科技成果、科学方法和手段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

思政工作者提高自身科学素养的同时，充分运用科哲知识在思政的运用来强化人才培养的目的，帮助学生感知具体材料，建立抽象认识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通过推理和演绎，树立我们提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仰自己抵制各种不良思潮，使学生知道认识、理解、掌握与运用已有道德标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审慎面对问题的重要性，重视道德的内化，帮助学生掌握形成正确价值观的方法。在思政过程中贯彻科哲的观点，在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想和思辨精神，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和自然利益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四）创新思政手段和方法

思政本身是一项具有自身规律和科学精神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科技不断创新的今天，思政工作者必须依照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开展工作，使之符合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努力寻求能适应大学生普遍求新和对科技内容、方法和手段认同的心理需要，使得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增强时代性，提高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4]。

科技的不断创新，改变了人们学习知识、接受知识和思维的方式。思政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只有与这些科技成果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实效性。依靠科技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设备，不断吸收和借鉴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人们的思想现状和发展轨迹做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扩大思政的覆盖面和渗透力，使超前的思政工作成为可能。思政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从整体上分析思政方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效果是一般还是优良，效率是高还是低。同时通过对思想信息进行数量上的鉴别和判定，来获得性认识的方法，以改进思政方式方法，提高其效果[5]。

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哲学知识，启示我们在进行思政应结合时代特色，强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让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在社会大环境的洗礼中提高大学生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水平。社会实践是人的正确思想形成发展的源泉，是人的思想发展的动力，是思想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是否适合社会发展的标准。受当前社会中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当前高校思政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思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必须配合时代的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才能为前进中的人们提供精神动力。

三、小结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在当今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经济竞争激烈的条件下，科哲知识在发挥思政功能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牢固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地吸收对我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积极探索当前科技背景下思政的应对之策，才能使思政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增强其时代感，从而提高其主动性和实效性，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66.

[3]杜启达，段惠琼.后现代主义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J].教育与管理，2010（1）.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3

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课程教学； 育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23－0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面的功效和能力。作为知性教育与德性教育的统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以丰厚的人文意蕴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政治思想、法律意识、人生态度和审美能力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对象涵括了社会普通公民，但主要对象是大学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多方面的育人功能，但核心功能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故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进一步发挥，特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所担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尤其是伴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颁布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系建设、课程教材建设、教学管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诸多成绩。但就实际效果而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发挥状况仍不够理想。如何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仍然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前提：强化育人意识

教育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实践活动，必须有先进的育人意识作指引。某种程度上说，育人意识决定了育人行动，进而间接决定着育人功能的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缺乏自觉的育人意识，就不会有自觉的育人行动，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也将成为空话。当前，一些高校之所以存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片面强调教育的思想性、政治性，忽视教育的知识性、学科性和人文含量，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片面强调其学科具有的学术性、专业性，刻意回避甚至故意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些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重个人业务发展轻教书育人的问题等，都是因为自觉育人意识不够所致，严重削弱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发挥。概言之，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前提在于强化教师的育人意识，包括德育为先的意识、育人的责任意识和科学育人的意识。

1.强化德育为先的意识

树人德为首，可谓是古今中外的一项基本共识。儒家经典《大学》首篇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代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受教育者实现道德的完善。原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人的所有各个方面和特征的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的。……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形象地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而同时它又是人的个性的一个个别的、特殊的方面。”［1］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言人杜威也曾指出，道德目的应当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教学之中，并在一切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什么问题的教学，等等。［2］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更是反复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明确强调：“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强化德育为先的育人意识，要求所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用优秀文化培育大学生。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紧密围绕大学生普遍关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做好释疑解惑和教育引导工作”［4］，要努力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塑造健康人格方面发挥更大价值，在解决学生的思想与现实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都担负着育人的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应注意克服两种偏向，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忽略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重视业务知识传授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两种偏向都无益于教书育人。因此，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一方面，要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明确认识到自己既是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负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教育含量，传授学生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责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为主要特征的，但同时又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包含着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研究与建设”［5］。事实上，强调知识教育责任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的必然要求。强调要“对干部群众和学生必须认真进行中国历史、地理、文学知识和政治知识的教育。没有这些知识的武装，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难以确立起来的”［6］，讲的也是这一道理。另一方面，要使其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认识到，他们也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责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是学科的建设者和课程的实施者,是教学科研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大学生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最持久，其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因此，他们必须“自觉强化课程教学的教育意识，强化课程教学的教育性，牢固确立所有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的观念，消除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教书而不育人、授业而不传道的现象”［7］；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大学生德育的责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在业务上要树立和强化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观念，全面关心大学生的进步成长；在作风上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8］

3.强化科学育人的意识

强调科学育人，即强调育人的方法、内容和路径等必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规律。强化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一方面，要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着育人实效性欠佳的问题，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在于育人工作的知识性、学术性先进而科学性不足。强化科学育人的意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实效性，要求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正确处理学术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等关系，坚持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的统一，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不断增强针对性、说服力和实效性”［9］。另一方面，要强化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应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做到既充分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学科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开展各专业的教学工作，也要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将德育内容渗透到专业教育中。具体来说，就是要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用理想信念引领学生，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感染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通过传授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知识，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文精神，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促进身心和人格的和谐健康发展；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家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明确青年一代肩负的社会责任。［10］

二、关键：坚持德智并进

这里讲的德智并进，指的是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并行推进。从人的全面发展指向看，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是辨证统一的。知识教育是思想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与载体，是思想教育获得成效性的基础，而思想教育是知识教育的深化。一方面，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基础所在。从大学生个人发展的规律而言，如果忽视知识的教育，思想教育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列宁就曾深刻指出：“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1］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正处于理性思维能力不断增强的阶段，如果对大学生的教育工作仅停留在专业知识层面的传授，忽视思想教育，就不能发挥其影响学生深层次思想认识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作用，进而也不利于促进学生对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和充分掌握。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这种辨证统一性表明，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是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现实当中，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着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分割开来的误区。如，在高校教育中，不少人将德育工作与学生的思想教育简单地“对接”，从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德育本来就具有的知识教育价值；同时，也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与学生的知识教育简单地“对接”，从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本来也具有的思想教育功用。这种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现象，造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分裂化”，这是导致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发挥得还不够理想的重要因素。避免此类误区，真正实现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是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一项重要工作。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充分发挥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渠道功能，切实做到“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12］，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对大学生进行知识方面的教育，“关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理论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牢固地掌握相关的思想道德理论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则。”［1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处理好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切实加大自身的知识含量、科学含量，注重以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以科学的力量征服人，以丰富的内涵吸引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建设方面，应随时补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来引导学生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还需吸收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理论成果，在批判继承、扬弃创新的基础上，及时充实到教学、教材之中，为我所用。总之，在现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智育化,又要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因不注意吸纳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成果而流为空洞的说教；既要努力增强教育内容的科学含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服力、感召力,又要努力探索理论知识向理想信念转化的规律、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知识型掌握向信念型掌握转化的规律,引导学生在掌握先进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素质。［14］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在传授本专业知识以及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同时，更注重发挥自身的思想教育价值。在200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的讲话中，曾深刻揭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的强大思想教育价值：“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15］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作为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统一，“担负着对高校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同时还起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展开、深化、呼应的作用”［16］，对于大学生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丰富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精神境界，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思想教育价值，其一，应该牢牢建立在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深刻把握之上。这是因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育人功能的发挥，是在以真理的力量征服人的过程中实现对人的价值引导的，离开真理的力量，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就失去了可依托的载体，这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发挥育人功能的重要特点所在。日本著名教育学者小原国芳曾将不了解善、恶、道德本质等“根本性问题”的“修身教学”斥之为“一种虚伪的教学”［17］，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善、恶、道德本质等根本问题的修身教学，在脱离了真理性的同时无法实现教学的价值性。其二，还应该牢牢建立在对专业课程各自特点的深刻把握之上。在专业课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方面，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和方法，要因课程而异，结合专业课程自身的特点予以精心设计。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L・Boyer）曾经提出过“内涵丰富的主修专业”的设想。他认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主修专业将要回答3个基本问题，即“本学科所要考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本学科所包含的社会和经济意义是什么？本学科所面临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是什么?”他提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学会从历史、社会和伦理的角度看待他们的专业。［18］博耶的观点，对我们深入探索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实现的途径和艺术是很有启迪的。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还应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交流机制。当前，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教师在资源共享、学科交流、互相支撑方面异常薄弱。为克服这种状况，双方应从不同的视角，经常交流研讨教学中碰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的思想热点、难点、疑点和兴奋点问题，交流研讨教书育人工作的内容、方法和路径，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之间密切配合、相互促进的契合点等。要以交流研讨为动力，积极探索构建跨地区、跨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努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要通过研讨交流的平台，促进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所有教师在面对重大的教育问题时，保持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形成各门课程教学相互配合、促进的合力，实现所有教学环节的知识育人和思想育人功能的最优化，保证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功能在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学中得到充分贯彻落实。

三、保障：形成合力机制

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功实现需要高校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密切配合与共同努力，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然而，当前全社会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教材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紧，少数学校没有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少数教师不能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19］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的合力机制，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局面，是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保障。

1.纯洁师德，牢固夯实育人合力机制的思想根基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合力机制的思想根基所在。只有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全体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在提高教师的师德师风和业务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满腔热情，促使他们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强化育人的理念，把绝大部分精力和无限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模范，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促使他们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团结协作，共同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并以真心诚意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反之，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师德师风不纯正，只关心个人利益，将大部分时间忙碌于个人创收或者其他方面，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将无法有效发挥，构建育人合力机制更是无法实现。

2.开发载体，充分整合高校与社会中的育人资源

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合力机制，必须开发载体，推动高校与社会育人资源的整合，充分合理发挥校内校外两类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资源的作用。一是开发载体，促进各高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如，近些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网络管理平台建设、文献基础数据库建设、学术期刊建设和学术网络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部级、省级精品课程以及一级、二级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的建设也较好地整合了优秀教学资源，提升了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资源的整合共享，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持。二是开发载体，整合校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资源参与育人工作。如，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大学生集体参观一律实行免票，这对于大学生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很好的促进；各高校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艺术节，邀请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到高校开展高雅文化表演，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学生艺术修养。

3.培训教育，提供育人合力机制的人才队伍保证

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20］同样，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合力做好育人工作，关键也在教师，尤其在于抓好教师队伍的培养和使用。事实证明，通过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训体系轮训队伍，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构建思想政治方向正确、梯队结构合理、业务素质过硬、热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师资队伍，是强化育人意识，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合力的有效举措。如，国家多部委联合组织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在“十五”末起步，在“十一五”期间已经进入常态化举办的阶段，每年举办多期，数千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受益。各地也纷纷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的研修，与国家多部委举办的研修活动相互呼应，构成了多层次的立体化培训体系。这对于进一步增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的育人意识，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合力育人机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1］

4.创建制度，引导高校教师切实践行育人的职责

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的合力机制，制度的问题同样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党的教育工作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为引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类教师更好地践行育人职责，高校应制定与完善相关规定和政策，明确职责任务和考核办法，及时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门课程和所有课程的教师都认真践行育人职责的制度和机制。尤其应该注重“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门课程和所有教师践履育人职责的考评制度,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形式多样的思想熏陶、言行一致的教态教风、切实可感的教学效果等作为教材评价、课程评价、教学评价、教师评价的重要方面,融入教育评价和教师评价的全过程,从而将教书育人确立在科学、可靠的制度安排之上”［23］，依此形成共同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和工作格局。

5.加强领导，建立完善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体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体制，对形成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合力起着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领导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有力、责任明确、管理到位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的强大合力。教育行政部门要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进行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同时不断加大投入。高校党委要统一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工作，经常分析育人工作状况，制订总体规划，做出全面部署和安排，把育人工作贯穿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全过程，同时部署、同时检查、同时评估。与此同时，学校各相关部门也应明确各自责任，密切协作，确立教学工作的正确思想政治方向，加强相关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协调各门课程在德育功能上的互补协作关系，进一步完善在教学中贯彻教书育人的方法与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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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78-179.

［20］.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4

［关键词］哲学教育；思政教育；意识形态

思政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极为特殊的内容，在学生的培养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一直以来，思政教育也是教育体系中问题较多的内容，这和思政教育内容的抽象性以及教育性质的意识形态属性有着很大的关联。哲学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教育，其在教育内容、教育属性上与思政教育都极为不同，但二者同样有着很多关联之处，这就为教师在教育中综合协调地开展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提供了前提条件，比如，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又如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都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对此，教师在思政教育中要善于把握其与哲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为表里，互为补充，提升各自的教学效率。

一、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中的主要内容，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课程教育、实践教育、主题教育等多种类型，课程教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教育是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哲学教育是针对全体学生的通识教育，包括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多门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为目标，二者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在教育中实现互动。

二、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关系

（一）教育内容上的关联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教育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教育，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的地位也有着不小的差异。思政教育是与知识教育、体育教育等量齐观的教育形态，在高校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极为特殊的作用。哲学教育属于通识教育的范畴，以哲学原理、哲学史、哲学方法等为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教育尽管在主体内容上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很多内容是相通的，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就以思政教育为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思政教育中理论性最强的内容，也是培养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哲学教育中自成体系的教育内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哲学教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串联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的重要桥梁。

（二）教育目标上的一致性

如前所述，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二者在性质上与形态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思政教育是一种兼有智育、德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属性是其基本属性，哲学教育是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发展学生智慧的教育，但同样有着隐藏的政治性，哲学课程的政治性多隐藏于哲学教育的表象之下。可以说，二者都以改造学生的思想为目标，教育目标上有一致性。当然，这里所谓的教育目标一致性是从长远角度出发的，而非指的是特定阶段、特定教学内容的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在组成形态上极为多元，既有哲学教育的内容，也有中国近展历程的内容，既有中国文化层面的内容，也有形势与政策层面的内容，看似多样化的教学体系，其实本质目标是相通的，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样，反观哲学教育，尽管哲学以思辨为主要特征，但在教育中，政治属性也非常鲜明，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三）教育方法上的相似性

教育方法是教育实践中最为活跃的元素，也是不同学科教育教学中可以相互影响、渗透的元素，相比于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标而言，教育方法的跨学科属性更为明显，同一种教育方法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科课程教育中使用，对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这样在内涵与目标上有着很多相似性的课程教育而言，教育方法更是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建构教学情景，开展情景教学。无论是思政教育还是哲学教育，其教育内容都以抽象而著称，学生在理解上存在着不小的难度，学习兴趣也较为一般，情景建构以既有的学习内容为基础，创设相应的教学情景，对学生吸收和掌握知识内容大有裨益，比如法律规章教育中案例情景的引入等。又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哲学教育和思政教育都以学生“三观”培养为目标，且“三观”的形成离不开丰富的实践活动，因此，在哲学教育、思政教育中，教师要经常性地举办各种教育实践活动，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乃至综合素养的提升奠定基础。

三、综合开展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策略研究

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相反，它们在很多层面有着关联，从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的关联属性出发，采取好相应的教学策略，不仅可以提升各自的教育效果，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整体进步也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以哲学教育丰富思政教育内容

哲学教育对不同学生而言，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意义，对哲学专业学生而言，哲学教育是专业课程教育，涵盖哲学史、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思想史等多门课程，而对一般学生而言，哲学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融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中。哲学教育内容博大精深，其中不少内容对思政教育有着良好的补充与完善作用，因此，积极地以哲学教育来丰富思政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思政教育以改造学生思想，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目标，兼有理论性与实践性双重属性，而哲学教育中的许多内容正能够推动此一目标的实现。比如，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国情感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思政教育的重点内容，哲学教育虽然不直接引导学生的爱国情感，却能够借助中国灿烂思想文化的呈现来引导学生间接地生成爱国意识与民族自尊心，比如宋明理学中关于天理与人性的论述、王阳明心学中关于致良知的论述等，都是思政教育中值得吸收利用的重要资源。

（二）以哲学教育提升思政教育层次

思政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别具一格的教育内容，在学生的学习、成长、发展中，都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与意义。但一直以来，思政教育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教育内容缺乏吸引力，教育层次较低。这和教师未能准确把握思政教育不同属性之间的联系有着很大的关联，思政教育兼有学术性、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其中最为鲜明的为意识形态属性，而最为基础的则是学术性，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层面的宣教内容必须与扎实的学术内容紧密关联起来，才能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而这正是当前意识形态教育中所欠缺的，也正是思政教育中所欠缺的。很多时候，教育体系中的思政教育有沦为空中楼阁的风险。事实上，单纯的宣教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很有可能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哲学教育不同于思政教育，尽管也有着明显的政治性，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理论性与学术性，哲学教育中的不少研究内容对丰富与充实思政教育而言效果显著，是整体性提升思政教育层次的有效手段。

（三）以思政教育规范哲学教育方向

哲学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整体认知，以求真为目标，本身并不具有政治性。哲学教育虽然以哲学为教育内容，但归根到底属于教育，因此，哲学教育具有政治性，部分哲学教育课程甚至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典型的便是哲学教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在当前的哲学思想教育中，一些教师没有辩证地认识哲学教育中的求真属性与政治属性，在教学中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影响了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一些教师片面地强调以哲学来启发智慧，在教育中任由错误的思想在课堂中传播，这对教育效果无疑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对此，思政教育对哲学教育的方向有着很好的规范性。不同于哲学教育的隐性政治性，思政教育素来将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大旗，旗帜鲜明地规定了教育的方向以及目标，这对处于夹缝中的哲学教育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在哲学教育中引入思政教育的内容，可以规范哲学教育的整体方向，对新时期高等教育中哲学教育育人作用的发挥与实现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关于此点，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予以落实。

（四）以思政教育拓展哲学教育研究

任何学科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哲学也是如此。哲学教育在注重哲学原理、哲学史等内容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学生将哲学中所学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这是深化哲学教育效果的根本目标。哲学课程不同于一般性课程，有着非常强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其看待事物、问题不纠结于表象，而是从事物、问题的本质出发，做哲学层面的思考，紧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强化哲学课程研究，是新时期赋予哲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哲学教育中的新课题并非无源之水，它来源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才有哲学研究的价值，而哲学学科也才能在问题研究中实现自我的发展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哲学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不仅可以为哲学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课题，也能够有力地推动哲学社会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因为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的对象都是人，面临的问题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都以改造思想为目标，差异点在于思政教育为显性教育，而哲学教育为隐性教育，但思政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同样是哲学教育中所需要关注与解决的。

四、结语

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在思政教育中引入哲学教育的内容可以丰富思政教育的内容，提升其教育的层次性，而在哲学教育中，引入思政教育的内容则可以规范哲学教育的方向性，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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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5

1986年，著名哲学史家贺麟先生将1947年完成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修改后以《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为名重新出版。新序有言：“全书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新版序》）揭呈此一修改所关涉的诸多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学术与政治在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关系形式。 

一 哲学的政治化 

经过50年代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学术思想批判等“洗脑”、“交心”的运动之后，贺麟一代的学者纷纷修改旧作以适应新的环境。冯友兰修改《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等都是著例。贺的《中国当代哲学》之所以要等到80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正如他1988年为《文化与人生》的新版写序时说的 ：“我记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对于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不过严重的错误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蒋介石所谓‘力行哲学’。”（《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序言）除了吹捧蒋介石，此书还包含对辩证唯物论的根本性批判，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此前的30多年中连修改的基础也不具备。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种新的政治标准代替旧的政治标准，新旧两版实际上都具有政治化写作的性质。 

贺在新版序中交代说：“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就“物质在于意识之先”而言，旧版认为这是科学常识而非哲学，“哲学要问在理论上逻辑上什么东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东西是核心，是命脉？”新版在“物质在于意识之先”之前加上“有人误以为”数语以为限制；在指出哲学与科学的不同之后，加上“这并不能说是辩证唯物论”一句，表明所批评的并非真正的辩证唯物论，但辩证唯物论究竟是什么，新版却没有交代。 

就辩证法来说，旧版首先强调，辩证法产生于哲学家研究人类情感生活后发现的通理，“只有应用到精神生活内心生活上去，才见其生动活泼”。贺本以此批评唯物辩证法，新版却加上“各国新黑格尔派大都认为”一句，表明这不是自己的观点。其次，辩证法不能颠倒 ：“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我们要研究辩证法还当读黑格尔柏拉图的著作。读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新版删去了最后一句，减轻批评的力度。第三，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旧版认为对“对立统一”的原则，“辩证唯物论者从不曾好好发挥”，新版式改为“辩证唯物论者不见得有更多更好的发挥”，语气稍缓；有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新版没有改动；关于质量互转规律，旧版认为质量关系“既无所谓互转，其本身和辩证法也不相干”，新版改为“它们的对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转化，自身辩证发展的过程。”有改有不改，新版对辩证法的评论前后矛盾。 

就唯物史观而言，旧版以“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的贫乏，不过辩证法唯物论主要观点还是它的历史哲学”开头，新版把这一句话改为“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的方法论，许多都是承黑格尔而来的。”语气由批判改为介绍。旧版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有三点:一是判定它是注重社会背景的历史观，属于“客观的或外观的研究”，虽不能说错，却不如“从思想本身来看思想”的内观法的深刻; 二是不同意下层决定上层 ：“在我们看来，经济始终是工具，上层的生活才是目的，我们固然不否认工具的重要，但是我们更注意目的的重要。”“归根结底不是经济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经济，我们表面上受经济支配，实际上受经济背后的主人公支配。”三是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足以解释历史：“这种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口号。但是历史上的斗争并不限于阶级，我们也可以说历史是观念的斗争，民族的斗争”。新版对这三个观点基本没有修改，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贺对唯物史观有什么新的认识。（以上修改情况，参看旧版第61—67页，新版67—74） 

旧版一以贯之地以“批判”为基调，首尾一贯；新版易“批判”为“剖析”，有所肯定却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实际上并未改变旧版对辩证唯物论的批判。从弃旧迎新的角度看，这一部分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为贺设想，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全部改写。 

其实，新版的改动决不限于第三章。这一章的内容是批判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以过渡到“正统哲学与三民主义哲学的展望”。所谓“正统哲学”，主要是西方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德国古典哲学和中国程朱陆王的新儒学，它的当代版即是三民主义哲学。三民主义哲学既如此重要，故旧版第四章全部讨论“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前4节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第5节讨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以为“当代哲学”的总结。孙中山既仍被奉为革命伟人，自无需大的改动，第五节则须全部删去并换上毛泽东。贺在新版序中对第四章的修改情况不着一辞，何以如此，我们不得而知。 

旧版对蒋的评论，首先是在中外哲学的比较中发现其政治意义。“深切著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与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恐怕要首推为德意志复兴建立精神基础的大哲学家费希特了。而蒋先生谋国规模的远大，识见的超卓，却处处与费希特所见，几若合符节。”（旧版第107页）如批评本民族之堕落，复兴民族首在复兴民族的道德、发展民族性等，蒋都堪与费希特媲美。其次是从融会王阳明与孙中山的角度表彰其哲学价值。贺认为，王阳明致知之教，其归宿即在一个“行”字，蒋的“力行”就是重新提出阳明的致良知之教。鉴于孙中山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真理相背驰，而无补于世道人心”，蒋特别提出“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来融会阳明与中山。所谓“致知难行易之良知”，就是“本着我们自己的良知，照着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去做。”“我们大家皆知道知难行易的哲学，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学说。这个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我们能够努力实行这个知难行易的学说。这就是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旧版第111页）一个融会了从王阳明到孙中山的哲学，当然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研究的最高成果：“蒋先生的力行哲学实在是发挥了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谋最高的出路，求最高的证明。”（旧版第117页）其三是把“行”与古儒“仁”、“诚”联系起来分析其文化贡献。旧版把蒋的前后言论联贯起来，认为“蒋先生不惟承认仁是人的天性，而且指出行亦是人的本性。这种看法不惟对人性有新认识，且于孔孟性善说也有新的证明与发挥。”（旧版第113页）蒋的人生观“实亦代表中国儒家正宗的仁的人生观”。 

蒋之于中国哲学是如此重要，一旦删去，岂不残缺不全？贺应当感到高兴的是，蒋之后有毛泽东。《实践论》所论也属于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而且他同样重视实践。所以以毛易蒋，内容上仍然和谐一致。新版以“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为结束。“从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没有看到知识的感性和实践的基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是主观上内心体验，王船山见解正确却没有把知行问题作为哲学的重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缺点最少，但把知行划分为二截，认为难易悬殊，理论实践上都有困难。毛泽东“不像朱熹那样把知行分为二截，也不像王阳明那样在当下的直觉里或内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乃是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生产实践里去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他不像孙中山那样去作知行孰难孰易的比较，他不像朱熹、王阳明两人那样皆同隐于内心生活体验、知先行后的说法，而是提出知识出于实践而又为实践所证明的实践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住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并灵活地运用它来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知行统一论。所以他在立场上，唯物观点上，辩证方法上以及问题的提法上超过了孙中山，扬弃了、发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观点。他文中虽未提到他们，然而他又没有把他们的贡献完全抛开”。（新版第209页）所以，不是孙中山，更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才是中国哲学的最后总结。 

49年以后的旧作修改一般都不成功。冯友兰对此体会甚深 ：“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是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我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这个修订本只出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际，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也必须重新再写。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重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7、309页）贺对第三章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但第四章以毛易蒋后，读起来并无突兀凑合之感，因为新版旧版都是政治化写作，其上下关系、历史位置乃至一些观点大同小异，两版各成一史，均较完整。可见，如果政治的力量强大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认同，则政治与学术就没有矛盾。40年挥蒋介石，80年代阐释毛泽东，其间的过渡当然充满紧张和苦恼，在两头却似乎圆融无碍，水到渠成。 

二 政治家的哲学化 

哲学家认同政治，政治家需要哲学，哲学与政治在现代中国有相互接近的趋势，这是政治家进入哲学史的基础。 

古中国有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传统，在此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蒋、毛都有“老师”情结，蒋爱以“校长”自居，毛在给个人崇拜降温时仍愿保留“伟大导师”。自然，对于始终以“革命者”自期的政治家来说，传统观念的存续并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全能政治的需要。领袖不只是拥有至上权力，更应当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权威，以其道易天下。所以在繁重的军政事务之际，他们都一度成为哲学著作家。蒋介石认为：“有了哲学基础，然后我们的人生观才能确定。一切荣辱，成败，利害，生死，才能看透......一个人没有确定的人生观，临到危险的时候，就难免变节，临到富贵贫贱转变的时候，也难免变节。”（旧版第108页）毛泽东也认为 ：“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陈晋主编 ：《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1页）他们都认识到，为着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哲学不但可以用而且必须用。 

哲学如此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从晚清开始，注重自我意识、反抗权威、重心贵力的陆王心学及大乘佛学独得盛大发扬，在不同时期担当了国家领导之责的蒋、毛两人，均对陆王心学深有体会，都认识到革命需要的个体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他们的哲学却有两个共同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蒋介石有言：“我们今天要抵抗敌人，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在我们一念。……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如个人的意见和私仇可以消除净尽，这是致良知。”（旧版第110—111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也使精神突破物质的限制：“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后来更是越来越强调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28页）二是强调行动。蒋介石有云：“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难的错误观念，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旧版第110—111页）毛泽东不但早期即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名言，后来也认为“先行后知，知难行易”（《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63页）哲学的政治功能之一，是砥砺主体意志，鼓舞行动勇气，这里的意志是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纪律的意志；行动是有组织、有目的的集体性政治军事斗争，他们的哲学是掌握群众的理论，是变为物质的精神。蒋、毛都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王”——按照英国学者巴克的解释，“理想国”的“哲学家不能对国家进行任意的动摇和变化，他应当让它在对其基本原则的忠实尊奉中保持稳定，静物一样的稳定。”（厄内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吉林人了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 

蒋、毛是否有入史的资格，要由史家来审查。确实，我们没有看到一本西方哲学史把拿破仑、俾斯麦或其他什么政治人物的思想写进去。罗马皇帝奥勒留之入史，不是因为他是皇帝，而在其《沉思录》是斯多葛主义的经典，而且奴隶出生的爱克比泰德也享有同样的哲学地位。但是，蒋、毛的哲学并非政治家的私人独语，而是现代中国牢笼百态的意识形态，一度为无数人所信仰。抗战前周佛海说过：“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引自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页）1958年，柯庆施等人也说过：“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8页）这种个人崇拜的言论，反映的是一种“主义”言说是如何成为一种真实的动员力量，并深刻地导引、规范着所属时代的文化思想，这就是毛的名言“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意义。所以“主义”云云不一定是哲学，却常常支配着哲学。比如贺麟的唯心认，一方面固然有德国古典哲学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与“主义”取同一主张：“新的中国哲学，主张一切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精神的基础上。没有精神，什么都没有。也只有精神的基础才是最巩固的基础。革命先要革心，知人贵相知心，甚至战争也以攻心为上。”（旧版第68页）49年以前的哲学史要写蒋介石，49年以后的哲学史要写毛泽东，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关于毛、蒋的哲学研究已是汗牛充栋，其中不都是宣传。 

三 哲学家的政治关怀 

在现代哲学家中，贺是政治关怀较深的学者。49年以前，蒋介石对他也礼遇有加，数次召见，不但邀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而且其侍从室在战争期间直接支持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如贺所说：“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旧版第26页）以“抗战领袖”而关心纯粹哲学，贺有知遇之感。冯友兰也是官方学者，其《新原道》从孔子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的“新统”，却没有孙中山、蒋介石的位置，甚至还批评过孙中山的学说。贺不但在政治上维护蒋，还通过重心强调、历史联系、补充发挥等方式努力使蒋的哲学精致化、学理化。49年以后，贺麟的政治热情没有降温，且很快与时俱进。“当他第一次读完《新民主义论》以后,就产生了，当年第一次读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时的类似感受。”（杨子熙：《贺麟的生活与哲学》，《会通集》，三联书店，1983年，第17页）1951年，贺表示“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适时，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让他参加写作班子，贺主动写了《两点感想，一点反省》一文发表。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周谷城，贺奉命作陪。周谷城回忆：“大家受到领导同志的鼓舞，学习理论的热情都是很高的。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记得大约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路过上海，顺便到我家谈天，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几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林的《物质与记忆》 ；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则是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他不抽了，笑着对我说：‘尽看这些！’”（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周谷城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2年，贺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的政治认同改变了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他对胡适的实验长期持批评态度，但对胡适其人甚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适：“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但数年后，贺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至有“胡适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头等战争罪犯，与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一武，异曲同工，决不是偶然的”等语。对于旧版中高度评价的哲学家们，1961年却认为“他们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自己搞一套杂凑的哲学，更可以欺骗和影响较多的读者、青年。……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的向前发展，反而拖着向后退。”（贺麟:《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176页）当然，在1986年的气氛中，胡适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卷土重来，贺已无须按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来修改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五、六十年代修改旧作，那意味着冯友兰的遭遇在等着他。 

贺的政治关怀不是被动的。他早就认为 ：“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旧版第69—70页）他是对政治敞开大门的哲学家。1941年《学术与政治》一文的重心，是说明“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一个学者求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有时诚应洁身自好，避免与政治发生关系。……但须知独立自由与‘脱节’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与政治的根本脱节就不可，学术与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延缓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许多独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健全的近代社会。”此论完全正确，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轨道、政府专制独裁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洁身自好”，学术的超然脱节，很可能助长政府的胡作非为，最后仍不免要伤害学者和学术。所以贺特别批评学术界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的现象： 

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的态度，可以说是为腐朽残暴的北洋军阀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们不能罗致有力的新进分子，去支持陈旧腐败的局面；间接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虽有不少纷乱，学术上的自由独立，仍然保持相当的水准，但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统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国民政府，态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脱，不理会是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到了七七事变，学术界的人士，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咨询尊重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了。(《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6 -247页) 

贺此论基本上是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讲话。学术脱离政治在北洋军阀时代之所以是对的，因为它客观上支持国民革命。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1945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少民主精神也。”（《胡适来往书信选》第40—41页） 

1956年，贺把政治上的忠诚奉献给此前曾批评过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再度批评学术脱离政治的现象∶ 

但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做了数不清的惊天动的伟大事业，有着无限的威信，为全国人民所衷心爱戴，所有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们大都兴奋感激，拥护歌颂之不暇，更没有人愿意脱离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所以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在他的专业基础如何依靠党，得到党的帮助和指导的问题。(《知识分子怎样循着自己专业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9页) 

旧版拥蒋，新版颂毛，贺的哲学观一贯通。他没有指出甚或没有注意的是，学者主动以学术贡献于政治是一回事，在号令下把学术政治化或以政治取代学术是另一回事。其间的关键是政治家是否承认并尊重学术独立，政治本身又是否“独立自由”？无视这个差别而要求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即使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上也只会导致学术的取消。以贺本人为例，曾经写出过《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辩证法与辩证观》这样文章的人，后来除了批判和翻译，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哲学论文，以至于在迟暮的1988年，只能抒发对旧作一往深情：“《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序言） 

四 政治家的哲学地位 

贺是哲学中人，并没有在政治学说与哲学之间划等号。他的标准是 ：“至于哲学的职责，则一方面要超出常识，成立一贯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又要解释何以常识表面上最易接受，而理论上欠贯彻的地方。如果要成立一种学说，就事实言，必能解释问题范围内所涉及的一切事实，不能有一个例外。只消有一个例外，则此项学说便发生动摇，须得修正 ；就理论言，则该项问题中的主要概念必须加以严密的分析，而下一谨严的界说。对于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必须建立有基本的原则，以作立论的根据。简言之，‘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必须这样，才可得到普遍必然贯通的而不矛盾的真理或理论系统。”（旧版第71页）据此，孙中山、蒋介石对知行学说有贡献，所以可以入史，而马克思主义“压根儿就没有哲学兴趣，他们只徒摭拾黑格尔几句口头禅，牵强附会以为他们的信仰作辩护，以为他们的主义作宣传，他们的兴趣本既不在哲学，更不在了解黑格尔的哲学。”（贺麟：《黑格尔》，译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之所以提到辩证唯物论，只是因为它是“九一八”前后十年间的思潮之一，要专辟一节予以“批判”。 

然而，“为信仰作辩护、为主义作宣传”是政治家的天职，马克思主义如此，孙中山、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旧版其他哲学家均有批评，独对孙、蒋只有联贯、阐释、发挥而无任何批评。从贺对孙、蒋的细密铺陈来看，他并非在做应景文章，更不是外部压力下的政治表态，而是基于学理的评论。但我们注意到，在贺颇为自得的《知行合一新论》一文中，却没有孙、蒋的位置，这表明对知行问题提出“新论”，并不需要以孙、蒋为出发点。他们之进入哲学史，借助的是贺麟的力量。赋予一种政治论说以哲学意义，这是政治家取得哲学地位的一种方式，它主要通过哲学家来完成。 

还是共产党人干脆。1941年，艾思奇发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给哲学下的定义是 ：“哲学是各阶级党派的世界观，是他们认识事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549页）所以，不但辩证唯物论，陈立夫的唯生哲学、阎锡山“中的哲学”、国家社会党的哲学、中国青年党的哲学、张申府的哲学，都是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后来也说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读书笔记》第691页）党派世界观就是哲学，哲学研究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环。在比较陈立夫与阎锡山时，艾思奇竟然能发现他们在权力系统中的不同位置甚至掌权时间：“‘中’的哲学不同于唯生论，在社会基础上说，就是后者只是代表大革命以来才当权的国民党当局者的世界观，而‘中’的哲学却是民国以来就统治自成一个局面的地方政权当局者的哲学。”（同上，第571页）赋予哲学以政治意义，这是政治家取得哲学地位的另一种方式，它主要由政治家自己来完成。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6

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是《生活与哲学》课程的主题和任务。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离不开知识，没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能力的培养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确立就会失去载体而无从实现。因此哲学教学的智慧应当包括并且体现在哲学理论知识的教学上。教学中，教师要讲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生要尽可能地理解并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初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哲学教学必须重视理论知识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必须防止把传授知识当作哲学教育的唯一内容。智慧不等于知识，哲学教学就不能等同于哲学知识的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存在把哲学仅仅当作知识来看待、把哲学教学等同于哲学知识教学的错误倾向，缺乏追问、总结和反思，这恰恰偏离了哲学的本性。这类做法，从这门被称为是“智慧之学”的课程中，学生无法感受哲学的智慧，不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智慧是对知识的有效生成与灵活运用，哲学知识的教学过程要体现出智慧，就应当注重生成式教学，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理解、确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提高学生运用哲学知识分析生活、参与生活的能力。

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哲学的任务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具有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没有能力的培养，没有哲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就无法体现出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学课程可以提高人的思维层次，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而《生活与哲学》课程则通过让学生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课程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哲学教学也应当为学生的生活服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运用哲学知识来更好地理解和参与生活，使哲学真正成为指导学生生活和实践的工具，充分发挥哲学对于生活和实践的智慧。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把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放在突出位置，特别关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表现。《生活与哲学》模块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如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教材四个单元正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从而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是新课程的要求，更是高中思想政治这门德育课程的要求，也是《生活与哲学》模块的内在要求。培养正确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哲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高中哲学教学所应追求的“智慧”。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哲学的智慧首先表现在一个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上，因此，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树立创新意识；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高中哲学教学应当如何追求“智慧”

在《生活与哲学》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不断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使哲学教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结合高中哲学课程的特点，我认为应当突出做好以下两点：

1.在生活和实践中追求“智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要求，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模块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为支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坚持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思想政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讲哲学，紧扣社会生活的主题，实现哲学知识与社会生活、理论呈现过程与学生认知过程的有机统一。哲学的“生活化”教学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引出所要探究的哲学问题；二是结合实际生活，生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三是回归实际生活，运用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哲学的智慧和思想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活动，真正的哲学的功能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脱离了生活和实践，就没有哲学的智慧，离开了生活和实践，任何哲学的智慧都会失去意义。

2.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追求“智慧”。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哲学离不开生活，但它更离不开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正是因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人们对世界的深深关注和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才有了哲学的智慧和思想。哲学是一门思辨性很强的课程，追问、总结和反思是哲学思维的特点；哲学是热爱知识、追求智慧的学问，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比“智慧”更重要。因此，哲学的本性和特点决定了在哲学教学中应当注重探究式教学，经历探究的过程，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使学生增长智慧并感受哲学的智慧。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方法论；逻辑起点；理论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巴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社，1987：序2，4，10，4，8，12，10，11，27.

[2]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3]杨杏芳.“读经30年，自醒才3年”――论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畸形的学术发展道路[J].江苏高教，2009，（7）：7-10.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8

关键词：高中；政治；导学法

为了促进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也在不断地进步与发展，高中这一阶段与中小学阶段相比，不管是学习内容还是安排的课程都比之前增加不少。高中政治中的哲学教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解，学生在教师的讲解过程中能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导学法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的应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教师做好备课

哲学的学习是放在学生的高二阶段，这时候已经分好文理科，因此有必要加深对政治的学习。高中哲学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方面的哲学知识，这些知识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教师在备课阶段要树立整体概念。首先，教师不能以一章一章的形式进行备课，而是要从整册教材出发，了解它的整体结构，进行合理教学进度的设计。其次，要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不同的课程安排做出相应的教学方式的改变，促进学生发展。

二、把握重点

高中哲学课不仅知识内容多，而且知识的难度系数也高，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在深钻细研教材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知识梳理，找准知识重点，根据教学大纲的目标要求，对教材各章节作全面而又具体的分析，使得高中哲学课的知识相互联系，形成知识网络，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

三、小组合作

用辩证思维去指导学生学哲学，让教学过程变为师生交流、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即学生成为学习发展的主体，教师在其中发挥指导作用。其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小组合作模式，小组合作就是随机地把五六个人分为一个小组，综合组内成员的意见进行合理分工，一个集体肯定会存在有些人要好，有些人之间关系冷淡，通过随机性进行小组分配，这样可以避免小团体的出现，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布置完任务后可以宣布通过竞赛形式使学生得到相应的奖励来刺激学生的胜负欲。

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的有效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9

关键词： 高考政治 主观题 解题技巧

全国高考政治主观题试题分值比重相对高些，题目所给材料具有时政性、信息量大、综合性强的特点，因此主观题选拔功能突出，既重视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更突出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现实问题的分析、论证和解决的能力，既尊重个性，又体现开放性，要在政治科目中取得高分，提高政治主观题的解题技巧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就高中政治教学及复习备考训练中，对高考政治主观题解题方法和技巧进行总结和分析。

一、审题审设问，找出考点

政治主观题的特点是：围绕一定的背景材料，设计若干问题。高中政治主观题设问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针对性题型。从微观的角度，考点限制性强，指向性明确。在设问中已经明确提出考查的知识模块及该范畴中的某个知识点。这类题目难度值比较低，针对大部分考生，类似送分题，让绝大多数考生可以拿到基本分值。只要掌握基础知识，那么原理分数就可以轻松拿到手，再扣上材料点对点分析，拿高分并不困难。如2016新课标二卷39题第1问（1）十八洞村扶贫实践是贯彻精准扶贫思想的成功案例，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加以说明。（12分）题目直指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考生可以快速切题答题。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要求我们实现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然后扣上材料分析。

二是综合性题型，这是宏观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大综合和小综合。小综合题型，难度值有一定的提高，需要学生具备对模块知识的整合能力。在设问当中提出了某一模块的考点中的某一单元或者某一主体，如2016年高考新课标一卷政治试题38题第一问（1）运用“当代国际社会”知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为什么能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12分）像此类题型，学生在平时的复习当中一定要构建对整本书的提纲，从而在解题时快速获取信息。

大综合的要求则更高，选拔功能更强，这类题目开放性强的设问，需要学生对材料信息有较强的提取能力和分析能力，从材料中发现考点，并回归课文中的原理。题目的问题当中只告诉了学生某一模块，却没有指出该模块中具体的哪一考点。如2015年福建高考文综试题第39题第（2）问，联系材料二，运用《政治生活》相关知识，简要分析福建自贸区建设应如何依法推进。题目中没有具体涉及哪个主体应该怎么推进福建自贸区的建设，这就需要学生回归材料，根据材料中出现的“党、人大、国务院、社会各界”等关键词，提取必修二中每个主体对应的知识点展开组织答案。

二、构建模块思维导图，提取知识

政治主观题失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基础知识的把握不到位，混淆考点，导致审题不清，答错答题的范围，盲目提取知识答题。在一轮特别是二轮的复习中，构建模块知识思维导图尤为重要。特别是采用全国卷中，政治科目考试范围不再考查选修知识，重点突出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四本必修模块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既要有对单元的实施框架又要有对四本教材的梳理。

《经济生活》主要有四个单元，概括起来是：一是货币、价格、消费；二是生产、劳动和经营，包括三个主体，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是收入与分配，讲述国家的财政收入、支出及财政的巨大作用，分析个人的收入分配制度级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四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介绍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市场和计划，以及当前的小康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及提高开放性经济水平等知识。在本书基础上，还应重视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主体的相关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

《政治生活》包括公民、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国家制度，党的相关内容、当代国际社会及国际关系部分。像38题第1问，当代国际社会，看到题目马上想到当代国际社会包括国际关系、国家利益、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分点对应材料扣题分析。

《文化生活》主要描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文化的传播和继承、发展及创新，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第三单元主要围绕中华文化，讲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及包容性的特点，分析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最后一个单元主要是介绍当代文化的建设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当前文化市场中出现的落后和腐朽文化现象，如何应对的问题。

《生活与哲学》简单说主要在讲马哲，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作为本书的开篇，介绍了哲学的关系问题，包括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哲学来源于生活实践又是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艺术；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世界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他们的共性，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哲学的发展，哲学又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哲学和时代的关系，哲学来源于时代，既是时代的总结和升华，又是时代变革的先导。第二单元开始围绕马哲展开，马哲可以分为两个角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又分为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展开。唯物论必然离不开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的讨论，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论主要讲人的认识的来源，即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又讨论了其中正确的认识、真理的相关内容；辩证法提出了四个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角度，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又要有创新精神。其中要特别强调学生分析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区分。第四单元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及人的人生价值观的创造与实现。

从以上知识体系分析会发现，有些主体是有交叉的，如同样是政府，可以是经济生活中的国家财政角度，也可以是政治生活中的政府职能角度。同样是个人，在经济中有个人的消费、就业问题，在政治生活中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可以是文化生活中个人对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所以，一旦混淆了考点，就容易导致整题失分，在平时的训练与复习当中，不仅要巩固基础考点，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构建知识框架，只有知识扎实灵活，思路清晰明确，才能事半功倍。

三、分清试题题型，注重语言表述

第一，原因类，包括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这样做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做的依据、合理性等。如2016I卷38题第（1）运用“当代国际社会”知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为什么能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12分）2016II卷39题（2）扶贫先扶“精气神”是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重要经验，运用文化对经济作用的知识说明这一经验的合理性。（10分）解答时可在原理前面加上“有利于”，从而转化角度，特别是意义类的，有利于维护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有利于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利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从理论的角度也可以从现实的角度分析这样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措施类，包括启示类。这是政治学科中最常见的试题类型。通常此类题目会限定主体，如国家、企业或者个人，或者唯物论、认识论的角度等，此类设问，如39（2）结合材料和文化生活知识，探究如何守护英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10分）思考的角度要多元化。解答此类题目，最先要抓住与此考点的相关知识，迅速而简洁得罗列纲要，钩玄提要，并在理论前加上“要……”“坚持……”等，强调做法。

第三，评析类，包括谈谈对某种现象、观点的看法，或者“如何认识”，“如何看待”“分析（评析）某一现象”，等等，较好区分，而有的试题中的观点有时候迷惑性较强，正误夹杂在一起，合理性与不合理因素并存。解答评析题切忌着急下笔，而应当先理清题目的思路，确认命题中的对错，这是解题的前提，然后回归课文原理。接着指出命题中的正确部分是什么，并说明理由，同时辨析题中的错误部分在哪里，说出理由。最后，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四、规范答题，原理加扣题分析

首先，确定要点，要有逻辑性，分点表述，每一点中的关键词、关键意思是什么，反对不分段落整体罗列，把要点序号化。

其次，回归教材，采用政治教材中的专业术语答题，只有将试题中的“有效信息”同书本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也可以在分析、把握材料内涵时进行。在明确题意后更需要应用书本知识加深对试题的理解并扣题分析，按照材料和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精心组织答案。

政治哲学发展观的知识点篇10

摘要：自主开发选修教材可以从以下三路径进行思考：必修教材的不足之处，学生学习的困惑之处，教学目标的精髓之处，以及师生交流的精彩之处，都可以成为选修教材开发的“灵感之源”；突出素材的魅力、内涵的魅力、逻辑的魅力以及参与的魅力，皆可以作为展现选修教材的“魅力之法”；借助专家之力、同伴之力、书籍之力以及实践之力，均有助于让大家在追求“卓越之路”上渐行渐宽。

关键词：自主开发高中选修教材

作者简介：孙世平，女，浙江省嘉兴市南湖高级中学，中学一级教师。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对多层次多样化人才的需要，2012年《浙江省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提出了深化课改的“调结构、减总量、优方法、改评价、创条件”总体思路。其中，“调结构”即“减少必修课程的总学分，增加选修课程及选修学分”。作为一名习惯于以讲台为岗位、教书为职业、统编教材为课堂教学资源的教师，现在要自行开发选修教材，变教者为“编”者，无疑对教师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学生众多且兴趣爱好不同的情况，开发编写什么样的选修教材就成了摆在很多教师面前的一大难题。下面以编写知识拓展类①的选修教材为例，探讨自主开发高中选修教材的三条路径。

一、灵感之源

1．源于必修教材的不足之处。教材，特别是《思想政治》必修教材的一大缺陷，往往存在着内容、信息和方针政策的滞后性。但这恰恰就是我们知识拓展类选修教材开发编写的灵感之源。以《政治生活》为例，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党和政府出台了很多与时俱进、影响深远的方针政策，许多精神需要及时得到贯彻，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按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中有关“与时事政策教育相互补充”的要求，理应成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一部分。此外，学生对社会的关注热情和求知欲望，不但局限在对党和政府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等宏观的政治理论上，社会热点、时政热点等国家形势也是他们关注的兴趣所在。那么，可不可以按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中“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和中学生成长的需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的要求，将政治的理论热点与学生的兴趣点相结合，及时编写出一本相应的选修教材，以此来丰富学生的政治生活，拓展学生的政治知识，坚定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呢？

2．源于学生学习的困惑之处。在必修课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常常会遇到一些困惑。这些困惑之处往往可以成为触发开发编写知识拓展类选修教材的灵感来源。以《生活与哲学》教材为例，它的内容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学生缺乏对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了解，缺乏对不同哲学流派和哲学人物的了解，所以，当教材辅助文中，援引其他哲学派别中的哲学人物言行观点，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候，学生往往会更加的迷惘，不知其所云。知识上的残缺很容易导致学生思维上的混乱和片面。那么在学习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困惑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试着编写了题为《探访教材中的哲学名人》的知识拓展类选修教材，以帮助学生构建起更加完整科学的哲学知识体系，“还原人类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貌”，从而帮助学生更科学地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妙之处，收获哲学智慧。

3．源于教学目标的精髓之处。在新课程三维目标的落实过程之中，很多教师会将共存于同一时刻的三个维度的立体式目标，错误地作为三个存在递进关系的目标。先落实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然后再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甚至有时囿于教学时间，直接省略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落实。从应试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不影响高分的追求，但从素质教育的高度来看，却影响了本学科德育功能的发挥。目前，在四本必修教材中，包含着一些基本层面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求。例如：《经济生活>中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生活与哲学》中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生活》中的“民族精神”等等。可不可以将这些散落在各册必修教材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学目标汇集起来，再融人丰富生动的生活素材，形成一本关于“构建当代高中学生精神家园”方面的选修教材呢？

4．源于师生交流的精彩之处。从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要内容的著作《论语》的编撰形式中，我们不难得到启发，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也是师生之间交流的过程。师生交流的精彩之处，可以成为难得的教学资源，即可成为知识拓展类选修教材编写的灵感之源。以当前比较广泛运用的“对话式”教学为例，它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形式，强调的是师生双方彼此的精神敞开和交流接纳，学生在与文本、老师、同学、自己等对象进行对话交流中，碰撞出的思维火花，都可以将其视为宝贵的课程资源。

当然，选修教材编写的灵感不仅仅囿于以上四个方面，随着选修教材编写实践的不断深入，选修教材编写的灵感来源也必将越来越丰富。《浙江省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把更多的课程选择权交给了学生，以更好地实现“学生全面且有个性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编写的选修教材学生不愿选择，那么它将面临被束之高阁的命运，其教育价值也就无从实现。所以，如何在编写中增添选修教材的“魅力”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魅力之法

在知识拓展类选修教材的实际编写过程中，可以利用以下几个元素来增添它的魅力。这些具有魅力的元素，归根结蒂可以用一句话或四个字加以概括：以学定编。即以学生需要、学生喜爱作为开发编写选修教材的出发点，就如同以学定教的理念一样。

1．凭借素材的魅力。就像“盐和水”的比喻，只有将盐溶于适量的水，饮用者方能在愉快的情绪下饮用并最终受益。这启示我们，要尽可能地寻找可以溶于水的“食盐”即“素材”，以便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口味。如，我们在编写《探访教材中的哲学名人》时，兼顾了西方自然科学成就和中国的国学成就，因为这两个方面在《哲学与生活》的辅助文中均涉及较多，因此，在每个单元的结尾处便编写了综合探究之“科学篇”和综合探究之“国学篇”。将这两种类型的素材纳入思想政治选修教材，无论对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都起到了吸引其眼球的作用。

2．挖掘内涵的魅力。腹有诗书气自华，教材亦如此。单纯倚重“外在”而忽视“内涵”，同样无法真正吸引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表明，人们的价值选择是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因此，选修教材的编写还要注重挖掘内涵，让学生知道，这本教材不只“有趣”而且“有用”，更好满足学生求知的诉求。

3．彰显逻辑的魅力。一本教材，每个单元之间、课题之间、框题之间等等，都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这样才符合学生认知的规律，才利于学生顺利构建新知识。我们在编写《探访教材中的哲学名人》时，遵循“时空顺序”的逻辑，即先按照东方和西方空间界限划分单元，再沿着哲学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从古到今划分课题。如此，在引领学生逐一“拜访”哲学名人的过程中，巧妙地将一部西方哲学发展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展现在学生的眼前。这一编写逻辑，更容易让学生了解哲学发展的历程，更便于学生研究东西方哲学的异同。

4．突出参与的魅力。新课程提倡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学习方法在新课程中备受推崇。那么，在选修教材之中编写一些学生参与的环节，允许学生在课堂之上“动起来”，势必会更受学生的青睐。例如，在我们开发的《探访教材中的哲学名人》教材中，每一课内容都按照“寻找篇、交流篇、感悟篇”编写，并且在每个框题之下编写若干“任务”。由于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参与度，学生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就像经历一次次寻宝游戏，所以这样的选修教材更容易得到学生的垂青。

三、卓越之路

编写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程对于大多数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来说还是新事物，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有限，为了更有利于学生全面且有个性的发展，我们一线教师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提高选修教材的编写能力，追求卓越之路。囿于个体智慧的有限性，选修教材要追求科学完美，可以借助一些外力。

1．借助专家之力。在编写选修教材之前聆听专家的相关讲座、培训，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邀请专家作具体指导，在编写之后聘请专家进行审查，都可以让自己编写的选修教材更卓越。

2．借助同伴之力。三国时期的孙权日：“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编写教材亦如此，一本优秀的选修教材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体心血的凝聚。

3．借助书籍之力。培根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我们在编写《探访教材中的哲学名人》时，一方面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如凤凰出版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等；另一方面也阅读了张华的《课程与教学论》等，这些书籍对我们选修教材的编写很有裨益。

4．借助实践之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从构思到成书，选修教材的编写才刚刚开始。我们只有在教学实践中反复检验，不断完善，才能最终开发出合格的选修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