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发展十篇

国内经济发展篇1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无论我们是否即将迎来“亚洲世纪”，有一件事很明显：全球经济的地理中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移。如今，中国正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而且发挥着经济领头龙的作用，引导世界经济爬出泥潭一路前行。

（一）务实的经济政策，蓬勃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党掌握了经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体会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极大冲击，锻炼了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把握航向，搏击风浪的能力。因而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运用宏观调控和强有力的务实的经济政策，使经济依然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GDP收入突破10万亿大关，经济增长率为9.8%，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GDP贡献率为4.5%，对中国经济贡献率为16.7%。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储流资金（储备和流动资金含境外流入资金）保守估计也在400万亿以上，全国国控经济总量47万多亿元，这笔庞大的资金，是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和后发优势的基本保证和巨大动力。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的9.6%，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以当前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年平均人均收入为4,400美元，已经成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之最。另美国尚欠中国3万多亿美元，这样中国总储备量为6万多亿美元，也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之一。中国具有继续强劲增长30年的潜力。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开发完毕，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开发潜力很大；二是资金、人才技术优势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发展后劲显著；三是“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方针刚刚起步；四是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还待进一步加快；五是中国把握好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主要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中西部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即使开发了，改革开放的纵度、深度仍然不够，效益不佳，低碳节能的科技含量还不高，处于低、初级的工业化水平，更大的经济效益尚未量化，还有待更深层次的开发和深化。在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央就提出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决策，这一条条令人鼓舞的英明决策，到了今天似乎变成了“纸上谈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没听到大西北开发的惊天战鼓；没有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旧貌换新颜”的累累硕果；没有触摸到中部地区崛起时嘭嘭跳动的脉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中西部人民改革开放的勃勃雄心和前进的坚定步伐。因此，国家应加大开发大西北的力度，要拿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十万大军进西北”的宏伟气势，疏通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开辟大西北几条大通道，便捷边疆人民进行广泛的国际贸易。引导中东部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向大西北流动，迅速带动大西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应给予大西北人民群众各种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和帮助青海、新疆等区域的实体企业做大做强。这样，大西北就能像东部沿海一样，得到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国家要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体制改革。例如企业整合，做到强强联手；调整结构，合理建设重工业基地，上下游协调搭配；人才、技术、资金跨区域联合，利用江苏、浙江等地人才和资金的优势，进行跨行业、跨区域的自由调节，搭配组合，将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再一个就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问题。中部地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思想保守，容易满足，错误地认为有吃、有穿、有房住这些简单条件能够满足就足够了。因而一旦满足，便不思进取，认为已是“很幸福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有一天，他们觉得向国家纳税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闲暇之时出门旅游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这就说明，他们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到那个时候，中部地区才算真的实现了崛起。笔者做了一个比较，比如江苏和安徽两个相邻的省，江苏除了地理位置上优越于安徽，东濒黄海，上接大都市上海，并没有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况且江苏资源奇缺，人口众多，面积较小，是靠什么来支撑经济的迅速发展呢？一句话，靠人。江苏人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江苏的GDP是安徽的二十多倍。而安徽资源丰富（有煤、铜、铁、等矿产资源），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善良纯朴，面积是江苏的1.5倍，可是安徽的经济增长始终赶不上江苏，为何？同样也是一句话，是人。安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思想保守，安平乐道地过自己的好日子，所以在同等条件下没能赶上和超过江苏。因此，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河南等）的人民群众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改革创新，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国家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二）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还没有显示出来，经济

发展后劲强势显著。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表现在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物价上涨压力仍在增大，经济下降趋势仍然存在这“两涨一降”，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在2011年12月14日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制订2012年国内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并且明确提出“稳中求进”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所谓“稳中求进”，“稳”就是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实惠，这是“进”。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2012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经济发展调整结构，扩内需，惠民生等重大举措。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开拓资金、人才和技术流通渠道。可以说，我们国内并不缺资金，前文已经提到，中国经济国控总量为47万亿人民币，民间流动和储蓄资金达到400万亿左右。党和政府应想方设法调动和运用这笔庞大的资金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比如实行国替民办战略等。总之要大胆地改革创新，灵活运用和调动民间资本。比如，中西部部级贫困县、乡（镇），经济长年不得翻身，人民群众还是极度贫困，针对有的干部怕苦畏难，不思进取，个别领导不作为的现象，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整改。考核整个班子，当留则留，当走则走。工资在任期内发70%，停职修养（学习、深造），GDP和人均收入要做到递进增发，这样大胆地实行几任，看看是否能使资金、人才和技术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就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多一点尝试。通过这样大胆改革创新，让人才、技术和资金得到最大的开发利用，做到“物尽其能，人尽其才，钱尽其利”的良性循环。

（三）实行“走出去，引进来”战略

这里的“走出去”，是指带资金、带项目、带目的到海外创办企业，开办分公司，也应当在国内纳税。这种“走出去”实际上是国内企业的海外延伸，既能开拓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形象，参与国际竞争，又能获得宝贵经验,了解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当然，最根本还是为了引进资金，使祖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国内的经济增长再创佳绩。据报道，目前国内有一种不好的状况，一些富豪携款到国外定居，有的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还有的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每年有数千亿美元甚至于近万亿美元流向海外，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绝不能让一些心术不正、为富不仁的人，利用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发不义之财，又将不义之财带走外逃，去过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变相洗钱”。笔者在这里大声呼吁：党和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打开“外跑”富豪的行装，看看所带走的款项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勤劳致富，还是为富不仁。是勤劳致富可走可留，假若是为富不仁的拆白党（骗吃、骗玩、骗财、骗色），一定不能放任自由，要追根寻源，必要时要“冻结”资金，不予放行。我们不能提倡这样的“走出去”，这样的“走出去”会拖垮我国的经济，因为他们到国外不是为了赚钱获利，而是为了享受、挥霍。其次关于“引进来”的问题，引进来是指将国外的先进科技人才和领先的管理理念引进来。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有选择的不破坏国内经济环境的招引科技人才和项目资金。就目前形势看，我国的引进来战略不尽人意，特别是自愿走进来的项目。比如中国的零售业：沃尔玛超市每年有大量钞票揣进外国人的腰包。沃尔玛超市将中国国内的廉价产品高价卖给中国的老百姓。有时还使用价格欺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愚弄和欺骗中国消费者，这是很不道德的。这种商家如果在印度早被勒令退出市场。况且，印度的国内零售业是不准外国人染指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印度人不愿将稳赚不赔的超市这个金饭碗让别人抢走，影响本国零售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说请进来，是指那些科技含量很高的“稳、难、长”的项目，能帮助和支持我国改革开放更深入更彻底的引领国际的先进项目，比如“急”，能否引进几条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以解我国油气之急。“难”，能否引进开发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开发治理和绿化项目。“长”，能否引进一个大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带足够资金来中国开发实体企业，五十年不撤资。到目前为止，这些“急”、“难”、“长”的开发项目都还没有请来海外商贾。也许有人会觉得很不现实，其实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并没有请进真正的外国巨商。况且国人没敢把这些“急”、“难”、“长”的项目列入议事日程。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将“走出去，引进来”落到实处，还停留在表象上，只能说“好走则走，易请则请”。在“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上，国人应当动番心思，要有打扮漂亮女儿出阁的走出去精神，要有“摆开八仙桌，全凭嘴一张”的阿庆嫂的请进来精神，真正请进巨商良贾来中国投资创业发展，带动我国经济持久良性循环增长。要有秩序有选择地安排落实“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有关事项。

（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必须加快

俗话说“十农不如一工，十工不如一商，十商不如一科”也可以这样表述，就是说十个农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如一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十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又不如一个商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十个商人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不如一个科技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所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刻不容缓，要放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安排上。切不可口号式的瞎喊一通，要规划“三化”的时间表，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三化”建设上来，如能做到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又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这“三化”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那么这个地区就一定能够结出经济的丰硕成果。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所以经济实力很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就拿笔者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江苏盐城）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十多万人口的地区级小城市，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三化”的实践，现在市区人口超百万，年均GDP（财政收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十多倍（达500多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00美元。如今，盐城这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像一枝盛开在苏北平原艳丽的花朵，像一颗镶嵌在祖国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所以说，要想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就必须加快“三化”的速度，实现跨跃式发展，有眼光、有见地、有选择、有秩序地谋划发展，在今后二十年左右，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前面已讲述过：“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祥和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和方法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也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发展实惠，这就是“进”。

（一）当务之急乃是“稳增长，控物价”

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稳增长就是坚持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势头，扩大内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果断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财政部门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贷币政策。笔者过去在文章里已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销售税（17%）太高了，是发达国家的三倍，这极大损害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和发展，导致很大一部分企业很难做大做强。这一点党和政府应当高度关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减税和出台各种针对实体企业的优惠政策。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总量的合理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这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赋予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然方向不变，但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三农”工作，加强农产品供给和保障能力。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不动摇。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生产和建立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性通胀也下降了，国内宏观调控也已初见成效，这与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周期性也有关系。我们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农产品，而农产品涨幅则来自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威胁力主要在这方面。要消除这些压力，就必须做到，尽量消化各种成本，打击人为炒作，给消费者适当的副食品补贴，政府控制价格，严控输入性通胀。

国内经济发展篇2

1、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目前美国和欧洲均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在美国，私债危机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很多欧州国家多年来财政赤字高悬，并用此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加之私人机构购买并持有大部分政府的主权债务，致使主权债务危机迅速向私人部门转移，私债危机普遍存在。债务危机在实体经济方面的表现，便是长期过低的国民储蓄率。为此，发达经济体必须提高其储蓄率来克服经济危机。可以说，这是一个经济紧缩的过程，一定会影响经济恢复的进程，延缓经济苏复的步伐。债务危机表现在金融领域，便是过高的杠杆化。债务危机表现在政府部门，便是较高的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如若平衡预算，必须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但这一举措的最终结果果就是压缩需求，使失业增加。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恢复，更难带来和谐稳定的局面。 

2、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1、国内外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长期恢复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自然是紧缩的。全球实际消费能力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出口量，外贸出口的下降意味着国外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在下降。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必然呈缩小之势。我们在没有革新现在技术的基础上不得已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来争取市场份额，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目前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几乎都以美元定价，我国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付出的成本也大为增加。随着政策紧缩与房地产调控的继续实施，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僵局。这对于未来的房地产投资将会产生严重的抑制作用。中国现在宏观经济下滑是由于国外市场萎缩，生产成本上升，有很多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过去，中国经济可以依靠制造业强大的成本优势来获取全球市场的美元盈余，所以，中国官方外汇储备不需要增值保值，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增长，也就是，中国官方外汇储备既便那时候出现亏损，也都可以迅速依靠大量贸易盈余来解决亏损。可是，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正在逐步输给韩国、印度和越南等地区。随着货币政策的扩张，我们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以上都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2.2、国内外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中国经济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是具有机遇的，第一，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是通胀，但我国的粮食连续几年丰产。虽然猪肉价格涨速比较快，但总体而言，未来食品价格走势还是可控的。第二，输入性通胀虽然在2011年比较厉害，但是最近因为欧债危机重启，美元对欧元可能走强，同时最近油价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在回落，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望减轻。随着CPI的下降，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缩的空间就比较有限。第三，2011年以来，考虑到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外需今后将面临较大负面冲击。虽然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呈缩小之势，但是，由于国内需求也在收缩，全年顺差规模不会下降太多，对GDP的负面冲击也不会太大。就国内而言，食品价格尽管难以预测但快速上升的局面基本不会出现。 

3、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建议 

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欧洲债务危机恶化等不利因素，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致力于在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3.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呈不断下滑趋势，我们应该保持宏观调控政策中性，尤其不应该再推出紧缩性政策措施。目前我们对未来经济走势具有预测性，提出灵活性的政策措施。在货币政策方面，目前似乎还没有必要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可以考虑，在保证人民币贷款的前提下，适当放松调整流动性的力度，让新增贷款略有增加。这样，可以避免紧缩政策的自我强化风险，缓解大企业以延期支付方式对小企业的资金链的进一步挤压，避免出现大面积三角债现象。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适当增大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可能是可行的。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如降低营业税税率、推动服务业的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型、进一步降低小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进一步下调小微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等。 

3.2、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 

鉴于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渐转向内需为主，并且，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内需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将是投资，对于保持投资稳定增长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其中，投资资金来源结构问题，尤须引起注意。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可以有力地支持工业化投资，但支持城镇化投资的力度不强。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这样的金融体系，适应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但却很难支撑以城镇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规模巨大、期限很长、可持续性不确定，且风险集中，如果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来提供资金，或者来源不足，或者风险甚大。 

鉴于此，政府和市场应积极推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其中包括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让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财力，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推进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应当给予重视。 

3.3、调整我国经济结构 

要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三方面的改革是不叮或缺的。第一个方面是两个层次的收入分配改革，第一个层次是在政府、居民和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第一是政府降低居民部门面临的整体税负，第二就是政府要求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的红利，并且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转移给居民，譬如说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纠正产业结构失衡，发展服务业。最后一个层次的改革就是当前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价格都应该市场化，要素不单包括能源、生产要素、土地，还包括资金，资金的价格就是汇率和利率。只有这些要素充分市场化，我们的经济才能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转向集约型的增长模式，中国出口的产品也才能更好地反应它的比较优势。这些改革到位了，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就下来了。同时在各种价格市场化的前提下，对外资不要给那么多廉价的土地和优惠的税收，这样双顺差自然就会减弱。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的改革都很重要。一方面要看中央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一方面也要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国内经济发展篇3

    一、房价居高不下的内因分析

    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土地拍卖、税收、人工成本上涨、材料成本提高等造成了房价的居高不下。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务工、房地产投资等因素也使得房地产需求不断提高。另外,我国建筑工程设计标准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工程施工总成本提高,进而影响了房价。在我国现代城市规划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城市房地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土地的垄断供给也为地方政府提高地价提供了机会,虽然中央出台了土地拍卖制度,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具体的执行并未得到预期效果。因此,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为了满足现代房地产经济发展需求、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我国现代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应加快基础分析与研究。通过制定科学的监管机制,保障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房地产经济发展内因分析

    (一)房地产需求内因分析

    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与房地产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联系。首先,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的经济条件得到了快速的提高,进而对居住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促进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也造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进城,进而提高了城市房地产需求。加上我国现代城市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城市房产需求日益提高。这一内因的存在,造成了房价的居高不下、造成了房屋供需矛盾的加剧。

    (二)房屋刚性需求内因分析

    在我国现代房地产经济发展中,楼市刚性需求是支持楼市持续走高的重要因素。从综合因素分析可以发现,房价上涨的内因主要由刚性需求为基础,同时受市场经济调节能力以及各项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造成了我国房价的居高不下。首先,目前购房的主要力量是适婚一族,另外投资性购房也是楼市需求的重要力量。刚性需求的不断提高,促进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在未来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现代房地产经济发展中调控需求的分析

    针对我国现代房地产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调控过程中应加强多渠道调控手段的应用。针对目前单一调控手段所起作用的有限性,政府机构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多渠道调控方式,满足房地产市场调控需求。通过有效调控最大限度的解决住房问题,遏制楼市“虚拟需求”对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影响。同时以有效的监管机制,使被动保值房主退出投资领域,保障市场运行体系的科学性,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以提倡理性消费为基础,保障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现代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前房价的快速上涨与政府及开发商有着极大的关系。同时,消费者追涨、浮躁的心态也促使了房价的疯涨。因此,我国政府机构应加强对房地产投资市场的引导。通过鼓励、提倡理性消费,避免房地产泡沫经济及系统性风险的存在,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我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的内因及需求,指导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此实现房地产业经营监控目的。

国内经济发展篇4

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销售，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壮大县域经济。”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大力发展以特色经济为主导、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县城经济为主角的优势产业，突出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和与大中城市、工业园区配套衔接的产业，搞好产业分工协作。”不难看出，县域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国外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方面。介绍如下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于1954年和1955年先后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两本著作中指出，在落后国家，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牧业部门并存形成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农牧业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假如农牧业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仅为农牧业的隐蔽性失业人口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农牧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工业部门也得到了自身发展中所需要的劳动力，对两个部门都有利。同时，由于工业的发展，农牧业中的这种剩余劳动力最终将被全部吸收。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一理论是将农村牧区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不存在失业，工资水平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等假设作为分析基础的，而且它只强调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忽视了传统农牧业的发展，故既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也使理论的合理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发展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们与刘易斯在主要观点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强调现代工业与农牧业部门的平衡，以使农牧业部门所提供的农牧业剩余刚好能满足工业部门对于农牧产品的要求。不但如此，拉尼斯和费景汉还将劳动力转移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作为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必要条件，并且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与资本同样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根本途径。

（二）速水佑次郎的借用技术理论主要观点及评价

该理论认为发展机制潜在于表面落后之中，一旦这种机制被开发出来，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实现赶超目标。自然资源禀赋不是经济增长无法逾越的障碍，甚至不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关键是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但在自然资源禀赋构成实质性的制约阶段，要特别关注通过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来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力。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越晚，所积累的可以供它借用的技术就越多，它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比先行国家更快。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沿着由发达国家积累的科学和工程知识扩展的创新可能性边界，采用适合它们资源禀赋的新技术，就能在成本节约方面获得巨大的收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差距正是其加快增长的潜力。开发这种潜力的关键是在市场结构、产业组织、劳动管理和研究、教育、培训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使其适应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避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发生灾难性的冲突。

（三）不平衡发展理论

不平衡发展理论以赫希曼和威廉姆森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由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不具备产业和地域全面增长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因此，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会使得经济增长围绕该增长点集中。这种增长极的出现，必然形成区域间的不平等，而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增长级一方面不断地吸引周围落后地区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地区间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增长极向周边地区的购买力或投资增加，以及周边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移民，提高了落后地区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长期，由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发达地区会产生集聚不经济，从而促进产业向周边扩散。因而，地域上的扩散效应将超过极化效应，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区域经济成长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演变过程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结果。在区域成长的初期，极化效应较扩散效应显著，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拉大趋势；后期，扩散效应变得更为重要，集聚经济向周围扩散渗透，并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缩小。

（四）梯度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的发展盛衰，主要决定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以及转移，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各经济部门，特别是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由于较发达地区主要处于技术创新和经济繁荣的阶段，无论在经济或技术上均属于高梯度地区。因此，新兴产业和高技术生产部门适宜于在较发达地区布局，而传统的产业部门适宜于在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素质受到限制的欠发达地区或低梯度地区布局。科技进步引致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以及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管理方法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因此，产业结构的更新，促使地区经济向高梯度地区发展和集中。产业结构的更新随着经济发展的时间推移和生命周期的衰退，逐步有秩序地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多层次转移。梯度推进的过程是动态的，是区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逐步演变的过程。在初期，经济发展要素一定是向高梯度地区积聚，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阶段。在高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要素的边际报酬的逐步下降，高梯度地区的要素开始逐步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阶段。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准确的概念，是由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在其1981年出版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外延做出明确的规定。1983年，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它成立后，就有关环境污染、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报告的关键概念使用，并明确地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二、国内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认为，县域科学发展一要统筹县域经济各领域的发展，做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二要做好兴工促农，以城带乡等工作；三要突破县域经济概念，打破一般“县域经济=县域”的工作思维，统筹县域经济与县域社会、县域文化、县域生态、县域政治等“县域内县域经济关联因素”的发展；四要将科学发展基本理论与县情相结合，进行实践创新，走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县域科学发展是一个实践创新的过程，实践创新构成县域科学发展的方法论。

辜胜阻、李华认为，要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扩权强县的关键环节。强县的关键在于建立坚实的产业基础。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中介组织为纽带，立足于地方特色，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精加工、运输和贸易，推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要引导产业集中，强化特色产业支撑。基于市场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本地资源优势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核心，根据县情，选择农业服务牵引型、工业催生型、城市辐射型、旅游开发型、矿产资源型、农产品加工型等不同产业发展模式。对于技术水平比较高、发展基础比较好的现代加工型乡镇工业和服务面广的第三产业要向县城集中，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集群战略，真正实现强县的目的。

张晓山认为,当前，各地都在提倡如何适应城乡居民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促进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拓展农业增收功能。农业向第二产业延伸，就要发展工业园区；农业向第三产业延伸，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农家乐、现代新村、民俗农庄等乡村休闲旅游，形成一产与三产的融合，这必然要改变耕地的用途，要害是土地变性，这必然与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发生矛盾。这是发展县域经济面临的困境，这个领域也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交汇点。

许经勇教授认为，壮大县域经济经济的新思路,要跳出“三农”与立足“三农”相结合,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王怀岳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促进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近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向二、一、三的转变，远期内实现 三、二、一的战略目标。

迟福林 、夏锋认为， 扩权强县要有利于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我国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我国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当前，推进农村改革需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重要的出发点。我国农村消费长期低迷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严重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为此，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要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个大战略来全盘考虑。未来几年，努力争取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件大事情做好，不仅可以在启动农村消费大市场上取得重要突破，还可以从整体上破解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难题，把统筹城乡发展全盘搞活。

黄敏认为,全国的县域经济大体上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农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保障。在应对危机中，要立足资源、区位和生态优势，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保障农产品销售市场。二是以基地建设为推动，促进农业生产向规模化发展。三是产业化始终密切联系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宋亚平认为,县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状态的相对封闭性，折射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随着市场的融合和扩展，县域经济最终还是要在开放中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的态势。因此，县域经济的建设者决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搞地方经济保护主义，而是要在政府的悉心照料下促进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国内经济发展篇5

关键词：国内经济管理存在问题思考

现代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和服务等经济活动，为满足社会需要和获取盈利，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基本经济单位。现代企业发展不单需要人员、资金和生产设备等要素，更重要的是通过管理，逐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依靠创新驱动不断发展。因此，进一步认识经济管理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十分必要。

一、 国内经济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1.经济管理中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

经济管理中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为此，我们必须针对其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总结。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以及经济发达的开放城市因便利的地域优势，其经济发展较陕。相对于东、西部而言，由于地处偏远，资源有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进步，这种差距将不断的扩大，进而导致经济区域间发展严重失衡，社会群体间的差距也将随之变大..很多区域为了保护其地方的发展特色，不愿“走出去”，也不愿“引进来”，这种错误的做法更是加剧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调，从而导致管理上出现了落后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还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为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2.经济管理中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产业之间的不平衡性，传统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与发展，工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在盲目大力发展的同时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正一步步制约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对农业生产，技术生产也起到了阻碍的制约作用，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将影响着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导致了经济管理上的不均衡。

3.经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政策实施不到位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原有的旧经济体制已经很难适应时展的需要，在当今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积极的采取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用新的制度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适当的调节那些不合理的因素，建立健全的经济管理法律制度，让经济管理有法可依，有据可管。强化政策的具体落实力度，不能走“形式主义”，要将政策落实到实处，真真正正的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其发展。

4.经济管理的思想观念陈旧，没有创新意识

经济要想进步，社会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有创新的思想精神，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我们要时刻引进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保留一些好的旧的思想，将新旧思想进行整合有效的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建设发展。自我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展，这主要是我们解放了思想，打破了陈旧的思想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仅仅要根据国情制定特有的发展战略与目标，更加要引进新的思想和观念，借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不断拓宽自己的眼界，建立健全的思想创新机制，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 加强现代企业实现经济管理的途径

1.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作为职工行为规范的模式，使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人际关系得以协调，员工的共同利益受到保护，从而使企业有序地组织起来，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也是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关键。因此，任何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都需要针对自身情况，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经济管理制度，关系到现代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应该得到重视。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基础上，企业还应不断完善制度，并抓好落实，使各项经济管理制度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应用的重要作用，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提高。另外，在实施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制度过程中，还必须注重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使其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环境与管理制度，并能够在相关经济管理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下，创新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进而为现代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2.用经济管理促进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现代企业文化是在现代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产生的一种以现代科学管理为基础的新型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也是现代企业全体员工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我国企业要真正步人市场，走出一条发展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就必须普及和深化现代企业文化建设。通过现代企业文化使员工认识到企业的价值，并认同企业的行为目标，形成一种强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使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员工个体达到观念上的共识，通过文化熏陶让员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员工以现代企业价值观作为个人行为的方向和准则，自觉将个人目标纳入现代企业目标之中，并与企业目标有机结合，促使员工能够更好地为现代企业服务，按照现代企业的规章制度来调整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3.发挥财务管理的作用

现代企业管理是对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职能的总称。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最主要内容之一。通过财务管理，加强资金布局，缩短工艺流程，使公司库存产品降到最低程度。调节资本结构，寻找最低成本筹资渠道。现代企业筹资方式有直接投资、发行股票、债券、银行借款、商业信用、融资租赁等形式，现代企业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现代企业发展需要的融资方式，以降低成本实现最大收益。

总之，随着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管理的工作应及时调整管理中存在的不足，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深化经济管理的体制改革，提高经济管理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缩短区域差距，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加快经济建设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聂哲，何平，段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面临的矛盾与问题[J]，经济研究导刊.2011，24.

国内经济发展篇6

1、我国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不利影响早在2000年和2001年，国家便已修改了三大外资法，同时还取消了关于外资企业可以享受“次国民待遇”。而在此情形下，若继续在短时间内修改外资法，进而再次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条款，那么这将直接暗示外来投资者国内引资政策和立法都在朝着不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发展的方向转变。这样一来，会直接挫伤外来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信心，从而难以不断扩大外来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规模。因此，在短时间内，不需要对外资法进行多次修改，同时也不能快速将所有关于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等条款予以取消。

2、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策略后对我国招商引资带来的影响“遵守约定”为一国际惯例，同时这也是各项国际经济活动当中所要遵循的一原则。结合此项原则，当某个国家在吸引外资并且承诺给外来投资者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时，除在遇到某些巨大情形变更时，就要严格按照当初给予投资者的承诺来履行。因此，在外资立法中，必须严格按照“遵守约定”原则，同时这也会政府和外资法的信用问题。在过去几年内，我国吸引大量外资是为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因此，对外来投资者承诺个多种优惠政策，同时借助外资法将具体规定予以明确，这样一来，外来投资者无论是在税收，还是在产品进出口方面都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权。但是，这些特权完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要求，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尽管是现在，上述种种承诺也对我国吸引外资是十分有利的，这主要是由于诸多优惠政策都可以作为外来投资者在我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若没有各种优惠政策，外来投资者不愿意来我国投资。所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我们依然要继续遵守上述种种承诺。虽然有时需要修改外资法，我们也要尽量将上述优惠承诺予以保留。

二、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超国民待遇这一时代的终结加上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会大大降低外商在华投资的热情，不时出现的关于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和市场汇入的声音也加深了这一顾虑。然而，跨国公司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实，优惠政策和低廉的劳动成本不再是中国吸引他们的主因。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法规体系，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以及巨大的市场正是促使更多跨国企业升级它们在中国地区的发展重点，将其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覆盖境内所有的企业，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努力，逐渐由传统的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进而为我国下一个30年发展探索新的发展动力。这样一来，才可以将引进外资战略重点予以转移，不断提高引资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做要一下几点工作：

1、引进更多外资活力源我国，在引入外商投资方面要选用各种更合理的对策，由最初的“超国民待遇”发展到“国民待遇”，而引资类型由传统的“优惠型”转变为“规则型”与“比较优势型”，从而大幅度降低引资成本。另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逐渐转变，未来到我国投资的外来企业借助市场经济规则与比较优势等逐渐开拓市场，而对于想要借助施压的方式继续使我国政府实施“超国民待遇”条款，对新技术进行研发。

2、加强对引进外资行业引导大多数外来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从而在我国占有大部分市场，属于利己的表现，而并不是站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从而积极投入到加快东道国产业发展当中。所以，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在引进外资时期，将引导与调控作用予以充分发挥，进而再制定各种相关规范政策，例如：《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借助“看得见的手”来引导更多国家最需要发展的行业与领域当中，如：战略性产业。此产业成为打破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提与基础，从而对国内的社会发展发挥引导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而使得各个国家都在寻找新经济发展动力，进而对各种战略性产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其选择依据主要遵守一下三点原则：第一，产品要有相对稳定且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第二，产品经济技术效益要非常高；第三，可以带动相关连产业获得全面发展。

3、重视对引进外资质量评价当前，在国家对引进外资从“超国民待遇”发展到“国民待遇”情形下，所以，外资治疗的评价标准与发展也都发展了巨大改变。具体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其一，对外资水平考核引起高度重视；其二，对外资效应要充分予以利用。从整体上来说，引进外资水平成为确保外资质量的一个基础条件，主要涉及到外资投资模式、投资方式、区域分布等内容；但是，针对外资效应质量高低，对外资项目经济效益予以全面考虑，与此同时，对所引入的外资进行适当的调整，而借助此工作，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资资料评价体系。

三、结束语

国内经济发展篇7

关键词：国内房产经济；现状；未来发展；分析

一、 我国国内的房产经济现状分析

房地产经济作为我国的支柱性经济之一，对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但近些年随着有些投机者在房市的活跃，导致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现状不容乐观。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很多都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并且这种现象一直在持续，房地产市场管理者很难对房地产的价格实行有效控制。正是基于这一现状，我国的房地产经济才存在所谓的“泡沫经济”之称。随着市场经济波动和货币的供求关系失衡，一旦房市的泡沫发生破裂，将会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平衡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只有认真分析房市的发展规律，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解决，才会保证我国的房产经济政策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 房价盲目抬高

从近些年的房市价格来看，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很多的地方政府都盲目太高了房子的价格。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的土地价格出现了暴涨，土地的拍卖价格往往没有限制，所以房产的价格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房市价格出现了“虚价”。国内的土地价格增长是直接推动我国房市价格“虚高”的主要原因，导致房市的混乱，无法控制。同时，我国的人口的剧增、土地资源的匮乏和人们对于房价的不断增高的观念都没有转变过来，这也是造成我国房市价格“虚高”的原因之一。

（二） 我国消费者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房市价格的变动机制

我国大多数的消费者都有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就是：他们对于房屋的未来价格预测偏高。很多的消费者都认为房屋的价格会一直不停地涨下去，所以他们往往急着现在就买房，以寻求将来房屋的增值。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机制，房市的需求量增大势必会造成政府有意抬高房市价格。正是因为这种恶性循环才导致了我国的房地产经纪出现了极大的破坏，失去应用的平衡。

二、 我国房产经济的发展措施

面对我国目前的房产经济现状，我们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来遏制这种现象的

发生，并提出国内房产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可以对房产的未来发展方向探测以下几点建议：

（一） 强化中央政府的干预力度

政府的调控政策对于房地产的价格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政府方面一定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房地产价格调控机制，建立健全房地产保障体系，来达到刺激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目的。但是很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对政府的调控法律知之甚少，更有甚者完全无视政府法律的存在，利用政府法律的漏洞，钻政府的牛角尖。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进行全面整治，严格把守土地这一关，限制土地的供给，适当降低土地的价格，保障居民住宅用地的稳定性。房地产开发商应该严格配合政府干预措施的执行，稳定调价房价的高低，使房屋价格回到正常水平上来。

（二） 自身加强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学习

作为投资者或消费者，只有了解适当的房地产经济运行规律，才会更好地防范市场动荡对房地产运行产生的不利影响。面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的不稳定性，我们绝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所提供的比较局限的房地产信息，来阻止房地产的的泡沫经济所带来的困难。所以，我们更应该从自身入手，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对于房地产运行的一些异常问题，及时提出并处理。同时还要利用科学的房地产运行规律，认真分析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找出房地产未来发展的新途径。作为个人来讲，只有丰富自己的房地产理论知识，强化房地产专业的学习，才会更好的阻止风险。如果不能做好以上几个方面，很难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

（三） 限制土地的过度开发和使用

土地是造成房地产价格虚高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正常运行的最大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控制土地的开发与使用，保证房产经济的平稳运行。目前国内的土地开发与利用出现了极为混乱的状况，政府抬高了土地的价格，开发商一味地追求利润，大肆高价开发土地，不惜将房价抬得很高，最直接的受害人最终还是消费者。对于土地的限制利用，地方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土地强制实施的一些法律法规，严格控制土地的开发数量，稳定房产市场建设的混乱状态。

结束语

虽然我国的房产市场整体还是比较混乱，但是随着房产制度的不断贯彻与落实，这种局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如果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还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它需要政府与开发商协同起来，对土地的使用一定要控制到位。我们只有掌握了正确的发展方法，了解房产正常运行的规律，才会使房屋的价格得到有效控制。

参考文献：

[1]朱勇.我国的房地产泡沫研究论证[J].中国房地产，2012（9）

国内经济发展篇8

一、“协同政府”的内涵及对我国推进绿色经济的作用

(一)“协同政府”的内涵。“协同政府”(Joined-upGovernment)又称“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或“全面政府”(HolisticGovernment),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官僚制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改革主张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施分权管理,以提高政府效率;但它忽视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造成了碎片化的制度结构,①带来了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困境。针对这种情况,协同政府模式主张采用协调、合作与整合的方法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目前,“协同政府”这一改革模式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得到普遍应用,并成为发达国家政府改革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协同政府”的基本观点是: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既不能靠相互隔离的政府部门,也不能靠设立新的“超级部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围绕特定的管理目标,在不取消部门边界的前提下实行跨部门合作与协同。②这种合作是全面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横向不同部门间的协同、纵向不同层级间的协同、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同等。其中,以横向不同部门间的协同最为重要。

(二)“协同政府”对我国推进绿色经济的作用。在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方“协同政府”模式出现的社会背景、主要内涵、运行机理及对我国政府改革的经验借鉴,并将其运用于危机管理、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专业领域。在我国推进绿色经济的过程中,也有必要借鉴西方“协同政府”的治理经验,构建我国的跨部门协同机制。首先,我国推进绿色经济建设需要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协同机制。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GDP,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意识到降低能耗、节约资源、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科学发展、实现转型的重要性,但在优先措施和实施力度方面,却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见解。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绿色GDP核算”来统筹全国的环境治理和经济转型,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发展和官员仕途晋升,对中央政府的政策阳奉阴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否在多轮博弈的基础上实现纵向协同,是推进绿色GDP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次,我国推进绿色经济建设需要构建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同。以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利用为例,长江水资源同时具有灌溉、发电、供水、养殖、航运和旅游等多种社会功能和对工农业生产、城乡供水、城市发展、水力发电、内陆渔业、水上运输、休闲娱乐等人类活动的多方面利益。同时,水资源具有整体流动的自然属性,它以流域为单元,水量水质、地上水地下水相互依存,组成一种完整的生态系统;但在保护治理和开发利用上,其左右岸、干支流、上下游却被人为地划分成了多个行政区域,形成了实际上的分割管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地方利益的存在,各行政区域之间在水资源保护和使用上经常会发生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推诿责任的事情。没有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同,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效保护与科学利用就难以实现。再次,我国推进绿色经济建设需要构建同一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以城市垃圾分类处理为例,该项工作的主导部门是原建设部;制定政策的是国家发改委;具体管理资源回收产业链的是商务部;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归环境部门监管。划分到具体地区,一般来说,垃圾分类相关事务归城管部门管,有害垃圾归环保部门管,可回收物归商务部门管,过期药品属于药监部门管,而小区物业一般由地方建设、房管部门管。此外,相关垃圾中转站或区域垃圾楼的规划由地方规划部门管;土地审批由地方土地部门管;分类相关配套资金由地方财政部门管;资金审批归地方发改委管……在这种“九龙治废”的格局中,没有同一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垃圾分类处理就难以扎实推进。因此,我国推进绿色经济建设需要借鉴西方“协同政府”的理念与做法,既要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协同机制,又要构建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之间和同一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机制。

二、我国推进绿色经济中缺乏跨部门协同的表现与成因

在我国推进绿色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中,跨部门协同机制比较薄弱。除了遇到突发性环境事故、启动应急机制时,各部门能够做到较好的协同之外,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现象。

(一)绿色经济管理部门林立,职能界定不清、交叉重叠现象严重。我国的政府管理在纵向上从中央到地方分成了不同的层级,在横向上又按照专业分工建立了不同的职能部门,注重纵向的行政隶属关系超过横向的分工合作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林立、彼此分割的现象。与绿色经济有关的职能部门设置也受政府管理宏观体制架构的影响,历史形成的按资源要素分工的部门管理模式强化了部门利益,弱化了统一监管。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总管和其他相关部门分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各自责任和义务不清的情况下是造成部门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①在我国,有权行使经济、资源和环境管理权的机构众多,从而在同一治理客体上同时存在两套管理班子甚至多套管理班子。如对水资源的保护,《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对“水”的表述在外在表现上是非常一致的,都定义为地表水(主要指江河,湖泊,冰川等)和地下水。水资源管理机关是各级水行政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和其他部门;水污染防治的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各级环保行政部门、水利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地质矿产部门、市政管理部门、主要江河的水源保护机构;除此之外,各级交通部门的航政部门、渔政监督部门也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的管辖权。上述管理机构各自职能界定不清,甚至职能交叉重叠。应当明确的是,跨部门协同机制构建的基础是各个部门的职能划分清晰,没有重叠;如果各个部门之间职能有重叠,利益有冲突,就基本上失去了协调与合作的可能性。

(二)缺乏高规格的专门性法定协调机构。在我国,绿色GDP建设的任务分散到不同职能部门中,工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机构林立和职能交叉的现状要求加强不同部门间的沟通与协商,形成高度共识与一致行动,这就需要依法设立高规格的专门性协调机构来切实担负起跨部门协同的重要职责。但在我国1998年机构改革中,撤销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对环境影响重大的宏观协调权和微观协调权全部授予国家环境保护部。然而就目前状况而言,国家环保部的协调权威不够,难当高规格的法定协调机构之责。一是《环境保护法》并未明确规定其为协调机构,根据该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二是宏观管理方面,因为国家环保部是一个只享有具体管理权限的机关,因而与国家发改委等综合决策部门的协调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三)不同部门在制定法律与政策时常有冲突。在我国,与绿色经济有关的立法和决策权分散到不同职能部门,部门立法与部门决策的体制导致不同部门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在价值目标、内容规定、具体措施上往往是冲突的。例如,林地同时被我国《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调整对象。由于三部法律的立法目的、任务和侧重点各不相同,起草部门和执行部门各不相同,各部门法之间必然出现某种程度的冲突性规定。《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侧重于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二者对林地的使用方式作出了相对一致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森林法》则侧重于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良性维续,根据其第十五条的规定,可转让使用权的林地仅限于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等林地,以及上述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等,这意味着单位和个人对林地的使用权转让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三部同一位阶的部门法对林地使用方式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的林地依然由国家林业局按照《森林法》的规定进行管理,没有统一纳入国土资源部的土地管理中。①为了实现法律与政策在推进绿色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必须避免部门法律与政策之间类似的矛盾与冲突。

(四)不同部门在联合行动上难以形成合力。我国部门立法与部门决策的体制在缺乏有效制约与监督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的恶性膨胀,部门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弱政府、强部门”的治理格局在所难免。部门保护主义把本机构的行政权行使同国家行政总权割裂开来,从自己部门的狭隘利益出发,对其他行政部门行使职权采取不合作、不支持、不协助的消极对策,不同部门在联合行动上难以形成合力。以绿色GDP核算框架的研究和建立为例,2005年初,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这一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包括统计、环保、农业、林业、水利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但此次试点工作由国家环保总局担纲,国家统计局负责配合。有人认为既然是以GDP为基础的经济指标,就应该由统计部门主导,其核算权、数据的权等都应该属于统计部门;有人甚至还批评环保部门的“高调”行为有“越权”之嫌……②此类中央部委间的争议加上地方政府的抵制,使得绿色GDP险些被“乌托邦化”。

三、我国推进绿色经济中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对策

绿色经济的国家性、全民性、长期性决定了该项工作必须由多部门共同参与、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对策措施有:

(一)设立跨部门协同的领导和管理机构,加强跨部门协同机制建设。中共十七大报告已明确: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发展绿色经济的任务超越了现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能范围,有必要设立跨部门协同的领导和管理机构,建立定期协商机制和日常工作机制。首先要建立由国务院主持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模仿国家能源委员会、反垄断委员会等机构,设立非常设的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主要负责协调解决下列问题:协调重大的国家环境安全责任、活跃的国际环境事务、复杂的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经济发展主管部门的眼前和短期目标与国家环境保护的长期目标存在的矛盾冲突;超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构职能范围的环境保护政策最终制定和执行等。其次,根据环境保护内容和范围设立不同级别的协调机构。一是省与省、市与市之间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建立联动协同机制,定期对地区间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工作进行协调;二是由省级政府牵头,成立部门之上的协调机构,协调部门间、行业间、企业与社会间和环境保护、能源利用相关的利益关系;解决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之间、不同法律政策之间关于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三是在省以下政府设立协调机构,建立联席会议等定期协商机制和日常工作机制。

(二)通过经济与环境的综合决策强化跨部门的规则协同。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将环境、能源问题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改变规则制定程序,将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利用、环境保护全面、充分地结合起来,使经济发展的各项重大决策符合社会和生态发展的需求。具体说来,规则协同包括法律协同、政策协同和标准协同等相关内容。在制定与绿色经济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标准时,要引入“无知之幕”下的第三方立法和决策,确保立法、决策和标准制定超越部门利益而具有更强的中立性。“要明确环境法律(政策)与其他基础部门法律(政策)共同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法律(政策)体系,它们之间相互制约与合作,在促进各自利益和目标的同时,相互协调、妥协和平衡,以共同实现法律(政策)调节私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关系的目标,环境法律(政策)只有在与其他部门法律(政策)良性互动、相互妥协中,才能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①

国内经济发展篇9

关键词：房地产 人口红利 城市化 M2 通货膨胀 人民币升值 房地产调控

过去的十多年，房地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支柱产业”的作用。历史表明，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很强的拉动作用，房地产的发展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大发展。透过房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温州炒房团、房产投资的表面现象，深入分析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几个内在因素：

1、从人口总量和结构来看，我国还处于人口红利期

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中级阶段，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必然会出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住宅房产的需求总量是由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和家庭的裂变速度来决定的。一般，25至45岁年龄的青壮年人口是住宅房产的主力军；25岁至35岁的青年人正处于结婚成家时期，此时需要组建新的家庭，滋生出购置婚房的刚需；而35岁至45岁的壮年人正逐步步入中年，此时上有老下有小，对住房的面积和大小需求日益强烈，随着收入的增加，滋生出改善性住房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出现过3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别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这三个时期每年出生率超过30‰;1972～1979年平均出生率也超过22‰；1980～1990年平均出生率也超过21‰；从1994年起，中国新生儿逐步减少，进入了低生育时代，从1994年的18‰逐步降至2010年的约12‰。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我国目前正处于 “人口红利”期；社会总抚养比例从2001年的43%下降到2010年的34%，年轻工作人口的比较则大幅上升，少年儿童抚养比例大幅下降10个点，而老年人抚养比例则稍微上升。

目前有些经济专家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原因在于低生育率、老龄化开始等因素；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

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老龄化而消除，实际上之前的“红利”来自人口数量，即“量”的红利。“我们还可以获得人口'质'的红利，即健康和教育赋予劳动力的价值。”

在未来10～20年时间内，中国经济将从需求大量低价劳动力逐步转向需要大量高技能劳动力；随着我国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结构性人口红利将取代总体的数量人口红利，继续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每年出生人口的绝对数量统计为，1954～1957年均出生人口2124万; 1958～1961年均出生人口1542万；1962～1975年均出生人口2627万；1976～1980年均出生人口1795万。1981～1997年均出生人口2220万；从1998年开始从1900万逐步降低至2010年的1596万。

1997年之前我们依然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万以上，这将此后的连续20多年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以22岁大学毕业时间算起，个人推测至少要到2020年左右新增年轻劳动力才会逐步减少；以30岁左右买房来算，我国房地产新增需求在2027年之前，仍然有非常强劲的购房需求。

2、从城市化率来看，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期

城市化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本质和动力源泉，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也从第一产业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第二，土地城市化是促进城市化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人口城市化和非农经济活动对土地需求的增加，土地从农业向非农业配置，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只有继续有效发挥 土地的功能，才能促进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1978年至1999年，我国进入城市化平稳发展期，城市化率从17.92%,稳步增长到30.89%,20多年间增长了近13个点；每年新增城市人口约1000万人。

从2000年开始至今，我国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增长显著，至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3%，12年时间增长了近20个点；年均新增城市人口超过2600万，这12年内总共流入城市人口超过3亿人，目前，中国人均GDP在4000至5000美元，通过财富的逐步积累，已有部分人具备了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能力；以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来计算，每年需要新增城市的真实住宅约7.8亿平方米左右；这还不包括改善性住房需求。

国内经济发展篇10

摘要：本文以日本和山东为例，研究其海洋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发展经验，为辽宁省发展海洋经济提供经验借鉴与启示，提出发展海洋经济的六条建议。

关键词：海洋经济 科技创新 海洋循环经济

海洋经济的实践远远早于对海洋经济理论的研究。亚太经济的发展开始走向海洋经济之路，日本是其典型的代表。山东省与辽宁省隔海相望，其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于辽宁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日本——科技创新加速海洋开发

近年来，日本利用科技加速海洋开发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海洋经济跨入新的成长期，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海洋经济区域业已形成，先后形成了关东广域地区集群等9个地区集群，这不仅构筑起各地区连锁的技术创新体制，也形成了多层次的海洋经济区域。

第二，日本海洋开发包括经济开发、技术开发，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向纵深方向发展。

第三，日本海洋相关的经济活动急剧扩大，形成了包括科技、教育、环保、公共服务等海洋经济发展支撑体系。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制订了海洋开发战略计划，并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着重海洋科学技术开发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日本与我国同为东亚海洋大国，海洋经济发展异曲同工，辽宁省在制定海洋经济的发展战略时，应参考日本的实践经验。

山东省——政府重视推进战略实施

山东省与辽宁省隔海相望，80年代时期就一同开展“海上辽宁”、“海上山东”海洋战略的实施。

山东省的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在于山东省政府高度重视海洋工作，并把发展海洋经济当作一项关系长远利益的战略性工程来对待。

山东省还一直强调依法治海的精神，海洋管理工作不断加强，海洋法制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初步构建了较为科学、合理、规范的管理框架，从而使得海洋开发严谨有序。

近几年，山东省依靠海洋科技力量和众多海洋科研院所，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新兴的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海洋产业迅速崛起，新技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海洋药物保健品、海洋精细化工、沿海旅游、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等。海洋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不断提高，新研究成果的投入使用使山东省的海洋经济产业化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增长点。

经验启示

发展海洋经济，由于国家（地区）的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也并不完全一样。但由于海洋经济的共同特性，国内外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都采取了以下举措：

1、政府管理综合化

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要对政府的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首先，海洋经济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要求政府对海洋经济进行综合管理，以利海洋资源最优利用，发挥最大的资源潜能。其次，海洋经济的发展涉及很多政府部门，需要这些部门通力合作。再次，与陆域经济管理相比，海洋经济具有特殊性，所以政府对海洋经济发展介入的范围更广，也更为深入；政府的管理主要集中在部门协调和对经济外部性的治理这两个方面，其他领域则更多地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2、产业结构合理化

目前，发达国家的海洋产业结构呈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海洋油气、滨海旅游、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构成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第二，“二、三、一”次产业结构顺序正向“三、二、一”次产业结构顺序演变。以高技术支撑的近海油气业、临港工业，以及滨海旅游业、现代物流业和生产性海洋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已成为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的主体。第三，区域特色明显。由于各国（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海洋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即地区海洋产业结构，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比较优势。

3、加强培育海洋主导产业

根据沿海城市海洋各产业增加值和全省海岸带资源调查，考虑到海洋9类行业增加值的梯度分布和资源基础，把省内海洋经济划分为主产业集群区、发达区、潜力区、欠发达区4个等级。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和科技资源方面的两大优势，按照发挥优势、重点突破的要求，积极培植壮大海洋主导产业，尽快形成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带动高素质海洋产业体系的形成。

4、海洋功能划分越来越明确

海洋经济是海洋水体资源经济、海洋产业经济、海洋区域经济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其发展不仅是产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是空间变化与空间组合的结果。海洋产业与陆地产业的再生产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海洋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开发，需要有强大的陆域经济作支撑，海洋资源优势只有在与沿海陆域经济联动发展中，在与区域生产力布局紧密结合中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因此，要构建布局合理、陆海一体的生产力发展平台，加快辽宁省海洋产业由资源型向综合型转变，由分散向集群化发展。

5、发展海洋循环经济

海洋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以循环经济理念为基本原则，加强海洋管理基础性工作，健全该省海洋法规体系，做到用海、管海、护海有法可依；加强海洋规划管理，提高海洋资源配置水平；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要与海洋经济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做好涉海项目管理和环境影响评估；加快沿海防护林建设和生态自然保护区建设，提高全社会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