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论文十篇

国内的论文篇1

作者：王刚 妥建清 单位：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依照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化了的身体视为一种理解的生成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宝库，视为被赋予了某种结构形塑潜力的一种‘能动的知识’形式的载体，而不是某种客体对象”［2］。在以往的学科“自述”式的反思研究中，我们过多地审视了作为行动者主观赋予(有意识建构)的对象化结果的文学理论学科史的“自性”特征，而很少从这种外显的知识形态中去思考社会关系(表现为场域思维中的社会世界)逻辑主导下的生产习惯、主体间性对于理论研究、批评和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活动的内在规导和潜在制约，进而据此对社会历史的“长时段”结构中学科知识系统的经验积淀(功能性、制度化产物)作出深度解析。在当下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化思维中，我们更需要强化这样的认识:新时期以来我们在文学史事件中经验、建构的学科知识，其真理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并非自明的、静态化、无须重新验证的客观存在。相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意义恰恰在于文艺学知识群体对于社会实践的价值确证、因果诠释和情感再体验的行动中。韦伯在其方法论的基础范畴界定时强调，“意义”可以有两种含义:“事实存在的意义”和“纯粹类型的意义”。而“任何对意义的诠释，都是追求一种确证”，理解的确证可以有两种特质:理性的(逻辑的或数学式的)、拟情式的再体验(情绪的或艺术欣赏式的)［3］。同时，他还指出，一个具体活动的正确因果诠释意味着:行动的外在过程及动机可以被如实地把握，并同时达到对其一切关联的有意义的理解。而对一个典型的行动(可理解的行动类型)所作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是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意义上妥当地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妥当地(不论何种程度)确认［4］。实际上，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文艺学是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由生产、精神生产，作为社会行动的一种历史化、地域化和具体化的特定存在，这种文化再生产形式，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文学和文化活动意义的情感诠释，是对于社会群体诗性智慧和审美精神共通感的富有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围绕着对人类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意义向度和主体精神指向的确证，文艺学学科知识分子往往力图在先验理性的基础上、事实上也每每是在实用理性的过程中完成了话语建构，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文艺学对新时期文学和美学的本体特征、对社会成员的主体性成长过程的具体行动、对作为“典型行动”的知识生产个体与群体的关联关系等进行诗化、情感化、逻辑化的因果诠释。这些“确认意义”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学层面的具有主观意义的行动，它同时富含了求理、拟情两种特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学(从现象学还原的角度，可谓之“文学经验诠释学”?)才具有了自身的实践合理性，也才具有了我们所理解和尊崇的意义。毕竟，“社会世界给予个体以存在的理由。……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最终根源，是对意义和尊严的渴望，而非表面上所看到的游戏带来的利益”［5］。在近年来种种关于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的质疑中，除了必要的语境问题、价值问题、知识体系问题外，一个不可回避的疑点就是———关于文艺学知识生产的“意义”的确认，而这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学问题，需要用社会学的理论来阐释。综观文艺学作为知识学科的以往个性和当下品格，我们首先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衡量中国文艺学作为一个长时段结构中的整体性智识实践体系的“不确定性”，这种观念预设和价值判定，既是对20世纪以来学科知识生产经验的回顾和凝练，同时也是对当下人文学科领域内哲学观念“多元转向”、“价值转向”背景的自觉呼应。诚如钱中文先生所论，“百年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今天以历史的整体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无疑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历史的整体感。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历史的评价已可以不囿于一时一事，可以在历史的联系中了解它们，而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评价。”［6］我们在反思学科实践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时，着重要突出文学本质主义和功能主义思维模式的局限、西化方法论构建中的意义危机，以及学科自主性缺乏等所带来的知识内在逻辑的偏差和行动因果关系的悖谬。这种认知态度和反思行动，也就是要对在社会化、“外在社会关系实在化”的过程中，被主体的“内化了的性情倾向”所建构的知识状况的一种求真、拟情的阐释。特别是在由现代向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变迁所导致的文艺学知识群体角色转变的境遇中，这种学科生产结构和话语模式所具有的科学范式意义，更值得我们深度解读。本文提出新时期文艺学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命题，首先是基于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的“否思性”认识论对于科学范式的普遍质疑。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在其《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UnthinkingSocialScience:TheLimitsofNineteenth－CenturyParadigms)一书序言中谈到“为什么否思”时指出:19世纪社会科学的假定，“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而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7］。作者强调，“我一直试图表明，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发展和时空范畴———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分析。……(发展)这个概念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动因，而事实正相反。时间和空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概念。它们目前的用法追溯到17世纪科学思想的变迁，而且，它们不是作为概念呈现给我们，而是作为自明的实在的东西呈现给我们———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恰恰使人们不可能询问与我称之为我们的历史社会系统的时空构造有关的问题。”［8］沃勒斯坦强调，我们首先就需要否思(Unthinking)我们的理性束缚，“知识世界已经面临基本的认识论挑战，即克服‘两种文化’的人为划分并且创造一种新的、重新统一的科学/哲学的认识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这会成为知识世界的核心理性问题，它不仅会导致新的理性建构，而且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知识结构和彻底修正渗透学院生活的文化。”［9］“否思”认识论作为对认识论理性建构的一种“负的方法”的思考，以及对19世纪传统范式局限性的摒弃，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新的知识理性和结构方式。这种知识理性，不同于现代性传统中的唯理智(唯科学、唯方法论)主义，而是一种从根本上背离于“学院派知识生产模式”的新的结构主义，其目的显然如同布尔迪厄所指斥的那样，避免“方法论”概念中的学院习气“通过将方法从对象中错误地分离出去的方法，把对象的理论建构问题化约为经验指标和经验观察的技术操作问题”［10］。

由此一视角去观照文艺学学科，则我们关于知识生产方式和话语分析技术的批判性认知需要强化。实际上，从新时期30年来中国文艺学学科知识体例的变更、话语方式的转换、问题论域的游移，以及教材编撰、大学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修订等等关乎知识体系生成的行动类型、知识范畴、象征符号，以及不同代际学科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精神指向等来看，也印证了文艺学生产场域结构的较大变化。在此，我们所谓的本学科知识生产“不确定性”的认识内涵和学理逻辑主要显现为三个方面:确立研究对象和更新学科概念范畴方面的游弋不定;彰显学科实践性和价值型特质方面的先天不足;实现学科自主化、体制化过程中的后天失调。就学科对象和概念变迁而言，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经由对纯文学到人文科学、再到泛文化的研究对象迁移，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学专门研究也由思想文化界、作协文联等意识形态的工具部门向着“大学场域”秩序化流动，并在世纪之交愈来愈走向“疆域自封”。知识话题也在所谓的“术语革命”中游弋穿梭，从文学内部到外部、从“美学化”到方法论、从主体性到意识形态、从人文精神重构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从失语症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既是学科话语操演，也是主体的资源抢占。就学科实践特质和价值属性方面的不确定性而言，此处所指的主要是1990年以来，在文艺学界经历“后启蒙”语境之后，始终缺乏价值属性方面的主导意识，与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并逐步深化而导致的文化失序相伴随的，是学科审美化、历史化之内在特性的断裂，以及对多元价值体系的“无目的性”追求，因而近二十年来，“后启蒙时代”的价值焦虑，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特征，同时也成为中国文艺学现代学科特质不够鲜明、“意义不确定”的最大象征。至于体制化、自主化过程中的“后天失调”，主要意指多年来“大学行政化”和“学术资本化”所导致的权力思维主导了文艺学等人文学科本身的学术生产逻辑，追求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生产方式与场域关系，形成了不利于学术自治和学者们精神成长的现实语境。这种外在的社会结构往往对应于知识分子主体的心智结构，成为惯习“内化”于社会化身体的根本性因素。因而在学科非自主的状况下也导致了知识共同体较为驳杂的认知旨趣与相对混乱的知识类型。其次，“不确定性”也源于文艺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动态变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现代性意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也需要强化这样的意识:变迁的时代与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演变之间的动态倾向，恰恰反映了现代社会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质感———不断超越和重构自我，追求更新和变化。关于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清理和学术反思常常给我们深刻提示:以往我们过于注重“确立”总体性知识的地位，以此来展示本学科的“合法性”，实际上这种对于局部性、地方性、具体性的知识生产范式和个体行动的抑制和贬损，往往遮蔽了多样化知识对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活动的全方位阐释的功用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与我们在知识生产中长期注重移植西方思维模式而导致的“元叙事”行动有很大关系。30年来文艺学的现代性品格的显现主要依托于西方文论作为骨架的“元叙事”行动，因此，西方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也就移位为中国现代性的本然性的逻辑特征。利奥塔(J－F．lyotard)认为，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的基础性理论，或者以他的术语来说就是元叙事(科学、人文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实质性的缺陷，因为它们都不能为自己的权威之普遍性奠下根基。相反，在利奥塔看来，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知识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

事实上，我们应该放低对知识的标准，应该容忍局部性、多样性的知识［11］。作为西方后现论家的利奥塔不只是强调知识的相对性，他在对于后现代观念的梳理中，实际上也提出了“后现代”状态本质上是现代性对于自身的超越(对此，有学者指出———利奥塔反对阶段性划分的目的是展示某种不可预期的偶然性的存在，“事件”充分反映了当下的特性，因为事件的本性是突发性、不可确定性、偶然性，它意味着无法规范，或者说处于一种突破规范的状态。这种状态正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所展示的“后现代”状态，而它正是建立在绝对的“当下”的特性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利奥塔一再强调后现代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超越自身的冲动)［12］。对于我们反思文艺学发展而言，强调这种本原意义上的一体化，也就是形成我们对于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性观念”，即在“不可确定的、偶然性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分析具有内在学理逻辑的当下特性的必然”。比如，多年来，在我们关于文艺学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以专业教材编写和理论体系化为主要特征的观念“总体化”的现代性建构中，营造出的是学科知识信仰的“本质主义”思维和秩序，但当我们在反本质主义的观照中反思时，就会意识到以往文学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中久被遮蔽、或不可言说的话语困境。著名文艺学家童庆炳先生在近年来的谈话中，就曾无奈地指出了这一点。童庆炳先生在《反本质主义与我的教材编写》中谈到，自己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应该用福柯的“事件化”来加以解释。“大家应替我想一想，在1989年的之后不久，在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当时国内的主导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我在那种历史语境中，能够拿出怎样的教材的指导思想和体系构架?”在当时文学又一次要遭受政治干扰的时候，我们在比较了广义的、狭义的、折中的多种文学概念之后，专列一节把文学定义为“显现在话语蕴含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个定义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允许走到的最远方。因为这个文学定义可以理解为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同时也是一代学人在“”结束后提出的新论，这是一个兼顾到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大体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也可以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我们的文学定义的历史维度是很清楚的［13］。最后，我们提出文艺学知识生产“不确定性”的特质，更是基于对新时期文艺学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作出系统理解后的判定。依照当代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考察，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所引发的学科知识形态的讨论，主要关乎本学科知识的历史性建构及其不确定性。如上所述，新时期文艺学理论体系在关于文学“本体论”“发展论”“功能论”“方法论”和“接受论”等知识图景的描述中，始终是出于实用理性而作出的知识抉择，而一旦这种“语境中确立的”知识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意义工具，又在现实中成为大学教育再生产中不可辩驳的公共意志，从而重新规训出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等文学知识之“真理”(知识社会学中绝对的相对主义观点，即认为真理“仅仅是”社会基础或文化基础的一种功能，它只是依靠社会意见的一致，因此，任何在文化中被接受的真理理论有权主张它的有效性等于任何其他真理理论［14］)。基于此，当我们在经历了审美经验积淀、社会认识深化、科学自主性意识增强的历史过程后，对于持续运动着的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审视角度便有了新的形式感。特别是面对传统文艺学知识论所难以涵盖的“文学性渗透”和“技术垄断、娱乐至死”症候下的消费化意识形态，以及全球性、地方性的文化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形式等崭新对象时，我们当下的知识生产更需要拒斥所谓的客观化的“确定性”，从而通过生产主体持续不断的开拓意义的社会行动来增进认识，把握世界。“人们认识的自然过程，就是用新的概念和范畴不断地取代旧的概念和范畴，旧的概念和范畴不断地被新的概念和范畴所否定。而每一个新的概念形成以及概念之间的转化，都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人类正是通过概念、范畴和规律等等，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和发展着的客观世界”［15］，对于在“中国新时期历史语境”中生成“中国模式和意义”的文艺学而言，更需要在当下的文化变迁中突破意识形态的“理”，建构自身开放性的知识系统和意义模式。毕竟，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文学理论“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久性地拥有对于新情况、新问题的发言权［16］。只有在主观上实现思维的突破，我们才能在客观上走向新的境地。

国内的论文篇2

1 关于恋爱动机的研究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至今，对于恋爱动机的研究己不断深入。John Alan Lee将古希腊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关于爱情的文献著作进行整理和归纳，总结出爱情色轮论(Color Circle of Love)，他将爱情表述成为情欲爱、游戏爱、友谊爱、现实爱、占有爱和奉献爱六种存在形态。心理学家Sternberg提出了爱情三角论(The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在他的理论中，亲密(Tntimacy )、激情(Passion )、及决定和承诺(Decision and Commitment)三个结构才能够组成爱情。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郑长波、李晓毅在其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恋爱动机分为生理满足型、心理满足型、物质满足型、精神满足型四种。刘晓华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研究大学生的恋爱动机。将其归纳为为了一见钟情、为了摆脱压抑、为了证明魅力、为了满足好奇、为了迎合潮流以及为了追逐名利六种。张颖通过调查进行分析研究看到大学生的恋爱并不都是源于内心对异性的倾慕对爱情的追求，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只有35%的大学生表示源于爱情而恋爱，而65%的大学生则是出于其他因素而恋爱的。这些因素包括从众心理、排遣寂寞等等。并且以婚姻为目的而恋爱的大学生只占到极少数。同时在张颖的调查中，大学生己经发现其在恋爱问题上存在问题和困惑，他们不希望校方对婚恋持放任态度，他们渴求校方能够教育引导其进行恋爱，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这也反映出，大学生需要与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和沟通，需要教育工作者对其进行情感的疏导。    

2 关于择偶观的研究    

国内的论文篇3

确立婚约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1．我国婚约制度的历史沿革。在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婚约是婚姻缔结的必经程序，从西周周公旦作“六礼”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都是订婚的程序，只有亲迎才是结婚的程序。虽然历朝各代“六礼”的内容各有不同，但这种订婚的程序却一直存在，并且法律对其有着严格的规定。未经“六礼”而结婚的当事人不但不被认为是合法夫妻，而且还将面临法律的惩罚和社会舆论的的谴责。在清末的变法运动中，沈家本主持的《大清民律草案》中的亲属一编中没有对婚约作出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婚约制度在中国的消灭。几年后，中华民国的《民国民律草案》中又对婚约作出规定，在“婚姻之成立”一节中，规定了有关定婚的7个条文。作为对我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传承，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在亲属编第2章“婚姻”中专设“婚约”一节，对订婚做了详细的规定，现在这一制度仍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一边倒”地移植前苏联的法律制度，婚姻制度也不例外。这不但造成了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中断，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婚约纠纷解决的困难。

2．国外立法对婚约制度的规范。婚约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婚姻法制度中都有现实的立法例，这为我国婚约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提供了制度上的借鉴。第一，德国。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对婚约的规定采取了专节规定的立法模式。在亲属编第1章“民法上的婚姻”的第1节“婚约”中从第1297条到1302条共6个条文对婚约的履行、解除及其赔偿义务、违约的责任构成、赠礼的返还和消灭时效问题作为了全面的规定。德国民法对于婚约的规定如此全面，也说明了作为结婚制度内容之一的婚约在德国社会民事习惯中的重要性，体现了对民事习惯的尊重。第二，美国。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但大致上对婚约的态度是:结婚前可以订立婚约，但并非必不可少。如果违反了婚约，则“违反允诺”的普通法之诉提供金钱赔偿的救济。美国婚约法律制度的救济范围最初只是涉及金钱损失，后来又扩展到非物质损失(比如身体和精神痛苦)。第三，中国。在我国，婚约制度是通过对婚约解除的救济方式来规范的。我国法律中规定了结婚彩礼的返还义务:彩礼是附结婚条件的赠与，结婚作为赠与彩礼的条件不成立时，赠与合同就不能成立，自然可以要求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给付并导致及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3．涉外民事司法的需要。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随着世界人口的流动和各国交往与合作的加深，各国都普遍承认了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本国的民事主体地位，他们与本国人具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和地位。在国际私法中，婚姻制度也是重要的司法制度，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婚姻纠纷的解决显然成为各国司法管辖的范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婚约纠纷在我国不承认婚约制度的情况下，解决起来会出现很多麻烦，因为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规定的婚姻法律多适用国籍国法或经常居住地法。遇到婚约纠纷时，法院就会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找法，不但导致找法的困难性，也会导致司法效率低下。如果我国的婚姻制度承认婚约，不但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司法效率，还可以提升我国的司法权威，树立我国在涉外民事审判中的良好形象。

4．婚约确立的现实需要。由于传统习惯的沿袭，婚约作为婚姻成立的前提这一行为在民间十分普遍，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的纠纷。近年来由解除婚约而引起的彩礼纠纷和损害赔偿之诉有增无减。据齐齐哈尔市克山县人民法院近5年的统计，2004年该院受理婚约财产案件11件，调撤率36%;2005年19件，调撤率44%;2006年22件，调撤率45%;2007年24件，调撤率45．8%;2008年6月份19件，调撤率50%。分析该组数据可以发现，婚约财产纠纷呈上升趋势，结案方式主要以判决方式为主，调撤率较低，可见此类案件中双方分歧、矛盾较大［2］。由此可以看出，在婚约缔结后往往出现较多的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有很多，例如，婚约可否以法定事由或自由意志而解除;一方是否有向法院提出履行婚约的诉权;婚约期间，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权的侵害，可否提起损害赔偿;婚约期间，双方之间的财产应该如何处理等。这些订婚后又解除婚约的纠纷，依照道德规范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照法律进行处理。在我国，对婚约完全采用放任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婚约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当事人自愿订立婚约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但是在婚约纠纷必须解决的现实面前，确立婚约制度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忽视婚约制度就是对婚约这种社会现象的忽视，会使对社会中重要身份关系的调整产生漏洞，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另外，司法机关对由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的处理无法可依，会出现判决结果混乱，导致婚约处理的司法不统一，有损司法的权威性。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应该对婚约问题进行规范，因为对婚约由个人自行约束和道德约束不如法律约束更为有效。“法律对婚约的规范，一是赋予权利人以订婚、解除婚约的自主决定权;二是规范婚约期间当事人的行为规范;三是规范婚约解除后纠纷的处理规范，对其纠纷有切实可行的处理法律依据”［3］。

我国婚约制度的构建

国内的论文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不再只满足于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号召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作为文化产业、文化演出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市场近年来发展迅猛，音乐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演唱会市场又在整个音乐市场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

徐春晖和姜楠（2007年）在文化学刊中提出：作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艺术市场模式，演出市场有着自身维持生存发展机制的独特产业链条，即由演出艺术生产机构、演出行业中介机构或剧场管理经营机构，加上必不可少的价值实现实体即直接与间接的观众和听众群体，共同构成了从艺术创作生产、市场营销和演出，直至价值转变和实现的产业链条。

现在正处于传统的音乐市场产业链已经走向末路，新的产业链还未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与唱片业的萧条相反，国内和国外的演唱会市场正在爆炸式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在演出市场近年来的井喷现象中，明显存在着国家法律和地方政策不配套、硬件设施不配套、重复浪费资源、票务市场混乱、缺乏创新的演出形式、部分演出上座率过低、缺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招商引资渠道不开放等问题。

目前我国文化演出产业还处于粗放经营阶段，缺少商业模式的思考与设计，国内对文化演出产业的商业模式也缺乏归纳与理论研究，本文试图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出文化演出产业之企业分析理论。

彭健（2009年）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中提出，国内演出按照商业模式不同目前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定义为票房型演出：演出收入主要依靠票房，演出主体即投资者是文艺团体或演出企业，收入模型是投资回收型。

第二类定义为赞助型演出：演出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或企业赞助，演出主体是政府与企业，文艺团体或演出企业是演出服务供应商，盈利模式是委托服务型。

本课题试图在总结实践经验，归纳企业发展、行业升级阻碍及其应对办法的基础上，引导出文化演出市场之企业发展与盈利分析理论和信息时代电子商务引领下的文化演出行业标准化生产研究。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宏观上带动了演出市场的活跃与繁荣，而唱片业的没落同时在微观上又推动了演唱会市场的新发展。我们要清醒认识演唱会市场的发展现状，总结归纳我国演出市场的实践经验，摸清其发展规律，把握住其发展脉络，充分利用所学理论知识，提出有效整合资源、优化经营管理模式的实用方案，促进中国演出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本研究将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演唱会市场实际情况调查分析与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等，从解决现存问题、整合文化演出资源、创新商业模式的多个角度下手，以达到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维护演出行业发展和盈利的最终目的。

二、针对文化产业中演唱会市场的研究趋势

在产业经济学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商家开始并已经注意到演出行业在第三产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结合演唱会市场对文化产业影响的研究将不断涌现。同时，中国幅员辽阔，文化演出资源丰富，演出种类繁多。信息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类别细分化、模式创新化等将成为今后研究的必然趋势。如已有的《文化演出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中国演出市场发展现状分析》和《中小城市演出市场的发展趋势》等，都预示着对演出市场和相关产业的研究将更加深入、细致，也相信更多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观点将会被提出。

对文化演出行业的深入研究将指导我国文化演出行业中的优秀企业改革创新，为持币观望的投资人提供全新的投资领域，为困境中找寻方向的唱片业和广告服务业提供业务转型的理论支持。

三、中国演唱会产业存在的问题

国内演出产业现有商业模式的经营难题主要来自市场风险、筹资困难和市场混乱。

1、票房型演出的市场风险：

首先是消费者问题。除北京、上海、杭州等少数特大城市和一线城市外，国内大部分城市居民对演出的消费力不足，演出消费习惯没有形成。

其次是生产者问题。我国演出产业起步晚，成熟度低。产业上下游：投资商、创作者、表演团体或个人、商、经纪人、设备供应商、表演场所、票务系统、销售推广公司、文艺类媒介等整个价值链耗散，缺少整合，竞争混乱，没有服务标准、质量监督、行业规范。

2、赞助型演出的筹资难题：

赞助型演出的筹资难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社会资助机制、资助文化、演出如何满足资助人利益需求。

以社会资助机制问题而言，我国对艺术捐助还没有建立系统的税收政策，没有形成荣誉机制，只能依靠市场自我调节。

在资助文化方面，我国艺术捐助的文化与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形成，国内的企业与富豪赞助演出需要实现政治或商业的“利益需求”。

在演出如何满足资助人利益需求方面，目前的演出模式普遍对客户形象塑造的实际回报非常有限，多数不能满足赞助者的“利益需求”，导致赞助者的积极性越来越差。

3、此外，在文化演出项目的操作上，由于企业一次性投资小，风险小，进入门槛低，国内暂时还没有规范演出市场的相关规定出台，导致企业一拥而上造成过度竞争，演出市场鱼龙混杂，泡沫严重，不诚信现象时有发生，不但不利于演出公司自身的长远发展，也伤害了国内演出市场和演出赞助商。

针对以上问题和不足，本研究将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演唱会市场实际情况调查分析与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等，从解决现存问题、整合文化演出资源、创新商业模式的多个角度下手，以达到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维护演出行业发展和盈利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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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菲利普•利特勒．营销管理:分析、策划、执行和控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649.

［12］孙秋霞．中国演出市场发展与展望［J］．演艺设备与科技，2007（4）：17-19.

［13］俞玮，继亭．我国内地音乐文化类演出市场浅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10）：48．

国内的论文篇5

【关键词】 传统文化；伦理政治观

各派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含义是什么，看法相左，众说纷纭。但不谋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观性成分，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动中的价值、情感与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杰作《比较政治学》中，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领向。要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含义，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必须注意的是，政治文化虽然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媾和，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内容上是关于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因素的复杂综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是通过对个人、集团、民族的政治倾向或态度类型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对政治体系的持续与调节发生巨大影响。其三，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具有阶级的和社会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反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政治文化概括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治认知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三是政治评价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

阿尔蒙德进而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类是传统依附型（或臣属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有所认识，但他们只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对政治体系持被动态，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治体系，不能主动地把自己的要求输入政治体系；第三类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意识到政治体系的输出部分，而且还要对“输出部分”施加影响，并有较高的政治技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革发展，近代开始衰微。根据马克思主义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极为相似。无论是它所赖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土壤，还是它的本体，都带有浓厚的等级依附色彩，有着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具体表现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士、农、工、商、官，其主体性的普遍沦丧，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为能动地反作用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表现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最为突出和典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但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则相互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们又常常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称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着最为发达的传播手段，其他阶层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并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独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钟明善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做出如下统计：一是“人文主义说”，认为从商周时期早期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二是“王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便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三是“实用理性说”，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主张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四是“不断变化说”，或者叫做“不固定说”，少数学者实际上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观点过于偏颇。

客观而言，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伦理型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伦理”？其本义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来也；理，分也。”后引申为伦理道德之理，亦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又与“伦常”相提并论。“礼”与“仁”是儒家学说两大思想支柱。

所谓“仁”，源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纳入“仁”的范畴。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得天下者谓其仁”（《孟子・公孙丑上》）。总之，仁既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个体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养的标志，同时从社会而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国”，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境界。

所谓“礼”，最初是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周代把礼从形式中区别出来，发展成为一种以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孔子推崇周礼，主张对民“齐之以礼”。汉儒对礼作了进一步论述，认为“礼者，理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到宋明时，礼学更成为理学的范畴，如《直讲先生文集・礼论第一》言道：“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曰仁，曰义，曰信，礼之别名也”。总之，礼既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又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即以血缘为根基、以等级为特征的统治体系。

国内的论文篇6

关键词:扬琴；形制演变；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632.51文献标识码：A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文明古国，无论是在诗词歌赋、宗教礼仪，还是在民俗风情等方面，都曾一度引领并融于世界文化潮流，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艺术魅力。中国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无疑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促进作用。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的胸襟接纳了许多外来乐器并使之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林则徐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才形成了今天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已经完全中国化的扬琴，从四百多年前进入中国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以后是如何进行演变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扬琴形制的演变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扬琴形制演变的“灵魂”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从总体上规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全貌和品格特征，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前发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和指导思想。她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在人的思想和行为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扬琴。

首先，儒家思想体现在中国扬琴的音位排列上。儒家思想以“和”为基础，讲究阴阳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阴阳律吕”观念对中国扬琴形制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其《乐论》（上篇）中说“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在自张子锐将古老的“阴阳律吕”观念引用到扬琴设计中以后，中国扬琴便与十二律吕单位排列方式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无论是五十年代初采用律吕式音位排列的“律吕式大扬琴”，还是1959年杨竞明先生研制的“401变音扬琴”，都同样体现着律吕排列的轨道顺序。在“401变音扬琴”以后，中国扬琴改革大多延续了这种“五度加律吕”的音位排列方式。

其次，儒家思想体现在中国扬琴演奏的音色和音质上。而音色与音质的要求对扬琴形制的影响无疑是直接的。儒家要求人性和，在情绪表达上要有所节制，不宜过于张扬，古人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荀子》），“刚柔得道谓之和”（《贾子・道术》）,这与中国扬琴所推崇的“强而不噪、弱而不虚”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儒家思想还体现在中国扬琴的外形设计上。中国扬琴主体部分有如案桌一般，不张扬，不卑微，雕花镂空的支架，内秀隽朗，击弦工具的选择更是匠心独运。无论是琴体的造型、琴架的雕刻，还是整体的色彩，与中国文化，特别是明、清文化非常协调，与中国古典家俱相得益彰。中国人历来讲究含蓄，推崇刚柔并济，这一点在扬琴的工艺造型和演奏技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另外，儒家思想主张“美”与“善”的统一，要求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我们知道，扬琴作品是多以民间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饱含着民风民情，而扬琴形制的朴实无华，演奏工具的简洁明快，所用材料的普通与表面色彩的平常，映射的正是儒家思想的光芒。

然而儒家思想对中国扬琴形制的影响也绝非都是积极的，它对音乐的要求脱离了纯粹的美学范畴，与政治、礼法联系在一起，过于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提出了“琴者，禁也”的思想观念。就“中和”思想而言，它一直主导着中国人的审美需求，限制了中国扬琴形制发展的个性。清・陈幼慈在总结南北音乐风格时就强调,不管什么风格的音乐都要达到“中和”之标准,“南调数句后，必加收束另起。如掐撮五声，掐泼剌五声，皆收束之声也。另起以达未尽之意，使情致缠绵宛转，恒多幽闲适怨之音。王善也称演奏中“琴之所首重者，和也”（《治心斋琴学练要》）。既然将“中和”作为最重要的审美标准，余则不符合“乐者，乐也”的命题，这将极大地限制演奏技法和音乐风格，一切有违“中和”思想的东西都被禁止，单一的演奏风格深深地制约着扬琴中国化的演变过程。

二、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是中国扬琴形制演变的“原动力”

扬琴的传入与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扬琴形制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审美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筛选、改造过程中，中国扬琴受中华民族音乐审美观念和时代需要的推动，它是一个在科技工艺与音乐审美需求的反复交替作用下不断升华的复杂过程。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美的声音是音乐的灵魂。传统扬琴琴弦为铜丝弦，音量小，质脆易断，若演出场所较大，效果就不太理想，很难满足观众的听觉需要，这就对扬琴形制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是视音域高低用弦，改进琴弦的张力强度，使弦长、弦的粗细与音高三者有科学的比例，以便展现悦耳动听的乐音。为此，现代扬琴将铜丝琴弦改为分区排列的钢丝弦，高音区为简单的钢丝弦，音色清脆明亮，中、低音区为银丝缠弦，音色厚重沉稳而有深度。其次是在滚轴板与琴弦之间垫入毡片，以防止杂音的出现，并在琴码上嵌入铜条，增加了共鸣效果。而在中国传统打击乐器――鼓的“双锤轮奏”的影响下，沿着“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中国式音乐审美走向，中国扬琴创造出了“琴竹”这样一种柔韧巧妙的演奏工具和一整套的演奏技法，使得中国扬琴曲调变得华丽、活泼、流畅，更具民族韵味，并成为中国扬琴有别于欧洲扬琴和西亚南亚扬琴的一个重要标志。所有这些反映的是中国扬琴人对美的追求和审美情趣的变化。

从视角美学来看，传统扬琴在清代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金赤泉听洋琴”一节中被描绘成“圆形宛然如便面”（注：参见［清］徐珂《清稗类钞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4月1日，第474页。），“便面”指的是琴体呈扇面形；丘鹤俦在《琴学新编》中曾说“其形如蝴蝶”（注：参见丘鹤俦《琴学新编》，香港华石印局民国9年元月石印，第11页.）。可见，扬琴的琴身最早为规则的梯形（也即扇面形），形体简单，工艺粗糙，后广东乐人将琴身四角制成圆形，将两边改造为波形，视觉感观上较过去要华美得多。现代扬琴沿用了广东扬琴的四角之圆形，去掉了两边之波形，将琴体变大，增加了折叠式的琴架，琴架边框为棕红色，中间以镂空雕花的浅黄色图案相配，色彩搭配变得稳重大方，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两边添加了琴盖，有的还在琴盖上嵌入螺钿，雕上图案，整体感觉变得简洁明快，而不失精巧细致。

此外，中国人的喜好观是比较复杂的，既喜欢清幽平淡，又对喧闹喜庆有着特别的兴趣。演奏中我们既可以欣赏到“大弦嘈嘈”的喧闹，又可以领略到“小弦切切”的韵味，同样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三、民俗文化渗透于中国扬琴形制演变的全过程

音乐决不是一种孤立的艺术现象，它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俗”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扬琴自明末传入中国以后，一开始并没有为官方所接受，最初主要是在我国民间流传，是民间艺人们首先接纳了它，把它融入了中国的许多地方说唱和民间音乐中，继而与中国民俗文化融为一体。就击弦工具的变化来看，由于中国素有养竹、画竹、咏竹、唱竹的传统，而竹子为民间常见之物，老百姓擅长将竹子制成各种生活用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将“木槌”变为“琴竹”也就成了必然。据1715年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下卷）记载“铜丝琴，削竹扣之”。可见，早在近三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击弦工具的变化。在康乾年间董伟业的《竹枝词》中则记载了扬州地区扬琴伴奏演唱之俗曲“成群三五少年狂，抱得洋琴只一床，但借闲游寻夜乐，声声‘网调’唱吾乡”。而《清稗类钞》中有关盲妹艺妓携“洋琴”度曲、参加喜庆堂会卖艺为生的记述,也反映了清代扬琴主要流传在社会的中、下层（注：参见［清］徐珂《清稗类钞》（三十六册）音乐类，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第55-56页。）。民国时期，扬琴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作为伴奏乐器，在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中的使用尤为突出。这个时期的中国扬琴“俱用梧桐木，其形如扇面一般”，后广东人进行了改造，琴体呈蝴蝶形，“若其形如扇面，则名曰扇面扬琴，其形如蝴蝶，则名曰蝴蝶扬琴”。（注：同①。）随后，祝湘石又根据民间演出需要对中国扬琴进行改造，发明了祝式铜丝琴，祝式铜丝琴在琴底按上“撑脚”，前面“钉上皮带”，既便于演出，又便于携带。（注：参见招伟民《介绍一个祝式的铜丝琴》一文，音乐季刊，上海中国音乐会，民国12年11月30日，第5页。）

与此同时，中国扬琴形制的演变也倾注了历代文人的辛勤劳动，在音乐审美方面表现出“雅化”的倾向。经过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积淀，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扬琴的演奏风格、表现手法、艺术特征和具体形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终导致了不同流派的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和东北扬琴。不同流派的扬琴与当地传统音乐和民俗紧密结合，展现出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地方色彩。

四、制作工艺和其它传统艺术对中国扬琴形制的影响

任何一种乐器都会受到材料选择和制作工艺的影响。中国扬琴起初以铜铁丝为弦，以木槌为击弦工具，多用天然材料，且为手工制作，因而受制作工艺水平的影响很大。一直以来，中国扬琴人和制作技师们都在为寻找最佳的制作材料和提高制作工艺水平进行着努力，他们通过调整音衬、增设码条、调整面板和结构、变换琴弦、改进琴竹等办法，对中国扬琴的形制进行改造，并发明了各式各样高品质的中国扬琴。

国内的论文篇7

论文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担负着极其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为了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这种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必须努力实现下列的理想与价值追求：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的普及化、教育的民主化、教育的法制化、教育的个性化、教育的国际化和教育的终身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担负着极其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为了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实现小康社会教育的奋斗目标，教育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把握小康社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必须努力实现以下教育的理想与价值追求:

一、教育的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面向21世纪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和价值追求，它反映了世界现代化的要求及教育改革发展的总趋势。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的现代化。可见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关于教育现代化的表现，有学者提出如下三个具体层面:即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观念层面的现代化。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主要指学校设施、教学设备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主要指教育体制、教育制度、教育结构的现代化;观念层面的现代化主要指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现代化。三个层面的结合构成了教育现代化的整体。

从目前我国教育的发展来看，实现教育现代化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即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设备现代化、教育内容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和教师素质现代化。只有把教育现代化搞上去了，“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

二、教育的普及化

普及教育是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教育的普及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普及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工程，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的基础工程，它涉及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历史使命的实现。

从我国目前的形势看，搞好教育的普及(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普及)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提高广大民众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是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并使之不断增加;再次是加强立法监督，依法保证普及教育的实施;最后，不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以改革促发展，通过改革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莫定基础。

三、教育的民主化

教育的民主化是政治民主化在教育上体现的结果，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表现，教育的民主化不仅关系到受教育权、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机会均等，它还关系到教育决策的公正性、教育管理的广泛参与性、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性等。在我国全面迈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所追求的教育民主化主要指在依法治教的前提下，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和教学的民主。教育的公平是指整个教育过程中从教育的起点，到教育的过程，再到教育的结果的全部公平。教学民主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反映。教学民主强调的是师生关系的和谐，倡导的是师生互相尊重，而且有利于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公平和教学民主永远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平等，绝对的平等是做不到的。

四、教育的法制化

教育法制化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教育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和执法来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法规体系，促使中国教育的发展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但我国目前的教育法制建设同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还相距甚远，教育法制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法律的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一些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和严重地存在。适应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需要，今后的教育法制建设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任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不断完善国家教育立法，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人开展教育法制宜传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尽快建立起与新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将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全面纳人法治的轨道，从而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教育的个性化

教育的个性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高度文明进步的一种新标志。教育个性化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纵观人类教育的历史，经历了“无个性的教育”—“压抑个性的教育”—“重视个性的教育”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教育的存在都满足了当是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人类社会进人现代社会，适应现代社会对人的发展的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的发展需要，教育必须在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化功能的同时，注重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培养和教育，充分挖掘个体的发展潜能，让每一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发展学生的个性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教育中去。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充分认识和尊重个体的特殊性，正视学生的个别差异，用合理的教育手段和措施引导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发展。坚决克服过去那种用固定的模式塑造所有的学生，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特殊的个体，用考试的分数给具有多种特征与品质、才能和爱好及行为表现的人简单下结论的做法。应根据学生各方面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适应性的教育，以使他们成为不同领域内有所专长、有所成就的人，使他们的个性真正得到健全的发展。

六、教育的国际化

教育的国际化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可阻挡的教育发展趋势。它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几乎每个国家教育发展及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今时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伴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国际间事务的交流日益增多，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依赖不断增强，这就会使世界各国的教育面临着许多共同性的问题。在我国，早在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的教育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我国在教育国际化方面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如何迎头赶上世界教育国际化的潮流，充分利用教育的国际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这是目前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中国的教育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进行适时的变革与转型，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与国际接轨。我国的教育不仅要确立国际化的培养目标，树立“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才能做一个出色的中国人”的观念，而且要不断加强教育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构建教育国际化的学校课程体系，通过国际化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国际观念、国际意识，树立向全球服务、向全球开放的观点，不断提高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从而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能够面向世界的真正的中国人。

国内的论文篇8

关键词：电视媒体媒介产业媒体企业化

国内新崛起的强势媒体集团完成了在本地的扩张和资本积累以后将向其他地区扩张，因而对众多势力薄弱的地方性媒体形成全面冲击。另外，受数字电视的逐渐普及的影响，观众的选择面更加广泛了，原来各自拥有的大小不等而又带有垄断性质的传播市场正在被瓦解。几乎在全国所有的新闻传播市场上都或明或暗地涌动着资源重组、市场重组、媒介重粗、力量重组的浪潮。原有的单一品种、单一市场的媒体已经显得势单力薄，不足以抗击风云突变的市场经济和境内外强势媒体的冲击。面对央视、各省级卫视以及境外媒体的巨大压力，城市电视媒体都在积极地寻找转变和改革的出路，然而在政策、资金、人力等发面都很有限的情况下，改革的步伐缓慢，问题重重。

一、企业化改革的“有名无实”

为应对市场发展，城市电视媒体纷纷效仿上级电视台进行企业化改革，集团化改革，和股份制经营成为改革的两大主题。区域性地方电视媒体企业化改革的初衷是做大做强，解决资源配置上的散乱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应对不段发展变化的电视市场。现在，全国百余家城市电视台都开始或完成了企业化改革，还有很多城市媒体成立了当地广电局控股的传媒集团。但从实际情况看，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简单“加帽子”的“有名无实”的现象普遍存在，离真正的集团化改革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近几年，“集团化”已成为我国媒介的一大关键词。很多地方电视台的管理者提到，在广电集团里面，电视台和集团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很多人主张企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由电视台来创办广电集团，集团是电视台的一个经营实体。现在大多数地方电视台都是这样一个思路，即由电视台来创办企业，建立一个传媒集团除原电视台方向性节目之外，其他的外包式节目连同广告的经营全部放到集团里去。而现实中却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这里我们以改革较早的杭州市广电集团为例。虽然，该广电集团改革较早，发展也颇见成果，然而，单就所谓的五花八门的人员聘用关系来看，我们就能发现集团化改革的问题所在了。在整个广电集团内部，聘用关系的由高到低大概是分为以下几种。有广电局的公务员属于国家正式公务员，一般频道总监以上一级的都是属于这样的聘用关系。其次，是国家事业单位正是工作人员，也就是所谓的事业单位编制。虽然整个广电系统已经进行了企业改革，但是，原有事业编制的人员大都是台内的“元老”级人物，他们本身也都是原系统中的中高管理层，他们不会因为成立了广电集团，就抛弃了事业编制的“铁饭碗”，因此事业编制已然存在于改革后的集团中。第三个层次就是改革后的集团聘用的人事关系了，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后的成果可同样也体验着竞争带来的压力。而这种聘用关系至少是名正言顺的台里人，在集团聘用的下面还有很多种聘用关系，比如频道聘用、栏目聘用、临时聘用、企业派遣、实习等等聘用关系的人员。这些人大都与事业编制、集团聘用的人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可是无论从待遇或地位都与以上几种聘用层次的人相差甚远。（以上为笔者参加杭州电视台招聘时，考查、调研结果）分配的不平等就会引发矛盾，而矛盾本身源于制度的缺陷。道理很简单，就是所谓的集团化改革不彻底。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我国的广电集团都是在原电视台原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集团成立后电视台、电台就应该退位成为集团经营项目的其中之一。而这个问题在很多时候牵扯到了感情的因素和利益的因素。一些电视台提出质疑，到底是电视台管集团，还是集团管电视台，一些电视台的老同志，要通过“电视台管集团”这个意思体现他的价值和贡献，这里面牵扯的矛盾就比较多。因此，现在各地电视台的企业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有名无实”的。笔者个人认为，随着大家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再加上人员更迭，真正意义上的集团管电视台一定会实现。既然进行企业化改革，就不要只改革人员的聘用关系；既然要办集团，整个集团就要有自己统一的管理系统，电视台、电台虽然是集团的旗舰，但决不能成为整个集团的管理者。

二、“股份制”反而强化了“旧体制”

为了加快电视台的企业化进程，各地电视台开始尝试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很多人希望通过股份制解决分配问题。但其实通过股份制解决分配问题是成本最高的一个办法，而几乎所有搞股份制改革的电视台又都是以全员持股的方式进行改革的。这样企业将来发展的成本将会很大。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旧体制的钢化和重建，等于强化旧体制。在旧体制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搞全员持股的股份制之后，这个问题回更加严重。纵观整个市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人控制，体现为大家普遍公认的“主人翁责任感”，可惜这种责任感往往不是体现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分配上，在事业发展上则往往持反对态度。比如随着电视台的发展，经营范围的扩大，新栏目的组建，职业化的有更高素质的新人，那原来的“老人”怎么办？“老人”往往对引入新人持反对态度，甚至有的地方台竟然可笑地搞起了所谓的“人事封锁”，大连电视台竟然5年没有引进新的人才，表面的原因说是由于内部人员饱和，其实是因为“老人”们怕年轻人抢饭碗，多一个人分羹，每个人就少分一点。可“老人”们却不曾想到，不引进新的“厨师”，羹只会越和越少，越喝越差。（以上为笔者在大连电视台实习工作，调研结果）试问，在电视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电视台若想发展，并跟上时代的步伐，怎能5年不引进新人才呢？另外，台内的人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有很强的在退休前把电视台“分尽吃空”的动机。但丛企业长期发展来讲，又必须留有一定的发展资金。从整体上看，用全员持股这种方式来搞股份制，不利于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超产权”论，认为并不是搞了产权明晰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笔者赞成这种看法，事实证明，股份制并不一定就能解决电视台的竞争力问题。比如，浙江温州电视台，搞股份制改革比较早，但采取新机制的作用并不像原来期望的那么明显。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解决内部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的问题。首先要考虑股份制能不能增强竞争机制，怎么引进竞争机制。其次是激励机制，我们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确实很不到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电视台发展的地步了。

参考文献：

[1]朱金玉，巢立明.中国广播电视业发展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07.

[2]黄升民，周艳，马丽婕.广电媒介产业经营新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

[3]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06.

[4]宋建武.中国媒介经济的发展规律与趋势[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05.

国内的论文篇9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年多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一是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二是汇率改革平稳运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汇改”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影响也从理论描述变为具体现实，各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都感到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这里选取三个重要方面加以简论。

一、人民币升值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流动性明显过剩。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额中，很大一部分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为给汇率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避免国际热钱大规模涌入，央行通过压低市场利率，以提高国际投机资本的成本。但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又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单一，利润的主要来源仍是存贷利差，贷款冲动在此情况下始终是存在的，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

为了回笼过多的流动性，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这样就使得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当然，相反，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变得更加严重，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更加被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会对资本流动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吸引更多的国际套汇与套利资本流入中国；二是国内居民持有外币的意愿下降，纷纷将外币存款换成人民币存款。居民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6月份达到908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0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到了657亿美元。

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银行关涉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曾报告预测，人民币每升值1%，中银的盈利便将降低3.3%，净利润将减少0.6%。建银2006年上半年仅汇兑损失就达24亿元，中国中银2006年上半年汇兑损失高达35亿元人民币。但以前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国银行主要业务都限于国内，因而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和收入结构都只是微调。

人民币升值使国内银行的外币存款有所减少。占国内外币存款市场49.8%的中国银行上半年境内外币储蓄存款为316.9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8.2亿美元。原来不少人士预期人民币升值将带来银行结汇业务持续大幅上升。然而，2006年以来，结汇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尤其是2006年8月至9月初，多家银行的结汇量同比降低10%左右，相反，一些银行售汇量却同比增长了约10%。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人认为它将是个平稳的过程，并逐步适应。此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受楼市调控及成交低迷的影响，境外汇款购房的资金流入减少。而且除中行外，我国大部分的上市银行业务范围基本在国内，拥有的外币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较小，人民币资产负债和外币资产负债基本匹配，从事包括国际结算在内的国际业务的量也较少，对于表外业务产生的敞口通常会运用衍生品进行对冲，从经营上来看，升值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

其实，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体现在对综合经济的影响方面，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生存环境。去年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2007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接近159亿美元，与去年1月份94.9亿美元的顺差相比，上涨幅度高达67%。面对美、欧的压力，汇率波动空间可能扩大，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减少市场风险应成为各家银行的共识。

二、人民币升值对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大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的行业，如：航空、电力和电信行业。升值将导致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将因此下降，从而减轻了企业债务。第二种类型是销售产品、生产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具体表现在：第一，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第二，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石油、石化、纺织和钢铁行业，要看采购成本下降能否弥补因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第三，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内采购，如：医药、家电、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其负面影响最大。第三种类型是间接受益行业，如：房地产、商业地产、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力、供水和有线电视等行业。这些行业作为非贸易部门，纯粹以人民币计价资产，若人民币升值趋势持续，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徐洪才，2006）。

进出口企业必须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强避险能力，主动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在我国外汇管理部门与银行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措施和避险工具指导下，要因企制宜选择不同的产品，构成适宜的投资组合。一是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目前的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有远期结售汇业务、结构性结汇业务、择期交易、货币掉期等。远期结售汇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避险方式，但它对企业的汇率走势判断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利用金融市场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是国际市场上有货币暴露风险企业常用的固定外汇成本的方法。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避险工具，从产品结构、设计、收费标准等方面与企业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应适应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需要，尽快向企业客户推出更多合适的避险品种。二是通过合同条款的选择回避汇率风险：包括签订短期合同、采用多种计价货币或直接用人民币计价签约、协商使用固定汇率锁定成本、提前或推迟结算等。企业在签订涉外贸易合同时，应尽量在合同中加入汇率风险条款。在汇率变动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时，则执行新条款，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在签合同时添加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条款，如果在供货期内，人民币升值到某个幅度，价格要重新调整。三是采用贸易融资形式回避汇率风险。目前我国主要融资品种有授信开证、出口押汇、打包放款、外汇票据贴现、进口押汇和国际保理融资等。贸易融资可以较方便地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通过出口押汇等贸易融资方式，获得外币贷款并立即结汇，既满足了出口发货与收汇期间的现金流需要，又规避了汇率风险。四是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规避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来，已有上千家企业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便利，直接避免了汇率波动损失。银行可以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票据保险”产品及时卖断银行票据，提前结汇规避风险。

其他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还有：调整进出口比重，增加内销比例；调整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市场扩展；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和货币结构；正确选择计价货币、收付汇和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等。

三、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之所以单独分析房地产业和银行业，是因为房地产业是支持民生的重要产业，房地产安全直接关系着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的安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以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把我国的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也一点不过分。

2006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382亿元，同比增长21.8%；商品房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1.04%，其中高档商品住宅同比上涨13.36%，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1759元，同比上涨12.1%；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年均上涨6.5%，比居民消费价格年均0.6%的涨幅高5.9个百分点。以上数字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房价仍在高位运行，显示出前期房地产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2004年开始，政府就出台不少政策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无论是2004年的管住土地与信贷，还是2005年的“国八条”及2006年中央九部委联合出台了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包括加息、“国六条”、“限制外资”等，涉及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市场交易秩序等各个环节。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多、之细、之全面，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调控效果不尽人意呢？超级秘书网

笔者以为人民币加速升值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大笔热钱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进来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前景无限的北京以及东南沿海的重点城市。这样，房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存，外资双重获益。去年以来，上海外资大量收购有房地产背景的项目和企业，一些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量购买房产就是表现之一；从国内情况看，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地产股却大幅上扬，不能说与人民币升值没有关系。现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这种行为将可能加剧。

国内的论文篇10

关键词：动画暴力；儿童；思想性；文化创意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胡晓，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重庆402160；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400799。董小玉，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99

2013年10月，《新闻联播》报道动画暴力门后，各大报纸杂志对于动画内容健康问题不断关注。动画内容涉及暴力、色情等儿童不宜的内容，是动画制作者出于政策与道义应该禁止的事情。正如光明日报文章《日本动漫的壮大与困境》中描述日本动画经历的命运，我们也正在经历日本50年代动画内容被质疑的困惑。

一、儿童动漫内容不当源于思想性缺失

动漫在我国已有长足发展。20世纪初万氏兄弟拉开了中国动画制作的序幕。建国后，动画观众被定性为儿童，在内容设计和思想高度上，体现为“传递真善美”和“启发心智”的特点。经历的冰霜期后，随着市场经济及动画本身的发展，动画逐渐由儿童消费品变为以青少年和中青年为主要消费群体的消费品。近几年，随着动画制作技术和创作团队实力的增强，动画规模不断增加，如《魁拔》等作品的制作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然而，近年来动画的“味道”却越来越少。回想《小蝌蚪找妈妈》、《渔童》、《大闹天宫》、《海尔兄弟》、《黑猫警长》等经典影片，集趣味、真、善、美于一身。相比之下，电视台热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以及《熊出没》，虽然拟定主题是宣扬环境保护、团结友爱互助，然而给人印象深刻和吸引观众的地方，似乎仅剩“搞笑”。

这里我们需要端正这样一个态度，动画片是需要分级的，即使国家不分级，家长会自觉挑选适合儿童观看的动画片。以上两部新近动画片虽因其关照当下社会现实、纾解成人生活压力等受到媒体和学者肯定，但由于儿童是其销售定位受众之一，并且占受众的很大比重，就不得不考虑其面对儿童的适当性了。

以《熊出没》为例，片中反复使用的“蜂窝扣头”、“偷窃光头强的食物与工具”、“被雇主训斥”、“被熊大熊二恶搞”等情节，在儿童心中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陈可红提出儿童动漫的三原则：快乐原则、童稚影像、寓教于乐。也许上述商业影片尊重了儿童的快乐原则，但快乐原则本质是建立在儿童对于外部事物的认识与喜好之上的，偏重其搞怪与激发笑点的成分，不顾对儿童认知的引导，便丧失了“寓教于乐”的原则。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儿童沉溺于其搞怪情节而非对“真善美”的认识与欣赏，这对儿童审美品位与价值观形成是非常有害的。动画作品要深入人心，叫座又叫好，仅仅搞笑显然是不够的。

动画内容不当导致动画抵制运动兴起。光明日报文章《日本动漫的壮大与困境》[41，谈到日本新世纪漫画之父手冢治虫在20世纪推行动漫改革，由情节模式单一的“happy ending”式动画，转向更为注重故事情节的分镜头动漫作品。然而，尽管技术与方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爱虫的手冢治虫先生还是遇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掀起的驱逐动画风潮的困境。因为，家长认为孩子们不能从动漫中学到知识。中国的教师与家长限制儿童观看动画的习惯似乎由来已久。笔者采访了多位家长和儿童发现，孩子喜欢看动画片，但是多数家长认为动画片纯属娱乐内容，没有“营养”，且很难控制观看时间，担心他们视力下降，因此对动画片观看进行严格限制。因此多数学校及家庭制定了严格的动画播放时间。笔者在一家幼儿园采访，学校动画片播放时间为每天10分钟。一个大班的小女孩告诉我，如果不上学，家长每天也只允许她看10分钟动画片，一集都看不完。动画影响学习和视力，于是教师与家长对于动画的播放限制便发展到如此极端的程度。

多年来，很多专家指出动画内容不当的外在原因是动画不分级制度。而从动画创作来看，缺乏思想性、知识性统领动画创作内容，导致动画作品缺乏文化教育意义，是动画在实际制作中内容不当的内在原因。动漫创作者和运营商对动漫文化内涵不明确、功能性认识不足，导致了目标导向不明确、内容随意性大、多而不精，出现内容不适当的问题。

二、抓住动漫文化创意本质，营造动漫文化氛围

手冢治虫在面临家长抵制动画运动兴起的情形下，通过挖掘漫画的文学性特征，使漫画具有儿童阅读文学书籍一样的功效，读漫画一样能够达到读文学作品一样的高度和享受，后来日本动漫不仅被儿童所喜爱，而且吸引了众多成人观众。

动漫作为亚文化产品，是蕴含了制作者的文化底蕴、制作工艺的作品，它跟美术作品、音乐作品一样，都具有传播文化、艺术与教育的功能。要发展动漫产业，首先需要抓住“文化产品发展文化”的实质。技术、资金、营销手段，都是为作品本身的文化内容宣传服务的，让读者认同作者的观点，接受作者的作品，奔走相告、宣扬作者的作品，这是动漫制作者和发行者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动漫创作要从文化创意上下功夫，而不是从表面的搞笑、故事情节的光怪陆离上下功夫。

例如，宫崎骏的《千与千寻》，虽然描写了主人公进入怪异的废弃主题公园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怪异情节，然而这些奇怪的所见并不是故事的主题思想，它只是为了揭示主题而服务。该故事通过上述情节描写，用现实无法表现的人物形态，如不会说话的怪物，乘火车回家的幽灵，表现出对于人性的探寻、对心灵回归的期盼，使观众与作者一起沉浸在故事的奇思妙想中，回味无穷。

麦克卢汉指出：“媒体是人的延伸。”我们需要深入探寻动漫的主题思想，塑造动漫艺术风格，形成动漫民族艺术特色，才能真正出好的作品，并以此规避仅靠“搞笑”来赢得观众的尴尬。正如此次动画暴力门，搞笑挖空心思后，就变得怪异，超出规范，几百集的动画片，难保不“越轨”。

三、直击不同人物内心世界，携手动漫作品共同成长

动画的叙事主题中，很多以“成长”为主题。动画主人公多为孩子和动物，因为他们最单纯，笑便是笑，生气便是生气，而且表情非常夸张。动漫从技术上使用这样两种主人公容易发挥动漫夸张造型的优势，表现人物形象和动作；从动画人物心理来看，如《千与千寻》、《悬崖上的金鱼姬》、《宝莲灯》等，从人物开始心灵脆弱、不成熟，到历经磨难，最后以一两拨千金的气势拯救世界，成为成熟的人，获得优秀的品质。这不仅是对动画故事的完整描绘，也是对缺乏能力和信心的孩子及大人们的心灵的补缺。我们没有能力在现实中飞翔、解决大麻烦、拯救比我们强大的他人，没办法解决心灵的焦虑、孤独和脆弱。而在动画中，观众却可以和主人公一起历经艰险，解决不可能的任务，最终找到心灵的归属。这不是回避世界，而是我们需要跟着动画人物一起“成长”，我们的心灵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动漫故事结局可能并不完美。如《美丽城三重奏》中，主人公champion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苦心陪主人公练习自行车技术，却在参赛中被黑手党绑架到美国，奶奶与狗、爵士三姐妹历经磨难，救出爱孙。故事结局，并没有交代champion多么成功，似乎除了champion成年，生活没有改变，仍然是那个干瘦的长睫毛男“孩子”，似乎在说“生活在别处”，“生活本如此”。万千观众面对的champion这个小人物，没有父母，没有钱，并未成功，却有一颗不断为了胜利向上的心，正如他名字的含义“冠军”。一个人的平凡孤独会陷入谷底，很多人跟你一起分享这份平凡与孤独，它便成了一次心灵旅程。观众不禁会铭感五内，这就是我呀！梦想未照进现实，动画却带你进入梦幻之旅，心灵在漫长的黑夜，感受到理解与包容的温暖。

如果说《美丽三重奏》是正面写意，那么法国动画片《暗黑启示录》便是裸的描绘黑暗。主人公家住森林，爱收集标本。在去城里上大学前采集到一只大钳子甲虫，回家不见了，没有在意。进入大学，在校外租住，被他从家里搬到宿舍的床下夜夜出现鸣叫声。他经历了恋爱。早晨醒来，女友的手上出现一条可怕而深的裂缝，没有血，黑黑的。女友脾气越来越差。一天醒来，主人翁像《变形记》的格里高尔一样，但是更糟，虽然是人，有意识，但不能动，不能说话，躺着，身上渐渐千疮百孔，那是甲虫卵在孵化，而女友手臂裂缝长出甲虫的大钳子，跟人形高的甲虫们谈话，守着这个躺在床上的“人形孵化器”。他恐惧、绝望、愤怒，表情麻木，讲不出话。而动画更用了黑白色调，奇怪的形状绘画加旁白，法国式低沉深邃的语言，描绘一个人内心的自言自语、生活琐事以及对应的心理状态，让你心里发怵，却百看不厌。动画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似乎支离破碎的隐喻了人们生活中并不写意却不得不面对的种种，有好有坏。如果说《美丽三重奏》是温暖的成长，那么这部是用夸张的手法展现对残酷现实的鞭挞，进而引领观众从容地面对生活的无奈。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的《巴巴爸爸》、《托马斯和朋友们》、《小小的我》、《米菲和她的朋友们》等，主人公们用幼儿的眼睛看世界，用他们的语言交流，用他们的方式感受酸甜苦辣与解决问题，是抚慰学前儿童幼小心灵的利器。

文化产品要迎合与激发人的主观感受性和接受度。动漫虽然需要情节渲染、幽默趣味等元素，但动画的本质在于思想与人性的揭示，我们需要发挥动漫取材“成长”而使人“成长”的心灵抚慰功能，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满足其娱乐、释放、心灵回归的多重心理需求。

四、挖掘动漫教育功能，儿童动漫寓教于乐

动画除了前面所说文化传播和心灵抚慰功能外，应该具备民族文化传承和儿童综合素质培养的教育功能。

笔者走访幼儿园发现，虽然大班的孩子们看动画时间在校仅仅为每天饭前10分钟，但是仍然有家长向老师反映，孩子看了关于安全教育和汉字识字的动画片，学习效果很好。孩子的心灵是张白纸，又是见水就吸的海绵，需要我们的工笔渲染，也需要我们的正确疏导。既然儿童喜爱动漫，那么我们就应该提供给他们寓教于乐的精品，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