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论文十篇

国内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在注重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指导思想下,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并通过各类专业杂志及相关网站获取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目前在金融危机防范上的问题和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金融危机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③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2．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1．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必然是渐进型的。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2．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3．尽快建立充分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当然，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4．对外开放要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对外国开放资本市场要慎之又慎

泰国政府在1992年取消了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保护本国资本高达市场的一系列措施和做法，一下子全面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但同时国内金融政策却没有相应配套改革，继续维持原先泰株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由此造成自由开放的国内资本市场与不自由的外汇管制混为一体，助长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使全球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能否经受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关键看经济是否健全，企业制度是否健全，金融制度是否稳定，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有的国家能免受危机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是加快改革。但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更要慎之又慎。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金融政策和相应的金融监管调控机制，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宏观控制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决不能头脑发热，一哄而起。

5．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超级秘书网

6．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总额连年增长，对外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又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针对长期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给工业带来不利于出口的倾向，我们已对进口许可证制度作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大量吸引外资的现阶段，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并鼓励制成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口的出口，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Otzfeld,M.Thelogic0fcurrencycrisis[J].CahiersEconomiquesetMonetaires.1994,43:189-213.

[2]Krugman,P.Amodel0fbalance0fpayrmmtscrises[J].Journal0fMoney,Credit,andBanking,1979,(11):311-325.

[3]李恒阳等编.全球金融危机经典案例[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4]石俊志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5]（澳）罗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译.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6]曹欢.建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探析[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

[7]李栋巍.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预防措施[J].财税与会计,2003,(09)．

国内经济论文篇2

一般的回归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的估计参数在样本期内是固定，即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着非常稳定的联系，回归方程如下式所示。方程(1)中的参数α是个常数，主要反映变量y和x间的平均影响程度。但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是动态，而一般的回归方程很难表现出来。为此，文章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相关理论，构造一个可变参数模型来分析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4]。状态空间模型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把不能观测的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能够同时得到估计参数；二是运用Kalman滤波方法来对参数进行估计，这种方法可以预测和平滑那些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状态空间模型可以描述系统内部状态变量和可观测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模型主要包括状态和量测方程，方程具体形式如下。方程(2)是量测方程，式中参数αt称为状态变量，假定参数αt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方程(3)是状态方程，它描述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在方程(4)中，εt和ηt分别是量测和状态方程的随机扰动项，εt和ηt是相互独立的，均服从正态分布，其均值是零、方差为常数。根据文章选取的研究对象，方程(2)中yt为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用GDP表示；xt为反映国内旅游消费的国内旅游消费总额，用DTI表示。对两个变量分别取对数，不仅能够消除模型中的异方差，而且估计出来的参数为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弹性。方程(2)中的α可以称为国内旅游消费弹性，表示国内旅游消费每增长或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相应变化的比率，具体估计可以通过Eviews6.0软件[14]实现。文章采取的样本区间为1985-2013年，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分别运用GDP数量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旅游消费进行调整，1978年为基期。文章中的GDP数量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国内旅游收入、GDP等指标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变量检验结果（1）单位检验根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进行变量的协整检验前，应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研究。文章采用ADF法进行检验，检验的最优滞后步长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变量的水平值为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因此，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下面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分析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检验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是否平稳，如果残差项平稳，则协整关系成立。JJ检验主要根据参数矩阵的秩确定协整向量的个数。文章选择JJ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向量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个协整向量，这表明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些变量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2.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运用处理后的国内旅游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根据方程(2)和(3)，利用Kalman滤波算法可以得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如下。其中，变参数αt的估计值如表3和图1所示。由表3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于1985-2013年在0.2766~0.4639间变动。由于αt是随机参数，在分析时一般不看其具体的数值，主要通过观察其变动趋势，来反映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从整体上看，弹性系数呈现逐渐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0.2766上升到2013年的0.4639。由图1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在1985-1993年增长速度较快，而1994-2013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发展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其重要意义表现为：一方面它反映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刺激最终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正向的持久的拉动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旅游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5年仅为739.1元，2013年达到26955.1元，增加了33倍，年均增长13.3%；城镇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848.2亿元，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为20692.6亿元，是1994年的20.8倍，年均增长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1994年为414.7元，2013年为946.6元，是1994年的2.2倍，年均增长4.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85年为397.6元，2013年为8895.9元，增加了18.9倍，年均增长11.1%；农村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175.3亿元，2012年为5583.5亿元，是1994年的28.7倍，年均增长19.3%；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1994年为54.9元，2013年为518.9元，是1994年的8.9倍，年均增长12.2%。第二，旅游产品质量和产品吸引力不断提高。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日渐成熟，旅游市场进一步规范，旅游接待条件不断改善，提供的旅游产品不断趋于多样化，各具特色的观光、度假、休闲、体育、健身、生态旅游等基本改变了国内旅游产品单一的局面。景点开发进一步加快，各地都有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景点投入运营。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内包机、城际快车、旅游专线车、旅游专列、观光巴士、“一日游”车辆等发展迅速，使得旅游交通更加方面快捷。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旅游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这些都成为促进国内旅游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第三，旅游宣传促销声势逐年加大。与主流媒体合作的旅游宣传广告片越来越多，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循环播出，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各地的高速路、地铁站、飞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及客流集散地了很多大型的户外广告宣传，扩大了旅游宣传效应；城市周边景点介绍会、区域性和全国交易会基本形成体系，区域性联合促销与跨区域巡回促销接连不断；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国网民数量和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获取旅游信息，自助旅游需求迅速增长，网络新媒体为旅游宣传促销开辟了新的渠道。随着旅游宣传促销手段多样化，有效地引导了居民的旅游消费导向。第四，国家与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家对旅游业越来越重视，“七五”时期，旅游业正式纳入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十四届五中全会把旅游业放在第三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一些省市明确提出把发展国内旅游业作为活跃市场、扩大内需、繁荣经济的载体，推出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和配套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消费。国家于1995年出台了“双休日”制度、1999年又出台了“黄金周”休假制度，2008年开始又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小长假，使人们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加，激发了人们的旅游热情，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外出旅游，旅游消费逐步成为一种消费时尚，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文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85-2013年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JJ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是状态空间模型的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说明国内旅游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三是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市场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旅游产业发展逐步趋于成熟，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据此，也应看到目前国内旅游市场发展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旅游消费能力、旅游消费环境及旅游产品供给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旅游花费结构看，当前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中食、住、行比重较大，达66%，游、购、娱仅占34%左右。从旅游消费者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比例偏低。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旅游花费3.7倍；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人均花费1.8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数额远远小于城镇居民花费，因此农村旅游市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支不确定性制约了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展，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人们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阻碍了旅游消费。第三，我国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力度不够，不能够完全满足旅游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第四，旅游基础设施薄弱，旅游消费环境有待改善，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扩大。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不断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一要刺激农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不仅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服务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释放旅游消费需求。同时要根据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特点，开发出一系列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旅游产品，也要鼓励旅行社开拓农村旅游市场，成立一些以农民为旅游服务对象的旅行社，提供低价位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二要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镇居民的有效购买力。三要培育发展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倡导超前旅游消费的新观念，简化银行信贷手续、给予旅游贷款者一定的折扣，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2.不断完善和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层次的旅游需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需求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在迅速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托我国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不断开发出市场前景广阔、竞争力强、生命力持久的旅游产品，形成以观光、休闲度假、健康、探险等为特色形成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今后开发的旅游产品，一要不断适应大众游客的旅游需求，培育大众化旅游消费新热点，促进观光旅游产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如培育和发展自驾车、房车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研发旅游和适合老年人的养生度假旅游。二要不断促进大众旅游由观光到休闲度假的转变，开发出更多的休闲度假产品，如温泉旅游、滑雪旅游、邮轮旅游、滨海旅游、山地旅游、森林旅游、生态旅游、高品位的主题公园和旅游演艺节目等休闲度假产品。三要以现代农业、工业、生物工程、航天科技为依托，推进现代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形成新型的旅游产品系列。如重点支持一批有条件的乡村推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还可以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开发工业旅游产品可以更好地促进旅游和工业的融合。

3.加大旅游投资力度，通过投资引领和促进旅游消费虽然目前宏观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投资回落，但旅游投资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旅游大项目明显增加，2014年上半年全国投资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旅游大项目达到151个。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旅游投资的主力军，2013年我国民营企业旅游直接投资占旅游投资总额的57%，具有观光、休闲、度假等复合型功能的景区成为旅游投资的重点领域。网络旅游、在线旅游投资成为旅游投资的亮点。今后旅游投资应重点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大型旅游景区建设、旅游度假产品建设、自驾车和房车营地建设、旅游小城镇建设、在线旅游和智慧旅游建设等领域，加强对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有效地促进旅游产品的供给，形成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不仅适应居民旅游消费升级的要求，满足居民各种旅游需求，还可以通过开发出的新型旅游产品，引领居民旅游消费，不断提升旅游消费水平，更好地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国内经济论文篇3

1.1“橄榄型”价值链

这种价值链的升级对制造资源的占有要求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度要求颇高，采用的升级途径一般都是强调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化，以规模的扩大，带来企业的整体效应提升，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参股到供应商企业，以提供原材料、半成品或零部件为经营手段，这就是所谓的“纵向一体化”(VerticalIntegration)，这类企业集群的特点就是“大而全、小而全”。

1.2“哑铃型”价值链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使得“纵向一体化”模式凸显了越来越多的不足，新的模式应运而生，它就是“横向一体化”(HorizontalIntegration)，该模式强调利用技术手段的优势，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来适应市场的变化，企业的核心利益体现在产品的研发、设计，还有市场营销以及品牌建设这两头。而至于零部件的生产、制造，则以外包方式委托社会企业生产加工。

1.3“网络型”价值链

21世纪以来，网络经济已经走向成熟，在此基础上的企业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阿里巴巴可谓是我国“网络型”企业集群的杰出代表，它的异军突起让整个中国企业圈为之一振，也让人们看到了“网络型”企业集群的优越之处。“网络型”企业集群建立在集中的信息化平台上，集群成员企业被分别配以平行的供应链结构，各成员单位均以共享合作，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商流实时在线，互为一体，协同合作，形成共赢的合作机制，最终让该集群的综合实力得到升级。这也是应对全球竞争选择的集中化、一体化产业化经济。近年来，随着独立的主体业务在网络经济环境下的逐渐成熟，已经不再如从前那般对传统企业极度依赖，新的环境也让它焕发了新的活力，创造了许多业内神话。网络经济现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主流产业，这样的趋势是必然走向，它也为其他领域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虚拟物质技术基础”。

2价值链集群模式构建实证研究(以温州为例)

2.1整体思路

综上所述，在当今时代背景条件下“，网络型”价值链集群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网络型”价值链集群的实质是以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为基础，对传统经济进行改造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根据网络经济基本要义，本着发展企业集群经济的精神，新时期“网络型”价值链集群定义的企业战略目标是：首先顺应网络经济的潜在规律，要牢牢把握大型龙头的带动作用，把握重点，平行细化分工，要与企业集群的相关产业的上下游成员单位紧密合作，本着共赢的精神，共享资源、信息，以企业研发、生产、营销和信息化建设为重点突破，进行全面整合优化，以获取综合实力的提升，结合市场信息导向，积极推行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由此一来，传统的企业经过革新将展现全新的面貌。下文以温州鞋业为例，探讨温州鞋业的价值链结构调整，以期借鉴于温州企业集群价值链的再造与升级。

2.2温州鞋业集群面临的发展瓶颈

全球价值链也是按照网络经济的基本思想发展起来的，其要义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去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最终消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造的增值。作为一个内生型地方产业群，温州鞋业以各种方式融入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鞋业全球价值链并获得发展。但是近年来，温州鞋业集群正面临生产要素紧缺、国际销售渠道匮乏等诸多发展瓶颈，温州鞋业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1)生产要素瓶颈。近年来，随着工业用地的匮乏以及原材料成本、电力资源紧缺、劳力成本的大幅上扬，温州鞋业集群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征地难、招工难、原料价格高，已经成为温州鞋业集群发展的三大阻碍。(2)创新能力匮乏。当前温州鞋企的综合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行列还有一定的差距，而这样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产品整体技术含量低、档次较低、缺乏竞争力、品牌意识差、附加值低。对传统产业和工艺进行高新技术革新的能力差、投入力度也不够，自己的产品没有特征性，难以在国际市场留下深刻的印象。(3)缺乏国际品牌渠道。温州鞋企严重缺乏世界知名鞋企的品牌注入，这也是温州鞋业集群发展的最大障碍。温州有实力成为一流的品牌加工地，但是品牌渠道的缺乏导致很难进入国际自主消费高端市场。一般都是采用退而求次的办法，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获得廉价的加工费，取得所谓“物美价廉”的口碑。

2.3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温州鞋业集群升级途径

国内经济论文篇4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在改革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满足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需求，简而言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就是经济市场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在实际管理时候，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二)适应经济管理改革的需求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路运输作为经济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与公路运输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想要更好地发展经济就一定要保障良好的公路运输，并且经济发展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路运输的稳定发展。

二、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公路运输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较为偏远、地区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就一些沿海地区或者是国家中心发展城市来说，其公路交通较为便捷，能够当地经济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保障其交通便利，由此可见，交通运输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公路运输作为各种运输方式中一种，是最为常见的交通方式，具有灵活、便利等一些特点，随着高速公路不断建设发展，我国公路运输网络不断被完善，其发展地位越来越重要。

(二)公路运输的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偏远地区经济发展

一些偏远地区，想要致富，首先就一定要修好公路，并且这也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历史所验证的。公路交通运输是否方便直接影响着本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大多数时候，建设公路仅仅是为了开发某一地资源，但是这一过程中，我们却能够发现公路的建设带动了这一地区沿线经济的建设。所以，公路运输的超前建设，将会不断加强沿线地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带动经济的发展，就一个封闭地区来说，即使有较为丰富的资源，但是没有便利的交通经济，其发展依旧落后，会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只有当一个地区公路建设状况良好，才能够促进相关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三、基于市场经济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应用与发展

(一)建立健全公路运输管理

完善公路运输管理是有效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并且，这也是保障公路运输经济管理顺利进行的重要依据。现阶段社会经济保持在稳定发展的过程之中，传统公路建设已经不能够适应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相关部门一定要积极结合我国公路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出科学、合理、完善的管理政策，并促进我国公路运输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公路运输成本管理，实行全面预算

在公路运输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不断加强公路建设成本管理与控制，在保障公路建设质量的时候，保障其经济效益。另外，可以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并且这也是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基本措施，在加强公路成本管理与控制的过程中，编制工程施工预算，其主要核心在与不断完善施工项目的成本管理，并结合公路施工工程的实际施工状况，使工程预算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更加完善，在利益、责任、权能相结合基础上实现各个责任单位的预算体系，使其能够有效通过监测、激励以及分配等方面的功能，不断完善施工企业内部存在的各项管理问题，同时完善施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积极应用现代技术，提升管理水平

在完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过程中，应该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并结合信息网络各种优势，促使信息能够不断整合，并且，在当前公路管理过程中，大多数公路已经应用了现代电子工程设备，在提升管理质量的同时，有效完善了公路运输管理，为其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结束语

国内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11][12]赖建诚.经济思想史的趣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32.

国内经济论文篇6

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现状的

文献综述

传媒经济学者在不断进行探索性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行总结。近年来，对传媒经济研究进行综述和回顾的文献很多。例如，章平和池见星的《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2007），戴元光和张海燕的《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上，下）（2006），郑亚楠的《国外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陈中原的《传媒经济学史的简要回顾》（2005）等。章平和池见星通过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做整体上的梳理后，较全面地描绘了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全貌，即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构成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主体人员，而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则普遍缺席。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突出的应用导向和实践特点，媒介组织经营与管理议题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研究者大多是独自作战，合作研究自2003年起呈急剧增长态势。报纸媒介仍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戴元光和张海燕提出，传媒经济研究应该从传媒经济与人、传媒经济与社会、传媒经济与经济、传媒经济与文化、传媒经济与道德、传媒经济与科技等多角度出发，研究传媒经济如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逐渐形成科学的传媒研究体系。这些综述性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以下本文通过剖析一个典型案例，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对未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模式的思考。

学界争论与传媒经济研究问题

中国传媒经济学在探索和争论中不断发展，通过剖析传媒经济学界的学术争论，更容易认清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围绕“传媒经济”与“经济学科”关系展开的讨论。学界代表性的争论是《现代传播》于2006年第1期发表了周鸿铎教授的《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一文（以下简称《传经》），又于第5期发表了支庭荣、谭天、吴文虎教授的商榷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以下简称《弃儿》）。这场争论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困惑。《弃儿》与《传经》争论的重点议题是：（1）《弃儿》一直试图《传经》的观点“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2）关于行政意志与学术研究的争论。政府行为及其影响是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经济中非常突出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传媒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弃儿》与《传经》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3）学科归属与研究方法之争。（4）《弃儿》在商榷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至少目前看来，传媒经济学或许仍然无法成长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看作是主流经济学的弃儿。”这场争论有三处给我们把脉学界理论研究的症结提供了线索和思路。

一、理论研究中的理想主义与传媒实务的生态环境的脱离。从实务层面来看，行政意志与学术研究的争论具有现实意义。政府行为及其影响是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经济中非常突出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传媒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弃儿》与《传经》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弃儿》认为：“学界不能轻易地以政治因素为借口，规避对于制度因素及制度背后的明辨与慎思”。令人遗憾的是《弃儿》“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一节中到底想“商榷”的内容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很少将政治因素纳入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不考虑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行为和现象的。正因为这样，现代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新兴领域正在兴起。从实践层面来说，凡是在国内传媒业有实践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行政意志的巨大影响力。本人在传媒业工作数年，在地方电视台工作和在中央电视台实习调研中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行政意志无处不在。这充分说明了传媒经济的行政性垄断的属性特征。其实不仅是监管最严格的传媒业是如此，就是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金融业，也可以说政府“有形之手”无处不在。

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深化传媒经济研究的必要条件。学界对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往往对学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学者参与某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争论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约束条件。例如，掌握本领域理论研究的一些常识，对本领域理论研究感兴趣，掌握一定的争论技巧，等等。其中“掌握本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常识”是核心资源。没有这种核心资源，那么在争论中就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则很难说服人，也不可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新观点和意见。

纵观《弃儿》一文，主要是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与《传经》商榷的。但《弃儿》对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常识掌握得不够准确。其一，《弃儿》运用列举法提出了西方经济学的“几大经济学高峰”，其中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西方经济学”有特定的内涵。不能因为马克思是西方人，就将“马克思经济学”归于“西方经济学”之列。再说，“马克思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完全等同。其二，《弃儿》将“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高峰”之列，也是不妥的。因为经济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被视为非理论和描述性经济学而为人们所摈弃。旧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有很大差别。

三、没有清晰的概念，理论创新缺乏坚实的基础。《弃儿》之所以很难驳倒《传经》的观点，致命的弱点在于《弃儿》作者没有熟练地掌握自己运用于争论的主要工具――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特别是对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的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比较陌生。这印证了《弃儿》本身批评的一种现象：“最大的问题不是拿着方法找不到问题，而是拿着问题找不准方法。”

《弃儿》提出了“核心的经济学领域”这个伪概念，使争论缺乏坚实的基础。“核心的经济学领域”并不等同于“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如果从“经济学的核心领域”的角度来分析，就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而言，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西方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很难用于国内传媒经济的分析，其根源就是西方经济学“数不清的概念和理论”都是以理性“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基础而推导出来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而传媒经济的交易市场是一种二元化产品市场，与普通商品的市场交易结构差别很大，价格机制很难直接发挥作用。

积极探索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

《弃儿》与《传经》的争论是在短链条和窄视野中无法解决的。如果借用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链概念，来描述国内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所处的位置和涉及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媒经济研究涉及的范围较窄，只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部分环节相关，而且存在很多的断点。受知识能力的局限，只能从窄视野来研究传媒经济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对国内传媒经济研究队伍进行资源整合，要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完善研究队伍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才能提升传媒经济研究的价值，并在国际传媒经济学界的价值链中处于较高位置。简而言之，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未来发展模式应该是“长链条+大视野”。

首先，传媒经济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结合的可能性分析。《弃儿》的核心论点是：“至少目前看来，传媒经济学或许仍然无法成长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看作是主流经济的弃儿。”《弃儿》给人留下的悬念是“传媒经济学何时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看点。遗憾的是，《弃儿》没有将它挖掘出来。要回答“传媒经济学何时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主流经济学”这个概念。“传媒经济学何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包括许多子问题。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根据国内大多数学者约定俗成的说法将“主流经济学”假设性地细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和（国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提出两个判断：

一是国内传媒经济很难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经济人”很难被改造并适合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国情。在当今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有时与“现代经济学”互换使用。更狭义的理解是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它主要还是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假设而构建的现代经济学大厦。传媒具有公共属性，不能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出发，来研究传媒经济，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如果国内传媒业不再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中国传媒经济学的门槛就低多了。但中国政府不可能放弃自己在传媒领域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做，会使半个多世纪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域和不断演化的传媒制度都成为沉淀成本，在未来面临着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

二是如果得到中国政府倾斜性资源的大力资助和政策引导，国内传媒经济学会迅速成为国内主流经济学的宠儿。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传媒经济学无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宠儿”。因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主流经济学”的内涵比较复杂。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主流经济学”的内涵，即“主流经济学”可以粗略地分为“国内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传媒全球化时代，这种划分不一定科学。但是，它确实能反映出我国的现实情况，即我国经济学界尚未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支配，国内主流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完全一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有人开始研究《资本论》了，从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队伍就开始出现了，即使在十年浩劫的特殊年代，也没有出现“后无来者”的现象，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式“经济学帝国”，它具备了向任何领域进军的实力。但是，经济学帝国的成员都会理性地判断进入传媒经济领域进行理论研究是否划算。“需求”已经有了，传媒经济学很需要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参与国内传媒经济的研究。关键问题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可以预计的收益到底有多大。由于传媒业属于行政性垄断行业，政府掌握传媒的核心资源。如果政府对传媒经济的理论研究投入很多的钱，大量设置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各种专项基金的课题，那么，国内主流经济学中的优秀人才会迅速进入传媒经济领域进行理论研究。钱多了，蛋糕大了，人气也就足了，自然也就火爆了。

其次，“软硬结合”的研究模式，才能促进传媒经济日渐繁荣。深入了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现状，有助于拓宽传媒经济研究的视野，有助于学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简而言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端，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本人近年来对“跨国公司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系列研究，了解到许多以前不曾关注的触目惊心的数据。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发展起来的，产业总体技术自给率不足20%，尤其在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5-10年，集成电路等核心元器件、高端电子仪器设备和软件仍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我国的电子专用设备主要是靠进口的，这成为传媒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在电子信息技术最核心的领域（集成电路），我国有用的专利技术只占全球的万分之三。在发明专利方面，跨国公司已经占领专利版图的百分之九十七。跨国公司凭借专利和标准优势，从中国获取的专利费是以千亿元来计算的。从传媒经济的产业链来看，上述数据应该是国内传媒经济研究者掌握的“上游”材料，也是基础性资料。

国内的传媒经济研究很少考虑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所处的生态环境，而大多数只限于“软科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即围绕发展战略、管理机制、媒介内容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硬科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软硬结合”的研究比较少。其实任何一家媒介单位，都是“软硬结合”的，都有各种各样的硬件设备。如果我们对技术、设备不了解，传媒经济“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很难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例如，我们常常假设，各级政府掌握了强大的行政资源，就能够控制舆论导向、宣传内容，其实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微软的“黑屏”事件，就深刻地反映了跨国公司技术控制力对未来传媒的影响。还有，美国的高新技术出口管理制度，跨国公司的专利遏制战略，等等，都深刻地影响着信息产业（包括传媒经济）未来的发展空间。这要求国内传媒经济研究朝“软硬结合”的方向发展，要培养“长链条”的知识能力，形成“大视野”的研究模式。

（作者系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理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参考文献：

{1}章平,池见星：《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新闻大学》，2007（2），第123-129页。

{2}戴元光,张海燕：《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上）》，《当代传播》，2006（1），第13-17页。

{3}戴元光,张海燕：《新世纪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综述（下）》，《当代传播》，2006（2），第7-11页。

{4}周鸿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现代传播》,2006（01）.第97-98,129页。

{5}支庭荣、谭天、吴文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现代传播》,2006（05）.第126-128页。

国内经济论文篇7

区域发展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2017年2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发起并举办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论坛以“区域发展：新形势・新思路・新举措”为主题，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得到与会嘉宾的热烈响应。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应邀接受了包括《财经界》在内的媒体采访。

问：我们知道，当前关于区域经济的组织已经有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成立“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曹文炼：经济区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和重要热荨G域经济研究主要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研究如何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各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首先由范恒山、杨开忠、金碚、肖金成和我本人，我们五人倡议提出。我们各自在不同岗位，都长期组织参与有关区域经济的大量研究工作。后来，经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机构共同发起，邀请长期从事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和中青年新锐加入。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嘉宾合影

这一论坛将打造一个研讨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政策和实践的高水平学术平台，深化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问：论坛成立的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曹文炼：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十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定实施我国深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同时加大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政治新形势，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分化态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许多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举措。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成立，旨在更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合力，进一步助力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水平，为促进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区域政策制定实施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问：“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特点是什么？

曹文炼：论坛成员由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组成，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论坛倡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和自由讨论、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论坛工作机构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负责论坛成员的推荐、研讨会议的组织和涉及论坛的有关事项的研究审议。论坛成员在论坛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均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论坛成员中如有违法行为受到法律追究的自动除名。

我们与目前国内其他50人、40人论坛的不同特点，主要在于研究领域的专业性，专注致力于区域经济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此外，我们不像其他论坛设立领导机构或和学术委员会，论坛成员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不论级别和职称高低，均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由上述五位论坛倡议人组成论坛工作执行小组，履行论坛召集组织等职责。论坛工作执行小组秘书处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发起单位都派人参加，负责论坛日常工作。

问：未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将以何种形式进行？近期研究方向是关于什么？

国内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 产业升级 城市转型 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1}陈羽，邝国良.“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J].改革，2009（10）：85-89

{2}唐晓云.产业升级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156-160

{3}王海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2013（6）：113-116

{4}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166-171

{5}陈羽，邝国良.产业转移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台湾的经验[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125-128

{6}刘艳艳.洛杉矶工业产业升级的主要经验及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3（4）：56-64

{7}盛朝迅.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4（6）：60-61

{8}唐永伟等.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4（5）：17-26

{9}李程骅，黄南.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J].经济学动态，2012（4）：75-81

{10}李程骅，黄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4（2）：14-22

{11}李程骅，黄南.新产业体系驱动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14（2）：82-89

{12}李程骅，黄南.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审视及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41-48

{13}黄南，李程骅.产业发展范式创新、空间形态调整与城市功能变迁―基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城市转型研究[J].江海学刊，2015（1）：78-84，239

{14}张贤，张志伟.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转型――国际经验与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8（8）：83-87

{15}张飞相，陈敬良.国外城市转型的趋势及经验借鉴[J].企业经济，2011（5）：139-141

{16}唐子来，王兰文.城市转型规划与机制：国际经验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3（6）：5-9

{17}王德，吴德刚，张冠增.东京城市转型发展与规划应对[J].国际城市规划，2013（6）：10-16

{18}王兰.纽约城市转型发展与多元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3（12）：23-28

{19}[英]彼得・罗布森.戴炳然译国际经济一体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89

{20}范兆斌，苏晓艳.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理论研究脉络及进展综述[J].江苏商论，2006（5）：152-154

{21}马林，杨玉文.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及其对东北区域合作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7（5）：47-51

{22}梁双陆，程小军.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44-50

{23}李欣红.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一个理论和实证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2）：31-37

{24}姚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综述[J].中国集体经济，2010

{25}和燕杰.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文献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12（4）：126-133

{26}蔡丽，闫华清.竞争性、互补性与区域经济合作综述[J].经营与管理，2012（11）：79-81

{27}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3

{28}金泽虎，张红.区域经济合作：混合型是否已成趋势――基于一体化组织形态的模型验证与逻辑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4-7

{29}陈静雅.基于价值链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策略探析[J].商业时代，2013

{30}黎鹏，杨宏昌，王勇.区位理论视阈下中国―东盟沿边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9）：48-53

{31}汤学兵.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和发展趋势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3-38

{32}丁任重，孔祥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与组织转型[J].中国经济问题，2012（3）：42-47

{33}胡杰武，张秋生，胡靓.区域产业整合及经济增长研究――基于跨区域并购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2（6）：172-179

{34}徐奇渊，刘力臻.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文献综述[J].开发研究，2006（1）：51-54

{35}沈铭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与中国的角色[J].亚太经济，2012（3）：15-20

{36}欧建峰.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3（05）：42-43

{37}张彦.亚太主要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以TPP和RCEP为例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4（8）：80-84

{38}于鹏.主要国家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4（11）：88-92

{39}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32-40

{40}张庆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85-90

{41}曹永福.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新态势与展望[J].国际经济合作，2015（3）：31-34

国内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56-02

[作者简介]李艳华（197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基金项目] 黑龙江东方学院教改课题“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探索”的成果。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重要的核心课程之一，其体系庞杂，知识点多，内容抽象，理论性强，模型复杂。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会遇到许多问题，如西方经济学理论离中国实际较远，大多数教科书上的相关案例取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而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现阶段我国的许多经济现象与西方有差异，所以导致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脱节，致使许多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缺乏兴趣，甚至怀疑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另外，中西方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中国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版教材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怎样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有机结合，将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含义

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是指在教学中针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予以正确的解释。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要求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要根植于中国经济实际，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经济实践中。虽然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实行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不成熟，另外，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国情不同，这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直接解释我国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只有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特点，针对中国具体的应用情境，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体现。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指的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在教学中应强调这些原理与中国经济运行并不矛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必要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理论总结，通过许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能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正确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然而，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是西方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总结，并最终形成的经济学理论。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种类不少，但大多尚停留在对原版教材的翻译和复制阶段，书中案例大多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象，再加上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教科书上的许多案例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严重脱节。基于这样的现实，教师在教学中很容易忽略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实际的结合，容易使学生产生学非所用的错觉，影响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把握。要想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就要既能解释市场经济一般性问题，又能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问题，真正有效地将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措施

1将因材施教的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前提。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文理兼容的学科，既可以用严密的数学模型加以推理，抽象地加以论证，也可以用精炼的语言文字进行系统的阐述。对于数理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重视模型的抽象推导，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向较深的层次推进。对于文科生，尽量避免经济学理论的模型推导，应该强调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多用案例去解说经济理论。总之，不管用何种方式，使学生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学教学的目的，只有理解了经济理论的内涵，才可能去解释现实经济问题。

2注重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适用条件对经济理论作全面解释，让学生理解经济学理论的根源和发展，而不是机械地去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家结合当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所以每一个经济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适用条件，这些内容应该在教学中给学生作相应介绍。另外，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社会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理论总结，在介绍有关经济理论时，要注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培养学生辨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理论。首先，在讲授这门课程时，教师应该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讲清楚，这也是一个思维融合的过程；其次，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对一些经济理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或疑问，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辨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如该理论的合理性在哪里？该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该理论哪些地方不符合中国实际？怎样修正该理论才接近中国实际？这些问题对于学生可能会有较大的难度，但学生可以通过思考这些问题进一步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且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3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中国的经济案例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案例教学是经济学教学手段的首选，通过案例分析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案例教学可以降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增强直观性。首先，要注意选择中国的实际经济现象作为案例，同时尽可能选择日常能够接触的经济问题做分析，这样学生容易接受。经济学案例的筛选要来自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这些案例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使学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让学生理解，无论各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有什么差别，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学原理的普遍性。如在讲到经济增长理论时，可以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变来分析，可以用经济增长理论来解析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教师应该注重在平时大量阅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资料，第一时间了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然后运用相关的经济学原理对案例进行研究。学生通过中国经济现象来理解经济学原理，比用国外的案例更易于接受，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其次，案例的选择应该有一定的专业性。有了来自中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案例素材，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整理这些案例。应根据教学内容对案例不断进行筛选、提炼，对案例涉及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专业性的解析，对每一个案例做出科学的设计，使案例教学能真正反映时代的脉搏和经济发展现状，这样更能引起学生们的共鸣，更为重要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案例有利于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真正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4积极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是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国化的重要环节。课堂上的理论讲解毕竟枯燥，为了能够让学生深入系统地理解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应该积极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西方经济学本身是理论经济学，其研究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实践。通常情况下，实践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薄弱环节，但实践教学却是更容易结合中国实际的教学环节。例如可以把西方经济学实践教学内容划分为课堂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和综合型实践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可以包括结合中国经济现象的实际进行案例课堂讨论、辩论演讲、模拟实验、专题讲座等。课外实践教学可以包括社会调查、实习等形式，还可以深入生产管理一线。综合型实践教学是把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结合在一起，对学生来说难度较大、要求较高，适合大学高年级学生，可以包括课题研究、商业策划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参考文献]

[1]温晓慧经济学教学本土化问题研究[J]煤炭高等教育，2008（3）

[2]曲振涛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N]中国教育报，2006-12-26

[3]卢明名应用型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2）

国内经济论文篇10

    经过多年的研讨,该理论已为我国绝大多数国际经济法学者所认同。不少的国际经济法学课程教材也采取了基本相同的内容体系。对于初次接触该门课程的学生而言,由于缺乏直接接触和感性认识,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理论基础及其庞大的内容体系往往使得他们感觉无法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该学科内容。由于课时有限,教学内容的讲授需要进行选择、突出重点,另外,还要使学生比较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学科理论和内容体系,为此,该学科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基于上述情况,国际经济法学是一门学习和教学都存在较多困难的课程,它包含与国内法不完全相同的理论和制度体系,不但要求教师和学生理解和掌握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要求教师和学生系统地了解国际公法以及国际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因此,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方法就成为授课教师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国际经济法学课程是一门基础性、国际性、发展性突出的法学专业课程,根据作者的教学心得,在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本科教学中,结合其鲜明特点来运用教学方法可以产生较好的教学和学习效果。

    一、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基础性与传统教学方法

    如上所述,国际经济法学的内容体系庞大,而且包含学生不熟悉的知识体系和知识背景———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可是,教师是无法在五六十个课时内将该课程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制度充分展示给学生的。为此,很多法学院开设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海事法等选修课程,以使学生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国际经济法的各项制度。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教学突出其基础性的特点。换言之,在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中,教师应当首先重视该学科基本理论的讲授,尤其是与国际公法的基本理论相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尽可能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实践相结合,展开介绍国际经济法部门法中的各项法制。例如,对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法律渊源国际经济条约,一方面要强调国际公法中的国际条约法原理与其学习上的密切关联性,另一方面要结合国际条约法原理讲授具体的国际经济条约,这样可以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既能够明确学习国际经济条约的角度,又可以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事实上,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基础性也是由其基本理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国际法体系是学生不太熟悉的法律体系,为了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国际经济法学的具体内容,帮助学生打好扎实的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基础就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教学任务。对此,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是最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包括讲听式或讲记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讲和记笔记,因为课时有限,课堂提问和讨论的时间不多。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背景。不过,这种教学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其形式有些刻板枯燥,学生的学习较为被动。

    多媒体教学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省去板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而且可以形象地展现抽象的国际经济法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为了充分发挥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要求就要提高,换言之,课件的内容应该丰富充实,扩展教学内容,能较好地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当然,多媒体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师的讲授,教师需要通过多媒体的展示突出讲授课程内容的重点,指出难点内容并作出分析,拓宽和强化学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二、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国际性与双语教学方法

    作为国际法法律体系的主要部门法之一,国际经济法的理论和具体制度具有突出的国际性特征。这是由其调整对象———国际经济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主要渊源是国际经济条约,此外,对于国家经济关系或国际经济活动的规范,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还制定了大量的国际软法文件。就这些内容而言,外文尤其是英文的条约文本或相关文献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双语教学方法成为教师广泛提倡的教学方法。中国政法大学等一些高校法学院陆续开设了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对其双语教学正在进行积极探索。

    不过,目前该课程的双语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面临许多瓶颈,难以保证教学效果。例如,合适教材的选择、教师资源短缺和师资培训、教学内容的安排以及教学方法的运用等问题[1]。另外,国际经济法学的课时已明显不足,如果完全采用双语教学,课时不足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国际经济法学课程内容的学习难度是较大的,这无疑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对学科知识的系统掌握。不过,就国际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一定内容进行双语教学的探索是很有裨益的,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国际经济法学国际性的认识。例如,国际经济条约的英文文本往往是作准文本,以其作为讲授内容,不仅能帮助学生更为准确地理解条约规定,而且可有效促进学生对国际经济法专业法律英语的学习,提高他们阅读和理解英文文献的能力。因此,在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选修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倒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2]。尽管上述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双语教学对于培养既掌握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又熟悉外语的、具备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国际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双语教学模式的建立、发展改进是法学(包括国际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就国际经济法学的国际性而言,比较研究的教学方法也是非常必要的。一般说来,在国际法的理论中,国际法的立法主体就是国际法主体———国家自身,具体而言,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国际条约的制定者就是条约的缔约国。在缔结或参加国际条约时,主权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其国内法制。国际经济条约是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在讲授时,教师有必要介绍各国相关国内法制的主要特点,使学生对国际经济条约的缔结以及国际习惯法的产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理解,深化学生对国际经济立法问题的认识。

    三、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发展性与网络教学方法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作为国际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性是明显的,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也随之变化发展着。当代国际经济立法的主导者仍然是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经济组织为国际经济立法提供了必要的场所,而他们的网站则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制定、修订的信息。例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网站是学习和了解国际公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的有用资源,世界贸易组织网站是学习和了解世界贸易组织法和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制度的重要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是学习和了解国际货币金融法的主要资源等。为了引导学生关注和追踪了解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情况,实时了解国际经济法制发展中的前沿问题,网络教学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网络教学是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运用的一部分,其运用在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教学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一般利用网上教学资源进行教学内容的自学以及通过网络课堂与学生进行教学互动等方式之外,网络教学的形式应该更加广泛地实现对互联网资源的真正利用,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南方中心等有关政府间国际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网站,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立法动向及其发展趋势。作为教师,不仅自己要经常、及时地了解网络资源,而且要把网络资源介绍给学生,教给学生利用网络资源的方法。这样,教师的课堂教学就会事半功倍,学生的自学能力也会有很大提高。这种重视网络资源的网络教学方法能更好地体现出多媒体教学的创新性法学教学理念: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3]。

    另外,鉴于国际经济法学的综合性、边缘性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说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商法、国际私法、各国的涉外经济法及民商法等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尤其是其间的交叉与重叠。综上可见,在授课当中,教师应当根据法学课程的特性采取各种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国际经济法学课程内容的繁复与学习方法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