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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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科学发展理念引领世界级旅游精品建设，是桂林旅游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

2008年是不寻常、不平凡的一年。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桂林市旅游业经历了多种严重的挑战和考验。面对严峻形势桂林市旅游行业奋起抗击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利影响，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审时度势，积极采取各种对策措施。以“优质服务年”工作为主线，大力提升旅游质量和旅游服务质量。精心组织系列促销活动，努力恢复振兴旅游市场。多层次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不断提高桂林旅游影响力。积极拓展国内外航线，大力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全力办好山水文化旅游节和国际旅游论坛，进一步增强桂林旅游吸引力。经过努力，全市旅游业在面临很多困难的情况下，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年接待游客总人数1626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旅游总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7.2%。全市旅游客源结构不断优化，旅游产品更为丰富，旅游品质明显提升，旅游投诉大幅下降，游客满意率持续上升。

2009年，桂林旅游又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桂林旅游业要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桂林市委、市政府在2009年全市经济工作要求中提出：“要坚持走农业稳市、文化立市、旅游兴市、工业强市之路；要大力发展以旅游为龙头的现代化服务业，为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建立基础和平台；要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因此，桂林旅游行业就必须要坚定“旅游兴市”的信心，进一步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培育品牌、打造精品、完善管理、优化服务，在提高旅游发展质量上下功夫。2009年桂林市旅游业以“精品建设年”为主线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就是着力提升旅游发展质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旅游设施、旅游产品、旅游服务和旅游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这种发展趋势，旅游业不能继续以粗放经营的方式谋求生存和发展，要占领旅游市场就要不仅求新求异，而且要求精求高，这种追求才符合旅游业科学发展的要求。旅游业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要以集约的方式提高和完善旅游软硬件设施，要提供高品质的旅游产品，要满足游客日益提高的多种需求，以“精品建设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大旅游精品建设的力度，使桂林旅游产业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坚持用国际眼光来审视、用国际标准来描绘、用国内先进水平来打造旅游城市，用科学发展理念引领世界级旅游精品建设，是桂林市必然的选择

二、桂林旅游实施精品战略中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旅游产品构成仍然较为单一。桂林旅游产品多数仍属于较为单一的观光型旅游产品，休闲度假产品、文化旅游产品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有待增加和提高。

2.高端旅游接待设施缺乏。桂林旅游接待设施大多仍以中低端为主，高端旅游设施不足，还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国连锁旅游接待企业。

3.高端旅游市场规模较小。桂林高端客源市场开发还未形成规模，高端旅游还需强劲培育和发展。

三、深入开展桂林世界级旅游精品建设的一些思考

1.结合新一轮城市建设，积极推进新型旅游项目开发，增强桂林旅游新的核心竞争力。

高起点规划市区中部旅游、文化、商贸建设项目，加大市区沿江沿湖旅游开发建设力度，推进特色旅游街区和旅游休闲区建设，打造高效益的旅游新形式和新业态；建设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旅游文化宣传展示中心、旅游休闲娱乐商贸中心，着力做好城区中部旅游文化商贸发展文章，加强旅游、文化、商贸的联动结合，提升城市综合经济效益；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力度，建立桂林旅游开发项目库，召开旅游招商引资大会，以招商引资推动旅游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推动我市旅游产品和旅游设施质量提升；加强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按照满足游客进出顺畅快捷，游览轻松惬意，生活方便舒适的要求，全面改善城市旅游配套设施条件；围绕旅游产业布局，加快建设综合旅游交通体系。加大与航空、铁路、交通部门以及各客源目的地城市的联系、沟通与协作，大力推动航线开通、铁路延伸、公路连通的开发建设工作，促进各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集散顺畅。

2.实施精品发展战略，加快旅游高端化进程，促进桂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着力促进旅游产品的提质升级，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科学开发国际一流旅游产品，建立健全独具魅力、特色鲜明、吸引力强、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国家游客需求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推进会展商务旅游发展，实现会展商务旅游新的突破。提升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培育和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市场；推进桂林旅游综合服务园区建设步伐，完善桂林旅游综合服务功能，增强桂林旅游服务国际化程度，树立桂林旅游服务新形象；通过建设高端设施，提供高端产品，做好高端服务，促进高端旅游市场的开发，推动高端消费，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继续办好桂林山水文 、恭城桃花节、阳朔渔火节等一批重要节会活动，将节会活动培育成融会展与旅游、自然与人文、观赏与体验、运动与休闲、消费与投资于一体的旅游精品活动，进一步增强桂林旅游吸引力；继续推动与世界旅游组织等国际方面的合作，通过举办“国际旅游论坛”和参与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博鳌亚洲论坛等组织的相关会议和各种国际活动，提升桂林旅游的国际影响力。

三、以打造精品为目标，加强旅游企业精品建设，提升桂林旅游行业整体质量

坚持贯彻实施国家、自治区、本市有关旅游质量标准，研究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的桂林地方标准，建立健全本市旅游行业质量规范，为旅游企业开展精品建设提供依据，打好基础；旅游企业要结合有关质量标准的贯彻实施，加强本企业精品建设，要制定精品创建计划，不断完善本企业硬件设施，提高现有设施档次水平，在设施精致化上下功夫，并力争取得明显成效；旅游企业要根据精品服务要求，不断改进现有服务，积极开发新的服务项目，在服务精细化上下功夫，进一步打造优质服务品牌；大力推动旅游企业做强做大，引导多元资本参与旅游企业的改造和重组。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旅游大企业集团（如旅行社集团、旅游饭店集团和旅游景区集团等）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网络；制定国际航线和包机开发奖励政策，在稳定现有航线基础上，争取再开通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各1-2条。努力开通桂林至台湾包机直航航线。争取新开1-2趟始发列车，延伸拓展旅游专列和城市间、市区内旅游巴士；着力引进国际、国内著名品牌酒店管理公司进入我市，加快本市酒店与国内外知名酒店集团的合作步伐。鼓励、支持国内有实力的大型旅行社在桂林设立分社，鼓励、支持外国旅游经营者在桂林成立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和中外合作经营旅行社，不断提高我市各项旅游业务的国际化水平；制定本地旅游精品创建标准，开展桂林市十佳旅游饭店、十佳旅游景区、十佳农业旅游示范点、十佳旅行社、十佳旅游购物店和十佳导游员、十佳旅游服务员评选，建立桂林市旅游精品体系。

四、以精品线路为导向，整合旅游资源和产业要素，优化桂林旅游产业结构

通过政府组织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和市场有效运作，加强我市旅游精品线路建设。以市场需求为基础，以旅游主题为特色，以优质交通住宿设施为条件，以精品景区为主要载体，形成我市各具特色、多组合、多层次的旅游精品线路体系；围绕线路建设整合资源，整合产业要素，促进配套建设，发挥线路建设带动作用。通过精品线路扩大产业链、延伸价值链，做强做大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在大力推广我市现有精品线路基础上，鼓励、支持旅游企业设计制定更多优质特色旅游线路。开展本市优秀旅游线路评选，推出更多产品质量好、服务水平高、市场品牌响、带动作用强的主打旅游产品；按照国家旅游局提出的今年为生态旅游主题年要求，大力推出我市生态旅游环保之旅，向社会公布一批生态旅游推荐线路，使旅游和环保更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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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通信技术发展

1957年10月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自那以来，短短30余年，世界主要国家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航天产业，迄今已有22个国家组织发射了航天器；有58个国家投资发展航天技术，总投资高达近万亿美元；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航天技术成果。航天遥感的出现，给人类观测地球提供了最有效的场合。它的迅速发展使得在资源勘探、海洋开发、农林管理、气象预报、环境灾害监测、地貌测绘等应用领域中，发生着革命性变化。美欧日等24国发起了一项规模极为庞大的“行星一地球计划”，计划10年内发射24个地球遥感卫星，耗资150亿―300亿美元，目的是监测地球环境的变化。在空间已经采用的信息获取新技术是各类星载遥感仪器，如照相机、电视摄像机、红外及多光谱扫描仪、电荷耦合固态推扫式摄像器、微波辐射仪、合成孔径雷达等。目前的发展以信息传输型的遥感仪器为主流，而不是从空间回收拍摄的胶片。其中利用卫星红外传感器获得目标已取得显著进展，可以从空中对1/2地球表面进行实时监视，如帧频（每秒钟传送图像的次数）为每秒2次，每个像点用一个10位数码描述，每位数需硬运算10次，卫星上需要一个100亿次的计算机，而发展这样的计算机需要近10年时间。第三次或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并列看待，而认为在第一次“革命”之后，一些重要事件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这种看法是有其道理的。人

们震惊于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产生大量新的经济现象，为确定现阶段新技术革命的历史地位，才继二次、三次革命说之后进而提出四次产业革命的论点。一些描述强调目前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借以唤醒那些仍沿着传统思路看问题，以第一次产业革命基础为发展战略出发点的科学家、政治家和国策决定者。如托夫勒的浪潮论，奈斯比特的趋势论，以及许多关于大国兴衰史的讨论等，这些震聋发馈的疾呼确实起到了唤起人们以新的眼光看世界、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催化剂作用。

“信息革命”就信息技术本身的变化看，为世界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新的环境条件；就信息革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看，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出现，为世界经济研究提供了新课题。

（一）“信息革命”与世界经济的形成

迄今为止，信息革命问题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信息、信息技术、信息革命以及信息科学知识，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里出现的频率是比较低的。这并不表明信息及信息技术现在才变得重要起来，而是在世界经济形成过程中，它始终起着重大作用：首先，信息经济本身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信息传输、处理等技术条件，在世界经济整体性方面起着粘合作用；最后，每次信息革命对世界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信息技术对世界经济整体形成的粘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信息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或整体性增强的自然物质条件。关于建立世界经济科学体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人们并没有关注到，信息的传输与获取技术的整体水平和不平衡发展，仍是各国经济交流与国际性体现的障碍。当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探险家去发现“新大陆”时，人们所关注的是由此所带来的商业革命和市场开拓，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信息沟通方式的革命性进展。只是到了电子计算机网络使人们有可能通过全球数字通信网，全天候了解世界任一地区经济情况变化时，才意识到信息及信息传输、处理技术对世界经济整体化的作用。实际上，它存在于世界经济整体化发展的全过程之中。自然科学、哲学对时空的研究获得重大进展，时空现实变化对世界经济整体化发展的极其重大的意义，在社会科学那里却因其显而易见被忽视了。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不重视信息及信息技术作用的线索，是不全面的。

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一些基于过去情况得出的某些结论，需要有新的发展。

1.产业结构步人调整，新兴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信息技术产业或与信息技术有关的产业发展迅速，传统产业在衰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衰退中的传统产业曾一直是世界经济研究的主要经济资料。它们的规模、速度、关系等是主要的结论依据，如从钢铁、汽车、煤炭等传统工业看，它们的盛衰过去常常是经济增长的标志性因素。现在，在传统产业衰退的同时，新兴信息技术产业却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随着信息产业以及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定，它自身的经济特征以及所特有的变化规律，将成为整个经济增长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2.科学、技术、生产、市场一体化发展，经济周期波动趋于平缓

科学成果应用于技术发明，使技术发明进入产品生产的周期愈来愈短。一种产品的生命最短的只有两年、三年，甚至一年多。适应此种情况，制造业采取“柔性制造技术”，一改过去那样大批量生产同一品种的生产线为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线。市场需要什么，能够做出及时的反映。固定资本更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基础不那么明显了，“柔性制造技术”使大批更新设备的现象平缓化。需要更新、改进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将是软件，而不是硬件设备。“软件”是一种知识产品，受资源约束小，对整个物质产业关系链的连锁影响，相对于硬件设备的更新要小得多，引起的震荡也小得多。此外，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贯通，将使国际协调的物质技术条件进一步具备，国际间信息技术差距导致信息资源利用的不平衡等新现象，也应密切注视。

信息革命是正在进行中的革命，对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不重视这些影响，就不能正确解释世界，对实际经济活动也就难以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二）信息技术发展为世界经济研究提供了新手段

信息技术是人的信息器官功能的延长，是科学研究的极好条件：（1）办公自动化设备，可使科学工作者从繁杂的文字、资料处理工作中解脱出来，加快科研成果的完成。（2）信息获取手段高技术化，使传统的信息资料查找方式大为简化。计算机数据库可提供全面、新颖、准确程度高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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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模式”说，始于日本学者赤松要就国际贸易对后进国工业结构变动影响而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该“形态说”是从日本棉纺工业发展进程的考察中发现了如下的历史轨迹：日本棉纺品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推移进程在图形上酷似三只大雁翱翔,故称之“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当今人们所说的“雁行模式”，确切而言应看作是日本学者对20世纪后半期东亚国际分工格局的形象描述：东亚国际分工格局是以日本为领头雁，依次带领亚洲“四小”、东盟和中国等(呈“人”字型排列)向前飞行。

根据“雁行模式”构想，东亚之间应该建立紧密的分工合作体系，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处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上游，应集中力量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产业，并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一些丧失了比较优势的劳动资本密集产业，通过这种垂直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产业部门间的)的分工合作，带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明眼人不难看出，按照“雁行模式”的分工体系，日本将永远处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上游，而东盟、中国等其他国家将永远固化在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下游。

客观地说，战后随着在美国扶持下日本经济的复兴，随之而来的向“四小”和东盟的产业转移，的确带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完全依照日本的“领头雁”构想发展。“广场协议”(1985年9月，美国召集西方五国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著名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对美元升值)后，以日元升值为背景，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速。随着亚洲“四小”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及日本自身扩大海外经营形势的发展，日本已无法固守以往领头雁的“日本中心主义”信条，其向海外转移技术的规模和层次也在逐步扩大与提高，日本与“四小”间双向的技术转移与产业渗透也开始出现，从而使日本与东亚各经济实体间的分工，开始逐步由垂直分工向垂直与水平分工(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产业部门间的)并存、由部门间分工向部门内分工的格局扩展，从而预示着日本一家独大的“领头雁”格局被打破。

“雁行模式”构想先天不足

早在“雁行模式”构想提出之时，即引起颇多的争议。80年代以来东亚国际分工发展的进程，也反映出这一构想无法贯彻始终的客观现实：

首先，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构想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有相悖之处。因为，后进赶超先进，世界各地产业的跳跃式发展，早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定律，不平衡规律决定了日本的“领头雁”地位终将发生变化。2000年夏季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的《亚洲经济2000》报告即指出，亚洲的发展形态可能已不再是“雁行模式”。随着信息产业的兴起，世界各国的产业已无需逐级跟进，各国可以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产业。客观现实亦显示，今天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信息产业占GDP的比例已达13％，远超过日本的6％；新加坡和香港的因特网和个人电脑的普及率也超过了日本。也就是说，目前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收入水平虽比不上日本，但产业信息化的步伐却比日本来得快。

其二，一家独大的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构想，忽视了经济多元化、特别是东亚地区还存在着另一拥有巨大潜力的经济实体――中国存在的现实。几年前，一些日本学者即指出，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加之初步形成的基础技术――中间技术――高技术产业体系，使得中国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技术与经济板块，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火车头。最近日本公布的“2001年通商白皮书”也承认，日本主导亚洲经济的时代已告终，往后中国大陆在带动亚洲成长上将扮演更大的竞争者与推动者的角色。

最后， “破坏雁群团队的不是别人，正是领头的日本自己”。 正如近来日本一些评论指出，虽然以“封闭、照顾关系”闻名的日本企业在以往一段时期内造就了日本的强势，但这对快速变化的信息时代已难适应。另外，囿于垄断不愿竞争的理念也严重阻碍着日本的改革与调整的步伐。所有这些，使得在当前信息革命浪潮中守旧的日本落伍了。今天，作为“雁行模式”基础、日本大而全式的产业结构已寿终正寝，这种由基础技术、中间技术和高技术构成的大而全式的产业结构，曾经是日本充当领头雁、支配“四小”和东盟的重要经济技术依托。随着“四小”在不同层次技术领域水平的提高，日本与“四小”间的摩擦日益频繁，加之日本自身的产业空心化，一些基础技术、中间技术甚至高技术领域的产业向海外转移，致使日本大而全式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

“多元化、网络化”的东亚分工体系

正是由于“雁行模式”的先天不足，使得它的灭亡成为必然。而就在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因此有人预测，今后的东亚经济将会出现以中国为主引擎或是以日本和中国并列为主引擎的发展模式。总之，东亚经济将出现“多元化”(日本和中国等多个增长极并存)和“网络化”(各部门产业相互交织)的发展趋势。其中，日本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不能回避带动东亚经济发展的职责。当前，日本虽然未能走出经济持续停滞与衰退的怪圈，预期今后几年亦仍难摆脱困境，但是，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经济大国，无论是资本输出还是商品吸纳，均有着巨大的潜力，应为东亚经济的发展与振兴多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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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的“奔跑”状态该缓缓了

四川经济降速是必然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作为西部龙头省份的四川，经济发展多年处于不断加速甚至“奔跑”状态。GDP总量从1991年突破1千亿元到2003年突破5千亿元用了12年，而到2007年突破1万亿元仅用4年，特别是到2011年“翻番”、迈上2万亿元大关也仅用4年。这种加速度是全国少有的。虽然有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恢复重建中高强度巨额投资拉动的特殊原因，但这种加速增长无论如何也该缓缓了！

对此，我们不仅不应惊诧，反而应该高兴――适度的增速、高质量的增长才能真正可持续！

四川经济目标大幅降速的原因

适应国家宏观战略调整的需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开始出现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容量透支、社会矛盾凸显等一些问题，需要适当“休整”。加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整体趋缓，复苏进程艰难，因此，我国顺应国内外形势，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主动调低经济增速，引导全国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实，最近3年以来，全国一些省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开始主动降低经济增速了。四川理当顺应国家宏观战略的这一重大调整，主动作为，调低增速，推动转型升级、科学发展。

四川省委省政府理性决策的结果

一方面，四川经过最近十余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基数已经较大，再保持10%以上的高速发展既十分困难，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从广东、江苏等经济大省的发展来看，其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以后普遍出现过增速的减缓，而四川的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以后已连续3年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

而且，与全国其他许多区域一样，四川在此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过度依赖增加投资、产能低层次扩张等粗放发展以及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因此，要真正贯彻落实“多点多极支撑发展、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创新驱动”三大发展战略，必须适当降低增速，为调结构、转方式、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另一方面，支持四川继续高增长的因素几乎不再。四川不仅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优势相对减弱，资源环境约束明显趋紧，而且面临着进一步化解过剩产能、防控债务风险、加快改善民生的多重艰巨任务，特别是灾后重建等突发性巨额投资拉动增长已不再可能。而在全球全国经济发展趋缓的大背景下，要像过去那样大规模招商引资和新增重大建设项目也十分困难，同时推进城镇化、着力扩大内需等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较长过程。

无须赘述，增速减缓已是不可逆转之势。因此，适当降低增速是四川省委省政府非常理性、明智的决策，这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链接看点：

这（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地方权衡经济发展与要素资源制约之后做出的主动调控，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了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密切相关。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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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国并购动机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已把并购活动迅速从国内扩展至国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集团的并购达到空前活跃的状态。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经营战略，加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无论从并购所涉及的金额还是涉及的行业、地域来看，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企业并购浪潮。

一、跨国公司积极并购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化，企业并购风潮席卷全球。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过程，它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日益联系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是推动跨国公司全球并购的巨大外在推动力，因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资源的有效供给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并购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球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跨国公司面临着更为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也使跨国公司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更大的市场风险。在这中情况下，作为追求实现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必然要不断调整其经营战略，以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组合、低成本的生产与高价格的销售，并尽可能地提高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而进行跨国并购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

2.跨国企业追求利润、提高竞争力的需要。利润最大化是每一个企业的生产目的，跨国公司亦不例外。并购作为一种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它的产生最初动力就是源于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通过并购，跨国公司可以提高经济的规模与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家总是乐此不疲地用并购的形式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并购为跨国公司迅速增长提供了机会，这使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浪潮中独占鳌头。跨国企业通过实施有效并购，实现了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

3.科技进步的推动和技术创新的内在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跨国公司全球并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有利条件。科技进步在为跨国并购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使跨国公司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促使跨国公司不断地进行跨国并购。许多跨国公司为保持其领先地位，同时又降低其技术开发的风险和成本，一是通过并购来获取新的技术，二是通过并购避免技术研究上的重复开发，三是通过并购来分摊技术研发的高额成本，提高技术开发效益，保持强大的创新能力。

创新技术是一个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越来越短，一个企业如果不能拥有创新技术与人才优势，必然会在剧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当今跨国公司的并购已从传统并购中对被并购企业实物产品和市场的关注转向对创新技术和人才的关注。但如果跨国公司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开发创新技术，不仅风险大、代价高，而且周期长，因此，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创新技术与人才优势，并购是最便捷的方式。

4.政府的政策导向及汇率变动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提高本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各国政府也开始放松对企业跨国并购的管制，对原有的政策与法规进行调整，同时，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诸如电信、运输、电力、金融服务等服务行业也放松了管制。东道国为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而建立的有关限制性措施，如关税和配额等，给跨国公司对其出口造成困难。但是，这些限制往往有助于跨国公司以并购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跨国公司母国也常常依据本国的有关法律左右跨国公司并购，为其并购提供或宽松或严格的法律环境。外汇汇率也从多个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并购，尤其是跨国公司国际并购。由于外汇汇率能够影响收购的实际价格、筹集资金、管理成本，以及利润的返回，所以当本币对外币相对坚挺时，跨国公司并购大量发生;当本币对外币相对疲软时，外国跨国公司以并购形式进入本国市场的机会也大大提高。

5.其他相关因素。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对跨国公司并购有直接或间接方面的影响，如国家政治环境的稳定性、经济活动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股市的繁荣程度、跨国公司确保原材料来源、市场及巩固发展客户的需要等等。

二、我国企业面对跨国并购机遇与挑战并存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重要特点的企业并购，在中国必然要掀起。企业跨国并购既是中国经济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也是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企业应以正确的姿态，积极面对外商并购的机会与挑战。

1.通过跨国并购，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适用国际通用规则，增强国际竞争力，来促进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跨国公司并购我国的上市公司为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按照国际规则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股权结构上克服国有股“一股独大”缺陷，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2.通过跨国并购，推动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由于产业组织结构严重不合理，导致国企前行步履蹒跚，这对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是非常不利的。同20世纪80～90年代利用外资组建合资企业（建立一个新企业）方式相比，吸引外资并购国有企业，重在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并通过重组国有企业，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完成国企改革与创新，迅速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通过跨国并购，更好地利用外资。入世为外资开放新的领域，并取消对外资的歧视性待遇，从而大大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据估计，入世后每年外资流入的规模达到600亿美元以上。同时我国国有企业有40万家，资产存量达10万亿元，如果对他们全部进行资产重组，至少需要4万亿元资金，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资金严重不足。这笔巨额资金不仅国家难以负担，国有企业的现实状况也使之难以在国内筹集到。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利用外资，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国际竞争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通过企业并购，尤其是跨国并购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4.正确全面地看待跨国并购存在的弊端。外企并购易导致我国某些行业形成垄断。国际著名跨国并购集团多以规模庞大，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先进等优势见长，并购我国大中型国企之后，二者优势互补，综合实力增强，对相关企业必然带来致命的冲击，最终导致垄断的形成。

并购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与原国有品牌的流失。在跨国企业完成并购的过程中，因为评估机构及方法的选择或技术的不完善，或者由于某些人为的原因，导致某些国有资产的评估价值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在并购完成后又由于发展不顺，最终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的例子不在少数。与此同时，外企考虑到整体战略发展需要，往往重新创建品牌名称或借助于外企的国际品牌，原有的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国有品牌就这样随之流失了。

另外，还存在着由于政府的政策法规的不完善，某些外企的恶意并购;国企优秀人才的流失等等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三、跨国并购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1.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要正确把握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规范其发展。同时，要以《公司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要严格履行程序，理性选择适于企业实际的合作伙伴、合作形式，不能盲目资本化运作，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2.重视并发挥中介机构参与并购并的重要作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并购是在市场竞争中以等价交换实现产权流动的典型的市场行为。在并购中，市场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寻找和评价目标企业，进行可行性研究，财务安排到价格谈判，达成交易，清算资产，以及资产重组等一系列环节，中介机构的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

3.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加快中国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既是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企业成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标志。首先积极支持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推动国内经济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形成合理的产业集中度，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同时加快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加大其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力度，积极按照跨国公司模式调整我国优势企业的组织结构、运营方式，鼓励其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积极进行海外投资．

4.加快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的步伐。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引导跨国并购行为，应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关跨国并购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对以往的法律法规做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改，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快制定跨国并购的相关法及实施细则，及时为跨国并购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提高对跨国并购的监管水平，合理规范、引导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文武:《跨国公司新论》[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0.8

[2]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3]王一:《企业并购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徐向艺:《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上）[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

[5]胡峰: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后的整合问题研究[J].学术探索,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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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无疑是最佳选择。

将万州建成重庆第二大城市,是重庆实现“314”总体部署、落实国务院2009年3号文件的必然选择。

刚刚过去的三年,重庆正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试验场。

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正迎来又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兼顾城市与农村,如何重塑东西部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格局,如何将东部沿海经验普适于辽阔的西部内陆。

探路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兼具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重庆身上。

近些年来,重庆经济快速发展,2009年更是取得了历史性突破:GDP突破6000亿元,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GDP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仅靠主城区这匹“快马”,无论如何用力,都难以拉动八万平方公里这架“大车”――缺乏次级大城市的拱卫,都市发达圈产业向外辐射时找不到有效的“中转站”;而在渝东北和渝东南“两翼”地区,大量资源要素又找不到“凝聚点”。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区域的崛起,必须依托于经济基础较好的“极”,再通过“极”向周围辐射,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崛起。中国沿海省份的崛起,已充分证明这个规律。

放眼今日重庆,谁能最先成为这一“极”?

万州,无疑是最佳选择。

从区位上看,万州位于三峡库区中心,上距重庆主城区300多公里,下距湖北第二城宜昌300多公里,恰好处于一个“左右逢源”的关节点上。

从城市体量上看,万州现在已经初具大城市规模,建成区面积44平方公里、人口70万。如果仅从城市体量上看,万州已是重庆第二大城市。

从经济规模上看,经过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万州2009年GDP总量在全市40个区县中已位居第四位,且发展势头强劲,增速已连续两年位居全市第一。如果保持这股劲头,万州完全能够担负起重庆第二大城市的重任。

总之,今天的万州,已经具备了成为重庆副中心城市的潜质――将其打造成重庆第二大城市,不仅可以带动整个库区的崛起,更可为整个重庆的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样本,从而推动重庆的整体飞跃。

从重庆和万州的发展规律看,将万州建成重庆名副其实的第二大城市,已是水到渠成;更让人高兴的是,从国家层面上看,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即将全面启动、实施,拥有三峡移民开发、西部大开发和重庆直辖等诸多政策“合订本”的万州,顺势崛起为重庆第二大城市,可谓得天独厚!

因此,市委、市政府决定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大大加速建设第二大城市的步伐,这既是重大创举,又是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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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哲学究竟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取决于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哲学既不是国内通常所理解的应用哲学，也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

那么，该怎样去研究经济哲学呢？

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不仅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经改变，而且人们的经济观亦已经变化，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造成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等，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这类问题。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本质和规律。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严重。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 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

从学科性质看，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各种环境，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去研究的事实。因此，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经济活动在人存在发展的一般规律中的地位。一、经济活动在人的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中的地位。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方式。这种生存发展方式与人的生存发展方式必定存在着特定的关联、相互作用而构成人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由此，对这方面的探讨是题中应有之义。二、经济活动在人的本质生成和变化中的地位。经济活动作为

人的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它对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具有什么作用？与其它活动相比，它在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三、经济活动在人发展的一般必然性之中的地位。人的发展无论是个体的发展还是人类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些一般的必然性（如个体成长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人类历史的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等），经济活动和人发展的这些一般必然性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经济活动有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如经济活动的分工规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等），那么，它们与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它们对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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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一）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二）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三）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主权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元世界体系正在演变成为多元层次的世界体系。国家主权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主权是国家属性的主要特征。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是开放、合作、互相渗透。由此，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发生了碰撞。

最明显的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家间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侵蚀”到国家的主权，使得国家在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时候，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了制约。以跨国公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到1995年，世界上已有约3.9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万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拥有资产3.4万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所覆盖的国土面积和运营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帝国的地域更加浩瀚。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向主权国家的经济主导权发出严峻挑战：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并正在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世界的80％。跨国公司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基础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决策和利益，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更大的利润。无论对母国还是东道国都是如此。比如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在把资金和技术向海外转移的时候，为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和销售的新市场，也不拒绝把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从中得益，在国与国的争议中，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未必会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经济主导权。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手段涉入政治领域。远的，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的，如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

众所周知的是，区域性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不可分割，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主权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

当然，主权国家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并非是束手无策。首先，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趋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符合时展规律和主权国家利益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单一的主权国家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实惠。其次，为了巩固国家主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宁愿付出某种代价——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为前提。如跨国公司为母国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为东道国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国家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享有自主权，即经济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仍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主权让渡的“契约”。因为任何导致主权国家对“侵蚀”其主权行为作出反弹的因素都会反过来“侵蚀”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经济的联合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影响它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包括文化、传统、语言等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逐渐趋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达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联合，将欧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是其相近的文化观念，在这个层面上，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也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国家、政府及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国家创新体制是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各个国家也更加注重具有民族特征的多样性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的兴起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的发展部分地“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才为国家创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基础。

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正在与国家创新体制构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都应当纳入世界轨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流，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与协调。这同时意味着，要想发展也必须保持本国民族的特色，这也是国家主权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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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组织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企业文化的结构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服务文化是企业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服务文化。服务理念、服务制度、服务行为、服务硬件等是服务文化体系的骨架。服务文化包含的各个要素及相互关系见下图：服务文化体系将企业文化中每个层面有关服务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思考和建设。

二、服务文化与服务品牌

服务品牌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企业通过商品或劳务的服务过程来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的一种特殊的品牌形式。当今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都有自身独特的服务品牌，有的是以其主要商品品牌命名的，有的是通过其服务理念、服务要求、服务目标等要素提炼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打造服务品牌已经不再是金融、电信、邮政、零售等服务领域企业的专利，许多生产领域的企业也越来越注重确立服务品牌，扩大市场影响，满足客户需求，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服务品牌是服务文化的核心要素

服务品牌是企业在长期服务实践的基础上，对服务宗旨、目标、流程、规范、技巧等方面内涵的不断总结和深化提升的产物，是企业服务工作的形象符号，也是服务文化的核心要素。

服务品牌直接体现了企业对服务工作的理解程度，品牌的建立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缩小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心理距离，对于维护企业良好声誉、提高客户忠诚度、传播企业价值观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服务品牌是服务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服务文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品牌的建立，服务品牌是服务文化的最集中体现。将极大地丰富文化的内涵，激发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渗透力，提升文化层次，实现文化的二次跃升各级烟草商业企业均在大力建设自身服务品牌，近年来。通过服务品牌的建设，扩大企业知名度，提升服务质量，为服务上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重庆的三诚”吉林的同舟”上海的海烟”保山的永子”等。今年6月份，张保振副局长又在上海组织召开了关于推进烟草工业企业服务品牌建设的研讨会，对这方面工作做了专题研究和部署。可见，工业企业服务品牌建设工作同样引起国家局的高度重视。

三、服务文化与服务行为

服务行为决定服务文化的成效。行为是文化落地的关键。行为是文化最有效展示手段。没有行为的提升，文化再时髦、再动人都将是一句空话或者说空中阁楼。因此，服务文化的设计、规划、建设、评估的过程，一定要坚持将行为作为检验文化成效的第一标准。文化的培育、宣贯、推广、塑造，也始终不能离开对行为的指导和要求。

四、服务文化与服务经济

从服务经济的另一表象看。制造业对服务的热情空前高涨，全球制造业的逐步服务化也是一大趋势。当下。服务正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手段和提供现成巨大价值优势的关键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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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F83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8-60-4

Research 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under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

Cao Zibin Cui Ranran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all countries are busy in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bou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 Meanwhile，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aboutdifficultie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and path to promot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Starting from a correctunderstanding on“Triffin Dilemma”，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operation， changing monetary policy properly， maintaining RMB’s currency s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of kee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deepening the reformof financial system， and making the currency convertible gradually.

Keywords：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form;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1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历程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及世界市场形成之后，各国对国际货币秩序制定的相关行为准则、规章制度。它的形成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市场运行规律自发形成，即随着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增多，一定的体制和习惯受到广泛的接受，并被赋予法律效力，如：国际金本位制;另一种是通过重要会议制定，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并随着国际经贸活动的增加逐步发展完善。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确定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确定关键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确定各国的储备资产、货币的可兑换性及应制定的国际支付措施、调节国际收支状况等。

1.1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过程

国际货币体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不同历史条件所需要的货币制度也不尽相同，但大致可以划分成以下三个时期：

1.1.1 国际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指以黄金作为一国货币制度中的基本通货。金本位制的实行，有利于维持各种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刺激贸易的进行，使各国扩大生产;有利于减少金融风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少数资本主义大量囤积黄金，战后，因战争经济受到了重创的西方各国，又纷纷控制黄金的流出，最终致使金本位制再难以实行。

1.1.2 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之后，从国家利益的出发，美国和英国先后提出“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都希望建立起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型货币制度。美国由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早已取代英国成为当时的头号强国，这也注定了它要在新型的国际货币体制里发挥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稳定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推动了二战后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规定汇率短期变动控制在1%，如果成员国出现根本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实行可以调整的汇率制度，维护了汇率的稳定，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和商品资本的流通;同时成立了IMF和WB两大国际机构用来对成员国进行监督和提供贷款帮助，这对于维护当时国际金融秩序，促进战后国家重建和发展至关重要[1]。然而，随着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人们对美元的信心逐渐下降，进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引发了美元危机，随后的十几年中，美国和其他各国都实施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

1.1.3 牙买加体系――现行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败，对于世界金融市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国际经济秩序一时间陷入混乱，急需一个新型货币体系出现。牙买加体系，灵活性大，满足了当时经济动荡，各国经济水平不同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同时提高了各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极大地推动了各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较强的适应力。

1.2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

2007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次贷危机，进而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分析认为，此次危机的潜在诱因在于现行的牙买加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开始到现在，美元的经济地位一直不可小觑。牙买加体系后，美国依靠自身国际经济地位，着眼于本国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不断对外进行借债，而偿还时，则利用“铸币税”的优势，大肆印发美元，以此来减免各种经济负担，分散金融风险，致使美元不断贬值，汇率经常变动，这影响了其他盯住汇率的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损害了其国家利益，而国际货币制度的监督机构IMF，则对美国无计可施。作为在IMF中拥有17.661%投票权的国家，美国总是以绝对的优势拥有一票否决权，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之抗衡。随着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世界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变化，牙买加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国际货币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改革迫在眉睫[2]。

2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的问题分析

2.1 外部阻碍因素

2.1.1 政治制度差异和大国的阻挠

由于文化、历史、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差异，人民币在境外自由兑换依然困难重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解不够深刻，同时在我国综合国力增长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鼓吹“中国”，认为中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敌人和绊脚石。而历史文化的差异，又增加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沟通的困难度，致使交流合作难上加难。作为当今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从维护自身国际利益的目的出发，一定会从中阻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美国不愿把自己的霸主地位拱手让人，必然会想方设法维护美元的地位与其他货币抗衡。迄今为止，美元的经济地位依然不可小觑。许多国家仍坚持用它进行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这都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增加了难度。而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由于各种历史因素，与中国关系就更加微妙。日元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国际化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推进势必会影响日元在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地位，可想而知，人民币在亚洲推行自由兑换过程中，势必会受到日本的抵制和阻挠。

2.1.2 中国同样将面临“特里芬难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里芬难题”的难以解决，即在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维持美元汇价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依然需要直面这个问题，因为作为国际化通用货币，其他货币必然与之挂钩，那么如果各国为了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与储备，必然会使人民币不断流出，从而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贸易逆差;然而作为国际货币，中国还面临稳定币值这一问题，这就要求中国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二者相互矛盾，难以合理解决。

2.2 内部制约因素

2.2.1 资本经常项目管制

通过其他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看，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是其中的重要一步。我们不能说人民币国际化就意味着必须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但毫无疑问，资本项目管制势必延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果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仅限于结算和储存等功能，就会使其使用成本增高。在相同情况下，与其他国际货币相比，它的比较优势也就变得不太明显，竞争地位也会随之下降。然而，资本项目的开放，会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容易直接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要谨慎处理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保证两者步调一致，既不可完全不放，也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

2.2.2 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缺陷

虽然各国金融体系形式不同，但不管是二战后的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欧盟，都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一国的金融体系扮演着重要角色。健全的金融系统，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维持货币稳定，降低过多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破坏。然而在金融管理和金融制度上，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仍需要优化和转型。

首先，我国的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虽然拥有较大的金融市场，但利率和汇率还是没有完全放开，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其次，金融体系垄断特征比较明显，金融效率较低，导致投资结构恶化。一方面，许多大型的金融机构占据大量金融资源，产能过剩，浪费严重;另一方面，中小型银行和民营银行寸步难行，举步维艰。大量资源流入国有企业，致使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缺少支持，饱受歧视，严重阻碍了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再者，我国金融监管存在漏洞。金融法律不完善，许多金融领域缺少法律保障;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导致重复监管或者监管空白;相关监管人员职业素养不够，监管力度不够。

2.3 缺乏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金融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推动金融创新，鼓励多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十分重要。

一方面，我国在经济发展上，长期学习西方，导致缺乏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产品，而作为金融创新者的商业银行，本身也缺少创新的理念，致使许多金融产品本质相同，抄袭严重，实质性的创新产品和创新形式十分缺失。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从业人员较多，而优秀有战略眼光的创新人才却少之又少。随着金融与其他领域关系的不断加强，优秀的创新人才在具备丰富的金融知识的同时，还要涉及其他各个领域，拥有全局观念，了解世界金融形势。由于我国对金融“通才”培养不够，也致使金融创新落后。

3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

通过分析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自身存在的客观问题，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这一部分主要提出了笔者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建议。即政府可以通过正确认识特里芬难题、努力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加快逐步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等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1 正确认识特里芬难题

对于国际货币化过程中出现的“特里芬难题”，人民币迟早也会遭遇。如何正确解决这一难题，将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质量和进程。根据美国经验，在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的时候，该难题并不会立刻显现在中国身上，反而是许多大国目前遭遇的“特里芬难题”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巨大，对外汇依赖严重，要时刻注意世界经济动向，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再者，我国目前对外贸易的顺差大多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而对于亚洲主要国家，则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可以通过调节对外出口结构和方式，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可以考虑先把人民币推向亚洲，在亚洲地区先实现自由兑换[3]。

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成熟发展一定程度，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多，人民币对大量外流，“特里芬问题”也会逐渐显现，中国可以利用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中心帮助有效管理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减少特里芬难题。

3.2 维持经济发展和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体现在对内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两方面。

3.2.1 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质量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保证人民币国际化顺利进行的根本条件。根据历史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经济的提升，客观上会刺激该国货币的国际化。我国自1978年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如果想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继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大的话语权，经济实力的提高依然十分重要。

近年来，中国的GDP总量显著增长，但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人均GDP更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我们不能止步于现在，更要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出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观念，推进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改革现行经济体制，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2.2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有利于国民宏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会使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产业价格优势下降，弱化我国出口竞争优势，同时增加企业营运成本，减少企业利润，使企业经营困难，从而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物价水平之间也有一定联系，在维持汇率稳定，保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抑制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健，会吸引许多外商来华投资，也会吸引许多热钱的流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物价水平的飙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可使中国带动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的开展，摆脱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经济回暖复苏。

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当前应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技术创新，调整出口结构，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打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知名品牌。同时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增加贸易往来，增进友谊，共同抵制金融风险，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缓和人民币升值趋势。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税率等），控制通货膨胀，确保国内物价稳定[4]。

3.3 逐步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

3.3.1 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

通过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国家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约在经常项目管制放开后的10年左右，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5年3月29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推进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而2015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打算通过各方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对于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意义非凡。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客观要求，将直接影响了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如果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势必会减少我国对美元等其他硬通货的依赖，推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进一步推动我国货币在国际收支、市场调控、稳定汇率等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同时增强我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优势，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也存在着一定风险，如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存在冲突、经济波动风险增大等。因此，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国内外金融环境，及时调整经济政策，防范金融风险，不断完善我国金融体系，谨慎处理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3.3.2 深化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体系不健全，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美元霸权能够延续到现在，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新经济体层出不穷的今天，想要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就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的机会。

首先，中国要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金融制度，明确各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作用，保证金融安全。同时要调整金融结构，加快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在全球性经济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和保持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再者，要深化大型商业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业改革，完善公司内部制度，通过内部竞争机制，提高金融服务质量。还要加强金融监管，形成有效的决策、执行、制衡机制，从而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3.3.3 推动建立离岸金融中心

要想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就必须不断推进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增加人民币海外兑换和投资渠道，扩大人民币对外影响力和提高各国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强各种对人民币的持有意愿[5]。

香港，作为我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优势突出。首先香港交通便利，与西方文化差异较小，便于与世界交流，而且拥有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成熟的金融市场，在1972年就放弃了外汇管制，容易开展世界合作。其次香港背靠大陆，有雄厚的经济支持和政策优惠。再者，基于香港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在推进可以缓冲人民币流动给中国国内造成的影响和冲击。

参考文献：

[1] 陈雨露.国际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高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研究[J].学术论坛，2011（10）：134-138.

[3] 郭海瑞.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J].中国市场，2014（11）：12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