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年级劳动教育十篇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1

关键词：河北省；劳动力；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57—03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必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资源，其规模、结构、分布、配置和使用方式对产业转型升级都有着十分重要且直接的影响。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但总体来看，河北省的劳动力还存在受教育程度低、从业结构层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等突出问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此，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创新创业能力，推动劳动力产业转移，优化劳动力从业结构，是促进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今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劳动力资源总量丰富，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人力支撑

1. 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持续增长，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2010年，河北省15—64岁劳动力人口为5 384.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4.9%，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704.7万人，增长幅度为15.1%。其中，男性劳动力人口为2 711.8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50.4%，较2000年增长了7.3%；女性劳动力人口为2 672.5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49.6%，较2000年增长了8.2%。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来看，15—24岁、25—34岁和44—5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最多，分别达到1 123.1万人、1 156.8万人和1 069.1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3.9%、19.9%和21.4%①。

2. 十年内劳动力资源仍处于“黄金时期”，保证了产业转型升级中劳动力需求。据著名人口学家曾毅从人口的生育水平、期望寿命、结婚、离婚、平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水平等方面的预测，河北省劳动力总量递增的局面在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到2020年，河北省劳动力人口将达到5 110.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7.2%，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势必会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劳动力人口整体素质偏低，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1. 劳动力人口学历层次较低，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智力需求。从河北省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人口数量较多，达到3 995.4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74.2%；高中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数量较少，只有1 378.9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5.6%；研究生学历劳动力人口数量最少，仅有9.8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0.2%。从河北省劳动力人口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看，25—44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对产业转型升级支撑能力不足。其中，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人口比重占25.2%，高中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比重仅占3.8%，而研究生学历劳动力人口不足0.1%。

2. 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低，不能较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需求。总体来看，河北省劳动力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5.8%。从不同产业来看，河北省十大重点产业（农业，钢铁、石油化工和装备制造三大支柱产业，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三大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也较低，尤其是农业和钢铁业在河北省产业中所占份量很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6.0%和6.2%，而装备制造、新能源和现代物流产业也仅占8.5%、7.8%和10.3%。

3. 提升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目前，河北省的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普遍较低，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人才的整体实力、活力、竞争力和人才规模结构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全面提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培育和引进一批高素质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劳动力，是实现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和必然要求。一是加强职业教育。整合农村各类教育资源，形成中小学文化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并行的农村教育体系，逐步扩大农村职业高中的数量和规模，促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稳步有序发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二是加强基础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突出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体地位，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免费。三是合理设置学科。针对河北省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省内各大高校的重点学科更新改造势在必行。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加强智能装备和自动化、现代通信和信息、生物制药和制造、新材料和再生材料、工程化食品和酿造、新型材料和建筑等领域的学科建设。

三、劳动力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重要的约束条件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2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征及判定标准

Doeringer和Hole(1971)通过对美国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旨在提高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能力的人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高、低工资者或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别并不大，于是他们认为有理由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分割的，且被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工资：一级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工资较高且工资分布曲线陡峭；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且工资分布曲线扁平。(三)任职要求：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任职者必须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对有些工作来说，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任职者的教育和培训的要求非常低，雇主一般不对员工进行培训。(三)流动性：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是纵向的，而且一般在公司内部流动，体现为升迁机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则基本上是横向的，这种流动不是体现为升迁，而是就业转换。(四)失业风险：一级劳动力市场员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就业稳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则面临着较高的失业风险。简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本质是“同工不同酬”。

根据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中国城乡劳动力是否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则可以化为对下面四个问题的回答：(一)在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分布曲线上，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大致分布于曲线的左右两端；(二)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别；(三)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可以顺利进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就业；(四)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是否有差别?如果有，分别是什么样的?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而第二、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对上述判断的进一步印证。

二、中国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分属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判定

根据上文所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判定标准，计算城镇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与平均受教育程度，目的在于验证“同工不同酬”，这一点是判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核心。理论上判断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位置，应当把城乡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按工资水平从低到高捧列，计算每一个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频数，并考察是否存在以下现象：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低的一端，城镇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高的一端。此操作实施起来的困难在于每一工资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数量的统计。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替代：计算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如果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分布距离越远，则此比值越小。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一比例相对较高，但逐年缓慢下降。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急尉下降，此后总体上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乡镇企业就业是农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90年代初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转折点，这可能是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剧烈变化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加收入。获取较高的工资应具备相应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是否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尚需进一步考察。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从表1来看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外来劳动力中无论是农村迁移者还是城市迁移者，其文盲率均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农村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到中专的水平，占89.4％；城市本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与农村迁移者相似，小学到中专水平的比例稍低，为85.9％；城市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到大学本科，比例接近93％，明显高于农村迁移者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在相应组别上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只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才能克服外地人身份在就业上的劣势。如果按照文盲半文盲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给受教育程度赋权重，则农村迁移者、城市迁移者、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5年、12.4年、9.7年。农村迁移者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农村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约为城市迁移劳动力的77％。农村迁移者大体上涵盖了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重要代表，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后者的这一指标。

表1仅是反映了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表2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此处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既包括农村迁移者也包括留在农村当地的劳动力，而后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前者。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农村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即表2中最后一行的数值，注意到2000年的数据的确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城市的教育推行情况很好，国家的教育政策稳定推进，可以推断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2000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年，此后与此前各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应在9.7年上下变化。同样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情况也是平稳的变化，如表2所示。如果给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绘制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走势将十分平稳，同时可以发现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并不悬殊。另一方面，如图2所示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曲线的走势相对不平稳，且工资的差别大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别。以2000年为例，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仅为0.38，而二者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如果人力资本存量相差无几而工资水平差别很大，或者工资水平的差别大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则不能否认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至此，有理由认为城市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

农村迁移者的就业相对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合计占82.4％，并且仅在这4个行业中，农村迁移者的就业比例要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除了农林牧渔、采掘业外，城市迁移者在所有其他行业的就业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4个行业中的比例小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在其他行业的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因此，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农村迁移者与城市迁移者、城市劳动力相比而言。更多的分布在平均收入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发展前景暗淡的行业中。

农村迁移者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设备操作人员两种类型，两者比例合计为83.3％，大约是城市劳动力的1.7倍，是城市迁移者的1.5倍。农村迁移者仅在这两个职业类型的就业比例大于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分布。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此外，农村劳动力更换工作频繁。深圳市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进城后更换工作的比例接近40％，其中更换过3次及3次以上的占3.4％，更换过2次的占17.4％，更换过1次的占18.9％。可见，城市农民工的工作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较频繁地更换工作。在传统正规部门即“单位”里工作的城市居民，由于其工资、福利待遇等与“单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更换工作的比例较低。而大多在私营或个体企业等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市农民工。其工作往往具有临时性。农民工往往根据对工资、工作环境满意度以及自身社会网络资本积累和择业能力。决定是否更换工作。虽然农民工能较自由地更换工作，但往往很难进入城市劳动力所在的工作岗位。

四、结论和政策性含义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3

从2009年底以来，用工难，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难成为社会关注问题。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招聘普通工人时都遇到了较大困难，“求人倍率”不断上升，虽然不少企业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但招工形势依然严峻。而且，用工短缺的现象有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今年，即便是在四川、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部分企业也开始面临招工难的情况。由于招工紧张，劳务中介公司的“商业模式”出现了逆转，由向工人收取的介绍费用，转变为免收或少收，甚至变成企业“花钱买人”，用工紧张可见一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2009年开始持续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研。从2011年3月调研的情况来看，企业招工难度持续加大，已经从“血汗工厂”招工难演变为行业较为普遍的现象。当前，员工待遇较高的企业招工尚有保障；待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也尚能保证正常生产。

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将会持续存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反映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题的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提出，每年毕业生离开高校时就业率在70―75%之间，年底就业率基本上能够达到90%以上。2011年，高校毕业生有660万人，总量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调研中发现，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目前大学生毕业的起薪已经与普通工人（指非技术工人）相当。据中国社科院工经所2011年3月的调研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通工人的月薪已经达到1500―2000元；技术工人已经达到3000元。而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月薪也仅有1500―1800元。

二、劳动力升级速度已经快于了产业升级速度

为什么目前中国会同时出现“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表现为中国产业结构（劳动力需要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匹配，实质是劳动力升级速度快于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结果。

当前的劳动力结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出现了快速提升。根据中国劳动力的相关数据计算中国劳动力的素质表明，30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5年，大概也就是小学没有毕业；2008年是9年多一点，相当于初中毕业。劳动力结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大幅上升。1964年，小学文化劳动者与大学文化劳动者的比例是68∶1；1982年是57∶1；2005年是6∶1，2009年大致为3.4∶1。可以形象地说，刚改革开放时一个工程师要领着57个农民工干，而目前一个工程师只能领着5―6个农民工干。

劳动力结构的优化，高素质劳动者比重的上升，是劳动力市场在供给结构上的新变化。这需要有相应的新的劳动力需求结构来对应，即需要更多的高端工作岗位来容纳高素质劳动者，这类高端岗位既有更高更密集的技术要求，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又能以此高附加价值反过来为高素质劳动者提供更高的工资回报，由此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对接。

而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仍然相对落后，产业升级的速度相对较慢，无法适应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要求。主要表现为，许多地区的产业和企业，仍然维持着过去那种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优势的生产经营模式，大量争抢对技术要求不高的普通体力劳动者。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协调战略的全面铺开，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许多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陆地区发展起来，产生了新的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但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依然较缓慢，对普通工人的需求依旧。另外，近年来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使得现有农民工的“保留成本”提高，外出打工的意愿有所下降；而且，农民工后备力量也在逐年减少。农民工的供给相对减少，与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对增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

由于产业结构较落后，大部分的企业未能升级到更重视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品牌经营等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链环节，因此，对具备了技术开发、产品设计潜力的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并不大。另外，由于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无法将更多的收入转化为工资，也就无法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来接纳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

可以说，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完全匹配是不可能，二者之间总会出现差异。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周期较长，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的往往会引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但1978年以后，特别是大学扩招后，中国却出现了罕见的劳动力素质升级速度快于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现象。这当然是一种不平衡，但这是一种相对较优的不平衡。

三、劳动力结构降级不是出路，产业升级才是正途

1978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过慢，没能与中国劳动要素禀赋变化相配合。如果解决“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路着眼于提供与产业结构（劳动力需要）相一致的劳动力，也就意味着要提供更多的从事低附加值工作的岗位；这虽然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却无益于经济发展。解决“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路还应是加快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的方向，仍然是由我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决定。大量丰富的劳动力依然是中国的要素禀赋之在，而且，这种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上，更进一步地体现在了高素质劳动力规模的不断扩大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大学毕业生。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有177.6万人，少于美国的215.2万人；到了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增加至707.1万人，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国家，远远高于位居第二的美国的278.2万人，以及位居第三的日本的103.4万人，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2.5倍，日本的6.8倍。而且，这些规模巨大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其初始工资水平与普通体力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基本相当，这意味着，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素质劳动力也仍然具有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使企业能够更便利地寻找到高素质的劳动力来从事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断地过度到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环节，从而推进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4

[论文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剖析了形成当前现状的原因，并指出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但其质量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1]。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性行为。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冯菊香，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9)：69-70. 

[2]王凤山、阎国庆、任国岩，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5，(3)：60-62 

[3]李水山，现阶段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3，(15)：6-9 

[4]李苏英，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问题探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4-17 

[5]卢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关系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8-30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5

关键词：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9C-0006-05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各国以教育促进就业为前提，发展本国教育事业。当前，我国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人力资本提升通常有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学校教育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其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力，实现自身创新发展。[1]人力资本理论、符号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相继表明，教育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市场选择具有交互关系，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呈正比，进而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劳动力市场通过文凭筛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进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2]研究表明，劳动者所处行业和职业是其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3]，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业、职业分布。

教育与劳动者行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一，各行业在职工选聘时，通常对其受教育程度和类型有要求。第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行业的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是行业内职工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与行业性质共同构成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4]第三，教育影响行业代际继承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其行业的代际开放性高于受中等和初级教育的子女。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从事的职业受多种因素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5]Spence在阐述筛选理论时指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通过学历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将求职者按教育水平的差异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市场职位匹配理论认为，与劳动者人力资本相匹配的职位将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此才能使投资教育的劳动者获得该岗位的比较优势。[6]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从普通职员到管理者是常见的职业发展通道，内部升迁给劳动者突破职业的等级限制提供了可能，但通常会受到资历、学历的影响。

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以此成为健全劳动力市场的途径之一。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不同行业、职业的分布情况，将富有创新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相联系，以此作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数据支撑。在现阶段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为劳动者个体配备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为此，培养与未来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人才，是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职业教育实效的共同要求。

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行业、

职业的数据分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至2009年我国就业劳动人口数量由7.5亿增长到7.8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57.9%增加到58.4%。根据2004年、2009年的数据，可以初步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行业分布以及职业分布的变化。根据2009年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各行业中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上呈现的分层现象。此外，结合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劳动者整体受教育水平与OECD国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一）我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及与OECD国家比较

2009年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就业人口占比79.8%，与2004年相比，有较大提升。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比例下降，这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在纵向上有一定提升。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劳动者中，高中、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比例呈下降趋势，总比例由2004年的18.4%减少到17.5%，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则增加0.5个百分点。2004年到2009年，我国低学历（小学及以下）的劳动者比例在下降，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劳动者比例在增加。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所占比例仍较大，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份额极低，2009年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劳动者仅占7.4%。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比较研究成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必然趋势。据2011年OECD的统计数据，25-64岁的劳动力中，中等教育程度以下占25%，中等教育程度占44%，高等教育程度占32%。同时，报告中显示，我国中等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为78%，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比例为22%，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7]OECD国家认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能（high-skilled）劳动者的充足供给，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他们被雇佣的可能性呈正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将明显不足，其在行业、职业上的分布将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挑战。

（二）我国劳动者的行业构成和职业结构

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的19个行业中（如图1），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其次分别为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数量上看，劳动者在这些行业中均呈增长之势。在纵向上增幅最大的为租赁和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呈负增长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三大行业。有学者将行业分为四大类别：第一类为农林牧渔业；第二类为采矿建筑、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制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第三类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房地产，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第四类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金融。[8]从现有数据来看，我国就业人员集中于第二类，而第三类的从业人员规模相对较小。

2004年、2009年劳动者的职业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如图2）。具体而言，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职业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在这几年我国劳动力向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较为明显，生产、操作类初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大，而专业技术等高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小。

（三）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行业、职业的影响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进入的行业具有差异。以2009年初中学历劳动者为例，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多数行业（建筑、采矿、住宿和餐饮、制造业等行业）占比大（如图3），由于制造业吸纳的劳动者人数最多，因此可判断初中学历的劳动者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中。同时，教育、金融业的初中学历劳动者比例低。两相比较，一方面表明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的行业差别较大；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对劳动者的最低受教育程度有要求。除初中学历具有这一特征外，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在行业分布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大学专科的劳动者在国际组织、金融业、教育行业占比高，而在其他行业则有明显降低。与以上两个学历不同的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显示较强的普适性，除农林牧渔、建筑业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较小外，其余行业中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相差小（基本处于同一曲线周围）。而小学以下和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各行业的比例均较低，这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占比低有关。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如金融、教育、科学研究行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占比大，以大学专科为主。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职业分布同样具有影响，基本形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层（如图4）。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表现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不同领域专业技术职业，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农林牧渔生产。而高中水平的劳动者，与其在行业中的普适性相一致，在各职业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为均衡。

从事相同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单位负责人从业者主要为中等教育及以上的劳动者，其中，单位负责人尤以高中学历比重最大（36.7%），专业技术人员以大学专科比例最多（29.1%），而商业和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则以初中学历为主，分别占比53.1%和61.2%，农林牧渔水利的生产工作则主要由初中及以下学历（94.1%）的就业人口构成。

综上可见，目前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行业分布上，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制造业、教育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职业结构中，以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居多，这表明我国还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传统的农林牧渔行业，难以实现转移。此外，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的行业和职业。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已初步形成职业分层。另一方面，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行业、职业）中所占的比重过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大学专科人才输出不均衡，对第二、第三类行业的人才供给不充足，影响我国未来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三、健全我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以继续教育为导向提高在职劳动力素质

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多数，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在职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通过接受多层次的教育获得知识增长和学历提升，非传统高等教育将成为他们继续教育的主要场所。[9]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各行各业形成劳动者从业的基本规范，规范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确保劳动者从业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形成企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和职业学校为企业服务的新常态。职业学校应承担社会责任，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公益讲座为企业员工提供提升职业素养的通道，为在职员工提供适合的在岗培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劳动者继续教育的绿色通道，通过学费资助等形式，鼓励在职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学历水平。此外，还应为中等学历水平的流动人口进入大学专科提供便捷的途径。

（二）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结构

新世纪以来，“以省为主”的省域高等教育发展呈扩大态势，一定程度上符合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受教育程度高的专门劳动力的需求。[10]为提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首先，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动态监测，形成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层次、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未来趋势。其次，优化本地区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结合区域产业升级和人民需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等、高等职业教育。[11]最后，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职业院校应以缺口行业为专业设置导向，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敏感度，提供适销对路的人才。

（三）形成劳动力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为适应各行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职业教育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首先，高等职业院校应重视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教学实践水平和创业教育实效。[12]其次，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提高职业院校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最后，在劳动力市场中提升劳动者素质是人才培养的一大途径，需要打破行业、职业的垄断和分割，通过不同岗位的实习，增加未来劳动者在行业实习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提高不同行业、职业的适应性。增加正规就业的灵活性和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鼓励人才自我雇佣，职业院校应为其创设包容的环境。[13]

参考文献：

[1][13]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创新型人才的涌现[J].教育研究，2011（9）.

[2]李宝元.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郭丛斌，丁小浩.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行业代际效应及教育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5（1）.

[4]晋利珍.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在中国的验证[J].人口与经济，2009（5）.

[5][8]李旭东.贵州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职业分层的影响及其关联度[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0）.

[6]贺尊.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交互关系：一个文献综述[J].税务与经济，2013（1）.

[7]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OECD Indicators [M]， OECD Publishing，2013：74-97.

[9]李明华.农民工高等教育――需求、供给和认证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

[10]胡耀宗.省域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变化与规模分化[J].现代大学教育，2013（5）.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6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教育培训 政府职能  

  

人力资源最一般的含义是智力正常的人都是人力资源。这是从原始潜在、最广义的意义上使用人力资源。从宏观层面来看,是指能够推动特定社会系统发展进步并达成其目标的该系统的人们的能力的总和。从微观层面来看,是指特定社会组织所拥有的能推动其持续发展、达成其组织目标的成员能力的总和。本文主要研究宏观层面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一、曲靖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曲靖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部,面积28904平方公里,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2007年底全市总人口603.04万人,占云南省总人口数的13.6%;农村人口527.71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数的14.2%;有农村劳动力283万余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数的13.6%;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20万人左右,占全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数的16%。农村劳动力大量闲散,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难题。由于曲靖得天独厚气候条件和长期以来的慢节奏生活,加之教育相对落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文化、技术水平都较低,人们的“家乡宝”观念甚浓,劳动力转移难度较大。解决现有富余劳动力的措施应走先数量后质量、先就地后异地、先市内后市外、先国内后国外的梯度开发推进战略。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劳务输出农民工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水平,是曲靖市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途径。截止2006年底,全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551427人(按曲靖市劳动力转移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具体劳务输出分类情况见表1、表2、表3、表4、表5,以下5个表中数字总数不统一主要是由于信息登记不全所造成。  

从表1中可以看出,曲靖市农村劳动转移输出呈逐年递增趋势,2006年一年的输出人数超过了2000年以前各年输出的总数。但与曲靖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总数相比,输出人员不足富余劳动力的50%,若扣除劳动力返乡后再次外出,在统计过程中的重复计算,曲靖市劳动力转移比例更低。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劳动力转移中,务工经商占71.5%,有近30%的人员是其他原因转移的,说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可能没有完全就业,形成派生富余劳动力。  

表3中第一产业统计到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第二产业统计到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生产及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统计到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其他行业是除前面各行业以外的行业。从表3中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较少,占2.7%,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表现了农村劳动力从业行业的广泛性。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有广泛的职业能力。  

从表4看,曲靖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学历层次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占转移劳动力的90.8%。加强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是曲靖市劳动力转移的重点;男劳动力占58.9%。  

从表5年龄结构看,曲靖市农村的劳动转移输出年龄在16-40岁的占87%,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集中在16-40岁的人员中。  

从以上数据显示,曲靖市农村现实人力资源利用不充分,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大,但充分就业的人员不足富余劳动力的50%,曲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充分有效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促进曲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影响曲靖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因素 

1、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水平不高,是曲靖市农村潜在人力资源开发的第一障碍。按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曲靖市大专及以上人口6.8万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1.4%,比全省2.2%低0.8个百分点,比全国3.8%低2.4个百分点;全市文盲率为16.3%,全省为15.4%,全国为6.7%;小学文化程度所占人口比例为50.2%,而全国为38.2%;受教育年限平均为6.1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每十万人口中有大专以上学历1253人,全省有2013人,全国有3611人。从以上统计表4中的数字看,已登记转移的劳动力学历层次较低,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层次的劳动力仅占9.8%。  

2、工业化程度低,企业发展缓慢,企业增效难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吸纳就业岗位的瓶颈障碍。曲靖市虽然与其他地州(市)相比工业基础较好、门类较多,通过各项改革整体效益有所好转,但部分中小企业经营比较困难,大部分利税是由几个产业创造的。2002年全部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8户,亏损企业91户,亏损面为46%,比1997年(曲靖撤地市年)下降8个百分点,在91户亏损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占96%。在实现利税中,大型企业占72%,中小型企业仅占28%。在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中,中小型企业占81%,大型企业仅占19%。在盈亏相抵利润总额中,大部分是由几个主要支柱产业实现的,其中烟草加工业实现利润7.5亿元,占80%;电力企业实现利润1.6亿元,占17%;化工企业实现利润0.5亿元。也就是说,由于几个产业效益较好,掩盖了大部分企业效益较差的现象,特别是部分中小企业无市场、无效益、无竞争力,污染严重,设备落后,信息不灵,新产业开发、新产品生产和新技术创新能力低,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使企业扭亏增盈步履艰难。大规模的工业企业较少,小规模企业大约为1.3万个,每年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岗位非常有限。  

3、城镇化水平低,农村人力资源家庭整体性转移水平低。曲靖市属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市,城市化率较低,2001年全市城市化率为21.3%,分别低于全省23.4%和全国36%的水平;2002年全市城市化率为22.4%,仍低于全省26.1%的水平。城市规模较小,城市综合能力不强,除麒麟、宣威城市规模较大一点,其他各县县城都还比较小,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情况和城市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多少。而城市部门实际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城市部门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及其使用技术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的性质、程度和发展趋势。上述第2问题已谈到曲靖工业程度水平低,创造就业岗位不足。 

4、人力资源的思想观念对外出就业的影响。一是“家乡宝”观念浓厚。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生活节奏缓慢,缺乏致富意识和吃苦精神。二是大事不会做,小事不愿做。在云南省内、特别是曲靖市内经济结构中,第二、三产业不够发达,企业规模不大、效益不好,在城市中,一些用普工的行业所实行的一些用工条件、工资福利待遇水平低,使得富余劳动力不愿意做。三是家庭责任大,转移成本高也是制约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曲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一)加强教育综合改革,创新教育体制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战略决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曲靖市教育事业在完善教育管理体制、扩充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和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曲靖社会经济的发展相比,曲靖教育总体与全国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强化基础教育,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曲靖市是典型的农业人口大市,90%是山区,农村学校校点分散,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经费投入不足,基础教育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全市现有全日制学校2561所,小学教学点2428个(其中:一师一校1292个)。在校学生133万人,教职工6.43万人。2007年校舍普查显示,全市中小学还有d级危房面积100万平方米,涉及学校及校点共1971所。必须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  

(1)加强农村中小学校硬件建房,改革办学条件。曲靖市委、市政府已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设施问题,于2008年10月6日下发了《关于曲靖市中小学危房整体改造暨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曲发[2008]29号)。该意见指出:按照“政府主导、整体推进、超前投入,公司化运作、规范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运作模式,用2年时间完成100万平方米中小学d级危房排危任务。  

(2)加强农村中小学校师资配备,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曲靖市小学教学点一师一校现象非常突出,占全市小学教学点的53.3%,这些教学点的师资配备也往往是没有经过专门的师范教育的人员担任教学任务。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诸如工资待遇、调薪标准、职称评定、住房分配及解决家庭难题等方面均给予一定的优惠,尽可能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只有稳定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增强入学率,减少辍学率。  

2、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县级职业教育、技术培训。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关系到曲靖地方综合实力、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曲靖职业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着招生难、办学难、发展难、就业难等问题。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成为曲靖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要把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使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发展层次、学校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把现有的部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创办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机制积极发展县级职业技术教育。打破市级职业教育与县级职业教育的分割局面,形成曲靖职业教育的梯度发展,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初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格局。  

鼓励、支持企业、行业自办职业培训。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举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强化自主培训功能,形成职工在岗和轮岗培训制度,鼓励企业与职业学校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式培养培训,并积极为职业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所和设备。行业主管部门对职业教育进行协调和业务指导,对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短期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准入技能和能力。  

3、加强继续教育。曲靖市还相当一部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当地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要加强对农村干部培训和农民继续教育,市委、市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重视乡村干部的继续教育,划拨一定的乡村干部教育专项经费,每年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举办农村乡镇干部和村级干部进行专题培训、农业科技培训。提高乡村干部、科技干部的市场意识、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造就一批高素质的乡村干部、科技人员和农经人员。实施技术下乡,对农民进行不同程度的培训活动,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  

4、积极稳妥地推进高等教育。在现有曲靖师范学院、曲靖医专、省煤炭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办综合性的本科高等学校,把现有的部级重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进行教育资源的整合,创办综合性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全面提高人力资源的文化科学素质和技术水平。减少高级人才的外流现象。  

(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就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近年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采取重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忽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政策取向。从长远来说这样的方式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速度的加快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从短期来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曲靖市农村劳动力在数量上严重过剩,而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较全国和全省相对较低,加之曲靖教育的现状,现实农村劳动力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占劳动力总量的20%以上,16岁以下人力资源中,文盲和半文盲也有一定的比例,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短期内很难见效。这一层人力资源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较难的一层。劳动密集型产业无疑是智力要求最小、吸收劳动力最快的一种产业,也是最适合曲靖市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特点的产业。一是加快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以麒麟区的粮、菜、畜、奶加工;宣威的火腿、马铃薯加工;罗平的油料、生姜蔬菜加工为主,建成符合农业产业化要求,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工业基地。二是进一步调整布局,加强卷烟生产和销售,建成全国著名的优质烟生产基地。  

(三)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及制度体系  

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既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良性发展。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动态最优配置,这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形式。要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动态最优配置及发展人力资本的渠道畅通,就要进行各项制度创新,创建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曲靖市各县市区都建立了人才市场,但服务功能还单一,主要是服务大中专毕业生,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服务功能还未建立。应通过政府主导、创新体制、市场运作、多元开发,建立服务农村现有人力资源的人才市场建设。一是要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制度。依据市场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的运行规律,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二是要建立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对传统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行政制度进行创新,建立起便于农村现有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制度。以市场为中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实现人力资本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三是建立人力资源使用制度。按照人力资源的价值量和转化的资本量,建立人力资源的使用制度,实现劳动力最优配置。  

(四)加强组织领导,多层次、多部门联动,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转移输出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在新的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虑,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拓展就业空间。建立多层次、多部门联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机制,统筹市、县(区)乡(镇)、村四级组织,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学校(培训机构)联动起来,是促进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稳定转移的重要措施,也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  

1、市政府、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重点是提供劳动力转移输出的信息服务和指导服务。根据目前曲靖市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曲靖市区范围内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容量有限,劳动力转移输出的重点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政府应选择劳动转移比较多的地区,建立劳动转移的驻外办事机构,与当地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建立协作协调关系,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信息,协调就业安置。加强与对外输出地有关部门的联系和交流,定期通报情况,积极反映劳动者呼声,为广大劳动者维权做好各项服务,杜绝劳动用工单位用工的随意性和拖欠劳动者工资现象的发生,促进其稳定就业。  

2、县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主要是加强与驻外办事机构的联系与沟通,及时获取省外就业信息,有序组织本县(市、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输出;与教育培训机构协调,及时开展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和上岗前的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的职业能力和劳动准入资格,提高劳动者转移输出的就业率,降低转移输出成本,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7

关键词:人力资源素质;产业结构;结构优化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1]而我国人力资源的供给状况直接制约着产业结构的优化。

一、我国人力资源素质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我国人力资源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还不容乐观。

设在瑞士洛桑的管理开发国际研究院从1989年起每年都要编制一份国际竞争力报告,2000年的报告中包含了47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排在第45位,全球经营经验排在第47位,合格的工程师数量也同样排在第47位。可见,我国当年人力资源的匮乏。2007年的报告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升至第15位,首次超越日本。该报告的主要领头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主任格瑞理教授解释:“大规模的出口、外商投资和劳动力,尤其是大批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出现是中国内地竞争力排名一路上扬的主要动力。”但格瑞理教授同时指出:“中国内地不缺乏优秀的大公司和企业,但是中小企业还处于依靠简单技术和廉价劳动力获取微薄利润的低级阶段,要增强竞争力就必须增加自身的科技含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2]

我国2005年统计资料显示,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情况是:不识字的占11.6%,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7.9%,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1%,而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只占3.6%[3]。每万人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人员中国2005年为17.5人,而日本是135人,法国是129人,德国是114人[4]。可见,我国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高级人力资源少,而中、低级人力资源相对较多。

二、低素质的人力资源是制约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

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三大产业的结构偏差大,二是各个产业的结构升级缓慢。

(一)人力资源的素质低,会加大三次产业结构偏差

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7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7%、49.2%和39.1%。而2006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全球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4%、32%、64%,中等收入国家为10%、36%、54%[5]。第一产业比重则比世界2006年平均水平高7.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高约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低约25个百分点[6]。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得知,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只有不断降低第一二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比重并不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才能使产业结构平衡,促进经济发展。以上数据表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我国2007年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40.8%、26.8%、32.4%[7]。与当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比,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数量最多,但是,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占GDP的比重却最低;第二产业的发展最快,而从业人员数量最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多于第二产业,但是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明显低于第二产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从业人员的素质。

以当年价格计算,2005年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相对生产率之比为5.62。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是第二产业的0.59,而以不变价格(1990年价格)计算,三次产业的相对生产率扩大的幅度更大,2005年,第二产业的相对生产率为第一产业的6.79倍,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的0.46[8]。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源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提高第一三产业从业人员素质,无疑可缩小产业结构偏差。

(二)人力资源的素质低下,导致三大产业升级动力不足

我国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在第一产业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70%以上,仅有不到1%的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在第二产业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的比例达60%;在第三产业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为42%[9]。

第一产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匮乏使农业生产技术得不到大的改进,农业生产率低下,以至于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难以展开,农产品的附加值过低,传统农业比重过大。

第二产业的问题主要在于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工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结构调整的灵魂。无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加强技术创新。由于工业从业人员中缺乏高素质人才,很多企业技术改造主要依靠进口,进口设备的高昂价格,抑制了企业技术进步,致使工业结构不能由高加工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快速转变。

第三产业的结构优化目标是,在第三产业结构中,传统服务业的比重下降,新兴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重下降,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依据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资料,该年在第三产业15个子行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金融和教育等7个传统服务业,就占了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0%[10]。新兴的服务业一般对从业人员的要求较高,需要一定的工作经验、专门的劳动技能或较高的综合能力等。中国现阶段的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多数人只能选择就业门槛较低的行业,若能提高第三产业人力资源的素质,则会促使新兴服务业的服务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第三产业优化升级。

三、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对策

(一)应加大教育投入,尤其应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

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国家投入4万亿资金以刺激内需,但是文化教育占全部投入的份额最少,仅占了1%,财政教育投入太少。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3%[11],农民素质的高低无疑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促使其更新观念,开阔视野,使其更易掌握、运用新型技术,更易获取市场信息,以推进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高素质的农村人力资源无论是进入乡镇企业,还是作为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都能促使第二三产业结构更快调整到位。所以,必须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并改善教育投入结构失衡的状况,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入;由于财政资金的有限性,应该拓宽非财政教育投入的渠道,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投资教育。

(二)加强职业教育

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占0.13%,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而荷兰90%的农民受过中等教育[12]。2005年,我国农村共有从业人员50387.3万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分布比例为59.5∶19.2∶21.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低素质的农村人力资源过度集中于第一产业。当然,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素质目前也普遍较低。职业教育是增加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使潜在的劳动力转变为现实劳动力的有效途径。所以,必须加强我国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的职业教育,以促进产业的升级和缩小产业结构的偏差。

首先,应该调整学校的课程设置。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可以在农村普通中学增加与现代农业有关的课程,在城镇普通中学开设与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相关的课程,而普通高校肩负着为高新技术产业培养大批复合型人才的使命,其课程设置更应紧随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不断调整。此外,还应进行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总之,要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其次,要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这里的水平不仅仅指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指实践水平。要拥有大量的双师型教师,以教给学生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和技能。

(三)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工作

实行先培训后上岗以及上岗后还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在职培训,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重点抓好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也应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经营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张立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社,2006-03-16.

[2]丛玫.中国内地竞争力排行超过日本人才潜力是主动力[N].第一财经日报,2007-05-11.

[3]按年龄分的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EB/OL]..中国劳动人事网,2005-11-17.

[4]梁优彩.从两缺口模型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J]经济纵横,2008,(4):11-15.

[5]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6]尹蔚民.服务发展保障民生[N].人民日报,2008-12-11.

[7]邹东涛.发展和改革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史运扬.职业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的思考[EB/OL].新文秘网,2009-01-04.

[9]李晓西.新世纪中国经济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8

内容论文摘要：长期以来，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禀赋优势，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科技的日新月异，我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蚀失。本文在客观阐述我国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存在的弱势基础上，通过劳动力竞争优势的制度分析，提出了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关 键 字：廉价劳动力 国际贸易 优势 劣势 发展对策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 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 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 ·斯密或是大卫 ·李嘉图的“古典 ”，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 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 /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问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我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我国家间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趋势下，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技术扩散和知识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些需求满足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对知识人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或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 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使产业在全球环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长，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发展。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力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企业能否辨析内外部资源，并充分应用优势资源抢占市场，获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充裕条件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1）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特点，有利于企业积累资金，涵养人才，增长经营经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为高科技工业的生长准备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向新经济的准备是并行不悖的。广东省南海市昭信企业集团在发展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项目，利用生物医药技术开发人发胶蛋白人工腱，就显示了劳动密集优势产业与发展培植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2）劳动力充裕的条件，还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据预测，21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培养产业群落，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与战略联盟，重视资本运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发展加工贸易，减少进入国外市场的学习成本，并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 （3）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它们的支柱产业。参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来源。到80年代后期，当它们的国民素质、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们才开始向高科技工业转型。此时它们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如1998年我国的台湾每一万人口中有大、中专毕业生1010人，韩国1998年每一万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273人。在尚无人力资本条件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去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经济倒退，前后失据。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这样的行政手段，赶走劳动密集产业，曾使经济一度受挫。 2、克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劣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取决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取决于国民福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改善，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改善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展我国家平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意识仍较淡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下岗职工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农业生产技术，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确保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最终提高国民福利，扩大内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3、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 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 7% ，低于 韩国的38.4% ，日本的55. 2% ，美国的47. 8% ，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我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 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薛敬孝，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大楷，国际投资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 洪银兴.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 经济研究， 1997， (6). 李敏，郭曼，贸易增长的“贫困化”陷阱和比较优势的悖论[J]. 经济体制改革， 2003， (1). 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J]，中国经贸导刊，2006，（8）． 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1） 林林，周觉，林豆豆，我国贸易战略选择与“贫困化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05，（6） 赵兰香，林生，人力资本投资与比较优势开发[J]，科学学研究，2004，（3）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6（11）、2007（5）、2007（6）、2007（8）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9

关键字：廉价劳动力国际贸易优势劣势发展对策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斯密或是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

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问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我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我国家间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趋势下，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技术扩散和知识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些需求满足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对知识人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或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使产业在全球环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长，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发展。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力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企业能否辨析内外部资源，并充分应用优势资源抢占市场，获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充裕条件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1）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特点，有利于企业积累资金，涵养人才，增长经营经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为高科技工业的生长准备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向新经济的准备是并行不悖的。广东省南海市昭信企业集团在发展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项目，利用生物医药技术开发人发胶蛋白人工腱，就显示了劳动密集优势产业与发展培植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2）劳动力充裕的条件，还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据预测，21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培养产业群落，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与战略联盟，重视资本运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发展加工贸易，减少进入国外市场的学习成本，并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

（3）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它们的支柱产业。参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来源。到80年代后期，当它们的国民素质、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们才开始向高科技工业转型。此时它们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如1998年我国的台湾每一万人口中有大、中专毕业生1010人，韩国1998年每一万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273人。在尚无人力资本条件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去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经济倒退，前后失据。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这样的行政手段，赶走劳动密集产业，曾使经济一度受挫。

2、克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劣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取决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取决于国民福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改善，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改善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展我国家平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意识仍较淡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下岗职工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农业生产技术，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确保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最终提高国民福利，扩大内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3、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

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7%，低于韩国的38.4%，日本的55.2%，美国的47.8%，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我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

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社

[3]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4]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1997，(6).

[5]李敏，郭曼，贸易增长的“贫困化”陷阱和比较优势的悖论[J].经济体制改革，2003，(1).

[6]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J]，中国经贸导刊，2006，（8）．

[7]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1）

[8]林林，周觉，林豆豆，我国贸易战略选择与“贫困化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05，（6）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10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 平均受教育年限R&D经费支出

产业素质是产业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特性，这种内在特性直接决定产业运行质量的好坏。产业素质主要包括产业发展的制度素质、技术素质、劳动力素质和资本素质。由此可见，衡量从业人员素质高低的劳动力素质是影响产业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素质主要包括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两方面。一般地讲，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将直接制约产业结构的升级。为了进一步分析河南省劳动力素质对产业结构的作用，首先分析了河南省劳动力素质的状况，并与其他省劳动力素质进行比较分析。

劳动力素质的总体质量仍偏低

表1显示了五次人口普查河南省文化程度状况。从绝对数值上看，1964-2000年，河南省居民文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改变了过去文盲和半文盲占大多数的局面。1964年，大学学历和相当于大学学历的人口仅有9.3万人，而文盲和半文盲（12周岁以上人口）达到2146.8万人。200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前者增加到247.5万人，后者减少到543.2万人。1964年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91年，之后逐年上升，到200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达7.99年，与1964年相比增加4.08年。总体上讲，河南省的居民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表1各项比重指各指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比。从各指标的比重看，在整个人口结构中，初中以下（包括初中）的比重仍占较大，以2006年的数据为例，初中以下比重为78.46%，高中、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的比重仅为12.70%，这说明河南省的总体人口素质仍然偏低，劳动力素质结构不合理。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河南省2006年的专业技术人员为2041056人，相对于2005年，增长了3.69%；从专业技术人员占全省从业人员的比重看，由2005年的3.48%上升到了2006年的3.57%。这说明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无论是从绝对数上还是纵向比较的相对数上看，都有了一定的增长。下文将河南省与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见表3）。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从专业技术人员的绝对数上看，2006年底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为204.1万人，排名第三，仅次与山东省的232.1万人，广东省的230.4万人。但是从专业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看，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比重为28.27%，其中河南省的比重为28.70%，排名18位，仅仅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在整个就业人员比例中，河南省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比较缺乏。

从表4中选择的各项指标看，科技活动人员、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有R&D活动的单位数、R&D经费支出、专利申请数和拥有发明专利数，2006年较2005年都有一定的增长，尤其是2006年的科技活动经费增长了42.10 %，R&D经费支出增长了41.97%，专利申请数增长了44.43%。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有科技活动的单位数下降了10.81%，科技活动机构数下降了4.41%，有R&D活动的单位数基本保持不变。 2006年河南省的R&D经费支出为846143万元，河南省全省GDP为124960000万元，R&D经费支出仅占GDP的0.6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10%。从总体上看，河南省的科技进步速度缓慢。

劳动力素质地区差距加大

从表5中河南省内各地市的各项指标比重看，劳动力的学历构成表现出了较大的地区差异。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比重看，河南省的平均水平是0.35%，各地市中只有郑州市、开封市和洛阳市超出了平均水平，其中郑州市为0.91%，开封市为0.44%，洛阳市为0.37%，而驻马店市仅为0.12%；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重看，郑州市和洛阳市分别为10.75%和7.25%，均高于整个河南的平均水平（7.02%）3.73和0.33个百分点，而许昌市仅为4.69%。何风霞在《区域产业素质与产业结构升级实证分析》一文中，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对区域的生产总值有较大影响。表5数据显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该地区的人均GDP有较大的关系。人均GDP较大的洛阳市、焦作市、三门峡市和郑州市，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7.75年；而在经济较落后的信阳、商丘和周口市，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为6.36年、7.14年和7.16年，分别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1.39年、0.61年和0.59年。

综上，与其他各省相比，见表6可知，2004年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为8.23年，河南省为8.36年，略高于平均值水平。从全国各省市的排名看，河南省排名12。河南省的劳动力素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适应，其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经济落后地区西藏、云南、青海等省，低于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

结论

为了缓解河南省劳动力素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作用，河南省必须想方设法提高其劳动力素质。据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表明，投资于人力资本对提高经济增长率最有效。如果人口增长率下降1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如果普及初等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每提高1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35-0.59个百分点。两者的综合作用可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7-1.1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河南省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其实现途径如强化技能职业教育、重视对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降低高等教育收费门槛、通过政府和民间两条途径普及高等教育、制定具体的政策与法规保障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等等。

参考文献：

1.李新国.产业素质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6

2.靳伟莉.河南省第二、三次产业劳动力素质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