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十篇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1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一桶白葡萄酒》；反讽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J．LAustin(1962)在《论言有所为》中首次提出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陈述”、“描写”或“说明”，而通常是用来实施某一言语行为的。他将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一个有意义句子的产出)、言外行为(dleoutionaryact)(通过“说”本身来实施某种行为，完成某一意图或目的)和言后行为(pefloeutionaryact)(说话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效果)。Austin认为，要成功地实旌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说话人必须对自己说出的要去实施的行为抱有诚意。

后来，他的学生Searle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Searle(1969)明确提出了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而不是传统的语言学所认为的符号、词和句子。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基本条件。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2)命题内容条件。说话者在说出某一命题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同时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3)预备条件。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要实施的这一行为符合听话者的利益。(4)真诚条件。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Searle把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大类：阐述类(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宣告类(delcaratives)和承诺类(commissives)。

随着Searle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人们已经成功地将该理论应用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中，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也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M．LPratt(1977)就认为“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并无二致，用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来研究“文学语言”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荷兰的VanDijk(1976)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appropriatenessconditions)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了文学作品中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inac．ro—speechactsandmicro—speechacts)o概括地讲，宏观言语行为是指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他的作品与读者进行交流时所执行的宏观上的言语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品的主旨；微观上的言语行为是指小说中人物所执行的言语行为，也就是人物之间的交流。前者决定整个语篇，后者则由语篇中的单个句子来执行。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作家的言语，它用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那么文学作品，其实也就是作家一个或若干个具体言语行为组成的一个综合体。文学言语行为除了通过言内行为，传达语言表层结构的命题意义，还通过言外行为表达作品言语的深层信息，即作家言语行为的意图和创作的主题，从而可能产生相应的言后行为，即{导到读者的认同或共鸣。如果能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精髓。

作为文学写作常用手法之一的反讽就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它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它通过故意违反诚意原则而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是句子命题内容的反说或否定。19世纪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EdgarAJlanPoe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就是借助于将反讽的艺术手法成功地运用在人物对话中，情节的处理上，乃至整部作品的构思之中，从而大大渲染了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与复仇主题。本文将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对《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分析。

三、《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分析

(一)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一桶白葡萄酒》是复仇主题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疯狂的复仇故事。故事中杀人者头脑清晰，镇定从容，丝毫没有普通人实施犯罪时的那种局促与不安。他一步步将仇人引入酒窖，用铁链将仇人拦腰缚在壁龛上，准备砌墙将其活活闷死。当砌墙将近一半时，“Iceasedmylaboursandsatdownuponthebones”(我索性歇下手中的活，在骨堆上坐下)，欣赏起仇人的垂死挣扎，把谋杀的过程当成了复仇的享受过程。犯罪结束后，他没有丝毫的害怕与罪恶感，只说：“Myheartgrewsick”(觉得有点恶心)，而且：“Itwasonaccountofthedampnessofthecatacombs”(这是由于墓窖里那份湿气的缘故)。这与读者对死亡以及复仇所固有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反讽由此产生。在这里反讽的使用不仅映射出复仇者充满仇恨的心灵和扭曲病态的心理，而且也在最大程度上让读者产生了恐惧。这种言后效果就是作者通过反讽所执行的主要的言语行为。

小说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我”行走于小说文本之间，并不插入作家的现实生活，但对于我们读者来说这一点可能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效果!因为在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以读者的阅读心理，“我”与作家肯定具有极大的认同感。这一认识与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所遇到的叙述语气产生了矛盾。作者这种言语行为方式的言外之意是渲染故事的真实性，而事实上在这部短篇中，我们除了知道“我”是一个对伏契那托不满和对美酒也有一定鉴赏力的人之外，其他一无所知。他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籍贯或家世。连他的名字也只出现两次，第一次是说到他的整个家族提起的，第二次是临近结尾处伏契那托一声绝望的叫唤。这种印象根本无法与作者本人联系起来。所以最终我们发现这种仿真性叙述语气欺骗了作为读者的我们的阅读感受，反讽在此时就产生了!

(二)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Searle(1969)将言语行为分为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在《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中，这五类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中以宣告类为最，所以本文仅对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即其他四类言语行为，加以分析。

1．阐述性反讽(assertiveirony)

阐述类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使说话人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作出承诺，也就是说他必须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如果在发出话语时说话人本人并不相信命题的真实性，该话语就具有反讽意味。

比如，当“我”在狂欢节晚上遇到伏契那托时，本应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我”却热情地与他打招呼：“Mydear F0rtun砒o，youareluckilymet”(亲爱的福图纳托，遇见你真好呀)。读者在阅读到此处时，可以清楚地从这种表面的热情中感觉到这句话所代表的真正含义：“我的仇人，遇见我你该倒霉了。”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词句在文中反复出现。比如，在后面“我”恨不能让他立刻进入地窖将其除掉之时，口里却说：“Yourhealth ispredous；You8reirch，respected，admierd，belov-ed…；youwillbeill”(你的身体重要。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你会生病的)。“我”为了确保伏契那托烂醉如泥让他再喝一些酒，而嘴里却说的是：“AdraughtofthisMedocwilldefendUSfromthedma ps”(喝点梅科多酒去去寒吧)。这些表面上嘘寒问暖、阿谀奉承，实际上却缺乏诚意、暗藏杀机的句子反衬出了“我”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反讽的效果便油然而生了。

2．指令性反讽(directiveirony)

指令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一件事。说话人运用指令性反讽来表达与他所说的相反或不同的含意。

小说中“我”千方百计想将伏契那托骗进酒窖，欲除之而后快，但在语言上却欲擒故纵。从刚开始的顾左右而言他：“ButIhavereceivedapipeofwhatpassesforAmontil—lato”(我弄到一大桶所谓白葡萄酒)，到开始激将：“And yetsome foolswill haveitthathistaste is a match foryour own”(可有些傻瓜硬说他眼力跟你不相上下呢)，再到假意地拒绝：“Myfriend，no；…Come，weiwllgoback”(我的朋友，不行……走，咱们还是回吧)，还有后面虚伪的奉承：“Yourhealthisprecious；Youaerirch，respected，admired，beloved”(你的身体要紧。你有钱有势，人人敬慕，又得人心)。这些句子的表层结构所传达的意思都是在拒绝他，而实际上这些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都是在试图使伏契那托跟他到酒窖去：“快跟我走吧，傻瓜，今天我一定要除掉你!”根据奥斯汀和塞尔的成功会话原则，这些话语违反了原则，产生了反讽的效果。

3．承诺性反讽(commissiveirony)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是使说话人对某一未来的行为作出许诺。承诺类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所以当交谈双方都清楚说话人并没有能力或不可能去实施那一行为时，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文中的“我”利用仇人对名酒的嗜好，以一桶自葡萄酒(Amontillato)一步一步将他诱骗到自家的酒窖时，嘴里说着：“1willnotimposeuponyourgoodnature”(我不会利用你的好心的)，但实际此时他正是利用了仇人的“好心”才将其骗人酒窖的。而后面他将伏契那托用铁链锁住后所说的：“Oncemoreletmeimploretoreturn”(让我再一次求求你回去吧，也并不是真正要将伏契那托放出去，而是对伏契那托的愚蠢的一种嘲弄，是计策成功后得意的表现，因而具有反讽的意味。

4．表达性反讽(expressiveirony

表达类言语的言外之意是对命题内容中所表明的某种事态表达说话人的某种心理状态。说话人的反讽含意可以从语境中来推断，表达性反讽的主要意图是对听话人的行为作出一个贬抑的陈述。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2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反讽;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推翻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推翻,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

    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咖苔琳夫人是一位极度自负、傲慢无礼又尖酸刻薄的贵夫人。为了让外甥达西娶自己的女儿,防止伊丽莎白与他结合,她兴师动众地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以此来扼杀他们之间的爱情。咖苔琳夫人对伊丽莎白威胁道:“……不允许(你)这么做。……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3

关键词：合作原则；礼貌原则；言语行为理论；反讽言语行为

1.引言

语用学关心的是言语的人际合作和交际规约的体现。文学语用学正是在文学的交流性上建立起来的。国外许多学者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的研究。笔者将试图从语用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以及礼貌原则三方面综合对《围城》中的微观言语行为反讽进行探讨。

2.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与反讽原则

1975年， 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以解释言语交际中人们是如何互相合作，以便于交际的顺利进行。它包括四条准则和一些次准则：A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即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以及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B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1）不要说自知是不真实的话；2）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C关联准则（Relation Maxim）： 即说话贴切；D 方式准则（Manner Maxim）：1）避免晦涩；2）避免歧义； 3）简要（避免赘述）；4）有条理

但在实际交际中，人们经常会有意违反 “合作原则”，特别是当说话人有意不去遵守某条准则并想让说话人知道他违反了这条准则时，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就产生了，这时说话人会通过话语的表面意义去推倒其中的语用含义。合作原则虽然解释了人们的会话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以及会话含意又是怎样产生和理解的，但它却没有也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违反会话准则来含蓄、间接地表达自己。Leech在1983年提出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 得体准则， 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 同情准则。这就帮助“会话含意”学说解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 “会话含义”理论。而反讽则是说话人对合作准则的故意违反，Grice称之为对准则的 “蔑视”（flouting）. 这种故意违反是不加掩饰的，是透明的， 听话人可以根据常识，语境，双方的共有知识和说话人的语调等手段来识别。

3.语用分析《围城》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以下将从阐述类反讽， 指令类反讽， 承诺类反讽和表达类反讽四个方面侧重对《围城》中的微观反讽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围城》作者主要通过两大语用手段达到反讽的效果：一： 对合作原则的有效悖离。二：言语行为的非诚意性。

3.1 阐述类反讽（assertive irony）

Searle认为阐述性言外行为言外的是使说话人（不同程度的）对命题的真实性承担义务。这就是说，说话人必须相信自己的话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果在发出话语时，说话人本人并不相信命题的真实性，该话语就具有反讽意味。下面将分析一下人物对话中执行的这类反讽言语行为。

鸿渐道：“我最惭愧了，这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真是饭桶。”

李梅亭道：“是呀！小方是真正的贵人，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我们替他跑腿。辛楣，咱们虽然一无结果，跑是跑得够苦的，啊？” [10]（P. 174）

李梅亭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和方式准则，过多的描述了鸿渐“什么事也没做”的事实，表面上他遵从了礼貌原则，对鸿渐所说的话表示了遵从。同时他又违背了质量准则，非诚意性地称赞小方是一个真正的贵人，但实际上说的都是说话者和听话者认为不必要的话语：“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我们替他跑腿”之反讽之意相当明显，表面羡慕称道，实际上却在责怪鸿渐没有出力，并大有邀功悬赏之意。

3.2 指令性反讽（directive irony）

指令性言外行为的言外之意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说话人运用指令性反讽来表达与他所说的相反或不同的含义。在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或感觉说话人不可能要求他做某事时，他会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在此情况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方鸿渐问鲍小姐：“你行李多，要不要我送你下船？”

鲍小姐疏远地说：“谢谢你！不用劳你驾，李先生会上船来接我。”

苏小姐道：“你可以把方先生跟李先生介绍介绍。” [10]（P. 20）

因为苏小姐不齿于鲍小姐在有未婚夫李先生的情况下还和方鸿渐保持极其暧昧的关系，同时，也恼怒方鸿渐不选自己而看中了行为不检的鲍小姐。因此在鲍小姐未婚夫即将到来之际，恶作剧的提出了将方先生介绍给李先生的建议。此建议在在场三方看来，都是明显不必要的要求，有哪个傻瓜会把情人带到自己的未婚夫面前呢？而苏小姐通过指令性的建议传达了连自己都认为听话人不可能去做的事情，明显违背了质量准则，在表面上也维护了听话人的面子。这也难怪方鸿渐心里“恨不得把她的骨头捏个粉碎”。反讽在这里也将苏小姐清高但又嫉妒的酸葡萄心理描绘的出神入化。

3.3 承诺性反讽（commissive irony）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4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 反讽艺术 人物语言

一、理论概述

认知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诞生在以第二代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的理论背景下，在反对主流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扩张起来。科学认知语言学包括众多学科，首先涉及到的是语言学，还有认知学、心理学等等。源于人类对于认知的理解，它被认为是我们知识的发源。鉴于此种观点，我们在涉及生成语言学方向的先天禀赋表达了语言认知学的观点：每一种语言的发明、使用及其传承，所有环节都必不可少地要通过人类的认知作为桥梁来连接。综上，我们界定认知语言学其实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范式，并不是任何一种片面的有关语言方面的理论，而是各种不同认知语言方面理论的一种范围更为宽广的合称。

二、《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

（一）《傲慢与偏见》文本中的语言反讽的使用

在《傲慢与偏见》当中，作者利用这样的反讽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达到整部作品的反讽艺术要求。小说中在讲到宾利小姐发现达西喜欢上伊丽莎白的时候，极力进行干扰，说道“你当然就会有一位可爱的丈母娘”。可是我们很清楚，是宾利深深喜欢着达西，可是达西并不和她一样。家庭殷实又性格孤傲的达西偏偏爱上了别人，这使得宾利很吃醋。于是想到的是用话去讽刺苦班奈特太太，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迫害达西和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慕。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文字来专门写宾利性格方面的特点，完全由她的行为去演绎。作者就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使用这样的反讽语言，来为读者描写里面的各色各样的人物，从而使小说的反讽艺术得以更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首先看到这句话“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也许会给大家一个默认的感受，但是紧接着“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她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她生平的安慰就是访友拜客和打听新闻”。这一前一后在言语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相反口吻和态度，就是一种反讽艺术的具体表现。在《傲慢与偏见》文本之中的这些反讽语言的使用，为后面反讽艺术的呈现开了好头，也加深了整部作品的反讽艺术魅力。

（二）《傲慢与偏见》情节的戏剧化反讽安排

作为小说情节的戏剧化反讽，是从小说文本中的话语形成并渗透到整部小说内部的。故事情节的戏剧化反讽安排，一般意义上是指那些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文本当时的发展构造和接下去的发展趋势有了直观的认识，但是小说当中的故事情节的推动却呈现出与此截然相反的推进。小说当中的各个人物的发展变化，并不知道会出现情节上的重大转折。所以在小说当中，他们往往会出现一些非常异常的举动，和当时的真实情况格格不入，并最终导致想法和结果的不一样。其实，这在戏剧形式的文学形式当中，是非常惯用的手法。在作者奥斯汀的笔下，那个从开篇到结尾都充斥着讽刺味道的人物是柯林斯先生，尤其是在他对伊丽莎白的真心表白的状态下体现得最为生动。因为他事先准备好的表白话语，在他说出来的时候却是表达得非常滑稽，甚至是可笑。由这种言语组成的反讽形式，在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的过程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由故事情节的戏剧化反讽和文本言语反讽彼此呼应，从而推动故事情节在反讽中不断向前发展。“我差不多一进屋子，就挑中了你做我的终身伴侣”，这是柯林斯一本正经地向心爱的人表白的时候说出来的可笑的话，紧接着还有更荒诞的，“在我还控制得住我自己感情的时候，先谈谈我要结婚的理由，更要谈一谈我来到哈福德郡择偶的打算”，另外还添加有极为可笑的四项理直气壮的要求。但结果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几次三番地被泼冷水，柯林斯并没有要停下的意思，甚至丢掉自己的自重，有些不要自己颜面。当小说的情节发展到伊丽莎白非常明确以及肯定地拒绝柯林斯的时候，男主人公给自己找了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有的理由给自己台阶下。在这样的求婚情节安排下，表现出来的戏剧性很明显。因为在我们和小说的创作者一样认为女方坚持不同意，可是男方固执地不断自己想象自己获得了肯定和接受。但是最终的结局告诉了大家，其实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甚至是截然相反。这样一来，反讽的效果就极为明显和鲜明。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作者，这样安排着故事的戏剧化情节，来展现反讽的艺术魅力，为小说增添了不少的趣味。

（三）《傲慢与偏见》文本创作结构上的反讽处理

通过阅读小说，一种怪僻的看似荒诞的真理被人们信奉着。假如你是富裕的单身汉，有一天你是会讨老婆的；小说中的班奈特太太将所有的富得流油的那些单身男人视为她未婚女儿的合法财产。这些结构上的巧妙安排，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当我们在赏析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可以对那个所谓的真理进行冷嘲热讽，可以对班奈特太太自恋的想法感觉好笑。但是，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将我们的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都给封杀了。因为无论是那个真理也好，还是班奈特太太的想法也罢，竟然都是正确的。在社会现实的证明之下，广大的读者朋友们的精神上的巨大舒适感受，被狠狠地揭穿了。因为班奈特太太可以尽情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有钱的单身汉。就在小说快收尾的地方，非常详尽地使用反讽的口吻和话语，将班奈特太太的性格特征表现了出来。这也是小说作者奥斯汀非常擅长的反讽艺术手法的使用。因为，在小说的最后，赢得成功的正是人们所认为不对的那些事情和人。看似非常荒诞不羁的结构，却以这样的方式解答了其中的反讽艺术，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清楚整个小说中的创作结构上的反讽处理。

（四）《傲慢与偏见》在文本模式上的反讽设定

在小说中，作者一共给我讲述了四段差别挺大的姻缘。这在整个小说的文本模式上进行了充分的反讽设计和应用。结局各异的四桩婚姻具体是宾利和简、威克姆和莉迪亚、柯林斯和夏洛特以及最后一桩达西和伊丽莎白。最后一个也是整部小说当中算是圆满的婚姻。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最为成功的婚姻当中，也是充斥着反讽艺术气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事人双方认为彼此并不是互相有好感的，也谈不上是喜欢或者吸引。可是，到了小说的最后，两个人居然莫名其妙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给广大读者的感觉是非常反常。这样的收尾的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起初两个人互相没有好感，竟然最后能成为一对新人，真是让读者为小说作者在文本模式上的反讽设定感到吃惊。但是，在情节上的类似模式的安排，其实早在十八世纪的传统浪漫小说当中就有体现，也即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讽刺设计。所以，我们经过分析界定，小说在模式上的设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比较具体的反讽艺术。

结语

重点分析了小说在文本语言的组织上，小说的具体故事情节的发展上，小说的整体主题表现上和整个文学文本的模式设定上的反讽艺术的成功使用，使得小说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几类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小说在艺术上的反讽气息更加强烈和明显。也正是由于小说具有了这种艺术上的独特魅力，才使得小说《傲慢与偏见》一跃成为了一部广受欢迎的不朽名作。

参考文献

[1]王琦.《傲慢与偏见》中反讽艺术初探[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9（01）.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5

一、 不乏深意的幽默感

幽默诙谐的语言是简・奥斯汀小说的重要特点，但其幽默诙谐的背后却又满含深意，有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也有对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中人们愚蠢、自私、势利，盲目自信等人性弱点的嘲笑与讽刺。电影《理智与情感》亦继承了小说的这一特点，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表现出了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电影人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以及电影人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还有对社会中的丑陋现象以及人们的丑恶嘴脸作出的“影射”，这种不乏深意的幽默语言艺术则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的夸张，以及人物的言行不一这两种方式展开。

（一）人物语言的夸张

电影《理智与情感》中的人物常用夸张的语言来掩盖或者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以及对事物的看法，而这些夸张的语言往往具有一定的幽默感，带有喜剧性色彩，使观众情不自禁发出笑声。然而这种夸张式的语言在为观众带来笑声的同时，还会使观众不由自主的陷入到电影的情境之中，思考笑声背后的深意。

例如，在埃莉Z母女四人搬到约翰爵士的小屋居住，玛丽安娜为妹妹玛丽格特洗头时嘲笑妹妹说：“你怎么弄的，这么脏，都可以种菜了！”初听这句话，观众往往会不由自主的发出笑声，然而笑过之后，又能渐渐体会到埃莉诺母女四人此时的艰难处境以及凄凉的心境，同时也会对沦落至此的母女四人产生深深的同情。再如约翰爵士对其岳母的评价：“你比我最棒的猎犬还差呢！”这句略带夸张的比喻从约翰爵士的嘴里说出来，不仅让影片中的人物放声大笑，亦使观看影片的观众情不自禁的发出笑声。约翰爵士的这句话，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詹尼斯夫人热心却又八卦的性格特点，可以看作是约翰爵士对其这一性格特点的讽刺以及对聚餐气氛的活跃。[1]约翰爵士的这句话虽然引起了自己和詹尼斯夫人以及观众的笑声，却并没有令埃莉诺母女四人感到轻松自在。这其中表现出的是在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下，失去继承权的母女四人在社会上流人士面前的自卑心态以及无所适从之感。

这种夸张的喜剧性语言艺术，不仅使得整部影片富有幽默诙谐的情趣，还体现了电影人对片中人物心境情感的理解，从而加深了对电影作品思想深度的刻画。

（二）人物言行不一

在电影作品中，通过人物语言与行动的自相矛盾来展示电影的喜剧效果，是导演等电影工作者最常使用的艺术表达手法。在电影《理智与情感》中，李安导演也同样使用了这一艺术表现手法，给电影增添了诸多笑料，亦加深了观众对影片中人物形象的理解以及对电影主题思想的体会。

例如，在约翰太太芬妮与露茜的一段对话中，芬妮的语言与其行为的前后不一，就给影片增添了一定的笑料，同时也体现了芬妮的性格特点。芬妮在表面上一直非常喜欢露茜，并说露茜一定会找到比戴家姐妹更好的归宿，即使她没有嫁妆，但她有其他的美德，而即使对方家境与露茜的家境并不相配，但其家人看到露茜也一定会同意的。但当听说露茜所中意的对象是自己的弟弟爱德华时，其嘴脸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对露茜说“你做梦”，还将露茜暴打了一顿。芬妮语言与行动的前后不一，使影片变得更加幽默诙谐，同时也体现了芬妮自私、势力的性格特点。当涉及到自身利益，她表面上的和善与亲切立即发生了改变，变得尖酸刻薄。这也增添了影片的现实喻，影射出了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中一些人士自私、势利的丑恶嘴脸。

电影《理智与情感》中人物的言行不一不仅体现为语言与行动的前后不一，还体现为语言与行动的表里不一。如影片最后，爱德华去埃莉诺家表明心意时，埃莉诺母女四人的语言与行为就表现出了表里不一的特点。她们母女四人对于爱德华的到来非常欣喜与激动，但在外在的言语上却强装淡定，她们若无其事的谈论彼此的近况、谈论天气，但她们不经意的举动，如埃莉诺摘围裙、玛丽安娜装着看书等又在无形之中泄露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事实上，她们一家人非常喜欢爱德华，并非常欣喜于爱德华的到来，但她们又误会爱德华已经结婚了，因此理智使得她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用表面上若无其事的语言掩饰自己真实的内心。[2]种种言行不一既表现了当时母女四人的忐忑而又紧张欣喜的心情，又体现了影片“理智与情感”的主题，还给影片带来了一定的喜剧性效果。

影片《理智与情感》中的这种“言行不一”，亦是其喜剧性语言艺术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不乏深意的幽默感，在幽默感之后隐藏着对影片主题的表达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需要观影者去细细地品味。

二、 现实意味十足的讽刺手法

简・奥斯汀的小说除了具有幽默诙谐的特征，还经常使用现实意味的十足的讽刺手法，电影《理智与情感》亦是如此，除了不乏深意的幽默感之外，现实意味十足的讽刺手法也是其喜剧性语言艺术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而这种讽刺手法主要表现为滑稽模仿与反讽这两种语言表达艺术，影片《理智与情感》之中的滑稽模仿与反讽不仅对整部影片喜剧效果的表达具有重要的作用，还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物与事物作出了辛辣的讽刺，蕴含着电影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主题思想以及情感趋向。

（一）滑稽模仿的语言艺术

电影《理智与情感》含有多处滑稽模仿性的语言艺术表达形式，影片中的很多人物都对其他人物的语言进行了模仿，表现出了一定的滑稽性。这其中既蕴含着电影中人物的情感趋向，亦包含着电影外的电影创作者的情感寄托与表达，在传递笑声的同时，加深了影片的讽刺性与思想深度。

如影片中威尔比对约翰爵士等人的模仿：“过来，傲慢先生，我知道你爱乱搞。快说你的情人是谁，朋友间是没有秘密的，我帮你。我要你嫁给上校，否则我就吞帽。”威尔比的这段对约翰爵士说话特点的模仿是极具滑稽性的，他成功地给埃莉诺母女四人带来了笑声，亦让观影者忍俊不禁。同时他的这段模仿又是极具讽刺性的，表面上这是威尔比对约翰爵士以及布兰登上校的讽刺。但实际上也是电影叙述者对威尔比的讽刺，因为威尔比对约翰爵士的模仿虽然在语气上与约翰爵士极为相似，但在具体的用词上却有极大的差别，体现了威尔比傲慢、轻浮的性格特点，同时也为后来威尔比对玛丽安娜的抛弃埋下了伏笔。从更深的层面讲，则蕴含着电影创作者对威尔比这类只从理智上考虑金钱与现实利益，而枉顾真实情感之人的讽刺，从侧面表现出了影片的主题。

除去影片中人物之间的互相模仿，李安导演还遵循了原著作者简・奥斯汀的另一意图，即借助玛丽安娜对感伤派诗歌与小说的滑稽模仿来讽刺嘲弄18世纪英流行的感受派小说。在影片《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娜多次吟诵莎士比亚诗歌，还体现了浓浓的感伤色彩，这是对感伤小说人物形象的模仿，充满了滑稽性。而这大段吟诵的出现，不仅体现出了影片对玛丽安娜过于泛滥的感情的讽刺，亦是对当时所流行的感伤小说的无情嘲弄。这不仅是电影创作者通过滑稽性的语言模仿来给观众带来欢笑的过程，亦是进一步深化影片主题与思想的过程。与原著相比，电影《理智与情感》在嘲弄感伤派小说这一主题的表现力度要稍弱一些，作为当代好莱坞著名的导演，李安导演尊重艺术的多样性。但为了极大的还原原著精神，李安导演采用现实主义的视角，同样对玛丽安娜这一滑稽模仿情节给予了一定的艺术表现，以此来表现原著简・奥斯汀所要表达的主题。

（二）反讽的语言艺术

反讽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从电影语言之一角度讲，一般是指影片中人物通过故意违反本意或者与本意相反的语言来表现其言外之意、画外音，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言非所指。电影中与其对话的人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以及前后对话的内容来推测说话人的本意，观影者亦需根据影片的整体情感基调以及具体的语境来理解其中的对话。电影《理智与情感》作为改编自简・奥斯汀同名小说的一部作品，较好继承了原著反S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中的一些人物与事物作了毫不留情的讽刺。

如影片中的露茜在得知埃莉诺将爱德华视为“心上人”，爱德华亦对埃莉诺倾心时，便急忙打着友谊的幌子与埃莉诺交换秘密，告诉埃莉诺自己曾经与爱德华私定终身10年。从表面上看，露茜是将埃莉诺引为知己，才对她诉说自己的秘密；但从其得意洋洋的语调以及矫揉造作的姿态之中，观众作为旁观者得以清楚的窥见露茜作为没落的贵族，身上虽带有的自私、虚伪、狡诈等人性弱点。同时，观众也可以发现电影创作者对露茜这类人物的讽刺与抨击，但埃莉诺作为影片中的人物很难发现露茜的真实意图，甚至一直被露茜所欺骗。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影片主人公埃莉诺的善良，意义露茜的狡诈。[3]而露茜这种人物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一类人物，这一人物在影片中的出现，使得当时英国社会中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丑态显露无疑，凸显了影片的现实针对性。

再如影片刚开始，约翰与芬妮围绕着该给继母和妹妹多少钱而展开的一系列对话，约翰假装大方说：“我打算给她们3000英镑，在这种事上应该大方一点。”随后，他看着老婆芬妮的脸色又改口说：“当然爸爸也没有要求要给那么多。”直至最后，约翰与芬妮决定一年仅给继母和妹妹500英镑。而约翰与芬妮讨论过程中，屡次出现了与原本意图不相同的话语，其丑恶嘴脸亦引起了观众的嘲笑与讽刺，增强了影片的喜剧性效果。同时，他们的言行又反映了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以金钱为重的顾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讽刺性。李安导演正是运用这种反讽的喜剧性语言艺术，增强了影片的现实性与讽刺性，亦带给了观众更多的启示与思考，而不仅仅是电影的视觉语言所带来的视觉享受。

结语

从现实主义视域下对电影《理智与情感》的喜剧性语言艺术进行研究，探讨电影台词语言那具有深意的幽默感以及现实意味十足的讽刺艺术，更能深入的了解影片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题。观众亦可通过影片中幽默感十足，讽刺意味十足的对话中，获知其言外之意，进一步了解影片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以及对“理智与情感”这一主题的阐释，从而更好地思考自我与人生。

参考文献：

[1]朱小舟.《傲慢与偏见》中的微观反讽言语行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8（2）：13-14.

[2]徐韵秋.简论小说《理智与情感》中的语言艺术[J].作品研读，2012，54（12）：60-61.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6

陆杰荣姜峰

【摘要】

反讽的理论风格初始于古希腊时期，与希腊哲学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相交集并多有印证。在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其论证的延异过程里，反讽的样式与柏拉图形而上学构想的探究思路既相互区别，又互为印证。希腊哲学的反讽风格与格调受自身的风格和价值展现所限，其字面意义往往导致其形而上学的意蕴被人们忽略，但究其实质而言，反讽理论自其原初形态伊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旨趣。经历了理论界对苏格拉底反讽理论形而上学旨趣的集体遗忘以后，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现实语境下，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又再次把反讽理论拉回形而上学语境，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方法到哲学思辨、由语言艺术到具有深刻形而上学旨趣的理论的转变。

关键词

反讽；形而上学；浪漫派

中图分类号：B51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18-06

作者简介：陆杰荣，（沈阳110136）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姜峰，（沈阳110136）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沈阳110004）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①［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②《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对某种哲学理论进行系统化的诠释，或者就其形而上学意蕴进行历史性的梳理，我们往往首先尝试为这个理论的研究对象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从而也为自己的研究之思勾勒出比较明确的外延。但提到“反讽”理论，人们的答案往往会陷入多角度、难于把握的怪圈。米克在其《论反讽》一书中的一段经典论述最适合表述这种现象：“如果有谁觉得自己产生了一份雅兴，要让人思路混乱、语无伦次，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当场为‘反讽’做个界定。”

①

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反讽理论本身，这个境遇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对于概念本身形而上学旨趣的哲学述说，与古希腊之后人们对其的集体遗忘之间的矛盾。也许是巧合，这个概念的修辞学诠释中也包含着某种关于矛盾的描述，即词义与表达相反的矛盾及其差异。但如果以这种理解为导向，又会陷入概念语义学和修辞学诠释的怪圈而无法抽离，进而距离理论本身的形而上学之意蕴渐行渐远。所以，本文从“反讽”概念的形而上学原点出发，关注“反讽”理论继承者的相关阐述，从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和近代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相关理论的相互比较中，感受反讽本身的内在蕴涵及其在不同精神背景下的共同取向和历史价值。

一、苏格拉底的“反诘”：

语言艺术与形而上旨趣

把苏格拉底看作是反讽理论形而上学意蕴的原点并不是一种哲学思辨过程中的“任性”，而是从对反讽理论认知误解的分析中得出的。对于反讽的哲学误解，即把反讽仅仅局限于修辞学的藩篱的种种诠释，从而使它与某种语言表达方式等量齐观。透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发现，这种认识的存在与弥漫其实有其合理性的因素，因为在对反讽理论的源头进行追溯性阐释时，人们往往关注到古希腊城邦时期戏剧作品中出现的一种言义对立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与当时社会生活中盛行的辩论术相互关照，使“反讽”在其形成伊始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语言艺术”的烙印，无论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角色之口所阐释的“苏格拉底反诘法”（eironeia）

②

，还是亚里士多德将“反讽”定义为“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的“突转”（peripeteia）［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9页。。“反讽”这一由哲学家们首先“发明”的概念，却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修辞学视域中的语言样态为人们所理解和使用，进而以一种与哲学相抽离的形式关照着修辞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并一直绵延到现代文学艺术领域。这种继承性的发展使人类语言艺术的上升性发展得以实现，但在反讽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绵延发展的背后，体现的是却是对其自身形而上学旨趣的集体遗忘。为了深入挖掘这种根植于反讽理论自身的形而上旨趣，我们首先应该回归到反讽理论的形成伊始加以考察。

对于反讽理论的形而上学之源头的理解，很多学者在论证德国浪漫派反讽来源时进行过多角度的阐述。瓦尔采尔在其1908年发表的《德国浪漫派》一书中提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反讽概念是奠立在苏格拉底的“反诘”基础之上的。海姆也曾经把苏格拉底式的“反诘”称作施莱格尔浪漫反讽的“出发点”［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4页。，据此对苏格拉底式“反诘”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探索其实质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旨趣。

论反讽的形而上学意蕴及其独特价值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结合柏拉图以及色诺芬的作品对于苏格拉底的“反诘”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反讽”或者“反诘”等类似的概念并不是苏格拉底对于自身理论形式的认定，相反却是他的反对者、交谈者和学生对于他语言和辩论方式的一种评价，即当苏格拉底回避对于特定问题的正面回答，不断强调自己不是智者而且生不出智慧，抑或强调自己不具备某种特殊的知识而不得不向对方提问时，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在使用“反诘”的表达方式或者问答方法来引导对方赞同自己的观点。所以，作为反讽理论起源的苏格拉底式的“反诘”，一开始就是一种关于辩论方式或言语行为的评语，从而凸显出其自身的语言艺术价值。这也许也是自此之后的近20个世纪中，“反讽”理论始终作为修辞学术语被使用，而表现出一种对于其原始概念中哲学旨趣的疏离的原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我们曾经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反讽”定义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

而在“反诘”的语言艺术价值不断彰显着多学科的影响的同时，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反诘”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哲学构想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旨趣，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旨趣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内敛”与“外显”的交织融合。从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哲学理论的形成既体现为对其研究对象内在规定性的述说，也时常表现为对于其自身矛盾性的关注，从而使自身既体现为一种客观发展的逻辑过程，又不断把异质性的诸多因素融入其中，即表现为“本质的稳定”与“样态的可变”的交织。所以，我们在关注相关理论的形而上学旨趣时，都应该既关注它的稳定性，也关注它的变化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那么哲学必然在本质上体现为与形而上学的旨趣相一致。这种本质的体现首先是通过对于事物杂多表象的形而上“提升”完成的，而这种“提升”往往表现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从具体到一般的概念性的抽象概括，在指向“本体”的同时，完成理论自身形而上学体系的构建。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提升”也是一种对于事物本身内在规定性的述说，即指向事物内部，并对于“本质的稳定性”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而上学是“内敛”的，这种“内敛”通过某种概念性的“提升”和指向“本体”的方式得以实现。在古希腊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内敛”与“本体论”意义的日益凸显相互交织在一起，从毕达哥拉斯提出超于经验意义上的“数”，到柏拉图对于纯粹概念普遍性的言说，再到亚里士多德完成强有力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构建，形而上学的“内敛”也得到了全面的诠释。

伴随着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外部世界转移到“本体论”的追求，形而上学的“内敛”在逐渐得到强化的同时，也不断吸收着同时代的诸多异质性因素，从而使其“外显”在特定的理论构建中具有了某种异质性的样态。这种异质性的样态在苏格拉底式的“反诘”中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照社会现实的具体外显，即在辩论术盛行的时代，作为对话体文本中出现的“反诘”这一提问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辩论术内核中的目的论色彩。同时，对于异质性因素的吸收，使反诘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与事实相反的“不真诚，不正直”，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外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人对于苏格拉底的评价。但透视苏格拉底行为，他在使用“反诘”的方法“不真诚”地强调自己不具备什么特殊知识，从而最终引导对方认识“真理”的同时，却也在“真诚”地诠释他甘为他人知识“助产士”的人生态度和引导年轻人获得知识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形而上学的“内敛”和“外显”又有了另一层意义，即哲学家不仅要创造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应该不断实践着自己的哲学观念。所以，苏格拉底对于“反诘”的实践恰恰可以作为“反诘”形而上学意蕴的“外显”，这种外显借由苏格拉底妄自菲薄式的假象与他所具有的渊博的知识这一本质的矛盾，也体现了哲学家对于“现象”与“本质”之间矛盾的连接与打通的尝试。这种尝试也为未来形而上学演进中的辩证法留下了一条出路，因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诘”还体现了与哲学史发展同质的“主观-客观”辩证法内涵。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辩证法的内涵，使反讽的形而上学从一开始便具有了区别于同时期理性形而上学的特质。“从早期希腊哲学到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辩证法由对世界本原的追求逐渐成为通达至善的对话”刘聪著：《通往“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即从宇宙生成为研究对象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始，向探寻人的理性、心灵的主观主义转换。苏格拉底的“反诘”从本质上看首先是一种“主观形式的辩证法”，智者学派之后对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使苏格拉底的反诘中的主客观辩证法内涵成为可能。但从内涵上，“反诘”的主观辩证法又不同于智者学派所主张的那种与客观相对立的主观主义，“反诘”的主观辩证法在“建立和产生思维的同时，也产生和建立了一种并非建立的、自在自为的东西，即客观的东西”［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42页。。这说明“反诘”的主观辩证法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某种原生的客观要素，这种要素既源自古希腊“本体论”哲学的初次奠基带来的世界二重化的可能性，同时也根植于形而上学“内敛”方式中所蕴含的对于具体事物普遍性“提升”的追求，即克服其出现伊始的偶然性，脱离智者学派破碎的主观主义的藩篱。

二、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

哲学的思考总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关照着现实，当亚里士多德的“反诘”凭借自身的语言魅力在语言文学领域缓步前行的时候，哲学家们仍旧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了形而上学的“内敛”效应。分析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反讽的内容与实质，首先要研究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历史困境，并据此梳理出浪漫主义反讽产生和演化的逻辑。首先，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的逐渐兴起，使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领域理论的形成，无论是唯理论对于普遍有效知识的追求，还是经验论强调认识主体感性经验的绝对有效性，都印证了始于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的提升正逐渐被“认识论”哲学的优先地位所取代。其次，启蒙运动的兴起，更是使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逐渐支配了人们对于“理性”世界的建构。根据历史的文献和对不同的时代精神的表达样式观察，德国浪漫哲学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受近代启蒙运动影响所导致的人的思维方式的有限化类型的出现；二是在人和世界的二者关系中所必然呈现出来的人与世界的二元化的内在分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人的思维方式的有限化类型的出现以及人与世界的二元内在分裂，成为了施莱格尔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诠释浪漫反讽的内在动力。他在1797年至1798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发了对于浪漫反讽形而上学理论构建的设想，这些文章包括评论文《论莱辛》和《歌德论迈斯特》，以及他发表在《吕西翁》和《雅典娜神殿》杂志上的多篇断片等等。施莱格尔把反讽定义为逻辑事物范围里的“美”，这个将反讽置于逻辑范围的视域下的定义，一方面表现出施莱格尔把浪漫反讽看作是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内涵的继承，同时也说明了反讽对于逻辑范围的超越性的提升，即反讽并非纯粹逻辑的事物，而是逻辑事物范围中的美。这种继承与提升使“反讽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理性的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更为浓烈的理性情感。这种理性情感摆脱了传统理性中的稀薄与空泛，使优秀的文本具有了柔韧性的耀人光彩。而热爱并诠释浪漫反讽的人体现出的是对“美”的热爱，这与古希腊先哲将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以及“爱美的本身”有着相同的形而上学旨趣。

施莱格尔的这种定义方式把文学的“反讽”再次拉回到哲学的视域下，在向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致敬的同时，完成了语文学和哲学的再次趋近，而伴随着文学与哲学的重新打通与连接，“哲学成为了语文学，语文学成为了哲学，科学成为了艺术，而艺术成为科学”［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第56页。。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年代，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滋润着人们被理性束缚的心灵，也为形而上学开辟了另一条出路，即不同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反讽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种对于反讽的形而上追求并非只是施莱格尔个人的观点，而是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用艺术审美来表现认识功能的观点具有内部的一致性，从而也使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在哲学、美学和艺术等视域内穿行。早期浪漫主义哲学认为，既然希腊人通过写诗和立法活动诠释了他们的智慧，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哲学也应该是“诗和实践这两个力量论争的产物”，“诗和实践在哪里互相彻底渗透，融为一体，哲学就在哪里产生”，而“哲学之路只有经过艺术才能达到科学”。［德］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88页。所以，“一切艺术都应成为科学，一切科学都应成为艺术；诗和哲学应该结合起来”同上，第58页。。所以，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在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构想的相互关照中实现着自我的现实构建。而施莱格尔也在不断实践着自己按照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美学的双重旨趣建构他的浪漫反讽理论，使其成为“生活的艺术感与科学的精神的结合，完善的自然哲学与完善的艺术哲学的汇合”。同上，第57页。

这种对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构成了施莱格尔反讽理论的基础，而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否定，其理论形成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继承与扬弃。康德在论证自然科学的概念何以可能的时候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首先要区分经验知识中的感性材料和知性形式，即经验性的材料和把握经验性材料的直观的知性能力。知性的能力使认识过程中经验材料的加工和处理成为可能。但康德的观点仍然局限于主观领域，这样的知识并不是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物自体”，“物自体”与经验的现象世界没有做到真正的连接与打通，所以也就无法通达“无限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哲学首先否定了康德哲学关于“物自体”的设定，而把认识的主体定义为“自我”，“自我”作为一种行动，在建立“自我”和“非我”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于经验材料的创建，进而完成二者的统一。这种方式克服了康德哲学主观领域对于知识的局限性，提高了认识主体的地位。但“自我”对于“非我”的设定以及“自我”向着自身的回归被描述为一种内部循环的过程，而没有完成主观领域纯粹的“我”与现象世界经验的“我”的连接与打通。施莱格尔将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解释为“思维在自身单调的循环中与特定的观念发生着对接，这种对接被人类思维本质中蕴含的不完整性所限制，从而使人的全面性思维被某种僵化的思维所限制”ErnstBehler，StudienzurRomantikundzurIdealistischenPhilosophie，FerdinandSch?ningh，1993，p.131.。所以这样的思维注定无法走出自身，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诉诸“拓展知识的思维形式”，即逐渐打破思维本质的不完整性，使知识走出“僵化思维”的限制。而实现的路径必须经过“知识的其它特性”，即思维要跳出“自身的单调循环”而寻找“知识的其它特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施莱格尔对于知识论的批判与德国浪漫主义渴望打破启蒙思想造成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有限化再次表现出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主张打破“思维不完整性”的限制也为进一步论证有限性与无限性理论打下了基础。

人类思维本质上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决定了知识无法直接完成对于“绝对”的认识，人的思维如果要突破自身本质中存在的有限性限制，无限趋近于无限的“绝对”，那就必须借助某种中介。在施莱格尔看来，浪漫“诗”满足了充当这种中介的内在本质以及呈现样态的规定。《雅典娜神殿短篇集》中曾经记录了他对于这种思想的阐述：“浪漫诗有可能达到最高和最全面的文化教养，并且不只是由内向外，而且也是由外向内……（它）永远只在变化生成，永远不会完结，这正是浪漫诗的真正本质。浪漫诗不会为任何一种理论所穷尽，只有预言式的批评才敢于刻画浪漫诗的理想。只有浪漫诗才是无限的，一如只有浪漫诗才是自由的，才承认诗人的随心所欲容不得任何限制自己的法则一样。浪漫诗体裁是惟一大于体裁的文学样式，可以说就是诗本身：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一切诗都是或都应是浪漫的。”［德］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第71页。也正是由于浪漫诗这种能够达到最高和最全面的可能性，保证了有限性在追求无限性过程中方向的多样性，即“向内”和“向外”，由于浪漫诗具有的“变化生成，永不完结”的样态，决定了人们能够通过浪漫诗达到不断突破有限而趋近于无限的过程。而施莱格尔的反讽理论的目的之一也是为浪漫诗的现实实现提供理论阐释的依据，从而彰显浪漫反讽理论内在的形而上学旨趣。“自由”对于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理论而言并不体现为一种随心所欲的随意性，而是诠释“自我限制的价值和尊严”的手段，这种“自由”作为主体的至上原则，主体“自我限制”的逻辑背景保证了主体拥有“无限的力量，即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同上，第48页。。浪漫的反讽恰恰就是通过“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交替运动践行着突破“有限”，无限接近“无限”的运动。

三、浪漫反讽与诗化的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施莱格尔在对苏格拉底哲学主观主义的承继中使“反讽”发生了变化，即由一种表现“反讽的人”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提高成为一种为实现某种哲学旨趣的“一般内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9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理论之形成是“从真正苏格拉底反讽的鲜明特点出发，并在自己的反讽中部分地保留了这些特点”，并在“形式上作了重大改造”，［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第101页。同时也完成了对苏格拉底哲学理论形而上学旨趣的提升性继承。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表现为一种无限提高自己、超越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有限性的心境，并且能够激励无限和有限无休止的冲突的感情，即不断突破自身的有限性而无限趋近于无限性的上升过程。这一上升过程以“自我”对于“非我”的设定为前提，“自我”通过设定“非我”表现出一种二元式的对立，其后通过自身的连接和打通，从而完成“自我”的重建过程，即“自我生成”与“自我消灭”的无限往复的辩证过程，浪漫的反讽在不断诠释“自我”对“绝对”肯定的无限趋近的同时，也显现出无限否定“自我”的本质，同时也决定了“自我”的每一次提升并不是向着原点的复归，而是从新的起点诠释更大可能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向终极目标无限趋近。这种无限的趋近是对“无限性”追求具体路径的诠释。

这条对于“无限性”的追求探索之路还需要一个方向性的指向，在同时代以及其后的浪漫主义哲学家眼中，这一指向即是诗化世界的建构。在他们眼中，诗化的世界应该是与散文化了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存在。“散文”一词在德语中含有庸俗的意义，所以，诗化世界的建构折射出的仍旧是浪漫主义哲学家对于打破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庸俗”的现实的渴望。但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哲学家眼中的诗并不仅仅指称一种艺术作品的形式，而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世界。构建这个世界的出发点是人们对于“庸俗”的现实世界不满，当人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与自身对立的客观世界的时候，如何使这个异己的客观世界成为属人的客观世界便成为了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关照当时的时代，即是如何使日益散文（庸俗）化了的世界诗化的问题。这也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者提出的“人生向诗转化”学说的根本动因，在这里，诗化的世界成为了一种理想的天国，因为诗“具有超验性的自由，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得到保证的生活”刘小枫：《诗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在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视域下，“诗被提升为一种实在，一种真正应该设定的实在”同上，第40页。，从这个意义来说，诗取代了“理性”，具有了“本体论”意义。在苏格拉底将人放逐出“理想国”的20多个世纪之后，诗以一种全新的样态实现了对于理想国度的回归，即使这种复归的理解可能只存在于中文表述的巧合，但其中对于诗化世界的“本体论”提升使我们得以对浪漫反讽与浪漫诗蕴含的形而上学内在旨趣进行重新的审视。通过对于哲学视角下反讽理论的概念化的提升，以及诗化世界“本体论”指向的确证，浪漫主义“反讽的形而上学”以一种全新的样态诠释着形而上学的“内敛”效应，这种效应与古希腊哲学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内敛”效应表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即从具体到一般性和抽象的概念化提升与“本体论”的终极指向。

纵观苏格拉底式的“反诘”和浪漫反讽的理论构成，二者虽然都体现了“概念论”意义上的提升与“本体论”意义上的追求，但二者毕竟分属“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所以在形而上学的“外显”还是体现为两种虽不泾渭分明，但却相互区别的异质性样态。苏格拉底的反讽以一种关照现实的方式诠释了自身作为一种提问技巧的目的性“外显”，当然，这种外显方式也导致了之后人们对于其形而上学旨趣的集体遗忘。而浪漫反讽则伴随着形而上学“内敛”效应的实现，将反讽拉回到哲学视域中，从而使人们具有了不断突破自身“有限性”而不断靠近无限性的可能。然而，这种追求却没有能够与建立“诗化世界”这一终极目标进行连接和打通，反而是趋向于强调情感层面的追求，使其长久地停留在渴望（Sehnsucht）层面仰望终极目标，从而难以通达“本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诗化世界构想的发展，最终使德国的浪漫主义走向了某种神秘主义倾向。浪漫主义尝试运用浪漫反讽和诗化世界的构想来打破工具理性的独断，其理论动机本有其合理性的因素，但如同启蒙运动在鼓励人们破除迷信、运用理性的同时使理性逐渐走向了独断论的噩梦，浪漫主义为了解放被束缚了的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不关涉绝对空间，最终在后期沉溺于主观精神领域不能自拔。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7

关键词:《围城》;俯察式讽刺;全知的叙述视角;讽刺语言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3-0004-01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其根本目的是揭露病态社会的病态的人性,是想通过暴露人性的缺点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所处的环境。然而,《围城》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用讽刺,这就使得作品具有了喜剧风格,使得读者在获得审美享受后进行深沉的思索。通篇读来,不仅作者的反讽技巧高超,作者对世态人情的观察与人物的心理刻画也显示出了高超的讽刺艺术。

《围城》在情节设计上,没有一个英雄人物,所有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其他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鸿渐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手法别具一格,显示出了高超的讽刺艺术。其具体表现是:

一、以理节情的俯察式讽刺

《围城》深层的意蕴在于这里没有一个英雄,所有的人物均是盲目的寻梦者,是为命运所玩弄的失败者。《围城》的这个象征性的哲理层面,是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的感受与精神的孤独感相联系的,整个是一种反讽。作者的反讽技巧高超,大到主题意蕴的暗示,小到对人物隐秘心理和心理转折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都堪称独步。他的描写,无一不聪敏睿智,俏皮流动,在说天道地中掺入讽喻的机趣,在热辣的喜剧高潮之中仍能酿成足够的悲凉气氛。他有旁逸斜出的叙述风格,诡奇,尖刻,焕发机智,富有知识容量的书面讽刺语言,特别是编制新奇、犀利、多样的比喻句和警句,顺手拈来,即成妙语。只是有时显得枝蔓过多,不免有炫耀知识之嫌。钱锺书的讽喻小说,与左翼的政治暴露性讽刺不同,他熔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并大大增加了它的现代性质。无论是从讽刺主题的现代性上,或者是讽刺小说体式与世界文学当下的联结上,《围城》都是一步讽刺小说杰作。在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之后,钱钟书成为现代文学又一位优秀的讽刺小说家。

二、全知的叙述视角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

喜剧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对丑的滑稽的予于嘲笑,其常用的手法就是讽刺。《围城》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以笑中带刺的方式鞭挞与指责丑恶的社会现象。作者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以仿佛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姿态深入作品,寓身在每一个角色中,从每一个角色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其滑稽和荒谬。在叙述、描写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评论、讽刺。讽议结合,形成了《围城》的讽刺特色,也便于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心理的现实,达到心理讽刺的深度。钱钟书的叙述话语机敏、尖锐,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十分乃至过份突出,话语冠上万能的权威性,作者成了自然、社会、历史、中外古今无所不知者,他可以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手段阐发哲思,进行的议论与评价,作品到处闪动着作者自己的身影。作者居高临下,他笔下的人物仿佛是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可怜巴巴地聆听作者本人的高谈阔论。

三、妙语叠出的讽刺语言

在文本特色上,《围城》以语言讽刺为特色,有的是机智俏皮的叙述语言,有的是幽默诙谐的人物语言,尽管它比喻连珠,议论警策,八面来风,笑语迭出。但往往也只体现为一种语句安排,是作者的个人情感抒发而已。《围城》中,语言涵盖了人物形象,人物性格较弱甚至前后不统一,但却突出了其讽刺特色。《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且充满机智与幽默。如“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书,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变了味。”这样的比喻新鲜而又别致。方鸿渐与鲍小姐的关系,书中没作半点直白,就四个“肉变了味”的字眼,轻轻点破。这肉自然保质期不长,钱钟书先生将鲍小姐的恋爱喻成“肉”,这点真是恰当贴切。这“肉”有两指,一指所谓鲍小姐与方鸿渐的爱情保质期短暂,二是指出了两人纯是皮肉关系。可谓一语双关,且俗得很彻底,雅的有也功力。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文字要绕着写,跳着写,想必这算是经典例子。钱钟书先生似乎总在投机取巧,但你不得不佩服这样的智慧。同样的事情,他必会东拉西扯,而且无疑另外的,他会找到它们的相似点。这种相似点的存在,及其两件事物间观念落差,总能让人觉得忍俊不禁。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参考文献: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8

关键词：语用学 《爱玛》 会话含义

简·奥斯汀是英国十九世纪最为著名的女作家，她的文学创作标志着英国小说文学的成熟。简·奥斯汀的小说读起来令人精神愉悦，发人深思，在诙谐幽默的语言氛围中将正义和友善进行弘扬。毋庸置疑，《傲慢与偏见》是其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可是很多评论家还是认为《爱玛》是作者文学创作中最为成熟的作品。我国已有很多学者从多方面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可很少有人在文学语用学合作原则的指导下对小说中的人物会话含义进行分析，本文将以言语会话的四个准则对小说言语进行解读。

一、有关会话言语特征和语用原则的总体概述

（一）会话言语的反讽特征。“反讽”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理想国》（柏拉图）这部著作中，是苏格拉底的一种说话语言模式。伴随着时间的发展，反讽这种语言特征又有了新的衍生和变化，出现了新的词语反讽、戏剧反讽、情景反讽和一般反讽等多种模式。在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主要是创作者对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发展的一种写作技巧，往往形成和陈述相反的结果，给读者造成一种思维上的冲击。语言反讽是文学作品中进行语言组织和表达的重要途径，主要用于表达自相矛盾的状态，对小说的主题和思想情感产生的一种背离。

（二）合作原则下的语言特征。言语句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会存在字面意思和非字面意思两种意义，为了可以对语言的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格莱斯提出了在所有的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中存在着一种默契——彼此之间遵循着一定的原则，这样交谈才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格莱斯又进一步提出了“合作原则”这一专业的语言学术语。根据格莱斯的语言“合作原则”，交谈的双方都应该抱着一种坦诚，高效和理性的态度进行交流，说话者在提供了充足的话语信息量以后，还应该态度认真，话语信息和交谈主题有关，话语表达思路清晰等。合作原则的重要作用就是对交谈者的话语解释超越了字面上的意思，因此将这一原则运用到文学作品中的话语分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语言的合作原则主要包含了四项准则：语言的质量原则要求保证语言信息的真实性，不能说那些明知道是虚假的信息，说话要有理有据；语言的数量准则要求话语的信息应该包含交谈内容所需要的信息，但是话语信息不能累赘，表达要清晰；语言的关联准则要求话语信息应该和谈话的主题有关；语言的表达方式准则要求话语表达要有条不紊，避免晦涩难懂，产生歧义，语言要尽量简洁明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交谈时，经常违背这些合作原则，所以会话的含义也就需要我们进行揣测。

二、文学语用学视角下对《爱玛》中会话含义的解读

（一）会话违反语言质量准则的反讽意味

“哈里特。你心理很明白环境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影响，我决定帮助你在上层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不再依附于伍德豪斯和哈特菲尔德小姐。我希望你生活中多结交一些好的朋友，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断绝往来。因此，假如马丁先生结婚了，你还住在这里的话可千万不能当着他两个妹妹的面和他太太说话。也许他的太太就是一个村姑，会很没有教养的。”（《爱玛》第一章）

上面所选取的这一段话的背景是爱玛认为哈里特是一个纨绔子弟，所以不希望她和马丁成为夫妻。然而事实上，哈里特出生于商人家庭，爱玛的顾虑是完全错误的，所说的话是无凭无据的，会话违反了语言的质量准则，表达了作者对爱玛自负性格特点的讽刺。

“要是说到风度，埃尔顿先生是比奈特利先生和韦斯顿先生好那么一点点。埃尔顿先生为人温文尔雅，模仿他的样子还是有一定好处的。韦斯顿先生性格开朗，为人坦率，心里有话就说，不隐瞒什么，大家都很喜欢他，脾气很好，这也是很多人都模仿不来的，但是年轻人没有必要像他那样。奈特利先生步态稳健，举止庄重，有着一种威严的感觉，和他那身材相配，这对于他无可厚非，但是年轻人学他那样就会让人看着不顺眼了。依我看来，年轻人把埃尔顿先生作为学习的榜样是很不错的。埃尔顿先生热情开朗，温文尔雅，脾气好，我近来发现他开始有一种柔情在内。哈里特，他故意摆出这样一副姿态，是不是为了讨你欢心我也不敢确定。但是假如他是真心的，那也一定是为了你。前两天他谈论的所有有关你的话题，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爱玛》第四章）

爱玛为了想把哈里特和埃尔顿撮合在一起，极力地对埃尔顿先生进行赞美，甚至对哈里特还讲了夸大的话——其实埃尔顿先生对哈里特那些恭维的话都是对爱玛恭维的话。在这一段话中，爱玛为了让哈里特确信埃尔顿先生是爱她的，故意违反了语言的适量准则。尽管到最后哈里特相信埃尔顿先生是喜欢自己的，可是埃尔顿先生其实并不爱她，这里作者再次用辛辣的口吻对爱玛的自作聪明进行了嘲讽

（二）会话违反语言数量准则的反讽意味

“您是马丁先生最热心的朋友，然而对于哈里特，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真的把她看扁了。哈里特有机会嫁入一个好的人家，但是你却把她贬的一文不值。她虽然不是特别聪明，然而也是有头脑的，不要把她的智商说的那么不堪。我们暂且抛开这一点不论，就算她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虽然只是长相漂亮，性格温和，我也不得不提醒你，她的脾气和相貌中谁也不会小瞧的。她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美女，100个人中99个人都会这样认为的。在这样漂亮的女人面前，即便是那些没有了正常的情感，已经成为了没有的和尚，即便是那些只看重才华不重视外貌的男人也一定会看上哈里特这样的姑娘并且展开追求的。”（《爱玛》第八章）

上面这段话中爱玛认为哈里特是那种性格温和的漂亮女人，坚信大部分的男人都会也有这样的想法，就说了一句“100个人中99个人都会这样认为的”，这句话很明显是夸大其词，违反了语言的数量准则。在爱玛的观点中，一个男人选择妻子的重要标准就是漂亮的长相和谦和的脾气，奥斯汀在这里对爱玛的肤浅理解表示嘲讽。其实爱玛并不了解爱的真实含义，却在这里为别人牵线搭桥，通过这段话，读者也会对爱玛自负的性格进行嘲讽。

（三）会话违反语言关联量准则的反讽意味

“我的好爸爸！你不要认为我是在说您，也不要怀疑奈特利先生是在说您。看看你都想到哪里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念头啊！噢，不！其实我是在说我自己。奈特利先生就是喜欢挑我的毛病，不过也都是纯粹在闹着玩的。我们两个人说话向来都是无拘无束的”……

奈特利先生说：“其实爱玛知道，我向来不会说阿谀奉承的话，可是刚才我谁的不是都没有说，原本泰勒小姐是要照顾两个人的，可是现在照顾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他是最划算的。”爱玛正想打个圆场，就说道：“你不是想知道今天的婚礼情况嘛？那我就给你讲讲吧，我们每个人都是好样的。大家都准时到场，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不仅没有掉眼泪的，连个愁眉苦脸的人都没有……”（《爱玛》第一章）

奈特利先生在谈论泰勒小姐结婚的时候就称这是很正确的，因为要讨得两个人欢心并不比讨得一个人欢心容易。紧接着爱玛就开玩笑地说自己有时候是有些异想天开，很令人讨厌的，这也就是说，奈特利先生想继续他个人的话题，但是爱玛却把他打断了，转移到了婚礼上面。这样的一段话违反了语言的关联原则产生了特殊的会话含义：爱玛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孩子，在这里表达了作者对于爱玛不成熟心理和不敢接受自己缺点的嘲讽。

（四）会话违反语言方式量准则的反讽意味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妈妈的身体状况很好，简昨晚也没有受凉，伍德豪斯先生还好吗？——得知他身体好我自己也很高兴，有空一定请伍德豪斯小姐来坐坐。我妈妈非常希望她可以来做客。这里已经有两位尊客，她也不会不愿意多一位的。”弗兰克·丘吉尔先生说：“是的，应该去。对于钢琴伍德豪斯小姐还是很内行的。”但我说：“……”（《爱玛》第二十七章）

选取的这一段话表明了贝茨小姐冗长的话语里面没有一点逻辑性，尽管她想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在这里表现了作者对于说话是没有逻辑思维的一种嘲讽。

三、结语

在会话的合作原则指导下，我们对《爱玛》中的语言质量准则，语言数量准则，语言关联准则和语言方式准则进行了分析，说明在实际的交谈过程中，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违反其中的合作原则，通过对小说中的会话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奥斯汀主要是通过语言的表现手法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和辛辣的嘲讽，表明自己的一种观点和立场。

参考文献：

[1]林茵茵.运用语用学原则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研究——以简·奥斯丁的小说《爱玛》中的人物对话为例[J]. 大众文艺（理论），2009（21）.

[2]王耀敏.从电影《爱玛》看主人公形象的独特魅力[J].电影文学，2011（21）.

[3]刘燕.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简·奥斯丁《爱玛》中的婚姻伦理观[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10（02）.

[4]柳青.试析《爱玛》中女主人公塑造的独特视角[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03）.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9

    论文关键词:《傲慢与偏见》;反讽;王译本;孙译本

    一、引言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反讽在这一作品中的运用达到了戏谑、嘲弄及讽刺的效果,使作品生动幽默,富有艺术感染力。令读者百读不厌。在《傲慢与偏见》中,irony(反讽)是其艺术创作的精髓之所在。奥斯汀的幽默和讽刺不动声色,微言大义,反话正说,令人常感余痛难消。然而,反讽又是英语文学翻译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具慧眼识别,又要最大限度地传译,使读者能充分欣赏到原文的反讽特色。本文拟对《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王科一译和孙致礼译)中对反讽的处理作一粗略比较,着重赏析两个译本在保留原小说艺术效果方面的不同处理。以便求教于译界广大专家学者。

    二、反讽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通常指故意用与原意相反的话来表达本意,以达到谐谑、嘲弄、讽刺、喜爱和亲昵的目的。英语里irony的含义远比汉语里的广泛,它不仅指作为修辞格的verbal irony(反语),也指一种文学技巧(a literary device),主要包括:verbal irony dramatic irony(戏剧性反语)和situation irony(情况反常)即literary irony(嘲弄)。此外,irony还被人们用来表示一种对世界的认识、态度和心态:对世界加以描述、分析与推断,或对世界的矛盾和对抗表现出的一种冷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等等。Irony作为英语辞格(verbal irony)和汉语的反语基本相同。而翻译时能否成功再现英语原作中反讽的风格,使译文达到原文戏谑、嘲弄及讽刺的效果,却并非易事。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具慧眼识别,又要最大限度地传译,使读者能充分欣赏到原文的反讽特色。

    三、《傲慢与偏见》中反讽的译语对比赏析

    反讽手法的巧妙运用是《傲慢与偏见》最大的艺术特色之一。反讽艺术渗透于《傲慢与偏见》整部小说中,贯穿于人物刻画、情节发展与小说结构之中。而反讽又是英语文学翻译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作者或言者的真实思想往往取决于个别词语的微妙差异,说出的话语是一回事,而其所指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在翻译中直接表达出来便会显得生硬、不宜。下面笔者就《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王科一译和孙致礼译)中对反讽的处理进行对比赏析。

    例1: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王译: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孙译: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傲慢与偏见》中的这一开首句无疑可说是整个英语小说中最着名的开篇语句了。原文里,反讽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特效。主句使用了一个严肃的大字眼“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仿佛在宣读一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然而从句的语调却急转直下“that a single man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变得平淡无奇。整部小说的喜剧性反讽基调便由这一突降法的开篇首句奠定。在王译本中,译者加上了“凡是”一词,更加突出了原文的反讽语气,同时又照应了“举世公认的真理”这一说法。“凡是”二字足以表明这条所谓客观真理的绝对正确性,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存在,译文取得了与原文同样幽默的效果。而孙译文虽然意义传达准确,句子凝练、匀整、利落,但缺少了原文的反讽意味。

    例2:They were in fact very fine ladies; not deficient in good humor when they are pleased,nor in the power of being agreeable where they chose it, but proud and conceited.

    王译:事实上,她们都是些非常好的小姐,她们并不是不会谈笑风生,问题是在要碰到她们高兴的时候;她们也不是不会待人和颜悦色,问题是在于她们是否乐意这样做,可惜的是,她们一味骄傲自大。孙译:其实她们都是很出色的女性,高兴起来也会谈笑风生,适宜的时候还讨人喜欢,但是为人骄傲自大。

    这是一段介绍Bingley姐妹的话语,原文里作者的反讽味道特别明显。王译为了将反语表达出来,在译文里增加了“问题是在要碰到……”、“问题在于……是否乐意……”和“可惜的是,她们一味……”等原文字面上本无而在涵义上却含有的词语,使译笔确切而传神[2]。而孙译照字面直译,语句虽说精练多了,却使读者难于理解原文的讽刺意味,可能误以为她们真是很好的小姐,只不过有点儿骄傲自大罢了。

    例3:…“To treat in such a manner,the godson,the friend,the favorite of his father”—She could have added“A young man too,like you,whose very countenance may vouch for your being amiable.”

    王译:……“你是他父亲的教子、朋友,是他父亲所器重的人,他怎么竟这样作贱你!”她几乎把这样的话也说出口来:“他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孙译:……“如此对待他父亲的教子、朋友和宠儿!”——她本来还可以加一句:“还是像你这样一个青年,光凭那副脸蛋,就能看出你是多么和蔼可亲。”

    这是Elizabeth在听了Wickham自叙可怜身世后的一番话。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聪慧、伶俐的Elizabeth的形象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受到作者的嘲讽。由于对Darcy的强烈偏见,扭曲了她的判断力,使她敏锐的洞察力变得迟钝。显然,谁都知道以貌取人是很不可取的,而Elizabeth此时却偏偏以貌取人,还振振有词,且浑然不知自己的幼稚可笑。王译本在遣词方面不够简练,却十分传神地再现了原文的风格。“To treat…”译为“竟这样作贱”要比孙译的“对待”胜一筹。“She could have added”译为“她几乎把这样的话也说出口来”要比“本来还可以加一句”、“本来可以再加一句”更生动、形象、贴切。“whose very countenance”译为“光凭你一副脸蛋儿”,更具口语特色更符合Elizabeth爱打趣的语言风格,更能体现她的内心情感倾向。王译更准确地再现了原文风格,使Elizabeth的形象更为丰满、可爱。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篇10

关键词：反讽；主题；人物

“反讽”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当时的意思是引诱他人上当的欺诈和油腔滑调的修辞手段。“后来演变成语言文学中的一种修辞格，意指所言与所指恰好相反的具有嘲讽意味的修辞方法，现代文学逐渐把它扩展为文学创作的结构原则。”由于反讽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多样性，所以反讽的定义历来是众说纷纭。1981年出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把反讽定义为：“反讽是一种真实与表象对立的情景。”《苏联大百科全书》定义为：“在文体学上，反讽是一种表现嘲弄或狡诈的双重意义的叙述。在反讽中，一个词汇或一种语调在语境中获得了一种与文学意义相反的、否定的，或产生怀疑的意

义……在美学上，反讽是一种具有戏剧意味的，带有思想观念的情感估价，它的基本模式或原形是词语反讽的结构表现原则。”可以说以上定义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反讽的意义，但在现代文学中，反讽则是作家创作的一种叙事技巧，它更多的是作者用来洞察社会真相，揭示现实的一种相反的、否定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所以，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说：“反讽是作者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反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一暗含嘲弄，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

反讽这种修辞手法在欧洲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反讽界的大师也有很多。比如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女作家奥斯丁就是其中一个，但她的反讽风格与那些我们熟知的大师们有所区别。她以英国那个时代的乡村作为背景，以一个女性独有的视角来对一切进行反讽。

在中国，反讽也是作家惯用的艺术手法之一。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首开先河。此后，反讽这种创作手法逐渐受到众多大家的青睐，比如老舍、张天翼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反讽大师，但他们的反讽除了幽默之外，更多的是辛辣、尖峭。到了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作为一个“传奇”人物进入文坛，她的反讽打破了传统辛辣、尖峭的特点，创造了一种悲悯、温婉、含蓄的悲凉反讽。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无论是从语言，从写作手法，甚至从作者本身等方面都分别对奥斯丁和张爱玲在作品中的反讽艺术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但是却没有具体地将她们两个的这种惯用手法进行比较。本文将以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为例，从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入手，将她们的反讽艺术进行比较，分析她们的喜剧反讽与悲凉反讽。

一、反讽表现主题

爱情、婚姻是奥斯丁和张爱玲文学创作的主题。她们的作品取材狭窄，没有时代性，但她们都用这一小说题材表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奥斯丁以乡村三五家人的生活为描写对象，张爱玲则以一座小城――上海（香港）或一间灰暗的、充满腐烂气味的房间为舞台，描写生活在这一小地方里的遗老遗少们的生活。

“《傲慢与偏见》的主题是：资产阶级与上层社会男女之间的所谓爱情和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的小姐们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嫁给上流社会的公子。”在小说开头，作者就说：“富有的单身汉一定想娶位太太，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为了能一针见血地揭示这一真理，小说采用了结构反讽的手法。小说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以及对婚姻的态度，揭露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用钱来衡量婚姻的实质。对于主人公柯林斯和夏洛蒂这样的金钱婚姻，小说给出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张爱玲的小说同样也采用了结构反讽的手法来表达小说的主题。《倾城之恋》主要以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他们的爱情其实还是离不了一个“钱”字。范柳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花花公子，一个完完全全只知道吃喝嫖赌，且品行不端的纨绔公子。即使他如何不好，但白家的小姐们却把此生目标致力于嫁给他，只为了他的钱。这也是流苏不顾一切地抢走本该属于妹妹的男朋友的原因，她想用一纸婚契换取个人长期生存饭票，而范柳原追逐流苏不是为了结婚，更多带有调情的成分，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猜忌、盘算着，各怀鬼胎地进行着“爱情游戏”的角逐。

张爱玲和奥斯丁都致力于用结构反讽来表现文章的主题。作者就在文本之外，对文中的人物爱情和金钱婚姻给予讽刺。在反讽比较上，我们从文本上可以看出奥斯丁虽然批判这种金钱婚姻，但她给小说安排了大团圆的结局，我们在否定的同时可以看到作者和谐的爱情观，在反讽同时寄予喜剧的色彩。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始终感到一种悲凉的色彩。虽然，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的爱情，但她走进的是一座不知道因，不知道结果的婚姻空城。

在结构反讽上，和奥斯丁相比较，张爱玲的小说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小说的标题与文本的相互悖立。初看《倾城之恋》这篇小说的标题，我们不由地会想到女性倾国倾城之美，可《倾城之恋》中的“倾城”却不是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样用来形容女性美的，而是暗指一座城的倾覆和在两个主人公相互利用的倾心。也可以用来比喻他们的婚姻就像一座城，但却是一座空城。题目表现了文章的主题，题目的幽雅与文章的内容形成极大的反差，主题与标题的形成对比达到最极致的反讽效果，使之意味悠长。

二、反讽刻画人物

奥斯丁的小说就像是反映人间百态的喜剧一样，她用一个接一个的戏剧场景来组成小说的环境，通过大量的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的出场都是在舞会上，作者就是在主人公的对话中采用旁敲侧击式的乱入，来达到对人物的反讽效果。

在小说的开头就有这样一段幽默十足却又不乏智慧的对话：

“……哦，单身，我亲爱的，一点儿都不错；一个十分富有的单身；每年四五千镑，这对咱们的几个姑娘是个好事啊！”

“怎么个好法儿？这和她们有什么关系？”

……

从作品中的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势利、笨拙、八卦、神经质的老太太和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头的形象跃然纸上。作者通过这一段对话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特写，在将他们的可笑与滑稽展露无疑的同时也对他们的言行进行了强烈的反讽。小说里的人物充当了叙述者，作者又给这些人物的话语加了些虚假的、言过其实的成分，从而使叙述者的观点形成反讽性的对照，以显示其可笑、滑稽的本性，来表达作者的反讽修辞态度，看了后让人忍不住发笑。

在人物的反讽上，张爱玲喜欢采用两极对立的因素来进行相互对照，从而产生反讽意味。从张爱玲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反讽不仅是张爱玲好用的一种叙事策略，同时她所用的反讽也与她的人生认识与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人物反讽上仍逃离不了悲凉的色彩。

首先，张爱玲喜欢将作品中人物本身的性格从不同方面进行对照。《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表面上看是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绅士，可骨子里却还是希望能找到传统的古典爱情。范柳原在爱情上是互相矛盾的，他既想要西方的野性，又想要东方的保守与传统，在各地穿梭的经历还使他还学到了一些所谓的洋人泡妞的方法。同样的白流苏表面上一直追求着现代化的生活，但她却没有真正走出封建传统意识的束缚，她有勇气离了婚，可最后仍然要用结婚来完成她生之意志。“张爱玲对人物性格进行刻画都尽量引导读者在阅读时超越反讽以外的单一的叙事视角，不断地对人物进行正人君子和伪君子的评判。”

其次，张爱玲小说中对人物的反讽刻画还表现在人世俗情与超脱物外间的相互对立与相互联系。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时常沉溺于世俗中不能自拔，但却总是在欲望得到释放后被无尽的空虚包围，在现实这座大山面前一切欲望与愿望都是无比的渺小。《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唯一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小说，但小说结局并不像《傲慢与偏见》一样皆大欢喜地让人心满意足。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结合外表看起来是罗曼蒂克的、羡煞旁人的，但这却无可奈何地成为反讽的一个最大范例。香港沦陷了，范柳原极不情愿地娶了白流苏，而白流苏其实只是嫁给了范柳原的钱，至于范柳原这个人以前不属于她现在还是不属于她。“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流苏开始感觉到怅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不是因为爱情所以才有两人的婚姻，而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命运，是爱情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金钱等不应该出现在爱情和婚姻中的恶俗角色。正因为这样，这桩婚姻，被证明是不美满的，而是一种类似于不平等交易的缺憾。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在人物反讽上的两种风格。奥斯丁善于在“对话”中采用“漫画笔法”刻画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的无知与可笑，表现人物的真实性，丰富作品的意义空间。同时把自己的态度隐含在人物的对话之间，保证读者准确把握反讽的意蕴。张爱玲的反讽恰好相反，她不注重刻画人物的形象，而是从叙述的气氛中给予人的价值判断，在情景中展现人性的自私、平庸和卑下。将人物自身的性格进行对照，描写人物在世俗情趣中的虚无底子的命运，从而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反讽意蕴，体现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洞察力。

奥斯丁与张爱玲在人物反讽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不同中又有相似点。这个最大的相似点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的场景与人物心理的流露极其的不和谐。从而形成人物心理与人物语言的相互对照，产生反讽效果。

《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作者借助主人公伊丽莎白的耳朵来进行叙述：

伊丽莎白拿起了针线活，听着达西同宾利小姐的谈话，觉得十分有趣，宾利小姐不停地恭维他，不是说他字写得好，就是说他一行行写得匀称，再不就是说他语言写得长，可是对方对她的恭维却无动于衷，形成了一场绝妙的对话，这与伊丽莎白对他们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达西小姐收到这信该多么高兴呀！”

他没有回答，

“你写得很快。”

“你这话不对，我写得相当慢。”

……

从上面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恭维，一位无动于衷，一位无话找话，一位爱理不理，可谓是“妹有情儿郎无意”啊，人物语言、场景氛围与人物心理形成极其的不和谐，从而形成一种绝妙的喜剧对话，让人忍不住发笑。

《倾城之恋》在描写范柳原与白流苏在香港调情时，文中多次写到那堵墙，似乎那堵墙与他们爱情的地老天荒有很大的关系，但与小说中他们那种持续很久的高超调情技巧显然在气氛与情调上不相协调，而两人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进行的爱情游戏，让人觉得好笑。

三、小结

反讽是小说中常见的微观修辞技巧。成功的反讽有利于作者含蓄有力地体现自己的修辞目的。反讽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隐忧委婉性。由于反讽的巧妙运用，张爱玲与奥斯丁的小说都展现出无尽的艺术魅力，正因为如此她们都成了文学大家。反讽在她们小说中是一个最基本的元素，也是她们用来揭露人性、刻画人世百态时必不可少的利器。反讽的曲径通幽、暗香浮动的方式成为她们展现人性世界的策略。

奥斯丁与张爱玲就好像一个旁观者，但是却不经意间就把小说里的主人公们的各种丑态展示出来。在她们的小说中，我们可以从主题表现上和人物刻画这两个方面看到很多不协调的反讽元素。但是奥斯丁在对人性的揭露中是以一种乐观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来进行的，她的反讽运用中时刻带着喜剧的氛围，是英国式的独有的幽默讽刺，她的小说就像是生活的一面镜子，读者可以看到这面镜子中照出来的一些人的愚不可及与荒唐，从而得到教育、受到启迪甚至恍然大悟，也可以说这种喜剧反讽的风格是奥斯丁对现实世界充满矛盾、谬误的嘲弄，但她仍在作品中寄予爱的希望。

张爱玲的反讽基调是沉重悲切的，她把自己置于一个超然物外、高高在上的位置指出人世被外物蒙蔽了能看见、能感受爱的心。张爱玲进行讽刺时脱离尘世的指责并不能掩盖她有意无意表现出来的同情与悲悯，这也是她的反讽的独特之处。她的这种悲凉的反讽风格一方面表现的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表现的是压抑了的悲哀，两种性质巧妙融合，体现了张爱玲独特的反讽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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