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辩论十篇

刑事诉讼辩论篇1

[关键词]控辩平等；国家本位；保障人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82-02

一、控辩平等原则的产生

诉讼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弹劾式诉讼制度，个人享有控告犯罪的绝对权利，国家审判机关不主动追究犯罪，而是以居中仲裁者的身份处理案件。被告人在质朴、落后的诉讼模式中与控告方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承担同等的诉讼义务。直至中世纪的纠问式诉讼制度，被告人沦为追溯对象，处于诉讼客体的地位。被告人不拥有诉讼权利，而仅仅被动地接受讯问甚至刑讯、消极地等待官方处理。刑讯则成为了取证的主要手段，刑讯逼供制度化，合法化。因此，在欧洲中世纪这个黑暗的历史阶段，与其伴随的纠问式诉讼模式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控辩平等也只是无稽之谈。历史的车轮向前驶进，落后的制度模式终将被先进文明的模式所替代。近现代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出现，使刑事诉讼制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通过当事人间的平等对抗发现“真实”，解决争议；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运用国家权力查明事实真相，惩治犯罪。随着诉讼模式的变革，控辩平等原则应运而生。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的名不副实及其原因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作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者的一方，它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者，并且对刑事诉讼的产生、发展甚至终结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同时，国家赋予它一系列的权力，集中体现在侦查取证方面。而辩方作为与诉讼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一方，虽然是刑事诉讼的重要主体，但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只是赋予它防御权，这种防御权在范围与权限上是不能与控方的追诉权相提并论的。由于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家与被告人之间本质上的不平等，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但这种不平等并不因其本来的存在而必然合理。导致控辩地位显著不平等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本位思想的影响

国家与个人的平等是控辩平等的理论基础。控辩平等原则，国外刑事诉讼理论称为“手段平等原则”，意指对被告在原则上应如同对待刑事追诉机关一样。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国家公诉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产生了国家控诉与刑事被告人辩护是否完全平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代表国家的控诉方诉讼地位是否高于辩护方的地位，而这种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是国家本位主义还是个人本位主义的问题。国家本位主义即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主要适用于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国家本位主义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国家被视为是个人的本源或者根本，个人是国家的派生，因此，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国家与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反映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即强调刑事诉讼追究惩罚犯罪的功能，而忽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控辩双方之间没有平等性可言。

（二）控辩双方诉讼权利不对等

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控辩双方形成的局势是对立但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存在于很多方面，如律师的会见通信、调查取证、摘抄复制有关材料等。享有辩护权的一方总是会受到诸多的限制，致使诉讼活动的进行困难重重。

在质证阶段，从目前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虽然提出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的庭审要求，但基于辩方取证权和取证范围所受到的限制，故而当庭举证非常困难。另外，证人出庭问题，控方都困难重重，辩方更是无所适从，加之无交叉询问规则，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质证难的现象。这样导致的结果理所当然是法庭当庭认证或者无所适从，或者以控方证据为主，更甚者导致下级请求上级，庭前庭后借卷，评议时进行认证等等与现行刑事诉讼模式不相适应的现象，这是对实体真实性的威胁。归结原因仍是辩方对裁判的合法影响力过于微弱，对抗不均衡、控辩不平衡最后导致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负面影响。

（三）法官难以保持中立的形象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区分控审职能、界定控审关系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仍然存在控审职能混淆的问题。例如，防止法官审前预断的机制仍不健全，法官的中立地位没有确定。传统上先定后审的弊端仍然存在，在实践中依然采用全部卷宗移送的法院、检察院大有所在。一方面，法律并未禁止法官在庭审前了解案情和与公诉人沟通，另一方面，审查公诉的法官和主持审判的法官并没有分开。法官不仅留有一定的庭外调查取证权，而且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可以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等。尤其是当公诉人在庭审中对证明对象搞不清楚、举出的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该收集的证据没有收集时，法官为了使庭审顺利进行，就会主动介入控辩双方的举证活动，以便完成审判。同时，由于法官因袭的思维定式，使他习惯地介入到证据调查和辩论中去，从而使倾斜的控辩关系更加倾斜。

三、实现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途径

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有着直接的负面效应，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致使辩护职能弱化甚至萎缩，难以形成与强大控诉职能相抗衡的势态。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一味追求惩罚犯罪，将保障人权这一重要的目的置之脑后。正是对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有失偏颇，才导致了控辩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因此，解决控辩失衡问题显得刻不容缓。

（一）法官必须保持中立的形象

所谓法官中立就是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做到态度立场不倾向于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对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存在偏见，而应当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在庭审中法官不主动调查，核实证据。居中裁判，不偏听偏信任何一方，尤其应避免法官与检察官为一家，帮检察官共同追诉被告人。

（二）充分保障被告人获得与控方同等的诉讼权利

保障被告人获得与控方同等的诉讼权利实质是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现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辩护权的提前。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辩护律师的介入时间由审查阶段提前至侦查阶段，填补了侦查阶段辩护权的空白。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更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合法的利益。

（2）律师会见权的完善。律师会见难一直困扰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新刑事诉讼法在律师会见方面进行修改，使得律师会见制度更加完善。

第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经办案机关批准、安排。这一修改在我国是突破性的，与联合国有关司法文件关于律师与当事人会见的要求也是相符的，对于辩护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提供了极大便利。

第二，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自审查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其实，这些内容在律师法中已经有了规定，这次的修改完成了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立法统一，更有利于律师行使会见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第三，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是考虑到侦查活动和该三类案件的特殊性所作的例外规定。为此，还规定“对于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以便看守所在接待辩护律师会见时，如果属于侦查机关事先通知的这三类案件，就可以要求辩护律师出示已取得侦查机关许可的文件，否则，可以不安排会见。至于其他案件，则不受此规定的影响。

（3）律师阅卷权的补正。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与之前审查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即使到了审判阶段律师业也只能查阅、摘抄、复制公诉方移送给法院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及“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相比较，有很大的进步性。新的规定保证了律师对案件事实及指控证据的知情权，进而也极大的保障了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能力。

（4）不得强迫认罪。刑讯逼供的发生，并不仅仅是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在这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其二，非法证据的使用；其三，控方举证权力的滥用等，归根结底仍然是对现代刑事诉讼模式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的认识问题出现偏颇。具体剖析可以发现，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刑讯的出现与控辩平等理念的确立仍关系重大，既然谈平等，当然是指地位平等、权利均衡、对抗公平，只有确立了控辩平等理念，才能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同样，不彻底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就永远达不到控辩平等。而在今年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已经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对遏制刑讯逼供无疑提供了强硬的保障。

（三）非法证据的排除

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是指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侦查，而不可以在违法的状态下进行侦查。如果对侦查机关没有限制，则个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国家所提倡的司法公正也得不到实现。因此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之间重要的平衡点之一，也是实现控辩平等的重要手段。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也有所体现。

刑事诉讼辩论篇2

内容提要: 法律界希冀通过简易程序的设计开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从而变究问式开庭审理为控辩式审理，更加体现展示证据在诉讼中的地位。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与诉辩交易，从法律精神上有着巨大区别。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的法律精神，对认识简易程序的实质有重要意义。

 

 

      诉辩交易概述

      部分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诉辩交易，以美国最为典型。在美国的联邦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诉辩交易内容有相应的规定，其本意是指在检察官签署控诉书之前，与犯罪嫌疑人或其辩护人就嫌疑人是否有罪，如果有罪就其所受刑罚之轻重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这种协议得到法庭的许可。1970年诉辩交易的合法性获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许可。采用该程序操作简易，方式灵活，使得美国90%以上的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积案问题。

      美国诉辩交易可以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法律被告人的权利受到更多保护，检察官权利受到必要的限制，是产生诉辩交易的最重要的前提。如被告人可以选择沉默权，使被告人有主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法院不能轻易给人定罪。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使得被告人有选择诉辩交易的基础。二、诉辩交易可以达到简单、快捷地处理积案的目的。美国犯罪率居世界前列，并呈增长趋势，为了降低诉讼成本，以有限的司法资源简单、快捷地处理积案，辩诉交易应运而生。三、诉辩交易被广泛运用，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的发展使犯罪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案件的结果扑朔迷离。检察官为了避免经过冗长的诉讼，被告人则不愿冒险追求可能获得的无罪判决，因此双方都愿意选择诉辩交易。而经过诉辩交易的诉讼相对简单，可以令法官提高办案速度。四、如果说美国90%以上刑事案件是以诉辩交易结案，那么可以通过诉辩交易结案的案件已经不局限于轻微犯罪，某些重罪犯罪也会因为检察官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获得充分证据，而与被告人达成诉辩交易，其目的就是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获得对被告人刑事责任追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不存在诉辩交易

      法律规定中没有诉辩交易的内容。我国1997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轻刑犯罪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一、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三、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上述案件，不论是公诉还是自诉，都应具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简单轻微”的特点。另外，对公诉案件被告人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两方面的刑法精神：一、我国刑事诉讼的公诉方与被告方的诉讼地位是不同的，是不平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只规定了公诉人建议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没有体现被告人有主动选择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权利。只有在不能适用简易程序时才规定，被告人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不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将被告人作为主动选择程序的主体。二、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只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既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也就不存在任何诉辩交易的前提条件。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简易程序完全不是诉辩交易。

      从一个案例看出，我国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不存在诉辩交易。2005年，石家庄市工商局成立了一个商标事务有限公司，任命马某出任总经理。公司资金由公司自筹，工商局并没有出资。2006年初，市工商局将小金库的50万元暂时存放在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账户中。2006年新《公司法》已经实施，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超营业范围经营不属于违法行为。2月份某饭店向公司借款周转，马某知道公司现有存款不是公司的，自己没有处置权，因此请示工商局主管领导是否同意出借此款。经公司领导同意之后，马某将账户款项18万元转账至饭店账户。马某在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字，并送交主管领导在转账支票中签字，领导注明了“同意”字样。三个月后饭店将借款全部归还，并且给公司支付了5千元利息，整个借款事件结束。2007年检察机关对此事件立案侦查，以马某挪用公款起诉至QD区法院。

      案件开庭前，检察院一直做马某的工作，让马某不要请律师，并承诺只要马某认罪，检察院可以请法院给予较轻处罚。马某听信了检察院的劝说，在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也没有看见任何证据情况下，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并且在法庭上认罪。开庭中，马某看到检察院出示的“转账支票存根”证据的复印件后，发现支票存根中其领导签字被覆盖住复印后提交法庭，证据不实。随即，马某对证据提出了质疑。庭审后，马某得知18万元挪用公款案件不可能被判处缓刑，自己如果不提出辩护理由，可能要被收监，因此委托律师提出了辩护意见，要求法庭提取证明马某“转账支票存根”原件，证明是上级领导同意转款的正常的经营活动，而非马某私自挪作他用。然而，公诉人并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原件，却在原来存根复印件中添加了“同意此创收行为，但必须一个月内收回”等字样。然后再次复印，提交法院。上述“必须一个月内收回”完全压在原有的领导签名之上，根本不能当做证据使用。但QD法院依据此证据，一审认为马某挪用公款罪成立，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经过艰难的二审，马某最终获得无罪释放，并且获得国家赔偿。

      诉辩交易在我国不适用的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中，公诉人与被告人法律地位不同，不存在诉辩交易的基础。公诉人代表着国家利益，而被告人是被惩治对象，在审判实践中，其公民的权利容易被剥夺。例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难”，成为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之所以产生会见难问题，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非法获得证据排除”制度，并且侦查机关掌握着是否允许律师会见的权力。侦查机关剥夺了犯罪嫌疑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权利，其实就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律师被限制会见被告人，并不影响法院做出应有的判决。因此，公诉人地位远远高于被告人地位，诉辩之间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公诉人根本无需诉辩交易帮助其完成诉讼。

      法律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阶段并没有被实质运用。前述案例中，公诉人明明有证据原件却故意不提交，并且提交的两份复印件都是虚假证据，这么明显的证据缺陷，一审法院仍然判处被告有罪，并且收监执行。这就是有罪推定。本案中公诉人、法官都明知只有证据复印件，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证据复印件是真实的，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却因为侦查机关既然认定复印件真实，被告人没有其他证据推翻复印件的真实性，因此推定马某有罪。我国刑事诉讼中“有罪推定”的法律思想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公诉人和被告人对法律地位不平等造成的。因此，新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却没有改变有罪推定的基础。所以我国刑事诉讼中不存在诉辩交易的基础。

      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没有“沉默权”，也没有权利要求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做出供述。现实中，有很多案件是靠口供定案，并且许多案件是靠非法行为获取的证据定案。近年来连续发生的“躲猫猫”“、发烧死”“、脸盆溺死”等看守所里非正常死亡事件，充分证明了刑事审讯中的弊端。本文所述案例则涉及到制造伪证而定案，这都说明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和制造的伪证，容易被法院所采信。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证据开示制度”，以保障被告人权益。我国1996年修改之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时要将一切证据，包括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全部移送人民法院。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因此，在实践中就出现了，虽然检察院掌握的证据材料达几百卷，而送达给人民法院的只有几张证据目录的复印件，辩护律师在开庭之前几乎看不见任何证据的现象。而在庭审的时候，对证据的质证也非常草率，律师当庭查阅证据的时间并不充分。被告人甚至无权查阅这些证据。有的案件在开庭中，公诉人竟然根本不出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律师只有在二审中再次查阅案卷才能看见这些无罪的证据。

      这说明，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存在控辩双方所掌握的司法资源、证据数量的天壤之别，辩方不打二审官司，有可能根本掌握不了全部证据。由于没有证据开示制度，无法保障被告人公平的知情权。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些缺陷，根本没有公平诉辩交易的条件。

刑事诉讼辩论篇3

    一、我国现行“控辩式”的刑事庭审结构

    我国原有的刑事诉讼结构是以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为基础构建的，具有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一般特点。[1]随着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淡化了职权主义的色彩，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精髓，可视为折衷主义刑事诉讼结构。[2]

    庭审结构作为诉讼结构的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诉讼法顺应世界各国刑事庭审结构融合发展的趋势，亦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庭审结构，集中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重新理顺和配置控诉方、辩护方、法官三者之间的职能关系，特别是在庭审中引入控辩双方对抗机制。二是改变法庭调查的顺序和方式，由原来的法官出示证据并主导证据的调查，改为由控辩双方各自向法庭出示证据，并以控辩双方为主进行法庭调查；三是控辩双方由原来只能在法庭辩论阶段进行辩论改为法庭调查每一项证据时都可以发表质证意见并可以相互展开辩论。庭审结构的这些变革大大强化了控辩双方在刑事庭审过程中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也相应削弱了法官对庭审过程的职权干预。这种刑事庭审结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实行的职权主义或当事人主义庭审结构具有明显区别，而相似于混合式折衷主义的庭审结构，即变革原职权主义的庭审结构，借鉴了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庭审的合理做法，一定程度上庭审结构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化”的趋势，同时也有职权主义的技术性因素，如法官主导庭审进程、不排除法官调查权等。我国现行的刑事庭审结构糅合了中国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现代职权主义以及当事人主义三大要素，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庭审结构。综合考察我国现行的刑事庭审结构，与我国传统的庭审结构相比较，最大的进步是基本确立了控辩对抗的庭审格局，因此将我国现行的刑事庭审结构简称为“控辩式”庭审结构亦无不可。[3]

    二、我国刑事诉讼庭审运行现状与完善

    我国选择“控辩式”庭审结构是比较符合目前现实的刑事司法环境，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予以坚持。然而，自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这几年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看，我国刑事诉讼庭审运行陷入困境，难以兼顾实现实体真实、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准确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其最主要表现是庭审中控辩双方较难形成真正的、激烈的对抗。我国刑事庭审结构由原来的审问式转变为控辩式，控辩式庭审结构的最基本要求应当是控辩平等，其本质是“控辩制衡对抗，法官居中裁判”。“对抗制的精义不在于对抗，而在于平等，对抗只是诉讼之形，平等才是诉讼之神。”[4]

    因此，控辩式庭审结构的合理设置应当是控、辨、审三方组成的控辩平等、法官居中的互动制衡运行机制。如果没有控辩平等原则支撑，缺乏平等的价值基础，庭审就会出现有控难辩、重控轻辩的局面。如果控辩双方一强一弱，法官中立也就很难保持，难免向强势方倾斜和偏袒。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庭审恰恰没有完全确认与坚持控辩式庭审结构的相关规则，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我国的对抗制诉讼缺乏控辩平等的价值基础，控方权力过于集中；甚至在具体诉讼程序设置时将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享有控诉权利，这与整个诉讼机制的权力运行形成冲突，打破了原就脆弱的诉讼平衡，进而使庭审中的控辩制衡对抗流于形式，不能达到法官居中裁判的效果，使我国现行刑事庭审结构显得有些尴尬，难以真正实现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因此，这种庭审结构在我国今后的刑事诉讼实践中要不断的改革与完善。

    注释：

    [1]许江著：《论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和职能》，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关于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结构，有学者认为属于纠问式，呈现出浓厚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参见秦明华著：《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与交叉询问制度的确立》，发表于《法治论从》，2003年第1期。

    [2]许江著：《论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和职能》，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3]龙宗智著：《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20页。为便于论述，下文将我国现行的混合式刑事庭审结构统一简称为“控辩式”庭审结构。

刑事诉讼辩论篇4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 律师 辩护制度 诉讼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已正式公布，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多处都有较大的突破，引发人们的热议。人们一直所关注的辩护制度在这次的修改中也不负众望，有了较大的修改，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完善，相应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一、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的辩护权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才可以参加刑事诉讼，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将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审查阶段。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自此打破了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不得担任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担任自己的辩护人，维护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让律师能够在第一时间介入刑事诉讼，了解和掌握全面的情况。同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这样就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在押不能亲自委托辩护人的困境，也使得侦查机关不能再以犯罪嫌疑人必须亲自委托辩护人为借口而拖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保障犯罪嫌疑人能够在第一时间为自己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改变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单独面对侦查机关的不平等待遇，让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力有了保障，最大化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力。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还明确了谁可以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以及辩护人可以在侦查阶段行使什么权力，“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条规定为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权力提供了法律保障，成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大亮点。

二、完善辩护人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案件审查之后才享有会见权、阅卷权。而且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并没有详细的规定，使得辩护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在现实当中没有法律保障，操作起来十分困难。而且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十分狭窄，在审查阶段仅能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也就是说虽然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但是辩护律师并不能完全了解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情况，而且在获得使这些资料的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条规定明确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需要的手续，而且在辩护律师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看守所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安排会见，解决了以前看守所推诿、拖延会见时间的情况。同时也为辩护律师及时、方便行使会见权提供了法律保障。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条规定首先明确了辩护人行使阅卷权的时间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而不再是以前分为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其次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是本案的案卷材料，而不仅仅是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等部分材料。也就是说所有案卷的材料辩护人都可以进行阅卷，让辩护人能够对案件情况充分的了解，这对辩护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非常有利的。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人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利，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对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条为辩护人新增了一项权利，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未提交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在赋予律师权利的同时，本次修改也为辩护人增设了一项义务。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条规定的意义在于避免律师掌握了以上重要证据却不及时提交，在庭审上搞突然袭击。这样不仅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让其不能尽早脱离刑事诉讼的束缚，还浪费了司法资源。所以这次对于辩护人调查取证权的修改时比较科学的，对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司法机关都是有利的，没有实行一偏倒，是公平与公正的。

三、律师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提高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更明显的区分了辩护律师与一般辩护人的权力，更加体现了律师担任辩护人的重要性和正当性，让我国刑事诉讼逐渐走上仅由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模式，突显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其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辩护人更多的权力。第一，辩护人申请回避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诉讼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也就是说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提出回避的时候，辩护人可以单独提起。第二，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第三，辩护人提起申诉和控告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分别规定了辩护人维护自己诉讼权利和当事人的权力可以提起申诉和控告的权力。切实保障了辩护人自己以及其当事人的正当权力，改变了以前权力受侵犯却得不到保护的状况。第四，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至此，辩护人对非法证据可以直接申请排除，切实保障当事人的权力。第五，对量刑的辩论权。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凡是有关量刑的意见辩护人都可以提出并且可以进行辩论，改变了过去量刑由法官独裁的情形。

再次，充分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使得辩护人与司法机关不再处于以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在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审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进入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的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在审判质证时审判人员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审判结束后，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人。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由此可见，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和以前相比较可以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其意见应当被司法机关所采纳，尊重辩护人的意见，不再受忽视。从诉讼文书送达上也可以看到辩护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对于自己当事人的情况能够有全面、及时的了解。

刑事诉讼辩论篇5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介入诉讼履行辩护职责。此规定因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过于仓促而致种种弊端，久为人诟病。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可以做什么，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即没有明确规定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哪一种，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论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观点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有人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有的观点称之为“法律帮助人”，有的的观点则认为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律师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辅佐人”身份很相似，因而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有的观点认为辩护人可以分为广义辩护人和狭义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辩护人属于狭义辩护人，即正规意义上的辩护人；与此相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则属于广义辩护人。还有的观点根据上述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反推得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结论。等等。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有必要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法律帮助人”， 既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性。刑事诉讼是一种要式法律活动，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均有相应的明确称谓，其称谓与其诉讼权利义务呈对应关系。查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并无上述称谓之记载，足见其缺乏法律依据。就科学性而言，因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定为委托关系，因此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难以揭示该委托关系与其他委托关系在质的规定性上的区别。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法律帮助人”，同样在种属关系上存在混淆。就律师的所有业务活动而言，其目的均为向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因此该观点亦难凸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就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的观点而言，根据律师法第26条的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聘请人的合法权益。查律师法第25条之规定，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与律师刑事诉讼业务为并列关系，因此，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内容本身不包括刑事诉讼业务。因此把侦查阶段的接受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亦非妥当。

其次，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被告人的法定人、保护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随时担任辅佐人。”“辅佐人以不违反被告人明示的意思为限，可以进行被告人可以进行的诉讼行为。”就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辅佐人而言，“辅佐人，乃于起诉后在法院陈述意见，而辅助被告或自诉人为诉讼行为之人，其用意与辩护相似，系为保护被告或自诉人之利益而设。惟辅佐人，重在充实被告或自诉人事实上攻击或防御能力；而辩护人，则重在补充被告之法律上防御能力。”根据有关规定，可以充任辅佐人的有被告或自诉人的配偶、直系或者三等亲内旁系血亲或家长家属，或被告的法定人。“得为辅佐人之人，欲为被告或自诉人之辅佐人时，得于起诉后向法院以书状或于审判期日以言辞陈明之。一经陈明，即取得辅佐人之地位，与辩护人应经被告或有选任权之人之选任，或由审判长之指定者不同，亦非由于委任。”可见，上述二立法例所规定的辅佐人均在审判阶段参加刑事诉讼，在得充任辅佐人的人员范围上亦有定规，且就功能而言辅佐人制度与辩护人制度乃互补关系。而上述论者所言的我国律师系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其必须为律师方可，这几方面的差异均说明不能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与上述二立法例的辅佐人具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法律辅佐人。

第三，将辩护人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也是不科学的。这种区分的依据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律师权利的配置差异，即所谓狭义的辩护人可以根据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独立地发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而侦查阶段的律师，因为他只能进行申诉、控告、会见等活动。后者的性质属于接受委托后，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因此与前者存在区别，因此可称之为属于广义的辩护人。笔者认为，这种划分采用了双重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在其他权利方面亦不乏类似显著差别。这些差别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两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统称为辩护律师。因此，以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律师的权利配置存在差异为由而把辩护律师的身份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是不科学的。辩护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配置应当与每个诉讼阶段的性质、任务相适应，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即在具体权利方面不尽相同。然而，尽管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后两个阶段律师的权利存在量上的差别，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此外，上述把辩护律师区分为广义辩护人与狭义辩护人的观点，也不利于正确认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作用。这种观点强调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活动是在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从而忽视了辩护职能在侦查阶段的独立作用，体现的仍然是诉讼阶段划分上的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认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前奏和准备阶段，强调侦查阶段的目的就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人，并将犯罪人交付审判，绳之以法，从而忽视了侦查阶段保护人权的诉讼目的。从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来看，侦查阶段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侦查阶段除了要重视打击犯罪以外，还要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有重视把无辜的人及时从诉讼当中解脱出来。这些工作并不能包容在为审判作准备这样的狭隘观念之内。因此把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称为广义辩护人不免有强调打击，忽视保护之嫌。实践中认为律师分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的观点也同样反映了忽视刑事诉讼各阶段独立性的倾向。

第四，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观点，采取了回避的方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地解决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是“诉讼人”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仅仅属于一般的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的性质；为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都是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侦查阶段的律师可以称为“诉讼人”。首先，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本身在于指导犯罪嫌疑人正确行使辩护权，本身就是一种防御行为；其次，刑事诉讼中诉讼人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所聘请的人。就公诉案件而言，立法并没有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刑事部分可以聘请诉讼人；第三，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这种行为不同于再审申诉。1、这种申诉、控告的目的具有防御性，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事中救济，而再审申诉则是一种事后救济；2、这种申诉、控告在内容上具有直接对抗性，针对的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滥用，而再审申诉的对抗性只能是间接的；3、这种申诉、控告的对象是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而再审申诉的对象则是生效判决、裁定。因此，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的这种诉讼职能是为辩护职能而配置的。这种对与本案有关的侦查机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该申诉、控告行为是总的辩护职能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辩护职能和控诉职能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控诉活动是可以为辩护职能服务的。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所进行的申诉、控告活动仍然是辩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就是辩护人。只有把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对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的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立法的字面含义，而应当从诉讼职能的高度全面、系统地予以考察。

二、必须正确认识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上述关于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律师的身份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是否承认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的问题。易言之，涉及到的实质上是是否承认侦查中的抗辩观的问题。

刑事诉讼辩论篇6

论文摘要：作为刑事诉讼的两项基本制度，刑事辩护与刑事在表面上有些共同特征，最明显的表现在刑事辩护人与人都与案件处理后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都不是基于本人利益参加诉讼的；此外，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与人范围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表现在：

1、产生根据不同。刑事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授权或法院的指定；而刑事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只能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的授权。

2、诉讼地位不同。虽然辩护人与人都并非刑事诉讼主体，但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并以自己的意志进行辩护而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而人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只能附属于被人，并依被人的意志从事活动。

3、适用对象不同。刑事辩护适用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适用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两类对象的诉讼利害关系往往相反。

4、诉讼任务不同。刑事辩护承担的辩护职能，即反驳控方控诉，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应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而刑事的职责在于维护被人的合法利益。

5、权限范围不同。刑事辩护人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不存在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授权问题，其授权也仅仅在于使辩护人参加诉讼；而刑事人是否能参加诉讼，在何权限范围内从事活动均需由授权决定。

刑事诉讼辩论篇7

论文摘要：作为刑事诉讼的两项基本制度，刑事辩护与刑事在表面上有些共同特征，最明显的表现在刑事辩护人与人都与案件处理后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都不是基于本人利益参加诉讼的；此外，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与人范围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表现在： 

1、产生根据不同。刑事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授权或法院的指定；而刑事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只能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的授权。 

2、诉讼地位不同。虽然辩护人与人都并非刑事诉讼主体，但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并以自己的意志进行辩护而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而人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只能附属于被人，并依被人的意志从事活动。 

3、适用对象不同。刑事辩护适用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适用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两类对象的诉讼利害关系往往相反。 

4、诉讼任务不同。刑事辩护承担的辩护职能，即反驳控方控诉，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应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而刑事的职责在于维护被人的合法利益。 

5、权限范围不同。刑事辩护人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不存在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授权问题，其授权也仅仅在于使辩护人参加诉讼；而刑事人是否能参加诉讼，在何权限范围内从事活动均需由授权决定。 

刑事诉讼辩论篇8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096-02

一、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概述

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在开庭审判前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相互披露各自掌握的案件证据材料和相关资料的活动。它是一种审前诉讼行为，目的是控辩之间的诉讼信息交换，且控辩之间的信息交换是法定义务的履行或应对方请求的行使。

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抗辩制或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产物，早在18世纪末，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就形成了庭前证据开示的雏形。控方必须运用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罪行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才能获得陪审团或法官的有罪判决。19世纪中期后，随着预审程序和律师辩护制度的发展，被告人获得了预先知悉指控的权利，控方被要求事先向辩方告知自己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

随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融合趋势的加强，大陆法系国家也设置了有关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的规定。其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重在发现客观事实，因此国家负有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全部责任，职权主义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在法国和德国，辩护律师并不享有调查取证权，除会见被告人并与其交谈外，对案件证据的了解主要依靠查阅案卷和参与预审程序，如果认为有对辩护有利的证据，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和保全。广泛的阅卷权实质上是审前控方向辩方的单向证据开示，但由于辩方不进行积极的证据调查，因而也不承担证据开示义务。这本来是为了对指控合理性进行审查而设计的，实践中就成为辩护方了解控方证据的重要途径，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控诉方向辩护方开示证据的程序。从证据开示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证据开示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逐步走向了完善。

二、我国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现行诉讼模式是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因素，但却没有设置与对抗制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十分不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必要性

1.有利于促进控辩平等，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许多国家都对司法权力作出了一定限制，同时亦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别权利以弥补其实力的先天不足，尽量使控辩双方力量趋于平衡。没有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就不可能有控辩双方的信息交流。公诉人通过证据开示了解到辩护律师所掌握的证据，一方面对不应的可以做出不予的决定，减少的失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诉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庭审前的准备。

2.有利于保证案件审判质量。刑事司法活动实质上是一个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量使诉讼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犯罪事实一致。控辩双方在庭前了解对方的证据信息，明确争议的焦点，使庭审中举证质证更加完善，便于法官准确认证并据此做出公正的裁决，保证庭审质量。

3.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的司法资源十分有限，对抗式庭审所配套的证人出庭、互相交叉询问等规则一旦实行，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短缺和诉讼成本的直线上升。”然而，在我国的庭审实践中，控辩双方希望在庭审时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对于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在开庭前一般都“秘而不宣”。大部分情况下，辩方对于控诉方提交证据目录以外的新证据可能因需要准备时间而提出休庭，而证据开示制度可以使控辩双方在开庭前基本做到知己知彼，避免导致案件在审判阶段拖延、中断的因素的滋生，使审判及时、有效地进行。

（二）可行性

1.立法基础。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它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第40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2.理论、实践基础。就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的现状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第一，现行法律规定为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开辟了空间。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扩大表明法律确定了检控方向辩护方开示证据的义务。

第二，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理论研究为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强化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是增强刑事诉讼民主性的重要途径。在本国相关制度的分析基础上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为我国规范证据开示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第三，从控、辩、审三方自身需求来看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就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实际情况看来，辩护方的“证据突袭”是检察官的最大障碍，而检察官的职能又要求其向辩护方开示证据，使司法更加趋于客观公正，法官则要在双方的对抗中发现案件真实，避免诉讼拖延。

可以发现，要在我国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有了立法雏形和法理、实践基础，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证据开示规则。因此我国未来刑事诉讼立法能够在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建立这一制度，从而使刑事诉讼庭审更加符合诉讼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理念。

三、构建我国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初步设想

“在制度的移植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一是被移植国是否存在需要该制度来解决问题；二是该制度移植后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引发新问题。前者可以说是一个移植的必要性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制度功能的发挥问题。”在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进程中，借鉴、引进西方的一些有益的做法必不可少，但是在引进的过程中不能生吞活剥。为了使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能在我国司法环境中良好运转，我们应当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具体制度设计如下：

（一）证据开示的主体

证据开示的主体是负有证据开示义务的人。按照双向开示原则给我们的启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主体应当是控辩双方。

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追诉犯罪的职权，掌握着认定犯罪的全部证据。其参与证据开示，一方面是保障辩方有机会获取控罪证据及案件相关证据；另一方面也是检察官了解辩方证据、避免辩方突袭举证的需要。

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职业工作者，只有律师才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最为有效的法律帮助，但律师的帮助也只能建立在案件事实和庭审前充分掌握证据的基础上。

（二）证据开示的时间和地点

证据开示的时间应当是在控方将案件正式移送法院提起公诉以前。这里的“提起公诉以前”不是无限制的可以延伸到前的任何诉讼阶段，而是特指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后，向法院提起公诉前这段时间。且由于一个案件由侦查部门移送检察院后，审查部门对该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法律依据尚需要一个了解、熟悉的过程，辩护人也需要时间收集辩护证据，只有公诉人、辩护人对案件有了一定的了解、认识，双方证据开示才会有的放矢。

我国证据开示的地点应设在检察院而非法院。检察机关向辩护律师开示的是全部案件的证据材料，而为了证据开示把检察机关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的诸多证据材料运到法院不利于安全保密，也浪费了诉讼资源，不符合证据开示的价值目标。另外，法官不是证据开示的主体，不作为证据开示的组织者而只是具有司法审查权。因此将证据开示的地点设在法院毫无意义，反而会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

（三）证据开示的保障机制

为了保证证据开示程序的有效性，必须确立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对未能遵守证据开示规定的行为，法官一般可采取强制开示、休庭准备、排除证据性及宣布审判无效四种措施。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对违反开示义务的一方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强制开示。一方无正当理由在庭前不开示证据的，法院命令其向对方开示，并给对方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该证据方能在庭审中出示。

第二，延期审理。如果一方在庭审中出示应当开示而未经开示的证据，对方可以未知悉对方证据为由申请法庭延期审理，待开示后并留给对方一定的准备时间后才允许在庭审中出示，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未履行开示义务方承担。如果一方未出示的证据能证明是事后补充的证据，新证据较简单可通过当庭质证来解决的话，则可以当庭出示；如双方有异议、或当庭质证较困难，则可以休庭，开示后再开庭，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是为了尽量实现诉讼效率的原则。

第三，排除证据的证明力。一方故意不开示应开示的证据，同时由于时间过久难以核实和反驳的，法院可以最终禁止其向法庭出示或宣布证据无效。另外对、故意隐匿、毁灭证据而不向对方开示，情节严重的可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小结

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一系列程序及制度的配套和保障，完善的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长期缺乏证据开示制度，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影响了庭审改革目标的实现，弥补这一制度缺失己经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其牵扯到现行法律制度多方面的改革，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中己经存在了一些证据开示的规定，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也趋于成熟，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当部分地区开始试点推行庭前证据开示，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完全可行，但必须注意证据开示的设计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现状，不能脱离现实进行虚无的不符实际的制度建构。理论界、实务界的法律人应该抛开分歧，为了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的早日建立共同努力，推动法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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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金贵.公诉制度改革研究――理念重塑与制度重构[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刑事诉讼辩论篇9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指律师担任辩护人时，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职责和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有相同的规定，即“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项规定，确立了律师担任辩护人时在诉讼中拥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1、辩护律师不是独立的诉讼主体，但拥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代表国家参与诉讼，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与诉讼后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成其为诉讼主体。

但是，辩护律师毕竟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他独立地参与刑事诉讼。首先，他的辩护不受被告人的观点影响；其次，他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的活动，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或任何个人的非法干涉。这就决定了辩护律师决不是被告人的“代言人”，也不隶属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辩护律师拥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是具有特定身份和职责的诉讼参与人，法律赋予他广泛的诉讼权利。概括地说，他不仅仅可以一般地了解案情，而且有权阅卷、调查，乃至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通信。

2、人民法院有义务维护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诉讼地位。

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辩护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和作出公正裁判。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以及相互质证，有利于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裁判。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有保障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义务，如在审理阶段，人民法院应在规定的期间，用出庭通知书的形式提前三天通知辩护律师出庭，辩护律师依法出庭履行职责，审判人员不得随意责令律师出庭等。但是，实践中也有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合议庭人员在庭审中，限制辩护律师发言时间、辩护轮数；或在律师发言时，合议庭人员不认真听取意见；在法律文书中对辩护律师意见阐述不明，不予采纳也不能充分说明其具体理由。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虽然保障了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但在实践中，审判机关更应认真严格地执行。

3、辩护律师与公诉人、自诉案件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平等。

公诉人代表国家检察机关追诉犯罪，通过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的活动揭露、控诉犯罪。自诉案件的原告诉讼人，根据原告委托事项，依法履行控告被告之职责。辩护律师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角度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虽然他们的职责不同，但目的都是相同的，即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保证准确、及时查明案件，正确地适用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一节就此作了专门规定，即辩护律师在征得审判长同意后，也可以讯问被告人、证人、鉴定人；

刑事诉讼辩论篇10

一、律师刑事责任豁免的基本内容

律师刑事责任豁免，主要是指律师刑事辩护中的刑事责任豁免，即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特别是在庭审中发表的举证、质证意见以及辩护、言论不受刑事法律追究。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律师刑事责任豁免的构成要件：⑴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只能发生在执业活动中，不是在执业活动中产生的刑事责任是不能加以豁免的。一般而言，执业活动是指律师的辩护活动。⑵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一般限于刑事诉讼中。⑶律师责任的豁免一般限于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不能随意豁免。具体说来，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包括如下内容：

1、适用范围

律师刑事责任豁免一般限于刑事诉讼活动中，这主要是考虑到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的风险较大，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更容易受到非法侵害。而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双方属于平等主体，力量相差无几，一方律师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对来说不易受到非法侵害，因此，有无必要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规定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也有少数国家的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不仅仅限于刑事诉讼。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中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必须真实和准确。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按照英国学者解释：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和诉讼人，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任何言论都不受法律追究，即使它的言论带有明显的恶意，并且与他承办的案件没有关系，也同样享受这种保护，这种特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不仅适应于各种性质和刑事的法庭所进行的诉讼程序，而且对于任何诉讼程序都具有同样的作用。

2、适用对象

按照世界各国的通例，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只能针对律师的执业活动而言，而非执业活动中产生的刑事责任是不能予以豁免的。但问题是，律师执业活动有多项内容，如庭审活动、庭前调查等。那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是发生在庭审当中还是在庭审之外？根据多数学者的主张，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实际上就是指律师对他在庭审中发表的言论享有豁免权。这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同，如1990年9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就对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文件第20条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者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笔者以为，将律师刑事责任豁免仅限于庭审言论豁免是不全面的，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律师的人身权利。这是因为，在庭审之前，律师的执业活动同样需要保护。如在证据展示制度之中，律师向法院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其他证据虽然失实，但若不是有意伪造的，就不能以伪造证据罪对律师予以追究。这在我国《刑法》第306条第2款有所反映。又如，基于律师辩护职责，律师在庭审之前了解到的有关未被控诉机关掌握的犯罪情况，可以享有拒绝作证权，此时就不能以包庇罪对其予以追究。实际上，有的国家的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本来就不仅限于庭审言论。如卢森堡刑法典第452条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庭提交的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者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他提起任何刑事诉讼。”

3、免责形式

目前，律师责任的豁免是否仅限于刑事责任在世界各国并不一致。有的国家主张只能免除刑事责任，而有的国家则不加以限制。前者如卢森堡刑法典第452条的规定；波兰的法律规定，律师在履行职务时，享有豁免权，即律师在执行职务时，除法官和检察官以外，如果侮辱了其他人也不受刑事制裁；1959年8月10日制订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律师条例》第七篇“地区仲裁法院的诉讼”第117条规定，不得因执行地区仲裁法院的程序而拘留、逮捕或者审讯律师。后者如日本，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不受法律追究，即使律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为一位有罪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不能追究律师的任何法律责任；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的规定。笔者以为，律师责任的豁免不易扩大到民事和行政责任。这一方面有助于防止律师故意规避法律，以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避免和律师因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而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发生混淆。

4、规制

世界各国虽然对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普遍予以承认，但同时对律师行使这项权利亦作出了适当限制，其主要表现有：⑴律师在庭审言论中不得恶意攻击本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唆使他人违反宪法和法律。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应当共同遵守的义务。⑵律师不得以刑事责任豁免为由而不尊重法院、藐视法庭，诋毁司法机关的名誉，诽谤辱骂诉讼当事人、证人等。如荷兰有关法律规定：“对于以口头发言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藐视法庭、轻谩或者侮辱诉讼当事人、证人的律师，首席法官可以给予警告和批评。”实际上，即便是律师在享受刑事责任豁免 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执业活动，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律师则不能再享有该项权利。

二、律师刑事责任豁免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能有效保障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能时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在法庭上大胆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与公诉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而不必担心司法机关因为它在法庭上的言论或者庭审之外的正常执业活动而对其追究诽谤、伪证、侮辱、包庇等刑事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庭审功能，为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达到公正裁判的目的。不仅如此，律师刑事责任豁免还有其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一）理论基础

首先，这是由辩护律师肩负的职责决定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实现上述职责，辩护律师不可避免地在刑事诉讼中总是千方百计地搜集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挖掘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各种理由。而控诉机关与此相反，公诉人为了追求控诉的成功，也总是想方设法罗列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和理由。这种职责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控辩双方的直接对立。更何况，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人们的认识能力及所处的环境不同，导致控辩双方对同一个案件事实，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这说明，辩护律师发表不同于控方的意见是完全必要的、可以理解的。一旦控方过分怀疑辩护律师故意为被告人开脱罪责，或者因发现律师在辩论中的言论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势必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裹足不前，不敢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要使律师能够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真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职责风险保障机制-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

其次，这是由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决定的。刑事诉讼是国家运用强制力追究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一种活动，这就决定了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责任豁免的必要性。具体说来：⑴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要求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众所周知，在刑事诉讼中，控方是代表国家行使控诉权，是以强大的国家权力和雄厚的国家资源作为保障和后盾的，而辩护律师仅仅是依靠自己的法律知识技能来行使辩护职能。因此，辩护律师在履行职责时，一旦与控方发生激烈冲突，就很容易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从而遭到打击报复。如果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不平衡，从而鼓励律师大胆地履行辩护职责。⑵刑事辩护对象的特殊性也要求辩护律师享有刑事责任豁免权。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律师为刑事辩护对象即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司法人员的误解、指责，常常被视为给被告人开脱罪行或者给司法机关过不去、添乱，因此，律师的执业风险较之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要大得多。若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有助于减小这一风险。

最后，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与任务。刑事诉讼目的与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而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必须依赖于清楚的案件事实。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控辩双方若能真正地做到充分而平等的对抗，无疑对法官认清案情、发现事实真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若不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辩护律师往往不敢大胆地、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想让控辩双方真正地做到充分而平等的对抗是不大可能的。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源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如果仅从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出发，这不无道理。

（二）现实依据

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在我国也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首先，这是提高律师的地位、促进律师制度顺利发展的需要。律师地位高低的重要衡量标准是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受到司法人员的尊重程度以及律师的正确意见能否被司法人员乐意接受。然而最近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律师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在诉讼中的作用与人们的预想相去甚远。如迄今为止，仍有不少人把律师执业辩护制度说成是丧失立场、替坏人说话，甚至把律师视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普遍受到司法人员的百般刁难，律师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辩护难现象广泛存在，有的甚至被随意驱逐出法庭和非法拘留、逮捕、判刑；律师往往不敢得罪法官，所谓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只不过是为了确保理该胜诉的当事人不致败诉，而理该败诉的当事人不至于输得比法定结果更惨而已。所有这些无不导致律师谈刑事辩护色变，视刑事辩护为执业雷区，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极剧下降。而刑事辩护通常被视为律师执业的起点。因此，很难想象缺乏律师积极参与刑事辩护的律师行业还能健康发展。

其次，这是保障律师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不受任意侵犯的必要措施。《律师法》通过之后，律师们普遍感到该法规定律师权利的条款寥寥无几，而涉及律师权利限制、律师义务以及律师法律责任的义务性、禁止性条款却占了一半以上。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第38条、《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律师的职业风险陡然增加，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身陷囹圄。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每年至少发生十几起非法拘留、逮捕律师以及驱逐律师出庭的事件。据全国律协某负责人透露：1995年全国律协接到各地律师协会或律师上报的维权案件仅有十几起，而到1997年、1998年每年达到70多起，特别是新刑法实施后，律师执业中涉及“伪造证据罪”、“妨害证据罪”的案件占全部维权案件数量的80%.另据有关资料统计，近三年多来，在调查取证中，因涉嫌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而遭无端拘留或逮捕的律师居然多达200多名，而在这200多名律师中间，绝大多数又被无罪释放！

最后，这是落实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近几年来，为了保障人权，彰现诉讼民主与科学，我国吸收了当事人主义某些积极因素，将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由超职权主义改造成至少是形式上的对抗制。对抗制的核心理念要求控辩双方能就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我国刑事被告人普遍缺乏法律素养的客观状况迫切需要律师给予帮助，否则新的庭审方式就会落空。但现在的问题是，律师由于没有刑事责任豁免权这一职责风险保障机制，从而导致大多数律师不愿意参与刑事诉讼。试想，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不足30%，怎能贯彻新的庭审方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签字国，根据该文件第20条的规定确立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是我国政府应尽的义务。

三、构建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问题

1、立法缺陷。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但客观地说有关法律规定还是体现了该项权利的精神。如《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第28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第30条规定：“律师担任诉讼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和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第32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条文均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并不能为律师执业提供可靠的保障。特别是我国《刑法》第30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模糊性甚至歧视性的规定，往往成为司法人员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实践中，司法人员对辩护律师兴师问罪大多数正是以《刑法》第306条为借口的。

2、观念障碍。实践中总有不少办案人员对辩护律师的正常执业行为总怀有一定的敌意，认为律师是在和他们故意作对，将律师的正确辩护意见视为替被告人开脱罪刑或者替坏人说话。也有少数人办案人员因在法庭上辩不过律师，自觉很没面子，于是不惜 动用国家权力，进行情绪化的个人报复。

3、律师地位卑微。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律师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尤其是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唇枪舌战、大义凛然的形象使其在博取声名的同时也赢得了整个社会的尊敬。正如美国著名律师德肖维茨坦言：“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头衔能比辩护律师更崇高可敬的了。”不仅如此，在西方，律师往往是政治力量的一种后备资源。这从西方许多政治要员通常都有过从事律师的经历就能看出端倪。然而在中国，律师阶层不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比较低，而且在社会中的受尊重程度也不高。尤其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执业风险过大，受到的干扰因素太多。

（二）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