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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意义十篇

时间：2023-06-15 17:40:53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1

关键词：公有制；市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

（一）存在条件具有兼容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旦建立，商品关系就要消亡，人们之间等量劳动互换关系将替代商品等价交换关系，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有计划的分配将取代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方式”。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进行了实践，于1919年1月11日正式开始实行余粮征集制：按照这一制度，首先由政府机关规定农民消费所需的粮食、种子和饲料量，然后由国家按固定价格强行向农民征购全部余粮，并没收富农的粮食，完全禁止私人粮食买卖，实行粮食垄断贸易，后来对其他农产品也采取了这一做法。结果导致重挫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提高，破坏了工农联盟。此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苏联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概括，得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交换还不能被消亡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下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劳动依然是谋生的手段，决定了劳动者和企业者间存在经济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必须要发展商品经济，经济利益的差别是经济关系的本质。而发达商品经济必然是市场经济，所以可以说公有制内部就存在着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根源，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师内生于公有制的。

（二）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具有兼容性。市场经济既不是经济制度，也不是社会形态，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形式，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以经济调节为手段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反映出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特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市场经济只适用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在那种社会制度条件下，都具有相通的市场共性运行规则等。正是由于市场经济自身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能够与不同的社会性质经济相结合，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

（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在存在着统一性的同时也存在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要求每个人的财产权平等，有平等的劳动权力，生产资料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反对垄断占有财产收入，反对劳动力商品化，因为每个人都是所有者所以公有制下不存在失业。而市场经济下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财产权不平等，劳动权力不平等，所有权不平等，保护垄断占有财产收入，因为资本归个人所有，所以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进行交换、会出现失业等情况。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虽然存在着不可根除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都可以缓解。我们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根基牢固，模式合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通过改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使公有制去适应市场经济

在实现二者的结合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有制，应该使公有制去适应市场经济。首先，要转变对公有制经济的传统观念。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公有制经济，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根本谈不上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一味追求“一大二公”，把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制，排斥或限制市场关系，也不能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既包括全民所有制，又包括集体所有制，还包括个人及所有合作所有制，以及具有公有性质的社团所有制。只有实现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才有利于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其次，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关键是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产权制度的改革，真正使国有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经济部门。再次，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适应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职能应转向制定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规划，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和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在保持公有制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实现的。一旦改变了公有制的基本性质，那便步入了私有化的歧途。一种观点认为，搞市场经济必须私有化，这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东欧等国家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改革，即“休克疗法”，已经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社会动乱和危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搞私有化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三、公有制只有与市场经济结合，才能实现合理配置资源的内在要求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2

一、充分认识检察机关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不断发展,现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支柱。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赖于良好地法治环境。只有营造出健全的法治环境,才能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竞争,最大限度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有力促进非公制经济快速发展。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坚决打击危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犯罪,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既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施赶超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也是检察机关与时俱进,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

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常常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只是个别业主的事情,甚至持排斥的态度。然而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及其凸显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进一步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已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平等地保护公共财产和私人合法财产,平等地保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为非公制经济发展创造出与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同的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是必须也是应当的,也是检察机关应履行的职责。

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调整工作思路

检察机关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的一套单一的思维方式和法律评价标准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据此,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改革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首先,要破除传统旧观念,转变过去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冷漠态度,以满腔的热情为非公有制经济予以支持。其次,要从片面理解对法律实施监督转变为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职能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观念。在过去,一提到法律监督职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打击和办案,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法制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检察工作要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就不能偏离经济建设之外。所办的各类案件都要注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要拓宽服务领域,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各种危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犯罪活动。最后,要从过去单一打击的旧观念转变为打防并举的新观念。打击就是服务的思想已被人们所接受,但打击并不完全等同于服务。因此,在执法思想上要破除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单纯业务观念和机械被动的执法观念。要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把打击、预防、服务有机结合,既防止以打击代替服务或把打击作为唯一的服务,又防止离开检察职能单纯为服务而服务的倾向。通过打防结合,大力开展预防工作,使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了解检察机关,也使检察机关了解非公有制企业,努力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经济效果。三、制定具体措施,切实为非公有制经济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检察工作是一项法律性极强的工作,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服务必须采取与自已工作的特点和性质相适应的途径,充分发挥工作中的策略性、实践性,最大限度地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统一。具体措施可以是:

1、发挥打击职能,切实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坚决打击杀人、伤害、绑架、抢劫等危害非公有制经济业主人身权以及盗窃、诈骗、哄抢个人和企业合法财产等侵犯财产权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地方恶势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收取“保护费”和强迫交易等犯罪,对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侵占、挪用企业财产和侵犯商业秘密、破坏生产经营等损害企业利益的犯罪,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及其业主的合法权益。

2、严肃查办职务犯罪,不断优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

切实履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证照颁发、项目审批、税收征管、贷款发放、民事裁判等过程中向非公有制企业索贿受贿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侵犯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及其业主、从业人员财产、人身、民主权利的职务犯罪,作为办案重点,依法从严查处,利用法律手段净化投资环境。

3、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的法治环境

对侵害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和业主合法权利的刑事犯罪案件,有关部门该立案而不立案的,要依法行使立案监督权,督促其立案查办,法院对此类案件判决不公的,要依法抗诉;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及其业主、从业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要依法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法院作出已生效的错误裁判,特别是因歧视非公有制经济或司法腐败导致裁判不公,损害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合法权益的,要依法抗诉。

4、开展法制宣传,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业主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

通过法制讲座、发放宣传资料、提供法律咨询等形式宣传法律知识,增强非公有制企业业主及从业人员法制观念,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并明确向检察机关寻求法律帮助的范围和途径,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办理涉及非公有制企业的案件中,要注意帮助非公有制企业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帮助企业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堵塞犯罪漏洞,预防和减少犯罪。

四、依法办案,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在办理涉及非公有制企业的犯罪案件时,要注重办案方式。在依法保证法律公正的基础上,各部门应紧密配合,加快办案进度,尽最大努力缩短办案时间,尽可能减少办案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要注意维护企业声誉和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如因案件需要确需查询、冻结企业流动资金和银行帐户的,必须按规定依法进行;确需对涉嫌犯罪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做好交接工作,保障工作的衔接,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基础上,依法慎重进行,并将案件结果及时反馈。尽可能挽回企业经济损失,使企业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办理影响较大,企业职工反映强烈的案件时,要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维护企业稳定。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3

一、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规定的原因

1、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非公有制经济，是上位概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股份经济等等是下位概念。并且，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是并列的两个相对应的概念。非公有制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在宪法上规定，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刚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国民经济发展最强劲、最稳定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增长率,对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相对困难的几年里,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

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将是各级政府的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正是非公有制经济每年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不但吸收了新增的就业人员,也吸收了从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人员。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据劳动部2002年对66个城市的调查，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实现再就业。”

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税源。尽管国有经济目前在整体上仍然是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但非公有制经济直接和间接创造的税收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增量上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地方经济和县域经济中，经济发展和税收，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我们尽管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平等竞争、厉行法治等基本规则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

2、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

二、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的意义

1、从法律的角度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的确立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法律的保护。由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根据，而是以政策作为根据，主要靠政策手段而不是法律调整。还没有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和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这次宪法修正，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大的法律意义。从宪法上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为此后国家制定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

2、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起点。这次对宪法第11条第2款的修改：一是突出强调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二是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体现“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的方针；三是强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以贯彻、体现国家和政府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的方针。可见，这一修改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3、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的规定是宪法本身的完善。体现了宪法与经济发展的同步也是宪法进步的体现。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完善首先是宪法的完备，而宪法的完善是的前提，宪法对经济的发展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经济的规定是根本性的，是其他法律对经济的规定的前提和基础。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是其他法律规定的依据，为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的确立的根本，是宪法自身完善的体现。

三、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的几点看法

虽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规定已经有了宪法的根本法保障，但是，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使修改后的宪法第11条具体化，要按照宪法第11条的规定，改革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的内容，尽快制定物权法规定平等保护的完善的法律规则，严格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宪法第11条规定。在制定物权法时，抛弃传统理论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财产权的做法，规定统一的财产关系基本规则，贯彻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原则。要逐步建立法制化的财产保护体系、税收体系和其他经济活动规范体系,与宪法一致。

法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的进步体现了法律在保障经济发展上的先进。但是法律对经济的保护的同时又肩负着规范经济发展的使命。我们看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看到了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我们也不能忽视非公有制经济的不足。存在相当多违反税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商标法等现象。个体私营经济的确存在相当多的偷漏税、拖欠雇工工资和任意增加劳动时间、假冒他人商标等违法违规行为。一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热衷于“”以获取不正当的资源和政府支持，从而得到暴利。因此非公有制的地位的建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4

[关键词]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五大报告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十六大报告强调了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2]（p.25）十七大报告更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3](p.25)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而且全面阐述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方向、原则和方式。

一、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依据其性质、功能、地位及目标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公有制经济Ⅰ、Ⅱ、Ⅲ。[4]其中，公有制经济Ⅰ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包括那些在非自然垄断行业和非基础行业中生产私人物品且不具有重要外部影响的公有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公有成分。公有制经济Ⅰ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公有制经济Ⅱ的目标主要不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要追求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它主要包括：生产集体产品和公共物品、具有重要外部影响、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或基础行业以及参与宏观调控的公有经济。公有制经济Ⅲ的目标不同于I和II，它要承担社会责任，即促进公平、摆脱贫困和消除两极分化等。

坚持、巩固和完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使公有制经济不仅在整体数量上占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占优势。为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改制：一是调整公有制经济的布局和结构；二是寻找适合公有经济具体运作的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

（一）对公有制经济I的改革由于公有制经济I是指那些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包括在非自然垄断行业和非基础行业中生产私人物品且不具有重要外部影响的公有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公有成分，因此，这些行业要放手让其他所有制经济进入，因为这些行业只有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即只有采取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才更适合提高效率的要求。因此，公有制经济I必须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展开自由和平等竞争，充分发挥其他所有制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一面。在这一领域，公有制经济不一定必须占支配地位。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公有资产占优势，还是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都是就全国而言的，即是针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并非意味着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行业都是如此。

这样，依据效率标准调整后的公有制经济I就成为股份制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公有资本完全撤出；二是公有资本参股；三是公有资本控股。在这里需要明确：在调整过程中，这些行业的公有制企业并不一定必须撤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遵循平等竞争，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某个领域或某个行业，公有制企业更有竞争力和效率，则在该领域或行业，就应当实行公有制；反之，则应当在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手让非公有制企业去发展。因此，要防止走极端，即从过去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转为对公有制经济的“歧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公有制经济I的放开搞活应该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作为公有资产的“卖者”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这意味着，既不能“低估”公有资产———低估会导致私有化，也不能“高估”公有资产———高估会导致公有企业改革的失败。如果政府以行政命令、行政定价等形式来出售公有资产，那么公有制经济I的改制就难以实现。政府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真正的市场交易机制，积极培育资本市场，为实现公有制经济I的战略性调整创造条件。

（二）对公有制经济II的改制公有制经济Ⅱ的目标不再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要追求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因为公有制经济II中各类成分的性质、功能和地位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形式。

1.对于国防军事工业、造币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特殊领域，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安定并担负着国家政治、军事等特殊职能，因此国家必须实行国有制的绝对控制。

2.对于其他如生产集体产品和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基础行业或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参与宏观调控的公有经济等，国家要有绝对支配地位。

这类公有制经济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和基本力量，因此国家必须控制这些行业并在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在这类行业中，资源、能源、基础设施等规模大、资本集中，而且因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常常难以或不适合进入，主要应由国家对其控制并通过创办国有企业来进行生产和建设。对于这类行业中的高科技产业，由于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并且以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和长远利益为战略目标，因而也适宜由国家创办国有企业进行运作，一般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一时无力也不愿意经营这一产业。

这类产业中还有一个重要行业———金融业，国家也必须对其拥有绝对支配地位。邓小平同志曾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5](p.366)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这种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国家在金融业中必须占绝对支配地位，这不仅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也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通过创办国有企业在这类行业中占绝对支配地位并不是说非公有制经济绝对不可以或不允许进入。为进一步提高此类产业的产出效率，增加社会整体福利，在必要情况下，国家可以适当引入非公有经济成分，形成一定的竞争机制并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发展这类公有制经济，从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对这类公有制经济中相关的盈利性的运输、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应根据条件，逐步地、普遍地进行股份制改造，对不能整体改制的企业，应采取分类、分解的办法，逐步实现股份制改造。这样，随着改制的进行，非公有制经济逐步进入基础领域，更好发挥其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3.在主导产业和有关重要行业，国有经济应居支配地位，发挥主导作用。

作为公有制经济II的组成部分的主导产业及有关重要行业，由于关系国计民生，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多重和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还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起着重要支柱作用，因而这类产业应由国有经济占支配地位。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由国家作为主体发展主导产业，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国家在主导产业及有关重要行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允许非公有经济进入并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导产业要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必须使自身主动、自觉地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改革，提升自身素质。具体应表现为：主导产业的主导作用应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应当通过提升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即质量优势来体现；应当充分利用股份制等多种资本组织形式，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等形式吸引和组织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三）对公有制经济III，要以国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Ⅲ主要承担促进公平、摆脱贫困和消除两极分化等社会责任，如社会保障、公平教育、慈善事业等。由于公有制经济III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广大公民的最基本权益的保障，因此必须以国家为主体兴办，在此前提下，也可以适当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使这类公有制经济得到繁荣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一）进一步放宽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因其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得到了不断提升，其政策环境也不断宽松。

2002年十六大报告强调了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2005年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垄断行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业、社会事业等行业和领域。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我国在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的一系列理论突破和政策方针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宽松的政策环境。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由于认识上

的偏差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问题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体制上的障碍，这在相当程度上又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空间。因此，为了进一步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应将放宽市场准入、实现公平竞争真正落到实处。这不仅是非公有制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公有制经济改革和完善的要求。

（二）充分利用公有制经济改革的机会拓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

1.公有制经济I的放开搞活给非公有制经济带来了资本运营的有利机会。

公有制经济I放开搞活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实现非公有化和非国有化改造过程，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改造重组都涉及产权的变更。这给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资本营运的机会。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经济改组，实行股份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合资公司等多种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这不仅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优化产业结构，而且通过资本运营可以扩大非公有经济的生产经营范围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能改变非公有制经济资本结构单

一、技术及管理落后等状况，从而实现快速发展目标。

2.尽管国家在公有制经济II和公有制经济III中发挥控制和支配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国家要完全垄断经营这些产业，除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领域必须由国家绝对控制外，其他部门都可以程度不同地依托市场机制向非公有资本开放，这就大大拓展了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领域和空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公有制经济的改革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大多数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和技术门槛较低，也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所积累的产业背景和技术背景还明显不足，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与大型国有经济实现平等竞争。所以，非公有制经济要抓住发展机会做大做强。另外国家还需要在对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促使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从而使其最终能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实现共同发展之目的。

（三）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当然，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仅仅依靠政府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是远远不够的。在赢得产业竞争优势的进程中，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应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并切实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1.要进行制度创新，提升整体素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天然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并非自发的就是现代企业，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制度创新，改革现有的家族企业制度，并适时地促进其向现代企业制度演进。

2.转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含量。目前的非公有制经济绝大部分以中小企业形式存在，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很难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要及时引导其转变发展方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3.尽快培养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队伍。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存在经营方式落后、文化理念缺乏等先天不足，合格企业家的塑造较为困难。因此，非公有制企业在谋求长远发展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利用市场竞争机制锻炼培养非公有制企业家队伍，以尽快实现从家庭式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转变。

4.非公有制企业要增强产品质量意识，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感，切实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产和交易。

三、如何在共同发展中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由制度外转入制度内，使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共存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台上。二者存在统一性，但在性质上也有差异。

（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统一性首先，二者共存共生。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缺一不可。没有公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就否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这是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个体、私营等其他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创造国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强市场竞争意识、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其次，二者相辅相成。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前提，没有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基础的非公有制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非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必须要通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推进，这是因为具有天然适应市场经济属性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会产生强烈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并影响和推动公有制市场主体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增强自身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因此，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其所追求的目标不能顺利实现而很难得到巩固。

最后，二者相互融合。各类市场竞争主体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和竞争优势而相互持股、相互渗透，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和基本要求。

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实现内在融合和渗透，形成股份制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将成为二者融合渗透的主要形式和发展方向。

（二）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的差异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公有”的，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私有”的。这是二者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正是由于这种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发展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也是以不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条件的。坚持这一条，不仅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要求，也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三）在“普照之光”之下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二者应当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但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制是其经济制度的基础。而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是其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且在初级阶段条件下，能充分利用其“普照之光”发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引导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6]（p.109）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就是这种普照之光。从经济关系看，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公有制主体的制约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必然受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其经济活动自觉不自觉地服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市场经济规律，成为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环境看，国家通过法律政策、经济手段，可以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监督管理，规范其经营活动和和社会行为，限制其在发展中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引导它们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程度不同地进入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公有制经济II和III的范围，不仅不会造成公有资产的流失，而且，在我国税收体系日渐完善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会增加国家的税收，从而能够增大公有资产的数量，税收的公有资产性质也能够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所有这些，都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可以而且应该被用来为公有制经济服务，因而，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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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5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宪定的经济成份,其宪法地位是通过宪法规范来确立的,宪法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位置,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基本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进行研究,认清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是如何得以确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着怎样的宪法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有没有过变化,这对于进一步加深对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关政策的认识,颇具理论指导意义。

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

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所谓合宪性,是指符合国家性质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一个国家的性质即国体作出规定后,就要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作出规定。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符合国家性质的要求。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公有制经济自然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非公有制经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因此,社会主义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制定的,1954年的宪法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都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º但是,那时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暂时的。按照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952年12月,党中央根据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宪法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写了进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随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1954年的宪法形式上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实质是确定其不应该存在,至少是不应该长期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违背的经济成份,是要对其进行改造的。所以,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宪定了,但只是形式合宪并非实质合宪。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¼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½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¾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些深刻论述,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1984年1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5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6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2年1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并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份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非公有制经济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实际上是确立了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份存在的经济制度基础,也就是确立了个体和私营经济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从而使个体和私营经济从形式合宪到实质合宪。

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确立

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并非伴随着宪法的制定同时确立。前面说到,1954年的宪法是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的,所以,依据1954年的宪法,非公有制经济是没有宪法地位的。其后的1975年的宪法和1978年的宪法,没有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作出宪法规范。À因而,在这两部宪法施行期间,也没有确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有学者认为这是第一次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但是笔者认为,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并没有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理由是:第一,1982年的宪法只是对个体经济作出规定,并没有对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作出规定,个体经济只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宪与否都没有确定,怎么能说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呢?第二,1982年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总的来说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1982年的宪法第六条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并没有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第三,1982年的宪法第十一条对个体经济作出了规定,允许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这只能说是确立了个体经济宪法地位,不能说是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依笔者拙见,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首先,要在宪法上确立一种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要确认主要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宪性。再次,要确定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即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实现了这三个条件,才能说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而这是对1982年的宪法经过两次修改后才完全实现的。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个宪法修正案,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即私营经济的合宪性,接着在1988年6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6。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个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主体具有利益和经济行为的独立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但是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一种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经济制度。所以,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是经过1988年和1993年两次修宪后才确立的。1993年第二个宪法修正案,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标志。到此时,非公有制经济才成为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的经济形式,才具有宪法地位。

三、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升

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升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得到确立之后,特别是5私营企业暂行条例6的颁布实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并开始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促进和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这就要求其法律地位尤其是宪法地位要得到提升。笔者认为,自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确立后,通过修改宪法,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实现了两次提升。

(一)1999年第三次修宪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第一次提升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对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修改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宪法第六条的修改,二是对宪法第十一条的修改。对第六条的修改形成了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宪法第十一条的修改,形成修正案第十六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两条宪法修正案涉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内容有4个方面:第一,宣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机会和宪法保障。第二,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非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如按资分配得到了宪法确认。第三,定义非公有制经济及其范围。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宪定的经济形式。第四,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修改的内容中不难看出,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从公有制经济阴影中走了出来,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是一种与公有制经济一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存在的经济形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共同发展。因此,这次修改宪法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从补充地位提升为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从替补升为正式队员,从后备军升级为正规军,而且是有保障的正规军。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6

一、关于经济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效益、自由和秩序要求。经济法的价值也在于实现这些目标，并在实现的同时更为具体地体现经济法部门的特征。其内容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

（一）实质正义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经济法也不例外，而正义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分。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实质正义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民法所追求和体现的是形式正义，经济法所追求和体现的则是实质正义。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正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这种情况在经济法的规范和调整中不胜枚举。譬如在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在传统部门法的体系中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国家暨法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和义务、职责。

实质正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正义观和历史观。它摈弃了试图用“自然法”来建立永恒不变的法律和正义、类似数学的法部门的理念，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多数）人的实在需要，来确定法的规范及其适用。由此亦决定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

实质正义还体现为法律调整手段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形式正义的法追求法的普遍性调整，不断在法律规则及其实施标准中寻求平衡点，社会的发展迫使其不得不形成种种特例。这种矛盾扎根于形式主义的正义观中。而实质正义的出现，使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同时也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法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在经济法和社会化条件下出现的诸多其他法律部门中，特殊性法律调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法律行为包括合同不断获得直接国家意志性，越来越具有实现特定公共目的之意义。

实质正义的法律调整手段之多样化，更表现为经济法为了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就形式正义的法而言，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主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形式主义的具体标准均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要采取对于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现上不公正但求达到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这种措施或手段既可以是法律规定对于不同的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得模糊、不具体，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的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在经济法中，从有关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到维护公平竞争的规范和制度，无不要求主体的行为既符合法律规范本身的规定，而且其行为结果也不违背该规范的内在精神和合理预期，合乎实质正义之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实质正义尽管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但是它和形式正义并非是相悖的。实质正义同样包含着形式正义对于相同情况作出相同法律调整的要求。它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形式正义的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地走向反面和极端化。

（二）社会效益

直接追求社会效益应为经济法价值观的独到之处，其他法律部门或者不追求宏观社会效益，或者是在追求实质正义之终极目标的法体系中通过形式主义的调整间接地实现社会效益。

效益作为法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正义观的一种体现。在实质正义的观念中，当然包含着效益观念，没有公平的效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反之亦然。经济法以高于民商法的姿态来调整经济生活，追求实质正义，当然要将社会及其经济效益作为自己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经济法的效益观是一种社会效益观。社会效益相对于经济效益而言，其内涵更为深刻和广泛。效益确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反映出来的，而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观及其以社会为本位，决定了它不能只强调经济的、局部的效益，而应该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

从根本上说，实质正义本身包含了对于效益的要求。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公平和效益发生冲突，则仍然有一个利益分配和实质正义的实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经济法之内在要求和宗旨，不容许任何有损社会利益和优良道德的效益之存在，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共道德、秩序应当优先于局部或个别之效益，长远利益应当优先于一时之效益，实质正义之效益应当优先于形式上正义而实质上非正义之效益，互利或不损人之效益则优先于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之效益。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

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

经济法对于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之统一性的实现，在于经济法是一种将代表“公”的国家意志渗入经济关系之法律制度化的产物。这种制度，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又是比任何其他法的部门更为强烈的经济和法的实践。

现代经济法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它应当为了自由而干预、限制，而不是通过干预而限制乃至扼杀经济自由。由此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具有促进、协调、组织、参与、引导和市场操作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远非简单的行政干预，所以我们不能苟同所谓“干预经济”或“干预政府”的提法。对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理性地把握好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之平衡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克服政府经济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消除任何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对自由之不当限制或无度妄为，都有赖于经济法暨竞争法的科学制定和实施。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构造法律规范体系之根本所在，它可以弥补在其自身逻辑演绎中经常发生的法律适用脱离法律原初目标的弊端，给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以合理、合法的依据和限制。法律原则也是一个法律部门存在之根本。任何法律部门如果不能通过归纳和演绎，恰当地总结出若干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相对严格、周密的理论和相应的实在法体系。正是基于某种原则，不同的规范和制度才得以有机地统一于某个法律部门，按照一定的宗旨贯穿、联系起来。民法和经济法均如此。

法律原则有一般原则与特有原则之分。经济法的发展，是它与其他法律部门及相关法学、经济和经济学、管理学、行政学、社会学等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各种学说，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法的历史和现实面貌。经济法从中吸收养分，不断得到充实，因而相关的、更高级的一些原则也会出现在经济法中，为经济法所遵循和援引，这也就成为一般经济法原则。同时，经济法又具有自身特有的原则。从狭义上理解，这才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是经济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应当坚持的标准和方法：（1）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属于法的原则性规范，而不应当将超出法范畴的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宏观和微观搞活相统一等作为经济法的原则。（2）经济法基本原则不应与经济法的宗旨或特性相混同。诸如公平和效益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相统一、国家干预、社会本位等，均属经济法的价值、宗旨、特征等范畴，不能作为法的规范存在，故而不宜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3）经济法基本原则应是经济法特有的原则，而非经济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共同遵循的原则或者照搬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规范。（4）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是贯穿于整个经济法的准则，对整个经济法体系具有指导和纲领作用，因而不应将某些经济法制度的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

综上，根据经济法的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下述三项：

第一，平衡协调原则。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遍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之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作为现代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对于整个经济生活的调整，不再是国家—私人极端对立之下维护任何一方利益的工具，也不仅是私人组织扩大之后的一种国家单纯用以矫正社会不公、保护经济弱者的手段。在社会化条件下，经济法以兼容并蓄之精神，在调整中处以平衡协调当先，竭力促使私人与私人、私人与国家的合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并按社会化之内在要求促进公有制及其经济关系和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

现代经济法为消弭个体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在国人的社会自治能力差、团队及友爱精神不如人家的条件下，国家的积极调控、组织协调作用就更显得不可缺少。

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平衡协调是一种价值体现，作为以平衡协调为基本原则的法律规范体系，经济法追求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实质公平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统一，国家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的统一等等。为了实现这些矛盾统一，经济法兼顾公与私——既要保持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经济秩序，实现整体社会效益的增加和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意志，又要保证民法中意思自治的纯洁性。由于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原先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直接渗透进了国家意志，私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侵蚀，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性不断加强，强行性规范不断增加，这已经成为现代民法的一个两难困境。既然是两难之悖论，则试图在民法范围内或者通过改造传统民法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就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私法的私人自治或当事人意思自治之精髓的。尽管通说认为现代民法已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法，但是我们认为民法的社会本位不过是意思表示的一种外在化趋势，其发展恰是一个自身否定的过程；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则是内在的，它立足于组织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之内在平衡协调。因此，只有通过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方可创造并维护一个令自由市场机制和民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有学者认为，现代民法仍应当是权利本位而不是社会本位的，这种看法用于诠释民法本身至少还是实事求是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法传统和私人财产权不发达的国家，维护民法及其意思自治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离开了经济法的民法，只能是脱离实际生活和无法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绣花枕头”。

需要指出的是，平衡协调原则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于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经济管理、经济执法暨司法所遵循的一项理念或宏观标准。经济管理、执法暨司法机关应当从社会利益出发，在其履行职责时仔细权衡利弊，乃至听取专业团体和有关各界的意见，而不是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而作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之决断，但是也不能随意或滥引此项原则，以免造成管理和司法的混乱。

第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这是经济法反映社会化市场经济之内在要求和理念的一项核心的、基础性的原则。其要求不仅直接体现在竞争法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而且在经济的各项制度诸如发展计划、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企业组织、经济合同等制度中都有体现。

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和制度的出现，是通过国家的“有形之手”来纠正市场之“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弊端，同时又力求使“看不见的手”在最大范围内、最高程度上发挥作用的产物。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排斥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调控或“裁判”；或者以计划、管理、调控等为名，行干预、管制之实而抑制乃至否定市场的机制和作用，凡此理念和做法，均与维护公平竞争原则相悖，最终都不免遭受客观规律的惩罚。

在此原则中，我们对公平竞争加上“维护”之修饰，表明经济法和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及其竞争秩序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表示经济法之公平竞争决不是法对市场主体的一般性要求。譬如民法的公平原则，它要求稍稍超出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之形式平等，在微观层次上略微实现某种实质的平等；而经济法从宏观层次追求充分、适度的市场竞争，不妨可以通过抑制微观之正当、公平的竞争以实现宏观的自由公平竞争。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双方企业和股东皆大欢喜，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由微软对Intuit注资，并由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获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份额的Quicken软件，就此交易本身而言可谓平等互利、公平绝伦，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之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同时，“维护”公平竞争也表达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义务，以及法律对国家或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限制。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还体现出经济法规范的强行性，表明政府在追求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时的政策性的强制性。

第三，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作为经济法灵魂的一项根本性原则。

在公有制条件下，各种公有主体和作为拟制体的国家不能像私人那样自动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存在着种种非人格化的行为，容易造成普遍的经营管理不当或不善，需要根据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来对公有主体及其成员的权利（力）、义务和职责加以科学的设置。公有制主体由众多成员组成，如果没有责权利一致之角色定位、适当的权益配置和制约，公有制就根本无法维系和运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摈弃行政型、家长式的经济体制，每个具体公有主体都要面向市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变，从事管理及市场经济活动，为此需要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中贯彻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将这种要求落实为众多单个人的协调一致行为，建立一种确保所设置的各种公有主体角色不易错位之内在机制。公有制财产关系的这种特性和要求，对全社会和整个经济关系造成辐射，使得公有财产的投资经营和宏观、微观之经济管理浑然一体，呼唤着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以此为基点而确立我国的现代经济法治。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中的责任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它是一种角色责任，表明了经济法律关系对于特定角色的权利（力）义务要求。在组织中的不同角色，决定了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承受的权利（力）、义务和利益。哈特指出，责任应当至少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现代法和法学，要求责任首先是一种角色责任，“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的地位或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之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正是这种要求的典型体现。其次，责任表明在主体违反义务时引起法律和国家对其的否定性评价，它是义务和制裁的联结点，执法暨司法者通过责任来确定相应的法律制裁。由此表达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依法治理经济暨公有财产关系的要求。

权指的是权利和权力。在经济法中，权利（力）和义务一般而言具有一体性，只有区分不同的情形才能将其区分开来。譬如在经济合同中，代表政府订立合同，所拥有的权利对于国家而言也是一种义务，他（她、它）应当也只能为国家谋求利益最大化，以最大的善意代表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经济管理主体在实施管理行为时同样如此。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要求权责相当，不能失衡、畸轻畸重，以免权重责轻诱发专权擅权，或者权轻责重令人畏缩不前。利指的是利益，这是由经济法的经济性质决定的。将利与权责相联系、统一，不仅因为经济关系都是物质利益关系，经济法律关系往往涉及重大经济利害，更因为经济法要在其法律调整中引入物质利益原则，将作为公有主体成员之自然人或机构本身的利益同其在公有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工作成效有机地联系起来。权责重，成效显著，利就大；反之则小，直至令行为人承担不同程度之不利益。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要求在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和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暨司法中，在一定的主体角色定位范围内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责权利统一，并非将扮演角色者承担之不利益同其角色行为造成的不利或损害后果完全等同，譬如令造成数千万或数亿元损失者如数赔偿，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做到令角色扮演者的切身利害同其权责之关系明晰，奖罚分明。

经济法律关系将利益因素纳入其中，表明经济法一般不应单纯采取“命令—服从”的调整方式，经济管理和公有财产之投资经营应当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7

关键词：宪法社会经济制度公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立国的经济纲领。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说在国家的全部经济成分中，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多数；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数量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要占多数。一是企业的个数要占多数，二是容纳的员工人数要占多数，三是产生的GDP要占大头。在质量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产品物美价廉，更能符合人民的消费需要。

一、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首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宪法的根本要求。改革2O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几经修改，但公有制迄今仍被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004年3月的最新版本宪法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与利益。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改革措施，都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具体到所有制问题上，就是必须维护公有制。宪法第一条还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公有制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推行私有化就是破坏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公有制都属于违宪行为，都在宪法禁止之列。

其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根本原则。1979年初，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也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和交换的形式，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其他一切私有制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公有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意识形态和共同理想。

再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所有制的状态是由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近代生产力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都提出了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被动地适应这种要求，但是公有制则是社会化生产方式本身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体现了这种要求。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由国际经济环境和国情等历史条件决定的。近现代经济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形成了经济霸权主义的限制因而，当代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想走欧美武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失去了外部的优越条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真正独立自主谋发展，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无法摆脱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控制的，私有制经济不可能形成坚强的整体性的民族经济合力。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起来。因为，唯有建立并巩固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形成抵挡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欺负和压制的根本条件，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基本道理。也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新中国建立以来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制度保证了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最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邓小平多次指出要维护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还说：“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是清晰的，那就是公有制加上共同富裕。他代表党和政府向人民做出的承诺也是明确的，那就是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不是实现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转上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发展道路。因此，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党和政府与全国人民的政治约定。正是由于全国上下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改革开放一开始才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改革政策和措施才得以比较顺利地实施。相反，如果走上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道路，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遭到颠覆，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就一个也不可能存在。因此，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原则问题，不但关系到我国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性，也关系到党和政府的诚信和合法性，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

二、如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首先，要澄清思想。

一是要澄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追求社会公平，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公平比所有制更重要。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它把社会主义仅仅当作了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否定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而存在的意义，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蜕化为了空想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所谓的社会公平就其实质来说是对现存经济社会关系内在要求的合理化和正当化。没有以公有制以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和收入分配上的平等，真正的社会公平是难以实现的。

二是要澄清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有人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因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有可无。这种认识把公有制与发展生产力对立了起来。实际上，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主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正是因为公有制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只有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进行有计划的合理的调控，推动生产力更快地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是目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手段。只有把目的与手段辩证统一起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实现这种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根本保障。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有利于国家从社会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于克服单纯市场调节的局限，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和稳定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有利于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是要澄清对建立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只能存在于非竞争部门或公共产品部门，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等多种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自主的市场交换关系，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权、人力资本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这种有机结合，一方面有效地利用了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优点，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有效地发挥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有利干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

四是要澄清对市场竞争的认识有的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会造成垄断，不利于市场竞争。这种认识把不同所有制的划分与垄断和竞争的关系混同了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企业和非公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都要服从市场竞争规则。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的创造、资源的占有或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就会形成垄断地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中都会存在。一般来说，垄断的出现会妨碍市场竞争，不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政府对于市场中的垄断行为需要加以适当限制，以促进公平竞争。但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石油、铁路、电力、军工等具有高度稀缺性的资源部门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中，一定程度的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垄断性部门，主要由公有制企业加以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战略。也就是说，由国家垄断要比私人垄断好。当然，这些垄断性部门也要深化改革，根据需要适当地引入竞争机制和民营经济的成分，以利于提高经营的效率，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公有制适应社会化生产方式，不仅是由于它有助于国家从共同利益出发进行及时有效的宏观和微观调节，更好地发挥市场的长处，同时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滞后性的缺陷；而且也因为在公有制基础上可以产生人们的共同经济理想和劳动凝聚力，从而调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遵守集体理性的自觉性，最终实现比私有制更高的宏观和微观效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有制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从1949年到1978年，包括“”和“”阶段在内，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也达到l3．7％。邓小平曾感慨地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获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在20世纪9O年代，国有企业出现过6O％以上亏损的情况，这里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人为因素，根本不能说明公有制的效率一定就低于私有制，须知私有制低效和破产才是市场经济司空见惯的现象。有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统计，在我国，成活十年以上的私营企业只占24．8％，6一l0年的占42．3％，5年以下的占32．9％。还要看到，国有企业一旦理顺关系、调整到位，就能逐渐发挥其提高生产率的优越性。2002—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增长到l5700亿元，年均增长18．2％。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14．79万亿元，年均增长15．71％：销售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9．84万亿元，年均增长23．97％：实现利润从2405．5亿元增加到9968．5亿元，年均增长32．89％I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加到8303．2亿元，年均增长23．29％。目前有I6户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k2002年增加10户。

其次，要认清实行私有化的危害。在经济领域，私有化不但难以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相反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减缓我国赶超经济发达国家的步伐，甚至可能使我国的强国努力功亏一篑。

私有化摧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最坚实的基础，给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致命的隐患。由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具有繁荣和危机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特征，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尤其沉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社会保障脆弱，一旦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大量人群将迅速变成贫困人口，经济发展将大幅度倒退，甚至长期不能恢复元气。现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更加丰富和多样，但它们并不能合成根本克服周期性危机的有效药方。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了比较有效的宏观调控，除了依靠政府较强的行政能力之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和保证。如果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必将大幅度下降，经济运行将越来越受经济周期规律的制约，那就谈不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私有化还会使我国彻底失去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公有制经济尽管在劳动的效率或劳动合理利用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实践证明它能够保证人人就业，保证人人享有工作的权利，从而保证人人享有劳动报酬、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相反，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能够解决失业问题。原因不在于经济是否发达，而在于以失业形式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失业对劳动者是痛苦的，但对私有制经济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资本增殖需要一大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私有制经济在繁荣时期尚且不能消灭失业，经济衰退时更是首先解雇工人，失业问题将急剧恶化。私有化必然导致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一旦私有经济比重在国民经济中超过必要的限度，在私有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分化、失业率增长等一连串不良经济现象。2O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都没有通过私有化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这已为世人敲晌了警钟。

在社会领域，私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使我国重新变成一个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社会。

私有化的本意就是把生产资料转为私人占有，由此而占有生产资料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这样一来，社会将再次分为少数拥有生产资料的有产者和大多数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后者将变成雇佣劳动力。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确人人都获得了自由，只不过，对劳动者而言，他们获得的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丧失的却是不受剥削的自由。相应的，有产者则获得了奴役和剥削劳工的自由和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不可避免。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只能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为前提和基础。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个前提和基础，使按劳分配成为无源之水，有产者则能够依靠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名正言顺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私有化将使宪法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完全无法保证宪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

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后，社会财富的分配必然向生产资料所有者倾斜．在权钱交易导致贫富分化的基础上出现更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将无从谈起。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必然泛滥，再多的法律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平。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依靠法律消除了两极分化和社会丑恶现象，即使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在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由于地球资源越来越有限，资本之间的争夺更加激烈，弱肉强食的程度空前惨烈。在国内阶级对立、国外资本加紧掠夺的情况下，不但难以建立和谐社会，要维持社会稳定也将越来越困难。

在政治领域，私有化将使工人阶级丧失领导地位，进而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根本上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

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指明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宪法能够规定出来的，而是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所赋予的。在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工人阶级从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群体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而代表工人阶级执政的共产党也才能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执行人民民主的政府职能。私有化使工人阶级再次沦为无产者，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必然随之衰落，直接威胁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政党不是“生产力”的直接组织者，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它们通过所代表阶级的经济地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一定联系而间接地对生产力的发展与否发生反作用。政党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是在一系列中间环节之间曲折地穿入又渗出的折射关系。所以，对相互作用结果的判断，要由较长历史过程的实践来检验，不能以政党的意愿为依据。执政党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在任何社会形态下，统治阶级都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如果公有制经济失去主体地位，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把持，人民民主的基础就会彻底丧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然动摇，中国就会走上资本家集团管理社会的寡头政治和金钱民主的道路。

公有制经济不但保证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且为共产党执政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历史证明，共产党对人民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办事效率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也是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不能比拟的。事实上，不但在中国如此，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如此。相反，实行私有化不但破坏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共产党的可信度，必然导致政府治理能力逐步下降，强政府将逐渐变为弱政府，表现为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政令不通，令行不止，经济措施不能贯彻，社会治理趋于恶化，各阶层和各族人民自由平等的权利越来越得不到保障。

在意识形态领域，私有化必然导致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重新复活并逐步成为主流，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国家提倡的公德和“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形成直接对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足公有制。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不能不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宪法规定的内容变成一句空话。

私有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一个“私”字。推行私有化然宣扬剥削有功，而维护私有制必然宣扬造反无理，这与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私有观念支持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同时衍生出上尊下卑的等级思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卑劣行为方式，以及见凤使舵、背信弃义的投机心理。无论喜欢与否，建立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的意志关系，只能滋生这样的理论、文化和思想，而推行私有化也只能越来越把唯心主义、宿命论等拿来作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私有制条件下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绝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掌握生产资料、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剥削阶级，因此，私有化不能不是一个逐步摧毁直至彻底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民主观，公平观，权力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威，除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外，还必须从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自觉把握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民主观、公平观和权力观。

一、时代观

在时代问题上，有些论者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提出所谓“告别革命”的口号，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革命价值的思潮。

时代精神变化与否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当代性，是否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提出和解决时代任务。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给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使人们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①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贫困化和异化，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换言之，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贫困化和异化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价值观产生的前提。

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同。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具有永恒意义的市场崇拜、金钱崇拜、私有产权崇拜、法权崇拜、抽象个性崇拜等“五大崇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则包括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公有产权、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七大观念”。

马克思主义据以判断时代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价值观念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加深了全世界贫富矛盾、民族矛盾及和平与发展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解决它所造成的贫困化和异化问题，只有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通过革命和建设的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彻底解决现时代贫困化和异化问题。就改革也是革命而言，这不仅是劳动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主要的动员方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那种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一些方面的确超出了马克思当初的想象。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时代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革命东移俄国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冲击和新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适应时展，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国情千差万别的国家，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没有统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国情和世界历史经验所做的理性选择。

二、市场经济观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有些学者宣扬西方经济学的“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前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与市场经济有关。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可以自觉结合。邓小平曾经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命题，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内涵。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既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生存环境、生存发展需要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又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生存发展的各种要素的选择及其重构。从价值观重构的角度审视市场经济，如果说古典市场经济以物为本，那么现代市场经济则以人为本，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在制度预设方面，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的古典市场经济属于自发的市场经济，它有三大制度预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多党制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属于规范的市场经济，它同样有三大制度预设，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导向。但是，在价值追求、价值原则、价值目标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既与古典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又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融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从而形成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劳动人民成为贫困而畸形发展的人；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追求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从而形成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劳动人民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从价值观形成的角度考察市场经济，如果说古典市场经济是一种非道德的、无序的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一种伦理经济，同时又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伦理经济，是因为它孕育和催生公平、平等、自由、互利、诚信等道德观念，为市场公平交易提供伦理规范；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之所以又是法制经济，是因为它需要国家调控和交换契约等法律规范，为市场公平竞争提供环境支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能规范市场经济的伦理法制秩序，消除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逐步解决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民主观

在民主问题上，有些学者宣扬西方政治学家的错误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因素，未来政治发展应当走西方式议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之路。另一些人则以西方学者的民主观念为蓝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不是民主国家，是因为它不允许自由办报、不允许登记立党、不允许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等。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忽视了这一点，搞民主浪漫主义和民主激进论，不仅不会给人民带来福音，而且会给人民带来灾祸。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在当代中国绝对不能简单移植西方选举文化，只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民主，加大选民公正投票份量，保持国家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互相制衡和互相监督，不能照搬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中外历史教训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域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国家权力运行原则，坚持不懈地以发展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理性选择。

四、公平观

在公平问题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另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③

上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前一种观点强调：保护巨富阶层的既得利益天经地义，否则将会引起“百万富翁”恐慌心理和资本向国外转移的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因此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且只能提倡机会公平，不能奢望事实公平，那种期望过程和结果公平的想法，是平均主义的幻想。而后一种观点则依据邓小平理论强调，中国政府市场化改革的高明之处在于，既革除平均主义弊端，又坚持事实公平原则，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杠杆合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防止阶级冲突和政治动乱。

显然，前一种观点受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新保守主义公平观与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完全不同。当代英国新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拉顿把私有财产与正义相提并论，同时强调“自然正义与社会正义冲突的严重性”，④认为人的天赋才能即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同，拥有私有财产的份额也应当不同，因而人们只有提倡“机会均等”⑤口号以实现“自然正义”的做法才是“公正的”；而任何追求财富分配结果平等以实现“社会正义”的尝试都是“不公正的”，因为“不经另一个人同意就征用他的财产”，⑥“这种分配无异于劫富济贫”，⑦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实现直接侵害了自然正义”。⑧

深刻指出：“收入差距过大会破坏社会公平”，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同时，要把调节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⑩究竟是坚持机会公平还是事实公平呢？这直接影响发展过程的价值选择：一种是致力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消除几千万贫困人口；另一种是致力于增加社会“稳压器”力量，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机会公平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价值前提，事实公平则是消除贫困人口的价值目标。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公平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从具体利益分配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有条件地承认效率优先，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是一种抽象原则意义上的形式公平，并不涉及具体利益分配合理与否，而社会公平则是一种结果过程意义上的实质公平，涉及具体利益分配是否合理问题。第二，从制度架构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强调公正优先，追求事实公平。第三，从历史观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历史由人民创造、由人民评说，或者说，公平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价值指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正义信念的根据。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所谓生存哲学的错误认识，认为社会生活千差万别，历史发展毫无规律可循；人们的行为主要取决于人的生理需要，受人的生物因素制约，没有是非、善恶、荣辱标准，完全遵循生物界的优胜劣汰法则，因而要努力找回那种类似“狼吃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存本性。这种抽象人性论观点是错误的，与唯物史观相距甚远。其实，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物属性受社会属性制约，因而人的生物本能的满足决不是历史的、科学的、合乎人的社会本性的发展。马克思就曾经指出：“人的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B11

五、权力观

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和党的信任，掌权者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党的信任程度和个人能力水平等状况。

从根本上讲，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与委托人相分离的国家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的公共权力；领导者职权的大小，取决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挥自身职能的实际需要程度。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富强、安全服务，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把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B12“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决不能，必须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B13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的伦理德性缺失，加之监督机制薄弱，导致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有的甚至发展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甚至杀人谋官”。B14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忘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头脑里无“公仆”意识，反而以“主人”自居。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坚决抵制各种权力腐败行为”，B15必须深刻认识腐败及其与公共权力异化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要理性地认识腐败的实质。“从狭义上说，所谓腐败是指这样一种行为，它是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侵犯公共利益以谋取私人利益，使公共权力异化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的作为或不作为。”B16其次，要深刻地认识公共权力异化的根源及其消灭的前提。公共权力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保障公民个人权益不受侵犯的权力，但是，如果人们处于自然形成的分工状态，掌权者的特殊利益和公民的公共利益之间发生分裂，就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人们自愿选择社会分工创造了物质条件，公共权力就不再成为掌权者谋取特殊利益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人们还处于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B17而“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则是消灭权力异化的“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B18。

综上所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必须正确理解和坚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五大特征：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时代观；从价值观重构和形成角度审视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之间相互融通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以发展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既坚持机会公平，又追求事实公平，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杜绝公共权力异化的腐败行为。归根到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

义方向，坚持“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注释：

①.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6-08-16.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③卫兴华，孙咏梅.2005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J〕.新华文摘，2006，(14)：45.

④⑤⑥⑦⑧〔英〕罗杰•斯克拉顿，著.保守主义的含义〔M〕.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70，44，68，70，71.

⑨⑩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470.

B11B17B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85，86.B12B14B1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0，423，47.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民主观，公平观，权力观

一、时代观

二、市场经济观

三、民主观

四、公平观

五、权力观

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和党的信任，掌权者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党的信任程度和个人能力水平等状况。

义方向，坚持“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注释：

①.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6-08-16.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③卫兴华，孙咏梅.2005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J〕.新华文摘，2006，(14)：45.

④⑤⑥⑦⑧〔英〕罗杰•斯克拉顿，著.保守主义的含义〔M〕.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70，44，68，70，71.

⑨⑩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470.

公有制经济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二次会议改变了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