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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08:33:14

公有范文篇1

（一）制定公有企业民营化的原则

首先，对公有企业民营化政策的内容进行分析，强化决策者的意志和能力，设定法律、制度上的准备程序，然后加以实施；其次，不断补充和完善各项制度，使调整手段制度化，尤其是善后措施一定要跟得上。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政府应考虑到资本结构和民营化的公有企业的经营效果、新的支配结构形成后的影响、如何消除民营化过程中发生的工人的反对和抵触情绪、如何扩大国民对民营化的支持度、出售公有企业的股份的可行性以及市场消化能力等。

1.决定构成公有企业民营化要素的范围

公有企业民营化要求把与财富和劳动供给相关联的职能由公共部门转移到民间部门，其核心内容就是所有权的调整及经营权的转移。决定公有企业民营化的概念框架和构成要素的范围非常重要，因为在达到既定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所有权、竞争、政府调控等构成要素对今后的政策推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韩国政府在出台方案时，非常重视划定公有企业民营化的概念范围。

2.明确推进民营化的目标，重新确立政府的职能

只有推行公有企业民营化的目标明确，才能选择正确的政策手段。民营化的目标就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进一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在推进民营化之前，应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审查，将行政服务等公共财产以外的财富和服务职能转交给民间，使政府的职能向只担当产业、政策上的间接作用和调控作用的方向发展。

3.做好公有企业的分类

按照公有企业的类型，分别对其商业性、公共性、相关产业政策、手段、可行性等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分类，有选择地列入民营化对象。韩国通常把公有企业划分为4种类型，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1)值得民营化且可行，推进民营化；(2)值得民营化，但可行性不足，对此类企业只能引入利润机制；(3)公益性较大的企业，对此类企业则采取引入和强化商业性因素；(4)政府业务，鼓励其追求公共性目标，不允许引入商业性因素。采用最佳的民营化方案

韩国的具体作法是：(1)充分考虑企业支配结构变化后的影响，虽然允许大股东掌握企业经营权的方式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但同时也会出现经济力量过分集中的问题。所以，韩国政府在注重提高民营化企业效益的同时，采用各种手段限制经济力量过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如以多种渠道出售股份、规定和限制股份的持有量，尤其是限制财阀并购，只是在有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或被民营化的公有企业规模不大时，才允许财阀和大企业并购。(2)向国外发售股票。金融危机后，随着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度的增大，政府在民营化中已有限度地允许外国资本参与，即对可转让给财阀的企业才允许外国资本参与，而对不适合转让给财阀的大型企业则采取慎重态势，甚至拒绝参与。(3)协调好各种利害关系。韩国政府每次推进公有企业民营化之前都制定出一些有效缓和和解决各种利害关系冲突的方案，以便在发生矛盾时能及时加以解决，这也是保证公有企业民营化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在解决各种利害关系时，应尽一切努力，使政府持有股票的出售得到最佳回报。另外，不管承认大股东控制经营权是否，都有必要注意分散所有权，出售资产时不能伤及纳税人（公有企业真正的所有人）的利益。同时，努力保障原企业员工的合理、合法待遇，尽量让员工持有公民内部股，并解决好再就业问题，以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

（二）民营化的主要方式及股份转让方法

1.民营化的主要方式

根据公有企业的性质和经营内容的不同，其民营化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1)出售资产（政府持有股票所有权转移）。通过出售政府持有的公有企业财产进行民营化方式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快地收回所投资金，是通常采用的方法。出售股票可有多种方式，即公有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出售其股票的一部分或全部；将企业分割成不同部分，优先出售给相关部门；只出售现有公有企业的周边业务部分；按买方不同可分为国民股、内部职工持有股、股票市场公开买卖及国外市场出售等。根据出售股票程度，可分为“完全民营化”和“部分民营化”。“完全民营化”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转让给民间；“部分民营化”是政府希望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掌握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从而仅出售一定数量的股票。(2)契约制度。它是以合同承包的方式将地方服务机构或服务领域交给民间经营者进行管理与经营。如垃圾整理和街道卫生清洁工作等，由地方政府负责其财务开支，用税收金向经营者支付一定的费用，以补偿其提供的服务，避免直接向服务对象收费。另外，合同承包形式也可用于公共建设项目，以便在民营部门的投资者获得足够的回报后，再把资产归还国有部门。(3)放宽或撤消政府限制。放宽或撤消政府限制适用于法定的垄断待业机构，通过这种形式可使民营机构介入以前只有国有部门才能涉足的领域，通常是与出售股票方式结合起来的，也可视为民营化的启动措施。

2.股份转让方法

(1)公开发售。以一般投资者为对象，用公开投标的方式来决定发售价格和发售量。此种方法还可细分为3种，即以公定价格公开发售，事先由政府把发售的股份价格公布于众，由认购者申请认购数额；公开竞争，以公开竞争方式决定股票价格和发售量，面向普通投资者发售；混合方式，固定价格发售和公开竞争发售混合的方式，多数用于大型公有企业的民营化。采用公开发售方式时，要防止投资者串通一气压低股票价格，应事先定好发售价格，对个人认购股份的机会和数额进行适度限制。(2)直接出售。根据认购对象的不同，直接发售可分为发售给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直接发售给经营者及公司员工2种。此种方式的特点是，程序简便，费用低，但发售价格的公共性难以保证，垄断性较强的企业出售可能会引发新的垄断。所以，此种方式较适用于小规模公有企业的民营化及公有企业的部分民营化，以及受人为因素制约较多的公有企业民营化。(3)国民股。将公有企业股份发售给一般国民，以此来分配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扩大和稳定证券市场。此种方法可避免政治上的舆论，防止新的垄断的形成，提高国民主人翁意识，有利于重新进行国有化，但由于发售给一般投资者时对股价实行了优惠，所以整个发售额会相对减少，如大量出售，需要有金融机构的配套支持才行。另外，会与所有权分散的民营企业一样，对外部效果依赖性大，责任不明确，很难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韩国公有企业民营化的进程

韩国的公有企业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铁路、通讯、专卖业、土地和其他归属财产等形成的。当时，韩国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对国家上述部门的公有企业进行整改合并与政策性扶植，使其得到较快的发展，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上升，但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原有公有企业政策中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如公有企业经营效益下降，亏损扩大，政策的负担加重等。为扭转这种局面，政府开始对部分公有企业推行民营化。到目前为止，韩国已进行了5次公有企业民营化运动。

第1次民营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一时期，韩国政府对部分公有企业采取股份转让及对国有城市银行实行实物出资的方式推行民营化，其中包括航空、制造业、运输、银行等部门中的公有企业。其中对“韩国机械”、“海运公司”、“造船公司”等以股份出售的方式进行；对“国有城市银行”、“银川重工”、“大韩航空”、“矿业冶炼公司”采取实物出资的方式进行，明显带有尝试性的投石问路的性质。

第2次民营化（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初）。该时期的民营化主要是以公开投标竞价或发售股票的方式进行的。当时，完成了石油、银行等部门的7个企业的民营化。在银行部门先从“韩一银行”入手，然后是“第一银行”、“汉城信托银行”、“兆兴银行”，为了防止4家银行民营化时出现金融垄断主体，政府在招标时明确限定出售给法人和个人的股票各占一半，个人购买限度为总股份的5%，上市后持有限度为8%。石油领域于1980年完成了民营化，个人持股的比例没有明确规定。

第3次民营化（1987-1992年）。1987年4月卢泰愚政府设立了公有企业民营化推动委员会，并公布了对“韩国电力”等11家公有企业的民营化方案。其中对“韩国电力公司”、“通讯公司”和“国民银行”等优良公有企业以国民股的方式发售，国民购股十分踊跃，股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1987年12月，政府将“政券交易所”公有股的68.1%出售给25家证券公司，1984年4月，将政府和银行持有的“浦项钢铁”69.1%股份中的34.1%以国民股的形式发售，并于同年4月上市，成为韩国最早得到普及的国民股。1989年5月将政府持有的“韩国电力”21%的股份上市发售。但由于1989年以后韩国证券市场的不景气，除“韩国电力”、“浦项钢铁”两家企业上市股得以推行外，其他公有企业股票均未能按计划上市而被迫中断。

第4次民营化（1993-1997年）。此间公有企业民营化可分为2个阶段，即1993年的“公有企业民营化计划”和1996年实行的“大型公有企业民营化计划”。1993年12月开始推行的民营化规模较大，其中包括58家公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和10家公有企业进行合并整改方案，民营化的重点是放在经营权和实质性转让上，以实现企业的责任经营化。主要体现在，以发售政府持有股的形式实现经营权的转移；从公平竞争原则出发，增大推进过程中的透明度，在政策上保证民营化的公有企业实现政企分离，提高企业经营效益。1996年，韩国政府把尚不完全具备民营化条件的4家大型公有企业（“人参烟草公司”、“煤气公司”、“韩国重工业”、“韩国通讯”）实行由专业管理人才负责的经营管理体制，培育和创造向民营化转换的条件。作法是，将4家公司由政府投资机构转为政府出资机构，以提高企业经营的自律性。这一时期推进民营化的内容是，政府仍保留企业所有权，但将经营权转给民间，以“民营化管理”的概念和设想制定了改善公有企业经营结构及与民营化相关的法律。此外，对有关设立特殊金融业务银行的某些规定进行了修改和废除，将中小企业银行从政府金融机构中剔除，将住宅银行的部分股票在海外以存托凭证(DR)的方式出售，金额为1340亿韩元。

第5次民营化（1998年～现在）。1998年韩国政府先后公布了2项公有企业民营化方案，对26家母公司和82家子公司进行民营化或企业内部结构调整。第1项民营化方案中，决定对“浦项制铁”等5家公司和21家政府出资公司进行彻底的民营化，对“韩国电气通讯公司”等6家企业实行分阶段性的民营化。第2项民营化方案中，对19家母公司下属的55家子公司进行民营化，其中一步到位的民营化企业有12家，分阶段实行民营化的企业28家，整改合并的6家，结构调整的8家。民营化的主要方式为国有股的直接发售、投标竞争发售和国民股等。政府为了完善和强化民营化推动体系，对“民营化推进委员会”机构进行充实和调整，增进其职能与作用，其中包括制定和修改与民营化相关的法律、完善民营化调控机制、提高对执行部门的业务指导、监督、支援等职能。

到目前为止，“韩国的国定教科书”和韩国综合技术金融等民营化已经结束，其他企业正在进行中，其中“浦项制铁”先后2次将政府持有股以DR方式在海外发行（第一次发售额为3.5亿美元，第2次为10.1亿美元）。此外，“韩国电力”和“韩国通讯”分别以DR的形式向海外发售7.5亿美元和24.9亿美元的政府持有股，“入烟烟草公司”在国内公开发售9583亿韩元的政府持有股。

三、对公有企业民营化的评析

（一）政策评析

韩国推行公有企业民营化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肯定其成功一面的同时，也要对其过去所采取政策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总结。

1.民营化的目的和对象的选择不够明确一致

韩国出台的5次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均显得目标不十分明确，政策决策者对民营化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勇气与决断力，不乏有想利用公有企业民营化来解决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之倾向。结果造成个别公有企业改革推进速度迟缓，相关政策不能得到有力地贯彻执行。此外，在选定民营化对象企业时，没有一个具体统一的标准，从而加大了执行政策的难度。

2.政策协调能力不足

公有企业民营化从一开始就会陷入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中，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角逐有时很激烈，其中主管部门、政治圈、将被民营化的公有企业等是首当其冲的。从韩国的5次民营化运动看，有的公有企业民营化进展迟缓或宣告失败，都是由于利害关系各方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以及列入民营化的公有企业的反对造成的。

3.民营化方式中政治色彩过强

韩国政府采取的民营化方式往往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较多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造成民营化后的企业经营效益不佳。如国民股出售方式，虽然有效地控制了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但股权过于分散带来经营效率难以提高的问题一直都无法解决。此外，在制定民营化政策时偏重于大目标、大方向的决策，而对具体执行阶段的实施细则考虑得不够周全，政策执行常常受阻，拖延民营化的进程。

（二）效果分析

公有企业民营化的正面效果不外乎是减少政府干预，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企业效益，转变企业经营理念等。下面分别对5次民营化的效果进行评析。

第1次民营化的企业中除了“大韩海运公司”、“造船公司”、“大韩盐业”继续亏损和资本平均收益率减少外，其余的“大韩通运”、“大韩航空”、“商业银行”、“大韩灾害保险”等企业均实现了盈利和资本平均收益率的增加。另外，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影响，因此，此次民营化基本上是成功的。

第2次民营化，从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着手构筑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此间，由于公有企业民营化引进外资带来的偿还本金和利息问题，那些引进外资设立的公有企业的经营效果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同时，国民普遍认为国营企业已具备收购公有企业及提高经营效率的能力。此次民营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多数被民营化的公有企业初期虽然出现过亏损势态，但在后来的数年内都实现了扭亏为盈。但这次民营化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原计划中一些列入民营化的公有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推行下去，有的半途而废。

第3次民营化。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或多或少作出了贡献，但未能实现其根本宗旨即提高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第4次民营化。1993年的民营化与当初的计划出入较大，仅对22家公有企业的股份进行了出售和对5家公有企业进行了整合，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首先，政策与现实脱节，以经营权转让为核心的股份出售受阻；其次，对经济力量过分集中和股市动荡深感不安，尤其是把“浦项制铁”、“韩国电力”、“韩国通讯”等公有企业中民营化效果显著的支柱企业从计划中删除。1996年的民营化，由于政府仍旧是企业中的最大股东，从而为其通过政策渠道直接或间接地维护部门利益留下便利条件。当时提出的实现公有企业支配结构的转变在某些方面可能达到了防止政府双重制约的效果，但在摆脱政府和公有企业间的关系公式化乃至政治方面的影响略显不足。此外，由于股东权是由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行使，经营中利润动机的增强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5次民营化。此次民营化仍在进行中，以前由于与民营化相关产业结构改善方案出台较晚以及相关法案制定的迟延，通过民营化推动整个产业的高效率化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没有得以充分实现。另外，此次民营化主要是以发售股票方式进行，现在已经有人担心子公司的整改方式靠股份出让是否会造成母公司经营效率的下降。

今后，韩国政府在公有企业民营化中将会加强政策推进目标的设立，推进过程的管理和事后监管，利用法律的约束力和独立性的制度推进民营化。

收稿日期：2002-05-09

【参考文献】

[1]（韩）公有企业和政府限制政策[Z].1996.

[2]（韩）韩国开发研究院.关于国企民营化的研究[Z].1988.

[3]（韩）韩国证券研究所.大型国企民营化方案[Z].1998.

[4]（韩）经济企划院.国企民营化及功能调整方案[Z].1999.

[5]国有企业改革之路——韩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6]（韩）企划预算委员会编.国企民营化及经营革新计划（1～5次）[Z].1998.

公有范文篇2

一、局部性行政权力拥有者对公有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一）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近20多年来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业承包、租赁、出售、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都围绕着产权变革重心，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变革实属无奈之举，大一统经济时期全盘公有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政企不分、上级主管部门及官员干预多而不当、企业干群激励不足缺乏工作动力，公有企业效率低下，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外企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就更是如此。改革目标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企业制度、提高效率、最终有利于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然而199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却逐渐偏离上述目标，总体上沿着地方性公有企业官员或经理人群体私有化及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1．乡镇企业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同时却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亏损和倒闭等情况。9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了不管企业好坏都被承包，或干脆由原经营者或乡镇、村负责人入主企业的现象，全国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变为由这些私人所有或由其直接控制。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二）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公有与集体所有产权私有化。这涉及到国家各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所辖的土地、矿藏、设备、公物、无形资产、金融性资产等各类非盈利性公有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化改革背景下，不少非盈利性事业单位所控制的各类公有产权，开始越来越普遍为少数官员私有化。一些官员或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以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及粮食直补、移民、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滩涂、荒地等，贪污土地补偿款、工程款及厂房承包款等。甚至发生长征火箭公司领导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1.6亿元案②。农业发展银行总行领导挪用8.1亿元入股市，收益去向不明案③，以及上海陈良宇违规拆借社保32亿元基金给张荣坤收购高速公路案，国家药监系统权钱交易案等④。可见我国局部性事业单位一些官员越来越普遍地或用政企官员双重身份、或单独或与商人共谋，将大量局部性公有产权直接私有化，或是通过权钱交换牟取私利。而最近又出现“权力期权化”等更隐讳的手法。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通过众多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性公有企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非正当地私有化公有产权已然成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它加剧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公平第一，效率第二”发展模式，迅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在经济起飞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则成为跨越生产力“卡夫丁峡谷”的必然选择。上世纪70年代末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及公有企业放权让利，试图通过对中微观层面各主体提供激励，推动效率提高。90年代初之前，大家都是改革受益者，效率与公平间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放权让利过程，是地方政府和公有企业以消极对抗和因此而带来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的方式，倒逼中央放宽政策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这场变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国家行业主管官员和公有企业干部。90年代后的局部性公有产权改革，局部性官员主导模式得到加强，效率优先普遍蜕变为该群体效率优先。改革前个体利益受到严重限制的农民、城市普通职工，其分配公平日益成为问题。第二，它使得改革成果日益遭侵蚀，局部性政权合法性遭质疑。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理论指出，价值理性式行动，始终注重与信仰保持一致，因而在价值上是合理的；而目的理性式行动，则是一种彻底工具性理性行动，它有赖于市场和相关货币制度及市场管理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诞生，近代资本主义本质上属于这类行动。而在笔者看来，近代资本主义价值非理性，表现为企业原始积累及正常运作中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性。近期以来我国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似乎部分沾染上了这种非合理性成分。而无权无势无资源的百姓，多半被迫采取其它各种消极行动。倘若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日趋假公济私，其政权合法性群众基础必然会大为削弱。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

第三，地方性人大制衡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具体制度保障①，表现为：（1）各地方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中“官员”偏多，议政时容易官官相卫；代表中专业人才偏少，农民代表比例偏小。（2）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或意愿参差不齐，缺乏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衡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权力滥用的清醒意识。（3）间接选举程序不科学、不民主：我国省级以上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选举者只通过介绍材料来判断候选人素质和参政能力，绝大多数代表在“相信组织”朴素意识下投票。（4）人大某些具体议事规则和方式不合理：代表在会议期间较尖锐的批评往往上不了会议简报；在议事日程上，各级人大在大会期间不设置大会自由发言时间；人大选举本行政区一府两院正职干部的选举办法中几乎都规定，只有弃权或反对的才需在选票上作记号；人大表决中普遍采用举手方式；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及如何行使权力缺乏明确要求和必要制度保障。地方人大制衡权力的宪法性权力无法落实，成为我国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的最大症结。

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并受法律法规约束，官员权利义务必须匹配，法无规定的权力行使必须禁止。然而我国现行政法制度之执行，与理想要求相去甚远，人大、司法、社会监督与参政渠道等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地方人大立法与司法权为局部性行政权力所控制或主导，必然导致行政部门及官员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那么，如何能给行政权力加上一道有效的“界限”呢？众所周知，社会群体权利的具体类型和分配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状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权力竞争的产物，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权力竞争，共同决定着我国局部性行政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制。围绕着我国局部性权力拥有者形成的强势群体联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之垄断，这给我国非正当私有化问题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主动培育和建构，促进我国相对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宪法赋予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具体措施如下：

一要由党中央在建构分权与有效民主政法制度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治渠道与权利。这也是与国务院向地方经济“放权让利”相配套的制度提供之义务，并且目前只有党中央才有足够权威保障其效果。因为在缺少封建社会分疆封土之后相对民主化实践充分洗礼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总体比较廉洁并具有超然地位的党中央成为最为关键的动员主体：第一，要全面实行人大直选制，并给予不同地区、城乡以相同的代表人口比例——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实践过程，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与官衔、知识存量非必然成正比。第二，在宪政制度上真正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有效的监督权力、选举权力和罢免权力，同时赋予各级人大而不是各级政府以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职能，并在人大下设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国资管理事务，如此方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恣意。第三，赋予公民、媒体以足够的监督、揭露公有产权非正当化运作问题之权利。第四，鼓励（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组织与正当的游行示威或罢工自由，并且给予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自主选择利益代言人的权利。第五，赋予司法机关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以便起到足够的事后监督与惩戒效果。

公有范文篇3

一、社会主义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吗？

这本来是个无庸置疑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

传统的公有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大幅下降，已明显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衰退之势。有鉴于此，不少人提出：应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主体”地位改为“主导”地位，以适时反映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取向和长远利益考虑，那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性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种长远的战略性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有如下理由：

其一，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者鲜有不主张实行公有制的，而共产主义者则无一例外地强调要力争在全社会实行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是如此，列宁、、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虽不主张在全社会实行公有制，但却反复强调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就连民主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都一直公开把实现公有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只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它们才改弦易辙，不再提实现传统公有制的主张。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考究，一种社会形态区别于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因素和标识，是所有制性质的根本性差异－－奴隶社会之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之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与封建社会，都概莫能外地在所有制性质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用传统的观点看，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私有制作为其经济基础主体的社会。如果社会主义从今以后放弃以公有制作为其经济基础主体的基本诉求，那么，试问：在决定社会性质的最重要领域－－经济基础上，不久的将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性差别可言？由此可见，坚持公有制必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并不是乌托邦式的非份之想，而是从历史规律中引出的必然要求，除非你追求的压根就不是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基础上培育出一种特有的，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并且享有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形式。舍此，它就不能作为一种新兴的、独立的、有别于并且最终将取代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存在于历史现实中。

其二，从实践上说，一方面，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不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即使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如社会、工党，也都在千方百计地扩大公有制成份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比重－－有的在传统的公有制上作文章，有的则在别的方面另辟蹊径（这一点后面将有专门、系统论述）。此外，还须看到，传统公有制确曾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首先，以传统公有制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初始阶段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早期的国家独立、稳定和发展，乃至从基本经济制度直至意识形态的确立，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虽然人们为此曾付出沉重代价、巨大挫折，甚至于莫须的痛苦和无谓的牺牲，但它毕竟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于那些已经发生了剧变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须知，这些国家过去不是战乱纷争之邦，就是贫困落后之国，或者两者兼备于一身，而自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它们的境况大都发生了根本改观，有些国家在某个时期或某些领域，甚至取得过令世人瞩目的突出成就。其次，以传统公有制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还对资本主义产生过巨大而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当然，这种启发和借鉴作用的合理有效借用，并不是私有制及其资本的自觉选择，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其他左派人士长期不懈斗争和努力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也可以说是传统公有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和功绩。

总之，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说，公有制对世界而言，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对社会主义而言，则更不是一个可多可少的东西。

二、传统公有制还能长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吗？

尽管有上述结论，我们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史实：由于经济权利与经济利益的非均衡性和非同构性，传统公有制对内缺乏由利益激励机制引发的持久驱动力，对外缺乏由市场竞争法则形成的硬约束与强大压力，因而始终未能摆脱物质供应短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经济增长内在持续性活力不足等难题的困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就已经发现，这种困扰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致命性问题。为了克服这种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进行过多次改革尝试，比较著名的有：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和“新经济措施”试验；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以及“利别尔曼建议”试验；波兰的哥穆尔卡以及盖莱克“高速发展战略”试验；匈牙利的纳吉以及卡达尔·亚诺什改革；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这些尝试性努力不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就是胎死腹中，不了了之，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后来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绝望之中，纷纷改制转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目前的情况是，这些重新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小部分，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发展得较为顺利，其它国家的整体状况还没有恢复到剧变前的水平，少数国家甚至长期处于混乱的泥淖之中，举步维艰，不能自拔。所幸的是，后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比较而言，却发展得相当顺利，连续20多年国民经济平均每年以近两位数的水平向上递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非但没有增强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反而削弱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故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在所有制领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一方面，传统公有制虽然一开始占有绝对优势地位（99％）并拥有绝大部分国民生产要素，后来也为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的稳定作出过不小贡献，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却呈加速下降之势；另一方面，20多年前，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中国的私有制几乎从零起步，但却迅猛扩张，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发展到今天，成为一支最有生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有资料显示，在1990－－1999这10年之间，私营企业的户数年均增长35.50％，而同期外商投资企业为26.62％、集体企业是负增长、国有企业仅为4.07％；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年均增长68.29％，而同期外资企业为34.11％、集体企业仅为10.30％，国有企业也只有15.46％；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31.67，而同期个体经营为12.84，外资企业为28.07，集体企业为－7.78，国有企业为－2.06；私营企业产值年均增长49.08％，实际零售额年均增长56.49％，都远远高于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1）由于资料不全的缘故，私营经济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的发展情况虽无法准确指证，但考虑到基数越小，扩张速度越快这一基本经济学定律的作用，此间的各种经济指标理应更高。总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一种经济成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并且是最突出的增长点。现在，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出：尽管私有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弊端，但在振兴、繁荣中国经济，在丰富、方便人民生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传统公有制只能望其项背；它不仅立有头功，而且目前仍然保持着相当良好、强劲的拓展态势。虽然由于顾忌意识形态的责罚，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省级区域敢于公开站出来宣称公有制之外的私（民）营经济成份已经在它那里占有主体地位，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些经济比较开放、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乃至江苏、福建、山东，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早已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如果进一步正本清源，把国家工商局90年代初抽样调查获悉的，83％的“戴红帽”假乡镇集体企业还其私营本来面目，（2）再把农业中的个体家庭经营实事求是地验明正身（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红头文件”的规定，我国农村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没有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只不过是集体所有制这种公有制形式下的一种家庭经营方式，不能独立作为一种所有制或经济成份对待。这种观点已经不能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必须尽快扬弃更新。对此，后面也有专门论述），也算作一种变相的，或曰新的私（民）营经济成份的话，那么，中国至少将有近一半的省级区域事实上已经不是传统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了。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哪里私有制成份多，哪里的经济就更活跃，哪里的人民就更富强，哪里的社会事业就更发展，哪里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就更充裕，烦心事就少得多，日子就更好过。反之，公有制成份多的地方，则是另一番逆向境况。现在，连浙江本地的干部都说：在浙江当官很容易，只要不扰民就行；老百姓比政府更聪明，都知道怎么干更好。另据2001年最后一期《南风窗》报道：去年年底朱鎔基总理与总书记先后造访过的广东省南海市，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就允许搞商品经济的农村副业人员的存在，但要向集体交钱；这些身在“农业集体”公有制但却从事工商业的人成为南海私营经济的最早源头；这种通过交费戴上“公有制面具”，取得合法身份的形式也成为南海“变通”之道的源头。20世纪80年代，这种形式又复制到工商业领域，私营企业靠上交管理费，挂靠集体公有制企业，寻找享受贷款、土地使用权、出口配额、税收等与集体、国有这些公有制企业平等的待遇，规避国家对私有经济政策歧视带来的壁垒。“红帽子”企业大批出现。这种“真私人，假集体”的企业贯穿了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受到南海政府半公开的支持。从1990年到2000年，南海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92,517万元上升为3,387,619万元，翻了三番，在珠江三角洲四小龙中的排名也由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1993年，在南海200亿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只占1／4；而到2000年，在南海700多亿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产值还不足1／14。现在，南海在中国县级市里，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金融机构存款、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全社会用电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六项第一。（3）当前，象南海、温州那样，通过发展私营企业而使自己成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排头兵的乡镇乃至县市，在全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仅都有那么一小批，而且数量正在年复一年地迅速扩大。这一切遂使传统公有制感到现在担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主体地位已是力不从心。预计，再经过短则3至5年，长则6至1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会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传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将成为历史的烟云。事实上，用发展的眼光看，历史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传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势必被取而代之。

三、有没有更好的公有制形式？

综上所述，一方面，社会主义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所有制作为其经济基础的主体形式，另一方面，传统的公有制不仅在传统意义上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却日见式微，越来越无力承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主体的历史重任。面对这种窘迫境遇，人们不禁要问，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何以为托，何以发展？！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棘手难题，但答案其实早已蕴藏在历史发展的曲径通幽之处，只是需要有人不畏艰险去辛勤挖掘而已。笔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认为现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着一种比传统公有制更为优越的公有制形式－－间接公有制。

为了更好地论证、说明这一命题，有必要首先考察一番经济形式，特别是其核心成分－－所有制形式历史演进的基本概况和一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4）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经济形式，包括所有制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却对应着不同的生产力、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仅公有制需要变换其内容和表现形式，而且私有制也需要变换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5）“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是由畜牧业所决定的。在古代民族中，由于一个城市里同时居住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所有制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到地产。”（6）“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所有制外，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占有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隶，因此就被公社所有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在奴隶面前不得不保存这种自发产生的联合形式。”（7）“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古代世界的奴隶，而是小农奴。……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8）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先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厂手工业资本－－然后才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即变成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9）可以看出，截止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形式及其核心成分－－所有制形式虽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从总体上说，变化速度很慢，变化内容也有限－－主要是在私有制范围内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且始终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定律，即：占有权是所有权中的基础性和核心权利，所有权中的其它权利－－使用权、用益权、处分权必须依附于占有权并以它作为轴心运转，而不能脱离占有权单独行使其权利。因此，这段数以千计的漫长社会历史在人们的脑海里深深地刻下这样一个牢固的观念：占有便是一切；没有占有权就没有所有权，而没有所有权就没有权利索取任何经济利益。然而，后来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和观念。首先，经济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不断更新增多，原来只有由自然人形成的所有制和无限责任制，后来有了法人所有制和有限责任制，再后来又有了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基金会，还有国家所有制、多种集体所有制等；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从实物经济中又活脱出一个虚拟经济并日益蓬勃发展起来。其次，这是更为重要，但却被人们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即现代经济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如果说前面所述还只是形式上、现象上的变化，那么，这里要说的便是内容上、本质上的变化了。过去，具体地说是19世纪中期股份制经济兴盛和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社会经济几乎全都在所有权层面运作。因此，所有权和所有制便与人们的实际物质利益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所以，那时无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都一无例外地特别关注所有权和所有制问题，所不同的只是追求的目标截然相反－－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其他人则是千方百计地拥戴、维护私有制。但是，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经济生活的触角不得不突破原有的活动领域，向着新的层面延伸，正如当时的医学急需突破细胞、化学急需突破大分子、物理学急需突破原子境界才能赢得大发展一样。

这种突破与延伸滥觞于股份制。最初的股份制公司是由若干自然人的私人财产组成，公司本身虽不是这些财产的所有者，也不享有终极占有权，但却永久拥有对这些财产的使用权、处分权和部分用益权，除非公司被人收购或破产。由此可以看出：在股份制经济中，财产的使用权、处分权已经基本独立于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也就是说，作为财产终极所有者的股东，再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那份业已被股份化了的财产。这使股份公司能够基本绕开所有权和所有制的局限性，直接深入到经济权利（10）层面运作，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股份公司也因此在社会属性上发生了较为深刻的质变，尽管它还没有演进到社会主义者所要求达到的理想高度。当年，马克思正是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变化，才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对新兴的股份公司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他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11）马克思逝世以后，100多年来，股份公司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数量大增，形式多样，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主体或主导力量，而且其组合成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然人的财产已经更多地被各种法人，特别是基金的财产所取代。这些主要由社会化了的法人和基金的财产组成的股份公司，与早期完全由私人财产组成的股份公司相比，不仅更多了几份社会化色彩，而且向经济权利层面又更深地跃进了一大步。此外，近年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正在积极尝试职工持股计划。这显然也是从经济权利层面入手，而不是从所有权及其所有制层面入手削弱大资本的控制力，以提高公司的社会化水平和竞争力。实践表明，此举已经开始突破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完全相分离这一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社会效果。

经济生活向经济权利层面突破与延伸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形式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应当说，国家自诞生之日起，由于维持公共权力的需要，就开始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因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12）捐税，从本质上说，就是财产所有者向国家让渡部分财产用益权、处分权。但在19世纪中期之前，这种干预还不是直接而又积极的。那时，政治清明的国家大多采取休生养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充其量也就是扮演一个称职守夜人角色，亦即西方人所谓的theNightwatch－manState（守夜人国家）；而政治腐败的国家则必然要对内甚至对外强取豪夺，这倒是直接干预了经济生活，但却没什么“积极”意义可谈。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并且多次造成世界性灾难，加之此时社会主义运动趁势汹涌而起，大有取代资本主义之势，这一切遂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节制资本、缓和社会矛盾的，直接而又积极的经济干预政策和措施。在这方面开风气先河的是德国。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危机四伏，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对此，俾斯麦政府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大棒”就是1878年实行的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胡萝卜”就是于19世纪70年代酝酿，80年代先后颁布实行的“疾病保险法”、“意外工伤保险法”、“老年及残疾保险法”。“疾病保险法”为德国300万工人及其家属提供了医疗上的保险，费用由劳、资双方共担。“意外工伤保险法”规定：因工伤、亡的工人可以得到医疗或丧葬费，费用完全由资方负担。不久，上述两个保险法的覆盖范围又扩大到700万农业工人。“老年及残疾保险法”规定：工人到70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残疾工人也可以领取津贴，费用由劳、资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13）继德国之后，英、法、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先后从经济权利层面入手，对自己的经济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类似于德国的干预。至二次大战前，做得最为成功的当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新政”时期所推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直接干预财产用益权和处分权的措施主要有：

（一）规定最高工时为每周40小时，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

（二）实行累进所得税，规定年收入100万以上者征收50％的所得税；后来标准又提高到75％；

（三）国家将部分税收所得用于救济失业“游民”、吸收失业人员参与市政工程或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建立养老金制度，以及对年老、残疾、贫苦母子、流浪儿给予救济补助。（14）

以上干预表明：私有财产及其所有权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开始对它进行“神圣的侵犯”。不过，这种“侵犯”并不是从所有权和所有制层面展开的，事实上也没有公开触动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而是以国家的名义，从经济权利层面着手，对财产所有权中的用益权、处分权进行强制性干涉，迫使资本家将那些本来可以攫为己有的剩余价值交出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用于社会需要。

二战结束后，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资本主义阵营掀起了一股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高潮－－不仅战前的干预措施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而且还新增了一些措施，使干预向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迈进。这些新措施主要包括：

（一）效仿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从所有权和所有制层面着手，没收或强买一些私有财产并把它国有化。后来的实践表明，这并不是一个适合广泛久用的理想办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国有化逐步退潮并大部分被私有化替代。

（二）在经济权利层面，继续扩大干预范围和深度：

1、设置财产转移、营造活动税收制度，对不动产出售、用途变化、房屋营造活动征税；

2、开征累进制遗产税；

3、开征资本利得税，有些发达国家甚至开征了礼品税和高档消费税。

以上三项措施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社会效果。其中遗产税这一项，已经无一例外地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施行，而且税率一般都比较高，目的是让遗产受让人不能单凭遗产就体面地生活一辈子。

不难看出，二战后所采取的这些经济干预措施，大多已经深涉所有权中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这无疑是对所有权更为彻底，也是更加裸露地“侵犯”。至此，所有权的“神圣”完整性终被彻底打破。从这时起，眼光敏锐的人会发现，财产占有权乃至其所有权的有无与多寡，已经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必然与物质利益呈正比例关系。因为这时的经济活动已经主要不是在所有权层面，而是在经济权利层面运作了。在这个层面上，是不是所有者，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实际拥有多少经济权利才是实质性、关键性的要素；经济利益越来越直接地同经济权利相联系并呈现明显的对应比例关系。例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从表面上看，国家或乡村集体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一点与以前毫无变化，土地所有权还依旧姓“公”，但所有者既不是土地收益的最大收获者，也不是最大支配者，而按规定只能享受并支配其中很少一部分利益（农村费税改革试验政策规定，国家和集体征收的税赋不超过农民实际收入10％）。抛开质量因素不论，单从数量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和集体享有的实际经济权利有：100％的土地占有权、10％的土地用益权，还有30年一次的土地处分权；而农民享有的实际经济权利则有：100％的土地使用权、90％的土地用益权，还有30年之内的土地处分权。农民掌握的经济权利要比国家和集体大得多，也实惠得多。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农民积极性的迸发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都主要源于这种合理的制度性经济权利安排。正是由于这种现实情形的存在，在朴实的中国农民看来，现在农村实行的土地制度，其实就是私有制，而从理论上归纳，更准确的说法应是“间接私有制”，充其量也只能是“有限公有制”。这当然是按经济权利这个新标准，用新思维方式来定性的。这是一个明公暗私的成功事例。下面让我们来重点考察明私暗公的成功事例，因为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经济主体的，即使象瑞典这样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其工业企业中私人企业仍占85％。（15）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本身并没有掌握多大比率的财产占有权和所有权，也就是说公有制成份不多。但是，在分割、支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它们所占的比率却要远远大于财产占有权和所有权的实际比率。例如，美国的税收占国民总收入的38％，（16）加上10％左右明令由私人开支的部分（如规定汽车必须自备反污染装置等类似开支），（17）美国政府平时能够支配的国民总收入实际已经近半或超半。荷兰早在1985年其国家经常收入就已经占国民生产总值51.7％，（18）到1995年，丹麦和瑞典仅税收一项，就分别占其国民生产总值51.7％和50.2％。（19）1995年，五位美国经济学家对瑞典经济做了调查，结果发现那里公共部门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20）事实上，现在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私人所有权及其所有制成分虽然占有绝对优势，但能够实际支配的国民收入还不足一半，其余那一大半只好让渡给国家和社会支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这类国家事实上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在经济权利层面拥有更多的权利，否则，它们就不可能享有那么多、那么大的物质利益。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北欧、西欧国家，也正是主要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手中强大的物质手段，才有条件较为理想地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些弊端，并成功地实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如医疗、养老、伤残保障、基本教育等方面已基本做到按需分配（严格地说，应是“按社会可支付能力分配”）。应当说，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的主要和关键因素应是经济权利层面的积极干预措施。过去，人们只注意或只研究这些积极干预措施的主要表现形式，即社会的高工资、高税收、高保险和高福利现象，却没有从理论上认真研究其背后的深层运作机制及其基本原理，连娴熟运用这些措施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没有对此进行深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憾事。究其原因，无疑与“身在此山中”有关。现在该到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

那么，深入经济权利层面进行积极干预，其背后的深层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呢？准确地说，应该是间接公有制。之所以给它这样定性，有如下理由：

首先，它是一种新型所有制。与传统所有制相比，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一种以法律确认的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享有的权利为基础的经济机制；所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传统所有制必须从整体上借助所有权外壳，才能行使其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而新型所有制则无须借助所有权外壳，就能直接对所有权内部的经济权利行使其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所谓“新”，也就新在这里。

其次，它是一种间接所有制。传统所有制必须以占有权为其存在前提条件，否则，它就无法行使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而新型所有制无须以占有权为其存在条件，它只要享有法律确认的对经济权利的权利，就能行使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说“间接”，也只是相对于传统所有制特别强调占有的“直接”而言的。其实，新型所有制由于绕开了所有权形式这个中间环节，反而与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结合得更为灵活和直接。也正是由于这个特性，间接公有制才能更加适应规模日益扩大、运转日益加快，形式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最后，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有制。虽然它不象传统公有制那样，公开直接地借助公共名义享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其权利来源、特别是其利益分配和使用，都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展开的（以一国范围为准），不仅使普通劳动群众从中广受实惠，而且使资本家也能从中获益。实际上，它是一种比传统公有制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公有制。

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抽象，可以将间接公有制的特征概述如下：

（一）与传统所有制相互依存，互相渗透，有机结合；

（二）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力，但不以财产占有为先决条件；

（三）在一国范围内，以高度社会化形式运作。

与传统公有制相比，间接公有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一般情况下，传统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一种拮抗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较难和平共处，而间接公有制与私有制则是一种协同共生关系，彼此间易于平等交往，互惠互利。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不难看到：一方面，私有制的重大弊端终于基本上被间接公有制这种主要手段给克服了，虽然在此过程中间接公有制本身也不期遭遇一些波折和强有力的挑战，但从总体上说，间接公有制的发展还算比较顺利；另一方面，私有制的优长不仅没有受到打压和制约，反而得到更好地发展。公、私两种所有制确实已在那里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劣势相克，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都是混合经济，公有制、私有制都有，差别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只看到各种经济成份的分立和并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们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和有机结合的新形式、新内容，并按照这些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客观要求去修正、调整我们的观念和实践。今后对间接公有制，我们不仅要深入认识和研究，更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适时、灵活、高效地学习和运用。因为社会实践业已证明，它确实是一种比传统公有制更好的公有制形式。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而且必将以它作为自己经济基础的主体。

四、中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景到底如何？

坦率地说，如果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出发思考、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恐怕没有多少

人会得出乐观的结论。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学说赖以存在的核心基石之一是传统所有制理论中的公有制原理，它视传统直接公有制为唯一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甚至把它的有、无、多、寡直接与社会主义的境况等同起来。然而目前的情形是，这种直接公有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总体上都处在防守、退却境地，形势十分严峻。此时，通过传统所有制理论的路径去看现实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必然会忧心忡忡，甚至对我们自己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选择也会抹以灰暗色彩，产生怀疑乃至绝望情绪。但是，如果用新的思维方式，从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观念，即公有制＝直接公有制＋间接公有制，出发思考、回答问题，那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先以中国为论。如前所述，传统公有制对社会主义来说已呈独木难支之势，被私有制取代只是个时间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对中国的发展确实具有很大推动作用，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私有制的发展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且不说一些丑恶社会现象的出现和泛滥都与私有经济的兴起在时间上和程度上呈现出明显的正比关系和趋同倾向这一点，就说私有制的传统弊病－－生产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出现，以及阶级冲突和对立的产生，都已在现实生活中显露端倪。只不过有些弊病由于我国特殊社会历史沉淀的制约，现在还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走到极端而已。但某些弊病，如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已经向我们发出了危险的信号。据2000年国家统计局调查统计，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1）专家们推测，今后几年，我国基尼系数仍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而与此相反的是，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却在逐步缩小，如瑞典和英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基尼系数就都降到0.25左右，（22）即便是一向被公认为贫富差距较大的美国，其基尼系数近年来也一直保持在0.4之下并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坦率地说，这种反差悬殊的局面如果不能根本改观，长此以往，中国就难以自信地宣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甚至难有资格称谓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本质中必然包含着共同富裕这一崇高价值目标。谁最终达不到这个目标，谁搞的就不是地道的社会主义，不管你喊什么口号，扛什么旗帜。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一再证实，集工业化和市场化于一身的社会初级发展阶段一般也是私有制弊病极易集中暴发时期，而私有制本身又不可能自觉自为地克服自身的痼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私有制自由发展，整个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巨大而痛苦的冲突和波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史呈现给我们的真实情景。因此，国家的积极干预就必然成为私有制向更高阶段发展必不可免的社会需要。无庸讳言，当前，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确已提出了这种社会需要。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选择哪种积极干预才是可取的。传统公有制倒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克服私有制的弊病，但它也有把私有制的优长一刀斩决之虞。再者，传统公有制本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这不是一个理想选择。况且，在当代中国，要走这种回头路也不现实。除此之外，如果不想走自由资本主义老路，除了间接公有制之外，现在已别无选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前面的理论阐述已向我们展示采用间接公有制的光明前景：只要能够合情、合理、合法而又积极稳妥地将间接公有制有机地渗入私有制，并设法提高社会化经济权利在私有财产所有权中的比重和含量，国家就能够获得强大的物质手段和社会控制力。这是克服私有制弊病必备的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只要国家和社会再能够尽快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就无须惧怕敞开发展私有经济。届时，一方面，私有制的弊病已无法从根本上危害整个社会生活，相反，它的优长则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挥，并为自己、社会，包括间接公有制奠定更加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传统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主次地位确实会发生逆转，但用新的所有制观念来衡量，国家和社会掌握的经济权利更大，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多，直接公有制和间接公有制加在一起，仍然占有主体地位，社会性质依旧可以姓“社”。由此可见，选择间接公有制，可以使中国做到公、私兼顾、各逞其强、各得其利，从而真正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双赢的理想社会。

社会主义在中国正面临着艰巨的考验，但同时也生逢发展的大好机遇，何去何从，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此关键历史路口与时共进，在尊重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充实社会主义理念，并据此迅速作出果敢、明智的抉择。

现在，让我们来解析世界的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病的存在是出现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充分条件。在经过长达几个世纪自发、盲目努力之后，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自觉地、有组织地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病的尝试。大体上说，这种尝试是按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另一种是温和的、改良的方式。前者首先以强力剥夺私有者的财产所有权并将其转化为公有制，然后按国家计划配置社会资源和组织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而后者则是在大体保持私有财产所有权外在形式基本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立法手段不断加大对所有权所属各经济权利的社会干预程度并辅之以必要的国家宏观调控，然后再把这些社会干预所获得的大量物质利益拿出来用于社会福利、教育、卫生、科研等公共事业，使每个公民，特别是没有财产或只有很少财产所有权的公民也能享受到近乎是按需分配的医疗保障、基本教育保障、养老和工伤事故保障。简而言之，前者是通过消灭有产者和私有制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而后者则是通过消灭无产者，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增加其享用社会财富的权利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这两种方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检验，现已表明：它们虽各有所长，但比较而言，温和的、改良的方式显然比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取得更大，也是更为稳固和实惠的社会效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意外落差，固然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原本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基础太差有关，但深层的根本原因，从方法论上说则是：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大多通过对既往社会全盘否定来实现其目标，因此往往不免会打乱历史发展所不可少的历史继承性的正常、合理、必要演进；而温和的、改良的方式则主要通过旧事物的自我辩证“扬弃”来向前推进，既往的成果被加以合理改造，使其逐步居于次要地位并融入新的社会体系。这里面的历史辩证法，不只耐人寻味，更加发人深醒。

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不难发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固和发展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现象，其内部对资本主义基础起扬弃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增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正在经历着经济权利社会化的过程，即在经济权利的职能、组织、使用和发展上社会化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简言之，也就是笔者所说的间接公有制不断增多强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显然是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当年，以务实著称的俾斯麦开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先河时，就曾明确地指出：“只有现存国家统治政权采取行动，即由她实现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并与国家及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23）有史记载，当时德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的大胆尝试，最初曾被一些西方工业国家指责为“社会主义”。（24）后来，更有人把罗斯福推行“新政”说成是想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25）198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通过新的公司法议案，其中的四项新规定是：

无论拥有公司多少股票，任何股东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这就突破了传统公司法“同股同权”的权利结构原则；

被收购的公司有权在“恶意收购”的计划宣布的一年半内，占有其股东因出售股票给“恶意收购者”而获得的利润；

成功的“恶意收购者”必须支付给被解雇工人26周的工资作为转业费，并在收购计划处于谈判阶段不得终止劳动合同；

公司经理被赋予了对公司全部“休戚相关者”负责的权力。

应当说，这些新规定又对所有权进行了更深、更为实质的“侵犯”－－除了对占有权

没有干预外，所有权中的其它三项经济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预和肢解。据悉，继宾州之后，美国接着又有28个州对公司法进行了类似宾州的改革。这些在美国也被誉为“宾夕法尼亚式的社会主义”。（26）至于瑞典社会和英国工党，更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执政时采取的社会政策称之为社会主义措施。这些说法是不是都是那么精准，可以另当别论，但决不能把它们看作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当今美国智囊团中的精英，惯以反共著称的布热津斯基，在世纪之交前夕，曾经不无感慨地坦陈：“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精髓的间接传播，在过去40年中，依靠国家来采取行动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病的倾向日益流行。”（27）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人从不把共产党人以外的任何人的进步作为誉为社会主义，不论这些作为出于何种背景和动机。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唯我独尊，唯我独“社”的思维方式是十分有害的，极不利于人们客观、深入地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此外，这种思维方式还极易造成一种病态社会心理：当传统社会主义兴盛时，就孤芳自赏，盲目自信，以为大同世界已为期不远；当传统社会主义受挫时，就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丧失社会主义信念。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这样才不会被一些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事实上，从大方向上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是所走的道路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而已。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经济学泰斗、大市场小政府理论的鼻祖弗里德曼先生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进程，形象地描述为正在“溜向社会主义”。（28）好一个“溜”字，用得如此准确、生动，可谓达到出神入化境界。“溜”向社会主义，既表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然，又显示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选择。这其实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抱以乐观的态度。

写到这里，有必要复议一下前些年纷争不已，却无定论的“趋同论”问题。过去，在世界大同趋势的认同上，形成了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世界将趋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派认为世界将趋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前面所说的直接公有制。现在看来，如果世界真的将在21世纪出现趋同之势，那么，它既不可能汇合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可能集中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趋同”的浑厚的经济基础应当是间接公有制。因为间接公有制不仅社会化程度很高，而且包容性极强，非常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经济化、分散化、个性化发展的要求。这个观点能否成立，不远的将来，社会实践就会给予明确的结论。

注释：

（1）张厚义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3（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2页。

（2）《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第44页。

（3）参见袁卫东：《“无为”的政府》，《南风窗》2001年第12期（下），第20－22页；《数字南海》，《南风窗》2001年第12期（下），第31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

（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页。

（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9页。

（9）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10）这是笔者为方便研究现代法治经济起见，特意创设的一个概念。经济权利，从内涵上看，它们是依法循规确认的，通过对物事实上的拥有、管领、控制、支配而享有的权力和利益的集合；从外延上看，它们是物权，包括自物权和他物权的派生物。按照《罗马法》的标准，具体地说，自物权的外在形式是所有权，分为占有权、使用权、用益权、处分权四种权利，而他物权则分为地役权、人役权、地权、永佃权、质权、抵押权六种权利。以上十种权利就是笔者所说的经济权利。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3－494页。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页。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99－300页。

（13）王贵正等：《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1－383页。

（14）邵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本质析》，《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3期。

（15）戚卫：《缜密的美国税制》，《光明日报》2001年3月23日。

（16）刘伟：《美国正在溜向“社会主义”》，《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

（17）黄安淼、张小劲：《瑞典模式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0页。

（18）许福瑞：《丹麦和瑞典税收高》，《海南日报》1996年9月17日。

（19）丁刚：《瑞典向“福利病”开刀》，《人民日报》1995年4月24日。

（20）厉有为：《实践的科学总结，理论的重大突破》，《深圳商报》2001年12月24日。

（21）周叔莲、郭克莎：《资源配置方式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22）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23）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24）参见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94年6月16日。

（25）翁杰明、张西明等：《与江总书记谈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26）转引自薛汉伟：《关于考察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年第2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特此说明。

公有范文篇4

一、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情况

1、注重自身形象，发挥党（总）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非公有制企业党（总）支都比较注重政治理论学习，能够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以非公企业“四好”党组织为标准，加强自身建设，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品位、产品开发等方面发挥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针对不少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有些迷惘，感到企业性质变了，党组织的工作无从展开这一实际，认为要发挥转制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党员素质，特别是（总）支委员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认识。因此，组织各支部认真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弄清三个“变”与“不变”的关系。即：企业产权属性变了，党的宗旨不变；企业组织形式变了，党的政治核心作用不变；部分党员经济身份变了，党员的标准不变。通过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促进企业发展服务，较好地发挥了党（总）支部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2、以“模范党员岗”为载体，增强凝聚力。如何充分发挥企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全体党员更好的围绕企业发展，做到平时工作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急关头豁得出，在职工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如镇党委在超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采用评选“模范党员岗”来促进党员在企业经营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党（总）支制订出评选“模范岗党员”条件，采用流动岗形式，“两票制”评选方法，对每个支部每月评选一次，每次产生二名模范党员。对评上的党员用铜牌连同照片挂在车间最醒目的地方，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使模范党员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实践证明，模范岗党员这个荣誉每一个党员都想得到，自然形成你追我赶，相互促进，相互鼓励的氛围，从而提高了全体党员的素质。良好的激烈机制激发了党员的工作热情，也吸引了广大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积极主动地申请加入到党员队伍中。

3、密切联系群众，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在保持企业稳定和发展中发挥凝聚作用。各企业支部都能够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开展各项活动，切实调动党员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密切联系职工，经常听取党员职工的意见。各企业党组织都开展了党员走访职工、谈心谈话活动，进一步了解情况，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开展各种知识竞赛和提“合理化建议”活动，教育职工树立劳动合作观念，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开展企业建设，组织寓教于乐，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培育企业精神，陶冶职工情操，增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些企业党组织还创办了企业报，例如金达报、中达报，设立了党员活动室等。通过活动的开展，建立起了非公有制党组织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的群众工作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方面还具有不平衡性，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1、一些企业主思想认识还不到位，对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存在模糊认识。有的抱无所谓态度，认为不建党组织企业照样发展；有的存在“畏难”情绪，对党组织开展活动既不支持，也不投入更多经费；有的“重经济，轻党建”，重视抓好企业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但对党建工作不够热心，怕设置党组织会增加经济上的负担。

2、企业党员数量增加，但党员占员工的比例仍然偏低。

3、企业中党员的状况还不能满足党建工作的需要。一是党员数量不足，50—99人以下非公企业，很少有党员。二是思想觉悟不高，部分党员只追求现实的经济利益，淡化了党的宗旨意识，不少党员因为利益关系，不愿把组织关系由村转入所在企业。

三、对策及建议

1、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大力宣传做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基层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形成共识，摒弃那种认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只是企业的附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错误论调，切实增强搞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2、做好企业主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一要加强对企业主的教育，二要把政府的行政措施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使企业主重视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3、加强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党务工作水平和企业管理的能力。一个高素质的党组织书记能够带出一支优秀的党员队伍，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从而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书记和党员的作用，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稳步健康地发展。

公有范文篇5

一、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方面还具有不平衡性，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2、企业党员数量增加，但党员占员工的比例仍然偏低。

三、对策及建议

2、做好企业主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一要加强对企业主的教育，二要把政府的行政措施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使企业主重视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公有范文篇6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盘清家底，进一步明晰公有资产产权，确保镇属公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全镇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调查任务

镇属公有资产调查清理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清理、核实、登记镇属所有的土地、房屋、设施、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明晰资产所有权，建立资产台账，防止资产流失。

三、调查时间

1、调查摸底阶段（5月30日至6月4日）

集中时间，集中人员，按照统一要求对镇属所有的土地，房屋、设施、设备、厂房等进行摸底、登记、审核，认真填写调查登记表，逐一登记造册。

2、建立台帐阶段（6月7日至6月10日）

镇属公有资产领导小组将对各调查小组所汇总的公有资产登记表进行核实，有必要时提交班子会讨论，并广泛征询镇退休老干部意见，确保所登记事项无差错。对所登记公有资产将由镇政府办公室和企业办备案保管。

公有范文篇7

——对深圳市万丰村共有制模式的公共管理分析

【内容提要】文章对共有制的由来和从“公有”到“共有”的转变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从公共事务治理角度分析了这些转变对公共管理实现形式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影响和启示。最后，指出现代公共管理保持与时俱进品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有共有所有制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公共管理

一、“公有”与“共有”：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深圳市万丰村，毗邻香港，最早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然而，与全国其它地方相似，万丰人也受到来自“姓资”与“姓社”争论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困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度固守贫困。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万丰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然而，随着各国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有制也暴露出其矛盾的一面。例如事实所有权与名义所有权的背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与重合，国家所有权的人不能正确行使权等。公有制的不足反映出它自身需要在实现形式上加以完善和改进。以此为契机，万丰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钻研，由此提出了既能体现公有制性质，又具有灵活性和兼容性的生产资料“共有制”理论。

按照万丰人的理解，所谓“共有制”，就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具有多元化产权主体的一种新型公有制模式。这种新的模式的具体内容有：（1）共有制包涵了包括公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在共有制条件下，公有制的性质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其内部组成部分。（2）人人占有生产资料；（3）化公为私，本质是一种重新组合了的公有制；（4）剩余价值合理分配；（5）既是一种经济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形态；（6）实现了财产最大社会化。[1]由于“共有制”的这些内涵，使它具备多元化主体、开发性体系和灵活多样的适应性等不同于传统“公有制”的基本特征，也保证了它能够克服在“公有制”下不能实现的诸如所有权、经营权、利益分配权等明晰化的弊端，尽可能使公有制的优越性发挥出来。共有制是从公有制的基础上来，又不断超越公有制。它通过改变公有制单一的所有关系为多元成份的所有关系，使共有制在实践中更体现出公平和效率，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

从“公有制”到“共有制”的转变，建立在万丰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质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万丰村党支部认为，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内涵，后者是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公有制本质不能变，但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却是多样化的。“共有”与“公有”，虽然都表明非私有、非独有，但二者的差异也泾渭分明。“公有”按其实际意义是对“私有”的否定，是排斥私有的。而“共有”按其本意是排斥“独有”的多元占有，各自拥有一份自己支配的份额。这一系列关系在所有制上就表现为下述形式：

全民所有制对立私有制

集体所有制

公有制私有制

融合

国家与团体共有团体、个人共有

国家与团体、个人共有国家与多个团体、个人共有

共有制

二、从“公有”到“共有”：

转变的基本内容及对公共管理的启示

万丰的改革实践，实现了从公有制到共有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既表明在实践中人们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开拓性探索，也孕育着深刻的内涵嬗变，背后存在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我们认为，从“公有”到“共有”的转变，实质上是万丰人积极探索一种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最佳形式的过程。这种有益的探索，不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对其它学科理论的钻研也有启发作用。当前，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公共管理如何更好地寻求多样化、社会化的治理模式，构筑新型的社会治理框架，是摆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对此，万丰人的探索成果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借鉴。

1、真正实现所有权

尽管在公有制和共有制下，都同样强调全体成员享有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人人都是所有者，共同拥有所有权。但是，由于财产的所有权只有通过占有权、支配权、分配权和受益权的具体运作，才有实际意义，离开具体的所有权的实现方式，无视实际上的差异性，只会导致事实所有权与名义所有权的分离。共有制通过具体的体制安排恰当实现每一个共同所有权者的愿望和利益，使生产资料更加体现出共同占有的性质。共有制通过实行股份制，以集体股、实物股、“干股”等形式，实现人人都是股东，人人享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处置权和受益权。同时，通过具体的投资方式，也使个人对集体使用的财产密切关注，改变了在公有制虚幻所有权下对国家或集体财产的漠视和浪费的状况。

在公共管理角领域，实际上也有一个委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状况。由于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二次人（由于人民与主权国家的关系为第一层次的，故这里把国家与政府的关系称为第二层次），与公众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对公众而言，共同利益是个虚幻的概念，如果无视这一现实，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式可能是高成本的，无法真正使所有人获得利益。这时候政府就承担起人角色，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满足各种需求。这样，公众成功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政府而言，从公众那里取得了经营公共物品的权利（力），并不意味着就是独自或垄断了公共服务。相反，取得公众参与和支持是公共管理的有效途径。在传统公共行政那里，由于政府的行为出发点是自上而下的，缺少参与和来自公众的积极认同，公共管理变成政府内部事务管理，与公共部门的根本目标的本质根本相悖。现代公共管理把公共服务看成是公众导向和结果取向的统一，在坚持公众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佳形式，如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社会供给等等，都显示出它的开放式姿态。

2、全部过程的社会化

共有制所反映出的所有制社会化的特征，不是单一的，而是全方位的。首先，它突出所有者社会化。共有制面向社会，容纳了公、私两类经济成份，所有者的主体不仅有国家、集体、个人，还兼公私两大领域，是典型的多元主体混合制。其次，关于生产资料占有、处置上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建立在固定的契约之上，任何单个所有者无法直接或随意处置，而必须得到共同制定的规则的许可，这就意味着在所有权问题上，既要承认其多元化，又必须保证其社会化的运作。再次，生产社会化的基础是市场化，它改变了过去政企不分，政社合一的运行机制，在经营体制上主要由市场起引导作用。

共有制反映出来的社会化特征，实质上有更深的上层建筑意义。无论是西方国家流行的以放权和财富再分配为内容的“共有主义”，还是我国兴起的政府治理理论，都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和还权于社会的重要性。因此，社会化在经济所有制上的表现与政治领域的要求是一致与同步的

在公共管理领域，社会化也已经是一种最新的趋势。所谓公共管理社会化，是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要改变传统的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一些政府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财政开支的目的。其本质是要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政府管理现代化。[2]可以说，社会化贯穿公共管理整个活动的始终。首先，从公共管理的起源看，它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笔者认为，国家或政府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产生、存在的基础。其次，从公共管理的过程看，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3]最后，从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看，现代公共管理要求政府不仅要下放权力，更多地是要认真考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要不断深入强化公共管理理念，推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4]

3、所有制主体的多元化

共有制的第三个转变是变公有制单一的主体为主体多元化。在传统公有制下，不论是国家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所有者主体是单一的或比较单一的。依国有制为例，其所有者主体就是一个笼统的国家，既单一，又不分层次。而在共有制下，其共有者主体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分为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它可以是国家、集体或个人；也可以是代表公有的单位和个人、代表私有的企业和个人；还可以是法人与自然人等等。共有制下主体多元化的实质意义在于，正视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所有者分层次与多元化，从而具有更大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实践上，这种做法可以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及时做出形式上的调整与改变，从长远目标看，更有利于公有制的最终实现。

尽管，在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上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但在公共管理领域，这种艰难的转变却还有待时日。一方面，在新公共管理大张旗鼓的市场化和顾客取向的理念影响下，我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传统公共行政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治理方式可能存在的低效，以及官僚制度下效率悖论。因此，现代公共管理就是要在打破政府一元垄断的基础上，大力提倡公共事务管理的多元化，寻找一种真正有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共管理不是政府管理，而是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政府需要来自市场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协助与参与，政府同时又必须做好属于自己的份内事务。因此，多元化治理既是灵活的形式，又是系统的责任关联机制。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要受到当前社会条件的制约。具体地说，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初期，市场与社会力量还不足于强大到独立承担许多公共治理任务的程度，因此，现阶段政府仍然是公共利益的最大维护者，而市场化与社会化也只能作为一种手段在有限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就要求现代公共管理在构建公共治理的模式时，既要从根本上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又要在具体实践中则尽量社会化与市场化，凸显公共管理的管理性，做到二者的辩证统一。

4、实现兼容与互补

共有制理论认为，在传统公有制下，无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具封闭性和排他性。由于对公有制的过分强调，使公私对立严重，到了“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合理的正当的私人利益而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共有”本质上不排斥“个有”，相反能容纳许多“个有”。共有制的这种容纳不是简单地组合各种“个有”，而是一种兼容互利的机制。它保证了各种所有者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运做体制上的灵活多样，是单纯公有制无法比拟的。例如，在共有制生产关系中，多元产权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多层合作关系、多种融资渠道并存，各要素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系统，彼此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相互贯通和促进，共同维持系统的良性运行。当然，兼容与互补必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之下，不是公私趋同论，更不是私有化。共有制能够成功实现公有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用公有制这张大网，容纳了各具优势的不同经济形式，从而能自如应对各种复杂的环境，不断向伟大目标迈进

作为有着多元主体的公共管理活动，同样存在着各个主体间的兼容与互补问题。国外主张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吸收私营部门的长处以克服公共部门的不足。这与国内改革提出的政府放权让利，培植社会力量的主张是一致的。以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为例，过去一直以来都认为政府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当然供给者，理由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自身的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成本高的特性。然而这种单一的供给模式最终将导致效率低下甚至腐败的产生。在现代经济学的努力下，人们认识到有些公共物品或服务可以通过私人渠道供给，比如付费的“俱乐部产品”，更进一步提出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生产与供给可以分离，主张构建由私人生产而由公共部门供给的模式，譬如政府采购。如此等等。

现实的状况是，政府与市场都是不完善的物品供给渠道，二者的结合可能弥补这些不足。由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搏弈并非零和结果，未来公共治理中仍然期待更多的公私合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力量的壮大，社会自治组织的参与能力凸显，如何把新兴的社会力量纳入治理体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合作，是公共管理者最为紧迫的任务。而实际上，随着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各国达到善治的理想途径。由此，“我们不是在完善的政府与完善的市场中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之中选择”[5]的悲观观点可以改变为“尽管有不完善的政府、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社会，但我们是在完善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

公有范文篇8

关键词：共有公有区别

1、共有的主体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民或法人。但是，多数人共同所有一物，并不是说共有是多个所有权，在法律上，共有财产只有一人所有权，而由多人享有。

2、共有的客体即共有物是特定的，它可以是独立物，也可以是集合物（如共同继承的遗产）。共有物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分割，不能由各个共有人分别对某一部分共有物享有所有权。每个共有人的权利及于整个共有财产，因此共有不是分别所有。

3、在内容方面，共有人对共有物按照各自的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或者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每个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受其他共有人的侵犯。在行使共有财产的权利，特别是处分共有财产时，必须由全体共有人协商，按全体共有人的意志行事。

公有范文篇9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2．地方性国企公有产权私有化实践。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政策出台后，我国很多地方性国企出现以股份制、出售、破产等方式被其经营者或有少量资金和胆识者直接或间接私有化现象。比如2005年深物业公有股权转让与重组风波及次年被叫停就是一例①。1997年后“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比国企出售更离奇的办法：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权把国资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实现管理层控股；2002年青岛市多家大型国企实现MBO。国资委成立后，其合法性被默认。全国类似情况较多，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较多优惠。当地国企普通职工或公民对这些优惠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往往很少直接参与，于是暗箱操作频频发生。与深物业类似的股权转让迟早还会发生，不过方式会更为隐蔽。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一，“放权让利”后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正式确立，局部性公有产权代表定位依然模糊。纵观我国第一阶段渐进式改革，基本上仅靠体制增量部分推动。而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性公有企业改制，导向为市场经济制度，但相应的政府合理分权并有良好权力制衡的政法制度，却始终没能确立，地方政府对地方公有企业管制范围越来越大。“放权让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该下放给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决策权等每每加以截留；同时，地方政府从中央接过属地化国资管理职能，在重组中权力不断扩大。而分权式政体改革之所以拖延，与我国政治制度中对官员人格预设总体上依然存在的虚构有关。官员人格被假设为“利他、利公主义者”，对其权力行使范围界定和约束制度必然软化。而改制中局部性部门官员普遍呈“经济理性人”，利他和利己兼顾成为主流。当中央将部分国资划归地方管理，后者成为产权人。但是，其辖下“地方居民”全体才是国资所有者。地方政府绝不能成为国资代表，否则极易监守自盗。遗憾的是，我国人大和司法部门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之屈从，加之居民个人“搭便车”心理，导致地方性国资所有者主体及代表“缺位”和政府“越位”。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2005），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二要由党中央在制度设计上促进我国政企分开，让真正经过市场锤炼的、能力较强并有责任心的企业家来接管我国经营不善的部分局部性公有企业，而非由官员行政性内定企业领导及其所持股份多寡。既要创建经理市场，又要适度约束其流动。既要提高其合法收入、限制其各种非法收入，又要将其与企业及员工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要鼓励员工通过民主管理、提合理化建议、培训晋升和从中选聘管理人员等方式，来制约经理人可能的非正当私有化行径。

这些改革措施，在我国当前已到了非下狠心和力气进行不可的危急关头。而单独依靠来自中央的非制度性反腐行动，已不足以改变局部性部门官员非正当私有化公有产权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它属于又一种人治行动，虽然短期内具有较大震慑作用，但却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对很多高官的重罪轻罚）；另一方面，腐败根源已不再是官员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局部性部门官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问题，反腐虽有一定效果，但却是治标不治本，并且会延缓政法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一个善的有效制度可以让具有不良习气的官员严格按章办事，而恶的制度却会让具有良好素质的官员被坏风气所腐蚀。

[参考文献]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李瑜青等.契约精神和社会发展[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3]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梁治平.国家、市场、社会：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吴志攀[M].市场转型与规则嬗变[M].北大出版社，2004.

[6]林尚立等.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M].天津出版社，2005.

[7]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黄少安.产权·人权·制度[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9]王国成.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家选择[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10]金太军，赵晖等.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建构与调谐[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公有范文篇10

产权的非正当私有化

二、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私有化

后果及原因

那么，我国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政府制度与部分官员极端自利式行动之间，为何出现巨大反差？原因有三：

第二，局部性行政权力运作潜规则盛行，正式性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利保护失衡与庇护主义关系盛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正式性制度执行难或被符号化现象，甚至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孙立平，2005），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我国社会行动领域另有一套规则（李金，2001），两套制度对局部性权力拥有者皆有利用价值。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资源重新集聚，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已然成形并结盟。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弱势群体，则成为两极社会的另一头。正式性制度对社会群体权利维护的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性制度上权利维护失衡状况并存下，庇护主义成为全社会个体利益的重要实现机制。其中，非正式性制度上的权利失衡意指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能力的失衡：弱势或相对弱势群体在国家政法架构、本单位或集体中缺少利益代表，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利益表达方式，日趋碎片化。强势群体则表现出巨大能量，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对）弱势群体为寻求利益保护或超保护，被迫与权势者建立庇护主义非正式性权利保护模式。围绕权势者形成了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工具性特殊关系网络，助长着行政权力的肆意。

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参考文献]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李瑜青等.契约精神和社会发展[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3]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4]梁治平.国家、市场、社会：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吴志攀[M].市场转型与规则嬗变[M].北大出版社，2004.

[6]林尚立等.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M].天津出版社，2005.

[7]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黄少安.产权·人权·制度[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9]王国成.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家选择[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