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十篇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1

【关 键 词】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

【 正 文 】

经济基础是唯物史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说，如何理解经济基础，直接地影响到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采取什么样的方略来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依法保护非公有经济、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已经载入我国宪法的今天，我们的一些哲学教科书仍然重复着曾被歪曲和误解的经济基础概念，相当一部分同志仍然循着旧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和理解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一些重要的理论分歧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我国理论界关于经济基础的讨论，并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厘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概念。

一、实践的回答

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基础的讨论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前夕，长达十余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名言中“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一种意见认为是一定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种意见则坚持，经济基础不是指一定社会中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后来，“单一经济基础论”占了上风。从1962年艾思奇主编的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到今天的数十种版本的哲学教材，都依然在重复着“单一经济基础论”。现在是到了彻底打破这种思维定势的时候了。

理论的结论不应与现实相矛盾，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现实和实际的理论只能被认作是错误的理论。实践既包括历史的事实，也包括当下的实践后果。那么，历史上可曾有过单一经济基础的事实？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生产力的发展都带有一定的不平衡性，所以总有自然形成的各种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在封建社会中，既存在前封建的生产方式，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商品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早期，遗留的封建经济因素也是很多的，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因素。即使发达的资本主义，也不能说在经济上就全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历史观的基本范畴，是以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经济事实为依据的，其实马克思早已对这一点有过明确的昭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是一切社会形式中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点，就是由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也主要是由它们来说明的。

确实，马克思也用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概念，这是特指那种以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这里我们必须明确地把这么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阶段、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或经济结构，后者则特指以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 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疑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主要矛盾，但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只是由它构成，是它的几个方面的总和。如果这么理解，就势必会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势必会造成一种理论困境。第一，无法理解和说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例如，既然封建社会只以地主占有土地的生产关系为其经济基础，而把手工业、商品生产等都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成为非经济基础的存在，那封建社会的这个经济基础怎么变更，才引起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呢？第二，难以解释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何以有自己的特点的问题。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经济基础中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而英国的资本主义与法国的资本主义就不相同，法国的资本主义与日本的资本主义也有区别。造成这种差异，除了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各自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其他生产关系的比重以及彼此之间的特定结合方式。

同样的道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应作出这样的区别。不幸的是，我们过去未能意识到这种区别的重要性，甚至还有意地抹杀和混淆这个区别。我们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状况，离开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个最基本的标准，更多地从伦理主义角度来理解阶级、剥削现象，片面地夸大非公有经济的危害性，过度地排斥、压制甚至干脆消灭各种非公有经济成分，试图建立一个以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其后果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导致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拉大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如果说改革前中国国民经济的濒临崩溃从反面证明了“单一经济基础论”是错误的，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实际上则从正面证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正确性。没有对非公有经济的解禁，没有非公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肯定不会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活力。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把非公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而加以肯定和保护，在单一所有制下就不会存在市场和竞争的必要性，恐怕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的过程无疑会更为迟滞、更为曲折。

二、从“三个有利于”标准看“综合经济基础论”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一贯认为，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但不能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在农村改革的方向问题上，在关于特区建设利用外资的问题上，在关于是否限制私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当时党内党外在认识上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邓小平审时度势，先是要求“不争论”，干起来，看一看再说，“拿事实来说话”，后来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批评了关于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正确与否的标准，发动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阻力和艰难曲折的过程，其中既有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也有因为受旧的社会主义观念束缚的人们的反对，还有在改革策略和方式上不同意见的争执而造成的困难。反对者的理论旗帜自始至终都很鲜明醒目，这就是捍卫和维护社会主义；反对意见的攻击点也很集中，这就是改革削弱了公有经济，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埋下了隐患，甚至直接危害了政权的巩固。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单一经济基础论，既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那么允许、扶持、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各种政策就都是削弱公有制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政策。姓“社”姓“资”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20年，以单一所有制的“一大二公”理念为蓝本的计划经济体制遭到了根本的否定，单一经济基础被“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所代替，非公有经济成分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时至今日，多种经济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无法撼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通过的宪法也以最权威的形式肯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和深化，如果我们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单一经济基础”和“综合经济基础”的争论，答案就很明确。单一经济基础论是把社会主义纯粹化理想化的结果，同时又是论证纯粹化的空想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论基础，是建立“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依据。它不仅不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结果，依此理论形成的治国方略和建设实践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走了很大的弯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既是对实行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也是对空想式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治国方略的革命。改革开放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格局，针对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体制的共同存在，积极发展各种个体经济，允许国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办厂，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规模。由于这些政策符合中国国情，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善，激发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

“综合经济基础论”最初是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它的提出者那里，只是意味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是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旦完成了过渡，似乎就该是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了。换言之，这种理论确实带有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证的味道。在理论上探讨经济基础问题并论证“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合理性，比仅将综合经济基础限于过渡时期，属于一种特殊时期的经济基础的观点来，无疑是更加深入了一步。但其中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当时人们都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具有长期性，更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还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因此，笼统地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多种经济成分的综合，就难以把问题讲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为人们理解“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根据。既然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在它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并且发展很不平衡，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就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从公有制在质上占统治地位，由此以保障国家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到在量上扩展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直至最后消灭非公有经济，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换言之，单一经济基础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有它的合理性，而把它作为现阶段就要实现的任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当年“单一经济基础论”成为“正统”的权威哲学教科书的观点，并非因其更有根据、更具有说服力，而主要是非理论的原因起作用的结果。一旦成为了“正统”，便借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大规模地向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们进行灌输，时间一久，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习惯。今天，我们一方面在改革实践中现实地变革着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单一经济结构，寻求着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在各类学校中却继续教育着学生们只有公有制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脱节和悖反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2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 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 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 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 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 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 ,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 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 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 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 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 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 ,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 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 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 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 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 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 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 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 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 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 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 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 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 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 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 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 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 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 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 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 。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 !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 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 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 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 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 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 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 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 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 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 ,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3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路运输；经济管理

一、引言

  公路交通运输是连接各个城市的中介，也是各个城市的发展的基础，其具有灵活、便捷和通达性好的特点，是现代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经济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赖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交通的通达性展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路运输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给公路运输的经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下面就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在新时期如何实现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改进，促进其持续发展。

二、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路交通运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同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不同，但是其共同作用便是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公路运输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纵观全国各地的发展，经济落后的地区大多数是一些较为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而对于一些沿海地带或者国家的中心城市来讲，其公路四通八达，为当地带来众多的效益。国家对任何一个地方的开发，都要先保证其交通便利，由此可见，交通运输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公路运输作为各种运输方法中的一种，是最为普遍，而又常用的一种交通方法，具有灵活、便利等特点。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的公路运输网得到了完善，其地位越来越重要，是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二）公路运输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很多城乡、偏远地区，“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随处可见，这是发达国家和我国国内各个发达城市的历史所验证的。公路交通运输是否便利、完善直接影响着本地区与外交流的程度，影响着本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很多时候，公路的建设只是为了目的地的资源开发，但是我们却发现公路的建设带动着各个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公路运输的超前建设，将会加强沿线地区对外联系，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一个封闭的地区，就算有着丰富的资源，但是没有便利的交通，依然继续落后，即落后的公路建设，将会严重的阻碍本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一个地区的公路运输状况良好，就会吸引跟多的外来投资者，从而带动本地区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强各个地区的之间的联系，促进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公路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基础作用的公共交通基础建设，也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社会主义公路运输体系的建立，其宗旨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路交通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以促进建立一个和谐的公路交通体系。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公路运输作为各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必然要进行一些改革，才能够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发挥最大的作用为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

  一是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公路运输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必然存在着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是公路运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要求。公路运输市场是进行道路运输商品交换的场所及交换双方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建立健全的运输市场机制，才能够促进市场中的经营机制的转换。

三是现代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必须要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创新，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几点改革措施

  （一）加强和改善公路运输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良好的管理体制是保证公路运输业经营管理的科学性的保证，当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业的发展变化对以往的公路运输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当尽快的制定综合性运输政策与体制，以保证公路运输业地协调发展，推进公路和地区经济的双重发展。

  （二）加强公路运输成本管理，实行全面预算

要实现公路运输成本的管理，就必须做好工程的全面预算，将施工成本降至最低，提高公路运输经济的持续发展。全面预算管理的理念是发达国家在多年的经济管理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其作为一个预算体系，是综合考虑了各个责任单位的责任、利益和职能，通过监督、激励和分配等手段，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工程的预算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路施工企业的成本水平。因此，做好公路运输成本的管理，就是要充分的做好项目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对比选择较好的材料供应商，制定好项目的成本计划，为工程的顺利完成奠定全面基础。

  （三）经济管理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公路是涉及到社会中的一切经济活动，是所有经济活动进行的基础，不是任何一个经济地区独有的，其具有公共性、规模性和非营利性等特点，同时其又具有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等特点。作为一项公共事业，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政府应当为公路经济管理提供政治保障，提供良好的交通的服务，在尊重公路运营规律的基础上，赋予特定企业的垄断经营权，这样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的结合，促进公路运输经济的有效管理，促进公路运输业的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些偏僻的交通不便的地区的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了沿线地区与外部的联系，吸引了外来的投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的经济管理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进行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改革和发展，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秦忠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研究[J].中国外资.2011(06)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4

【论文摘要】一定的经济运行形式及经济体制，总是依托一定的所有制结构而存在。市场经济的不同社会形式，是由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必然依托一定的所有制结构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构成状态，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所有制结构是由生产力的水平和结构决定的。实行何种所有制结构，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凡是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关键。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运行的效率和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依据如下。 

1、它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处于基本的和主要的地位，从而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物质基础，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保证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如果没有公有制经济及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就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 

（2）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的多样性决定的。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参差不齐，呈多层次、不平衡的结构状态，经济发展必然长期受到人口多、消费需求大、就业负担重、资源相对短缺等种种矛盾的制约。这种状况，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统一支配生产力的能力。因而，只有建立起多种所有制经济合理配置、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才能调动起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满足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可见，现阶段我国非常复杂而又呈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状况，是导致我国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原因。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针对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我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并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积极探索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积极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努力创办“三资”企业，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它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上围绕经济利益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目标。实现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则有利于形成充分的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打破传统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的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培育多元化的相互竞争的独立经济主体。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坚持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地位和实现形式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全体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根本标志；公有制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公有制经济是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定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实现我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共同富裕的物质保证。 

2、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越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这种优势，不仅要有“量”的优势，更应该注重“质”的提高，即体现在产业属性、技术构成、科技含量、规模经济、资本的增殖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等方面。目前，在现有的608个工业门类中，国有企业涉及604个，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及533类，占全部工业门类的87.7%。 

（2）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即控制国民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控制重要的稀缺资源的能力。为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对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首次明确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其中，对于军工、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开发及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对以上领域的重要子企业和民航、航运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于石化下游产品经营、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应加大改革重组力度，引入非公经济和外资，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在其他领域，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可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国有经济要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让更多的社会投资主体进入，依靠多种经济成分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3）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所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是为实现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什么样的实现形式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现所有者的利益，就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内在地包含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非公有制经济“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部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决不是权宜之计，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经济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经占GDP的1/3。 

2、拓宽了就业渠道。到2001年底，城镇非公有单位从业人员已达到4329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9.3%。 

3、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投融资体制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化。到2001年底，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已达到38.5%。 

4、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多元竞争、充满活力的环境。到200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02.9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460.8万户，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到2002年底，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外资企业424196家。最后，促进了一批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占了很大比重，为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有好处，也有不足，特别是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剥削现象，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一种代价。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还是“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利大于弊，“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既然非公有制经济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这就需要政府利用经济政策和法律手段加以管理和规范，抑制其消极因素，鼓励其更好地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非公有制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正式出台。《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提出，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这些长期以来非公有制企业难以进入的领域，如今获得了国家的准入。可见，《若干意见》的出台，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5

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01-03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

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6

论文摘要：本文围毙“堆护宪法尊严坚持公有剞主体地位”的中心议赶，明确了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分析了为什么要坚持公有稍为主体，回答了如何坚持公有翻主体地住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

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首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宪法的根本要求。改革2o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几经修改，但公有制迄今仍被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004年3月的最新版本宪法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与利益。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改革措施，都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具体到所有制问题上，就是必须维护公有制。宪法第一条还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公有制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推行私有化就是破坏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公有制都属于违宪行为，都在宪法禁止之列。

其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 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根本原则。1979年初，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也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和交换的形式，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 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其他一切私有制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公有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 政治 制度、 法律 体系、意识形态和共同理想。

再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所有制的状态是由一定 历史 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

私有化还会使我国彻底失去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公有制 经济 尽管在劳动的效率或劳动合理利用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实践证明它能够保证人人就业，保证人人享有工作的权利，从而保证人人享有劳动报酬、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相反，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能够解决失业问题。原因不在于经济是否发达，而在于以失业形式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失业对劳动者是痛苦的，但对私有制经济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资本增殖需要一大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私有制经济在繁荣时期尚且不能消灭失业，经济衰退时更是首先解雇工人，失业问题将急剧恶化。

私有化必然导致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一旦私有经济比重在国民经济中超过必要的限度，在私有资本积累 规律 的作用下必然引起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分化、失业率增长等一连串不良经济现象。2o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都没有通过私有化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这已为世人敲晌了警钟。

在社会领域，私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使我国重新变成一个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社会。

私有化的本意就是把生产资料转为私人占有，由此而占有生产资料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这样一来，社会将再次分为少数拥有生产资料的有产者和大多数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后者将变成雇佣劳动力。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确人人都获得了自由，只不过，对劳动者而言，他们获得的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丧失的却是不受剥削的自由。相应的，有产者则获得了奴役和剥削劳工的自由和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不可避免。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7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 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 smith和 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 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 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 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 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 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20世纪 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 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 如 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 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 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 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 14］。 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 mamuneas、calderón和 servén等学者［15 16］。 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 romp和 de 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 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 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 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 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x，不合作的概率为1 － 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y，不合作的概率为1－ 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 u，其方程为 u（c，r） ＝x′ix＝ μi（ci，ri） － μ0（c，r），其中 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 μ＞ 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 μ ＝ 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 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政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 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政府管制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政府管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政府管制政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政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政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34136．

［2］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王辰．基础产业融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史普博 f d．管制与市场［m］．余晖，何帆，钱家骏，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彭秀丽，陈柏福．矿业集群演化与区域协同发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499．

［7］weibull j．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95．［8］samuelson． evolutionary games and equilibrium selection［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97．

［9］friedman d． evolutionary game in economy［j］． econometrica，1991，59：637666．

［10］aoki m． organizational conventions and the gains from diversity： an evolution game approach［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998，7：399432．

［11］etsuro s．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nvergence approac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1，6：205227．

［12］esfahani h s， ramirez m t． institu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4：443477．

［13］范九利，白暴力，潘泉．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4（1）：3643．

［14］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6（7）：2940．

［15］demetriades p o， mamuneas t p． intertemporal output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pital： evidencefrom 12 oecd economies［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0，7：687712．

［16］calderón c， servén l． the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r］． bank policy re?

search working paper，2004．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8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公平思想 评价方法 实现途径 价值

经济公平是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重要方面，但国内研究却并不多见。在文献考察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公平思想的基本内容、评价方法、实现途径进行探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一个补充。

经济公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公平思想涉及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几方面。

起点公平。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起点公平。首先，他们将经济权利和地位平等作为经济公平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一、商品交换、劳动力买卖、自由竞争离不开经济权利和地位平等，商品所有者经济地位独立与平等是进行商品交换或贸易的前提，只有“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①，才能让渡或占有商品；工人作为缔约的一方应当同厂主享有平等的权利。二、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和劳动力商品买卖不平等根源于工人和资本家经济地位不平等，消灭阶级对立是为了让无产阶级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和地位。其次，他们从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以及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出发，把人人享有劳动平等权利、人人都必须劳动视为经济公平的物质前提。通过对资本主义人口过剩实质的揭露，表达了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充分结合、实现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思想。最后，他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经济公平的所有制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是劳动异化的结果，而在它形成以后却又成了劳动异化的条件，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经济条件和资本主义经济不公平的制度根源。这就要求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②，即“重建个人所有制”是经济公平的制度前提。

机会公平。马克思、恩格斯倡导机会公平，主张给经济主体以同等参与和竞争的机会。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③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并不等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的机会公平，无产阶级机会平等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④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规则公平。规则公平对经济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有保障作用，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两项重要的经济公平规则。他们认为等价交换是不能消灭的规律，资本主义劳动力买卖之所以能够进行，在于它按照这个规律行事，一旦离开这一规则，商品交换和劳动力买卖都不能正常进行。按劳分配是经济公平思想的另一基本尺度，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公平分配在于分配结果同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成比例，“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⑤，亦即“劳动”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个人消费品公平分配的基本尺度。

结果公平。结果公平是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公平思想的核心。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一切经济特权，消除分配结果上的两极分化，是他们的基本主张。在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结果公平存在差异：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公平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两极分化，允许消费资料分配结果的适度差别存在，而且这种差别不可避免，是达到真正分配公平的途径和手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平目标则是实现真正的平等，对消费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经济公平的评价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抽象地评价经济公平是极其困难的，只有将其与生产效率结合起来，并置于一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之中，才能做出正确判定。

离开经济效率就不能对经济公平与否做出正确判定。经济公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价值取向，不能抽象地谈经济公平，而是要将其置于经济效率基础之上。公平是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效率促进公平并决定着有多少产品可以分配，进而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⑦，经济效率提高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规模，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分配。

经济公平的标准随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经济公平与否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和一定阶级中才能得到最终说明，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永恒公平是不存在的。奴隶制公平、封建制公平、资本主义公平都由当时的生产条件和阶级状况决定，“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⑧。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任何剥削阶级私有制下的公平，都只是少数剥削阶级的公平，对广大被剥削阶级来说就是不公平；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形式，也是私有制不公平社会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公平：第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公平，允许一定程度不公平的存在；第二步，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平，在对生产条件共同占有和联合劳动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经济公平的实现途径

生产力发展是实现经济公平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⑨；有限的生产力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求，只有是“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些人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10}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平以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之后，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1}。

必要的社会调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公平的重要手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但他们极力反对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他们主张在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同时通过社会调剂调节实际分配结果，让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进行劳动{12}，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对过高收入进行调节，“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13}。

消灭阶级剥削和私有制、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经济公平的制度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制度更替和完善是实现经济公平的基本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是资产阶级经济公平的保障和无产阶级经济公平的障碍，打破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把私有财产变为公共财产是实现共产主义经济公平的制度基础。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实现经济公平不能诉诸于道德和法，暴力手段则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经济公平的基本途径。共产主义的经济公平也不会自发实现，需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完善来实现。

经济公平思想对抑制收入差距的价值

经济公平思想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当前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原则，高度重视经济公平，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均要体现公平和效率。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保持公有资产量和质的优势，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为经济公平提供所有制基础。

第四，在承认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地位，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和就业领域，促进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提高，使按劳分配真正成为全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

第五，加强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实行普遍的社会调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重大民生问题；完善税收、社会捐献和社会救济制度；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中国扶贫新策略，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②《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2、832页。

③④⑤⑧{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7、448、304、212、24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⑦{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9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9

一、非公有制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于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冲突。其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亦即社会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使得任何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劳动也就成了衡量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尺度。所以，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吸纳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全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这是马恩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设想。严格说来，经典社会主义只是关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安扫^由于他们“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则鲜少论及。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必然是政治更加文明、文化更加先进、社会更加和谐。

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经典社会主义没有为非公有制经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预留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具体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殊而不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讨论所有制问题。他们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是这样，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制也是这样。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是仅仅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拒绝设计任何具体细节。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所有制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既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空洞地谈论所有制（比如撇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认识其基本经济制度)，更不能想当然地设计所有制结构（比如所有制问题上时‘升级竞赛”）。

二、非公有制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会与马恩的设想有很大不同。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而忽略了其立论的基础。为了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大加挞伐。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尽管也有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退却，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就其本意而言确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列宁去世后，对于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问题。斯大林在经过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短暂肯定后，即于1929年底，终止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公有和私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基础上，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彻底清除私有制经济。从此，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化运动确立了国有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农业集体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前苏联逐渐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前者是比后者更为高级、更为先进、距离共产主义更近的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低水平的按劳分配。脱离贫穷落后的本国国情、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照搬马克思主义条条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自然会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当然也会营养不良。

在中国，对于私有经济在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有过清醒和谨慎的认识，甚至在建国初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重要思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而使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实现。与此相反，在紧接着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严重背离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仅仅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原来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留下了“过急、过快、过粗”的后遗症。自此而后，为了建设“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就更是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必须不断地加以铲除。在实践上，漠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客观要求，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大搞“穷过渡”和所有制形式的“升级竞赛”，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这样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国有制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消失的所有制结构，不能不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马恩的设想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失去了在社会主义下存在的理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中，非公有制经济是异己因素必须要加以消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两者不同。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失误，在于对贫穷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所有制结构这个“基本问题”，亦即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形成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下，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又允许存在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就历史起点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历史起点的，而改革开放首先又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序幕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催生了一大批积极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的专业户、重点户，他们在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增加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主次分明的“有益补充论”演进到并肩而立的“共同发展论”;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上，由“允许存在论”发展到两个“毫不动摇论”。正是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逐渐提高和政策上的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竞相发展，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过，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政治要求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等问题，伴随着对这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领域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们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逻辑起点看，正是非公有制经济这一根本特色或曰底色，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派生特色。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有着存在并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就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它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使得部分人可以获取财产收入，于是有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代表、维护和增进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注意兼顾和尊重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在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就业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于外资的大量引进，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更加复杂，这也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既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在社会建设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事实上走过了一条重资本、轻劳动，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道路，由此带来了劳资矛盾加剧、资源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于是，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任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所有制结构又是处于经济基础中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所以，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并快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涂抹上了自己独有的亮丽色彩。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这一判断，可能会面临一个理论问题的诘问和三种不同观点的论争。

理论诘问是，如果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那么，怎样理解“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这不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吗？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答。首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以贯之的生产力标准观。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个阶级或利益集团、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及其兴替过程的时候，都是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着眼的。无论是对血腥奴隶制替代原始社会时对奴隶制度的热情讴歌，还是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充分肯定，无不是因为这个阶级或这种制度曾经在其进步时期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所作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绝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罪恶太过深重，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更不是他们对所有制形式有什么个人偏好，而是生产力的革命性所要求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曾一语中的。他认为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其次，消灭私有制是一切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但这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发展仍不充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不会是永恒的存在，它必定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私有制的消亡，需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一致的社会关系条件。只有当这样的条件出现的时候，共产党人才能顺势而为，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到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尚不具备时，采用超经济手段一厢情愿地消灭私有经济，这样不仅不能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初衷，也不可能实现巩固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已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没有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且仍有容纳生产力进步的广大空间。所以，在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仍然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当然是和经典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根本特色。再次，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今天存在并蓬勃发展着的非公有制经济，和过渡时期的私有经济已经有了重要区别。后者作为旧社会的遗迹，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之时，是社会主义的对立力量。而前者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完全巩固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靠党的政策发展壮大起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力方面军，其从业人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与该社会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是相互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了存在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则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既如此，共产党人要消灭的私有制当然就不会是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的问题，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不同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应该说，这三种观点都在努力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三个理论也确实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处理失当的地方。但细究之，他们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我们想事情、干事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可以说，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清醒的认识，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毕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借以凭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使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它本身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正如出发点并不意味着已经出发、立足点也不意味着已经迈步一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预留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重大的理论和体制创新。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蕴积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经济能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天然地要求把市场经济作为它存在和发展的广阔天地，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理解了前者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后者。因此，非公有制经济比市场经济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

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篇10

关键词：公路运输经济管理 改革 措施

一、引言

以市场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将经济组织成一种生产形式，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以城市为主要节点的公路交通运输，将各个城市构建在交通网络，有效连接各个交通要点，并以其灵活、便捷、覆盖面广、通达性好等特性，成为现代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社会和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并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公路运输市场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运输市场经济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本文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探讨了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一些变化与改革。

二、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运输在不同的地区逐渐对地区经济产生着重要影响，并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

(1)公路运输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尤其对于内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公路运输在整个交通运输中是关键部分。公路运输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及公路网的日趋完善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公路在当代已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2)公路运输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要致富，先修路已为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发展经历所证实。一个区域公路网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当地及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公路建设的适度超前，会起到促进、支持当地及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公路建设的滞后，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3)良好的公路运输能力，能更好的吸引外资，促进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以及同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为了支持、促进当地及相关地区的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公路建设也必须保持适度超前。

(4)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良好协调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和谐产生活力，和谐创造需求。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基础作用的公共交通建设，也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解决和改善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问题是普通百姓生活的主要诉求，社会主义公路运输体系的建立，其宗旨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路交通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以促进建立一个和谐的公路交通体系。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必要性与必然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公路运输作为其发展的基础支柱，同样存在着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必要性，这也是一种社会发展下的必然性。

(1)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公路运输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必然存在着发展的必然趋势。

(2)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是教育运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要求。

公路运输市场是进行道路运输商品交换的场所以及交换双方经济关系的总和。必须要有健全的运输市场做后盾，只要有了健康的运输市场机制，才能促进经营机制的转换。

(3)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是现代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经济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公路运输，而良好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而公路运输经济管理需要不断的改革，才能得到进步，进一步巩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改革措施

(1)加强和改善公路运输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运输业发展阶段性的转变要求尽快对公路运输业管理体制进行相应调整，并制定综合性运输政策与规划，促进公路运输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把公路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推向新的阶段。

(2)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是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措施。

编制工程施工预算，做好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必须具有完善的定额资料，搞好工程施工预算。全面预算管理是发达国家多年秋累的先进管理经验，是建立在责任、权能、利益相结合基础上的各责任单位的预算体系，并通过其监督、激励及分配等功能，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工程预算成本反映公路施工企业的平均成本水平。

实行计划成本，计划成本是指项目经理部根据计划期内的有关资料，在实际成本发生前预先编制出人工费成本控制计划、材料成本控制计划、机械设备成本控制计划、管理费用成本控制计划、临时工程费用成本控制计划。对每一个公路项目的施工，都应当有精心的预测，做好项目开工前的准备工作，选定先进的施工方案，选好合理的材料供应商，制定好该项目的成本计划，做到心中有数。以免造成不应有的失误。

(3)积极应用现代技术，促进信息整合，提高综合应用水平。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促使现代电子工程设备已经进入到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领域中，要切实充好利用先进的现代设备。

(4)经济管理手段与行政管理手段相结合。公路是经济社会活动赖以进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性、规模性、非营利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它具有的起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经营风险大等特点。政府应进行干预，承担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责任，组织建设和管理公路，提供良好的交通服务，赋予特定企业的垄断经营权，既适应了公路运营发展的规律，又体现了政府宏观经济的目标要求。

(5)促进和加强道路车辆的综合管理。按照地区管理范围不同实施等级的管理、规划、建设和服务等，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赋于职责。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