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范文10篇

公有制范文篇1

一、社会主义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吗？

这本来是个无庸置疑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

传统的公有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大幅下降，已明显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衰退之势。有鉴于此，不少人提出：应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主体”地位改为“主导”地位，以适时反映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取向和长远利益考虑，那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性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种长远的战略性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有如下理由：

其一，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者鲜有不主张实行公有制的，而共产主义者则无一例外地强调要力争在全社会实行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是如此，列宁、、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虽不主张在全社会实行公有制，但却反复强调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就连民主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都一直公开把实现公有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只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它们才改弦易辙，不再提实现传统公有制的主张。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考究，一种社会形态区别于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因素和标识，是所有制性质的根本性差异－－奴隶社会之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之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与封建社会，都概莫能外地在所有制性质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用传统的观点看，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私有制作为其经济基础主体的社会。如果社会主义从今以后放弃以公有制作为其经济基础主体的基本诉求，那么，试问：在决定社会性质的最重要领域－－经济基础上，不久的将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性差别可言？由此可见，坚持公有制必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并不是乌托邦式的非份之想，而是从历史规律中引出的必然要求，除非你追求的压根就不是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基础上培育出一种特有的，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并且享有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形式。舍此，它就不能作为一种新兴的、独立的、有别于并且最终将取代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存在于历史现实中。

其二，从实践上说，一方面，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不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即使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如社会、工党，也都在千方百计地扩大公有制成份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比重－－有的在传统的公有制上作文章，有的则在别的方面另辟蹊径（这一点后面将有专门、系统论述）。此外，还须看到，传统公有制确曾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首先，以传统公有制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初始阶段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早期的国家独立、稳定和发展，乃至从基本经济制度直至意识形态的确立，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虽然人们为此曾付出沉重代价、巨大挫折，甚至于莫须的痛苦和无谓的牺牲，但它毕竟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于那些已经发生了剧变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须知，这些国家过去不是战乱纷争之邦，就是贫困落后之国，或者两者兼备于一身，而自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它们的境况大都发生了根本改观，有些国家在某个时期或某些领域，甚至取得过令世人瞩目的突出成就。其次，以传统公有制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还对资本主义产生过巨大而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当然，这种启发和借鉴作用的合理有效借用，并不是私有制及其资本的自觉选择，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其他左派人士长期不懈斗争和努力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也可以说是传统公有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和功绩。

总之，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说，公有制对世界而言，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对社会主义而言，则更不是一个可多可少的东西。

二、传统公有制还能长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吗？

尽管有上述结论，我们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史实：由于经济权利与经济利益的非均衡性和非同构性，传统公有制对内缺乏由利益激励机制引发的持久驱动力，对外缺乏由市场竞争法则形成的硬约束与强大压力，因而始终未能摆脱物质供应短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经济增长内在持续性活力不足等难题的困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就已经发现，这种困扰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致命性问题。为了克服这种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进行过多次改革尝试，比较著名的有：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和“新经济措施”试验；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以及“利别尔曼建议”试验；波兰的哥穆尔卡以及盖莱克“高速发展战略”试验；匈牙利的纳吉以及卡达尔·亚诺什改革；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这些尝试性努力不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就是胎死腹中，不了了之，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后来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绝望之中，纷纷改制转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目前的情况是，这些重新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小部分，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发展得较为顺利，其它国家的整体状况还没有恢复到剧变前的水平，少数国家甚至长期处于混乱的泥淖之中，举步维艰，不能自拔。所幸的是，后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比较而言，却发展得相当顺利，连续20多年国民经济平均每年以近两位数的水平向上递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非但没有增强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反而削弱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故然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在所有制领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一方面，传统公有制虽然一开始占有绝对优势地位（99％）并拥有绝大部分国民生产要素，后来也为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的稳定作出过不小贡献，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却呈加速下降之势；另一方面，20多年前，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中国的私有制几乎从零起步，但却迅猛扩张，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发展到今天，成为一支最有生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有资料显示，在1990－－1999这10年之间，私营企业的户数年均增长35.50％，而同期外商投资企业为26.62％、集体企业是负增长、国有企业仅为4.07％；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年均增长68.29％，而同期外资企业为34.11％、集体企业仅为10.30％，国有企业也只有15.46％；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31.67，而同期个体经营为12.84，外资企业为28.07，集体企业为－7.78，国有企业为－2.06；私营企业产值年均增长49.08％，实际零售额年均增长56.49％，都远远高于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1）由于资料不全的缘故，私营经济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的发展情况虽无法准确指证，但考虑到基数越小，扩张速度越快这一基本经济学定律的作用，此间的各种经济指标理应更高。总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一种经济成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并且是最突出的增长点。现在，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出：尽管私有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弊端，但在振兴、繁荣中国经济，在丰富、方便人民生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传统公有制只能望其项背；它不仅立有头功，而且目前仍然保持着相当良好、强劲的拓展态势。虽然由于顾忌意识形态的责罚，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省级区域敢于公开站出来宣称公有制之外的私（民）营经济成份已经在它那里占有主体地位，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些经济比较开放、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乃至江苏、福建、山东，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早已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如果进一步正本清源，把国家工商局90年代初抽样调查获悉的，83％的“戴红帽”假乡镇集体企业还其私营本来面目，（2）再把农业中的个体家庭经营实事求是地验明正身（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红头文件”的规定，我国农村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没有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只不过是集体所有制这种公有制形式下的一种家庭经营方式，不能独立作为一种所有制或经济成份对待。这种观点已经不能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必须尽快扬弃更新。对此，后面也有专门论述），也算作一种变相的，或曰新的私（民）营经济成份的话，那么，中国至少将有近一半的省级区域事实上已经不是传统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了。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哪里私有制成份多，哪里的经济就更活跃，哪里的人民就更富强，哪里的社会事业就更发展，哪里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就更充裕，烦心事就少得多，日子就更好过。反之，公有制成份多的地方，则是另一番逆向境况。现在，连浙江本地的干部都说：在浙江当官很容易，只要不扰民就行；老百姓比政府更聪明，都知道怎么干更好。另据2001年最后一期《南风窗》报道：去年年底朱鎔基总理与总书记先后造访过的广东省南海市，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就允许搞商品经济的农村副业人员的存在，但要向集体交钱；这些身在“农业集体”公有制但却从事工商业的人成为南海私营经济的最早源头；这种通过交费戴上“公有制面具”，取得合法身份的形式也成为南海“变通”之道的源头。20世纪80年代，这种形式又复制到工商业领域，私营企业靠上交管理费，挂靠集体公有制企业，寻找享受贷款、土地使用权、出口配额、税收等与集体、国有这些公有制企业平等的待遇，规避国家对私有经济政策歧视带来的壁垒。“红帽子”企业大批出现。这种“真私人，假集体”的企业贯穿了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受到南海政府半公开的支持。从1990年到2000年，南海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92,517万元上升为3,387,619万元，翻了三番，在珠江三角洲四小龙中的排名也由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1993年，在南海200亿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只占1／4；而到2000年，在南海700多亿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产值还不足1／14。现在，南海在中国县级市里，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金融机构存款、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全社会用电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六项第一。（3）当前，象南海、温州那样，通过发展私营企业而使自己成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排头兵的乡镇乃至县市，在全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仅都有那么一小批，而且数量正在年复一年地迅速扩大。这一切遂使传统公有制感到现在担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主体地位已是力不从心。预计，再经过短则3至5年，长则6至1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会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传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将成为历史的烟云。事实上，用发展的眼光看，历史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传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势必被取而代之。

三、有没有更好的公有制形式？

综上所述，一方面，社会主义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所有制作为其经济基础的主体形式，另一方面，传统的公有制不仅在传统意义上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却日见式微，越来越无力承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主体的历史重任。面对这种窘迫境遇，人们不禁要问，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何以为托，何以发展？！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棘手难题，但答案其实早已蕴藏在历史发展的曲径通幽之处，只是需要有人不畏艰险去辛勤挖掘而已。笔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认为现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着一种比传统公有制更为优越的公有制形式－－间接公有制。

为了更好地论证、说明这一命题，有必要首先考察一番经济形式，特别是其核心成分－－所有制形式历史演进的基本概况和一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4）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经济形式，包括所有制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却对应着不同的生产力、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仅公有制需要变换其内容和表现形式，而且私有制也需要变换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5）“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是由畜牧业所决定的。在古代民族中，由于一个城市里同时居住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所有制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到地产。”（6）“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所有制外，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占有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隶，因此就被公社所有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在奴隶面前不得不保存这种自发产生的联合形式。”（7）“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古代世界的奴隶，而是小农奴。……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8）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先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厂手工业资本－－然后才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即变成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9）可以看出，截止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形式及其核心成分－－所有制形式虽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从总体上说，变化速度很慢，变化内容也有限－－主要是在私有制范围内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且始终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定律，即：占有权是所有权中的基础性和核心权利，所有权中的其它权利－－使用权、用益权、处分权必须依附于占有权并以它作为轴心运转，而不能脱离占有权单独行使其权利。因此，这段数以千计的漫长社会历史在人们的脑海里深深地刻下这样一个牢固的观念：占有便是一切；没有占有权就没有所有权，而没有所有权就没有权利索取任何经济利益。然而，后来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和观念。首先，经济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不断更新增多，原来只有由自然人形成的所有制和无限责任制，后来有了法人所有制和有限责任制，再后来又有了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基金会，还有国家所有制、多种集体所有制等；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从实物经济中又活脱出一个虚拟经济并日益蓬勃发展起来。其次，这是更为重要，但却被人们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即现代经济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如果说前面所述还只是形式上、现象上的变化，那么，这里要说的便是内容上、本质上的变化了。过去，具体地说是19世纪中期股份制经济兴盛和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社会经济几乎全都在所有权层面运作。因此，所有权和所有制便与人们的实际物质利益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所以，那时无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都一无例外地特别关注所有权和所有制问题，所不同的只是追求的目标截然相反－－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其他人则是千方百计地拥戴、维护私有制。但是，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经济生活的触角不得不突破原有的活动领域，向着新的层面延伸，正如当时的医学急需突破细胞、化学急需突破大分子、物理学急需突破原子境界才能赢得大发展一样。

这种突破与延伸滥觞于股份制。最初的股份制公司是由若干自然人的私人财产组成，公司本身虽不是这些财产的所有者，也不享有终极占有权，但却永久拥有对这些财产的使用权、处分权和部分用益权，除非公司被人收购或破产。由此可以看出：在股份制经济中，财产的使用权、处分权已经基本独立于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也就是说，作为财产终极所有者的股东，再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那份业已被股份化了的财产。这使股份公司能够基本绕开所有权和所有制的局限性，直接深入到经济权利（10）层面运作，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股份公司也因此在社会属性上发生了较为深刻的质变，尽管它还没有演进到社会主义者所要求达到的理想高度。当年，马克思正是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变化，才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对新兴的股份公司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他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11）马克思逝世以后，100多年来，股份公司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数量大增，形式多样，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主体或主导力量，而且其组合成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然人的财产已经更多地被各种法人，特别是基金的财产所取代。这些主要由社会化了的法人和基金的财产组成的股份公司，与早期完全由私人财产组成的股份公司相比，不仅更多了几份社会化色彩，而且向经济权利层面又更深地跃进了一大步。此外，近年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正在积极尝试职工持股计划。这显然也是从经济权利层面入手，而不是从所有权及其所有制层面入手削弱大资本的控制力，以提高公司的社会化水平和竞争力。实践表明，此举已经开始突破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完全相分离这一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社会效果。

经济生活向经济权利层面突破与延伸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形式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应当说，国家自诞生之日起，由于维持公共权力的需要，就开始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因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12）捐税，从本质上说，就是财产所有者向国家让渡部分财产用益权、处分权。但在19世纪中期之前，这种干预还不是直接而又积极的。那时，政治清明的国家大多采取休生养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充其量也就是扮演一个称职守夜人角色，亦即西方人所谓的theNightwatch－manState（守夜人国家）；而政治腐败的国家则必然要对内甚至对外强取豪夺，这倒是直接干预了经济生活，但却没什么“积极”意义可谈。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并且多次造成世界性灾难，加之此时社会主义运动趁势汹涌而起，大有取代资本主义之势，这一切遂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节制资本、缓和社会矛盾的，直接而又积极的经济干预政策和措施。在这方面开风气先河的是德国。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危机四伏，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对此，俾斯麦政府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大棒”就是1878年实行的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胡萝卜”就是于19世纪70年代酝酿，80年代先后颁布实行的“疾病保险法”、“意外工伤保险法”、“老年及残疾保险法”。“疾病保险法”为德国300万工人及其家属提供了医疗上的保险，费用由劳、资双方共担。“意外工伤保险法”规定：因工伤、亡的工人可以得到医疗或丧葬费，费用完全由资方负担。不久，上述两个保险法的覆盖范围又扩大到700万农业工人。“老年及残疾保险法”规定：工人到70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残疾工人也可以领取津贴，费用由劳、资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13）继德国之后，英、法、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先后从经济权利层面入手，对自己的经济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类似于德国的干预。至二次大战前，做得最为成功的当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新政”时期所推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直接干预财产用益权和处分权的措施主要有：

（一）规定最高工时为每周40小时，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

（二）实行累进所得税，规定年收入100万以上者征收50％的所得税；后来标准又提高到75％；

（三）国家将部分税收所得用于救济失业“游民”、吸收失业人员参与市政工程或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建立养老金制度，以及对年老、残疾、贫苦母子、流浪儿给予救济补助。（14）

以上干预表明：私有财产及其所有权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开始对它进行“神圣的侵犯”。不过，这种“侵犯”并不是从所有权和所有制层面展开的，事实上也没有公开触动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而是以国家的名义，从经济权利层面着手，对财产所有权中的用益权、处分权进行强制性干涉，迫使资本家将那些本来可以攫为己有的剩余价值交出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用于社会需要。

二战结束后，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资本主义阵营掀起了一股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高潮－－不仅战前的干预措施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而且还新增了一些措施，使干预向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迈进。这些新措施主要包括：

（一）效仿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从所有权和所有制层面着手，没收或强买一些私有财产并把它国有化。后来的实践表明，这并不是一个适合广泛久用的理想办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国有化逐步退潮并大部分被私有化替代。

（二）在经济权利层面，继续扩大干预范围和深度：

1、设置财产转移、营造活动税收制度，对不动产出售、用途变化、房屋营造活动征税；

2、开征累进制遗产税；

3、开征资本利得税，有些发达国家甚至开征了礼品税和高档消费税。

以上三项措施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社会效果。其中遗产税这一项，已经无一例外地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施行，而且税率一般都比较高，目的是让遗产受让人不能单凭遗产就体面地生活一辈子。

不难看出，二战后所采取的这些经济干预措施，大多已经深涉所有权中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这无疑是对所有权更为彻底，也是更加裸露地“侵犯”。至此，所有权的“神圣”完整性终被彻底打破。从这时起，眼光敏锐的人会发现，财产占有权乃至其所有权的有无与多寡，已经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必然与物质利益呈正比例关系。因为这时的经济活动已经主要不是在所有权层面，而是在经济权利层面运作了。在这个层面上，是不是所有者，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实际拥有多少经济权利才是实质性、关键性的要素；经济利益越来越直接地同经济权利相联系并呈现明显的对应比例关系。例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从表面上看，国家或乡村集体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一点与以前毫无变化，土地所有权还依旧姓“公”，但所有者既不是土地收益的最大收获者，也不是最大支配者，而按规定只能享受并支配其中很少一部分利益（农村费税改革试验政策规定，国家和集体征收的税赋不超过农民实际收入10％）。抛开质量因素不论，单从数量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和集体享有的实际经济权利有：100％的土地占有权、10％的土地用益权，还有30年一次的土地处分权；而农民享有的实际经济权利则有：100％的土地使用权、90％的土地用益权，还有30年之内的土地处分权。农民掌握的经济权利要比国家和集体大得多，也实惠得多。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农民积极性的迸发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都主要源于这种合理的制度性经济权利安排。正是由于这种现实情形的存在，在朴实的中国农民看来，现在农村实行的土地制度，其实就是私有制，而从理论上归纳，更准确的说法应是“间接私有制”，充其量也只能是“有限公有制”。这当然是按经济权利这个新标准，用新思维方式来定性的。这是一个明公暗私的成功事例。下面让我们来重点考察明私暗公的成功事例，因为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经济主体的，即使象瑞典这样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其工业企业中私人企业仍占85％。（15）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本身并没有掌握多大比率的财产占有权和所有权，也就是说公有制成份不多。但是，在分割、支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它们所占的比率却要远远大于财产占有权和所有权的实际比率。例如，美国的税收占国民总收入的38％，（16）加上10％左右明令由私人开支的部分（如规定汽车必须自备反污染装置等类似开支），（17）美国政府平时能够支配的国民总收入实际已经近半或超半。荷兰早在1985年其国家经常收入就已经占国民生产总值51.7％，（18）到1995年，丹麦和瑞典仅税收一项，就分别占其国民生产总值51.7％和50.2％。（19）1995年，五位美国经济学家对瑞典经济做了调查，结果发现那里公共部门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20）事实上，现在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私人所有权及其所有制成分虽然占有绝对优势，但能够实际支配的国民收入还不足一半，其余那一大半只好让渡给国家和社会支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这类国家事实上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在经济权利层面拥有更多的权利，否则，它们就不可能享有那么多、那么大的物质利益。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北欧、西欧国家，也正是主要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手中强大的物质手段，才有条件较为理想地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些弊端，并成功地实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如医疗、养老、伤残保障、基本教育等方面已基本做到按需分配（严格地说，应是“按社会可支付能力分配”）。应当说，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的主要和关键因素应是经济权利层面的积极干预措施。过去，人们只注意或只研究这些积极干预措施的主要表现形式，即社会的高工资、高税收、高保险和高福利现象，却没有从理论上认真研究其背后的深层运作机制及其基本原理，连娴熟运用这些措施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没有对此进行深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憾事。究其原因，无疑与“身在此山中”有关。现在该到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

那么，深入经济权利层面进行积极干预，其背后的深层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呢？准确地说，应该是间接公有制。之所以给它这样定性，有如下理由：

首先，它是一种新型所有制。与传统所有制相比，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一种以法律确认的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享有的权利为基础的经济机制；所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传统所有制必须从整体上借助所有权外壳，才能行使其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而新型所有制则无须借助所有权外壳，就能直接对所有权内部的经济权利行使其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所谓“新”，也就新在这里。

其次，它是一种间接所有制。传统所有制必须以占有权为其存在前提条件，否则，它就无法行使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而新型所有制无须以占有权为其存在条件，它只要享有法律确认的对经济权利的权利，就能行使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说“间接”，也只是相对于传统所有制特别强调占有的“直接”而言的。其实，新型所有制由于绕开了所有权形式这个中间环节，反而与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结合得更为灵活和直接。也正是由于这个特性，间接公有制才能更加适应规模日益扩大、运转日益加快，形式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最后，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有制。虽然它不象传统公有制那样，公开直接地借助公共名义享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其权利来源、特别是其利益分配和使用，都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展开的（以一国范围为准），不仅使普通劳动群众从中广受实惠，而且使资本家也能从中获益。实际上，它是一种比传统公有制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公有制。

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抽象，可以将间接公有制的特征概述如下：

（一）与传统所有制相互依存，互相渗透，有机结合；

（二）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力，但不以财产占有为先决条件；

（三）在一国范围内，以高度社会化形式运作。

与传统公有制相比，间接公有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一般情况下，传统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一种拮抗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较难和平共处，而间接公有制与私有制则是一种协同共生关系，彼此间易于平等交往，互惠互利。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不难看到：一方面，私有制的重大弊端终于基本上被间接公有制这种主要手段给克服了，虽然在此过程中间接公有制本身也不期遭遇一些波折和强有力的挑战，但从总体上说，间接公有制的发展还算比较顺利；另一方面，私有制的优长不仅没有受到打压和制约，反而得到更好地发展。公、私两种所有制确实已在那里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劣势相克，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都是混合经济，公有制、私有制都有，差别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只看到各种经济成份的分立和并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们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和有机结合的新形式、新内容，并按照这些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客观要求去修正、调整我们的观念和实践。今后对间接公有制，我们不仅要深入认识和研究，更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适时、灵活、高效地学习和运用。因为社会实践业已证明，它确实是一种比传统公有制更好的公有制形式。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而且必将以它作为自己经济基础的主体。

四、中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景到底如何？

坦率地说，如果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出发思考、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恐怕没有多少

人会得出乐观的结论。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学说赖以存在的核心基石之一是传统所有制理论中的公有制原理，它视传统直接公有制为唯一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甚至把它的有、无、多、寡直接与社会主义的境况等同起来。然而目前的情形是，这种直接公有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总体上都处在防守、退却境地，形势十分严峻。此时，通过传统所有制理论的路径去看现实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必然会忧心忡忡，甚至对我们自己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选择也会抹以灰暗色彩，产生怀疑乃至绝望情绪。但是，如果用新的思维方式，从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观念，即公有制＝直接公有制＋间接公有制，出发思考、回答问题，那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先以中国为论。如前所述，传统公有制对社会主义来说已呈独木难支之势，被私有制取代只是个时间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对中国的发展确实具有很大推动作用，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私有制的发展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且不说一些丑恶社会现象的出现和泛滥都与私有经济的兴起在时间上和程度上呈现出明显的正比关系和趋同倾向这一点，就说私有制的传统弊病－－生产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出现，以及阶级冲突和对立的产生，都已在现实生活中显露端倪。只不过有些弊病由于我国特殊社会历史沉淀的制约，现在还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走到极端而已。但某些弊病，如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已经向我们发出了危险的信号。据2000年国家统计局调查统计，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1）专家们推测，今后几年，我国基尼系数仍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而与此相反的是，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却在逐步缩小，如瑞典和英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基尼系数就都降到0.25左右，（22）即便是一向被公认为贫富差距较大的美国，其基尼系数近年来也一直保持在0.4之下并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坦率地说，这种反差悬殊的局面如果不能根本改观，长此以往，中国就难以自信地宣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甚至难有资格称谓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本质中必然包含着共同富裕这一崇高价值目标。谁最终达不到这个目标，谁搞的就不是地道的社会主义，不管你喊什么口号，扛什么旗帜。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一再证实，集工业化和市场化于一身的社会初级发展阶段一般也是私有制弊病极易集中暴发时期，而私有制本身又不可能自觉自为地克服自身的痼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私有制自由发展，整个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巨大而痛苦的冲突和波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史呈现给我们的真实情景。因此，国家的积极干预就必然成为私有制向更高阶段发展必不可免的社会需要。无庸讳言，当前，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确已提出了这种社会需要。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选择哪种积极干预才是可取的。传统公有制倒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克服私有制的弊病，但它也有把私有制的优长一刀斩决之虞。再者，传统公有制本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这不是一个理想选择。况且，在当代中国，要走这种回头路也不现实。除此之外，如果不想走自由资本主义老路，除了间接公有制之外，现在已别无选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前面的理论阐述已向我们展示采用间接公有制的光明前景：只要能够合情、合理、合法而又积极稳妥地将间接公有制有机地渗入私有制，并设法提高社会化经济权利在私有财产所有权中的比重和含量，国家就能够获得强大的物质手段和社会控制力。这是克服私有制弊病必备的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只要国家和社会再能够尽快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就无须惧怕敞开发展私有经济。届时，一方面，私有制的弊病已无法从根本上危害整个社会生活，相反，它的优长则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挥，并为自己、社会，包括间接公有制奠定更加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传统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主次地位确实会发生逆转，但用新的所有制观念来衡量，国家和社会掌握的经济权利更大，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多，直接公有制和间接公有制加在一起，仍然占有主体地位，社会性质依旧可以姓“社”。由此可见，选择间接公有制，可以使中国做到公、私兼顾、各逞其强、各得其利，从而真正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双赢的理想社会。

社会主义在中国正面临着艰巨的考验，但同时也生逢发展的大好机遇，何去何从，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此关键历史路口与时共进，在尊重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充实社会主义理念，并据此迅速作出果敢、明智的抉择。

现在，让我们来解析世界的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病的存在是出现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充分条件。在经过长达几个世纪自发、盲目努力之后，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自觉地、有组织地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病的尝试。大体上说，这种尝试是按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另一种是温和的、改良的方式。前者首先以强力剥夺私有者的财产所有权并将其转化为公有制，然后按国家计划配置社会资源和组织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而后者则是在大体保持私有财产所有权外在形式基本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立法手段不断加大对所有权所属各经济权利的社会干预程度并辅之以必要的国家宏观调控，然后再把这些社会干预所获得的大量物质利益拿出来用于社会福利、教育、卫生、科研等公共事业，使每个公民，特别是没有财产或只有很少财产所有权的公民也能享受到近乎是按需分配的医疗保障、基本教育保障、养老和工伤事故保障。简而言之，前者是通过消灭有产者和私有制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而后者则是通过消灭无产者，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增加其享用社会财富的权利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这两种方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检验，现已表明：它们虽各有所长，但比较而言，温和的、改良的方式显然比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取得更大，也是更为稳固和实惠的社会效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意外落差，固然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原本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基础太差有关，但深层的根本原因，从方法论上说则是：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大多通过对既往社会全盘否定来实现其目标，因此往往不免会打乱历史发展所不可少的历史继承性的正常、合理、必要演进；而温和的、改良的方式则主要通过旧事物的自我辩证“扬弃”来向前推进，既往的成果被加以合理改造，使其逐步居于次要地位并融入新的社会体系。这里面的历史辩证法，不只耐人寻味，更加发人深醒。

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不难发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固和发展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现象，其内部对资本主义基础起扬弃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增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正在经历着经济权利社会化的过程，即在经济权利的职能、组织、使用和发展上社会化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简言之，也就是笔者所说的间接公有制不断增多强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显然是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当年，以务实著称的俾斯麦开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先河时，就曾明确地指出：“只有现存国家统治政权采取行动，即由她实现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并与国家及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23）有史记载，当时德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的大胆尝试，最初曾被一些西方工业国家指责为“社会主义”。（24）后来，更有人把罗斯福推行“新政”说成是想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25）198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通过新的公司法议案，其中的四项新规定是：

无论拥有公司多少股票，任何股东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这就突破了传统公司法“同股同权”的权利结构原则；

被收购的公司有权在“恶意收购”的计划宣布的一年半内，占有其股东因出售股票给“恶意收购者”而获得的利润；

成功的“恶意收购者”必须支付给被解雇工人26周的工资作为转业费，并在收购计划处于谈判阶段不得终止劳动合同；

公司经理被赋予了对公司全部“休戚相关者”负责的权力。

应当说，这些新规定又对所有权进行了更深、更为实质的“侵犯”－－除了对占有权

没有干预外，所有权中的其它三项经济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预和肢解。据悉，继宾州之后，美国接着又有28个州对公司法进行了类似宾州的改革。这些在美国也被誉为“宾夕法尼亚式的社会主义”。（26）至于瑞典社会和英国工党，更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执政时采取的社会政策称之为社会主义措施。这些说法是不是都是那么精准，可以另当别论，但决不能把它们看作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当今美国智囊团中的精英，惯以反共著称的布热津斯基，在世纪之交前夕，曾经不无感慨地坦陈：“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精髓的间接传播，在过去40年中，依靠国家来采取行动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病的倾向日益流行。”（27）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人从不把共产党人以外的任何人的进步作为誉为社会主义，不论这些作为出于何种背景和动机。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唯我独尊，唯我独“社”的思维方式是十分有害的，极不利于人们客观、深入地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此外，这种思维方式还极易造成一种病态社会心理：当传统社会主义兴盛时，就孤芳自赏，盲目自信，以为大同世界已为期不远；当传统社会主义受挫时，就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丧失社会主义信念。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这样才不会被一些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事实上，从大方向上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是所走的道路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而已。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经济学泰斗、大市场小政府理论的鼻祖弗里德曼先生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进程，形象地描述为正在“溜向社会主义”。（28）好一个“溜”字，用得如此准确、生动，可谓达到出神入化境界。“溜”向社会主义，既表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然，又显示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选择。这其实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抱以乐观的态度。

写到这里，有必要复议一下前些年纷争不已，却无定论的“趋同论”问题。过去，在世界大同趋势的认同上，形成了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世界将趋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派认为世界将趋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前面所说的直接公有制。现在看来，如果世界真的将在21世纪出现趋同之势，那么，它既不可能汇合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可能集中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趋同”的浑厚的经济基础应当是间接公有制。因为间接公有制不仅社会化程度很高，而且包容性极强，非常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经济化、分散化、个性化发展的要求。这个观点能否成立，不远的将来，社会实践就会给予明确的结论。

注释：

（1）张厚义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3（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2页。

（2）《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第44页。

（3）参见袁卫东：《“无为”的政府》，《南风窗》2001年第12期（下），第20－22页；《数字南海》，《南风窗》2001年第12期（下），第31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

（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页。

（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9页。

（9）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10）这是笔者为方便研究现代法治经济起见，特意创设的一个概念。经济权利，从内涵上看，它们是依法循规确认的，通过对物事实上的拥有、管领、控制、支配而享有的权力和利益的集合；从外延上看，它们是物权，包括自物权和他物权的派生物。按照《罗马法》的标准，具体地说，自物权的外在形式是所有权，分为占有权、使用权、用益权、处分权四种权利，而他物权则分为地役权、人役权、地权、永佃权、质权、抵押权六种权利。以上十种权利就是笔者所说的经济权利。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3－494页。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页。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99－300页。

（13）王贵正等：《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1－383页。

（14）邵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本质析》，《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3期。

（15）戚卫：《缜密的美国税制》，《光明日报》2001年3月23日。

（16）刘伟：《美国正在溜向“社会主义”》，《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

（17）黄安淼、张小劲：《瑞典模式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0页。

（18）许福瑞：《丹麦和瑞典税收高》，《海南日报》1996年9月17日。

（19）丁刚：《瑞典向“福利病”开刀》，《人民日报》1995年4月24日。

（20）厉有为：《实践的科学总结，理论的重大突破》，《深圳商报》2001年12月24日。

（21）周叔莲、郭克莎：《资源配置方式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22）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23）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24）参见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94年6月16日。

（25）翁杰明、张西明等：《与江总书记谈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26）转引自薛汉伟：《关于考察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年第2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特此说明。

公有制范文篇2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努力提高全市非公有制经企业人才工作水平，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精神，现就加强全市非公有制企业的人才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是落实“党管人才”原则的重大举措,是实施三大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解决人才相对短缺的有效手段。加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竞争力、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市非公经济迅速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结构性、素质性矛盾比较突出，高层次、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短缺，聚才、育才、用才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政策优势不明显，有些政策落实不够理想。各级党组织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高度，加快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实现“十一五”目标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做好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加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要求和开拓创新、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把促进发展作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的第一要务，以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为主要目标，以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各类人才能力建设为重点，紧紧抓住规划、选拔、培养、引进、服务等环节，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要求的人才管理体制和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专业化的技术人才队伍和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为全市经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证。“十一五”期间，重点组织实施非公有制企业“双万百千”人才培养计划：到2010年，培养10000名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10000名企业技术人才和技工，100名技师，1000名熟悉国内外市场、善于经营的优秀企业家。

三、加大非公有制企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1、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鼓励现有非公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积极从事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新技术引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品牌策划推广等工作，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大胆探索建立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元化分配体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实现期权、股权激励、利润分成和技术入股制度，多渠道提高现有企业人才的收入和生活待遇。科技管理部门要指导非公企业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保障非公企业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技术创新成果。对在企业改革和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要继续关心，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创业。

2、大力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围绕“电、煤、钨、铁、种、芋、红”七大项目体系建设，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开放式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体系，适应全市开放型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抓好能源、矿产、建材、化工、冶金、设计制造、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医药、旅游等重点工程和行业的人才队伍建设。认真落实非公有制经济各项人才政策，进一步重视新的社会阶层中各类人才的培养开发，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内外大型企业培训基地，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领导才能和抓发展的能力。

3、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根据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需求，研究和探索加强对非公企业专业技术人才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和专业技术培训的新方法，切实加强对非公企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培训。积极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培训，支持专业技术人才的自我培训与提高。各级经贸科技等相关部门单位要定期邀请专家教授讲座的形式，组织非公企业专业技术人才与省内外高水平专家开展学术技术交流，使他们及时了解当前相关领域最新发展趋势，掌握最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通过举办研修班、深造班和研讨班等形式，分层次、分类别、有重点地组织广大非公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学习培训。依托市内外职教中心、农科教中心、技工学校、高职院校和企业，加大企业技术人才技能培训，利用5年左右时间，培养一批以中级技工为主体，高级技工、技师为骨干，适应经济发展、技术进步需要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四、加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引进工作

1、发挥非公有制企业用人的主体作用。消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用人上的政策差异，进一步打破人才流动中的户籍、身份、档案关系等限制，为非公有制企业引进人才创设绿色通道。对非公有制企业引进的紧缺、急需人才和特殊人才，实行鼓励政策。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办理人才引进手续“一站式”服务和办事限时制度。有关部门要及时办理引进人才的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社会保险等相关手续。

2、建立非公有制企业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平台。利用现有市、县区人才市场网络的资源优势，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资源的市场配置设立专用网络窗口和信息互通渠道，强化为非公有制企业服务功能。市、县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要根据非公有制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定期组织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人才招聘活动，举办具有特色的人才专场招聘会。

3、疏通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人才交流渠道。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害本单位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兼职兼薪等灵活的方式，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管理、技术、咨询等服务。国有企事业单位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以项目合作、共同研发等形式从非公有制企业聘用或引进各类人才。

4、支持和鼓励各类人才到非公有制企业创业。鼓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到非公有制企业工作或领办创办企业。落实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优惠政策。认真落实有关规定，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创业，积极为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人事服务，为非公有制企业吸纳储备各类优秀人才。

五、构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新机制

1、健全完善非公有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制度。畅通非公有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或报考职业资格的渠道，制定符合非公有制企业特点和要求的评审条件和评价方法，为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定提供服务。对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也可建立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组织。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职业能力认证制度，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培养、选拔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才，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职业化，建设素质优良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2、提高为非公有制企业引进和使用人才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人才供求信息、人才薪酬信息定期制度，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人事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开通“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网”，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服务，推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电子化，不断完善业务受理、人事档案远程查询等网上服务功能，为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提供全方位服务。

3、建立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工作联系制度。根据非公有制企业的产业布局、现有规模、发展趋势以及人才工作情况，确定一批非公有制企业作为市、县区组织、人事、经贸、科技等部门重点联系对象，建立定期走访制度，定期召开重点联系非公有制企业联席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4、加大非公有制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的选拔力度。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555人才工程”以及市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选拔工作中，对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优秀人才优秀选拔。

5、建立非公有制企业人才诚信评估体系。推行诚信承诺制，建立非公有制企业人才业绩档案，为非公有制企业招聘的人才进行评估和诚信认定，为非公有制企业使用人才提供诚信保障。规范非公有制企业在合同、流动、使用、薪酬、保障等方面的行为，完善人事仲裁制度，依法保障非公有制企业及各类人才的合法权益。

6、重视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奖励工作。相关部门、单位在评奖活动中均应对非公有制企业规定一定比例，让非公有制企业的优秀人才参加。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非公有制企业优秀人才表彰活动，积极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努力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

公有制范文篇3

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蓬勃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也取得有效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社会各界对此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非公有制企业自身也逐渐认识到加强党建工作对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性。不少地方为此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今后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我市发展还不平衡，不仅工作网络的覆盖面还大有拓宽的余地，深度和广度也显不足。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是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党同这类性质企业员工的联系，巩固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需要。非公有制企业要发展壮大是与我党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相吻合的，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只有把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导入并转化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最大资源，才能抢占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下面，我想就如何搞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定位问题

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处于什么地位，应发挥哪些作用？这是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在国有、集体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是一种政治核心作用。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企业的资产是国家的，而国家是党领导的，企业实际上也是党领导的，这种产权制度与组织体制的统一性，为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提供了保障，也为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条件。而非公有制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组织，与国有企业的本质区别在于企业资产属私人所有，与党和政府不发生经济上的归属关系。因此，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党组织建设是一项探索性工作，缺乏现成的经验与明确的理论指导。近年来，为指导、推动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市委和市委组织部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并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路。市委先后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三年规划（—××年）》等文件，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任务和组织领导等做了原则规定；前不久，又制定下发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暂行规定》，对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设置原则、职责，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发展等问题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为各基层党组织提供了操作性强、更为规范的指导意见。实践证明，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作用，应该明确为“模范、凝聚、参与、引导”四个方面。模范作用，就是要求党员根据“三个代表”的要求，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聚作用，就是要求党组织以“凝聚力工程”建设为载体，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参与作用，就是要求党组织集思广益，对关系国家、企业、职工利益的问题建言献策；引导作用，就是要求党组织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做好非公有制企业主和其他职工的教育引导工作，建设高素质的“四有”职工队伍。这四个方面的作用，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也是党组织作用发挥从易到难的四个阶段。我们不能对千差万别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提相同的作用要求，而要根据企业的规模、组织结构、生产状况、经济效益、职工人数和党员的数量等实际情况，对不同情况、不同条件下的党组织，提出发挥不同作用的阶段性任务，避免一刀切。

二、关于党组织与企业主的关系问题

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企业主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对企业的资产和运作有绝对的支配和领导权，因此，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党的活动，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首先要培植双方共同的利益目标，即发展经济。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了，对党来说，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对企业主来说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所以，企业发展既是企业主的目标，也是党组织的努力方向。两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第二要建立双方沟通的桥梁。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提高对国家和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企业主的政治地位，增加他们在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政机会。第三是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既要溶于企业，又要独立于企业，按照党章规定，独立开展党的活动，不直接干涉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

三、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党组织的问题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哪里有非公有制企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应该有党员，有党的基层组织。从近几年我市的实践来看，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不再是难点，但建立健全党组织仍然是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对于有名以上正式党员和合适党支部书记人选且生产经营相对稳定的企业，企业主应主动配合党组织在企业尽快建立党组织。对党员不足名的企业，应先按地域相近、行业相通、各方自愿的原则建立联合支部，并逐步创造条件单独建立党组织。工作中，一是要坚持“积极稳妥、因地制宜、确保质量”的原则，努力做到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巩固一个，力争使每个企业党组织都有活力。二是要坚持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的原则，合理确定企业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同时，还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党组织隶属关系，以促进企业党组织的建设。三是要积极探索，努力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对没有党员的非公有制企业，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系员等形式开展党的工作。另一种是先在企业中建立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来宣传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并为组建企业党组织创造条件。

四、关于在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党员的问题

党员是构成党的基层组织的细胞，没有党员就无所谓党的组织和活动。从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员队伍的现状来看，还不尽人意。据统计，目前全市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约万多人，其中党员多人，仅占从业人员总数的。而名以下职工的企业有余个，占企业总数的以上，却很少有党员，企业党员数量少，缺乏影响力。因此，要把发展党员作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但在工作过程中，要转变传统的就发展抓发展的方法，一是要着眼于改善党员队伍素质结构和分布结构，突出两个重点。即重点对象是生产经营管理一线和重点岗位、关键岗位的骨干，尤其是经营管理层人员，以提高决策管理层中党员比例，为党组织参与决策、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打好基础。二是建立健全企业党员发展工作责任制，确定工作目标，落实配套措施，力争近年内使企业发展党员工作有一个大的进展。三是要积极探索实践。要充分考虑到非公有制企业环境的特殊性，员工思想的多维性，动机行为的易变性，在发展党员工作中，要严格党员标准，遵循发展程序，通过建立健全入党前公示等预审制度和入党后跟踪教育制度，来确保新党员质量。

五、关于强化党员教育管理问题

企业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并把它作为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首先，要抓好隐性党员的梳理，切实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要按照党章及党内有关党员组织关系管理规定，对在企业中有党员身份的职工进行普遍调查，凡在企业工作半年以上的外来党员，应将其组织关系转入企业或企业所在地的基层党组织。属于必须迁入组织关系的，企业党组织要做好其思想工作，帮助迁入组织关系，对应迁入组织关系而故意不迁入的，加大行政措施力度，保证组织关系到位；不能迁入组织关系的，要凭流动党员活动证，参加企业党组织的活动。在党员教育上，要特别注意联系党员的思想实际，以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为着力点，坚持以“三个代表”的理论武装党员的头脑，以党规党纪约束党员的行为，以市场经济理论和现代管理、科技知识改善党员的知识结构。在党员管理上，要注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提高党员管理的有效性为着力点，建立切合非公有制企业自身特点的运行规范，在理顺管理关系，严格管理制度的同时，不断改进方式方法，根据党员的不同特点和岗位性质，科学制定工作目标和任务，并将目标管理与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主题活动等结合起来，更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六、关于建立健全党的工作机制问题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新领域，尽管近几年我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个基层党建来说，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要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水平，必须象抓村级党组织建设一样，建立切实有效的党建工作机制，加强领导，明确职责，长抓不懈。一是要选好配强企业党组织领导班子。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的配备，要本着高效、精干、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开展党建工作的原则，一般可选择经营管理层中党性强、有威信、有能力的党员担任。二是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按照党章规定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建立健全与企业实际相适应的各项党建工作制度，以促使党组织的工作正常化、规范化。尤其要建立企业党的工作目标管理制度，坚持以实现企业最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目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找准党的建设与生产经营的最佳结合点，真正使党的工作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三是要努力改进工作方法。非公有制企业在开展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同时要根据企业实际，把党建工作与培育企业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引导监督企业依法经营与支持保证企业主搞好生产经营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党组织与企业间“目标同向、作用互补、相互监督、共同发展”的关系，保证和促进企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公有制范文篇4

近日，市委组织部转发了省委组织部《关于深入推进“云岭先锋”工程，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抓紧做好我省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工作的通知》，并对进一步做好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贯彻好省、市委组织部的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做好我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迅速，在活跃城乡经济、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来，我县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把党的先进性建设贯彻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中，扩大了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覆盖面。但也还存在少数非公有制企业没有及时组建党组织、活动开展不正常、作用发挥不突出等问题。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对于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实现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确保非公有制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进一步明确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目标任务

通过3年努力，达到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指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上或从业人员在50至99人且年营业收入达500万元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实现一年建组织、二年建阵地、三年创“五好”的目标，实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组织体系网络化、活动开展正常化、运行机制规范化。具体目标是：

（一）**年9月底前，力争实现全县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总体分四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发起阶段。利用7月份一个月时间，大力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月”活动，掀起党组织组建高潮，力争实现全县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率达90%以上。第二阶段为巩固阶段。8月份，要总结第一阶段工作的经验，做好已建党组织的巩固工作，推动剩余的应建未建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组建工作。第三阶段是攻坚阶段。9月份，要集中力量，做好个别因多种原因尚未组建党组织的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组建工作。第四阶段为检查阶段，县委将于10月15日左右对全县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二）2008年底前，力争实现全县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有活动场所、有办公经费。

（三）2009年底前，力争实现全县三分之二的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达到“领导班子好、队伍素质好、制度建设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的“五个好”目标。

三、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措施

（一）做好基础性工作

在原来统计的基础上，各相关党委要对辖区内非公有制企业再次进行认真的摸底排查，切实掌握情况，完善工作台帐，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围绕“一年建组织、两年建阵地、三年创‘五好’”的总体目标，做好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基础性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二）建立健全组织

从**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利用1个月时间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月”活动。各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扎实推进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工作，为圆满实现今年9月底前全县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的目标打牢基础。

1.创新组织设置。根据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的实际，创新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都要单独建立党组织。对不具备条件单独建立党组织的，要采取企业、村（居、社区）联建、依托行业协会组建等多种方式建立党组织。

2.创造条件组建。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尚未建立党组织的，要充分利用村（居、社区）等组织网络比较健全的优势建立党组织。对没有党员的，在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同时，可依托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并积极做好推荐优秀职工、团员青年入党工作。

（三）充分发挥作用

1.宣传方针政策。要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重点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加强与业主的沟通交流和教育引导，提高业主对党建工作的认识，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开展工作、参与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履行监督职责、发挥作用提供必要条件。

2.团结凝聚人心。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对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做好“党建带工建、团建，工建、团建促党建”工作。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倡导并维护和谐的劳资关系，正确处理劳资纠纷，关心和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引导业主树立合法用工、关心职工合法权益的意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积极培育企业文化，凝聚员工队伍，塑造组织形象；关心爱护党员，帮助生活困难党员，激发党员的内在活力。

3.积极开展活动。要深入开展党员联系群众、党员责任区、党员承诺制、“三有三无”（关键岗位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突击攻关有党员，党员身边无事故、党员身边无次品、党员身边无违章）等活动。积极探索“三个推荐”（推荐下岗职工党员到非公有制企业工作、推荐非公有制企业优秀员工入党、推荐优秀党员进入管理层）、“双培双增”（把技术、经营、管理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经营、管理骨干，增强党员综合素质，增强党组织凝聚力）等活动。

（四）切实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管理

1.理顺隶属关系。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一般由所在地的乡(镇)党委领导。对规模较小、党员人数较少的党组织，可由村（居、社区）党组织领导；专业性强、行业特点明显的党组织，可由具有业务指导职能的行业管理部门党组织归口领导；难以确定隶属关系的党组织，由县委组织部指定或委托有关党组织进行管理。

2.做好组织关系接转工作。凡到非公有制企业工作时间半年以上的党员，必须接转正式组织关系；工作时间在6个月以内的，应持《流动党员活动证》参加所在企业党组织的组织生活；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或流出6个月以上的党员，应将组织关系转到新的就业单位或居住地党组织，并接受所在地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对尚未建立党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员，应把党组织关系转到企业所在乡（镇）、村（居、社区）党组织，参加组织生活。

3.创新管理体系。积极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管理模式，在有条件的乡（镇）可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委，负责管理党的组织关系隶属村（居、社区）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在村（居、社区）可建立村（居、社区）非公有制企业联合党总支（支部），负责管理党的组织关系隶属村（居、社区）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构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网格化管理新格局。

（五）建立“四项制度”

1.建立“销号制”：按照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的原则，各党委要摸清管辖范围内所有非公制企业的基本情况，建立工作台帐，属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必须于今年9月底前建立党组织，建立一个，销号一个。

2.建立“周报制”：从7月1日起，各乡（镇）党委、县级机关党委、供销社党委、立宇公司党委要确定1名信息上报员，认真填报《云南省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及有关情况统计汇总表》，于每周四17:30前将《汇总表》报县委组织部组织科。

3.建立“承包制”：各党委要在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联系点制度的基础上，“分片承包”本辖区内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组建工作，确保“片区”范围内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全覆盖。

4.建立“督查制”：各级党组织要向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派出党建工作指导员，切实加强督促指导。自7月份开始，各乡（镇）党委每月15日前向县委组织部报告一次工作开展情况。对没有按照县委要求，9月底前未完成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全覆盖的乡（镇），县委组织部将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同时请党委主要领导向县委和市委组织部作出说明。

四、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

公有制范文篇5

一、开拓创新，积极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新方法

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过程中党建工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应有重点地选择一些有党员基础和组织基础，企业主比较开明，愿意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非公有制企业，进行建立党组织的试点工作，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带动，逐步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

1.派驻党建联络员，迈出党建工作第一步。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不健全，党的政治领导优势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应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纳入地方党建工作范畴，主动介入。党委可从市直各局和乡镇机关选派优秀青年党员干部到非公有制企业担任党建工作联络员，帮助企业抓党建、理思路，逐步加强企业的党建工作。

2.科学合理地设置党组织。由于非公有制企业规模大小不一，结构不尽相同，因而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组建也应结合企业各自特点，按照“分类指导，因企而异”的原则，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既符合党章的规定和要求，又能为企业主所理解和支持，为党员和广大职工所欢迎，体现出党的政治领导及思想领导，以便于组织管理、便于发挥作用为目的，采取单独式、联合式、嫁接式、分离式等多种形式建立党组织。所谓单独式，就是指对党员数量超过3人的非公有制企业，单独建立党组织。所谓联合式，就是指党员人数不足3人的非公有制企业，与邻近的企业联合建立党组织。所谓嫁接式，就是对党员人数不足3人且不宜联合建立党组织的，或党员人数够3人但没有合适的党组织领导人选的企业，由上级党委选派党建联络员到企业帮助建立党组织，等企业党组织发展壮大后，党建联络员撤回原单位。所谓分离式，就是对多个非公有制企业在地域、人员上隶属于同一个行政村的，以村党组织为龙头，大力发展企业中酌优秀职工和创业人员入党，等企业条件成熟后，再由各个企业单独建立党组织。通过以上四种灵活的组建方式，可有效地加强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使党组织的覆盖面迅速扩大，使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逐步构建大党建的组织格局。

二、明确职责，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作用

围绕十六大提出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和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要求，明确党建职责，突出工作重点，是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的重要环节。

1.党建联络员要围绕企业党建活动和生产经营，积极开展工作。党建联络员要遵循“参与而不干预，服务而不强制，帮忙而不添乱”的原则，积极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协助基层党委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积极稳妥地建立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团结企业主，服务企业主，加强党员队伍管理，发挥党员队伍的作用。第二，建立党的活动阵地。党建联络员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赢得非公有制企业主的支持，按照党建工作要达到“有组织、有制度、有活动、有阵地、有作用”的“五有”目标，加强阵地建设。建立党组织办公室和党员活动室，购置党建学习教育材料，配备党建教育音像设备，开辟宣传栏、黑板报等宣传阵地，加强党员和职工的思想教育。第三，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党建活动。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一定要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来展开，借助于企业文化活动的有效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主题活动，把党的建设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问题相结合，以党建活动促企业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2.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应找准工作切入点，确立党建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引导和监督企业依法经营和照章纳税；协调企业主与员工及企业的内外关系，维护国家、企业主、职工的合法权益；领导企业群团组织，支持工会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职工教育活动，培养“四有”职工队伍；加强和改进党组织自身建设，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找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结合点，使党建工作融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在工作方法上，采取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相结合，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注重向企业主和广大职工宣传灌输党组织的意图，使党建目标和企业发展目标同向、行为同步，形成合力。在活动方式上，把党组织活动、群团组织活动、企业文化建设融为一钵，拓宽党组织活动的渠道。在活动规模上，采取相对集中与分散活动相结合，以分散、小型、业余活动为主，提高党的组织活动的实效性。第二，找准党建工作与企业各项工作的结合点，使党建工作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是政治组织，是党员之家、职工之家。非公有制企业是经济组织，是企业主之家，也是职工之家。两者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要按照“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路，处理好党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保证企业坚持正确的生产经营方向，监督企业遵守政策法规，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向企业主和职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协调劳资双方的关系，化解劳资矛盾，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利益。

三、加强组织建设，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要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以强烈的执政意识和占领阵地意识，把此项工作纳入党委的党建工作的具体规划中。把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重要的工作常抓不懈，做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与地方党建工作同步安排部署，同步检查指导，同步总结考核。

公有制范文篇6

一、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党的**届**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崭新课题，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并进行全面部署，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执政能力，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历史跨越，是党的战略任务、科学理论、伟大实践的重大突破与创新。截至**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共党员达286.3万人，还有81万名中共党员来自个体工商户。从**年至**年，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数量由9.9万个增至17.8万个，增长79.8%。全国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比例达94.2%。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党的领导的客观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思想，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更新意识，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当前，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一个新领域。非公有制企业蓬勃发展，既给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课题和新内容，也给党建工作开辟了新领域。作为执政党一定要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

第二，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一元化、行政化领导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不能适应非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作为我国新形势下的一种经济组织，一方面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在经营理念上追求最大化。因此，必须摒弃传统的国有企业中党务工作行政化的做法，实现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才能融入经济活动和被雇主接纳。这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政体、执政党发展的需要。

第三、受到WTO管理理念的约束和影响。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相当部分有实力的企业为外资企业。如上海浦东，非公有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总数的40%，在江苏昆山，台资企业独占鳌头。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性，势必会给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看到挑战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面临其特有的机遇：

第一，总书记的讲话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年9月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需要，也是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广大职工合法权益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这一讲话把在党建方面长期困扰我们思想的传统观念打破了，使我们对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认识更加清晰、明确，特别是对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第二，确定了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地位。早在2000年5月，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一是要“在职工中发挥政法核心作用”；二是要组织和凝聚职工为完成企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三是要团结、教育、引导雇主合法经营，发展经济；四是要搞好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第三，《劳动法》、《工会法》的贯彻实施，对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契机。近年来，随着《劳动法》和《工会法》的颁布和实施，为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工会组织进一步提供了法律支持。各级党组织可以抓住这个契机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和健全党、工、团组织，形成以党建带工建、团建，以工建、团建促进党建的局面。

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非公有制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基层党建面临新的生长点，如何占领这个全新的“思想阵地”是基层党建面临的重大课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与传统的国有制企业党建不同，有它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来自非公有制企业的性质。非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主要是生产资料非公有，很大部分是生产资料私有，私营企业主拥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拥有对人、财、物的支配权以及生产经营的决策权。因此，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会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党组织具备新的思想和观点来应付这些问题。

第一，思想认识问题。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党委及领导同志对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重要性不足、观念错误，担心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会遏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存在被动应付、等待和观望甚至反对和抗拒的心理。同时，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党员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存在矛盾心理。他们到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对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不关心，体现不出先进性。有些党员存在着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他们只是当官做老爷，对职工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以权谋私，拼命为自己捞好处等，这就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

第二，个体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蓬勃发展，许多私营企业主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同时，希望在政治上能够不断进步，提出入党的要求。对此，意见不一，有持肯定态度的，也有否定态度的，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一是基本否定。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不能动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段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但剥削现象仍然存在。私营企业积累财富的过程，总是与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分不开的，他们与工人的关系，实际上还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我们绝不能允许剥削者入党。二是基本认可。认为我国的个体私营主与员工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劳动付出、风险责任、资本投入以及收入上的差别，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不存在旧社会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大部分个体私营企业主是依法经营的，政治表现是好的，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安排了许多下岗职工就业，有的还作出了不少公益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让他们入党，于情不容。三是持慎重态度。认为既要看到一些私营企业主积极进取、乐于奉献的奋斗精神，又要从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高度来看待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慎重行事、具体分析、因人而异。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是说所有工人都能入党，而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才能入党。允许个体私营企业主入党，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个体私营主都能入党，而只能限于少数“先进分子”,且在这个问题上更应坚持“先进性”。

第三，党组织力量较薄弱的问题。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力量薄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党组织覆盖面不广，还有很大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二是党员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合理，党员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人数的比例很低，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甚至没有党员。三是党组织不够巩固。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虽然建立了党组织，但很多是采取联建、挂靠等形式，党组织对企业的影响力比较小；有为数不少的党组织处于涣散状态，有的党组织甚至边建边散；还有一些原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党组织也很难巩固，极少数企业主要求撤销党组织。四是工会、共青团等组织的建设也严重滞后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党的工作基础不扎实。

第四，党员管理难的问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迅速，企业数量多而规模相对较小，员工流动性强，党员绝大多数是“流动党员”，再加上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力量薄弱，难以经常进行逐厂逐户的调查摸底，因而这一领域到底分布有多少党员也就难以完全掌握。目前登记在册、在党组织范围内的党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相当部分党员尚未纳入党组织的有效管理。即使是登记在册、纳入党组织管理的党员，由于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在管理方面也存在许多困难。同时，工作指导跟不上，在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较快的地方，党委还没有来得及把这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

第五，党内生活与党的活动难开展的问题。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内生活与党的活动很难开展。党组织生活不够正常，活动形式比较单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负责人一般由中层管理人员兼任，而党员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雇佣”色彩很浓，加上业务工作繁忙，平时很难开展正常的组织生活。特别是联合支部要过一次组织生活难度更大，有的一年只过一两次组织生活；有的甚至以简单的文化娱乐活动代替严肃的党内活动，活动效果不够理想；有的只是半年交一次党费，需要讨论的党内事务往往因为人数不够而无法正常进行；有的即使很想过组织生活，因为活动时间、场所的问题而无法实现。同时，由于受企业所有制性质的限制，党员在开展活动时，还要考虑到企业主的态度，有些企业主对党组织活动表面上支持，暗地里使绊，使党组织虽能公开“挂牌”，却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等。所有这些严重挫伤了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的能量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思路和方法的创新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领域和空间，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如何开展党建工作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道“考题”。党的**届**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指出，“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要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可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不公是适应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形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套用，只能依靠自身的开拓进取与创新实践，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其中新思路和新方法是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创新的先决条件。因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必须首先着力于工作思路和方法的创新，才能为其他方面的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员员工与企业隶属关系的特点，提出“以做好‘经纪人’为前提，充分发挥‘政治人’作用”的党员先进性理念。前者就是党员首先要当好经济上的“能人”，取得业主的理解和认同。党员如果没有掌握先进的技术和技能，不能成为经济上的“能人”就难以很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后者就是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非公有制企业里，企业党组织的整体形象及影响力和号召力主要是通过党员个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的，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首先要以党员在“经济上的能人”方面的先进性为前提。

第二，因地制宜，合理设置党组织，提高党组织覆盖率。非公有制企业的大量涌现，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产生空白点，这些成为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企业规模大小和党员人数多少，从有利于开展党的活动、有利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坚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在党组织的组建形式上，可采取“独立”、“联合”、“挂靠”等多种方式，做到不重管、不漏管，力争实现党组织无缝覆盖，为些，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应把握好三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基本路线不动摇。要大胆地在企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党的重大会议精神和重大决定，用党心凝聚民心。二是必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理论精髓作指导。加强党建工作要正视非公有制企业的实际，因企制宜，无论建立党组织、发挥党组织作用，还是发展党员，都要从实际效果出发，力求实实在在。三是要找准非公有制企业与党建工作的结合点。实践证明，非公有制企业与党建工作在目标、资源优势、人才、管理等方面有不少结合点，党建工作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公有制范文篇7

一、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的工作，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党的旗帜

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我国境内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是由宪法赋予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所决定的。如果放弃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实质上是放弃了履行宪法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对此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以强烈的执政意识和占领阵地意识，理直气壮地高举党的旗帜，公开、鲜明地开展党的活动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是依赖于非公有制企业主才在其企业开展党的工作。

有的非公有制企业主可能对在其企业开展党的工作存在种种疑虑，甚至不配合、不支持。但多数是由于对我们党的组织在企业的目的、意图和作用缺乏了解或不理解造成的。因此，要做好宣传工作，讲清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的工作对促进和保障企业发展的作用。要对持不同态度的企业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做好沟通工作，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能搞“一刀切”。如通过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的非公有制企业主的现身说法，通过其亲友个别做解释说服工作，组织非公有制企业主进行培训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利用他们参加人大、政协和群团组织活动进行帮促引导等。对那些与我们党有抵触情绪的非公有制企业主，要从宪法和法律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争取他们对党的工作的支持与配合，使他们真正明白在企业设立党组织不仅不会损害企业，滞阻企业的发展，相反，更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从而消除其抵制和防范心理。

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不能再停留在抓多少算多少，抓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各自为战，自行其是的水平上，必须从宏观上、全局上来规范和把握，尽快出台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条例。建议条例的内容包括：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指导思想、地位、任务、隶属关系、工作方法、活动方式、经费来源、责任制等。并通过立法确定条例的法律地位，使党的意图变成国家意志，以确保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促进和保障非公有制经济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快更好地发展。

二、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要充分考虑其党员队伍的特点

非公有制企业和在非公有制企业务工的人员都是自由的市场主体，劳方和资方在以一定条件为交换原则的前提下互相依存，即一方付出劳动力，另一方付给工钱，这种依存关系是脆弱的，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党员，对企业依附性小，流动性大。这些特点决定了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比在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应考虑的因素要复杂得多，在实际操作中要艰难得多。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既要积极主动，又要讲求实效；既要考虑建立党组织的普遍性条件，又要考虑非公有制企业的特殊条件；既要考虑如何在非公有制企业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更要考虑党组织建立之后如何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企业要有一定的规模，生产经营相对稳定，发展前景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员队伍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在批准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时，应同时考察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二是要有合适的党组织负责人选。党组织负责人应具备的条件：企业生产管理骨干；热心做党务工作，最好有做党务工作的经验；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善于处理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矛盾；遵纪守法，群众口碑好，等。如果企业暂时没有合适的党组织负责人选，可由上级党组织指派同志兼任，并不在该企业领取报酬。当企业可以产生合适的党组织负责人选时，即撤销受指派同志的任职。三是党员骨干要相对稳定。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员流动性大，贯彻党章有关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规定要紧密结合实际。不够独立成立党支部的企业，可按区域、系统、归类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成立党总支和党委的条件，可参照公有制企业办理。四是要理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管理体制。目前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管理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是多重管理，比较混乱。既有工商联、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工商局党组织管的，又有乡镇、街道党组织管的，还有机关系统党委和机关直属工委管的，相互之间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差别很大。有些管理流于形式，缺乏活力。像成立非公有制企业党委或分别成立外商投资企业党委和个体私营合伙企业党委，统一管理这些企业党建工作的做法，效果就不太明显，这样的党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约束力，因此党建工作也难以做到位。我认为，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管理应体现权威、规范、到位的原则，按区域、系统、行业管理为宜，隶属于对其企业生产经营有规范约束力的部门党组织或与企业业务关系密切、企业必须紧紧依靠的地方和部门党组织，如工商、乡镇、街道以及工业、外经贸等部门。五是针对企业党员队伍和党组织负责人情况的变化，要适时调整组织。对那些企业已经停工，正式党员不足3人的；除老弱病残不能参加组织活动的党员外青壮年党员少于3人的；以及全体党员长期不在本地的党组织，该撤销的撤销，该合并的合并，该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的转移，不要让这些党组织长期有名无实。此外，对那些“家族式”党组织，要求实行回避的方式，家族人员不能担任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既要维护企业合法经营，又要维护国家和员工的利益

发展经济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以企业经济工作作为切入点，处理好党的工作与企业生产的关系，确立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同时，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私有这一特性决定了企业与国家、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尤为敏感和突出。因此，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在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协调企业与国家、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1)找准党的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结合点。就是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党的活动，在工作方法上，采取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相结合，既要利用一切机会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又要注重向非公有制企业主、企业各层面的管理人员和广大员工宣传、灌输党组织的意图，实现目标同向、行为同步，形成工作合力；在活动方式上，既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也要借助企业文化活动载体，同时要同工会等群团组织活动相结合，拓宽渠道；在活动规模上，把相对集中与分散活动相结合，以分散、小型、业余为主，搞活形式，提高实效；在活动内容上，把解决党内自身问题与解决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相结合，既使党员和广大员工受到教育，又能促进企业生产发展。(2)处理好党企关系。要明确，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政治组织，是党员之家，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肩负着在非公有制企业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和管理党员，凝聚党员和员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企业经济健康发展的责任。非公有制企业是经济组织，企业主是这个组织的最终决策者和指挥者。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源于党的基本路线指引，赖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广大党员和员工的贡献。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围绕企业生产发展来开展工作才有活力，但不能以企业的经济工作代替党的工作，或者研究决定问题搞党企合一，更不能把党组织当作企业的业务或行政工作部门。非党企业主不可以插手和干预党内事务，党员企业主要严格遵守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企业决策只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国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就要带领党员和员工去执行；反之，要及时提醒，说服企业主依法经营。(3)协调好劳资关系。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在协调企业劳资关系方面处于特殊位置，可以起到特殊作用，当发生劳资矛盾时，党组织出面调解，双方都比较乐意接受。因此，党组织在协调劳资关系时，要实行标本兼治，内外结合，即把化解劳资矛盾与提高员工和企业主素质相结合。要善于把化解矛盾的过程作为教育员工和企业主的过程，平时要利用各种机会，向员工和企业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劳资双方的政策观念、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党组织要加强对工会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及时掌握劳资矛盾动态，做好化解劳资矛盾工作，维护企业和员工的利益。(4)落实保证监督使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发挥保证监督作用，保证企业坚持正确的生产经营方向，监督企业遵守政策法律，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四、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员要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公有制范文篇8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搞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1、要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随着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随着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流动和劳动形式的多样化，不仅工人阶级的构成和整体素质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整个社会阶层也发生了新变化。“七一”《讲话》指出，“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等等。江总书记“七一”讲话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及相关问题的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讲话，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切实增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去，落实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的建设工作中去。

2、从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现实需要，充分认识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必要性。目前，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经济增长缓慢的大背景下，为何我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有资料显示，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从资本主义尾巴，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从我县来看，1982年，全县个体工商户只有123户，从业人员171人，注册资金2.3万元，营业额14.7万元，止去年底，全县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3333户，注册资金2300多万元，注册人数4945人。私营企业127户，注册资金2200万元，注册人数1500人，全县非公有制经济上缴税金800万元，占全县工商税收的26.4％；完成总产值1.9亿元，占全县国内生产总值的24.8％。去年，全县经济增长速度为7.8％，非公有制经济增长速度为32.8％，远远高于全县经济发展速度，事实充分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在活跃城乡经济、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对于我们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见证人，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在当前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富民战略的大好形势下，学习贯彻江总书记讲话精神，努力实践好“三个代表”，就是要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作为我们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要牢固树立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意识，就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全体职工，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强化企业经营管理，提升企业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

3、从私营企业党建工作还很薄弱的现实，充分认识加强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紧迫性。近几年，我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加强，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但同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相比，用“三个代表”的要求来衡量，还有一定差距和薄弱环节，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的覆盖面较小，组织基础较为薄弱，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组织发展相对滞后，党组织的活动不够经常有效，党务工作人员队伍不够稳定，素质不适应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管单位领导重视不够，业主思想上有畏难抵触情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与我县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不相适应，与县委、县政府实施工业强县战略，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当前，大的形势和市县委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给私营企业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大环境”，我们的企业厂长、经理们也渴求抢抓机遇，拓展空间，加快发展。因此，我们要象重视私营企业发展一样，高度重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把党建工作纳入企业的整体规划之中，牢固树立“加强党建为发展，加快发展多赚钱，职工增收有合力，多为社会做贡献”的思想，取得企业发展与党建工作的“双丰收”。

二、找准切入点，积极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实现形式

发展经济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以企业经济工作作为切入点，处理好党的工作与企业生产的关系，确立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党的活动，在工作方法上，采取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相结合，既要利用一切机会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又要注重向非公有制企业主、企业各层面的管理人员和广大员工宣传、灌输党组织的意图，实现目标同向、行为同步，形成工作合力；在活动方式上，既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也要借助企业文化活动载体，同时要同工会等群团组织活动相结合，拓宽渠道；在活动规模上，把相对集中与分散活动相结合，以分散、小型、业余为主，搞活形式，提高实效；在活动内容上，把解决党内自身问题与解决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相结合，既使党员和广大员工受到教育，又能促进企业生产发展。

要充分发挥非公企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应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来武装党员的头脑，以党章来规范党员的行为，以市场经济理论、现代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知识来改善党员的知识结构。同时要不断改进教育的方式方法，突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善于启发党员自我教育，唤醒党员的主体意识，主动参加各项组织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经常性的自我对照检查，促使党员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提高，自加压力，自觉进取。其次应改进党员管理。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各项管理制度。帮助党员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发挥作用的最佳途径，尤其要善于根据党员的不同特点和岗位性质，科学制定每个党员的年度工作目标，并将之与民主评议党员以及争先创优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为党员发挥作用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三要不断拓展党的活动内涵，提高党的活动效益。要讲究活动的质量，精心准备活动内容，精心选择活动载体，尤其要以促进企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坚持把企业发展的难点作为党员发挥作用的重点，积极开展“党员责任区”、“示范岗”、提合理化建议等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把党的作用力、影响力寓于有效的、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活动。这样可使党员在参与中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在参与中实现自身价值，在参与中锻炼自己，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过硬本领，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不断提高素质，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懂经营、善管理、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党务工作者队伍

公有制范文篇9

一、公有制的本质内容、结构和实现形式的关系

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

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用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①1979年11月26日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的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②他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文中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引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③1986年他在《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一文中指出：“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④以为首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作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论述，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公有制的本质内容和形式及其结构的认识是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的。那么公有制的本质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公有制实质上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适应社会化生产经营的劳动者的联合。基本生产资料（确切地说是资本）为这类联合体共有，经营成果为劳动者共享。过去，人民往往没有区分公有制与共有制的实现形式，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单一的形式表现内容，结果违反了社会化生产复杂系统多层次的需要及其变动，削足适履，束缚或破坏了生产力。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内容和形式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范畴，形式为内容服务，但又相对独立。同一个内容可以有许多的形式表现，而同一个形式也可以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表现为通过竞争经常选择适应生产力多种需要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如果人为地固守某种过时的形式，那就一定被淘汰。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善于选择实现公有制内容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处理好它同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关系，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动力体系。在实现公有制本质内容上，我们认为需要多层次的多种运营形式，大体可以分为：国家（代表社会的大联合体）所有、劳动者集体所有、联合体与个人混合所有。每一个层次又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分为很多具体形式。这就是内容和形式、实质和表现、目的和方法的辩证统一。

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基石

同志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它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理论，具体说可谓来源于三大理论基石。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形式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存在发展的社会形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及其结构和实现形式，总是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它既不能长期落后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又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否则，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要求的原理的具体化。对于这一原理的认识，过去基本上停留在大的历史阶段和经济形态上，相当粗略空乏，缺乏具体。事实上，现实生产力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经常处在变动中。不同的技术水平、部门特点、规模层次、经营业务、服务对等，需要不同的具体组织形式、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尤其要面对千变万化、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仅用一两种固定不变的经营形式和产权形式去适应那是行不通的。以规模层次为例，有大、中、小、微之分，而量的规定性又同质的规定性紧密相联，就必须有不同的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与之适应。这种情形决不能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取舍，而是由客观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所选择。因此，生产关系的形式也必须是一个多层次、多形式的巨大复杂系统。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是仅仅采取某一两种单调的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而且要实现公有制多种形式的合理配置。这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我国有12亿人口，9亿在农村，人均国民总产值居世界后列；一部分现代化的工业与大量传统工业、手工业同时并存；沿海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少数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与科学技术普遍偏低的状况同时存在；少数现代化大城市与多数工业化水平不高的中小城市及广大比较落后的农村同时存在。总之，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较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这种实际状况所决定，我国的所有制关系必须是这样的态势：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如果采取哪种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的固定模式势必超越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至于将来发达的社会主义采取什么形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而现在要立足于努力寻找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也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是邓小平理论宝库中带有里程碑性质的贡献。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⑤这一精辟的论断澄清了100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表现为通过竞争经常选择适合生产力多种需要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如果人为地固守某种过时的形式，那就一定会被淘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推动人们努力选择实现公有制内容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并处理好它同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关系，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动力体系。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

三、正确地认识和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然而，至少目前它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穷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机制。实事求是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深入地研究。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积累了几百年的运营经验，在亿万次的市场竞争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灵活高效的实现形式。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向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作为具体经济运作形式，恰似一部新型汽车，一部先进的电脑，能为资本主义所用，也能为社会主义所用。它们并不绝对等同于某种性质的所有制关系，而是“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当然要结合我国和本企业的实际，在学习中创新。

有鉴于此，在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中要澄清几个模糊认识：

1、股份制不等于私有化。股份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化的产权组合形式，它的性质取决于谁占主导地位，谁去控股。资本主义股份制是少数资本家控股，主要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加入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它就体现公有制的性质。即使在一些企业公有资本未达到控股，但作为投资的那一部分公有资本也能实现应得的效益，没有丧失所有权。至于股份合作制，则是我国改革中的一种创造，既有劳动联合，又有资本联合，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双重的优点，不是私有制的形式。

2、不能简单地从量上看待公有资本是否占主导地位。按照同志的论述，在数量上公有资本不只要看那些国有企业的集体（合作）企业，而且要看混合经济中公有资本的份额（目前在混合经济中仍占三分之一）；在质量上要看公有资本的控制能力。现在的事实表明，在股份制企业中不但公有资本占企业全部资本的半数以上可以控股，即令为三分之一或者再少一点也可以控股。

3、不能笼统地说拍卖国有企业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国家把实物卖掉了，又收回价值形态的资产，将其再投入到更多收益的经营，这属于优化资本的行为。如果不坚持“等价交换”，那就可能是流失。

4、不能把引进外资的嫁接视为丧失所有权。这和股份制是一个道理，关键在于如何运作公有资本，是否能够保证获得收益。正如我们要到外国投资参股、控股一样，这种国际间产权的组合是一种发展趋势，都要保证各自的利益。这里需要改变的是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旧模式和只看实物形态、不看价值形态的就观念，而是要用公有资本的新形态、新范畴来观察处理产权组合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要学习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综上所述，邓小平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思想是我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领会党的十五大精神，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克服重重障碍，积极抓大放小，寻找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多样、领会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38页

公有制范文篇10

一、社会主义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吗？

这本来是个无庸置疑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

传统的公有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大幅下降，已明显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衰退之势。有鉴于此，不少人提出：应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主体”地位改为“主导”地位，以适时反映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取向和长远利益考虑，那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性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种长远的战略性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有如下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