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总结十篇

历史规律总结篇1

关键词：规律方法 指引 历史教学 应用

中图分类号： G6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7-0166-01

伴随着新课程教学目标改革的进行，历史科目从教材的设置到教学内容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形式背景下，就要求教师改革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来说历史就是大量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的机械记忆，这样的想法已经不符合最新改革的历史考试要求，现行的历史考试更加注重对史料的分析和理解，以及总结能力，要求学生把握有秩序的知识脉络，经过全方位的思考来做出正确答案，这就要求学生掌握规律方法来形成自己的历史知识系统。

1 现行历史考试的侧重点

与传统的历史考试不同，现行的历史考试在注重基础知识记忆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对史实的理解能力和知识总结能力的考察，学生要想适应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就必须形成清晰的历史知识脉络，用总结规律的方法来把握历史事件，理清历史时间的发生顺序，掌握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实特征，探究隐藏在事件背后的规律以及事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意义。

2 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规律方法

首先，以“结构”构成的方式来探究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整个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由史实事件逐个构成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时间结构以及空间分布结构，甚至是原因条件结构，时间结构方面，例如：抗日战争的整个发展历程分为：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空间结构方面，例如：抗日战场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原因和条件方面，例如：日本国内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形势的影响，日本军国主义的盛行。例如：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政治、经济、阶级以及思想等方面。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总结这些方面的规律，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形成清晰的知识脉络，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深入探究，一旦出现哪一个历史事件时，会以系统的形成回忆知识的脉络。

其次，探究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的原因概述规律。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而且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都具有相似特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一般来说分为：直接原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导火索，根本原因以及决定性条件等等，这些原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背景、阶级属性等方面进行思考总结，例如：英国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生产机器为代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是：撒拉热窝事件。在探究革命或者运动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革命的阶级是否先进，新旧力量的对比等等，例如：在近代史上，袁世凯复辟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已经不被人们所推崇和接受，失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自身的软弱行和妥协性。

再次，从结论分析入手，总结结论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太多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表面看来纷繁复杂，但是实际上她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规律，探究出这个总结性的规律，对于学生深刻理解历史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例如：世界近代史大体上就是先进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以及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国的古代史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加强，地方割据势力风起云涌，土地兼并现象不断严重的过程；中国近代史就是广大的中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革命的性质就是民主革命，进行革命的阶级有农民阶级、代表性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代表性运动（，辛亥革命），无产阶级。

最后，注重学科之间的渗透，运用多种学科之间的辅助作用促进学习。与传统的考试方法不同，现行的考试制度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开发，历史考试内容多以阅读材料的分析和总结的形式出现。如何能够确保学生通过阅读历史材料来完成习题答案，一方面需要培养学生的语文基本功，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对历史的学习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自古以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而且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渗透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可以学着用政治原理分析历史事件，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分析历史事件。通过利用学科之间的渗透的方法进行教学，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的融会贯通能力，而且也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历史的规律，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这样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的意义。

3 结语

经过大量的实践表明，规律方法在指引历史教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学生通过规律的总结和运用能够建立清晰的知识体系，把握历史事件发生或发展的脉络，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学会历史，才能在未来的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参考文献：

[1]范玉春.巧用多种媒体 优化历史教学[J].实验教学与仪器， 2008，（04）.

[2]李百燕.历史教学中帮助学生记忆的几种方法[J].江苏教育， 1985，（Z1）.

历史规律总结篇2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 历史知识 历史概念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规定，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应该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用科学的历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均离不开历史概念的教学。随着中学历史教学改革及高考历史科命题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历史学科概念的考查，愈来愈引起广大中学历史教师的关注，历史学科概念的形成，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教学环节。

一、中学历史知识的构成

对中学历史知识结构的认识，是进行历史教学的前提。传统观念将历史知识结构分为具体知识和规律性知识两大类。具体知识，指的是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影响；规律性知识指的是历史概念、规律等。从“具体”与“规律”的视角分析历史知识的结构，很难反映出历史学科的特质，因为其他许多学科的知识构件中也有“具体的”和“规律性的”两类。另外，这种框定也存在着概念上的模糊。如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均具有弹性，其“具体”可繁可简，可深可浅；而许多具体规律在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作用又往往胜于“具体”知识，且规律又有总体的、阶段的等方面的区别等。

因此，根据中学历史知识的抽象概括程度，可将其视为基本史实、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原理）三个基本因素构成的总体。

基本史实是指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基本过程，它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要素，是一些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史实。基本史实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浅层次，但也是最有血肉和生命力的物件。历史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反映了相应历史现象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对基本史实实质的抽象概括。基本概念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中间层次。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规律不仅反映历史事物当时具有的内部本质联系，而且反映历史事物的发展趋势。历史规律是高度抽象的，它是若干基本概念的概括与组合。基本规律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最高层次，需要在宏观把控基础上进行科学抽象才能获得。

在以上三个层次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学生通过对基本知识的分析、归纳、综合和概括，形成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概念的产生，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质变，表明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学生再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深刻分析及系统综合，把握历史知识体系，认识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基本概念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概念是基本知识认识上的升华，又是基本规律形成的基础，所以，帮助学生形成历史概念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二、历史学科概念的类别

一般说来，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可以划分为史实概念与理论概念两类。史实概念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概括和评价。如“七七事变”，包括对该事件基本史实的概括：历史背景、爆发时间、地点、基本过程；还包括对这一史实的评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史实概念依其所反映的内容可分为事件概念和人物概念。前述“七七事变”为事件概念。人物概念主要包括：所处的时代、类别、事迹、作用等。从教学实践出发，每一个历史名词都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概念，如“”、“《资政新篇》”、“闭关锁国”、“七七事变”等，每一个具体人物都可以为一个人物概念，如秦始皇、洪秀全、孙中山等。不少事件概念与人物概念是互相包容的，因为“事中有人，人中有事”，如“太平天国运动”与“洪秀全”、“《新青年》”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论事，后者侧重论人。

三、历史学科概念教学的缺失

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得知，概念教学在历史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如果从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的角度来审视，概念教学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不同的知识具有不同的智力价值，即不同的知识对人的智力发展有不同的促进作用。“学习这种知识有助于记忆的增强，学习那种知识有助于思维的提高”，就是这个道理。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其中的理论概念抽象概括程度较高，其智力价值也就较高。在学习实践中，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曾经学过的基本事实可能会在记忆中很快消失，但基本概念则可保持长久。不仅如此，它还为我们继续学习历史知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指导，借助它形成的对基本规律的认识可以受益终生。

在历史教学中，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往往能注意从具体史实中概括出史实概念并向理论概念推进，如向学生指出“农奴”与“奴隶”的区别，“市民阶级”与“城市平民”的不同与演进；要求学生对史实概念进行归类，如将一系列人物归纳为“地主阶级改革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指导学生根据一般的史实概念进一步概括出高层次的概念，如根据历次农民起义概括出“农民战争”的共同特点，根据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概括出“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但就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看，对基本概念教学，尤其是理论概念教学，尚重视得不够。

历史规律总结篇3

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化改革开放的一年。

2008年，我们将举办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举世瞩目、全球参与的盛会。

2008年，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三十年，实现

伟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年，开启改革开放伟大革命的三十年。因此，2008年又是我们回顾总结历史的一年。

回顾总结三十年的历史与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这两件事，是内在联系的。十七大全面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概括出了许多规律性的认识。十七精神中，就包含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精髓。

回顾总结这三十年的历史，搞清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和解放思想的不平凡历程，搞清楚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的起步和艰辛历程，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程，进一步概括其中的规律性，能够帮助我们提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性，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总之，回顾总结这三十年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十七大精神。

历史能给人以智慧。以史为鉴，明兴替，知得失，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好传统。我们党一向重视研究自己的历史，强调以历史资政育人。

回顾总结历史，向历史学习，增长自己的智慧，就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唯物史观的方法。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也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基本的科学方法。我们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回顾总结历史。

遵循唯物史观，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首先要全面准确地回顾和记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进程。全面准确地记载史实，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基础。实事求是，首先要搞清“实事”。只有以“实事”为依据，才能正确“求是”。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就是论从史出。人们常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毕竟不是一块布料，可以随意剪裁。历史也不是一个泥团，可以任意拿捏塑造。史实不全面、不准确，甚至不真实，应该出场的历史人物硬让他缺席，等等。这样的历史研究，从起步就背离了唯物史观，从而同历史科学拉开了距离。邓小平曾说，“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我们应当采取这样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

历史研究之为科学，二是要概括历史的特点和实质。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我们不能停留在罗列历史事件和一大堆史料上，而是要透过历史现象，深入分析和综合，加以概括，指出其特点和本质。这种概括是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的，而不是从某种感情出发，从某种实用主义出发，不是讲套话，不是主观臆断，对正面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溢其美，对负面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增其恶。这是在“实事”基础上的“求是”。十七大报告对新时期的历史作了高度的概括，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这个概括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最主要之点，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从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三十年的历史的理解和认识。

历史研究之为科学，三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揭示和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正确把握历史巨轮的航向。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的“十个结合”，就是对改革开放实践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规律性认识。深刻理解这“十个结合”，对于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是十分有益的。

历史规律总结篇4

[关键词]社会规律；唯物史观；历史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4-0018-05

社会规律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认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并一致同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从实践唯物主义视角把握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却鲜有专门论述，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界对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研究延续了传统理论哲学的先验论思路，认为“社会就是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机器。所以人类一旦掌握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就可以按照这种规律去设计人类未来社会，命令一切人的行为服从这种理想社会的安排，这个理想社会就会变成现实”[1]。按照这种思路，“长期以来，实践与规律的关系总被隐喻成具体物与牛顿式时空的关系。实践于是成了盛装规律的大箱子”[2]（P115），并因而使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遭到来自“一般历史哲学”、“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多方面的批判和质疑，它所实现的变革意义也未能得到彰显。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即是受先验论社会规律观思维图式的影响而走上了实践误区。本文力图揭示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对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

一、社会规律观变革：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

社会规律是关于社会历史本质的认识，是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各个时期的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清算了以前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局限性，从实践哲学角度对“社会历史之谜”做出了科学解答，实现了社会规律观的变革，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社会规律性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转变。

（一）理论哲学与先验论社会规律观

亚里士多德根据知识的目的把知识分为三类：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他认为：“为着自身而被追求的知识是‘理论（思辨）’知识（theoretike）；为着行动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实践知识’（praktike）；为着创作和制造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创制知识’（poietike）。”[3]（P114）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类的观点，一些学者把全部西方哲学的发展线索归结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条路径：“理论哲学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对实践具有独立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它具有独立的规律，并可以把整个世界构造出来……实践哲学认为，理论活动是有限的，是立足和从属于实践的，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哲学是为实践服务的，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4]由于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重理论哲学轻实践哲学的道路。

传统理论哲学范式首先具有本体论性质，即追求超感性世界的本质、永恒原因，并且根据这些永恒、先验的原则解释和建构感性世界。其次，它是一种预设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热衷于对本质、永恒原因的追问，立足于从过去线性地推演现在和未来，其实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尽管维科等人已经提出不再把世界作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东西的研究任务，但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在理论哲学的范式下还是走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社会规律理论研究也主要是沿着理论哲学路径进行的。根据理论哲学范式必然产生先验论的规律观，即事物自动地遵循着其固有的必然规律运动，该规律决定事物从现有状态必然地运行到某一确定的下一状态，由此形成事物运行的必然轨迹。先验论的规律观到了近代已“成为像几何公理一样的哲学教条”。根据近代哲学的理论诉求，数学和几何学的方法及以后的数理方法同样可以成为哲学把握世界总体的指导方针和标准。所以，以先验论的规律观来解释人类社会，则社会必然成为霍布斯哲学意义上的可以被设计和控制的机器。

这种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尤为典型。康德认为，二律背反的第三个反题“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5]（P374），这种经验论的规律观虽然找不到任何出自理性的纯粹原则的、如同道德和宗教所带来的那样一种实践的利益，但能够把自己可靠的和可理解的知识无穷扩展开去，促进和鼓励着知识。可是，如果它变得独断起来，否认那些超出自己的直观知识范围外的东西（例如自由），那么它就值得责备，因为它给理性的实践利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就是这种变得独断的经验论的体现。康德认为，近代以来卢梭思考的自由问题和以牛顿机械力学为基础的因果律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所以他分别将其置于本体论和现象界予以讨论，从而试图将体系（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卢卡奇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在更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通过将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其存在基础有机结合起来，对这种先验论规律观进行了更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尽管随着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产生了各种“形式”上的局部规律，但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地说，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明显表现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所以，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但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就变为一种无法理解的“自在之物”，被主体以理性、合理的方式建构的社会变为非理性的总体、“异在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先验规律成了它自我认识的障碍。卢卡奇认为，只有辩证的方法才能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局限性，而这种方法只能靠无产阶级来完成。

（二）实践哲学与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

理论哲学的范式在追逐体系、形式的同时，封杀了客观现实和具体内容，从而走入了困境。与此同时，实践哲学的丰富内涵开始彰显。从人类最初懵懂的宇宙探索开始，就闪烁着实践哲学的智慧，并且随着历史条件及哲学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实践哲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西方哲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范式发生了重要转换：日常生活层面、伦理践履性质的实践让位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迅速膨胀的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敏锐地把握了时代脉搏，把对哲学基础问题的解答与存在基础（人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解决历史观的问题。因为不论是认识论还是辩证法在马克思以前都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历史观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只有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不仅使认识论和辩证法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使科学的完整的新世界观的问世成为可能”[6]（P413）。所以，有学者指出：“唯物史观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本源，或者说，它是作为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看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它为马克思主义各门具体社会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提供序言、基础和方法。”[7]（P75）马克思关注的正是人类历史总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关于这两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扼要说明。一方面，一个特定社会的结构系统有层级之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四个层次，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8）。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系统是开放的，社会形态的变革遵循着如下规律：（1）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突破既存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变革；（2）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取代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形态的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列宁看来，这正是马克思“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9]（P39）所获得的科学结论。

以上是马克思早期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迫切性，马克思并未对这种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社会规律观做出详细的哲学说明，这就为后人留下了阐释空间。“一般历史哲学”、“经济决定论”等就是对唯物史观社会规律本质的不同界定，这两种解释都以理论哲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为其贴上“先验论”的标签，而忽略了该理论的科学、革命的内涵。针对“一般历史哲学”的阐释，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做了回应，强调“五形态”社会规律理论与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针对“经济决定论”的阐释，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进行了回应，强调了社会规律的辩证性。

关于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做出高度理论概括，只是反复强调它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不能抽象地来理解。卢卡奇洞见到了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实践生成性质。他指出，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来说，一个被想象为完美的规律体系尽管用不着再对个别规律加以修改，但并不能预测新的东西，所以对于这种理性主义体系来说，历史的变化是认识的障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中事物的秩序和联系，才是哲学的基础。只有在这种内容不断生成，性质上新的东西不断形成的历史中，才能发现事物的典型的秩序和联系。这种历史在实践中的生成迫使规律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建立在主体的不断实践上，因此，它就使认识、规律等不再坚持其纯粹具体的独特性、片面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中去，只有这样理解，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局限性才能被超越，关于历史的科学解释也才能得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内涵才能得以显现。因此，我们把基于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性质概括为实践生成论。以此理解，则“规律并不在历史发展还未展开之前存在，而是在实践运行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形成的”[2]（P116）；“规律只是实践中那些稳定性关系的一种逻辑表达”[2]（P116）。

二、两条道路选择：历史设计与历史实践

“理论与方法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一方面，任何理论不光是观点和结论的表达，而且本身就具有方法的意义，所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正是此意。”[10]（P63）规律与道路的关系是理论与方法关系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达。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而道路则是具体国家、民族的特定发展历程，二者各有所指，不能相互替代。同时，规律与道路又有内在联系：规律是道路的本质依据，道路则是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人类对社会规律的探求正是为了增加开辟新的社会道路的自觉性。然而，规律不能直接转化为道路，其实现方式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有关。根据规律与道路的内在关联，社会规律性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变化必然影响人们探求社会发展道路方式的改变。从实现方式看，集中体现为从历史设计到历史实践方法论的转变。以此来看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先验论社会规律观的思维图式下走入了历史设计方法论的实践误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对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精神实质的深入领会和具体实践，是在历史实践中的创造性探索。

（一）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设计方法论的实践误区

历史设计是先验论社会规律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理论哲学角度研究社会规律，则社会规律带有一种本体论的性质，规律就成了外在于人的客观实体性存在（好比牛顿的时空观，是盛装物体的空盒子）。根据这种先验论社会规律观，人类历史的具体道路不是由人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而是或者被上帝决定或者被自然科学的普遍原理决定，其中以高度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

西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波普尔等对这种历史设计方法论提出了批判。哈耶克指出：“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由于这种理性主义不承认个人理性的力量所具有的这些限度，所以它实际上也就趋于使人之理性变成了一种较为低效的工具（这当然是与理性原本可能具有的效力相比较而言的）。”[11]（P203）哈耶克认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主要影响发生在近代哲学，即以培根、霍布斯、笛卡尔等新理性主义代表的出现，这种理性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可称为“唯理论建构主义”。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唯社会论、计划制度和全权主义，都是从这种社会唯理主义或建构主义那里派生出来的。”[11]（P206）作为哈耶克的亲密朋友，波普尔批判了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承认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历史决定论者（以柏拉图和马克思为典型）往往与典型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的思想相联合。这种被设计出来的社会工程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其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改造“整个社会”。所以，波普尔针锋相对，提出了“渐进社会工程”的解决方案：即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所以，渐进工程师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

历史设计方法论遭到广泛批判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也称共产主义）相区别。科学社会主义最初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它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为现实基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而传统社会主义则指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东欧和亚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历史设计的内容。传统社会主义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最终的历史状态，只要达到这种状态，一切历史之谜都得到最终解决，人类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于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不顾具体社会条件，割裂了规律与道路之间的具体联系，不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层面，急于在社会制度方面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进入共产主义，使得这种历史设计变成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类似的社会乌托邦。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阶段，人们开始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而在传统社会主义下，具有铁的必然性的规律成为历史的主导力量和决定性因素。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为修饰，传统社会主义为各种行为打上了“科学”和“客观”的痕迹，将自己置于一种绝对必然性的位置，从而贬低人的主体地位。由此，本来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变为了异在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被严格地设定，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和意义受到了抹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人并非历史的主体，历史成为某种超人力量的历史。总之，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未能充分领悟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精神实质，错误遵循了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和历史设计的方法论，因而走入了实践误区甚至被很多西方学者当做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等同物来看待。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实践方法论的创造性探索

马克思社会规律理论的对象是整体的历史。由此，他反对任何历史设计的哲学，因为设计即意味着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的新内容的摒弃。所以，与这种实践生成论性质的社会规律观相一致，本文将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的方法论指向规定为“历史实践”，因为实践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和向未知领域的敞开。历史实践方法论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设定发展理念和奋斗目标，并随着主体自身、实践活动和客观现实的发展而不断调适理念和目标，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因而是建构与批判、目标与过程、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最早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历史实践的方法论。康德曾主张在认识对象之前，先考察人们先天的认识能力。所以，康德强调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黑格尔则批判了康德在认识之前先静态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做法，将认识看作是一个由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推动的发展过程，主张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黑格尔试图消除这种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独立性，克服对象的僵化性。由此，黑格尔在认识领域注入了“历史”的因素，这是黑格尔的理论创见。但是，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黑格尔哲学却倒退了，坠入了概念神话的迷宫，没有指出这个历史是“我们”实践的历史，而是“理性的狡黠”的结果，是历史中的“我们”。

马克思充分吸收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将这种辩证方法当做历史的方法，并要靠人的活动来实现。马克思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所以，社会规律本质上就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规律，社会规律通过人们不断的历史实践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往，受理论哲学范式的影响，我们往往首先对社会规律进行理论层面的构思，然后按照既得的规律去解释、创造历史，历史也就成为被设计的历史。根据历史实践方法论，人们的历史实践是社会规律的生成场所，随着历史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知识与对象的相互推动，既得的社会规律和理论知识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与现实相分离的，而是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具体的和历史的。这种兼具建构与批判内涵的历史实践方法，才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方式。

传统社会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作了僵化、先验的解读，从而走向了实践误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对过去实践误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层面的反思，中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继续探索，将经济建设摆在了首位，在实践中试错、学习，兼有建构的指向。改革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念。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强调经济建设的背后隐藏了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生活中唯利是图、政府职能和企业部门的功利化、社会公德和私德的缺失、人性的冷漠等深层问题在当代社会凸显。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又适时强调了“顶层设计”、“理性建构”的重要性。黑格尔曾经强调，在认识层面，真正使感性发生作用的是理性。同理，在社会整体层面，为了避免盲目实践带来的巨大挫折，我们最终也要靠理性去规划。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一点一滴的修正，而是建构与批判、理论与方法、设计与改革的有机统一。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2]（P10）通过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探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正反经验，中国共产党坚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模式。十报告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P10）这条道路以人民为历史实践主体，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改革开放为必由之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内在要求，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本质属性，以和平发展为必然选择，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建构与批判、目标与过程、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历史实践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结合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性建构与现实批判、设计与改革有机统一的历史实践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鲁品越.生成论规律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建设[J].哲学动态，2008，（5）.

[2]刘森林.发展哲学引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3]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王南.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5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黄楠森，庄福龄，林 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7]吴江文稿（上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9]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0]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历史规律总结篇5

不少人相信：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而且这种规律不论人喜欢与否都依然如故地运转。在乐观的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他们相信如果自然科学家们能够根据自然规律准确地预言哈雷彗星的出现，或者利用原子能造福人类，那么掌握了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也可大胆预言遥远的未来美景，并且对人类社会进行整体的规划，使之变得至善至美。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都有这种愿望。

但是英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波普尔却斩钉截铁地认为，不用为历史规律欣喜若狂或者灰心失望，在历史中找不出物理学和化学中的那种客观规律。就好比我们常常把中国古代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替视作一种规律，认为这种“循环”一定有其内在的道理。可是如果你认真了解这些历史，就会发现，没有哪一次王朝更替是相同的。无论唐宋元明清，这些辉煌一时的王朝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建立、昌盛，乃至灭亡的。一旦时间抛弃了它们，它们便再也没有可能重来。既然不能重复，也就无所谓规律了。

即使我们承认了人类历史上存在某种规律，我们又能否像天文学家预报哈雷彗星一样对未来的社会做出预测呢?在波普尔看来，这依然很困难。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分化为美苏两大阵营，很多人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很快打响。但是，世界大战没有如期而至，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格局――“冷战”却持续了几十年，并且最终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

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一定会影响听到预测结果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被预言吓住的人们小心谨慎地处理任何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反而让这个预言落了空。

有些时候，人们做出预言的本意是想要避免不幸的发生，但是反而会弄巧成拙。比如，一个经济学家通过自己总结出来的规律，预测未来国家的经济将会崩溃，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人们信以为真，纷纷抛出股票，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结果国家经济遭到重创，果然崩溃了。

历史规律总结篇6

一.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1]在他看来，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3]。“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7]在他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不论它是什么东西)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

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

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

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1][2][3][4][5][7][8][9][10]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伦敦1976年英文版,

历史规律总结篇7

一 .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1] 在他看来， 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 [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www.133229.CoM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 [3] 。 “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 [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 [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 [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 [7] 在他看来， 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 .“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 ( 不论它是什么东西 ) 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 [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 [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 [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 .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

[1] [2] [3] [4] [5] [7] [8] [9] [10] 萨特 : 《辩证理性批判》伦敦 1976 年英文版 ,

历史规律总结篇8

关键词：；历史规律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01-02

思潮，作为一种消极的社会意识，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从当今国际环境来看，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则处于相对低潮阶段，这使得两种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并存、合作、和斗争，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态。就当前国内状况而言，我国当前最具有总体性的国情，乃是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投射到思想意识领域，就是在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必然伴生着这样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正是国际、国内大背景的某种反映，需要我们做出冷静的对待和科学的分析。其中道理，即如恩格斯所提示的：仅仅宣布某种论调为唯心主义，还不足以制服它。

一、思潮的表现、危害与实质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就中国近代革命史而言，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论调置历史常识和对于这段历史的科学结论于不顾，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倾向：其一，以“主体性创造”为依据，鼓吹“人祸”，名为“重写历史”，而行以“现代化史观”擅带“革命史观”的偷梁换柱之实；其二，大肆宣扬“告别革命”之论断，认为中国本来不通过流血的革命就可以实现独立自主，进而认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流血与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其三，以一些编造的“野史”来歪曲历史事实、甚至“恶搞”历史，借“还原历史”掩耳耳目，大作翻案文章，进而遮蔽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有学者所论：“思潮，其核心是歪曲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为现在推销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服务。”[1]

虽非当今社会思想的主流思潮，但对其潜在的或现实的危害性，不能不保持清醒的认识。其不仅遮蔽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了历史当中的是非曲直，而且也扰乱了人们的社会历史观，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坚定信念。因而，我们必须对其加以警惕，“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2]

而从学理层面来看，者并不具备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历史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的方法论自觉，因此，也就不可能透过历史现象厘清历史主流和深层本质，进而揭示社会历史的内在规律。其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事实对人类历史加以“涂抹”或“剪裁”，凭借某种“新奇大胆”的想象歪曲和否定历史，其实质就是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不会认识到：他们以局部来推论整体、以表象来妄测根本，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所标榜的“以史为鉴”，不过是“自以为是”而已，历史的内在性、整体性和规律性，只能永远地外在于其理论视野，构成其令人触目惊心的理论盲区。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是抗击思潮的有力武器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是受内在的、客观的规律支配的，这种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构成科学、合理地说明人类全部历史的根本依据。通过对于所谓“人祸”的一系列演绎，企图将历史归结为主观意志的产物，恰恰被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击中了要害。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3]544既不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也不了解历史背后的真正动因何在，所以，不过就是一种缺乏内在根据的历史观。

的更深层次的思想症结在于不懂得人类历史客观存在的辩证本性。“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3]495-496唯物的历史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僵死的教条和主观的臆断，足以扼住的咽喉，在方法论层面为历史规律理论提供了根本保证，为总体性、动态性地分析历史、把握历史和创造历史，开辟了广阔而深湛的理论空间。

如“三形态”说以个体之间客观存在的建立社会联系的基本形式，以及个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程度和自由度为根本依据，将每一形态内部的有机性和各个形态之间的联系性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这就使得历史规律理论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进程达到了内在的契合，实现了历史认识在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意义上的重大飞跃。而的本性就决定了其永远不会具备这样一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理论视野。正如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4]364在这个意义上，的浅薄与粗陋，是昭然若揭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点内容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当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我们的宏伟目标才能够顺利实现。科学理论也只有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坚持、检验、完善和发展。”[5]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只能是重点推进与全面推进的统一，而不能是不分巨细的等量齐观。从抗击的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应当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点内容。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历史规律理论与论调直接对立

历史规律理论注重人类历史在本质层面的客观必然性，主张以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基础整体地把握历史、观照现实，而的论调，不仅以人的主观性为其判断历史的根本出发点，而且肆意夸大偶然的、零碎的历史事件的决定性意义，这就使得人们对历史的预见与展望丧失了最为有力的客观依据。其浅薄、粗陋、主观、片面，由此可见一斑。

2.历史规律理论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

历史规律理论以其历史见解的独到性和深刻性，一直受到西方主流历史学派如法国的新史学、美国的世界史学派等的认真对待乃至高度评价，如有作者所论，当代西方严肃的历史思考都不得不借鉴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形之下，现今国内学界的思潮对唯物史观尤其是其历史规律理论的蓄意曲解与刻意诋毁，在根本上讲，不过是无聊复无奈的学术泡沫而已。

3.历史规律理论是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主要支点

历史规律理论从整体上，也就是以一种深邃、长远的眼光来洞察人类历史，尤其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逻辑的透彻分析和深刻批判为依据，进而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意义上的现实，雄辩地阐明其伟大意义和重大价值，绝对不是的无根之论所能动摇的。如果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以此为重点而扎实推进，则不仅可以凸显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理论完全能够说服人、引导人的“彻底性”（马克思语），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本身的内在诉求――现实性与针对性――的有力体现。

参考文献：

[1]郑科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警惕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三股思潮[J].政治学研究，2008，(1).

[2]梅宁华.旗帜鲜明地反对[J].求是，2010，(1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历史规律总结篇9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因素，又有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4]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6]。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7]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辩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受意识、目的和动机的支配，而动机背后还有动因。人的活动的动因，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体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活动的动因固然要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但在同样条件下，人们却并不一定形成相应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根据，即人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探究历史活动规律当然就要从目的入手。作为目的动机形成根据的因素，除了客体条件以外，就是主体因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动机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显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体的需要和能力，内在地驱动着人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内在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

正是从客观性和主体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四、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即非对象化，这是指客体以其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客观规律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客体条件本来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但只有重新纳入人的实践活动它才作为客体条件制约人的活动（客体主体化），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再度物化为新的客体条件。

这种连绵不绝的主客体双向运动过程，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的人的发展过程；从客体角度看，则是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更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这两个过程是在实践（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统一的、同一的。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和，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

一方面，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7]人类本身作为自己历史的“剧作者”，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8]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9]这样，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国家。”[20]马克思在这里说的难道不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么？

对每一代人来说，他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事历史活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习惯、风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能接受下来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又是自己写就的剧作中的“剧中人”，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

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每一代人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把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条件的过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1]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进步、发展的趋势。如果只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会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不懂得历史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前人活动的结果，看不到每一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客体条件，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条件，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相反，如果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讲阶段性，笼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会看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

收稿日期：2000-06-12

【】

[1]陶德麟．当代前沿问题专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77.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

[3][5][7][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7,733,745,585,532.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5.

[6][12]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68,18.

[8]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0.

[9]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08.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123.

历史规律总结篇10

一、加强历史概念教学

正确理解历史概念内涵，是理解和掌握史实，阅读历史教材的前提条件，教学中对教材尚无明显注释的概念要先作一般性解释。

大部分历史概念是可以随课堂教学凭借历史教材理解的。如“势力范围”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强行划定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课文中虽然无这样完整概括，但有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殖民统治”一句，已经画龙点睛了。当然，有些历史概念不是一、二句活可以说清，如“门户开放”政策，要知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美国要分享侵略权益，美国向六国提出照会的内容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其影响是美国侵华政策新阶段的标志，使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把目的、内容、结果、影响完整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概念。

有些概念忌表面解释。如“1991年是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是辛亥革命”。

这样解释缺乏概念内涵，无法形成真实意义的历史概念，必须在《辛亥革命》一章教学完成后，进行归纳概括，形成完整正确概念。

二、重视历史的因果分析

历史发展的困果性是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历史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指出“社会中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因果论原理因而也成立了论述世界规律性的基幢。故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会是偶然的，一定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诸因素”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事件就是“诸因素”的结果。

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传播，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路易十六的挥霍无度，第三等级人们处境艰难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789年爆发了。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互为因果，这是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许多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切社会革命，无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即王朝的专制统治（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主要表现为美利坚民族与英国的民族矛盾，但同时存在英国殖民压迫掠夺（生产关系）与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资产阶级革命。

中学教科书中，原因常常不是开宗明义提出的，其代名同很多，“历史背景”、“目的”、“条件”、“前提条件”、“形势”等，但准确地说也是有区别的。

“历史背景”应包含所有方面的原因，“形势”则侧重具体原因，客观原因，“目的”是主观原因，“条件”是客观原因，“前提条件”是主要原因。也有把“导火线”、“借口”认作原因的，但借口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在理论上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中山舰事件”是打击、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借口，它不是进行反革命的原因。

历史教学中重视因果分析，揭示历史现象、本质、规律，有利于学生充分理解、吃透教材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化，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解题应试能力。

三、重视对历史事件发生后有关问题的分析

每一历史事件都会对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对重大历史事件后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主要包括性质、胜败原因、经验教训、历史意义、局限性、危害等。性质是某一历史事件区别于其它历史事件的根本属性，对历史事件作出定性分析，是揭示事件本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辛亥革命发生的时代、革命任务、领导阶段、历史功绩、结果等方面的具体史实归纳揭示出来的。

“经验教训”是对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胜或败作客观分析，总结发现的。胜利了的有胜利原因，总结出经验；失败了的有失败原因，总结出教训。有的事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就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就是要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意义”是对历史事件的正面评价，主要包括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功绩等。有的历史事件同时具有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要结合中外历史来理解。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胜利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意义。

“局限性”是历史事件表现的不足之处，往往是由时代、社会、环境等方面制约事件的结果。局限性是潜伏着的，很难被人为排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地具有两重性，在革命的危机时刻，它的软弱妥协性就表现出来，导致革命失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危害”是历史事件本身产生的副效应，即消极影响，它削弱历史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近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不是丧权辱国，加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