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十篇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1

在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年前三季度我市金融业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金融机构集聚效应继续增强，金融业总资产止跌回升,金融市场交易活跃,金融创新稳步推进,金融业增加值快速增长,金融业对经济社会贡献进一步增强,金融业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金融机构数量稳步增长，金融业总资产止跌回升，金融业增加值保持快速增长，对经济社会贡献进一步增强。截至9月底，我市新引进金融机构8家，其中2家法人机构，6家分支机构，保持我市金融机构数量的平稳增长势头，全市金融机构总数达到194家，其中法人机构73家；金融业总资产达到3.09万亿元，同比增长34.9%。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实现增加值807.5亿元，同比增长20.5%，占GDP比重为13.7%，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实现净利润378.33亿元，同比增长0.14亿元，基本持平，其中银行业实现净利润221.87亿元，同比下降31.05%，证券业实现净利润155.31亿元，同比增长179.53%，期货业实现净利润1.15亿元，同比增长35.29%。年前三季度，资本市场为全国企业提供直接融资730亿元。

（一）银行业平稳增长，资产质量良好。截止9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6062.02亿元，比年初增加5456.97亿元，增幅为26.4%；银行存款余额17395.50亿元，比年初增长22.03%,银行贷款余额14171.39亿元，比年初增长27.03%。不良贷款余额208.26亿元，比年初减少13.77亿元；不良贷款率1.39%，比年初下降0.6个百分点，继续实现不良贷款的“双降”。

（二）资本市场大幅回升。截止年9月底，深证成份指数11206.85，同比增长48.2；股票累计成交金额13.2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7.2%；深交所上市公司总数764家，同比增加24家，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297家；上市公司总股本3777.11亿股，同比增长11.5%；上市公司总市值43339.55亿元，同比增长63.2%；辖区共有105家上市公司，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数量（29家）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截止9月底，17家证券公司，居全国各城市第一，总资产3289.02亿元；16家基金管理公司，共管理166只基金，基金总规模7924.3亿份，基金资产净值7489.5亿元，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仅次于上海；12家期货公司，累计交易额92662.91亿元，同比增长44.87%，占全国的10％。

（三）保险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截至9月底，保险市场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201.3亿元，同比增长7.13%，较全国平均水平低0.9个百分点。其中，产险市场实现保费收入75.15亿元，同比增长13.34%；寿险市场实现保费收入126.14亿元，同比增长3.75%。累计赔付支出52.83亿元，同比增长1086%。各保险公司总资产566亿元，较年初增加56亿元，增幅为17.43%。

（四）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年前三季度，货币市场总成交19.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4％；现金累计净投放924.13亿元，同比减少4.96％；证券市场总成交13.96万亿元，同比增长73.4％；银行结售汇总额888.19亿美元，同比下降15.91％，结售汇顺差206.17亿美元，同比下降47.7％；黄金夜市总成交5344吨，同比增长100%，占上金所总成交量的46.8%，总成交金额2365.72亿元，同比增长6.4％，占上金所总交易额的34.5％。

二是金融业对经济社会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年，我市金融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全力为协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增强金融业对经济社会服务功能，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调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年6月市政府《市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从监管体系创新、政策扶持、环境体系建设、业务体系创新指导、鼓励发展多种形式专业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等方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在市政府引导和金融监管部门支持下，金融机构积极发挥金融创新功能，积极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创设新机构、建立新机制、开发新产品，村镇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中小企业融资信贷审批机制及各种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新产品纷纷涌现。

（三）今年以来，我办会同有关部门举办4次“银企融资洽谈会”，为1000家企业及40多家银行进行对接，取得了良好效果，召开5次协调会，解决市百人服务小组调研中50多家企业反映融资难具体事项。

（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原有九家小额贷款公司已按要求开始进行整改，今年我市已经进行两批小额贷款公司联合评审工作，共批准新设立15家小额贷款公司，另有10余家公司也正在积极受理过程中，已经开展业务业务的16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15.5亿元，贷款余额为15.3亿元，

三是金融创新亮点纷呈。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我办联合中央驻深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关于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实施方案》，并就近期需中央和省支持和解决的若干事项，分别以市政府名义发文上报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非正式上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市政府与中国保监会将于年内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快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的合作备忘录》，从多个方面推动保险创新试验区深入发展；我市已经形成良好的金融创新氛围，金融创新亮点纷呈，今年我市共有53金融机构申报161个金融创新奖项目，申报机构及数量均创历史纪录。

四是深港金融合作稳步推进。年6月深港启动商品期货交易方面的合作，目前双方正就合作形式与内容分别上报；7月7日我市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正式启动，成为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得首批试点单位，10月13日市政府再次召开地区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工作推介会，取得良好效果，目前，我市人民币贸易跨境结算金额占全国50%以上；7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与金融电子结算中心合资设立经纬盈富担保有限公司，是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深港金融合作的具体举措和重大创新。

五是深莞惠共同推进金融一体化。三市于6月5日正式签署了《深莞惠加强金融业合作协议》，三市将在建立金融合作交流机制、支持各类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拓展异地业务、加强资本市场、中介机构以及三市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携手合作，不断提升三市金融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此外、我办积极与东莞、惠州金融办开展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三地银企合作，并邀请东莞、惠州银行、企业参加我市年底举行的金融博览会；三方计划与年内就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问题进行交流合作。

六是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今年，市政府适时修订出台了促进金融业发展优惠政策，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大了对金融业的扶持力度；我办多次深入金融机构调研，全力协调解决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为金融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福田金融中心区、罗湖蔡屋围金融中心区进入快速建设阶段，南山科技园金融创新服务基地、龙岗平湖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完成一期工作，开始进行招商引资，南山后海金融商务区开始进行规划建设，目前，深交所营运中心施工较为顺利，周边4个金融机构项目联合招标已经完成，年内将动工，中心区第二批金融用地已经奠基开工；今年分别积极支持举办各种金融论坛，营造良好的金融思想观念环境：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联合举办第五届中国金融市场论坛、与中国保监会联合举办中国风险管理与保险国际论坛并积极争取其永久落户、首次举办银行间合作高峰论坛、支持举办中国保险公估国际论坛、支持和讯网、网易、广州日报在举办中国创业板峰会等。我市金融生态环境也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在最新一期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我市首次入围就获得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第五名的高度评价。

二、年我市金融工作思路

年，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但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我国创业板开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全面启动，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获得批准启动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进入深入探讨阶段等等一系列重大利好也给我市金融业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调结构”为指导，全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动创业板做强做大，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年10月30日，创业板正式启动，标志我市初步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年，我市应该推动创业板做强做大，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争取年创业板上市规模达到200家，本地上市企业数量达到15家以上，使创业板逐步成为引领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

二是推动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组织落实《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实施方案》，联合中央驻深金融监管部门，积极向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申请政策，争取在深港资本市场连接、REITs试点等方面取得突破。

三是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发展。在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规划建设金融集聚区，为港资以及国内外金融机构提供发展空间，通过降低门槛、放宽限制，优化生态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吸引香港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在该区设立国内总部和分支机构，使其成为国内外金融机构新的集聚地；完善金融创新政策和机制，深化深港金融合作，促进国家金融改革创新开放在该区域先行先试，积极推进该区域在金融体制创新、组织创新、经营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监管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四是推进保险创新试验区建设。尽快与中国保监会签署推进保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向保监会争取商业保险投资医疗机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产品、小额人身保险、降低香港保险机构进入市场门槛、商业车险定价机制改革等试点权，推动保险创新试验区快速发展。

五是推进深港金融合作。

一是积极推进人民贸易结算试点工作。年积极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市科工贸信委等部门，扩大试点企业范围，争取试点企业达到1000家，推动我市外贸经济发展。

二是加强深港资本市场合作。支持深交所尽快推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产品，加强深港资本市场合作，重点推动深交所ETF产品与港交所恒指ETF产品相互挂牌上市。

三是推动深港商品期货合作。经市政府批准后，与香港商品交易所继续对深港在商品期货方面的合作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尽快提出具体合作思路和方案，经深港双方政府评估后，我办将联合香港商品交易所尽快自行落实解决有关事项。需中央有关部门支持的，我办将联合香港商品交易所协调深港政府共同向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上报寻求支持。

六是推动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兄弟城市推动私募股权基金发展优惠政策，争取在年出台符合我市情况的有吸引力私募股权基金优惠政策，推动私募股权基金新一轮大发展，打造全国私募基金中心。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2

（一）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取得较好成效

中央银行体制建立初期，人民银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管理两大重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1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再贴现制度，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2003年4月，人民银行推出中央银行票据，丰富了货币对冲工具。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有序开展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简化利率管理、扩大利率浮动区间。2007年1月4日，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正式运行。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入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积极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取得了较好成效。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货币政策开始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自2008年三季度后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2010年，在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情况下，逐步转向稳健货币政策，先后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2011年前三季度，面对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先后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引导货币信贷增长平稳回调。进入10月份以后，针对欧洲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价格涨幅逐步回落等形势变化，暂停发行三年期央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调整优化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有关参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农”和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信贷支持。总体看，稳健货币政策实施成效逐步显现。2011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2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比上年低6.1个百分点。2011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47.1万亿元，同比增长9.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分设后，加大对货币、外汇、黄金市场的监督管理，牵头及配合处置了一些高风险银行业和证券业的金融机构，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银监会提出“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稳步推进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证券期货监管效能显著增强，形成了证监会机关、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三点一线”，覆盖全市场的快速联动监管机制。初步形成了以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框架。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和协调机制明显加强。积极推进风险监测与评估系统的建设。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效运转，保险保障基金公司成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论证基本完成。

（二）金融业加快改革和开放步伐

1、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增长和抗风险能力提升201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13.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0%；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279亿元，不良贷款率1%，拨备覆盖率278.1%；10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1.57万亿元；保险业资产总额为6.01万亿元。2、金融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自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汇金公司先后对中行、建行、工行、交行、农行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注资并启动了股份制改革。五家银行先后完成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并在香港H股和境内A股成功上市。大型商业银行改革不断深化，积极推进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工作。2011年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53.63万亿元，占比47.3%，不良贷款率1.1%。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发展商业化业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实施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200亿元注资已经到位。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工作小组。积极推进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1年12月召开创立大会。中小商业银行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通过重组和上市等措施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规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金融组织结构和技术、产品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截至2011年末，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18.37万亿元，占比16.2%，不良贷款率为0.6%；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9.98万亿元，占比8.8%，不良贷款率为0.8%。2006年12月21日，银监会印发《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设计和实施资金支持的正向激励政策，即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已兑付专项票据的2311个县（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成效进行了考核，并分类实施了激励约束措施。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按照贷款五级分类口径统计，2011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比例为5.5%，比上年末下降1.9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0.7%，比上年末提高2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1%，比上年末提高0.28个百分点。2011年全国农村信用社新增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分别为7374亿元和3093亿元，期末余额同比增长19%和15%。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1882家，农村商业银行212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其中村镇银行726家，贷款公司10家，农村资金互助社50家。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国有保险公司深化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和规范上市。“十一五”期间，全国保费收入年均增长达到26.5%。近几年，保险业资产以每年约1万亿元的速度在增加。保险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风险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目前，银行业已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证券业除了履行所有承诺，还主动实施了部分自主开放措施。保险业已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不断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稳步推进。自试点开始至2011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8万亿元，同比增长3.1倍。2011年，银行累计办理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201.5亿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907.2亿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中取得重大进展，我国份额占比上升至6.394%，排名从并列第6位跃居第3位。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和准则的制定与修改，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三）金融市场加快创新和发展

近年来，我国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市场功能日趋深化，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制度逐步完善，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一是货币市场不断完善。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市场法规，增加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成员，不断完善交易和信息系统服务功能。2005年5月，人民银行重新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方式从原先的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2010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业务规程（试行）》，正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超短期融资券。2011年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累计成交33.40万亿元。2011年累计发行各类债券（不含中央银行票据）6.41万亿元。201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累计成交99.5万亿元，现券累计成交63.6万亿元；交易所债券回购累计成交20万亿元，国债现券成交1253亿元。2011年，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15.1万亿元；累计贴现25.0万亿元，累计办理再贴现1712亿元。二是资本市场快速发展。2010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大力发展主板市场，积极推进中小企业板建设，创业板稳步推出且运行平稳，推进场外市场建设，期货市场稳步发展。2011年末，沪、深股市上市公司达2342家；总市值21.48万亿元；流通市值16.49万亿元,筹资金额7506.22亿元，投资者开户数14050.37万户。三是外汇市场建设深入推进。“十一五”以来，银行间外汇市场快速发展，外汇市场制度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1年末，共有即期市场会员318家，远期市场会员73家，掉期会员71家，期权会员27家，即期市场做市商26家，远期市场做市商20家。2011年，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35538亿美元；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金额折合17710亿美元；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2146亿美元；全年“外币对”累计成交金额折合946.7亿美元。四是黄金市场较快发展。2010年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黄金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2011年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规模大幅增加，黄金交易累计成交7438.5吨，成交金额为2.48万亿元。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全球交易所市场黄金现货交易量中位居第一。

二、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一）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出现新变化

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发展模式均面临转型压力，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难度增大。我国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国际金融标准制定、国际金融治理等全球金融问题上将承担更多责任。从国内看，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入，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建立和完善能够有效调节大国开放经济的金融政策框架。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开始减少甚至消失，人口老龄化将逐步显现。2010年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为13.26%；它必须以只占全球7%的耕地和6%的水资源养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增加了控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难度。

（二）金融宏观调控面临挑战

一是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一定的通胀压力。一些专家认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一般不应该出现过高的物价上涨，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通胀压力超出人们的预料，通胀持续的时间也超出预料。从当前各类涨价因素看，一定时期内通胀压力有所下降，但需警惕物价的波动。从国内看，趋于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将在较长时间构成价格上升的推力。在国内外经济基本面以及利差、预期汇兑收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一段时间内预计我国仍将保持外汇资金净流入格局。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从国际来看，世界经济继续缓慢复苏，但面临的风险因素仍然较多。欧洲债务危机仍在发酵，虽然美国债务违约风险暂时解除，但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高赤字问题，日本财政赤字则在进一步上升。这种情况下，极度宽松的国际货币条件短期内难以改变，大量资金仍可能向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流入。二是外汇持续净流入压力较大。近年来，由于我国进出口基本保持一定顺差，加上经济前景看好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导致外汇持续流入压力较大，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增大。截至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总额达到31811.48亿美元，比2010年末增长3338.1亿美元，仍然位居全球第一。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被迫购汇投放基础货币。为了防止基础货币大量投入造成的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大量吸收流动性的操作手段，进行冲销干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受到削弱。三是宏观调控中的资金配置问题。近年来，金融系统积极落实“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不断加强。截至201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含票据融资)已达到10.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8%，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但部分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资金链脆弱等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一定程度上由于银根紧缩加大了企业融资难度；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受劳动力、原材料、资金成本上升和部分企业转型不够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小企业盈利空间明显缩小，甚至出现生产经营困难。从当前经济金融环境下银行资金的流向看，城乡、区域之间仍存在失衡问题。从统计数据来看，东部地区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占到60%左右，金融资源仍然集中在东部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央银行虽然多次加息，但由于通货膨胀率较高，抑制了居民存款的积极性。此外，由于居民可选择的投资渠道日益多样化，资金就从银行体系流出，转向了资本市场，民间借贷市场，甚至贵金属和艺术品市场。

（三）金融机构发展中的转型和防范风险问题

一是商业银行经营压力较大。（1）在利率市场化、加大流动性控制、以及金融脱媒不断推进的情况下，银行资本补充、流动性和盈利等都面临较大压力。目前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0.5%，银行流动性管理面临较大考验。我国监管部门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1.5%和10.5%。2012年以来，银行公布的再融资计划已接近600亿元规模，加上去年积压的融资需求，中国银行业今年再融资规模或达2000亿元。（2）上市银行已公布的2011年的业绩为40%～50%的利润增长。2011年前三个季度，我国16家上市银行，净利差收入高达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80%。目前，国外银行业的存贷款利差普遍维持1%左右，而我国银行业存贷款利差超过3%。我国银行业经营上过分依靠存贷款利差仍在延续，因此银行有较高的放贷冲动。这种情况使得信贷有可能被投放到产出率较低的投资领域的风险上升。银行前期进行的表外信贷活动也可能会引起潜在冲击，并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二是金融机构“走出去”也存在较大的风险。海外中资金融机构面临风险、法律风险；由于海外营业性分支机构数量少，制约了融资服务。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提供融资服务时承担较大的汇率风险。金融机构“走出去”中的管理能力还有待提升。三是金融体系普遍存在的顺周期行为以及监管、会计等制度因素可能加剧系统性风险累积。金融业综合经营较快发展，存在着跨市场和交叉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监管空白与监管交叉并存。金融监管法规有待完善、执行力有待加强，监管方式和手段有待不断提高，风险纠正和处置机制有待完善。

（四）金融体系不健全和结构不尽合理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市值排名全球第三的股票市场，一个余额居世界第五的债券市场，还有一个交易量名列前茅的期货市场。但是要看到，我国社会融资格局还是以银行业的信贷服务为主体，而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等融资只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间接融资占比很高，集中了过多的风险。2011年企业部门通过证券市场筹措的资金只占20%左右；全部贷款余额约55万亿元，全部股票市值和公司债券余额约26万亿元；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银行业为92%，保险业和证券基金业只占8%左右。国际经验表明，这种过度依赖信贷的金融体系在一定环境下会形成系统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在于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的不足。资本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市值快速增长的同时，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发展不够平衡，市场层次有待完善，市场产品单一等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我国GDP世界排名第2位，但保费收入排名仅第6位。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8%，我国为3.1%。我国保险业总资产约占GDP的12.8%，而经合发展组织成员国仅人寿保险总资产占GDP的比重就超过20%。

（五）金融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不相适应

我国金融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不相适应、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对小企业缺小有别于大型企业差异化服务，难以满足小企业以“短、小、频、急”为主要特点的融资需求。小型微型企业本身的发展特征，决定了其很难通过公开的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近些年来，在市场化改革中，四家大型银行的网点陆续从县域撤并，从业人员逐渐精简，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也将信贷业务转向城市，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机构刚刚起步，作用有限。目前，农户信用贷款比例很低，绝大部分为抵押或担保贷款，但很多农户难以提供充足的担保物，而土地、房产受资产变现能力弱，无产权证等制约，难以形成有效抵押，制约了农户贷款增长。

三、未来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策略

未来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的变革时期,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因此，在金融改革发展中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金融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一）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

1、构建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第一，强化中央银行在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责，明确中央银行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可考虑借鉴欧盟的作法，成立由中央银行担任主席，银、政、保等监管机构以及财政部参与的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评估系统性风险，研究推进宏观审慎管理有关工作。第二，逐步采用审慎工具，主要包括运用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拨备、资产风险权重、贷款数量控制、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以及会计标准和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第三，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拟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加强对“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的监管。

2、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委员会在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更加关注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进一步完善调控货币信贷总量的手段和方式，逐步增强利率、汇率等价格杠杆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公开市场工具和操作方式，更好地发挥再贴现和存款准备金工具的作用。有效发挥再贷款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合理安排政策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更有效地加强流动性管理。不断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继续推进金融市场利率体系建设，提高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基准性，扩大其在市场化产品中的应用。加强对金融机构定价能力的评估，引导其不断完善科学的利率定价机制，进一步增强风险定价能力。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依照“循序渐进、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留有余地”的原则，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资本流出入均衡管理体制，完善对外债权债务管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坚持“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原则，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职能定位，完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确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松紧搭配，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加强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引导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要求，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改进金融服务。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体制机制。

3、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金融安全网。推动实施中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不断优化监管工具和指标体系，切实提升银行业风险识别、计量、评价、监测、控制和预警能力。加强对“影子银行”风险的监测、评估，并逐步纳入监管框架。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方法和操作框架，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重大风险的识别预警。加强证券期货公司净资本监管，完善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加强证券期货市场运行监管和风险防范，严厉打击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健全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强化资本补充和约束机制。强化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防范投资风险。加快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和完善金融安全网。

（二）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和加快发展

今后一段时期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不仅要考虑金融机构自身的需要，更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推动银行业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提升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现代银行业组织体系改革。强化组织体系建设，推动从大银行为主向大中小共生并存多层次多元化银行体系转变，大力推进政策性银行、国际性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层配置、科学合理布局。加快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建设和完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2、继续深化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股东和董事会责任，推动建立与风险责任相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推进加强以资本约束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内部管控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引导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在明确综合经营战略、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稳妥开展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逐步完善政策性银行运营的法制环境，明确界定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继续深化国专稿家开发银行改革，推动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研究推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

3、继续深化中小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深化中小商业银行改革，鼓励其选择合理的市场定位。促进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更加专注于社区居民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推动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中小商业银行加快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和经营模式，寻求内生性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积极探索走资本节约的道路。未来需要更多地从提高运营水平，提升盈利能力，加快业务模式转型角度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加强核心资本内部积累能力；努力转变通过信贷资产扩张来发展的老模式，加快中间业务、零售业务等低资本占用业务的发展速度。二是银行转型要有新突破。中小商业银行积极走差异化、集约化发展的道路。许多银行选择的突破口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并努力发展投行、贸易融资、私人银行、托管等新兴业务，同时强调走科技银行的发展之路。

4、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提高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建立完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相关制度。改进对产品和资本输出的金融服务，推动涉外金融发展重点从贸易金融服务向投资金融服务的转变，加快发展有利于出口产品升级换代和企业走出去的对外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海外发展战略。鼓励金融机构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加强国际经营管理和人才储备，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完善对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监管，建立跨境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机制。

5、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加快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加大农业银行支持“三农”的力度，进一步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构建科学长效的政策性扶持机制，切实加强“三农”金融服务，形成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民间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服务网络恢复重建，改变不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位问题。大力发展真正适应不发达地区需要的多种形式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服务机构。深化农村信用社和其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制和增资扩股。支持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积极发展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按照“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做实资本，服务三农”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面对新的形势，要保持信用社县（市）法人地位总体稳定。要以市场为导向，科学规范省联社履职行为，不断完善内控管理制度。提高资本质量，增强资本实力，切实发挥好农村信用社的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加快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能力。鼓励国家控股的大型银行和各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开办农村金融业务。创新“三农”服务产品和手段，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覆盖率与满意度。坚持涉农贷款每年增速不低于当年全部贷款平均增速等政策要求。加快构建科学长效的政策扶持机制，配合推动完善“三农”金融服务风险分担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紧密结合“三农”发展的特点，创新金融支农方式。注意培育和发展符合农村需求特点的“低成本、广覆盖、可复制、易推广”的农村金融产品。积极支持农业企业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支持农业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海外证券市场上市融资。加快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发和大力推广适合农村与农民特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涉农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险服务品质。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给予金融机构的“三农”贷款贴息、减税等措施。继续运用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农力度。深入推进农村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和信用环境建设。

6、促进保险业深化改革与发展。推动保险集团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加强资源整合。鼓励发展养老、健康、责任、汽车和农业等专业保险公司，探索发展信用保险专业机构，初步形成专业性保险公司差异化竞争优势。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保险公司设立公司治理完善、股权结构合理、市场化运作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鼓励保险中介机构专业化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投资保险公司。不断丰富保险产品，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推动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和航运保险，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继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和范围，推动业务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再保险市场。

（三）促进金融市场在创新中规范发展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3

一、银行业成为高竞争性的行业。

根据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条款规定,我国在加入wto后,要求对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保证国外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等。这样一来,国内银行原有市场准入方面的优势不再存在,与外资银行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金融市场中平等竞争。外资银行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力量、先进的金融技术、超前的服务理念、丰富的市场经验以及强大的人才优势,在许多方面对国内银行业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同其它行业一样,中国的银行业对“入世”满含欣喜与焦灼,在迎接入世带来的机遇的同时,更关心的是即将到来的冲击与挑战。中国的银行业作为一个与世隔绝太久的行业,在新的世纪,它面临的冲击和挑战将是全方位的,银行业开始成为高竞争性的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打破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一统天下的国有银行体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个层次约100家国内商业银行以及155家外国银行分行、7家合资银行、7家外资财务公司和250家外国银行代表处组成的商业银行体系,竞争格局初步形成。但到1998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仍占国内全部金融总资产的77%,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占国内全部金融总资产的比例为2.85%。可见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银行业的市场竞争不很充分。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带来强大的推动力。金融全球化力主金融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通过自由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长期困扰国有商业银行的违规经营、机制僵化、透明度不高等问题有望在外资银行竞争压力面前得到强行矫正,许多不符合国际惯例、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问题,都将会在竞争中得以解决。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突出的问题是经营机制不活,布局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一些金融机构违规经营,不良资产过高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要在商业银行现有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加快组织结构、激励机制、内部管理、业务调整等方面的改革,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

二、商业银行走向股票市场, 成为必然趋势

金融业乃“百业之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像美林证券、汇丰银行、美国友邦等国际著名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不但都是上市公司,而且都是重量级的蓝筹股,对股市大盘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而在我国,上市公司虽有1000多家,但真正的金融企业却只有6家,势单力薄,难现金融概念股的指标作用。这一格局不改变,市场结构得不到优化,将直接影响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面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已别无选择,必须加快股份制改革,规范内部管理,走向证券市场,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本充足机制,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竞争力。

商业银行是高负债的金融企业,充足的资本不仅是满足商业银行风险监控和整体抗风险能力的需要,而且也是银行机构发展、业务扩大、科技投入、改善经营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除深发展、浦东银行通过上市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筹资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都通过私募扩股、留存收益、股东以部分红利转注资等渠道补充资本。随着银行资产的扩大,通过这些渠道扩充的资本,其增长速度已不能满足银行资产扩张的需要。2000年5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周小川表示,欢迎金融企业上市,大大增强了银行业的上市信心。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已走在前面,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都表示在近一两年内实现公开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内外上市已为期不远。

三、商业银行的并购重组是银行业改革的主基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5次兼并收购浪潮。在此次并购活动中,主要角色是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金融行业企业,占全部收购总额的40%左右。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银行业的并购重组日趋活跃。1995年3月,日本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合并组建东京三菱银行,其总资产超过6000亿美元,当时在全球排名第一;1997年12月,瑞士信贷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合并组建世界第二大银行和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1998年4月,美国花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组建花旗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总资产为7000亿美元,年利润为500亿美元;1999年8月,日本第一劝业、富士、兴业银行宣布合并,总资产高达141万亿日元,成为当时最大的金融集团;2000年3月8日,德国第一大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和第三大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合并,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总资产为2.5万亿马克。

面对全球银行业并购浪潮和中国加入wto,我国商业银行将掀起并购重组或策略联盟风潮。因为,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面对的对手是跨国超级银行。而我国商业银行除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外,其它商业银行的规模都很小,资本实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因此,通过并购重组,可以壮大银行资本实力,扩大规模和业务领域,降低经营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可以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提高技术电子化、网络化水平;可以化解中小银行潜在的经营风险,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定,从而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

四、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综合化

随着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业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趋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是1999年1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废除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允许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互相渗透并参与市场竞争。这一事件被美国金融界称为“划时代新突破”,不仅会对美国金融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将引起全球金融业的重大变革,意味着实行综合化经营的全能型金融超市将成为未来金融业的一大发展趋势,金融超市加速到来。

在我国,金融业一直坚持分业经营制度。加入wto后许多外资金融机构实行的是综合化经营,现行的中国《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也允许外资银行从事外币投资业务。如果这一格局维持不变,就可能形成外资银行在华实行综合化经营而国内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的格局。这不利于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竞争。

从银行本身的发展需要来看,实行综合化经营其优点在于:一是范围经济,即同时经营不同性质的金融产品能带来成本节约;二是内在稳定性,即有利于降低收入的不稳定性,提高规避风险的能力。但是,综合化经营中也存在许多障碍需要管理者加以克服。第一,综合化经营使管理者面对多种市场风险,从而使风险管理的难度大大提高;第二,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别代表不同的经营文化,需要不同的经营技巧、经营理念和经营资源,要使两类业务有机的结合起来,决非易事。应该说,在1993年以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律和规定,促使这一法令最终出台的原因是,1992年银行大量资金通过国债回购、同业拆借非法进入证券市场,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对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1995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对此作了明确说明。1997年6月,为了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气氛,中国人民银行强调“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1999年,证券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2000年2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金融业有从分业经营向综合化经营过渡迹象。

但从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还是一个渐进过程,明确提出混业经营还有一定的距离。从稳定我国金融秩序来看,由于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的“国有企业病”,如果实行混业经营制度,将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股市,股市泡沫严重,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

由此,在我国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渐进过程中,首先实现的是从存款、贷款和结算业务等传统银行业务为主向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投资咨询、家庭理财等现代银行业务为主的转变。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进行金融创新,将得到大力提倡和支持,中间业务将迅速突起,成为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

五、商业银行服务网络化

科技兴行是商业银行发展的最终策略。商业银行应走科技发展之路,注意加强硬件投入,搞好软件开发,积极推广和应用高科技成果。当今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银行已实现了电子化、存取自动化、传输网络化。有的银行已达到“无支票、无钞票、无纸张”的三无银行。在以网络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化时代,网络银行必将成为商业银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4

关键词：金融变革；商业性金融；金融市场；业务发展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107-04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志码：A

金融市场业务是指横跨境内外市场、连接本外币、包含债券外汇等多种工具，担负着资金营运、资产管理以及为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等重要职责。业务涵盖外汇交易、债券投资、金融衍生产品、贵金属、商品期货、代客融资及代客理财等各个领域，能够针对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提供全面、完善的金融市场服务，对提升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和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我国金融业的全面深度变革将进一步推动商业性金融向金融市场业务转变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民营银行等一系列的金融改革的步伐。本轮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已深入到整个金融业内部，推动着我国商业性金融向全能性金融迈进。同时，传统金融业务的缓增长和资产质量下降也迫使商业性金融主动转变以往的发展模式。从国外的金融发展情况和当前我国商业金融的发展要求看，金融市场业务都将是我国商业性金融实施利润稳定增长、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健全产品线而重点推进和发展的业务之一。

（一）以高息差为主要收益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倒逼商业性金融转向金融市场业务

2012年以来，利率市场化进程步伐加快，在贷款实现利率市场化后，央行继续稳步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工作。利率市场化导致了银行业传统的依靠高息差获益的模式不再为继，商业性金融则需要从金融市场业务中寻求突破。与此同时，金融客户对利率收益的敏感度则显著提高，催生银行理财产品高速发展，理财产品已开始影响传统的存贷款市场。

（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造成的同业竞争加剧，迫使商业性金融转型

近年来，中央加快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步伐，颁布了“新36条”，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一方面，我国民间资本通过公开募股和股票增发参与大中型银行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组建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在已经批准组建的700余家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民间资本高达9成。民间资本主导的小微金融在地方层面与传统商业性金融展开激烈竞争。

（三）在新的金融领域，互联网电商平台的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也迫使金融市场业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电商企业的余额宝理财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带动了金融产品的互联网大潮，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互联网电商巨头都试图在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取得重大收获。传统的金融机构对互联网金融也不甘落后，传统金融机构已经着手从产品、渠道到架构的全面互联网化，试图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快推进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

（四）商业性金融在传统金融“缓增长”下，内部发展的要求需要在金融市场业务中谋变

近年来，虽然金融业仍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但银行业资产增速放缓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未来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据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中人民币信贷结构占比情况看，2002年达到91.9%，2013年则下降到51.4%，11年间下降了40个百分点。融资的多元化格局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银行传统的信贷业务增长，商业性金融利用金融市场平台大力发展新兴的金融市场业务将是促进商业性金融转型，从而带动商业性金融增强盈利性的重要经营策略。

（五）资产质量出现恶化倾向和非银行类金融类贷款项目的快速增长为商业银行贷款增长增加了压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以及产能过剩等负面作用，导致银行业资产质量恶化的迹象开始显现。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从2011年3季度开始连续9个季度上升，到2014年1季度末不良贷款率达到1.04%，且不良贷款生成率压力将继续增加。在宏观经济增长总体减缓的前提下，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会影响到传统银行业务信贷的增长信心，商业性金融业务向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就成为下一步商业性金融业务拓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间接融资市场中，除银行业同业竞争加剧外，信托、租赁乃至保险业均可以开展类贷款项目，全国信托规模快速增长，一跃成为第二大金融融资渠道；证券公司于2012年获准开展通道类银行理财业务后，业务规模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这些机构对银行信贷的替代效应也日益明显。

二、国际先进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经验

受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以及对商业银行业务创新政策管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开展的时间并不长。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国际化等诱因，金融市场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同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之后的次贷危机等也给金融市场业务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挑战。在我国商业金融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业务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金融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则可以作为我国商业性金融借鉴的他山之石。

（一）发达国家商业性金融对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

（1）建立了严密的风险防范与管理组织架构和内部控制制度。金融的风险性要数金融市场业务最甚。由于金融市场业务的高风险性和高传染性，需要有严密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作保证。发达国家商业性金融普遍建立了上至董事会，下至各分支机构的具体操作层面，中间涉及风险管理委员会、专业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部门等相关机构参与的风险控制与管理的组织架构体系。管理架构体系中权限设置层次分明，在各自的权限内，配合内部控制制度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其中，董事会负责全局性的风险管理，建立全行性的风险管理制度以及下一管理层次管理授权和主要业务产品风险额度的设置。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在董事会的授权之下，统一管理和控制总体的金融市场业务风险，其对风险的管控主要通过下设的专业委员会来完成，各专业委员会因分工的不同则具体负责某类产品风险的监管与控制。高级管理层作为商业金融的前台经营管理体系，主要负责日常的金融市场业务的推广和风险控制管理，并接受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专业委员会的监督与考核。在经营层面则由具体的执行部门和分支机构根据职责分工进行操作和风险评估，单独实施账项管理。

（2）风险管理运行模式更为审慎。尽管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业务的风险管控上都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风险管理方案，但在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却显得毫无作用，迫使发达国家采取更为审慎和更为全面的风险管理方案，实施业务的全流程风险管理，建立全面而又清晰的风险评估办法，并设置多项审核和相互制约岗位来监督日常业务的开展。加大对违规事件的查处，对违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利用分析模型开展风险计量，检验各项风险管理系统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二）国际先进商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业务产品发展经验

（1）拥有健全的产品体系，产品结构和种类齐备，参与的市场范围也更加广泛。从目前国际发达商业金融的金融市场业务产品体系看，大多建立了利率、汇率、信用、贵金属和商品类、股票类等多类型的金融市场业务产品体系，产品结构和种类齐备，可以满足客户投融资、避险与交易等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市场产品的丰富为国际先进商业金融开展金融市场业务搭建了坚实平台。近年来，发达国家金融业还不断探寻新的市场、新的业务形式。国际上一些大型的发达金融机构还通过不断开展跨行业、跨领域的兼并与重组，使得业务经营范围向各个领域进行延伸融合，开发出与新领域相匹配的新型金融市场产品，不断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和业务种类。

（2）金融市场业务成为带动整体商业金融增强盈利能力的主要动力源之一。20世纪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等导致了商业金融存贷款利差缩小，迫使发达商业金融实施经营转型和发展金融市场业务。随着金融市场业务产品、规模、覆盖领域等不断扩张，金融市场业务收入已经逐渐成为发达商业金融重要的盈利源。从近年来发达金融的金融市场交易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占比情况看，金融市场业务已经成为带动商业金融增强盈利能力的主要动力源。2000年以来，尽管我国商业性金融也重视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发展，有不少商业金融还吸收和建立专业组织团队来拓展金融市场业务，为商业金融带来了较为丰厚的利润收益，但与国际发达国家金融业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据统计，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金融业收入结构中，金融市场业务收入约占四成，远高于目前我国商业金融的平均水平。

（3）产品线条块的主辅线管理模式使得产品研发与执行更具主动性和执行力。从目前国际发达商业金融市场业务的产品线经营管理模式看，大多数采取以研发推广部门管理为主线、分支机构操作运营为辅助的管理模式。在整个集团内部设置市场业务的专职研发管理机构，负责新产品的研发、检验和运营的策略设计等，并对各区域业务发展提供业务指导和支持。同时，在各区域设置市场业务运营主管，具体负责所辖区域的具体市场业务运营和推广，在商业金融内部形成了金融市场产品上下垂直管理为主、区域横向管理为辅的产品线发展管理模式。

（三）发达国家金融业在架构布局、前中后台综合制衡与管理设置方面的先进经验

（1）从发达商业金融的市场业务集中管理与运营的架构布局看，一般遵循着总部连接主要交易平台的模式，即：金融市场业务管理部门随着总行机构一体运营，而在伦敦、纽约、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全球性金融市场设置交易机构或交易柜台，各交易机构或交易柜台实时与总部金融市场部门信息互连，总部对资金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并提供决策支持与帮助，达成了全天候的不间断资金交易体系。

（2）从前中后台综合制衡与管理设置看，发达国家金融业通过全面设置营业性机构以及成立地区性管理中心的方式，对金融市场业务进行全面的交互式管理。地区性质的分支机构前中后台部门，要同时接受总行金融市场管理机构和当地分支机构的双重领导与监督。在日常开展金融市场业务过程中，分支机构的中后台部门的行为和业务要独立向总行或者上一级的市场业务部门或主管汇报，与前台业务交易须严格分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互相管理，互为连续、相互制衡的格局。前台交易部门则主要负责进行金融市场业务的交易，管理各类资产业务等。

三、促进我国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稳健发展的建议

从近年我国金融改革的形势看，一方面，我国传统性商业性金融发展面临艰巨的挑战，贷款增速放缓、存贷息差减小、资产质量下行、系统性监管从严，都迫使商业性金融在各项业务中重新权衡。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相对均衡、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渐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浪潮的背景下，将极大拓展境内外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和相关领域的投资。目前商业金融所处的行业发展的拐点期间，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国商业性金融应结合国内外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和我国的现实国情，根据自身优势和发展目标，制定出符合自身业务发展和切实可行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战略。

（一）发展金融市场业务必须坚守稳健审慎原则，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管理体系

金融市场业务与市场最贴近，市场上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引发金融市场业务的剧烈波动。发生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美国的5家大型投行倒闭了4家，充分验证了金融市场业务中潜在的巨大风险。我国的商业银行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发展，但金融市场业务却存在着发展时间短、产品欠丰富和风险防控体系不键全等诸多问题。因此，我国商业性金融特别是中小型商业金融在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业务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经营底线，坚守稳健审慎原则思路不动摇。立足本行实际，坚守运行规律，不被市场短期热点和利润吸引，稳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业务风险管理体系方面，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发展要认真吸取国外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出现危机的沉痛教训，采取更为审慎和更加全面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法，建立健全覆盖全部体系的风险防范的运行机制，在业务操作上，实现业务流程化和操作规程化。严格分层授权与管理制度，一方面要实现审批权限的分层次设置，达到程序化、规范化与制度化，各个审批权限之间达到有机衔接，不出现纰漏；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业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具体业务的授权管控措施要更加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

（二）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持续推进金融市场业务的不断创新，实现客户群与业务产品双向增长

创新是金融市场业务发展的灵魂。与发达金融相比，我国金融市场业务创新严重不足。面对客户多样性、个性化、不断提升的客观需求，需要国内商业性金融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坚持真实客户需求、适应的经济环境和量力而行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导、激发客户的潜在需求。

一是加强以监管政策为导向的产品创新，不断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做大做强代客风险管理产品，大力开展衍生产品服务推广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产品的创新。面对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良好时机，积极开展人民币衍生产品的创新，也可以与国际发达金融合作，以全球金融市场为平台，不断地推出符合国际规范的人民币衍生品种，达到商业性金融市场业务的整体上档升级和结构优化。二是加强金融市场产品经营模式创新。积极推进产品的标准化进程，加强标准化产品推广，扩大产品规模。三是加强业务流程改造，持续提升国内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金融市场产品的营销与推广，并达到各种营销渠道的协调配合。建立和完善上下级、前中后台的业务联动机制，以客户的良好体验为营销中心，通过全面优化业务流程，丰富和改进产品的设计、功能与便利性，增强客户的满意度，扩大市场规模。

（三）加快建立健全由研发推广、风险控制、纵向管理和前中后台运营等，既协同配合又相互制衡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服务体系

由于金融市场业务高风险性、高时效性、高复杂性等特征，要求我国商业性金融在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过程中，要加快建立符合本机构实际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综合服务体系。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商业金融的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模式，在全系统构建由产品研发、市场推广、风险层次分级管理、前中后台综合运行等，上下级、同级各操作部门与岗位之间，既协同配合又相互制衡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综合服务体系。

（四）加强高素质金融市场从业人员的培育

金融市场业务对具体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很高。要求其不仅要具有丰富的业务专业知识，同时也要熟知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各类产业的发展方向。

首先，商业性金融加快内部优秀金融市场交易人员的培养，尽快培育一支专业素质高、有严格准入条件的交易员队伍。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5

【关键词】 上市公司； 债务治理效应； 金融生态环境

一、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研究文献

近年来，我国专家学者对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实证研究。吕景峰（1998）对国有债权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考察，发现实际运作过程中，国有银行债权的正当权益未能得以保证，债权未能在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杨兴全认为在我国，举债的激励机制没有得到发挥。于东智（2003）认为，公司债权的治理作用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中国上市公司的债权治理表现出无效性。叶向阳（2004）认为，我国债权融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很小。王满四（2005）在考虑环境因素对负债和公司治理绩效发生影响的情形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是弱化或恶化的，并且无论环境如何都是如此，负债融资对公司绩效的负面作用与环境因素无关。张兆国（2006）对主营业务资产利润率、公司价值等与负债融资比例等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负债融资比例与公司绩效有不显著的正相关。贾明等（2007）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构建动态模型，围绕企业家最优努力水平考察债务契约的治理效应。认为合理而有效地运用债务契约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林朝南等（2007）从控制权私利（PBC）视角对债务融资治理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治理效应是弱化或不存在的，即债务融资在加强公司治理、降低大股东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

我国专家学者对其实证检验结果或者治理效应弱化的原因，分别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主要集中在：一是企业债权市场发育不完善，由于企业债券融资的规模甚小，根本谈不上利用企业债券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更不能发挥债券融资的激励机制、信息传递功能、破产和控制机制。二是银行监督和约束机制弱化。国有银行作为特殊的债权人，其产权改革尚未起步，一方面使银行不能按照市场规律和商业化原则来配置资本；另一方面使银行和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模糊，银企关系扭曲，银行与其说是债权人，不如说是企业的资金供应者，企业是资金的使用者，企业债务到期即使不能按期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银行也无法行使对企业资产的最终控制权，难以实施破产和清算等，从而导致银行债权约束的软化。三是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直到1986年底才颁布企业破产法，但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破产工作进展缓慢，设计破产企业的范围十分狭小，并且政府有权在认为企业不宜破产时可以不让企业破产。

二、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债务治理效应实证研究

（一）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环境”是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金融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其突出贡献在于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环境的高度概括。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等将金融生态环境界定为对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共计九个方面的综合评价。金融对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的，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持能保证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通过改善金融生态，有利于建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提高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巩固金融稳定的基础；有利于从法律和制度上形成对产权、债权的有效保护，真正从内在机制上激发起创业和投资热情，从而在制度上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从而形成一个投资主体责任和权利明确、利益与风险共担的市场约束机制，从根本上节约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真正发挥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重要生产要素的应有作用；有利于优化各地的金融环境，提高微观主体的信用意识，减少政府部门对商业银行、企业经营的不合理干预，增强其经营自主性和独立性。

（二）研究假设

从我国专家学者对债务治理效应的研究结果看，基本认同治理效应弱化的结论。从学者们对债务治理效应弱化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外部环境是限制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中国金融年鉴》统计资料表明，我国企业的银行贷款占外源融资的比例近十几年来都在60%以上。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受企业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好坏的影响，但已有的文献都没有对其进行实证检验。那么，是否在较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就能更好地发挥出来呢？因此，本文拟就考虑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来检验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效果。由此提出理论假设。

H：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企业而言，金融生态环境好的企业债务治理效应更显著。即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企业而言，金融生态环境好的企业的负债率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要高。

（三）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选取2005年在市的A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共计1 335个。本文研究所用的上市公司数据来自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数据来自李扬等（2005）。

2.研究设计

本文将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来检验提出的假设是否成立。其中因变量（Y）为反映上市公司价值的指标，本文用托宾Q值（Tobin’s Q）表示；解释变量（X）为反映公司债务情况的指标，本文用资产负债率（D/A）（X1）、流动负债率（VDR）（X2）、长期负债率（LDR）（X3）表示；虚拟变量为各省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FENV）（所在城市或者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其中将大于等于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中值的地区定义为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反之小于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中值的地区定义为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由于影响公司价值的因素很多，笔者选取了反映公司规模的指标总资产对数（lgA）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

（1）托宾Q值（Tobin’s Q）：托宾Q值是公司市场价格与重置成本之比。反映的是一个企业两种不同价值估计的比值，分子反映的是公司的市场估计价值，分母反映的是公司的重置价值。若某公司的托宾Q值大于1，表明该公司的市场价值较高；若某公司的托宾Q值小于1，则表明该公司的市场价值较低。在我国，重置成本计量属性在实际运用中比较困难，所以本文用企业总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企业重置价值，企业市场价值由股权市场价值和负债的市场价值之和组成，其中负债是按未来应该承担的义务计量的，一般情况下其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相同。股权价值由流通股价值和非流通股价值组成，非流通股价值又分为国有股价值和法人股价值。因此，本文用每股净资产价值作为非流通股的市场价值，则托宾Q值=市场价值/重置价值=（股权市场价值+负债市场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股权市场价值+长、短期债务账面价值合计）/总资产的账面价值=（年末流通市值+非流通股份占净资产的金额+长期负债合计+短期负债合计）/年末总资产。其中，年末流通市值即该公司股票在A股市场上的流通市值，非流通股份占净资产的金额为每股净资产与非流通股份数之乘积。

（2）资产负债率（D/A）：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也称举债经营比率，反映企业的资产总额中有多少是通过举债而得到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3）流动负债率（VDR）：企业流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流动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流动负债率

=流动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长期负债率（LDR）：企业长期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长期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长期负债率

=长期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5）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FENV）：对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共计九个方面的综合评价。

（6）总资产对数（lgA）：对企业资产总额取对数。

（四）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对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与托宾Q值进行皮尔逊相关关系检验，得出相关系数分析表如表1、表2所示。

表1显示，当虚拟变量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等于1时，资产负债率与托宾Q值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28>0，说明两变量间存在正线性相关关系，双尾检验概率P值=0.073

>0.05，所以其结果具有显著性；流动负债率、长期负债率与托宾Q值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081和0.057都大于0，说明两者与托宾Q值间也存在正线性相关关系，双尾检验概率P值分别为0.081和0.222，大于0.05，所以其结果也具有显著性。表2显示，当虚拟变量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等于0时，资产负债率与托宾Q值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91>0，说明两变量间存在正线性相关关系，双尾检验概率P值=0.086>0.05，所以其结果具有显著性；流动负债率、长期负债率与托宾Q值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064和0.052都大于0，说明两者与托宾Q值间也存在正线性相关关系，双尾检验概率P值分别为0.072和0.155，大于0.05，所以其结果也具有显著性。在剔除了控制变量总资产对数后，各负债率与托宾Q值的相关系数反而更小，其相关程度反而下降。

三、结论

在上述相关分析的过程中发现，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长期负债率与托宾Q值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线性相关关系，而且分析结果具有显著性。同时，金融生态环境较好（虚拟变量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等于1）时的相关系数大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虚拟变量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等于0）时的相关系数，表明原假设成立，即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影响企业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今后，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应该不断改善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为企业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条件。

当然，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还可以从环境的变化对同一企业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来研究，即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时，企业的负债率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会增加；反之，当金融生态环境发生显著恶化时，企业的负债率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会减少。但是，考虑到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时间跨度较短，并且每年金融生态环境指数的评价体系有所区别，所以，本文没有对此进行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可以从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廖果平.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综述[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9）.

[2] 蒋琰.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9（11）.

[3] 张玲.治理环境、控制人性质与债务契约假说[J].金融研究，2009（2）.

[4] 林朝南.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07（9）.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6

近期一系列文献表明，家族控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且控制性家族往往采用金字塔。结构(pyramidalstructure)①控制集团中的各个公司(LaPortaetal.,1999;Claessens,DjankovandLang,2000;FaccioandLang,2002;BarcaandBecht,2001;Khanna,2000;Attig,GadhoumandLang,2003)。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民营上市公司迅速发展，成为证券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我国这些民营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也多采用金字塔方式对企业集团内的各个公司进行控制（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5;Fan,WongandZhang,2005)，许多集团甚至通过金字塔结构形成了备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系（例如“中科系”、“德隆系”、“格林柯尔系”、“农凯系”等）。金字塔结构可以使控股股东用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取较大的控制权，并便利形成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Morck、Wolfenzon和Yeung(2005)甚至大胆地推测，由于金字塔的乘数效应，少数富豪家族可以通过金字塔实现对一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并从自身利益出发阻碍该国基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革。然而，结果不能作为原因，金字塔结构为何存在？这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引起各方关注的问题截至目前仍悬而未决(AlmeidaandWolfenzon,2006)。本文将结合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所处的金融发展环境，从债务融资约束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金字塔结构所造成的控制权(votingrights)与现金流量权(cashflowrights)的分离，以及所形成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然而，这些研究无法区分金字塔结构与其他控制方式（例如交叉持股）在形成两权分离中的不同作用，也无法区分金字塔结构与其他方式（例如平行结构）在形成内部市场中的不同作用。本文认为，相对于其他方式，金字塔结构更容易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环境下，缓解融资约束。这是因为，与平行结构相比，金字塔结构可以产生杠杆效应，通过子公司的债务融资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进而增加企业集团控制财富的规模。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这种杠杆效应越大。例如，在民营企业集团中，控制集团往往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贷款，以贷款再去成立或收购其他公司的股权，这时的企业集团就表现为金字塔结构。进一步，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之间还可以通过担保及重复担保的方式获得贷款③。然而，质押、担保仅仅是企业获取贷款的方式，金字塔结构才是企业集团扩大信贷规模的关键。

本文认为，上述解释对外部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受到较大约束的中国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现实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营经济已经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但在尚不完善的各种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无论在债务融资还是权益融资方面都受到更多的体制性歧视（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周国良，2007），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④。因此，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各种方式缓解融资约束。不发达的借贷信息流通机制以及地区与行政双重分割的商业银行借贷体系则为民营企业通过金字塔结构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可能。以我国深沪两市2003～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即IPO）的8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提供了支持上述解释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集团的金字塔层级越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越大，越可能构造更多的金字塔层级。

本文对已有文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关于金字塔结构的成因给出了一个更具普适性的解释，对已有文献无法解释的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其次，本文为外部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近年来，以LaPorta等(1997；1999)为代表的一批文献将制度环境引入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内生性反应，并提供了跨国比较的经验证据。本文针对同一大环境下不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比较分析，可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国家之间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对已有的跨国比较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也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可以运用较少的自有资金获取较多的银行贷款，从而提高了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该结论意味着对集团客户整体借贷风险控制的必要性⑤。另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金字塔的形成有着深层的制度诱因，只有进一步健全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机制，才是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评述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四部分对样本和数据特征进行描述；实证检验的结果及相关分析在第五部分给出；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评述

已有的研究认为在较弱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下，控股股东通过设立金字塔可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进而通过“掏空(tunneling)”或“防御(entrenchment)”来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利(Bebchuk,KraakmanandTriantis,200;Morck,WolfenzonandYeung,2005)。但这一解释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为何采用金字塔的形式而不是采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例如交叉持股）？已有经验证据表明世界上的金字塔结构比交叉持股更普遍(LaPortaetal.,1999)；另外一个问题是，既然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会产生严重的问题⑥，金字塔的形式为何还会普遍存在？因为，在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小股东会给予很高的折价，从而使控股股东承担成本(JensenandMeckling,1976)；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很多情况下通过金字塔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AlmeidaandWolfenzon,2006)。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形成企业集团⑦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Khanna和Palepu(1997,2000)认为企业集团形成的内部市场可以形成对外部不完善市场的补充（如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等）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提出了基于金字塔股权结构的“支持与掏空”理论，他们指出，当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利时，控股股东会通过向上市公司转移资源以支持上市公司。另外，还有研究指出企业可以利用集团的资源作为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战略手段(CestoneandFumagalli,2001)。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无法回答为什么企业会选择金字塔结构而不是采用平行结构，因为采用平行结构同样可以形成企业集团，实现对不完善外部市场的补充。

注意到了以上研究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Fan、Wong和Zhang(2005)通过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提出，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受到最终控制人个人财富的约束，最终控制人拥有的财富越少，民营上市公司与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层级越多。同时，该文对国有企业的金字塔结构也给出了与以上迥异的解释，认为国有企业设立更多的金字塔层级的目的在于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Almeida和Wolfenzon(2006)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以及平行结构的形成原因，他们认为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地区金字塔具有融资优势和收益优势，因此会更广泛地被采用。

综上所述，已有的文献大多是从控制权私利或内部市场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权益融资形成的问题。LaPorta等(1999)指出，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可能是由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结构决定的。在“银行主导(bank-centered)”的金融市场中，企业更多地依赖债务融资，从而使控股股东没有动机通过出售股权来获取权益融资，同时也让政府没有动机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在“市场主导(market-centered)”的金融市场中，企业更多地依赖权益融资，迫使控股股东放弃控制权进行权益融资，而且在这些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就变得相对重要。所以，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存在更加集中的股权结构，可能反映出这些国家的企业依赖债务融资而不是权益融资，尽管他们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解释⑧。

然而，这一解释可能更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的来源主要是债务融资，而且是短期债务融资(FilatotchevandMickiewicz,2001;Giannetti,2003;Fan,TitmanandTwite,2003)。另外，在企业集团中往往只有一家或几家上市公司，其他的都是非上市公司。对于集团中的非上市公司来说，由于无法在权益市场获取权益融资，债务融资和内部融资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鉴于债务融资在企业融资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债务融资约束的角度解释金字塔结构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企业外部融资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是证券市场上的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而在中国，无论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系统，都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资。前者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而后者的贷款主要发放对象是国有企业。

中国在1990年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并随后取得了迅速发展，2002年底，其资本总量已经在世界排名第11位。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中国的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甚至其发展速度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相吻合⑨。截至2005年底，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只有1422家，其中民营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个人）只有381家。而且中国的证券市场无论是在资本总量还是在交易量占GNP的比重上都远远小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LaPona等(1997)用49个国家的样本对证券融资占GNP的比重进行了分析，发现平均水平是40%，而在中国这一比重只有16%(Allen,QianandQian,2005)。

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在企业外部融资中都处于从属地位，证券市场在中国企业融资中的作用仍远远小于银行系统。并且，由于存在大量的投机和内部交易，导致证券市场在分派资源方面效率低下(Allen,QianandQian,200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底中国企业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累计融资为6700亿元人民币，债券融资只有860亿元，而银行贷款却高达99370亿元。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5%，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权益融资只占企业全部融资额的10%～20%(Fan,RuiandZhao,2006)。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系统比证券市场在企业融资中地位要重要得多，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为1.11%，甚至高于德国的水平(0.99%)。然而，如果只考虑民营企业，这一比例下降至0.24%，这表明大部分的银行信贷被发放给了国有企业。

另外，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在很多方面受到了限制，比如融资渠道、市场准入等。Brandt和Li(2003)指出，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私营企业主和他们的公司在外部融资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处于劣势地位。Fan,Wong和Zhang(2007)也指出，中国有关法规对待民营企业是不公正的，其中包括对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的条件更苛刻，而且中国的金融部门同样不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因为民营企业在中国刚开始发展，存在众多不规范之处。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1)中小型企业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特别是商誉）较少，从银行获取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的能力有限，而金融机构事实上还存在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信贷政策偏好的差别；(2)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门槛过高，手续繁杂，耗时过长，致使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3)民间借贷风险大、成本高；(4)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形成，担保机构少，品种单一，制度不健全，难以满足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5)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诚信，加之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缺失，造成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惜贷”和社会资金对民营企业的“惜投”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存在比国有企业更强的外部融资约束，企业很难通过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方式获得充足的外部资金。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外部资金主要来源于家族或朋友借款，以及私人贷款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相比于平行结构，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最大的不同就是杠杆效应（或乘数效应），这里的杠杆效应是指处于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控股股东可以用少量的自有资金控制大量的外部资金，包括权益融资与债务融资。即使金字塔结构中不存在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债务融资的杠杆效应仍会增加整个企业集团获取的债务融资的规模，扩大控股股东的财富效应，金字塔的链条越长，控股股东用同样财富控制的资产规模就会越大。我们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金字塔结构的这种杠杆效应。假如，控股股东拥有的财富为100，假定银行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向公司贷款的规模不超过其自有权益资本的规模，并假定公司的外部权益融资为0。考虑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即控股股东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占其100%的股份，A公司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00，则A公司的总资产为200；然后，A公司以其50%的资产去投资B公司（按公司法的规定，每家公司对外投资占其自身资产的比重不得超过50%），仍占其100%的股份，B公司再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同样为100，则B公司的总资产也为200。在该种组织结构下，控股股东100的财富控制了400(200+200)的总财富。然而，如果控股股东将其100的财富分别投入到A和B公司中（平行结构），若仍保持100%的控股地位，然后，再通过A、B两公司向银行贷款，由于最高贷款额度均为50，在该种情况下，控股股东100的财富仅控制了200(100+100)的财富。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控股股东持有100%的股份⑩，即设立全资子公司，金字塔结构仍然可以发挥杠杆效应，扩大整个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

当金字塔结构中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时，金字塔结构的这种杠杆效应会更明显。考虑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即控股股东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占该公司50%的股份，则A公司的资产为200；然后，A以其50%的资产进一步去投资B公司，仍占其50%的股份，则B公司的资产也为200；A、B两公司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均为200，其资产均扩大至400，于是控股股东100的财富可以控制800(400+400)的财富。然而，如果控股股东将其100的财富分别投入到A和B公司中，若仍保持50%的控股地位，则A、B两公司的净资产分别为100；A、B两公司再向银行借入的贷款最高额度均为100，其总资产均扩大至200，于是，控股股东100的财富仅控制400(200+200)的财富（刘启亮、李增泉、姚易伟，2006）。这个例子只分析了两层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当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进一步增加时，这种杠杆效应会更加显著，金字塔结构与平行结构的差异就会表现得越明显。

进一步，我们从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的角度来分析金字塔结构的债务融资优势。继续以上面提到的A、B公司为例，两个公司的总资产均为200，而且资产负债率保持50%，假设A公司持有B公司的权益比例为，如果母公司的合并报表只需要抵消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的权益（不存在其他抵消会计处理），则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表示为200/(400-100)。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为0时，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50%；随着的上升，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也会上升(11)，当母公司持有子公司全部的权益时，资产负债率上升为2/3，高于单个公司的50%。从此例子可以看出，尽管集团中单个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变，金字塔机构的杠杆效应仍可以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

然而，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也随之上升。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集团客户的信贷风险已经引起了银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企业集团新设立的层级还能不能获取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国有银行监管一处课题组(2003)对于4家国有银行上海分行发生信贷关系的69家企业集团的调查统计表明，目前的企业集团信贷管理制度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尽管各分行对企业集团主要是通过实施统一授信来控制和防范风险，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集团的所属关系比较复杂，集团成员增加迅速，银行无法掌握集团（关联）客户整体情况。因此，银行往往更关注对每个具体的借款主体进行授信管理，集团统一授信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另外，银行与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系统无法有效控制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预计企业集团仍有动机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借款规模，而且通过相互担保、粉饰报表、抽调资金等方式增加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使金字塔的杠杆效应发挥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对以下假设进行验证。

假设一：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会越高。

企业的融资约束是与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显著相关的。Rajan和Zingles(1995)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更好地成长。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资金，而且能通过减轻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更加容易的获取外部资金(Demirguc-KuntandMaksimovic,1998)，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Love(2001)对金融发展在减轻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会随着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江伟和李斌(2006)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其他投资机会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提供了金融发展减轻企业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鉴于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企业能够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获取更多的外部债务融资，进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因此，通过验证是否在融资约束更强的地区存在更多的金字塔层级就能为本文的解释提供经验证据。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来讲并不发达，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周立、王子明，2002；卢峰、姚洋，2004，江伟、李斌，2006）。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层级会越多。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特征

1.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取自深沪两市2003～2006年IPO的民营上市公司。本文定义的民营上市公司是根据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来确定的，只有最终控制人是自然人（一个或几个），我们才认为该公司是民营上市公司。选择2003～2006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主要原因为，2003年以前的最终控制人数据无法取得。根据2003年最新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12)，发行人应以方框图或其他形式披露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根据对民营企业的定义，本文共选取了97家样本公司，剔除其中一些有海外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存在大量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以及一些实际是集体所有制的公司，最终确定了88个样本公司，其中2003年有16家，2004年有39家，2005年6家，2006年27家。这种各年分布并不均匀的情况，与2003年到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有很大关系。

本文需要验证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由于非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无法取得，本文对此关系的研究只追溯到上市公司，即以上市公司作为金字塔结构的最顶层。而对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之间关系的验证则可分别追溯到上市公司与最终控制人。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最终控制人数据及年报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数据库；金字塔层级数据根据招股说明书中以方框图形式披露的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以及上市公司控制控股子公司的数据手工整理得出；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有关财务数据均来自招股说明书。

本文所采用的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Depth)数据，包括我国各地区四大国有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另外，本文使用的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等来自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

另外，本文所采用的其他变量的数据全部来自“Wind资讯”，其中公司财务数据均采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数据，即如果一家公司2003年上市，则采用的财务数据截止日期为2002年12月31日，依此类推。

2.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

(1)金字塔层级

已有的研究大都认为，在上市公司所处的金字塔结构中，控制性大股东位于金字塔最顶端，上市公司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然而本文的数据统计发现，大多上市公司处于金字塔结构的第一层或第二层。上市公司所在层级情况如表1所示，处于第一层的上市公司有31家，占35.23%；处于第二层的有52家，占59.09%；而处于第三层的只有5家。

对金字塔层级的计算，参照Fan,Wong和Zhang(2007)的研究，如果最终控制人与最底层公司存在多个链条控制关系，则选用最长的控制链，然后用最终控制人与该公司之间的层级数代表该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复杂程度。当最终控制人只控制一层公司时，层级数为1；当最终控制人与最底层公司之间存在另外一家公司时，层级数为2；依此类推。对于上市公司所控子公司的层级数计算也参考这一方法，当上市公司不存在控股子公司时，层级数为1；当上市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只有一层时，层级数为2，依此类推。

通过此方法，本文计算了所有样本公司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表1给出了这些样本公司的层级数统计情况。从表中看出，在所有88家样本公司中，4家(4.55%)被最终控制人直接控制，30家(34.09%)公司存在两层的金字塔结构，44家(50%)公司存在三层的金字塔结构，10家(11.36%)公司存在四层的金字塔结构。可以看出，金字塔结构在中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两层与三层的金字塔结构是最普遍的。这些特征与Fan,Wong和Zhang(2007)的发现是基本一致的。

若以上市公司作为最顶层的公司，由表1可以发现，不存在控股子公司的上市公司有12家，仅占13.64%，有64家(72.73%)的上市公司控制了一层子公司，另有12家(13.64%)的上市公司控制着两层子公司。

另外，本文样本中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控制，如果追溯到家族而不仅仅是最终控制人，这些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例如威尔科技(13)(0020016)所在的企业集团，由家族共同持有珠海威尔发展有限公司100%，再由珠海威尔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威尔科技60%，所以控制家族的控制权并没有超过现金流量权。表2给出了本文样本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情况，可以看出，当追溯到整个家族时，两层金字塔结构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程度为0.85，全体样本的偏离程度为0.88。可见，本文样本中民营企业集团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债务融资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2)融资约束

本文使用金融发展程度来度量各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度量主要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Goldsmith,1969)。国内一些学者在衡量金融发展程度时也仿照这一做法，用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周立、王子明，2002；卢峰、姚洋，2004；江伟、李斌，2006)。

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从4个角度来衡量各地的金融发展程度，包括：(1)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各地区四大国有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2)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3)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各地区其他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4)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各地区民营企业当年获得的贷款总额与各地区民营企业当年GDP的比值。

其中前两个指标用来衡量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深度(Depth)，第三个指标用来衡量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第四个指标用来衡量各地区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对于这些变量，本文采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指标，如2003年上市的公司，采用2002年的指标，依此类推。但由于2005年的金融发展深度数据无法取得，本文采用最近年度即2004年的数据作为2005年该指标的近似度量。从表4的描述统计中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以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为例，该指标的均值为1.25，最小值为0.71，最大值为2.40。这一统计结果与卢峰和姚洋(2004)以及江伟和李斌(2006)的统计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3)负债比率

对企业负债率的高低本文采用多个指标进行衡量。由于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而且，在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通过大量的关联交易来相互占用资金，在报表上表现为应付款项的增加。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资产负债率(TLA)、全部银行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TDA)、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DA)以及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SDA)来衡量企业的负债率水平。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企业集团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获取债务融资。表4列出了本文样本公司的负债率指标的统计描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

（二）模型设计

1.金字塔层级与负债率

为了检验假设一：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负债率会越高，本文提出模型一：

其中，被解释变量负债率(LEVERAGE)包括总资产负债率(TLA)，银行借款／总资产(TDA)，长期借款／总资产(LDA)，短期借款／总资产(SDA)4个指标；解释变量为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LAYERS)。因为无法获取非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财务的合并报表数据，因此对于这部分检验，我们的研究样本只限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

参照已有的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陆正飞、辛宇，1998；郭鹏飞、孙培源，2003），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因素、行业因素与宏观因素。因此，本文引入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公司的成长性(GRT)、净资产报酬率(ROE)、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所在行业(IND)以及制度变量—市场化程度(MARKET)。

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即净资产报酬率越高，公司会有更多的内源融资，因而资产负债率越低，本文预计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报酬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即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可能更多的依赖外部债务融资，因此本文预计负债率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于已有的研究并未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达成一致的结论，本文不拟对这些变量的符号进行预期。

2.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

为了检验假设二：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集团的金字塔结构层级会越多，本文提出模型二：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LAYERS)，分别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两个方面。解释变量(INDEX)包括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和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

LaPorta等(1999)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解释股权集中与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Almeida和Wolfenzon(2006)也指出，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金字塔结构的链条会更长。因此，本文的模型中引入了法律制度环境变量(Law)，作为对投资者保护程度度量，并预计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Fan,Wong和Zhang(2007)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认为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受到最终控制人个人财富的约束，最终控制人拥有的财富越少，民营上市公司与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层级越多。因此，本文引入了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Wealth)这一控制变量，并预计符号为负。

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权益报酬率(ROE)、公司规模(SIZE)、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和公司所在行业变量(IND)。由于目前研究金字塔层级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本文预计以上这些变量会对金字塔结构的层级产生影响，但不拟对这些变量的符号进行预期。表4为本文主要连续型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五、结果及分析

（一）金字塔层级与负债率

1.单变量分析

表5描述了按层级数进行统计的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情况。由于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率和其他几个负债率指标高度相关，且统计结果基本相同，因此表5只列出了层级数与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率的统计结果。从中不难发现，层级数为1的样本有16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率平均值为0.21；层级数为2的样本有63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率的平均值为0.27；层级数为3的样本有9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例率高达0.32。这些统计结果初步表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整个企业集团的负债率越高，金字塔结构发挥了债务融资的杠杆作用。

2.多变量分析表6是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变量，行业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越多，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TLA)越高，表明金字塔结构确实发挥了杠杆效应。另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整个集团的银行借款(TDA)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集团通过所控制的子公司获取了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建立的层级数越多，从银行获取的信贷总额也就越大。并且进一步证据表明，短期借款比率(SDA)与长期借款比率(LDA)分别与金字塔层级呈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5%显著性水平的单尾检验（这种较弱的显著性可能与本文的样本数量太小有一定关系）。该结果说明，建立金字塔层级越多的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包括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

总之，表6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一，企业集团设立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该集团获取的债务融资越多，这表明金字塔结构确实发挥了杠杆效应。同时也说明控股股东可以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的方式放大整个企业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来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二）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

1.单变量分析

表7给出了各个省份的样本分布以及相对应的金字塔层级数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融资约束较强的省份，如广西，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较多，平均为2层；而在融资约束较弱的省份，如北京，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较少，平均仅为1.25层。如果按金融发展程度把样本公司分成三部分，可以发现，第一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0.77，金字塔层级数平均为2；第二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1.04，金字塔层级数平均为1.94；第三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1.77，金字塔层级平均数为1.81。该结果初步表明，在融资约束越强的地区，企业集团有更强的动机建立复杂的金字塔结构。

2.多变量分析表8和表9是运用模型二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其中表8中的企业集团追溯到了上市公司，表9中的企业集团则进一步追溯到了最终控制人。如表8所示，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股权结构与行业等变量后，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金融发展程度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呈负相关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PD)与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两个指标是显著的，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15%显著水平的单尾检验。表9是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地区金融发展之间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所有金融发展程度指标都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和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3个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金字塔层级数显著负相关。这一系列结果表明，无论追溯到上市公司还是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就会越多，该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二。

在控制变量中，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AW)与金字塔层级数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该结果并不支持已有的投资者保护与金字塔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另外，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也不稳定，该结果并不能完全支持Fan,Wong和Zhang(2007)的研究结论，即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越多，所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会越少。这说明，尤其是在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从投资者保护或者权益融资的角度，可能并不能完全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公司规模(Size)大体与层级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ROE)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对金字塔层级数的影响不稳定，只有在整个企业集团的分析中，分别与层级数呈显著的负与正的相关关系。

总之，表8和表9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差的地区，企业存在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区的企业会设立层级更多的金字塔结构。结合对模型一的检验结果，可以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集团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企业集团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来获取更多的债务融资，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

（三）进一步研究

金字塔结构可以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规模，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然而，另一方面，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增加了企业集团整体的信贷风险，也增加了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成本。因此，金字塔结构整体上为上市公司带来的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金字塔结构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检验了企业经营业绩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衡量，主要引入了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会计业绩，用资产净利率(ROA)来衡量；一是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用公司上市首日的市场回报率(DRETURN)与公司上市后一年的年累计收益率(YRETURN)来衡量。其中，年累计收益率由该公司的月收益率计算得出，由于2006年上市的公司上市不足一年，无法计算年累计收益率，因此在该部分的分析中本文只得到55个样本。

表10为本文对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ROA)与市场表现(DRETURN和YRETURN)均与上市公司所处的金字塔层级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处的层级越高，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会越差，包括会计业绩与市场表现。这一经验证据表明，金字塔结构整体上并没有给上市公司带来正面的效应。当然，本文提供的这一证据较为简单，金字塔结构所产生的经济后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并不能完全反映金字塔结构的特征(14)，本文还使用了加权层级数(WLAYERS)对本文两个模型做进一步的验证。具体来讲，本文以金字塔结构中每一层级的总净资产(15)规模为权重，对金字塔结构层级数进行加权平均，这一指标把金字塔结构层级长度与宽度结合在了一起。以上市公司600352所在企业集团为例，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层级数为3，其中第一层总净资产为30321.93元，第二层总净资产为7885.54元，第三层总净资产为850.80元，计算其加权层级数为(30321.93×1＋7885.54×2＋850.80×3)／(30321.93十7885.54＋850.80)，即1.25层。表4的描述性统计中给出了按这一方法计算得出的上市公司所控制企业集团的加权层级数统计情况。

表11为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加权金字塔层级数(WLAYERS)与资产负债率(TLA)、全部银行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TDA)、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DA)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是显著的。

表12和表13分别列出了融资约束与加权金字塔层级数之间的回归结果，其中表12追溯到了上市公司，表13追溯到了最终控制人。可以发现，无论追溯到上市公司还是追溯到最终控制人，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和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两个个指标均与加权金字塔层级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和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也都通过了15%显著性水平单尾检验；当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时，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些结果与表8和表9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实质性差异，表明前文关于融资约束与金字塔结构的分析和结论是稳健的。

为了避免内生性的问题，即企业集团的整体负债率可能也是由制度环境决定的，本文采用两阶段回归的方法进一步进行验证，即把模型二中金字塔层级数的预测值代入模型一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4。从中可以看出，预测层级数(PLAYERS)与负债率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通常与当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即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越弱（樊刚、王小鲁，2004），因此，金融发展程度与企业债务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较弱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当地的明星企业可能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包括借贷资金支持在内的各项资助，从而可能会弱化这些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16)。但是，由于该因素对金融发展与金字塔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正好反向于融资约束与金字塔之间的关系，从而会弱化本文的研究结论，即该因素会导致我们更难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与公司金字塔结构层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另外，由于市场化程度通常与政府干预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在研究模型中加入的市场化程度(MARKET)这一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该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考虑到该因素的存在，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六、结论

产权理论认为，制度是解释组织结构的逻辑起点。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制度环境中，民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解释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认为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放大了企业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从而更能适应存在融资约束的金融市场环境。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股权集中与债务融资依赖往往是并存的，而且很多情况下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基于以上两点，本文的解释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以我国证券市场2003～2006年间公开发行股票的88家民营企业集团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首先，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该结果说明了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其次，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严重，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层级也就越多，这表明融资约束是企业集团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该发现对金字塔结构的权益融资解释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由融资约束诱致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提高了整个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加大了银行对企业集团的借贷风险，因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规范企业集团的融资行为，并完善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机制，以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有研究表明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的企业集团会阻碍外部资本市场的发展，甚至通过游说政府，阻碍该国基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变革(RajanandZingales,2003;Morck,WolfenzonandYeung,2005)。因此，进一步研究金字塔结构是不是低效率的，是适应了外部的金融发展环境还是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注释

①金字塔结构指拥有某一家公司的多数股份，而这一家公司又持有另一家公司的多数股份，这一过程可以被多次重复。与金字塔结构相对应的是平行结构，平行结构是指一家公司同时持有多家公司的股份，而这些公司不再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

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2004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民营上市公司数为212家，占沪市上市公司总数的1/4强，其总市值占沪市的11.34%，流通市值占沪市的16.28%（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5）。

③由德隆系上市公司的公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上述现象。德隆集团除了通过上市公司直接从证券市场上融资之外，更多的是通过上市公司以贷款担保、抵押等形式从银行获取资金。其中，新疆屯河有2.9亿元大额存单被质押，对外担保约8.58亿元，9.96亿元资产被抵押；合金投资被集团其他公司占用资金1.8亿元，未披露的担保4.82亿元，其控股子公司1.44亿元国债被德恒证券挪用；天山股份对外担保超过2.5亿元，3亿多元表外银行贷款被用作委托理财；重庆实业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5.11亿元，占净资产的183.8%，其中逾期担保1.08亿元。可以看出，在这些被占用的资金中，上市公司自身的资金只占少数，多数的资金是通过担保的形式，由德隆的其他关联公司从银行获得。

④当然，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来自于民营企业内部。例如，有调查表明，民营企业自身信用和内源融资能力不足是造成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主要内部原因（《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2004》第357页）。

⑤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相关文件包括：银监办发(2003)69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防范关系人贷款及关联企业贷款风险的通知》、银监会2003年第5号令《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银监发(2004)51号文《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

⑥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越大，股东和外部小股东的问题会越严重(LaPortaetal.,1999;Claessensetal.,2002)。

⑦这些企业集团通常采用金字塔结构。

⑧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同时存在比较发达的权益市场与银行系统。

⑨2001～2005年，中国的GDP以约每年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而股市却陷入了长期低迷。

⑩Laporta等(1999)并未考虑金字塔结构中的全资子公司。

(11)随着的上升，母公司从外部获取的权益融资减少。因此，金字塔结构中的上一层级持有下一层级的股权比例可能是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之间的权衡。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金字塔结构中的股权集中现象，限于篇幅，本文未对这一解释进行展开论述。

(12)2003年3月24日中国证监会重新修订和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号——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招股说明书（2003年修订）》第五节第三十九条规定，发行人应以方框图或其他形式披露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

(13)资料来源：2004年招股说明书。

(14)例如，若最终控制人以相同的资产来构造相同层级的金字塔结构，资产在各层级的分布就会对其吸收的外部资金产生影响。在维持集团内各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同的情况下，分布在底端的资产越多，整个集团吸收的外部资金越多。即，公司对外投资占其净资产的比重越大，该公司通过子公司获取的外部借款越多。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7

关键词：中国；金融开放；发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金融开放的内涵

金融开放与一般市场开放有异曲同工之处，可包括金融市场的扩大、金融机构结构和组织的健全及金融体制的强化三部分。

一是金融市场规模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包括金融资产增加的状况；金融资产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其在不同的金融主体、部门、地区的分配状态。

二是金融结构。狭义的金融结构，指的是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结构，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的变迁。金融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及市场开放而持续调整，以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广义的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除了包括上述狭义的内容之外，还包括其所构成的市场、金融管理机构以及管理的规章制度。而金融体系的其中一个基本功能是促使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此功能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金融机构的组成及形式今昔却有很大的差异。

三是金融开放的衡量指标。衡量金融开放程度指标很多，一般常用的如货币供给量与GDP的比例、利率水平的变化等。本文仅指出下列16项指标以供参考：货币供给量与经济的成长率；货币供给量与GDP的比例；一年期储蓄存款的利率变动；汇率的变动；国民储蓄毛额与GDP的比率，即毛储蓄率；民间存款总额与GDP的比率；国有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的数量；每万人所拥有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种类与细分化；国有银行授信量与总授信量的比例；企业投资资金的来源；金融资产的结构；股票市值与GDP的比率；债券总额与GDP的比率；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金融法规的健全程度。

二、当前中国金融开放与发展现状

中国的金融体制组织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分银行金融机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金融机构分专业银行、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含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虽然中国金融业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开放与健全，但金融业仍是中国经济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本文仅就银行、证券及保险业三部分加以分析。

（一）银行业。中国的银行依其所有权可分国有银行、地方银行、外资银行。一直以来，国有银行都是主角。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占中国全部银行资产75%以上，它的体制健全与否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全与否。

一般而言，现在中国银行业面临下列问题：一是资本报酬率低落。以2010年为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中国金融机构的营业收入为365593亿元，而营业支出高达367182.2亿元，亏损589.2亿元，资本报酬或贷款报酬率竟为负值，这显示银行竞争能力低下，而这项统计在2008年时尚有营业利益535.5亿，2009年则为亏损103.6亿元，这显示金融危机后效率下降。二是银行业成寡头垄断不利竞争。目前中国的银行由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这四家银行不论存款、贷款、资产都占了市场的60%以上，而其主要贷款的对象则有85%以上是国有企业。在2010年国有工业的产值只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78%，集体所有的产值则占8.70%，两者合计为49.48%，尚不足一半。三是业务种类少。中国的商业银行的业务仍以存款、放款等传统的金融业务为主，这与许多国家的银行业务扩充至投资、证券、保险等综合业务相较，显得太少。四是服务水平尚待提升。中国的银行虽为服务业，但国有银行服务观念尚未建立，金融服务品质不佳，未来难与外资银行竞争。

（二）证券业。中国至2010年底时，上市公司数已达1224家，上市股票数为1310家，市场总值达38329亿元，占国民生产毛额的37.01%，较2008年的54.53%降低了差不多18%。股票流通市值达12485亿元，成交金额27990亿元，占国民生产毛额的27.03%，较2008年的68.97%降低了41.89%，这显示经济不景气对证券业的影响相当大，也反映中国的资本市场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部分。但证券市场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机构投资者利用资金优势与上市公司勾结，进行内线交易，隐藏不利讯息，导致市场的投机气氛越发浓厚；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独立性也颇受质疑；股权结构不合理，为了保证国有制，国有股所占比例巨大；监管制度不完善，政府主导力量远大于市场力量。凡此种种显示中国股市与国际市场尚有很大的距离。

（三）债券。近几年来，政府发行的债券日益增加，如1999年政府所发行的国债只有433.99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毛额的2.05%，至2010年发行的国债高达5934.3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毛额的比率也提高为5.73%。中国企业发行公司债，由于发行公司债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其发行的对象又多为国有银行，发行的债券数额需要政府核定，因此，企业发债的金额常受限制。而发行公司债与向银行借款的效果相当，故而企业发债并无明显的增加趋势。因而债券次级市场不发达。

（四）保险业。中国的保险公司分成财产保险公司与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在1992年时开放上海为外资保险的试点城市，至2010年时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有11家，外资分公司有17家。在2010年时，中国的保险总金额为553406亿元，支付的保费金额为3054亿元，平均每人支付保险费为235.5元，其保险深度不及2.9%（保费占国民生产毛额的比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6%相去甚远。由此可见中国保险市场潜力甚大，也是各国保险业所关注的市场。

三、小结

近几年来中国金融开放速度比较缓慢，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是着重管理机制的改革，对根本的体制未能实现迅速变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为符合WTO的规范及应对金融服务自由化，中国金融市场势必需要更深入开放。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挑战是通过学习外国经营管理的方式，培养金融人才，提高其竞争力。此外，金融开放对中国经济也将带来影响与波动，使中国在金融调控的自主能力下降，为减少弊病的产生或将冲击降至最低，势必需要加强金融监督及管理的能力，这就需要制订健全的法规制度、明确的政策方向、强有力且切实的执行力才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8

从2010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继续健康、平稳运行。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先抑后扬；债券市场指数稳中有升，债券发行规模稳步增长；股票市场波动中有所回升，股票融资大幅增加。2010年前三季度，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包括住户、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融资总量8.6万亿元，同比下降23.3％。分融资工具看，贷款融资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股票融资占比显著上升，企业债券融资继续增加，国债融资力度不减，直接融资在配置资金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提高，融资结构明显优化。

一、金融市场运行分析

(一)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先抑后扬

货币市场回购交易平稳增长，拆借交易大幅增加。2010年前三季度，银行间市场回购累计成交65.0万亿元，日均成交3458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22.4％；拆借累计成交20.3万亿元，日均成交1077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48.4％。从期限结构看，市场交易短期化趋势较为明显，回购和拆借隔夜品种的交易份额分别为80.0％和87.7％，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3.0个和4.9个百分点。交易所市场国债回购累计成交4.5万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82.6％。

从货币市场融资结构看，融资主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同业净拆出资金规模大幅增加。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逐步减弱，银行间市场信用拆借交易日趋活跃，2010年前三季度国有商业银行同业净拆出资金规模同比增长35.4％。二是其他商业银行由上年同期净融出转为净融入。受加强资产负债管理以及资产持续扩张较快等多因素影响，2010年前三季度其他商业银行净融入资金为7.8万亿元，同比增加8.0万亿元。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明显减少。受国内股票市场波动加剧以及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增多等影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行为趋于谨慎，融资需求同比下降较多，证券及基金公司、保险公司2010年前三季度净融入资金同比分别下降23.4％和67.5％，保险公司资金需求下降与其保费收入增长较快也有很大关系。

货币市场利率先抑后扬。2010年以来，受新股发行明显增多、大型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严格监管以及市场对通货膨胀预期有所上升等多种因素影响，货币市场利率总体较上年有所上升，波动性也相应加大。继2010年6月份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上升到2.38％和2.31％后，2010年7、8月份逐月有所回落，9月份受中秋、国庆节前现金集中投放及季末监管指标考核等因素影响，质押式回购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均较7、8月份有所上升，分别为1.98％和1.90％，比6月份分别下降40个和41个基点，比上年12月份分别上升72个和65个基点。2010年第三季度，各期限Shibor总体有所上行，3个月以内短端利率波动性相对较大。

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逐季增加，远期品种交易量有所减少。2010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交易量呈逐月增加态势，累计发生交易6984笔，名义本金总额7981.5亿元，同比大幅增加146.0％。其中1年及1年期以下交易最为活跃，其名义本金总额4146.5亿元，占总量的52.0％。从参考利率来看，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的浮动端参考利率包括7天回购定盘利率、Shibor以及一年期定存利率，与之挂钩的利率互换交易名义本金占比分别为65.8％、29.7％和4.5％。2010年前三季度，债券远期共达成交易731笔，成交金额2551.7亿元，同比下降46.6％。从标的债券来看，债券远期交易以政策性金融债为主，其交易量占总量的55.8％。从期限来看，以2～7天品种交易量占比最高，为73.7％。远期利率协议交易清淡，2010年前三季度累计发生10笔交易，全部以3个月Shibor为基准，名义本金额共19.5亿元。

(二)债券市场指数稳中有升，债券发行规模稳步增长

债券市场现券交易平稳。2010年前三季度，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44.7万亿元，日均成交2378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23.1％。银行间现券市场上，其他商业银行净卖出现券9114亿元，国有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分别买入8291亿元、507亿元和316亿元。交易所国债现券交易成交1320亿元，同比减少374亿元。

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债券指数稳中有升。2010年前三季度，银行间债券市场财富指数由年初的130.2点上升至9月末的135.8点，上涨4.3％；交易所国债指数由年初的122.3点上升至9月末的i26.7点，上涨3.6％。

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呈平坦化趋势。以1月21日和9月29日的银行间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例，0.5年和1年期收益率分别上升41个和34个基点，而5年、10年、30年收益率分别下降26个、32个和24个基点。

债券发行规模稳步增长。2010年前三季度，债券一级市场累计发行各类债券(不含中央银行票据)3.9万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政策性银行债券以及短期融资券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26.3％和81.6％。2010年9月末，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债券托管量余额为20.0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其中银行间市场托管量为18.8万亿元，交易所市场托管量为2754亿元。

短期债券发行利率波动中走高，中长期债券发行利率略有回落。受2010年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总体上行带动，并受市场对短期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影响，短期品种债券发行利率波动中有所走高。以L年期国债为例，2010年9月份发行的1年期记账式国债的固定利率为1.87％，比3月份和4月份发行的同品种债券分别高43个和38个基点。受市场流动性总体保持充裕、金融机构债券配置需求较多影响，中长期债券发行利率略有回落。以30年期国债为例，2010年8月份发行的30年期记账式国债的固定利率为3.96％，比2月份和6月份发行的同品种债券分别低12个和7个基点。

Shibor对债券类产品定价的指导性不断增强。2010年前三季度，一级市场共发行以Shibor为基准的浮动利率债券18只，总发行量为214亿元。2010年前三季度，共发行固定利率企业债113只，总发行量为2519亿元，全部参照Shibor定价。发行参照Shibor定价的短期融资券120只，总发行量为2051亿元，占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量的36％。

(三)票据融资小幅下降.票据利率震荡上升

2010年前三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8.6万

亿元，同比增长10.3％；累计贴现18.1万亿元，同比持平；累计办理再贴现979亿元，同比增加885亿元。9月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5.0万亿元，同比增长16.3％；贴现余额1.6万亿元，同比下降43.9％；再贴现余额561亿元，同比增加483亿元。

2010年第三季度，票据市场交易总体较为活跃，但受金融机构加强信贷资产结构调整，通过压缩票据融资规模以扩大贷款投放等因素影响，票据融资延续了2010年以来的下降趋势，9月末余额比上季末下降1574亿元；在各项贷款中占比为3.4％，同比下降3.8个百分点。受货币市场利率及票据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票据利率窄幅波动，总体水平较上季略有上升。

(四)股票市场波动中有所回升，股票融资大幅增加

股票市场交易量略有减少。2010年前三季度，沪、深股市累计成交35.1万亿元，同比减少3.7万亿元；日均成交1937亿元，同比下降8.％。9月末，沪、深两市流通股票市值为15.2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0.8％。

股票指数波动中有所回升。继第一季度多次震荡后，股票市场从第二季度开始快速下行，2010年第三季度在波动中有所回升。9月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分别收于2656点和i 169点，比上年末分别下跌19.0％和2.7％，比6月末分别上涨10.7％和23.7％。9月末，沪、深两市A股平均市盈率分别为20倍和40倍，低于上年末的29倍和47倍，高于6月末的19倍和32倍。

股票融资大幅增加。2010年前三季度，非金融企业及金融机构在境内外股票市场上通过发行、增发、配股、行权以及可转债方式累计筹资7651亿元，同比增加4986亿元，同比增长约1.9倍。其中，A股融资5835亿元，同比增长约1.7倍。2010年第三季度A股融资2328亿元，比一、二季度分别多增514亿元和635亿元。

(五)保险业保费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2010年前三季度，保险业保费收入已超过2009年全年。2010年前三季度，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32.0％。其中，人身险收入8369亿元，同比增长31.9％；财产险收入2955亿元，同比增长32.3％。同期保险业累计赔款、给付2262亿元，同比少支出80亿元。

保险业总资产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投资类资产和银行存款增长速度呈“一升一降”特点。2010年9月末，保险业总资产4.8万亿元，同比增长26.7％。其中，投资类资产增长29.0％，增幅同比上升17.4个百分点，银行存款增长29.9％，增幅同比下降13.0个百分点。

(六)外汇市场交易活跃

人民币外汇即期市场平稳发展，掉期和远期交易规模快速扩张。2010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外币即期交易额同比增长12.4％，其中，询价交易的市场份额超过99％；人民币外汇掉期市场累计成交9507亿美元，日均成交量同比增长78.8％，其中，隔夜交易占掉期总成交量的59.5％，同比下降4.9个百分点，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72亿美元，日均同比增加38.5％。同期“外币对”交易额快速增长。1～9月，“外币对”累计成交折合448亿美元，日均成交量同比上升61.2％，其中，成交额占前两位的交易品种分别为美元／港币和欧元／美元，二者合计成交额占全部成交额的81.5％。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进一步扩大，第三季度新增11家即期市场会员、批准4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

(七)黄金市场运行平稳

2010年前三季度，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累计成交4613.4吨，成交金额1.2万亿元。2010年第三季度，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1438.9吨，同比增加25.1％，成交金额3847.8亿元，同比增加58％；白银成交1.3万吨，同比增加173.9％，成交金额550.7亿元，同比增加234.3％；铂金成交12.6吨，同比减少18.8％，成交金额44.2亿元，同比增加0.9％。

2010年前三季度，黄金价格整体呈上升趋势，国内国际市场黄金价格走势基本一致，并创历史新高。9月末，国际黄金价格达到最高价每盎司1307.5美元，国内黄金价格达到最高价每克282.4元。

二、金融市场制度性建设

(一)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加强银行间市场制度建设

为了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拓宽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2010年8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相关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试点。试点期间，香港、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和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均可申请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投资。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后，境外机构可在核准的额度内，以其开展央行货币合作、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业务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另外，该《通知》还从运作模式、关联交易、市场监测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以防范风险，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允许相关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可为境外机构依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提供一定的保值渠道，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必要配套举措，将有利于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

(二)加强黄金市场制度建设

2010年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出台了《关于促进黄金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黄金市场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该《意见》要求充分认识促进黄金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黄金市场发展定位，要求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商业银行切实做好相关工作。积极推进黄金市场交易方式、标准认定体系、仓储运输体系和清算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黄金市场相关政策，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税收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研究推动完善投资性黄金和商业银行黄金业务税收政策，拓宽黄金实物供给渠道，进一步完善黄金市场外汇政策和融资政策。强调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严惩地下炒金活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完善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

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进一步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国证监会规定，要求上市证券公司建立健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和建立健全信息隔离墙制度，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监管部门对证券公司的分类结果，公开披露公司月度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信息等。中国证监会同时公告，明确创业板上市公司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加强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2010年9月，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规定中国证监会应依法配合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证券期货业反洗钱监管职责，证监会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证券期货业反洗钱监管职责；中国证券业协会和中国期货业协会履行证券期货业反洗钱自律管理职责。

此外，2010年8月，中国证监会就《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关于修改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内容包括：进一步完善报价申购和配售约束机制，扩大询价对象范围，充实网下机构投资者；增强定价信息透明度以及完善回拨机制和中止发行机制。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修改的决定》。

(四)完善保险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

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9

【关键词】 农业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 特征 优化措施

一、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概述

1、农业上市公司界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3日制订出台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文所选择的农业上市公司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主营业务为大农业并且主要利润来自主营业务收入；其次，是否为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点企业；最后，上市三年以上并有公允财务数据。据此，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符合上述条件的农业上市公司共47家（见表1）。农业上市公司数量总体偏少，2000年前上市的有16家，占农业上市公司总量的34%，2000年后上市的31家公司中，2004年（5月份中小板启动）之后上市的均在中小板市场，说明大部分新上市的公司规模小，达不到在A股市场上市的条件。

2、农业上市公司的规模

从数量看，截至2009年末，沪深两市共有农业上市公司47家，仅占两市上市公司总数1236家的3.96%，数量偏少。

从股本规模看，截至2009年末，我国47家农业上市公司总股本平均为35362.94万股。其中总股本在2亿股以下的14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7.84%；总股本在5亿股以上的6家，占农业上市公司总数的16.22%。这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本规模总体较小（见表2）。

从资产规模看，截至2009年末，47家农业上市公司总资产为1041.85亿元，平均资产为28.16亿元，其中总资产不足10亿元的公司有20家，占总数的30.77%。而同期两市上市公司平均资产为34.35亿元（见表3）。

二、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1）资产负债率逐渐上升，整体水平偏低

2007―2009年农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值分别为57.23%、58.35%、59.67%；近三年资产负债率的标准差由15.53%上升到16.7%，说明公司之间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差异性在扩大，同时农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最小值呈现上升趋势，而最大值呈现先升后降趋势（见表4）。

2007―2009年，农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逐渐上升，可能与近年来对增发股份审批条件的提高有关，并不一定反映农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减少。增发股份是公司股权融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发行新股融资的条件更加苛刻的情况下，部分农业上市公司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转为负债融资。但只要条件允许，大多数农业上市公司还是会以股权融资为主要融资手段。2007―2009年，在上述47家上市公司中，有15家公司向原股东提出配股要求。

将2007―2009年农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与A股上市公司（金融类除外）平均资产负债率相比，可以看出农业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水平高于A股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2）财务杠杆效应未充分发挥

财务杠杆效应是指企业通过对资本结构中负债比率的调整而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当企业存在负债时，固定利息费用的支出会使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的变动程度大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即负债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具有放大的作用。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大于负债利率时，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为正，随着企业负债的不断增加，净资产收益率也将不断增加；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小于负债利率时，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为负，随着企业负债的不断增加，净资产收益率会不断减低；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等于负债利率时，财务杠杆的大小对净资产收益率不产生影响，但由于借入的资本没有增值效应，如果持续下去，财务杠杆也会产生负的效应。

从资产负债率分析，农业上市公司最近对财务杠杆效应重视不够。经营业绩较好的公司存在股权融资的偏好，丧失了部分财务杠杆收益；经营业绩较差的企业，由于达不到配股资格，只能被动地选择债务融资，保持了较高的负债水平，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农业上市公司在资产不同来源（债务人投入和投资者投入）之间比例选择不当，导致财务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2、债务结构分析

（1）融资结构失衡

融资结构指在企业筹措的资金中，资金来源不同项目之间的构成及其比例。通常按资金来源途径不同，将企业融资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部分。内源融资是指从公司内部筹集资金，包括留存收益与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两种方式；外源融资是指从公司外部筹集资金，包括股权融资与负债融资两种方式。资本结构的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因此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安排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也是制约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现代融资理论认为，企业在融资安排上应先考虑内源融资，然后再考虑外源融资。因为内源融资成本最小，不存在支付利息或红利。在外源融资中，应首选债务融资，其次是股权融资。农业上市公司在融资结构安排上通常选择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又更多的偏好于股权融资，这与现代融资理论的融资顺序恰好相反。

导致农业上市融资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主要是：首先，以外源融资为主是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上市公司总体规模较小，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容易受外界影响，收益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亏损。再加上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金额大，周期长，农业上市公司的内部积累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资金缺口只有靠外源融资来弥补。其次，在外源融资中更多偏好股权融资，一是因为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并不是太高，如一些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很低，即使支付股利也多是派发股票股利而不是现金股利，低的股利支付率意味着低的融资成本；二是与债务融资相比，股权融资具有软约束性。债务融资必须按合同规定按时还款付息，而股权融资不存在还本付息问题，也没有太大的股利支付压力，因此在这种软约束环境下，农业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股权融资。

（2）债务内部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比例偏高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负债内部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比例偏高，长期负债比率过低。如表5所示，2007和2008年流动负债比例达90%左右，2009年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处于高位，年均流动负债占资产总额的比率超过40%。流动负债水平偏高，说明公司缺乏长期资金，净现金流量不足，需要通过大量的短期负债来保证公司正常运营。一般来说，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一半较为合理，若比率太高，会导致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如银根紧缩、利率上调）时，资金周转困难的可能性增加，公司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增大，是公司经营的潜在威胁。从债源结构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来源主要是商业信用和银行借贷，很少通过发行企业债来筹资。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普遍偏高，原因主要是：第一，与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有关。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规模小、发展滞后，导致上市公司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资本只能以股权融资为主。第二，商业银行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会选择经营业绩好，偿债能力强的公司；尽量避免发放风险较大的长期贷款。导致农业上市公司在资金匮乏的时候只能以短借长投的形式来弥补长期资金的不足。

三、优化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措施

1、优化股权结构

股改以来，A股市场大部分公司股份已经实现全流通，但是由于制度原因，股权结构还是不合理，国有股所占比例过大。必须对现在的集中型股权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形成股权持有多元化，股权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目标是使目前集中型股权结构向适度集中条件下的多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的股权制衡结构转变。通过国有股减持，增加非国有股股权比例，引进其他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人。

2、根据资产结构来调整资本结构

资产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资本结构的选择。这是因为资产的变现能力是企业偿债能力的一个反映，资产结构中的流动资产相对于固定资产而言流动性更好，更容易变现并且变现时价值损失更小。而诸如商誉等这些无形资产，在企业最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后几乎一文不值，破产成本较高。企业要针对不同的资产结构及时调整自身资本结构。比如无形资产、长期资产在资产结构中比例较高的企业，应当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水平来降低破产风险，在债务结构选择上应当多利用期限长的负债；而流动资产比例比较高的公司应该适当地提高资产负债率水平，更大程度地利用杠杆效应，在债务结构选择上应当多利用期限较短的负债。这样可以降低负债的成本，减缓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3、充分利用负债融资的“税盾效应”

税收制度是国家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经济杠杆和手段，合理完善的税制对于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折旧也像债务利息那样具有抵税作用，所以它可以代替负债的免税作用。非负债税盾可以替代负债融资中利息的作用，因此有较大非负债税盾的企业倾向于用更少的债务。事实上，如果有非负债税盾的企业发行过多的债务，可能会造成潜在的税盾得不到充分利用。Ross（1985）认为，当非负债税盾增加时，企业利息税的节省将减少。即当非负债税盾增加时，进行债务融资的激励减小，并且当债务增加时，破产的风险增加，而增加非负债税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杠杆低时，边际税盾的效应是正的，而杠杆高时，债务的边际效益因破产成本的增加变为负值。

4、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不利于企业通过提高举债融资比例，建立合理的资本结构。因此，要建立和完善利率形成机制，为债券利率的市场化奠定基础；建立多层次的债券交易市场体系，提高债券的流动性；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额度，将审批制逐步向注册制，核准制过度；建立健全信用评级制度，大力发展信用评级机构；政府支持，积极培育企业债券流动市场，丰富企业债券的期限品种，以适应多种投融资需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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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业务年度总结篇10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内生变量和核心要素，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区域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金融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金融组织结构、市场体系以及监管体系不断发展使得整个市场呈现多层次化的结构特征。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陕西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市场结构特征、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探寻推进陕西区域金融市场发展及其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相应对策。

二、陕西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1）区域金融业持续增长。2010年陕西区域金融市场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有6375个，证券机构3家，保险结构40家，金融服务主体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十一五”期间，全省金融机构的数量、从业人员数量、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以及金融机构的账面利润等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如金融机构总资产也从2005年6866.1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20734.92亿元，增幅为21.7%。金融机构实现账面利润也从2006年的48.6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222.26亿元，增幅达100.94%（表1）。2010年，西安金融商务区金融业增加值预计达271.0亿元，增长19%。银行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明显，尤其是对优势行业和民生领域加强了信贷投入，2010年商业银行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采矿业五大优势行业贷款占比为56.3%，个人消费贷款、涉农贷款、小型企业贷款、助学贷款和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同比分别增长62.4%、25.0%、21.6%、49.2%、67.8%。

（2）区域证券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10年，陕西省证券市场新增上市公司和融资额均实现了新突破，证券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西部证券合资设立的纽约梅隆西部基金管理公司获批准设立，“财富长安”证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批准，中邮证券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截至2010年末累计有37家上市公司，当年融资额190.4亿元，当年国内债券筹资额273.4亿元。

（3）区域保险业服务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截止2010年末，陕西保险业资产总额618亿元，同比增长26.4%，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和抵御风险的实力进一步提高。2010年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8.6％；累计赔付支出同比增长14%，各类赔款给付总额达69.6亿元。政策性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保险经济补偿功能，农业保险支付赔款同比增长11.2%。出口信用保险保障功能进一步发挥，支持全省出口金额10亿美元，同比增长40%，支付赔款243.8万美元，在促进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区域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日益丰富。直接融资占比大幅提高。2010年全省债券、股票融资大幅增加，股票融资量同比增长3倍。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广泛运用，全年共有14家企业通过银行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18期，累计发行额258.4亿元，是上年同期发行量的1.6倍，区域金融市场为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占到21.5%（表2），为历年最高。

（5）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了明显改善。据2009年中国金融生态城市评价体系领导小组的“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名单”，西安市获中国最具魅力金融生态城市，宝鸡、渭南和天水3市获中国金融生态城市，西安市新城区和凤翔县获得中国金融生态县（市）区称号，陕西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全面加强了全省10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工作，2010年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新增录入0.98万户企业和210万人信用信息，并将15个政府部门的345万条非银行信息纳入征信系统，为全省75.8%的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信用户和信用村、镇分别比上年增加15.5万个和395个，深入推进了征信体系建设。

三、陕西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区域整体金融相关比率呈下降趋势。根据2005~2010年陕西区域金融相关比率来看（图1），“十一五”期间陕西区域金融相关比率呈现出较大幅度的波动，在2005~2008年期间，陕西区域金融相关比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来分析，2009年金融相关比率有明显的提高，这是因金融危机国家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增加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了扩大政府投资并带动社会投资的计划而导致的结果。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陕西金融相关比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2）区域金融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2005~2010年期间，陕西的收入比近五年都是在1.5以上，反映其储蓄能力较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具备良好的资金基础。而存贷比一直大于1（表3），说明不存在严重的过度放贷现象。陕西金融中介机构发展比较缓慢，与东部省市相比，陕西在金融机构数量、信用总量、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仍处于较低水平。比如证券市场就极不成熟，资本规模较小。这造成资金流动缓慢，金融效率低下，导致陕西省融资总量不足与供求结构失衡的特征十分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陕西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陕西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全省加快发展的目标和要求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和不足。一是上市公司数量少、规模小、股权结构僵化、效益不高。二是资本市场上交易品种少，规模小，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除股票外，债券是主要的交易品种，但债券交易目前也仅集中于国债。企业债券的发行，由于国家要求的门槛较高，因此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投资基金虽经几年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三是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数量少，实力弱。

（3）金融中介机构的效率较低。金融中介的效率是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衡量效率的指标体系中，不良贷款比率是衡量银行中介效率的最重要的指标。贷款合理数量可以用存贷比来衡量，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从银行盈利的角度来看，存贷比越高越好，从银行抵抗风险的角度讲，存贷比不宜过高，否则会导致银行的支付危机。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按照国际经验，0.75是一个正常的存贷比，存贷比运行的合理区间的下限为0.69。从图2可以明显看出陕西省的存贷比最高时仅为0.62，远低于正常存贷比的比值，反映了陕西金融系统资金运营效率较低，区域金融市场在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4）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滞后，金融机构的空间布局不合理。区域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尚未建立，西安国际金融商务区建设仍显不足，对全省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有限。截止2010年11月，陕西省共有118个县市区，总人口3732.74万人，6375个金融分支机构，而大部分金融机构分支网点分布在经济相对较发达的西安市等少数大城市，其他市县金融机构相对较少，区域金融机构呈现出极化式分布的特点。

四、政策建议

（1）完善区域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一是应逐步建立区域金融协调机制，推动东、中、西部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跨区域合作与协调，加快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步伐。二是积极搭建区域金融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尤其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产业整合融资协作洽谈机制等，促进跨行政区域的金融合作与协调，加强不同区域的金融监管，为区域金融活动提供基础支撑。

（2）大力发展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金融化水平。大力引进、鼓励和发展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从制度、体制、市场准入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除了加大力度引进传统的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大型金融机构之外，我们还应积极研究引进和发展诸如金融租赁、投资基金、小额信贷、担保、消费信贷等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使金融机构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提高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水平，提高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加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进一步加强、完善和巩固陕西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包括社会征信体系建设，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多渠道、多形式地积极参与到陕西经济发展中来，不断加大对陕西的资金投入力度，进而提高陕西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运行效率，进一步提升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