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概念十篇

金融资产概念篇1

【关键词】金融 消费者 投资者

金融业崛起之后，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也日渐兴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随着之后金融危机的发生，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热潮也此起彼伏。我国在2006年首次在法律中运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该法律规定了利益保护的原则，尤其是对客户进行保护，并且指出金融业的创新首先应该满足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需求，要充分的维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但是尤其不足的是，在这一法律中却没有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区分和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11年，保监会依次建立了保险消费者保护局，2012年，建立了投资者保护局。这些保护机构的建立，让金融业陷入了法律的保护中。但是，在法律日益完善的前提下，由于我国在金融消费者的界定认识不易，因此严重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

一、域外法中的“金融消费者”

英国在2000年中首次在市场法案中运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这样概念的出台，使得人们对金融行业中的差异有所减少。这种概念的出台和英国所使用的金融统治体制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这一法案中，其注重于将消费者分为专业和非专业，在此基础上，强调要为非专业的消费者提供特殊的保护，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者分类中明显的对专业的消费者的保护比较大。从2010年英国政府实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来，消费者的权益就受到了金融业的保障。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无论监管的对象和现状如何，在监管中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首先我们必须放在第一位置上。

美国也在1999年针对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提出了法律上的概述，他们将消费者认为是因为家庭、个人或者家庭某种目的所进行金融产品交易的人。为了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美国出出台的法案严格保障人民在进行金融买卖中首先要对产品信息进行确认，禁止人们在进行银行卡消费中出现欺诈，在此基础上对金融业产品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进行打压和抵制。在美国法案中，更清晰的是，将消费者个体看作是受托人的代表，而金融服务产品则是在金融机构中为家庭所需要的物品进行选择和买卖的过程。在这一法案中，它主要强调了金融行业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的储蓄和信用卡交易，在其他投资者个人投资方面没有更大的说明。

2000年日本出台了《金融商品销售法》。这一法律在传统的基础上，将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它定义金融消费者是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在金融中被动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在这一说明中，金融消费者所涵盖了所有金融业，并且消费者不具有金融知识，而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其在进行金融服务推荐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对金融消费者服务做出保证。日本法将一些分业进行监管的项目统一变为综合监管，使得金融产品中的一些价格出现了大的变动。在日本法案出台的情况下，虽然受到了一些法律的限制，但是在形式上有很多的个人投资的色彩在里面。

二、目前我国对金融消费者的认识

很多年来，有不少的学者对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认为在我国只有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一分别，而这两个概念并不能够运用到金融领域中。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对于金融产品，没有所谓的消费，只有一些产品才有所谓的内涵。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们还是赞成金融消费者本身这一概念的，但是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中却是存在着分歧。例如，有人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金融机构中通过建立金融关系，从而进行金融服务的客户。这种关系只是以客户的投资领域来进行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先所要表达的意义；此外，很多人认为在金融领域中客户所进行的正是投资者所进行的活动，在此基础上我们不能够否认其作为消费者的身份和真实意义。此外，还有人认为金融消费者是在生活的基础上，接受金融服务，从而进行生活维护的事项，这种划分主要依赖于金融服务的行为目的性。通过将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属性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律所规定的消费者的共有属性。

三、金融消费者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界定应考虑的要素

据我国所有的研究来看，金融消费者应该考虑到的要素主要有金融消费的涵盖项目，金融消费者分范围，金融产品的风险性。从第一个要素来看，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某些传统的投资金融类别能否统一归咎于金融消费。在其它意义上来看，投资额消费之间具有排斥性的成分，投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是通过放弃自己现在的消费而进行的投资，而消费这一行为主要是满足人们个人现实的需要。更深层次进行了解就是，由于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它只是作为获取经济价值来说的，其在运行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到减值。单看消费这一问题却不存在减值的问题，对产品的消耗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另一方面的说法。在传统的观念中，一般从事证券类的活动我们通常将其称作是投资，而对于个人家庭中存在的从事存款、保险活动的被称作消费。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银监会与保监会都已明确的承认金融消费者的这一概念，但是证券行业中仍旧使用投资者的概念。其他要素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对其进行确认的过程中不能很好的进行区分，导致目前在对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的这一概念中仍旧存在着许多的争端。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一点是，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作为投资者，在涉及到金融领域中一定要慎之又慎，以保证自身的权益。

四、结语

目前，我国对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的关系界定不一，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辨别。通过对其二者关系进行分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人们对其的分辨，在实际的金融操作中更加灵活和安全。

参考文献

[1]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04：100-104.

[2]刘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重述与裁判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2.

金融资产概念篇2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保护　证券法　法律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1 金融消费者概念释义

发达国家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明确概念见诸其颁布的金融立法中，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指出，“为个人、家庭等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并区别于金融机构客户”。2010年颁布的一项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中也提出了在美联储下设金融消费者保护署。日本在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规定，“本法保护的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之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资讯弱势一方当事人。”①韩国目前正在着手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有学者认为韩国“金融消费者是指以增加自己的资产为目的，购买金融公司提供的金融商品的人，具体包括《银行法》上的存款者、《资本市场及金融投资业法》上的投资者、《保险法》上的保险契约者等在内的消费者都可以视为金融消费者”。②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金融服务法，而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规定了消费者的含义，而没有界定金融消费者。我国最先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但并未指出金融消费者的确切概念。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③还有学者的定义是“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④笔者认为，证券法意义上的金融消费者是指接受证券业务经营机构提供的证券及证券衍生产品、证券服务的自然人或法人，这一概念可看作是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进一步细化。

2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的原因

首先，对于金融消费者及其关联概念没有立法规定。我国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和争议由来已久，但是目前法律尚未采用这一概念。金融法意义上的投资人、投保人等是否享有与普通消费者一样的权利，如知情权、依法求偿权等权利，如果发生了纠纷，这些投资者是依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其他法律法规寻求救济没有规定。我国证券法没有采纳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而代之以投资者。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这二者的实力相差甚远，单用投资者的概念无法揭示出个人投资者或中小股东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严重的证券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其次，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134条规定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与境外相比，我国《证券法》仅规定了保护基金而未规定赔偿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证券公司破产倒闭清算时引发的对于投资人的补偿，如果投资人因被证券公司欺诈、挪用资金而遭受的利益损失则无法通过此项基金得到保护。

第三，多方监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难以落到实处。发达国家大多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例如英国的金融消费者管理局和美国的金融消费者管理署等。我国目前没有一个专司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由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同时履行职责。从上文提到的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实施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则是由证监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三部委联合颁布实施的，这种多方监管更有可能导致寻租行为和监管的真空，一旦真的发生了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可能面临救济无门的局面。

3 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

我国长久以来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将证券、保险、银行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监管，当前改革这种分业监管模式为功能性监管或者统一监管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涉及到体制问题在此不予讨论。但应当注意到的问题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复合型金融产品，突破了原来的监管范围，一项金融产品不再是单纯的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者有价证券，如前文提及的KODA就是一款股票期权性质的银行理财产品，对于类似的这种金融产品的监管仍采用原来的机构监管是否合适确实值得思考。

截止到2009年我国仅养老保险就有2.35亿人次参保，而截止到2012年4月中旬我国沪深两市共有A股账户1.65亿户，差不多我国每10人中就有1人炒股。这规模庞大的股民显然已不再将炒股或者金融消费作为一项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例如购买保险是为了应付潜在的风险，使用信用卡消费可以取得银行的优惠服务等。这些行为都超越了传统的生活消费范畴，加之金融市场本身的缺陷而更有别于传统的投资行为。这就对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证券法》一直以来忽视金融消费者概念提出了挑战，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修法式修改，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⑤

在这种情形下在原来的金融法之外制定一部《金融服务法》或《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有必要的，这样就可以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之下监管整个金融市场，避免政出多头的局面发生。而且，由于我国现在证券、保险等金融立法缺位导致了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因此不必要废除现有的金融法律而重新制定《金融服务法》，而应当通过对现有法律规范的整合，制定一部在我国适用的《金融服务法》和已有金融法并存。

当前学者们正在对于第二次的《证券法》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并积极献策，目前的《证券法》已经对于证券发行、交易和各类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有着比较整体的规范，而且这套规范已经在我国证券市场实行了十多年，因此没有必要对于基本制度进行根本性修订。但是配合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金融监管趋势的发展，对于一些金融监管问题重新审视可能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一部重要的基础性法律，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早日纳入其中可能是《证券法》和其他金融法律法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注释

①　庄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评.证券市场导报,2008(5).

②　卢恩泳.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介评.商业时代,2011(14).

③　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东方法学,2009(5).

金融资产概念篇3

关键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概念；金融消费者特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7-0054-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为了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维护社会的稳定，美国近两年先后通过了一系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如《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法案》(CFPA法案)、《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等，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滥用的损害，监管金融系统性风险。我国的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但是，我国仍有必要借鉴美国的这些做法，通过立法来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要通过立法来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特别的保护，必须先在理论上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明确其与一般消费者特权相比较，金融消费者所享有的应加以特殊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这些理论问题，虽已经成为我国相关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相关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本文将结合已有成果，进一步探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为逐步达成理论共识奠定必要的基础。

一、我国传统消费者概念的局限及修正办法

从逻辑上看，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的一种，目前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已经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在不修改该法的情况下，其是否已经足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国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无法涵括金融消费者这个新概念，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与一般消费者的权益相比，也存在其特殊性，因而，必须理顺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在概念上的逻辑关系。

(一)我国传统消费者概念的局限

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而获得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所谓生活消费是基于人的自然需求而产生的保持人类生存和延续的社会活动。在传统金融法上，通常不采用“消费者”的概念，而是用“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概念，并且投资者与消费者存在着明显差别，投资者不能称为“消费者”。因此，从传统的意义上看，并不存在所谓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以上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将消费限定在生活消费之内而影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缺陷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批评。笔者以为，该传统概念存在如下局限性：

首先，将消费仅仅局限于生活消费，使消费者的外延过于狭小，不能涵括现实生活中全部的消费者。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消费者处于买方的地位，买方只有基于个人的自然需求、为了保持人类生存和延续而购买某商品，才能具有消费者的身份，享有消费者(区别于其他买方)的特殊权益。显然，这种定义不能涵括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例如，某工厂为了办公而购买空调，其员工因空调的质量问题而遭受人身伤害，该员工是否具有消费者的地位?按目前的定义，该员工很难被称为消费者，但是，凭什么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呢?

其次，将消费仅仅局限于生活消费，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多样化，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已经越来越不具有可操作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人类基本的自然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的需求已经不断地多样化，所谓的生活已经不再局限在物质性的生活，而是包含了更多的精神性生活，因而人类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精神性的需求。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工作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爱好，成为满足精神性需求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从某种意义是看，精神性需求并非基于人的自然需求而产生，其也非为保持人类生存和延续所必需。在人类需求多样化的今天，人类不仅已经难以分清其某个具体的需求到底是基于个人自然的需求还是非自然的需求，而且进行这种区分也是毫无意义的。例如某公司管理人员购买经营类书籍，谁能断言其满足的只是个人的自然需求?某人狂爱炒股，其在留足生活所需的全部费用后，将全部剩余资金投入股市，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人生乐趣，谁又能说他的这种投资行为不是一种生活消费?

(二)对传统消费者概念的修正

由于传统的消费者概念存在着局限，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立法对消费者的界定采用了更为宽泛的办法，如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所谓“消费者”(Con-sumer)，是指为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而取得和使用贷款、购买动产、不动产和各类服务的个人。日本、菲律宾、我国台湾地区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纳入了消费者的范畴。因此，我国应当顺应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潮流，扩大消费者的范围。

鉴于生活消费的狭窄性，有学者主张应坚持“生活消费”的开放性、发展性，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生活消费”。笔者认为，为避免歧义，我国可以将传统的消费者概念修正为：消费者是为个人消费而获得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商品或消费的除外。这种定义将消费者同样限定在自然人范围内，取消了“生活消费”的限定，使用排除的方式将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商品或服务的情形排除在外，避免了消费者概念的泛化。

二、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的界定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在金融领域里采用“消费者”的概念，其外延也在逐渐扩大，各类金融机构之相对人的统一称谓“金融消费者”应运而生。英国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首次采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200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法案，使金融消费者作为法律概念得到确认。

(一)我国有关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立法现状及理论争论

我国银监会2006年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但是，我国的证监会并未将“投资人”称为金融消费者，我国的保监会将投保者视为“保险消费者”，我国目前的证券法律、保险法律中，并没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我国学界目前对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如有学者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提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专业化，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交易关系、接受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这种观点沿袭传统的看法，主张区分“投资者”和“消费者”，区分“投资”与“贸易”，区分“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

另有学者则借鉴国外立法的定义，提出应将“消费者”的概念作扩大解释，只要交易双方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地位和实力悬殊，对于弱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可以作为消费者来对待，使之受《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是金融消费者。

我们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但主张应将消费者的外延局限在自然人范围内，只有自然人才具有消费者的身份而享有消费者的特权。由于消费者在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法律通过赋予消费者特权以保障实质上的公正。但是，赋予消费者特权，毕竟打破了民法之交易双方法律地位在形式上的平等，扩大消费者的外延将可能产生严重破坏交易主体地位平等的恶果，阻碍交易的进行，因此，非自然人不应纳入金融消费者的外延中。

(二)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特征

结合前述对消费者之修正后的概念，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可定义为：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消费的除外。其特征如下：

第一，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的一种，为自然人。满足自然人的需要是人类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之所以赋予消费者特权，正因为消费者是个体的自然人。在各种经济组织越来越强大的现代社会，只有通过强化个人的特权，才能使个人有效对抗强大的经济组织，避免人类生产、经营之终极目的的异化。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机构投资者，无论该机构是否足够专业或强大，因其目的不是为了个人消费，就应当排除在外。无论将多么小的企业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畴，都违背了对消费者权益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初衷。

第二，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在于“个人消费”，而非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根据美国CFPA法案第1002条的规定，金融消费的目的限于“个人、家庭或居家之目的”。将前述定义金融消费者之消费目的限定为“个人消费”，虽从字面上看缺少了“家庭或居家之目的”，但在中国个体属于家庭之不可分离一部分的文化语境中，“家庭或居家之目的”实质上可以被“个人消费”所涵盖。不论某自然人的某个具体行为是金融消费还是金融投资，只要其目的在于个人消费，该自然人就具有金融消费者的身份。以公司或机构之人的身份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由于其以生产或经营为直接目的，因而属于金融机构的客户，而非金融消费者。

金融消费对象通常表现为一种服务，即使购买的是金融产品，该产品也通常表现为代表权利的产品而非传统意义的物质性产品。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个人的收入越来越多，在满足了其日常的生活消费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将其剩余收入用于投资。个人消费与个人投资在本质上都是个人处分其收入的行为，因此，在单纯的自然人参与的情况下，区分其身份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或区分其行为是“金融消费”还是“金融投资”，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已经没有必要。人类的经济呈阶梯式的周期性发展，即投资－生产－交易－分配，当分配的成果(即个人的收入)超出供养人类自身所需要的物质数量时，分配的成果常会被自然人主体分为两部分，一是用于“消耗”，二是用于“投资”，于是人类经济得以进入下一个发展周期。“消耗”即传统的消费者概念中的生活消费，“投资”与“消耗”并无本质的差别，都是对分配成果的处分，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其差别仅仅在于，“消耗”满足了自然人当前的个人需求，而“投资”则通过与他人进行时间与空间上的价值交换，赚取更多的成果，所满足的是自然人精神的或未来的需求。

有学者将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限定为满足“日常金融消费需要”，这种限定一方面会导致对“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的区分，另一方面无法将公司或机构之人的自然人排除金融消费者的范畴。有学者主张在金融消费者的定义中加入“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限定。这种限定并无必要，因为消费者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不一定就不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否则，一个金融学的教授为个人消费而购买金融商品，其金融消费者的身份就会受到怀疑。至于我国是否应仿照美国CFPA法案第1002条的规定，将金融消费者之特权主体由消费者本人扩大到其人，尚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三、金融消费者之特殊保护的特权

消费者权利不同于一般民法上的民事权利，它与消费者的身份相结合，法律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明确特别赋予的权利，因此消费者的权利又可以被称为消费者的特权。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特权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权、信息权、隐私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损害赔偿权等等。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一种，享有消费者所享有的全部特权，与其他普通消费者的特权相比较，金融消费者的以下特权需要在立法中加以特殊的保护：

(一)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

虽然目前学界尚无将该权利提炼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金融消费者的安全权不仅表现为人身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更重要地表现在财产安全上，即金融机构应确保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并能够获得可预期的结果，如果存在风险，这种风险必须是明示的并且可预见的，绝对不是因为金融机构自身的不可信而导致的。

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是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最基础的一项权利，在金融消费者之特权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试想如果人们不相信将现金存入银行是绝对安全的，有谁会将现金存入银行?如果人们不相信出了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一定会按约定赔偿，有谁会购买保险?如果人们不相信购买股票可以赚钱，又有谁会去炒股?从金融的一般意义上看，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交易，建立在前者对后者的信任基础上，保障后者的可信性，就是保障前者的财产安全权，一切监管后者的措施及制度安排，其最终的目标都可以看成是对前者财产安全权利的保障。

(二)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的知情权即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因此，金融消费者之知情权，即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金融商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称谓及含义，学界认识并不统一。有人称之为“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权”，指金融消费者及时获取与消费有关的、真实、准确、

全面信息的权利。还有人提出，知情权，包括知悉、获取两层含义。知悉即主观上知晓，而获取即主动索取，因而强调应赋予金融消费者咨询权。

笔者认为，应按大多数人习惯的称谓并按法律对知情权的规定来定义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这样更容易取得共识，避免不必要的学术纷争。消费者的知情权强调的不是消费者主观上要不要知晓或获取相关信息，而是消费者在客观上知晓相关信息的能力和条件，即通过相对人之告知义务，结合消费者自身之认知能力，确保消费者在客观上能够知晓相关信息。对消费者在客观上是否具备知晓相关信息的条件和能力，其他人能够做出客观而清晰的判断，但是对消费者在主观上是否已经知晓或是否想要知晓，除其本人外，无人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赋予金融消费者的咨询权，并不一定能增加消费者知晓之信息的内容，反而易使金融机构获得不问即可以不答的借口，从而增加了消费者的义务。

是否知晓某商品或服务之相关信息，必然会影响消费者是否消费、怎样消费的决策，因此，是否知情，对潜在的消费者能否变为现实的消费者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加以特殊立法保护，是由金融商品与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技术化特性决定的。消费者知情权对于消费者的重要性与其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的专业性、技术性呈正比例关系。在传统的一般交易中，由于作为消费对象的商品与服务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较低，消费者易于知晓，对消费者的认知能力要求也较低，消费者的知情权显得并不重要。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正是由于商品或服务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才出现了知情权这个倾斜性保护消费者的法律概念，以纠正专业化、技术化带来的消费者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遭受的实质的不公正。在金融交易中，因金融商品与金融服务非常专业化、技术化的特性，没有金融机构客观、真实、全面的信息告知或者金融消费者本身不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其很难知晓专业化、技术化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确切含义，因此，没有知情权，金融消费者很难就是否消费、怎样消费金融商品或服务做出合理的选择，在金融交易中，也就更容易遭受实质的不公正。

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通常是通过赋予金融机构告知义务来实现的，即要求金融机构作为提供信息的一方，负担信息传递的义务，强制金融机构披露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应向金融消费者告知其商品或服务真实、完整的情况，提供使其能充分了解有关情况的便利。此外，金融机构应本着对金融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在出售专业性、技术性强，风险性高的金融产品之前，关注具体的金融消费者在客观上的认知能力，如果确认该金融消费者对所要消费的产品不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应建议其不要做出消费的决策。

(三)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累积，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的安稳与幸福，对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需求开始出现并不断提高。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各国尚无统一的隐私权的定义。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隐私权”首次以独立民事权益形式出现在了我国的法律层面上，但是，该法并未对隐私权的概念、范围等做详细界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尚未将消费者的隐私权纳入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保护范围，但是一些地方性法规已经将消费者的隐私权纳入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

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也称金融隐私权，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英文为“Financial Privacy”，是一种特殊的资料权，指个人控制收集、揭露和使用关于其本人金融交易或事务的权利。在绝大多数的传统交易中，经营者不知道消费者的私人信息也同样能完成交易，因此，特殊保护消费者隐私权的必要性并不大；但是，在现代金融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金融行业与人们生活的息息相关性使特殊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成为必要。相互信任与信息交流是金融业存在的前提，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业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掌握金融消费者不愿意公之于众的隐私信息，如在银行存款时，存款银行必然掌握存款人的姓名、住址及存款金额等等各种私人信息。不特殊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隐私权，不仅可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相关权益遭受损害的结果，更必然会因此损害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从而危害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资产概念篇4

关键词:金融工具;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公允价值

一、金融工具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

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和加拿大会计师协会(CICA)开始了一个合作项目来制定一套有关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和披露的综合标准。IASC于1991年9月了一份公开草案(E40《金融工具》),该草案于1994年1月作为E48《金融工具》被再次修订和公布。与此同时,CICA也了类似的公开草案。由于考虑到对E48的强烈反应,IASC和CICA决定将该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95年6月完成,即在IAS32《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时完成。1997年3月,第二阶段引起了一场有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会计的讨论议案。该议案陈述了确认、转移、不确认、计量以及套期的问题,并且提到:“显而易见的是,现行的会计大大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成本实务……”。然而,它强调了论文中提议的原则是在IASC关于编制和列报财务报表的框架的解释范围内的。

根据1997年讨论议案上的评论,IASC决定继续分两个阶段进行:(1)一个临时的准则(IAS39,1998);(2)一个综合的、更长期的与国家准则制定者合作的项目。第二阶段导致了金融工具准则制定者联合工作小组(JWG)于1997年晚期建立。JWG的目标是检验采用在DP(1997)上陈述的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原则是否可行。JWG由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北盟、英国、美国和IASC的会计准则制定者和职业团体。它有关金融工具和其他类似项目会计(JWG,2000)是以公开草案、申请补充和结论基础形式表示的。然而,IASC迫不及待JWG建议书的完成。为了完成一套核心的国际准则,使之能被国际证券组织委员会(IOSC)采纳并适用于跨国资本筹资租上市,IASC需要一个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的标准。1998年6月,IASC了E62《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并在1998年11月以IAS39出台。IAS39是作为临时准则的,而且是对DP(1997)和JWG(2000)建议的综合公允价值方法的一个妥协,在IAS39准则下,一些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成本计量,而其他的则以公允价计量。

IASB已经包含了列入金融工具会计研究议程的各个方面。特别地,这种混合的计量模式带来的困难和复杂性被关注。在短期内作为改进工程的一部分,IASB已经了IAS32《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和IAS39《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这些改进不涉及到准则中概念的实质性变动,但是收到一些来自准则实施的论文和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关于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报的IASC框架在1998年5月作为公开草案和1989年7月作为最终的准则。除SIC6外,该框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不变。尽管有关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始于1989年,并在同一年颁布了框架,但仍是不完全的。DP(1997)和JWG(2000)是以框架原则为基础的。然而,对于这些建议书的反对导致了IAS39的,这是一个临时的混合模式解决方法。发展一套与框架相符合的金融工具准则的滞后是由金融工具的复杂性、框架的不完备性、框架导向的财务报表编制解决办法的公认性缺乏所导致的。因此,下面有关金融工具的讨论会对框架所包含的七个公告中的大多数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二、概念框架对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要求

在IAS39下,金融工具的确认取代了CF确认标准。框架指出,一项资产(或一项负债)的确认要求未来利益的可能获得和计量的可靠性,然而IAS39仅仅要求:当且仅当实体成为工具的契约规定条款的一方时,它才在资产负债表上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一项金融负债。因此,对于金融工具来说未来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的确认不困难,而对公允价值计量就有一定的困难。对契约规定条件的关注意味着契约基础会计对传统交换有很大的偏离(Hughes,1987,Bradbury & Prangnell,2002)。例如,在考虑可转换条款的情况下,即给持有者在未来一定日期转换为权益的能力。这个交换观点可以依据转换的可能性将可转换工具分类为所有负债或所有权益。然而在契约前提下,那些本身就是金融工具的组成部分可能被分别加以确认和计量。因此,一个可转换的工具能够导致一项负债组成部分或一项期权(可换为权益)组成部分的确认。

有关公允价值是最恰当的衍生工具计量基础的主张受到准则制定者的大力支持。除衍生金融工具外,JWG(2000)扩延了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因为其认为公允价值对所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来说都是最合适的计量基础。公允价值是市场导向的概念,而不受持有资产或拥有资产处决权(FASB,1999)的特定实体影响。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的中心作用下,提出了三个对CF有启示的问题:(1)计量属性;(2)公允价值的含义;(3)交易成本。IAS39要求以历史成本作为最初确认,这是假定的公允价值,与框架中历史成本的定义一致。对于许多金融资产来说,IAS39也要求以公允价值再次计量。然而,以公允价值初始计量和以公允价值再次计量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因为他们要估计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再次计量的目标是以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另一方面,初始计量与给定对价的公允价值有关。一个获得者可能付出比愿意购买者和出售者估计的更多,因为这项资产有特殊的用途(如对给定价的公允价值可能已包含使用价值的元素),这个差异对于金融工具可能不是实质性的问题时,涉及的原则对非金融资产的获得可能意义重大。JWG(2000)认为公允价值是一个脱手价值,IAS39关于公允价值的本质不清楚。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公允价值应该是脱手价值。有些更倾向于其他的计量基础,如剥夺价值(Horton & Macve2000)或使用价值(Barth & Landsman,1995)。但问题在于框架没有包含公允价值、剥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讨论。进一步说,框架的第101段阐明了企业在编制它们的财务报表时大多数通常采用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在IAS39指导的范围内涉及所有的金融工具,很多将以公允价值报告现行可获 销售额和持有可转换票据,这样做可能不正确。

在框架有关计量的部分里需要阐明的另一个问题是交易成本。公开草案要求交易成本应包括在持有到期的投资的初始计量里,但不包括在规定要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初始和再次确认)里。因而,1998年公开草案作为IAS39公布,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处理已经完全改变了IAS39的发展。进一步说,在改进的IAS39中交易成本的处理不是一成不变的。IAS39要求在活跃的市场中买进和卖出的价格作为公允价值估计。然而,因为买卖差价是一项交易成本(Callahan etal,1997),买价和卖价的使用与以不扣除任何交易成本的公允价值的再次确认要求不一致。

三、金融工具会计对概念框架的影响

以上详细分析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基本要求,这只是金融工具会计对概念框架影响的抽象或表面部分,金融工具会计对概念框架的真实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权衡。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典型和特有的权衡关系已经是金融工具讨论的一大特征。框架第92段指出:“在利润表中,当与一项资产的增加或一项负债的减少有关的未来经济收益增加能可靠计量时,收益将在损益表中被确认。”事实上,这意味着收入与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同时加以确认。这是一个清晰的陈述:(1)可靠性是一项资产(或负债)计量问题而不是利润表问题,(2)公允价值损益应确认为收益。JWG(2000)建议书的许多批评者们认为:对于金融工具来说,公允价值不能以可靠性衡量。JWG(2000)建议书的支持者们也担心公允价值对不稳定收益的影响(Bradbury,2002;Hague,2002)。这些争论表明了对不稳性的影响和可靠性的定性特征之间的困惑(Bradbury,1999),这个问题也集中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之间的权衡关系。CF的定义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在计量了资产和负债后,权益(和相应的收益)是剩余的。然而,一些人认为金融工具会计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公允价值而是业绩计量(Macve,1999;Mum-ford,2000)。IAS 39最后达成一个实务上的妥协方案,它允许某些公允价值损益计人权益(如可用销售票据、现金流套期,以及外商投资主体中净投资的套期),这意味着I-ASB关于报告财务业绩项目是解决公允价值有关问题的前提。

2.金融工具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的转让(如抵押和可收回信用卡的证券化)是会计的一个复杂领域,因为一些转让并不是纯粹的销售。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转让者仍有兴趣或介入到转让的资产(如转让者提供担保或有权为资产提供服务或有购回资产选择权或为受让者提供返还资产给转让者的选择权)。该会计问题是转让者是否放弃控制以及必须终止确认该资产或已参加不影响资产确认的金融交易。对于IASB来说,在这个领域建立国际协调将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因为美国和英国达成的解决方法有很大不同。英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SB)已采用了风险与报酬对等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只有主体不再承担金融资产固有的风险和收益,它才终止确认该项金融资产。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FASB)的SFAS140《金融资产转让与服务和负债清除会计》采用了所谓的环境导向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不是以判断受让者是否承担了风险和报酬为基础的,而是以是否有一系列的表明控制已放弃的条件存在为基础。例如,如果受让者有权以该资产作担保和交换该资产,该资产不受转让者和破产或接管后债权人的控制,转让者无权或不负义务回购或赎回该项资产,则主体应要求终止确认该资产。JWG(2000)提议了一种组成部分法,即确认已经达到或获得的部分,而不再确认那些已经转让的。组成部分法不以整体(或整体的一部分)交易作为销售或借入分类。而是转让者将试图不确认那些已经分拆售卖的子公司和已经卖出的部分,而继续确认他感兴趣的那部分。IAS39中达成的妥协也是一种条件导向的方法,限制了继续涉及的部分终止确认。销售失败的责任被称之为虚构借款,因为他们不满足CF定义。金融工具终止确认在会计中出现的四种不同方法意味着CF无助于产生一种统一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控制的解释,或更确切来说,在于控制损失的解释,终止确认进一步阐明了比如风险与报酬对等和组成部分法等概念之 间的关系。

3.会计要素的定义。CF在处理混合证券市场中的创新和复杂性时的不足引起了相应的概念问题,并且在资产负债表归类的实务中导致了很大的差异。尽管有些是以负债报告,有些以权益报告,以及有些未加以分类(Frischmanet al,1999),但实务的差异扩展到了资产负债表归类和损益表的一致性。IAS32代表了框架中包含权益定义的重大改变,在CF定义下,权益被间接定义为资产和负债要素的剩余部分。然而,IAS32采用了一种直接的方法,即考虑是否拥有主体的剩余索取权,因而这种权益不再是一种剩余。进一步说,公开草案试图从持有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发行权益股本主体的角度来定义权益。这将导致如下情形:即使主体100%承诺通过发行自己的权益份额来承担支付义务,但主体仍需以负债报告财务的义务。

混合工具会计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是否采用单一的票据(全部为权益或全部为负债)方法或要素法。Ma&Lambert(1998)主张具有双重性质的混合工具以单一的金融工具报告。另外,IAS32要求工具的分类以实物评价为基础,且不考虑支付方式的可能结果。再者,还存在对实物交易的概念申诉。也许CF关于金融工具的潜在缺陷是:它总是忽略风险这一金融工具的主要特征。在持有股东收益的确认观点指导下,CF要素定义集中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资产被定义为预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CF内容几乎完全集中于预期价值而非预期价值的变化,对计量可能改变和结果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对于理解金融工具和财务报表是非常重要的。

金融资产概念篇5

[关键词]金融化；金融利润；剥夺性利润

自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化已经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金融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转变，表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性转型，凸显了现实资本积累与金融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金融利润整体上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已成为金融化的典型特征。日益增加的金融利润为金融化理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金融利润究竟如何产生，其社会经济内涵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金融化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然而对金融化以及金融利润具体产生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垄断资本学派最早对金融化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并且最早预见到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基本经济结构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日趋金融化，他们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转向”。乔万尼・阿瑞吉考察了金融化与霸权转移的关系，强调金融扩张发生在资本从生产和贸易转向金融投机，以及利润日益源自金融交易之际。格瑞塔・克里普纳在此基础上将金融化定义为“利润攫取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的积累模式”。上述对金融化的定义强调了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的划时代转变，但是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具体行为变化的分析，从而无法回答上述转变的内在机制以及金融利润的来源和本质。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泼林批评道，“阿瑞吉没有讲清楚M-M′这一循环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金融利润如果不是来自于生产和商品交换，那么金融利润究竟来自于何处。”泼林将金融利润的具体表现形式与价值流结合起来，提出金融利润存在如下三种来源。（1）金融利润来自于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再分配，从而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金融利润仅仅存在于得到收益的一方，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并不存在源自纯粹金融交易的利润的扩张。（2）作为纯粹金融交易过程的产物，资本家能够采取有利于其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方式，他们通过金融市场诡计从工人和社会中挤压出一个不断增大的利润份额。（3）如果金融交易能够使得资本家将其资金从盈利性低的领域转移到物质生产和交易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金融利润将会产生。泼林认为，“只有最后一种与阿瑞吉对利润的分析有关，但是这时M-M′这一纯粹金融循环成功的关键取决于M-C-M′这一资本循环……阿瑞吉对M-M′的分析只不过是一团乱麻。”阿瑞吉随后回应了泼林的批评，认为泼林关于金融利润的三种来源对应于金融扩张的不同阶段，但是他并没有回答金融利润的本质与来源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泼林对金融利润的来源做出了初步回答，问题在于，即使将金融利润区分为由对债务的所有权所导致的货币收益即利息，以及由持有股票所获取的货币收益即股息，但是决定利息和股息是金融利润的内在规定是什么，纯粹的贷款者与股票持有人之间的区别何在？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尚且与生产存在某种关联，但是由于金融利润也产生于金融资产价格变动，这类资本收益可以由资产和证券的持有人所获取，那么产生于同生产几乎完全无关的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利润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最早对金融利润做出系统性分析，他从利润接受者的社会职业和阶级特征的角度，强调金融利润具有由异质性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多重形式。一般而言，利息、股息以及资本利得等收益共同构成了金融利润，这类收益产生过程的金融特征规定了金融利润的本质和来源。拉帕维查斯的金融利润理论包括三部分：首先，拉帕维查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对利润的分析出发，分析了金融利润的两种来源渠道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剥夺性利润的概念，为以金融剥夺为核心的金融化理论奠定了基础；其次，他在比较虚拟资本、生息资本以及借贷资本的基础上，强调了借贷资本对分析金融利润的重要作用；最后，拉帕维查斯结合希法亭创业利润的概念，对金融利润的具体形式展开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其社会经济内涵。

一、金融利润的来源和本质：剩余价值与让渡利润

首先，拉帕维查斯强调马克思的利润理论建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大卫・李嘉图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利润是生产领域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通过最终产品的出售取得了其货币形式，并且被作为其产品所有者的资本家积累起来。总剩余价值在执行不同职能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割，其中地租归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所有，利润归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所有，由于货币资本家向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提供贷款，因此利润还需要进一步分割为利息和企业利润，其中利息归货币资本家。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利润理论也深受将利润形式与新价值结合起来分析的以詹姆斯・斯图亚特・穆勒爵士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根据穆勒的理论，商品价格包含“实际价值”和“让渡利润”，并且后者表现为产品超过实际价值的部分。在此基础上，穆勒进一步区分了绝对利润和让渡利润，他认为前者是“劳动、勤勉或技能增进的结果”，能够扩大社会总财富，不过他并不清楚绝对利润怎样由这种增进产生；后者表示“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从而“一方的赢利相当于另一方的亏损”。斯图亚特认为资本家的利润一般表现为“让渡利润”，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未能认识到资本家的利润已经包含了实际价值。尽管他未曾触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质和起源，但是让渡利润的概念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按照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进行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拉帕维查斯在“让渡利润”的基础上提出了“剥夺性利润”的概念。自二战后，让渡利润的概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几乎销声匿迹，罗纳德・米克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提及了这一概念。安瓦・谢克在考察转型问题时强调了这一概念对考察价值转移在决定总利润上的重要作用，并且明确提到了马克思与斯图亚特利润理论的联系。拉帕维查斯重新梳理了散落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卷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两种利润类型的论述。他认为，正是在“让渡利润”的基础上产生了与剩余价值剥削无关的，在流通领域进一步剥夺工人的“剥夺性利润”。在他看来，“金融利润可能产生于新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可能来自于通过金融系统对他人收入和货币存量的剥夺，并且这两个过程相互交织”。根据金融收益产生过程的金融特征，拉帕维查斯将金融利润区分为主要形式和次要形式。前者与流通中的借贷货币资本以及纯货币相关，涉及的资本主义当事人包括资本家，以及其他持有货币的个体；后者与将闲置货币转变为借贷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的职能相关。因此，金融利润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利息、股息以及资本利得这类归借贷货币资本或者闲置货币的所有人的部分。次要形式则表现为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所获得的佣金以及手续费。然而，无论哪种形式的金融利润，都与生产过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同。金融交易中的剥削相当于直接将源自工人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转移给贷款者，这意味着货币收入采取利息形式的再分配，反映了工人与资本家在金融交易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生产领域的剥削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定，反映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剥夺性利润则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并且是资本主义内在规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在表现。

最后，拉帕维查斯考察了剥夺性利润对于分析金融利润的重要作用，并且揭露了家庭部门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卷入金融化过程遭受剥削的实质，这是“金融剥夺”概念的内核，也是金融化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金融剥夺”建立在金融交易的基础上，反映了直接盗用属于他人的货币收入、借贷资本或者纯货币的一种剥夺性关系，它不同于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关系，并且有可能成为盗用剩余价值的中间步骤。金融剥夺的社会基础在于：（1）个人收入的非资本性。工人和家庭部门参与金融交易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使用价值，而金融机构和资本家的目的在于赚取利润，由于工人以及家庭部门同金融机构相比在信息、组织以及社会权力上的系统性差别，金融机构能够剥夺工人和家庭的货币收入。（2）金融市场上借贷货币资本交易行为所具有的特殊内涵。借贷资本交易涉及预付价值与未来价值，前者是让渡利润的表现，而后者以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为基础。因此，拉帕维查斯提出，“金融剥夺代表着蜕化为与生产剩余价值无关的利润攫取的古老形式……不过，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时代，与剩余价值无关的利润攫取不再表现为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活。”相反，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被卷入金融系统，以金融剥夺为核心的积累方式成为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典型特征。

二、虚拟资本、生息资本与借贷货币资本

拉帕维查斯认为，分析金融化以及金融利润最恰当的概念是借贷货币资本而非虚拟资本和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实则回避了金融利润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生息资本相对于借贷货币资本而言处于更高的抽象层次。

首先，虚拟资本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研究中被频繁提及的概念。拉帕维查斯认为，虚拟资本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资本家的金融操纵行为，但是它在分析金融活动时会带来过分的幻想”。拉帕维查斯强调虚拟资本是“相当于会计净现值的技术性概念，也就是理想的货币总额通过对依附于金融资产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而实现。这一货币总额与金融资产价格相关……因此，金融价格尤其是股票市场上的金融价格代表了虚拟资本”。他认为过分强调虚拟资本将存在如下两个问题。（1）膨胀的名义价值会导致误解，即金融化时期，金融部门不断增加的利润是虚拟的。这将会使得人们忽视金融利润的来源与本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2）会误解虚拟资本与生息资本（以及借贷货币资本）的内在关系。生息资本是马克思分析货币金融问题时的创造性概念，借贷货币资本是用于借贷并且通过利息产生收益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借贷货币资本的交易能够导致虚拟资本，但是借贷资本本身不是虚拟的，借贷资本是资本积累投资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并且以闲置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拉帕维查斯强调，“借贷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并且能够赋予持有人获取价值和产出的‘索取权’，金融化的根源在于借贷货币资本而非虚拟资本。”

其次，拉帕维查斯认为，“马克思对借贷资本的分析是以构建生息资本范畴这一更高的抽象层次作为研究起点”。生息资本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借贷的根本特征，从而将其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高利贷区别开来。生息资本如下三个典型特征赋予了其特定的经济内涵。（1）信用交易的生产性目的。马克思假定货币借贷的目的在于推动产业资本循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在于剩余价值的积累，因此，生息资本的这一特征源自其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利息是产业资本家将雇佣工人在生产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分割给作为生息资本所有者的一部分。（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生息资本产生的前提。由于闲置货币会不断从产业资本循环中暂时游离出来，这类闲置货币为生息资本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金融系统本质上是将闲置货币资本转变为可用于借贷的货币资本的一整套社会机制。（3）可交易性。生息资本类似于将货币作为商品出售，而利息则是商品的价格。货币的买卖采取了金融资产交易的方式，也就是偿付承诺或者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可交易性是信用关系的核心，交换行为随着金融系统的发展而发展，并导致金融利润的出现。

最后，借贷资本是用于借贷并且以利息作为报酬的货币资本的一种独立形式，是“生息资本在理论以及现实操作上的进一步展开”。借贷资本的概念最早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具体的金融现象时提出。借贷资本取决于金融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它与生息资本相比处于更低的抽象层次。正是在考察货币的贮藏功能的基础上，拉帕维查斯提出金融系统在形成借贷货币资本上具有积极作用，它收集了整个社会的闲散资金。因此，借贷资本的典型形式是表现为作为现金、金融机构存款以及证券的金融资产，借贷资本的特征取决于金融系统的功能。拉帕维查斯从如下三个维度考察了借贷资本与金融系统的关系。（1）金融系统的操作弱化了出于生产性目的进行借贷的重要性。在发达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贷出的货币主要是满足消费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活动。剩余价值分割为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应地导致了货币资本家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之间的质的区别。利息的获取似乎只与货币所有权有关，而无需考虑其贷出的目的，货币本身似乎能够生出更多的货币，这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借贷资本的创造奠定了基础。（2）金融系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推动闲置货币的积累。这部分通过收集产业资本循环以外的闲置货币以实现，部分通过金融机构积极创造债务以期获得未来收益以及闲置货币的进一步增长。通过这类举措，金融机构确实扩大了产业资本循环，从而间接地扩大了未来闲置货币的潜在来源并且弱化了生产性资本对剩余价值积累的直接依赖。（3）金融系统通过拓展金融交易的参与者进一步强化了生息资本所固有的可交易性。一方面，金融系统进一步发展了各种各样的信用交易工具；另一方面，金融系统对流动性的需求也推动了金融资产交易。金融系统本身日益成为流动资金的主要需求来源。金融资产交易不再是偶然现象，而成为借贷资本的主要特征。

三、金融利润的具体形式及其社会经济内涵

拉帕维查斯将金融利润定义为“以不同的复杂程度和多样性而产生的多种不同形式金融收益的复合体”。为了进一步考察通过金融资产交易所获得的金融利润的社会经济内涵，拉帕维查斯着重研究了商业信用、债券，以及包括股票、国债和消费者债务在内的各种金融资产，以确定金融利润的具体特征，考察金融化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

（一）来自于商业信用的金融利润

拉帕维查斯首先分析了作为金融资产交易初级形态的商业信用，这是现代信用关系的历史与逻辑起点，汇票是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假定资本家A以100英镑购买了资本家B的若干商品，资本家A发行了一张两个月期限、面值110英镑的汇票。一个月后，B将汇票以105英镑的价格卖给资本家c。一旦汇票到期，将存在如下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A实现了预期的剩余价值，这一剩余价值在汇票持有人之间以借贷资本为媒介进行分割。因此，汇票到期时，C从A处兑现110英镑，作为利息的10英镑在B和C之间平均分配。在这种情况下，B所获得的收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是A支付的利息的一部分，源自A所实现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就其表面来源而言，这来自于为了汇票交易而由C预付的借贷资本。拉帕维查斯认为，“正是债务工具的可交易性开启了价值在内部临时分配的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如果A无法实现预期的剩余价值，从而只能在汇票到期时支付p。，这是汇票最终持有人的借贷资本的再分配。拉帕维查斯提出这将存在如下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pa

（二）来自于货币贷放的金融利润

货币贷放是建立在商业信用之上并逐渐发展出其独立运行轨迹的金融现象，它也是以利息的方式获取金融利润的一种主要形式。拉帕维查斯认为，这类金融利润存在两种可能：（1）利息从根本上源自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家之间的再分配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存在剥夺性利润的可能性；（2）利息源自资本家和工人（甚至第三阶级）之间的借贷活动，这是剥夺性利润的典型产物。

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假定产业资本家所需要的生产资本为K，平均利润率为r，可以得到总利润π，则，

π=rK （1）

假定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资本全部是借来的，从而总利润π需要在借入者和贷出者之间进行分配，前者获得企业利润E，后者获得利息I。由此可以得到：

π=E+I （2）

利息和企业利润的反向关系是表示借入者与贷出者关系最简单的方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利率i倾向于低于利润率r，在假定整个生产资本都是借入的情形下，这显然是正确的。由于，i=I/K，r=π/K，因此i

K=B+S （3）

由于项目以B/S这一杠杆率运营，并且杠杆水平成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变量，而不完全是外生的。尽管决定杠杆水平和企业准备调动的实际资源的具体数量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前者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金融维度相关，后者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但是杠杆水平会影响职能资本家的利润率。现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引入杠杆水平，由于π=rK，π=E+I，i=I/B，企业利润率e=E/S=（π-I）/S，因此可以得到企业利润率与杠杆率的如下关系：

e=（r-i）B/S+r （4）

根据上述公式，拉帕维查斯指出：（1）只要利润率大于利息率，企业利润率会随着杠杆率的增加而增加；（2）杠杆水平将使得企业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这对利息和企业利润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利息和企业利润的对立关系仍然存在，对于一定量的利润，利息越高，企业利润越少，并且会因此降低企业利润率。其次，由于杠杆水平能够促进企业利润率的增加，二者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缓冲。因此，拉帕维查斯提出，“借入者一方面反对贷出者，因为利息降低了企业利润，但是另一方面，借入者也依赖于贷出者，因为贷出者有助于企业利润增加。”因此，在拉帕维查斯看来，不应将借入者和贷出者视为资本家内部对立的两极，而应将其视为经济当事人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关系的发展。同样的，拉帕维查斯认为一旦纳入杠杆水平这一变量，非金融利润和金融利润的区分不是表现为简单的对立，并且也不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寄生性资本家之间分裂的表现。相反，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赢利能力与借贷资本密切相关。因此，他提出，“金融利润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关系。”

（三）来自于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利润

源自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利润是最复杂的一种形式，这类金融利润通常被视为投机的产物。在拉帕维查斯看来，股票价格是为了“从某一项目中获取未来剩余价值流的一个不确定值而预付的货币总额，其根本特征在于未来预期股息的贴现”。贴现的根本逻辑在于剩余价值量的分割所导致的质的飞跃，从而产生货币似乎能够自行产崽的虚幻假象。股票价格的虚拟性表现在，对其所有者而言，股票代表的不是既存价值，而是未来股息的货币等价物，股票价格将随未来股息的贴现率而不断波动。建立在股份基础上的虚拟资本与资本市场上交易所实现的真实资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股息，股票的买方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股份，从而为金融利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希法亭正是从对股票的分析出发，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创业利润的概念，用以分析金融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金融利润，这也成为拉帕维查斯构建金融利润一般性分析框架的着手点。

拉帕维查斯根据上文所假定的企业模型，进一步假定该企业的自营资本为s，完全由资本市场上所出售的股票构成，企业利润则表现为股息D，从而由股票所构成的企业自营资本s将会通过贴现与股息D发生关系。股息贴现率d由货币市场所决定的利息率i和风险溢价所决定。由于股东和贷出者预付货币资本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其收益率不同，贴现率的下限为利息率，上限为平均利润率，即i≤d≤r。假定企业可以永久存在，股票价格为S=D/d。假定风险溢价为零，且贴现率等于利息率，即d=i，股票价格S=D/i。假定企业杠杆率为零，因此K=D/r。由于i≤r，因此，S≥K。希法亭的创业利润表现为S与K之差，也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企业，需要K量资本以期在未来获得利润，股票发行的结果是出现了大于K的虚拟资本S，这一资本反映了股东预期的贴现率。一旦股票被完全认购，S与K的差额就会产生，根据希法亭的理论，将有一部分归创业者所有，一部分归推动股票发行的中间商。拉帕维查斯认为希法亭创业利润的概念“是源自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利润的一种初级形式”。不过，他认为上述概念无法为在资本市场上继续交易的股票所产生的金融利润提供解释。

根据拉帕维查斯，假定股票价格持续上涨，并且在首次公开募股后，又发生了两次交易。即企业在t0时刻，拥有实际资本K，并以总价格S0出售所有股票进行融资。这些股票在t1时刻以S1的总价格进行交易，并在t2时刻以S2的总价格进行交易。同时假定股票是在常规条件下交易，因此，S0

φπ0=S0-K φπ1=S1-S0 φπ2=S2-S1

因此，在金融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总金融利润可以表示为：

φπ=S2-K （5）

拉帕维查斯指出，“总金融利润是最后一个买者所付出的货币资本减去项目投资成本”。由于，S2=D/d2，K=D/r，因此，总金融利润可以表示如下：

φπ=D/d2- D/r=[（r-d2）/rd2]D （6）

拉帕维查斯表示，上述分析的基本特征也适用于其他金融资产。与股票的价格类似，债券价格是对未来利息价值进行贴现的虚拟资本，贴现率为利息率加上风险溢价。拉帕维查斯指出，源自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利润存在三个典型特征。（1）金融利润从直观上看源自最后一个买者所预付的借贷资本或者闲置货币扣除实际投资的部分。每一个中间卖家都从下一个买家那里攫取金融利润，这一链条的继续发展以最后一个买家为所有交易融资的基础，并因此带来了金融利润，希法亭创业利润的概念是上述金融利润的特例。（2）金融利润从根本上来自于现存剩余价值和待实现的剩余价值。最后买家以比之前买家更大的成本拥有了对企业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他所预付的借贷资本充当的是未来利润的预付定金，并且其中一部分以货币收益的形式在中间买家之间进行分割。（3）金融利润本身并没有带来由剩余价值在形式上的分割所导致的资本家之间的根本对立，希法亭将创业利润与未来剩余价值结合起来分析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创业利润归创业者所有的观点值得商榷。股票交易活动是参与人试图获得未来剩余价值而预付借贷资本，收回预付借贷资本的风险通过股票交易生命周期而转移给下一位直到最后一位买家。在这一交易过程中，所有参与人都拥有对整个剩余价值的索取权，而非仅仅归创业者所有。

四、结语

拉帕维查斯在吸收马克思两种利润理论，并且比较虚拟资本与生息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将借贷资本作为研究金融利润的理论内核，并且吸收了希法亭创业利润的概念，揭露了金融利润从根本上源自剩余价值，同时也来自于对工人和其他阶层货币收入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剥夺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金融利润这一剥夺性特征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首先，拉帕维查斯提出，金融剥夺意味着与生产剩余价值无关的利润攫取的古老形式所具有的剥夺性特征的复活，这一复活建立在以剥夺性积累为根本特征的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所规定的劳动对资本的实质隶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生息资本和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高利贷资本进行了对比。他明确提出，“生息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拉帕维查斯秉持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强调了剥夺性利润建立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定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基础上，并且探讨了金融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其最高和最后形式上所具有的动力作用，剖析了这一典型的资本积累方式所彰显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矛盾加剧的具体过程。

其次，源自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利润通常被视为投机的产物。希法亭最早对此展开系统研究，他将投机视为交易所所特有的活动，并提出“利息凭证的买卖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一种私有财产分配的纯粹转移，对利润的生产或实现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投机的输赢仅仅产生于当时对利息证书估价的差别。它们不是利润，不是剩余价值的份额，而仅仅产生于由企业落入股票占有者手中的剩余价值份额的估价的波动中……这是纯粹的差额利润……投机家仅仅是互相争利。一人所失就是他人所得”。凯恩斯也将其与资本市场的投机相联系，提出“当美国人购买股票时，他并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得到股票的未来收益，而是寄托在企业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正是在此基础上，凯恩斯认为“如果投机者像在企业的洪流中漂浮着的泡沫一样，他未必会造成祸害。但是，当企业成为投机的漩涡中的泡沫时，形势就是严重的。当一国资本的积累变为场中的副产品时，积累工作多半是干不好的。”奥斯古・奥哈格齐将投机性利润作为泼林的金融利润理论的三个来源之一。兰德尔・雷认为货币经理从事的是高风险资产交易以期获得更高收益的活动。拉帕维查斯认为，投机是很难精确界定的概念，无法为分析源自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利润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出发点，反倒是回避掉金融利润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成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性质源自资本积累的深层次关系，而这需要通过对金融利润的详细考察予以确认，从而揭露其剥夺性积累的具体作用机制。

金融资产概念篇6

关 键 词：不确定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6－0008－05

在高度货币化的当代社会， 几乎所有的社会交易与资源配置都离不开金融活动。但是，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不确定性、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都可能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并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引发的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 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进而引起人们对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及其关系的高度关注。可以认为，对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辨析， 识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金融风险的理论研究， 而且还有利于指导金融危机管理的具体实践。

一、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概念与内涵

20世纪初，随着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加快，金融危机的爆发越来越频繁，其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2008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接踵而来。根据Laeven和Valencia（2008）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及统计数据显示，在1970~2006年间，全球共发生了124次银行业危机、208次货币危机和63次债务危机 [1] 。金融危机不仅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 而且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由于金融危机爆发是金融风险的聚集、放大与扩散，而金融风险又源于金融市场中的不确定性， 因此有必要首先对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辨析。

（一）不确定性

经济学中对不确定性概念的界定， 通常与风险的概念相提并论。但是对于两者的具体内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不确定性即风险。菲利普・乔瑞（2010）指出，风险是资产价值、股票价格和盈利情况出现非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从广义上可分为商业风险和金融风险 [2] 。汪浩瀚和徐文明（2005）指出，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不确定性被定义为风险并可以度量， 从而处理不确定性因素被转化成为局部的风险规避 [3] 。曾康霖（2008）认为，从心理角度来看，风险是人们期望值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在市场竞争中才会发生 [4] 。基于此，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内涵几乎是相同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 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奈特（1921）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概念做了区分。他认为，不确定性不可以被度量，表现为非概率型随机事件的发生，人们不能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对没有发生过的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和定量分析。 风险则表现为概率型随机事件的发生，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区分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准则是：不确定性不可以被保险，而风险可以被保险 [5] 。Preffer（1956）指出，风险是客观的，可以通过统计方法度量，而不确定性是主观的，只能通过心理偏好来测度， 心理偏好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概率 [6] 。Kaplan and Garrick（1981）进一步指出，风险可表示为不确定性和某种损失的和，它不止是概率或单个数值， 而是一个三维数组集合（Si，Li，Xi），其中Si是事件发生时的情景，Li是事件发生的概率，Xi是事件发生后的结果，这个三维数组集合试图回答的问题是：（1）将会发生什么事件？（2）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3）如果事件真的发生，则会产生什么结果？ [7] Tversky and Fox（1995）认为，风险指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已知的， 而不确定性指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未知的，在决策理论中，人们对风险的敏感度要高于对不确定性的敏感度 [8] 。Rodger and Petch（1999） 从项目决策的角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指出不确定性是项目运作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而风险则是指项目运作产生损失或收益的概率， 在项目决策之前，人们会更加关注于对风险的评估，而很少关注项目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9] 。

本文所要讨论的不确定性， 特指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在金融交易活动中，无论是交易主体的决策结果， 还是金融产品的价格水平和市场环境的完善程度等， 都无法被预知或事先确定，从而在价格、交易量或市场环境等因素变动的情况下， 交易活动将会产生资产收益或资产损失的可能性。 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非“完全有效”。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源于自身有限的认知能力，他们事先不能准确知道自己投融资决策的结果以及产生各种结果的概率。市场的非“完全有效”是指在信息不对称、 交易成本高昂和交易主体心理变化无常等因素的作用下， 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不能完全地发挥优化作用，而且经常失灵，市场处处隐藏着难以预测和度量的不确定性。

（二）金融风险

Crockett（1997）将金融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非正常波动， 或大量金融机构背负巨额债务，或其资产负债结构的恶化，使得金融体系极为脆弱，并可能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威胁 [10] 。维基百科中指出，金融风险是“任何有可能导致企业或机构财务损失的风险” ①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虽没有明确给出金融风险的概念，但指出风险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没有它，每个时期金融市场的活动就是单纯的票据交换， 通讯业就不复存在，投资银行的职能将退化为简单的记账 ② 。

李宝庆（1997）认为，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决策失误、经营不善、违规扩张、债务人违约以及其他原因，使得资金、财产和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11] 。魏加宁（1998）指出，金融风险就是经济主体在从事资金融通过程中遭受资产损失或收入减少的可能性 [12] 。周新辉（1999）认为，金融风险是市场参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也就是市场参与主体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出现偏差的概率 [13] 。陈观添（2000）认为，金融风险是因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导致的金融领域一系列矛盾显露、激化，进而对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造成破坏的可能性 [14] 。姜旭朝和胡斌（2000）将金融风险纳入整个经济活动中进行分析， 认为金融风险是金融资产损失的可能性， 以及由此引起实体经济混乱的可能性 [15] 。裴平等（2006）指出，金融风险是在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因金融交易的期限性、逐利性、投机性，以及金融交易与实物交易严重脱离等而引发较大损失的可能性 [16] 。韩龙和许明朝（2010）认为，金融风险通常指因某一事件爆发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通过风险模型可以量化这种可能性和损失程度 [17] 。

笔者认为， 金融风险是指在货币经营和信用交易等金融活动中，由于受到市场环境、交易主体行为等随机因素的影响， 使得投资者或金融机构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 并且造成资产损失的概率。金融风险是可以控制但不能避免的客观现象，与预期目标的偏离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充分条件， 损失发生和损失大小的概率是评价金融风险的核心变量。根据金融风险产生原因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根据金融风险涉及行为主体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个人金融风险、企业金融风险和政府金融风险；根据金融风险涉及范围和可分散性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非系统性金融风险。

笔者还认为， 金融风险具有这样几个特征：（1）客观性。金融风险伴随着金融活动的全过程，只要金融市场上存在交易活动， 金融风险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扩散性。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 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环节出现问题会迅速扩散到其他金融机构或金融环节，进而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并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打击。（3）隐蔽性。金融风险往往因金融机构的信用再造功能而被掩盖， 这使得金融风险能够潜伏于金融体系内，并且不断聚集与放大。（4）可控性。交易主体和监管机构可以对金融风险采取事前预测、事中防范和事后化解等措施， 并在量化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转移和分散金融风险。同时，通过不断完善金融制度和监管手段， 也可将金融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三）金融危机

Mishkin（1991）认为，金融危机是一种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变得太严重， 以至于金融市场不能够有效地将资源导向那些拥有最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进而引起金融市场的崩溃 [18] 。Sachs（1996）指出，扰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包括三种形式：财政危机、汇率危机和银行业危机，现实中的金融危机通常是这三种形式的混合体 [19]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将金融危机界定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期和超周期的恶化” ① 。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挤兑套现，货币贬值，从而对社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8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金融危机归纳为四种类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 ② 。Bordo等（2001）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和金融机构破产而造成的金融市场波动， 并伴随着政府为抑制金融市场波动进行行政干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0] 。

郑振龙（1998）将金融危机定义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总和， 其中银行危机是指重要金融机构发生挤兑、破产或被政府接管的情形；货币危机是指由于货币受到猛烈冲击而导致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 [21] 。吴念鲁（1999）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 认为金融危机是一国的金融领域出现混乱动荡， 从而对银行信用体系、 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22] 。石俊志（2001）将金融危机定义为突发的、 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 他指出，金融领域的“平和”建立在货币供求、资金借贷、资本市场和国际收支四大均衡的基础之上， 当四大均衡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直接表现为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和人们因信心丧失而造成的金融领域严重动荡等 [23] 。张吉光（2001）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困难乃至崩溃，表现为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 各种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并大量破产，进而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24] 。李东荣（2003）指出，金融危机是由于信用基础的破坏而导致整个金融制度出现动荡和混乱的现象， 它可以伴随经济危机发生，也可以单独发生后再诱发经济危机的爆发 [25] 。

笔者认为， 金融危机的概念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危机是指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大部分金融指标非正常地急剧恶化，如银行严重挤兑、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以及金融机构大量倒闭，从而对该国经济基本面及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广义的金融危机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源于一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 从而引起危机发生国和危机传染国同时出现金融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并导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现象。

还值得指出的是，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金融危机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金融危机的起因，可分为周期性金融危机、非周期性金融危机、自发性金融危机和传导性金融危机。按照金融危机发生的特点，可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和综合性金融危机。按照金融危机影响的时间长短，可分为短期金融危机、中期金融危机和长期金融危机。按照金融危机影响的地域范围， 可分为国家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不论是哪种类型的金融危机，它们都具有强破坏性和高传染性。 强破坏性体现为金融危机将会造成资产的巨大损失， 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高传染性体现为金融危机能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造成全球经济的迅速衰退。

二、不确定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一）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

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内涵存在三方面的差异：（1）从属性来看，不确定性是中性的，既可能产生资产收益，也可能产生资产损失；金融风险是非中性的，只能带来资产损失。（2）从可认知性来看， 不确定性不能通过统计方法进行量化，且不能被人们完全认知和规避；金融风险是可以被测度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识别和规避。（3）从交易主体的敏感度来看，由于不确定性可以为交易主体提供获利机会， 而金融风险只会造成交易主体的损失，因此交易主体对金融风险的敏感度较高，且会努力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

但是，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并非毫无关系。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都具有客观性， 时刻存在于金融活动中。在不能知道未来结果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会带来资产收益或资产损失， 而金融风险是不确定性的负向累积，即资产损失的增加。不确定性蕴含于资产价格波动或资产交易收益波动之中， 表现为资产的实际价格水平或交易收益水平围绕其均衡价格或均衡收益上下变动。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存在于变化之中，不确定性是产生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而金融风险只是不确定性产生的结果之一。

（二）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金融风险不等同于金融危机。只要有金融活动，就有金融风险，但存在金融风险并不一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风险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前提，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风险的充分暴露，并产生重大损失的结果。金融风险是否转化为金融危机取决于风险的承受力、风险的扩散性、风险的消除能力，以及社会机构的信用等因素。 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具有明显的差异。金融风险带来的是可能的损失，但可采用资产组合、套期保值等措施进行对冲，进而降低发生损失的概率及造成损失的程度 ① 。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则是现实的巨大损失，很难分散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只能采取危机应急措施控制其进一步恶化， 并且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完善减轻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持续性影响。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金融风险是潜在和隐蔽的，当其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受某些因素诱发，就会引起社会的资金与信用链条断裂，公众的心理预期恶化，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之间很大程度上存在因果关系， 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聚集并放大的结果，也是金融风险的充分暴露和“极限效应”。

（三）从不确定性到金融危机

不确定性、 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具有逻辑递进关系，其演进过程如图1所示。

图1表明，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之间呈逻辑递进关系， 即不确定性的负向累积产生了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的聚集与扩散导致金融危机。例如，政策失误、认知偏差和市场环境恶化等都可能触发和加快不确定性转化为金融风险的进程； 金融风险出现后，如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聚集与扩散，并通过贸易、 金融和心理传染等渠道迅速向实体经济蔓延，最终演进为金融危机。

三、对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

对不确定性、 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辨析， 并且探讨三者之间的异同与逻辑递进关系， 能够从理论与实践上为我国防范金融危机提供有益的启示。

1． 从源头上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源于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又源于市场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有效。 为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并从源头上防范金融危机，要通过职业教育、机构培训和社会宣传等形式，提高市场参与主体的认知能力、决策能力和操作能力，使其理性地对待不确定性造成的资产收益或资产损失，避免“羊群效应”和“心理放大效应”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还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市场运作机制，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稳健、高效地运行。

2． 在演进过程中控制金融风险的聚集与扩散。金融风险不可避免， 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因此， 要在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中控制金融风险的传导，降低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例如，要加强金融监管， 打击金融犯罪， 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建立金融风险预警和减震系统等，尽可能地分散和规避金融风险。

3．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一旦金融危机爆发， 政府要及时采取有针对性且见效快的应急管理措施， 以防止金融危机蔓延和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各国迅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对金融机构和重要企业实行救助，调整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政策， 刺激居民消费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启动G20国际协商与合作机制等， 这些应急管理措施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并为今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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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石俊志． 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金融资产概念篇7

关键词：资产概念；回顾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1

前言

普遍来说，资产概念理解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变动关系，对于这一性质有关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出了阐述。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都处于比较高的发展水平，然而，企业资产管理却不那么乐观，这就成为了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由此可见，资产概念和企业发展之间关系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对于改善企业状况，协调企业资金管理与企业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关系，从而将国民经济水平提高等方面来说都将是非常具有实际的意义。作为企业生存之本，资产的管理在某些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企业乃至国家在某一时间段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基本生存状态，成为了企业改善发展现状的基本途径和基本前提，而对于企业来说，资产概念的理解程度就成为了影响企业进步最为深远和直接的因素，对资产概念进行回顾和思考也变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资产概念的回顾

（一）当前主流的资产概念及其面临的挑战

资产的概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也因此，人们经常会对其实质产生模糊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例如：将资产等同于未被消耗的成本，将资产等同于房子、车等物件，将资产等同于资金的使用等方面，现今的人们大概将资产分成了两个主流概念，一种是经济资源观，一种是未来经济利益观[1]。但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前提下，这两种概念的适用性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主要归纳了三个以下方面的挑战：

1.金融方面的挑战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进步，企业资产逐渐的对衍生金融工具开始有了涵盖，普遍的说，衍生金融工具指的是其价值派生与原生市场（也叫现货市场）工具的金融合约，其包含着相当繁多的经济体交易种类，例如互换交易、期货交易以及期权交易和远期交易等，这些交易都建立在实物交易的基础上，但并不涉及真正的实物交易，只是一种合约形态存在的金融工具而已，也可以认为其是在交易过程中一种权利的象征，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产的经济资源观并无法将其归入其中[2]。

2.时代的挑战

由于现今的社会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员工逐渐成为了决定企业价值的主要因素，在企业未来的持续发展中都要依靠员工的工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一旦根据经济资源观来看，人力资源必然可以算作企业的资产，但由于企业内部人员个人的本领和工作能力的不同，令企业和机构不能将其功用做到全面的控制和拥有，只能保证在某一时间段对员工的劳动能力进行权力控制，因为能够给企业带来最大利益的是员工的部分本领和能力，所以通过经济资源观来将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资产也是不合乎常理的[3]。

3.未来经济的挑战

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的将全球经济体系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未来的经济体系中，未来经济利益观不能揭示资产的本质，因为未来经济利益只是资产发挥作用后产生的结果，并不能代表资产的本质，若用资产的作用或者作用结果来诠释资产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

二、资产概念的思考

我国曾经出台关于资产的新定义政策可谓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妥之处。第一方面就是资产的法律特征方面的问题。资源作为特定的资产，与特定的主体存在着一定的权利关系，这也是资产概念中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对资产概念的传统定义可以看出，其定义均为对资产的控制或拥有。而本文的观点认为，若是将资产理解为促进企业效益的根源的话，则完全是对资源的“控制”。“控制”和“拥有”之间看似有着重复定义的嫌疑，实则企业的资产和是否拥有该资产所有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4]。另一方面来说，企业的资产不是来源于所有者就是来源于债权人，而企业并不存在拥有所有者和债权人的资产所有权，国际会计准则中有着与此观点相一致的资产定义，但是资产的概念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时刻变化的，所以这一准则也存在着相当的遗漏。

由于时代的改变导致了在不同时代对资产的理解概念都不尽相同，每个时代都根据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约束以及人们认识的出发点差异，形成了对资产的不同定义。但总的来说，人们对于资产概念的认知上面内容逐渐变得越来越科学，也在某些程度上将资产的界定范畴确定下来，虽然关于资产的概念现今还存在一些不一致的意见，但普遍都强调了“经济利益的流入”这一资产的本质特征。对于资产概念的思考不能急于一时，它是过去加上现在以及未来资产理解的归纳，将会在不断地总结过程中逐渐的被完善。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资产概念的回顾和思考，显示出资产概念清晰化是企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树立正确的资产概念，企业发展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一定的资产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体所带来的作用都会相应的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完全取决于资产概念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不同。由于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加速和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对于资产概念的理解也只能说是存在于表层意义上，但是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却对资产概念的诠释就显得更为详细和广泛。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关于财务会计几个基本概念的思考―兼论商誉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预计量[J].财会通讯，2011（1）：45-47.

[2]谢宏.资产概念与会计基本等式浅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21-24.

金融资产概念篇8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弱势地位；专业投资者

“金融消费者”是购买金融商品和接受金融服务的统称或泛称。在我国，长期以来因为金融立法的分业规定使人们习惯性的依金融业不同的领域来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体冠之以不同的称谓，如“客户”、“存款人”、“贷款人”、“投资人”等，而不是统称为“金融消费者”。但是随着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机构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类型多样的综合类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使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可以跨越各金融领域的划分来进行金融消费，其存款人、保险相对人或投资者的身份也因此不再泾渭分明，其身份也由投资者、客户、投保人等而变成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

一、金融消费者的内涵

在我国金融消费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概念，在立法上并未出现金融消费者这一称谓，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金融消费者”从逻辑上来看应该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专业化，所以要解读和分析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就需要从“消费者”的概念开始探讨，通过分析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的基本属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历史背景和制度价值来探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相关命题。

（一）金融消费者具有“消费者”的根本属性即交易中的弱势地位

通过考察消费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消费者保护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因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地位的实质不平等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各国和地区才纷纷确立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法律上特殊的“消费者”地位，并给予其特别的法律保护。而个人在参与金融消费活动过程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也正是确立其在法律上“金融消费者”地位的根本原因。并且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中所体现的弱势性与传统消费相比显得更加突出和特殊，更需要国家予以特殊的保护。

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业都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并非是任何市场主体都能参与自由竞争的领域。并且各国的金融提供者，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现代社会对金融业的依赖度以及金融提供者和金融消费者之间力量的巨大悬殊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消费领域。金融机构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其极有可能利用优势地位损害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使金融消费者成为只能听凭经营者摆布和压榨的弱者。

其次，在传统消费情境下，消费者固然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处于弱势地位，但消费者对于所购买的商品与服务基本是可以直观的了解到的，其质量问题除特别专业化之外，是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因此，传统消费不存在消费者对自己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无法判断的问题。而金融消费者所购买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则更多的体现为信息的汇集与传递，尤其在权利证券化，证券无纸化的今天，大量的不对称的信息的存在，使交易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地位分外明显。因此，金融消费和传统消费的一个非常重大差异就体现在金融消费对专业信息极高的依赖度方面。

金融消费对专业信息高度依赖及其所带来的金融消费者困境，归纳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P38）。其一，消费标的具有无形性。在传统的商品交易中，消费者对于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可以感知的，并可以通过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予以认知，信息的传递比较直观和明确。然而金融商品具有无形性，金融消费者往往会因为自己所购买的金融商品存在金融欺诈等行为而遭受巨额的财产损失。其二，消费内容的不易识别性。各种金融商品无论是证券、理财产品还是保险产品，其共同的本质是各种信息的组合。而且，这种信息是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都对消费者予以显示，金融消费者也无力准确的理解和辨识其所购买的金融商品的内容。相较于普通的商品交易，金融活动中消费者的辨识能力更低。其三，格式合同在金融消费中的广泛应用。金融消费中大量使用格式合同，这些格式合同不仅内容庞杂深奥，而且许多条款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而金融机构也往往利用其信息和经济的优势地位任意加大金融消费者的义务而免除其责任，使得金融消费者在遭受巨大损失时，难以追究其责任。其四，销售方式的劝诱性。在金融活动中，许多金融商品都采用劝诱式的销售策略，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往往刻意回避某款金融商品所隐含的巨大风险，而夸大其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其五，对价获取的高风险性。与一般消费不同，金融消费是一种对风险和预期收益的预测，往往具有非常大的风险性，在一些情况下不仅会血本无归，可能还需要向金融机构进行赔偿。如使一些巨富们一夜之间由富翁变为“负翁”的被戏称为“I Kill You Later”的Accumulator衍生产品，正是金融商品高风险性的最好例证。上述诸种因素使得在传统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金融消费中变得更为突出，市场交易的风险增加，处于信息弱势一方的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风险也大大增加。

(二)金融消费仍属于生活消费的范畴

根据消费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可以将消费区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类。通常人们所说的消费者保护问题指的是生活消费，即为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所必需的基本消费，比如衣食住行等的消费。

其实金融需求就像衣食住行一样，是个人生活消费需求的一部分。金融消费应当是在人们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者为满足自己的金融消费需求，广泛地接受金融服务者所提供的各式金融服务，如购买股票、基金、外汇、债券、金融保险等各种金融产品。随着金融服务介入现代生活消费的程度日益加深，金融消费已经成为消费者生活消费行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逐步升级，人们就狭义生活消费的支出越来越少，而金融、旅游等新兴领域逐步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将“生活消费”限定为狭义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将导致对生活消费范围的不当缩小，也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坚持“生活消费”的开放性、发展性，从广义上来理解“生活消费”的内涵，方能使消费者保护的范围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拓展[2](P23)。

实际上，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国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都提出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问题。英国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更是首次采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使金融消费者作为法律概念得到确认。而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是指为满足基本金融需要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3](P226)。

二、金融消费者的外延

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外延即金融市场上哪些主体属于金融消费者，它涉及到金融消费者制度保护的范围。根据以上的定义，金融消费者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包括参与金融活动的机构，其原因主要在于，消费者保护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在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价值目标在于实现实质正义。

首先个人所参与的中低风险投资行为应属于金融消费的范畴。因为在现代社会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程度越来越高，即使是中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也是具有复杂专业知识背景的金融专家所设计的特殊商品，绝非普通百姓凭生活常识所能把握。个人投资者在进行金融消费时，不仅天然的信息劣势使其对自己的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情况难以把握，而且贪婪、侥幸等人性弱点在金融投资领域也表现得往往更为突出[4](P56)。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和无法克服及其弱势地位所导致的利益失衡符合消费者特殊保护的基理。所以，相比于专业、实力强大且相对垄断的金融机构来说，个人投资者的弱势地位是非常明显的，确立个人中小投资者的金融消费者地位实属必要且合理。

其次，与金融消费者的外延相关的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区分金融消费者和专业投资者的界限，因为各国的理论和实践普遍认为专业投资者不属于金融消费者[5]。

在证券业，专业投资者通常指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投资经验或者拥有高额财富，具备自我保护能力而无需证券法专门保护的投资者。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专业投资者制度，而是正在构建类似的证券市场合格投资者制度。而在香港，2002年3月13日获得通过的《证券及期货条例》使得香港的专业投资者制度在证券基本法的层面上得以确立[6](P117)。通过对香港地区专业投资者制度的考察，将有利于进一步分析金融消费者和专业投资者的界限问题。根据香港的法律，专业投资者区分为固定的专业投资者和订明的专业投资者。前者主要是提供金融服务或者从事投资活动的市场专业机构，根据法律的列举而直接确定。后者通常是高资产净值投资者，主要以资产净值来做定性判断，同时需要经过金融中介的评估，履行一定程序后予以确定。固定专业投资者的专业投资者身份毋庸置疑，然而对于订明的专业投资者尤其是其中的个人投资者，其专业投资者身份的认定却不无疑问。雷曼迷你债券和打折股票案的爆发，则进一步对专业投资者制度中的一些规则提出了挑战[7]。

在订明的专业投资者制度中，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专业投资者）规则》第3条将下列主体订明为专业投资者：1、获受托管理不少于400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的资产的信托法团；2、拥有投资组合总值不少于80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的个人；3、拥有不少于80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的投资组合或拥有不少于400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的资产的法团或合伙；4、唯一业务是持有投资及由个人专业投资者全资拥有的法团。上述专业投资者通常是高资产净值投资者，立法对他们主要采用了资产总值的评判标准。此外，立法要求金融中介在判断主体是否具备自我保护能力而成为专业投资者时，除了要考虑资产总值的因素，还要考虑相关主体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投资经验等因素来综合判断。但是在实践中，对于资产总值的检测规定于基本法，具有法律效力，而对于专业技能、投资经验等的考量确规定于没有法律效力的《操守准侧》，这就使得金融中介在实践中常常以资产数量来取代知识和经验，滥用评估权，祸害富有而“无知”的投资者[8](P126)。

而对于资产总值的判断准则，本文认为其简明易见，容易操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在经常的情况下是高额财富并不能代表其对证券市场及其高风险投资具有良好的认知和判断或者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资足以分析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并做出有根据的决策。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往往比不上未必拥有财富，却富有知识和经验的老练的投资者。在判断专业投资者方面，资产净值与专业知识、技能和投资经验相比，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具有影响力和决定性。法律立足于专业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而酌减保护水平，我们在强调投资者资产能力之必要性时，其实更应该强调的是他们进行投资分析和决策的能力。

雷曼迷你债券和打折股票案等案件表明，在投资领域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领域，复杂的衍生产品就算是一般实体企业或机构投资者也根本不知道这类产品应如何估值，不知道如何计算与控制风险，更何况是绝大多数作为普通投资者的个人。而作为交易对手的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则拥有大量专业人才，对于衍生品的数学模型有着多年的研究，充分掌握估值与风险对冲技术。有学者比较精辟地将其概括为，从定价的角度考虑，与国际银行做复杂衍生品交易，就好像普通人与乔丹一对一进行篮球比赛[9](P127)。同时，金融衍生品创新快，结构复杂，且多在场外进行，非标准化且极不透明，远超现有监管体制可容纳的框架，对金融商品销售者的规范性操作的要求没有场内交易那么严格，这就更增加了投资陷阱存在的可能性。

我国内地的证券市场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市场的监管和自律环境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为了更好的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的良好发展，本文认为在认定个人为专业投资者时，不应只是考虑其资产总值、投资组合等因素，还应综合其他因素予以判定。

三、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制度意义

在金融消费中，金融相对人面对复杂的金融产品时的理解力以及风险判断能力普遍非常低，对于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选择呈现出一种盲目的趋势，导致了金融相对人权益保护问题的突出。因此将金融领域内的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是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金融资产概念篇9

【关键词】 公允价值；可靠性；金融经济

一、引言

财务报告中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概念和运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在20世纪80年代，公允价值概念被广泛应用在收购会计中，作为所购资产入账价值分配的基础。然而，尽管有诸多此类经济现实的复杂性，早期的财务会计还是以多种计量属性共存为特征的。原因在于像公允价值等一系列现值计量方式的应用非常分散，而准则制定者们所坚持的原则却是实用主义。尽管学者们都普遍认为历史成本计量具有缺陷，会使得会计账面净值与市场资本化价值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对于一个独立完整的计量体系的呼声却日渐减弱。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将危机的发生迁怒于公允价值，使得公允价值再次成为政策制定者、学者们的讨论热点。然而，尽管许多部门都对公允价值的实施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如欧洲银行为了保持关键领域财务报告的谨慎而反对，但是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看似还是有蓄势待发的能量并会变得更加制度化。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公允价值得到了广泛的重要认同，但同时公允价值在财务会计政策程序范围内也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实际上，公允价值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计量惯例，对于它的支持者们来说，公允价值还代表了一种全球都期待的变化趋势，并且公允价值越来越反对多种计量属性共存所产生的内在不一致性。

二、公允价值和可靠性

众所周知，在会计计量中可靠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公允价值讨论中它被各方都认为是毫无争议的。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对不同可靠性概念的反应是不同的。

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概念很早就出现在财务会计中并在理论上被接受，但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它才成为分析和讨论的主题（Bromwich， 2007）。此外，公允价值不是一个单独的计量方法，还包括许多对脱手价值进行估计的方法。因此，支持或反对公允价值使用的理由没有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Laux and Leuz， 2009）。然而，准则制定者们相对缺乏辩解理由，这也解释了公允价值会计在讨论中成为焦点的可能性。

尽管公允价值的不同概念存在细微的区别，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是相似的。FAS 157（FASB， 2006）把公允价值定义为：“在有序交易中，市场参与者之间在计量日进行资产买卖或债务转移的价格”。IASB （2009）后来又重新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原则。然而，公允价值同时也是一个观点和假设的复杂混合体，指未来在市场中所接收到的价格的估计值，公允价值的使用有特定的假设条件。于是，一些学者便对公允价值的“虚构”的成分和“想象”的成分进行了评论，他们认为公允价值太主观并容易纵和歪解。

会计上公允价值的支持者们常常会呼吁如实反映经济交易的本质及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他们将公允价值运用于养老金会计领域或者金融行业，在这些领域，公允价值会促使人们更早发现潜在的不良问题，因此公允价值在这些领域的使用有助于修正决策者的行动。然而，客观地来说，公允价值并不是糟糕的资产质量的罪魁祸首，它仅仅是充当了一个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我们不应当杀死糟糕资产质量的“送信人”。但是公允价值的批评者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金融危机证明了公允价值的顺周期，因为在严密的监管体系下，对于流动性不强的资产按照市值计价会使得会计计量信息不可靠，尤其是对那些想长期持有的资产来说。

根据Laux和Leuz （2009），关于公允价值的讨论不应当极端化。公允价值在会计计量中的运用既不是金融危机的元凶但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再者，反对公允价值的理由也不应当成为支持历史成本会计的理由。有关资产现值的信息、对现值的最佳估计的信息以及许多其他的信息，都对管理层和市场分析师是有用的。在危机到来时，契约和合同对资产按市值计价的策略是高度敏感的，此种情况下，争取喘息空间减少波动性才是最优选择。

公允价值会计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明显动机是公允价值能够最小化操纵会计数据的空间（CFA， 2007）。从定义上来讲，基于市场得到的价值信息，是一个非管理基础的衡量指标，恰如在审计上，审计证据质量最高的证据是那些既独立于被审单位又独立于审计师的审计证据。因此，公允价值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不同于实体的价值观，使得会计可靠性尽可能地依据市场的集体判断。

在早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内（FASB，1980），可靠性是一个基本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然而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却不是给定的，而且会计可靠性的涵义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具有相对而非绝对的意义。Barth （2007）挑战了交易基础的可靠性观点，他认为，可靠性不再等同于可证实性，但本质上与忠实表达有关：“只是因为一个能被精确计算的数值，不一定是一个它意在表达的真实世界经济现象的忠实表达”。这种观点及其他类似的论述，形成了对可靠性概念的重构，尤其是将可靠性浓缩为相关性。与交易为基础的可靠性概念相反，Barth的可靠性概念将可靠性的重心转移到了市场和由市场产生的价值方面。

新的会计可靠性概念认为可靠性的标准是最透明有序的市场，即这种透明有序的市场所产生的那些估值方法通常是比较可靠的。这种新的可靠性标准，与它所体现的可靠性概念，已被扩展到了使用“通用经济方法”来模拟市场价格的类推和模型中――所谓的公允价值估值体系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对于那些必须依靠训练有素的估值专家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那些认为必须要指导会计从业人员寻找可靠的估值证据的会计监管机构来说，如何在公允价值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上进行可靠的会计估值，这确实是一种资源和专业技能的挑战。公允价值第三层次的模型估计向那些信任并依赖估值模型的审计师也提出了知识挑战（Humphrey et al.， 2009）。

总之，人们已经认为，到底什么会计估计是最可靠的概念，引起了公允价值的讨论。后面的分析主要不是为了宣判公允价值的正确或失误，而是更多地探讨公允价值被广泛使用的可能深层条件。从这点来看，会计中公允价值的使用代表了会计实践生产的一个新基础，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是基于金融经济的兴起。

三、金融经济与信息使用者

会计中公允价值计量的出现是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知识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Whitley （1986） 分析了美国企业融资到金融经济形成的转变，这是二战后经济扩张和科学化的一部分。随着从描述性学科到使用先进统计技术的转变，金融渴望成为新的分析式经济学的一部分，该分析式经济学主要研究完美市场理想背景下的资产估值。根据Whitley，由于具有理想型的性质，这种金融分析性研究的不确定性比较低，但是它面临着内在本质与外部经验询问并不相一致的问题。

Whitley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有效市场假说只是表面上可解释的。比方说当前市场价格提供了证券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实际上并没提到实际的市场。它“只是根据反映可用信息的预期收益搞清楚了市场平衡发生的条件”。

相应地，Whitley同时也认为，与实践联系密切的更多的是关于金融经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知识系统，在该系统内金融知识的成长源于实践和实际运作机构的复杂性。实际上，纯粹的学术知识一直在职业界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提供实践需要的合理的理论化解释。金融经济几乎是这方面的完美例子。金融危机提供了对金融和经济学科的广泛的批评机会。

不管人们对金融经济批评还是表扬，它将继续成为一种高度发展的知识体系。例如，随着金融计量方法的使用而发展的财务会计主导的研究惯例之一，需要调查证券价格对会计信息的反映。许多年来这种市场基础的研究被认为是远离会计政策的，甚至学者们都抱怨它与政策制定者不相关。

所有的学科和专业都需要在它们的知识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抽象。但是财务会计一直是一门混合型的学科，抽取并使用了法律和经济学的特别元素，因此财务会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金融经济系统的树立。

四、衍生品：公允价值催化剂

会计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已在不同的国家被讨论。然而，公允价值的广泛兴起，计量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挑战，表明了两者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即“财务会计的金融化”。

“财务会计的金融化”源于金融衍生品的出现，衍生品自身的性质向会计计量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历史成本与它们的价值是无关的。此外，还存在一个基于管理层持有意图的金融工具分类的问题，是划分为持有至到期的金融工具还是划分为交易性的金融工具？这样，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会计计量就为会计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难题。

在2000年，由IASC领导的国际准则制定组织联合工作组（JWG）了一个金融工具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可靠估计对于财务报告的目的来说是可获得的……如果一个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基于可观察的市场价格，那么应当使用估值技术来估计，这种估值技术与公认的经济定价方法是一致的。”

计量衍生金融品的挑战在公允价值的历史发展中也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剂，JWG集中研究了金融资产和负债在有序运转的市场上公允价值的使用，因此JWG的工作过程是公允价值构建的一个重要阶段。

衍生品对公允价值会计应用的催化作用只是部分地与某些相对重要的衍生品，或者与某些特定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金融工具有关。此外，它只是部分地与使用估值模型作为在资产负债表上计量和报告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的基础有关，尽管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的热点。

总之，公允价值的支持者都认为使用公允价值来进行会计计量对会计信息使用者们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在金融经济的支持下，他们也重新定义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概念。此外，衍生品会计虽然有其粗糙的一面，但是它也进一步体现了公允价值会计作为市场“镜子”的原则。

五、结论

本文讨论了公允价值会计为什么及怎样得到重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公允价值兴起的可能内在条件，即金融经济的兴起和衍生品会计问题的必要性。这两方面有助于解释公允价值在面临重大反对和批评时仍然得到应用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当然增加了公允价值讨论的赌注，但至目前为止FASB和IASB关于公允价值未来的方向仍然是不确定的。毫无疑问，金融机构利用这场危机的到来强烈反对公允价值在会计上的使用。

【参考文献】

［1］ Bromwich， M. Fair Values， Imaginary Prices and Mystical Markets［R］. London， 2007: 46-68.

［2］ Laux， C.， Leuz， C. The Crisis 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Making Sense of The Recent Debate.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J］. 2009，34（6/7）: 826-834.

［3］ Barth， M. Standard-setting Measurement Issues and the Relevance of Research.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J］. Special issu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Policy Forum， 2007， 7-15.

金融资产概念篇10

产业融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最早源于数字技术出现而导致的信息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国外学者和机构已对产业融合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罗森伯格（Rosenberg，1963），欧洲委员会（1997）“绿皮书”，尤弗亚（Yoffie，1997），格林斯腾和汉纳（Greenstein&khanna，1997），林德（Lind，2003）等开展的研究。目前，产业集群、产业融合和产业生态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浪潮冲击下国际产业发展的三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融合已成为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拓宽产业发展空间，促使产业结构动态高度化与合理化，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互联网技术以其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渗透力，为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和运作平台。在互联网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型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集中了互联网和金融业的优势和特点，具有明显的产业融合特征。

二、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融合特征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的产业概念特征

“产业（industry）”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也是使用最模糊的概念之一，通常与“行业”、“产业领域”等概念混同在一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概念内涵也在不断变迁，学术界对产业的定义研究也不断深入。

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分工时，用行业的概念描述产业分工。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各行业之所以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贝恩、波特等人从产业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等理论出发，将产业定义为“生产同类或相互间具有密切替代关系产品、服务的企业集合”。这种产业定义曾被广泛接受，成为美国标准产业分类系统（SIG）进行产业分类的前提和基础。但这种产业分类方法是基于对现有产品和过去产品替代性考虑的静态产业定义。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形态的演变，这种定义的科学性越来越遭到质疑。默雷和阿布雷汉森（Murray&Abrahamson，1997）从产业演化的动态角度将“产业”定义为“一组具有相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即用类似的投入和生产技术，生产类似产品或者类似消费者服务的具有相同组织形式的一系列企业”。塞普勒（J.L.Sampler，1998）将“产业”定义为“拥有足够的关于同一市场关键信息的企业群”，他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的竞争特征，企业对消费群体拥有的信息已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梅里和菲利普（K.A.Munir&Phillips，2002）建议用“活动网络”（activity network）的概念来替代“产业”，并将“活动网络”定义为“直接或间接致力于塑造或执行一项特定活动的一组企业”{1}。由此可见，关于产业的概念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产业边界明晰确定的静态定义，向动态的产业边界观转变。特别是塞普勒关于“关键信息”企业群、梅里和菲利普（K.A.Munir&Phillips，2002）“活动网络”对产业的界定，反映了信息时代企业面临的动态化竞争环境，对于分析产业融合背景下的互联网金融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塞普勒的定义出发，互联网金融业所依赖的战略资源就是海量的客户和市场信息，通过社交网络生成和传播信息，通过搜索引擎组织、排序和检索信息，通过云计算处理信息，最终形成连续、动态变化的关于市场和客户的信息序列。因此互联网金融业不同于传统静态定义下的“产业”概念，既不等同于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也不等同于传统的金融业，而是由“关于同一市场关键信息的企业群”组成的新型产业业态。从“活动网络”（activity network）的概念出发，互联网金融业是围绕借贷关系和资金融通这一“特定活动”而关联的一组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电子商务企业、个人、独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尽管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参与其中，但围绕的是共同的“中心活动”。

因此，从产业的概念特征上看，互联网金融业具有不同于传统静态产业定义下的金融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具有动态产业定义下的产业特征，具有明显的“市场关键信息”和“活动网络”指向，是产业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新型产业形态。

（二）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边界特征

从产业经济活动的过程来看，每一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技术边界、产品和服务边界、业务和组织边界。周振华（2004）、李美云（2007）把这些边界定义为产业边界。产业融合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在不同的产业边界处，原本相互独立的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融为一体，通过对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的整合，组合成新的产业。互联网金融业是在互联网信息服务和金融业的产业边界发生漂移和交叉之后产生的新产业。这种新产业具备了多个产业的特征和功能，产业边界模糊，很难从通行的产业分类系统，如美国“标准产业分类系统（SIC）”、“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系统（ISIC）”和欧盟“欧洲产业分类系统（NACE）”等，找到对应产业分类。互联网金融业的出现，使原本不属于同一产业的企业成为直接竞争者，这必将对企业的战略管理提出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