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形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贸易形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世界经济贸易 形式判断 贸易前景展望

世界经济在危机后迎来复苏，推动力量的主要方式有持续投资、恢复内需，加大贸易力度，尤其是新兴的经济体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世界经济逐渐复苏，但是发展仍然不平衡，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所以相关人员应积极应对挑战，深入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形式，这种方式对前景展望有着重要意义。

一、判断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形式

（一）世界经济贸易现状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世界经济比上年增长1.4%，新型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6.2%，世界经济复苏有一定积极影响。例如，美国整体经济呈现良好局面；欧洲债券危机有一定缓解；新型市场得到平缓调整；资本投资市场的经营着回复信心。具体情况如表1：

表1：2010年-201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形势（%）

（二）政策空间不足，推出政策面临考验

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很多国家都将利率水平降低，积极而宽松的政策能够为国家带来大量高额债务和财政赤字，但是全球经济发展仍处于增长期，在这种形式下，市场要求财政进行大力整顿，从另一方面来讲，资金的较大缺口，使经济复苏不够稳定，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现象。

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可行性不高，从短期来看，现如今出现的经济复苏加剧的现象，都面临一定风险。首先，世界经济复苏形势还不够强大，发达国家的公共及私人部门拥有较高债务，欧洲的金融体系面对很大压力，社会也出现了高失业率的现象，持续走高的油价也给市场带来了潜在的影响。然后，欧洲相关财政部门的建立，以及相关机制的制定和措施的应用，为其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些方法，但是在较短时间内欧债危机无法解决，而且这些措施无法处理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出现的债务问题，这种全新的债务问题应找寻新的方法。

（三）经济变化的产生原因

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在速度和经济冲击的选择上存在一定问题。经济活动是因为财政过度调整，而导致不利影响。相关人员对市场的信心降低也是原因之一，相关人员过早取消刺激性支出，还可能导致新的经济打击，而且若经济增长没有增长势头，相关单位要进行额外笔记，避免政府出现两难的困境。目前，结束欧元危机、恢复信息是欧洲最紧迫的政策任务，所以相关单位人员要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程度，并进行相应调整，合理控制去杠杆化过程，并颁布更多流动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财政部门的货币管理更为温和。

二、世界经济贸易的前景展望

由于欧债影响的逐渐恶化，金融市场十分脆弱，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发达经济体系会受到风险危机，新兴的经济体制外部需求不强，内部缺乏调整，经济增长率较慢。所以，国际相关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持有悲观态度，世界银行在全球出现经济危机时，重点国家及地区的应对措施的前景展望先汇报如下：

（一）美国与欧洲地区

美国经济受到日本海啸和欧洲影响，企业内部的失业率上涨，消费低迷，在2012上半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1%，这种情况不是十分理想，但下半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而个人消费开支和库存投资以及居民住房固定投资增加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欧洲地区因为家庭消费以及制造业的萎靡现状，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全年经济增长速率缓慢，希腊因为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回缩7.1%，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例如葡萄牙回缩了1.6%，西班牙和意大利仅增加了0.7%和0.4%，而核心国家德国的增长率为3.1%，支撑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情况。

（二）日本、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日本因为债务危机、日元升值以及世界经济的缓慢增长，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外需减少。而日本地震的产生导致个人消费、住宅投资等一系列行为阻碍经济增长，自2012年以来，日本因外部环境改善，使经济缓慢回升，灾后重建工作也强化了投资者对日本企业改善的信心。

201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本币走强以及财政赤字和房地产泡沫问题，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以至于没有跟上全球发展势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2.8%，增长幅度没有达到上年的一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过去三年最低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3%，同此上年，降低了1.3%。中东北非地区因为剧烈的政治影响，导致该地的国家经济活动受到制约，而同时外部环境导致增长变慢，增长率不高。

（三）发展前景的应对措施

应对美国经济面临的两种风险，应尽量改善失业率，确保国家增加的就业人员与实际失业人数向平衡，避免经济复苏现象反复出现，改善就业市场，使其具有自行改善的能力，并且大力解决经济结构性视野逐渐恶化的问题；日本、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应重视经济复苏存在的外在风险，尤其日本要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其他国家要主要政治引发的经济影响。新兴市场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虽然其整体运行进行较慢，但是这种发展形式仍然有足够多的政策空间。中国在这场变动中，只受到一些影响，没有巨大变动，经济仍保持增长的局面。尽管增长速率降低，出口量下降，但是整体表现较好，前景乐观。

三、结束语

通过上文对世界贸易形式的判断分析和前景展望，能够得知，尽管很多国家受到世界复苏缓慢的影响，但是通过发达国家的带动，近年来，投资形势呈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会议内容，世界FDI持续增长，规模也有所增加，比危机前的水平要高。世界经济在2012年复苏的脆弱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和欧元债务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也对全球投资造成影响，所以相关人员应该谨慎对待，采取合理的改进，促使是经济能够得到增长。

参考文献：

[1]于培伟.扫描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新变化[J].中国远洋航务，2014（3）：167-168

[2]刘鑫.浅析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J].知识经济，2014（4）：194-195

篇2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场。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学，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

[1] 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 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篇3

对孩子的期望要适当

春节里的礼仪和礼貌往往显得格外重要，所以父母对孩子在春节里的表现也会更严格些。但是这种过高的期望却不利于孩子礼貌的培养，严重的还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性格心理特征，父母对孩子的礼貌表现的期望要适当，如2岁以下的孩子以自我中心，不会轻易理会他人的意愿，过分期望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懂得太多礼仪是徒劳的；6岁前的孩子的注意力和自我控制力比较差，要求他完全安分守己地坐在餐桌上也是不可能的。

及时、明确地表扬孩子

一般来说，孩子都有表现欲，在人多的地方，为了赢得他人的表扬，常会努力表现自己，做到举止恰当、有礼貌，这时候如果父母能够及时、明确地给予表扬，则能很好地强化孩子的礼貌行为。如当孩子很主动、友好地和人问好时，父母要主动表扬孩子：“妈妈很喜欢你今天跟陈叔叔问好的样子，真有礼貌呀！”“大人说话的时候你能自己一个人安静地玩，不插嘴，真是个礼貌的孩子。”

耐心地提醒孩子

由于孩子的忘性大，自控能力差，往往在刚开始能够按照家长的要求去做，但是很快就会出现“失礼”的行为。这时父母不应该理解为孩子是故意的，而对孩子发火或显得不耐烦，正确的做法是和颜悦色地提醒他。如当孩子吃饭时候敲碗，父母可提醒他：“刚才妈妈告诉你了，吃饭的时候不能敲碗，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哦。”从而提醒孩子要注意礼貌。

篇4

2003年7月，贵州人陈长胜听说黔湘源冶化公司正准备招商引资，就自荐说自己认识广西某银行的行长，引资不成问题，只是事成之后要给予2%的提成做为奖励。听说陈能引资，公司答应了陈的要求。不久后，公司派业务经理周某陪同陈一起来到广西。到柳州后，陈推说行长不在，两人在柳州停留了一星期。但“行长”迟迟不见回来，周提出回贵州。陈便游说周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基建投资表等材料复印件留给他，由他来帮助该公司办妥引资事宜。周于是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留给了陈，独自回了贵州。

之后，陈让人帮其伪造了一份“汇丰银行同意资助该公司一亿美元”的通知书。拿着通知书和黔湘源公司的相关复印件，陈找到了在柳州的朋友刘某夫妇。陈告诉刘夫妇俩，银行已答应投资，提成2000万美元已是“到手的鸭子”，但苦于目前手头比较紧，后期还有一些手续没办妥，需用钱来打点，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凭证，刘夫妇俩相信了陈。之后陈多次以引资为由，向他们借钱，从2003年至2004年2月15日，陈向刘家共索要了10.2万元的活动费。但今年春节过后，陈就没了下落。刘于是向警方报案。5月5日，柳州市柳南刑侦大队的侦查员在贵州凯里将陈抓获。

篇5

孙立坚：首先非常感谢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给我这样一次好的机会，庆祝学院25周年的庆祝活动能够参加。因为时间有限，利用宝贵的机会大家交流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在很多其它的场合当中有这样的思想，另外我们也在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

今天主要是三个部分，简单就是三个方面的观点合成，主要的题目就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的金融开放战略。首先第一个，我想谈一下东亚后危机时代，包括中国我们在思考刚才所有的专家提到经济增长的反思。这个不展开了，很多研究都提到这样的问题，包括北大也搞了这个论坛，很多专家都提到了亚洲的经济成长有其特殊性。一个是政府在投资环境上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亚洲充分利用劳动力姿势。看看东亚的增长。在这一次危机之后的反思，这次危机特别在意利率和汇率。如果你看利率的市场，是在89年才开始的，现在才取得战略，又回到市场化以前的思路。另外一个，我们的汇率市场化都是很广，亚洲非常特别就是在于利率和汇率，这些东西又是金融体系发展的最基础的架构。

亚洲现在最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汇率和利率的问题。包括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也是采取像美国这样的做法，引进了美国的想法和经验，彻底改变了原先在锁定汇率和利率的要素价格的基础上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后来这条路走到尽头了，日本的解释是由于自己资本市场的复苏，刚才何帆也讲了。主要想把资产负债的情况转变过来。但是事实上背后还是想到了一个问题，对外讲是讲改善金融体系的做法，需要恢复资产的价格，实际上最深层的想法还是想知道通过全球资本移动处于一个竞争的优势，这个优势是放弃汇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制造业的优势。在08年8月底。美国现在的政策是解决了流动性，日本一下子从有竞争力的汇率到大幅度升值，使得日本的制造业遭受重创。日本为什么会采取一直保持这个政策呢?其实更多是受到了制造业的压力，是希望自己的汇率有竞争的优势。美国也非常清楚。一个是通过资产市场操作，还有直接管制汇率，很多国家也是东亚国家看到了对自己企业制造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通过金融抑制战略来实现的。还有一个结果，这种其实是副产品，具体原因不讲了。

第二个观点，金融的脆弱性，无论是发展快的日本和韩国，对自己本国储蓄的配备能力还是中国大量的储蓄是从资本市场也好，还是从银行体系这种配置非常糟糕。以前的日本采取捆绑式的体系，我主要讲中国，中国为了把制造业打出国际市场，能够在国际市场发挥竞争力，我们大量引进外资，缩短了经济增长的路径，在这个当中看到外资重要的信号。我们很多银行看外资走到哪里，这里很多的研究表明了亚洲这种利率的控制以及配置资源的价格带来的负面效果，实际上银行的体系和资源配置带来的财富效应，这些问题都受到的严重的影响。在这种锁定要素价格的情况下，带来的情况像中国流动性过剩，这种流动性过剩在07年情况非常严重。刚才大家都在讲在流动性寻找新的去处。流动性可能是致命的问题，这是我们07年经历过的。汇率是经济发展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个问题必然存在，日本也是这样，通过利率锁定自己的汇率优势，造成了大量的套息交易。虽然大量资金进入中国的市场，一个是出口带来的。还有外资看到中国扭曲的价格市场，这里有套利空间的存在。

中国最糟糕是大量扶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带来的副产品是什么呢?国家拥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利用的效率非常低下。吴教授在做怎么样把外汇储备利用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当我们国家在扶持经济增长无处进行投资，目前是没有办法的，这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必然的代价，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怎么办呢?目前的情况我想借用吴老师的微笑曲线，国家意识到两类事情要做，一类事情就是中国要改变锁定金融资产要素的价格，这种增长模式要改变，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微笑曲线走出低谷，往左边走，要抓定价权。另外一点，现在全球化的环境下非常清楚将来的市场可能移师中国。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这个市场是以贸易差为代价拱手流给国外市场，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性外一点，我们国家从产业链的低端向右边走，我们今天中国经济的规模在做大，中国经济的市场在培育起来，世界在围绕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但是我们的货币支付却是第三方的美元。今天没有别的选择，做我们自己财富，却要拿美元，这是非常大的悖论，国家希望这个往右边走，中国自己创造的财富自己来管理，而不是第三方货币结算。

篇6

论文关键词：产品周期理论　美中贸易　结构性逆差

论文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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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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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摩擦不断，无论从案件的数量、规模，还是涉及的产品、行业、国家与地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据资料显示，我国已连续19年成为遭受国外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例如，河北省以传统钢铁、石化、建材等资源型工业为基础，经济发展的粗放度较高，在全国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河北省出口居于全国第十位，出口比重仅占1.5%左右，而遭受的出口贸易摩擦的案件数量却较高。因此，深入分析河北省出口贸易摩擦的特点及原因，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对发展河北对外贸易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北省出口贸易摩擦的特点

（一）出口贸易摩擦涉案数量多、比重大、增长迅速

据商务部的资料显示，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我国应对的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案件一共842起，涉及案件金额736亿美元，其中涉及河北省的案件数量共计254起，占31.28%。2012年国外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双反调查、保障措施、特保调查77起，案件涉及河北省的数量为42起，即54.55%的国外贸易救济案件与河北省的出口贸易有关。从总体上来说，十年来河北省出口贸易摩擦的案件数量、企业数量、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及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多（见表1）。

从涉案的情况来看， 2006年开始无论是涉案数量还是涉案企业，以及涉及到的国家、地区和金额，均呈现波动式增长增加的现象。2006年共有14个国家和地区对河北省出口产品实施贸易摩擦共有35起，同比增长288.89%，涉案企业为101家，同比增长90.57%；2008年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对河北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案件共40起，涉案企业33家；2011年虽然与上年持平，涉案企业465家，同比增长75.47%，但涉案金额则高达4.6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倍，其涉案企业数量和涉案金额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2012年是河北省遭遇贸易救济案件最多的一年，达到了42起，比2011年又增长了50%。

而且，2012年超千万美元的较大案件多达8起，占当年全部案件涉案总金额的96.84%；而2013年上半年，国外对华涉及河北省的贸易救济案件呈现新的特点，涉案金额同比大幅下降45.25%。

（二）反倾销仍是出口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

2002-2013年河北省遭遇到的国外贸易救济案件中，贸易救济形式多样，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双、保障措施等，但反倾销依然是主要贸易摩擦形式，而且这种态势还会继续保持，但双反案件和反补贴案件有上升趋势（见表2）。如2012年的42起贸易摩擦案件中，反倾销调查21起，占50%；反补贴案件6起，占14.29%；“双反”调查3起，占7.14%；保障措施调查3起，占7.14%；特别保障措施调查1起；反规避调查8起，占19.05%。

2002-2013年河北出口的290起贸易摩擦案件中，反倾销案件186起，占64.14%。从各年的数据来看，除了2009年反倾销占当年的贸易摩擦案件的47.22%外，其余各年反倾销案占当年贸易摩擦案件的50%以上。双反案自2006年开始出现，共有43起，占14.83%，其中2009年有10起，占当年的27.78%，是历年来河北省出口企业遭受双反调查最多的一年。反补贴案2012年才被单独使用，共计8起案件，占2.76%。另外，还有保障措施案共计21起，占7.24%。特保措施案共同计10起，占3.45%。其它案件共计22起，占7.59%。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反倾销案实施后国外很多国家又针对出口产品采取的规避措施提起了反规避调查，2012年反规避案件增加到8起，其中欧盟占了5起，美国、墨西哥、土耳其各1起，比2001年至2011年入世后11年的总和还多1起。

（三）涉案行业不断增加，钢铁、新能源行业成为贸易摩擦的重点

自2001年至今，河北省先后有白水泥、草甘膦、纯碱、铸铁产品、冷冻草莓、陶瓷、紧固件、机涂层钢板、镀锌板和镀铝板、棉及棉混纺织品、苯胺类产品、晶体硅光伏电池等多个产品和行业遭遇反倾销等调查，涉及钢铁、化工、医药、能源、轻工等诸多行业，涉案产品相对集中，其中钢铁行业和新能源则成为贸易摩擦的重灾区。如2010年的28起案件中，涉及钢铁产品的案件占比36%，轻纺产品占比29%，化工产品占比21%，此三类产品合计占案件总数的86%，其他案件占比不到14%。2011年，钢铁及钢铁产品案件与上年持平，但涉案企业同比增长41.98%，涉案金额更是急剧增长了2.5倍。

2012年涉及钢材及钢铁产品案件多达16起（其中钢材产品11起，钢铁制品5起），比上年增加9起，同比增长128.57%。此外，新能源产业遭受国外贸易调查成为新的重点，2011年和2012年美国与欧盟先后对我国光伏产品提起的“双反”调查，涉案企业多达31家。同时，金额占到涉案总金额的90%以上。河北省是我国光伏出口大省，拥有英利集团、晶龙集团、新奥集团等光伏巨头，其中，英利绿色能源对欧洲的出口占其出口的一半以上。出口贸易摩擦对河北省的出口贸易及相关产业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四）新兴市场成为发起贸易救济的主要国家

入世后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扩大，2008年之前，涉及河北省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国家和地区主要为美国和欧盟等发达成员。而目前除了上述国家和地区外，随着印度、加拿大、俄罗斯、土耳其、哥伦比亚、澳大利亚、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国家为保护本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利益，纷纷对中国产品进行贸易救济调查，其中有一些案件涉及到河北省的出口产品。

从现在的案件数量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不断增多，已经成为案件的主要发起国，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2010年河北省涉案的28起案件中有18起为新兴市场国家发起，占案件总数的64.29%，发达国家发案数量只占35.71%；2011年14起，占比50%；2012年有22起，占52.38%；2013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国家发起的案件数量为5起，占比为55.56%，同时涉案金额也占到总金额的67.11%。

（五）国外贸易救济的联动效应增强

贸易救济的联动效应是一个国家的一种产品被某个国家发动贸易救济调查，会接连有若干国家针对该国的该种产品提起贸易救济调查，或者某个国家被一个国家发动贸易救济调查，会引起其它国家针对该国提起贸易救济调查。

以光伏太阳能产品为例，近几年国外针对我国光伏产品采取的“双反”调查不断，2011年美国对我光伏太阳能电池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后，接着在2012年欧盟和印度又分别对我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和反补贴调查，2014年1月美国又对我国光伏产品提起了新一轮的“双反”调查，同时对从中国台湾地区进口的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河北省的光伏产业不仅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在河北省的经济发展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欧美国家连续对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对河北省的光伏产品的出口及光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二、河北省出口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一）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是国外的主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出口下降，国内失业增长，内需不足等现象，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各个国家将经济复苏建立在政府的政策刺激上；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及各种利益集团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利益、缓解就业持续低迷诱发的国内社会和政治矛盾，利用贸易保护政策将矛盾焦点转移到国外，加大了贸易保护手段的实施。而作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中国产品自然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空前打压，河北涉案的产品自然不可避免。

（二）出口产品以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为主

从河北省出口商品结构上看，出口结构比较单一，存在较多的“两高一低”产品，即高物耗、高能耗及附加值低的产品，也就是说，出口产品主要以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河北出口产品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直处于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而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近几年均处于下降状态。2011年钢材、纺织服装、医药化工、轻工等传统产业出口占64.8%，比上年提高1.6%；2012年纺织品、服装、家具、塑料制品、箱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比上年增长8.3%，占21.5%；2013年上半年出口比上年增长8.5%。机电产品2011年出口占34.9%，同比下降2.1%，2012年出口微降0.5%，2013年上半年出口同比下降6.2%；高新技术产品2011年出口占13.3%，同比下降2.5%，2012 年1～11 月同比下降18%，2013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4.3%。

（三）出口产品的高技术含量较低

河北省出口的产品包括机电产品、钢材、服装、纺织品等，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重低。河北省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不仅是发达国家缓解部分就业压力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比较优势行业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很容易招致贸易救济调查，是反倾销的多发领域。近几年发展中国家频繁对我国发动贸易救济调查的原因，主要就是我国出口产品与当地国家的产品结构相似，导致竞争激烈而引起的。如2012年欧洲、南美、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成为河北钢铁企业的主要出口市场，而上述主要出口市场频频对我国钢铁出口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尤其是南美的巴西，针对钢铁产品就发起了5起反倾销调查，在各国中居首，占35.7%；其次是泰国，为3 起，占21.4%；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国台湾，均为1 起，各占比7.1%。

（四）出口企业应诉不利

从总体上来说，河北省出口企业的应诉在全国各地区中居于前列，据相关统计，2002～2010年，在我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有36起案件涉及河北企业应诉；在我国遭遇的反补贴调查中，有1起案件涉及河北企业应诉。在河北省企业应诉的36起反倾销调查中，涉及化工的案件数最多，为10起；其次是冶金产品；再次是机械产品。但也有部分案件及部分企业在遭受国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或“双反”调查时不应诉或应诉不利，尤其是中小企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其生产规模及出口规模较小，本身缺乏反倾销、反补贴的专业人员，缺乏应诉的能力与技巧；二是应诉成本过高，而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三是没有充分认识积极应诉的意义，有“搭便车”的思想，享受其他企业积极应诉的成果。如南非对华无框镜反倾销调查案中，涉及4家河北企业，由于企业不应诉，最终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对涉案产品征收40.22%的临时反倾销税。

三、化解河北省出口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

（一）加快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了进一步调整河北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河北省产业优化升级的步伐，应该加快建设河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高成长性特色产业基地，形成多个产业聚集区，促进产业聚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其要支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对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同时，要积极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境保护等新产业，加强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降低能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产业、支柱产业，如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等产业的技术投入和关键技术的研发，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一些瓶颈制约。

（二）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注重新产品的开发，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企业应注重出口产品的品牌培育，提高产品的品牌知名度，更要重视并获得各种国际认证。从发达国家当前贸易壁垒的实际来看，卫生检验检疫、技术规范、质量标准、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求越来越严，出口企业获得相应的认证等于拿到了进入相关市场的通行证。另一方面，政府还要进一步出台鼓励出口企业创新的相关政策，以调动出口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结构的产学研联合，激发各种力量参与企业的创新。还要从技术改造、国际市场开拓、通关便利、商品检验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包括建立高水平的质量评估体系，推动出口产品生产、质量管理与国际接轨，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出口

在巩固传统的美、欧、日市场的基础上，应当大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利用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扩大与区域内新兴市场的贸易往来，努力开拓东盟、中东、南美等地区的市场，以减少由于市场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贸易摩擦问题。为此，应该积极鼓励出口企业参加国际性商品会展，尤其是新兴市场国举办的会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该有目的、有重点的组织对相关国家的市场调研，对新兴市场的基本状况，贸易政策，及当地市场的需求特点有所了解，降低企业进入的风险和成本。近几年河北对欧美的出口下降，而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则出现了增长。2011年，河北省对欧盟等十大市场出口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4.2%，下降1.4%，其中，对欧盟、美国、日本三大传统市场出口占比下降3.0%，对东盟、韩国、俄罗斯联邦、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出口占比提高1.9%。2012年河北对欧盟出口下降24.1%，对东盟出口则增长34.8%，对俄罗斯出口24.9亿美元，增长18.3%。

（四）加强行（商）协会的调控管理

结合国内外经验，行（商）协会在处置国际贸易摩擦中的作用日趋重要。表面看来企业是发起和应对国际贸易救济措施的主体，实际上国际贸易摩擦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往往不是不同国家（地区）的单个企业之间的较量，而是不同国家（地区）统一产业或行业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这就需要依靠行业组织的力量来联合应对，行（商）协会在信息、协调、公共关系、人才技术、成本等方面具备单个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可以通过对行（商）协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提供资助或培训等其他措施，培育和扶持行（商）协会加快发展，并为行（商）协会的发育成长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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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销售毛利率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111-03

一、研究方法、目的和意义

为研究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和资本结构的关系，笔者选择了沪深两市2011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69家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样本数据是通过查阅医药上市公司的年报和财务报表并进行整理而获得的，在定量分析时应用了统计学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研究。这些统计分析过程都由Eviews6.0统计软件以及Excel电子表格运算完成。

本次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样本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销售毛利率进行对比和分析，试图找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从而提出对优化医药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一些建议。

医药行业作为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而医药上市公司是整个医药行业发展的主力，经过多年的成长，已成为最活跃的上市公司板块，但同时也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等不足之处。资本结构不合理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而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因此，研究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二、相关概念的定义和说明

（一）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上市公司债务资本与资本总额的比例关系，在实践中，资本结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研究偏向于狭义的资本结构，理由是短期资金的需要量经常是变动的，并且在整个资金总量所占比重不稳定。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公司的资本结构就是指长期资本中债务资本与全部资本的比例关系[1]。

（二）销售毛利率

销售毛利率简称为毛利率，是毛利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即销售毛利率=（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100%，它反映了企业产品销售的初始获利能力。如果销售毛利率过低，表明企业没有足够多的毛利额，补偿期间费用后的盈利水平就不会高。通过这一指标可预测企业的盈利能力。

三、我国医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销售毛利率的数据描述

（一）我国医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

下面将从图1分析我国医药上市公司2002—2011年的资本结构变化情况。

图1描述的是2002—2011年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2002—2011年期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图1显示，资产负债率在2002年和2003年两年几乎保持不变，分别是45.54%和45.56%。从2004年开始，负债率进入了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期，2008年达到最高的51.22%，随后又快速下降，在2011年资产负债率已降为46.41%，低于医药上市公司在2002—2011年间48.17%的平均水平。从图中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每年的下降幅度已有所缩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止跌，并开始回升。

（二）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的现状

2011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的行业水平是33.78%，相比2010年32.38%，增长了1.4个百分点。我国各家医药上市公司的销售毛利率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毛利最高的和毛利最低的相差84.56个百分点，在这69家医药公司中，销售毛利率超过行业平均水平33.78%的有32家，占比为46.38%，而大部分的医药上市公司都处在行业水平之下。下面我们将通过表1和图2来说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近几年来的变化趋势。

图2反映的是2002—2011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曲线的变化情况。从表1和图2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的变化幅度不大，在34.05%的水平上上下浮动。在2002—2011年这10年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销售毛利率先从2002年的36.57%下降到2003年的33.76%，接着连续两年上升，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36.99%，随后逐步降低，在2009年降为30.69%，达到谷底后，在最近两年开始反弹，2010年32.38%，2011年达到33.78%，但仍低于10年前的水平。目前，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人们的医药需求也会进一步增加，这些都会促进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继续上升，从趋势图中也可以看到，在未来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销售毛利率仍处于上升的趋势。

四、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本结构数据比较分析

图3描述的是我国医药上市公司2002—2011年间销售毛利率与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总体上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销售毛利率随着其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少，反之亦然，两者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从图3可看出，在2002—2005年这段时间，销售毛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负相关关系不明显，此间资产负债率微弱上升，而销售毛利率却是先下降后逐渐上升。2005年后，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资产负债率达到最大值时，销售毛利率处于较低水平。

表2描述的是不同的资产负债率区段所对应医药上市公司的销售毛利率均值。通过表2可以看出，2002—2011年间，每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销售毛利率大体上都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下降。如2011年，资产负债率在30%以下的医药上市公司平均销售毛利率为47.62%，30%—40%的为42.71%，负债率越高毛利率越低，负债率达到70%以上的公司毛利率均值仅有18.01%，远低于行业33.78%的水平；2010年的情况也如此，负债率30%以下的毛利率为43.62%，70%以上的仅有17.86%。负债率区段为30%以下所对应的医药上市公司10年间销售毛利率算术平均值为46.69%，70%以上的为20.96%。从这里也可看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其所对应的销售毛利率就相对较低，负债率与毛利率呈负相关。

以上图3和表2分别从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产负债率在10年间的变化趋势对比和不同资产负债率区段所对应的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对比反映出了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本结构间呈负相关。

五、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由上文数据描述和对比分析可知，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但以上数据是行业的算术平均值，为了验证结果的准确性，下文将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所用数据为69家样本医药上市公司2002—2011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

从图3和表2所反映出的变化趋势，建立假设：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将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产负债率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后，回归结果示于表3。

从表3可以看到，判定系数R2=0.8846，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0.8844，两者的值均较高，说明拟合效果较好，并且杜宾值为1.96，在2附近，表面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其中MLL？为销售毛利率，AR（1）为资产负债率。MLL？系数为-0.25，表示当销售毛利率上升时，资产负债率会随着下降。这显示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关系。从而基本上验证了以上假设。

六、研究结论和启示

1.通过以上对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与资本结构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企业的资本结构对医药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产生影响。一般来说，资产负债率越低的公司销售毛利率越高，盈利能力越强。

因为负债利息可以在税前利润中抵扣，企业可以少纳所得税，资产负债率越高，节税带来的收益越大[2]。所以，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一定比例的负债可以降低企业的综合成本，提高销售毛利率。但当债务融资所占比重较大时，企业的财务风险增加，企业自用资金的成本提高，从而导致了企业销售毛利率的下降。

2.通过对所选样本的研究分析，得出了以上的结论，并从中得出了以下优化我国医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启示。

就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本身而言，其应优化自身资本结构，使资产负债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由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销售毛利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公司在进行负债融资时，要进行负债的规模管理。最优的资产负债水平应当是在免税利息和负债增加引起的破产成本之间权衡，使负债即起到了节税的功能又不会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以达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3]。

政府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与股权融资相（下转150页）比，企业债券是一种较硬的融资方式，它要求按时还本付息，这可以形成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实现最佳的资本结构。政府应积极培育企业债券流通市场，建立多层次债券交易市场体系，对符合要求的公司债券积极鼓励其挂牌上市 [3]，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优化医药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参考文献：

[1] 黄贤玲.广西地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及对策建议[J].科技创业月刊，2006，1（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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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0-0028-05　收稿日期：2010-04-02

界贸易体制无疑是当今最为发达的国际法律制度之一，其发达不仅仅表现在实体性规范的广泛与完备，还表现为包含在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中的非实体性规范的发达。在国际领域，发达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问题的需要，经常外溢到其他问题领域，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设较为落后的国际社会问题领域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然而通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新议题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为世界贸易体制下管理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来追求其原本问题领域的价值或者政策目标。这是现阶段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的主要动力。

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还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会问题的国际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贸易制裁的规定作为强制守法的威慑手段和违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这种制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贸易制裁的实施国和对象国可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从而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这样的情况，等于剥夺了某些社会问题国际制度的威慑手段和强制措施，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利，导致社会问题国际制度无法有效地维护其规范的权威。社会问题如果能够成功地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运用贸易制裁的强制手段来维护本问题领域的价值。

一、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规定较为完善，再加上其成员众多，大大减少了达成为众多国家接受的国际协议的成本；二是对于因为利益分歧而很难达成协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贸易问题进行利益交换从而达成协议。这样极大地节约了非贸易问题制度建设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还帮助分歧较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其实质性规范的形成，最终推动本问题领域价值的追求。

社会问题领域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当然也具有同样的好处。虽然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但是由于知识产权问题是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最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前，虽然存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还是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普遍较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这种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下是较难实现的。

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为例，该条的制定对各国国内法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做了严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该条规定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要遵守的12项条件，给强制许可的实施增添了困难。而且该条表述较为含糊，可能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结果(林秀芹，2003)，但是含糊的用语也存在进一步加强该条对国内强制许可限制的可能(W，R，Cornish，1999)。

在TRIPS生效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明确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巴黎公约》第5条是最为普遍适用的关于专利的强制许可的国际知识产权规范，其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承认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并限制了专利的撤销。从专利的强制许可被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承认开始，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针对限制或者禁止专利强制许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一直没有对《巴黎公约》第5条中规定的专利强制许可形成实质性的限制，更不用说禁止了(林秀芹，2003)。一俟TRIPS协定生效，就对专利强制许可形成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不能产生的规范，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产生了。

现实情况也说明了TRIPS协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如在药品专利领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过100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保护药品专利的(K，M，Bombach，2001)，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这些国家都要保护药品专利。而2000年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以《巴西工业产权法》违反TRIPS协议为由要求与巴西进行磋商，更是验证了TRIPS协定不但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是给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安装了牙齿。

环境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中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问题，世界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在其前言确定不疑地将环境保护、稀缺资源的维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此外，各国部长同时还签署了《贸易与环境决议》，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WTOSecretary，2009)。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谈到贸易问题。然而，由于世界贸易体制下产生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规范基本上属于不可适用的规范(non-operative norms)，很难说环境问题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借用产生了实际的结果。

二、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最终就是依靠授权贸易减让的撤销来保障争端解决结果的执行。这种经过授权的贸易减让的撤销事实上就是一种贸易报复，争端解决机构在通过的专家组或者上述机构的报告之后，违法成员应该根据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如果违法成员不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那么就要面J临经过授权的受害成员的报复。。由于这种报复机构成员方全体授权，违反成员无法针对授权的报复进行反报复，否则就是对于世界贸易体制和成员方全体的挑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再加上这种授权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贸易领域包含的范围内进行交叉报复，使得受害方的报复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戳到违法成员的痛处，进一步增加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

如果社会问题制度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报复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为自己所用，加强保障本制度的执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贸易组织规范规定的例外范围内，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属于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行为，很可能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能够避免自身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被世界贸易组织判断为非法。

有人建议世界贸易组织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应该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当作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Joo$t Pauwelyn，2003)。这种观点如果成立，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制度中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下违法的问题，使得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不再显得那么迫切。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规避其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下承担的义务，那么其他国际法制度中的强制手段无疑是形同虚设，其权威和效力无疑大打折扣。而且当这些其他的国际法制度所维护的价值高于贸易价值时，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际强行法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于其权威和效力的减损更是不能够容忍的。况且国际法分支数量越来越多，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也越来越多，整体确实需要一定的协调机制，以确保其相互衔接，化解其冲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备的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是不容否认的(Joost Pauwelyn，2003)。而且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不同国际法规则的位阶达成共识，国际强行法的概念和内涵也颇有争议(贾海龙，2008)。总而言之，现在还没有较好的办法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势地位，就会出现本文导论中鲍威林所讲的“吸尘器”现象，凡是受到贸易损失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管这种损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积极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以求得贸易利益的保全。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使用贸易措施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属于根据国内法使用贸易措施来贯彻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加入与贸易关系比较遥远的新议题，则可能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结果，用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既然世界贸易组织吸人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争端，为什么不以“与贸易有关”的名义，把其他国际法规则、特别是社会问题制度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明确规定这些国际法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关系，这样反而能够维护这些国际法规则的效力，实现其要保护的价值目标。而且这种作法不仅仅使这些国际法制度摆脱了独立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时无法利用贸易制裁作为强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国际法整体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国际法规范“钻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对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结果的强制机制，增强其规范的效力。

对于非贸易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知识产权问题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⑦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过实例。非贸易问题中的社会问题在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绩，不过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的动因的存在，相关尝试和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三、世界贸易体制新议题的历史与命运

全面借用世界贸易体制的最为典型的尝试一直是通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加入关于社会问题的形式进行的，由于这些议题不属于传统多边贸易谈判的内容，所以和其他一些过去多边贸易谈判没有涉及到的议题，被称为新议题。

在GATT的发展中，劳工权的保护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推动，但是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世界贸易体制中，劳工权问题根本没有被列人谈判的议题当中，其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环境保问题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逐渐重视，作为致力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体制，不免要涉及到贸易与环境之间矛盾的问题。最初的接触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前夕(WTO Secretary，2009)。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会同意建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EMIT)，其成员资格对所有缔约方开放。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第一次在GATT内部被摆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间，环境政策对于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而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WTOSecretary，2009)。

不过，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各个国家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讨论环境问题，一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就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劳工权和环境权的保护再次作为候选议题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次部长会议，由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所松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写入了有关劳工权的内容。到了1998年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部长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强调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中要包括贸易与劳工标准的“新议题”。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城市西雅图举行，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公开提出将劳工标准纳入新一轮谈判议程，并首次表示要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这与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宣言》中缓和的措词、中立的态度是严重不符的，因此泰国、印度、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不被尊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用劳工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强烈反对把劳工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议程。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权问题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劳工权问题，劳工权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中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从世界贸易组织第一次部长会议开始，环境与贸易的问题都出现在《部长宣言中》，根据启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多哈部长宣言》，环境与贸易问题成为新一轮谈判的正式议题。关于这一议题的新一轮谈判将涉及：现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

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定期交换信息的程序；减少或消除环境货物和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此外，宣言要求CTE对下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RIPS有关条款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标志问题。

随着多哈回合依然处于休眠期，世界贸易体制新一轮谈判暂时对于生命健康、劳工和环境等议题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过，多哈回合的屡次部长级会议对若干社会问题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说在非实在法层面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方面，多哈回合发起和谈判过程中进行的新议题谈判努力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未来新议题加入世界贸易体制的影响上，还体现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影响。以环境问题为例，从GATT时期的“金枪鱼――海豚”案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汽油标准”案、“美国――海虾海龟”案及“欧盟――石棉”案，世界贸易组织／GATT的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明显朝着重视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鉴于世界贸易组织／GATT在争端解决中对待这个问题态度的变化对缔约／成员国影响最直接，而且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常设的上诉机构对案件结果及后继类似案件影响巨大。。事实上，如果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案例法确立了追求社会问题价值的规范，那么就等于通过法官立法的途径把社会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体制下，允许社会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进行制度建设(Thomas Cottier，2003)。

四、结语

世界贸易体制的外溢固然体现了世界贸易体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欧洲一体化由经济贸易逐渐外溢到政治军事领域一样，体现了欧洲共同体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欧洲一体化在世纪之交限于停顿，显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胁制度本身的危险，世界贸易体制如果纳入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能导致世界贸易体制受到拖累，甚至导致崩溃。那么，社会问题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贸易体制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原本得到较好促进的贸易价值也受到损害。这是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的现实危险，值得我们注意。

而且，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溢出，还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旦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会问题的管制水平，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并因此对其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而本来国内社会问题管制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则不会增加国际贸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对降低。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等于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谈判结果进行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修改，这是不公平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允许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是不明智的。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灰色区域 世界贸易 国际贸易 摩擦

一、灰色区域措施给国际贸易摩擦留下余地

所谓的灰色区域是指进出口国之间，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对某项产品达成双边(或多边)的“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这种协议一般是政府部门间达成的，也有私人企业之间在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往往有意避开国际国内贸易法与竞争法的原则或规则。在名义上，这些协议是出口国方面“自愿”承担限制的单方面行为，从而避开了进口国国内法规定，实则是在对方威胁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条件下别无选择，被迫同意的。由于这种协议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故而得名。“灰色区域”协议萌芽于1959年纺织品协定产生前后，2O世纪70年代起迅速蔓延扩大。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1987年对已知“灰色区域，协定的统计，已达135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lO ，且集中于几个敏感行业，其中：钢铁产品38个、MFA之外的纺织品有28个、农产品21个、运输设备l4个、电子产品11个、鞋类8个、机械工具7个，从进口国来说，欧共体69个、美国48个、加拿大7个；涉及出口国也相集中：日本25个、韩国24个、欧共体7个。

进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同际同内贸易法的制约，采取“灰色区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政府不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或者收到受到“严重损害”的申诉，如果按法律规定确定损害，采取行动，常常要经历一番从调查、取证、听证到裁决的繁杂程序，耗时费财。比较而言，双边私下协议则简单易行。

同时，对那些季节性或周期性产品，可以为国内各生产者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国家的竞争，确保其收益。另外，对于国内生产者的严重损伤是由一个或几个进口国的进出产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坚持对所有出口国一体同罚，只需对直接造成损害的“特定来源”国采取行动即可，以免伤及无辜、另作补偿或受到报复。对出口国来说，“自愿”虽出于无奈，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吃亏。因为出口数量虽然受到限制，但在这类协议的“价格承诺”中，却常含有提高价格的约定，因而具有“内涵补偿因素”。从经济学上看，这可使出口商获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进口国或进口商的腰包的。

“灰色区域”协议的得益者是受保护的国内行业各生产者和外国出商，受害者往往是进口围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发达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区域”进行贸易保护。这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之后，部分“灰色区域”将逐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体制。所以，“灰色区域”的消失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区域”出现的可能性。

二、少数贸易大国的操纵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索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少数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过程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现了人为扩大世贸组织协议与磋商范围，把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纳人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

1、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与协定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周家成员贸易利益的协议，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只以安抚的口吻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充分重视履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未提 实质性的改进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置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关心的尽快履行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于不顾，而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成员感兴趣的信息技术产品的“新问题”予以讨论，尽管未达成全面协议，但以部长宣言形式列了谈判完成的时间表和启动的贸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员方实施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与协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失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困家成员借口“人权”问题，坚持把社会条款、核心劳标准纳入新加坡会议，并放在“新加坡部长宣言”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从自己的利益 发，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南化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产品。这种做法使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利于这些成员方的经济发展。

三、非贸易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范围扩大

世界贸易组织接纳新成员的进程因政治因素和捞取经济实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贸组织申请的谈判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出现脱节。

一些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变成对申请者无所不包的经济贸易政策的审议。一些成员方把加人世界组织谈判看成是解决与世贸组织规则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场所，大大超出了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致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并参加了乌拉丰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于1994年在乌拉丰回合协议上签字，这是巾国政府遵守国际经贸规则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复关’与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和考虑其他谈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范围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谈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顾，得陇望蜀，不断加码，不切实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把中国长期拒之于世贸组织门外。这种状况，使世贸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性、广泛性、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挑战。

四、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 帕斯

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1月1日I临时生效时，在23个缔约方中只有8个发展中国家，占缔约方总数的1／3。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涌现，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多，到1995年1月1日乌托丰回合协议生效时，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地区成为世贸组织的首批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首届部长级会议前，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已增加到96个，占世贸组织成员总数的3／4。世贸组织成员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国际经济格局重大变化的反映。世贸组织要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积极作用，必须迅速适应这一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