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二首十篇

诗经二首篇1

关键词：人教版初中《语文》；古代诗歌；缺失；改进；分配方案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092－04

作者：周萍，长沙外国语学校教师；湖南，长沙，410007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教是历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第十六》)自汉武帝时将《诗经》列为“五经”之首后，各种教育读物无不将诗歌作为重中之重。旧时许多文人无不接受过“柔日读诗”的严格训练，传统蒙学中就有《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

现代教育的初中阶段(约12～15岁)，是人生接受能力最强、记忆力最好的阶段。作为现行重要的初中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同样继承了我国诗歌教育的优良传统。在全部一百六十九篇课文中，有中国古代诗歌(包含诗、词、曲)三十首(以下简称“正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还选取了六十首古代诗歌作为课外背诵(以下简称“附选”)。毫无疑问，无论正选还是附选，这总共九十首中国古代诗歌对初中生的语文学习是大有教益的(附带说明，课文中还有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歌，但非本文论及对象)。所选诗歌无疑都是历来公认思想意义较深、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就其可接受性而言，无疑都是历来流传较广的优秀篇什。

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本人以为，人教版初中《语文》的古代诗歌选目仍不无缺失，其主要表现为：时期分布失衡，体裁分布不均，作者分布面偏窄。本文旨在对此三大缺失作出详细分析后，提出改进选目之我见。

一、时期分布失衡

从三十首正选的时期分布看，春秋前(含春秋)二首，三国一首，晋二首，北朝一首，唐十二首，宋九首，元二首，清一首。显而易见，过于偏重唐宋，唐占40％，宋占30％，二者合计共占70％。

至于附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部六十首中，汉一首，三国二首，南朝一首，唐三十七首，宋十六首，明二首，清一首。唐占61％强，宋占27％弱，两者合计占88％。

唐诗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双峰并峙，其高度空前绝后，选目有所侧重，谁都无可厚非。问题是现在的比例似乎严重失衡。尤其使人不能接受的是，作为与《诗经》并列的我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辨骚》)的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楚辞》，竟然一首(或一章)未录。此外，两汉四百余年，无论乐府民歌、文人诗歌，不乏名家名作，正选一首未录，附选仅录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一首；灿若星河，为唐诗的兴盛准备了条件的南朝宋齐梁陈诗歌，正选一首未录，附选仅录梁吴均《山中杂诗》一首；北朝除正选录北方民歌《木兰诗》外，文人诗一首未录；隋因历史太短，一首未录，情有可原；“开创了词的初盛局面，而且历来还被奉为词的不祧之祖”(吴和熊语，见其《唐五代词三百首》前言)的唐五代词，仅录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一首，“不乏别有情趣的奇花异草和清溪幽涧”(黄天骥语，见罗斯宁选注《辽金元诗三百首》前言)的辽金元诗一首未录；辽金元词一首未录；即便是与唐诗宋词鼎足而三的元曲，仅正选二首，附选一首未录；有“陵宋跞元驾清”(羊春秋语，见其《明诗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明诗正选一首未录，仅附选一首；至若明代词曲，仅附选中录散曲一首，词则一首未录；有“承宋继唐”(钱仲联语，见其《=}青诗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清诗正附选各只录一首；有“承宋之绪而后来居上”(钱仲联语，见其《清词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清词竟一首未录；“也有一批杰出的散曲家”(羊春秋语，见其《散曲通论・作家论(清)》)的清代散曲，一首未录。

时期分布的严重失衡，必然无法贯通整个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发展脉络，无法让学子们领略诗歌长河的继承与创新，尤其是让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淹没不彰。

二、体裁分布不均

(一)诗词曲三者分布不均。在三十首正选中，诗二十一首，占70％；词七首，占23.3％；曲二首，仅占6.6％。附选六十首，失衡的情形进一步加剧，诗四十七首，占78％；词十一首，占18.3％；曲二首，占3.3％。

(二)各体内部之小体分布不均。

1、诗中各小体分布不均。正选中，骚体诗一首未录，六言诗一首未录，五绝一首未录。即便是《诗经》中之二首，全为风体，没有考虑雅体或颂体。附选中情形大致差不多。

2、词中各小体分布不均。正选七首中，表面看，小令一首，中长调各三首，似乎说得过去，但若仔细分析，所选小令和长调，均接近于中调，而与中调字数差距较大的小令和长调全无，尤其是长调中之三阕以上者一首未录，也未尝不是一个缺陷。且所录各词均为正体，“减字”、“偷声”、“摊破”、“摘遍”、“犯”、“慢”、“引”之类的变体一首未录。

附选情形更是糟糕，十一首词中，除晏殊《破阵子》略略超过小令五十八字上线为中调外，其余十首，俱为小令。且《浣溪沙》词牌即有三首(苏轼独占其二)，《卜算子》二首。

3、曲中小体分布不均。曲选本来太少，不具有多少代表性，与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极不相称。正附选各二首，纯为小令，套曲、带过曲、集曲、自度曲等皆一首未录，当然也无法录，也无法“均”。

(三)、文人体与民间体分布不均

正附选总共九十首作品中，姑且把《诗经》之《关雎》、《蒹葭》算作民歌，其民歌数量也不过四首，这与我国古代诗歌的实际状况不符。在古代的任何时期，都有大量民歌，尤其是在诗歌的非自觉时期。即便是后来的词、曲，也往往经历了从民间至文人的过程。单说《敦煌曲子词》，即是一个最有名的民间作品集，对此，选编者似乎全无意识。

体裁分布不均，甚至某些体裁一首未录，致使学生无法领略体裁的多样性、作者的创造性，无法体味形式与内容的某些关系。尤其是《楚辞》骚体的缺失，将会使学生对中国诗歌史的认识出现断层。民间体的缺失，不但无法让读者看到文人诗歌以外的另一片广阔天地，亦无法让读者看到诗歌从民间到文人的发展过程，更无法领略民歌与文人诗歌的风格差异。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由于诗的比例太重，导致词、曲(尤以曲为最)内部之小体无法均衡分布。

还需附带说一下的是，除诗词曲之外，对联似乎也可作为诗歌之一体予以考虑。对联，尽管它全盛于明清(有人称之为有清一代之文学)，但无论如何，它实际上是伴随着诗歌(包括骈赋)的产生而产生，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以为在我们的课文中选取少许，让学生稍具对联知识，是完全有必要的。

三、作者分布偏窄

正选三十首中，共有作者二十二人(包括无名氏二人)，其中杜甫四首，无名氏(《诗经》)、陶渊明、李白、苏轼(全为词)、辛弃疾(全为词)各二首，无名氏(《木兰诗》)、曹操、王湾、王维、岑参、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范仲淹、李清照、陆游、文天祥、马致远、张养浩、龚自珍各一首。

由于前述时期分布失衡的原因，作者的分布，自然在时期上注定了不均。二十二人中，先秦一人(《诗经》)，三国一人，晋一人，南北朝一人，唐九人，宋六人，元二人，清一人。很显然，唐占41％，宋占27.7％，其他朝代，要么完全缺失，要么作者太少。即便是在有限的时期或朝代中，其分布状况仍值得商榷，如唐代九位诗人中，主要分布于盛、中唐，初唐全无。在这九人中，杜甫虽是“诗圣”，实在也没有必要选取四首。再，苏轼、辛弃疾不必纯粹以词人身份出现。尤其是苏轼，若诗词各选一首，或许更能使其具有宋代诗词大家的代表性。曲家仅选马致远、张养浩，实在人数太少，且都为元代，明、清散曲则无法入选。

附选作品数量翻了一番，本来应该相对有利于作者的均衡分布，然而，失衡的状况却进一步加剧。在总共六十首作品中，共有作者四十一人，其中唐二十一人，约占51％，宋十一人，约占26.8％，唐宋共占约78％。其他三国二人，汉一人，南朝一人，五代一人，元一人，明二人，清一人，几乎不成比例。四十一人中，李白六首，杜甫、孟浩然各三首，王维、岑参、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晏殊、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各二首，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曹操、刘桢、吴均、王绩、王勃、杨炯、陈子昂、崔颢、常建、刘方平、刘长卿、韦应物、李贺、刘禹锡、杜牧、温庭筠、李煜、王安石、梅尧臣、王观、杨万里、朱熹、赵师秀、张养浩、王磐、夏完淳、赵翼各一首。

正附选都出现的作者共有十四人，他们在正附选中选取的作品数量合计情况依多少排列如下：李白八首，杜甫七首，苏轼四首(俱为词)，辛弃疾四首(俱为词)，王维三首，岑参三首，白居易三首，李清照三首，陆游三首，曹操二首，刘禹锡二首，杜牧二首，温庭筠二首，张养浩二首。

只在正选出现的共有八人，他们是无名氏(《诗经》)、陶渊明、无名氏(《木兰诗》)、王湾、范仲淹、文天祥、马致远、龚自珍。

只在附选中出现的共有二十五人，他们是：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刘桢、吴均、王绩、王勃、杨炯、陈子昂、刘方平、刘长卿、韦应物、孟浩然、崔颢、李贺、韩愈、李煜、晏殊、梅尧臣、王安石、王观、杨万里、朱熹、赵师秀、王磐、夏完淳、赵翼。

正附选九十首作品共有作者四十七人，如果我们对其作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

(一)朝代分布面偏窄。

四十七人中，春秋前一人，三国二人，晋一人，南北朝二人，唐二十一人，五代一人，宋十三人，元二人，明二人，清二人。完全缺失的朝代有战国、秦、隋、辽、金。秦、隋历史太短，且无著名诗人，可不选。辽无著名诗人，亦可不选。战国有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作者，不选不应该。金有赵秉文、元好问等大家，至少不应无一人入选。其他晋、南北朝时期似乎入选面还可扩大。

(二)相关朝代的体裁空缺或分布面偏窄。

这主要体现在：

1、楚辞作者全无。

2、元代除散曲作家还应增加外，诗人、词人均不应无一人入选。明代词人不应无一人入选。清代词、曲都不应无一人入选。

(三)风格流派偏窄。

就风格流派而言，诗类完全空缺的有楚辞系、江西诗派、公安竟陵派、江左三大家和神韵派，数量偏少的有六朝山水诗派、建安邺下文人集团等。就词而言，清空典雅派、金元疏快派、晚明蕴藉派、清初阳羡派、清初浙西派、清代常州派等或空缺，或数量太少。就曲而言，无论本色豁达派，还是文采清丽派，均因入选作者太少而无法彰显。

其他如竹林七贤、太康诗风、竟陵八友、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苏门四学士、元诗四大家、元曲四大家、茶陵诗派、清初三遗老、晚清四大家等都应尽可能有所体现。

作者分布面偏窄，使学生无法看到各时期各种风格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自然也就无法整体感受古代诗歌的多样性。

四、改进选目之我见

我国现时为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意味着许多人初中毕业以后，不再有系统接受古代诗歌教育的机会，如果我们的初中《语文》古代诗歌选目缺失过多，意味着大多数的公民受到的古代诗歌教育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针对上述三大缺失，本人以为，初中《语文》古代诗歌选目之改进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作出考虑。

(一)、宏观考虑。

1、合理划分正附选功能。

(1)正选尽可能照顾到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体裁、各种风格流派有影响的著名作家、诗人团体。①从历史时期而言，春秋前(《诗经》)、战国、汉、魏、晋、南北朝(应兼顾到宋齐梁陈)、隋、唐(应兼顾到初盛中晚)、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都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②从体裁而言，A.诗词曲比例应适当；B.诗中之古风、近体及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律体、绝体、民歌都要有恰当表现：C.词中之小令、中调、长调都应有所体现；D.曲中之小令、套曲、带过曲等都应有所体现。③从作者而言，尽可能把中国诗歌史上各种风格流派的大家名家选进来。

(2)、附选尽可能补正选之不能或不足。①补足未入正选的某些朝代或时期。②补足大家名家不同风格题材作品。③补足未入正选的某些风格流派、诗人团体。

2、合理分配诗词曲各体的数量及各时期的数量。

(1)首先给诗、词、曲各体分配一个大致比例。考虑到诗的历史最长，作者面最广，词、曲历史相对较短，作者面相对窄一些的状况，本人以为，诗、词、曲的比例正选可定在5:3:2，附选可定在6:2.5:1.5。

(2)合理分配各体在各时期的数量。①凡有重要作者的时期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②凡有重要风格流派的时期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③凡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作家应尽可能有作品入选。④著名的民歌作品应尽可能入选。⑤各体裁的早期作品应尽可能有入选。

(二)、中观考虑。

1、适当减少唐宋分量，尽可能使各时期的作家各品有所体现。

2、适当减少个别大家名家的分量，尽可能增列其他名家名作。

3、尽可能照顾到体裁、题材及风格的多样性。

(三)微观考虑。

所谓微观考虑，即考虑到具体作家作品。基于以上宏观、中观考虑，本人试拟出以下作家作品分配方案。

1、正选三十首分配方案。

(1)诗十六首：《诗经》一首(《风》体)，楚辞一首或节选一章(屈原作品)，汉一首(可考虑蔡琰)，三国一首(曹操)，晋一首(陶渊明)，南朝一首(可考虑谢灵运)，北朝一首(《木兰诗》)，唐五首(王勃、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各一首)，宋一首(黄庭坚)，元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2)词九首：唐一首(李白)，五代一首，宋四首(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姜夔各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3)曲五首：元三首(马致远、张养浩、关汉卿各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2、附选六十首分配方案。

(1)诗二十九首，《诗经》二首(可考虑《雅》、《颂》各一首)，楚辞一首(宋玉)，汉一首(可考虑从《古诗十九首》选一)，三国二首(可考虑刘桢、阮籍各一)，晋二首(可考虑左思一首、民歌一首)，南朝二首(谢胱必选，另一首可考虑鲍照)，北朝一首(可考虑庾信)，唐九首(王绩、李白、杜甫、韦应物、王维、岑参、孟浩然、韩愈、李商隐各一)，宋四首(苏轼、欧阳修、陆游、杨万里各一)，金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二首。

(2)词十八首：唐一首，《敦煌曲子词》一首，五代二首，宋八首(苏轼、柳永、晏椎馈⑶毓邸⒑刂、周邦彦、姜夔、王沂孙各一)，金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三首(王夫之、陈维崧、纳兰性德各一)。

(3)曲十二首：元八首(卢挚、白朴、马致远、张养浩、乔吉、张可久、徐再思、无名氏各一，其中应有套曲一首，带过曲一首)，明二首(王磐一首，无名氏民间作品一首)，清二首。

诗经二首篇2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诗经二首篇3

唐诗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唐诗作品甄别出来，并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述评。文学史著作论析唐诗，也具有类似的评选功能。由于对唐诗进行学理性评论和系统接受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著者在撰写文学史时，比较重视宋代以来学者对唐诗的看法，而对唐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选唐诗”反映了诸多唐诗在唐代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在选评唐诗方面的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史选与唐代选本离合情况举例

文学史著作对于唐诗大家的成就，一般会分类述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也是“唐人选唐诗”所重视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却是“唐人选唐诗”所忽略的。有些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被重视的诗歌类型，则不为文学史著作所关注。①以李白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将其乐府与歌行类诗作当作最主要的成就，②［1］在唐代诗选家中，殷璠《河岳英灵集》最早认识到李白的乐府诗成就。《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十三首，以乐府或歌行面目出现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灵集》并品题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诸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④［2］120－121殷璠用“志不拘检”评价李白的气质，以“奇之又奇”评价李白善于创新诗体，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李之作奇矣才矣，人不逮矣”，［3］961应该就是对殷璠评语的继承。《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和评语说明，李白乐府诗和歌行体所取得的成就，在其生前已经被读者所认识。此外，《又玄集》选李白诗4首，2首乐府，2首歌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乐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选录李白的乐府与歌行，在题材上涉及言志、抒怀、应酬三类。不难发现，李白善于用乐府体、歌行体表情达意，其所臻抵的驾轻就熟程度，给唐代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文学史著作重视李白的乐府与歌行，与“唐人选唐诗”相一致，反映了李白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李白绝句的成就，到明代已被确认，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李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4］108

基于此，文学史著作对李白绝句，一般都要专门加以阐述。这一点，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有较大出入。考察现存唐代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13首，只有《答俗人问》1首绝句。《又玄集》选录李白诗4首，没有五、七言绝。《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体五言绝句，但仍然以歌行为题，且用“阿那边”这样的口语，实际上不能算是标准的近体五言绝句。如果说，“唐人选唐诗”能够代表唐人对李白诗接受和认识的情况，那么《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的选诗倾向表明，李白绝句的成就，在唐代还没有引起重视。文学史著作接纳唐后学者的诠释，重视李白绝句，体现了学术的进步。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的题材倾向，反衬出文学史编撰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才调集》所选李白诗28首，除《古风》(3首)、《赠汉阳辅录事》外，均与男女情事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的特点，而韦縠对此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李白诗歌在唐代得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题材通俗易懂，如王安石所谓:“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5］1538

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试图将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诗人，因而忌讳谈这一点。因为提及这一点，不免损害李白的崇高形象，如王安石所谓:“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5］1538－1539这样处理，忽略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最为重要的特征，因而对揭示诗歌发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学史编撰者这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心理，与唐诗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实、求真精神，是有一定距离的。以杜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要专门介绍杜律，这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在唐代唐诗选本中，现在所能知道的，仅《又玄集》选录杜甫诗7首，①［6］193－194所选均为五、七言八句律诗。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时期就撰写了《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因此韦庄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韦庄选择这七首杜律为《又玄集》压卷，则表明唐人已经认识到，杜律不仅可以代表杜诗的成就，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唐诗发展的成就。文学史著作推重杜律，体现了今人对唐诗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准确认识。

至于文学史著作所普遍关注的杜甫“诗史”类作品，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则未见得到认可。那么，在“唐人选唐诗”之外，杜甫“诗史”类作品在唐代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为人所认可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强调其时事性，一则强调其叙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为代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3］961这里，白居易显然是把杜甫“诗史”类作品当成符合《诗经》传统、对时政现实有讽喻功用的风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棨为代表，其《本事诗》强调“诗史”类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禄山之难”中所遭遇的社会现实: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15

显然，孟棨已经认识到杜甫“诗史”类作品具有叙事性强的特点。从“唐人选唐诗”的整体倾向来看，时事类和叙事类诗作在唐代地位不高。叙事类和时事类诗作在表现方法上是以写实为主，而辅以议论，一般地说，这是史家擅长的笔法。杜甫将史笔化为诗法，在今天看来，这于唐诗发展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但在当时，就不免会因为其偏离诗法之正统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异。而且，叙事类诗作具有乐俗倾向，以其将诗歌娱情悦性的崇高功用降格为好奇以悦众的市井小道，所以不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为有名的两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虽然达到了“童子解吟”、“胡儿能唱”的流行程度，［8］803却并不被对白诗甚为青睐的《才调集》所选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杜甫诗史类作品兼具时事性与叙事性，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是必然的遭遇。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而某些杜诗就体现了其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这些可以视为“言志”之作。因为杜甫“言志”类诗作有着深沉阔大的思想境界，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对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文学史著作一般也都很关注这类诗歌。而这，与“唐人选唐诗”的选录情况大相径庭。虽然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诗选本选杜的情况，但结合其选诗的整体倾向，可以判断这类杜诗不受选家青睐。#p#分页标题#e#

如上所述，现存唐代唐诗选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几种主要的选录倾向，早期以“选秀”为主要倾向，中期以“玄”这一审美性为品评宗旨，后期以“才调”为选录标准。而“言志”类诗作与此三者无关，其不被诗选家视为唐诗的主流，是显然的。况且，杜甫一生官宦未曾显达，早岁旅食京华十年，不仅堕落至“衣不盖体，尝寄食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的困境(《进〈雕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而且于窘迫之际曾不分是非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后世读者可以忽略这一点，而赞赏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但唐朝的读者则可能介意这一点，而视之为不合时宜。显然，言志类杜诗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难以产生巨大影响，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收录，正在情理之中。

二、被文学史著作普遍忽略的诗作举例

有些唐诗作品被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该诗流行一时，或者是因为该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有些见录于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的诗作尚未得到文学史编撰者的注意。兹举皇甫冉《巫山高》、祖咏《苏氏别业》两诗为例加以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备受推崇，《中兴间气集》、《御览诗》、《极玄集》都予以收录。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记载刘禹锡过巫山时“悉去千余首”以《巫山》为题的诗作，仅保留了四首，并为白居易所认同，皇甫冉“巫峡见巴东”诗就是其中之一。［9］568这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声名极盛传诵一时，其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不过，皇甫冉《巫山高》之所以被唐代诗选家所重视，还因为这首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范摅《云溪友议》提到，至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以《巫山》为题的诗作竟已达到千余首。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选载《巫山》诗计二十首。［10］(238－243)

唐以前的，有齐朝的虞羲、王融、刘绘和梁朝萧绎、范云、费昶以及陈朝后主、萧诠等人的八首见录。唐代同题诗作早于皇甫冉的，有郑世翼、沈佺期、卢照邻、张偱之、刘方平等人的五首见录。由此可见，以《巫山》为题的诗歌，在皇甫冉之前已经形成了未曾间断的创作传统。以刘禹锡、白居易诗才之盛，如果皇甫冉《巫山高》与其它同题诗作相比，不能显明特出的文学史意义，恐怕是不会受到赏识的。那么，其文学史意义到底何在呢?一则，皇甫冉《巫山高》有意而且有效地继承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这既包括对齐梁时期旧制的模仿，如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指出的，皇甫冉《巫山高》与梁朝的同题诗作在“遣词用句以及情调风格上都基本相似”;［11］也包括对入唐以来新作的效法，如方回《瀛奎律随》卷四所指出的:“此诗与杜审言、陈子昂诗法相似”。［12］164由于该诗的整体格局系脱胎于旧制，因此全诗在写法上自然就呈现出雅正的特点。二则，皇甫冉《巫山高》成功地超越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关于这一点，高仲武有明确认识，他在《中兴间气集》中评论皇甫冉诗说:“《巫山诗》终篇奇丽，自晋、宋、齐、梁、陈、隋以来，采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使前贤失步，后辈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2］480

若结合具体作品分析高氏评语，则首联为巫山拟出类人的活泼飘渺形态，尾联以清猿长啸牵引黯然销魂之情，这是该诗的奇处。至于中间两联，妙在拆用《高唐神女赋》中的“朝云暮雨”之典浑然不使人觉而且对仗工整，这是该诗的丽处。用语秀丽而使全诗呈现出清奇的特点，为以前的同题诗作所不能及。可以说，皇甫冉《巫山高》的出现，证明了齐梁诗风在唐代不仅继续发挥着影响，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皇甫冉《巫山高》所表现出的清雅诗风，又正是大历诗风典型的审美形态。因此，皇甫冉《巫山高》为大历诗风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与超越提供了一个极为确切的例证。其文学史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即就此而论，皇甫冉《巫山高》在唐诗史著作中无疑应该写上一笔，但目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根据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选和所论来为肃、代两朝的诗人及诗作选秀的话，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自然是分列上、下卷之首的钱起与郎士元，轮不到皇甫冉;但若论代表性的诗作，则无疑首推皇甫冉的《巫山高》。如此，我们就不禁要反问:既然张若虚能以《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最终在唐诗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那么像皇甫冉《巫山高》这样明显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佳制竟然不被纳入文学史著作中作重点介绍，这是否有失公允呢?祖咏《苏氏别业》①也应为文学史著作关注，但实际上已被忽略。

《苏氏别业》见录于《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可以说是盛唐、中唐、晚唐诗选家一致推许的诗作。姚合编选《极玄集》，以大历时期诗人的作品为主，于盛唐仅选录二人作为“极玄”的典范，祖咏当其一，诗被选五首，而《苏氏别业》就在其中。那么，《苏氏别业》为什么会被诸多唐代诗选家所推崇呢?我们可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苏氏别业》是以园林为题材的唐诗典范。在唐代以前，谢灵运游历山水，陶渊明参与农耕，为山水诗和田园诗创作树立了典范。虽然唐代王绩、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两种创作传统，但就其典型性而言，都没有超越陶、谢。唐代能与谢之山水诗、陶之田园诗相媲美的，是园林诗。现存唐诗中有大量优秀的园林诗，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别业，就是唐代园林的重要形式之一。祖咏《苏氏别业》以“南山当户牖，澧水在园林”和“竹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两联，将山水纳入园林写，展现了与山水诗相区别的园林诗特色。而且，《苏氏别业》写出了园林之于唐代士人的基本功用。

在这首诗里，诗人自己是别业的访问者，对自然山水的游赏和隐居情景的体会，都只是暂时所选择的休闲方式;而不像陶、谢那样，以游赏山水和隐逸田园作为基本生存状态。不仅前来访问的诗人祖咏如此，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别业既以“别”为名，显然是在公事之余用于休闲的。可以说，将游赏山水的雅致、远离尘嚣的隐逸情怀由持之以恒的生存状态，分解为收放自如的片段生活享受，这正是唐代园林的情趣之所在。《苏氏别业》一诗对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园林情趣作了典型反映，因而为诸多诗选家所赏识。但《苏氏别业》作为有唐一代园林诗代表作这一点，唐诗史的编撰者似未有明确认识。实际上，自然风景题材是唐诗的大宗，但唐诗史的编撰者仍只是将这些诗作区分为山水、田园两类，而忽略了唐代园林诗已足以自成一类。从山水诗、田园诗的角度看，《苏氏别业》仍然是一首好诗，但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只有从园林诗的角度看，其相对于山水、田园诗的特殊性以及在同类题材诗作中的重要性，才能够显明。“唐人选唐诗”推重祖咏的《苏氏别业》，说明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在当时已得到理解。而文学史著作忽略了这首诗，则反映了今人对于唐代园林诗所达到的成就，认识尚不够深入。#p#分页标题#e#

三、被文学史著作普遍误解的诗作举例

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看，文学史著作在选评唐诗时，尚有不妥之处。某些诗作是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但编撰者在评价时有偏爱之嫌。而有些诗作，不仅其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存在问题，至于其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也是需要讨论的。兹以王维山水田园诗和王翰《凉州词》为例，对这些问题略作说明。一般文学史著作受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经典评语的影响，把王维山水田园诗当作介绍的重点。有的论析更为透辟，认为王维精悟禅理的思想素质，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境界自高。这样安排诚然有道理，但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相符合。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王维诗，纯粹的山水诗仅《又玄集》所选《终南山》一首，算不得受关注。而乐府诗与应酬诗，所占比重极大。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河岳英灵集》选录王维诗15首，《息夫人怨》、《婕妤怨》、《渔山神女琼智祠二首》、《陇头吟》、《少年行》等6首为乐府诗，《赠刘蓝田》、《入山寄城中故人》、《淇上别赵仙舟》、《寄崔郑二山人》、《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等6首为应酬诗。《国秀集》选录王维诗7首，《河上送赵仙舟》、《初至山中》、《成文学》、《送殷四葬》等四首为应酬诗，《扶南曲》、《息妫怨》等二首为乐府诗。《极玄集》选录王维诗三首，均为应酬诗。《又玄集》选录王维诗四首，《观猎》、《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送秘书晁监归日本》等三首为应酬诗。《才调集》选录王维诗二首，《送元二使安西》为应酬诗，《陇头吟》为乐府诗。如果说，“唐人选唐诗”反映了唐人对王维诗接受的大致情况，那么王维透露着禅学思想的山水隐逸诗并没有得到唐人重视，就显而易见。

从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看，王维诗“写景如画”的特点已经被殷璠、韦庄所明确认识，但在《国秀集》、《极玄集》、《才调集》中却没有被强调的迹象。即使在《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中，所选王维诗能体现“写景如画”特征的，也主要不是指王维以写景为题材的诗作整体，而是指应酬诗中“写景如画”的秀句。比如，《河岳英灵集》“王维”条品藻集内诗句“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就出自《淇上别赵仙舟》。而《又玄集》中“写景如画”的秀句“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与“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两联，出自《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而像“分野中峰变，阴晴万壑殊”这样的秀句出自写景诗《终南山》，就“唐人选唐诗”而言，属于例外情况。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王维高超的写景技巧已为唐代选家所重视，但其写景诗本身却未被选家关注。最明显的表现为，后世学者公认体现了“写景如画”特征的辋川系列诗作，唐代诗选家一无所选。原因在于，唐代之前已有“诗言志”、“诗言情”、“诗写意”、“诗绘景”等方面的诗歌创作实践，而且这些在理论上也已得到明确认识。唐诗之胜，在于兼综上述诸多创作倾向而有之。王维的辋川之作，大致被当朝人视为未能体现唐诗之胜的单纯写景之作，而遭到选家的冷落。可以说，文学史著作将山水田园诗视为王维的主要成就，有以偏概全之弊。文学史著作应根据“唐人选唐诗”，增加介绍王维应酬诗和乐府诗的相关内容。对有些唐诗作品，文学史著作的选与评，均有不妥之处。比如王翰，现存诗作虽然不多，但其七绝《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般要被当成盛唐诗歌的杰作引入分析。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看，文学史著作仅仅选录这首诗，有不当之处。《国秀集》选录王翰诗《凉州词》二首，其一为“葡萄美酒”篇，其二为“秦中花鸟”篇。从二诗所写的时间和内容看，这两首诗前后相续连为一体。

诗经二首篇4

古乐府中的“代”和“拟”经常是等同使用、不加区分的。从《玉台新咏》、《文选》的文献编集情况来看。鲍照的《代白头吟》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拟乐府白头吟》，刘铄的《代行行重行行》、《代明月何皎皎》、《代孟冬寒气至》、《代青青河畔草》四首诗题中的“代”字，《玉台新咏》一本亦作“拟”，而同卷中陆机的《拟古》七首(即拟《古诗》十九首中的七首)也与此并无二致；在《文选》中。代体诗和拟体诗也是分在一类的。

今本鲍照集中把《拟行路难》十八首归人乐府类。与代诗并列；但在宋本中便与代诗分得十分清楚。我们理清这些基本情况和大概的线索，便不难看出，把古乐府中的“代”、“拟”之作统统归入乐府类，而且“代”与“拟”可以等同使用。说明晋宋以来人们已经认为，“代”乐府与“拟”乐府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后人不加辨析而把“拟”与“代”完全等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代”体与“拟”体的区别

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分析吴，韦昭、魏・缪袭所改《汉铙歌》十二曲时指出：“韦昭所改十二曲中，有与缪袭所作，字数多寡，句读长短，完全相同者。此盖与后来之‘按字填词’无异，在韦昭前，吾人尚未之见也。如《汉之季》：(当汉《思悲翁》，‘当’，乐府诗中之术语。有时用‘代’，其意则一。)”后世不知曲调，故“按字填词”；那么在曲调尚存的南朝时期，自然便应该是“依调填词”了。

试以鲍照的一些题“代”诗为例分析，《乐府诗集》卷五四“舞曲歌辞”末《淮南王篇》，崔豹《古今注》以为“淮南小山之作也”。《乐府解题》则径称为“古词”。其内容名为游仙，实系抒发备受压抑，去国怀乡的悲愁之苦。其辞日：

淮南王，自言尊(上平声十三元韵)。百尺高楼与天连(下平声一先韵)。后园凿井银作床(下平声七阳韵)，金瓶素绠汲寒浆(阳韵)。汲寒浆(接字格，阳韵)，饮少年(先韵)，少年窈窕何能贤(先韵)。扬声悲歌音绝天(先韵)。

同上卷五五有鲍照《淮南王》二首，《玉台新咏》卷九题为鲍照《代淮南王二首》，集中题为《代淮南王》。其辞曰：

淮南王，好长生(下平声八庚韵)。服食炼气读仙经(下平声九青韵)。琉璃药碗牙作盘(上平声十四寒韵)，金鼎玉匕合神丹(寒韵)。合神丹(接字格，寒韵)，赐紫房(下平声七阳韵)，紫房彩女弄明(阳韵)，鸾歌凤舞断君肠(阳韵)。

张荫嘉认为古词内容是表现淮南王好神仙以致后宫怨旷，但他又说：“朱城以下，方就宫女表明愿望之诚，节拍入古。”班固《汉武帝故事》：“淮南王安好神仙，……能致仙人，与共游处，变化无常，又能隐形飞行，服气不食。帝闻而喜，欲受其道，王不肯传。帝怒。将诛之。”由此不难看出，鲍照之诗则是借淮南王之事抒发政治上的失意，以男女之情表达愿投效君王，君臣永结同心的愿望。

两诗相较，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发挥。句数、句式结构、修辞和用韵基本相同，按照依乐调填词的要求，可以说完全合拍。故《代淮南王》之“代”，是在沿用旧调的前提下，另作歌辞以代之而已。从内容来看含有借题发挥、别以己意裁之的意思。《方言》卷十：“皆南楚江湘之间代语也。”郭璞注：“凡以异语相易谓之代也。”或许可以说，是在曲调不变的条件下。以他辞代之而已。

曹植的《白马篇》系“自造新词”，在《文选》中可选人乐府，而鲍照的《代陈思王白马篇》则根本不录。两诗相较，用韵同为平声，曹诗用四“支”韵，鲍诗用一“东”韵：但曹诗二十八句，鲍诗二十二句。而且风格有异，曹诗昂扬奋发，鲍诗则苍凉悲壮。从内容看，曹诗充满建功立业、尽力为国、中不顾私的豪情，鲍诗虽然也表现坚志赴敌、雄视塞上的壮志。却也有楚歌含悲、徒唤奈何的悲叹以及对设计误者的愤恨。总之鲍诗创造发挥得幅度比较大，这或许就是《文选》不录此诗的原因之一。

再看乐府题“拟”诗《楚辞怨上》：“拟斯兮二踪”注：“拟，则也。”即以之为标准、范本。鲍照集中有《拟古》八首、《拟青青陵上柏》、《拟阮公夜中不能寐》和《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中前三题十首皆系拟文人诗。入“诗”类。这与《文选》“杂拟”类中题“拟”诗所拟对象只有《古诗》十九首、张衡的《四愁诗》和曹丕所编的《邺中集》相同。鲍集中惟独《拟行路难》入“乐府”类。《乐府诗集》卷七十：“按《陈武别传》：‘武常牧羊，诸家牧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行路难》。’则所起亦远矣。”《晋书・袁山松传》称：山松“衿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惜古民谣和袁辞皆不存，无从比对。鲍照所拟不可能是三国时代的牧竖歌谣，而只能是袁山松等“文其辞句，婉其节制”的新辞。所以它距离乐府旧调已经甚远，但毕竟还未曾脱离音乐。这正是宋本不将《拟行路难》十八首编入“乐府”类，而今本却把它编入“乐府”类的依据和原因。

诗经二首篇5

一、注意时代背景

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

二、掌握作者人生经历

正所谓，知人论世，诗言志，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同，那么，通过诗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也就不同。因此，鉴赏时不妨从作者的生活经历突破。例如：《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辛弃疾）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一生坚持抗金复国，但不受重用，抱恨而终。他的词作多抒写其力 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这首词就抒发了他的壮志难酬仍忧国忧民的宏大襟怀。

三、重视注解

诗注是在一首诗后

命题人所给的补注，可能是对作者写这首诗时相关的时代背景的介绍，也可能是诗中难读字句的解释，还可能是诗中涉及的典故等，对阅读整首诗和后面的答题都至关重要，切不可轻易放过。对注释内容认真思考，寻找注释与整首诗歌之间的联系。

例如：《绝句二首（其一）》（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注：此诗写于诗人经过“一岁四行役”的奔波流离之后，暂时定居成都草堂时。） 转贴于

此诗描绘了怎样的景物？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情？请简要分析。

从诗注里学生就可以获取重要信息，诗人在奔波流离之后写的这首诗。这对于学生准确分析作者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找出“诗眼”

阅读内容，寻找与试题有关的词句，将诗眼提取出来。弄清诗歌的意象，再回头探寻诗歌意境，体会诗歌的意趣。

例如，赵师秀的《约客》：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前句写出对客人失约的强烈不满，而“闲敲”二字看似“闲”，却生动地表现出诗人等人的万分焦急。

例如：王建的《雨过山村》首联的“一两家”，准确地写出了山村居民点分散，人稀稀落落的特点。而“妇姑相唤浴蚕去”后，只剩下中庭的栀子花在静静的开放，人呢？都忙自己的事去了。借景写人，以闲衬忙，以静衬动。全诗的意境便展现出来了。

总之，找出诗歌的意象，这是鉴赏的起点。体会诗歌的意境，是赏析的关键。

五、强化书面表达，注意逻辑条理

考生对于一首诗歌往往有一定的见解和感悟，但是一旦述诸语言，学生的思维却大打折扣，写出的鉴赏文字缺乏逻辑性、条理性，不能准确地运用有关的诗歌鉴赏术语，表达不出自己的想法。从阅卷效果来看，阅卷教师也往往喜欢那些卷面清爽、表述严密、条理清晰、逻辑合理的答卷。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1.分点答题，点后例证。采用一、二、三、四或者首先、其次等标志明显的样式，往往会得到条理清晰的评价。

诗经二首篇6

关键词：经典诵读；朗读；实践；效果

一、激发学生诵读兴趣实践

1.以诗作画，激发兴趣

诗歌语言凝练而富于形象性，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七年级时，我从简单易懂的诗开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把一首诗作成一幅画，让学生加深对诗意的理解，增加他们对古诗的热爱。每诵一首诗，我就鼓励学生说说大意，想象画面，吟诵四五遍后，鼓励他们拿起手中的笔把作者描写的画面画下来，再建议他们把这首诗写在画的一角。每周举行一次“共读一首诗，共描一幅画”活动，以诗作画，学生读起诗来兴致更高了。

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从“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到“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从“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首首诗词，一幅幅画面，学生无论是在早晨来学校的路上，还是在下午放学的路上，他们总是快乐的吟诵着。在学校，学生一有时间就围在一起比比谁画的画更接近诗意，谁画的画更美，吟诵蔚然成风。

2.以画配诗，增添乐趣

以诗作画，学生们诵读古诗兴致盎然，经过一年的积累，学生们已经诵读了不少名篇佳作。为了他们能进一步了解古典诗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魅力，我在以诗作画的基础上，让他们根据画面来吟诗。于是我把每周“共读一首诗，共描一幅画”；改为每周“共赏一幅画，共吟一首诗”。第一次我选了一幅垂柳图，刚挂出来，我们班的赵某就脱口而出：“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他刚诵读完毕，李某站起来朗诵到：“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一首诗一幅画，一幅画一首诗，比赛诵读古诗成为学生们课下最愉快的事了。

3.利用活动培养朗诵兴趣

为了增强学生的古诗文的诵读兴趣，除了举行每周“共读一首诗，共描一幅画” “共赏一幅画，共吟一首诗”活动。平时还组织“课前三分钟古诗文朗诵”“古诗文默写比赛”“古诗文知识竞赛”“作文中引用古诗文比赛”、古诗文有奖竞答、经典古诗文手抄报比赛等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调节各种关系的能力、表演能力、集体荣誉感、收获成功的喜悦之后的自信心、爱国学、爱祖国、爱学习……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会懂礼了，学会处事了、学会待人接物了，这就是经典诵读的作用。

二、诵读方法的实践

1.联系扩充法

将所学的某一首古诗词文，与其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相近的其他古诗词联系起来诵读，以形成一个知识组块。如学习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指导学生同时诵读其他有关“咏莲” 的诗文，如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王昌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等等。把同一题材的诗文联系起来让学生学习，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并在对比诵读中强化了记忆效果，从而激起了学生读背古诗词的极大兴趣。

2.想象入境法

将诵读过程作为欣赏佳作的过程，边读边想象画面，把自己融入诗文的意境之中。如学习《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读到“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时，可指导学生边读边思考，想象此时此景。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熟读成诵，自然水到渠成。有时还利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再现画面，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加深对诗歌的理解和记忆。有时采用诗画互现的方法，如前文中介绍的每周举行的“共读一首诗，共描一幅画”“共赏一幅画，共吟一首诗”活动，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又理解了诗词的意境。

三、诵读取得的效果

诗经二首篇7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诗经二首篇8

关键词：小学生；古典诗文；诵读

古典诗文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诗词是心的灵动、情的迸发、智的体现、德的化身、美的象征，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中国诗文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着无比深厚的哲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的国度，一个诗词最为发达的文明礼仪之邦。中华古典诗文作为宝贵的精神食粮，其间不仅蕴含着崇高的人格美和深刻的智性美，更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不灭的精魂。民族传统必须承继，民族基因有赖于一代代新生命主动传承。

在素质教育不断深入的今天，教育注重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的能力；能阅读日常的书报杂志，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小学阶段背诵优秀诗文160篇（段），课外阅读总量应在145万字以上。”可见，阅读在小学阶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少年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三岁以前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最好的年龄段。在此期间，加强脑的记忆开发和知识训练，对人的一生都十分重要。在小学阶段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有选择地学习传统的蒙学教材，开展古典诗文诵读活动，对于提升小学生的语文素养、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学生健康、和谐、全面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结合我开展古典诗文诵读的实践体验，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开展古诗文诵读要纳入课程计划

“读经是最好的语文教育，经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有时间才能学习，有时间才能读经，才能保障古典诗文诵读的开展，使小学生从小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了解与热爱传统文化，提高小学生的国学修养和文化水平；发挥传统文化的教化力量，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把小学生培养成长为新一代兼具世界眼光和现代人意识、胸怀传统文化底蕴的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但古典诗文诵读又不能在加重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进行，为此，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将地方、学校课程1课时设置为诵读课，并明确由语文老师负责诵读课教学，充分利用诵读课采用教师带读、学生齐读、优生领读、学生自由诵背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吟诵。语文教师不仅要担任每周的诵读课，平时还要指导好学生的诵读活动。

二、开展古诗文诵读要有校本教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我们在开展古典诗文诵读实践中，根据小学阶段学生特点和古典诗文内容，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典诗文篇目进行了选材，自编自印《古典诗文诵读手册》校本教材，内容有必读篇目和选读篇目。其中必读篇目有古诗词207首、《三字经》、《千字文》、《中华成语千句文》，选读篇目有《增广贤文》。

三、开展古诗文诵读应明确各年级段目标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有目标才能有所期望，我们在开展古典诗文诵读活动中，确立了各年级诵读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其中一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15首，二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30首，低年级段学生必背《三字经》，选读《增广贤文》；三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45首，四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60首，中年级段学生必背《千字文》，选读《增广贤文》；五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70首，六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80首，高年级段学生必背《中华成语千句文》，选读《增广贤文》。明确要求80%以上的学生能够熟读成诵；20%以下的学生能够正确、流利的朗读。推荐学生自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等内容。

四、开展古诗文诵读要与多种活动形式有机结合

诗经二首篇9

关键词：S.373；诗歌；作者；抄写时间；中心思想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49-03

敦煌文献S.373，正反面共计抄诗10首。其中，正面抄诗5首，依次为：1.《皇帝癸未年膺运灭梁再兴（缺）迎太后七言诗》。2.《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3.《题南岳山七言》，原卷题旁注“直在江南”。4.《题幽州盘山七言》，原卷题旁注“在幽州北”。5.《题幽州石经山》，原在题旁注“在南”。《斯坦因劫经录》著录为“李存勖诗五首”。背面亦抄诗5首，依次为：1.《大唐三藏题西天舍眼塔》，原卷题旁注“在西天”。2.《题尼莲河七言》，原卷题旁注“在西天”。3.《题半偈舍身山》，原卷题旁注“在西天”。4.《题童子寺五言》，原卷题旁注“在太原，便是北京”。5.《题中岳山七言》，原卷题旁注“在京南”。《斯坦因劫经录》著录为“大唐三藏诗五首”，并说明：“显系后人所作，伪托玄奘”。

郑炳林认为这10首诗既不是李存勖所作，也不是玄奘所作，而可能是后唐时期河北地区（或定州一带）的僧人范海印所作，他曾游历全国并于后唐末年经敦煌去印度求经①。徐俊同意《皇帝癸未年膺运灭梁再兴（缺）迎太后七言诗》为李存勖所作，后四首诗“诗中涉及的地域和诗中流露的思想、情绪等看，与李存勖生当战乱之世，戎马一生的君王身份、生平经历等亦不相符，显非李存勖之作”，但断为唐时期的僧人范海印所作，则缺乏根据②。关于《大唐三藏诗五首》，巴宙认为：“‘大唐三藏’普通为玄奘法师之尊称，但亦可以用于其他译经高僧。故此诗是否为玄奘之作品则待考。”③徐俊认为，“其作者应即‘大唐三藏’，至于‘大唐三藏’是否指玄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即使‘大唐三藏’指玄奘，亦不排除其诗仍有依托的可能。”④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把这五首诗收入玄奘名下，我们姑算作玄奘的作品。现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对S.373存见10首诗移录如下，对作者生平及作品存佚情况、作品抄写时间予以考证，并概括诗作中心思想。

《皇帝癸未年应运灭梁再兴［缺］迎太后七言诗》

禁烟节假（暇）赏幽闲，迎奉倾心乐贵颜。

燕语雕梁声猗，鹦吟渌（绿）树韵开（间）关。

为安家国千战场，思忆慈亲两鬓斑。

孝道未能全报得，直须顶戴绕弥山。

本篇作品还见于P.3644卷，题目作《今当圣人诗歌一首》，“今当圣人”和S.373卷之“皇帝”，都指后唐庄宗李存勖。《全唐文》卷104李存《亲至怀州奉迎太后敕》，谓天下已定，理应到汾州亲迎太后，不得已只到怀州迎接。所写的内容，与此诗相类似。所以本诗为李存勖所作，当无疑义。诗题“癸未年”即同光元年（923）。P.3644为类书习字残卷，内有《礼五台山诗四首》，《今当圣人诗歌一首》。另有诗二首，李正宇定名为《店铺招揽叫卖口号二首》，并考定为同光年间（923-926）抄。黄永武定此卷为《俗名要务林》。李存（885-926），沙陀部人，本姓朱耶氏，小字亚子，盐州（今陕西定边）人。唐昭宗乾宁后，曾遥领隰、汾、晋三州刺史。天佑五年（908)李克用死后，嗣位晋王。同光元年（923）即后唐皇帝位，同光四年（926）死于乱中。《全唐诗》卷889存其诗4首，《全唐诗续拾》卷41补诗5首，《全唐文》卷103-105存其文78篇，《全唐文补编》补文19篇。生平事迹见《旧五代史》卷27-34，《新五代史》卷4-5。本诗以一久经战阵的儿子的口吻，述说了自己为安邦定国而长期在外征战，故未能对慈亲尽孝的遗憾，同时表达了自己在终得安定之际，思忆慈亲两鬓斑白，奉迎慈亲以尽孝道的急切心情。

《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

昔时童子募（慕）清闲，今古犹传在此山。

百峥嵘流海内，千溪透云间。

猿啼岭上深幽静，虎（啸）岩边去复还。

想翠花谷变 ，空留禅室喜登攀。

《斯坦因劫余录》将本篇归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作品。徐俊认为，由于敦煌诗卷传抄的复杂性和题署方式的多样性，很多的例证证明，不能将无署名诗作简单地归之于其前署名诗作者之下，从内容年，此诗也不可能是李存勖的作品⑤。郑炳林认为此诗的作者为后唐时期（923-935）的僧人，该作品反映的时间正是范海印游五岳及五台山时间（920-925），因此疑范海印和尚为本诗作者⑥。范海印，五代后晋、后唐时济北郡（今山东）人，幼年出家于敦煌，弱冠之初，就在释俗界有较大影响。曾游历五台山等全国佛教圣迹，并到西域、印度等地寻普贤神踪，询求如来圣会。敦煌遗书P.3718载录有张灵俊撰写的《唐河西释门故僧政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范和尚写真赞并序》。题名中的“北京”即今太原，唐初为并州，天授元年（690）置北都，天宝元年（742），改北都为北京，上元二年（761）罢，代宗宝应元年（762）复为北都。后唐同光元年（923）建都洛阳后，又改太原为北京，后晋、后汉、后周继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复置并州。“童子寺”，北齐天保七年建，位于晋阳城西十里龙山之上。《法苑珠林》卷14：“并州城西有山寺，寺名童子，有大（佛）像，坐高一百七十余尺。皇帝（唐高宗李治）崇敬释教，显庆末年巡行并州，共皇后（武则天）亲到此寺。”⑦唐五代置“北京”的时间是天宝元年至上元二年（742-761）、同光元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23-979），故以下四首诗的写作时间应当是（923-925）。本诗描写了童子寺周边的清幽环境，述说了自己游览时的喜悦之情。

《题南岳山七言》

融峰绝顶九宵边，独立孤峦势近天。

北眺洞庭千里浪，南观石(石禀) 万坡烟。

云藏碧涧泉声远，僧迫金乌耳伴喧。

唯有此山侵上界，娥吹瑟古松前。

原卷题旁注“直在江南”。《斯坦因劫经录》将本篇归入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作品，徐俊认为非是，郑炳林以为是范海印和尚所作。本诗描绘了南岳山地势的高峻奇绝、环境的清幽和古寺禅音。

《题幽州盘山七言》

冲过浮云数十重，经宵始到最高峰。

日出近观沧海水，斋时遥听梵天钟。

千年松树巢仙鹤，五个盆池隐毒龙。

下方乞食上方去，尘俗难寻道者踪。

本篇作品又见于S.529卷，S.373卷题旁注“在幽州北”。S.529卷正反面抄写，正面抄写《同光二年（924）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五通：1.《致某和尚牒》，末署“五月廿九日定州开元寺三学比丘归文状上”。2.《问候某令公牒》，末署“同光二年（924）六月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3.《致某评事牒》。4.《致某人牒》。5.《致某和尚牒》。末署“同光二年（924）五月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背面为《诸山圣迹志（拟题）》，向达拟题“失名行记”。《诸山圣迹志》：“第三盘山，在幽州。寺院五十余所，僧尼一千余人。业行孤高，硕德盛弘，律席博学情忧，十经五论，余余济济，重风光而拂幽林（片甫），爱山水而附带烟霞。为季之宗师，作中之领袖。诗曰：（即本诗）”按《诸山圣迹志》记载：“西行七百里至庐州，其城周围三十里，僧尼千馀人。州主张相公笃信僧，弥崇福，瞻乐之外，以作南禅院。……至今见在矣。”据考证，此张相公是张崇，他曾任庐州刺史，庐州观察使，德胜军节度使，时间是在后梁开平元年到后唐长兴三年（907-932）。《诸山圣迹志》当作于这段时间内。郑炳林认为S.373所抄10首诗为同一作者，可能是后唐时期河北地区（或定州一带）的僧人范海印，他曾游历全国并于后唐末年经敦煌去印度求经⑧。但是，徐俊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两个写卷不可能是一人的作品，《诸山圣迹志》作者所记并非出于自己的创作，而是对前人相关诗文的转录。⑨幽州，在今北京市，隋唐时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盘山，在幽州西北。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盘山在蓟城西北，逶迤沉邃，百果所出，山北数峰陡绝，绝顶有大石，摇之辄动，二龙潭据其上，下有潮井。傍京之地山谷有致者，近称西山，远称盘山。”⑩本诗以一游方僧人的口吻，述说了自己历经艰苦，终达幽州盘山的喜悦，同时，描写了幽州盘山优美的自然景观，阐发了自己的喜爱之情。

《题幽州石经山》

闲乘五马谒真宗，来人山门问远公。

云起乱峰朝古寺，乌巢高处恋晴空。

碧萝引蔓枝枝到，石溜穿渠院院通。

佛境不离人境内，人心不与佛心同。

本篇作品又见于S.529卷。《斯坦因劫经录》将本篇归入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作品。郑炳林以为是范海印和尚所作。徐俊认为非是，“诗中‘五马’为用汉太守五马驾辕之典，‘远公’用名僧慧远尊指被访僧人。显然不是游历圣迹的僧人口吻”。S.529v《诸山圣迹志》：“南行百余里至石经寺，大藏经文并石上。云轩（旁注“皇龛”）月殿，迥若天宫，律部洋洋，禅流济济。诗曰（即本诗）” 石经山，在太行山东部，即今河北房山县房山。清谈迁《北游录》：“房山县西南四十里石经山，生芯题草，他处所无，曰芯题山。”本诗写游历幽州石经山并拜谒高僧，古寺的清幽、宁静，使作者对“佛境”与“人境”、“佛心”与“人心”等有了更为辩证的思考。

《大唐三藏题西天舍眼塔》

帝释倾心崇二塔，为舍眼满千生。

不因行苦过人表，岂得光流法界明。

原卷题旁注“在西天”。以下5首诗，《斯坦因劫经录》著录为“大唐三藏诗五首”，但又认为是后人的伪托。巴宙认为：“‘大唐三藏’普通为玄奘法师之尊称，但亦可以用于其他译经高僧。故此诗是否为玄奘之作品则待考。”徐俊认为，“其作者应即‘大唐三藏’，至于‘大唐三藏’是否指玄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即使‘大唐三藏’指玄奘，亦不排除其诗仍有依托的可能。”?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把这五首诗收入玄奘名下。按，这五首中的前三首，与玄奘游历西天所经之地相符，诗的佛偈味很浓。可算作玄奘的作品。后两首诗（《题童子寺五言》、《题中岳山七言》）与《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题南岳山七言》、《题幽州盘山七言》、《题幽州石经山》等诗风格相似，姑系于后唐僧人范海印名下。玄奘（602-664），俗姓陈氏，名，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法师，唐三藏。少时随兄出家。隋大业八年（612），与兄同至长安，住庄严寺，唐武德五年（622）受具足戒。贞观元年（627）往印度留学（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归国后，朝廷敬礼特隆，与其弟子译经75部，凡1338卷。《全唐诗续拾》卷3存其诗5首，《全唐文补编》卷9存其文22篇。生平事迹见《大唐西域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旧唐书》卷191等。舍眼塔，为佛家圣迹。《大唐西域记》卷2《健驼罗国》：“伽蓝侧有堵波高数百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木文石，颇异人工。是释迦佛昔为国王，修菩萨行，从众生欲，惠施不倦，丧身若遗，于此国土千生为王，即斯胜地千生舍眼。”舍眼，指释迦牟尼佛为普度众生而舍眼之本生故事。本诗描写自己亲见舍眼塔时的虔诚敬畏之心，释迦牟尼心怀慈悲，为普度众生而舍弃一切，因此才佛光普照。本篇作品应为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巡礼健陀罗舍眼塔时所作，故其写作时间应为玄奘行至健驼罗国的贞观三年（629）。

《题尼莲河七言》

尼莲河水正东流，曾浴金人（体）得揉。

自此更谁登彼岸，西看佛树几千秋。

原卷题旁注“在西天”。尼莲河，即尼连禅河，《大唐西域记》卷8《摩揭陀国上》记：“戒贤伽蓝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连禅河，至伽耶城。”释迦牟尼佛出家后，于此河畔静坐思惟，修苦行六年。后舍苦行而入此河沐浴，净身后接受牧牛女难陀波罗之乳糜供养，寻至河对岸之菩提树下发愿而成道。本诗写作者亲临尼连禅河时的虔诚之心，同时，抒发了希望修成正果的愿望。本篇作品应为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巡礼尼连禅河时所作，故其写作时间应为玄奘行至摩揭陀国的贞观五年（631）。

《题半偈舍身山》

忽闻八字超诗境，不借（惜）丹躯舍此山。

偈句篇留方石上，乐音时奏半空闻。

原卷题旁注“在西天”。半偈舍身山，即醯罗山。《大唐西域记》卷3《乌仗那国》记：“瞢揭厘城南四百余里，至醯罗山，谷水西派，逆流东上。杂花异果，被涧缘崖，峰岩危险，溪谷盘纡，或闻喧语之声，或闻音乐之响。方石如榻，宛若工成，连延相属，接布崖谷。是如来在昔为闻半颂(旧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音讹也。今从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言颂，颂三十二言。)之法，于此舍身命也。”一偈共32言，分成两半；半偈为16言。此处半偈指“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大般涅经》卷14记载，释迦牟尼修菩萨行时，从罗刹处听得前半偈。因罗刹终不言后半偈，释迦牟尼舍身于此山，即“为求八字故，弃所爱身”。 本诗描述身临醯罗山时的激动心情，表达了对释迦摩尼为闻八字半偈，舍身此山的敬仰。本篇作品应为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巡礼时醯罗山时所作，故其写作时间应为玄奘行至乌仗那国的贞观三年（629）。

《题童子寺五言》

西登童子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汾水一倏清。

原卷题旁注“在太原，便是北京”。这首诗与前《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题南岳山七言》、《题幽州盘山七言》、《题幽州石经山》等诗风格相似，当为同一个所作。诗写登临童子寺的所见和愉悦心情。

《题中岳山七言》

孤峰绝顶万余，策杖攀萝渐渐登。

行到月边天上寺，白云相伴两三僧。

本篇作品又见于S.529v，S.373卷题旁注“在南京”。S.529v《诸山圣迹志》云：“中岳山，在东京东南一百五十里，其山周围三百里。僧寺六所，道观六所，僧道三百馀人。禅律同居，威仪肃穆，山多圣迹，林木浮疏。实道人栖息之所，乃释子修行之地。诗曰：照宇天极于此山，则天立。（后四句即本诗）” 这首诗与前《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题南岳山七言》、《题幽州盘山七言》、《题幽州石经山》等诗风格相似，当为同一人所作。本诗描写了中岳山的高峻及山上寺院的清幽，同时，表达了策杖攀萝终登山顶，见到寺院、僧人时，内心的恬淡愉悦之情。

注释：

①⑥郑炳林.敦煌文书S.373号李存勖唐玄奘诗证误［J］.敦煌学辑刊，1991，（1）；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420；420.

②④⑤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490；490；490；491；490.

③巴宙.敦煌韵文集［M］.台湾：台湾佛教文化服务处，1965：30；30.

⑦［唐］释道世著.周叔伽，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6.

⑧郑炳林.敦煌文书S.373号李存勖唐玄奘诗证误［J］.敦煌学辑刊，1991，（1）；郑炳林.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297；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420.

⑩［明］王明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490.

诗经二首篇10

[摘要] 晚唐作家皮日休作品集的现存版本中，由明人辑刻的《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均为海内孤本，长期以来罕为人知，对其文献价值尚无人揭橥。文章考述了二集的编刻及收诗情况，并从诗歌的汇编及作品的辑佚、校勘、评点几方面对这两部诗集的独特价值首次予以发覆。

[关键词]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085―05

皮日休是晚唐著名诗人和小品文作家，也是唐宋诗歌转变以及由唐代儒学到宋学变迁过程中对宋人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位重要作家。皮日休现存诗文别集的版本流传情况，万曼《唐集叙录》、郁贤皓《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汉唐五代卷）、赵荣蔚《唐五代别集叙录》对皮日休自编诗文集《文薮》十卷以及明人许自昌从皮日休诗友陆龟蒙所编皮、陆等人唱和诗总集《松陵集》中别出单行的皮氏唱和诗专集《皮从事倡酬诗》等言之甚详。而由明人范编辑、项真评刻的《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二卷以及由明人李之桢辑刻的《皮学士诗集》二卷由于均为海内孤本，深藏国图或流落台湾，长期以来罕为人知，对其具体内容及文献价值，学界尚无人关注。因两书成书大致同时，本文合而论之，主要从诗歌的汇编及作品的辑佚、校勘、评点几方面对这两部诗集的独特价值首次予以发覆。

一《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编刻及全书概况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一书，明、清书目未见著录，著录此书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 （P2086）、《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P65）均仅及评刻人项真：“唐皮日休撰，明项真评，明项真刻本”。按，《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卷首载项真《皮袭美诗序》，中言：“虽有《松陵唱和集》行于世，而皮诗实鲜焉。吾友范，好古之士，搜罗诸书。余偶检是编，读之觉耳目顿爽，豁然如聆楚明光，遂付剞劂，以供同好。今已归道山，而兹集之不朽，实因之，谓为皮之功臣，可也。余又不揣浅，谬为评赏。”据此可知，《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编辑者为范，刊刻及评点者为其友人项真。（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三“集录四”载：“旧尝闻范东生辑有唐诗，……后见人刻其所编皮日休集，……”[3] （P352）范，字东生（详下文），胡震亨所谓“后见人刻其所编皮日休集”即指《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

范，（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范太学” 载其生平甚详：“，字东生，乌程人。祭酒应期之弟之子也。……东生起孤生，岳岳不为人下，数困长吏，尽破其家。徙居吴门，凿池种竹，攻苦读书，沉酣唐人之诗，讽咏其清词丽句，苦吟精思，寝食尽废。……家贫落魄，出游八闽、滇南，搜剔名胜，往往垂橐而归。万历之季，操党议持国论者，多出苕间，东生好树颊颏，与之相抵拄。一时词客，不为东生许可者，希合贵人风旨，群噪东生。东生以此重困，愤懑不得志。辑全唐诗千余卷，胝手瘃足，迄无宁夕，咯血数升以卒。年四十有四。” [4] （P608）

据《列朝诗集小传》范传、茅元仪《范东生诗集序》，范个人著述有诗集四卷，乃卒后诗友吴鼎芳与茅元仪弟茅所辑，吴鼎芳、茅元仪并为之序。

《列朝诗集小传》范传云：“凝父（尹按，吴鼎芳字凝父）手定其诗四卷，而为之序……” 茅元仪《范东生诗集序》（《石民四十集》卷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9册）：“包山吴凝父暨家仲怀所辑范东生诗请序。”（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二“经籍征”载范“《湛园集》四卷”，（清）曹溶《明人小传》卷四“范”载“《范东生集》”，不知是否即此诗集？范又与吴鼎芳唱和，《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吴居士鼎芳”云“与范东生刻意宗唐，刊落凡近，有《披襟唱和集》行世”。[4] （P609）范还曾“辑全唐诗千余卷”，即《唐音癸签》所谓“辑有唐诗”，因瘁死，后由友人茅元仪在范所辑基础上得以完成全书，茅元仪称此唐诗总集为《全唐诗纪》。

（明）茅元仪《朱枝昌诗序》（《石民四十集》卷十六）云：“顷与东生共事《全唐诗纪》”。有关范、茅编纂唐诗总集及《全唐诗纪》一书梗概，（清）郑元庆《湖录经籍考》述之稍详，该书卷六“范、吴《披衿唱和集》六卷”条云范“又手辑全唐诗千卷，为茅止生取去”，“茅元仪全唐诗一千二百卷”条续云：“元仪辑此书颇费苦心，先之者东生范氏也。既没，元仪得而辑成之。会国变，稿俱散亡，或云尚存白门，已为他人窃去。幸其凡例刻于《四十集》中，为录之。……此书创意，愤《诗纪》之偏，驳《品汇》之鄙。始于曹氏，十有其四，继之仆与范氏，搜求寰中，难过赵璧，稍逾其六。无论发秘阐幽，即唐之前叶，具载《诗纪》者，代逾人，人逾诗矣。范氏瘁死于此，仆加以编纂刊对，又复十年。”[5] 郑元庆云《全唐诗纪》一书凡例载《石民四十集》，今存《石民四十集》九十八卷本未见，《石民四十集》尚有一百四十八卷本，存亡未知。[6]（P64）据《石民四十集》卷首茅元仪《四十集序》，《石民四十集》所收为四十岁前所作文，则《全唐诗纪》成书应在崇祯六年（1633）茅元仪四十岁以前[7] （P84），范辑唐诗千余卷，又在此十年之前，即天启三年（1623）前。

以上有关范的信息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范“沉酣唐人之诗”、“刻意宗唐”，一是曾辑全唐诗千余卷，与茅元仪共同完成《全唐诗纪》这一唐诗总集。“沉酣唐人之诗”、“刻意宗唐”应是范编辑皮日休诗集的兴趣和动力所在，而编辑皮日休诗集则当是范编辑《全唐诗纪》浩大工程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一千二百卷的《全唐诗纪》成书在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之前。胡震亨之子胡夏客《李杜诗通》识语：“先大夫孝辕府君搜集唐音，结习自少。至乙丑岁始克发凡定例，撰统签一千卷。阅十年，书成。” 乙丑岁，即天启五年（1625），则《唐音统签》书成在崇祯八年（1635）。季振宜《全唐诗》序：“予集有唐二百九十二年及五代五十余年之诗，……经始于康熙三年，断手迄十二年，镇十年矣。”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一书评刻者项真，生平详见（清）曹溶《明人小传》卷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三子部杂家类存目“《无事编》二卷”、（清）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五、（清）沈季友编《李诗系》卷二十等，综合诸书所载：项真，字不损，秀水（今属浙江嘉兴）人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卷首《皮袭美诗序》署“古吴项真”，卷一题“胥江项真不损父评”，则后当移居苏州。。项忠后裔，项元季子。崇祯初以诸生贡入国子监，入清官景陵知县，以罪下刑部狱死。著有《西湖游草》、《无事编》、《甓园诗草》、《括苍游草》、《楚咻帆谈》等。擅诗文外，项真还精于书法，善制紫砂茗壶，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明）汪玉《珊瑚网》卷十八“法书题跋”称其为“吾郡书家龙凤”[8] （P285），（清）吴骞《阳羡名陶录》卷上“家溯”载：“不损故非陶人也，尝见吾友陈君仲鱼藏茗壶，一底有“砚北斋”三字，旁署项不损款。此殆文人偶尔寄兴所在，然壶制朴而雅，字法晋唐，虽时（大彬）、李（仲芳）诸家，何多让焉？” [9]项真深厚的文艺素养为其评点皮日休诗歌提供了条件。

（二）《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概况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二卷，一册，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卷首为项真《皮袭美诗序》，兹录于下：

天下有至道，有至境，有至言，有至人，因是以有至文。吾人有异想，有异趣，有异调，因是以有异诗。故调异则寡和，趣异则理饶，想异则致远。无中生有，空中楼阁，诗之变态极矣。文至而情生，境至而真现，道至而理玄，言至而味永。人之立品弥高，诗之托志弥远矣。袭美中咸通进士，不遇于时，而僻性高才，跳浪其间。当时最称笔砚之知、同声相契者，惟是松陵陆夫子。袭美既唾空一世，孤寡绝伦，而胸中无一点尘气，故笔下灵异，无一点俗气。然而托物比兴，往往不合时宜。而吐露于声诗间者，大约言悠悠之辈以至相吓乃尔。是以幽冷之致，独高千古。顾时而蜚吟，时而鹦鹉语，时而作霜鹤唳，时而花窗媚眉，时而冰车铁马，时而宝鼎云，时而碧磷划电，阿闪片时，不容方物，而笔端超越，孤峭别调。风雅之不绝，其在斯乎？嗟嗟《三百篇》亡矣，变而为骚，为赋，为选，为乐府歌行，而律体愈变而愈衰，词愈变而愈穷。至如李长吉，拗肠盱眼，呕心之语，非世人畦径，笔妖墨精，古怪莫测，使后之作者不能蹈片字。若袭美神不为贺欺而才更欲出贺上，趣在有意无意之间，故可解者，抱独知之契，而不可解者，甘世之闷。纵未能超轶长吉，而实可并驾齐驱矣。孰意造物忌才，终为贼害。箧中之秘，不甚流传，虽有《松陵唱和集》行于世，而皮诗实鲜焉。吾友范，好古之士，搜罗诸书。余偶检是编，读之觉耳目顿爽，豁然如聆楚明光，遂付剞劂，以供同好。今已归道山，而兹集之不朽，实因之，谓为皮之功臣，可也。余又不揣浅，谬为评赏，祗恐能言人不可得，索解人更不可得耳。假使皮魂未死，或作长鸣鸡以与余碧窗一话，亦快哉！古吴项真。

项真在序中对皮诗的孤峭别调、变化怪奇推崇备至，这当与项真个人的审美趣味以及晚明求新求变的文学思潮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

次为皮日休《皮袭美世录》。按，与《文薮》所载《皮子世录》对照，《皮袭美世录》略有删增。“时日休之世，以远祖襄阳太守，子孙因家襄阳之竟陵，世世为襄阳人”后，《文薮》尚有“自有唐已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呜呼！圣贤命世，世不贱不足以立志，地不卑不足以立名。是知老子产于厉乡，仲尼生于阙里。苟使李乾早胎，老子岂降？叔梁早胤，仲尼不生。贤既家有不足为，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乎”一段，《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删去此段，另增一段有关皮日休生平的文字：“日休字袭美，咸通八年登进士第，补著作郎，修太常博士，乾符中为黄巢所杀，有松陵唱和诗行于世。”当为编者范所删增。

次为“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卷之一”，题“胥江项真不损父评”，收四言古《补九夏歌》9首、五言古90首、七言古2首。

次为“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卷之二”，题“项真评于著书台”，收五言律32首、六言律2首、七言律133首、五言排律6首、五言绝句18首、七言绝句63首。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共收皮日休诗歌355首（其中《景陵十景》10首属伪作[10]（P17-18）），《松陵集》中皮日休与陆龟蒙等人所作联句、问答因属集体创作，故未收入。所收诗歌多数都有项真的评点。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刊刻时间约在明天启至崇祯初。前考范辑唐诗千余卷，“瘁死于此”，时间在天启三年（1623）前，《列朝诗集小传》叙范晚年事迹以“万历之季”揭起，则范卒年应在万历末或天启初。项真《皮袭美诗序》云《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刊刻在范死后，又胡震亨《唐音癸签》已提及此书，则此书刊刻应在《唐音统签》书成之崇祯八年（1635）前。综言之，《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一书刊刻约在明天启至崇祯初。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二卷（唐皮日休撰，明项真评）”条云“明天启秀水项真刊”[11]（P9），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亦云项真“天启间刻印过唐皮日休《皮袭美诗》2卷”[12] （P510），未知何据。《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除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项真刊本外，未见其他刊本。

二《皮学士诗集》编刻及收诗情况

《皮学士诗集》两卷，是（明）李之桢所辑《唐十家诗》之一家诗，其余九家为徐安贞、刘长卿、韦应物、李德裕、陆龟蒙、许浑、郑谷、欧阳詹、黄滔，全书共五十一卷，四函二十四册，现藏台湾大学图书馆，明天启四年（1624）李之桢刻本，九行十九字，单栏，花口，黑单鱼尾。

《唐十家诗》卷首为李之桢天启四年撰《唐十家诗序》，序中对唐诗颇为推崇：“诗自汉魏六朝以下，则称唐。唐称诗者不可偻指数。……初盛所传，直有接汉魏而驾六朝者。即中晚大逊初盛，逗宋元而不失其为唐也。”自述其辑《唐十家诗》的动机是补徐长谷（按，即徐献忠，号长谷）所辑《百家唐诗》“所未备”，为编一部完备的唐诗总集《唐诗统》做准备： “吴中徐长谷先生辑《百家唐诗》行于世，而挂漏为多。余谬欲从百家之外搜其逸者，锓之以广其传，补徐先生之所未备，使人得窥全唐作者之林。而居僻力绵，载籍难购，往从吕师公原水部得陆鲁望抄本，又从社友张成倩、黄君求、冒处冲、佘实甫诸君许得唐人籍才十余种，则所谓徐先生百家诗之外者也。余手录成帙，有散见它书者，极意搜讨为补遗，考其世而叙列于简端为世，字栉句比，丹铅雠订，简错而字讹者，悉为是正，有疑而阙者仍之。……余更有志焉，合徐先生所辑，正而汇镌之，命之曰《唐诗统》，而未遑迟之乎？岁月以待，此其覆一篑之初云耳。”

次为“唐诗十名家姓氏”：“徐侍郎集、刘随州集、韦苏州集、李赞皇集、陆补阙集、皮学士集、许刺史集、郑郎中集、欧阳助教集、黄侍御集”；次为《唐十家诗》“同阅姓氏”，列举参与此书编纂的师、友、弟等九人姓名；次为徐安贞等十家世，著其仕历，间杂诗话评语等；次为十家诗集。

编辑者李之桢，从卷首《唐十家诗序》末署“如皋李之桢克生识”知其为如皋人，字克生。又卷首《唐十家诗》“同阅姓氏”载其弟三人：“李之本道生，李之椿大生，李之柱石生”。据（清）扬受延等修、马汝舟等纂《如皋县志》卷十六“忠烈”李之椿传，李之桢为新泰令李上林之孙，光禄署丞李伯龙之子。余不详。除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四年李之桢刻本外，《唐十家诗》未发现有其他刊本，亦未见明清以来的诸家书目著录。

《皮学士诗集》两卷包括“皮学士诗集”一卷、“皮学士补遗”一卷，按诗体分类，共收诗127首。其中“皮学士诗集”一卷，所收诗即《文薮》卷十所载35首，计“七言古”27首、“五言律”1首、“七言律”5首、“五言绝”2首；“皮学士补遗”一卷，收录《松陵集》中部分诗歌以及《文薮》、《松陵集》外部分诗歌，计“五言古”1首、“五言律”1首、“七言律”18首、“五言绝”14首、“七言绝”58首。《皮学士诗集》所收诗歌，部份字句下有校勘，少量难字亦有反切注音。

三《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

《皮学士诗集》文献价值述略

从前述《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两集的编刻情况不难看出，《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都是明代诗坛尊唐时代风气下的产物，同时也是二集编者编辑唐诗总集的组成部分。作为皮日休作品集的两个海内孤本，二集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部诗集首次尝试将《文薮》及《松陵集》中除联句、问答外的皮日休诗歌合编在一起，为后人认识皮诗诗风的前后差异提供了便利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评汇四”云：“皮袭美未第前诗，尚朴涩无采。第后游松陵，如《太湖》诸篇，才笔开横，富有奇艳句矣。” [3]（P79）可知及第前后皮日休诗风存在较大差异。但在《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之前，收录皮日休及第前诗歌的皮氏个人诗文集《文薮》以及皮日休及第后皮、陆等人的唱和诗总集《松陵集》都是别刻单行，皮氏前后期诗歌散见于《文薮》、《松陵集》二集之中。虽然万历年间许自昌将皮氏唱和诗从《松陵集》中析出为《皮从事倡酬诗》刊行，但仍未改变皮日休诗歌分散的状态。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首次尝试将《文薮》与《松陵集》中除联句、问答这些集体所作外的皮诗合编到一起。《文薮》收皮诗35首，《松陵集》收皮诗319首（不计联句、问答），其中《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收《文薮》中皮诗6首，收《松陵集》中皮诗301首，《皮学士诗集》收《文薮》中皮诗35首，收《松陵集》中皮诗66首。虽然所收还不够全面，但已经显示出汇编皮诗的趋势，为后人认识皮诗诗风的前后差异提供了便利。

（二）二集有意识地对皮日休诗歌进行了大规模辑佚，为后来皮诗的辑佚奠定了基础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二集之前，皮日休作品集的编刻者大都只是对《文薮》、《松陵集》做些校刊工作，或是从唱和诗总集《松陵集》中将皮日休唱和诗分离出来另成《皮从事倡酬诗》一集，尚无人关注《文薮》、《松陵集》外皮日休诗歌的辑佚。《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在汇编皮日休诗歌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文薮》、《松陵集》之外的皮诗进行了广泛辑佚，从而为后来皮诗的辑佚奠定了基础。

《文薮》、《松陵集》外皮日休佚诗，据笔者考索，已知者共55首。《皮学士诗集》辑佚26首：《游栖霞寺》，《题潼关兰若》，《华山李炼师所居》，《秋晚访李处士所居》，《李处士郊居》，《习池晨起》，《襄阳闲居与友生夜会》，《秋晚自洞庭湖别业寄穆秀才》，《宏词下第感恩献兵部侍郎》，《送令狐补阙归朝》，《襄州汉阳王故宅》，《陈先辈故居》，《伤卢献秀才》，《南阳》，《古函关》，《聪明泉》，《史处士》，《芳草渡》，《古宫词三首》，《伤小女》，《咏蟹》，《金钱花》，《汴河怀古二首》。《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辑佚32首（不含《景陵十景》10首伪作），除《皮学士诗集》所辑26首外，又辑《石榴歌》、《鸳鸯二首》、《惠山寺泉二首》、《惠山听松庵》6首。如果将《皮学士诗集》、《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所辑与后来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全唐诗》所辑作一比较的话，更可见出《皮学士诗集》、《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二书的辑佚之功。前文引述《唐音癸签》，可知胡震亨是见过《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一书的，《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所辑32首除《惠山寺泉二首》、《咏螃蟹》这3首不见于《唐音统签》外，《唐音统签》所辑皮日休佚诗29首与《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中范所辑完全相同，其中《石榴歌》、《惠山听松庵》二首下还明确标注补自“范东生本”。季振宜《全唐诗》所辑28首中亦有24首与《皮学士诗集》、《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相同。在这些辑本中，《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不仅是辑诗数量最多的一种，《石榴歌》、《惠山听松庵》、《惠山寺泉二首》亦仅见于范辑本，《惠山寺泉二首》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由童养年据元《无锡县志》辑入《全唐诗续补遗》。

（三）二集中的校勘记和诗歌异文对后人校勘整理皮日休诗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十家诗序》云编刻十家诗集时曾“丹铅雠订，简错而字讹者，悉为是正”，今观《皮学士诗集》，部份诗歌下确有校勘，如注：“一作×”、“当作×”、“集作×”、“《松陵集》作×”等。这些校勘记有的当是沿引较早的《文苑英华》宋人校记，如：《华山李炼所居》“麻（校：一作花）姑古貌上仙才”，《夏日独处寄鲁望》“不妨犹得事吾（校：《松陵集》作吴）王”，《江南道中酬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其三“石饴初熟酒微（校：集作初）醺”等，与中华书局刊本《文苑英华》的宋人校记完全相同。有的校勘则应为李氏的校雠之功，如：《七哀诗》之《哀陇民》“有（校：当作堕者）争纷然”，尹按，《乐府诗集》卷一百正作“者”；《送从弟归复州》“为爱南游缩颈鳊（校：缩颈当作缩项）”，尹按，《唐百家诗选》、《文苑英华》、《诗渊》、《唐诗鼓吹》“颈”作“项”；《馆娃宫怀古五首》其二“郑姐（校：姐当作旦）无言下玉墀”，尹按，《万首唐人绝句》、明弘治本、许自昌本《文薮》均误作“姐”，《四部丛刊》景印湘潭袁氏藏明刊本作“妲”；《习池晨起》“一番（校：番当作岸）芙蓉含日开”，尹按，各本均作“番”。《皮学士诗集》中这些校勘记为皮诗的校勘整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二集中所收皮诗部分文字或优于他本，或可订正他本之讹。兹举数例，如《江南道中酬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其三“欲算图却望云”句，“算”，《皮学士诗集》作“画”，于义为长；又如《吴中书事寄汉南裴尚书》“乡味腥多厌紫”句，“紫”下《皮学士诗集》注：“江文通云：石也。” “石”，包括《文苑英华》在内的各本均作“石劫”，按，“石劫”，佛教指不能以时、日、月、年计算的时间量，于义不合，显误。 “”系“”之异体，石即石虫，形似龟脚，得春雨即生于石。又如《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卷二《鲁望饷以躬掇野蔬兼示雅什，用以酬谢》，《松陵集》各本诗题均缺“饷”字，于义不通，《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可补各本之失。二集中这些优于他本或可订正他本讹误的异文同样有助于后人对皮诗的校勘整理。

（四）《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还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皮日休诗集的评点本，有助于人们对皮诗艺术特质的客观全面的认识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是迄今发现的现存皮日休诗集各版本中唯一的一部评点本。除在集前《皮袭美诗序》中对皮诗有总评外，集中大部分诗下亦都有评点，这些评点多从风格、句法、用字等方面就《皮袭美诗序》中所言皮诗的孤峭别调、变化怪奇展开具体阐发。如：《追和清远道士诗兼次本韵》“石涩古铁”以下四句，项真评：“奇秀深奥，恰似李长吉。”《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添砚涸小泉”句，项真评：“人想不到。”“夷险但明月”以下六句，项真评：“语语解脱，结势如飞，丝不可断。” 《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须眉渍将断，肝膈蒸欲熟”二句，项真评：“奇甚。”“高谈无尽”句，项真评：“新。”《公斋四咏・小松》“婆娑只三尺”以下四句，项真评：“起便有天然意趣，不是世人凡想。” 《奉和读阴符经见寄》 “五贼纷然起”句，项真评：“下‘贼’字，想奇。”《二游诗・徐诗》，“轴闲翠钿剥，签古红牙折”，项真评：“下字新。”“东皋耨烟雨，南岭提薇蕨”，项真评：“字法高远。”《初夏即事寄鲁望》，“杉突架”以下四句，项真评：“异想卓句。”“泉为葛天味，松作羲皇声”，项真评：“旷然。”“茗脆不禁炙，酒肥或难倾”，项真评：“奇。” “玄猿行列归”以下四句，项真评：“点景妙绝。”对《松陵集》中皮诗，历来较多贬词，《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中项真评语有助于后人对皮诗创作特质和成就的客观全面的认识。

毋庸讳言，《皮学士诗集》、《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二集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如《皮学士诗集》收诗偏少，仅127首；《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除辑入《景陵十景》十首伪作外，还存在个别文字讹脱、题误等现象。如卷二《初冬偶作寄阳润公》，题中“阳润公”系“南阳润卿”之讹，《送董少卿游茅山》（名卿鸭绿任金刀）一首，诗题应从《松陵集》作《酬鲁望见迎绿次韵》，“名卿鸭绿任金刀”应作“轻裁鸭绿任金刀”等。瑕不掩瑜，《皮学士诗集》、《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仍不失为皮日休集的两部重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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