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保的名言十篇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1

关于环保的名言佳句欣赏1、种一棵树，种一枝花，世界会更美好。

2、保护水环境，节约水资源。

3、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

4、花草丛中笑，园外赏其貌。

5、红花绿草满园栽，风送花香碟时来。

6、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7、建设美丽的边疆，爱护我们的家园。

8、保护环境山河美，持续发展事业兴。

9、珍惜资源，永续利用。

10、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1、自然不可改良、生活可以选择选择绿色生活、健康适度消费。

12、尊崇自然、敬畏生命。

13、我为你美丽的心灵绽放。

14、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

15、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16、花开堪赏直须赏，莫要折花空赏枝。

17、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18、我是一只小小小鸟，总是飞呀飞不高。

19、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20、踏破青毡可惜，多行数步何妨。

21、保护蓝天碧水。

22、小草有生命，足下多留“青”。

23、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4、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

25、绕行三五步，留得芳草绿。

关于环保的名言佳句分享1、种一棵树，种一枝花，世界会更美好。

2、保护水环境，节约水资源。

3、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

4、花草丛中笑，园外赏其貌。

5、红花绿草满园栽，风送花香碟时来。

6、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7、建设美丽的边疆，爱护我们的家园。

8、保护环境山河美，持续发展事业兴。

9、珍惜资源，永续利用。

10、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1、自然不可改良、生活可以选择选择绿色生活、健康适度消费。

12、尊崇自然、敬畏生命。

13、我为你美丽的心灵绽放。

14、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

15、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16、花开堪赏直须赏，莫要折花空赏枝。

17、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18、我是一只小小小鸟，总是飞呀飞不高。

19、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20、踏破青毡可惜，多行数步何妨。

关于环保的名言佳句推荐1. 树立节水意识 反对浪费水源

2. 争做环保使者 共创绿色文明

3. “取之思尽用之思绝”请珍惜我们有限的资源

4. 还天地之本原 传人类之文明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5. 心系人类命运 营造生命绿洲——中国环保

6. 美丽的心灵需要塑造 优美的环境需要保护

7. 开发与环保同步 生产与治污并举

8. 崇尚绿色消费 打造精彩生活

9. 口号：环境与人共存，开发与保护同步!

10. 同建绿色温馨家园 共享清澈碧水蓝天

11. 人人参与环保 共创绿色世纪

12. 提倡绿色生活 实施清洁生产

13.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4. 清洁生产是企业的生命

15. 净化环境治污染 保护生态讲文明

16. 植树造林子孙富 插青播绿华夏春

17. 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18. 土壤不能再生 防止土壤污染和沙化 减少水土流失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2

“为替‘爱宝贝’这款产品挑选代言，我们启用了广大网友海选出来的小宝宝，虽然宝宝代言相较于明星代言在公众认知度上有一定局限，但更吻合产品的功能定位，也更具亲和力与代表性”，3A环保漆总经理安彤书告诉《广告主》杂志记者，“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的小代言人都是通过广泛征集网络和终端店面消费者的意见评选得出的。”目前，论坛报名、邮件报名与QQ报名成了百城宝宝环保秀的主要参与方式。

活动推出以来，已有瑞丽女性网、搜房网、中国涂料在线、新民网等数十家媒体跟踪报道。与此同时，太平洋亲子网、新浪亲子等多家亲子论坛上也都聚集了大量网友讨论。据不完全统计，部分参赛宝宝的主题帖浏览量达到数万，回复量亦在数百、数千；家长主动分享与3A环保漆、爱宝贝大赛活动有关的博客日志超过数百篇，而且拍摄的才艺视频也超过了数十段，体现出强烈的参与热情和活跃度。

通过亲子分享传播环保、健康、快乐，符合3A环保漆“因爱更美”的品牌经营主题。参赛选手刘芮铭的家人从“爱宝贝”海选之初，就一直密切关注整个活动的进展，为了给自家的宝宝拉票，爸爸跟客户谈生意时还不忘给儿子拉票，妈妈下班后还摆张桌子在小区里宣传，阿姨更是不顾面子，在公交车上劝说陌生人，整个家庭都在为宝宝的比赛忙碌着。“虽然食品饮料、3C产品里这种海选代言模式搞得多，但在家居领域算得上创新之法，而且还是启用可爱的孩子做代言，这拉动了家庭的参与”，赢道营销顾问机构总策划、著名家居品牌营销专家邓超明认为。

“作为致力于环保漆的民族品牌，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环保性能，而在所有消费群中，宝宝是对环境最为敏感的，我们希望借此让中国消费者更全面地了解儿童产品、了解环保产品，减少家装污染对宝宝及家人健康的危害”，安彤书告诉《广告主》， “在参赛评比标准上，我们专门设置了环保秀环节，即宝宝爱心捐树活动，让宝宝从小就树立起环保意识，养成低碳习惯，从而为社会环保出一份力。”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3

[关键词]明星代言 连带责任 企业利益 责任保险 产品创新

2008年9月份,由邓婕、倪萍、花儿乐队等诸多明星代言的三鹿奶粉导致全国有29.4万名婴幼儿患泌尿系统结石',不仅给中国乳品产业生产带来重创,还深深伤害了国内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信心,也影响到中国食品的世界声誉;

2009年9月,由王宝强代言的河南绿业电脑学校石家庄分校涉嫌欺诈,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的200多名学生没有拿到毕业证及当时承诺的1500元就业补助金,使广大学生及其家庭陷入困境;

2009年11月1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出通告,著名演员侯耀华代言了包括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在内的十个虚假广告,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困扰和危害,引发了沸沸扬扬的代言门事件。天津一消费者已将其告上法庭,法院正式立案。

今年的“代言门”可谓是愈演愈烈,掀起了一阵打击虚假广告代言风,其实这些对广大消费者来说并不陌生。范伟、王刚、张铁林代言的u88、3158、28招商等加盟网站涉嫌骗局,郭德纲代言的“脏秘排油”被央视曝光为伪劣产品,我们眼看着那些明星带着自己的光环和声誉为商家叫卖,使广大消费者吃了不少虚假广告的苦头。

这些虚假广告无一例外的给社会公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类似于“三鹿事件”更演变为一场公共危机。如今大家都随着新《食品安全法》的诞生,沸沸扬扬的申讨着要代言明星来承担责任。代言虚假广告必然不可免责,但只说这事发后的经济损失又岂是明星一己之力便可承担的?不说那些林林总总的赔付,面对大规模的侵权民事责任,哪个明星能说自己可以全部承担赔偿。那么他们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时又该怎么办呢?这样的代言风险又有什么途径来避免呢?难道只有退出广告代言业一种选择吗,来个金盆洗手,明哲保身吗,实则不然。

笔者认为,明星们很需要一种保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只是违法广告生产、,以及产生侵害消费者权益后果的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不是问题的全部。面对这样的风险事故,他们也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因此,开发一种新的责任保险――明星代言产品责任险,便很有必要了。

一、该险种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及市场开发空间

1.从代言明星方面来看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已于六月一日生效并公布于众的《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也是该法的最大看点,更是消费者状告那些代言虚假广告明星的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有关法律专家指出,“连带责任”四字分量极重,它意味着一旦产品出了问题,代言的明星们就要承担和生产者一样的责任。这条严格的规定还真让不少明星发怵,以至于许多人纷纷拒接食品广告,更有甚者如倪萍(曾代言过三鹿奶粉)斩钉截铁地说:食品代言坚决不能再做了。

事实上不止是食品业,明星们对其他行业的广告代言也越来越谨慎。例如家电行业、化妆品行业、涂料行业等。明星毕竟不是质检员,这个“连坐”的处罚让他们也很委屈。例如方青卓的经纪人就表示:明星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们不可能很好的为产品把关。“要是明星能把食品安全考察清楚了,他们就该改行了”。也有许多人表示担心,明星们可以在接广告之前用自己的方法考察食品安全,但是万一过了一两年之后,产品出了问题,这是代言人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到时他们又该怎么办?

细细想来,这些担心也是人之常情。首先:明星不是产品检验专家,不具备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辨伪存真,既不能对其进行监管,也不能到生产车间了解每一环节。更何况国家的质检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像三鹿奶粉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产品质量获得国家免检产品称号,自身也有较为先进的质量检验设备。这样的产品或企业又有谁不相信呢?也正是这样的产品引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公共危机。因此不难理解明星们为什么时刻觉得自己处在惹上大规模侵权的民事官司的担忧中了。

其次,明星代言的本质就是利用其光环效应(也可以说晕轮效应),即将某知名的人物与具体产品结合、嫁接、联系起来,将前者的价值转移到后者身上。理论上利用明星代言有三大优点:(1)将受众对明星的关注转移到对产品的关注,以提高产品的关注度和知名度;(2)利用受众对名人的喜爱,产生爱屋及乌的移情效果,以增加产品的喜好度;(3)通过明星的个性或形象魅力,来强化产品的个性或形象。

但只要代言不慎,明星们不光要支付巨额的赔款,承担民事责任,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形象就毁于一旦了。对明星来说,声誉等于生命,他们深知自毁名声后很难有机会东山再起。

这样,明星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有一种保险可以在事后帮助自己承担一些责任的话,又何乐而不为呢?

2.从企业方面来看

许多中小企业如今正在遭遇一场“明星代言荒”。明星对部分广告的拒接,使他们不能更好的和大企业竞争,这也严重的影响到其利益。在商场上,每一个成功品牌的前列,都有一个或多个光彩四射的名人。品牌与名人,具有天然的结合点。作为企业,总是乐于找名人作为形象代言人,通过其光环效应,迅速扩展知名度和激发社会效应,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从而促进产品迅速销售。这也无疑成为企业在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有效手段之一。

明星代言可以说是企业快速被公众熟知的一种捷径,尤其是在产品刚刚进入某个市场时,用明星的名气会使其迅速扩大曝光率、打开市场。因此企业在请明星上不含糊、不差钱。根据有关报道,中国内地明星代言报价:李宇春代言每两年280万,胡军代言每两年210万,冯巩代言每两年210万,倪萍代言每年170万,陈道明代言每年120万人民币,等等。如果在请明星代言的同时为他们购买一份责任保险,以解其后顾之忧,消其重重忧虑,不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吗?

二、国内现有的法律条件及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为其提供了开发保障

1.不断完善的法律支撑

中国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渐完善,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也必然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关于这些代言虚假广告的治理将更为法制化.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国外的法律是怎样为处理这些事件提供依据的。

美国的广告法规要求,代言人必须是产品的真实使用者,而且广告有关产品效果的说法必须有事实依据,违者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曾为百事可乐作广告代言人,但当公众得知他根本不喝可乐后,这一行为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最讨厌的名人之一.[2]好莱坞知名影歌两栖演员雪尔当年也曾由于代言一种自己没有使用过的化妆品而遭罚款50万美元.

这些案例都提醒着我国那些身陷”代言门”事件中的明星们,在目不暇接的虚假广告中,他们不光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更是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以及巨大的利益损失.假使真正的事发导致讼诉失败,等待他们的将难以想象.

而发展明星代言责任险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有了法律的支撑. 责任保险以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整个民事责任制度的重要关系。民事责任奠定了责任保险的基础。民事责任的基本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而责任保险的基础意义在于加强被保险人的赔偿能力,有助于因被保险人而受害的第三人提起赔偿诉讼,并能通过胜诉而取得切实赔偿[3],因此,责任保险使加害人具备了较好的分散损害的能力,有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的基本目的.

新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并且加大了关于代言明星的连带责任.这一举措在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同时,也为广大明星的代言活动带来了巨大的索赔风险和法律风险.《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在加大了明星们所面临的索赔风险和法律风险的同时,也增强了其转嫁风险的需求,为我国明星代言责任保险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保险公司开展明星代言责任保险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基础与法制环境。

2.责任保险发展的迫切需要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一项保险业务,责任保险产生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责任保险从20世纪80年代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后逐渐发展起来,但发展速度却一直非常缓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责任保险在支持国民经济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越来越重要。

责任保险属于广义财产保险的范畴,它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的是责任风险。根据责任保险合同,投保人依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障被保险人因为履行损害赔偿责任所受到的利益减损,而且可以保护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使受害者可以获得及时的赔偿。

现有的责任保险中产品责任保险和食品安全保险的法展都有助于明星代言责任保险的发展。该保险的发展有利于使受害消费者在保险事故中得到及时赔偿,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并且使遭受损失的明星也获得一定的补偿。因为虚假广告并不是全部由明星惹得祸,他们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受害者。就像著名演员濮存昕曾说过:“三鹿一夜之前没事,一夜之后出了这么多事,这能怪代言人吗?”

三、开发该险种的针对性建议

1. 改善法律环境

关于明星广告代言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目前解决这些问题所能够依照的法律却很少,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杨洪丰就曾说:”目前只能使用《广告法》来规范广告代言行为”。

我国现在处于法制建设的高峰期,新《食品安全法》和《保险法》的出台确实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现有的法律环境,《食品安全法》毕竟是特殊法,适用的范围也更加有限,除此之外,我国关于明星代言的法律规定几乎属于空白。而责任立法比较分散,内容也不够系统、完整,有些条文在表述上也不够清晰,这些都客观上增加了国民进行法律消费的难度。此外民事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有待完善。尤其是有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缺乏力度,相关部门应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建议贯彻落实, 从而为责任保险新险种的开发与实施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在此基础上,立法机关应对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进行细化,建立和完善民事赔偿机制,尤其是民事合同中受害方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制度。在明确民事赔偿责任法律界定的前提下,加大责任方的侵权果实成本,保护受害者者的利益。与此同时,要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因地位不平等而举证困难的受害者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给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推动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

笔者认为,我们可借鉴欧美立法经验,专门就代言责任制定单行立法。以此来规范法律责任,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并在侵权行为中为不知情或者无辜的代言明星们提供利益维护的法律支持。

2. 加大政府支持

责任保险作为经营和管理公共风险的特殊险种,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息息相关。而明星代言责任又与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紧密相连,一旦发生大规模的侵权行为,为社会带来的危害及损失远远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政府应该运用市场手段来管理社会风险,为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一方面,政府可实施强制保险,并采取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如税前列支等措施,来调高明星或企业的投保率,给好的规范保险市场主题的行为。

另一方面,政府应进行制度创新,更好的完善质检制度。例如在食品行业,真正让质检部门建立起保护消费者的门槛,公共财政完全负担检测费用,每次检测的结果必须当作政务信息完全公开,供企业和消费者查阅监督。并建立起食品随机检测制度,以完成对产品质量的有效检测。从而为保险公司开发该项保险提供必要的统计数据和技术支持。

3.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创新

明信代言产品责任险是一新险种,而新险种的开发不是由保险公司主观判断,凭空臆造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信息反馈资料收集的构思过程,到方案筛选营业分析的操作过程,再到最后的推向市场进行市场检验过程,其中任何一个过程发生失误都将导致风险,前功尽弃。因此保险公司应该按照一定的科学程序进行开发,加以创新。

在开发方面,应从市场需求入手,特别是要调研司法案件中侵权案件的赔偿金额,并结合法律体系的发展,消费需求来开发设计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的产品。针对目标市场,发挥自己优势力量,进行调查与研究,市场细分定位,采取相应的目标策略制定,加大产品组合力度,进行险种质量优化,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综合以上几点的分析,个人认为发展明星代言责任险很有必要.这样保险公司就可以在明星代言广告之前,为他们做一个成本利益分析和承担风险分析,使明星们理智的去接那些广告,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人生风险知多少,代言明星也需要,责任保险保风险,大家放心乐陶陶。

参考文献:

[1]李江玲: 中国责任保险发展的法律基础探讨, 2007

[2]以食品安全法实施为契机 发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中国保险报, 2009,07

[3]关于明星代言广告的法律责任初探,中国法院网,2009,12

[4]明星代言违法广告要有代价,中国医药报

[5]我国质检制度完善之路>世界经理人文摘,2008,09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4

关键词： 互联网 侵权 名誉权

互联网的自由性、开放性吸引了众多的网络用户，因为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使精神自由得以充分展示和发展的空间。但是这种自由性、随意性也滋生了更多的名誉权侵权问题，如何保护网络环境下的名誉权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的重要课题。

一、网络名誉权的界定及其特征

“网络名誉权”一词的出处似乎已经难以考证，但是该称谓的出现却并非偶然。与“网络侵权行为”、“网络隐私权”一样，“网络名誉权”的称谓也是顺应了网络时展而产生的概念。但这些称谓能否作为法学概念在学界还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网络侵权行为”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因为互联网是物而不是人，物不能实施加害行为，不能对他人造成侵权行为法意义上的损害，自然不能成为侵权的主体。①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推断也势必会得出“网络名誉权”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结论。

“网络名誉权”和“网络侵权行为”等一样，都是网络时代所催生的新词汇。既然公众对于这些新现象已经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那么将其作为法学概念使用也无可厚非。其实，此类称谓方法在法学领域也早有先例可循。“计算机犯罪”就是典型例子，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由计算机实施的犯罪，故而当然不会有人觉得“网络侵权行为”是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网络名誉权”是网络所享有的名誉权。从“法律概念应目的而生”理论②出发，“网络名誉权”概念的产生也是“有所为”而来，即因应网络环境而产生的名誉权保护问题。

现实社会中，人们互相交流思想、各自进行着评价，名誉权也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并且得到了应有的保障。网络社会的特殊性仅在于它是以一种全新的技术手段连接各个主体的思想，使各主体在网络社会中评价他人并且被他人所评价。由此，法律也应当提供一个有效机制以保障人们在网络环境下的名誉权即“网络名誉权”的享有和实现。网络名誉权是指人们在网络环境下依法享有的保有和维护名誉的权利。其实质上仍等同于传统名誉权，只是由于人们保有和维护名誉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名誉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又呈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名誉权作为基本的人格权之一，任何人都是其权利主体，但是只有参与到网络社会的人才能真正成为网络名誉权的权利主体。传统名誉权的产生环境在一定意义上是由相识的人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人们受制于熟人的监督和道德意识的约束、威慑于法律手段的制裁。网络名誉权的产生环境却是以自由性、开放性著称的网络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道德、法律手段在网络社会中难免被忽视。匿名的网络生活状态与现实生活中真人生活状态的分离，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同一个民事主体在现实环境和网络环境中很可能会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但是这种现实生活状态与网络生活状态的分离并未超出民法理论中基于人格抽象性与现实生活多样性而形成的人格分层化的制度特征。③概言之，网络名誉权的主体具有人格分层的特点。

第二，网络名誉权的客体虽然同样是名誉，但却具有了网络社会的属性。传统名誉一般指社会公众对自然人品行、思想、道德、作风、能力等人格价值的综合评价。在网络环境下，这种评价的方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变化。在虚拟社区、网络游戏等网络行为中，一般是通过积分、排名、等级等因素对用户进行评价。这种评价能否认为是一种名誉的体现呢？在全国首例网络游戏纠纷引发的名誉权诉讼案中，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联众公司应承担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等民事责任。该案基本上支持了原告豪门•玉儿的诉讼请求，但是对于原告要求恢复在该游戏中排名第一的主张，法院没有予以支持。其理由在于诉讼进行了这么久，时过境迁之后原告曾经第一的排名目前已经没有根据了。④可见，在网络行为中经常采用的以积分、排名、等级等因素进行的评价方式完全可以作为评价网络用户名誉高低、好坏的方法之一。

第三，网络名誉权

所包含的内容和传统名誉权无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名誉的享有和维护权。二是权利人有权排斥他人对其名誉权的侵害。但是网络环境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权利人排斥他人对其名誉权实施侵害的方式与现实环境下的名誉侵权有所不同。如侵权表现形式的技术性、侵权行为实施的便利性、侵权传播的迅捷性、侵权影响范围的广泛性以及侵权主体的隐蔽性。

二、网络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

我国内地的司法实践一般从受害人确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等四个方面来认定名誉权侵权责任。台湾地区对该问题也持此观点，美国侵权行为法新编所列举的侵害他人名誉权之构成要件，与海峡两岸的规定亦大致相同。⑤网络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与传统名誉侵权虽为“大同”，但也有“小异”。

第一，有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关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一般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须有传播散布之行为，即该行为需为第三人所知悉；侵害行为系针对特定人为之；传播内容必须有妨誉性，即该内容具有贬损他人名誉、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性质。侵害网络名誉权的具体方式有：一是指向权利人的真实姓名、现实身份，对其进行侮辱、诽谤；二是仅指向“虚拟主体”，对其背后的民事主体进行侮辱、诽谤。

在“第三人知悉”的认定上，如果以上述第一种方式实施侵害行为，对“第三人知悉”的认定无异于传统名誉权侵权。如果采用第二种方式，即仅指向“虚拟主体”进行侮辱、诽谤，则对“第三人知悉”的认定应慎重。此时的可能性有三：一是受害人的真实身份在侵权行为发生之网络环境中已经被其他虚拟主体所得知；二是受害人所生活之现实社会中的民事主体能将该网络侵权行为所指向的“虚拟主体”与受害人的真实身份对号入座；三是受害人的真实身份不为他人所知。对于前两种情形，由于受害人的真实身份已经被公开了解，“第三人知悉”的认定与传统名誉侵权并无区别。问题在于，第三种情形是否能被确认为“第三人知悉”？严格地说，这种因互联网本身的虚拟性所导致的受害人真实身份不为第三者知悉，意味着侵权行为不能成立。然而，应注意的是，虚拟主体是由民事主体通过注册生成的，是民事主体借助数字化技术在虚拟空间的再现。换句话说，虚拟主体背后所体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民事主体，其使用网名或者id参与网络活动类似于民事主体利用笔名或者别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虚拟主体究其实质仍是民事主体。因此，如果针对虚拟主体实施侵权，虽然受害人的真实身份不为他人所知，但只要有其他虚拟主体得知该侵权行为是针对某一特定人时也应当认定为“第三人知悉”，而不管该特定人现实身份是否被公开。

在“特定人”的认定上，如果以第一种方式实施侵权，则对该侵害行为是否针对特定人的认定较为简便。如果侵害行为是针对一个“虚拟主体”实施时，该“虚拟主体”能否被认定为特定人？id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之下是特定和唯一的，故而“虚拟主体”也是可特定的。因此，当侵害行为明确指向某一虚拟主体时，也应当认定为该侵害行为系针对特定人为之。

在传播内容妨誉性的认定上，基本上可参考传统名誉权，但又必须考虑网络语言的特点。有些在现实社会中被认为具有妨誉性的文字、图片，可能在网络环境下只是非常普通、随意的交流载体。

第二，该行为造成了权利人名誉权受到损害的事实。一般认为，损害具有三方面的特征：损害是侵害合法民事权利和利益所产生的后果；损害具有客观真实性和确定性；损害具有法律上的可补救性。由于网络名誉权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民事权利，侵害网络名誉权的行为无疑是一种侵害合法民事权利和利益的行为。侵害网络名誉权所造成的后果或者表现是，降低他人在网络上的评价或者降低他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评价。网络环境下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因此对于一个在网络环境下享有较高评价的人来说，更容易在网络世界获得更多利益，在很多时候这些利益都能够转变为现实利益。因此，网络社会评价的降低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损害。对于网络名誉侵权，在现实生活中实行救济的同时，也可以要求行为人在网络环境下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从而恢复受害人的网络名誉权。因此，对网络名誉权的损害也完全具备上述三方面的特征。

第三，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网络环境的特性并没有对因果关系理论的具体适用导致任何特殊情况，在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理论没什么特别要求。⑥

第四，侵权人主观方面存在过错。通常认为，侵权人主观方面存在过错是网络名誉权侵权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而过错在网络名誉权侵权中的具体适用，与传统名誉侵

权无异，兹不赘述。

侵害网络名誉权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则须依据不同情况下行为人的不同侵权行为而进行不同的规定。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民事救济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各种民事法律关系回复到损害发生以前的状态，侵权行为人除了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承担侵害名誉的民事责任之外，还须在网络环境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从而使受到侵害的“虚拟主体”的名誉也得到恢复。

首先，如果名誉侵权行为处于一种持续性的状态，行为人就须承担停止侵害这一责任。网络名誉权侵权事件中，也存在持续侵权信息的情形，此时受害人自然也可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

其次，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对网络名誉损害的恢复只有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才能使受害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从根本上得以恢复，并可采用在相关网站上刊载致歉声明的方式来进行。第一，对刊载致歉声明之网站的选择应从侵权行为的传播、影响范围出发，适当考虑相关网站的“影响力”。第二，刊载致歉声明应确定一定的时间和相应的位置。网络信息的快捷性和易删除性，决定了网络致歉声明很可能会被责任人立即删除或者被网站上其他新的信息所“淹没”。同时，如果责任人只是在一个不容易被察觉的网页上刊载致歉声明，将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三，致歉声明中权利主体的称谓应明确、具体。实践中，很多网络名誉权侵权行为的实施是针对网名进行的，行为人可能根本没有提及受害人的真实姓名。那么在致歉声明中该如何称呼权利主体呢？既然侵权行为所实际侵犯的是真实主体的名誉权，那么就应当在致歉声明中明确网名背后主体的真实身份。但如果在该网络名誉权侵权行为中，受害人的真实身份自始至终未被公开，则由受害人决定是否披露其真实姓名。

再次，网络环境下的赔礼道歉既可以通过书面方式进行道歉，如上述的刊载致歉声明，或者向受害人发送具有道歉内容的电子邮件；也可利用一些网络语音技术以口头的方式赔礼道歉；还可通过msn、qq等一些即时的网络聊天工具进行道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书面方式）。

此外，网络环境下的损害赔偿包括名誉利益的损害、精神利益的损害以及附带的财产损害。关于名誉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利益的损害，可比较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8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及2001年《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处理。对于网络名誉侵权会给受害人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害，行为人须承担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自不待言。但是，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往往涉及虚拟财产的赔偿问题。在处理虚拟财产赔偿问题时，现有司法实践是责令相关网络服务提供商将涉案“虚拟财产”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⑦该做法有失妥当。在以效率著称的网络环境下，原来排名第一的积分可能下一刻就被别人远远超出，如果仅仅从名义上笼统地说要将涉案虚拟财产“恢复原状”恐难达到应有的效果，只有从该虚拟财产的价值出发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恢复原状的效果，如由第三方权威机构（如公证机关）根据受害人为获取该虚拟财产所投入的费用、受害人在获取虚拟财产时的技能及获得该技能所投入的时间、脑力和体力等因素进行鉴定和评估。但应注意的是，实践中原告滥讼和诉求过高的现象极为普遍。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在不妨碍现有诉讼制度运行的前提下，我国内地法院有步骤地引进香港地区有关保证金的制度，未尝不是一项值得考虑的可行途径。

二是网络传播者的民事责任。任何一个网络用户都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到他人的侵权信息，由此可能涉及到传播者的民事责任问题。有学者认为：“每传出去一次，在法律上就等于一次发表或散布，这都可以被追究诽谤的责任。只要人有办法查出你的身分，你就能被。”⑧另有人认为，传播行为扩大了侮辱、诽谤言论的不良影响，加剧了对他人名誉的贬损，因此同侮辱、诽谤言论的制作、提供行为一样，应当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⑨此论有失偏颇。网络环境下侵权信息的传播者，其地位实际上类似于现实生活中通过口头语言的传递者。网络环境下的行为主要通过书面的形式作出的，用户在接触到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能激发他们好奇心的信息时，难免会用转贴文字的形式将这些信息传播出去。如果将侵权信息的内容以口头语言的形式散布到现实社会不需要承担责任，而将侵权信息以文字形式转贴到网络空间就需要承担责任，恐怕是极不公平的。正如美国1984年“莱曼”案的法官指出的，如果仅仅因为监视传播者转发的信息而加重他们的责任的话，会对言论自由造成不应有的负担。⑩

三是isp的民事责任。在网络环境中，行为人总是通过利用isp的网络系统而“顺利”实施名誉侵权行为。尽管isp没有直接参与到侵权行为当中，但客观上为侵权行为人提

供了一定的网络设施、网络平台，同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控制网络运行的主要力量而存在的，因此，有学者认为，网络服务商也应当在盈利的同时，承担维护网络上的公共安全、促进社会正义的责任。b11国外也有学者认为，isp之所以被牵扯到网络名誉侵权事件中，是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十分巨大的利益。b12目前，学界普遍认为isp应在某些情况下就其用户的名誉侵权行为承担适当的责任。在“中国博客诽谤第一案”中，法院认为，中国博客网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需要在自己的网站首页向原告南京大学教师陈堂发刊登致歉声明并同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b13在他人实施的网络名誉权侵权事件中，对有责任的isp可比较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处理，如及时删除侵权信息、帮助恢复名誉和消除影响、保留和提供信息等。一般情形下，isp只承担此三种民事责任，只有当isp明知侵权行为存在而又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或者怠于履行上述义务时才需就因其不作为引起的扩大的那部分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我国网络名誉权的保护现状及制度完善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名誉权保护机制，首先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名誉权，然后从民法、刑法等多方位具体落实了对名誉权的法律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该条没有直接使用“名誉权”或“保护公民名誉权”的表达方式，但是其中的“人格尊严”显然包括了名誉权，而且，“侮辱”、“诽谤”是侵害公民名誉权最为常见的方式，禁止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实质上就是禁止对公民的名誉权加以侵害，因此这宪法条文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公民名誉权的b14民法通则从民事基本法的角度将名誉权确定为具体人格权的一种。此外，我国的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也对名誉权作了规定。

尽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将调整传统名誉权的法律规范应用于互联网，但这种做法确是无可辩驳的，我国现有案例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对名誉权的保护历程也表明传统诽谤法可以被应用到任何一个新出现的传播媒介当中。b15但是互联网这一全新传播媒介的特点以及已有案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又表明，仅用传统法律来保护网络名誉权显然是不够的，制定专门调整网络名誉权的法律规范或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实有必要。而且，我国现有相关法律一般仅笼统地规定不得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信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则未加明确。鉴于网络环境下名誉权保护的特殊性，还有必要从其他各个角度发展出保护网络名誉权的方式，从而获得处理网络时代名誉权保护问题的可能途径。

一是完善我国网络犯罪立法。刑法所确立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制度以及刑法所特有的威慑力，都能有效地促使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能完善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细化关于网络犯罪的刑罚规定，尤其是细化关于网络环境下实施的侮辱、诽谤罪，将能为网络名誉权的保护机制提供最有利的支持。同时，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计算机犯罪的规定不外乎我国现行刑法第285条的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的犯罪、第286条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第287条规定的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定罪处罚问题。显然，我国对于网络犯罪设定的罪名过少、保护范围过窄，不足以有效规制日益增多的网络犯罪。

二是提高网络用户的道德水平、净化网络风气。对网络名誉权进行保护有利于获得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反过来说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也有助于网络名誉权的保护。因此，通过提高网络用户的道德水平来净化网络风气，从成功构建良好网络环境出发，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社会调节功能，为网络环境下的名誉权保护筑起第一道防线实属必要。

三是鼓励网络行业自律，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实现“网络自治”。有学者认为，网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自治”的色彩。因此，在探寻如何以政府管理的方式对网络社会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网络“自治”的传统，发展其他的辅助手段，如自我管理、私人管理和制度化方式。b16各种“自治”手段当中，网络行业自律无疑最具效果。网络产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为网络业者带来利益，但其代价长远来看却是十分巨大。众多网络公司也已经意识到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远远要比其目前获得短期利益重要得多，这也是网络行业自律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响应的原因所在。

四是加强行政监管，建立自律监管与行政监管的良性互动关系。行政监管既包括对网络行业的自律监管进行有效的行政监督，也包括对网络用户网络行为的监管。后者可以由“网络警察”——

公安机关计算机及公共信息网络管理监察部门执行。若遇到网络侵犯名誉权事件，该部门有权采取技术措施停止侵害行为，对侵权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等。b17

五是合理平衡网络名誉权保护和网络言论自由之间的利益关系。网络对人类的通讯传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与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律界限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b18如何平衡网络名誉权保护和网络言论自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英国曾有判例认为，对言论自由的损害不得大于受保护权利方面的利益。当言论自由和名誉权发生具体冲突的时候就需要从“两权平衡”的精神出发来进行协调。b19这当中存在着一个法律利益的选择，先满足最重要的和需要优先考虑的利益，然后使其他利益最少牺牲。b20网络是一个可以使言论达到最大程度多样化的空间。在协调两者的冲突时需要遵循既防止有害信息的泛滥，又不破坏这种多样性的原则。即：既要追究网络名誉权侵权责任，又要最大限度地保障网络言论自由；在保护个体的名誉、尊严和维护言论自由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

?注释：

①张新宝主编：《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②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③张力：《论互联网上的人格与人格权》，《理论月刊》2005年第1期。

④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吉中民一终字第728号。

⑤王冠玺著：《两岸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的界限》，台湾元照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⑥屈茂辉，凌立志著：《网络侵权行为法》，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⑦王立海：《浅议网络名誉权的保护》，《科技资讯》2005年第25期。

⑧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 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

⑨吴星、高海荣：《国际互联网上的名誉侵权及其侵权责任主体》，《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⑩lerman v flynt distributing co, 745f 2d 123(2d cir,1984),130。

b11董皓、张楚：《牵住网络安全的“牛鼻子”——互联网安全与网络服务商责任制度的建立》，《计算机安全》2004年第5期。

b12m.luckham, cyberlibel: innocent dissemination on the internet

b13《中国“博客侵权案”考验网络秩序》

b14刘风景、管仁林著：《人格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b15david f. sutherl, defamation on the internet

b16大卫•约翰斯顿、森尼•汉达、查尔斯•摩根著：《在线游戏规则》，张明澎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b17翟灿:《网络侵犯名誉权的法理学分析》，《中国公证》2003年第4期。

b18秦前红、陈道英：《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初探——美国相关经验之评述》

b19参见open door counselling and dublin woman well centre and other诉爱尔兰一案，1992年10月29日，申请号1423/88及142335/88(欧洲人权法院)，第73段。转引自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第4期。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5

残疾人群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世界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残疾人。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1］。

听力残疾（听残）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耳听力丧失或听觉障碍，而听不到或听不真周围环境的声音；言语残疾（言残）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不能说话或言语障碍，因而都不能同健全人进行正常语言交往活动［2］。为了解大连市听力残疾及言听复合残疾相关因素，进行了本项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大连市2001～2005年残疾人等级评定资料，计6152名，男3864名（62.81%），女2288名（37.19%）；其中听力残疾448名，占残疾人群的7.28%，言听复合残疾390名，占残疾人群的6.34%，二者合计838名（13.62%）。

1.2 方法 根据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试用），由中残联组联字（1995年）第61号文公布，由大连市卫生局和大连市残联指定专业体检单位—大连市体检中心进行体检和评定。听力残疾部分：采用丹麦A/S，Assens公司生产的AA220型电反应测听仪进行听力测试，对听力丧失经治疗1年以上不愈者，以好耳听力评定残疾等级。言语残疾部分：采用交谈、观察、结合病史进行评定。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见表1～6。 表1 2001～2005年大连市评残人员残疾分类统计表表2 不同年代致残残疾分类统计表（70年代/90年代）表3 2001～2005年大连市听力及言听复合残疾人员残疾等级统计表表4 2001～2005年大连市听力残疾人员致残年龄统计表表5 2001～2005年大连市言听复合残疾人员致残年龄统计表表6 2001～2005年大连市听力及言听复合残疾人员致残原因动态统计表

3 讨论

据我国1987年首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报告：各类残疾中听力语言残疾居首位，占33.85%，其余各类依次为智力残疾、肢体残疾、视力残疾、精神残疾、综合残疾，对单纯言语残疾未做统计［3］；本组资料听力及言听复合残疾合计居各类残疾的第三位（13.62%）；言语残疾列末位（0.67%）。分析原因，不排除取材年代的差异，近年来耳毒药物的限制使用和工业化伤害、交通意外伤害的大幅增加当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确定：听力残疾分为4级，语言频率平均听力损失dB数依次分别为：>90 dBspL、71～90 dBspL、61～70 dBspL、51～60 dBspL。残疾程度直接影响残疾人的生存质量，值得重视的是，在各类残疾人中，唯有听力及言听复合残疾以重型残疾为大多数。Ⅰ、Ⅱ级合计达83.05%，这就意味着这部分人的听功能基本或完全丧失，相关致聋原因对听功能的损害几乎是摧毁性的，并且脱残艰难,近年来，除了价格昂贵、适应证苛刻的耳蜗植入术外，尚无简捷有效的复聪方法，并且复聪年龄一旦错过语言训练阶段，即使治疗成功，康复道路也是漫长的。

关于年龄因素，同类文献多以调查时的现患年龄作为统计分析数据，以了解残疾人的年龄结构。笔者认为分析“致残年龄”对推动残疾人保障工作更有实用意义。比如同为一级聋残疾人，1岁以内致残的结果是成为既聋且哑的言听复合残疾，60岁以后致残则仍保留言语能力和部分唇语阅读能力，生存质量差异巨大。本组资料将听力残疾和言听复合残疾的致残年龄分别统计，结果显示，言听复合残疾致残发生在10岁以前的占97.43%，而听力残疾组发生在10岁以前的为55.36%，二者差异有显著性。

为了解听残及言听复合残疾致残原因的动态变化，探讨社会性预防的有效环节，本组资料将致残原因按不同致残年代进行统计分析，每10年为一组，其中20世纪20～50年代致残者尚存活人数较少，难以显示整体情况，2000年以后致残者入组资料尚不足10年，也不做为分析依据。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70年代和90年代两组进行对照分析。

两组对照，下降明显的致残原因是耳毒药物，60.10%～29.23%，P<0.01。显示限制耳毒药物使用，提高基层医疗水平，普及用药知识等措施有效控制了药物中毒致残的发生率。但是，时至90年代，耳毒药物致残比例仍近30%，则提示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仍有相当的管理空白，是听残治理的工作重点之一。

有较大上升幅度的有疾病（16.58%27.69%）和外伤（4.15%8.46%），与其他残疾类别相近；处于相对平衡的病因为先天因素，两组差异不显著。

值得注意的一项致残原因是“其他”（4.66%18.47%），这部分除病史不明者外，以环境噪音的致残较为突出，这也是人类为社会进步付出的另一份代价。环境噪音对听功能的损害多是不可逆的，“环境”包括两方面：生活、工作、娱乐场所的高分贝声源刺激和长时间使用耳塞收听音乐的微环境噪音刺激，很多人习惯在嘈杂的公交车上听音乐，对保护听功能尤其不利。

综上所述，听力残疾及言听复合残疾所占比例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居各类残疾的第3、4位；残疾程度是各类残疾中最为严重的；由于致残年龄的偏早，导致听力、言语复合残疾占相当比例（44.42%）；致残原因中控制效果最好的是药物中毒，其他如先天因素、疾病、创伤、环境等因素通过综合防治亦可得到有效控制。加强卫生宣传，坚持优生优育，改善基层医疗条件，控制耳毒药物的使用，提高人民群众自我保健意识等是防治听功能损害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0年12月28日主席会第36号公布）.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6

【关键词】 微博实名制 匿名制 合理性论证 受众影响

一、引言

微博实名制是指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在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市公安局、市通信管理局和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同制定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微博客用户必须进行注册真实身份。实行微博实名制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微博客服务的发展管理，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但是57.89%的用户不同意实施微博实名制，认为实名制影响了公民言论自由;会导致发微博的人有所顾忌，使目前微博具有的监督与揭露作用不复存在;没有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综上所述推行微博实名制争议颇多，在诸多限制下难以很好的发挥它应有的创建绿色微博的作用。而另一方面随着微博用户日益增多，微博影响力逐步扩大，如何加强微博言论管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微博实名制推行受阻因素分析及其改进方法的探究十分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二、文献综述

对于实名制推行的积极影响，李悦在《科技传播》上发表的《微博实名制对用户活跃度的影响――以新浪微博为例》中提到：“微博实名制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杜绝了僵尸粉。”杜绝僵尸粉的存在，净化用户使用环境，利于平台划分用户群，这样的推行使网络的管理更有优势，还网民一个更清净的网络环境。梅春艳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出发，认为“微博实名制加强了对微博言论的监管力度，能够有效抑制谣言和网络水军，确保重要信息的及时传播，净化网络环境，减少错误舆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维护公共领域的正常秩序，确保其健康发展”。

而在实名制的不利方面，李悦（2013）认为，“微博实名制对于新用户来说，进行注册时强迫性的实名认证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导致注册热情减退。”实名制推行首先表现出来的便是用户不再如先前热情，曾经势不可挡的话题风波如今鲜有。此外“新浪微博从一开始走媒体路线，实名制的出现改变了新浪运营策略，表现出来的便是各种功能的乱战。”韩宁更是质疑了微博实名制的合法性，他将实名制与单纯用IP追踪地址相对比，认为微博实名制针对言论自由制度只是相对于一部分功能而言的，实名制不应该对所有功能都实行。而且他从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见两方面论述了实名制的合法性并不能得到充分认证。张红军、王瑞在《关于微博实名制的思考》中提到“微博的娱乐特质使实名制没有必要。截至2011年5月，新浪微博中，人气最高的10位用户分别为姚晨、小S、蔡康永、赵薇、何炅、谢娜、杨幂、李冰冰、黄健翔和李开复。其中，除了李开复之外全部为娱乐明星。”

综上，各界人士对于微博实名制推行的观点都集中在言论自由、网络秩序、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所涉及的领域并不广泛，而微博实名制的推行不仅仅只涉及个人和网络，对于政府、社会等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其受阻因素的分析更应从多个角度来探讨，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少，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以理论研究为切入点结合现有文献，从个人、网络、政府、社会等多个方面着手，对受阻因素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为实名制的推行提出更切实有效的建议，从而建设更安全有序的网络环境。

三、微博实名制推行理论研究

1、微博实名制的合理性论证

微博实名制规定一经出台就备受争议，其必要性和合法性是众多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胡玮在其博文《北京微博实名新规的法律分析》中分析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的法律效力和合理性，得出结论此次北京市四部门的这个《规定》存在严重的无法律依据、越权、违法问题。韩宁在《微博实名制合法性探究――以言论自由为视角》中将言论自由区分为主观见解和客观事实，法律应该注重客观事实的准确度而允许在主观见解上畅所欲言。在这个理解层面上，作者认为现行的微博辟谣系统能很好的做到这一点，微博实名制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与微博辟谣系统相比要面临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实名制的合法性不能得到充分论证。

在整理、梳理各类资料后，本小组给出如下微博实名制的合理性论证。在论证前，先阐述一个基本观点：微博实名制的作用可从两个方面理：第一是直接作用，事后追惩;第二是间接作用，对微博使用者的事前约束。

以新浪微博为例，其辟谣方式主要有三种：（1）可以给微博辟谣、系统管理员、微博小秘书等新浪官方账号发私信举报;（2）给不实信息曝光专用信箱发送举报邮件weibopiyao@

;（3）通过个人微博页面右下方的“举报不良信息”入口或者单条微博左下方“举报”字样进行举报。其中专门负责辟谣的账号――微博辟谣的粉丝为876585，这与超过5亿的注册用户相比，其关注度较低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从这三种方式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现行的微博辟谣系统是以用户举报为主，这容易造成某些有害言论成为漏网之鱼，这些言论可能在全社会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不能否认它存在的危险性也极大。

微博实名制则将事后追惩的威慑力转嫁到用户上，促使用户对其所发微博内容的自律，这会减少不实言论的发生，在源头改善不实言论泛滥的情况。此外微博实名制不仅是有效的，也是一个长效的机制，通过事前约束改善微博环境，良好的微博环境也进一步提升了用户的自律意识，形成一个正向反馈的、稳定的系统。

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微博实名制也是高效率的要求。这个效率可以从处理微博事故的效率和用户角度两方面来理解。

综上所述，微博实名制是一个从本质出发的长效机制，能有效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下推行它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存在潜在的侵犯用户隐私权的可能性等。

2、微博实名制对受众影响的理论研究

（1）对名人明星的影响。名人明星群体在微博实名制的背景下，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使得他们在广大网民中能设立自己的特殊身份，引起关注。通过在微博上“第一手”信息，各个明星能获得受众，尤其是粉丝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追捧，这样的形式对于壮大自己的粉丝群体无疑是有利的。同时，通过微博与各网民互动，个人感想和收获，也是明星们一种抒发内心情感的快捷渠道。相反，当网络上不利信息危机到明星的时候，各明星的微博也会在第一时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甚至是言语的攻击。一旦出现这样的不良信息，对各明星的影响也是最直接最具有伤害性的。

（2）对组织机构的影响。在组织机构中，对于企业而言，微博无疑使他们又增加了一条宣传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渠道，而实名制的出现使得企业不再烦恼于其余假冒用户产生的干扰，有利于创造一个更安全、安静的网络环境。企业的身份得到认证后，他们更能够真实有效、放心地信息。同时，实名制也打击了企业为牟利而利用非正规或非法途径骗取网民钱财的恶劣行径，让企业变得“听话”，从正规途径宣传自己的产品与服务。而对于政府或事业单位而言，微博实名制的实行给予了他们一个更权威的形象，令信息的更加真实可信，同时，微博使政府与百姓的交流更加密切，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百姓敢于吐露真言，政府也能第一时间获得民意，因而进一步做到关注民生，体恤民情。

（3）对普通群众的影响。微博实名制对于普通群众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原本敢于自由发言的网民在实名制受限下既担心自身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又担心自身的言语会不会受到抨击，甚至是遭到人肉搜索。实名制使网民发言更加小心翼翼，甚至是限制了部分网民的发言。但实名制所带来的影响并非都是不利的。原本用于联系亲朋好友，增加彼此感情，如今有了实名制更有利于各用户辨别彼此身份，微博变得更真实;原本对于各网络信息可以自由地发言而导致恶语连连，如今有了实名制更有利于维持网络秩序，创造安全的网络环境，用户在浏览信息时更能保持一个愉悦轻松的心情，而不再受网络水军的恶语干扰。

四、建议与结论

在经过了较为全面的理论研究，针对过程中发现的导致微博实名制推行受阻的诸多因素，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1、良好的沟通，引导用户理性看待

针对微博上出现的一些过激言论，其实是弱势群体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他们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所以只能通过偏激的方式引起大家关注但又害怕某些个人或组织打击报复故迟迟不肯接受微博实名制。针对这一问题，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以交流沟通解决为主，配以一些必要制度保证，引导他们以一种理性的心态看待问题、反映问题，最终解决问题。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此类的隐形问题要给以足够程度的重视，避免弱势群体走上极端。就目前阶段而言，政府要做的更多的是引导用户尽量实名注册（比如对于实名用户给予一定的优先权等奖励），而不是利用法律的强制性来强制实名，这样只会导致微博的畸形发展，引起社会公众更大程度上的不满。

2、提高网民素质，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价值观

充分利用微博的自净能力，提高网民的素质，利用主流媒体加强引导，培育良好的网络环境，向社会公众树立起正确的隐私权和微博使用价值观。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的个人信息，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促进形成一种以虚假信息为耻，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微博的网络风气。

（注：本论系部级课题成果，课题名称为“微博实名制推行受阻因素分析及其改进方法的探究”（课题编号：3080JQ4313039）。）

【参考文献】

[1] 李悦：微博实名制对用户活跃度的影响――以新浪微博为例[J].科技传播，2013（6）.

[2] 梅春艳：博实名制之于公共领域建构的利弊分析[J].中国传媒科技，2012（10）.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7

关键词：玉环 地名特色 历史文化

地名是人类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地名早已超越了它作为指代性符号的最初定义，成为了继承该地历史文脉和民生记忆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是民俗心态的形象反映。地名之命名并非是随心所欲的产物，它被深深地打上了当地自然和文化的印记，体现了自然和人文的交融。一地之名，保存了所代表土地的地形地貌，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同时记录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包含了人们的精神寄托，从而能反映出当地民众的生存状态、风俗习惯、活动轨迹等社会文化特征。

“地名受到历史、地理、习俗、语言、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等多方面的限制或影响。其得名都是有原因的，或记其物、或志其位、或描其形、或寄其意义、或由生产、或因生活、或用方言，各有规律。”（杨小法，1990）玉环地名也在不断的继承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剖析探讨玉环的地名特色，寻究其脉络，可以折射出玉环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

一、历史背景

玉环县的历史就是移民聚集、筑塘建闸、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认为：“玉环的移民和开发是政府组织移民的一个成功案例，整个过程有序和平静。”

据考古获悉，早在新石器时代，玉环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个朝代，玉环为“扬州之域”；自唐至元朝归乐清县，清雍正六年（1728年）置玉环厅，隶属温州府；民国元年，废厅设县，改称玉环县。《太平寰宇记》记载：玉环因“上有流水，洁白如玉”而得名。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玉环这一台瓯之间的“海中一抹”（徐霞客语），在明代嘉庆年间，作为乡都保留了下来，至今继续使用。

在《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二·地舆志下·乡都》中，玉环乡有33都，辖地是玉环本岛的分水山至桃花岭北侧、楚门半岛以及温岭横山与岙环、江绾等地，其中的“三山、芳杜、徐都、蒲田、清港、渡头、田岙、小闾、后湾”等一直沿袭使用。古地名中的“竹岗”现在成了“小竹岗”，“樊塘”简作“凡塘”，“羊坑”改作“洋坑”，“水动”改作“水桶岙”，“陵门”改作“灵门”，“芦殊”改作“芦岙”，“箬岙”简化成“日岙”。今人在阅读地方志和历史典籍时往往会发现写法不同的地名，其实这些不同写法的地名并非误记，而是各有各的渊源来历。

（一）地名方言化

方言是在某一区域内，因历史、地理、民族等原因而形成的一种地方性共同语言。这里的方言地名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玉环的方言对地名命名及其演变的影响和作用，二是玉环方言特有的构词法在地名命名上的表现。雍正六年，雍正帝批准户部议奏，复垦玉环山，由桐庐知县张坦熊管垦，招徕太平（今温岭，下同）、乐清、平阳、永嘉、瑞安等5县百姓入籍开垦，编入保甲，此过程见于雍正《特开玉环志》。故玉环的地名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且有特定的土话土音。如：

垟，音yáng，《集韵》：余章切。系吴方言俗字，指宽广、平坦的田野、田地而言。

坦，音tǎn，《广韵》：他但切。宽广义。《辞海》：平而宽广，多指地面而言，也形容世道。

厝，音cuò，《汉语字典》：〈方〉：房屋。福建沿海及台湾人称家或屋子为厝。也就是说这个字在闽南语是“房屋”的意思，引申为“家”。

浦，音pǔ，《说文解字》：水濒也。指的是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

1.复杂的语言使地名读音繁杂

“由于地名主要是基于当地居民代代传承，具备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一般不易受外来语的影响，地名读音采用的多是本地语言，即白读音。”（李仙娟，2005：90～91）玉环在清雍正年间建厅设治时，居民多由太平、乐清、永嘉、平阳等县及福建省迁入，祖籍不同，语言各异，其中玉环岛居民多操福建话、平阳话、温州话，楚门半岛居民多操太平话（即温岭话，下同）。在这样复杂的语言文化背景下，地名的读音更显繁杂，各地都具特色。以坎门方言为例，会以“仔”音发“口”，如“岙口”一词，在坎门话中便成了“岙仔”。又如“海岸”在鲜迭话中发音为“海边”。楚门半岛移民大多从台州一地迁入，但也有闽南、温州及其他地方迁入的，在今干江镇下礁门村，有一自然村叫“下更”，闽北方言为“小岙”。可见此地先人为闽北人，但因杂居相处多年，不再使用闽北方言。

2.谐音变形对地名演变的影响

除了地名命名之外，方言语言对于地名的沿革也有一定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谐音对地名演变的影响——由于地名的传递多是民间口耳相传，会产生谐音变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为书写方便，或为使地名显得典雅含蓄，或为依附人们趋吉祥避凶的社会心态，地名便逐渐因音变而形变了。如古顺这一地名便是源于五代后晋天福元年所建的谷顺院，“古顺”之名便是由“谷顺”音变而来。再如大小洞精古称“童礁”，后作“铜镜”，最后就其音为“洞精”（“古”“谷”“童礁”“铜镜”“洞精”在当地方言中是近音字词）。在古代还有因发音相似，为避讳而变更地名的情况，如玉环古称“榴屿”，因避五代吴越王钱镠讳，改今名。“榴屿何年改玉环？望中犹是旧青山。遗民不记当年事，唯有潮声日往还。”南宋乐成县（今乐清，下同）状元王十朋的《次韵宝印叔观海》一诗在概叹历史变迁之中，也佐证了玉环县名变更这一历史事实。玉环孤悬于巨海之中，境内群山环抱，烟霞轻笼，树木葱葱，流水淙淙，更名为“玉环”似乎更能生动地反映出其地貌特征。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8

低碳环保的名言警句欣赏1. 为了子孙的幸福，请您珍爱环境。

2. 发展生态农业，改善生态环境。

3. 保护环境，持续发展。

4. 破坏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5. 请您以宽宏大量之心给生而自由的动物们以自已的空间，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已。

6. 锁住黑龙保蓝天，治理污水护家园。

7. 早一天保护环境，多一份生命保证。

8.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城市改革开放功能。

9. 地球是万物生灵共同的家园，共生共荣来自万物的和谐。

10. 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

11. 沙化、风尘、赤潮是环境对人类的惩罚。

12. 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13. 洁净的空气、幽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14. 1998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主题是：“为了地坏上的生命—拯救我们的海洋”。

15. 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16. 环境与人类共存，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

17. 保护水环境，节约水资源。

18. 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清除白色污染。

19. 保护野生生物，人与自然共存。

20. 搞好水土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21. 树立大环境意识，保护生态环境。

22. 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23.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命。

24. 保护环境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责任。

25. 保护生态，改善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低碳环保的名言警句分享1. 今天节约一滴水 留给后人一滴血

2. 种树种草 有利环保

3. 购买尾气排放达标的汽车

4. 口号：保护地球，保护环境!

5. 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6. 一人一年一棵树 绿山绿水绿山河

7. 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8. 草木无情皆愿翠 行人有情多爱惜

9. 巍巍中华环保行 人人奉献巨龙腾

10.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1. 生命只有一次 地球只有一个

12. 树成荫 草成被 花吐艳 驻四季皆春 山变绿 水变清 鸟歌唱迎八方清风

13.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碧水蓝天

14. 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15. 得到的不是永恒的拥有 失去的将永不会再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16. 用行动护卫家园 用热血浇灌地球

17. 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

18. 关爱生命健康 倡导环保时尚

19. 自觉遵守环保法律 加强企业污染治理

20. 绿化祖国山青水碧千秋美 平衡生态人杰地灵万里春

低碳环保的名言警句推荐1、无污染旅游——除了脚印，什么也别留下

2、慎用清洁剂——尽量用肥皂，减少水污染

3、推动垃圾分类回收——举手之劳战胜垃圾公害

4、一水多用——让水重复使用

5、做环保志愿者——拯救地球，匹夫有责

6、阻止滴漏——检查维修水龙头

7、监护水源——保护水源就是保护生命

8、支持绿色照明——人人都用节能灯

9、植树护林——与荒漠化抗争

10、减用空调——降低能源消耗

11、节用电器——为减缓地球温暖化出一把力

12、随手关灯—省——度电，少一份污染

13、当“自行车英雄”——保护大气，始于足下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9

2月的最后一天，一名前央视记者的雾霾视频，瞬间点燃公众关注环保的热情。那几天，环保举报热线12369被热心的市民打爆。

全国“两会”期间，吕忠梅、王名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尽快完善制度，保障环境公益诉讼有效实施，使民间环保组织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环保问题。

3月15日，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提到，要严格执行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坚决依法追究违法违规排放的企业，甚至要让那些偷排偷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环保法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从民间个人到官方政府，似乎都在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

民间环保组织也没有置身事外，对于他们而言，2015年似乎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新年第一天，新修订的《环保法》正式实施，规定民间NGO只要符合条件，他们就能把污染企业告上法庭。从《环保法》层面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这让大量的民间环保NGO充满期待，以至于在春节前，“何时提讼”成为各个环保组织成员会面时的常用语。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新《环保法》实施3个多月后，按照吕忠梅的说法，民间NGO大概只提起3起公益诉讼，长期参与公益诉讼实务的张伯驹认同这一数字。张伯驹是北京公益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新《环保法》实施后首例公益诉讼就是由自然之友联合福建绿家园协会共同发起。

吕忠梅和张伯驹所描述的现状如出一辙：涉及到立案难、专业性强、诉讼费用高、诉讼主体资格门槛等客观限制，环境公益诉讼的春天未如预期迅速到来，而是在发展和孕育过程中。

资格

2015年1月1日，新年伊始。

张伯驹收到了福建省南平市中级法院的立案通知书，确定自然之友和另一家环保组织福建绿家园就当地采矿主破坏林地行为提起的诉讼被立案了。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国内首个被立案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就案件本身而言，案情并不复杂。2008年至2011年期间，3名被告在南平市葫芦山村开采矿石过程中毁林掘地，毁坏林地28.33亩。2004年，当地法院以非法占用农业地罪刑事判决，将3名被告送进了监狱。自然之友和绿家园追加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被告承担原地恢复已破坏的林地及植被责任。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案，张伯驹坦言，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经过繁琐的调查、取证和鉴定环节，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对于环保NGO而言可能会有专业和资源上的考验，但借助已有的刑事判决，可以免去上述许多繁琐环节，“这也是今年几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共性所在。”

民间NGO的环保诉讼烦恼

在案子立案后，张伯驹们也没有闲下来。他们邀请北京和福建两地的专家召开专题案件研讨会，和专家共赴现场调研，对生态损害进行了评估，并形成一系列报告，对证据进行进一步梳理，“有更完善的证据才能顺利推动案件的过程。”

“福建南平案”虽然是个相对简单的案子，但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这个案子意义依然非凡，不仅仅因为是“首个案例”，更在于民间NGO的诉讼主体资格终于被法律明确下来。

为了获得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自然之友们努力了很多年。

在新《环保法》之前，《民事诉讼法》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规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具体是什么，没有进一步明确，这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不少民间NGO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因此被驳回，这其中就包括自然之友提起的多起案件。

大家把希望寄托于《环保法》的修订。这部国家环境保护的基础法从2012年底起开始修订，前后历时近3年，经历四次审议。在多次修改过程中，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一直是关注焦点。

二次审议稿规定，诉讼主体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中华环保联合会由环保部主管，这意味着能够提讼的就只有一家官办社会组织。这引起业界一片哗然，自然之友等多个民间环保组织召开研讨会，专业立法建议和公开信，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媒体两会发出呼吁。

2013年夏天，在各方呼吁下，《环保法》的修订启动了第二次公众意见征集，这在我国立法史上非常少见。三次审议稿出来后，诉讼主体扩大到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社会组织，“国务院登记的组织”都是部级的，但没有哪个草根组织是部级的，自然之友们再次发出呼吁。

最终，四次审议稿进一步扩大诉讼主体的范围，规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为“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将于2015年1月1月起正式实施。

虽然诉讼主体的门槛依然不低，但在张伯驹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诉讼困局

按照新《环保法》规定，符合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大概有700多家，但真正提讼者，却寥寥无几。2月初，《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新《环保法》实施满月，全国提起了3起环境公益诉讼，除了“福建南平案外”，其余2起由中华环保联合提起。

大量民间NGO还在观望。

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没人、没钱、没精力。吕忠梅是湖北经济学院院长，连续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过去的12年里，她提交的议案都是关于环保。在她看来，环境公益诉讼是“勇敢者的诉讼”，“这需要碰很多钉子，需要费钱、费力、费人，现实中我们没有那么多勇敢者。”

资金、专业、时间，这些都是摆在民间环保NGO面前的现实屏障。

2011年，自然之友和另一家环保组织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对云南曲靖陆良化工公司提讼，原因是该公司将5000多吨剧毒工业废料铭非法丢弃在当地水库中，对附近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提讼，需要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自然之友曾向一家具有司法评估资质的机构提出过鉴定请求，对方的报价是700万元，大大超出了这家民间环保NGO的承受能力。2011年，他们接受社会捐赠的总数为429.88万。

自然之友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只能“曲线救国”，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检测。直到现在，“曲靖铭渣污染”案仍在艰苦进行中。

虽然不是每件案子都要天价费用，但业内普遍共识是，提起一起环境公益诉讼，10万元是起步价，动辄可能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对于国内年预算普遍为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民间环保组织而言，确实难以负担。3月初，在广州举行的一场环保讲座上，一名草根NGO的负责人就直言：“现在草根环保NGO最缺的就是钱，没钱就请不到专业人士，买不起专业检测设备。”

浙江省温州市艾绿环境发展中心面临类似的困难。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民间NGO在当地河流开展“清源行动”时，经常碰到环境污染事件，但艾绿却

不太愿意走公益诉讼，“上哪告，告什么，怎么告，这都需要法律团队来支撑，但机构目前没有这方面人员。”

另外一个摆在艾绿面前的问题是，他们不满五年，没有资格。有民间环保NGO曾做过专门的调研，具备资格，而且有能力有意愿有资源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民间NGO，只有十多家，其余的大部分为官办的社团组织，很多是行业学会。

即便是官方背景，也不一定好使。中华环保联合会曾在海南提起一起公益诉讼，并得到了当地法院的支持，但一个月后，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经受理的案件又被驳回。据知情人士透露，“原因是当地行政力量太大，地方法院扛不住。”

艰难前进

过去的几年，环境公益诉讼在艰难中前进。

自然之友一直参与其中。早在2005年“两会”期间，时任自然之友会长的梁从诫先生就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提案，建议尽快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在此之后，自然之友开始关注环境公益诉讼，并组建专职团队，目前已经拥有专职、兼职人员六七人，并和10多名优秀的环境律师和法律人士保持密切合作。

张伯驹觉得，有必要为大自然发声。“人类受到伤害可以为自己奔走呼喊，但大自然发不出声，一旦发出声音，可能就是灾难性的，作为自然之友，我们应该为它们维护权益。我们并不习惯用激烈方式发声，但我们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只要突破生态和程序正义的底线，我们会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坚持到底，不轻言放弃。”

说出这番话的张伯驹，今年31岁，是自然之友这家老牌民间环保组织20多年来最年轻的总干事，低调慎言，许多业内人士给他的评价是做得很多，说得很少。

今年年初，由张伯驹操盘的自然之友发起“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在全国范围内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进行资助，包括前期调研、取证、聘请专家和律师等费用。有意思的是，该基金采取滚动资助的方式，资助对象如果获得胜诉，取得由被告承担的费、差旅费、律师费等补偿，这笔补偿将要回到基金，用于资助下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

基金首期资金为30万元，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机构资助。张伯驹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基金会支持环境公益诉讼，他透露，目前已有2～3家基金会有初步意向提供进一步注入资金。

与支持基金相匹配的，是“环境公益诉讼倡导与法律支持网络”。这是自然之友和中国政法大学环境与资源法研究中心合作建立的支持性平台，通过专业的法律咨询、律师支持、诉讼行动陪伴以及培训等方式，全方位帮助更多具有资格的环保组织，成为有力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

上述基金和网络能否解决民间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金和专业困难，还需要时间观察，但眼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组织在为破解环境公益诉讼困局在奔走努力。

吕忠梅在今年“两会”积极呼吁，她建议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符合资格的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她认为，一方面，可以建立政府专项基金，鼓励和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并从政策和资金上加大支持；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应明确公益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并通过典型案例形式，鼓励法院支持胜诉原告的合理办案成本及原告律师费用由被告支付的诉讼请求。

与此同时，贵州省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专业委员会已经组建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律师团”，帮助西南区域的民间组织环境诉讼案件。而“环境公益诉讼网络”也将召开今年第一期公益诉讼律师培训班。

但在资深环保人马军看来，民间环保组织要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环保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污染企业时，司法也很难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这个恐怕不是一夜之间就解决的，说到底，关键还是体制问题。”他说。

关于环保的名言篇10

关键词美国媒体辱华言论种族歧视价值失衡

“这些手表很好看，是偷来的吗？”“这样中国就能继续敲诈我们钱财了”“你能帮我们搞定朝鲜吗？”2016年10月4日，美国福克斯电视频道政治评论节目“奥莱利元素”播出记者沃特斯在纽约华埠街头采访时，向被采访的华人提出一系列歧视和羞辱性问题，并配以具有歧视性色彩的老电影片段。节目播出后，纽约州议员和市议员中的华裔人士，以及来自华裔、非裔等多个社区的代表，在位于纽约的福克斯新闻频道总部前抗议。美国亚裔记者协会于10月6日发表声明，谴责福克斯的节目丑化华人是明显的种族歧视行为。

无独有偶，类似事件在近几年时有发生。2013年10月16H，在美国广播公司深夜播出的节目“儿童圆桌会议”中，当主播吉米・基梅尔问及如何偿还美国欠中国的1.3万亿美元债务时，参与节目的一名儿童做出“杀光中国人”的回答。面对这种极端的辱华言论，主播吉米・基梅尔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这段带有明显辱华内容的视频播出后，立即引起美华AS团的持续强烈抗议，当事主播被迫向抗议民众道歉，并承诺修改节目制作及审查流程。

近十余年来，美国媒体上先后出现一系列带有明显种族歧视和侮辱的辱华言论，对华人或中国政府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类言论招致在美华人团体的强烈压力，但大多数传播者只是做道歉，只有个别人被所在媒体给予停职处分。但这类言论的间歇性发作，表明其并非单纯的抗议和道歉所能解决。

美国主流媒体多次传播辱华言论，有其内在的传播环境与动力机制。其中，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偏见为媒体传播辱华言论提供了环境和土壤；美国司法对仇恨性言论的言论价值认可，客观上纵容了辱华言论的传播；在传播侵权诉讼中，通过集体毁誉来损害群体之名誉在法律上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带，这减轻了辱华言论传播的法律代价；而美国传播制度中所谓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失衡，是导致辱华言论传播的根本原因。

一、辱华言论传播的社会环境：难以根除的种族歧视与偏见

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根深蒂固，成为媒介生存的社会环境之一，在此情况下，媒体非但未能置身事外，反而通过传播活动参与建构种族歧视。

早期移居北美的欧洲白人对所有有色人种都抱有歧视和排斥态度，这种情况直到美国内战结束后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1866年-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先后在国会通过并得到美国3/4的州的批准，美国内战时期也通过了三条重建修正案，其中第1款规定了种族平等保护，“州在其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条款还界定了美国公民的概念，使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都获得公民资格。虽然该修正案的初衷是保护黑人不受各州歧视，但其规定的普遍性使在美华人亦能受到保护。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发展出一套（州）政府行为理论，认为联邦法院只有在州政府损害公民权时，才有权干涉；保障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主体应该是州政府，国会的权力只是救济性的，“’事实上少数族裔包括华人的权利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对华人的歧视不断加重。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尽管该法案因明显存在将种族歧视合法化的不公正之处而受到一些议员的批评，但美国最高法院于1889年最终裁定该法案合宪，其裁--决理由是出于“公众利益和需要”，因为若对“东方人入侵不加限制”，将会构成“对我们的文明的威胁”。美国种族主义者亨利・乔治认为中国人是“地地道道的异教徒，无信、放荡、怯需、残忍”。《排华法案》的起草者、加利福尼亚州议员约翰・米勒认为，“一个杂的种族，―半是中国人，一半是高加索人，产生一种半异教、半基督教的文明，这种形式的混合相当糟糕。”这种融合了宗教歧视和宗教排他主义的认识为其排华情绪披上一层“神圣”外衣。

美国早期社会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偏见，潜藏于白人内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其日常行为，这造成美国媒体难以根除的“潜意识”里的种族歧视。既然美国社会存在着种族歧视的基础，媒体对辱华言论的传播就自然缺乏免疫力，甚至会积极参与传播，这是包括福克斯、ABC等美国主流媒体传播辱华言论的社会基础。

二、辱华言论传播的促动因素：对仇恨性言论的价值认可

仇恨言论主要是在仇恨意图的支配下，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等身份特征而进行的表达。悔辱是仇恨性言论的表达方式之一，其主要表现为以言论、文字、图画、动作或暴力等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

针对少数族裔的侮辱性言论与民主社会表达自由的价值相悖。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中，这类言论往往会引起应有的重视；在联合国通过的第一个包含国际执行措施的人权文件《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亦给予此类言论以严厉的谴责和禁止。

20世纪以来，美国对仇恨性言论传播的态度经历了从禁止到许可的鲜明转变。在上世纪40、50年代的“博哈奈斯诉伊利诺斯案”中，自人种族主义者博哈奈斯因散发小册子，对居住在芝加哥郊区的西塞罗市的黑人进行侮辱而被罚金200美元。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这类诽谤言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并以5：4的表决结果支持了伊利诺斯州一项有关诽谤罪的立法。根据这项立法，出版描绘“属于某一种族、肤色、信仰、宗教的任何一类公民堕落、犯罪、不贞或道德败坏”，从而使此类公民遭受到“蔑视、嘲笑或是指责，以至于引起破坏治安或骚乱”的刊物将受到惩处。其裁定的理论依据是“群体地位和人的尊严”，因为仇恨性言论助长了根据人种来划分的社会等级制度。

但是，这一判例在上世纪60年代的“加里森诉路易斯安那案”中被，理由是该判例的规则不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对此，美国学者卡斯・萨恩斯坦认为“博哈奈斯案”的判例不是一项好的司法规制，因为“种族仇视的言论包含了高度的政治思想，不能因为它的无礼冒犯或者其他危害而对其进行压制”。用由于强调仇恨性言论自由表达的价值，同时担心堵塞这类言论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美国对仇恨性言论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对此，美国公民自由协会领导人纳迪・斯托森的解释则是：言论自由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之所以不把‘伤害他人的言论’宣布为非法并不是因为不承认言论潜在的危害。不愿意禁止它恰恰是因为我们懂得它的威力以及它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仇恨性言论采取宽松态度的前提下，美国最高法院力图区分此类言论的不同传播环境，以平衡保护社会成员的情感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一般而言，在报纸上刊登、在电台上播出或者在墙上和篱笆上书写此种恶言谩骂的人受到宪法保护，但是在面对面交谈时，使用同样语言的人不享受类似的保护。”最高法院对仇恨性言论的，仅限于那些可能导致身体伤害或引起暴力行为的、面对面冲突的言论传播，因为这些言论“不是任何思想探索的本质所在，作为通向真理的阶梯，它们仅具有微乎其微的价值，秩序与道德方面的社会利益显然要大于它们所能带来的所有好处。”显然，这种规制的理由并非因为仇恨和歧视性言论侮辱或冒犯了言论所针对的人，而是言论可能破坏和平、带来争斗和骚乱。

在1969年的“布兰登堡诉俄州案”中，3K党成员布兰登堡在一段录像中公开辱骂黑人和犹太人，鼓吹种族歧视和暴力行为，被控违反俄亥俄州《有组织犯罪防治法》，随后被州地方法院判决1000美元罚款和10年监禁。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地方法院的有罪判决，“宪法对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保障不允许任何州禁止公民鼓吹使用武力或鼓吹违法，除非这种鼓吹旨在煽动或制造追在眉睫的非法行为，并有可能煽动或制造这类行为”。

按照上述逻辑，美国主流媒体发表的辱华言论，既不同于个人之间的面对面交谈，亦不大可能导致直接的身体伤害或暴力冲突，因而不会受到美国司法的规制，这在客观上为包括辱华言论在内的仇恨性言论传播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

三、传播侵权诉讼的漏洞：针对群体的侮辱性言论的不可诉性

在美国普通法中，媒介侵权诉讼的构成要件包括诽谤陈述（“TheDefamatoryStatement”）、公开出版（“Publication”）、可指认（“Identification”）和经济损失（“Econom icLoss”）。其中，“可指认”要求方证明“他或她被诽谤”（“heorshewasdefamed”），否则这种媒介侵权“不具备可诉性”（“isnotactionable”）。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困扰，那就是当一个群体被诬毁时，其可指认性是很难认定的。其要求侵权对象是明确、可指认的，即被侵权的对象是包括自然人或法人在内的特定人，亦即在新闻侵权诉讼中，享有名誉权的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美国对群体毁誉性言论的态度转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毁誉具有可诉性，而集体毁誉则不然；损害个人名誉在法律上的责任是明确的，损害群体之名誉在法律上则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带。在媒介对自然人的侵权方面，美国形成了类型化的归责体系，如公众人物对新闻媒体的侵权诉讼受“实际恶意”原则的限制，普通人对新闻媒体的侵权诉讼以“实际损害”为证据。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区别性保障，来平衡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价值，但在仇恨性言论的传播方面，呈现出薄弱地带。

在新闻侵权诉讼中，通过集体毁誉来损害群体之名誉在法律上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带，这减轻了媒体记者及主持人传播辱华言论的法律代价。新闻侵权诉讼中的普通人应为可明确指认的普通公民，而非某一群体。美国媒体的辱华言论针对不特定的多数华人，而非针对某一个人，因此，它虽然引起华人团体的极大愤怒，但因其不符合新闻侵权诉讼的构成要件而无法提讼，这是辱华言论无法诉诸司法的原因。

虽然美国媒体的辱华言论在当地华人团体的舆论压力下最终以道歉结束，但由于此类言论的不可诉性，相关媒体和当事人在事后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而道歉这种善后方式又降低了美国媒体传播辱华言论的代价。

四、辱华言论传播的结构性原因：所谓自由语境下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失衡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观点的公开市场”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述，对待仇恨性言论的两种主流观点都没有考虑到此类言论对社会平等的伤害。最典型的是霍尔姆斯大法官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言论保护的程度与言论所处的客观环境有关，与表述内容和表述对象无关；而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站在“自治”的立场，认为“言论自由绝对保护的基本理念就是保证全体公民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以使之基于广泛的信息做出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是自治的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区分两种表达保护程度：凡是关系到政治自治问题的表达都绝对地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非政治眭的私人间的言论，不在第一修正案的调整范畴之内。

无论是霍尔姆斯考虑言论表达所处的环境或米克尔・约翰对言论进行的分类保护，都着眼于言论传播对民主的价值，而忽视了言论表达可能造成的对社会平等的威胁。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卡特琳娜・A・麦克金农认为，社会平等问题在美国从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第一修正案》既不允许法律规制言论，又对各种群体或利益的言论施以平等的保护，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平等，这种“平等”是消极的和形式主义的；同时，《第十四修正案》保护平等的理念与《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理念从未在宪法领域内得到充分辩论，因此，保护平等与保护言论自由产生了冲突。在实践中，对于以自由表达的方式损害社会平等，实际上是充耳不闻。

五、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