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范文10篇

建构范文篇1

一、建构主义和德育

在建构主义的鼻祖维柯、杜威、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的研究中，德育和教学并没有清晰的分界。杜威就认为，真正的理解在本质上是联系动作的。因此，教育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教育就是经验的生成和经验的改造。在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德育的建构本质、社会协商本质和参与本质越来越显现其主导作用。研究德育的建构，我们发现建构理论中的建构性、社会性、情境性、复杂性和默会性等已经成为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

德育的建构性：客观和建构是德育的重要维度。传统的认识论认为，学生的思想道德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德育的很多工作都投入到行为习惯的训练上，而很少考虑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学生作为认识主体所具有的巨大的能动性。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道德是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建构是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的，因此德育的功能就是适应学生的这种需求，帮助学生开展对经验世界的组织。

德育的社会性：个人和社会也是德育的重要维度。前者把思想道德看作是属于个体内部的，后者则认为思想道德是内含在团队和共同体中的。德育的这个维度就是通过个人和社会之间产生的互动、中介、转化、融合等张力形式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完整的、发展的思想道德。关键是社会协商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在学习中容易理解，但对于思想道德而言我们的德育对学生之间的协商的方法、途径、内容以及产生的效果还需要深入地讨论。

德育的情境性：德育的情境性，已经越来越被大家重视。情境性的三个环节，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整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情境的理论要求我们对学校教育环境进行较大的改革，其中学生作为主体的认知和实践、交互影响以及对社会各方面道德的要求需要不断地加以充实和提高，而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及哲学的影响应逐步加强。情境性中的难点就是家庭和社会，它们对情境的创设、活动的组织开展，以及使学生的视角从狭窄的圈子里走出来，使之在这些情境中完成必要的互动和融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德育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德育对信息和思想道德的区分度不高，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常常使学生个体稳定的、自足的、良好的结构受到冲击和破坏；而让位于动荡的、主观的、结构不良的信息。德育中容易把行为习惯的训练看作是可以积累、加工、储存、分配的，并且试图通过这样的传递、传授、传播不断加以强化。而实际上思想道德要比信息远远复杂得多。思想道德成长本身包括对真理的怀疑、对真理的渴望、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和理解，而伴随其中的所有情境脉络都和德育的建构有关。思想道德包含在学生个体生活的世界中，包含在他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也包含在他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自己的思想道德建构中。德育的开放性、变化性、不良性、协商性和个体的建构性等都使得这个问题显得十分复杂。

德育的默会性：德育伴随着人成长的整个过程，有许多东西学生在未上学之前已经逐步形成。家庭和家属的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因素以及他们之间互动的影响使学生的思想道德发展含有许多动态变化因素和自然影响。人类学情境理论提出的“合法的边缘参与”表明，人的行动模式、处理事件的情感影响，以及人与情境的互动都说明思想道德存在默会的一面，德育应该在如何利用和发展个体的建构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在建构主义者的眼里，（一）个人的形成是一种社会活动，一个加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一个新来者把一种特定的社会的现实当作生活的本来样子加以接受。（二）从广义上讲，维持与组织一个集体的社会意义是随人们在生活中，由相互之间日常相处的一贯模式而创造的。!《意识形态与课程》迈克尔·"·阿普尔黄忠敬译华东师大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页’从这一观点出发，思想道德教育要在学生心中扎根，情境的创设和组织有意义的集体活动模式都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德育成功的基础是它与社会生活适合的程度、它与学生经验吻合的程度，以及它在解决学生面临的问题中的生命力。用皮亚杰的话语说就是思想道德要获得新的意义需要有原有的思想道德做基础，同时新的思想道德获得又可以使原有的思想道德发生一定改变，使它丰富、调整或改造，这就是建构的双向过程。

因此运用建构的理论看德育，就可以认识到在德育过程中学生是依赖自己原有的经验系统对思想道德进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这种思想道德的习得并不是简单的信息积累，它同时包含着新、旧经验的冲突而引发的观念转变和结构重组；也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入、存储和提取，而是对思想道德的新、旧经验双向作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德育工作不是简单地呈现思想道德内容，而更应该重视学生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倾听他们的心声，分析这种想法的由来，从而顺势而为，引导学生丰富或者挑战自己的见解。两难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情境的设置，使学生便于开展讨论，甚至对某些问题开展互相责疑等都可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思想道德的认识和默会。这样在构建德育的过程中，教师、同学等都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互相学习交流探索，并能为大家共享的宝贵教育资源。

二、德育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人在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许多特性。换句话说，人的思想道德是社会的产物。因此维果茨基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机能在其起源上完全是社会文化性的，它们不仅是社会文化性质的建构，又是需要通过其经历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进行分析和解释的主题。德育的建构就是要让个体依靠自己已有的对道德的认知理解不断完善和建构新的更高级的思想道德系统，就是适当开发概念，伴以期望和形成性过程建构新的创造性的组合。

按照整合以后的建构主义理论可以把德育的建构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

（一）知识是参与者认为对个人和社会都可行的那些东西。

（二）知识是暂时的、共享的，与评价有关，也与评价者有关。知识的界定要联系他人的评价以及个人一生的情况进行；对家庭来说要联系社会成员或社会成员所作的评价进行；对于上一个时代的看法，要联系历史学家或历史参与者的看法进行的。

（三）教育涉及关于物体或他人或物的知识。

（四）我们与物体，他人及它物（非人类）之间的互动必须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来研究。

（五）认识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孩子自己动作的重要性。

（六）在互动形式中有分离和差别的观念，也有关联和连接的概念。

（七）认识反省作为物理动作转化的心理运算的重要性。

（八）沟通，他人交换思想，既使我们产生认识，又是认识的一部分。

（九）认识有任何同原性的多元文化存在。

《教育中的建构主义》莱斯特·斯特佛杰里·盖尔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年

月第一版，第页’显然德育在构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通过对现象和问题的物理和心理的反思，创造学生对思想道德个人的解释是十分有意义的。而在这过程中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情境，特别是活动情境，教师应该尝试从基本原则出发观察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点。教师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有意义的学习在社会互动中，学生看似错误或者迷惑的观点恰恰表明了他们目前的理解程度，新的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建构的形成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既然思想道德的形成是学习者在一定的学习情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在教师、家长和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和互动的影响下，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实现思想道德建构的过程，那么认真研究探索这种学习情境的创设和优化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建立思想道德建构的学习情境

德育需要创设思想道德学习的具体的现实的情境，这种情境是对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提炼，使其充满生活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多元性。在这种情境中可以促使学生主动探索、自己解决问题，从而实现对思想道德的建构。让学生处于真实的、复杂的环境中可以使学生对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产生自己的理解，从而在显示生活中获得更广泛的迁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都有填补道德空缺、道德认知失衡以及思想冲突的本能。当学生一旦进入这种情境以后就会形成一种自己去思考、自己去行动、自己去解决矛盾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正好可以成为学生自主建构的前提。当然在创设这类学习情境的时候，学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思想道德认知的规律和需求，努力使学生从道德认知中培养道德情感，直至升华成为道德行为。

（二）重视思想道德建构的人际互动的作用

在学校中教师、学生构成了学生思想道德建构的学习共同体。建构理论认为思想道德是在个体和社会环境中相互作用下建构起来的，其中师生、生生，以及学生家长等人际关系就成为其中决定因素。特别是教师在这种关系中处于特殊地位，他们之间表现为提问与应答、要求与反应、指导和行动、评价和反馈、榜样和模仿等种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这里教师本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驾驭影响学生思想的能力就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师生之间的相互尊重，教师对学生民主的教育策略等都会给学生思想道德建构带来有利影响。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思想道德的相互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关系，学生之间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流，学生之间的默认和合作，不但可以解决个体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激发了学生追求真理的动机和智慧，有利于建立更合理更完善的思想道德建构。

（三）拓展思想道德建构的学习资源

建构范文篇2

会计文化是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系统，在其多层次的体系中，不同层面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会计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方向。首先，会计的物质文化层面是构成会计文化系统最基本的方面，也是会计文化显性化的有机载体。主要包括会计人员的工作环境、专业计算工具、与工作有关的操作工具、包括各种账簿在内的工作对象等。判断会计物质文化的优劣，主要以其工作环境是否优良、专业工具是否先进、工作结果是否有效率和工作对象是否有序作为基本标准。一定的会计物质文化是一定的会计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同时，一定的会计物质文化又是一定的会计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承载者，常常作为会计文化的外显化而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评价。其次，会计的制度文化，是作为制约和规范会计人员工作方式的规则体系而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会计工作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因此必须依靠严整而科学的规范体系来保证。作为一种“他律”，会计工作规则的意义在于，严格约束会计人员必须按照相关规则进行工作，如果违反规则，就意味着犯错误。因此时刻约束自身的工作方式必须符合或严格遵守规则，是对从事会计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要求。会计的制度文化具有同法律、法规一样的严肃性，严格的制度规范，不容许会计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出现半点逾越，它是会计精神文化的制度化，是保证会计物质文化的有力支撑。最后，会计的精神文化属于会计文化的灵魂，是会计文化的核心层面，是决定会计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主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有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其中会计人员的职业价值观是重中之重。在当今物质文化盛行的时代，如何引导会计人员保持应有的行为准则、恪守职业操守以及坚守会计人员的底线伦理，是建构和发展会计文化亟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在工作实践中，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这是保证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工作者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当前我国会计文化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我国的会计文化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不能完全满足新时期会计制度体系建构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会计组织内部和外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以会计组织作为界限来看，其外部因素有社会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以及社会舆论因素等，其内部因素有单位内部的人员结构、制度建设、领导因素、单位的企业文化及企业精神等。从外部因素的影响来看，由于传统社会理念与观念仍然在发挥其作用，比如，在害怕得罪人的心理驱动下，无原则地“以和为贵”，导致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为留住业务较多的客户，在给课题单位出具审计报告时往往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给出一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审计结论，既不利于课题单位规范自身的会计核算，也为后期的课题财务验收带来了一定困难。此外，社会舆论对于会计行业普遍存在一定误区，如民众将注册会计师、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等与过去打算盘算账的“账房先生”混为一谈，不能充分认识到财务工作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部分会计人员不能正确理解对待自身工作的意义，进而忽视学习和掌握最新的会计准则，不重视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从内部因素的影响来看，由于内部监督制度不到位，很多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制度形同虚设，内审制度不能行之有效地发挥作用，增加了会计舞弊造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导致会计行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此外，一些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高校的领导及相关技术人员对会计人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及尊重，导致一些高素质的财务人员流失，不利于会计行业人员整体水平与素质的提高。

三、当前建构和发展会计文化应采取的重要举措

(一)将“以人为本”作为建构会计文化的基本理念建构会计文化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这是推动会计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如果缺少这一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构建会计文化将会是盲目的，不切实际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会计工作的领导或管理人员，在会计文化理念的形成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理念就是要切实从会计人员的角度考虑其实际需求，要形成信任会计人、关心会计人、尊重会计人的氛围。而要实现这一核心理念，首先要求领导者、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就这个意义而言，会计组织领导者与管理者的作用直接关涉会计文化建设的成败。在建设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过程中，一方面领导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通过建立各种明确的奖惩机制，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使会计人员切实感受到会计组织对其的重视;另一方面，会计领导应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的行为，坚持实事求是，求实创新的理念，以实际行动影响下属，增强会计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激发会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从制度管理到文化管理的深刻转变。文化管理是更高的管理形态，会计文化建设就是文化管理，在制度管理不到的地方，让文化发挥作用，其中制度的制定要符合文化的要求，在管理中体现文化。

(二)注重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二次创新建设会计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吸收、借鉴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精髓部分，结合会计学科领域的特点进行再次创新，形成兼容并包的会计文化体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关于会计的记载自西周的《周礼》就开始有所体现，古代儒家思想的各种理念以及英美发达国家的会计文化与价值观都对我国现有的会计文化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和影响。会计文化的构建要坚持继承和创新高度统一的原则，既要继承又要扬弃;既要肯定已有的优秀文化因子，又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具体而言，会计文化建构中，一方面要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会计文化中的精华，摒弃属于消极的、落后的、阻碍文化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必须放宽眼界，在不断加强会计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兼容并包的形式，积极吸纳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将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法制文化、伦理文化、科技文化，以及民主文化同会计文化相互结合，以融通的方式围绕会计文化，处理好多元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构成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最优互补结构。会计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对会计文化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突破了固有的文化疆界，而且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的趋向。这表明，现代社会，其文化的开放性特征越来越凸显，会计文化的发展必须要适应这一潮流，在向世界先进的会计文化学习过程中，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各个国家和民族优秀的会计文化成果，不断丰富中国会计文化的内涵，同时还要加强对非会计专业的其他学科优秀成果的学习、研究和吸收，使广大会计人员在建构和发展会计文化过程中，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敏锐的职业判断能力。

(三)注重新时期会计价值观的培育会计价值观作为广大会计人员应当遵循的共同理念，包含了会计群体共同认可与遵循的价值准则，其对于规范会计组织及其成员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标准有着重要意义，是会计人员的行为准则、文化素质、个人才能与群体智慧的结晶。要培养和形成会计人员正确的价值观，就要从会计主体出发，培养其主人翁责任感、参与意识和共同的目标感、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将新时期的会计价值观内化为会计人员思想与行为准则，使其在工作中恪守原则，坚定立场，坚持原则，成为具有坚定信念和正确价值观念、道德行为规范的优秀会计人员，最终形成具有积极向上、求实创新、恪守诚信、客观公正等特点的、与时俱进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会计价值观。会计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不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注重新时期会计价值观的培育，还要吸纳国外优秀会计文化的精髓，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特质，并结合我国会计文化的一些实际特点，通过对新时期会计文化的不断创新、丰富与发展，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体系。在会计文化创新过程中，要重视把握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要立足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实际，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影响、激励等环节，全面推进会计事业的发展和会计职业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人员的素质与业务水平，使之能够满足和谐社会的构建需求。

建构范文篇3

另一方面，品牌作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外在表现，发挥着社会角色符号的作用。一定的品牌总是对应着一定的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品牌角色与消费者的社会角色的互动来达到角色的认同。与艾科过分强调品牌价值存在于消费者的心理印象不同，科特勒和阿姆斯特朗提出了品牌和产品对于消费者同样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品牌化是将价值附加在产品之上，品牌的作用主要是将不同企业的名称加以识别，同时，又为产品提供附加值。因此，品牌价值与产品价值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科特勒和阿姆斯特郎是从产品出发而不是从消费者出发去生发品牌价值的构成动因。

其实，品牌发展到今天这样丰富的程度，不仅品牌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且品牌类型也越来越复杂。这种品牌类型的变化，并不仅仅是随着产品类型的增加而导致了品牌类型的增加。品牌类型与产品类型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其立足点是完全不同。按照现今品牌理论，品牌类型应当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的差异，而产品类型是基于产品的物质形态的差异。用产品类型来划分品牌类型虽然简单，但是难以真正反映出不同品牌类型的特点。所以，应当从消费者的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出发来建立品牌类型体系。

现有的一些品牌理论也开始注意到了品牌类型的问题，但主要是从企业或市场的角度进行分类的，缺乏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的品牌分类。现有的品牌理论的基础却是建立在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一分类方法显然与现有的品牌基本理论是不吻合的，而且也缺乏完整和系统的阐述，比较多地注意到了产品类型的问题，以及产品类型与品牌建构的关系，这对于把握基于消费者需求的品牌特征难以提供有效的支持。

舒尔茨等在《整合营销传播》注意到了产品分类在品牌建构中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对消费者的分类，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观点：“概念不是单一的单位。概念以网路方式集结并形成所谓的类别。这些群集的概念不只是资讯的堆叠，还形成网路……人类的心智活动，是大量由概念和类别构成的网路所组成。这个概念和类别网路，涵盖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新资讯一进入讯息处理程序，就被拿来和原有的概念及类别比对，看看是否符合原有的概念，或是已有的哪些概念基模可以被用来储存这个资讯。”但是，舒尔茨等却没有对品牌分类作进一步思考，仍然停留在产品类型的概念上，没有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对分类进行周密的考虑。因此，分类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品类理解的基础上。“整合营销传播思考的基础，是植根于消费者储存该产品类别、产品及品牌资讯的方式，如前面所言，消费者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得到这些资讯，并且这些讯息储存在同一个阶层体系中。对厂商而言，最重要的课题，莫过于了解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如何将品牌置于网路结构中的哪一个阶层及哪一个分类中。”让?诺尔?卡菲勒从产品出发，提出了产品类型与品牌的关系：“在确定产品类型时，应注意品牌发展方向、品牌的动力及其存在的理由。”

可见，目前欧美对品牌分类尽管有一些分类方法，但是总的来看还不够细致和深入，实际的可操作性和适用范围还比较有限。汤姆?布拉凯特在《品牌与品牌建构》一书中，从品牌建构的角度，只是简单地将品牌分为企业品牌和服务品牌：我们已经发现到了在品牌化实践过程中的两个凸现的新现象：其一是品牌化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其二是品牌和其管理的内化过程，特别是在以雇员为服务中枢来取得顾客满意的服务业领域。

让?诺尔?卡菲勒从品牌的战略设计模式出发，把品牌战略种类分为六大类型：产品品牌、系列品牌、范围品牌、企业总品牌、原品牌、企业赞助品牌。

林恩品牌咨询协会的林?阿普萧从市场效用的角度，提出了品牌的六种类型：

产品品牌：它们仍然是最原始和最普通的品牌产品——梅塞德斯轿车、玛斯糖果和百事可乐都是产品品牌。服务品牌：就是通过比品牌符号所关联的实际物质更密切联系的服务而获得突出感觉的品牌。联邦快递、维萨、花旗银行都是服务品牌。个人品牌：或许起始于好莱坞的标志性人物——克拉克?盖伯、玛丽莲?梦露、甚至更久远的卓别林。今天，个人品牌涵盖了从体育明星迈克尔?乔丹、齐达内，到流行乐坛布兰妮?斯皮尔斯，到商业大师诸如托尼?洛宾斯和汤姆?彼德斯。组织品牌：品牌日益超越了产品/服务并且归于组织品牌。组织就是品牌成为战略计划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比如，微软、维珍和索尼。事件品牌：通常是体育和艺术，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并提升为卓越品牌。比如奥林匹克、三大男高音。地理品牌：旅游业和休闲业的增长以及全球旅游促使为地域进行品牌宣传。

克莱纳和迪尔洛夫还从行业类型的角度对品牌进行了分类，共分为十一类：零售业，如宜家、沃尔玛、西尔斯-罗巴克；金融服务业，如美国运通；高技术，如苹果、IBM、微软、英特尔；时尚，如贝纳通、耐克、李维斯图尔特；烟草和酒精业，如百威、喜力、万宝路；食品和饮料业，如可口可乐、哈根达斯、亨氏；休闲与娱乐业，如迪斯尼、索尼、乐高；服务业，如联邦快递、哈佛商学院、麦当劳、假日旅店、麦肯锡、维珍；制造业，如吉利、柯达、施乐、斯沃琪；交通业，固特异、梅塞德斯、丰田、罗尔斯-罗伊斯；非赢利，如红十字会。

对品牌不同价值特征的确定，是进行品牌分类的基础。品牌价值是消费者需求的内在动因的外在表现形态，品牌分类正是品牌需求差异化和类型化与品牌价值层次划分的一个结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需求的差异化和消费者对不同类型产品需求的差异化的心理定势，导致了品牌分类的不同，由此构成品牌分类的主要动因，即基于产品类型不同的品牌分类和基于消费需求层次不同的品牌分类。品牌分类的意义在于通过确定品牌类型，进行准确的品牌定位，开发与品牌定位相对应的目标市场。

一方面，消费者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品牌特性需求。对于某些类型的产品，消费者看重其功能价值，对于另外类型的产品则可能看重便宜价值。当然在许多时候可能是这些价值的混合，但一般总有一个主导性价值需求。比如，汽车和电子产品，消费者对其功能价值和便宜价值的需求程度一般会比较高，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产品类型决定了品牌类型选择的方向；比如，低端价格的化妆品一般不适用于品牌建构，优惠的价格诉求对于消费者并一般也不具有吸引力，大多数消费者对低价格的化妆品都有抵触的心理，觉得使用低档的化妆品会影响自己的形象。因为化妆品的感觉价值和观念价值比产品的基本价值和便宜更重要。世界著名的化妆品公司——宝洁公司对此深有心得。克莱夫?巴德在《宝洁品牌攻略》中指出：“价格并非决定价值的唯一要素，消费者对价值的敏感度，已由市场上无数成功的例子及少数失败的例子得到验证。如是的话，那么所有超市的自有品牌，即所谓‘价格品牌’，在全美各地以低于市价10%-20%的价格销售，则将胜过宝洁及其他竞争品牌的占有率。事实上却不是，价格品牌在零售店所销售的量不及总市场的25%。在英国，主要连锁超市的价格品牌被消费者普遍认为品质较好，市场占有率达到35%。然而大多数消费者仍然选择价格较高的世界性品牌，他们认为世界性品牌所带来的效益远超过所付出的代价。以下为价值方程式：价值=所认知的效益/价格代表分子部分所认知的效益足以抵消相当的价差。”

宝洁在这里所阐述的价值把消费者的认知作为了主导因素，这与当今的品牌是建立在消费者心理的印象的理论是完全吻合的。但是，这里没有说清楚消费者选择世界性品牌的动机何在，也没有分析产品类型与品牌适用的关系。因此，不是说便宜价值、产品的功能价值不能成为建立品牌特性的基础，关键在于适用于何种类型的品牌。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产品对品牌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度，由此形成了品牌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因此，可以根据产品的品牌依赖度进行品牌分类。这种品牌依赖关系和依赖程度主要是由消费者对不同类型产品的需求特征决定的。在消费者识别需求低的产品，或者是对附加值要求不高的产品一般对品牌的依赖度就不高；以功能性特征为消费主导的产品，对品牌的依赖性程度也普遍较低。比如农产品知名品牌就很少，这类品牌对消费者的购买动机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农产品属于品牌依赖度较低的品类。医药产品也是如此，消费者更看重的是疗效，而不是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外，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人群，对不同类型的品牌有不同的需求，构成了品牌类型与消费类型的对应关系。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对品牌分类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比如，高收入消费人群对奢侈品品牌有很强的消费需求，形成了相应的品牌与消费的对应关系；都市女性普遍追逐时尚品牌，与这一类品牌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形成了相对应的品牌与消费对应关系。

品牌分类是深化市场营销和区分消费者特征的客观需要，也是品牌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就市场营销而言，市场早已进入了产品差异化营销的时代，根据消费者需求的不同，营销学家把市场进行了细分。而市场细分已经成为市场营销的基本方法。同时，对产品也进行了分类，称为产品类型，或简称品类。这两者分类的方法是不同的，前者分类的基础是消费者需求；后者分类的基础是产品形态本身。在这样的情形下，划分品牌类型是品牌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消费形态和产品形态的不同，市场区隔作为把握市场的一种方法，可以更有效的寻找到并锁定目标市场，每个市场营销行为都可以根据市场区隔特征的不同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品牌作为市场营销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必须建立与市场区隔相对应的品牌区隔，亦即品牌分类，以期制订适合品牌目标消费者的品牌传播策略。

品牌分类是由消费者的品牌需求的不同和产品形态的不同所决定的。从品牌的最基本的功能来看，分类本身也是识别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随着品牌和产品发展的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没有品牌分类会造成识别的混乱甚至错误。产品分类与品牌分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同类产品可以跨越不同层次类型的品牌，如日本的丰田“霸道”和中国“长城”同属吉普汽车，但是前者是高端品牌，后者是低端品牌。同样，同一类型品牌也可以跨越不同类型的产品，如劳力士和欧米茄都是奢侈品品牌，但分属不同的企业。

宝洁在品牌管理中，按消费品种类编排品牌系列，设立了新的品牌管理职位——“产品大类经理”，推行了货类管理。这可以被认为是品牌分类形式的一种，是对品牌分类管理的具体应用。“首先，宝洁根据消费者使用产品的情况，确定消费品类别，然后将各品牌安排到消费者认为适当的类别中。”当然如何推动品牌分类的应用，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尝试，宝洁的经验毕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建构范文篇4

关键词：大跨度建筑；结构表现；建构

1大跨度建筑的结构特点分析

主要内容：①结构与建筑具备较高的关联度，且远大于普通的建筑物。大跨度建筑的形体构筑、外在形象以及空间围合等都与其结构紧密相关。对大跨度建筑而言，结构就是建筑。而建筑也就是结构，两者可以说已经融合在一起。合理性的结构在整体建筑设计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且大跨度建筑一般分为屋盖结构与下部支撑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结构表现便是屋盖结构；②结构的造价成本较高，大跨度建筑的造价很高，会耗费大量的社会劳动资源，比如国家体育场“鸟巢”的最终工程造价将近23亿元，且使用钢量为4.2万t。由此可见，大跨度建筑的资源耗费量是十分惊人的；③大跨度建筑的技术含量较高，在大跨度建筑的整体设计中，需要考虑结构、节能、智能控制等多种问题，需要运用到多种技术。同时，通过利用高新技术，大跨度建筑也可以体现出个性化的建筑形式，比如其结构设计中的技术必须达到跨度要求，并考虑到屋盖结构中会出现的结构自重等问题，而后采取合理的技术方法，确保荷载力与结构自重之间达到平衡。为了减轻自身重量，建筑必须使用效率更高的结构，而随着结构有效性的提升，其所需的技术也就越复杂。大跨度建筑必须经由多种高新技术的共同合成。

2大跨度建筑结构的存在的问题

2.1结构表现缺乏理性建筑结构的表现最终会体现于建筑的外在形象，但科学合理的建筑结构本身也应建立在力学与美学充分结合的基础上之上。结构表现是大跨度建筑的核心影响因素，如果一味将建筑结构作为表现的工具，那么整个设计就是缺乏理性美，甚至会变为形式主义的建筑物。且由此种错误理念下设计的建筑结构缺乏张力，不符合当前的现代设计理念。比如很多建筑设计只致力于打造壮观的建筑形象，并在形态上使用花朵、飞鸟等图案，使得建筑脱离实际，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

2.2结构表现缺乏艺术性

在多数大跨度建筑中，其建筑结构都缺乏表现力，受理性主义的限制，以致建筑设计过于追求统一、高效的目的。而这些过于理性的建筑结构设计也使得建筑失去了本身的实际意义。同时部分建筑师并不关注建筑的外在结构表现，只将节省成本、降低造价作为唯一的建筑目睹，而由此种理念下设计的建筑便会缺乏艺术性，很容易使人失去兴趣。

3大跨度建筑结构的建构方法

3.1结构单元

在大跨度建筑中，结构单元是最为主要的核心因素，它可以为整体建筑设计增添规律感、在结构单元的设计理念下，任何的建筑都可以被看做若干个结构单元。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当完成所有的结构单元时，那么此建筑也就可以宣告完工，即建筑施工也就是复制结构单元。同时，重复的结构单元也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秩序感，并增强建筑物的精确性。结构单元一般包含两种方式，即平面结构与空间结构，其中平面结构可以进行重复装饰，并给人一种整体感；而空间单元则以大部分的空间为单元，并复制空间设计，从而可以使大跨度结构体现出起伏、流动的动态感觉。例如吉隆坡的国际机场，便主要使用了结构单元的设计理念，并通过单元复制增添建筑的气势感。

3.2利用结构原型

建筑结构表现的大部分设计灵感都来自于生活以及自然中的原型，设计师通过演化原型，在大跨度建筑中进行灵活运用，并在适当的改进下，创造出更具艺术特点的结构形式。由此，这种不改变原型结构的演变方式也被称为建筑原型的演化，且其演化方式主要包括扭转、拉伸、放大以及缩小等。在建筑原型演化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还应注意获取而建筑参数，并形成结构受力之间的合理性，且要在确保方便施工的前提下，利用更为简洁的形式实现建筑结构形象的灵活化，避免出现呆板单一的结构形态。比如东京的代代木篮球馆便采用了这种设计理念，由篮球馆的屋顶上俯瞰，会看到整个建筑由悬挂屋盖旋转围绕着主立柱，这种结构具备很强的表现力，也具备良好的通风与采光效果（见图1）。

3.3结构组合

大跨度建筑的结构类型包括钢板、折板、悬索以及张力结构等。为了实现丰富的建筑形象，设计师应该在建筑结构美学的基础上，将不同的结构类型进行合理组合。实际建筑中，利用单一的建筑结构无法达到较好的经济效果，而结构组合类型，可以使大跨度建筑面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结构组合打破了单一结构的单调乏味性，使得建筑更加富于变化，并营造出动态的感觉.而由力学角度来看，结构组合也可以减轻单一结构的荷载，提升整体建筑的荷载承受力。交叉组合是最为常用的建筑结构，它同时运用了重叠组合与连接组合的方式，产生了全新的结构形式，也使得施工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可行。

4结束语

当前我国大跨度建筑得到了快速发展，且出现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技巧为大跨度建筑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依据。但有些大跨度建筑存在设计不合理、造价成本较高以及没有考虑历史文脉等问题，对我国的建筑创作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同时，国外建筑师进入我国市场的现状也令人堪忧。应该由建构本质重新认识大跨度建筑，并提升国内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与创作技巧，从而真正提升大跨度建筑的设计水平。

作者:曲志宝 单位: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刘康.现代大跨度木结构建筑的建构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5,(5).

[2]况志涛.当前高层建筑中结构施工技术探讨[J].工程技术研究,2016,(6):77.

建构范文篇5

一、公共艺术设计的造型

与其他艺术的造型一样，公共艺术的造型同样具有具象和抽象两种基本形式。在具象造型中，还有写实与变形之分，通常我们将那种再现性的，即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现实状态的描写，称为写实，而将那种非再现性的，即在保持事物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人为的同时是超常规的对造型进行夸张变化的描写，称为变形。在传统的造型艺术行为中，我国的造型写实手法与西方国家略有不同，西方国家的写实手法趋于科学，而我国趋于文学，反映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超自然的自在。而变形则是为了更好地适用于材料的特性及其工艺制作。在抽象基本形式中，造型元素的点、线、面元素得到了综合创造，使公共艺术与周围的人文景观环境得到了完美统一。

二、公共艺术的结构形式

第一，结构形式的透视。公共艺术的结构形式是与建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公共艺术中，装饰构图的透视一般都被淡化的，有的甚至是完全不考虑透视问题的，也不考虑时间与空间、远景与近景、天空与地面、实景与虚景等造型因素，设计师可以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并根据环境条件自由地结构画画，如果过于强调科学化的透视关系会对建筑本身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第二，形的适合。在公共艺术中，形的适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建筑中可用于装饰的区域在形状、大小等方面可能是被限定了的，是一种不规则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作品本身的构图中也需要体现形的完整性。所以，在处理形与形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往往要根据某一型的轮廓去创造另外一个型。

三、公共艺术的色彩

对于一切视觉的并利用造型的手段所进行的艺术活动来讲，色彩，无一例外的被视为极重要的构成元素而广泛和巧妙地运用着。公共艺术在色彩的运用上是存在自身的规律性和特征的，毫无疑问，这种规律性以及特征是建立在对于色彩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对于建筑功能的依赖，是对大的人文景观环境的依赖。在进行公共艺术设计时，一定要结合周围的环境进行色彩选择。

建构范文篇6

一、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的意蕴

基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如何妥恰地理解这样一个关涉当下中国司法理想或者改革方向的概念呢?其实“概念是语境的真实重构”①。这意味着要对“司法民主”予以妥恰的理解，就必须要将其放置到这一命题产生的语境之中来展开分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相对严谨的学术范畴，“司法民主”并不是“司法”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意涵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从“民主”来看司法，更不是从“司法”中找民主，而是既要在“司法”与“民主”这两个较为宏大的语境或者它们的上位概念及其相互的关联性中找到这两个范畴间的交叠与共识，而需要在有关“司法民主”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中去把握司法民主的社会意涵。这是其一。其二，对于司法民主的理解还要将其放置在与其相关(邻)范畴的关系之中去把握，也即要在“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司法的群众路线”的关系中去把握司法民主的逻辑要义。其三，有关司法民主意涵的理解，还需要放置于建构其概念与理论的、特定的社会—情境系统之中来展开。唯有通过此，才能够逐渐清晰起司法民主这一概念的边界与所指，才能够准确触摸司法民主的真正意涵。就“司法”与“民主”这两个范畴本身而言，它们其实都是含义丰富的“多义词”而且关系也极为复杂的———它们既可能是悖离的，也可能是共生互动的。因为，如果把“民主”界定为民意或者多数人的权力及其统治的话，那么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司法不仅与民主存有本质性的差别，而且对于同一问题两者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估结果;②而如果把司法的主要任务界定为通过确立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进而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化保障的话，那么这与“权力多数决”的民主多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和谐;③同样正是基于此，它们在制度层面上最为尖锐的对抗就主要体现在“反民主”的司法审查制度之中。④而相反，如果我们对“民主”稍加进行改造，那么不仅司法吸纳民意有助于强化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而且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也有利于防止“多数人权力”的滥用进而达致真正的民主，以及更重要的，当“法官运用‘宪法时刻’所采纳的原则来废除日常政治的立法产品时，司法审查并非不民主;相反，他们是在忠于一种更深刻的民主概念，关注了一种在公共辩论和真诚思考的历程中经过检验并精制了的民众意愿。”⑤这意味着“司法”与“民主”的关系如何，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上来展开这两者间的意义关联。很显然，我们既不能用早期的民主理论来观察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也不能用现代的民主理论来反观早期社会里的司法活动;而应当在同一语境系统和意义体系之中来展开有关“司法”与“民主”关系问题的讨论，努力寻找到这两者之间的重叠与共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司法民主”的概念内涵。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司法民主”这样一个由“司法”和“民主”两个范畴互释互构起来的开放式命题，我们不能对其做某种单一性的理解，而需要从法律和政治的双重视野出发来对其展开描述。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在法律层面上、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展开有关“司法”与“民主”关系的论证，因为司法从本质上来说确实不应当过多地吸纳或者采取民主的规则与要求;而应当从政治的层面、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司法”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要意识到不仅司法本身属于政治活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看到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对司法/司法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夯实与稳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种政治—权力的视域中，我们看到不仅司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运作活动，而且民主也是公共生活里的基本准则;因而“司法民主”这一范畴的建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司法权运作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将这种公共权力运作地更符合公共生活的基本要求?而就“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而言，这无疑是一起持续多年的法律事件。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虽然人民司法的事业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司法供给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却越发地严重，进而导致“司法越改革、受到的质疑越大”这样的尴尬局面的出现，①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反思“司法职业化”改革的效果与道路。不仅如此，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当下中国的法官却往往会违背有关司法职业化的严格要求进行“辨法析理”和“能动司法”———他们不仅依法调解，而且循情理裁判;不仅在法律制度和体制内进行权衡，也积极寻求外部的支持与配合。

然而他们这种“反司法”的司法行为却不仅很好地统一起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而且也达致“案结事了人和”，最终也得到了社会的理解与认同。很显然，这两者司法方式的反差促使人们从司法的效果出发来反思“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关系:在处理当下中国社会里的纠纷上，“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司法方式哪种更有效?以及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法官究竟应该多主动多亲民才能既体现“人民的司法为人民”，又保持其客观中立消极的法律形象?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如何“参与”司法才真正体现司法民主，体现司法对“民意”的重视?由此而蔓延开来的话题争论便是:当下中国的司法及其改革究竟是走大众化的路子，还是坚持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改革?②客观来说，“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有关它们的讨论也并不只是要在这两者之间争出个孰是孰非，而更多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慎思中国司法改革之路、尤其是改革的方向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机会。我们要意识到，伴随着这种讨论的深入，当下中国司法的制度建构与实践其实将面临着一个范式的转型问题。③换言之，尽管“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这两个概念的着手处以及理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在有关这两者的争论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性假设或者说两者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同时树立起当下中国司法的权威?是通过司法的民主化模式，还是走司法职业化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一个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和政治操作。而如果对这一问题再做进一步追问的话，那么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在建构当下中国司法权威的问题上，司法民主化道路与司法职业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排他性的，还是兼容性的?以及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而进一步，如果再联系到“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就会进一步复杂起来。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笼统地把“司法民主化”等同于“司法大众化”;而这种下意识的概念等同所勾连起来的，不仅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司法传统，④也是“司法大众化的本质就是司法民主”⑤、“司法民主就是司法的群众路线”等这类有关民主与司法关系的简约化命题。这显然不仅强化了“司法民主化”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正当性，而且有关它的现实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也得到论证。而这又使得我们在处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的关系时，因前者具有“政治正确”而拥有了压制和否定后者的巨大力量。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虽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在处理“司法大众化”与“司法民主化”这两个命题时的这种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意义勾连与命题倒置是存在问题的，但这至少表明，不仅“司法民主化”并不等同于“司法大众化”，而且在“司法民主化”也不具有完全支配“司法职业化”的力量;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司法职业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认真对待和重新清理。由上述，我们看到，有关“司法民主”的概念建构是件极为复杂的事情。虽然在有关“司法”与“民主”、“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这三对范畴之间的关系的简单梳理中，已大致获得了“司法民主”这一命题的问题指向。但这还不够，欲进一步清晰地限定有关“司法民主”的内涵界定与问题讨论，还必须要进一步将这种问题指向和概念本身联系到“司法民主”这一命题提出的社会情境，亦即，新时期新阶段重提“司法民主”的背景是当下中国司法的职业化改革虽然进行了很多年，但与职业化改革启动之时所承诺的结果以及与社会大众的期望都相差甚远，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所指出的一样，“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这也就是我们关注和研究司法大众化化的原因所在。司法大众化的本质上就是司法民主。”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有关“司法民主”的讨论限定在以下问题域之中，即“如何发挥司法民主的应有功能，在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建设的同时，促使当下中国的司法更好地服务于其所面对的社会，以便于司法在为民的同时也获得社会大众的尊重，进而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更具德性、更有品格、更有尊严也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②。这既是当下中国司法民主命题的理论使命，也是司法民主问题的根本指向。

二、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命题的基本立场

由上文可以看到，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司法民主”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的出场，就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民主的应有功能，在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建设的同时”，寻求司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其所面对的社会”，如何“找到一种更具德性、更有品格、更有尊严也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的这一中心任务来展开的。但是，考虑到司法民主问题所可能牵扯到的问题的庞繁与复杂，为了有效地展开有关司法民主的讨论，确保有关“司法民主”讨论的有效展开，确证所需要的司法民主的内涵，还必须要清楚司法民主问题以及该命题研究的基本立场。否则的话，不仅讨论会蔓延开来，离题千里，由此而阐发的理论也会缺乏针对性，隔靴搔痒。这些基本立场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就是坚持司法的职业化改革。客观地说，“司法民主”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再次出现，很大程度上确实是针对“职业化”的司法及其改革的，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是期望通过对“司法民主”的强调来矫正、甚至否定司法的职业化改革方向与进程。但实际上，尽管人们把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归到司法的职业化及其改革上，认为是职业化的方向出了问题;也尽管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笼统，然而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司法改革的确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一些问题也确实与职业化的改革相关联。但即便如此，仍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与司法的职业化改革的关联性很多其实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同时也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法律职业化的确是现代司法发展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③因此，当反思当下中国司法及其改革时，不能把问题简单化、情绪化地都归结到职业化之上，必须要意识到这些问题是真的由于职业化的改革所直接导致的，还是职业化改革进行的程度不够?与此同时，在坚持走司法改革的职业化道路并由此出发来反观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时，还必须要意识到，中国司法是否具备了走职业化的条件?以及如何来夯实中国司法职业化改革所需的社会条件?毋庸置疑，司法民主化确实是司法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早期的发展理论往往将司法发展等同于司法民主化;也即把司法的发展看成是一个不断接近、最终达到司法民主化的渐进过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来自现代司法改革的现实实践与司法发展的经验，后期的发展理论家已经开始了对过去的、那种把司法民主化看成是司法发展的唯一方向的做法进行修正，认为民主化只是司法发展众多面向之一。④这种转变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发展显然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司法民主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的研究时，必须要时刻警惕，既不能将司法民主这一理念无限制地扩大，甚至是泛化、极端化，也不能将司法发展彻底地推向司法民主化这一价值的单一极点。恰恰相反，我们既需要时刻注意，司法民主理论的优势与长处，也要清醒地看到其劣势或者限度。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以司法职业化来否定和压制司法的民主化及其发展，也不能以司法民主化来否定和压制司法的职业化及其发展。因为这两种做法的本质，其实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显然就可以看到这一立场与国内有些人所提出的、希望通过向“马锡五审判方式”学习来重新回到过去“大众化司法”的道路上的看法是不同的。

客观来说，当前司法改革中对于“司法大众化”这一观念的倡导，或者提倡司法走“群众路线”，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固然都没有错。但是，如果在提倡司法大众化时，否定司法职业化，人为地忽视司法职业化的优势，忽略司法大众化所隐藏的弊端，只看到司法大众化在司法为民、便民上的长处，那么原本开放的有关司法大众化的讨论也就走向了封闭，甚至很可能会异化成一股压制性的力量，进而不仅使得司法大众化的理论进一步的封闭，而且还可能演化成一种理论的集权或者话语的霸权，①结果导致对司法职业化的绝对排斥或者完全否定。进一步，当前中国司法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客观来说不仅有方向性的问题，更多地其实仍然是在具体实施、操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换言之，不是“主体建筑的质量问题”，更多的其实是配套性的服务措施或者辅助性的相关制度没有跟上。②这样，面对当下中国的司法，简单地将其问题都统统归结为“司法坚持职业化改革而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推行大众化司法。这显然不仅是对现代司法发展规律的望文生义，也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司法国情一知半解，因而都是想当然的结果。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进行在地化的创造性转换而仍然想通过延续“马锡五审判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如果完全排斥职业化的司法模式而只是依赖“司法民主化”的司法方式来解决当下中国司法所面对的问题，那么其效果显然不会理想。相反，必须要认识到，拥有专业化的法官群体，有职业化的司法程式，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司法立场，有透明的司法过程，有开放的司法态度，有便民、利民的司法通道，这些都是保障司法顺利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因此务实一点，在讨论司法民主化的问题时，必须要始终坚持司法职业化的改革方向，才能确保我们的讨论不偏离司法的普遍规律。其次，必须承认“司法民主”展开讨论的前提是法治的背景。当然，承认法治(ruleoflaw－法律主治)，而不是法制(rulebylaw－依法而治)，更不是“政治/制”，作为“司法民主”命题讨论展开的基础，这既是一个语境限定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方向抉择或者目标定位的问题。而这其实意味着，尽管就目前的现实而言，无论是在“法治”的论题上还是在“司法民主”的命题上，当下中国的问题还很多;但“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就此轻易否定方向或者目标的错误。相反，不仅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可以慢慢推进的———也就是说，它们更多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也反映了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行“法治”。③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对待“法治”的态度上，一方面仍然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另一方面在制定相应的措施与制度时，也不能着急，更不能随便，要谨慎。当然，这对于有关司法民主的问题讨论而言其实也就意味着，“法治”这一方向或者目标同样也是其在推进理论与深入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牢记的。因为走错了方向，司法民主不仅会走到其理论的反面上，而且人民也往往容易被错误的方向所误导，进而无法客观冷静地看到司法民主。④一旦将“法治”作为有关司法民主理论讨论的前提与发展的目标，那么就必须要认识到，不仅司法民主是在坚持法治之下所进行的事业，对于它的任何理论言说和实践也就必须要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而不能违背法治的精神与要求;而且司法民主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同时也是要有利于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推进司法民主的理论研究时，一方面要在法治中国的语境中来推演司法民主的理论，既不能脱离其语境，也不能变更其语境;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法治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要求，要有助于对法治中国更好的理解或者把握。因此在具体化司法民主的制度实践时，既要注意其制度安排的现实基础或者国情条件，也要关注其制度设计的可行性，更要留出制度发展的适当空间。正是基于上述的两个基本立场以及同时将“司法”限定在人民法院的范围内，这其实意味着新时期的司法民主其主要的任务或者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在中国的全面建立，以便通过此来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与实现。而要有效地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的建立，司法民主也就必须要与司法职业化形成必要且恰当的分工，以便能够在这一共同的任务中予以相互地配合、相互地合作。因而，对于新时期的司法民主建设而言，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就是必须要在推进司法权威与法治中国建设以及在坚持司法职业化改革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确保社会大众能够理性、有效、适度地参与司法，以便于司法能够在便利司法为民、服务社会大众的同时，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与至上尊重。那么，基于这样立场，当下中国的司法民主应该具备哪些内容呢?

三、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的建构内容

基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检视新时期人民司法的实践，可以看到，不仅当前有关司法民主的定义更侧重于与“政治民主”的关联而缺少对法律/司法的应有关照，而且对于“民主”的不同界定导致有关司法民主的认识多元。除此之外，虽然“政治民主”语义里的“人民”概念与“人民司法”中的“人民”概念确实容易联系起来，但如果要将“人民主权”之“人民”、政治民主中之“人民”与人民司法的“人民”相等同起来，那么很显然，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无疑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了起来。然而，客观地说，司法民主不仅内涵极为丰富，而且构成要素和评价标准也极为复杂，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司法民主”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或者一整套的制度措施和方式方法，而与此同时也会是一种“理念”，或者甚至是一种“价值”乃至“意识形态”，引领着我们的司法发展。换言之，在笔者看来，在当下中国，司法民主的建构应当是两个层面上的:首先是意味着司法的开放与参与;其次是这种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和适度性。具体来看:第一，司法的开放性。司法的开放性意味着司法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尽可能地透明。当然，这里的开放或者透明，不仅仅意味着司法审判的公开，同时也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做到“辨法析理”，充分论证司法的过程以及裁判的结果都是一个法律主宰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法官所主宰的过程。因而司法审判的公开，不仅仅包括司法审判过程的公开与司法程序的公开，也包括司法审判主体的公开以及审判结果的公开。与此同时，法官裁判活动的公开，在这里，则不仅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发现应当尽可能的释明，也要求法官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勇于承认可能出现的认识错误或者积极修正以往的各种认识。第二，司法的参与性。司法的开放性是司法参与性的前提。因为，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司法开放的核心乃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对于司法活动的参与度。当然在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司法的参与性，又不仅仅只是包括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还应当包括其他社会大众参与司法活动。换言之，提高诉讼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参与固然重要，但是后者，提高社会大众对于司法的参与，也同样的重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司法制度的潜在当事人，因而是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利益相关者;而且也是司法制度实践社会评价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对于司法制度实践的认同能够促进司法权威的建立。当然，社会大众对于司法活动的参与，既包括参加庭审旁听，也包括以他们为名义、以社会公共媒介为载体的社会舆论;也即“民意”。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的宽一些，那么所谓的“参与”，其实又不仅仅只是包括“人”的参与，也应当包括“制度”的参与。换言之，现代司法不仅要便利化当事人和其他社会大众参与其中，而且也要改革其机制，开放其制度措施，以便新的做法和革新能够在其中得以顺利的开展。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当下中国的司法，应当包容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所作出的各种改革的尝试，要给予这些制度以尝试或者改革所必须要的空间和时间，要以改革的效果来衡量制度变革恰当与否的标准，而不是一味地以是否符合既有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准则为依归。当然，也正是考虑到便利于“制度”的参与，那么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无论是司法“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应当吸纳社会大众的参与，以便达致“民主立法”。换言之，必须要意识到，不仅司法过程中主体参与不足是导致司法脱离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司法改革的参与主体的缺失也是导致民众产生对司法的疏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自司法改革以来，我们所出台的几乎每项改革措施背后都是司法机构忙碌的身影，赞同或质疑的声音也大多数集中在法律职业者内部，似乎司法改革只是法律人自己的事。然而，在纷繁复杂的改革举措和喧闹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与这场改革有着更加广泛联系和切身利害关系的民众却被遗忘了，他们的呼声、期待和利益往往被边缘化而忽略不计了。

“人民大众成了司法改革的旁观者，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也就成了不足为奇的事情了。”①没有得到大众关注与认可的改革，相应的也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效果，注定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孤芳自赏”罢了。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而言，应当吸纳社会民众的参与，以便于他们将自己的主张或者利益关切直接表达在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中，从而在“源头”上就强化司法制度与社会民众的关联性。第三，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的确，如何将“社会大众对于个案的舆论”与“作为法律的民意”建立起关联来，如何将“常识、常情、常理”作为法律裁判过程中的“情理法”，这其中显然并不是将它们直接照搬进司法，而是需要一定的程序来予以转换。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尽管司法民主意味着司法的开放性与参与性，但是这种开放和参与同样也是需要一定的程序的。同样，司法的开放性也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这些程序的运用，一方面能够保证司法的渐次开放，进而有利于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以及维护他们的诉讼平衡，从而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大众更加理性地参与司法，而不构成对于司法的“强暴”。因而客观来说，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一方面既要增强司法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改革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应的程序规范，以便于能够形成完善的、规范司法开放的程序以及参与司法的规则。②第四，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换言之，无论是就司法的开放而言，还是就司法的参与而言，都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比如，司法的开放性中的审判公开而言，并不是所有案件的审理都应当公开的，也不是所有的过程都必须要对当事人或者社会大众公开的。一些案件，比如涉及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就可以选择不公开;以及，比如合议庭对于案件的合议，则同样也是可以选择不开放的。而就“参与”而言，同样也必须要遵循适度地原则;不能“越界”行使，也不能“越权”行使。当然，对于司法民主，特别是如何开放司法的过程问题，一定要从程序和主体两个层面来加以控制。也就是说，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可以从“程序”和“主体”这两个方面来实现。这样，从司法民主化的基本内涵出发并联系到司法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司法实践中，既必须要坚持司法过程之中的“依法司法”与“适度参与”相统一，也必须要坚持司法过程中“必要的开放”与“合理的参与”相统一。换言之，一方面必须要将司法开放出来，以便于提高参与司法的便利性，扩大司法的参与性，增强司法的透明性，强化司法的中立性，夯实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司法的法治原则，依法司法，还要坚持司法的程序性与规则性，遵循司法的规律性，秉持司法的责任原则，通过程序的开放，理性、适度地参与司法活动。只有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而且也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才能统合其双方工作共同的着力点，以便形成合力，更要平衡好双方工作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以便形成合作，才能确保司法民主意涵的真正落实，最终推动司法权威的建成。

建构范文篇7

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l,其主要意思是指经过人类耕作、培养、教育、学习而发展的各种事物或方式,是与大自然本来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较早对文化作出准确定义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ylor)。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并把文化的涵义系统地表述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等为文化下过较完整的定义:“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样式的系统,其中既包含显性样式也包含隐性样式。”文化存在于思想感情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具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质的各种具体形式。以上定义显现出了文化的三个基本特性:一是文化与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行为,起激励或限制行为的作用;二是文化是后天学得的,可以继承;三是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这些特性正是文化营销的基础。

文化营销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的一种营销方式。传统的营销理论发展体系基本上是以有形产品为中心的,而文化营销必须是有意识地构建核心价值观念的营销活动。由于人类的活动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因此传统的营销也可以说都是有意识的营销活动,并可以牵强地解释出一些价值观念来,但由于这些营销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并不是要达到与消费者价值观念的共鸣,所以它们不能被称为文化营销。

企业在实施文化营销的过程中表现为三个层次:产品文化营销、品牌文化营销和企业文化营销。首先,产品是价值观的实体化,产品文化营销包括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等各个方面;其次,品牌文化营销是产品文化营销的进一步发展,品牌文化包括了整个社会对品牌的信任和保护,包括了消费者使用名牌的行为,反映了消费者的价值选择,也包括了企业创立名牌、生产名牌的行为。企业创名牌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去积累品牌文化个性的过程,当品牌竞争在质量、价格、售后服务等物质要素上难以有突破之时,给品牌注入文化内涵,其身价就不仅仅是物质因素的总和,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竞争,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较量。英国劳斯莱斯的“好的车子无论多少年都会保持下去”的价值观,正表现了该品牌的文化底蕴,迎合了消费者的价值观念。企业文化营销的核心就在于寻求为顾客所接受的价值信条作为立业之本,从而促进顾客对整个企业包括其产品的认同。IBM公司经营的宗旨是:尊重人、信任人、为用户提供最优服务及追求卓越的工作业绩。IBM的价值观曾经具体化为IBM的三原则,即为职工利益、为顾客利益、为股东利益。后来,“三原则”又发展为以“尊重个人”、“竭诚服务”、“一流主义”为内容的三“信条”。这些成为IBM的核心和灵魂,并为公司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文化营销与企业核心能力构建

所谓核心能力,是指本企业所特有的、而其他企业不具备的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企业有号召力的品牌、强大的R&D梯队、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以及内部激发团队精神的管理模式等都可以成为一个企业的核心能力。

寻找、创造和积累企业的核心能力,是营销决策者必须持久努力的课题,因为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建立其核心能力。文化营销的兴起为企业构筑自身的核心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构筑与强化核心能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表面上看,一家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产品的价格与品质,然而能在全球竞争中得以成功的企业,不论是西方公司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国的企业,均有能力发展出类似的成本水准和品质标准,彼此间并无太大差异,无法形成重大的优势。因此,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而言,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该企业是否能不断发掘自身核心能力,并在动态的竞争中强化这种能力。

建构范文篇8

另一方面，品牌作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外在表现，发挥着社会角色符号的作用。一定的品牌总是对应着一定的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品牌角色与消费者的社会角色的互动来达到角色的认同。与艾科过分强调品牌价值存在于消费者的心理印象不同，科特勒和阿姆斯特朗提出了品牌和产品对于消费者同样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品牌化是将价值附加在产品之上，品牌的作用主要是将不同企业的名称加以识别，同时，又为产品提供附加值。因此，品牌价值与产品价值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科特勒和阿姆斯特郎是从产品出发而不是从消费者出发去生发品牌价值的构成动因。

其实，品牌发展到今天这样丰富的程度，不仅品牌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且品牌类型也越来越复杂。这种品牌类型的变化，并不仅仅是随着产品类型的增加而导致了品牌类型的增加。品牌类型与产品类型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其立足点是完全不同。按照现今品牌理论，品牌类型应当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的差异，而产品类型是基于产品的物质形态的差异。用产品类型来划分品牌类型虽然简单，但是难以真正反映出不同品牌类型的特点。所以，应当从消费者的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出发来建立品牌类型体系。

现有的一些品牌理论也开始注意到了品牌类型的问题，但主要是从企业或市场的角度进行分类的，缺乏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的品牌分类。现有的品牌理论的基础却是建立在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一分类方法显然与现有的品牌基本理论是不吻合的，而且也缺乏完整和系统的阐述，比较多地注意到了产品类型的问题，以及产品类型与品牌建构的关系，这对于把握基于消费者需求的品牌特征难以提供有效的支持。

舒尔茨等在《整合营销传播》注意到了产品分类在品牌建构中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对消费者的分类，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观点：“概念不是单一的单位。概念以网路方式集结并形成所谓的类别。这些群集的概念不只是资讯的堆叠，还形成网路……人类的心智活动，是大量由概念和类别构成的网路所组成。这个概念和类别网路，涵盖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新资讯一进入讯息处理程序，就被拿来和原有的概念及类别比对，看看是否符合原有的概念，或是已有的哪些概念基模可以被用来储存这个资讯。”但是，舒尔茨等却没有对品牌分类作进一步思考，仍然停留在产品类型的概念上，没有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对分类进行周密的考虑。因此，分类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品类理解的基础上。“整合营销传播思考的基础，是植根于消费者储存该产品类别、产品及品牌资讯的方式，如前面所言，消费者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得到这些资讯，并且这些讯息储存在同一个阶层体系中。对厂商而言，最重要的课题，莫过于了解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如何将品牌置于网路结构中的哪一个阶层及哪一个分类中。”让？诺尔？卡菲勒从产品出发，提出了产品类型与品牌的关系：“在确定产品类型时，应注意品牌发展方向、品牌的动力及其存在的理由。”

可见，目前欧美对品牌分类尽管有一些分类方法，但是总的来看还不够细致和深入，实际的可操作性和适用范围还比较有限。汤姆？布拉凯特在《品牌与品牌建构》一书中，从品牌建构的角度，只是简单地将品牌分为企业品牌和服务品牌：我们已经发现到了在品牌化实践过程中的两个凸现的新现象：其一是品牌化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其二是品牌和其管理的内化过程，特别是在以雇员为服务中枢来取得顾客满意的服务业领域。

让诺尔卡菲勒从品牌的战略设计模式出发，把品牌战略种类分为六大类型：产品品牌、系列品牌、范围品牌、企业总品牌、原品牌、企业赞助品牌。

林恩品牌咨询协会的林？阿普萧从市场效用的角度，提出了品牌的六种类型：

产品品牌：它们仍然是最原始和最普通的品牌产品--梅塞德斯轿车、玛斯糖果和百事可乐都是产品品牌。服务品牌：就是通过比品牌符号所关联的实际物质更密切联系的服务而获得突出感觉的品牌。联邦快递、维萨、花旗银行都是服务品牌。个人品牌：或许起始于好莱坞的标志性人物--克拉克？盖伯、玛丽莲？梦露、甚至更久远的卓别林。今天，个人品牌涵盖了从体育明星迈克尔？乔丹、齐达内，到流行乐坛布兰妮？斯皮尔斯，到商业大师诸如托尼？洛宾斯和汤姆？彼德斯。组织品牌：品牌日益超越了产品/服务并且归于组织品牌。组织就是品牌成为战略计划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比如，微软、维珍和索尼。事件品牌：通常是体育和艺术，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并提升为卓越品牌。比如奥林匹克、三大男高音。地理品牌：旅游业和休闲业的增长以及全球旅游促使为地域进行品牌宣传。

克莱纳和迪尔洛夫还从行业类型的角度对品牌进行了分类，共分为十一类：零售业，如宜家、沃尔玛、西尔斯-罗巴克；金融服务业，如美国运通；高技术，如苹果、IBM、微软、英特尔；时尚，如贝纳通、耐克、李维斯图尔特；烟草和酒精业，如百威、喜力、万宝路；食品和饮料业，如可口可乐、哈根达斯、亨氏；休闲与娱乐业，如迪斯尼、索尼、乐高；服务业，如联邦快递、哈佛商学院、麦当劳、假日旅店、麦肯锡、维珍；制造业，如吉利、柯达、施乐、斯沃琪；交通业，固特异、梅塞德斯、丰田、罗尔斯-罗伊斯；非赢利，如红十字会。

对品牌不同价值特征的确定，是进行品牌分类的基础。品牌价值是消费者需求的内在动因的外在表现形态，品牌分类正是品牌需求差异化和类型化与品牌价值层次划分的一个结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需求的差异化和消费者对不同类型产品需求的差异化的心理定势，导致了品牌分类的不同，由此构成品牌分类的主要动因，即基于产品类型不同的品牌分类和基于消费需求层次不同的品牌分类。品牌分类的意义在于通过确定品牌类型，进行准确的品牌定位，开发与品牌定位相对应的目标市场。

一方面，消费者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品牌特性需求。对于某些类型的产品，消费者看重其功能价值，对于另外类型的产品则可能看重便宜价值。当然在许多时候可能是这些价值的混合，但一般总有一个主导性价值需求。比如，汽车和电子产品，消费者对其功能价值和便宜价值的需求程度一般会比较高，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产品类型决定了品牌类型选择的方向；比如，低端价格的化妆品一般不适用于品牌建构，优惠的价格诉求对于消费者并一般也不具有吸引力，大多数消费者对低价格的化妆品都有抵触的心理，觉得使用低档的化妆品会影响自己的形象。因为化妆品的感觉价值和观念价值比产品的基本价值和便宜更重要。世界着名的化妆品公司--宝洁公司对此深有心得。克莱夫？巴德在《宝洁品牌攻略》中指出：“价格并非决定价值的唯一要素，消费者对价值的敏感度，已由市场上无数成功的例子及少数失败的例子得到验证。如是的话，那么所有超市的自有品牌，即所谓‘价格品牌'''',在全美各地以低于市价10%-20%的价格销售，则将胜过宝洁及其他竞争品牌的占有率。事实上却不是，价格品牌在零售店所销售的量不及总市场的25%.在英国，主要连锁超市的价格品牌被消费者普遍认为品质较好，市场占有率达到35%.然而大多数消费者仍然选择价格较高的世界性品牌，他们认为世界性品牌所带来的效益远超过所付出的代价。以下为价值方程式：价值=所认知的效益/价格代表分子部分所认知的效益足以抵消相当的价差。”

宝洁在这里所阐述的价值把消费者的认知作为了主导因素，这与当今的品牌是建立在消费者心理的印象的理论是完全吻合的。但是，这里没有说清楚消费者选择世界性品牌的动机何在，也没有分析产品类型与品牌适用的关系。因此，不是说便宜价值、产品的功能价值不能成为建立品牌特性的基础，关键在于适用于何种类型的品牌。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产品对品牌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度，由此形成了品牌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因此，可以根据产品的品牌依赖度进行品牌分类。这种品牌依赖关系和依赖程度主要是由消费者对不同类型产品的需求特征决定的。在消费者识别需求低的产品，或者是对附加值要求不高的产品一般对品牌的依赖度就不高；以功能性特征为消费主导的产品，对品牌的依赖性程度也普遍较低。比如农产品知名品牌就很少，这类品牌对消费者的购买动机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农产品属于品牌依赖度较低的品类。医药产品也是如此，消费者更看重的是疗效，而不是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外，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人群，对不同类型的品牌有不同的需求，构成了品牌类型与消费类型的对应关系。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对品牌分类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比如，高收入消费人群对奢侈品品牌有很强的消费需求，形成了相应的品牌与消费的对应关系；都市女性普遍追逐时尚品牌，与这一类品牌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形成了相对应的品牌与消费对应关系。

品牌分类是深化市场营销和区分消费者特征的客观需要，也是品牌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就市场营销而言，市场早已进入了产品差异化营销的时代，根据消费者需求的不同，营销学家把市场进行了细分。而市场细分已经成为市场营销的基本方法。同时，对产品也进行了分类，称为产品类型，或简称品类。这两者分类的方法是不同的，前者分类的基础是消费者需求；后者分类的基础是产品形态本身。在这样的情形下，划分品牌类型是品牌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消费形态和产品形态的不同，市场区隔作为把握市场的一种方法，可以更有效的寻找到并锁定目标市场，每个市场营销行为都可以根据市场区隔特征的不同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品牌作为市场营销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必须建立与市场区隔相对应的品牌区隔，亦即品牌分类，以期制订适合品牌目标消费者的品牌传播策略。

品牌分类是由消费者的品牌需求的不同和产品形态的不同所决定的。从品牌的最基本的功能来看，分类本身也是识别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随着品牌和产品发展的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没有品牌分类会造成识别的混乱甚至错误。产品分类与品牌分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同类产品可以跨越不同层次类型的品牌，如日本的丰田“霸道”和中国“长城”同属吉普汽车，但是前者是高端品牌，后者是低端品牌。同样，同一类型品牌也可以跨越不同类型的产品，如劳力士和欧米茄都是奢侈品品牌，但分属不同的企业。

宝洁在品牌管理中，按消费品种类编排品牌系列，设立了新的品牌管理职位--“产品大类经理”,推行了货类管理。这可以被认为是品牌分类形式的一种，是对品牌分类管理的具体应用。“首先，宝洁根据消费者使用产品的情况，确定消费品类别，然后将各品牌安排到消费者认为适当的类别中。”当然如何推动品牌分类的应用，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尝试，宝洁的经验毕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建构范文篇9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建构范文篇10

关键词：科学划界；本质主义；情境化；建构论

一，引言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划界（demarcationofscien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比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哲学家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也就是说必须给出科学的本质定义，然后再把此定义作为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20世纪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都试图这样做。然而，费耶阿本德以及罗蒂等人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科学不仅处于发展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因此，他们试图消解划界问题。然而，不管是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还是对边界的消解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的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1]在科学教育、政府决策、临床医学以及科研经费的资助等实践场合，相关的群体必须回答“何谓科学”，科学的边界正是在这些地方性的情境中得到勾画的，它是这些群体的地方性建构的结果。因此，为了理解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被定义的，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事实上是如何被区分开来的，我们有必要从本质主义的规范性划界走向建构论。

二，本质主义划界及其消解

在20世纪早期，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提出了“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实证主义把分析的目光投向了语言系统。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是一系列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有意义的命题集合，那么何谓“有意义”呢？为此，逻辑实证主义制定了两条标准，首先是符合逻辑和句法，其次是经验证实。一个命题要有意义首先要符合句法，词汇的混乱堆积当然无法获得意义，其次，诸命题之间要逻辑自洽，违反逻辑当然是不允许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命题必须能够被还原成观察命题从而得到经验的证实，无法被还原成观察命题的语句是无意义的，包含无法得到经验证实的词汇的命题也是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因此，“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

但是，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标准无法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既宽又窄：过宽是因为它无法把占星术等知识形式与科学划分开来，占星术的某些结论也是可证实的；过窄是因为它把某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了，比如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等等。所以，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可证伪性标准：“应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3]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科学从问题开始，为了解决问题，科学家们提出大胆的猜想（假设）。但是猜想仅仅是猜想，还不足以构成知识。为了不断地逼近真理，科学家们必须用经验来证伪那些猜想，从而不断地剔除错误，走向更高的精确性和真理性。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免于批判，没有什么能够躲避经验的证伪。那些从逻辑上无法得到经验证伪的命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在波普尔那里，可证伪性成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但是，波普尔的划界标准依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也无法为科学划界提供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不充分的，因为占星术的某些命题虽然不是科学但可以证伪；它是不必要的，因为生物学的进化理论虽然无法被直接证伪但它依然是科学。在波普尔之后，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意识到了科学划界的困难，所以划界标准不断被弱化。萨迦特（P.Thagard）和邦格（J.Bunge）不认同上述本质主义的划界思想，认为此种做法过于苛刻，从实践上说是失败的。他们试图从逻辑、心理学、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提出多元的划界标准，邦格（J.Bunge）甚至给出了由12个变量组成的划界标准。[4]但是，所有这些划界标准都是有问题的，众多标准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划界问题是多么棘手。

在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看来，寻找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徒劳的，因为科学没有本质。费耶阿本德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表达的观点推向了极端，提出了“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传统的思想家们总是试图为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辩护，所以中立性实验、观察或者理性方法成为科学的救命稻草。但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甚至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不变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就像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测量仪器可以测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环境如何的思想一样是不现实的。”[5]与库恩一样，他也否认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者经验等等。这样，科学的权威就再也无法得到辩护了，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和进步等概念成了空中楼阁。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划界问题被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不利于知识的进步”，“断言‘科学以外无知识’只不过是又一个最便宜不过的童话”。[6]

罗蒂同样取消了科学划界问题。在罗蒂看来，科学划界试图把科学当作是宗教的替代品，从而把科学当作是文明的坚实基础。在传统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表象，正确的方法和程序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但是，在对实在论和“镜式”知识论作出批判之后，罗蒂发现无论是方法论还是中立的实在、概念框架都无法为科学奠基。因此，他提倡用“连带性”（sodality）替代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性”，连带性存在于特定的人类共同体之中，是共同体的人之间经由对话达成的一致和共识。这样，科学就从实在走向了主体间性，从认识论走向了解释学。一旦把科学置于对话和共同体之内，科学与人文科学、艺术之间的对立就有可能被取消，科学与其他文化部门的分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

三，走向建构论

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找到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从而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辩护，而反本质主义者则试图消解科学的边界，否认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权威性。但是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本质主义者无法找到科学的权威来源，无论是恰当的方法论、理性程序、经验验证等等都是行不通的，这突出表现在科学划界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上。其次，反本质主义消解科学边界的做法无法解释科学的权威性。在当代，科学无疑是知识权威的主要源泉，任何知识主张只有把自己标注成“科学的”才能够活动权威性。反本质主义否认科学的权威显然不妥。最后，无论是本质主义者还是反本质主义者都是站在知识论的规范性立场上来谈论科学划界问题的。他们把自己当作是科学的立法者，一方说科学应该有边界，另一方说科学无所谓边界。但是有无边界的问题不是哲学家所能够决定的，它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具有重大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7]科学边界的实践意义提醒我们要把目光从哲学的层面转移到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层面，但是应该采取何种进路呢？

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科学论（sciencestudies）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不满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他们试图从库恩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寻找灵感，试图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以及科学知识本身，这样的进路一般被称为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其核心的知识论立场一般被称为建构论。以往的科学哲学从规范性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科学，认为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表象，表象的精确性一方面受经验观察的证实或者证伪，另一方面受制于理性的逻辑方法。科学知识的发现过程则被当作是社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发现的情境”与“辩护的情境”的分离。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专注于科学制度和科学的规范结构，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知识这个内核，而以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则把科学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从而否认了社会要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但是，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开端的社会建构论则一反传统，它试图弥合“发现”与“辩护”的鸿沟，实现科学的“情境化”（contexualizationofscience）。科学的情境化意味着，任何科学知识和科学语句都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条件来抽象地加以研究。科学知识和事实是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被生产和辩护的，离开利益、权力、价值观等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就无从理解科学，无从把握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建构论那里，知识论与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融为一体了。

在建构论者看来，实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科学也不是对实在的客观表象。如果说实在无法为科学知识辩护的话，那么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是如何得到辩护的呢？答案只能在情境条件中寻找，权力、利益、价值观、修辞等社会文化要素为特定情境中的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所以，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只能是情境化的、地方性的。那种无情境的、凌驾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上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只能是一种幻觉。既然科学知识的内涵和意义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获得，那么由此必然得出，意义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为什么走错了方向，因为为一个处于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情境依赖性的东西划定一个永恒的边界是非常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可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科学的边界也是社会建构的，科学自身为何同样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权威以及边界。[8]

四，作为社会建构的科学边界

建构论无疑为我们考察科学边界问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进路。如果说科学知识是在实验室中被建构出来的，那么科学在实验室和专业共同体之外的形象和权威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托马斯•基恩（ThomasF.Gieryn）主张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9]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无法找到科学的永恒本质可以为科学辩护，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在实验室之外的形象、边界和权威可以由科学的本质来加以说明，它们同样要用建构论加以解释。哪些主张具有知识权威因而是科学的？谁称得上是科学家？科学与宗教和巫术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项目应该得到资助？这些问题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得到回答。在这些情境中，相关的群体基于自己的目标、立场和利益而塑造着科学的形象，勾画着科学的边界，建构着科学的权威。

从建构论的角度研究科学的边界还要求我们转换自己的角色，从科学边界的立法者变成建构过程的描述者和记录者，要把目光投向所有在特定的情境中参与边界建构的参与者身上。哲学家无法决定“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要由相关的社会群体来回答：科学家、政府官员、普通大众、决策者、激进资助者等等。基恩提出的划界-活动（boundary-work）概念恰当地说明了建构论的研究对象。所谓划界-活动就是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把某些主张看作是科学而否认其他主张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当人们相互争夺科学的认知权威（以及可信性、声望、权力以及物质资源，这需要占据特权地位），或者使其合法化，或者对其提出挑战的时候，划界-活动就会出现”。[10]那么，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性是如何在地方性的情境中通过相关群体的划界-活动而被建构出来的呢？我们不妨通过案例来加以说明。[11]

17世纪6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与托马斯•霍布斯之争不仅仅是实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其实质是对真正的、权威的知识的描述：何谓真正的、合法的知识？知识是如何被生产的？谁生产了这种知识？它的目的为何？这场争论是划界-活动的典型案例，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不同的知识图景，其中每个群体都赋予自己的主张和实践以权威性和合法性，而拒绝其他群体的权威性。

在波义耳之前，实验方法往往与传统的炼金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波义耳试图用实验方法来改造传统的自然哲学，并把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科学寻找的是事实，实验得出的结果是否是事实有赖于集体见证（科学共同体和观察者共同体的认同）。那些超越于实验和集体见证之外的知识都是不合法的，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比如形而上学、宗教、个人体验等等。但是在霍布斯看来，确定的科学知识要以理性演绎为基础，科学寻求的不是事实，而是因果解释。这种逻辑演绎的强制力量并不在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而恰恰在于它们的约定性质和反事实的性质：当人们从约定的定义出发，理性地演绎出必然的解释时，知识就变成确定的了，反之就无所谓知识。

我们不能认为波义耳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的观点更符合科学的“本质”，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本质主义的老路上去了。我们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看看波义耳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战胜霍布斯。正如《利维坦与气泵》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旨在考察实验成为权威性知识之基础的历史条件。波义耳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的科学划界更好地满足了一些人的利益和需要，而这些人和群体的力量最终压倒了霍布斯。波义耳的集体见证保证了绅士阶层的利益和权威性。在波义耳那里，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见证都是有效的，只有特定的群体才能生产可靠的知识，比如具有绅士身份的皇家学会的会员。波义耳对知识的规定还更好地满足了复辟时期的英格兰的当权者的需要。王朝复辟时期的危机清楚地表明，保证社会秩序是多么重要。在霍布斯看来，秩序的问题就是知识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利维坦式的知识演绎模型来构造一种统一性和秩序。但是在波义耳看来，霍布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理性无法保证共和的统一性，况且利维坦式的专制还会导致查理一世式的暴政。波义耳的划界方案正好借予“专制与极端个人主义之间”，这既避免了专制暴政，又避免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和事实的集体见证），所以他的方案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恰好一致，从而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

最终，波义耳的划界-活动获得了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不是永恒的。波义耳的划界标准在其它情境中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它具有解释的可塑性，所以不能决定以后的科学边界标划在何处。总之，研究科学的边界问题不能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划界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地考察划界-活动中所包含的权力、利益、价值观以及社会和文化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科学边界的历史可变性和情境依赖性。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12]但是科学的权威并不是先天的，也无法用科学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和辩护。正如自然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一样，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本身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以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边界的建构是一个修辞过程，而不是逻辑过程。在地方性的情境中，不同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主张具有科学性，就必须回答何为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援引各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并把它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主张区分开来。他们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主张争夺权威性，从而把他人的主张斥为非科学的，以剥夺他人的“知识权威”。所以从建构论的角度说，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是相关的群体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是群体之间争夺权威、资源、权力和声望的结果。

科学边界只能是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因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部分依赖于特定的实践关怀而非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定义。我们需要在人们的实际决策和选择的情境中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13]这意味着建构出来的边界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随着情境和时间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使得科学边界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来，历史上的科学边界无法决定当下的科学划界，当下的科学划界也无法决定以后科学边界的划定。所以，科学的边界永远处于不停的重构当中，当某一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受到威胁时，或者当某个人的科学合法资格受到质疑时，划界-活动就出现了。任何划界-活动都时对科学边界的重构，这样的重构无法由任何既定的科学形象所决定，也无法为科学的任何本质特征所决定，重构的结果取决于各方的资源占有、修辞技巧等各种要素。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边界是地方性情境的建构结果，这样的建构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之间的边界是相对的呢？是否意味着关于科学的定义是随意的呢？是否意味着科学边界的建构“怎么都行”呢？在否定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之后，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本质来反对相对主义。这样，不可避免的是，科学的边界具有相对性，它相对于特定的情境。但是，建构并非是任意的，它要受到一系列情境条件的约束。先前的边界在何处？在从事划界-活动中相关群体可资利用的资源有多少？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为何？所有这些要素都决定了科学边界的建构。虽然对科学的解释和理解具有可塑性，但是解释的可塑性并非意味着任何解释都是允许的。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就科学的边界问题进行商讨，各方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手段来说服对方，当共识达成的时候，科学的边界就被建构起来了。虽然这条边界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然而它对此情境中的相关群体而言无疑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1]ThomasF.Gieryn.BoundaryWorkandtheDemarcationofSciencefromNon-science[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48,1983:792-793.

[2]石里克.意义与证实[A].洪谦主编.逻辑实证主义[C].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9.

[3]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7.28.

[4]陈健.科学划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第8章.

[5]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05.

[6]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66。

[7]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9.

[8]ThomasF.Gieryn.CultualBoundariesofScience[M].Chicago&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viii.

[9]ThomasF.Gieryn.BoundariesofScience[A].SheilaJasanoffetal（ed.）.Handbookof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C].ThousandOaks:Sage,1995.440.